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造现代国民精神 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最终落脚点，一个国家现代化的标志最终体现在人的现代化程度、人的文明程度上。经过40多年的发展，我国夯实了物质基础，在过去“四个现代化”的基础上，进入了以人为核心的、贯彻以人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和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的现代化新阶段。因此，国民精神的认识和构建问题是中国式现代化重要的一环，塑造与现代社会相匹配的国民精神刻不容缓。

构建现代国民精神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一环

国民精神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自然而然形成的文化、社会心理和行为模式的总和，是社会成员所共同拥有且反复出现的。而现代国民精神的构建意味着国民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等方面的深刻变化和全面更新。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思想观念可以指导实践、推动工作、锤炼党性，在以人为本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国民的政治素养和思想品格是否适应新时代主旋律，是影响国家前途的关键要素。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全面发展全过程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推进，使民主的观念深入人心；建设教育强国、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教育水平实现历史性跨越，使国民素质不断提高、国民思想获得解放；新型工业化的推进让人们有了足够的物质基础，使人们不断思考与进步。[①]

同时，国民精神提升也会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提供不竭动力。当前中国社会处于转型发展期，社会结构深刻变动，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新旧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冲突激烈，表现出积极向上的创造性活力和勤劳、包容、坚韧等正面品质，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起着不可估量的积极推动作用。这些深刻而独特的中华文化也是我们民族经历了无数苦难却能屹立不倒的重要原因。

国民精神现代化塑造会对社会发展产生助力，而和谐社会的建构又可为国民精神的形成提供更加有利的社会环境与条件，二者同向共进，互为基础。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国民精神的塑造

中国共产党对国民精神的改造和国民素质的提高问题十分关注。

毛泽东青年时期曾尖锐指出中国国民精神存在的缺陷，他曾在给朋友黎锦熙的信件中写道，“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用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至今，根种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②]毛泽东早期思想在吸收古今中外养分的基础上，立足先立人再立国的思路，不断探索形成了富有自身特色的思想，提出了以新道德观构建理想新国民，以及具体的国民性改造行动路径——既要进行思想革命，从根本上转换全体国民的思想和道德，又要发展教育。

邓小平关于人的思想塑造体现在他提出的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上。他认为，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③]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四有”新人塑造，对国民精神的塑造进行系统性布局，并且强调了国民精神塑造要从“娃娃”抓起。

进入新时代，党中央高度重视思想道德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④]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站在历史和全局的高度，基于社会现实，把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作为工作重点，进一步扭转社会风气；通过加强对文化、哲学等社会科学的普及，民众思想觉悟、道德素质水平不断提高，对社会不同文化的包容度提升，有力地促进了国民思想的多样性、高质量发展；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科学完整的战略部署，“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目标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中国共产党在持续推进党的事业发展的同时，为国民精神的重塑进行了伟大实践，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的奋斗实践中，不断凝练新的精神素质，并以各种不同的途径、方式将其转化为国民精神的新内涵。最终都成为当代中国人精神素质成长的丰富养料，沉淀为中国人的精神品格。[⑤]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对提升国家综合实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构建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国民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不仅关系我国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定位，而且关系我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⑥]构建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国民精神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应有之义。

我国是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国民精神不可避免地存在沉疴，与现代化的要求不相适应，比如礼制思想与法治观念的矛盾、趋同心理与创新意识的矛盾……这些陈旧的观念不利于实现人的现代化，也不利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培育国民精神任重而道远，更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在社会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中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

1.厚植物质基础塑造现代国民精神。

近现代的一些学者提出，生活习惯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良好的生活习惯只能是空中楼阁，而许多坏习惯都是贫穷的陋巷里的产物。[⑦]现代国民精神的重塑需要适宜的经济条件，推动经济现代化，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内生驱动力。

改革开放后，物质水平的提高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奋进向上的意识，为陶冶中国人的现代国民精神起到了重要作用，使人能够进行自我价值的实现。[⑧]“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我们不断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不断夯实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条件。”[⑨]党领导人民从物资极度匮乏中走向物质精神丰富多彩的新时代，无论是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还是推进共同富裕；无论是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还是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无一不体现出我国经济实力的历史性跃升。

2.传承创新传统文化塑造现代国民精神。

国民精神是文化的外在表现，是人在社会化的进程中社会文化对其产生影响和熏陶的结果。因此，国民精神与文化之间有着密不可分、具体和历史的统一性。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中华文化是与时俱进、不断改善的，培养当代国民精神，我们走了很长的路，从无数仁人志士坚定地发出“铁屋子里的呐喊”，让民众普遍存在的愚昧思想走向有意识的科学和理性，到创造性地改造和创新性地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唯有继续“以不息为体，以日新为道”，中华文化才能在滚滚向前的时代潮流中焕发出无比强大的生命力。

   3.汲取全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塑造现代国民精神。

   开放、汇聚全球性丰富养料的文化是社会发展的助推器。须立足于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着眼于汲取世界各民族的长处，积极学习、借鉴其优秀民族精神文明成果。

   西方社会首先进入工业文明时代并开启了人的现代化进程，其发展为我国国民精神现代化构建提供了参考和借鉴。西方国家以平等为交换基础的商业原则促进了个体意识的觉醒和成熟，独立人格与主体意识、个性解放与自我实现、尊严与宽容、人权与公民意识是其文化的主流。同时，重知识与尚方法的理性精神和客观态度，以及对探索真理的执着为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基础，比如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科技至上主义，对科学研究的投入世所罕见。[⑩]

以英美为代表的原发式现代化为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代表，其发展动力来源于社会内部，给了我们深刻的启发：社会进步应从内部自身需要角度出发，引起内在变革。但同时我们也意识到，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自古以来中华文化都具备积极吸收外来文化、为我所用却不失根本的强大意志力，中国式现代化破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难题，具有吐旧纳新的能力，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也给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带来重要的启示。

   4.完善教育培养塑造现代国民精神。

   教育是培养和改造人的手段，教育造就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人以提高社会发展水平。在人的成长过程中，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缺一不可，三者相辅相成，有的居主导地位，有的造成潜移默化的改变，形成同向合力可发挥对国民精神塑造的最佳效果。

   在课程和教材中渗透国民精神塑造内容、在培养教师的环节加大考核文化育人力度、在学习考试中考察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都应该把提高创新能力、道德教育等作为重点，同时摒弃机械式、单向灌输式的应试教育。国民精神的形成是历史的积淀，教育重塑也必将是长期的复杂的过程，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应遵循教育的规律，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5. 完善政治法律体系塑造现代国民精神。

近现代国民性问题的讨论是在救亡主题关照下的一种思想启蒙思潮，这就决定其必然是与国家民族政治生活相辅相成的命运。[11]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法律制度环境也是推动国民精神塑造不可或缺的条件。我国由具有浓厚宗法色彩的政体向民主政体转型，政治在内容、形式和功能等方面从专制走向民主。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民主政治化方面不断探索，为国民精神塑造提供了良好稳定的社会环境，以及稳定的民主政治结构和民主社会结构。党带领国家和人民深化改革，加强顶层设计，敢于突进深水区，敢于啃硬骨头，深入改革发展各领域的制度框架，在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充分尊重个人权利，提倡社会公平，形成了能保障人民权利、维护人民尊严、促进人全面发展的法律制度体系，使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不断得到强化。

（编辑  杨利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