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1940年，我们这一代欧洲人，对美国的印象十分正面。美国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伟大贡献，美国电影、美国音乐包括爵士乐、格伦·米勒、贝西伯爵、艾灵顿公爵、本尼·古德曼、摩天大楼、高速公路、可口可乐、自由、民主，这些都使我们对美国文化印象深刻。
美国的冷战思维不断升级
事情走向不对劲是有一些信号的。朝鲜战争本可起到让美国人民警醒的作用，可惜被美国政府包装成一场“正义战争”，接下来又发生了越南战争，这场战争受到国际上的批评颇多，甚至在美国国内也是如此。在苏联解体的历史性时刻，美国外交政策的问题彻底暴露无遗：它施行破坏的理由不仅仅是为了与斯大林做斗争，而是针对社会主义制度做斗争。苏联解体后，美国领导层认为，美国已站上历史巅峰，“历史的终结”终于达成，其他国家很快就会效仿美国式的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当然了，这都将在美国的领导下进行。
2003年，美国通过伊拉克战争克服了“越战综合征”，从此以后，海外作战成为美国的一种“嗜好”。美国有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海外作战当然胜券在握。1945年，美国击败日本，但也仅限空中和海上作战，而非陆地作战。美国拥有强大的核力量，但日本拥有强悍的陆战军队。为了避免派遣步兵登陆亚洲，美国通过投下原子弹，“轻松”地结束了二战。但是二战后，美国几乎在所有战争中都遭遇了失败，这些战争大多数都是侵略性的。
这样的结果是，冷战思维不断升级，世界陷入永无休止的混乱中，经济战、政变、秘密军事行动愈发频繁，甚至还可能引发一场“新的世界大战”。美国有史以来已经多次并且至今依然如此行事，其对自己的民主制度和强大的经济、军事力量极度自信，以令人难以忍受的傲慢态度对待敌人和盟友。
一直以来，美国制定的外交政策总是带着这样一种目的：保持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并声称这是整个国际体系“皈依”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后维持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唯一途径。
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在其著作《编年史》中曾说过，想要对某个事件进行公正的叙述，就要摒弃情绪化，不带任何同情或偏见。若不首先破除普遍存在的关于中美两国的迷思，我们就很难客观公正地理解和分析中美关系。
概括而言，迷思是对事件、社会现象或人进行简化后的呈现，且至少部分基于现实中不存在的因素，因此迷思是谎话、幻象、乌托邦；但当这些迷思被不断重复表达，就有可能被社会所接受，影响社会生活，塑造个人和集体行为，并且促使现有权力体系合法化。它可以是一些人对一系列的“普世价值”的表达，有可能欲将其强加于其他群体、民族或国家之上。
当我们试图界定迷思是对现实的部分否定还是完全否定时，可能会进入一种困境。而要在“中美是否民主”这一标准上进行定义，复杂程度更甚。首先，迷思本身可能暗含褒贬态度，如“美国是民主国家”暗含褒扬，而“中国是独裁政权”则含贬义。但进一步分析，我们会发现，那些迷思与现实之间充斥着西方目光短浅的意识形态批判。
美国和欧洲共有的迷思
最危险的迷思：华人来了！
21世纪初，中国经济崛起，伴随着其科学、技术以及军事的发展。美西方认识到，中国市场广阔，有很大的贸易与投资空间，中国发展有很大空间，这也引起了一种新的恐惧，一种“中国威胁论”舆论兴起。美国认识到中国的崛起可能会打破自己一手塑造的世界秩序，而它是美国全球主导权的基础。对美国建制派来说，美国丧失全球主导权是最大的威胁。
自从美利坚合众国诞生，也就是18世纪末以来，其对可能阻挡美国实现国家利益的威胁一直心存恐惧，包括对待印第安人。当然，“印第安人威胁论”也是一种迷思，实际上是对历史进行了粗暴篡改。对于这些美洲大陆原住民来说，土地被残酷侵占是对他们生存的威胁。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他们拥有如此坚定的意志，能够在“文明的入侵者”面前以“野蛮人的方式”进行战斗。19世纪，美国移民继续侵占原住民土地，将他们驱逐出家园，一直到1890年美国政府才正式宣布完成了对西部的征服。
在“印第安人威胁论”以后，又出现了一系列威胁论，所指向的不外乎是阻挡了美国实现国家利益的国家：西班牙、墨西哥（请不要忘却阿拉莫之战！）、古巴、德国、苏联、日本、朝鲜、越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委内瑞拉以及中国等。美国却颠倒因果，将自己的侵略行为归咎于对方。
