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为何要谋求在中国推行它所谓的“民主”呢？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并不一贯支持民主。在沙特阿拉伯和埃及建立起稳定的政权，始终是美国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在美苏冷战的大部分时间里，当美国把中国视作对抗苏联的重要伙伴时，也没有试图向中国输出“民主”。但政策成功与否只能用政策设计目标来衡量。不论美国人多么期望中国变得美国化，美国的政策几乎完全是为了改变中国的外部行为，而不是改变它的宪法秩序。
当前，美国安全机构的一个关键目标是，尽可能长时间地保持美国的主导地位。因此，如果“民主”是这样一个经济增长引擎，那么在中国推进民主显然会违背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的安全机构中一些有思想和智慧的人，他们也许会认为，美国应该立即停止向中国输出民主，以免制造出一个更大的对手。
然而，美国安全机构却继续推动向中国输出民主。为什么呢？因为在实践中，“促进民主”会产生与理论上相反的效果。它会破坏和削弱社会，而非加强社会的团结稳定。基于近代以来的历史背景，许多中国领导人有理由相信：当美国在中国推进民主时，它并非是想让中国变得更强大；反之，美国是试图使中国变得更加不和、分裂，遭受混乱的困扰。如果中国陷入这样的困境，美国将在未来一个世纪或更长时间里继续保持世界第一强国的地位，这才是在中国推动民主的那些美国人的真实目的。在这一点上，中国很多精英有着高度的共识。悠久的中国历史教给中国人民重要的一课：当国家的领导人软弱时，这个国家就会分崩离析。
习近平主席极有可能为中国提供一种“哲学王”的领导方式。他年轻时曾经吃过很多苦，他认真研究过这个世界，他的公开讲话都经过深思熟虑，很有分寸。在当今世界，很少有领导人像他那般胜任。如果他能在今后一二十年里使中国保持政治稳定并实现经济增长，他最终会承继前几代共产党领导人为之奋斗的目标——将中国从几个世纪的贫困中解放出来，使中国成为最好的现代化发达经济体。中国和美国的竞争不会是短期的，这将是一场马拉松。
美德假设
改善中国和美国关系的最大障碍，是一个强大而无形的心理构想，它深深地植根于美国人的心中——美德假设。
“美国例外论”的说法深深植根于美国人心中，他们认为，美国的价值观、政治制度和历史是独一无二、值得全世界钦佩的。这些说法暗示，美国注定也有资格在世界舞台上发挥一种独特而积极的作用；美国拥有独一无二的美德。这种想法也许会安慰美国人，但可惜，事实并非如此。
美德假设，不仅仅基于美国一直在世界舞台上扮演正面角色的说法，还依托于这样一种观点：美国为其公民提供了世界上最佳的生活质量。简言之，在改善公民生活方面，美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这一信念有着牢固的历史基础，从殖民时代起，美国白人的生活水平就比同期的欧洲人要高。
现在，全世界有越来越多睿智的美国观察家发现，美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许多关键指标变得很糟糕。1980—2010年的30年中，美国是唯一一个底层50％人口的平均收入停滞不前的发达国家，这个事实相当惊人。
约翰·罗尔斯——美国近代最伟大的道德和政治哲学家之一，他提出了一项关于如何衡量社会公正的测试：美国如果想评判自己是否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需要研究本国“社会最弱势成员”的情形。
美国政治学家杰弗里·温特斯在其著作《寡头政治》里，描绘了美国的不平等状况何其可怕：最富有的100个美国家庭的平均财富相当于美国90％贫穷家庭的平均财富，近似于罗马帝国鼎盛时期一位罗马元老院议员和一个奴隶之间的财富差距。从1980年至2010年的30年里，财富差距增加了不止3倍。
可以用两种方式来解释这些数据。第一种解释是：这一时期是暂时的，类似1929—1939年大萧条时期社会经济短暂失调。当时美国很快从危机中恢复元气，并迎来了几十年的繁荣，这次也可能发生类似的情形。美国有望全面复苏，人们相信美国的民主政治体制具有自我纠正的基因。然而，在民主运作的表面伪装下，在所有的投票仪式幕后，美国已然成为一个被富有的贵族统治的国家，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决策都由金钱来指挥。因此，富有阶层可以实现美国社会有史以来最大的财富转移。
罗尔斯解释道：“只要那些拥有更多私人收入的人可以用他们的优势来掌控公共辩论的进程，美国的民主将被颠覆。”
