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同时也是一部百年理论创新的历史。在世界迎来前所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新的时代命题再次要求我们对其展开学习和探索。
信息洪流的爆发和全球化的推进，使这个时代被赋予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构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复杂体系。中国作为一个绵亘千年而不断的文明古国，“复杂”对于中国人来说从不陌生，但现今有两个特征是过去的中国不曾经历过的：首先，治理对象已经复杂到难以将其降维简化为确定性问题来完成解析；其次，现今大数据时代使积累足够数量级的国家治理数据和大幅度提升算力成为现实，此二者相加，使得不以牺牲细节为前提地完整认知复杂性具有了必要和可能。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地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进一步说明，针对复杂性这一整体概念的方法论被深度发掘和充分研究的时机业已到来。在这个无时无刻不发生深刻而复杂变化的时代，“不确定性”是这个时代最大的“确定性”，我们越是深入探究自然和社会的奥秘，就越是能感知到变幻无穷的复杂性。
在三十多年系统工程的实践中，在大自然“适者生存”的启示下，笔者以解决工程系统的复杂性为主要研究方向，从工程实践出发，向自然生命学习，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开创性地提出了复杂工程系统的V++设计方法和有机适应性理论。在反复的推演中，工程领域人造系统的这套适应性理论与我国治理体系之建设存在相当的互通性，站在国家面对的挑战与现有能力的基础上，笔者认为，现在已经到了用国家治理现代化初步对应解决“复杂性”这一策略问题的时刻了。
以复杂性为重点探究国家治理体系的新方法
在20世纪晚期，美国已稳坐世界霸主的位置，其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产生的认识范式，也经由各个领域源源不断地输出给全世界，“民主”“自由”“人权”等西方国家治理的价值理念，逐渐被塑造成为国家治理的标准。美国自诩是照耀世界的“民主灯塔”，美国经验成了全球认同的所谓“真理”。但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亨廷顿在其《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提出了“文明将成为国际格局的全新划分标准”的观点，预言了中华文明的崛起和文明之间因差异而产生的冲突。时至今时，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进一步搅乱了全球经济，西方制度的“正确性”不断受到内外质疑，各国治理体系的效率及成果的对比也愈发强烈。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古人说：‘凡将立国，制度不可不察也。’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制度稳则国家稳。”而在瞬息万变的当下，制度的先进程度和实用性随着时代大环境也在不断变化，通过在纷乱复杂的信息中，确认中华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之特性，提炼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关键词，形成适应我国现实情况乃至世界需要的国家治理体系的方法论，实属必要。
适用且可持续的方法论，要建立在对研究对象的正确认识上，中国既不像政教合一的国家具有全社会统一的宗教信仰；也不同于部分西方国家存在公众高度认同的价值观；更有别于那些或土地面积小或人口密度小，政府管理不具有太大难度的国家。因此，若要论及我国国家治理之客体的本质，没有比“复杂性”更能概括和描述它的特性了。