美国善于挑唆“他者”，这种手段的使用愈发频繁，美国或其盟友通过各种挑衅手段让一些“他者”陷入极其有限的抉择境地：要么接受美国的条件，要么以一种所谓“国际社会”不可接受的方式进行回应。例如，对于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一些西方国家做如下描述：1950年6月25日，“朝鲜入侵韩国”。这是一个有相关记录且被一些西方国家认可的描述，而且它也让美国能够从联合国安理会获得授权，带领一支国际军队开展针对朝鲜的战争。然而，孤立的事件要洞悉其全部的意义，就要将其置于历史的全景下。实际上，整个冲突事件的开端是韩国军队在美军帮助下进行了一系列攻击。国际社会在美国游说的压力之下选择了忽略那些事实。
西方文明是伟大的文明，为自身以及世界创造了许多理念与价值。然而，在此文明指引下的西方世界的行为却称不上崇高：那里有古罗马的斗兽竞技，有十字军东征，有宗教法庭；它还抹杀美洲原住民文明，以非洲奴隶贸易开垦西方种植园经济，以非人的方式对待这些奴隶，为西方帝国的经济发展服务。还侵占过非洲、亚洲大部分国家和地区，进行过殖民和帝国侵略；发起了两次世界大战，使数百万人死去或流离失所！三个世纪以来，欧洲国家和美国轮流统治世界，直至不久前这种局面才有所改变。
西方和世界的这种关系让很多西方人确信：无论在何种情况下，西方的文化都要优于其他文化；西方有更好的政府、经济、军事和法律体系，更融洽的社会关系，甚至有一个更好的神。西方已经将世界清空，并填入了自己的形象。不过到了中国，这一切都被打破，西方人发现，原来还有另外一个文明更加悠久、文化更加丰富的世界。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已经减贫近8亿人，让4.5亿中产阶层人口获得了发展，在科学和技术领域取得了进步，也让中国真正取得了世界大国的地位。而在取得这一切成就的过程中，中国完全没有走西方对外侵略或征服别的民族的老路，并限制了自身对邻国使用武力的行为。中国成功地将传统文化与来自西方的一些新价值观相融合，形成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既有别于中国封建帝国时代的意识形态，也有别于西方的意识形态。
普世价值与自由主义的迷思
自由主义在西方被视为一种“世界观”，是一种“普世价值”。他们认为，全世界都应该奉这种“普世价值”为行为准则，而且自由主义被认为是实现理想民主的最佳意识形态基础。
在美国，民主仍然以精英民主或财阀统治的形式继续存在，西方自由主义将这一姿态投射到整个国际体系当中。美国人民认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因而是优越的；另外，还认为他们拥有“民主体制”，因而有权利并且有义务领导和统治全世界。
自由主义的践行者势必要求将自由主义运用于政治和经济组织。政治体制中的自由意味着平等，公共政策的制定应该致力于在同等程度上满足每一位公民的需求。而经济体制中的自由以资本主义的形式存在，追求资本利润，这就是所谓的市场经济人的理性行为。
二战后，1947年4月，一群自由主义学者在瑞士蒙特勒小镇山顶的度假胜地相聚，并成立了朝圣山学社。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米尔顿·弗里德曼等建立起新自由主义学派的理论和意识形态基础。当时整个西方世界正着手打造劳资之间的新“社会契约”。在20世纪60年代末至20世纪80年代初，所谓的福利国家危机终于爆发了，随着1979年玛格丽特·撒切尔和1980年罗纳德·里根的上台，新自由主义学派终于成为主流。
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国家的职责应仅限于维护市场得以正常运作的必要框架。由于市场以竞争机制为基础，因此会自发实现经济资源的最有效配置。按照这样的逻辑，改善公共管理的最佳方式就应该是让整个国家和社会“市场化”，即完全撤销对市场的管控（如税收和反垄断政策），促进竞争。政府除了制定维持市场正常运作的资本规则以外，其他行为都应该市场化，包括执行社会政策。
显然，这种新自由主义的战略目标就是将经济从政府干预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而解除资本受到的限制。这样一来，意识形态的大门就此打开，这种广泛的私有化，以及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等形式被接受，对所有领域的管控包括最重要的金融领域的管控被解除。
