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国内油气勘探开发力度，努力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是实现我国能源独立的进军号。怎样贯彻落实？
寻找差距 加大勘探开发力度
大国的历史说明，国内油气资源是国家能源安全的基础；国内发达的石油业是主动、有效利用国外油气资源的基础。
石油是商品，更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对某些霸权国家来说，石油也是扼杀他国经济，颠覆他国政权的武器。世界上确有若干国家完全依赖进口石油实现了现代化。有人以此为据，主张我国效仿，但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如果走这样的路，将付出改旗易帜和甘当附庸的代价。
几十年来，我国油气产量增长已居世界前列，但是产量增长赶不上经济快速发展的步伐，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石油超过70％，天然气超过40％，超过了美国历史上的最高值。就综合国力和在世界石油业中的“话语权”而言，我们还与美国有很大差距。值此世界大变局时期，我国油气需求存在这样高的对外依存度，显然是我国能源安全的软肋。
从新中国大规模油气勘探开发实践看，历次全国油气资源评价都已证明我国资源丰富。其中常规油气探明程度比较低，分别不足四成和二成，而非常规油气的探索才刚刚起步。勘探开发程度既不平衡，也不充分。我国有含油气前景的地区，已颁发许可证进行勘查开采的面积仅占其一半左右。中美两国有利勘探面积相近，但是开发投入却相差悬殊。以每年完成探井为例， 1938-1998年，美国平均每年完成探井8680口；而我国探井一般只有1000-2000口，投入最多的近十年，也只达到3464口，其中，辽阔的海域，每年仅完成92口探井。
统筹国内外“两种资源”
目前来看，在今后10-20年内彻底扭转我国油气对外高依存度局面比较困难。美国长期在高依存度下为保障油气供给，抓进口安全的三项措施、抓本土资源开发的五点办法值得我国研究借鉴。
我们应努力将“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发展成互为表里的关系，“里子”就是国家能源安全。只要可获得性、经济性允许，不破坏生态环境的条件下，应尽量多利用、多储备国外资源；与此同时，国内开发工作丝毫不能松懈，要多找储量，多建产能，并选择部分“富集高产”储量“建而不采”或“建而少采”，以备不时之需。
坚持“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发展道路
实践证明这条路在我国是可行的。延长油矿成长为我国第四大油公司，鄂尔多斯盆地成为全国第二大油气区，是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油气上游产业的技术和装备水平得到迅速提高，使“上山下海进大漠”开发油气的夙愿变成了现实。在引进外国公司共同开发油气的同时，国内也出现了众多各种体制的中小油公司。实践证明这样做有利于“低品位”资源充分利用；有利于拿下久攻不克的油区；有利于已废弃油气田“起死回生”；有利于开拓新的勘探领域；有利于增加就业岗位；有利于回收“落地油”。国家需要各类大中小公司组成的完整产业链，而不是某个极端。要走这条道路，必须解决“船和桥”的问题，做到资源开放、资料共享、有效投入、技术服务，有效监督。
面对形形色色的油公司，政府服务应分类施策。外国中小油公司是和现代石油工业同步成长的，属于“资本和知识紧密结合型”，到中国来开发油气只是“战场转移”。中国中小油公司大多是改革开放以来成立的，“半道出家”，属于“资本与知识急待结合型”。对于前者，要帮助它们摆脱“水土不服”；对于后者，要帮助它们熟悉石油上游产业，从易到难向前发展。
鉴于陕北十年“石油潮”走过的弯路,矿权放开的力度应与政府的执政能力相适应，避免重走“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老路。
协调国家与企业的利益关系
发达国家很早就认识到国家、企业两个层面油气经营管理目的存在差异。这次“低油价”有助人们加深这方面的认识。
2010-2015年，全国原油产量持续上升，年均增长200万吨；2016-2018年油价下跌，全国原油产量下降了2545万吨，每年减产800万吨。而且，无论海上、陆上，东部、西部，新区、老区，所有的油公司均在减产。与此相应，上游业投资明显减少。以中石油为例，2010-2014年，年均投资1607亿元，最高1829亿元；近三年年均投资1262亿元，最低1100亿元左右。显而易见，产量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断崖式”下跌的国际油价，各油公司为保持利润主动关闭部分油井所致。
