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世界进入多事之秋，比如2016年的美国大选和英国退欧，前几年的欧债危机、难民危机，最近仍在持续发生的恐怖袭击，等等。这些事情看似出人意料，实则隐藏着国际环境变化的大势，其背后是世界格局的重塑。未来20—30年间，一方面，我们会见证，中国将实现自近代以来一直梦寐以求的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另一方面，人们也很可能会见证，三百年来的世界格局将第一次不再只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
认识范式转换
未来我们将面临多少风险、挑战甚至危机，坦白地说，谁也不敢预言；只能说，“唯一能确定的就是不确定性”。变迁、变局和不确定性，将成为未来相当一个时期内国际格局的基本特点。
在此大变局的背景下，整个社会科学都面临着当年托马斯·库恩讲的范式转换或科学革命。欧洲启蒙时代至19世纪以来，社会科学的主要目标一直是寻求确定性，我们试图通过学习和效仿自然科学的方法，探索社会变化的规律。按照这种认识，世界的大转变、大变革，只不过是进入新的确定性的过渡阶段而已。
今天，如果世界正在进入一种新格局变化或新秩序建构的过程中，简单套用现有的范式，将秩序更替过程中的不确定性笼统归结为“过渡”、“转型”（transition）现象，既不利于我们了解当下已经发生的事情，也无益于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新机遇、新挑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对于这场危机，西方主流经济学不仅没有预料到，而且直到现在也还没提供清晰的解释。
因此，不仅经济学界，整个社会科学界现在都存在是否会迎来新的范式转换的问题。在新的世界格局变化面前，仅仅用原有的范式来理解和阐释诸多的不确定性已经明显不够了。
今天，社会科学研究（当然也包括国际关系研究）面对的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呢？是否可以说，我们面临着三百年来西方与非西方力量对比的巨大变化？不仅在事实层面上非西方力量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日益增强、作用日益提升、影响日益扩大；而且在道理层面上，整个世界正进入一个新的格局？这有点类似当年爱米尔·涂尔干讲的“失范”：旧的一套规范越发不灵了，而新的规范还在探索和建构之中。即使是所谓的“发达社会”，也呈现出一幅失范状态：经济失调、政治失序、安全失控、制度失灵、精英失职。从国际上看，至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所形成的一套基本的秩序和格局，正在遭遇这样那样的挑战，更不用说冷战结束后曾昙花一现的“一超独霸”局面了。
国际关系重建
在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原有的国际关系正在重建之中：
首先是主体变了。原来所理解的国际关系就是国家间的关系，其主体就是国家或国家集团，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就是要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基本关系，“冷战体系”也是要处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和以苏联为首的华约集团之间的关系。现在，有大量的跨国公司和它们组织的各类论坛（达沃斯论坛就是其中之一），还有更大量的非政府机构和及其组织的各类活动，它们虽然不是国家意义上的行为体，但却越来越具有议题设置、规则设定、程序设计等能力，并不断影响或左右着世界经济与政治以及舆论的走向。主体变化还体现在一些传统组织的复活或复苏中，它们不是以国家的形态，而是以地区组织和宗教组织的形态出现，在国际上经常唱主角或扮演重要角色，例如中东地区的什叶派和逊尼派，它们是超越国家边界的。
其次是议题变了。过去，国际关系要处理的主要是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安全与外交等传统安全问题。这些问题今天仍然存在，甚至也很严重；但同时，国际关系领域中又越来越多地加入了大量非传统安全议题，例如日益紧迫却争议不断的气候变化问题，各类疾病传播及防治问题，各国如何联手解决形形色色的恐怖主义挑战问题，仍在恶化的环境污染和可能带来的生态灾难问题等等，以及由于这些非传统安全议题而引发的全球治理难题。这些都不再是传统的国际关系议题，但却是国际关系中必须面对和处理的越来越重要和紧迫的全新议题。由于很多议题是传统的国际关系完全不曾涉猎也没有任何知识积累的领域，因此也是新的巨大挑战。
