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是“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而不是走纯粹市场化 “分”的路子。2013年两会上，习总书记在江苏团会议上讲过，小岗村解决了“分”的问题，但“统”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30年来，“统分结合”的思路没有坚持下去，今天农村的问题更加严重，而且出现了许多新问题，人跑了、地荒了、村空了、城市满了。今天“统”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农村的问题，而是事关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 发展双层经营模式，稳步发展集体经济，靠谁做？怎么做？中央提出，要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用多元化方式解决问题。
蒲韩乡村联合社经验的意义
蒲韩乡村社区联合社已经走过了19年的历程，它成功的实践，提供了很多值得讨论和借鉴的经验。
2005年开始我就介入这个试点，十多年过去了。虽然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种种波澜，蒲韩乡村联合社塑造了一个“统”和“分”之间的中间体。我认为，没有这个中间体是做不成事情的。“统”是指这个非行政化的集体组织，它包括了近4000户社员和7万亩耕地，联合社的组合有一套办法，成员有共同的目标、共同的意愿，有一套管理和指导系统。
这种模式最重要的经验是破解了“统分结合”的难题。统分结合要靠中间体，这就是郑冰带领的113个人的团队所从事的工作。依靠这个团队，联合体搞活了这一盘经济、社会、文化的综合服务，提供农民所需要的服务内容。又比如它的辅导员制度，辅导员可以深入每家农户，把各户的情况都搞清楚，而且开始搞信息化大数据。它的服务所达到的边界，以及它的组织方式，都远远超过了日、韩、中国台湾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综合农协模式，创造了中国本土的经验。
这113人创造的集体经济（合作社），2016年销售收入达到7000万，除了支付113人的劳务和各种社会文化活动的费用，还有300万利润。从2012年开始保持收支平衡，现在已经非常稳定。
联合社的核心团队已经成长起来了，辅导员也已经换了三拨，开始是年纪较大的妇女，然后年轻人上来了。这个团队一手托着集体的组织（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内容），一手托着农民。依托这个团队，把农民组织起来共同发展经济，创造收入，同时创造农民所需要的各种社会文化内容。集体组织里还有很多小集体——有经济类、文化类、社会类，手工艺作坊已经发展到18个。由此，农村变得欣欣向荣。三四年前，在外头打工的人很多，现在从外面返乡的人逐年增加，回来的人，一类是专业种地，一类是“农兼别业”，还有“别业兼农”。
探索农民合作组织的多种形式
发展集体经济过程中，村集体组织起来很重要，关键在于组织生产之外，用什么样的方式把农村社会文化生活统一起来？
2002年我在洛川试点，组织了一个农民医疗合作社，那时还没有“新农合”，农民就医难的事得不到解决。搞医疗合作社很受农民拥护，发挥了很大作用，农民的医疗费用下降，一度拉低了全县和周边地区的医药价格。但这种模式不可持续。医疗费越来越高，钱从哪里来？我找当地政府商量，把新型合作医疗的钱（当时农民人均10块）给乡镇医疗合作社，政府说不行。没办法只好到处筹款，找基金会帮助，但人家只能帮你一时。实践证明，农民要想把医疗做好，一定要依靠自身的经济实力。
2005年开始接触郑冰的联合社，我觉得这种模式很有希望。联合社起步时不是为了钱，而是从推广农业技术开始，然后组织妇女跳舞，并且是有规模的组织，一开始就组织了几十个村的1000多妇女，今天还是依赖当年的这个基础，这和一般农村组织的概念和成长路径都不一样。
