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老总的悲剧
1974年深秋的一天，我去301医院南楼看望正在住院的总后军事交通部部长成学俞。他告诉我，彭德怀同志也住在301南楼，就在他对面的病房。听医生说，人已经快不行了。他还听说，彭总请求临终前见毛主席和亲人一面，遭到专案组的拒绝。我问他能否借散步的机会，到对面病房门口看一眼老首长。他说很难办到，彭老总病房的门一直关着，有专案组的警卫把门，弄不好会惹出麻烦。我不禁一声长叹，为这位功勋卓著、曾在国内外舞台上叱咤风云的“彭大将军”深感痛惜与哀伤。
这使我有一个不祥的预判：昔日西花厅里亲人欢聚的温馨情景，恐怕难以再现。这时我已听说七伯的身体不大好，但不知道其实他已罹患膀胱癌，做过几次大手术，而且病情还相当严重。
世事无常，命运对我还是有所眷顾。那天之后，我还有机会见到伯伯。从七伯、七妈在“文革”之初嘱咐“暂时不要联系”时算起，到我在北京医院太平间沉痛地向伯伯遗体告别，我曾幸运地先后有五次见到七伯。他老人家还曾一再地破例，当着众多领导人的面与我亲切握手、致意。更为幸运的是，七伯特地向总后勤部领导了解我的情况，肯定我革命工作的经历，指明我继续前进的方向。这是伯伯一生中对我始终不渝的最后关爱。
首都西郊机场
1966年11月26日，北京西郊机场，毛主席第八次检阅红卫兵。我带队位于一列两千红卫兵队伍的最前面，距离行进中第三辆检阅车上站立的七伯只有十几米远。我清楚地看到，伯伯神情肃穆，面容消瘦。时间仅仅过去半年，他那始终洋溢着喜悦温情的笑容、充满情感魅力的丰采，几近消失。可以想见，“文革”以来的这几个月，给他带来了多么沉重的压力。
总后勤部礼堂
1967年3月30日，在总后勤部礼堂的舞台入口处，我迎面见到了七伯。他身后是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萧华、杨成武，还有江青、“中央文革”成员和总后主要领导人。七伯微笑着回应我的敬礼和问候，当着一众领导人，紧握我手并用力摇了摇，然后走上主席台。我能够感受到七伯手中传递给我的关怀、温暖和力量。
那天在会上，七伯作了长篇讲话。他强调指出，“文革”中对待干部应遵循党的一贯政策，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与林彪、江青等人当时大肆鼓吹的“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鼓噪和煽动不同，显然是公然唱反调。
根据我当时记下的也是唯一的原始记录，七伯是这样讲的：
我们要识别干部嘛，不仅要看干部的一个时期的工作，而且要看整个历史。在这个阶级斗争中，我们要区别两类矛盾嘛！究竟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是资产阶级当权派（当时党中央的正式提法），还是执行了一个时期的错误路线，或者是其他的严重错误，要区别这个矛盾嘛。同时，要看我们干部的整个历史，不要看一个时候的错误。
我注意到，七伯讲这段话时，主席台上的江青面露不悦之色。
人民大会堂
1968年5月8日，中央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总后勤部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我又一次见到七伯。
那天，我同其他几位同志，被安排坐在中央领导人座位前面右侧的地上。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从左边走了过来，我和代表们起立鼓掌欢呼。毛主席走到离我两三步时，按照事先排定的位置坐了下来，走在他后面的七伯随即就座。这时，七伯看见了我，高兴地点了点头。但在与会者合影时，七伯却是神态严肃，没有笑容。
那天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七伯胸前佩戴有一枚“为人民服务”的窄条徽章，而其他领导人除毛主席外一律佩戴的是制式圆形的毛主席像章，体积要大得多，一眼看上去区别明显。
那一段时间，正是全国各地制作、佩戴毛主席像章风气最热、泛滥最广的时候。像章种类越来越多，尺寸也越来越大。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制作最多时，共制作了22亿枚像章，最大的一枚重180公斤。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有人全身军服和军帽上挂满了各式各样像章，走路都困难。
