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深刻领悟“两个维护”的决定性意义（下）

 

兼备理论力量和革命实践的锻炼，始终和人民站在一起

无产阶级领袖的巨大作用还表现在,把正确理论的力量与无产阶级运动的实际组织结合起来,经受过长时期革命斗争的锻炼与考验,使理论与实践统一于一身,取得人民的充分信任与衷心爱戴。

无产阶级优秀的实践家,坚持正确的政治纲领和政治路线,有着英勇无畏的自我牺牲精神,并置身于革命的实践之中,与人民群众始终保持最密切的血肉联系,时刻把握时代的脉搏,及时提出指导运动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得到广大群众的承认和公认,并享有崇高的威望。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要是离开广大人民群众的火热革命斗争,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领袖。人民群众要拥戴、爱戴与捍卫自己的领袖;人民的领袖要时刻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在谈论人民群众与党的领袖的关系时,一定不能忘记党的领袖也是人民群众的一分子。伟大历史活动家的作用可以比拟为滋润大地的甘露,但是甘露毕竟是由同一个大地蒸发的水蒸气构成。正如列宁所说:“具有优秀精神品质的是少数人,而决定历史结局的却是广大群众,如果这些少数人不适应群众,群众有时就会对他们不太客气。”[1]

斯大林说:“要始终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就必须一身兼备理论力量和无产阶级运动的实际组织经验。”[2]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这样的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在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中,艰辛探索实践并形成了符合时代大潮流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理论。他们的后继者与人民群众一道,在这些伟大领袖思想和光辉实践的指引与鼓舞下,必将最终获得一个崭新的世界。

无产阶级的领袖还都有一个十分突出的优秀品格,就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和人类文明事业勇于坚持真理、勇于担当重任、勇于进行斗争、勇于争取胜利。1924年1月28日,斯大林在列宁去世后回忆列宁时说:“党的领袖们不能不尊重党内多数的意见。……但是列宁从来没有做过多数的俘虏,尤其是当这个多数没有原则立场的时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过党内多数的意见或党的眼前利益同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相抵触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列宁总是毫不犹豫地坚持原则,反对党的多数。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他不怕独自一人去反对全体,因为他认为——正如他自己常说的那样——‘原则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3]

我们党在1921年成立的时候,只有几十个党员,也是少数人,可是这几十个人代表了真理,代表了中国的命运。从根本上说,对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精准把握和对真理始终不渝地坚持,是毛泽东特有的坚毅和自信品格的根源所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我将无我、不负人民”这一掷地有声的名言、誓言,就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精神的生动诠释。

领袖并不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所谓“天才”,而是终生为着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而顽强执着地艰辛奋斗者。1850年,马克思说:“至于说个人的牺牲,我为阶级,而不是为个人作的牺牲不比其他任何人少。”[4]列宁对领袖的自身条件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他说:“我们应该培养一些不仅能把晚上的空闲时间贡献给革命,而且能把整个一生贡献给革命的人。”[5]1970年8月31日,毛泽东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批评陈伯达唯心主义先验论时指出,“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6]。1958年3月10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7]一方面,我们要坚决反对个人迷信;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崇拜真理。二者不能偏废。一些年来国内又出现了对一些西方教授和崇拜西方的一些教授的迷信,这是不是在新的形势下的个人迷信呢?这种现象同样可悲,在特定条件下,会给党、国家、人民带来灾难。

人们的行动在历史上始终是由社会发展的客观条件所决定的。然而,当实现某一任务的客观历史条件一旦具备,人们的主观因素,即人民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的自觉性和组织性则会成为决定性的因素。我们还可以对群众与领袖之间的关系作这样一个综合的概括:作为社会全体即群众的集合体及其活动,就是社会存在。这一社会存在的历史的推进有时是可怕的缓慢。但在这个社会的内部,却在不断地积累着过渡到新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形态的条件。有时,这一社会存在历史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则是令人意外地迅疾。

每一个社会时代的存在都需要并必然创造出自己的伟大人物。由于剥削阶级的首脑与无产阶级的领袖所承担的使命不同,对他们所要求的素养则有着根本的不同。无产阶级的领袖所从事的是人类历史所从未有过的无比艰难又无比壮丽的事业,他们所必备的首要条件，就是自身的思想理论的修养和素养。从这个意义上讲,无产阶级的伟大人物同时也是当时社会意识的杰出代表。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有着反作用,并在特定条件下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伟大人物总结、凝练和升华了亿万人民群众的实践,极大地丰富着人类思想的宝库。尽管伟大人物的自然生命与常人一样是有限的,但他们的思想与人类文明一道永存,并作为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极大地反作用于政治的上层建筑和社会的经济基础。这就是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8]

