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情嘱咐
难以承受之重
1967年初，“文革”的烈火越烧越旺，我的日子也越来越难熬。
这时，“两条路线斗争”已上升为革命与反革命的分野。在总后勤部，政治委员与政治部主任分别被宣布为总后第一、二号反革命修正主义代表人物。我作为政治部主任多年的秘书和现任秘书科长，自然也噩运难逃，成为被揭、批、查的“重要知情人”和“头号保皇派”，也算是个“小走资派”。对我没完没了的批斗倒也罢了，最难过关的，是限期揭发交代直接领导和自身莫须有的“罪行”。这种无休止的精神苦刑，凡是当年挨过批斗的人都会有切身的体会。
关爱至深的“三点嘱咐”
就在我万念俱灰的时刻，从西花厅传来七伯、七妈对亲属的三点重要嘱咐：第一，这一段时间暂时不要联系；第二，要在运动中学会游泳；第三，不要参加这个派那个派。
七伯、七妈这三点嘱咐，是在“文革”形势最复杂、斗争最激烈的时刻，经过深思熟虑，逐字逐句给予我们的指示，话短情长，饱含深意，充满对晚辈关切爱护之情，给予我们在险境中坚持下去的力量和勇气。
首先，“这一段时间暂时不要联系”的嘱咐，是对我们的一种精心保护。七伯深知，他是江青一伙下一步清除的主要目标。这时大街上已经充斥着“拥护新文革”“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的标语和大字报，矛头直指七伯。有的甚至猖狂地指名道姓，恶毒地进行人身攻击。七伯深知，凡是同他有关联的人，都有可能成为被打击的目标。
就在七伯、七妈的“嘱咐”传来前夕，周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许明，就因遭到江青指名诬陷自杀身亡。许明同志和她的爱人，原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都是长期在七伯直接领导下工作的优秀领导干部、中国革命的有功之臣，因而成为江青一伙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他俩的爱子，中信集团原董事长、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孔丹不久前告诉我，他母亲去世时没有留下任何遗言。许明深知，江青陷害她的目的，就是要“找出”哪怕丝毫蛛丝马迹，作为构陷周总理的突破口，她不会给江青留下任何借口。与许明同样，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副主任罗青长、卫士长成元功、秘书周家鼎等人，后来都成为江青指名道姓、蓄意陷害的对象。
七伯不只是对自己的亲属，在“文革”这一阶段，对他的老战友、老部下，更是尽其所能，及时予以嘱咐和提醒。他亲笔写信，让秘书周家鼎分别送给多位副总理传阅，信中深情地叮嘱：务必谨言慎行，不说过头的话，不做过头的事；务必坚持实事求是，决不能承认自己是所谓“三反分子”。家鼎说，七伯交代他，这封信务必当面送给本人阅看，不得让秘书转，不得放办公室，看后由本人签名。信传阅完拿回，七伯看后立即烧毁。
家鼎同志是七伯的军事秘书，在他身边工作多年。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任国防大学纪委书记，我在校政治部工作，兼任校纪委副书记。我俩合作得很愉快。家鼎对我说，七伯写的这封信，陈毅、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等老同志看后都十分感动，有好几位当场流了泪。
尽管七伯绞尽脑汁、煞费苦心地想要保护一批老同志，但在当时的恶劣环境中，要想保护所有的人是难以做到的。没过多久，陈毅老总、叶帅、聂帅、徐帅、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等革命元勋，终因向“中央文革”发难，发生了所谓的“二月逆流”事件。“四帅三副”受到严厉批判。就是七伯，也不得不因江青诬陷我的周同宇伯父“与王光美哥哥王光琦借聚餐搞政治阴谋”，并诬陷维世大姐是“苏修特务”，被迫亲自签字将周同宇和孙维世逮捕关押。七伯的初衷是采取特殊时期的特殊办法，尽可能地对这些人予以人身保护，他曾用这种做法保护了一大批人。但并非事事都能如他所愿，维世大姐后来被江青一伙秘密关押、残酷折磨致死，给七伯、七妈留下永远的心中之痛。同样，与七伯、七妈的“亲属关系”，仍然成为一些人整我和在军的重要缘由。
