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振兴中医药事业及产业的思考

中医药（含各少数民族医药）积淀了泱泱五千多年来人类文明之精华，是无数中华儿女用生命反复检验、持续完善的对生命、健康和疾病的独特认知，是中国对人类和世界特有的原创性生命科学体系的重大贡献。

2020年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大规模的全国性社会实践，充分体现出中医药在保障人民生命健康方面所具有的特效作用。然而，要真正振兴发展中医药事业决非一朝一夕的事情，我们还任重道远。

让中医药在国内振兴并积极稳妥地走向世界

毛泽东高度重视发展我国中医药事业。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他曾为卫生部抑制、打击中医药的生存和发展而震怒，为此卫生部两位老红军副部长被免职。

习近平总书记同样高度重视发展壮大我国中医药事业。2020年6月2日，他在主持召开专家学者座谈会时又明确指出：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是这次疫情防控的一大特点，也是中医药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生动实践；要加强对中医药工作的组织领导，推动中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1]

党的十八大后，我国中医药事业有了新的发展。2017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正式施行；2019年10月25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以国务院名义在京召开了全国中医药大会；次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发布。特别是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在中央领导的大力支持下，七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中的后四版都有中医治疗方案。2020年4月2日，国务院决定对过去制定但已被上位法废止或被其他法律规定所取代的10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其中包括2003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适应中医药特点并振兴、发展中医药。上述这些事件标志着我国开启了新时代中医药振兴发展的新篇章。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央指导组专家组成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在接受央视采访中表示：与抗击“非典”相比，中医药介入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已明显提前，但提前量仍有不足，特别是在疫情之初，相关管理部门和某些地方没有强调中医药在防治疫病方面的特色和优势作用。有的省份在总结前段抗疫阶段性工作时，把所取得的成就归功给了西医，而事实是这个省在2003年抗击“非典”和这次抗击新冠疫情过程中，中医药都起到了十分明显和关键的作用。我们决不能像张伯礼所担心的那样，疫情刚刚有所缓解，就又要遗忘中医药防疫抗疫的独特优势和作用，甚至直接间接否定全国奋斗在防治疫病一线广大中医药人员的重要贡献。

我国中医药事业一度得不到应有的充分运用和持续发展，除了国际医药、金融、传媒集团有计划地联手，长时期、全方位对中医药原理方法进行污损，对中医药产业（尤其是“老字号”企业）和中成药经典品种进行多方围剿外，与国内一些领导和相关管理部门对中医药持有的偏见也有很大关系。

有人认为，唯有西医才是科学、才能治病。1954年7月9日，刘少奇受毛泽东委托召集会议，传达毛泽东关于中医工作如下指示：

“团结中西医是卫生工作的方针之一……西医传到中国来以后，有很大一部分人就把中医忽视了。必须把中医重视起来。……团结中医的目的，是为了发展中国医药科学……单有西医没有中医不行，有中医没有西医也不行。中医问题，关系到几亿劳动人民防治疾病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的尊严、独立和提高民族自信心的一部分工作。我们中国的医学，历史是最久的，有丰富的内容……西医到中国来，也不过百多年。当然，西医是近代的，有好的东西。但什么都是‘舶来品’好，这是奴化思想的影响……对中医的‘汤头’不能单从化学上研究，要与临床上的研究结合起来，才能提高中医。中国古书上这样说‘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这意思就是强调人的整体性，和巴甫洛夫学说是一致的……中医要进大医院，中医要进医科大学，中医还要出国。中药要发展，要建立研究机构，要出版中医中药书籍。西医要跟中医学习，具备两套本领，以便中西医结合，有统一的中国新医学、新药学。这些工作一定要制定出具体措施。”[2]

60多年过去了，毛泽东这一指示仍然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2020年4月17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北京中医药大学副校长王伟教授明确表示：“清肺排毒汤是治疗此次新冠肺炎的特效药，目前已在10个省市的66个定点单位开展临床观察。截至4月12日0时，在收治的1262例患者中，已有1253例治愈出院，占99.28%。这1262例中，未发生轻症转为重型、普通型转为危重型的情况，阻断了患者向危重方面发展。”[3] 治疗费用低也是清肺排毒汤参与临床救治的一大亮点，两个疗程费用在200元，而用西医方法救治一个重症患者，平均费用大概在15万元左右。参与一线抗疫的仝小林院士介绍一组对比数据：武汉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住院1476例，其中重症、危重症患者662例(中药汤剂组484例，非中药汤剂组178例)。中药汤剂组死亡15例，未用中药汤剂组死亡56例。中药汤剂组的死亡风险下降87.7%，与未用中药汤剂组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核算死亡率可知，中医汤剂组死亡率是3.1%(15/484)，非中药汤剂组死亡率31%(56/178)，两者相差高达10倍。[4]

