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贵族政治到国家官僚政治的过渡
唐代继承并发扬了秦汉经营欧亚大陆的遗产。除陆上丝绸之路外，唐还与伊斯兰文明圈携手，开拓了海上丝绸之路。唐顺宗时代的宰相贾耽作《古今县道四夷志》，记载了南出长安，经印度洋、孟加拉湾、阿拉伯海到地中海的海上丝绸之路。当时，经海路来中国的阿拉伯商人很多，他们因长相特异，被唐人称为“菩萨蛮”。
唐代要对付蒙古高原上的突厥和日益强大的吐蕃，所以便如汉代一样，全力经营西北，继续开拓西域并维护河西走廊之安全，与此同时，隋唐依靠运河经营和勾连东南，依靠海上丝绸之路经营西南，富强一时超越两汉。汉、唐、清既均致力于开拓欧亚大陆，但也是因为西北问题的牵制，故于东北亚、东亚，均持守势。
唐代不得不从汉代继承来的负面遗产，便是由门阀士族制度演化而来的贵族制度。于是，怎样利用并克服贵族制度，这就是对唐代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严重考验。
唐初的执政者，实际上是两大贵族集团：一个是关陇军事贵族集团，靠的是军功勋格，一个是郡望大姓，靠的是门第。如果在此二者之间再加一个，那就是沙门贵族集团，即佛教势力。
南北朝到隋唐，佛教是一大贵族集团。举凡放债、典当、出卖度牒、发行债券，这些名堂都是寺院搞出来的，僧尼诸众不纳捐税，免除劳役兵役，国家财政一旦困难，就靠卖度牒集资。敬宗时（公元825-826年）徐州节度使卖了一次度牒，国家就丧失了六十万丁壮。
这是一种什么景象呢？是宗教热情，还是富户避役避税运动？显然是后者。虽然寺庙香火繁盛，但隋唐的佛教运动显然出于经济目的，与西方的宗教狂热不同。
这三大贵族势力的勾连，构成唐代的统治阶级。唐代固然结束了“封疆土，建诸侯”，但贵族的力量却更加强大。因而唐代是把地方的封建，变成了中央的分权。这在制度上的表现，就是“三省六部制”。
所谓“三省”制是：中书出令，门下审核，尚书执行，这就是“三权分立”。三权分立的实质就是分权，也就是皇帝与贵族分权。西方近代的三权分立，是贵族、教会与王室分权。实际上，中国在世界上最早实行了“三权分立”。
“三省”把持在贵族集团手里，“三权分立”，意味着在中央是贵族掌权。而唐太宗以虚心纳谏著称，这当然不是因为他脾气好，而是因为他得罪不起贵族集团。唐高宗要把女儿嫁给河北崔氏，崔氏不娶，就是因为他们自以为比皇帝门第高贵。
“三省”意思是有三个宰相，宰相开会的地方叫议事堂，宰相吃饭时研究工作，叫“宰相会食”，任何人不能打扰，皇帝都不能参加。所以国家治理的事情基本上是“三省”定，皇帝是被架空的。
唐代若是贵族政治，那怎么看隋唐之科举入仕呢？所谓科举入仕，在唐代相当于官场里的“文工团”，基本上是个摆设。
其实，“考试”形式由来已久，隋以前，考试本是察举制度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隋代只是使“考试”脱离了察举制，成为选拔人才的又一形式，并逐渐制度化而已。
科举脱胎于察举，隋文帝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和州郡长官辟举任官制，各级长官都由中央统一任命，国家采用考试方法，统一选拔人才。隋炀帝时期，设进士科，这标志着科举制度的诞生。但是，以科举代替贵族官制，这么大的改革动作，绝不是通过上面一道改革命令就能完成的。人们惯常以为隋唐确立了科举制，这其实是误解。隋唐时代，科举不过就是摆设而已。
唐代继承了隋朝科举选人的制度，但科举不是唐朝唯一的选官制度。唐朝主要有三种选官制度，科举制度最不重要，重要的乃是门荫入仕和杂色入流。“门荫入仕”就是一定品级的亲贵高官的子孙，可根据父祖官爵的高低（需经过考试后）授予不同官阶的官职。“杂色入流”则指各级官府的胥吏（由汉代的文吏演化而来）升到一定级别并考试合格后，可到吏部参加铨选，考试合格后可获得“官”的资格。
