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民生舆情的传播现状、话语特征和治理启示

内容提要：网络民生舆情的持续爆发凸显了信息供给的失衡。非主流渠道的解读，商业力量的介入构成了民生信息供给的主要特征。而媒体-大众的话语分裂、阶层立场的差异进一步加剧了舆情的分裂。本文认为，权利诉求、阶层冲突、情感挫折和政治认同，是网络民生舆情中典型的叙事特征。针对网络舆情暴露的社会情绪和治理问题。要从信源的多样性、平台的公共性和民意的代表性三个方面开展应对和治理。

关键词：话语分裂  阶层冲突 社会挫败感民意渠道

民生是历年政府工作报告的重点内容，也是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热点。2016年以来，民生领域持续出现网络阅读量上千万的舆论爆点，引发了网民关于社会保障和社会治理等问题的热烈讨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国家经济政策、城市治理规划、低收入群体社会保障等各项工作直接关系群众切身利益，对提高群众获得感至关重要。在经济下行压力下，收入分配引发全面性的、跨阶层的社会焦虑呈现上升趋势，并直接通过民生舆情得到外化体现。 

四类常见的民生舆情

根据《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的民意调查，2017年受访者最关切的民生领域是：医疗(59.3%)、环保(55.8%)、教育(52.8%)，此外是养老(49.8%)、住房(45.1%)、就业(42%)、食品安全(43.7%)、消费(25.1%)、网络信息安全(22.4%)、扶贫(20.9%)和旅游(15.4%)等[1]。从议题的关注点和涉及主体来看，2017年以来的热点民生舆情主要分为四类：

一是国家经济民生政策。全球经济的普遍低迷加剧了民众对利益分配的社会焦虑；而我国现存的收入分配不均、贫富差距等现象则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担忧。民众高度关注国家经济政策对自身的影响，迫切期待国家在再分配领域发挥更大作用，以弥合收入鸿沟。正因如此，2017年“两会”以来，楼市调控、个税改革、教育公平、精准扶贫、医疗卫生改革、环境治理、网络提速降费和打击通信诈骗、缩小工资收入差距、整顿旅游市场等经济民生政策，都引发了网络舆论的大量讨论；而设立雄安新区也因其政策的重大性在4月份引发舆论高潮。

二是城市居民生活议题。这类议题往往由个体的负面经历引发，并转向对城市治理、社会保障的争论。这类舆情中，既有关系城市居民衣食住行用的议题，如北京整治"拆墙打洞"、女孩怒斥北京医院票贩子、北京文科状元感叹农村地区的孩子越来越难以考上好大学、海底捞火锅爆出食品卫生问题、北京雾霾与“某某蓝”等；也有呈现城市化“乡愁”、城市内部发展失衡问题的舆论，《北京，有2000万人在假装生活》、知乎专栏《分裂的北京城》、《<人民的名义>暗藏房地产内幕》等网络热文均是这类议题的体现。

三是低收入群体的生活状况。对三类人群的关注构成了这类民生舆情：首先是城市打工群体的经历与感受。其中描述城市保姆生活的网文《我是范雨素》在学术群体、工薪阶层、打工人群中广泛传播，阅读量超过1000万次，并被英国媒体BBC译成英文播报。其次是对农村社会现状的关注，《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和《残酷底层物语：一个视频软件的中国农村》的网络热议等成为涉农舆情的悲情写照。后者作为阶层优越和农村想象的典型文本，将中国农村称为“一个光鲜时代的暗面”，在几小时内阅读量突破10万，并引发了大量争论。再次是高校贫困生群体。从2016年以来，电信诈骗引发贫困生徐玉玉死亡、高校贫困生是否应该穿耐克鞋、校园裸照借贷、高校农村招生比例等议题引发了网络舆论大量关注，这其中的高校资助体系、贫困生的人文关怀问题凸显了高校扶贫工作的重要性。

四是与新兴经济发展相关的民生议题。这类舆情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与互联网新兴经济现象有关的民生议题，如网约车治理、网络订餐送餐员的个人权利、网络借贷、网络传销等问题。新兴的互联网经济形式带动了大量就业，也滋生了大量负外部性的经济行为，这类负面舆情的爆发凸显了新兴经济治理的困境。网络借贷、网络传销等通常容易吸引无固定就业的低收入群体（如待业群体、高校学生等）等上当受骗，扰乱经济秩序并破坏社会伦理道德，因而成为网民愤怒的对象。另一类则是与旅游、境外安全等相关的舆情。云南游客被打、中国游客境外旅游等舆情随居民出行旅游的增加而出现，也暴露出旅游业管理混乱和滞后的现状。 

