编者按：进入21世纪，大国战略博弈全面加剧，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面临深刻调整。2017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驻外使节工作会议代表时首次提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重要论断。2018年12月，习近平同志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局中“危”和“机”同生并存，这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重大机遇。这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对于世界大势的深刻分析做出的一个重大判断。
2019年3月23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青年学会召开学术研讨会，就如何理解这一重大判断的内涵开展深入的研讨。本刊摘编部分专家学者的发言，以飨读者。
世界多极化发展与中国的应对之策
文-王湘穗*
溯源“百年未见之大变局”
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概念，学界有过一些讨论，有的说一百年，也有说几百年。晚清时，中国面对欧洲列强的扩张，李鸿章曾说，“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现“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数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当时中国面对列强虎视眈眈，李鸿章心怀亡国之忧，提出了“对外和戎，对内变法”的主张。
今天我们所说的“大变局”，其含义和那时不同。2017年12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接见回国参加2017年度驻外使节工作会议的全体使节时指出，“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世纪以来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世界多极化加速发展，国际格局日趋均衡，国际潮流大势不可逆转”。
新兴国家快速发展，世界多极化加速，国际格局日趋均衡，国际潮流不可逆转。这是对当今世界形势非常重要的判断。
百年大事如潮：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介入欧洲事务，第一个世界性国际政治组织国联成立；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一战后，德国崛起发动二战，二战后美国和苏联崛起，英国霸权终结；二战后成立了联合国；1944年7月，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由此，美式全球化体系成形；1949年新中国成立，民族独立潮起云涌，20世纪50、60年代，亚非各国人民反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斗争兴起；苏美开始持续长达近半世纪的冷战对立；通行了数百年的金本位制崩溃和信用货币制度的推行；发达国家出现向发展中国家的大规模产业转移，以及1989年后苏东集团解体，美国独霸世界，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应该说这些事情都是风起云涌，足以震撼世界的大事件。
那么，什么是20世纪的主轴？在我看来，就是美国从兴起到衰落的百年轮回周期，眼见他“起高楼、宴宾客、楼塌了”，这是贯穿世界百年的主轴。因为20世纪是美国主导的世纪。然而，与英国霸权衰落不同，美国霸权的衰落主要不是受到西方世界其他国家的取代或者内部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冲击，而是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发展，促使国际格局进一步均衡化，导致世界的多极化。可以说，百年未见之大变局，就是世界东西南北的力量和财富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美国代表的西方世界、北方富国正在沉沦，中国代表的东方世界和南方穷国快速发展，双方力量出现了日趋均衡的局面。
在我看来，习总书记讲的“百年未见之大变局”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指这种此消彼涨的大势。中国的成长，在一定程度上也印照了西方世界和美国全球化体系的没落。概括地说，“百年未见之大变局”就是美国代表的西方世界，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体系正在走向终结，而中国或者东方、南方的新兴国家正在崛起，这就是当今世界的大势。
世界多极化后的“三分天下”
大变局的未来趋势又将如何？我认为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仍将继续，很可能由此导致500年之大变局。即以资本主义扩张为代表的世界潮流将日渐式微，从1500年算起的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有可能解体。
