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年初，基本摆脱了疫情的困扰后，我国经济进入恢复回升轨道，各方面的期待也比较高。但实际经济运行并不平稳，一波三折。二季度后需求不振、预期不稳问题突出，是全年增速的低点，三季度有所回升。全年经济增速达到5.2%，基本符合政府在年初的预期目标。即便如此，由于2022年的经济增速只有3%，2022年和2023年两年经济平均增速4%，低于疫情前两年经济的平均增速5.1%，也低于社会预期的5%-5.5%的潜在增长率。
进一步的问题是，接下来的经济增速将会怎样？我觉得这个问题如果放在疫情前，5%这个速度是比较低的。但是现在来看，应该是有难度的，也有一些不确定性。
目前中国经济的基本背景，仍处在由高速到中速、或者说由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型期。我们在2010年第一季度的增速达到一个高点以后，整个经济实际进入了减速期。
高速增长期有三大主要的驱动力量：基建、房地产、出口。前些年经济虽然减速，但是余温尚在，经济下行时候采取一些措施就可以了。但是这一次不一样了，房地产到目前为止还是负增长，基建投资速度的可持续性尚堪忧，出口也呈现下行态势。
现阶段我国经济结构新变化、新特征
现在的情况是，稳增长的老办法不行了，有没有新办法？我们首先要认识和理解我国现阶段经济结构的一些新变化、新特征。
需求端方面
若干年前，一些重要的耐用消费品、房地产和基建等相继出现历史需求峰值，进入了减速期。现在我们讲扩大消费，一定要区分生存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以吃穿和其他日常基本消费为主的生存型消费趋于稳定，消费增长更多的是由社保、医疗卫生、教育、文化体育娱乐、金融服务、交通通信等发展型消费来拉动。发展型消费有一个特点，它比较多地采取集体消费，或者公共服务的方式，与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直接相关，需要政府搭台子、建制度、出资金，是政府消费支出和居民消费支出的组合。
但现在我们的基本公共服务不到位，直接影响了发展型消费的扩大。从城市居民来讲，面对着教育、医疗、住房“三座大山”的压力。但是缺口最大的是近3亿农民工，近2亿外出进城农民工的基本公共服务欠账更为突出。我们讲中国有4亿中等收入群体，同时还有9亿中低收入群体，两个群体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结构性缺口。所以，现在扩大消费一定要找准痛点。一笔钱，是解决中低收入群体的公共服务问题，还是“撒胡椒面”似地发消费券，或者直接发现金？这方面需要深入讨论。
供给端方面
受需求减速影响，传统产业进入下行通道；这就需要在稳增长的同时，通过推动一批高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的产业升级或发展新产业，进行对冲、更替和升级。这一时期传统产业的“软着陆”对稳增长是至关重要的。但我们目前面临的情况，恰恰是作为主导产业的房地产等产业下降过快、幅度过深，且将延续较长的时间，从而引发全局性的冲击。另一方面，企业家预期不稳、信心不足，制约产业稳定增长和转型升级，部分领域创新动能下降，进度放缓。
资产负债端方面
在需求和供给双重冲击下，政府、企业和个人的资产负债表，都经历着由数量扩张型向效率导向型的转换。但这种转换过程是痛苦的、被动的，是危机倒逼而非主动进行的。例如房地产业，过去企业多采取“高负债、高周转、高销售”经营模式，它的前提是住房的需求处于高速增长期。当这个前提不存在之后，这种盈利模式必然无以为继，出现资金链的断裂。类似这样的一些需求被过度透支的行业，增速可能出现断崖式的下跌。
还有不少领域，目前资产负债表不是在收缩，而是还在加杠杆、还在借钱，是借新还旧；这里还的这个“旧”不是本金，而是利息。所以相当多的资产缺少现金流，出现了某种意义上的“庞氏结构”。这里我们不愿意用“庞氏骗局”这个词，但是没有现金流、只靠借钱维持的经营模式，到了某个时点上一定会出现信用崩塌。
所以，最近讨论的“资产负债表衰退”问题，我认为只是陷入困境后的阶段性现象；其本质是：当我们经济增速由高速转向中速之后，总的需求和供给状态必然要调整，资产负债结构也必须有相应的转换。但是，这个转换不容易。从日本的经验来讲，可能需要十年左右的时间。
中国经济增长的潜能至少还可支持5-10年的中速增长
我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长还有很大的潜能，至少还可以支持中国经济5-10年的中速增长。和日本做比较的话，中国经济目前还处在中速增长期。
中国经济增长的潜能在什么地方？我认为在两个方面。
一是作为后发国家所具有的追赶潜能，也就是发达经济体之前已经做过，我们现在已有条件、有可能做的事情。现在我国人均GDP约1.3万美元，到203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就是3.5万-4万美元，至少还有2万美元的增长潜能，其中主要是消费结构升级带动的服务业发展，也包括制造业和农业的稳固和升级。