其实，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医药是现代医学即西医学的前现代医学。中医药在人类文明卫生健康史上是唯一能与西医药相并列的医药体系，且是远比西医药历史悠久、内容丰富的知识宝藏与医疗宝库。

中医药从本源上、整体上防病治病、强身健体，能有效应对众多常见病、慢性病、疑难病、危急重症和重大传染病，是血肉相连的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整体论，西医则是相互没有联系的现象定量的还原论。西医发展的结果必将进一步证明中医整体论的科学性、正确性。正如钱学森所指出：“人体科学的方向是中医，不是西医，西医也要走到中医的道路上来。”[5] 邓铁涛国医大师则指出：“中医是后现代的医学，中医不是落后，而是跑得太超前了。”[6]

我们赞成如下观点：“中医药学是我国的第五大发明。我认为中医药不像其他四大发明那样已被外国学到手并已超出我们很远了。”[7] 这是因为，中医药绝不仅仅是法、术、器的范畴，而更属于道的层面，是人类古代朴素唯物辩证法的具体体现。振兴中医药事业是关涉中华民族乃至人类卫生健康发展的百年、千年大计。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爆发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逐渐认识到中医药不可替代的作用，纷纷要求我国在中医药方面对其援助。通过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医药的成功实践，在国内振兴中医药事业并积极走向世界，已经万事俱备。虽然这个过程异常艰难，但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大业必须要做之事，不仅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广阔的世界意义，而且有十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全面落实中西医并重方针，进一步完善中医药管理体制机制

毫无疑问，中西医药各有所长，不能相互替代，应该相济相补，因而毛泽东特别强调中西医要团结。从总体上说，这些年来，仍然是西医排斥中医，医药卫生管理体制简单套用管理西医药的原理、标准来管理中医药，且是多部委交叉管理，严重阻滞了我国中医药事业的继承和发展。只有在机制体制上真正实现中西医并重，才有可能确保中医药在国内振兴、走向世界。

建议通过法定程序，尽快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升格为总局，并把目前国家卫健委、国家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与科技部分管中医药工作的岗位职数编制的全数或大部（除职能衔接必须对接岗位外），划归拟成立的国家中医药管理总局。这样可以在体制机制上使国家卫生健康事业既有统筹计划规划，又能充分发挥中西医药各自的优势，实现“相互补充、协调发展”。印度为了在国内和全世界推广瑜珈，专门成立了瑜珈部，这样做成效显著，值得我们借鉴。当然，中西医药的一些根本性矛盾会在卫健委的具体工作中有所展现，但我们从来都是靠解决矛盾而不是回避矛盾而前进的，国家和人民的卫生健康事业会在这样一个新的领导机构的框架下展现出新的风姿。

各省市县都应落实中西医并重这一根本方针。在人员编制、机构设置、经费投入和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上都应有明确规定，并把能否发展中医药作为考核其绩效的一个指标。建议各级卫健委尤其是中医药管理部门的专家组，选择坚持贯彻中西医并重方针的领导和相关医学及预防专家担任主管职务。

在宪法规定和中西医并重方针的指导下，要采用包括法规和行政管理在内的多种方法，明确调整中西医药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重点解决中西医药在职称评定、服务收费、科研成果认定等方面实际存在的不平等问题。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在遵循中医药基本规律的原则下，应立足于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中医药学，并结合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努力发掘、整理、研究、继承、开发中医药这一瑰丽宝库。

要大力提倡西医学习中医、认知中医，继承好中医药的优秀传统。另外，我们也决不能忽视人类医学新的创造与发展。在整合中西医的基础上，创造出毛泽东所希望的统一的中国新医学、新药学，为全人类新医学做出更大的贡献。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段里，对中医药主要是发掘、整理、继承、提高的问题，中医药与西医药应该并重、并行不悖、各自发展。在各自发展的过程中，既不能完全反对一部分医务工作者在研究工作中把中西医相结合，也不能主张所有医务工作者均能做到中西医兼通。我们认为：国家现有的“中西医结合”的提法，是指在坚持党的十九大重申的“坚持中西医并重方针，传承发展中医药”的基本原则指导下，中医药业界“遵循中医药基本发展规律，传承精华、守正创新”，中西医药各自发挥特色优势，实现两种医药体系相互补充、协调发展。同时，我们提倡有的医务工作者探讨中西医药相结合的新路子，决不是主张全国医务工作者一律要变成中西医药“两个半瓶子水组合”的新医学工作者。