中华文化绵延五千年，有其深层次的科学问题，研究好中国的国家治理，既是我国当下之需，也是世界区域治理乃至全球治理之需。首先，中国幅员辽阔，北至冻土，南到雨林，西通高原，东临沧海，多样复杂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各地区间交通情况、经济实力、地方民俗等等存在巨大差别，对管理造成相当大的困难。古语“皇权不下县，县下皆自治”所表述的即是这样的情况。例如同样一套海外人才引进制度，其在上海推行所带动的经济增长，可能远高于东北的某个重工业城市。因而，我国需要在纵向确保政策方向一致的前提下，横向推动多种具体的操作制度，才能保证不同地域、不同行业能够达到预先设定的统一发展目标。
其次，我们正处在前所未有的信息爆炸时代，互联网的迅速崛起使得知识和教育的门槛大幅下降，突发新闻事件在数秒内就能够传播到全球，管理者与群众之间曾经的信息差被极大地抹平。一方面，民众个体的强烈独立意识产生了更多的创新和机会；另一方面，在发展中不断积累着大大小小的矛盾，为我国的国家治理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综合以上两种特质可见，我国所面对的国家治理问题可谓相当复杂，这样一个由千千万万个有机的个体、家庭、企业、社团组合而成的庞大群体，以及由其派生出来的种种问题，共同形成了纷繁复杂的社会体系。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就要考虑如何科学地认知国家治理体系的本质特征，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是依据这些本质特征所采取的应对策略，以保证治理体系稳步实现所规划的目标。
社会体系是人造体系，其组成的主体是多样、多层和非线性的，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更是复杂多变。对这一社会体系（模型）的构建遇到的主要难题在于：（1）一般由单元、系统和总体不同层次和使命组成的体系，如何进行整体设计？（2）体系的各种模式和作用关系非常复杂，甚至可以说是无穷的，如何认知这个体系？（3）体系的组成是庞大和复杂的，如何实现对体系的有效管理，以及体系的有序演进？总之科学地认知体系，是研究出发的基础。
以现代化的新视角重新认知体系来认知复杂性
从工程的角度出发，体系的概念在学界之中尚莫衷一是，大众对于体系的认知更是局限。一般地讲，当下占据主流地位的仍然是以“降维解析”为主的笛卡尔的还原论思想，这种传统的认知方法采用的是“将面临的所有问题尽可能地细分，细到能用最佳的方式将其解决为止”的方式。还原论虽然在推动现代科学发展上做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但是它同样也存在着一个很大的弊端，那就是其在分解解析的过程中，必然会造成体系整体性与主体间交互性的流失，即使在后期能够再次进行集成，降维时流失的整体性和主体间交互性也不可能彻底得到还原。所以，在信息和智能时代，如何用现代化意义的手段更加完整地、不以牺牲细节为代价地认知体系十分重要，而这也是笔者建立的复杂性适应理论的基础。
为方便理解，笔者将学界对体系认识的原点与基于复杂性理论认知体系的路径进行对比剖析，并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进行阐释。
从降维到升维认知：体系是动态的，传统认识体系的手段——基于还原论的降维解析过程有其致命的局限性。还原论是静态分解，是通过降维来规避体系复杂性的理论，其过程弱化或忽视了体系在时间上的动态演化特征。体系的整体性状态是连续变化的，是由各个主体之间通过交互共同决定的。只有从三维扩展到时间的第四维度上，体系才表现为状态的持续变化，形成一股连续的状态流。任何体系都是多主体的物质与能量在时间维度上的状态流，体系的协同与适应是由体系内主体之间随时间变化的流程来表达的，是一种时间的升维，所以只有站在更高的维度上才能更全面地认知体系。
从隐性到显性认知：认知体系的关键是挖掘体系运行的隐性规律。蚁群的活动，我们看到的是每只蚂蚁简单的行动引起群体涌现出非凡的复杂结果，但看不到的是它们行动的规则。只有通过大量的观察和挖掘，我们才能提炼、总结其中的规律，从而认知蚁群是怎么协作的。认知隐性的关键不仅是发现认知隐性的方法和手段，更重要的是隐性规律的提炼和显性应用。这是从隐性到显性的认知过程，也是认知体系复杂性的一个新的视角。