其次，“要在运动中学会游泳”的嘱咐，是教育我们在“文革”中有效地保护自己。对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和走向，七伯通过几个月的亲身体验，有了清醒的认识。因此，他没有像以往那样，教育我们积极投身革命、锻炼提高自己，而是称之为一场“运动”，让我们“学会游泳”。
我虽然不是游泳高手，但学过游泳，会游泳。细想七伯的提示，坚持底线，保持坚强的信念和强大的定力，不到最后时刻决不轻言放弃。越是难以坚持下去的时候，越是考验自己是否真正“学会”游泳的关键时刻。游泳也好，“运动”也好，道理其实是一样的。
最后，“记住，不要参加这个派那个派”的嘱咐，既是对我们的关怀与教诲，也表明了七伯对“文革”所持的鲜明政治态度。此时，江青一伙正大肆鼓吹在全国范围内“旗帜鲜明地支持革命造反派”“让真正的左派夺权、掌权”。对立双方争相给自己戴上“左派”桂冠，把自己的对立面打成“保守派”“保皇派”，置之死地，这就使派性之争变为“革命与反革命”之争，进一步酿成全国性的武斗和内乱。七伯很早就给我们注射了政治上的“预防针”，提醒我们远离“这个派那个派”，他这样做，也是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
七伯、七妈在关键时刻的“三点嘱咐”，展现了他俩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具有的远见卓识和丰富的政治智慧，也是他们的党性和人性的具体体现。他俩的指示，引发了我对那场内乱和对人生价值观的深入思考，明白了许多当初并不懂得的政治和生活哲理。
众目睽睽下与我的亲切握手
就在接到七伯“这一段时间暂时不要联系”的嘱咐后不几天，七伯与我就在一个特殊的场合见了面。而且他打破了历来的约定，在众多领导人面前亲切地同我握手和致意。
1967年3月30日，党中央、中央军委在总后勤部礼堂召开全体干部大会，宣布邱会作回总后工作。当时总后机关已经全面瘫痪，我是总后的一支“笔杆子”，重要会议的记录、整理常由我负责，因此，会议记录的重任落在我这个“靠边站”干部的肩上。我站在主席台入口处迎接领导人，七伯与中央几位领导和老帅从休息室走向主席台，正好同我打了个照面。我本来应该避开，不过，我实在想念七伯，机会难得，不但没有避开，而且向前迎了一步。七伯见到我有些意外，更令我意外的是，他停下脚步，在其他领导人注目下伸出手来，同我紧紧地握了握手。我轻声唤了声“七伯”，七伯用充满睿智的眼光凝视着我，“嗯”了一声，颔首致意。自从“文革”以来，无论是报刊照片还是纪录片，七伯的眼神几乎都是严峻而深沉，少见笑容，而他这时的目光却充满了关怀和亲切，我也深切地感受到七伯手中传递给我的力量和温暖，他却更加消瘦和疲惫了。此后，我虽然还有几次机会见到七伯，但这一次却是他和我的最后一次握手。
批林整风
总理在“文革”中的“三只胳膊”――余秋里与谷牧
余秋里和谷牧是在“文革”的特殊时期，经党中央批准，指名协助恩来伯伯工作的。当时，余秋里任国家计委主任，谷牧任国家建委主任。余秋里是驰名全军的“独臂将军”。
在多位副总理和老帅被打倒或靠边站的情况下，他俩在国家危困之际，辅佐伯伯撑起共和国大厦，厥功至伟。人们赞誉他俩是总理的“三只臂膀”。
我很早就认识余秋里。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参加西南军区后勤部派往下属一个汽车团的工作组，协助该团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三反”运动。当时，余秋里任军区“三反”委员会主任，握有重要职权，仅次于军区首长贺龙、邓小平。
有一天，秋里同志直接来到汽车团视察工作。我们到团部门口迎接，他穿着一身洗得褪了色的旧军装，左臂的一只袖子空荡荡的。他精神抖擞，动作敏捷，吸烟时用一只手掏香烟、取火柴、点火，一气呵成地完成这一连串动作，比常人还利索。余秋里在团里待了两天，日夜不停地连轴转工作。这个团还没有新建营房，连队分散驻扎在附近村庄和临时工棚，相互间距离很远，他一个不落地走了个遍。
在短暂的相处中，我对这位红军将领的独特风格深有感触。他为人豪爽豁达，直来直去；工作大刀阔斧、脚踏实地；在原则问题上是非鲜明，执行党的政策却心细如发。
1952年，余秋里被任命为西南军区后勤部部长兼政委，成为我的顶头上司。这期间，我听说了他在战争年代的传奇事迹：长征中，任红二军团十八团政委时左臂两次负伤，露出骨头和筋络，仍坚持不下战场，托着一条伤臂爬雪山、过草地，度过整整192个昼夜。最终还是用木工的锯子截去了左肢。这一壮举，堪与青史留名的关云长“刮骨疗毒”媲美。