民生舆情的传播特征和叙事特征

民生议题关乎群众的切身利益，因此相关舆论的极化趋势更为突出，而新闻信息源的选择也体现出网民对不同媒体的使用和信任偏好。

民生舆情的传播特征

总体来看，网络民生舆情的传播过程和传播主体体现出非主流、区隔化、对立性和复杂性的四重特征：

1.非主流渠道解读国家经济政策

值得关注的是，民众了解国家经济政策越来越多地通过微博大V、微信公众号的解读和网络转发，而非通过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体，这在新闻第一落点的传播中尤为明显。仅2017年8月，微信公众号就发布了近1.7万篇房价政策解读文章，阅读量近5500万次，其中阅读量10万次以上的文章不乏“房价还要涨，能买赶紧买”的言论。传统主流媒体政策解读作用的弱化与社交媒体的兴起密切相关。“社交化”趋势使传统新闻机构失去了直接面向市场分销产品的独占权力，因而不得不在渠道和新闻形态上让位于社交媒体。不仅如此，传统主流媒体的编辑难以在碎片化传播中构筑一套意义系统和公共议程，因而在议程主导权争夺中也陷入被动。[2] 这种被动不只中国媒体如此。根据Sharon Mreza对一年内《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超过4万条报道以及推特平台超过140万条推特的研究，大多数推特网民对两家主流媒体的关注十分有限，而推特上的讨论内容却对两家报纸的议程产生了深刻影响。[3] 大众讨论什么已经由社交媒体所决定，这使得“主流”一词的界定遭遇现实挑战，“官方政策-主流媒体-大众”的传播链条产生了断裂。而网络上良莠不齐的解读水平、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解读风格，则可能直接影响民众对国家政策的准确判断和信心。

2.媒体-大众的话语分裂和沟通区隔

尽管民生舆情能够在短时间内跨阶层大量传播，但这不意味着精英群体和大众在经济民生领域能够分享共识。现实中，双方有明显的话语分歧和沟通鸿沟。根据对《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中央级报纸、《新京报》《羊城晚报》《21世纪经济报道》《安徽日报》等省委机关报、城市报等在内的122家报纸的分析，2013年5月19日至2017年9月9日，这122家报纸共刊发了66005条以精准扶贫为主题的报道。报道的内容以政策倡导和扶贫成果为主，其中报道“大数据”精准扶贫的有4967条，“金融扶贫”的有15391条，报道新闻媒体扶贫采访活动的有200条，而关于扶贫作假、贫困认定标准一刀切、精准扶贫演变为“精准填表”等基层群众感同身受的执行问题，相关报道仅不到100条。[4] 在互联网平台上，“精准扶贫”的传播内容则几乎全部由传统媒体的网络账号贡献，普通网民在相关议题中转发、讨论的数量十分有限，使这一议题在媒体平台上成为“自说自话”。而不论在何种平台，由于缺乏传播资源，农民这一精准扶贫主体对象的参与感十分微弱。因此，主流媒体的政策叙事、网民的话语体系与扶贫对象的生活体验之间形成了断裂。这种断裂的结果是，大众媒体的讨论无法反映基层群众对政策的现实期待，而普通民众改善自身处境的期待也难以进入到国家政策制定和治理的议程中。

3.传播立场差异与民生舆情“剪刀差”