中国是个大国,中国共产党是个大党,经过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认真总结,在今后国内外风云际会的激烈斗争中,必然会诞生出世界级的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人物,马克思主义必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新的伟大创造与新的伟大发展。

 

习近平是毛泽东、邓小平两个时代培养出的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1949年3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主席郑重地警示全党: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要警惕不拿枪的敌人,要警惕糖衣炮弹,要“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说到底,这就是为了保持党及政权永不变质。

在努力保持党及政权永不变质的征程上,毛泽东越来越重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培养。毛泽东这一思想的产生,一是基于对我们党的建设任重道远现状的深刻认识;二是基于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集团脱离、背离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及其后果的预见;三是基于对杜勒斯兄弟“和平演变”战略的高度警惕。

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毛泽东在文中亲笔加了很长一段话，原文如下：

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就是将来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总之,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我们一定要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具备什么条件,才能够充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呢?

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象赫鲁晓夫那样的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

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象赫鲁晓夫那样,在国内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

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但是,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而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

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绝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锻炼中成长的。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

然后文章指出:“上面所说的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一系列原则,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中增添了新的武器。”

温室里可以栽培出艳丽的花草,但养育不出参天大树。更何况,种种大风大浪本来就是社会发展进程中必然呈现之状态。人、阶级、政党和国家的主观能动性只能使之提前或推后而已。以为哼着小曲漫步在林荫道上，就能踱入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无疑是庸人梦呓般的幻觉。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是在矛盾和斗争中前进的。所以,毛泽东高瞻远瞩又见微知著,高度重视对赫鲁晓夫领导集团背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惨痛现实的总结。

从一定意义上讲,由于几千年私有制的成长、壮大和完善,由于几千年私有观念的渗透、侵蚀和浸泡,由于国际垄断资本的影响、引诱和引导等等,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培养和产生,要比资产阶级接班人的培养和产生困难十倍、百倍乃至千倍。1968年12月,毛泽东毅然下达“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1600多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展开,是人类现代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这其中虽有对解决城市人口就业问题的考量,但毛泽东从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出发的战略设想可能是更为重要的因素。

经过上山下乡锻炼过的知青,逐渐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据统计,党的十八大产生的205名中央委员中,有65人有过上山下乡的经历,占这个群体的31.7%。其中25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有7位是上山下乡知青,占比为28%。而最高层的7名政治局常委中,4位有过上山下乡的经历,占比为57.1%。青年习近平在西北黄土高原一干就是7年。当年上山下乡的一大批知识青年,现在正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岗位上和经济社会生活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2004年8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接受延安电视台专访时说:“插队本身是一个标志界定的一个阶段,在插队之前,如果我们有所知所获,我总感觉到了插队以后,是获得了一个升华和净化。个人确实是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那么在之后我们如果说有什么真知灼见,如果说我们是走向成熟、获得成功,如果说我们谙熟民情或者说贴近实际,那么都是感觉源于此、获于此。”[9]

当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已经过去50多年。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与中国最底层农民的朝夕相处,艰苦环境的磨炼,对中国特有国情的认识,已经并将是他们终生极为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宝贵财富。这可能是打断帝国主义预言家们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预言链条的最可靠的战略之举。

如何确保我们党永不变质、长期执政,确实是我们党当前和今后所应努力解决的重大甚至是根本性课题,关涉我们党乃至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我们应当坚决贯彻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既要坚决开展反腐败斗争,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又要坚决防止阶级斗争的扩大化。这就需要深入开展理论研究,用科学正确的结论来统一广大干部的思想并进而部署相关工作。

从一定意义上讲,杜勒斯兄弟等人和毛泽东都是代表本阶级的大战略家,都有自己的理论。只不过杜勒斯兄弟等人服务的对象是世界上极少数人,毛泽东则是为着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他们各自所创立的理论,都仍在实践中较量着,这种实践和较量远远没有结束。