为什么说唐代治理并不靠科举？首先，就选拔人数而言，据《唐登科记》，唐代科举及第的人数很少。一年一度的科举考试，每次考中的只有二三十人，远不如宋和明清。而“诸色入流岁以千计”。显然科举入仕的官员比例并不高。其次，就任用方式而言，唐代科举及第后并不马上授予官职，因为还需参加吏部的铨选，考试合格后，方才授予官职，谓之“释褐”，而通过铨选之后，进士所授官职，则要远低于门荫入仕。门荫入仕者一般占据朝廷高位，而胥吏阶层是中下级官吏的主要来源。科举入仕只是官场的补充而已。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唐代的科举，并没有真正打破贵族官制。唐代的行政权，还是掌握在贵族手里。
唐代的中央，就是皇帝与贵族斗法，皇帝要办事，如果贵族反对他就办不成。于是，这就迫使皇帝越过把持中央的贵族集团，直接去抓地方。唐能统一天下，动员基层，这既不是靠科举制度，更不是靠三省贵族分权，而是靠府兵、靠均田，这是皇帝直接管地方的制度。府兵制脱胎于北魏，《木兰辞》有形象的描写：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老百姓自备装备服兵役，这就是府兵。
唐代百姓与中央建立关系，就是通过均田与府兵，靠的是军书和黄册（土地册）。
唐代制度，有一条是继承了秦汉，而又超越秦汉的——那就是设立独立于三省六部的“御史台”。既然贵族把持了中央三省，御史台的主要功能并不是监督三省和六部，而是巡视地方。中央派出巡视地方的巡视员叫观察使，分巡地方十道，这是皇帝控制地方的制度。而到了唐中宗，观察使就驻在地方，因此被称为节度使。这样，中央派出的巡视员，逐渐成了地方诸侯，在安史之乱时期，它就演变为藩镇。
陈寅恪说，安史之乱，实质是关陇贵族集团的后代造反，即融胡汉为一体的关陇贵族集团内部分裂，这是很有见地的。钱穆说，唐代地方形成藩镇，主要还是由中央巡视员驻在地方的结果，权力的监督机构变成了地方权力本身，观察使分巡十道，使州县之上有了道，而道终于裂变为藩镇。这也是一种不俗的见解。
中国的贵族政治，以安史之乱为标志，开始走向衰败。安史之乱的重灾区是河北山东一带。它不仅导致关陇集团的分裂，也沉重打击了贵族门阀势力，使中国自汉末魏晋以来的贵族政治走向终结。马克思说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从这个意义看，安史之乱不失为一场制度革命。它开启了新的改革大门，导致了儒家的复兴。不过，这里复兴的不是孔子之儒，而是汉代之儒，核心就是要维护大一统，强调中央权威，重视经济发展，尤其是重视企业（盐铁）和商业（漕运）发展，重视农业和土地税收。汉儒被门阀士族打败了，但唐代贵族制的没落，却为汉儒思想的复兴创造了历史条件。从中央层面说，一旦贵族式微，三省制度便少了依托，而中央集权，则是从集财政权入手，即从税收、转运、军需的强化入手，这就是杨炎和刘晏的改革，它造成了盐铁、度支和户部三个部门权力的上升，并对原来的“三省六部制”造成了根本性的冲击。于是，主管财政的三个部门，在重新分工中崛起为三部——盐铁部：管盐茶、商税、铸钱、铸造兵器；度支部：管漕运、军粮、俸禄；户部：管田税。
永贞元年（公元805年），唐顺宗-宪宗之间发起永贞革新，这是中国制度转变的一个关键点，即从三省（中书、门下、尚书）制度，转向三司（盐铁、度支、户部）制度，实质是从贵族政治，转向国家官僚政治。革新中涌现出著名的改革群体，他们都出自这三个财政部门。这就是要在更高的层次上恢复到秦始皇、汉武帝的路线上去。
柳宗元、刘禹锡、韩愈到白居易，都是这个改革集团中人。他们代表了中唐学风、文风和作风的巨变：从贵族的自由主义和雕饰文风，转向严肃的治国理政。当时柳宗元是御史，刘禹锡是屯田员外郎，分别是监察官、财政官，他们都不是空头文学家。
由于这次改革失败，导致了“二王八司马事件”。著名的《封建论》乃是革新失败之后，柳宗元被贬永州时所做，这篇文章是对秦、汉、唐治理体系及其效能的深刻总结。
毛主席读柳宗元的《封建论》，他认为：一，中央不能出“修正主义”，地方不能搞分裂；二，经济要发展，但经济发展的成果不能落在既得利益集团手中。这是两大历史教训。毛主席认为柳宗元是一流的政治家，他的文章能够把“义理”与“才情”高度统一起来，把治学与治国理政统一起来，能够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统一起来。
