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优质资源集中于少数地区，且被西方发达国家和矿业巨头把控。世纪疫情、地缘政治矛盾令产业链供应链出现本土化、区域化、多元化趋势。“双碳”目标的提出加剧了行业数字化、绿色化变革的紧迫性。由此，我国金属矿业自主可控的压力持续提升。
通过深入研究国外发达国家和先进企业已有的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案例，针对我国金属矿业国内资源开发力度偏弱、行业格局“小散乱”现象突出、产业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本文提出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加快国内资源战略顶层设计、加快推动金属矿业重组整合与集约发展、创新发展的建议。
全球金属矿业产业链供应链现状及特征
资源禀赋、产业格局是金属矿业发展的长期制约因素，而在百年来的三大变局中，地缘政治安全和“双碳”目标逐渐成为主导因素。
自然禀赋决定全球金属矿业分布主要集中在少数国家或地区。全球广泛应用的80余种金属矿产资源，受地质构造、成矿条件等自然条件影响，集中在少数国家或地区。例如，巴西、俄罗斯、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四国合计占全球铁矿总储量的57.5%；智利、秘鲁、美国、赞比亚、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占全球铜探明储量70%；几内亚、澳大利亚、巴西、牙买加和印度占全球铝土矿总储量的60％。
全球主要优质金属矿产资源被西方矿业资本控制。发达经济体利用跨国矿业公司资本控制发展中国家矿产资源。据统计，全球主要矿山被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的少数几家公司控制。在世界范围内，约有8000家矿业公司，其中最大的25家公司控制的产量占到总产量的78%。
地缘政治影响下，金属矿业生产供应呈现本土化、区域化、多元化趋势。近年来，受中美博弈、疫情冲击、地缘冲突以及经济衰退等因素影响，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认识到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可靠、自主可控、摆脱过度依赖西方资本的重要性，围绕产业链主导权展开争夺。金属矿业生产供应呈现本土化、区域化、多元化趋势。
“双碳”目标推动金属矿业数字化、绿色化趋势增强。在全球携手推进“碳中和”背景下，作为基础产业的金属矿业率先承受压力。以镍、钴、锂、稀土等品种为代表，能源金属异军突起，从小金属一跃成为比肩铁、铝、铜等传统工业金属的关键金属，并成为当前金属矿业的主流。ESG[1]
跃升为金属矿业的首要议题，推动金属矿业企业从发展理念到资本配置以及商业模式的全方位变革。数字化、智能化加快了传统矿业改造进程，在勘探、开采、安全、效率等全流程发生颠覆式变革。
国外主要经济体及其矿业企业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案例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以及必和必拓、淡水河谷等矿业巨头凭借先发优势，在维护本国本企业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方面有很多值得我国学习借鉴的做法和经验。
美国通过顶层战略，利用产业链高端支配地位维护本国矿产资源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
美国是处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最高层级的国家，其充分利用优势地位，一是从顶层加强组织协调，系统推进战略制定和实施；二是加强本土资源开发，降低对外部资源的依赖；三是高度重视供应链安全和本土化，并试图脱钩，进行“去中国化”；四是注重通过建立矿产资源联盟稳定国外供应，限制中国发展。
美国万腾荣公司是全球最强大的铍生产制造及供应商，提供美国及西方国家所有军用及民用涉铍产品，控制着世界铍工业。其主要经验：一是依靠国家政策垄断国内资源，实施特许经营；二是实现全产业链运营，最大化利润来源；三是依靠美国科研实力，打造国际最高工艺水平和产品深加工技术；四是直接或间接控股国内外重要铍企业，从源头上控制原材料供应和铍材料关键技术；五是遏制中国发展，禁止向中国出口相关原材料。
日本作为唯一一个没有资源的资源强国，以财团为市场运作主体，积极参与全球资源开发配置
日本通过商贸获取资源，对于我国掌握稀缺金属资源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日本一是形成以金属与能源安全组织（JOGMEC）为核心的系统高效的矿产资源管理机构，政府提供全方位支持，为境外开发提供有力保障；二是通过财团运作，大力培育一批国际矿业航母，在全球资源市场获取规模可观的市场份额。
日本三井物产通过贯通金属矿产上下游一体运营，获取稳定控制力。一是利用全球情报优势长期跟踪投资机会，在行业低谷时期果断出手获取资源；二是以参股合作方式获取上游资源，注重商权而非控制权；三是构建以贸易环节为枢纽的一体运营模式，增强产业链控制力和稳定运营能力；四是吸纳金融机构作为股东，为开展逆周期收购提供资本支撑。
澳大利亚、加拿大凭借资源和技术优势形成强大的外向型矿业产业链
澳大利亚、加拿大是老牌的矿业大国强国。这两国的共同特点，一是注重发挥矿业技术优势，提高矿产资源产业链供应链竞争力；二是注重发挥资本市场作用，形成成熟完善的矿业产业体系；三是高度重视关键矿产产业，致力于构建涵盖上下游的全产业链；四是注重与美西方国家协同，降低对中国资本、市场的依赖。
澳大利亚必和必拓公司依托“全球化、全品种、全产业链”优势掌控大宗商品市场话语权：一是强化全球资源控制，从源头上把控矿业发展命脉；二是专业化、一体化、多元化经营，实现产业链纵深发展；三是通过并购做强做大，注重形成产业链规模效应；四是通过资本向优质资源转化完成产业链向价值链的提升。
拉美、非洲和东南亚等新兴资源国加大矿产资源保护，延伸产业链带动经济发展
拉美、非洲和东南亚等新兴资源国，基于带动国内经济发展和创造新增就业的现实考虑，采取矿产资源国有化、禁止矿产资源直接出口、提高关税等方式，强制要求外资在本国建设工业产业园、延伸矿业产业链。
