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各界普遍预期我国经济可以实现5%左右的增速目标，经济运行中也不乏结构性亮点，但有效需求不足、预期偏弱等问题仍然突出，宏观数据与微观感受出现“温差”。2023年三季度以来，房地产政策优化调整、增发1万亿元国债等措施对信心有所提振，也使市场更加关注2024年我国经济能否实现更强劲的复苏。
回顾2023年，展望2024年，中国经济将走向何方？我在接受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研究部访谈时，就一些关键问题谈了我的见解。
我的主要观点是：
（1）2023年中国GDP增速超过5%已是定局。粗略推算，2024年中国GDP可以达到5%。根据2023年基数，这一增长目标是更货真价实的5%。
（2）预计2024年，最终消费和净出口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大概率将低于2023年，2024年是否能维持较高经济增速主要取决于资本形成。资本形成增速是否可以高于2023年，取决于基础设施的增速是否能够明显高于2023年。粗略估算，如果2024年最终消费增速低于2023年，为实现5%的GDP增速，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可能需要达到双位数。
（3）基础设施投资不一定是在短期内有商业回报的，但应该是高效、高质的。在推出新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之前，政府必须从立项、融资、监理和验收等各个环节做通盘考虑。如果无法提供基础设施投资高效高质的制度和思想保证，其他也就无从谈起了。
（4）“消费是收入的函数”的命题意味着，要增加居民消费需求就必须首先增加居民收入。如果居民消费的增长不能建立在收入持续增长以及对这种增长的稳定预期的基础之上，即便是政府发放补贴，居民仍可能把额外的收入进行储存以备不时之需。
（5）“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应该是：“广义基础设施投资增长—各类投资增长—收入增长—消费增长—收入增长—投资、消费增长—收入增长”的良性循环。除非出现某种难以预料的良性外部冲击（如某种重大技术突破），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需要以广义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启动。
（6）中国偏高的储蓄率是否合理？我们无法通过横向比较准确判断一个国家的储蓄率是否合理，也没有一个严格的理论可以作为判定中国整体消费水平合理性的依据。应该说，只要是自愿，储蓄就是合理的。关键问题是必须使储蓄转化为投资，唯其如此，居民才能增加资产，才能日后增加财产性收入。
（7）我不认为中国房地产市场存在严重泡沫，我认为中国房地产业存在的问题是资源错配。在充分吸收国内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如果我们能够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房企化债方案，2024年中国应该能够稳定房地产市场。在未来的相当一段时间内，房地产业将会处于“休养生息”，“蓄势待发”的状态。
（8）2024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关键应该是显著提高财政赤字率，加大国债发行规模，为广义基础设施投资提供充分资金。如果有足够的项目储备，财政赤字率提高到4%甚至5%是可行的。货币政策有空间也有必要进一步放松，但应该以扩张性财政政策为先导，否则对总需求的刺激作用有限，而低利息率可以为国债发行创造良好条件。
（9）中国经济面临的不是所谓“周期性问题或是结构性问题”这样的“二选一”的问题，而是应该执行什么样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应该进行经济结构改革等问题。而强调结构改革的重要性同强调制定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性并无矛盾。执行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实现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必要条件，而不是重要条件。但结构改革毕竟不是宏观调控的工具，一般而言，结构改革的具体目标不是为了实现某个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某项改革需要通过何种具体途径实现，将对宏观经济产生何种影响？这要具体论证，不能一概而论。
（10）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反映经济总体供求均衡的通货膨胀率要高于发达国家。就中国而言，维持3%-4%，甚至更高一点的通胀率应该是适当的。如果通胀率低于2%，中国应当执行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
2024年中国经济增速目标不应低于5%
2023年初，我国制定的GDP增速目标是5%左右。由于2022年GDP增速只有3%，而5%是一个留有充分余地的增速目标。2023年中国GDP增速超过5%已是定局。2022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文简称“社零”）同比增-0.2%，2023年1-11月份，同比增7.2%。社零增速的反弹说明中国的居民消费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恢复。2023年1-11月份，固定资产投资（下文简称“固投”）同比增长2.9%，低于2022年的5.1%，其中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6.3%，低于22年的9.1%。令人欣慰的是，制造业投资中的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汽车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的投资分别同比增长34.6%、21.5%、17.9%和10.5%。制造业中上述细分行业投资的高速增长令人鼓舞。
2024年我国经济增速目标预期和建议
从“三驾马车”来看，消费成为2023年我国经济增长最大拉动力，资本形成对GDP贡献率有所下降，净出口贡献为负。2024年这一格局将如何演变？没有复杂的计量经济模型或其他数量模型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对2024年中国可能实现的GDP增速做一个粗略推算（a back of the envelope calculation）。在确定2023年末总需求各部分在GDP中的比重后，假定2024年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和贸易顺差的增速等于2023年1-11月社零、固投和贸易顺差的同比增速，就可以推算出2024年GDP的增速。假设2024年中国贸易顺差的增速为0，最终消费增速等于2023年1-11月社零的增速（7.2%），可以推出为实现5%和6%的GDP增速所需要的资本形成增速。