中国共产党在十八大报告和很多文件中都提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其中一个百年目标是到2049年建国100 周年的时候，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进而实现“中国梦”。这实际上是世界第一大政党，对于未来政局走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
近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份关于2020-2035 年十大趋势的报告，预测全球经济将维持2.6% 的低速增长，其中发达国家1.7%，发展中国家4.9%，双速增长的结果，就是到2035 年全球经济将出现多极化。2035年，发展中国家将占全球经济的60%，经济规模与投资超过发达国家，世界经济重心将从欧美转移到亚洲。届时世界前几大经济体的排序将是：中国、印度、美国、俄罗斯、日本、德国。
罗马俱乐部报告《2052：未来40年的中国与世界》中预测：到2052年，全球GDP将达到145万亿美元，其中中国约46.8万亿美元，占比为32.2%；美国约13.5万亿美元，占比9.3%；美国以外的其他经合组织国家（OECD）合计33.3万亿美元，占比23%；新兴经济体（BRISE，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和其他10个较大经济体，如印度尼西亚、墨西哥、越南等）约33.2万亿美元，占比为23%；世界其他地区（ROW，共计150个国家和地区）约18万亿美元，占比12.4%。也就是说，到时候中国、OECD加美国、其他发展中国家各占全球经济的三分之一左右。
普华永道对2050年世界前10位经济体进行了预测，其排名是：中国、印度、美国、印尼、巴西、俄罗斯、墨西哥、日本、德国、英国。其中，中国经济总规模约为58万亿美元，约占20%，印度和美国分别为44万亿美元和34.1万亿美元。高盛也预测这10个国家在2050年将位列世界前10名，不过位次有所不同，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占比则更高，约占到50%。
上述这些分析预测表明，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会继续快速发展，发展模式呈现多样化；世界实现多极化，出现“三分天下”的局面；进而出现500年未见之大变局。即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不再是代表当今世界的唯一体系、甚至不再是主流的经济体系，而像中国这样走其他发展道路的文明，可能会在这个世界中产生更大的影响。
中国的应对之策
第一，办好自己的事。中央反复讲“四个自信”， 1949年建立新中国，解决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国家独立的问题，改革开放40年解决了中国发展起来的问题。我们对于中国道路一定要有自信，同时还要实干，不能懈怠、不能未富先衰。我们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该补课的补课，该创新的创新，该坚持的也要坚持。
第二，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中美关系如何处理，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非常重要。美国日渐衰落，中国正在崛起，美国一定会打压中国。中国对此要有思想准备。从策略计，中国要疏离美国，惹不起躲得起，可以顺势脱钩。包道格①认为中美不容易脱钩、脱不了钩，许多中国人也是这么判断。尽管现在脱钩，对于中美双方都是难以承受之痛，但从长期看，中美两大经济体迟早要脱钩。以前中美是在一条船上，是一个体系中的垂直分工关系。在这个经济基础上，中美关系可以维持总体稳定，这就是40年里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儿去、坏也坏不到哪儿去，斗而不破的秘密。现在中美关系的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一条船变成两条船、甚至是两个船队了。所以，班农（我称之为“班农-特朗普主义”）主张，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重点就是要把中国从美国主导的全球产业链驱逐出去，对此我们应该有所准备。近期有些分析报告指出，随着贸易战、科技战的爆发，世界将出现两个并行的科研体系。当然，我们要尽量避免正面对抗，要顺势而为，让美国下台阶，要渐行渐远。
第三，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泛亚共同体。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世界可以分为五个泛区，包括泛欧区、泛俄区、泛亚区、泛美区和泛非区。中国是泛亚区的核心国家，如果加上泛俄区和泛非区，就形成了亚欧非世界岛的大合作区。从这个角度看，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这是中国要做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第四，绝不称霸。未来美、欧、亚天下三分，中国居其一而足，绝不称霸。三居其一，这应是中国的基本态度，应成为我们的基本国策。
（编辑 宋斌斌）
抓住战略机遇，应对“大变局”挑战
文/姚枝仲*
新时代有两个最重要的特点：国内是基本矛盾的变化，国际上是美国霸权的衰弱和中国的崛起。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更重要的是看未来的30年，因为这是中国崛起、中华民族复兴最关键的时期。
未来30年很关键