1955年余秋里调北京任总财务部部长，1959年我调到北京后，七伯有次问起余秋里当年在西南军区的工作情况。我把亲身经历的有关秋里同志的逸事告诉伯伯，他听了哈哈大笑，说：“这个余秋里，他就是这个性格！什么事都要亲自过问、抓住不放。什么事也难不倒他。这回他在大庆发现油田，为国家立了大功。他是我们党内难得的能文能武的好同志，你要好好向这位老领导学习。”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国出逃事件发生后，我与分别了十六年的老首长余秋里重逢，并在他直接领导下参与总后批林整风运动。后来，我听到他与谷牧两位亲自讲述“文革”中辅佐七伯险渡国家经济难关的往事，其中有两件格外使我感动。
余秋里说，1968年的经济形势更加严峻。12月26日，凌晨两点多了，周总理亲自打电话叫他去，总理疲惫至极，面带忧虑，他说：‘今年只有五天了，明年的计划还没有搞出来，一些重要的生产资料和人民生活必需品安排哪里生产，往哪里调运，没有个计划怎么行呢。’余秋里制定了1969年第一季度计划安排，经总理审查同意后，立即报请毛主席批准。这样，1969年开头，总算有了一个可供遵循的方案。
这个事例表明，余秋里不仅在战争与和平年代能率领千军万马斩关夺隘，而且在国民经济的危急时刻，帮助伯伯治理国计民生，不愧是伯伯夸奖的“党内难得的能文能武”的治国之才。
谷牧同志曾与我和在军做过长时间交谈。他向我俩回忆了七伯“文革”中那句感人肺腑的“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不下火海谁下火海，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谈话的经过。七伯的这句名言，常被人错误地引用，其时间、地点和原意都有很大出入。
谷牧同志所言是他的亲身经历，也是唯一准确的版本。谷牧说：“这是总理在我召集的一个会议上讲的。开会期间，周总理来了，他要听听大家的意见。结果几个部长把总理包围了。那也是当时有名的故事，叫‘五部长包围周总理’，段君毅、吕正操都是老资格。部长们纷纷陈词：他们这些人挨批挨斗没关系，但是生产不能垮啊！现在生产已经很乱了。省委书记也纷纷诉苦，说生产垮了还革什么命啊。总理讲了一番话：现在这个形势是大势所趋，欲罢不能，只有挺身而出来引导运动。总理说：“我怕什么，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不下火海谁下火海，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
谷牧同志是一位端庄凝重的领导人，对七伯情深意切、敬仰有加，在同我俩交谈时说到动情处，几度痛哭失声。谈话结束时，他站起身来，说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令人久久难忘：“周总理的功绩与日月同辉，怎么估计也不为过！”
我所知道的林彪坠机身亡的真相
1971年9月13日，林彪仓皇出逃，折戟沉沙，葬身蒙古温都尔汗。
9月20日，中央责令林彪的“四大金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隔离审查。总后勤部是“批林整风”重点单位，中央委派政治局委员李先念和国家计委主任余秋里指导总后运动。实际上，总后和总参、海军、空军这几个重点单位及全国的批林整风运动，都是在周总理亲自领导下进行的。由此，我有幸又一次见到了老领导余秋里，并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日子。
1971年10月上旬，余秋里代表李先念出席总后军以上干部会议，传达林彪反党叛国事件。会议在总后党委会议室举行，出席的有六七十人。余秋里在会上传达了林彪叛国出逃、机毁人亡的经过和中央处理这一重大事件的详细情况。到会的军以上干部中，没有一人会前得知一星半点“副统帅”叛变的信息，黄、吴、李、邱被隔离审查一事又与总后密切相关，因此，大家极度震惊又紧张不安，人人凝神静听，唯恐漏掉什么。毕竟，当时这件事对所有的人都是难以置信的爆炸性大新闻。各种传言不胫而走，至今不绝，其中不少都是主观臆测、以讹传讹的编造。根据我的了解，有两件在群众中传播很广的所谓“内幕消息”，实属不实之词，应该予以澄清。
一是所谓“林彪外逃座机是被导弹击落的”。
