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学问的基础是什么？社会科学的基础就是社会调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的学风有一个重大变化，就是走向社会调查。期间产生了几个非常重要的社会调查文献，比如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邓中夏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全汉昇的《中国行会制度史》，刘半农的民俗调查，傅斯年的文物调查，陈翰笙的烟草业调查，还有方言调查，后来就有边疆的调查，都是这种调查风气的演变。
讲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非常重要的就是这种学风的形成。如果没有毛泽东、邓中夏他们去农村、工厂做调查，那就不可能有知识分子与工农的结合，就不会有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如果说今天我们的学风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大家很少去做社会调查；社会调查报告不算科研成果。如果傅斯年还活着，他一定会破口大骂，因为他说，西方的社会科学就是社会调查，没有社会调查，就没有社会科学。毛泽东说，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共产党的本事就是调查研究。
我们要建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要坚持马克思主义，首先就要知道，共产党的起点是走向工农，走向工农的起点是社会调查，离开了这个，讲社会科学，讲马克思主义，都是空的。
北大开风气之先，要为中国找一条出路
北京大学有很多的特殊性，它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由此它发动了以一个新的知识体系为背景的新文化运动。用严复的“群学”，即科学，代替了四书五经这些儒家经典，这些都是北大开风气之先，更重要的是北大带头发起了五四爱国运动。
但是，建立现代知识体系和制度，并不意味着必然导致新文化运动，更不意味着一定会产生中国共产党。这是三个完全不同的事情，比如说，清华也建立了现代知识制度，但新文化运动并没有产生于清华，党的创建与清华也没有直接的关系。
为什么清华与北大有这么大的不同？因为两个学校的创办宗旨从一开始就不一样。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堂是美国的庚子赔款建的，当时的美国大使就认识到：改变中国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按照美国的办法去培养一批中国精英，让他们去引导中国，这样，中国的精英们就不会闹事了。所以，当时清华学生的命运和出路一开始就是定了的，前途是有保障的。他们在清华主要是学英语，毕业后去美国，回来之后政府会安排他们。
北京大学是中国近现代改革的产物，其目标就是为中国找一条出路。北大学生的命运，一开始就与中国的命运相似，那就是看不到出路，起码看不到一个明确的出路，于是他们只能为自己、为国家民族找出路，新文化运动的主题就是这样。
清华也参加了五四运动，冀朝鼎他们也在“六三宣传”时被捕，但那是清华少数人。冀朝鼎毕业后，也立即到芝加哥大学留学去了，因为他们的道路是确定的，就是去美国留学，而当时的北大学生就没有这样的出路。北大没有现成的路可以走。五四运动结束后，北大的学生还是没有出路，所以，他们还是要问中国向何处去，自己到哪里去的问题。
什么是北大的命运？北大的命运，就是不得不一直去摸索道路，是开风气之先，或者说，一直处于李大钊所谓中之起点。毛主席说过，当年不是谁发展他入党，共产党是他们自己摸索着干的。
五四运动当然不是共产党领导的，但一二·九运动是。五四运动的发动者是北大，领导一二·九运动的其实是清华，一二·九运动确实是在党领导下进行的，因为那个时候党不但产生了，也成长起来了。
改变了中国命运的是中国共产党
今天看来，改变了中国命运的，不是建立大学堂，不是新文化运动，不是五四运动，而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参加新文化运动的那些人，老师辈的蔡元培、胡适，学生中的罗家伦、傅斯年、段锡朋，他们都是新文化运动的中流砥柱，是五四运动的领导者，但他们没有走共产党的道路。还有像陈独秀、张国焘、陈公博、周佛海，他们一开始参加创立了共产党，但后来分道扬镳了。大家承认共产党，那是因为共产党成了事了，也就是像《共产党宣言》里说的，当全世界都不得不承认共产党是一种势力的时候，才开始骂自己的这个对立面；即使承认共产党，一开始也是被迫的，是不情愿的。
