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工业改革发展的基本经验和反思
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
改革和开放是机床工业40年发展进步的双引擎。改革破除了旧体制的长期束缚，极大地释放了行业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机床工业提供了发展动力；开放使我们获得了广泛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学习借鉴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宝贵机会，同时也让我们亲身感受到与国外先进水平的巨大差距，鞭策我们寻找差距奋发努力。
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改革突破和2001年12月的入世，为机床工业连续10多年的高速发展奠定了基础。1997年，我国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①
40年的改革开放推动了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伴生出一些改革中的消极现象。如机床工业领域在发展中产生的各种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但不能因为出现了问题就放缓改革开放的步伐。
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机床工业站在了发展的新起点上，同时所处的发展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面临更为复杂严峻的挑战。应对未来纷繁复杂的新挑战，必须始终坚持和发扬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
三点反思
第一，加强对机床工业战略基础地位的认识。由于产业性质，机床工业的经济规模并不大，和大批量生产的汽车行业无法相比。就经济总量而言，机床工业并非支柱性产业。但是机床工业的重要性并不在于经济规模，更重要的是其在整个工业体系中所处的基础地位。机床是制造机器的机器，因而被称为“工作母机”，特别是各类高档数控机床及其配套所需的主要功能单元和关键零部件更被视为战略物资，在大国竞争的背景下，这些战略物资将直接影响国家的经济和国防安全。
机床工业对我国具有特殊重要的战略基础意义。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坚持本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大国，政治制度与西方主要大国不同。中国的崛起，不可避免地引起它们的防范、限制和围堵。因此，中国必须建立独立完整、基础牢固的工业体系，尤其在具有战略基础地位的机床工业体系更是如此。
有人说，美英法等发达国家不也是没有独立完整的机床工业吗？不过，西方国家所需的高端机床设备和技术都掌握在其盟国手中，可以毫无障碍地从盟国进口。而中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国际关系相对缓和的情况下，尚有《瓦森纳协定》① 等国际机制对我国进行多方限制，一旦情况有变，高档数控机床及其主要功能单元和关键零部件等无疑会遭到联合禁运，这绝非危言耸听。
近两年来，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显著强化了关键技术及相关产品的出口管制力度。2018年8月，美国国会就《出口管制改革法案》达成共识，为政府部门制定和实施出口管制方案提供了法律基础。近期，美国商务部工业安全局（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BIS）根据国会授权，拟定了出口管制体系框架并征求公众意见，框架直指人工智能（AI）和深度学习技术、量子信息和传感技术等14类代表性的前沿技术。虽然上述法案和框架没有具体指明，但是其针对中国的意图十分明显。美国出口管制的力度和范围还将进一步强化和扩大，很可能将西方其他国家拉进来，对中国的技术和工业体系产生更大范围的不利影响。这一动态逐步成为常态的可能性已经很明显，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
所以，我们需要对机床工业之于我国的特殊战略基础地位进行再认识，并对高档数控机床产业未来30年的发展进行战略层面的顶层设计，特别需要在一些市场机制失灵的关键环节体现国家意志的有力支持。
