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当前我国人口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这一变化基本符合世界人口演变规律。战后全球主要经济体人口趋势具有十个基本特征：人口增速放缓甚至负增长；人口增速下降的同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上升；出生率和生育率同时下降；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老年抚养比不断上升；劳动参与率下降，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下降；人力资本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明显提升；人口加速向城市和大都市圈集中；就业人口加速由第一、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通过吸引高素质移民优化人力资源结构；重视通过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提升人口质量。对照这些趋势可以发现，我国已经提前进入高收入国家所处的人口低速增长阶段。为应对人口低速增长带来的各种影响，应积极借鉴发达国家人口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过去十年，我国总人口数增长速度延续放缓势头，预计“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迎来人口总量“拐点”，人口总数开始减少。同时，我国老龄化进程加速、生育率不断走低，人口结构问题也引起广泛关注。对于当前我国人口发展所处阶段，学术界存在不同认识，有些观点认为我国已经出现“人口危机”。我们基于战后全球30个主要经济体人口发展趋势的研究发现，当前我国人口变化基本符合世界人口演变的大趋势，人口低速增长并非特例。未来我国应对人口低增长甚至负增长，要更加重视总结世界各国人口发展趋势和基本规律。
战后全球主要经济体人口趋势的基本特征
基于世界银行、国际劳工组织等国际组织数据库，我们选取了30个具有全球或区域经济影响力的经济体，[①]归纳出这些国家（地区）人口发展趋势的十个基本特征。
人口规模增速放缓，个别国家和地区出现人口负增长
全球主要经济体在进入高收入阶段过程中，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现下降，有的国家和地区甚至出现人口负增长。在欧洲，以西班牙为例，2013年出现人口规模拐点，当年人口增速为-0.33%，由4677万人下降至4662万人。德国、英国和奥地利等国于20世纪70年代，俄罗斯、波兰及乌克兰等国于20世纪90年代，分别开始出现人口负增长，之后人口增长虽然有波动，但长期处于低增长水平。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人口增长较快，尤其是上世纪50年代曾出现“婴儿潮”。但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美国出生率下降至14.6‰。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人口规模有所增加，但增速持续下降，2010年人口约为3亿人，至2020年增加到3.3亿人，人口年增长率下降到0.5%。亚洲国家中，日本于战后十年出现人口较快增长，之后开始低速增长，2009年出现人口负增长。巴西、墨西哥、泰国等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阶段后，人口增长率从3%左右下降到1%以下，人口增速也出现显著下降。
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和人口增长的关系看，人均GDP水平高的国家人口增长慢；反之，人均GDP较低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更快。选取2017年各国人口增长与人均GDP增长数据发现，人均GDP增速与人口增速呈现反向关系。发达国家人口增速或规模下降的同时，人均GDP并没有下降，表明人口数量并不是一国生产率的决定性因素，在人口素质和技术水平不断提升的前提下，一国可以凭借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保持经济竞争力。
出生率和生育率同时下降
发达国家在完成工业化之后生育率不断下降。以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和意大利为代表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和以挪威、瑞典为代表的北欧福利型国家的人口出生率，经历了从20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较快下降，到20世纪80年代至2000年前后的降幅放缓，近二十年再次经历较快下降的三个阶段。目前，上述国家人口出生率仅维持在15‰以下。日本在战后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出现生育率下降，20世纪70年代之后，日本经济进入低速增长时期，出生率进一步下降，至1990年降至3.3‰，由此进入“少子化”时代。东欧国家中，俄罗斯、波兰和乌克兰的人口出生率呈现梯次下降特征。20世纪60年代，土耳其人口出生率处于高位，但在随后的50多年里，人口出生率一路下跌，目前已下降到20‰以下。拉美国家中，巴西、智利和墨西哥人口出生率由20世纪60年代的高位迅速下滑，非洲的埃及和南非也是如此。亚洲国家中，自20世纪80年代起，除中国外，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多数亚洲国家进入出生率下降的人口周期。
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老年抚养比呈逐年上升
人口出生率下降和预期寿命延长，导致老龄人口比重增加。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世纪60年代，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等国家老龄化率（按65岁以上人口比重计算）已接近或超过12%。同时，除埃及、伊朗等少数国家外，发展中国家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加速进入老龄化社会。日本近二十年来人口急速老化，目前老龄化率已达到28%。与老龄化程度加深对应的是各国老年抚养比的上升，意味着整个经济体的社会保障负担成本增加，也意味着“人口红利”的消失。20世纪60年代，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老年抚养比超过27.54%，到了20世纪90年代，加拿大、澳大利亚的老年抚养比有所下降，美国的老年抚养比仍居高位。2020年，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老年抚养比略有下降，但欧洲主要国家的老年抚养比整体攀升。
劳动参与率下降，劳动力年龄人口占比降低
国际劳工组织数据显示，人口趋势变化直接影响了劳动力市场结构。世界总体的劳动参与率由2010年的66.53%下降到2019年的65.03%，欧洲国家在过去长期低劳动参与率的基础上有所回升，美洲国家和阿拉伯国家劳动参与率相对平稳。东亚国家劳动参与率出现显著下降，由2010年的71.26%下降到2019年的68.24%。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率很低，高等教育招生规模不断扩大，以及部分群体就业意愿下降等，成为劳动参与率下降的重要原因。长期看，随着生育率下降、老龄化加快与社会福利保障水平的提高，未来这些国家劳动参与率下降的趋势仍会延续。
人力资本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明显提升