如果发展相对顺利，未来30年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到2021年左右，中国就可能成为世界银行定义的高收入国家，届时我们的身份定位就有了很大的问题——十九大报告定位，我们发展中国家地位不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变，这在国际社会上可能面临很大的压力，美国、欧洲、日本一直想借WTO打压中国，想把我们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去掉。这是一个马上要发生的大问题。
到2030年，中国的GDP可能超过美国。虽然中国的综合实力还不如美国，但这必定会引发国际格局的振荡，起码中美两国经济上的非对称性没那么大了。现在美国跟我们打贸易战，我们的损失可能会比较大，因为经济体量比美国小，对外依存度比较高。如果中国的GDP超过美国之后，经济上这种力量的差异性会小很多，会更加平衡。
到2035年，中国的研发支出可能超过美国，这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性意义。美国认为，它到2050年还将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核心因素是美国是世界知识创造中心，它的科技领先地位还能延续到2050年。如果中国也成为世界上一个重要的知识创造中心，将对美国提出很大的挑战。当然，届时科学技术会发展到什么程度难以预料，但从投入角度来看，我们知识产出能力和水平都会达到一个非常大的量级。
到2050年，中国的军事实力可能跟美国逐步接近。
30年很快，中国跟美国各方面的实力将会接近，我们能看到这一趋势，美国人同样能看到。美国人对中国实力的增长和挑战反应很强烈，要在战略上打压中国，而且正在付诸行动。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张宇燕提出了“规锁”概念，就是美国用规则锁定中国的发展水平，他们确实正在做一些相关的规则修订。总之，美国就是不想让中国顺利地发展下去，所以这期间可能会发生一些比较激烈的冲突。
即便面临种种挑战，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我们还是有一个战略机遇期。这个判断的依据是，中美间不一定发生阻碍中国复兴趋势的严重冲突，我们还有可能获得一个比较稳定的发展空间。
从政治方面讲，目前西方各国的政治制度遇到种种问题，正处于一个低谷期，中国的政治制度则显示了自己的生命力，从政治制度上打压中国很难产生效果。
从经济上讲，中国的GDP已达13.6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二，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经济对中国有比较大的依赖性，这种经济格局必将影响这些国家内部的选举：西方国家从战略上需要打压中国，但打压必将影响自身利益，一旦选民反对意愿高涨，其政党的生存能力就会下降。
从军事上讲，中美间发生直接的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极小，但不排除发生局部冲突的可能。
从外交上讲，美国和欧洲、日本有矛盾，目前还难以形成对中国合围的态势。
所以综合起来看，中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确实还有发展的机遇。有些人认为，只要中国实力上了一个台阶就会更加安全，对此还是要持谨慎态度，因为随着我们的应对能力提高，发生冲突的领域可能会更多。现在美国人称中国是“战略竞争对手”，而后随着我们在一些高科技领域的能力成长，发生利益冲突的领域可能增加，并不是越往后会越稳定。只是当前各种形势的发展让我们还存在一些战略稳定空间。这个时期如何应对很关键，也就是我们如何把这个战略机遇期内生化，通过制定合理的政策，让外部环境更加稳定，延长我们的战略机遇期。
如何应对挑战
从应对角度来看，有三个方面比较关键。
提升战略能力。战略能力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增强自身综合国力，包括国防实力。我认为，我们在经济上和美国的关联度紧密一些不是坏事，这样它要打压中国，对它自己的损害也就越大。
第二，提供利益的能力，就是我们在自己发展的同时，真心帮助一些国家共同发展；我们在国际上要有更多的朋友，打掉美国对我们合围的企图。这是我们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强项。
第三，自身的综合防御能力。我们在高科技领域仍有很多短板，被美国“卡脖子”。解决这个问题，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尤为关键。中国现在创新体系发展势头很好，随着各层级的研发投入越来越大，将会大大提升我们在科技和经济各方面的抗风险能力。我们的金融体系也存在短板，要高度重视金融安全，提防金融战的风险。我们急需发展独立的跨境人民币支付系统，这是我们很重要的战略能力。
显示战略意志。战略意志很关键，我们现在和美国之所以能谈，是因为前期有坚韧的斗争，让美国不能小觑我们。一旦丧失战略意志，就会一步步被逼入墙角，任由对手摆布；奋起抗争，显示敢于“亮剑”的勇气，反而能让对手知难而退。
拓展战略空间。中国是亚洲大国，有很大战略空间和回旋余地。我国在亚洲已经处于经济中心地位，东北亚、东南亚周边国家，对中国经济有很强依赖性，它们的经济格局、经济结构跟中国密切相关。我们完全可以进一步加强贸易和基础设施投资等，进一步密切和周边国家的经济关系，包括推动区域贸易协定等等。“一带一路”倡议是我们很好的一步棋，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加强和中亚、中东、欧洲和非洲的经济文化交流，帮助相关地区经济发展，带动各方面的进步。这种发展模式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和积极响应。
（编辑 三友）