七伯在“文革”期间胸前始终佩戴“为人民服务”徽章，他是以这种特殊做法表明了自己反对这样做的态度。在全国计划会议上，七伯还提出：“宣传毛泽东思想，要讲究实效，现在有的干部积攒了一百多枚毛主席像章，这些像章是用铝做原材料的，岂不是浪费国家资源。不学好毛泽东思想，身上挂的像章再多，也不能变成物质力量。”
对像章的泛滥，毛主席曾说过一句话：“还我飞机。”但在那个个人崇拜趋于狂热的年代，很难刹住这股风：人人都戴像章，你不戴就成了异类，就会被视为对毛主席不忠。因此，没人敢提出不同意见、采取不同做法。最终还是七伯以他特有的智慧和领导艺术，刹住了这股风。
物资部原部长袁宝华向我回顾了这段往事：“‘九大’之后，让我参加计划会议。总理就提出来，说：‘你这个物资部啊，给各个地方拨了五千吨铝，做毛主席像章。毛主席不赞成，你把它收回来。’我怎么敢收回来呢！总理体谅我的困难，讲话时点名说：袁某人到了没有？我说：到了。他说：‘我让你收回五千吨铝，你为什么一直到现在迟迟不动呀？不收回，唯你是问。’我心里明白，这就是支持我啊！我立即起草了通知，让各个省市一律收回。这五千吨铝很起作用，要不飞机制造厂都停工了。”
京西宾馆
1973年8月6日，在京西宾馆召开的总后党委扩大会议上，我第四次见到了七伯。这次总后党委扩大会议的中心内容，就是宣布总后领导班子的改组。周总理和叶剑英、王洪文、李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出席了会议。那天会上，只有总理一个人讲话。我的座位在前排，正对着主席台，七伯看到了我，颔首示意。看得出，他老人家的身体又明显衰弱了许多。
他首先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宣布总后新领导班子的名单，重点介绍了新任部长、党委书记张宗逊，对宗逊同志的历史功绩作了很高评价，对总后深入批林整风、加强团结作了重要指示。突然，七伯的话锋一转：“这次总后领导班子的配备，我感到有一个重要的缺憾！”他说：“本来，我希望总后新的领导班子中能有一位女同志、女副部长，因为总后有大量医院、科研单位和工厂，有许多女医生、女护士、女科研人员和女职工，领导班子中应该有女同志做代表，以便更好地关心她们的工作与生活，关心到每一个人，使她们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七伯接着强调：“这个意见我说了不止一次，可是始终提不出人选，只好算了。不过，我也有一个条件，在这届领导班子中保留一个名额，什么时候物色到合适人选，什么时候补上。今后总后领导班子换届也照此办理。我等待着总后勤部有一个女副部长出现！”
七伯的语气决断，铿锵有力，充分表现了他对总后的女同志，不，是对全军和全国所有女同志的关心与爱护！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慕华曾向我谈了她的切身体会：“总理一贯重视培养女干部。钱正英二十九岁当副部长。外交部龚澎同样很受重用。我也是周总理关怀、培养的。”
话回到会议上，这时，一旁的江青却阴阳怪气地插话：“总理，我对你有个意见，你就是不让邓大姐出来工作嘛。”她这番话表面上听来没头没尾，不着边际，照我看，一是借此显示她的权威和存在，二是以批评七伯不让七妈担任重要领导工作为名，暗讽七伯对总后应有女性副部长的建议。其心机可谓阴鸷。但当时的七伯对她的插话没有做任何表示，头也不抬，就当作没有听见，继续往下讲。看得出，七伯对江青已厌倦至极。江青自感没趣，只得打住。
七伯对七妈的任职确实要求严格。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七伯就曾明确表示：“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到政府任职。”1974年，毛主席亲自提名邓颖超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但七伯坚持己见，把七妈的名字勾掉了。对此，七妈始终表示理解和支持。这绝非做给人看的姿态，而是他俩高风亮节的又一表现。
七伯还说：“你们总后要注意，不要搞近水楼台，你们搞近水楼台可不得了！”他在那个时候，就再次强调了反腐倡廉的重要性。
遗憾的是，时间过去近半个世纪，总后勤部领导班子中仍没有出现过一位女同志，反倒混进了谷俊山这样的败类。更想不到，郭伯雄、徐才厚竟是谷俊山的后台。《尚书》云：“商罪贯盈，天命诛之。”善恶到头终有报，多行不义必自毙。七伯的教诲和期望、古人的箴言，值得人人深思。
这也是我最后一次现场聆听七伯的教诲。
首都体育馆
1974年1月25日，在首都体育馆，我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七伯。
