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之间的科技竞争
西方对中国的技术封锁由来已久
当前中美之间展开的竞争，本质是科技竞争。中美之间的科技竞争不是始于特朗普或者拜登，新中国成立至今75年来始终存在。
1949年，西方17国共同缔结“巴黎统筹委员会”，冷战结束以后，西方国家又搞了个“瓦瑟纳尔协定”。这两个出口控制机制都针对中国进行了技术出口管制，对所谓关键技术和敏感技术进行出口管制。
这里举几个典型的例子。21世纪初，美国对中国的航天工业进行遏制，当时中国航天正在开展国际商业发射业务，就在此时，美国对中国航天发射实行断供关键设备，并规定凡装有美国技术设备或配件的卫星，一概不得委托中国航天发射，从而使中国的航天商业发射处于停滞状态。中国申请加入国际空间站计划也被美国阻止。
当时中国在航空领域也曾经开展多个国际合作项目，比如和以色列合作开发第三代“幼狮”战机（就是后来中国独立开发的歼-10战机系列），还有和以色列合作购买机载“费尔康”预警系统，以及和捷克合作采购相控阵雷达系统，三大项目均被美国叫停。
1993年，中国一艘正在大洋航行的货轮“银河号”，被美国认为载有违禁物品，阻止其正常航行，美国将“银河号”的卫星定位导航系统GPS关闭，中国不得不让美国人登船检查，但什么都没检查出来。
20世纪末，中国和乌克兰合作，购买准备废弃的瓦良格号航母，就是这样一艘几乎把所有关键装备都拆除了的航母，也历经了将近10年磨难，一直到2002年才到达中国大连港。
2011年，美国出台“沃尔夫条款”，禁止中美之间有任何与美国NASA相关的合作，也就是关闭了在航天航空领域与中国所有的科技合作。2021年，美国为了遏制中国的信息产业发展，成立了一个国际半导体联盟，西方国家有64个核心企业参与，基本上囊括了半导体产业几乎所有的关键环节，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
上述案例说明，美国对中国的科技封锁由来已久。引用印度前总统卡拉姆讲的一句话：技术不仅是经济的，也是政治的。
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和冲突
中美科技脱钩，本质上涉及中美之间在经济、科技、产业升级乃至国家安全等等方面的结构性矛盾甚至冲突。这个矛盾无论是摆在中国人面前，还是摆在美国人面前，本质上都是一个对撞。这种科技脱钩的趋势，只能说严重程度前后有所不同，但不可能发生逆转。
美国的科技遏制政策并不是只针对中国，有人常常把它归因于意识形态、外交方式等问题，其实从历史上看并非如此。比如说美国对它的小伙伴日本，同样搞过科技方面的极限打压。20世纪70-80年代，日本经济突飞猛进，日本的半导体几乎称霸全球。当时美国做了两件事：一是西方国家联合与日本签订了一个《广场协议》，逼迫日元升值；还有一个就是签署了《美日半导体协议》，对日本的半导体产业进行打压。
这一轮操作对日本经济产生严重影响。1995年《广场协议》开始生效。当时日本的GDP是德国的2倍、英国的4倍、中国的8倍、韩国的10倍，是美国的73%。有人说一国经济总量相对美国GDP的70%是一个坎，过了这个坎是一定要打压，日本就没有逃过这个厄运。到2022年，美国的经济规模已经是日本的6倍。1995年日本是韩国的10倍，2022年日本只相当于韩国的2.5倍。1995年，日本经济规模是中国的8倍；2022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是日本的4.5倍。27年中世界经济版图发生了巨大变化。当时日本在半导体领域一些知名企业如索尼、松下、东芝、夏普、三洋，今天都成了明日黄花。日本称之为“失落的30年”。
这种巨大的变化，也发生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规模的时候，一定会构成很大的外部影响。我们看近40年中国和美国经济总量的对比：1981年，中国的GDP是美国的6%，1991年是6.2%，2001年中国加入WTO，中国的GDP是美国的12.7%。2011年是48%，接近一半。2021年，中国的GDP已经达到美国的74%。
中国从40多年前占美国GDP的6%，上升到占比74%，这对美国意味着什么？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对全球经济又意味着什么？它一定会带来一个结构性的调整，同时一定会发生结构性的矛盾。这是中美之间必然产生各种冲突的最根本的原因。
中国在科技领域包括一些关键领域，已经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比如我们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天宫空间站，自主研发的民用飞机、高速铁路、新能源汽车、光伏发电、载人深潜器、5G网络、量子通信、航母、五代战机、高超音速导弹、航空发动机，在民用领域，我们还有盾构机、核磁共振等。这些20年前甚至10年前都不敢想象的一些重点领域，中国几乎取得了一个整体性的突破。这对美国意味着什么？这对中国又意味着什么？在世界历史上，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即后发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的冲突，就是基于这种结构性的变化和结构性的矛盾所导致的。