再次是规则变了。以前的国际关系规则，其实就是大国规则、强权规则、丛林规则。现在，即使是大国之间，原来的同盟关系也在重组，更何况它们也无法仅仅自己说了算。二战后的格局和秩序，主要是战胜国的三巨头在秘密环境下商定的。但这样的规则制定方式在当代已不再可能。“冷战”时期形成的东西方阵营，一方已不复存在，另一方已非铁板一块，当初的所谓“中间地带”正在积极探索各种类型的“伙伴关系”。大国霸权不再，国际秩序大国主宰不再，所以才有从G7到G20的转变（G7虽然还在，但是其实际作用和被关注的程度都远远不及G20）。这种转变的根源，在于以往那种强权逻辑和“非我即敌”的基本规则都越来越不灵了，甚至越来越伤人伤己。“冷战”结束以来，世界进入了新一轮的全球化，其重要特征，就是参与者越来越多，规则制定也越来越透明，非西方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前所未有地参与进来，它们在规则制定中的声音和作用是过去几百年无法想象的。不过，世界要完成这样的大转变，难免还要碰到一个又一个新的曲折，甚至还要经历一场又一场斗争。目前的“逆全球化”、民粹主义，不过是这种曲折的表现罢了。
最后是舆论变了。过去几百年间，国际关系只是少数国家里极少数人的“专利”，别人既不懂，也无权涉入。现在，随着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整个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思维方式的巨变，各国各地各色各族的人们再也不会对世界上的事情不闻不问或听之任之。信息的瞬间多维扩散和分享造成的震荡，也是过去任何一轮全球化所不具有的特征，它其实也是各类非国家行为体和非西方国家越来越能够在国际事物中扮演不同角色的技术支撑。连最权威、最神秘的国与国之间的“外交”，也不得不借助和借重公共外交、民间外交、二轨外交、媒体外交……传媒，包括新媒体、自媒体，在国际关系中俨然成了“另类帝国”。正是信息技术革命及其后果的广泛、迅速运用，为世界的不确定性和治理难题带来了全新的挑战和机遇。
讲好中国故事
当年被囚禁在铁笼里的葛兰西曾一语惊人“人人都是知识分子”。现在，我们是否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人人都是外交家！不仅官员、学者、艺术家，而且成年来往于各国的留学生、经商人、打工者、旅游者，也都在以自己的所作所为和一言一行扮演着外交人员的角色，发挥着外交家的功能。
回顾过去，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万隆会议前后积极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起，我们在国际上就一直主张大国小国一律平等，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平等互利、和平共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既主张也遵循着互利、合作、共赢的发展路径和理念。现在，更是明确提出共商共建共赢的新理念。共商，是指从一开始制定规则起，就要大家一起来讨论，来谋划；共建，是指在整个过程中，需要大家都来参与，来投入；共赢，是指结果不是零和，更不是你死我活。今天，这些理念和原则已不再只是中国一家的主张，而且正在成为新的国际关系可能的规则和格局。
因此，我们的思想界、文化界，当然也包括其他领域的人士，背负着一项重大使命，就是如何把这样的道理讲明、讲透、讲好。其中最关键的，就是所谓正当性问题。中国崛起为更大的世界经济体这个事实，尚不足以解决我们崛起的正当性问题。真要在世界上“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还需要做更扎实更细致的思想和理论工作，总结、提炼、概括好中国崛起这个事实背后的实践、道路和理论。道不透理不清，理不清言不明。只有自己把事实背后的“道”弄透彻、“理”想清楚，才能深入浅出、言简意赅。
其实，世界上很多非西方国家在跟随西方（或被西方支配）多年之后，切身感受到西方那套模式并不适用他们，也很想了解中国的发展道路和治理经验。从这个角度讲，讲好中国故事，已经具有了世界层面的意义，尽管我们并不认为中国道路就适合一切国家和地区，更不会把自己的发展道路强加给任何人。中国的发展，无非是向世界上提供了非西方式发展（严格地说，即使所谓“西方”，也有多种不同的发展模式！）的另一种可能和另一种选择。
这里，特别重要的是，即使这些国家和人民有强烈的意愿了解中国、认识中国，我们讲故事的方式也一定要根据对象和环境而入境随俗、与时俱进，很多时候需要用静流无声的方式，才能达到融雪于水的效果，而不只是与西方较劲，在有意无意中落入简单的二元对立或非此即彼的陷阱。中国故事真正讲好了，能帮助人们走上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路，这样建设起来的世界格局，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格局，而不是互相猜疑、彼此厮杀、共同毁灭的世界。
（编辑 迟晨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