从中心化到去中心化认知：简单的系统，如汽车有驾驶员、飞机有飞行员、公司有老板，一般都是有中心的控制系统。但是一个城市的协调运作，似乎是物质和能量的永不间歇的流动，没有哪个主体可以主宰，但是城市本身却动态地演化发展起来了。城市的组成呈现类似生态的多样性，并在广泛的多样性主体之间相互作用下达成了高度的协调性，在没有单一的行动指挥中枢的复杂社会体系中，一个人只有遵从一系列规则，包括道德规范、行为准则、交通法规、单位规章等等，才能有序地开始每天的工作和生活。这就说明了，简单系统基于控制实现有序，而复杂体系基于规则抑制熵增。
从无机到有机认知：从大自然的生物个体角度来看，有机性表现为生物的智能水平，它是生物为达到某种目的而产生正确行为的一种生理机制，也可以说是一种适应性机制。生物有机体表现出其他物体所不具有的一系列特征：有机体是一个系统，它把系统内和环境分开；有机体是一个自发生长的过程，不断地进行自我更新；有机体的进化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有机体还呈现整体性、系统性、适应性等特征。在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人造体系的终极目标基本都是对自然界的无限模仿。从简单的系统，到可以协同的复杂系统，乃至社会体系，人造体系的发展呈现出非常明显的从非智能向智能，也就是从无机到有机的发展趋势。
在对体系重新认识的过程中，我们在认识上走过了一条从降维到升维的路，体系的概念不再虚无模糊，开始逐渐清晰。对体系的认识不仅限于它的外在特征，更重要的是发掘内在的规律和秩序；体系是由若干有中心的系统或多中心的复杂系统组成的无中心的综合体；体系开始从静态走向动态，从冰冷的无机走向智能的有机，并最终走向学习与适应性。
体系的新内涵说明，体系的本质是一种生态，体系的核心是无（弱）中心化的资源整合和配置，体系的主体是多元的，体系的范围是弹性的，体系的发展是渐进式的规则引导下的自主演化。这些特征都让我们在认识体系、运用体系的实践中，在认识上产生了革命性的思想飞跃。
至此，我们尝试给体系一个全新的定义：体系不是系统，而是一种“有机生态”，是由复杂系统构建的有机综合体；是由多主体相互作用形成的有机关联，并依据一系列规则演化出的适应性机制；是从有中心的无机系统向无中心（或弱中心）的智能综合体的升维，是从基于中心的管控向基于规则的引导的适应性演进。
这是对体系的重新认知。其核心就是全面准确认知其复杂性，而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要解决对体系复杂性的认知和管理问题。
以V++三层模型认知复杂性的实践与理论创新
在人工设计一个复杂体系时，无论是国家治理制度还是工程系统，其最为困难的一点就是如何使系统被赋予类生物的有机性。在数十年的工程研究及实践经验中，笔者意识到系统工程的本质是正向设计，而挑战是发现工程背后的系统科学问题。科学既是严谨的，同时也是创新的，这同样也是我国治理体系所面临的问题。
传统的复杂系统设计主要采用还原论的思想（将复杂系统分解成多个简单系统、降维解析的方法），但这会带来复杂工程系统交互性与整体性的缺失。为了更全面准确反映复杂系统的本质和全貌。笔者从自己的工程实际经验出发，发现在探索复杂工程系统自适应性、不确定性等特性分析时，必须有所突破和创新。针对前面提出的在体系设计时遇到的三个最大难题，我们逐一进行分析：
（1）为了解决体系的整体设计问题，我们参考比较成熟的国家治理的法律体系：第一层为宪法，稳定而不可侵犯；第二层为规范社会各领域的法律，归类而有指导；第三层为指导实践的法规或条例，灵活而可操作。同时，下位法不得与上位法的规定相抵触，但是执行中下位法优于上位法，以体现法律与实际的适应性；同位法之间具有同等效力，在各自的权限范围内施行，并由上位法予以制约。
借鉴于此，我们可以把体系设计分成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级，宏观层效力优先，追求稳定；中观层协作优先，追求最优；微观层适用优先、追求成本最小。三层的粒度和反应等都不同，宏观少而精，微观多而细；宏观反应慢，但作用力大；微观反应快，但作用力小，中观衔接过渡。三层相互适应和制约，共同构建复杂体系的适应性机制。同时，在传统体系设计面向能力、基于架构和模型驱动三个关键要素的基础上，我们创造性地引入了“流程”“环境”“生命力”一些新的关键要素，开展了“数据驱动的体系流程设计方法”的探索，为此，我们提出了体系设计的V++模型和 DE-CAMP键要素模型（详见笔者的《从降维解析到映射升维》一书），把体系的三层第一次实现了整体描述。
