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4日，北京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副院长、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曹和平教授在蓟门法治金融论坛上如是说。当日他发表了题为《理论思辨：未来3-7年的中国经济》的重要演讲。
很多人对中国经济能够保持较高速度增长持怀疑态度，直言“中国别高兴太早了”，认为中国在自由度和市场完善性上不如西方，过去40年能取得比别人好的绩效，主要是因为中国处在较低的发展阶段，美国处在较高的发展阶段，柯布道格拉斯函数认为，在低发展阶段的时候速度很快，但到高发展阶段的时候速度就会变慢，中国亦会如此。对此，曹和平表示，西方的主流经济学是以西方经济当中的观察事实为基础，抽象出来的基本概念，然后在基本概念和基本概念找到理论关联，形成一个理论框架。但是也许这些理论并没有把中国的经济观察事实给放进去，所以对于理论框架来说，中国经济的发展现实可能就是新的。
在曹和平看来，最近10年互联网和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使经济学理论以及其他学科的理论都受到挑战。“比如，阿里和腾讯这样的企业，真正发展起来不到10年时间，却拥有9亿个绑定账户，而‘中国金融长子’工商银行的账户才5.21亿个，这是怎么回事？这就是新经济与老经济学的矛盾。”
因此中国经济迅猛发展有自己的内在合理性，那就是把好的外部性发挥到了极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产权集体所有、我们还有一批央企，鼓励人们之间互相帮助，这恐怕是中国优于西方的原因。”曹和平这样表示。
“过去5年中，我每年要走将近80个城市做调研，为了能不能证明中国央企做这个事情是错误的，政府做这个事情是错误的，如果我不能证明，一定是主流经济学加上科斯理论有问题，必须对它重新改造，外部性概念比理性人概念要大，这是文化是制度之母的原因。”
曹和平称，打开外部性，全是公共品，政府是提供基础公共品，一些其他机构提供二级公共品，党提供比政府更高一级的公共品——理念、理论和新思路，而这种公共品太重要了。市场本身就是一个外部性，就是一个公共品。所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尤其是有声有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它的理论内涵比新主流经济学框架内涵只多不少。
“过去40年谁动员了这种外部性，没有国家支持是不行的，例如通信行业发展过程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至关重要，在三大运营商成立之后，光纤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又进行了连接，二网合一，出现什么现象？出现了超级电商，淘宝网来了，京东来了。”因此在曹和平看来，中国经济走到今天，决策层很重要。
再看美国，“特朗普出一个什么政策，民主党不管什么政策，就反对。新共和党人一想特朗普的东西跟我们的利益不一致，也反对，媒体天天骂特朗普，这样的互相扯皮，能叫互相制衡吗？那是害人。”
而对于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曹和平认为，如果接下来3-7年，中国能够按照既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执行下去，大力进行创新和技术革新。会有更多的头条、小米、滴滴涌现。那时黑科技和突发产业频频出现，技术变革将按照北京、乌镇、杭州、义乌、深圳向前发展，京广线、京沪线和原来的线路非常可能出现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变革，那就是经济地理。
而央企应该尽快占领这个高位，整个中国经济变成数字智慧经济，同时，新经济不排斥传统经济，新经济的市场方式能够穿透传统经济的车间，在中国传统经济在三去一降一补的基础上，能够让新经济丰满起来，新老经济两轨共同推动中国经济的增长。
“我个人认为，2025年前后，中美经济有一个机会在弯道超车，当然这是最好的条件下，假定美国今天还在拉锯的条件下出现这种情况，否则我们可能晚5-7年，和美国经济在汇率意义上的持平。”基于对中国的执行力以及技术变革的推动效用，曹和平作出这样乐观的预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