作为意识形态的基础，新自由主义得以在现实中落地，最有力的两大武器也得到了强化，它们分别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华盛顿共识，以及针对发达国家的新公共管理理论。两者拥有同样的意识形态基础，无论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两者推行的都是同样性质的政策改革。然而，直到发达国家希腊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政府破产，才证明了新自由主义在全球发展中行不通。此前，新自由主义政策已经给拉丁美洲和非洲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事实证明了华盛顿共识和新公共管理理论强大的毁灭力，它们不仅毁了这些国家的经济，也毁了这些国家民众的生活。如果一个国家不按照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来制定其政策，就会落入被美西方强势推动并剥夺自主发展权利的悲惨命运。这场新自由主义的狂热仍持续到了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
特朗普的做法是按下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暂停键。在他任内，美国退出了TPP，并无限期推迟TTIP的协商，而发起对中国的贸易战，在他之前的历任总统也都采取过这种做法。
随后的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席卷全球，揭露了全球去管制化的负面后果，美西方大型产业的外移导致了对其他国家的依赖，其将部分供应链转移到海外，却发现自己愈发依赖于主要竞争对手。零部件在中国生产、最终成品在美国组装的流程存在着中断的风险。这又产生了中美经济“脱钩”问题。美国已经丧失了长期以来能够将其意志强加于其他国家的能力。一个全新的多极世界已然到来，2021年初，拜登总统接棒，美国在外交政策上继续将中国定为战略对手。
20世纪初，美国开始在海内外通过一系列的活动和手段宣传民主、人权、自由贸易等价值观。参与其中的有：美国之声、自由亚洲电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等广播电视公司，以及其他主流媒体；美国国际开发署，所谓的“美国文化中心”等政府机构；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布鲁金斯学会等智库；致力于在全球范围支持民主机构发展的非营利基金会、非政府组织（其中一些实际上接受政府资助，例如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及其分支机构）。不仅如此，美国还开始招收海外学生到美国高校学习，以便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国家传播美国的价值观。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让美国得到国际社会认可，使其获得一种普适性和完美无瑕性。直至今日，美国仍不断宣扬这些价值观，希望以此为美国所推行的某些外交政策正名，尤其是武器禁运、政变、为盟国培训军队、为“反独裁者”提供武器、利用特种部队进行非公开军事行动，甚至是发动公开战争。
美国式民主有着诸多被诟病之处。例如，金钱在政治角斗场上的作用过于强大，尤其在选举和立法过程中，有些人将其视为赤裸裸的腐败；利益群体的力量越来越强大，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越来越多。所谓美国民主只是徒有虚名，多个事例已经证明，美国的行为违背了其“奉行”的价值观。即便美国式民主有诸多缺点，许多美国精英依然相信，大多数国家之所以接受美国的领导是因为美国的价值观。然而，在2021年1月6日“国会山骚乱”事件之后，也许一切都变了。许多媒体将这场骚乱定义为“暴动”，随之而来的是舆论对选举结果公正性的大肆质疑。如今在全球面前，美国的民主制度和扬言要树立民主典范的说服力已大打折扣。
2016年，奥巴马总统在国情咨文演讲中宣称，“美利坚合众国是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随后，他骄傲地表示，美国的部队依然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作战部队。
美国对其价值观优越性的信念让其认为自己有领导世界的能力。美国不仅决心不断获得和维持其国家力量，也视强大的国家力量为维持国际秩序的必要条件。“维护世界稳定性需要一个全球霸权的存在”，这是美国领导层的基本信念之一，这一信念在西方世界被普遍接受，并出现在美国政治科学教科书中。