这年1月24日，正逢农历春节的大年初二，一大早就接到电话，通知我参加下午的“批林批孔大会”。由于我兼任总后党委办公室的工作，因此，这天部队的大会及第二天中央和国家直属机关的大会我都参加了。
这两个大会是江青一手操办、擅自召开的。在1月25日的大会上，听到七伯说：“对不起，我迟到了。对于这个会，事先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就明白了，这次会议并没有经过主持中央工作的总理批准。显然，这是江青一伙有计划、有预谋的行动，矛头肯定是指向总理。果然，他们在会上煽风点火，大放厥词，鼓吹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批党内的大儒”，含沙射影地指责七伯自批林整风以来的调整、恢复生产是“复辟倒退”“右倾回潮”，攻讦叶帅，甚至连八十二岁高龄的郭沫若也遭江青点名，被迫在万目睽睽下站了起来。
参加这个大会的有一万多人。我在台下清楚地看见江青一伙飞扬跋扈的丑态，也看到面容瘦削的伯伯神色凛然，保持他一贯的尊严与镇静。但我所不知道的是，一个月前，已经七十六岁，患癌症几年、做过多次手术的七伯，竟在党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经历了一场严厉的“批判”。江青对七伯多次下重手，目的就是要置伯伯于死地，以图实现大权独揽做红都女皇之梦。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七伯，也是最为痛心的一次见面。这次大会，对七伯而言，同样是他一生中心情沉重的又一个艰难时刻。
伯伯对我的鼓励和期望
1971年10月1日，在党中央决定对邱会作隔离审查的一周后，中央指定主持总后勤部工作的政治委员张池明、第一副部长张令彬找我谈话，向我通报了林彪叛国投敌、机毁人亡的绝密信息，传达了中央委派李先念、余秋里同志指导总后批林整风的决定，指定我担任即将成立的总后批林整风办公室秘书组长。他们同时向我传达了恩来伯伯不久前来到总后视察工作时，专门向总后领导了解我的情况和所做的重要指示。池明、令彬同志接着说：“总理对你很关心，要求也很严格。总后批林整风的任务很重，除了我们两人，你是总后第一个知道林彪摔死消息的，要严格保密。”多年后，七伯的卫士长张树迎也向我说起这件往事。树迎同志说：“总理那次同总后领导谈起你时，我在场。在周家，你是总理唯一没有在职务问题上提出不同意见的人。”回溯1946年9月，我第一次见到七伯、七妈时，七伯语重心长地教育我：自强自立，走好自己的人生之路。
七伯、七妈是这样要求我们这些侄辈的，更是身体力行这样去做的。他们用自己的一生为我等后人做出了最光辉的榜样。他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留下遗言，就是把自己的身体化为沃土，撒遍山河大地，为人民做最后一次奉献，也与他们挚爱的人民群众永远在一起。
悲怆呐喊
悲壮的时刻
1975年9月20日，七伯在305医院进行了切除膀胱癌的第四次手术。术前，他带着一包材料走进卫生间，反锁房门一个多小时，仔细地阅看了他在中央会议上关于“伍豪事件”的录音稿，然后用虚弱得颤抖的手，一笔一画地签上姓名，并注明“于进入手术室（前），1975.9.20”。
这时的恩来伯伯，遭受病魔和心灵创伤的双重折磨，体重只剩下30.5公斤，但他的大脑仍然十分清醒。此刻，他做好在手术台上下不来的准备，他在可能离开人世之前要把这件重要的事情做完。
当医护人员把他推进手术室之前，出现了令全场所有的人意想不到、震撼心灵的一幕。七伯大声喊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恩来伯伯一旦发声，怎能不振聋发聩。在五四运动的街头，在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集会，在南昌起义的城头上，在西安事变的谈判桌上，在与国民党谈判代表的激烈交锋上，在万隆会议的国际讲坛……他充满智慧与力量的发言，无不机敏睿智、精辟缜密、发至真情，既慷慨激昂，又从容镇定，争取了群众，赢得了同情，征服了人心，战胜了强敌。曾使得斯大林、尼赫鲁、尼克松、基辛格、田中角荣、卡斯特罗、张学良等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衷心折服。怎能想到，在他光辉生命即将熄灭之前，却发出如此伤感和悲壮的呼声。
1997年，为拍摄《百年恩来》电视艺术片，我曾与邓小平叔叔的长子邓朴方多次交谈。我俩都认为，恩来伯伯在这次手术前当着在场的人所言，是他预判手术时可能不治留下的最后声明。当时，七伯说的前一句话：“小平同志，你这一年多的工作证明，你比我强得多”，是表达对继任者小平同志最后的支持。后一句话：“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是对江青一伙无耻诽谤的愤怒声讨和回击。朴方含泪说：“这是总理最后的一搏，是他生命中最后一次的呐喊。”