为中医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废止了不合理的法律法规，建立了中医药的高等院校、研究所、药厂，设立了中医药的行政管理机构，为中医药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但其中一段时间，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影响。1998年实行医保后，由于医院被推向市场，实行产业化运营管理，加上定价机制不合理，一些中医院或被兼并、或医疗服务萎缩，导致基层中医院减少、中医特色埋没。2006年，中国拥有的中医医疗机构为3009家，比2002年减少了792家。

从业人员方面，1999年《执业医师法》出台后，大批民间中医、少数民族医生不能合法行医，中医人员不增反降，1990年底中医人员共54.3万人，到2013年底降至52.3万人，后来才逐渐得到纠正。据《2018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全国中医药人员总数为71.5万人，仅占全国卫生技术人员总数的7.5%。据教育部2017年数据，全国医学类在校生为124.4万人，其中中医类专业学生在校生数仅占医学类教育规模的13.7%。从最近中医药进入新冠病毒防控工作遇到的阻力可以看出，中医药并重的方针在实际工作中的落实离国家制定的目标还有不少距离。

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规定，本科以上学历才具备中医师的考试资格，这一学历要求人为中断了延续千年的中医师承模式。《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照搬西药标准对中药进行鉴定审批，从根本上动摇了延续数千年的中药地位，变相否定了中药的药性、药理和疗效，甚至使真正能够运用中医药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行医用药的合格的中医师，变成了非法行医者和销售“假药”的罪犯。

由此，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的基础上，通过法律程序分拆、修订、组合制定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西医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西药药品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中医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药管理法》。要按照中医药自身的规律评定中医师、中药师职称、设置诊所面积和注册资金，对中药生产、供销实行管理时，尤其要注重解决民间中医准入和传统中药开发问题，同时解决中医纯正的针刺、艾灸、正骨、推拿、按摩、拔罐、刮痧、蜂疗、食疗等多种非药物治疗手段濒临失传和边缘化问题。要培养扶持一支合格的强大的中医师和中药师队伍，经各级中医药管理部门考核合格、取得在相应行政区划地域内合法行医用药资格的人员，可以备案开设中医个体诊所或合作开设中医联合门诊部。恢复中药店内的坐堂医师的传统，允许并鼓励民间中医带徒弟，恢复师带徒制度。合格的针灸师、艾灸师、正骨师及其他理疗师可以颁发证书并准许行医带徒。

依法建立有别于西医药的中医药评价审批体系。在制订评价标准时应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坚持用中医药理论和标准审评中药，而非照搬西药化药评价体系。国家药监部门制定《中药领域发明专利审查指导意见》，应有相应中医专家参与。需要指出的是，《指导意见》中一些条文还是照搬了西药化药评价体系标准，比如在提到必要的证据和数据时，所举例子均以动物药效学试验为标准，为此我们询问了几位中药老字号企业的专家，他们认为“凡中医药发明专利权利要求的证据及数据，均不应当以动物药效学数据作为主要甚至惟一判定依据。首先，应以临床使用数据为主要或首要的判定依据；其次，中医药历史文献也应当作可以被采信的证据，然后结合动物药效学试验数据。”又如，征求意见稿“涉及毒性中药材的发明”部分，中医药专家们认为也有很大的修改余地。

要鼓励中药制剂和中成药的研发。鼓励有条件的中药企业尤其是中药老字号企业，在全国各地乃至境外、国外建立连锁店，条件具备的可以设坐堂门诊，保证用药安全和有效。充分发掘我国中医药典藉、中药院内制剂和民间中医药力量这三个宝库的资源。切实改变当前部分业界人士仅从西医西药的科学理念、理论及方法来理解和改造我国传统中医药的错误做法。应把中医机构的院内制剂当作自主研发的中药原始创新初级产品对待，探索合理适度的评价审批机制和一定范围内合法调剂使用的相关规定，充分发挥其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

应把民间“验方”“偏方”，包括少数民族的民间“验方”“单方”，当作宝贵的创新资源，充分挖掘和利用，切实保障献方者、持有人的知识权益，建立献方者（持有人）、企业和国家三者共赢的利益分享机制。优先考虑合理安排持有人合法行医用药资格，促进民间宝贵资源服务更广大群体，充分发挥其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鼓励开发传统中药，鼓励中医在医疗实践中研发中药，尤其注重收集整理鉴定民间良方良药，形成强大的独有的中药研发体系和储备体系，造福国人，惠及世界，使之成为中国特色的国家医药卫生体系和国家安全（防疫）体系的基础构成部分，同时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