一场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文_王晓泉*
大变局之起点：鸦片战争
2012年11月十八大结束后，新一届政治局成员就参观了《复兴之路》展览，习近平同志在展览中提到了“中国梦”这个重要概念。他指出，经过鸦片战争170多年的艰苦奋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的前景。
鸦片战争是中国和西方的力量对比发生第一次深刻变化的转折点。鸦片战争之前，虽然中国和西方之间已有多年贸易往来，但彼此还是相对独立的。中国属于东亚封贡体系，经济总量长期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从鸦片战争起，列强的坚船利炮敲开了国门，中国进入由盛转衰的过程。这时西方资本主义的扩张就真正把中国囊括进他们所主导的世界市场。
大变局之推动力：经济全球化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主要推动力是经济全球化。当时爆发鸦片战争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因为中国封闭的制度，不适应资本主义的全球经济体系，中国市场并不向西方全面开放。1792年英使马戛尔尼到中国商谈通商，但是清政府不屑一顾，结果半世纪后被英国炮舰轰开了国门。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开放口岸，加入世界市场。1872年，李鸿章谈到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第一个折子叫《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大意是：各国都要来跟我通商，我们从未遇到这种压力，我虽然距西方万里之遥，但不得不跟他们接洽办理，这种情况是三千年来未有的。经济全球化是躲不掉的；如果继续闭关自守就要挨揍。但李鸿章的主张并没有能够改变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国家的命运。
二战后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体现了一种新的因素，即结束了西方“宗主国”和“殖民地国”之间的统治关系，而通过“平等”经贸合作方式，追求对落后国经济政治的实际控制。相比旧殖民主义，当时这种方式应该说有其进步的一面，美国因此赢得了整个20世纪。
当时世界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峙，主角是苏联和美国，世界市场处于割裂状态；美国主导的西方为争霸的需要采取了一些改良措施，其生产力的发展速度快于苏联阵营。而苏联阵营没能在竞争中取胜最终走向解体。苏联解体后，西方主导的全球一体化经济达到一种新的高度，其覆盖地域空前加强。与此同时，西方资本的贪婪本性逐渐显露，之前的改良措施慢慢后退。西方世界矛盾加剧、危机四伏，世界动荡不安。而且美国从全球化中牟利的方式已经阻碍了世界生产力的发展。
与此同时，中国逐渐适应了这套规则体系，迅速崛起。面对这一局面，美国的新孤立主义抬头，甚至要再次割裂世界市场。这种逆势而为的政策，必定引起更大范围的反弹，美国的衰落也就成为必然的趋势。
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一种新型的全球化即将到来，而“一带一路”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它的前奏，因为它覆盖的地域不仅仅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而且将影响整个世界。如果这种新型全球化超越了美国既有的全球化模式，它一定代表未来世界的发展方向。这是百年未有的一个亮点，也是“百年未有大变局”的一个重要推动力。
大变局之实质：权力的转移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实质，就是世界权力的转移。权力的转移不是从美国转向中国，而是世界多极化，形成以中国、俄罗斯或其他欧洲国家为首的力量中心，其结果必然是由单极世界向多极世界的权力转移。
第一，软实力的转移，包括政治价值观、对外政策和文化。
政治价值观。现在美国所谓的价值观外交越来越难以为继，它所推崇的西方民主价值观的影响力在苏联解体初期达到顶峰，几乎所有国家都仿效它的“民主”制度，但很多国家后来出现内耗加剧、颜色革命、“可控民主”等等问题。美国还大搞双重标准，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所谓民主价值观只不过是美国推行其外交政策的工具。
对外政策。近30年来，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叙利亚战争、阿富汗反恐战争；拒不签署京都议定书、不签署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退出中导条约等等，这一系列事件发生之后，美国的对外政策已经声名扫地，接近破产。
文化影响力。美国的文化根基并不深厚，它的文化影响力得益于其超级大国的实力。它强调人的权利、自由和自由贸易，但这些理念和政策很多只是当年对苏争霸时的改良主义工具，苏联解体后开始逐渐收回。相比之下，中国关于世界经济共赢发展、和谐发展等理念，以及我们所倡导的和而不同、尊重文明的多样性，远远比美国文化来得深厚。随着中国的实力增强，这些文化底蕴将更有吸引力。尤其是，我们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在这种情况下，与中国“共舞”的人会越来越多，中国的朋友圈会越来越大，中国的软实力也将随之提升。
第二，经济主导力。如果未来30年我们能够走得比较稳，世界经济的主导权必然发生巨大的变化，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力必然增长。