对于中国在科技领域的发展，美国一直是防范和遏制，甚至是恐惧的心态。多年前北大周其仁教授讲，他们曾在一个座谈会上对美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提了一个问题：中美间经济关系是高端和低端产业之间的关系，比如美国造大飞机，中国生产服装鞋帽，两者之间的交易相安无事。但假定有一天中国决定自己造大飞机，对美国意味着什么？萨缪尔森不假思索地说，中国如果发展高科技，那将是美国永远的痛。显然，中国在科技领域的任何进步，对美国都是挑战和威胁。
所以我认为，国家间的结构性矛盾关乎大国命运。我们可能无法绕开这个“修昔底德陷阱”，中美间科技脱钩恐难逆转。目前看，这种冲突还在进一步加剧。2022年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长文，谈到当年10月美国商务部令对出口中国半导体技术进行严厉限制，类似于战争状态下的行为。2023年8月9日，美国公布了拜登总统签署的对华投资最新的限制行政令，包括审查美国人士对中国（包括港澳地区）在半导体与微电子、量子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等涉及国家安全的科技和产品的交易。这个行政令称：有关国家在对这些国家的军事、情报、监视或网络能力至关重要的第三方技术和产品方面的进步，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不同寻常的特殊危险。为应对这一威胁，特此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威胁”、“紧急状态”，这都是美国今天对中国进行技术“脱钩”或技术限制的极端的表述。
实际上，美国对中国进入全球化的“国际分工序列”是设定了位置的，就是要让中国成为世界的“奶牛”：中国应贡献廉价的劳动力、贡献廉价的日用商品，同时开放高端产品的市场，把中国永远锁定在国际产业分工的底端。
科技和产业进步对国家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我们应该怎样看待技术的进步带给彼此的影响？40年前我们经常谈，中国人生产7亿件衬衫才能换得一架波音飞机，一件衬衫实际上只能赚两元钱，这就是我们与发达国家存在技术代差时形成的定价机制。你没有这种技术能力，别人就有垄断权，包括产品的垄断权、技术的垄断权、价格的垄断权，你只能认账。这就是我们在技术落后时必须承受的代价。
当我们有了一定的科技自主研发能力，情况就不一样了。今天汽车在中国已经进入寻常百姓家，同样一款车，30年前，中国与德国合资桑塔纳轿车，引进德国技术在中国组装生产，当时价格是25万元，今天可能也就6万元左右，本质上这是中国的技术进步带来的结果。再比如今天中国被称为“基建狂魔”，盾构机是修筑隧道的关键设备，修铁路、公路、地铁、机场都需要。当我们没有这种能力的时候，从国外买一台盾构机要花7亿元，而当我们有了自研能力，同款、同等性能的盾构机价格降到了2900万元。
再例如，国内几乎所有三甲医院都配备的核磁共振设备，过去从德国购买一台大约是3000万元，患者做核磁共振检查费用很高。今天我们把这个技术攻克了，把一台核磁共振设备定价直接降到目前的290万元，真正造福广大群众。当我们没有技术能力时，面对洋人的要挟只能低头认栽；而当我们拥有了技术能力，不仅外国在技术上卡不住我们，而且还意味着人格的尊严。所以技术进步不仅仅表明了一个国家强大的程度，它和我们百姓的福祉，甚至于和我们的尊严都是息息相关的。
1980年，美国兰德公司在它的一个报告里写了一句话：只有技术独立才有经济独立，才有政治独立。
拉美国家和美国紧邻，200多年来与美国的关系十分紧密。拉美国家自然条件非常好，矿产资源、土地、气候等等，但是这些国家独立以后一直到今天，产业结构基本停滞，这被称为拉美化现象。后发国家难道只能永远居于国际产业分工的末端吗？中国正在打破这种宿命，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自己的学习和研发，中国不断地向国际产业分工的高端攀升，能够赢得更多的主动权，能够赢得更多的尊严。
自主创新是强国之本
20年前，学界关于科技自主创新曾经有过争论。当时我对这个问题做了三点概括：第一，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上面谈过，70多年来我们一直是按照这样一个规律走过来的。第二，买不起。当没有实力的时候，我们为获得技术或服务所付出的代价通常是高昂的，甚至是无止境的。在许多不掌握技术的领域，我们失去了产品和技术的定价权，为获得与别人相当的技术和服务，我们通常要比别人多付出几倍甚至十几倍的代价。第三，不能永远买下去。作为一个大国，我们有自己的利益诉求，要想在国际舞台占有一席之地，就不能永远被锁定在国际产业分工的末端，我们决不甘心被低端锁定的“宿命”。我们一定要有更多的投入，有更多的努力，更加耐心地坚持，不断提高自己，不断地接近先进水平，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自主创新观。