第二个重要的领域是新技术革命，重点是数字技术和绿色转型带来的增长机会。
所以，追赶潜能加上新技术革命带来的增长机会，就是中国的结构性潜能。支持中国经济再有5-10年的中速增长是有空间的。具体来讲，现阶段有两大新的增长潜能需要关注。
一是横向需求空间。要缩小中低收入群体与中高收入群体在终端需求结构——包括消费、也包括住房等等非生产性投资上的差距，使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水平逐步接近中高收入群体。有一种说法，中国现在还有5亿人没用上马桶，10亿人没有坐过飞机。只要让5亿人中的3亿用上马桶，10亿人中的5亿坐上飞机，即使产业不升级，以现有的产能就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前一段时间讨论共同富裕、缩小收入差距，有一些不同的解读。现在来看，这个可能是个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社会主义目标问题。但它实际上也是经济增长的问题。
二是纵向升级动能。这是指提升产业的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拓展经济的上行空间。包括现有产业的价值链升级和新技术推动的新产业，或者“未来产业”的生存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数字技术和绿色转型将会为纵向升级全面赋能。
挑战在于，怎么发掘出这些增长动能。应该区别三种潜在增长率：
1.自然的或者已有技术条件决定的潜在增长率，这个实际上讲的是增长率的上限（如现阶段增速是5%）。
2.这个增长率会受到体制机制条件的约束。在这种约束下的潜在增长率是第二个概念。体制机制政策对潜在增长率的影响很大，甚至有决定性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案例太多了，比如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很快解决了吃饭问题，比如加入WTO使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现在新能源汽车发展得很快是因为放开了市场，等等。
3.宏观政策约束下的潜在增长率。宏观政策主要起稳定和平衡作用，对而增长速度的影响可能只有1%左右。假定中国有5%的潜在增速，剩下的4%要看体制条件约束下的潜在增长率是多少。
所以，宏观政策和结构性改革是1：4的关系。宏观政策当然重要，但是要搞清楚宏观政策不能干什么，也就是结构性改革和宏观政策的重点在什么地方。需要澄清的一种观点是，并不仅仅是宏观政策可以短期见效，具有扩张效应的结构性改革同样可能有立竿见影之效，而且如果结构性潜能发掘得不好，宏观政策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结构性改革下一步怎么改
一是以进城农村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的需求侧结构性改革；二是以稳定房地产等既有支柱产业、激发企业家精神，助推传统产业升级和“未来产业”发展为重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是以扩大有效需求，转换资产负债模式，防控化解风险为重点的资产负债端改革。
需求侧需要解决的问题比较多。中国还存在着比较大的收入差距，中高收入群体和中低收入群体之间存在的缺口怎么解决？可能需要再分配，但这不是重点，我认为重点还是城乡关系问题。所以，现在要解决城乡融合中的“三个平等”，即“身份平等”、“基本公共服务获取权利平等”、“土地包括不动产财产权利平等”。改革的措施应该是：
首先，更大力度地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可以采取负面清单的办法，全国除为数不多的特殊地区外，全面放开户籍限制，取消城乡居民身份差别。
第二，三年脱贫攻坚战以后，应该再实施为期三年的以近2亿进城农民工为重点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攻坚计划。现在一些城市住房卖不出去，政府可以收购，作为进城农民工的基本保障性住房。最近浙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2023-2027年，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新市民和原有市民的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要大幅度缩小，基本拉平，在全国带了一个好头。
