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染病是现代智人经历几十万年进化发展到今天所一直需要面对的问题。
在古代，医学知识落后，尚不存在公共医疗卫生体系，人类无法对抗大瘟疫，只有“谁死谁能活下来”的概念。14世纪的黑死病使欧洲2500万人丧命（占当时欧洲人口的三分之一）。这可不是一般的人口优胜劣汰，而是社会的震荡、瓦解、重构，需要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恢复到过去的水平。时至1918年，西班牙流感就感染了5亿人，使全球5000万-1亿人死亡，占全球人口的3-5%。
有效防控传染病需要健全的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在现代社会，伴随医学水平的快速提高，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健全，使得社会对源自不同病原体（细菌、病毒、真菌和寄生虫）的传染病都能得到有效防控及应对。发展到当代（20世纪晚期至21世纪），人类与传染病的关系已经不仅是一个生存问题，还存在管理和管控、控制风险的问题。人们可以针对不同传染病的不同严重性，调动合理的社会资源，进行防控与应对。
对于一些尚没有办法根除但仍广泛流行的疫病（包括民众熟知的流感、艾滋病、乙肝等）则需要进行长期应对与管理。在今天，传染病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一个典型的公共管理问题、公共卫生问题、治理问题。承担这个角色的终极主体是政府。在一两个世纪前，这可能都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政府成为公共健康的维护者，使得它承担了前所未有的责任。
与“所有生命同等重要”的治病救人伦理不同，公共管理的视角更为宏观。它需要考虑公共政策的“收益”与“成本”，考虑社会资源之间的平衡与取舍。在微观个体来看，任何生命都要获得最高尊重（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而从宏观角度，生命难免变成有些抽象的公共卫生成本。
以西方政治哲学为例，有很多本体论的东西（强调个体的绝对价值），强调程序正义，拒绝以结果为衡量手段。但在实操层面，结果主义（consequentialism）、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才是主导绝大多数公共政策的原则。
找到维持社会秩序与流行疫病防控的平衡点
在流行疫病防控上，社会必须在维护经济社会秩序与流行病防控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找到这个平衡点需要一个根本假设——某具体传染疫病的危害性（结合传播性及伤害/致死率）。不同疫病危害与风险不同，需要不同的应对方法。
如果低估了某类流行疫病风险，就会使得它广泛传播，严重伤害公共健康，并最终破坏经济社会秩序。
如果高估了某类流行疫病的风险，虽然可以最大程度抑制它的广泛传播，保护公共健康，但也会破坏经济社会秩序。
同时，由于人类社会的主观“风险偏好”问题，即使两类疫病最后落到个人身上的风险是一样的，反应也将不同。高危害性疫病会造成更大的恐慌，影响社会运转。
因此，公共治理者需要不断摸索、把握流行疫病防控与维护经济社会运作之间的平衡点，但如果面对之前没有发生过的新型传染疫病，那么危害性就呈现为未知数、不确定性、概率风险，治理者只能结合自己的历史经验及价值观，在有限的信息判断基础上，不断通过完善信息与数据，增强对疫病的流行病学认识，动态地调整应对方式。如果发现高估了风险，就要适度“放宽”应对手段。如果发现低估了风险，就要适度“加强”应对手段。
政府治理者是在不确定性中进行决策的。而在一个对政府期望很高的社会，治理者的高估、低估、决策的快慢，都会产生成本，都会成为民众批评的理由。
我们可以从近年来的呼吸道传染病的案例来看政府的应对：
1.SARS在中国：这是一个危害性非常高的流行疫病（致死率10%），一旦广泛传播，将使社会面临极大的公共卫生危害，因而必须采用严厉的防控应对措施。当时北京停工停学数月。最后中国内地死亡349例，香港死亡299人。
2.流感（influenza）在美国：传播性广但死亡率低（0.1%），每年在美国致死3-4万人。2019-2020年度流感季致死人数达1万人。美国采取“常态化管理”，不会因为防控流感而影响正常的经济社会运作。换个角度看，每年3-4万的死者就成为维护社会正常运转的公共卫生“成本”。