后唐的第三个皇帝李嗣源正式确立了三司制度。三司制度被宋代继承，使宋代成为一个极为重视经济的朝代。
千年大变局
公元907年，中国历史上绚烂的世界帝国——唐朝灭亡了。公元960年，宋朝建立，从那时起到1840年，一个新的千年开始了。
宋从隋唐那里继承的最重要的东西是大运河。宋把秦、汉、唐的大部分江山都丢了，保有的只是勾连东南地区的大运河，这样，宋把中国发展的方向，由欧亚大陆引向了东南沿海。
隋文帝时，开广通渠，漕关东汾晋之粟给京师。隋炀帝时，开运河，漕东南之粟给京师。从宋代起，西北的问题、欧亚大陆的问题似乎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东南沿海。明代刘侗说，“有西北之劲以制东南之饶，亦用东南之饶以养西北之劲”，但秦、汉、唐西北之劲，是因为军旅以农民编成，强大的军队是打出来的，不是靠东南沿海养出来的。中国东西部发展的不平衡，是宋代以来制度安排的结果。
宋代的军队是养出来的。国家高薪养兵，把军队当摆设，开了历史先河。宋太祖的名言是：“吾家之事惟养兵为百代之利益。”国家把兵养起来，这样就不会再有安史之乱，但是，这样包养的军队，从此就不能打仗了。
宋代以科举制度，彻底消灭了唐的贵族官制。官员依靠国家俸禄，没有造反的物质基础，科举所考，均是课试文章，与治国理政没有关系，选拔出来的多是废物，没有造反的能力。宋代以其积贫积弱，反而成为中国历史上延续最长的王朝，就是因为它以包养的方式，搞定了中国的枪杆子和笔杆子，一举废除了中国文武两个阶层的能力。
与秦、汉、唐、清不同，宋朝从来没有完成中国的统一。北宋的一统是“小一统”，统一的只是五代十国那个区域，而宋的周围依然有辽、金、西夏列强环伺。北宋的制度改革或者制度设计，就是这种尴尬处境的产物。一方面，为了维持内部统一，避免五代十国的军阀割据的局面重现，它就必须以文人政治代替贵族政治、武人政治。文人不作为，但也不会生事，如此就能维持住内部的“小一统”，但是，面对列强环伺的处境，又迫使它不得不有为、不得不改革、不得不图强。
为了内部稳定，需要用规矩人、乃至庸人；为了谋外部生存则需求强势、求破格，而如何以庸人求强势呢？是所谓“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也”。
于是，整个北宋就只能在有为与无为之间徘徊、等待、消磨，最终只能是维持而已。
中国的读书人政治，即“学而优则仕”政治，从宋代开始。科举制度，到北宋方才确立为国家选拔官员的基本制度。与唐代相比，宋朝的科举之门大开，不仅选拔人数大大增加，而且是考中即授官。北宋开启的制度革新，使得读书人政治取代了贵族政治。所谓“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比起贵族阶级，“士大夫以官为家，捐亲戚，弃坟墓”，这当然是有进步意义的。
前人指出，宋代的成就，既不像以效法“道德”取胜的周朝，也不同于效法“功力”取盛的汉唐，而是“举一世之才而纳之于准绳规矩”，“其家法严，故吕（后）、武（则天）之变，不生于肘腋，其国体顺，故王（莽）、董（卓）之祸不作于朝廷”。与历代不同，宋是最讲法制、讲规矩的，这造成了制度稳定，当然也是一种进步。
但是，这个制度在本质上也有很大缺点，简单地说，就是读书人缺乏治理能力。宋代的科举考试制度极其严密，这似乎是一种进步，但是一考定终身，这也使科举成为畏途。这样，许多有才能者只能做胥吏。科举考出的官员大多数是书呆子，这些官在一个地方待一阵，小心不犯错误就调走，而胥吏则久居地方，掌握地方事务。所以，地方实际上是胥吏包办、胥吏治理。
叶适这样说：何谓“吏胥之害”？从古患之，非直一日也，而今为甚者。盖自崇宁极于宣和，士大夫之职业，虽皮肤蹇浅者亦不复修治，而专从事于奔走进取，其簿书期会，一切惟吏胥之听。而吏人根固窟穴，权势熏炙，滥恩横赐，自占优比。渡江之后，文字散逸，旧法往例，尽用省记，轻重予夺，惟意所出。其最骄横者，三省枢密院，吏部七司户刑；若他曹外路从而效视，又其常情耳。故今世号为“公人世界”，又以为“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者，皆指实而言也。这就造成了宋代一种制度悖论，便是叶适所谓“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