我以为，2024年中国的经济增速目标不应该低于5%。由于2023年中国GDP增速可以达到5%，2024年5%的增长目标就是扣除了相当一部分基数效应的、更货真价实的5%。鉴于2024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低于2023年，如果中国能够在2024年实现5%的经济增速，应该是一个不错的结果。
应该强调，中国的GDP增速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目前中国处于低通胀的状况，采取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至少在短期内不会导致通胀失控。中国应该充分利用这一最重要的政策空间，争取实现尽可能高的经济增速，一举扭转GDP增速持续下跌的趋势，一扫对经济增长的悲观预期。
2024年能否取得较高经济增速主要看投资
如何预判消费和投资在2024年的复苏力度，2024年出口形势如何展望？
2023年，消费需求的增长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2023年1-11月，社零增速为7.2%，同2022年的低基数有关。同时，社零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餐饮业高速增长的结果，在餐饮业基本恢复正常增长的情况下，2024年社零的增速大概率将低于2023年。同时，由于股市不振、房地产价格下跌、地方政府财政紧张等，2024年，中国最终消费增长速度可能低于2023年。
2023年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下降情况下，2024年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估计将十分有限。这样，2024年是否能维持较高经济增速主要取决于资本形成。2024年资本形成增速是否能够超过2023年？一个关键问题是：房地产投资目前下降幅度是否会出现收窄。估计在2024年还会继续下降一段时间，房地产投资对GDP增速的拖累将会减少，但做出贡献的可能性不大。尽管高技术产业、新兴产业投资增速令人鼓舞，但这些增长较快的新兴投资存量占比仍然很低，贡献更多是边际性的。2023年制造业投资增速明显低于2022年。制造业增速之所以差强人意是与房地产投资增速的下降有关。
因而，2024年资本形成增速是否可以高于2023年，取决于基础设施的增速是否能够明显高于2023年。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速度取决于项目储备以及资金的可获得性和成本。根据相关数据，截至2023年11月，按制造业、房地产和基础设施三大行业投资增速套算，基建投资额为20.5万亿元（2022年全年为21.2万亿元）；1-11月，基建投资同比增长8.0%。其中，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1-11月投资同比增长24.4%；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10.8%；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增-1.1%。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是城投公司的主营行业，其投资下行或许与隐债化解行动有关。统计局公布的2023年1-11月不含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的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5.8%。我粗略估算的结果是，如果2024年最终消费增速低于2023年，为实现5%的GDP增速，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可能需要达到双位数。
中国的人均收入仅为美国的1/5，人口却是美国的4倍。中国不存在基础设施投资饱和的问题，特别是在医疗、养老、教育、科研、地下管廊和城市交通等领域，中国的基础设施存量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在某些方面甚至不如一些发展中国家。
基础设施是公共产品，一般投资于公共产品既无商业回报，又难以产生现金流。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预算。政府预算内资金主要包括：一般公共预算（包括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土地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和专项债。2022年基建的预算内资金占比为20.3%，在预算内资金中，成本最低的资金来源——中央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占比不到1%。由于房地产价格的下降，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40%左右的地方政府国有土地使用出让金收入锐减；与此同时，地方政府还面临艰巨的化债任务。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刺激经济增长、改善经济结构，中央政府增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加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就更是难以避免的。
基础设施投资不一定在短期内是有商业回报的，但应该是高效、高质的。不少学者反对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其主要原因是担心地方政府搞“面子”工程、“白象”工程、“豆腐渣”工程，因而浪费资源，甚至滋长腐败。这些担心是有根据的。但这些是如何进行基础设施投资的问题，而不是应不应该进行基础设施投资的问题。
如何保证基础设施投资的高效率、高质量是对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挑战。在推出新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之前，政府必须从立项、融资、监理和验收等各个环节做通盘考虑。如果无法提供基础设施投资高效高质的制度和思想保证，那么其他也就无从谈起了。
找到消费和投资良性循环的起点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如何推动二者形成良性循环、扩大有效需求？
从增加总需求的层面来看，消费与投资都是总需求的构成部分。给定两者在GDP中的占比，两者增速的提高都能导致GDP增速的提高。但从经济增长的层面来看，消费与投资的性质完全不同。投资意味着资本存量的增加，而资本存量的增加将导致潜在经济增速的提高。潜在经济增速的提高，意味着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情况下，居民可以享受更多的消费。因而，在消费和投资之间的选择，实质上是在现在消费还是在未来更多消费之间的选择。希望现在消费就减少投资，希望未来更多的消费就增加投资。
“消费是收入的函数”的命题意味着，要增加居民消费需求就必须首先增加居民收入。更全面的表述是：“消费是收入、收入预期和财富存量的函数。”其中决定消费的最重要变量是收入，收入预期在很大程度是当前和前期收入决定的，同时也会受某种非经济的重要外部冲击影响。
