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方前所未有的科技和经济繁荣是如何开始的？曾以“四大发明”馈赠欧洲，并以郑和舰队七下西洋之壮举傲视天下的东方，为什么会衰落？
各国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试图解释为什么近代以来彻底改变了欧洲和人类历史命运的“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发生在西方而不是东方？当前国内外十分流行的意见认为，关键是制度。
按照这种历史观，古希腊独有的民主制度，以及古罗马和日耳曼部落遗留的独特法律制度，一同奠定了近代西方科学与工业文明赖以产生的制度基础。这种包容性的政治制度和法治社会，孕育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产生，有效降低了各种市场交易成本，激励了国民财富的积累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导致“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爆发。
这种“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长期统治着世界，以至于在面对来自“先进发达”的西方世界的意识形态压力时，非西方国家在思想和行动上无所适从。
西方流行历史观符合真实的历史发展吗
首先，与流行历史观所肯定的古希腊-罗马文明至少同样辉煌的古代文明，同时期还有中华文明、印度文明和阿拉伯文明。如果把古希腊的民主制和古罗马法制看作经济与科技繁荣的根基，那么作为衡量经济繁荣和科技进步的最佳标准，应该是人们的衣食住行水平。但事实是，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生产力都比当时的中国低下，更不用说欧洲中世纪甚至整个文艺复兴时期的生产力水平。
在欧洲，煤炭替代木材是中世纪后期和文艺复兴初期才发生的事情。然而，煤炭在中国的使用和开采已经有4000多年的历史，用于炼铁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
法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惋惜道：“中国烧煤（和炼铁）的历史虽然如此之早，……强盛的中国本来具有打开工业革命大门的条件，而它……把这个特权让给了十八世纪末年的英国。”
古希腊人穿的衣服普遍由粗麻织成，很少染色，甚至是没有领口和袖子的简陋披肩和裹身粗布；而同时代中国人穿的衣服是由纤细光滑的蚕丝织成，经过染色和裁缝制成绸缎。缝制衣服需要金属针和剪刀，必须经过冶炼、锻打和成型制造。中国的丝绸技术可追溯到公元前4000多年的仰韶文化时期。丝绸产业涉及原材料、纺织、染色、成衣制作以及原始的市场营销等等专门行业，这样精细的分工只有统一的大市场和信用体系才能支撑。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造运河体系，最早发明造纸、印刷、陶瓷、火药、指南针，以及最早实行行政官僚制度和发行纸币的国家。欧洲国家18世纪才开始出现纸币。
即便在辉煌的古罗马帝国时期，全球财富的主要创造中心仍然在东方，这从当时的东西方贸易结构中可以看出。古罗马时期除了黄金没有任何商品值得出口到遥远的东方，而古罗马最珍贵的进口商品却一定来自远东，这包括比黄金还要贵重的中国丝绸。
古罗马-秦汉时期，中国商人通过“丝绸之路”与意大利半岛、巴尔干半岛、地中海海域以及中东的希腊人、罗马人、波斯人、阿拉伯人展开贸易。这些地区对中国商品的巨大而持久的需求，形成了横贯欧亚大陆和印度洋的古丝绸之路。英国历史学家弗兰科潘指出，在当时，为了购买东方奢侈品尤其是丝绸，每年有大量金币从罗马帝国流入东方贸易市场。丝绸作为一种奢侈品的同时，还成为一种国际货币。
从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到1800年工业革命前后，全球最大商品交换中心和工艺品制造中心仍然在东方，尤其是中国。每年欧洲人从美洲掠夺的天量白银，大约一半流向中国购买商品。“必须用银子或金子购买远东的丝绸、胡椒、香料、药物和珍珠……就西方与中国的贸易而言，这一逆差维持到19世纪20年代……中国凭借着在丝绸、瓷器等方面无以匹敌的制造业和出口，和任何国家的贸易都是顺差。”（布罗代尔）