第二，市场机制和政府作用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机床工业逐步取消计划管理和市场准入限制，至本世纪初已经实现市场化转型，我国机床行业已经成为充分竞争性的产业。市场化体制给机床工业带来了强大的竞争活力，促进了行业的发展进步。但是一些长期积累的全局性、体系性、结构性矛盾已经相当突出。比如新型技术创新体系的建设、自主可控高端供应链的打造、产业结构失衡的调整、产业发展生态的重塑以及战略层面的顶层设计等。
对高档数控机床及其主要功能单元和关键零部件的自主可控，一直是国家追求的目标。但由于差距悬殊，至今国产产品的国内市场占有率仍然不足5%，甚至更低。尽管国产机床在中端领域和国外产品的竞争开始扭转了被动局面，但如果按照目前的路子走下去，我们不会自然地升级到高端领域，原因就在于高端领域的差距过于悬殊。这并不能单纯依靠市场机制来调节。
正确处理市场机制和政府作用的关系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不是更多发挥政府作用，而是要在保证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管好那些市场管不了或管不好的事情”。对于机床工业而言，在解决上述矛盾和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机床工业领域内市场机制和政府作用的关系。
在“放管服”改革不断深入推进的背景下，各级政府不仅需要从企业的微观经营活动中进一步退出，更需要在涉及机床工业全局性、体系性和结构性矛盾的领域以及市场机制明显失灵的环节上发挥好应有作用。
第三，全面开放和独立自主的关系。至本世纪初，我国机床工业和机床市场实现了充分的市场化和国际化。除了按照国际惯例，一些外资并购项目还需要通过政府部门的产业安全和反垄断审查外，机床市场对外资的进入已经没有任何门槛。目前在中国市场上，除了西方国家限制对华出口的产品和技术外，机床用户可以方便地购买到所需的各种进口机床设备；机床整机制造企业也可以方便地进口所需的主要功能单元和关键零部件，并且还可以经常享受到政府的关税优惠政策。
引进合作和进口依赖现象，在高档数控机床领域的表现尤为突出，实际上，这已经构成了产业安全和国防安全的重大隐患。
今天我们需要全面地、辩证地认识开放和独立自主的关系。对于机床工业这样的战略基础性产业而言，对外开放的目的是在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学习、消化国外先进技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从而最大程度地实现产业的独立自主。这是机床工业对外开放的初心。
然而，长期的“引进合作和进口依赖”，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我们的独立自主意识，弱化了积极进取的精神，使我们自主创新的功能逐渐退化了。对中国而言，指望先进技术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借助经济全球化而在世界范围内构建产业供应链，都只是一厢情愿，现实告诉我们这是不切实际的。
面向未来，我们需要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机床工业而言，这体现在始终不忘初心，更加清醒地把握好对外开放和独立自主的关系；要体现在把近期效果和长远发展、技术获得和能力提高更为紧密地结合起来；体现在一手抓“引进来”和“走出去”，一手抓自主能力建设，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机床工业需要优先解决的问题
摒弃“做大做强”的口号和片面追求规模的发展思路
曾有一段时间，“做大做强”是机床工业领域最为响亮的口号。企业追求“做大做强”本无可厚非，但在具体实践中发生了严重的扭曲和失衡，即片面地追求“大”，以“大”代替“强”，其结果是“大”不仅没有转变为“强”，甚至变为企业的包袱。
沈阳机床和大连机床曾经是我国机床工业的两面旗帜，其经济规模和增长速度不仅远远领先于国内同行，而且二者数度跻身世界机床经济规模前十名，引起全球业界的关注。可是这两家企业在2012年开始的调整转型过程中却步履维艰、疲态尽显，并相继在2017年陷入严重经营危机，被迫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和内部改革。这两家企业陷入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过二者对“做大”的过度热情无疑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机床工业若要真正转入高质量发展的道路，首先要解放思想，大胆摒弃片面追求规模的发展思路，摆脱“战略趋同”的发展惯性，否则，高质量发展将成为一句空话。首先，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阶段正在结束，以高质量为主体的发展新时期正在开启，机床工业必须主动顺应这一发展大势。其次，机床工业是为制造业提供加工设备，机床工业的定制化特征比较明显、门类品种繁多、制造离散化程度高，不适合组织大规模经营活动。