抗战时期，傅斯年到延安访问，见到毛泽东，酸溜溜地说：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意思是，最终能成大事的，没准是你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不是我们这些搞新文化运动的，不是我们这些上街游行的学生领袖；我们今天不得不承认，你们这些人现在成势力了，也许能成大事了。
其实，即使看到共产党得势，可能会成事，大多数参加过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也不见得能认清大势，坚定地跟党走。他们是被迫的，不得不承认共产党有势力，其实现在很多人就是这样：因为共产党是执政党，我们得认清方向大势，所以才参加共产党。
当年共产党是被逼出来的。谁愿意搞马克思主义？谁愿意搞共产党？一旦参加创立中国共产党，那后果对于他们个人来说是极其严重的，严重到就像秋收起义一样，一旦你做了这个选择，那就没有回头路了——它的前途就是杀头。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我们再回顾一下创立共产党的这些人，不禁感慨万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十二个代表，共产党的创始人，最后在党内只剩下毛泽东、董必武了。
建立现代学术学科体系，办世界一流大学，发动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这了不起。但是，这些与创立中国共产党、发动中国革命不是一回事，共产党是革命党，革命是要杀头的。创立中国共产党这件事情，可不是闹着玩的，它比五四学生运动，后果可严重得太多了。
怎么形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有很多形容词，“开天辟地”，“横空出世”，这都是形容，形容什么呢？用来形容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乃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伟大奇迹，是中国历史和人类历史上的奇迹。我们简直不能用语言来形容什么是奇迹。
真正的问题是：在什么情况下，在什么条件下，在什么样的历史契机下，才能产生这种历史奇迹呢？还有，为什么他们的活动是不可模仿的？因为奇迹本身是无法模仿、无法重现的。
什么是奇迹？在特定的时候，特定的人，特定的相遇，它把一切不可能变成可能，它不可复制、不可复现，这就是奇迹。
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的作为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不是想象；共产主义不是单纯的理想信念。马克思说，共产主义不是一种理想，而是现实的历史运动，现实的历史运动必须建立在严密的社会调查的基础上，如果基本情况还不清楚，就凭一腔热望去想象无产阶级，那这是狂热。
其实，马克思很少去定义共产主义是什么，关于共产主义运动，他最著名的话是：共产主义不是一个理想，我们不需要根据公社的命令来实现乌托邦，对共产主义者来说，重要的什么是无产阶级，以及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究竟有什么作为。
第一个问题是，无产阶级是什么？中国的工人阶级与俄国的工人阶级，与美国的工人阶级有什么不同？今天的打工人与原来的工人阶级有什么不同？其中男女工人的比例是怎样的？他们有没有同乡会或者其他组织？他们的工作时间、一般工资水平怎样？韩商、日商与其他国家资本家的经营形式如何，等等，这些都需要做非常细致的社会调查。
第二个问题是，他们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会有什么样的作为？
还有，他们的受教育水平，他们的普遍爱好，他们之间的关系，这些都很重要。
萧子升当年是毛泽东的“小迷弟”，但是后来回忆录里的口气，他都表现得像毛泽东的“老大哥”一样——是萧子升指挥下毛泽东才建立新民学会、参加共产党；他还说共产党水平不够，太土了，如果你再提高层次，我就去了。
党的一大召开的时候，萧子升已经被毛泽东从湖南动员到了上海，又从上海跟着跑到了嘉兴。即将去南湖开会的时候，动身前毛泽东还动员他一起去。最后一瞬间，萧子升还是说：你们不联合资产阶级，不联合欧洲和日本，你们连资产阶级政党水平还没达到，你们太土了，我不去。萧子升这一辈子都生活在想象中，他没有认真思考过，中国与法国有什么不同，中国的工人与西方的工人有什么不同。
毛泽东他们去开会了，萧子升一个人在南湖边独步，在独步的过程，他还有许多心理活动，他后来回忆录写的这段结尾，很壮阔——他说我在湖边独步的时候，看到烟雨中开过一个大船，我想在这个船上诞生了中国共产党。
寻求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解放的马克思主义