在邓小平时代,习近平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先在国家和军队领导部门开阔视野,然后沉入基层,从县委副书记干起,历练多个岗位和多个区域,既坚守“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党的优良传统,又拓展世界眼光,不负党心、民心、军心,与一大批年轻人一起,成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的接班人。这既是历史的偶然,同时又更是历史之必然。

党的十八大诞生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多年来国内外各种风浪的考验和检验,进一步充分证明,习近平总书记不仅是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成长起来的杰出的可靠的革命事业接班人,而且是得到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拥戴的当之无愧的革命领袖。

 

比较我国与西方国家的任期制,更加坚定“两个确立”与“两个维护”的自信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二大期间,邓小平多次讲到要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建立退休制度,正确地选择接班人。但他反复强调的是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的实际存在的终身制,并未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任期届数作出具体规定。

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并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部《宪法》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所以自党的十二大以后，形成了党的总书记任期届数与国家主席的任期届数相同的惯例:往往都是连任两届共十年。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毛泽东明确指出,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果断校正党和国家的前进航向,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义无反顾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但是,党和国家建设中多年的积弊,并不是一个短短十年能够完全纠正和消除的。而实践已经证明,“三位一体”的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的领导体制和领导形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一大优势。

2018年3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我们党毅然打破过去的惯例,按照法定程序,对《宪法》第七十九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2021年11月11日,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公报明确指出,“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党的二十大在政治、思想、理论和组织上进一步巩固“两个确立”,明确要求全党坚定做到“两个维护”,这不仅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且对于创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解决干部终身制的问题上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和经验,但从上到下的任期制中又出现了值得注意的新问题,特别是“杀鸡取卵”“过度举债”“吃光分净”“污染环境”“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和创新放一边,以招商引资为纲”等短期行为。我们常说“撸起袖子加油干,一张蓝图绘到底”。但在现实中,往往是一个地区或行业换一任党政领导,甚至是主要领导人一更换,就要换一张“蓝图”。前任规划的“蓝图”有问题,当然必须进行适当调整,但前任的规划是正确的,有的后继者却不惜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用各种名义进行调整。他们认为把前任“蓝图”接着绘,辛辛苦苦绘成了,也仅是在为别人的政绩“添砖瓦”。这种不正确的政绩观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

从一定意义上讲,我国最大的“软实力”,一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二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三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精神可以变物质。我国的原子弹、氢弹以及现在的航天技术这些全球领先的“硬实力”即物质，都是由以上我们的“软实力”转化而来的。如果走全盘私有化之路,我国不仅不能像美国那样强大,反而会重蹈积贫积弱的半殖民地之老路。而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基本矛盾的必然产物,它的直接表现形式就是生产相对过剩。为了对付经济危机,他们会最大限度地降低工人工资,最大限度地降低原材料价格,但绝不会稍微认真地降低日用工业品和食品的价格。随着经济危机的深化,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垄断集团之间,便进入生死撕咬之争,绝做不到集中力量办大事。从这种意义上讲,集中力量办大事是社会主义的特有优势。

正因如此,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宪法》一直赫然载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

2021年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亦明确指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伟大创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必然会有各种形态的资本,要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其消极作用。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防止资本野蛮生长。”[10]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加强和创新监管,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维护公平竞争。”

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它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年轻、最为进步、最为文明的并正在艰难探索中成长的政权。这一政权直接执掌着党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政方针与运行体制机制,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尤其是领袖人物,不仅需要具有出于公心的高尚品德,而且需要具有十分丰厚的实践经验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功底,需要具有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战略策略的胸怀视野,需要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坚强毅力等。

毛泽东特别强调人特别是党的领袖的作用。早在1965年,毛泽东在谈到苏联修正主义问题时明确指出,“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11]。从现在开始,在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班子中,要逐步恢复毛泽东时代已实行过的“老中青”三结合制度,把真正信仰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于党、国家和人民即具有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不忘初衷,坚持人民至上的“老中青”选入各级尤其是中高层领导班子,特别是要担任一把手。从一定意义上讲,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不忘初心、人民至上是道,是纲;其他都是术,都是目。

坚决维护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是党和国家今后一些年紧紧抓住前所未有的机遇、应对世所罕见的挑战的命脉所系,是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和赢得新的战略机遇期的关键所在。因此,“两个维护”是我们党的政治命脉,是最根本的政治要求、最重要的政治纪律、最严肃的政治规矩,我们要毫不动摇践行“两个维护”,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