2017年，全球机床工业产出总额为823亿美元，日本的山崎马扎克和德国通快是世界最大的机床企业，其经济规模均为30亿美元左右，而日本丰田汽车和德国大众的营业额各2500亿美元。2017年沈阳机床的营业规模约55亿元（7亿美元），不足一汽集团的1/100。第三，中国多数工业行业（高精尖技术除外）普遍出现产能过剩，制造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将呈现低水平缓慢增长的长期趋势，从2015年开始，制造业投资增速从此前长期保持的20%左右降至个位数，2017年仅为3.1%。机床市场的需求增长也将相应地呈现同样趋势，这使得主要依赖国内市场（依赖度大于85%）的机床工业失去了规模快速增长和做大做强的市场基础。
建设新型技术研发创新体系
至改革开放前，我国机床工业已经建立起了门类相对完整、层次布局合理的金字塔型技术研发体系。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这套按照计划经济模式建立的体系早已被打破。但是迄今为止，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新型技术研发体系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上世纪90年代中期，笔者曾到日本山崎马扎克（Yamazaki MAZAK）公司学习培训，期间对该公司的技术研发体系有了一定的了解。根据当时掌握的情况，该公司的技术研发体系大致由四个层次构成：首先是面向产品开发的用户工艺技术研究部门，它的任务是深入研究各种用户所处领域的典型加工工艺特点和发展趋势，不断寻求用户工艺的最优解决方案，并据此为产品开发和改进设计提出目标要求；其次是面向用户的产品开发设计部门，该部门的任务是以前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为基础，保证其开发的产品与用户最新工艺要求紧密结合；第三是面向内部制造的新产品量产化设计过程，通过新产品的小批量试制，以保证其功能和性能要求为前提，寻求产品制造成本和制造效率的最优化方案并进行量产化设计，这一任务由制造部门和开发设计部门共同完成；最后还有面向未来的前沿技术研究部门，其研发任务是为产品开发部门提供源源不断的先进技术储备，从而保证其产品和技术始终保持业界领先地位。
马扎克公司之所以能够长期保持世界机床工业的领先地位，与这套独立完整的技术研发体系密不可分。时至今日，马扎克公司的技术研发体系又得到了新的完善和提高。相比之下，在今天的中国机床工业领域内，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研发体系还处在初期建设阶段，差距之大，令人倍感压力之大。
我国机床工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新型技术研发体系？笔者认为，就机床工业技术研发现状而言，“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研发体系”应该补上专业研发机构这一主体，即需要建设“以企业和专业研发机构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新型技术研发体系”。首先，这个研发体系拥有企业和专业研发机构两个互补的主体，其次，这里所说的企业是指少数有实力建设独立技术研发体系的大型企业；第三，专业研发机构不是指附属于企业和高校的研发机构，而是特指独立的具有非盈利性质的专业研发机构，其主要职能是为广大中小企业提供技术服务和基础共性技术研究。
上述技术研发体系构想的提出，主要基于如下几个方面的考虑：第一，机床工业企业普遍经济规模偏小，除少数大企业外，占行业绝大多数的小企业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建设运行独立的技术研发体系，需要专业研发机构提供外部支持。第二，即便少数企业有能力建立自己的技术研发体系，一般情况下尚不具备共性基础和前瞻性技术的研发能力；在高校中保留了这方面的研究，但布局分散，缺乏系统性和连续性，没有形成研究成果的分享和推广机制。在这种情况下，只能由非盈利性的专业研发机构承担起主体责任。第三，其他国家和地区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德国是世界公认的机床工业强国，我国台湾地区的机床工业具备较强的竞争力，两地的机床工业者具有两个明显的共同点：一是中小企业在行业中占绝大多数；二是都拥有一家主要面向中小企业、专门从事应用技术研究的专业研发机构——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Fraunhofer-Gesellschaft）和台湾工研院。这两家专业研发机构均为非盈利性的，在各自的机床工业发展过程中，均发挥了至关重要的技术支撑作用。中国大陆机床工业的企业规模结构与前述二者相同，他们的经验值得我们认真借鉴学习。