第三，军事控制力。美国今天还是世界头号军事大国，但实际上它的军事实力增长正在放缓。同时，中国和俄罗斯的战略理念非常相近，两国合作的军力加在一起足以遏制美国在中俄周边开展军事冒险活动。美国自身的盟友体系也在消解，欧洲的独立防务倾向不断加强。在东北亚，日本和韩国对美国的离心倾向也在加强。上世纪90年代，美国所占据的绝对军事控制力已经不复存在。世界的权力正在发生分解转化，霸权的权力正在消解，新兴的世界中心的权力正在形成中，世界多极化的步伐不断加快。
三大动因：科技、陆权和人权
从根本上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动因主要包括三条。
第一，科技飞跃。它对整个地缘经济、地缘政治、地缘安全都带来了新的变化，科技飞跃主要表现在交通技术、通信技术发展等方面。
第二，陆权的崛起。陆权的崛起实质上改变了欧亚大陆的战略格局。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和中俄开展全面战略协作，我们来自陆上的压力减轻，这是百年未有的好形势。中国向东面朝大海，现在可以充分发挥陆海权兼备的优势。“一带一路”所说的“路”和“带”，其中“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存在，而“带”还是我们的短板。要补齐短板，奋起双翼。
第三，民权问题。一方面，资本无国界，任何国家的经济都要融入国际资本主导的全球一体化经济体系中，发展中国家需要逐渐打破这套垄断秩序；另一方面，各国都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和制度模式，这其中会产生很多类似于中国的制度模式，选择有别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
综上所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形态和走向伴随着习近平主席所说的“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国的崛起，将代表一种世界范围内更加合理的发展格局和利益分配的方向。因为中国不是一国之崛起，而是带动多国之崛起；不是一国的现代化，而是推动多国的现代化。
（编辑 宋斌斌）
百年中国与全球化：转折与风险
文/程亚文*
近代以来，中国经历了两次经济全球化浪潮。百年前，清王朝瓦解，中国陷入近代以来空前的外侵内乱，那时是英国主导的全球化时期。普遍认为这一轮全球化起自19世纪中期，终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于1840年鸦片战争后逐渐被纳入英国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百年中不断遭受列强的侵略和欺凌。上世纪70年代末，在新一轮以美国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中，中国调整国家政策、实行改革开放，主动加入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浪潮，并以成功者的形象展现于世。近些年，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通过G20等国际舞台参与全球治理，被认为是在开拓一种“新型全球化”。
从上一轮经济全球化中的被动方和失败者，到这一轮经济全球化中的成功者和弄潮儿，这种反转是如何发生的？
新中国为什么能在经济全球化中取得成功
当代中国与百年前清朝崩溃时期的中国的显著不同，突出表现在国家能力上。当代中国在各方面表现出强大的国家能力，而从晚清至20世纪中期，中国无论对内对外，都处于严重的国家失能状态。首先是不能抵御外来的军事压力。两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战败和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以及外国在华租界、在华驻军权和治外法权等等，百年的中国已丧失护卫自身安全的基本能力。其次是中央权威瓦解，对各地方、阶层、族群的号召力和管控能力逐渐弱化，对地方事务不能有效约束，国家分崩离析。再次，无论是晚清的“洋务运动”，还是民国的“黄金十年”，中国都是全球化的被动跟随者，是被西方资本牵着鼻子走，根本谈不上如何利用全球化的利益、规避全球化风险。
百年前的中国乱局，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全球化所导致的政治后果。经济实力弱小的中国，在开放市场和西方资本的冲击下，国内不同地域被卷入全球化的程度不同，区域间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形态明显分化，各地方利益出现严重疏离，而当时的中国政府在内外夹击下，不再具备对国内各层级、各地域协调和管控的能力。
当代的中国，是在拥有健全的国家能力的前提下加入经济全球化体系的。在中国与全球经济的互动中，始终保有高度的能动性，“融入”的同时又能够在相当程度上合理调节，安排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程度和方式，兴利除弊。
国家能力首先体现在政治上。中国共产党拥有强有力的政治组织能力和国家动员能力，在有效规制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的同时，有能力协调不同区域、不同阶层的利益分配关系，在此基础上形成共同的意志，推进国家建设。这与晚清时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其次是体现在产业政策和国防建设的政策选择。新中国成立的前30年所选择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产业政策，不仅为此后的经济发展积累了基础技术与制造能力，也为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提供了起码的物质和技术前提。正因如此，外部力量再不能轻易干预中国的经济、政治进程、损害国家安全。这就保证我们加入全球化之后仍有能力独立制定国内经济、政治、社会各方面政策。