近三年全国原油減产达11.8％。其中，中石油、中海油、中石化和延长及地方降幅分别为9.3％，10.5％，16.0％和27.9％，民企降幅有的高达五、六成。从这组数字不难看出，央企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压舱石”，中石油更是咬紧牙关顶起了原油生产的“半边天”。显而易见，为了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对石油等央企，在改革中还不能简单地强调它们只是“管理资本”，而要担负起维护国家能源安全的责任。
鉴于上游业“长周期”的特点，国家应设立“石油勘探开发基金”，在“低油价”时期反哺石油业和保持上游业有足够的投入。
发达国家的石油业，大多经历过早期“乱开滥采”，继而政府强力监管，最后实现“由乱到治”的过程，对“两只手”的辩证关系有比较深切的体会。与这些国家相比，我们认识上有误区，实践上有差距。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对石油上游业的特性考虑不够，在油气开采阶段缺乏调适能力。能源主管部门变动过分频繁，而且未能在认真分析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用法律确立新主管部门的职责和权力。机构重组时，原部门的骨干很少进入新部门，影响了工作的连续性。近年来发生的“气荒”，页岩气招标和拍卖效果欠佳，都说明“看得见的手”，既要敢管还要会管。
“依法治矿”要实现全覆盖
目前当务之急，是加强开釆阶段管理。要狠抓提高采收率和储量动用率，这是石油上游业高质量、高效益发展最现实的抓手。截止目前，全国累计探明石油地质储量，采收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新增可采储量就可在目前的年产量水平下多生产2年。全国探明未动用石油储量80多亿吨，动用一半，采油速度即使低至0.5％，也可供新建产能2000万吨；探眀未动用天然气储量5万亿方，动用一半，采气速度1％，也可新建产能250亿方。加上带动技术服务业增加的效益，足可以开拓出新的经济增长点。
另外，要在承认矿产资源“级差性”的基础上，修订完善矿权管理和税费制度，使临时性的财政补贴政策，转变为激励开发油气的长效机制。
“开源”和“节流”两手抓
我国单位GDP的能耗远高于发达国家，节能有很大的潜力。我们规划未来的时候，切忌以“美国生活方式”为样板。美国年消耗石油高峰值为9亿吨，人均3吨。中国若以人均3吨石油为标准，每年就需要40亿吨左右，大体相当全球的原油年产量，这既不现实，也无必要。“开源节流”应该是我们保障能源安全的基本国策。
加大投入，提高效益
开发油气是生产活动，经济活动。按经济规律办事，工作对象选择上必然是“先易后难”、“先肥后瘦”。一般来说，非常规油气比常规油气开采难度大、成本高、污染环境概率高。为了今后持续发展，暂时不计成本对非常规油气开辟若干“先导试验区”是完全必要的；但是，进行商业开采，必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深化“老区”，开拓新区
油气田产量自然递减，这是客观规律。为了减缓递减，需要采取各种增产措施；为了保持一个油区（盆地或盆地群）的稳产和上产，需要持续开拓新领域，探明新储量，建设新产能。所以石油上游业是一个“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行业。
和建国初期不同，现在的工作对象不仅有新区，而且有“老区”。世界上主要油气生产国，都高度重视“老区”的稳产和发展。美国近半个多世纪来，80％的新增可采储量来自“老区”。当前世人瞩目的非常规油气主要产地也在“老区”里。和美国相比，我国的石油地质条件更复杂，“老区”工作和认识程度低得多，因而潜力更大。在我国，政府能源主管部门频繁变动，“老区”工作成了薄弱环节。个别“老区”，如松辽盆地，大庆长垣油田产量递减，而其外围的储量、产量接替不上，造成了全局被动。
目前看来，制定油气发展规划时应分层次提升力度。
新时期、新征程中，“爱国、奉献”精神依然是石油业攻坚克难的力量源泉，须臾不可或缺；与此同时，要有进一步调动人们积极性的新机制，也要努力改善职工的物质生活条件，增强艰苦行业的凝聚力。
（编辑 季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