美国拥有了领导国际自由体系之权，自然也就拥有了制定规则权，可以规定企业、非政府组织等机构的行为。奥巴马就在多个场合中强调美国“天然的”领导权及其制定国际体系规则的权利与义务，贯彻不好就会被中国抢去先机。有不少美国学者、专家、政治家指出，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强国，俄罗斯也将再次成为拥有地区性影响力的强国。面对这两项挑战，美国外交政策未能做出很好的回应。美国学者、国防事务政府官员纳迪娅·沙德罗指出，美国曾认为，把中国拉入美国领导的自由国际体系当中，中国定会在美国领导下成为“负责任的国际行为者”。然而事实却相反，中国和俄罗斯长期以来都是利用自由世界的秩序规则实现自身利益。这个世界已不再是“单极世界”。
美国建制派认为，中国的国内和国际力量都变得更强大，其威胁已然更大。更糟糕的是，中国完全依照自身的文化、政治、经济价值观以及自身的意愿行事，完全不遵从西方模式。目前看来，中国会长期坚持这种行为方式。如果美国领导层能认识到其过去的失败，就会对一个完全不同的国际体系重新构建认知，并重新自我定位。然而，他们并没有朝这一方向迈出哪怕一小步。
2020年，拜登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刊登文章，题目为《为什么美国必须再次成为领导者》，标题已清晰表明了他的态度，他在文章中至少20次提及了世界再次重回美国领导之下的必要性。美国对中国、朝鲜、伊朗和委内瑞拉的政策都清晰表明了这一点。虽然风格和手段不同，但目标仍然不变。在拜登执政期间，一个新的多极世界显然不会正式形成。
我还想指出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有些美国人也认为国际体系规则应当改变，但他们认为，就算要改变也必须在美国领导下进行。换言之，他们不愿意看到一个由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的、单极的、西方主导的世界变成一个由多个国家共同领导的多极世界。
2020年末，欧盟与中国签署了一个重要的贸易投资协议。美国大吃一惊，似乎这样的协议是不可想象的。不仅如此，中欧签署这项协议给新上任的拜登政府一记重击，美国不喜欢没有自己主导的，或自己仅作为参与方的国际协议。
世界各国当然愿意与拜登总统谈合作，但是希望他至少能尊重盟友（暂且不提竞争对手）。美国的亚洲和欧洲盟友希望被视为盟友而不是附属国。欧洲不希望由别人告知其利益所在以及如何保护这些利益。例如，“北溪二号”是俄罗斯和欧洲几个国家之间的天然气管道项目，这一项目以德国为终点。特朗普政府以此胁迫了欧洲多年。事实上，美国政府制裁了这一项目有关的企业，迫使项目中止，并导致其中一家瑞士企业退出了该项目。美国的种种行为都是为了防止欧洲完成该管道项目建设，而这一切背后真正的目的是：美国想以30%至40%的溢价卖给欧洲天然气。说到底，美国还是要主导“游戏”规则，把俄罗斯排除在外，并压制德国一头。
美国经常提及“再次成为领导者”恰恰说明美国仍未准备好改变其外交政策，也说明美国会继续坚持其单边的、国际社会已习惯多年的所谓“美国价值观与国家利益”。美国的单边主义思维已深深扎根在其领导世界的决心当中，而此时，在地球的另一边有一个新世界正在崛起。
西方的普世价值是否真的具有普适性
二战结束后，美国思想家和政治家抛出了“西方价值观具有普适性”的观点。苏联解体后，对这一观点的宣传更是甚嚣尘上。福山所称的“历史的终结”实际上指的就是所谓的“西方价值观”的最终胜利，只是换了一种形式，以美国方式实现而已。
历史分析表明，“普世价值”这一命题是不可持续的。被西方称为“普世价值”的，实际上是在西方文明形成过程中出现的价值观。将西方价值观作为普世价值进行推广是西方单方面的、武断的决定，通过这一方式获得在全球传播其价值观的权利甚至义务。为实现此目的，西方可以采取任何手段，包括战争。这种姿态完全是非历史的，它否定了其他文化和文明的所有价值，否定了它们随着时间发展而形成的价值观。
普世价值与《世界人权宣言》
时常被自由主义者挂在嘴边的《世界人权宣言》是联合国广大成员一致通过的一项联合国基本法，其枚举了每一个国家或地区应当践行的价值观。如果要通过援引《世界人权宣言》来证明西方自由主义的普遍性，其实无甚大用。因为至少就目前的实践而言，《世界人权宣言》中的许多权利和自由主义关系不大。因此，企图以《世界人权宣言》来支撑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普适性至少是适得其反的。《世界人权宣言》提到了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而这正是西方用于抨击俄罗斯、中国、伊朗等国家的专用词。不过，《世界人权宣言》提到的其他权利和价值观多数时候没有在西方民主国家获得令人满意的践行，甚至完全没有践行。
普世价值与文化认同
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现象，而是通过建构和再建构不断发展的。因此，福山所说的“历史的终结”是不存在的。若真是那样，文明之间的冲突就不再只是亨廷顿所说的“不可避免的”，更是正当的。
