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历史上，西方资本主义在过去五百年间，通过军事扩张和金融垄断，主导了全球的命运。20世纪90年代初，前苏联轰然倒下，历史终结论因而大行其道。但是世界的发展，并未按照西方“历史决定论”的剧本前进：俄罗斯重新从废墟中站立起来了，中国和平崛起了。相反，西方国家经历了2008年的金融泡沫破裂引发的危机后，经济长期低迷。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以维护一个公平正义的国际社会。
“命运共同体”是我国关于国际关系的新理念。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瑞士日内瓦万国宫出席“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级别会议时指出：“中国将继续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顺风车’。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实现共赢共享发展。”
命运共同体，也是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是三位一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重大创新
现代西方的国际秩序框架是以霸权为主导、以民族国家为单位搭建的，并不存在超出国家疆界的利益和责任均衡的命运共同体。在现实世界中，西方的跨国组织如欧盟，是国家的同盟，是二战后军事霸权和金融霸权垄断势力笼罩下的区域组织，并没有世界利益和责任的视野，所以是一个残缺的同盟，目的只是维护和巩固霸权的国际主导地位和利益。
马克思理论中也谈到共同利益的问题，但是谈论的情景只是在特殊利益，也即私人利益和阶级社会中虚幻共同利益的关系，并没有深刻论述到人类整体命运共同体的问题。
现代西方左翼的理论家，从环保角度出发，提出“我们只有一个地球”的命运共同体概念。但这不涉及全球治理的政治秩序层面，当然更无利益和责任的讨论。
而中华文化传统的秩序观则是“天下”观，至大无外，无分彼此。这才是大同世界的基础。
跳出“马尔萨斯陷阱”
“马尔萨斯陷阱”是欧洲工业革命前期的理论，它认为人类生存资料的增长速度是对人口增长速度的限制，但是这个枷锁被工业革命打破了。欧洲农业得益于南美洲矿石肥料而增产，接踵而来的工业革命带来了生产效率的增加，解决了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而带来的需求问题。
现在人类开始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科技水平突飞猛进。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人类能源需求瓶颈有望随着清洁能源和核聚变应用技术的突破而得到突破。机器人的广泛应用和物质生产便利化，也将大大提升人类生产效率。人类生存所需的基本条件（例如食品）已经不是严重问题。现在有识之士关注的问题，已经转移到贫穷、疾病、气候变化以及外层空间威胁等等。除了外层空间的问题外，其他问题都是发展中国家日常面对、而又无力独自解决的问题。
这些都是人类的共同问题，只能通过共同面对，才能彻底解决。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所需要的客观前提条件已经具备。西方政治生态到目前为止，仍然沉迷于以我为主、零和排外的游戏规则。现实的全球掠夺、残民以逞，不仅无助于解决“地球村”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而且也将渐失民心。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这是大同社会的前提。
全球富裕的世界观
目前全球的政治伦理还是西方霸权主导的框架，“天下大我”理念尚未流行。因此，这里的讨论只能暂时以简单的“自利-利他”概念进行。
我国的国家利益已经与全球利益密不可分。当遇到中国自己应付不了的国际大问题时，我们更应该努力聚合全球的力量，通过合作来共同解决。我国并非霸主，“残民以逞”的手段并非我国的理性选项。我们的传统是“达则兼济天下”，理想目标是共同富裕，是共建大同社会。
人类共同体包含了地球上所有民族，是可谓“天下”，也是“我”的最终的扩张。通过包容，把他体变成我体，因而最后也无所谓“自利-利他”了。在一个无分“他-我”的境界中，人类是否生性自私，也已经无关重要。
人类将来的三大任务
既然我国的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密不可分，我国应以“达则兼济天下”的胸怀，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为了实现这个任务目标，我们需要在科技上全方位发展，力争达到世界领先水平。而且要防止部分敏感先进技术扩散用于不法用途、或挑起战争。
人类个别基因中既然具备侵略性或暴力的先天缺陷，我们可以引导这些力量用来对付来自外层空间各种可能危害地球或全人类的威胁。在人类永续能源到来的前夕，需要积极筹划前往月球、火星和太阳系中其他星球进行探险活动。
因此保卫地球、抵御外袭、星际探险等，将是人类未来的三大任务，也将是我国主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抓手和着力点。
教育及社会政策
为了建设一个富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更要为更高级社会主义阶段做好准备，向下一代灌输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共同富裕价值观。这套价值观，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必要条件，是建设和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理念的基础。全球有识之士已经开始明白，人各为己的资本主义产生不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也没有能力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社会政策方面，我们需要对市场的运作有透彻了解。市场能解决的资源配置问题，就交由市场来做。其他关乎国计民生的，则一定需要政府牵头来做，资本只可做合作伙伴。国家安全和发展需要的领域不用说了，目前有关公共交通、教育、医疗、住房等，都应该由政府牵头解决，作为公共产品提供，不应该放手交给市场代劳。
财政要求
我们主推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大事小以仁”为行为准则。此外，作为世界大国，我国还有境外的责任和利益。要建立和维护人类命运共同体，使这个共同体繁荣进步，更是无财不行。因此，我们要鼓励各国自力更生。不足之处，由国际间集体协助解决，决不能单独包揽。