民生舆情的传播中，不同传播主体的心态高度有差异。中等收入群体期待在初次分配中成为既得利益者，而低收入群体则希望社会再分配更多彰显公平。中等收入群体占有大量的主流媒体资源并善于调用社交媒体进行议程设置，他们试图通过舆论调度和集体行动维护自身的现有利益。因此，在高考招生名额、毒跑道问题、PX项目等城市规划问题上，他们通过鲜明、激进的集体行动维护自身的利益。这种舆论调度中有着明确的利益导向，各方对事件处置的诉求往往不能兼顾其他阶层的利益。而低收入群体在现有社会结构中地位最低、获得红利最少、话语权最小，他们希望能够打破既得利益格局，实现更加民主和普惠的社会变革，这与部分精英阶层希望保持现有利益格局的愿望形成了对立。而这种基于利己主义的“话语站位”容易形成舆论对立，并给政府部门带来巨大的应对压力。政府在重大舆情事件面前常常陷于危机公关和调停角色中，以致削弱了自身政策制定的审慎性、决断性和有效性。此外，在互联网民生舆论中，城市中等收入群体成为主导力量，而农民或城市打工人群的舆论影响力十分有限，这一失衡造成了实际民生需要和网络民生舆情之间的“剪刀差”现象。在《我是范雨素》一文的传播中，传播量最大的区域是北京、上海、广州三大城市，而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关注十分有限。

4.商业力量改变信息供应结构

经济民生领域有着强大的眼球吸引力，容易产生传播效应，因而成为商业营销团队炒作的主要对象。国家经济政策出台之后，大量公众号、微博账号，通过耸人听闻的解读赚取眼球，以便实现自身的商业目的。设立雄安新区不到一周的时间，网络上就出现了房主跳楼、购车摇号、央企迁址名单、拆迁安排等大量谣言，试图借政策热点提高自身的关注度。其次，社会服务的替代性趋势不断加剧。大型互联网平台在信息公共服务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供给角色，医疗、家政、消费、社团等各项活动都能够通过超级APP实现。信息供应结构的替代性转变强化了平台在民生议题中的话语权，增加了信息垄断的风险。百度魏则西事件引发的医疗广告竞价排名争议，小猿搜题与百度作业帮两大青少年教育平台争端暴露出的教育信息问题，网络电商平台的假冒伪劣问题等，均引发了网民对网络平台恶性竞争和信息垄断的质疑。

民生舆情的叙事特征

权利诉求、阶层冲突、情感挫折和政治认同，是民生舆情中典型的叙事特征。这一特征使得民生舆情既能够实现跨阶层的舆论调度，又能够激发不同社会群体内部的情感共鸣。

1.城市生活的权利诉求和阶层冲突

权利诉求往往基于生存权、发展权等基本人权进行话语建构，要求公共服务部门提高城市关怀、社会服务，改进城市规划。在《北京，有2000万人在假装生活》一文中，交通拥堵、雾霾、高房价成为北京的关键标签，在互联网平台上被大量转发。尽管高房价、教育、环保、食品安全、市政建设等问题在全球治理中有其普遍性，但是与“首都”这一关键词眼的结合，使这类议题与复杂的政治指向实现了勾连。第二种诉求是利益诉求，这种诉求集中体现在城乡、城市居民内部，以及民众与城市治理规划之间的矛盾，在具体舆情中以平等主义的面貌呈现。在近期北京整治“拆墙打洞”的行动中，高档、中档等不同小区业主的冲突不断升级；杭州保姆纵火案的网络舆论更是分裂为“挺保姆”“挺业主”两派言论；知乎专栏《分裂的北京城》通过分析北京不同区县、城区与郊区之间在基础设施、生活环境上的差异，建构了一个秩序分明、等级严格的金字塔城市形象。网络舆情诉诸平等主义，集中凸显了城市发展中严峻的城乡差距和阶层分化。

2.社会挫折感的集体带入

普遍的社会挫折感是引发民生舆情的重要原因。首先，低收入群体是社会挫折感最深的群体。改革开放释放了普遍的发展红利，居民的收入水平总体上得到提升。但资源、机会和收入分配的相对不平等、对“效率优先”的长期强调、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国家政策在基层落实的不足，使低收入群众在社会分配中难以得到较好的安置。因此，低收入群体对描述悲惨城市生活的内容容易产生共鸣，传播意愿强烈。与碎片化的传播形成反差的是，2017年以来描述悲情城市生活的万字长文多次引爆网络。其次，社会精英阶层也分享着社会挫折感。阶层内部的差异、民主参与的渴望、城市服务的不满也给他们带来相对剥夺感。他们在经济上优于低收入群体，但在情感上分享低收入群体的挫败感，因而同样热衷传播描述社会上升空间窄化、农村图景悲惨、社会鸿沟扩大的内容。再次，这种挫败感也体现在高校大学生身上，这些“准中产阶级”对就业压力的焦虑，上升渠道的封闭和“险恶”的职场等，加剧了这种悲情心态。