据先念、秋里同志传达，实际情况是：1971年9月13日下午，在得知林彪座机即将飞出国境时，有关部门请示是否采取拦击措施，周总理当即向毛主席汇报，毛泽东明确表态：“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9月14日下午，七伯接到中国驻蒙古使馆报告，有一架飞机在蒙古国温都尔汗坠毁。从编号确认，这架飞机就是林彪乘坐的三叉戟专机。综合判断，应是他们一伙仓皇出逃，燃料耗尽，强行着陆以致坠毁。后来经过现场勘查确认无疑。“导弹击落”的传闻纯属编造。
二是所谓“听到林彪死讯后，总理号啕大哭”。
这件事也是无中生有。据先念、秋里同志传达：9月14日下午，总理得知林彪座机在温都尔汗坠毁，机中九人无一生还的消息后，随即向人民大会堂待命的政治局成员传达，会场变得一片轻松。
对于上述两件事，更为详尽的情况，我是从林彪坠机前临危受命、前往空军指挥所坐镇指挥、现场处理这一重大危机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军委办事组成员李德生口中直接得知的。
德生同志是我和在军共同的老领导。20世纪80年代，我在国防大学工作时，德生同志任政治委员、党委书记，我任校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先后共事五年之久。无论他在职时或是离休后，只要是纪念总理的活动，他总是有请必到。1998年，《百年恩来》电视艺术片在上海举行首映式，德生同志患腿疾行走困难，仍应我俩请求，坐火车和轮椅，专程从北京去上海出席活动并讲话。
关于林彪座机坠毁前后以及与恩来伯伯相关的情况，德生同志作了详细的回顾：
眼看林彪飞机要出境了，我请示周总理怎么办，要不要派飞机拦截？
周总理告诉我，毛主席说：林彪还是我们党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周总理还说：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把他打下来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就这样，我眼看着这架飞机于9月13日凌晨1时50分，飞出了国境线。
9月14日下午2点，周总理刚睡着，外交部送来我驻蒙古使馆电报，秘书只好把他叫醒。周总理叫秘书念电报，当他听到256号三叉戟飞机，于13日凌晨2时30分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机上人全部死亡时，连声说：“啊，摔死了！摔死了！”他当即将这一消息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听了也很高兴，说：“这是最理想的结果！”
9月15日，经过我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到实地察看，完全证实林彪叛党叛国，折戟沉沙，葬身于温都尔汗。在八一前夕，还为林彪拍照的江青，这时也流出了演员式的眼泪，装模作样地和大家频频举杯。后来才明白，林彪一死，她在“文革”中同林彪勾结的事情，就死无对证了。黄、吴、李、邱则强作笑脸，极不自然。周总理当着他们的面，非常严肃地指出：“林彪叛逃，你们是有跑脱不掉的责任的。”当场宣布：黄、吴、李、邱暂时不参加政治局的活动，集中精力检查自己的问题，揭发交代林彪的罪行。
以上所述，才是真实的情景。
林彪之死，在当时，只能让七伯卸下心中的一份沉甸甸的重负。
伯伯亲自指导总后批林整风
林彪叛逃事件的发生，对毛主席是一次很重的心理打击。因此，他从一开始就把所有的善后事宜交给周总理全权处理。七伯不负所托，以高度的政治智慧和超乎常人的精力，全力挑起了这副重担。他指定协助处理这一事件的叶剑英、李德生、李先念、余秋里、张才千等同志，全都是治党治国的栋梁之材。他们精心贯彻落实伯伯的指示，确保党和国家的安全，并使批林整风在正确轨道上运行。
在总后批林整风过程中，余秋里每天必到。他白天协助总理办理国务院业务组工作，晚饭后准时来到总后，陪同他的有国家计委处长房维中（后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先念同志同他随时保持着联系。
秋里同志曾对我说：“你可知道总理现在担子有多重。没有他，我们这个国家不知道会乱成什么样！”这个六人“小会”，常常要持续六七个小时，直到次日凌晨三点左右结束，秋里同志才乘车离开。随后房维中和我按议定内容共同商量、起草简报，成稿后已经天亮。那一阶段，我每天的休息时间不超过三四个小时，连续几个月下来，深感身体难以支撑。我常想，自己不过是负责一个单位的具体文字工作，而每天要处理无数国内外大事、解决数不清的难题，还要应对“四人帮”明枪暗箭的伯伯，一个年逾七十的老人，即使是钢铁之躯，也经受不住这样的煎熬！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担忧完全不是多余的。