“一带一路”倡议
我们要正面宣传“一带一路”倡议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抓手，共同富裕才是唯一途径。改变世界不公正的秩序，发展中国家要自力更生，合作共赢。在这个过程中，会有风险，也会有失败和挫折。但是中国将坚定地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风雨同舟，同时力邀其他国家参与。
我们对外宣传“一带一路”倡议，首先要把重心放在共同发展和共同富裕问题上，避免把这个伟大构想陷入庸俗的资本游戏。
脱贫致富
消灭贫穷是我国为世人认可的成绩。根据计划，我国将于2020年全面脱贫。我们在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中也应定立一个目标：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脱贫，进而实现全球脱贫，共同富裕。如果进一步把第一个阶段性目标具体化为“脱贫致富”，则更有针对性，更有操作意义。
在全球贫富悬殊加剧的现实情况下，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等等政治要求，不仅空洞，更无法满足发展中国家对和平发展的强烈欲望，反而成了强加于他们头上的枷锁。而中国于短短70年间，从一穷二白变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个成功案例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可靠的选择。
新时代新国际规则
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民主组合，国际间的事情，应该由国际社会仲裁解决。我们认定了国际社会由主权国家构成，因此一国一票，每一票都基本等值。但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一票否决的机制应继续保持，以防止国际民粹主义、大国胁迫和收买小国。
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要得到最大的尊重。每个主权国家都有权选择它的政体和发展道路，有权自行解决内部困难和纷争。外界不得以各种借口单方面介入，改朝换代。
现代中国应以“达则兼济天下”的胸怀，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主张，努力使这些主张转化为各方共识，形成一致行动。在这个艰巨的过程中，我们同时要与反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既有利益力量作斗争，并在斗争的目标和手段中，体现包容。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需要和平发展的空间，这将是我们必须保住的底线。和平与发展两者，和平是发展的必要条件，是重中之重。在国际战略上，我们要以包容的心态建立全球和平统一战线，反对任何国家搞霸权主义，积极以道德和道理止战，孤立好战分子。在战略上要慎战，但在战术上则要做足准备，增强自己的国防能力，必要时也不怕对抗，敢于以戈止武。
无论是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倡议、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还是应对美国霸权衰落的混乱局面，伊斯兰文明的力量是不容忽视的。因此，我们需要高度重视与伊斯兰世界的文化交流与互鉴。
但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之间的矛盾，以及各伊斯兰国家之间的矛盾，非50年以上不能消除，短期内急也急不来。我们可以向伊斯兰国家宣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相互包容和联通，传播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理念，还可以更进一步向欧美国家推介我们成功的经验，进一步推广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理念，并尽力调解他们与穆斯林世界的纷争。
华侨和海外华人对于我们是极亲、极厚的关系，在华侨和海外华人的政策中应该有新的体现。在不修改《国籍法》，不承认双重国籍的大前提之下，我们应该单方面给予海外华人某种次国民待遇。
这样一来，我们在世界各国各地区，将多了数以亿计的亲善大使，热心为我们与当地牵线搭桥，促进“一带一路”建设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
我们既要鼓励华侨和海外华人做当地的良好公民，更要鼓励他们大力参与公益事业，救急扶伤，排难解纷，广结善缘，以配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题。我们还要鼓励世界各地华侨踊跃参政，进入当地主流社会，鼓励他们在服务社群之余，共同保障华人权益。
构建全球性网络
从结构上来看，我国将演化成为全球第一个网络型国家。中国应在国际上形成一个华人网络，这将会产生惊天动地的效果。
我们应该光明正大地组织这样展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形态的全球性网络，包容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同仁共同奋斗，使之成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抓手。
新的国际统一战线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与美国优先国策并无正面矛盾，所以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推动过程中，也应该对美国开放，欢迎其参与。这完全符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宗旨和原则。
我们扩大自己的阵营，但并不主动压缩对方阵营。欢迎各国从自身利益出发相互竞争，共同构建命运共同体。这是天下的概念，至大无外。
美国如果继续采取冷战的零和排外思维，搞非友即敌的话，不但不能压缩我们的阵营，它的朋友也只会越来越少，最后成为孤家寡人，寂寞地衰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统一战线在理念上，我们不但比美国前卫，而且更贴近国际新局面，因而更受普遍支持。美国将会越来越自我孤立，朋友越来越少。我们则得道多助，朋友会越来越多。
（编辑 刘文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