参照东亚综合农协的经验
从那时开始，我就考虑借鉴日、韩、中国台湾地区综合农协的经验。综合农协其实是一个功能的综合，综合了经济、社会、文化。这样的集体组织模式，是否能够形成社会化的资源，并且能够保持长期的生命力，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我认为，这样的模式，可以解决“集体是谁”的问题，能够在乡镇形成社会化的资源，并且具有可持续性。
综合农协体系的建立，日本是在1947年，中国台湾地区在1950年，韩国是在1961年，到现在已经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形成了很大的规模。综合农协的资产属于农民，政府是拿不走的。所谓农民集体，在当地乡镇一级是独立法人；国家（地区）农协也是一层法人。政府的钱给到综合农协的，包括给乡镇农协的钱，都变成集体的资产，集体资产不可以分。其依据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农协法”和“农会法”。这种组织定义在公法人和私法人之间，是中间法人。日本直接把农协定义为中间法人。
随着最近20年全球化的进展，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农村变化很大，从思想到体制到法律整个体系都发生了变化，情况各有差异。韩国到今天还是强调中央农会的地位，农协就跟小政府一样，支持下边乡镇的农协。
我们要做农民协会，应该是由党组织领导和支持的农民合作组织，它也将成为共产党执政的有力基础。农村几十年来发生了重大变化，要靠我们的机制和体制的力量来引导，仅靠市场力量是做不到的。
从“三位一体”合作模式到供销社改革试点
2005年，我所在的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请以郑冰为首的7家农民合作社组织来开会，鼓励他们成立农合之家的联盟。11年来已经产生了200多家合作社，其中有8家登记为“新农村综合发展协会”。我认为，这是中国的新型综合农协的样板，但推广起来还很困难。
在政府的指导下，怎样把郑冰和蒲韩乡村联合社的经验进行推广？经过好几个试点后，2015年农村开始搞供销社改革。这是对当年习总书记在浙江瑞安县所肯定的“三位一体”模式的延续。三位一体，即“生产（服务）、供销、金融三结合”。中发（2015）11号文件《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决定》还加上了乡村社会服务内容。这个文件已经有“为农服务的综合性组织、合作经济组织”的提法。
“综合性合作社”是毛泽东1939-1941年在延安时期提出来的，当时毛泽东对南区合作社有很多批示，给“综合性合作社”列了十项综合服务，包括交通运输、种树，也包括金融。“11号文件”把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提出了这个方向，体现了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重要思路，即通过供销社的形式发展农村综合服务。
20世纪80年代就曾搞过农村供销社，改革信用社，希望农民入股，以此为纽带联系农民，形成综合性的合作社，但没有实现。现在农村信用社都归入农商行，但供销社仍然可以起到引导作用。11号文件说，基层乡镇供销社的改革，要“为农、务农、姓农”，要密切联系群众，要做平台，要做生力军，成为枢纽，把政府和农民两边连起来。这跟我们的实践方向是一致的。
我们通过供销社系统，在河北省内丘县金店镇搞试点已经一年多，很有效果。一是在乡镇供销社基础上，建成金店镇新农协综合发展协会。二是要联系农民。过去供销社跟农民没什么关系，农户只出租房子。现在职工们挨家挨户走访，总结了农民需要的11项服务，请大家到蒲韩去学习，已经去了两次，后面还要继续去，他们觉得在那里能学到东西，很愿意学习并推广蒲韩经验。