1951年，萧子升去了拉美，晚年在流亡中回忆毛泽东和他穷游的故事。那个时候，他还是笑话毛泽东只是个农民，毛泽东不懂世界，不懂马克思主义。萧子升英文法文都好，马克思原著读得多，他相信的左翼思想都是世界上最时髦的，用今天的说法，他是“新左派”，他追的是世界上最时髦的马克思主义，是第四国际、第五国际。他那种马克思主义，完全脱离中国实际，不是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没有好处。
萧子升与蔡元培的关系很好。蔡校长提倡劳工神圣，但他赞成国民党，不赞成共产党；他认为共产党跟国民党闹，就是与中国为难。五四运动之后，蔡校长离开北大又到法国，五年跟北大音讯不通。他最喜欢的学生之一是邓中夏，但他后来看邓中夏的一篇文章，痛骂他在法国结识的好朋友张静江的时候，他就觉得，我喜欢的学生怎么会变成这样？1927年，蔡校长回国以后，参加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共产党从国民党里赶出去。国共分裂，都是他的学生啊，分成两拨，杀成这样，他会怎么想？但他的决定是支持国民党。
抗战之前在南京，蔡校长代表教育部出来对请愿的同学说：同学们，同学们！你们的本领不光是上街，上街是反对政府知道吗？回去好好读书，好好做学问。现在国家够乱的了，你们还在这捣乱！学生说：你是北大蔡元培校长吗？当年不是你鼓动学生上街的吗？——当年是当年，现在是现在，现在是国民政府！学生打了他一耳光，蔡校长气的，我的天呐，怎么会这样？
1920年蔡元培离开北大去法国之前，最后一次出北京演讲，就是在湖南教育会的演讲。
蔡校长去湖南演讲的时候，他说毛泽东听得懂我的话，于是湖南《大公报》就请毛泽东做记录，当时，毛泽东给蔡校长说：我现在要秉承你的意志，办一个自修大学，反正我们出去也找不到工作，还不如自己办个大学。蔡校长说：这正是我的意思，你好好办吧。
从此一别，蔡校长出国了，毛蔡再也没有见面。
抗战时期，蔡校长跑到了香港，大家给他做70岁寿辰。蔡校长说，我悔不该多活20年，我50岁死了就好了。20年国破家亡，当年汪精卫是我的好朋友，如今竟然成了汉奸了。
那个时候，中共领袖毛泽东就写信给蔡元培，大意说：先生当年是领着我们要民主的，如今怎么不支持中国走民主的道路呢？校长说，现在是抗战啊，内忧外患，你们能不能不跟政府捣乱啊！毛泽东就说，这个政府总打败仗，他不民主啊，这样的政府怎么能领导中国抗日呢，连段祺瑞也不如啊，校长你怎么这么糊涂啊。
校长说，我不糊涂，润之当年不也说，资本家如果向善，我们也不能打倒他吗？工农文化程度太低了，管理现代国家，没有资本家，没有读书人，靠大老粗，这叫民主吗？
毛泽东说，我没忘，我连汪精卫也没忘，穆藕初我也没忘，我就是希望校长您领着他们，与我们共产党一起救中国啊。
其实，毛泽东抗战时期写给蔡元培的信，也抄送给很多人，包括汪精卫，也包括穆藕初。
回望五四，回望北大，延安时代的毛泽东想到了什么？
事情的变化发生在1920年。
我们北大这位伟大的图书管理员在干什么呢？他绕了一圈到北京，把张敬尧赶走了，在湖南搞了个省宪法，但后来湖南又来了个赵恒惕，比过去的军阀还坏，毛泽东觉得他的工作都白干了。
1920年的时候，北大又恢复上课了。
这时候有一个大老板叫穆藕初，曾在美国留学，学过经济。他开了个大公司，思想比较进步，认为企业重在管理，引进先进技术、先进管理是一个公司能够壮大的根本，同时，他很重视劳资关系，认为处理好劳资关系非常重要。
可是，上哪儿找能够懂先进技术、先进管理的人呢？他就想到北大，北大的学生很能干，能够把巴黎和会这个事都扭过来，于是他就准备资助北大的主要学生领袖出国留学。这样，北大的学生就有了清华那种留学的待遇了。罗家伦、周炳琳这些学生领袖都在被他资助的名单当中——这就是著名的五个学生出洋——被戏称“留洋五大臣”。当年是穆藕初送他们出国留学。穆藕初认为，管理不仅指技术设备，还指依法管理，解决劳资问题，不必要通过革命，可以通过劳资谈判，制定法律。受他的启发，毛泽东就认为，可以通过制定劳动法，来保护劳工的权利。
邓中夏本来在名单里，但是邓中夏不去，原因是他爹做官，他家有钱。他认为，只有清华的人才去美国呢，北大的去美国干啥？
但问题是，不去美国你还能干啥？当时北大的出路，一个是回家乡教书，教小学中学，再一个是混在城市里办杂志，卖文为生，政府机关当然去不了，北大毕业了之后干啥呢？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自己办个单位，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创业。
毛泽东最初也是当小学校长，他说我是小学教员，在礼堂黑板上写“世界是我们的，做事要大家来”。第一件事把他大弟弟安排来算账，小弟弟在食堂里帮厨。小弟弟牺牲了之后，毛泽东很沉痛地回忆起这个事情，说你看他那个时候，那么小就在食堂里帮厨，我没好好照顾我弟弟。毛泽东那个时候也得找工作，没有想到要创建中国共产党。
邓中夏他爹倒是给儿子找了一个工作，今天看也非常不错了，直接进政府机关当公务员了。但邓中夏不习惯给人端茶倒水，要自己创业。他爹只好给他钱，租了一个院子，他把这个地方叫作曦园。