在科技发展问题上，我们要有一个基本认识，就是力量比财富更重要。很多人以为，我们只需花高价把技术买来，变成产品，能赚钱就行，似乎这就是天经地义，就是普遍的规律。但是，如果没有技术力量，财富是建立在沙堆上的，高楼大厦是建立在别人的地基上，这种财富也可能转瞬即逝甚至被剥夺。对于中国来说，我们的科技进步和发展就是“强健筋骨”，使我们有更强大的力量，能够维护我们的财富，使我们的财富得到倍增。这是一个基本的逻辑。
我国的科技基础能力
经过70多年的努力，中国在科技能力上确实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有些领域甚至是突飞猛进，已经接近甚至是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是毋庸置疑的。但目前我国的科技基础仍存在一些问题。
科技基础是科技创新活动赖以开展的物质技术基础和物质文化基础。
硬件方面包括各类创新组织（大学、科研院所和企业）、科研设施平台、科学数据和文献期刊等等；软件方面，包括法规、体制、政策、人才、公共科学素养和创新文化等。
研发投入和成果。到2022年，中国的研发投入已经是308万亿元，列世界第二位；研发人员达到600万人，列世界第一位；研发投入强度（占GDP的比重）是2.5%，在这方面已经进入中等或中上等国家的行列，位列世界第13位；中国在国际科技论文方面一年发表61万篇，国际专利达6.9万件，这两项科技产出列世界第一位。
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到，中国的科技发展确实今非昔比，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列。但同时我们还存在许多问题，“2022年全球创新指数”排名，我国综合排名第11位，但是科技基础设施和制度分别排在世界第25位和第42位。这表明我们目前的科技体制改革还面临着很多的挑战，我国科技基础能力还远远落后于先进国家。
研发机构的情况。中国现在已经有高等院校3000多所，年均毕业生已经达到上千万人，其中研究型大学61所。目前大学招研究生的比例越来越高，这表明我们在大学建构规模上已是全球第一了。
我国建立县以上独立研究机构有5200多所，这个数量也是庞大的。
最近几年，我们提出建构新型研发机构，主要是社会力量的参与，一般没有编制和级别，是合作模式的，当然也可以是一些单位独立建构。这种机构已经达到了2400多所。
另外非常值得关注的，就是这些年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企业的研发活动日益活跃。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有33万家。在全球企业研发投入2500强中，中国的企业占到683家，也就是1/4。
国家重点实验室目前分成两类：一类是学科类的，有300家；另一类是企业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有270家。这两项共计近600家。
这样一个多层次、广覆盖的研发机构，基本上已经涵盖了中国几乎所有的学科、所有的产业领域和所有的地域，这种布局是非常庞大、非常强大的。我们的科学研究领域还存在着科技和经济脱节问题，存在产学研用协同性不够的问题。
大型科学基础设施的建设。在科技基础能力方面，有一个问题是需要关注的，就是我们在大型科学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存在“一流的硬件与三流的软件”问题。人类过去完全靠自己的观察和智慧去探究自然规律，现在就显得不够了。所以当代大型的设备、大型的数据库，对科学研究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也是人类几百年来现代科学发展所积累的这样一个基础。中国在这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有些方面甚至已经走到了世界的最前列。
有三个中国大型科研基础设施的典型案例。一是超算超级计算机，自从1994年天河二号问鼎以来，2016年、2017年我们又两次获得了世界的超算冠军。最近无锡国家超算中心开发的神威·海洋之光，性能达到155万亿次浮点计算。这是什么概念？就是一分钟的计算能力相当于全球72亿人同时用计算器不间断地计算40年，超过其他国家公布的第二名的50%，中国的超算能力已经走到了世界的最前沿。
二是风洞，这也是中国走在世界前列的一个大型科研基础设施，叫JF-22超高速风洞，现在是世界第一。洞内的最高气流速度达到30马赫，就是30倍音速（每秒10209米，17级台风每秒是60米）。有了这样一个基础设施，使得中国在航空航天领域，包括高速轨道交通领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催生了中国的先进飞机、导弹、超高音速飞行器等等。甚至我们很多新开发的汽车车型也都要通过风洞吹一吹，可以获取相关的参数，改进我们的设计。
三是天眼，现在也是世界第一。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主要接收太空无线电信号和天体射电波波段辐射。目前已经进入了成果的爆发期，已发现了800颗新脉冲星，是全球其他望远镜发现总数的三倍以上，大大拓展了人类认知宇宙的边界。