宋代法度极严，御史台也有了新的变化。历代的谏官本是向皇帝提意见的，甚至是帮助宰相来监督和均衡君权，而到了宋代，谏官逐渐地偏向监督宰相、监督政府。谏官本是专门提意见的官员，评价其称职与否之标准，一般来看就是敢不敢说话。此前，谏官向皇帝肆无忌惮地提意见方显称职，到了宋代，谏官的职责竟然成为直接反对政府，如此以来，本来就不太会干事的官员，就更加不敢作为了。
至于宋代的地方制度，乃是为了纠正唐代地方权力过大而设计的。与唐代仿佛，宋代同样是派御史到地方巡视，但不叫观察使或节度使，而改叫监司官，而且是每一路派四个监司官，把地方的财政、司法、军事、民政一起管起来，把这些权力全都收归中央，其中，以管漕运的转运使最为权重。唐代中央-地方分税，总还是给地方留了一些财政自主权，但是到了宋代，地方完全无权，财政、军事、民政全归中央，太守坐拥空城。于是，面对辽金的“游击队”也完全无可奈何。
史家说宋代积贫积弱，并不是说中央积贫积弱，而是说地方积贫积弱。因此，叶适指出：如果说唐代的巡视制度之缺点是放任了地方，使中央巡视员变成了封疆大吏，造成末大不掉，那么，宋代的监司巡视制度则完全相反，宋代的监司，成为了中央压迫和榨取地方的工具，使地方日益困穷无能。
“国学”这个东西，便是宋代搞出来的，它起初的名字叫“道学”。宋学终结了汉学，宋儒终结了汉儒。它所终结的，实际上就是汉儒治国理政的思想，它以“华夏不治夷狄”反对“大一统”，以道学的空谈，所谓“君子不器”，排斥治国理政的学说。从道学产生，中国的儒家思想就丧失了战斗力，变成了像老庄学说那样的玄谈与空想。道学更搞出了一套自然法，就是三纲五常。所谓“心即理”，就是养成一颗尊君崇父从夫的心，说白了，便是一颗当奴才的心。至于“民心”何在，他们从来就不去关心，更懒得过问。
王安石讲“道以致用”、“道之用见于器”，陆九渊、叶适讲“民心”，但他们这一套，在道学面前均属逆流，在道学家眼里，这些人都是小人。
与秦、汉、唐不同，宋代对于西北、东北均无能为力，唯独对于东亚产生了很大影响。宋儒对于东亚的影响，一是铸成了鄙视乃至挑战欧亚大陆的“岛夷意识”，二是强化了东亚的封建等级制。日本京都史学派美化宋朝，以为唐宋之变，开创了人类现代化道路，造成了一个与欧亚大陆相对立、脱离的“东亚文明共同体”，这并非偶然。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打的旗号就是“大东亚共荣圈”，而蒋介石、汪精卫，都是宋代道学家的信徒。
从大分流到大翻盘
在欧亚大陆上，在中国与西欧之间，有三大游牧民族，一是土耳其，二是鞑靼即蒙古主力，三是通古斯，而女真为其一种。
首先横扫欧亚大陆的是蒙古。元代打开了唐代衰落以来梗塞已久的欧亚交通陆路，并开通了南洋和印度洋贸易。
元代造成了佛教的复兴。它全力打击先秦、两汉、隋唐、有宋以来以治国理政为旨归的儒学，停止科举90余年，任用贵族、僧徒、胥吏为官。但是，以消灭儒学为目的的元代统治者，却大力扶植道学，因为道学所宣扬的三纲五常是顺民的哲学。正是蒙古人为两宋道学确立了正统和支配地位。1313年，宋儒周敦颐、二程、张载、邵雍、司马光、朱熹等人从祀孔庙，这样，儒学就变成了“儒教”，而儒教就是宋代的道学。对于蒙古人、西域人是否用道学治理呢？绝对不用，道学只是治理汉人的治术或学问。故章太炎说，国学就是国将不国之学，就是亡国之学。鲁迅甚至说，从那时起，中国读书人就断了脊梁。
儒家既然没落，但小民的反抗却不能停止。元末，以私盐贩子为中心的暴动，最大的是浙江方国珍的队伍；而因穷为僧的朱元璋，最终率部截断运河，推翻了元代的统治。
明代处于世界历史大分流时期，处于中国历史大的转折关头。整个明代与历代的不同，在于它的挑战既来自陆地，又来自边疆，既来自西北大陆，又来自东南海上；它面对着西方海洋资本主义的兴起与挑战。