朴方同志所言，我深有同感。我深切地感悟，七伯这颗伟大的心灵，为了国家和人民，可以入地狱、下火海，可以忍受无边的屈辱和苦难，唯独不能承受的，就是对他革命信仰的践踏，因为，这是他为之奋斗了一生的比生命更加宝贵的事业和理想！
伍豪之殇
“文革”十年，恩来伯伯为了他深爱的国家和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然而，就在他生命的最后这段日子里，竟然有一把利剑高悬在头上，令他饱受压力和苦痛。这把“悬剑”，就是江青一伙利用红卫兵的无知，人为制造的所谓“伍豪事件”。
我得知“伍豪事件”详情，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担任总后勤部党委办公室负责人（正式职务是总后司令部后勤工作研究处处长）期间。此时的总后勤部党委书记、部长张宗逊，这位外观威武高大的开国上将，为人刚正不阿、疾恶如仇。为了工作需要，宗逊同志有时把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的重要文件交我阅看、保管，其中就有“伍豪事件”的全部材料，包括恩来伯伯1967年5月19日深夜写给毛主席的亲笔信和多个附件：恩来伯伯有关此事亲自撰写的《大事记》；所谓的“伍豪启事”；陈云、汪东兴、邓颖超的旁证发言；叛徒顾顺章的“紧要启事”、叛徒王世德的“紧急声明”；等等。
宗逊同志说：“这个材料交你保存，你可以仔细看看。”他接着深深叹了一口气说：“看来总理又遇到麻烦了！总理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多么大啊！我们这些过来人都清楚。江青就是放不过他！”每当谈起“四人帮”迫害周总理，宗逊同志或摇头叹息，或怒不可遏，道出内心愤慨：“怎么能这样对待总理！没有总理，何来中国革命的胜利！哪有中国的今天！”
我从看到的“材料”中得知，“伍豪事件”的起因，是“文革”前期红卫兵从旧报纸堆里找到一页所谓“伍豪脱党启事”，把它作为“特大敌情”送到江青手里，江青如获至宝，于1967年5月18日批送林彪、康生、周恩来，杀气腾腾地说，“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要求同我面谈”。
面对江青一伙的发难，恩来伯伯丝毫没有掉以轻心。正在通宵达旦处理内蒙古、四川武斗事件的他，在极度疲劳的情况下，调阅当年相关资料。从图书馆借来的报纸堆起来有两人高。经过逐张翻阅，终于找到了这则《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和其后两天（1932年2月22日）《申报》另一则启事：“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十八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出。”伯伯判断，这是当时地下党用以间接否定前一则伪造启事所采取的措施。事涉紧急，伯伯连夜写信，把有关此事的经过说明、两则“启事”，以及《申报》1932年1月、2月合订本两册，直接送报毛泽东和林彪、康生、江青。
稍加考量和查证，这则所谓的“伍豪启事”明显是敌人用拙劣手法炮制的：首先，上海各报刊登启事的时间是1932年2月16日至21日，此时伯伯早已离开上海、身在苏区指挥红军作战了。其次，“启事”称“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但无一人具名，此后也无一人露面“脱党”。再次，我党当时就针对性地做过辟谣工作。特别是1932年2月下旬，毛泽东曾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郑重声明：“伍豪启事是国民党党徒的造谣诬蔑。”最后，1968年1月16日，毛泽东在北京大学一封再提“伍豪事件”的信上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诬蔑。”
尽管如此，恩来伯伯深知江青一伙不会就此罢手，“还会利用这个伪造的启事制造事端”。“叛徒”的罪名，是他们排除异己最简便有效的手段；好不容易到手的这点所谓“线索”，怎能轻易放弃？果然，本来按照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决定，由恩来伯伯在中央会议上就此事件作一专题报告，将报告录音、记录稿和文献资料，由伯伯签字保存在中央档案处，并下发各省、市党委存档。但事过三年，这一重要措施并未能落实。江青、张春桥等还居心叵测地指使上海档案馆“继续收集伍豪的材料”。