这样一些大型设施在中国还有很多，它使得中国科学家能够站在一个新的平台、新的维度上来了解自然，进行更多的科学探索。
创新制度。我们谈科技基础能力，大学、科研机构、企业，包括大型设施都可以归结到硬件，那么软件就是我们的与科技创新相关的制度，在此列举我比较关注的几项制度。
一是评价制度。评价就是导向，要把科技人员、科研机构的科研活动向什么方向、目标引导，这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的评价制度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总体上我认为需要转变，从原来比较多地注重数量，向更注重质量转变。科学研究，尤其是在纯科学领域，没有第二，只有第一，别人走在前头，你再做就只能是跟班。中国现在的科学产出，数量已经是世界第一，但质量还远远不够。
科学研究评价机制强调“十年磨一剑”的功夫，这是一个寂寞的长跑。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有更多长期稳定的支持，而不能是短期的。这种评价制度非常关键，一个可能需要10年甚至20年去做的一件事情，放在一个一年或者两年周期里去做一个评价，这种评价的结论是完全不同的。
评价是有导向性鼓励的。鼓励从封闭走向开放，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评价能不能更多地博采众长，能不能实现学科间的交叉渗透，能不能实现大的闭环，而不是小课题呢？这跟评价制度是有关联的。
科技评价的价值取向。科技成果的价值是什么？有科学发现价值、学术价值，也有经济价值。无论是做长期的基础研究，还是做面向经济，面向社会的应用研究，它都应当体现在价值上。我们现在评价制度上有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但是当下确实需要尽快改善评价制度。
第二是奖励制度。中国的科研奖励制度曾经对提倡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鼓励更多的人投身到科学研究，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但当这种奖励变得越来越普遍，甚至于奖励和利益与荣誉地位越来越多地挂钩时，它可能会导向另一面。我认为目前存在这种倾向，很多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是在为奖励而科研，这是一个误区。
我们做科学研究，肯定会伴随有相应的地位、荣誉乃至物质利益，这毫无疑问是合理的。但是从科学研究的本意或出发点来看，如果把这种功利的目标摆在第一位，就会走向反面。科学研究不是商业，不是产业，需要投身科研的人有更多的坚持、耐心，需要我们有更多的情怀，有更多的执着。所以这样一种奖励，如果从只针对某个短期的、具体的重要目标而设立，演化为一种普遍的制度或激励方式，就有可能把整个科学研究导向另外一面。又比如我国目前的院士制度，很值得研究反思。世界各国的院士本质上是学术性的荣誉称号，和利益无关，也和学术的科层制无关。院士称号本不应该超越学术性和荣誉性。但目前国内很多科研机构或地方，把评院士当作自身科研高水平的标志，或方便争取科技资源和话语权的条件。尽管这不能归结为院士制度本身，但所形成的大量派生现象，对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
第三是政府采购制度。这也是与创新密切关联的。当一项创新成果尤其是颠覆性创新成果出现时，它一定会与原有的消费模式、甚至产业的格局发生冲突。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鼓励创新，或为创新提供可预期和稳定的应用场景？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研究美国的创新政策，其对美国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科技创新产生了非常直接和重大的影响。目前我们在这个方面显然是做得不够的，我们政府的采购政策更多的是把它局限于财务政策，节省开支、防止腐败；和鼓励知识创新、市场实现的关联性很小，这样一个政策需要调整。
第四是科技金融制度。科技进入产业领域，会产生颠覆性影响，这一定不是单纯的技术性问题，而是科技与其他各种要素组合的一个结果，其中包括资本。有人讲，美国硅谷的成功不仅仅是技术创新的成功，更多的是创业投资的成功，这是有道理的。这种创业投资不仅仅是融资，更多的是创新赋能，能够从星星点点变成燎原之势。所有的资本进入科技领域时，实际上都体现了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特质。在这一点上，我以为美国确实是在全世界做得最好的。而中国在这个方面现在整体的差距非常之大。甚至可以认为，金融支持不足是我们很多创新努力不能越过“创新死亡谷”的一个关键原因。科技研发团体往往是孤家寡人，很难通过好的科技金融制度，使得更多的关键要素能够组合起来。
（编辑 季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