当代中国的国家能力还体现在，1949年以来，我国通过引进技术和依靠内部积累，在改革开放之前即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这一体系不仅成为加入全球化之后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强有力基础，也使我们有能力消化来自外界的各类经济要素，而不是被动跟随经济全球化的步伐。这一段时期，全民基础教育的普及，改革开放后高等教育的发展，又为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储备了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更丰富的智力资源，从而为中国有效地消化吸收外来技术和经验并推陈出新、转化为经济全球化的主动方和引领者，创造了良好条件。
在中国取得引人瞩目的经济成就，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成为新型经济全球化动力的提供者之时，外部世界对中国有一种看法，认为这些年中国的成功，不过是“沾了全球化的光”，是美国“帮助”的结果。当然，中国由“落后者”到“先进者”的转变离不开外部帮助的因素。但问题是：同样处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中，为何在上一波中国是一个失败者，而这一轮却成了弄潮儿？显然，全球化作为外部因素，不会自动让卷入的国家“沾光”。一个国家内部的因素，才是决定其能否有效利用全球化的积极因素、促进国家进步的根本。没有中国共产党这一新兴政治力量推动20世纪中国的兴起，没有改革开放前30年对国家能力的苦心培育，在这一轮经济全球化中，中国仍可能是失败者。是仓促被动卷入经济全球化并被其役使，还是主动选择加入经济全球化并将其驾驭，会有不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后果，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与经济全球化两次相遇的一个重要启示。
不仅中国如此。上一轮全球化潮流中，德国、日本、美国都是当时的“新兴经济体”，类似今天中国的地位，它们加入英国主导的全球化时也曾受到很大的冲击和压力，其他许多国家在这一过程中落败。
例如19世纪的美国。当时美国南方是英国棉纺工业的重要原料基地，深度融入进英国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而北方正在建设自己的工业体系，这样就导致国内不同地区之间深刻的分歧与矛盾。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强化了中央政府权力，全国形成统一的政治意志，通过对国内市场实行保护政策，培育了起强大的工业体系。
日本也是这样。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对外引进新技术，通过关税保护培育国内市场，优先发展重工业，逐渐建立起较完备的国内经济体系，迅速成为一个工业化国家。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其工业产值远远超过中国。美国、德国和日本在历史上的一些成功经验，与今天我国的发展是可以作对比的。
警惕全球化中的风险
上一轮经济全球化进程，无论处于全球化边缘区的落后者，还是处于中心区的列强，都曾先后陷入政治混乱或帝国解体。此一时的成功者，如果不能很好地防患于未然，在彼时又跌落成失败者，这并非不可想象之事。
鸦片战争后，清朝被动地卷入到英国主导的全球化，其内部的不同区域之间（最初是南、北，后来是西、南），形成地域间巨大的利益分化，其结果是政治意识撕裂，国家分崩离析。地方的分裂持续到清朝崩溃和之后的民国初期。这是全球化背景下外部势力干预造成的内部撕裂。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的崩溃，也都与当时英国主导的全球化的强烈影响密切相关。从历史来看，全球化的主导者和推动者，从全球体系中攫取到最大的利益，是“帝国”和“霸凌者”，是全球非正义的输出者。这种非正义性也为主导者自身埋下隐患。当英国所推动的全球化达到高峰时，其霸权体系自己也崩溃了。导致当年英帝国瓦解的因素，同样也在困扰当前美国霸权体系。
中国特别需要总结经济全球化的风险，因为今天中国已处于经济全球化动力者之一的位置。中国需要防范和规避三种风险：一是中国所推动的包括“一带一路”倡议等在内的国际机制，这些需要中国付出很大投入，如操作不当，这些成本可能因为在海外遇到难以预测的风险，导致得不偿失。第二种，中国的国际倡议必须顾及有关国家内部的结构和利益关系，避免陷入所在国纷争。第三，中国推动的国际倡议将强化我国与其他国家的资金、人员往来，这也会涉及国内某些地区的利益关系和信仰结构。为此我们不能把“一带一路”倡议单纯作为经济事务，而要综合考虑经济、政治和社会的互动关系，掌握好分寸。
卡尔·波兰尼的《巨变》分析了从19世纪一直到20世纪上半期，欧洲经济社会的变化如何造成欧洲文明的衰败。我们今天也到了这样一个节点，需要准确地总结20世纪中下叶以来，世界在各个方面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些方面的变化又将如何影响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到“百年未有之变局”
文/田文林*
