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济长期低速增长
冷战结束后30年，日本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被称为“失去的30年”。过去30年的每个10年平均增速分别为0.3%、0.3%和0.7%，可谓“贴着地皮增长”，堪称“零增长”。GDP增长率的低下与物价、利率的长期低下，并称为日本经济的“三低”，也构成了“日本化”的三个典型特征。
2016年以后，日本央行将长期低下的利率限定在0%左右（10年期国债收益率锁定为0%），导致预期投资收益率长期低下。企业不投资，抑制设备投资、抑制研发投入，潜在生产率低下，潜在GDP增长率长期处于1%以下（目前为0.7%），在物价长期低迷背景下，日本经济呈现“通缩化”现象。
摆脱通缩是日本政府的长期任务。“安倍经济学”使用了大胆的金融政策，辅之以机动灵活的财政政策，积极扩大国家债务；央行无限购买国债及企业股票基金，导致央行资产膨胀、日元长期贬值。新冠肺炎疫情中，在国际资源能源价格上涨背景下，日元贬值加剧进口物价上升。出口物价则因企业面临全球竞争难以轻易提升，导致日本交易条件恶化（出口物价高于进口物价）。
鉴于新世纪以来日本企业海外生产比率达30%，日元贬值对于企业出口的刺激效果减弱，良性效果稀薄，呈现更强的负面效果。由此，面对国际物价上升、美欧央行金融政策回归正常化倾向，日本央行如何调整金融政策关乎其经济增长。
中日经济具有稳定深度发展的基础
从贸易方面看，自2009年中国首次成为日本最大的出口国以来，至今，日本的最大出口地在中美之间轮动，中美不分伯仲，堪称日本的两大出口要地。在进口方面看，自2002年以来，中国持续保持日本最大的进口来源国地位，且从中国的进口规模逐年扩大，在日本总进口中的占比约达23%左右，逐渐与美国拉开距离。这意味着日本对中国制成品的依赖在逐渐增强，对美国制成品的依赖逐渐减弱。
中日产业间始终保持着紧密的相互依赖关系。中国入世之初，日本对华出口的九成为生产设备、核心零部件和中间产品。而今，这种跨国产业链关系仍在保持并得到加强。从日本财务省贸易统计数据看，有色金属、半导体制造装置、集成电路、电子零部件，及电子计数仪器等对华出口逐年扩大，并构成中国出口产品的核心要素，其比例关系大致为13：100，即每进口13个单位的日本生产要素，可产出100个单位的中国出口产值。
与此同时，中日贸易结构日渐表现水平分工特征，如在一般机械、电气机械和原料、化工原料等类别中，中日相互占比日趋接近，如“一般机械”，互占23%左右；“电气机械”接近27%，中国出口占比更多一些。这意味着中日产业内贸易快速发展，形成了彼此不可或缺的紧密产业链关系。
这与日本始终保持高水平的对华直接投资有关。中国入世后，日本企业对华投资掀起新的高潮，这个潮流持续到2012年中期，这个过程既体现了对入世后的中国经济的高度预期，也反映了对北京奥运会及上海世博会的高度期待，同时也与日本“3•11”地震后企业分散投资，转移产能，规避风险有关。之后，日本企业投资开始向东南亚转移，在增速上呈现超过对华投资的势头。
在中美贸易摩擦和疫情叠加背景下，中日贸易结构并未发生大规模改变，表明日本对华投资，及其在华产业链布局也未发生显著改变。对东南亚的投资增加，可谓仍保持在过去的延长线上。中国市场的投资魅力、投资收益仍可抵消所谓的“经济安全”考虑。中日产业关系仍具有稳定深化发展的条件。以此为基础的中日关系也具有保持稳定发展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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