价值观不应成为某个国家所拥有的资产，更加不应该将自身价值观强加于其他文明，采取强迫手段进行同化，甚或更加残酷的手段。价值观应该被作为资源由任何国家、任何文明对其进行使用。文明冲突是人们对不同文化关系进行肤浅分析的结果。文化应当进行交流，而不是文明冲突。除非一个国家或文明体相信自己的文化具备了所有价值，而其他文化无可借鉴之处，不具备任何价值。
自由市场的迷思
自由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经常引用最受崇敬的市场经济理论家之一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他们总结：自由市场就是在正常运作过程中没有国家干预的市场。新自由主义者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政府应当只负责维护让市场得以正常运作的必要框架。
当市场运作出现重大经济危机（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带来的经济危机）时，市场主导者会期待甚至要求政府进行干预，拯救濒临破产的企业。而事实上，这些企业很可能就是这场危机的源头。历史证明，当市场规则太过于宽松，以至于无法制止主要市场行为体的有害行为时，经济危机就会降临。
不幸的是，在这两次经济危机当中，西方国家受伤最深的是穷人甚至中产阶层，真正的市场经济规则已经失灵，存在的只是一个少数富裕人士利用政府规则的缺席，让整个经济为他们服务的机制。由此产生的大规模社会不平等导致了不少政治动乱。
自由民主生根发芽的土壤有法国、英国等，这些国家无论是人口规模还是土地规模都比中国要小得多。而西方人已习惯用自己的价值评价体系和参数来解读在中国发生的事情，而不是基于中国的实际情况、原则、历史经验和文化来研究中国。他们的观念是“民主原教旨主义”。
民主制度（尤其是选举程序）的另一大问题是，政党方案和政府公共政策所受的效果评价依赖于普通公民的智力水平。为获取大多数选民的支持，政党频繁使用宣传手段。政治家在竞选时做出种种承诺，但当选后却没有履行，因为承诺本身就是竞选宣传手段之一，或是因为其在履诺中遇到既得利益者制造的种种困境。选举后，国家并没有真正做出改变。
这就造成了资本主义国家民主制度的主要问题：经济的干预，以及政治组织中主要组织者的干预。实际上，自由民主政治制度下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的表述是不同的，甚至是相冲突的。但对于由少数金融及企业精英主导的资本主义来说，最重要的是保护既得利益者的现有及未来利益，这就使得这些精英利用其权力资源，通过资助竞选、控制媒体信息、制定政治纲领等手段操纵竞选，并且在民主选举制度以外通过持续的投资，尤其在信息能力等方面，塑造人们对决策过程的认知。这样一来，当他们的经济利益凌驾于政体运作之上的时候，就会产生非常负面的结果。
美国建制派认为，世界应该由他们来主导，并认为他们的政治和经济组织方式是唯一有效的。如果中小规模国家想抵抗这种方式，就会迎来经济和/或军事打压。如果一个国家在科技经济和军事方面与美国实力相当，并且企图改变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体系，就会被当作对美国主导权的根本威胁。21世纪初以来，不少国家已变得足够强大以至有能力改变国际体系结构。这导致美国制定更具侵略性的外交政策，如经济战等进行打压。
虽然美国声称“媒体自由”存在，但大多数具有国内和国际影响力的主流媒体都是由大企业和亿万富翁操控，而他们就是经济体制精英阶层的成员，有着相同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和共同的经济利益。这些媒体并不能对具有统治权的精英阶层进行公正、有效的监督。
西方国家不具备真正的民主制度的主要特征。真正主导其政治组织和政策的是大资本及其在权力关系中的拥有者和使用者。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可称为财阀统治。
西方模式已失去了对世界其他地方的吸引力。举个例子，一位在国际上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中国学者汪晖早在2009年就提出，中国不应该通过模仿西方的民主模式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因为“全球现已陷入民主危机，这个危机和市场化、全球化紧密相连”。不仅如此，他还提出：“无论在中国或是在西方，特殊利益对国家机器的强力渗透早已有之。”中国代表了一种“新型国际主义观”，在西方民主和市场经济遭遇全面危机和质疑的当下，这样的探索在全球层面的重要性显而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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