相比之下，近代基督教欧洲在工业革命之前其生产力的低下和日常用品的简陋，远超今天人们的想象。普通欧洲人穿的仍然主要是由粗羊毛编织的裹身披衫。吃饭用的叉子到17世纪才开始在欧洲家庭普及。即便到了英国工业革命初期的1776年，亚当·斯密也还承认“中国比欧洲任何地方都富有”。
著名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也承认：“在中古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的更先进和更优越。”
因此，一个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是，直到第一次工业革命初期，中国与西方在生产力的差异十分突出，到18-19世纪才开始逆转，那时候欧洲的科学、技术、国家治理和国家动员战争的能力才开始全面崛起，从而超越东方文明。
流行史观和新制度经济学颠倒了政治制度与经济基础的关系
流行历史观和新制度经济学对科学-工业革命发生在西方的解释，不仅采用了错误的制度衡量标准，而且颠倒了政治制度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因果关系。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政治制度决定了市场交易成本的大小，交易成本依次决定了经济的绩效和增长速度；因而经济越发达的国家，其政治制度也越先进；而政治制度的核心是公权力与法律制度。这种理论至少可以追溯到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韦伯从对法律程序的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概念区分出发，阐述了资本主义为什么诞生在西方而不是东方的根本原因。
韦伯认为，在“形式正义”下，当发生私人间的法律纠纷时，法律裁定及其程序均依照一系列普遍的、事先明确规定的规则和程序来进行；在“实质正义”下，人们对每一个个案都追求实现最大公正和平等，而且要考虑到法律、道德、政治与各种综合因素。形式正义可提供高预期性和可计算的法律结局，从而扼制了独裁或暴民政治的滋长，这正是欧洲的法律传统所独具的。欧洲的法律机构是高度分工且与政治权力分离的，其特征包含自治的、专业化的法律职业阶层，以理性为基础制定的法律，且不受来自宗教或其他传统价值观的直接干涉，从而提供了法律实施的“可计算性”和“可预见性”。这是作为资本主义文明基石的私有产权保护制度得以在西方而非其他文明中产生的根本原因。
韦伯的观点渗透到人文学科的所有领域，影响了几代西方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界学者。包括今天流行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和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无不受到韦伯思想的影响。
首先，姑且不谈古罗马的法律体制究竟是否比中国古代的法律体制更先进和优越，文艺复兴以来到工业革命之前，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法治表面上依靠法庭和律师制度来维系，但实际上都是由军队和国家暴力来维持的。欧洲国家的专业警察制度是工业革命很久以后才成熟起来的。
因此，即便是今天以法治著称的美国，表面上，它的法治是依靠美国宪法和大法官制度来维持的，但实际上，要是没有强大的美国军队和专业警察系统（包括联邦调查局），美国根本无法捍卫它的宪法和法庭的尊严。反过来，在20世纪90年代前苏联解体后，采纳了西方民主制度的乌克兰，无论其新宪法如何强调三权分立和法治，这个国家直到目前都很少有法治可言——因为它的国家机器及其治理能力在推行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彻底瓦解；没有了执行法律的政府力量，即使它的民选总统一个比一个贪腐违法，也得不到法律应有的追究和制裁。
其次，18世纪德国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席勒，针对日耳曼人在17世纪所拥有的所谓古罗马法治传统的不公时指出：“在帝国最高法院，德意志诸等级是自行其是的，因为它们自行聘任法官。他们自行审判，能产生同样的公正，这也是创办者的意图所在。由天主教法官和皇帝走狗操纵的法庭维护的当然是天主教和皇帝的利益，牺牲了公正。”