他们仿效蒲韩“辅导员”的做法，设置了“组织员”，一村定一个，挨家送传单，做服务，服务内容包括年货、农资的统购统销、农产品的集中销售；还做育儿、养老的服务项目。他们自己总结：第一，做活动是新农协的生命，通过活动能激发大家的热情，活跃农村，促进人心的凝聚和合作经济。第二，强调培养妇女骨干。有个妇女一年前还很腼腆，现在已经当上了新农协的副总干事。她一个人就可以带动一片，先从跳舞、搞活动开始。现在新农协在当地已经很有影响力，老百姓感觉“老供销社联系群众的精神回来了”，大家都乐意把自己的需求跟供销社讲。
金店全镇1万多户，现在加入新农协的接近6000户，从6个村推广到33个村，整体形势不错。乡镇供销社和新农协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由县供销社管理。县里还有试点办。农协理事会由农民组织，但一定要请政府派人参加，理事会要接受政府的推荐。这样就可以得到政府的支持和资助，可以带动组织农民中的优秀分子。现在内丘县全县都开始推广金店镇新农协模式。前不久邢台市委、市政府也发文，要在全市推广内丘新农协的经验。根据各个地区不同的实际情况和经验，把综合农协做起来，把蒲韩的经验推广出去，这是个大事。
附：
郑冰：蒲韩乡村社区联合社的实践
我是山西运城地区永济市寨子村的村民，蒲韩乡村社区联合社的理事长。联合社在蒲州、韩阳两个乡镇辖区内，共有24个行政村，43个自然村，2万多户，8万多亩土地。目前联合社共有3865户社员。
联合社的艰难起步
我们从1998年开始搞技术培训，当时觉得农民的农资投入比较盲目。2001年，我们组织了很多妇女搞跳舞活动。2004年，谢丽华老师到我们那里说，你们妇女活动这么好，但村里怎么这么脏？这话让我们觉得脸红。我们赶紧发了封倡议书，动员大家清理村里的垃圾，只用了三天时间，全村204户就把10多年的垃圾都清理完了，大家都感觉很振奋。那时村里的路坑坑洼洼没办法走，为此我们成立了理事会，组织村民参加义务修路。永济市政府、妇联开始关注我们。
2005年，我们接触到杨团老师和温铁军老师。杨团老师给我们讲了“综合农协”，如何组织培训搞合作社。我们很快组织了7个经济合作组织、7个手工艺组织、7个妇女组织，以及蒸馍厂、涂料厂等，但到2007年这些项目就失败了。我们体会到，合作社组织起来容易，管理并不容易。
2006年开始，中央从搞新农村建设，2007年发布了《合作社法》。十七届三中全会决议提出，“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我们感觉政策在不断完善之中，及时引领新农村建设。2006年我们村曾被评为“新农村建设样板”。
2005年，合作社把村里175户的870亩地合在一起。当时分管农业的书记、市长都来了，说土地问题是高压线，你怎么敢这么干？我说，这是大家自愿的。当时市长说了一句：“你要不把‘千亩生态园’搞好，农民会吃掉你。”到了2007年，因为合作社管理成本太高，真的做不下去了，只好解散，870亩地放回了各家各户。
把农民的生活放在第一位
经过反思，我们体会到：在农村经济目标不一定是第一位的，农村生活才是第一位的。回过头看，我们的技术培训、妇女跳舞、环境卫生，正是这些活动把大家合作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做农村工作不能太心急，要稳步发展。把农户的地集合在一起，不外乎就是引导农户科学种植、技术培训、统一购买价格合理的农资和服务、联合起来做销售。为联合起来的农民提供服务，才是合作社要做的。
合作社的服务空间在这43个村子，组织了上千名妇女参与的舞蹈活动，几千人参与的农民运动会，制定了2009-2018年的10年计划，把公共服务做起来，在此基础上把与生产相关的经济合作做起来。2012年我们组织了联合社，联合了28个专业合作社，按地区划分了12个办公业务点。从2009年到现在，在老师给我们提供的指导和培训的基础上，我们现在拥有113名核心团队成员，而且70-80％是年轻人。