这正是在美国最高法院于2010年推翻“公民联合会诉联邦选举委员会”这一里程碑式的裁决和其他判决中发生的事情。公共廉政中心的一份报告指出：这一裁决推翻了企业和工会不得独立出资资助竞选活动的禁令，从而给企业和工会开了绿灯，允许它们把无数的钱砸到广告和其他政治工具上，呼吁选民选择或反对某个候选人。这一裁决影响甚大，实际上它可能正在改变美国的政治体系。
过去，美国广大的中产阶级有很大的发言权，来决定或影响美国社会的基本方向。如今他们不再拥有这样的发言权了。美国国会的决定不是由选民而是由资助者说了算的。在一个理想的民主社会中，所有公民都应有平等的发言权，而美国正相反，它看起来越来越像一个富豪统治的国家，少数富人拥有不成比例的权力。
研究政治制度的美国学者喜欢引用阿克顿勋爵那句有名的话：“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所有这些学者都应该考虑一下阿克顿勋爵名言的变体：“金钱导致腐败。绝对的金钱导致绝对的腐败。”
在大多数社会中，当个人或公司利用金钱来影响公共政策决策时，这都被称作腐败。在第三世界国家，人们普遍遭受着腐败的困扰，哪怕经常对此无可奈何，但也清楚这么做是非法的。但在美国，人们不认为利用金钱影响公共政策决策是腐败行径，因为最高法院已将它合法化了。在这里，罗尔斯警告说，如果“允许那些拥有更多私人财富的人利用自身优势来操纵公共辩论的进程”，那么就会产生腐败的结果。
这恰恰是过去几十年来所发生的：富人在对其有利的事情上获得了压倒性的力量。财富和政治权力也发生了相对转移，从绝大多数美国人手中转移到享有特权的极少数人手中。
在一个真正机会均等的社会里，所有年轻人都享有公平的竞争环境，得以在其中成长、发展并脱颖而出；我们本不应看到收入最高的1％的人口和收入最低的50％的人口之间有着如此之大的收入差距。
显然，“美国是一个机会均等的社会”这一神话并未被打破，尽管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实际情况正相反；但美国人仍对机会平等持有强大的信念。这可以说明，为何极少有美国人仇视亿万富翁。在过去30年里，从比尔·盖茨到拉里·佩奇，从马克·扎克伯格到杰夫·贝佐斯，许多亿万富翁的经历让“人人都有机会”的“美国梦”保持鲜活。但实际上，美国已经成为一个阶层分化的社会。
同样重要的是，机会均等的神话与这个神话相连：美国之所以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社会，是对个人自由的限制最少。在美国人的语境中，“自由”是一个神圣的字眼。鉴于美国人享有政治和经济自由，他们相信，无须通过立法来保障收入平等，他们就可以达到舒适的中产阶级生活水平。
美国崇尚自由，但美国也崇尚理性。大多数美国人相信美国本质上是一个理性社会。所有想法都暴露在公开辩论的阳光下（如今通常是在网上）。与其他许多国家相比，美国的话语很少受到限制。因此，许多美国人认为美国社会没有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
那么，为什么没有更多美国人质疑用金钱来影响选举的做法呢？答案是，他们跟最高法院的大多数成员一样，认为任何对使用金钱的限制都是对参与选举自由的限制。既然在美国社会中，对言论自由的任何限制都不可接受，那么对在竞选活动中使用金钱的任何限制也是不可接受的。
更隐蔽的是，大多数普通美国人不知道，他们实际上比超级富豪们缴纳了更多的税，因为超级富豪能够通过无伤大雅的税收规定来有效降低他们的适用税率。就这样，新贵的利益战胜了大多数人的利益。
事实是，美国的社会契约已建立在“自由”这一意识形态的支柱上，而非民主的两大传统支柱——自由和平等上。从功能上讲，美国的政治体制背离了开国元勋们的理想，正从民主国家向富豪统治国家转变。
想象一下，美国的开国元勋们会如何评价美国当前的社会契约呢？首先，他们会指出，应该用那些伟大的欧洲政治哲学家阐述的原则来评判美国的社会进步。欧洲先哲的思想曾激发美国人写下《独立宣言》和《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例如，托马斯·杰斐逊就从孟德斯鸠的著作中汲取指导原则。
罗尔斯若看到当代美国的不平等以及这种不平等如何扭曲了政治体系——使其偏向富人而非弱势群体，定会感到苦恼。洛克、卢梭和康德都强调了自由和平等的重要性，因为他们经历过欧洲世袭贵族统治所造成的扭曲。美国的开国元勋们从这些哲学家那里继承了对贵族观念的深恶痛绝。如果一位18世纪的欧洲贵族“穿越”到了现代美国，他可能真的会对有钱的贵族为自己创造的世袭特权艳羡不已。