3.强化基于社群的认同政治

这种认同政治一方面深受20世纪60到70年代以来的新社会运动影响，即强化基于性别、族群、宗教等的冲突。在《我是范雨素》一文以及产妇跳楼事件中，对事件的后续讨论很大程度上落脚在女性在社会结构中的不平等角色；而对“泛清真”等民生话题的讨论则最终落脚于对穆斯林群体的争论甚至攻击。另一方面，这种认同政治体现在低收入群体的负面认同。城市打工群体和农村群众在城市化进程中处于相对弱势。在利益再分配中，他们感到被边缘化、被政策忽视，因而对政府、专家、媒体的正面政策解读产生不信任感。这种不信任容易引发基层群众对国家政策的误解和排斥，甚至导致国家经济政策在基层的实施困难，而舆论对社会鸿沟和社会挫败的渲染可能会加剧这种负面认同。此外，对低收入群体的悲情渲染和细节描述，也加深了舆论对农村和城市打工群体的固化印象。一面是国家层面的精准扶贫，提高群众的获得感，另一面则是动辄百万阅读量的悲惨生活网文，这种政策现实和情感体验的差距也会强化现有的社会认同困境。

民生舆情及民生问题的治理启示

网络舆论的构成本身包含诸多复杂性，但是其快速爆发背后也隐藏着社会情绪和社会治理问题。从目前民生舆情的整体态势来看，这些问题主要指向信源的多样性、平台的公共性和民意的代表性。针对此，可以从以下角度改善民生舆情及民生问题：

一是建立专业、权威的官方信息渠道，增加信息供给的多样性和平衡性。要重塑国家主流媒体在相关议题中的权威发布角色，使网民愿意从国家主流媒体及其网络平台寻求信息。政府相关部门和主流媒体要增加预见性，围绕大政方针可能出现的传播误区进行系统设计，掌握政策的诠释权；主流媒体要积极扭转对国家经济的恶意悲观论调，通过网民喜闻乐见的方式展现国家经济发展的成果，开展舆论引导。各主要网站、网络媒体从业者、社交媒体要严把内容关，防止与国家政策相背的恶意言论，积极疏导民意，及时排查网络谣言。

二是发挥网络平台的公共协商作用。网络营销、水军等现象加深了舆论被操纵的风险，破坏了网络平台讨论的公共性。要重新发挥互联网的公共协商作用，需要提高互联网平台的公共性。要继续完善政府网上信息发布和舆情反馈机制，增强信息供给，最大限度满足普通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要防止商业力量的蓄意操纵，杜绝煽动诱导和网络谣言；及时关注主要网络平台，掌握民生舆情动态，并通过官方渠道进行妥善回应，与民众形成良性对话机制。

三是完善立足基层的民意报送机制，及时发现并切实解决民生问题。将网络舆情与传统民意调查相结合。网络舆情并非民意的全部。经过议程设置和编码解码之后的网络舆论，弱化了低收入群体的话语主体性，强化了中等收入群体和商业营销力量的议程导向。网络舆情的偏差需要通过传统的民意调查来弥补，真正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通过调查报告反映基层群众的现实需要。人大代表应该发挥密切联系群众的作用，利用网络广泛收集民意并形成相关提案，使群众的政策诉求能够纳入到政策议程当中。要完善社会再分配机制，改进基层工作。释放社会再分配红利，提高精准扶贫的效果，改善城市生活服务，有利于提高普通民众的获得感。同时，要防范网络诈骗、网络赌博、网络传销等违法活动，，加大技术检测和基层排查工作，及时发现并纳入治理工作。

四是善于发挥经济类国际舆论的“二次传播”效应。境外媒体热衷于关注中国的经济动态和民生议题。十八大以来，BBC、CNN、今日俄罗斯等境外主流媒体对中国的经济潜力、互联网金融、股市风险可控、节能减排承诺等进行了正面报道，并大量引用中国社交媒体上的言论进行佐证。因此，可以在对外传播中因势利导，提高对国际经济舆论的议题设置和引导能力。外宣媒体要转变思路，变被动为主动，借助社交媒体和多样化的传播形式，灵活呈现中国的发展成果和中国道路的优越性；密切防范境外煽动性言论和唱衰中国的悲观论调在境内民生舆情中扮演推波助澜的作用。

                                     （编辑 王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