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中俄关系，首先要从分析俄罗斯对外战略入手。回溯俄罗斯的历史文化源流，我认为俄罗斯之所以能从脱颖而出、成为陆上强国，是因为其文明得到了飞跃式发展，而这个文明源流即具有东方文明属性的东罗马文明。以988年弗拉基米尔大公要求全民受洗、东罗马帝国的大量书籍被翻译成斯拉夫语为标志，俄罗斯对东罗马文化的全盘接受，同时也奠定了其文明根基和文化自信。东正教对俄罗斯产生了两方面的重要影响：一是催生了帝国思想，激发了其领土扩张欲望，二是教化民众，塑造了道德、文化和民俗。因此，俄罗斯保持了小亚细亚文明的东方属性，是真正意义上的东方国家。
俄罗斯历史上存在两轮大规模西化。第一次是彼得大帝时期（1682-1725）开始的表层西化。彼得大帝没有看到西方民主表象下的集权，也未能改变俄罗斯政治和社会运行的深层东方逻辑。这轮西化与俄罗斯封建的集权文化和东正教格格不入，造成了社会分层并产生了结构性矛盾。十月革命终结了第一轮西化，但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前夕开启了第二轮西化。第二轮西化只是学习了西方制度的皮毛，却未涉及西方政治体制的根本。外部资本势力强行介入，社会分层之中下层民众并不买账，激发了一股强大的反西化逆向力。
俄罗斯的对外战略随着其西化进程潮起潮落，不断地调整和演化。原先，长期主导俄罗斯对外战略思想的是主张融入西方文明的大西洋主义。在经历美国一系列的“双重标准”和遏制措施后，普京总统对大西洋主义进行了微调，试图将融入西方文明的重点由加强俄美关系变为加强俄欧关系，提出了“大欧洲”计划。然而，乌克兰危机标志着俄罗斯和西方的结构性矛盾激化，主张发展独特欧亚文明的欧亚主义取代大西洋主义，成为影响俄罗斯对外战略的主流思潮。
当前，俄罗斯对西方不再抱有幻想，决定大力推动世界多极化，并使自己成为多极世界的重要一极、一个独特的欧亚文明大国，因此它的外交战略进行了全面的和根本性的调整。俄罗斯的战略文化传统可以概括为四点：一是实力主义和扩张思想；二是宽广的战略视野和敏锐的战略前瞻性；三是安全利益优先，以安全利益保卫发展利益；四是战略目标的设定经常超出战略能力。影响俄罗斯对外战略制定的现实因素主要有：俄罗斯的安全环境急剧恶化；美西方对俄罗斯实施新型混合战争，使乌克兰危机演变为混合战、持久战、消耗战；俄罗斯作为军事大国、能源大国和粮食大国，并拥有爱国心和抗压能力极强的国民，具有同美西方长期战略博弈的底气。
身处革命性的变革时代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的俄罗斯更加重视安全利益，并把外交视为实施安全战略的手段。俄罗斯对外战略进行了六方面的安全部署：一是维护全球战略稳定，重点消除周边地区冲突隐患。二是改善外交环境，加强联合国的地位和作用。打击反俄活动，加强南南合作和与盟国及伙伴的安全合作。三是维护国防安全，加强与盟国和友好国家的军事合作，加强维护本国和盟国安全的军事手段。四是维护经济安全，对不友好国家滥用世界经济垄断权及对俄进行制裁限制予以反制。将经济合作重点转向对俄采取建设性和中立政策的国家。五是维护信息安全，加强俄在世界信息和人文空间中的地位。六是维护其他安全利益，确保在西方科技封锁下实现科技突破。保障俄在世界海洋、空域和外层空间的利益。
俄罗斯的新外交战略将外国分为“建设性国家”“中立国家”和“不友好国家”，并依照国家关系和地缘特征划出四层结构：第一层是“近邻”，其是俄作为“欧亚文明大国”的核心区。第二层是以中印为主的欧亚大陆国家以及亚太地区和伊斯兰世界，其是俄罗斯打造倚陆向海的欧亚陆权板块的中心区。第三层是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其是俄罗斯国际关系合作网的延伸区。第四层是欧洲国家和美英等“盎格鲁-鲁撒克逊国家”。俄罗斯将“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放在外交排序最后，对其采取积极防御和战略博弈措施，强调“俄现在对与美‘发展互利关系’不感兴趣，只愿‘和平共存’，并达成‘利益平衡’”。俄罗斯未将欧洲国家与“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并列，认为其终将脱离“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反俄轨道，谋求成为多极世界一极。
基于以上四层地缘战略结构的认识，俄罗斯外交战略提出：一是打造“倚陆向海”的陆权板块。二是“转向东方”、“面向南方”，联合俄外交优先顺序前三层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依托“上合组织+”、“金砖国家+”，打造国际反霸反新殖民主义统一战线。三是利用欧美矛盾，有打有拉、不惧对抗、争取合作。
俄罗斯深化中俄战略协作主要有三个努力方向：第一是平等互信，推动文明的交流互鉴；第二是战略联盟，携手应对霸权势力；第三是深度合作，推进中俄经济一体化。中俄关系的未来发展会遵循三大历史逻辑，即睦邻友好、平等互利、战略协作。中俄将在反霸权、推动多极化的共识基础上继续深化合作。首先是加强战略沟通，增加战略默契；其二是全面深化经济合作，激活陆权板块。中俄媒体和智库应当加强合作，共同夯实中俄战略协作的理念基础和民意基础。
（编辑 杨利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