（2）为了解决体系的认知问题，霍兰教授在《隐秩序》一书中提出，隐秩序是系统进化、适应的内在决定因素。所以，尽量去挖掘和认知隐秩序，并把其转化为显规则，是认知体系的关键。体系是永续变化的，而且体系的隐秩序既不可能被全部认知，同时自身也是不断变化的。所以要想准确认知体系，无论是仿真手段还是实体迭代，要么仿不真，要么代价大。只有从虚实映射的CPS入手，利用数字孪生的手段，在赛博空间中寻找隐秩序，在虚实映射中形成显规则。为此，我们在V++模型中构建了微观层的数字孪生，因为中观层的系统和宏观层的总体都是微观主体的相互作用和关系的涌现，所以让活跃的微观层在虚实映射中去穷尽主体间各种相互作用，体系的隐秩序才会被更多地认知。
（3）为了解决体系治理问题，我们认可“复杂适应系统（CAS）是由用一系列规则描述的、相互作用的多主体系统的组成”这一观点。体系中的这些主体随着时间和经验的积累，靠不断调整变换规则来适应。我们无法想象一个大城市的治理是由市长控制了每个市民，城市的治理依靠的也是规则。
例如，激光原理是通过控制激光器输入的电流强度，能使原子自组织起来放射相同频率、方向的相干光，我们施加的仅仅是一种微小的“引导”，所有原子都被引导到有序状态，从而产生激光这一宏观巨大变化。当然还存在一种可能，就是借助特殊光场从外界对激光器里每个电子施加控制，使它们按照相同的节奏放射光波形成激光。不过后一种方式的能耗无疑是巨大而不可接受的。针对复杂系统，如果采取“控制”的管理方式，要么代价无法承受，要么由于过度管制或无效管制而引起体系的混沌过程。
由此，体系的运行要基于规则的治理。若使规则的运行也遵循规则，为此我们设计了三层规则引擎，让体系的治理由基于中心的控制转变为基于规则的引导。
自然界有其自身的法则和适者生存的适应性机制，而人造体系要想学习大自然的生态构建和自主演化，就要为体系赋予生命有机特性。首先，人造体系要把自身从无机非智能体升维到有机智能体；其次，人造体系内各主体的运行以及主体间协同的规则需要制定，并设计一个引擎，驱动体系构建起适应性机制，从而实现自然界“生命以逆熵为生”自主演化。
体系能够与环境以及其他主体进行交互作用，并在此过程中不断地“学习”或“积累经验”，根据学到的经验改变自身的结构和行为方式，这样体系才能演变或进化，包括新层次的产生、分化和多样性的出现，新的聚合而成的更大的主体的出现等等，都是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派生出来的。在霍兰的复杂适应系统理论中，这些主体不断地学习或积累经验, 并根据学到的经验不断变换其规则、改变自身的结构和行为方式，从而具备了主体不断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
人造体系有机适应性借用生物学有机性概念，意指体系具有生物有机体的特征，主要体现在“自学习、自组织、自适应、自修复和自进化”五个方面：
“自学习”是模仿生物的学习功能，它能在体系运行过程中通过评估已有行为的正确性或优良度，自动修改系统结构或参数以改进自身品质，经学习而得到的改进可以保存并固定在体系结构之中；
“自组织”是体系能按照相互默契或约定的规则，各尽其责而又协调地自动完成某些功能；
“自适应”是体系的主体之间，以及体系与外部环境的适应能力，可以通过确定适应性因子和计算适应性指数进行评价；
“自修复”就像生物有机体的某个部位被损伤后能自我修复一样，人造体系有机体也具有这样的功能，具有自身不断更新和再生的能力（当然这种修复能力是有限的，当受到损伤达到致命的程度，超出修复能力范围时，体系将会无法遂行使命）；
“自进化”就是体系在学习、适应中改进其行为、状态和结构以形成新的有序状态，并在与环境相互作用下，通过自身的演化而形成新的结构和功能。
从自然界生物的智能等级程度上可知，适应性越高的生物，其复杂性也越大；反之，复杂性越高的生物，其适应性越强。所以，人造体系无论是工程体系还是社会体系，应对复杂性的策略就是构建有机适应性机制，但是，人造体系是要为人类（共同体、国家）发展的目标服务的，不能无限自由野蛮生长。由此，若使复杂体系演化方向健康，既需要减少微观控制，更需要加强宏观引导。