3.H1N1（猪流感）在2009年的美国：获美国CDC高度重视，被WHO宣布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PHEIC）”。虽然还远远达不到中国对SARS的重视度，更远远达不到现在对NCP的重视度，对美国社会正常运行影响有限，但仍然对经济有一定影响，并被社会广泛诟病为“过度反应”。该疫病造成美国过万人死亡，死亡率接近普通流感。预计未来再出现类似的新型流感传染病，也不会获得同等关注，将被纳入“常态化”管理。
4.2020年新冠肺炎（NCP）：
（1）中国内地：NCP源自冠状病毒，在对这项疫病流行病学了解有限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保守起见，采取了等同SARS（而非流感）的应对方式，而且推出的手段比SARS时期更为严厉，旨在最短时间内遏止疫情。
（2）中国香港：也经历过SARS，并目睹了中国内地超出SARS时期的防控措施。作为响应，香港也采用了超出SARS时期的防控手段（包括封关、限制人口经内地进入等）。但香港社会目前总体正常运行，开工开市，大多公共场所开放，人群正常聚集，和SARS时期差不多。
(3）新加坡：新加坡的决策，已经有了更多的流行病学信息，基于现有信息，判断NCP较流感严重，但远远不及SARS。在SARS和流感二者之间，NCP更接近流感，因此采取比照流感的“常态化”应对方式，并表示会动态调整。
显然，不同地方找到的平衡点是不同的。不仅历史体验、治理模式不同，而且在决策时所依赖的流行病学信息不同。
我们对NCP的了解是持续发展的。截至2020年2月10日，我们还在讨论钟南山关于NCP特性的最新论文。在2月10日晚间，香港青衣爆发了疑似本地粪口传播案例。我们对这个传染病的认识还在不断增加。
钟南山团队依赖了上千案例，但现在全球已有4万多确诊案例，对更多案例进行分析才能补充我们对NCP的认识。
越是发现NCP难以在短期消除，抗疫越呈现出“持久化”的特征，社会就越需要在抗疫与生产之间找到合理平衡点。笔者在之前文章援引过战争的案例。“全面战争”（total war，例如抗日战争）和有限的局部战争（例如对越战争）是不同的。全面战争是举国投入资源打仗，将其作为眼下涉及生死存亡的第一目标。局部战争则是常态化的，可以与社会的正常生产秩序并存。（我们发现美国社会一直处在常态化战争的状态，从每年的季节性流感，到中东及全球各地进行的代理战争）。
伴随对NCP流行病学认识的发展，中国社会肯定需要不断调整，找寻一个更加“平衡”的应对方法。
在举国体制下对政策进行动态调整
中国体制犹如大象，在进行“全面战争”时，动用举国体制全民抗疫，肯定是有优势的，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与中国比拟。但如果需要不断根据更新的信息，对政策进行动态调整，而且要有许多微观的、细化的安排，就不容易了，这就犹如让一个大象做出许多优美的精细化动作。
春节之后，中央政府释放的信号非常明显，就是在保证疫病防控的前提下，对重点行业陆续复工，抓生产、保秩序、维稳定。（毕竟今年是全面决胜建设小康社会之年，对经济增长是有期望的）。这是一个多重目标，目标之间可能发生矛盾和冲突，例如，要宣讲防疫、改变行为，可能造成某种恐慌情绪，产生厌工。要防止疫病扩散，就要限制人群聚集，这就会影响经济。诸如此类。对于如何平衡和实现这些目标，处理其中的矛盾关系，没有更多的说明，需要由上至下一层层治理者去诠释、领会、落地成为具体政策，由第一线去具体执行。
在实际操作中，多重目标意味着绩效指标的含糊。一线官员的倾向是启动某种“底线思维”，即根据经验，在多重目标中找寻最重要的一个目标——这将是最大程度影响自己业绩的目标，要围绕这个目标来制定政策，兼顾到其他目标。
大象使出全身齐力，奔跑冲撞，赶走来犯者可以，但是奔跑且迈出优雅精细的姿态，就很不容易。
对2020年的NCP，笔者相信它的危害性比SARS而言更加接近于流感。因为特有的流行病学特征，它可能不能在短期内消除，而作为一个更加长期的存在，伴随我们度过2020年的前两个季度（另外如果不找到中间宿主，甚至可能在2021年复发，成为季节性事件）。政府为了避免SARS再次出现，在一开始以最谨慎的方式采取防控。但伴随对NCP认识的加深，必将考虑在全国范围内以更加常态化的方式应对这次疫情，将目标逐步转移到经济发展及社会稳定上。
在疫情的恐慌之下，人们的心态很难一下子改变，对行为模式、组织方式和实体服务业的影响可能在短时间内难以消除，基于此，2020年NCP有可能成为发展基于互联网及其他新技术的新形态经济的历史契机。
（编辑 季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