总之，在机床行业，建设以企业和专业研发机构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技术研发体系是符合当前实际情况的。建设新型技术研发体系需要依靠市场机制，但同时也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至少在建设和发展初期是如此。
打造独立完整的高端供应链
理论上讲，我国机床工业的供应链大体能够满足机床工业正常运行的需要，但存在两个致命的风险：一是自主可控水平低，二是产业继续升级受到供应链的限制。所谓自主可控水平低是指机床工业供应链上的中高端部分严重依赖进口，本土有能力提供的部分仅占较小份额；所谓产业升级受限制指的是部分高档数控机床所需配套的主要功能单元和关键零部件受到西方国家的出口管制，而本土又没有能力提供，致使技术升级遭遇不可逾越的障碍。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针对我国的技术封锁和贸易禁运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只不过不同时期程度有所调整而已。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1949年1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就在巴黎秘密成立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Coordinating Committee for Multilateral Export controls, 简称巴统），其宗旨主要是限制成员国向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出口战略物资和高新技术，新中国成立后，自然被列入封锁之列。1991年前苏联解体，作为冷战产物的巴统于1994年1月正式宣告解散。但是仅仅相隔两年，1996年7月，在美国的操纵下，以原巴统成员国为核心的33个成员国在奥地利维也纳签署《瓦森纳协定》，其宗旨是通过成员国间的信息通报机制，提高常规武器和两用物资及技术转让的透明度，以达到对常规武器和两用物资及相关技术转让的监管和控制。《瓦森纳协定》全盘继承了巴统的禁运限制范围且有所扩大，成员国除原巴统的17个成员国之外，还吸收了不少新成员国。事实上，《瓦森纳协定》已经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华高技术出口管制的主要机制。高档数控机床及主要功能单元和关键零部件均属重要战略物资，属于《瓦森纳协定》所指的双用途物资，因此都包括在其管制和禁运的清单之内。业界多数人认为，未来《瓦森纳协定》对华出口管制的力度将会进一步强化，管制的范围也会进一步扩大。
高档数控机床及其供应链关乎国家经济和国防安全，其基础不能建立在沙滩上，更不能建立在别人的地基上。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到东北地区视察时指出：“中国要发展，最终要靠自己。”在当前的国际环境背景下，打造独立完整的高档数控机床供应链已经成为机床工业的紧迫任务以及机床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切入点。我们不能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必须及早做出战略安排，需要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和强有力的政策引导支持。
推动产业结构全面调整
机床工业需要更多的企业具备定制型、差异化产品的供给能力，需要更多的企业转型为市场专业化的结构模式，需要更多的配套型企业成长发展起来，从而扭转目前的结构失衡局面，逐步形成结构互补、模式多元、错位发展、各具特色的新局面。
机床工业的老前辈梁训瑄生前长期倡导“专、精、特”的战略思想，这是他对世界机床工业发展的经验概括，也源于他对中国机床工业结构性矛盾及解决之道的深刻认识。遗憾的是，梁先生的倡导没有收到明显的效果。今天面对严重的结构性失衡，梁老当年的“专、精、特”战略思想显得尤为珍贵。扭转这一失衡局面，需要国家政策的引导，需要多数企业的自觉行动。空洞的倡导是苍白无力的，完全依靠市场机制和少数企业的努力也是不够的。
构建健康务实的产业发展生态
弯道超车只有在两种条件下才有可能发生：一是对手自身出现致命性失误，二是超越者已具有比对手更为强大的能量；颠覆式创新同样需要颠覆者具备比领先者更为丰厚的能量积累。如果离开这些，“弯道超车”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