我国医院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纯西医药医院。根据现行《执业医师法》“按照注册类别”执业的规定，仅持有西医师执业资格者不应开中药方剂和中成药，同时可鼓励纯西医医院设中医科室。二是纯正的中医医院。中医医院不设西医科室，可借鉴韩国中医发展经验，取消中医医院混用西医西药和输液等疗法，切实改变现在部分中医只会“借西医技术诊断、开中药处方甚至中药西药混合处方治疗”这种所谓的“中西医结合”的现状。三是中西医结合医院。其医师必须同时持有中医和西医执业资格方可跨类别行医用药，否则只能按照本人所持有的执业资格类别行医用药，不得跨类别行医用药，让病人亦即市场来选择医院。

要采取各种举措促进中西医互相学习、密切配合。在“中西医并重”方针指引下，鼓励中西医互相尊重、互相交流，逐步建立和发展我国独特的中西医“相互补充、协调发展”的生命科学学及其战略产业，为人类健康和医药卫生事业乃至人类文明进步做出大贡献。

把中药材作为国家安全战略资源，实行专管专营制度

现在，国内野生中药材资源逐步枯竭，人工种植有不少施以化肥、喷洒农药，药材道地性得不到有效保障，这样迟早会毁掉整个中医药材种养殖业。另外，日本、韩国、东南亚以及欧洲一些国家的中药企业从我国低价购入就地粗加工后的原料药，运回国内精炼，提取制剂，制成西方人习惯的胶囊、片剂和颗粒剂，不仅占领了国际市场，而且以高价返销中国市场，我国每年从日本、韩国、东南亚、西欧等地进口的“洋中药”超过1亿美元。对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

中药材可参照国家烟草专卖的相关职能与运行体制机制，实行统一领导、垂直管理、专卖专营的管理体制，对全行业人财物、产供销、内外贸进行集中统一管理，明确国家中药材监管与储备管理职能并设立相应机构，让中药为整个中医药事业和产业的恢复发展保驾护航。首先要从中药产业链第一环入手。保护好、利用好野生中药材资源，对稀缺濒危野生中药材制定严格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法规，按照药材规则建立中药材种养基地，确保中药材的种养和炮制“纯正”，确保中药的国宝技艺和国宝药品不改本色、不失传续。秉承“先饮片、后成药；先治疗、后滋补；先国内、后国外”的方针，开展中药大数据分析、预测、调配等工作，保证国内外供需安全和结构平衡。划定中药材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供应的比例红线；划定传统中药、现代中药和非药物使用比例红线，优先保证药用供给。制定稳定中药材产供销关系和价格的管理政策和规划，防止国际垄断集团或私人资本垄断药材、操纵价格，造成国家和企业经济损失，为中医药及相关行业持续、稳定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与国家中医药发展战略的主要目标——人民健康保持一致。

动物药是我国传统中药宝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如犀角、麝香、鹿茸、海马、穿山甲等，在我国已有数千年的药用历史，应用广泛、疗效显著。经过几十年不断驯化和繁育，上述动物养殖技术已经完全成熟。国家应对药用动物养殖利用情况进行全面深入的调研并制定合理规划，在此基础上研究制定濒危野生动植物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配套政策，统筹药用野生动植物资源的保护与利用工作，对濒危珍稀动物驯养、繁殖、科学研究中存在的重大问题及时予以协调、解决。允许有专业实力和技能的驯养单位购养犀牛、麝、穿山甲等种源进行科学研究和繁殖；恢复犀角尤其是人工按年反复限量磨取的犀角粉在救治危急重症的经典特效中药品种里的定向利用，依法支持人工繁育药用动物资源的产业化发展。

国家应加大对科学繁育的技术扶持，以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为牵头单位成立专门的野生动物繁育研究所，对如犀牛、林麝、梅花鹿、穿山甲、海马等动物进行系统的养殖繁育研究，动用国家科研力量解决这些动物的繁育问题。当前，养殖技术已经完全成熟的梅花鹿、犀牛和黑熊已经成为家畜，未来穿山甲、赛加羚羊等经过若干年持续不断科研和养殖投入，也会成为与猪马牛羊类似的规模化饲养家畜，和人类和谐相处，实现可持续发展。