恰如马克思指出的：“对‘神圣的所有权’进行最无耻的凌辱，对人身施加最粗暴的暴力，只要这是为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所需要的，政治经济学家就会以斯多葛派的平静的心情来加以观察。”
再次，深谙欧洲历史的启蒙主义时期思想家，比如伏尔泰和安克蒂尔-杜伯龙，否认欧洲这种杜撰出来的东西方制度差异。
在伏尔泰看来，欧洲历史上封建时代的专制程度和亚洲的统治者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伏尔泰说，那些认为东方国家的臣民都是皇帝的奴隶，他们一无所有，他们的财产和他们自身都是属于主人并可被任意剥夺的，这样的假设是非常荒谬的。
安克蒂尔-杜伯龙在1778年写了一篇名为《东方法制》的论文，指出当时因西方全球殖民扩张出现了大量以东方为主题的文章，其中充满了对东方的误解，而且将某种全世界普遍存在的缺陷、甚至是自然因素造成的问题，都归咎于东方国家的“法律制度”和“政府”，以证明东方文明天生就应该被欧洲殖民主义者统治。这个240年前的评论，对今天的西方中心主义者和新制度经济学家们仍然适用。
科学是推动国家力量的生产力
就像印度文明一样，中国古代的确没有发展出古希腊的平面几何数学体系；而且即便到了明朝与西方传教士紧密接触的时代，似乎除了徐光启等少数人，中国朝野普遍对西方的演绎数学知识不感兴趣。流行历史观认为，这反映了“东方专制主义”和“封建注经传统”下思想自由的缺乏。其实，古罗马人和中世纪欧洲人同样对演绎数学不感兴趣。法国人直到公元17世纪后期专制国君路易十四为提高国家竞争力而花巨资打造法国科学院之后才感兴趣；俄国人直到18世纪，在独裁者彼得大帝创立了俄国皇家科学院以后才感兴趣；日本人在明治维新以后，在日本天皇统治下开始对演绎数学感兴趣。同理，当中国人一旦意识到国家间军事-科技实力关系到国家兴衰存亡，意识到“科学就是生产力”以后，也同样开始对科学发展感兴趣了。
启蒙时代的欧洲，普通人对科学与数学其实也是根本不感兴趣的。但是，自从“火药-火炮”技术传入欧洲以后，各国王室和国家精英意识到科学与数学对于研发热兵器和对于国家存亡的重要性，因此对科技人才和科学研究给予投资、扶持和推动，从而才有了这些公共知识的繁荣。达·芬奇在年轻时曾给米兰统治者卢多维科·斯福尔扎写过一封求职信。信中列出了自己熟练掌握的许多技能中的九类军事工程技术，都与火炮及其运用密切相关，而他的艺术才华并没有在信中被重点强调。赞助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艺术创作的主要雇主，是罗马天主教会与王室宫廷。
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繁荣”，不过是罗马天主教会、意大利城邦宫廷以及王公贵族为“炫耀社会地位”而大兴土木的结果，是动用几乎全部国家资源从事“艺术采购”活动所撬动的社会需求的产物——就像16-18世纪欧洲各国王室对火药、火炮、战舰等等的巨大采购需求，极大地刺激了欧洲木材加工和冶金工业的迅猛发展一样。中国历朝宫廷对文官的需求和科举考试制度，极大地刺激了民间的读书风气。两者道理是相同的。
通过对欧洲近代史的剖析可知：文艺复兴对于欧洲崛起的真正历史意义不在于艺术，而在于火药与商业的普及——它使得四分五裂的意大利通过一系列惨烈的热兵器战争和商业利益争夺，形成了一个由许多城邦国家构成的微型“国家竞争体系”。这是其后欧洲更大规模国家竞争体系的雏形。
欧洲近代的崛起，和它对东方文明在科技方面的超越，起源于各个欧洲王室延续几百年相互征战的压力，生存竞争压力导致军备竞赛，以及各欧洲王室对科学技术的巨大热情和对科学家的重金投入。
自文艺复兴以来，各种政府采购、赞助活动与战争需求，尤其是规模化制造火药、制造火炮、提高火药威力和炮弹打击精度的迫切需求，一直就是近代西方经典力学、炼金术-实验化学、冶金、煤炭等工业和大学-科学院制度发展的强大原动力。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本身的诞生，也是这种国家竞争与国家生存需求的产物。
战争创造了国家意志和国家能力
在中世纪末期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新型城邦战争中，高速飞行的炮弹和精确计算炮弹落点的高要求，迫使意大利人向阿拉伯和古希腊文献学习平面几何与代数知识，以便透彻理解变速运动物体的轨迹和背后的动力学机制。只有对进一步提高火药效率的要求，才如此需要新的化学理论，以便超越传统炼金术知识水平的限制，帮助系统地提炼硝石、硫磺并解释物质的燃烧和爆炸现象。赢得新型热兵器战争的不懈追求，极大地刺激了一个国家的重工业（木材加工、炼铁、冶金和采矿业）的高速发展，文艺复兴以后，欧洲森林面积的急速下降和煤炭的大力开采，刺激了深井挖煤技术以及煤矿铁轨和蒸汽机的发明、改进和广泛使用。同时，通过对海外资源和市场份额的激烈竞争，需要建设一支拥有强大火力的远洋海军，并通过规模化生产来提高各种产品的生产效率和降低成本，导致了以劳动分工为基础的流水线工厂体制（包括大型兵工厂）和珍妮纺织机与蒸汽机的诞生和普及。