明代没有成功地应对这种挑战，丧失了历史的机缘。明代一切治理政策中，最为错误、且对后世影响最巨者，就是“一条鞭法”的实行。本来，自秦汉以来，中国的赋税政策，都是农商并征。嘉靖年间，浙江御史庞尚鹏奏请一条鞭法，提出一切赋税均依于土地、计亩征收，这就放任了江浙一带的商人。工商阶级没有田亩便不纳税、不服徭役，这是千年未有之大不公平。
万历初，张居正当国，一条鞭法实行，规定一切赋税皆纳银两，使白银成为明代国家税收货币，这又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此时，正值西班牙人在美洲发现大银矿。此后一直到鸦片战争，世界上四分之三的白银流入中国，支配中国经济的货币财政政策，便操在了东南沿海的买办商人和西方殖民者手中。中国在资本时代的失败命运，从此铸就。因为白银依赖外部供给，所以中国经济发展便陷入资本短缺的状态，从而使工业革命不能发生于中国。由于东南沿海商人勾结倭寇洋人，明清又不得不实行闭关锁国政策。
1614年，“海上马车夫”荷兰在中国南海与西班牙、葡萄牙人争夺海上霸权并占领台湾，从那里封锁了从菲律宾向中国运银的通道，造成明朝极为严重的通货紧缩。被高利贷所压榨的中国农民奋起造反，1633年，明朝被清朝所代替。
清朝继承了秦、汉、唐的未竟之业，将蒙古、新疆、西藏、青海纳入中华版图，大清使中国再次屹立于欧亚大陆。但是，女真这个狩猎的民族面对的却是一个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世界，这个时代是资本的时代，这个世界是帝国主义的世界。清朝延续了明代以银为币的错误政策，它没有使货币转化为资本。1840年，巨额的商欠——即经营资本的缺乏，已经使广东公行的对外贸易不能持续，这是鸦片战争的导火索。鸦片战争炮声一响，大量的白银赔付造成了清王朝财政体系的瓦解，清王朝随之崩溃了。在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打击下，中华文明陷于崩溃，中国陷入了积贫积弱。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清代有汉学的复兴，从顾炎武到林则徐、魏源、康有为，他们力图恢复儒家经世致用、治国理政的传统。但是，历史证明，在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传统已经不能救中国。清朝对于中华民族的最大贡献，就是继汉唐之后，将目光重新转向欧亚大陆。这种转向的一个悠远的历史回声，便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马克思逝世10年之后，毛泽东诞生于中国湖南。马克思诞生100周年的时候，毛泽东来到北京大学图书馆报到。
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从那时起，一个开天辟地的时代开始了，我们把这个前无古人的时代，称为“中国人民站起来”。
如果说，秦皇汉武和唐太宗，使我们的民族成功地应对了游牧民族的挑战，使中华巍然屹立于欧亚大陆的话，那么，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率领中国各族人民，通过浴血奋战，成功应对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帝国主义时代，实现了历史大翻盘，使中华民族重新屹立于世界各民族之林。
中华文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
中国共产党是怎样继承了中华文明的优秀成分，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使之发扬光大的呢？
多年前，我在与胡鞍钢、王绍光、周建明合著的《人间正道——中国道路与中国共产党》一书中提出过这样的看法：
第一就是中国共产党振奋了中华民族的“武德”，通过土地革命，建立了一支人民军队，在此基础上，恢复了秦汉郡县制，实现了国家统一。