美国的制度有效地创造出一个新的富有的贵族阶层。攻击这种制度的人经常被贴上“社会主义者”的标签，这意味着他们不赞成美国开国元勋们的理想；而实际上，正是美国这种制度本身辜负了这些理想。新的富有思想的精英正在世界各地涌现，他们中许多人接受过西方一流大学的最佳传统教育，许多人清楚地看到当前美国社会契约的优势和弱点。虽然他们受到美国企业家活力的鼓舞，但很少有人愿意在自己的国家复制当代美国的社会契约。当他们想要抉择一种社会政治模式时，他们可能会看向北欧国家，那里的制度同时重视自由和平等，美国的制度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欣赏，也有严重的缺陷。
许多美国人会说，美国的政治制度当然比中国好，改革一个民主制国家远比改革一个共产党执政国家更容易。这就是摆在中国面前的挑战：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将发展成世界上最大的中产阶级社会，届时它将赋予人民更大的政治发言权。
在社会福利的许多关键指标上，大多数美国人的状况正在倒退，而非进步。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意识到，美国的政治和经济体制需要进行重大改革。范琼表达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在美国，我们面临着一场持续的治理危机。我们需要去学习意料之外的成功案例——哪怕它们来自中国。中国的成功挑战了我们在国家治理方面深信不疑的意识形态和根深蒂固的假设。”
其他国家地区会如何抉择
虽然美国不明智地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但其他11个成员国却以一个新的名称——《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继续实施该协定。更重要的是，最大的贸易协定（按覆盖人口数量和占全球GDP的比例计算）在2020年达成，它包括10个东盟国家以及澳大利亚、中国、日本、新西兰和韩国，稍后将吸纳印度进来。这就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这必将促进亚洲国家之间的经济一体化。这表明，特朗普的顾问们缺乏智慧，他们成功地推动了美中经济“脱钩”的进程。但是美国不光要与中国“脱钩”，还将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的15个经济体的巨大增长前景“脱钩”。如果中国或美国认为其他国家会自动站队支持它们，那将是不现实的。每个国家都将认真捍卫本国的长期利益。中国和美国的地缘政治竞争将不可避免地到来。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必须做出最艰难的地缘政治选择。在国防和文化方面，它几乎完全与美国绑在一起。2003年，美国总统小布什曾形容澳大利亚是美国的“副警长”；澳大利亚热情地支持美国的全球遏制政策，毫不犹豫地派兵参加美国主导的战争，包括血腥的越南战争。作为冷战中美国最忠实的盟友，澳大利亚也获益匪浅。今天，澳大利亚如果加入美国阵营去对抗中国，它可能损失很多，获益很少，因为它的经济与中国的联系远比同美国的更紧密。2018年，澳大利亚与中国的贸易总额为1740亿澳元，与美国的贸易额仅有440亿澳元；如果澳大利亚听从美国极端人士的呼吁、主动与中国经济“脱钩”，这实际上是澳大利亚国家经济的自杀。澳前驻华大使芮捷锐曾说：“我们的利益与美国的不一致。但这并不等于我们无法与美国建立亲密、友好的关系。可是我们不能加入美国把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的敌对政策中。”然而对澳大利亚来说，这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在21世纪及未来，这是它必须尽力解决的一个基本身份认同问题。随着西方势力稳步地缓缓退出亚洲，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可能会成为留在亚洲的仅存的西方式实体。澳大利亚正在应对极其困难且几乎事关生死存亡的挑战，以适应一个亚洲世纪。可以预见，澳大利亚未来将面临许多政治施压。它应该停止在外交政策上的被动，采取主动姿态来说服中国和美国给自己更多的空间，使其在即将到来的地缘政治角逐中扮演一个独立且中立的角色。
欧盟
在即将到来的中美地缘政治较量中，美国当权派中的大多数成员希望欧盟成员国与它们保持一致。当几个欧盟成员国宣布将考虑使用华为的设备来建设5G通信技术时，特朗普政府做出了强烈的反应。
与桑德兰和蓬佩奥的观点相左，比尔·盖茨批评了助长当前美国与中国高科技竞争的“偏执的”观点。他说，试图阻止中国开发创新技术是“不现实的”；“华为的产品，像所有的商品和服务一样，应该接受客观的测试”。对美国来讲，向欧洲施加这种压力是不明智的，因为欧洲和澳大利亚一样，需要应对自身的地理挑战。基于密切的文化联系，美国和欧洲的决策者有着高度的信任和战略合作。确实，文化亲和力很重要。然而，文化亲和力无法压倒地缘政治的现实。