机床工业当前的主要问题不是什么弯道超车和颠覆式创新，因为我们与人家的差距还很大。我们需要的是摆脱焦虑浮躁的心态，静下心来认真补课；需要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卧薪尝胆的勇气；需要跬步千里的执着和十年磨一剑的功夫；需要扎扎实实地练好内功，一步一个脚印地缩小差距。我国机床工业与西方发达国家最根本差距究竟在哪里？不是差在互联网应用水平或商业模式上，而是技术与管理方面的企业内功，是核心技术，是创新体系和创新能力以及产业结构这些最基本的东西。无视这些方面的巨大差距而去追逐一些时髦花哨的东西，无疑是舍本逐末，误入歧途。
近年来“制造业服务化转型”概念很时髦。制造业的本质其实就包含服务，或可称之为“广义服务”，与传统意义上的（狭义的）服务业相比，制造业的服务是以物化产品为主要载体的。制造业在向客户提供物化产品服务的同时，还围绕物化产品提供必要的增值服务。按照一般规律，这些增值服务随着物化产品本身的不断升级而同步升级。因此，附属于物化产品的增值服务的升级，本身就是产品升级或制造业升级。如果企业放弃制造业转做服务业，就是另外一回事，但这种转型不是我们应该提倡的。
令人欣慰的是，尽管近年来机床工业的产业生态日趋令人担忧，但是在喧嚣浮躁的氛围中，多数机床工业企业仍然保持了非常清醒的头脑，济南二机床、北京精雕、广州数控等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类企业的共同特征之一就是低调务实。济南二机床有一句名言——“不唯上、不跟风、不张扬”，刻画了这类企业的共同特征。我们几乎听不到他们谈论什么时髦的名词，也看不到他们在一些好看不好用的招数上无谓地浪费功夫和资源，他们心无旁骛地致力于练好企业内功，十分耐心地一步步提升企业的竞争力。
链接：关于差距的一些思考
日本山崎马扎克公司和我国的沈阳机床集团是笔者相对熟悉的两个企业，二者在产品和市场定位及企业结构模式等方面属于同一类型，因此可以放在同一个平台上做简单对比。早在20多年前，前者最具代表性的车铣复合加工中心和多面五轴加工中心就已作为成熟产品，实现了批量生产和市场供货；而后者现在的同类产品技术还远未成熟，要达到前者当年的水平，估计至少还需要10年以上时间，而要达到前者当前的水平，估计还需要10年左右的时间。换句话说，二者在产品技术方面的定量差距至少在40年（20+10+10）以上。
早在1981年，山崎马扎克公司就依靠自身的能力在其总部工厂建成了柔性制造工厂（FMF），基本实现了机床主要零部件的柔性无人化（或少人化）加工；1983年又在其新建的美浓加茂工厂中更大范围地应用了柔性制造系统技术（FMS），同样也是完全依靠自我武装的能力；其总部工厂还分别于1996年和2017年实现两次大规模升级，1996年的升级主题是网络化，2017年的升级主题则是智能化（MAZAK iSMART Factory）；而沈阳机床现在还停留在单机加工的水平上，若要依靠自我武装的能力达到前者当年的水平至少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若要达到前者当前的水平，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换句话说，二者在制造装备水平特别是在自我武装能力方面的差距至少有半个世纪。以上仅仅是二者在两个具体方面的大致差距，且为“静态差距”，仅可作为参考而已。
关于差距问题需要强调两点：第一，领先者与落后者之间的静态差距与落后者消除这一差距所需要的时间是两个相关但完全不同的概念，绝不能混为一谈。消除差距所需的时间与静态差距相关但一般不会等于静态差距，决定所需时间的主要变量是二者在这一过程中的内部状态和外部环境（SWOT分析①）。第二，一般情况下，追赶者的速度一定会快于领先者的速度，这是因为追赶者具备独特的后发优势。后发优势不仅表现在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更在于领先者已经把道路开辟出来了，追赶者可以借道前行。但一个关键问题是，我们真的找到这条道路了吗？对于追赶者而言，有一句话特别关键：即“欲学其术，必悟其道”，这句话还可以反过来说，即“不悟其道，难为其术”。
由此，差距并不可怕，关键在于我们要找准不断缩短和彻底消除差距的正确道路，只要方向正确，不仅可以缩短并消除差距，后来居上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前不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一次做出清晰判断：“我国经济运行主要矛盾仍然是供给侧结构性的”，会议还明确要求：“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上述判断和要求完全符合机床工业当前的实际情况，上述提出的五个方面“需要优先解决的问题”正是机床工业供给侧结构性矛盾的突出表现，解决这些问题应该作为机床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抓手，并且要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下去，一抓到底，必会见到成效！
（编辑 宋斌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