第三，土地权利不平等的现状需要改革。城市里在国有土地上盖的房子可以自由交易，而农民在集体土地上盖房子，要么不批准，不批准盖了的叫做小产权房，没有合法的身份。批准了的宅基地，也只能在集体组织内部进行流转。资本市场有一个基本常识，就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可流动、可交易、可抵押、可担保的资产和不可流动、不可交易、不可抵押担保的财产，市场估值差距非常大。当年的国有股，流通和非流通的股价差十几倍、甚至几十倍。所以，这可以解释农民为什么财产性收入低，是因为农民的土地权利受到非常大的限制，所以财产性收入提不上去。这件事情能不能往前走一步？实际上，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提出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建议率先在城市群、都市圈的城乡结合部，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与国有土地同价同权，允许农民宅基地向集体组织之外的主体转让、抵押、担保等等。这些方面应积极地探索和突破。有人担心农民把乡下的房子卖了之后，最后可能没地方住，这并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假设。为了打消这种顾虑，可以让出售不动产的收入优先为相关人员完善社保、包括保障性住房，这样就可以把土地这个稀缺的资源解放出来。这样的话，农民也可以享受比土地保障更可靠、更有效率的现代化保障制度。
供给侧改革最重要的是认可、保护和弘扬企业家才能
供给侧改革最重要的是要认可、保护和弘扬企业家才能。目前在这个方面应该有比较大的理论和政策突破：
1.厘清“企业家”概念。企业家的才能或企业家精神是具有组合资本、劳动力、土地、技术、数据等要素的一种特殊能力，是组合资源的资源，是高于资本的一种更为稀缺的资源。所以资本家和企业家不能混为一谈。
2.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的发展就是具有企业家才能的那些人，识别并抓住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机会，创办了大量充满生机活力，具有创新进取精神的企业。他们中多数通常是白手起家的。
3.市场竞争中的企业，是以“企业家精神”为核心的组织形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成熟，股权多元化成为常态，要找到纯粹的国企或者民企越来越困难。所以那种依照传统的以所有制出身划定企业性质和类别的做法，低估了企业家精神的作用，也越来越远离企业和市场的实际。
4.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更多的是要依靠创新驱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企业家精神。这方面民营企业也要防止企业家精神的衰退或者断档。比如说，企业家的二代接不上了。能否使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才充当主角，同样是企业改革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5.创新精神，不仅各类企业需要，政府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者也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地方竞争和创新，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地方主要领导者的创新进取精神至关重要。
供给侧和需求侧改革要抓好“两个关键少数”和“一个关键多数”。两个关键少数就是企业家和地方主要领导者，这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两台引擎；一个关键多数就是进城农民工，这是中国经济转型的主体人群。这样才能打通痛点和堵点，稳增长、促转型才能出现新局面。
我们现在推动改革，我认为还得摸着石头过河。改革开放40多年还得摸着石头过河，为什么呢？不同的时期要过不同的河。改革开放初期遇到的问题，是农村能不能搞联产承包责任制，深圳能不能搞特区之类的问题，现在这些已不是问题了。现在的问题是民营企业家，包括社会上很多人信心不足。信心之源在哪儿？还是应该按照中央的精神：顶层设计和基层实践相结合。
我认为顶层设计要解决两方面问题，一是指方向，往东和往西方向不要搞错。二是划底线，弄清楚什么事不能做，什么局面要避免。在这个前提之下还有很大的一个空间，就是重提简政放权，减少行政干预，把市场化、法治化与鼓励地方基层积极性、创造性有机结合，不要动不动“究责”，处处制约。应有改革的动力和信心，允许试错探索，允许多一些自选动作，为具有创新精神的各级干部、各类人才营造宽松环境，为增长潜能的充分涌流创造条件。
（编辑 尚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