如果欧洲想维护自身的长期利益，就应该与中国合作。如果欧洲国家决定与中国一道投资非洲的未来，那么美国对其欧洲盟国的施压肯定会加剧。然而，美国要求欧洲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忽略自身的长期生存挑战，此举显然不明智。
日本
在20世纪前后，与中国关系最糟糕的国家是日本。在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日本一次又一次地欺侮中国。1895年，它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了中国，此后又强加给中国苛刻的停战条件，包括吞并中国的台湾。1937—1945年，日本对中国的军事侵略更为野蛮残酷，据保守估计有1400万中国人死于日本侵华战争，包括南京陷落后短短几天内杀死30多万人（中国方面估计）。美国人有时对中国人的抵日行为感到困惑，他们其实应该问问自己，如果美国遭受了同样数量的伤亡，他们是否可以原谅日本。
理查德·尼克松决定在1972年访问北京、并开启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这在日本引发了一场真正的政治冲击。
在世界上所有无核大国中，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开发和部署核武器的国家就是日本。日本人可以在几个月甚至几周内，调集他们的钚和铀供应、他们的技术知识，以及他们的火箭技术专长，开发出一系列可怕的核武器。实际上，日本有能力发展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核武库。这样一来，美国和中国都必须建立可靠的防御能力来应对日本，这不符合中美双方的利益。
然而，即使与美国保持同盟关系，日本也应与中国发展出一种独立的、适度友好的关系，否则也是不明智的。中国和日本存在发展长期友好关系的希望。多年前，周恩来总理就说过，后来邓小平又重述过，中日关系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真正陷入困境的时间只有半个世纪(1894—1945年)。早在一千多年前，在中国的隋唐时期（对应日本的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日本人从中国获得了他们的基本文化，包括文字、佛教、儒学、建筑、政府组织、城市规划和艺术。
中日之间的文化关系令人神往。理论上，中国代表着“母文明”。许多日本文化都源自中国文化：日本的文字、宗教倾向、美学、艺术形式、陶瓷和陶艺、儒家哲学，以及占卜和风水。在历史上，日本人借鉴了更先进的中国文明。在实践中，日本人把许多中国艺术形式发展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东京都前知事石原慎太郎曾自豪地对我说，日本诗歌是独一无二的，“俳句是世界上最短的诗体。这不是中国人创造的，而是日本人发明的。”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现在有那么多中国人选择去日本旅游。很多人常在电视上看到中国人举行反日示威的场景，而没在电视上看到的是：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选择去日本游览，欣赏许多日本文化产品呈现的美。可以想见，中国人也许真的从日本文化中看到了中国文化未来在许多领域的提升潜力。
中国和日本的这种文化共生关系，为两国能够翻过20世纪上半叶的痛苦篇章，回归千年以来平静和谐的传统关系提供了希望。从地缘政治角度看，如果随着时间推移，这种情形真的发生了，许多美国地缘政治思想家或将其视为美国的“损失”。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理论上，日本已经成为西方俱乐部的一员，尤其是在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七国集团之后。实践中，日本仍是一个在文化和社交方面保守的社会。日本的“灵魂”还没有被西化。因此，美国和日本之间经常出现文化不适应。
日本照搬了西方民主国家的选举方法，结果却截然不同。实际上，50多年来，它一直是一个一党制国家。日本在采纳西方选举的表面做法后，一直保持着政治稳定、社会保守和文化正宗。
印度