以有机适应性理论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当把国家治理看成一个复杂体系时，能否科学地解决复杂性问题，就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中国方案在世界舞台展现的一次机会。
易变且不确定时代（VUCA时代）的挑战和20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颁发，进一步表明复杂性研究已经成为热点。笔者循着适应性造就复杂性的本质特征，自问题降维转化为体系升维出发，从隐性规则挖掘出显性规律入手，最后由控制全局到引导方向破局，总结出“升维”和“深维”两种手段，完成了复杂性研究三个台阶的跨越，并出版了三本相关书籍，即《从降维解析到映射升维》《从隐秩序到显规则》《从控制到引导》，为系统、体系以及复杂性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笔者通过构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层适应性架构和规则引擎，将复杂性设计由外部控制的“他组织”为主转型为内部演化的“自组织”为主，形成了类生命的有机适应性机制，将传统系统工程对研究客体降维解读的“V”模型映射升维成“V++”模型，使系统设计能够满足交互、动态且有序演进的要求；笔者提炼总结出“适应性因子”和“适应性指数”，使得系统复杂性由定性向定量的数学方式表达跨越了一大步，并令复杂系统脱离“全面控制”的高耗能、高成本、低反馈模式，转化为以适应性指数作为参考指标的方向性宏观“引导”模式。V++三层规则的有机适应性理论，虽然不是工程系统复杂性研究的唯一方法，却是实验验证了的解决复杂性的可信路径之一。
这是工程学派的复杂性研究的一个新的成果，这一成果不仅适用于自然科学，在解决社会科学领域问题时也可以得到应用。复杂性理论主要解决的是复杂系统不确定性的问题，种种社会问题的最小单元本质上是人，而人的不确定性是恒定的。因此，在路径选择时，根据复杂性理论，我们要放弃对问题的彻底解析和控制的思维定式，寻求对它们进行映射和引导，并通过此种方式达成预期目的。
相应的，当将国家治理系统整体作为一个复杂系统来看待时，我们强调它的效率和能够带来的正面作用，而对于人造的复杂系统而言，复杂性理论将“适应性”作为检验其设计优劣的核心指标；系统适应性越强，其面对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就越强。具体比照工程设计而言，可以用五个生命力指数即生存力、恢复力、学习力、决策力、进化力，对一个复杂系统的维持系统活动、持续和发展的能力进行定义和量化。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中华文化之所以赓续五千年不断，就是在国家治理上形成了微观活跃、中观规则、宏观引导的三层架构，而且在宏观上引导好了，国家就发展得好。古时的宏观引导主要依赖皇帝个人能力，现代的宏观引导依靠的是中国共产党这一可以自我革命的大党。所以现代中国能够快速崛起，经历风高浪急也能行稳致远。
著名物理学家霍金曾预言：21世纪是复杂性科学的世纪，当今的社会科学亟须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复杂性问题，就是如何更好适应不稳定性和如何引导好演化性，即通过建立虚实映射来预测不确定性，并通过适应性指数来引导演化性。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要求国家治理理论更具有实践意义和应用价值。国家治理体系的复杂性本质，要求我们以“适应性造就复杂性”这一认知为根本，以构建微观活跃、中观规则、宏观引导的三层有机模型为架构，以调控微观、中观和宏观适应性指数为引导；实际上就是构建了一个宏观以共产党领导为引导、中观各行业或地域基于规则运行、微观各单元主体活跃涌现的可进化的社会体系，就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科学体现，也是中国为世界治理提供的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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