参加跳舞等活动的全是中老年人。在2009年开始组织合作社的时候，先让社员把自己的子女动员回来。其实，年轻人的父母并不乐意儿女为一年几万元在外面打工，尤其是不愿意看到子女结婚之后和家人孩子分开的状态。现在，我们这个团队成员有很多母女、母子、夫妻。
而这时，青年和中老年之间的矛盾又产生了。我们努力改变家长式的管理，让年轻人多参与地里的劳动。年轻人刚回来不愿意种地，我们特意组织大家一起干农活，早上天不亮就下地，风吹日晒，年轻人感到集体劳动很有趣，也感到农活的辛苦，才真正理解父母的不容易。我们向年轻人发问，能不能改善辛苦劳作的传统方式？年轻人的想象力和创作力是蛮丰富的，现在几乎所有地里的重活都可以由机器设备来完成。
多样化种植和生产服务
大家总说农业生产收益不行，我住的街巷共有17户人家，其中一户在西安做老板，另有两户在外面开小饭店、打工；其余14户都没有出外打工做生意的。这14户人家都盖了楼、买了车，收入几乎全是靠种地。有的人家有上百万存款，他们一天工都没有打过。
种地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收入？主要来自土地流转、土地确权。2013年，我们村3000多户社员共有3万多亩地。大家发现，土地流转的大户经营得也不太顺利。我们找到一些自己的地不够种的能手，把几十、甚至上百亩的土地都转移到种庄稼能手那里。现在我们3000多户社员共耕种着7万多亩地。
2001年市里动员，说加入世贸了，鼓励大家种果子，说比种小麦效益好。但种了这些年我们也看到，种经济作物市场波动很大，苹果最低才卖3毛钱，大家就都要去砍苹果，改种桃树或芦笋。从2009年起，为了寻求经济收入稳定，开始搞多元种植。我们这7万亩土地一直以户为单位，一户最好是5-10亩地种一样作物，每种最多的不超过50亩。每家都实现多品种，避开市场风险。去年夏天下冰雹，我们的香椿、杏、桃已经收了，但后面的柿子和核桃受损比较大。
我们听说国家现在要进口很多粮食，就跟社员们讨论，这7万亩地不能都种果树，要拿出1万亩地种小麦。2009年，我们推动每家农户拿出一亩地做土壤转换，少用或不用农药化肥；搞秸秆还田，采用生物防治法减少病虫害，比如用粘蝗板、杀虫灯诱杀害虫。这些防范措施一旦产生效果，农业生产肯定会有一个大变化。
现在围绕43个村和3000多户的植保服务体系，从土壤转化到植保服务，我们已经完成了几万亩土地的联合。生态多元化也是一种模式。现在我们的粮、棉、稻、果，形成一个几万亩的多元结构。这几万亩土地、几千户，已经形成了技术服务体系，也形成了与市场的对接。
组织统购统销，引导村民消费
我们在43个村里设有18个辅导员，都是普通的农村妇女。一人服务3-5个村，210户左右。辅导员天天入户，正确互动，这是我们辅导员的岗位优势。在运城、永济也设立有薪酬的辅导员。
我们蒲韩联合社的服务空间很广，联合社可以跨乡，合作社可以跨村。但不符合我们理念的不能成为我们的社员。联合社有18条规定，比如赌博的、对老人不孝顺或对孩子不正确引导的，就不能加入合作社。
农民加入我们消费店的消费社员，也做一些消费方面的引导和规范。比方年货统购。大家过年都要买年货，我们统一提前一个月预定，3000多户大概有100多万元的量。这100多万中，50多万消费采购当地产销品，引导大家多吃核桃、枣、花生。比如说我们在永济、运城的社员，让大家多吃我们当地的花儿蘑。我们也和其他合作社互换小米、大米、枣。只要是我们社区的社员在永济、运城打工做生意，我们就把他的消费对接上。联合社每个月都有日用品统购，我们把这些服务项目整理成专供，日用品是其中一项，有专人负责，看似小小的油盐酱醋，结果统一买盐，一下子要20多吨。同时，统一供销杜绝了假冒伪劣产品。市场不一定都在外部，3000多户社员每年互换产品，一年就达300多万，销售总额就是600多万。
在永济有3800户是我们的合作社社员，每一户都有信息档案，记录得很清楚。 3年前我们在永济开了一家消费店，连接这些社员，这一连接不得了，把周边都连起来。现在我们在永济、运城两个就近的社区设有消费店，在这里消费的社员有8000多户，及时给社员配送面、油、菜，一定要送到厨房。