印度的民主则表现为高声喧哗，这反映了印度人好争辩的精神。虽然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存在显著差异，但二者仍然属于亚洲文化。这两种文化的部分根源是相同的。例如，佛教起源于印度，却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灵魂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中国和印度的这些共同文化根源，必将在两国未来的关系发展中发挥作用。在原则问题上，印度的做法绝对正确。然而，更富有智慧的地缘战略思想家在做出长期战略决策时，总会在原则与实用主义之间寻求平衡。
中国政府做了一系列谨慎且务实的长期考量。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领导人决定实行对外开放。40年后的今天，我们才知道中国当时做出的这个务实决定是何其英明。1979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仅相当于美国的10％左右。到2014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显著扩大，这表明了在国际关系中务实重于原则的价值。
今天，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印度的经济大约是中国的40%。印度傲慢地拒绝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就等于牺牲了一个快速发展经济的宝贵机会。然而，拒绝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并非印度唯一一次战略失误；2019年底，印度还宣布不会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这就像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印度最终将成为一个大国，但如果想快速崛起为一个大国，就必须像中国那样认真规划自己的经济。2000年美国的经济规模约相当于中国的8倍，而到2016年，美国的经济规模相当于中国的1.5倍。
印度接连放弃了几个可以让经济以更快速度增长的机会，这只会使其在更大的地缘政治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印度商务部长皮尤什·戈亚尔宣布，印度将加快推进与欧盟的自由贸易协定，而不是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但他可能忘记了，鉴于印度经济相对薄弱，欧盟会试图增加一些羞辱性的条件。在前几轮谈判中，欧盟试图在欧盟–印度协议中加入一些标准人权条款——它们已被纳入所有欧盟合作协议中。这些条款要求印度尊重一些基本人权。2013年的一份报告称：一些（欧盟）成员国推动了在自由贸易协定中加入某些条款，而印度始终坚持的立场是：人权条件、环境标准或防止核扩散条款不应该包括在自贸协定中、或与自贸协定挂钩，由此判陷入僵局。印度知名学者拉金德拉·杰恩认为，欧盟需要改变态度，寻求与新兴经济体合作，而不是要求其遵守自己的价值观。
欧洲人对此感到困惑不解：如果其他国家都接受了这些标准人权条款，为何印度人会认为受到了多么大的侮辱。2012年，时任联合国副秘书长沙希·塔鲁尔在专栏中写道：印度人很反感别人的说教，而欧盟–印度伙伴关系的一大败笔就是，欧洲倾向于对印度说教，这令印度人很反感；他们认为自己完全有能力独立处理自己的问题。印度建立民主制度已有60多年的历史（比几个欧盟成员国的民主化历史还要长），印度所有的人权问题都是被印度公民、记者和非政府组织率先揭发并在内部得到处理的，而不是等待被国际特赦组织、人权观察组织等国际机构揭露。印度人认为，贸易不应被欧洲有关人权宣言的政治因素绑架，人权的实质远比语言和形式更重要；印度的民主和欧洲的一样健全。印度的人权记录并不完美，欧洲的又何尝不是如此。因此，这种有原则的、缓慢的，而非务实的、快速的经济增长路线，给印度造成了真正的损害。只要印度的经济增长持续低迷，它就无法在全球享有中国受到的那般尊重。
印度人必须面对的一个残酷的真相是：美国对印度并不尊重。这一失败的悲剧在于，平等的伙伴关系本会为美印两国都带来巨大的利益。在未来几十年里，随着“美国世纪”日薄西山，“亚洲世纪”冉冉升起，美国将需要搭建桥梁来接触新的自信的亚洲社会。显然，中国将被视为美国在未来几十年里的主要挑战者，所以它无法为美国提供通往新亚洲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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