国家间激烈的军备竞赛和为此展开的商业竞争，在催生“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时也催生了服务于这种国家竞争力的法律制度。这就是说，西方的法律制度，无论是国际法、海洋法、商业法、会计法、刑法、税法、财产法，还是知识专利和私有产权保护法，都是为了不断提高本国对他国在军火工业、材料工业、制造业和商业方面的竞争力，而发展出来的制度化的“产业政策”和国家竞争手段，并在实践中被不断完善。
所以，离开了中世纪之后欧洲各国之间基于“火药-火炮”的新型热兵器战争这个时代条件，离开了欧洲几百年的“战争资本主义”工商业竞争模式，离开了国家意志和国家力量为赢得这种竞争的长期知识投资，不可能产生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也不可能产生服务于这种国家竞争型资本主义的法律体制。
欧洲历代君主为了赢得这种国家间的竞争，出台过很多政策与制度建设试验。创新改革能力强的王室则生存，创新改革能力弱的王室则灭亡。
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为提高法国在欧洲争霸中的竞争力，在1667年建立了国家科学院。此后法国才在科学方面崭露头角。法国涌现出来的一大批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工程师，都为欧洲科学革命与科学繁荣立下汗马功劳。18世纪，路易十五为培育军队将领成立了巴黎高等军事学院，学院的课程设置以数学、地形测量、射程计算为主，为日后强大的法国军队提供了杰出人才。
以中国的造纸、印刷、火药、指南针“四大发明”和其他制造业技术为基础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尤其是这个时期形成的国家竞争-战争体系下欧洲各国的军备竞赛和商业竞争，才是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爆发在欧洲而不是亚洲的秘密。
一些日本政治家和学者认为，如果日本19世纪不摆脱中国儒家的“温良恭俭让”道德主义意识形态，果断采纳欧洲列强的战争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和军事重商主义发展模式，日本必然无法成功实现从传统农业弱国向工业强国的转型。而发动殖民主义战争和对全国实行军国主义管理，则是保障日本大规模社会转型所需要的政治手段。这一方面体现了部分日本学者对当年日本走军国主义道路的狡辩，另一方面也间接地揭示韦伯主义者对欧洲当年依靠战争资本主义崛起这个历史“主脉络”的掩盖和文过饰非。
因而，17-18世纪的科学革命与18-19世纪的工业革命，都与流行历史观所强调的“英国大宪章”和“英国光荣革命”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也与韦伯的所谓“西方法治、理性、正义，东方专制、迷信、任意”没有必然关系。
欧洲国家力量对科学与数学的长期重视，并非源自基督教的“一神教”教义与亚里士多德经院哲学传统，也并非源自古希腊的“科学精神”和古罗马的“法制习惯”，更不是源自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
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精英和之后的欧洲精英们对大量阿拉伯和古希腊数学手稿感兴趣，是因为在这个时期所面临的新型热兵器战争需求，通过扶持科学、扶持军工业、扶持商业来提高国家竞争力的国家意志的产生，哪怕民间长期充斥着各种迷信和对科学与数学理性的巨大排斥。比如伽利略在为威尼斯兵工厂计算一枚高速飞行的炮弹如何能够精确击中远处行驶中的战舰时，迫切需要用到平面几何和代数，他要解释为什么炮弹沿仰角45度发射能够飞得最远，因此才对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如此感兴趣。