开展信用互助
2012年起，国家规定统购统销的合作可以开展信用服务。我们当年就启动合作社社员的信用互助，这种互助不是以赚钱为目的。第二年有3000多户需要资金，一些很弱的农户根本借不到钱，连借钱的信心都没有。我们设置了2000元的无息借款，提供给他们。核心问题是合作社提供什么服务？为谁服务？在2012-2014年间，共有20几户逾期，其中没有一户是因为种植或者小规模养殖而逾期的，大都是做生意的。信用服务中，农民（特别是种地户）是讲诚信的。我们的信用服务体系从2013年运营到现在，利率一年一年下降。但我们发现，信用服务是一个杠杆，可以使几千农户之间建立起一种更加紧密的信任关系。
为老人、儿童、妇女服务
上级领导和杨团老师都曾经提醒我们关注老人的养老问题。我们统计以后发现，75岁以上的老人有2000多位，社员越来越趋于老龄化，如何让他们生活得更加安心？我们办了“不出村养老”服务，一村十几位老人不出村，每个老人的子女每月掏200元，进行互助养老。现在我们有16个村采用了这样的养老方式。虽然不赚钱，但给了老人很大的心理安慰。老人们觉得国家政策这么好，每个月还给80多岁的老人发钱，老人在一起那种状况，非常美好。另一个村搞了个老年公寓，投入几十万，年年要找钱才能维持，镇长书记也头疼。这种服务体系的构建，让联合社越来越有底气了。
2016年我们启动了对60岁以上老人的信用服务。55岁到75岁之间的社员，只要你愿意养点小鸡、养猪、养羊，不是大规模的，我们一定尽全力提供服务。有600多户这样的老人在做力所能及的事，还能有点收入。老人实现了自我养老，保持了一种自信状态，他的感觉就不一样。这个服务是我们现在全面推行的。
在永济、运城的一些老人退休，听说有这种不出村的互助养老，也愿意回到村子里来，生活舒服，还可以和亲朋好友一起安享晚年。
我们前年开始，做了3岁孩子的“小私塾”，也就是不出村的幼儿教育，今年已经做了10个村。村小学校的校长找我，说你们这么一做，周围两个村20个孩子都进不了我们幼儿园了。我说，我不是和你竞争，这些两三岁孩子如果送出村去教育，对孩子不太好。乡村是一个非常自如的空间，我们就是带孩子们到田间去观察玩耍，培养他们的想象空间。校长说你这样就影响了我们上万元的收入。我提出，我们理事会讨论一下，可以从合作社公益金里提出钱来给你补偿，我们可以一起做教育。现在村里小学才教到二年级，这43个村有600多个孩子要到城里上小学，家长要陪着去，在城里租房，占着一个人天天送孩子，不知道要多花多少钱。把这些孩子争取回到村里，村里这么好的环境，完善我们的小学教育才更好。
联合社的妇女不仅仅是跳舞，还要把老人、孩子、妇女组织起来。我们有18个手工屋，有一批妇女把芝麻做成香油，把黄豆做成豆腐，把红薯做成粉条；纺线织布，把棉花变成线，变成布，其实这个过程中就是老人把手工艺传承给下一代。孩子跟着老人学这些手艺，这才真正是天伦之乐。
树立正气，弘扬正能量
农村是一个家，不可以用工业的或城市的逻辑去经营。农村是熟人的空间，所有的事大家互相都清楚。农村的制度构建，不是说你写个纸写在墙上就完了，人和人之间有无形监督的一种制度，它是隐含在熟人口碑的传播里。在这个熟人空间里，主导的正能量一起来力量很大。
农村用所谓现代管理方式是行不通的。村干部的约束力也要靠口碑。合作社的监督也需要村干部，我们也请村干部对我们提意见。各村干部要做工程搞乡村建设，少个万八千块钱，我们合作社都会拿点钱来补贴。我体会，农村是一种道义的自然的文化。所谓道法自然，一定有人文因素在里边。现实中也有落后愚昧的东西，关键在于怎么用新的理念引导。
啥是集体经济？村两委是集体，村是集体，我们合作社也是集体，学校也是一个集体。我们的老年协会、书法协会都是一个群体，这些群体都在产生正能量。最近村干部传达上面精神，要把公益服务、精准扶贫做“到点”。但做“到点”不能养成“等、靠、要”的惯性，农民完全可以自立自强的。我们坚信，未来的政策会越来越好，我也很庆幸做个农民。
（编辑 杨利红）
*杨团，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