在人口规模增速放缓和劳动参与率下降的情况下，有些国家还能保持较高的人均GDP水平，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其中，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取决于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则是技术进步和创新能力提升的结果。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战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等经济体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出现“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虎”和“东亚奇迹”，根本上源于这些经济体高度重视人力资本和提升人口素质，在教育、培训、医疗和社会保障方面持续投资，极大提升了人口质量，成为经济起飞和高速增长的关键。
人口加速由农村向城市和大都市圈集中
二战后，典型国家人口城乡和区域结构发生显著变化，突出特征是人口加速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由经济欠发达地区向大都市圈转移，集中表现为城市化率的提升。以阿根廷为例，伴随着经济增长，城市化率由20世纪60年代的73.61%迅速上升至2020年的92.11%，巴西由46.14%上升到87.07%，俄罗斯由53.73%上升至74.75%，韩国由27.71%上升至81.41%。发达国家的人口也加速向城市集聚。以美国为例，二战前美国城市化率就已经达到51.2%，战后几十年，美国城市化率迅速上升到77.2%。美国的人口分布重心不断向经济中心移动，美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人口在东北部和西部沿海地区集聚的格局基本形成。东北部地区的新英格兰、大西洋沿海中部和中部东北三个地区面积仅占全国的11.8%，却集聚了全国55.6%的人口。
就业人口加速由第一、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
从近二十年的情况看，中高收入国家人口的就业结构发生显著变化。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比重持续下降，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持续上升，就业人口逐渐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以美国为例，美国工业就业人口由战前的651万增加至1960年代的2488万，第三产业就业人口从1101万增加至4133万。20世纪80年以来，美国第二产业就业人口比重由最高时的34.5%下降至20世纪初的20.8%，第三产业就业比重由57.3%上升至76.5%。战后，随着技术进步加快，发达国家就业人口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的趋势越发明显，多数国家的第二产业就业人口开始下降，第三产业成为吸纳就业人口的主要力量。
发达国家通过吸引移民优化人力资源结构
移民（尤其是高技术移民）是劳动力市场的有益补充，是短期内优化人力资源结构的重要力量。一些国家具有地广人稀的资源禀赋特点，为发展经济长期实行鼓励移民政策。以美国为例，二战前美国人口达到9200万，移民成为美国人口扩张的重要因素。1921年，美国通过《移民法》限制移民。但从1930年至1965年，美国仍吸纳了全球约550万人，战后来自拉丁美洲的移民快速增加。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全球范围内的移民流动过程是发达国家“攫取”各类人才，发展中国家不断“人才流失”（Brian Drain）的过程。埃及、波兰、墨西哥和伊朗是移民净流出国家，而澳大利亚、德国、法国、加拿大、美国和日本作为移民净流入国家，是全球移民浪潮的主要获益者。
重视通过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提升人口质量
人口质量是保持国家竞争力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提高人口质量需要加大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人力资本投入。发达国家经验表明，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良好的社会建设是支撑经济可持续发展和人口结构优化的必要条件；如果社会长期滞后于经济发展，将直接制约国家现代化进程。以部分拉美国家为例，由于长期忽视社会民生建设，造成贫困人口规模居高不下，人口结构失衡，经济活力下降，社会问题丛生，严重影响人口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人口变化趋势特征对我国的启示
从全球角度看，我国老龄化进程加快、出生率下降等人口现象并非特例，而是世界人口发展趋势的具体反映。综合战后全球主要经济体人口趋势，得到以下四点启示：
一是中国已经提前进入高收入国家所处的人口低速增长阶段。从长期看，世界人口经历了“马尔萨斯陷阱”阶段到“人口红利”阶段 ，再到“人口低速增长”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主要经济体人口经历了快速增长到低速增长甚至负增长的转变。目前，多数高收入国家处于人口低速增长阶段。我国在经历了计划生育政策之后，已经处于人口红利的尾声阶段，即将进入人口低速增长阶段。这一阶段的根本特征就是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
二是人口低速增长对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影响“有喜有忧”。其中，人口低增长的积极影响包括减轻了资源承载压力，生态环境得到更多改善条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开始提高，人口质量得到提升等。消极影响体现在导致劳动供给不足，老龄化程度加深，社会总负担加重，消费、投资和社会创新活力下降，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等。对我国而言，过早进入人口低速增长阶段弊大于利，短期内应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及时应对低生育率和人口深度老龄化的负面影响。
三是应积极借鉴发达国家应对人口低增长的经济社会政策。应对人口低增长和负增长是全球主要经济体共同面临的挑战，发达国家在鼓励生育、移民、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优化收入分配格局、提升人力资本和应对老龄化等方面采取了诸多措施。其中，政府在促进人口合理有序增长方面作用更加突出，尤其是在人口调查、规划、预测和预警，劳动力市场立法以及扩大医疗卫生、教育和社会保障投资等方面，一些政策已经取得实效。我国应加强政府在人口立法、规划、调控和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发挥的作用。
四是促进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要重视平衡三方面关系。一要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实现人口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匹配，实现人口政策与各项政策相衔接。二要在推进人口合理有序增长的同时，更加重视人力资本和人口质量，通过提升人口素质，提高创新能力和全要素生产率，实现人口数量红利向质量红利转变。三要处理好人口短期和长期增长的关系，由于人口政策具有惯性和滞后性，人口趋势难以在短期内出现根本性逆转，因此要更加重视制定人口长期发展战略。
（编辑 杨利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