如果一方面承认“消费是收入的函数”，另一方面又希望通过增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这是否在逻辑上自洽？正如李实教授所说的，“对于低收入人群而言，想刺激他们的消费显然不现实，他们中的一些家庭处于负债消费的状态；对于中等收入人群，他们面临就业和收入不稳定的问题，叠加家庭支出负担不断增加，想让这部分群体提高消费也不太现实；对于高收入人群，很难通过一些举措去刺激他们的消费行为，同时高收入人群毕竟是小众群体，不太可能对促进社会消费力提升起到重要作用。因此，提升居民收入还是要回到源头：提高经济的增长速度。”
我不太清楚“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是什么意思，但消费需求是指有购买力的需求。在给定收入水平的情况下，通过税收和补贴政策对收入进行二次分配可以减少贫富差距，从而降低居民部门作为一个总体的储蓄倾向、增加消费需求。鉴于中国依然存在较大的贫富差距，政府需要在这个领域做出更大努力。与此同时，政府应该“做大蛋糕”，形成“收入增长—消费增长—收入增长”的良性循环。在这一循环中，收入增长是起点。而收入增长的起点则是无需依赖收入增长（即并非收入的函数）的某些特殊类型的投资的增长，特别是缺乏商业回报但对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因而需要政府支持资金的狭义基础设施投资、技术改造投资和医疗教育投资等的增长。可以把这类投资称之为广义基础设施投资。
在预期偏弱、经济增长无力、物价普遍下降情况下，由于可以创造“挤入效应”，带动以盈利为目标的其他投资，广义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对启动经济增长尤其重要。“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应该是：“广义基础设施投资增长—各类投资增长—收入增长—消费增长—收入增长—投资、消费增长—收入增长”的良性循环。
如果居民消费的增长不能建立在收入持续增长以及对这种增长的稳定预期的基础之上，即便是政府发放补贴，居民仍可能把额外的收入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简言之，除非出现某种难以预料的良性外部冲击（如某种重大技术突破），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需要以广义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启动。
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是社会关注和热议的一个重要问题。事实上，统计局公布了两组关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数据。一组数据中的居民可支配收入是用住户调查得到的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乘以人口数计算出来的。根据这一组数据，2022年，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GDP为43%，明显偏低。另一组数据中的居民可支配收入来自资金流量表，对应的2022年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GDP为59.3%。
许宪春教授曾经指出，基于流量表的统计更为准确，因为住户调查由于高收入户配合程度不够，调查样本对高收入户的代表性不够。虽然国家统计局利用税收数据做了调整，但仍然偏低。计算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量及其占GDP的比重，不能用住户调查推算出来的居民可支配收入，而应该用资金流量表中的居民可支配收入。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居民可支配收入/GDP一般在70%-75%。中国居民的可支配收入/GDP要小于大多数发达国家，但差距并非像一些分析认为的那样大。例如，2022年日本的居民可支配收入/GDP为56.22%，丹麦为46.1%，都低于中国按资金流量计算的可支配收入/GDP。英国为61.47%，仅略高于中国。各国国情不同，简单比较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意味着减少税收和社保缴费等。但事实上，中国的宏观税负在全球主要国家中处于中下水平。因而，虽然中国可以考虑进一步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GDP，但很难说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GDP，即降低居民的税负负担就可以解决中国当前有效需求不足问题。
同居民可支配收入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居民储蓄率问题。在收入分配结构给定情况下，居民储蓄率是居民的自主决定。由于文化和制度的原因，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居民储蓄率偏高。中国居民储蓄率较高，意味中国居民积累财富的意愿较强（无论是出于“谨慎动机”还是其他动机），中国企业投资的可借贷资金（loanable funds）来源较为充裕。这种情况应该看作是中国经济的优势而不是弱点。但是，如果一方面居民储蓄意愿强烈，另一方面企业投资意愿低下。在合成谬误作用下，就可能推动经济增速下滑，直至居民储蓄和企业投资在经济衰退中实现平衡。国民储蓄是居民储蓄、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之和。其中：
企业储蓄=企业留利
政府储蓄=政府收入-政府支出+政府投资
根据世界银行计算，2010年中国储蓄率为51.1%，显然过高。但此后逐年下降，2016年降低到45%。2021年，中国储蓄率回升到46.1%，这种情况应该同疫情有关。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在2021年（或2022年），爱尔兰、新加坡、卢森堡、挪威和瑞士的储蓄率分别为64.1%、60.1%、52.1%、49%和38.4%；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为39.1%；中等收入国家为35%；中高收入国家38.3%。
各国情况不同，统计口径也不尽一致，仅仅通过国民储蓄率统计数字的比较，似乎还不足以判断一个国家的储蓄率（或消费率）是否合理。我们也没有一个严格的理论可以作为判定中国整体消费水平合理性的依据。中国是否存在低估消费、高估储蓄的问题呢？如果加上地缘政治考虑，问题就更复杂了。只要是自愿，储蓄就是合理的。问题的关键是必须使储蓄得以转化为投资，唯其如此，居民才能增加资产，才能日后增加财产性收入。
总而言之，在目前情况下，当务之急是打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3%”和“60%”的禁忌，显著提高财政赤字率、加大国债发行量，为广义基础设施投资提供充分资金，以此扭转GDP增速持续下跌的趋势和市场对经济增长的悲观预期。只有这样，启动投资、消费和经济增长之间的良性互动才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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