14世纪的欧洲发生过至少44场大规模战争，包括长达116年的英法“百年战争”——这也是欧洲近代第一次出现火炮的战争。15世纪欧洲发生过60场战争，几乎每年都处于战争状态。16世纪欧洲发生过62场战争，每年都有超过两场战争，超过8年的战争有15次之多。从1500年开启大航海到1700年工业革命前夜的整整200年期间，欧洲有95％的时间都处于战争状态，战争频率远远高于同时代的中国。
欧洲各国为了打赢各场战争，平均每年必须将高达80％以上的财政收入用于军事开销，16世纪以后战争拓展到大西洋和印度洋。这是欧洲海军力量和军事技术以及天文、航海、地理知识能够通过大量吸收东方科技而迅速崛起和进步的根本原因。
一系列延续了几百年的高频率、高烈度的热兵器战争，将欧洲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成百上千个闭关自守、愚昧落后的封建城邦国家，整合成了二三十个中央集权的、奉行军事重商主义战略的民族国家和海上强权。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胆量和能力向人口和国土面积超过自己几百上千倍，但缺乏战争意志、战争经验和国家组织能力的东方帝国发动攻击。
在热兵器军备竞赛与远洋商业竞争的刺激下，不仅推动了意大利城邦国家和北欧国家对工程、数学、地理学、航海学、天文学人才的巨大需求与选拔机制的建立，而且推动了欧洲各国的国家动员体制（政治制度）变革，包括新的兵役制度、财政税收制度、货币发行制度、战争决策机制、最高行政机构、公共治安管理条例、中央情报收集制度、国家监狱制度、人口管理制度、大学与科学院制度、殖民地管理制度、航海探险奖励制度、重商主义关税政策和各种产业政策等的确立。
战争也是“国家-财政”模式的催化剂，战争要能持续，国库必须丰盈。而只有形成了“战争?商业”循环加速器，国库才能充盈，国家才能以战促商、以商养战。
所谓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不过是为维系和支撑这种战争资本主义而演化出来的必然制度安排。这样的历史过程打造出了欧洲现代法律体系、国民私有财产保护体系、国家情报机构、国民教育体系和重商主义产业政策。在这个“战争?商业”循环加速器中，欧洲国家用商业手段提升国家支持战争的能力，用战争手段扩大自己的全球殖民市场份额和海上贸易垄断，并用由此获得的巨额商业利润来支付频繁不断的对外战争，由此循环往复直到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
寻求历史正确的因果关系
资本主义法律对于资本主义，正如交通规则对于高速公路一样：不是交通规则催生了高速公路，而是高速公路的诞生和演化催生了交通规则。不是先有了交通规则（法律）才学会修路（开启战争资本主义），而是先学会修路（开启战争资本主义）才在实践中逐步设立和完善了交通规则（服务于战争和资本的立法）。
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一方面处于“艺术与商业齐飞”的时期，另一方面也处于一个无法无天、道德堕落、黑帮当道、官商勾结、寡头垄断，教皇便是法、有奶便是娘的时期。这样的丛林法则时期，没有“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可言。
流行历史观更无法解释为什么近代史上处在类似于“东方专制主义”时期的法国、德国和苏联也能够产生大批量的卓越数学家、科学家、艺术家和工商业繁荣。
如果人们承认欧洲封建制度是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的前提和必经阶段，那么将中国近代没有产生资本主义归结为“东方专制主义”，显然就是一种套套逻辑。它掩盖的其实是西方通过最野蛮的战争、掠夺、奴役、殖民才发展出资本主义的秘密。
我们要跳出流行历史观和西方中心主义预设的话语体系，寻找出历史进步的真相；尤其是找到“为什么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都产生在西方而不是东方”这个“李约瑟之谜”的终极答案。
历史的正确因果关系一旦被找到，这种历史知识就可以转化为社会行动的力量。它不仅能够帮助人们解释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哪里发生，而且能够指导发展中国家如何在自身的特定政治、文化、历史条件下复制和创造出自己的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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