进一步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中医药教育和科研体系

现在的中医药教学存在许多问题。中医药学院普遍存在学生看不懂古医书，并把阅读中医学经典视为畏途、盲目照搬西医药的教学方法，重理论轻实践，忽视望闻问切以及针刺、艾灸、正骨等中医基本诊治方法。在中医药大学的附属医院里，传统型中医老师不能管理住院病房，仅在门诊看病。住院部病人的治疗实质上是以西医药为主流，中医药仅是摆设，这使高校学生对中医的理解明显偏离正确轨道，毕业后难以行医、不会用药。

应严格遵循传统中医药教学的特点和规律，改革课程体系，纠正中医药教育西化的倾向，培养大量具备传统中医药思维与创新思维的中医药人才。按照“调课程、读经典，跟名师，多临床”的中医人才培养经验，设立纯正中医临床专业、删减无关专业，增加对汉语、古汉语、中医药经典和跟师临床等课程。成立针刺、艾灸、正骨等细分专业或中医学校。改革中医药高等院校的招生办法，中医药教学中，应把中医药基本理论教育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主课以《易经》《难经》《针灸大成》《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医宗金鉴》《濒湖脉学》为主。要对中医药高等院校的教师提出明确的实践知识技能和效果要求。医药一线的中医师在评定专业职称和提升管理职务时，务必特别强调和考核临床实践水平。在中医院校和民间恢复师承制，增加和硬化师承教育的要求和比重，并将有中医特色的师承制申请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医药科研要以“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中医药为目的，用中医原创思维和中医药基本原理方法作为科研基本方法，做真正的中医研究，而不是用西医西药的思维方式和原理方法来破解、改造中医中药，实质变成用西医西药研究中医。科研成果评价和科技职称评定要坚决用中医中药原理方法为标准，而不是西医西药的原理方法为标准。

现在的中医药院校必须开设西医药基础课程，而西医药院校却不开设中医药基础课程。对中西医教育应一视同仁，西医药院校亦必须开设中医药基础课程。只有从教育层面解决这一问题，才有利于中西医并重和中西医结合。

对中药方剂和中药加工炮制技艺实施知识产权保护和保密制度

我国一些地方和单位为提升业绩，把自主知识产权中药处方提交外商、寻求国际合作。另外，许多外商正加紧搜集研究分析我国民间大量散落在中医临床中行之有效的中药秘方、偏方，甚至在我国抢先申报中药专利。

2015年11月16日，新的《科学技术保密规定》规定：“实行市场准入管理的技术或者实行市场准入管理的产品涉及的科学技术事项需要确定为国家科学技术秘密的，向批准准入的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提请定密。”对于中药企业拥有的保密产品，不再由国家科技部负责审批，而由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作为定密和延续保密的审批部门。《中医药法》规定：“国家对经依法认定属于国家秘密的传统中药处方组成和生产工艺实行特殊保护。”作为国家级的保密品种、国宝级的精品良药，很多优秀的中医药产品制作工艺、核心技术及处方极具保护价值，一旦泄密会使国家遭受严重危害和重大损失。

从企业经营管理角度看，由于中药保密品种未能按时申请保密延期，一些中医药上市企业屡遭投资者的质疑，给企业的经营和发展带来了极其不利的影响。建议政府从依法维护企业乃至国家利益的高度出发，要求有关部门尽快履行职能，尽快解决中药产品定密及保密延期问题；对于国宝中药的保密产品、非遗产品给予政策和资金扶持，如列入国家医保、优质优价、在等级医院无需药事会议直接入院药房等，更好地保护国宝中药保密品种、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品种的传承和发展。

坚定不移地把中医药推向世界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迅速扩散，世界抗疫大战已经全面展开，形势异常严峻。经抗疫战斗淬炼而成的中国方案和经验备受各国关注，中国人民也非常愿意与世界各国分享经验、提供支援。在中国的抗疫方案中，发挥中医药优势，坚持中西医并重、协同无疑是核心内容，也是该方案之中国特色的最显著特征之一，值得总结、发扬和全球推广。

自疫情发生以来，在未有特效西药和疫苗的情况下，中医药凭借历史上对付瘟疫的扶正祛邪治则和辨证论治方法，成为最好的特效药，参与了防控救治全过程，发挥了重要作用，与西医药并肩成为抗疫战场上的主力军。此时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不仅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道义担当，也是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最佳历史契机。特别是在加强中西医协同抗击新冠肺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上，必将推动中医药成为“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桥梁和纽带。

中医药走向世界仍面临着文化、社会、经济、政治、医药标准等诸多方面的阻碍。我们要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中医药文化“走出去”的交流播实践中，充分发挥中医药文化的良好体验价值、健康价值，在所在国注意企业社会责任担当，假以时日，必将重塑世界人民对中国的价值判断，树立起积极正面的文化中国形象。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