按照秋里同志嘱咐，我们的简报以绝密件直接报毛主席、周总理和中央极少数领导人，每次不超过七八份。除文字简报外，李先念、余秋里还随时向总理当面汇报总后批林整风情况，及时向我们传达他的重要指示。七伯和先念、秋里同志竭力排除干扰，采取许多特殊和有效的办法，在查清问题、消除隐患的同时，落实党的政策，尽力挽回“文革”中造成的严重损失，为全面拨乱反正奠定了基础。
在总后批林整风中，我直接参与了一件大事。这是恩来伯伯采取的一个重大措施：向毛主席进言，将“文革”期间总后流放外地的干部，调回原单位参加运动。
“文化大革命”在总后造成的一个严重恶果是：有大批干部和群众受到打击迫害。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提及在1967年到1971年期间，总后被直接诬陷迫害的干部和群众462人，8人被迫害致死。还有一位红色医疗专家、总后卫生部原副部长傅连暲，也是被迫害致死的。他在战争年代救治过毛主席和恩来伯伯，在“文革”初期遭批斗时写信给毛主席，恳求救他一命。毛主席批示：“此非当权派，又无大罪，应予以保护。”但由于遭到林彪、叶群嫉恨，江青、康生又直接插手，他和夫人陈真仁被关进秦城监狱，遭到非人的待遇，仅15天就惨死狱中。
我同傅连暲和他夫人都熟悉。我在总后卫生部工作期间，常向傅连暲副部长请示工作。他因兼任国家卫生部副部长职务，在家办公的时间多，他夫人陈真仁与我是同事，是总后卫生部药材局局长，因此我常去他们家中。印象中的连暲同志温文尔雅，身体偏弱，患有胃病。我后来听说牢房里只给他吃冰凉的窝窝头，想吃口热稀饭也没有，显然难以经受牢狱之苦。傅连暲的惨死，毛主席必定有所耳闻。1975年我在总后党委办公室工作时，曾看到毛主席对贺诚同志信的批示原件，其中有一句话颇为动情：“贺犹幸存，傅已入土，呜呼哀哉！”
至于遭受打击迫害、被发放外地的人更为数不少。批林整风开始后，这些干部纷纷写信，要求回北京参加运动，揭批林彪一伙的罪行。七伯意图借此机会，向毛主席反映情况，争取将这批干部调回北京工作。这件事如果得到毛主席的允准，就为全面解放“文革”中受迫害干部打开了一扇大门。这是七伯下的一步大棋，应该说也是一步险棋。
这件事是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1972年春末，秋里同志以执行临时任务为名，指名调我到国家计委办公大楼，与计委副主任段云、顾明，处长房维中（他们三人被誉为国家计委的“一、二、三号大笔杆子”），关起门来，共同起草一个向毛主席、党中央的报告，内容如上述。由于文件内容极其敏感和重要，我们在秋里同志亲自指点下，夜以继日，共商共议，字斟句酌，几易其稿，大约用一周时间完成了任务。
为什么这个文件的起草这样神秘，保密程度这样严格呢？
“文革”中，中央和国家机关、军队和地方，都有大批干部被下放到山区、“干校”安置或劳动，其中包括党、政、军许多高级干部。“九一三”事件之后，七伯曾利用各种机会，在征得主席同意后，陆续解放了一批军队的老同志。但进展很慢，七伯指令借总后的情况写这个报告，走一步险棋，就是想一次解决一大批人的问题，为全盘解决问题创造条件。
总理审阅定稿后，由他直接报送毛主席。我留在国家计委待命。一天，秋里同志回到计委大楼，兴冲冲地告诉我们：“总理刚才说了，文件报给主席，他没有表示反对意见，可以理解为已经默认了。我看，你们就照此办理、具体落实吧！”
总后这一大批干部从外地返回北京，等于宣布“文革”中挨整干部的大批解放。回来的同志心情振奋，一个个如同获得了新生。
这个消息很快就传播到驻京各单位和外地，他们也纷纷照此办理。
对批林整风中涉及的总后大量在职干部，伯伯和先念、秋里同志也提出了鲜明的政策。对这部分干部，原则上划分为三类，严格按政策办事。
从“九一三”事件发生到1973年上半年，七伯亲自过问并通过先念、秋里同志具体指导，查清了问题，落实了政策，尽可能地团结了大多数人，通过一系列具体措施，逐步恢复遭到破坏的国家经济和社会秩序，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尽力消除“文革”造成的种种灾难性影响。
七伯在心中始终关心的是人，是每一个革命同志的政治生命。
铁骨铮铮，唯民是从，把所有的人装进自己的心里。这样的人才是人民的好儿子，是党的好领导、好干部。
（编辑 季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