当前，中国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即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如果说晚清时李鸿章所说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对中国主要是一场危机和挑战，那么现在习近平总书记谈到的“百年未有之变局”更多是一种机遇。两种说法含义迥然不同，从侧面折射出中华民族近百年来凤凰涅槃的攀登之路，也是中华民族近百年来发展历史的“U形曲线”在理论上的折射。
晚清时，中国仍处停留在传统生产方式，但面对的世界则是西方列强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上的坚船利炮。当时湘军将领胡林翼看到西洋轮船在长江逆流而上，“迅如奔马，疾如飘风”，当即变色不语，并中途呕血，几乎坠于马下。这个情景生动说明了清朝官员在西方先进科学技术面前的惊恐与无奈。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的巨大差距不是短期所能弥补的。西方国家正是依靠这种悬殊的“火力差距”，常能以数千人兵力击溃上万清军，迫使大清帝国屈膝求和。不仅如此，原来只是地域性文明的西方文明，日渐被确立为全球适用的“新文明”。这样，中国不仅面临军事和经济领域落后带来的挑战，通行几千年的中华文明也面临推倒重来的危险。因此，“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说法并不为过。
面对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以及西方文明前所未有的挑战，几乎所有非西方国家都面临痛苦的自我蜕变的过程。很多发展中国家（如中东国家）始终没有找到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因而未能度过劫难，最终在西方冲击下日渐衰落。相比之下，中国通过上百年的艰辛探索，幸运地找到一条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借此实现凤凰涅槃，在短短70年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跨越式发展。
中国迎来蓬勃向上的“百年未有之变局”
从经济力量对比看，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南升北降”趋势明显。过去几百年来，世界经济权力的“接力棒”始终在西方世界（尤其是英语国家）内部传递。早期的西班牙和荷兰，后来是英国，再后来是美国。然而，到2012年，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首次超过西方国家，中国更是接连超过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从晚清以来处于国力持续衰落的轨迹，GDP由世界第一跌落，现在又开始从谷底上升并进入快车道，而且在可见的未来，中国国力超过美国是大概率事件。这是物质层面的一个反转。
从经济制度看，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比西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更具竞争力。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面对传统的农耕和游牧经济，具有无可比拟的巨大优势，那个时候中国在经济上已经处于半边缘的地带。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说，工业革命后，“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然而，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存在先天性缺陷，并将注定走向灭亡。该制度的寿命之所以一直延续至今，主要是通过教育、技术创新等方式寻得新的经济增长点，即大卫·哈维所说的“时间空间修复”，从而使经济在“创造性破坏”中不断获得重生。时至今日，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大国，其经济日趋金融化，技术创新的动力和基础日趋薄弱，像乔布斯那样的创新型企业家越来越少；相比之下，中国近年来申请专利数量快速上升，在高技术领域的追赶速度日益加快。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国家靠技术创新来延续寿命的办法越来越困难。
西方国家的“空间修复”能力也日渐枯竭。所谓“空间修复”就是通过经济全球化，使大资本流向全球的价值洼地，从中获取高额利润。尤其苏联解体带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张，使西方国家获得巨大“冷战红利”，也就是资本主义全球化带来的红利。然而时至今日，全球化已经涤荡了世界上每个角落，西方国家几乎找不到新的扩张空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其实就是资本主义固有矛盾难以克服的结果。金融资本过度膨胀是造成危机的主因，但美国解决危机的办法却是用纳税人的钱去解救这些金融机构，为其打造“黄金降落伞”，从而使原有痼疾更加深重。现在特朗普企图重回19世纪美国的政策，通过贸易保护主义实现“再工业化”。然而，在金融资本过度膨胀背景下，特朗普注定回天无力，其政策必将昙花一现。相比之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在经济赶超的背后，是中国已经找到了适合自身的、更具竞争力的发展道路。