同学当中就数他家有钱。张国焘、罗家伦和他一起办了个电影院，但那电影都特小众，没人愿看，票还太贵，过两天连电影放映机都赔进去了。后来说，要不咱们做肥皂吧。肥皂卖的还可以，但是生产的量上不去，做着做着就赔了。
最后还是女同学有志气，做毛袜子，北大的毛袜子也卖不出几个钱去啊。那时毛泽东很热衷于此，但到北京来一看，说房租太贵了，成本太高，要创业，也不能在城里，得去城乡结合部。
概括起来说，北大学生的出路不过三个，一个是毛主席，当小学教师，一个是自己创业，办新村，这是邓中夏，还有极少数几个，像清华学生那样被穆藕初安排了去留学。
1920年还发生了一个事情，这个事情就显出李大钊的作用。巴黎和会以后，1920年又在美国华盛顿开了个世界劳工大会。这个大会把全世界的劳工分为几类几等：第一类是发达国家的工人，他们要为每天工作10小时而斗争；欧洲之外其他国家的工人要为工作12小时而斗争。中国的劳工就没有给他们规定工作时间的上限和工资的下限。
世界劳工大会，各国都是三方参加会议：政府、工会和企业家参加。但中国只派了顾维钧一个人去美国。这个消息发出来之后，又是北大先看到了，说我们在世界上是三流国家，我们劳工是六等劳工啊。所以，从1920开始，中国开始纪念五一劳动节，就是让中国劳工知道，五一劳动节是怎么回事，这是从李大钊开始的。
这个时候，《新青年》就发表了很多关于劳工问题的讨论，1920年5月出了劳动节纪念号，特别是对当时的上海厚生纱厂的女工问题进行了专门的讨论，当时的北大学生去做调查，今天叫社会调查；认为纱厂从湖南招来的女工待遇太低，劳动时间太长。穆藕初也代表资方参与讨论，他写文章说了市场经营的难处。陈独秀也发表了《我的意见》，这是中国最早的劳资双方和学者共同参与的关于劳动问题的讨论，社会影响非常大。
北大学风开始向社会调查转变
这个时候，北大的学风就开始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变，那就是社会调查的兴起。这是近代以来的新学，它是从西方传来的，要使这些科学知识真的有根基，那就需要进行社会调查。于是，北大开始了向社会调查的转变。当然，不仅是调查工厂，也调查农村，还调查民俗，调查方言，刘半农他们就调查民歌民俗。那时，傅斯年留学回来了，就去调查文物，去调查甲骨文。这个转变，为中国自主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傅斯年看不起北大章太炎的那些徒子徒孙，他说，中国人根本没有学问，中国的学问就是翻书抄书，毫无意义，真正的学问是调查，是动手动脚找材料，他提出要到边疆去调查，去东北、新疆做调查。
社会调查是北大学问的大转变。现在的考古学研究、边疆研究、方言研究、民俗研究，都是从这里出来的。最重要的是邓中夏的工厂调查，这是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也是自主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形成的基础。没有这样的转变，就不会有随后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大讨论；中国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这样的问题也许根本就不会提出，阶级分析、民族调查的基本方法就无法确立，马克思主义就不会作为一种思想，牢牢植根于中国大地。
其中，最喜欢调查的人，是毛泽东。当时湖南省立了一个省宪法，要保障湖南省的言论、结社、办报自由，这时候毛泽东提出，说这里边没有劳工的权利啊？但这个时候就没人再理他了。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做出了一生当中一次决定性的转变。他独自跑到与湖南最接近的江西萍乡，就是张国焘的家乡，到那里安源煤矿做社会调查，并且下了矿井。这次社会调查，形成了毛泽东一生巨大的转变。他在萍乡住了一个星期，写了好多封信，可以说万念俱灰，也可以说如梦方醒。他说，我们以前都是瞎搞的。他和留法勤工俭学的人说，我们到底要干什么？我们要学知识吗？我们究竟有多少中国的知识？我们对中国社会究竟知道多少？我们关于中国的知识究竟有多少是科学的？
19岁的时候，毛泽东第一次在湖南省立图书馆看到了世界地图，把他吓了一跳。他站在世界地图面前想，世界这么大，人一定特别多，他们都过着什么日子呢？不是打架就是吵嘴，要不就是欠债、拼命劳动、互相你争我夺，人难道就要这么活吗？1951年他对周世钊说，第一次看到世界地图，对我冲击特别大。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毛泽东是站在宇宙当中的人。马克思的那个问题，这个时候发生在毛泽东的脑海里——什么是无产阶级？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究竟会有什么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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