1975年8月，毛泽东在评价《水浒传》时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江青一伙如获至宝，借此掀起一场大批“现代投降派”的运动，不加掩饰地影射恩来伯伯就是“投降派”的总代表，《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
9月20日，在七伯进行第四次大手术前，发生了本章开头时出现的这一幕：“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这声痛彻心扉的呐喊，竟然发自为党为人民鞠躬尽瘁奋斗一生、在生命即将终结时的七伯！
1975年9月20日，历史将永远记住这一天，这一幕。
拨开历史迷雾 还原历史真相
对于伪造的“伍豪启事”，党中央已有定论，报刊、资料中也多有记述。根据我所了解的情况，再补充几个重要的史实：
其一，“伍豪启事”出笼前，七伯早已离开上海抵达苏区。
时间是最有力的证明。“伍豪启事”刊登于1932年2月16日至21日，而七伯已于1931年12月上旬离开上海前往苏区，行前曾在上海北四川路永安里44号我家中暂住。有我父亲恩霔证明。
其二，来自敌人方的证明。
1997年，我和在军由于摄制《百年恩来》电视片的机遇，幸运地结识了当年炮制“伍豪事件”者、国民党中统特务负责人张冲的女儿张雪梅和女婿邱清华。他俩都是抗战初期参加革命的共产党员。
我们见面时，张雪梅任《浙江日报》副总编辑，邱清华任浙江省政协副主席。他俩详细地向我们介绍了张冲炮制“伍豪启事”的前因后果：
1931年顾顺章叛变时，张冲任中统调查科总干事。当年4月27日，他陪同中统头子徐恩曾赶赴上海，连续三天三夜缉拿周恩来和中共首脑机关，懊恼之余，张冲提出，“可以试用周恩来的化名伍豪，冒充刊登脱党启事”，以此吸引共产党人自首。他连夜亲自起草了《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派人送到上海几家主要报馆刊登。《时报》在1932年2月16、17日的号外版上首先刊登了这个“启事”。2月18、19日，《新闻报》接着刊登。张冲指令国民党新闻检查处出面对《申报》施加压力，最终，这个最大的报纸《申报》也刊登了。
为了炮制这个“启事”，张冲花费了不少心思。但他不知道，周恩来早在两个多月前就离开了上海。启事登出后，哪知毫无反响，好久也没有一人来机关秘密自首。他们策划的阴谋彻底破产。
其三，李一氓等同志以“周少山”名义，在《申报》上刊登的否认“伍豪同志脱党启事”重要声明。处在国民党强力镇压的情况下，我临时党中央当时不得不高度分散活动。领导骨干中的潘汉年、李一氓等，通过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做进步人士、《申报》董事长史量才（后被戴笠暗杀）的工作，代请法国大律师巴和，在1932年3月4日的《申报》上，用醒目的大字标题刊登了《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周少山”是七伯常用的别名，党内有些同志也知道“周少山”就是伍豪。这个启事等于是伍豪的正式辟谣。启事以巴和律师的名义代表当事人澄清事实，等同于公开辟了谣。所述内容直接针对所谓“脱党启事”，回击十分有力。巴和是上海享有盛名的大律师，由他代言声明，权威性强，而且他是法国人，国民党政府也奈何他不得。
出人意料的是，炮制“伍豪事件”的始作俑者、曾用八万大洋买周恩来人头的国民党特务头子张冲，后来竟成为恩来伯伯的莫逆之交。
张冲是国民党的青年才俊，深得蒋介石的赏识，三十二岁时成为国民党最年轻的中央执委。在第二次国共谈判期间又被任命为蒋方谈判代表，再次成为恩来伯伯的对手。通过多次亲身接触与交往，他为伯伯的过人才智和人格魅力所折服，对共产党人进而有所了解。尽管他坚持自身的政治立场，还是给了我们党不少力所能及的帮助。
张冲三十八岁早逝。在张冲追悼会上，毛泽东、蒋介石都送了挽联。七伯亲自参加追悼会，他还为张冲写下了“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的悼词，“患难与共，风雨同舟”这八个字，至今仍是我们党统战工作的指针。
历史是公平、公正的。陈毅元帅的诗何等的好：“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真理的光辉不会被片时的云翳所遮掩，它将永远照亮人间。
“伍豪同志”——周恩来的英名永存！
（编辑 季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