此前，西方的代议民主制被视为“万能灵药”，受到各国追捧。尤其在上世纪90代苏联解体后，这一政体及其意识形态更是风靡全球。然而事实表明，没有哪个发展中国家因实行了西式民主而实现繁荣强大。最新的案例就是2011年中东剧变后，“阿拉伯之春”变成了“阿拉伯之冬”。在此背景下，西方制度的吸引力大幅下降。20世纪90年代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时的那种乐观主义，日渐被悲观失望情绪所取代。连美国前总统奥巴马都觉得美国的民主制度已经病入膏肓。相比之下，中国的民主集中制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而且可以“一届接着一届干”，这与美国历任总统相互否定的“一届毁着一届干”的弊端形成鲜明对比。
沉着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后的风险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既包括机遇，也包括危机与挑战。“行百里半九十”，中国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民族伟大复兴，面临的危机与挑战也前所未有。从权力变迁看，世界历史上老二赶超老大，不成功案例远多于成功案例；从经济角度看，发展中国家能够超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少之又少。新一届中央领导居安思危，特别关注未来可能遭遇的重大风险，关注所谓的“灰犀牛”与“黑天鹅”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方面要防止“棒杀”，也就是美国等西方国家打压带来的挑战。美国习惯了充当世界老大，不会允许中国轻易赶超，因此想方设法阻碍中国崛起。2018年以来，特朗普政府对华发动贸易战，目的就是遏制中国经济赶超步伐。尤其是2019年5月以来，美国无端对华为、大疆、海康威视等中国高科技公司进行制裁。白宫前战略顾问班农公开称，把华为公司从西方市场赶出去，比中美之间达成协议重要十倍。这表明，美国为了防止中国抢占科技制高点，已经图穷匕见，全面封杀中国的高科技产业。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斯金纳更是将中美矛盾提升到“文明冲突”的高度。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必须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并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一方面要敢于斗争。中国并不愿与美国撕破脸，但“树欲静而风不止”，美国接连挑衅中国的政策底线，迫使中国退无可退，只能奋起反击。美国的霸权主义政策本质上就是欺软怕硬，只有打不败的朋友才能成为朋友。当前中美贸易谈判表明，单方面的妥协退让，不会带来和平安宁，反而会使美国得寸进尺，更加贪得无厌。只有敢于斗争，才会捍卫国家利益，使美国的霸权行径有所收敛。另一方面要敢于胜利。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一路披荆斩棘，屡屡以弱胜强，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这种经验对于当前应对美国的经济战同样适用。当前美国看似强大，实则存在诸多结构性弱点，如选举政治导致的政策短期化、金融化导致的经济空心化和泡沫化等。中国看似弱势，但拥有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制度优势、完整工业体系的产业优势，以及14亿人口构成的市场优势。长远看，时间显然在中国一边。另外，从历史趋势看，经济全球化是大势所趋。当年拿破仑纵横欧洲，但其对英国实施的“大陆封锁政策”，试图通过人为手段阻断英国与欧洲大陆的经济联系，但这一政策最终以失败告终，并加快了拿破仑帝国的瓦解。当前，在全球经济相互依存度空前提高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妄言要将中国踢出现行国际分工体系，这不啻是螳螂挡车。因此，中国应对美国的经济战，不仅要敢于斗争，而且要敢于胜利。
进一步看，中国要想赢得胜利，必须采取正确的战略与策略。从战略层面，最重要的就是要保持坚定的战略意志。这是因为，中美力量对比转化是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由此决定了中美战略博弈注定是一场持久战。中国必须卧薪尝胆，努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同时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才可能赢得最终胜利。从策略层面看，中国又要保持东方智慧，避免与美国“硬碰硬”。中国式智慧则类似于下围棋和打太极，其做法不是贴身紧逼，而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将谋势、保持主动性放在首位。同时在设定战略目标时，注意实力与目标相互匹配，避免因力不胜负使自身受到损耗。
最后要说的是，中国要想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化危为机，还要坚持独立自主精神，凡事学会“留一手”，以免受制于人。在这个问题上，华为公司的做法可圈可点：该公司许多芯片由美国制造商提供，但为防止美国关键时刻“卡脖子”，自己进行芯片研发，做好“备胎计划”，由此使其在美国断绝芯片供应后仍能正常运营。唯有自主，才有天助。中华民族要想逆势崛起，更是须臾离不开独立自主精神。
（编辑 三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