巴西淡水河谷依托国有资源，做大做强物流运输业，牢牢把控铁矿石供应链。一是获取政府强力支持，集中国家优势资源；二是构建铁矿石低成本出口全球供应链体系；三是利用港口混矿中心控制中国供应链最后一公里。
瑞士嘉能可通过“工业+贸易”双轮驱动，形成了产融一体化发展模式
瑞士本身并不是一个矿业大国和矿业强国，但是嘉能可公司凭借瑞士在欧洲乃至全球独特的区位优势和经贸地位，通过商业模式创新走出了一条与其他矿业巨头不同的发展道路，一是在资源层面通过“全产业链布局+多品种经营”，获取大量优质资源，利用高杠杆支撑快速扩张；二是贸易层面，利用产品种类及质量、运输条件、供需形势等各种相关定价因素导致的价格差异进行套利；三是现货层面，利用供需变化、期现货市场，控制大宗商品价格。
我国金属矿业实现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我国已建立金属矿产业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形成了集资源勘探、采选、冶炼分离、深加工、功能材料及下游应用于一体，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但深入来看，仍存在上游资源保障程度不高，中游行业格局过于分散，对外竞争力不足，下游高端材料创新力不足等问题。
我国矿产资源基础薄弱，产业面临“三高”难题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我国对金属矿产品的需求大幅增加。目前中国金属矿产商品的消费量占到全球一半以上，但受到全球矿产资源自然禀赋和全球矿业寡头垄断竞争格局的影响。我国战略性金属矿产资源供应面临着“三高”挑战：一是对外依存度高。主要金属矿产资源的对外依存度几乎全部超过50%，铁、铜、镍等资源的对外依存度均超过85%，钴和铬等金属矿产品的对外依存度则接近100%。二是进口来源国集中度高。我国62%的进口铜矿来自智利和秘鲁、73%的进口铬矿来自南非、83%的进口铁矿石来自澳大利亚和巴西、96%的红土镍矿进口量来自印尼和菲律宾、几乎100%的进口钴矿来自刚果（金）。三是海外矿业企业垄断度高。例如，海外前十大矿业公司占据了全球70%的铁矿、75%的铜矿、60%的黄金资源。
产业链“小、散、乱”现象严重，开发利用效率低下
由于早期矿业投资作为各省拉动GDP增长的重要手段，基本处于野蛮无序发展。直至目前，我国矿业企业力量分散。根据自然资源部的材料显示，截至2021年底，全国规模以上有色金属工业企业数量超过9000家，规模效益不足，行业中具备全球竞争优势的企业数量极少。国有资本布局分散，在国内金属矿产领域，央企层面，除4家以金属矿业为核心主业的资源类企业外，还存在10余家经营涉及金属矿业的非资源类央企；地方层面，则有超过30余家大型地方国企，很多优质大矿脉被切分成数十个小矿，行业“小散乱”现象严重，整体竞争力不足，成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的重要障碍之一。
高端材料科技创新资源配置和布局较为薄弱
一方面，我国金属矿业普遍存在重开采轻加工的现象，以原料、原材料开发为主，冶炼粗加工产品居多，单一金属矿产品多，系列化产品少，出口产品多为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初级冶炼产品，高附加值产品缺乏，总体上仍处于国际产业分工的中低端，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延伸不足；另一方面，我国金属矿业行政分割明显、科技资源分散，同质化竞争突出，金属矿业重大技术攻关布局相对不足。如“十三五”期间，国家在战略性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技术攻关方面未作重点部署，“十四五”期间，国家仅部署一项“战略性矿产资源开发利用”重点专项。
我国金属矿业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政策建议
加强国家资源战略顶层设计规划
调整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结构，优化区域开发格局，规范空间开发秩序；深化矿业国际合作，构建从供应国经通道国到消费国的供应链保障体系；加强资源开发统筹协调，成立国家矿产资源安全委员会，增强风险应对处置协调能力，出台更加积极的财税政策，改革矿产资源权益金制度；提升国内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水平，推进矿业全产业链管理和矿产品生命周期管理。
加快推动金属矿业重组整合与集约发展
国内，提高资源开发行业门槛，打破品种划分、区域划分，加快整顿市场秩序、推动企业并购重组；国外，加快组建以国有资本投资公司为代表的、以经营商品为主线的境外金属矿产资源管理运营平台。重点建设能够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竞争的航母级企业，进一步统筹现有力量、强化国家意志，统一开发经营海外资源，改变多头对外的不利局面。着力提升国际竞争力。
推进金属矿业创新发展，提升产业现代化水平
一是发挥各方力量分工协作，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金属矿业技术创新体系；二是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如建设“铝型材—汽车零部件—建筑构件—家居产品”产业群、“稀有稀土金属—新能源材料—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动力电池材料”产业群等；三是围绕关键共性技术布局前瞻性、战略性项目，加大研究投入力度，推动原创性、颠覆性和关键性技术攻关，通过建设共性技术创新平台、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形式，集中优势力量突破一批“卡脖子”关键材料和核心技术；四是推进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5G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金属矿业深度融合，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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