当兵光荣，好男儿方能当兵，这是共产党带来的新气象。“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就是武德的体现。从三湾到古田，毛泽东的建军思想，振奋了中华民族失落千年的武德，使中国一举摆脱了挨打的悲惨处境。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是一切道理中最基本的硬道理。
第二就是通过改造基层，实现了人民的彻底解放。
中国数千年来，何以不能解决国家组织能力问题？要害就在于，无论是儒家的士大夫精英政治，还是法家的官僚政治，均不能面对中国治理体系之根本缺陷，即如何从根本上调动人民的积极性。自皇帝到基层复杂的治理结构，不过是以官治官，乃至以胥吏为官，而如果不靠人民积极地有所作为，也就不能充分发挥组织能力。
几千年来，人民逃避剥削压迫，其实质就是逃避政治、逃避组织、逃避国家。其消极方式是逃避赋税、消极怠工，而积极的抵抗便是造反起义、落草为寇。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唯有共产党人深刻地了解到中国的上层治理体系已经叠床架屋，以官治官的改革难以奏效，从而专心致志、全心全意致力于基层建设、从基层入手教育人民、组织人民和发动群众。所谓民主，就要让人民参与治理者的工作，选举只是手段之一。而所谓群众路线，是要求治理者走下去，到人民中去生根、开花、结果。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民主，是中国之民主，与西方民主根本不同。
第三就是锻造新的治理者，形成了新的政治文明、治理者伦理或“工作作风”。
经世致用，治国理政，这是中国文化最优秀的特点，知识与劳动相结合，这是现代科学的精神，是马克思主义带给中国的最宝贵的东西。中国共产党不是简单地继承或者借鉴了中国传统文化，而是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我们的任务不是复古，而是推动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我们的目的不是复兴儒学，而是推崇科学，使知识与劳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是我们这个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政党的性质所决定的。
第四就是建立了以人民币为核心的“人民资本”。1948年，人民币在石家庄向全中国发行，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中国的信用货币。这种货币以人民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信任为基础发行，这不但一举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的货币短缺问题，资本受制于人的问题，而且，一举将中国经济由农业经济，推向了现代资本经济。
第五，就是以“春秋”改造“世界史”，以“大一统”和“天下大同”描述人类历史发展规律。
《春秋》所揭示的历史辩证法，就是从建立华夏，到夷狄与华夏的对立，再到融合华夏与夷狄的“天下”，即由“大一统”走向“天下大同”的辩证法。这就是所谓“三统”、“三世”。
在我们的历史上，秦汉时期是华夏大一统的时期，而自唐到清，是融合夷狄与华夏为一体的“天下时期”。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新的人类共同体。为了这个目标，我们必须把中华文明的优秀成分，与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化结合起来，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为人类大同而奋斗。
（编辑 季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