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保守主义的美国与世界

 

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是美国当代最为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之一。作为20世纪这个“美国世纪”的见证者，亨廷顿在美国政治学界纵横驰骋了60年。在这60年中，他一贯秉持清醒的现实主义的保守主义思想立场，思考美国政治、世界政治以及“美国与世界”的关系 。他从二战后介入美国思想辩论以来，就不囿于狭隘的政治正确，不断对支撑美国社会和政治体系运行的思想基础进行探讨；在不断变化的世界格局中，他清醒地判断“美国与世界”的关系，研究美国的国家战略。

现实主义和保守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冷战的世界格局中，1945-1965年间，美国思想界普遍以洛克（John Locke）式的自由主义来表述美国的国家理念。这种理念描述中，美国奉行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平等主义等现代政治原则，美国人是被上帝拣选并赐福的民族，这种自由主义的国家理念被塑造成为美国社会的“共识”。但是，1957年，亨廷顿对此主流观念发起挑战，他提醒美国人反思美国的建国理念究竟是洛克式的自由主义，还是伯克（Edmund Burke）式的保守主义。

根据路易斯·哈茨在《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中的说法，从建国直至1920年，进步年代的美国社会一直由洛克式的自由主义主导，形成了“自由主义共识”。[1] 亨廷顿认为，这种源自英国的自由主义“文化霸权”导致美国保守主义没有形成一以贯之的传统。自由主义确乎笼罩美国人的心智，美国人的精神世界里没有欧洲的种种意识形态。

亨廷顿认为，美国的保守主义在两个重要契机之下复活了。首先，随着美国加速告别“孤立主义”走向世界，新汉密尔顿主义的联邦保守主义复活了。其次，从“二战”到“冷战”初期，美国逐渐取代英国成为西方世界的领导国家。美国在冷战铁幕开启后，希望通过废除“种族隔离”，让自己在西方世界的领头羊地位更为名副其实；由于美国对苏联共产主义和内部的大众民主运动的恐惧，“南方保守主义”也得以复活。在苏联这个全面战略对手的巨大威胁面前，美国的“古典自由主义”与“古典保守主义”都迅速在“冷战自由主义”的旗帜下一致对外。[2] 亨廷顿成为“冷战自由主义”的典型代表之一。

1957年，亨廷顿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美国社会接受了一支强大的常备军队，就意味着接受现实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政治伦理。因此，在亨廷顿看来，虽然美国社会将“洛克式的自由主义”视为美国的国家理念，但在现实运作中的却是现实主义和保守主义的结合体。

亨廷顿对美国社会实际形态的观察所得出的这种国家建构理念，来自他所推崇的三位战略思想家。第一位是普鲁士的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他的《战争论》对亨廷顿影响很大。[3] 他既提供了军官职业化的合理性，也提供了文官控制的正当性，亨廷顿正是据此建构了自己军政关系理论的内核，从而让《军人与国家》成为理解现代国家的军政关系绕不开的经典之作。

第二位是美国军事思想家小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他抓住了19世纪90年代美国历史上首次出现的帝国主义情绪，美国开始从思想上告别孤立主义，其所著《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实际上是这种帝国主义思想的反映。[4] 正是在小马汉身上，亨廷顿所说的美国历史上一度消失了的联邦主义和南方保守主义，在美国放弃孤立主义走向世界之后复活了。

第三位是美国现实主义的国际战略学者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他的《国家间政治》主张“政治家必须确信国家就是强权之一，必须据此思考国家利益问题”。[5] 摩根索的政治现实主义塑造了冷战至今美国对外战略的主线，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亨廷顿对美国对外战略的现实主义批判与反思。

在这三位战略思想家的启发下，亨廷顿把现实主义和保守主义视为军事伦理的两大支柱，他非常关注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这两大意识形态在美国不同时代的命运变迁，因为军政关系的稳定有赖于政治思想与社会观念普遍接受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冷战情境下，美国必须改变过去的古典自由主义和古典保守主义，古典保守主义只是“自由主义的保守版本”而已，而其理论对手是“大众自由主义”和“民主自由主义”。1975年，美国政治已经结束战后20年的民主化运动高潮，进入保守主义长周期。亨廷顿进一步阐发了“民主危机论”，[6] 这被视为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精英民主理论”的回归[7]。

亨廷顿在这种思想框架之下重新定位了埃德蒙·伯克的思想地位。在他看来，保守主义是现实主义而非理想主义的，因为它并没有自己的“乌托邦”。他认为人们之前对伯克的定位是错误的。在经济思想上，伯克接受的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古典自由主义以及后来成为英国国策的古典自由国际主义。对伯克的重新定位是亨廷顿思想的重要起点。

1957年，亨廷顿被哈佛大学政治学系的自由主义者指控鼓吹军国主义和权威主义，最终被迫和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一道从哈佛大学出走哥伦比亚大学。

现实主义的保守主义

亨廷顿在哥伦比亚大学的4年，对莱因霍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 1892-1971）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尼布尔对冷战一代美国思想家影响极大。尼布尔的思想光谱颇为复杂，他既是“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也是新教现实主义者。他是美国历史上首批使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抨击美国社会自身问题的学者，这一点体现在1932年他的成名作《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它是“大萧条”时期影响整整一代美国人的经典著作。从这本书开始，尼布尔的每本书都备受重视。美国国际关系与历史学学者安德鲁·巴切维奇(Andrew J.Bacevich)将尼布尔称为“冷战自由主义的总设计师”，美国历史学家小施莱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 Jr., 1917–2007）将尼布尔称为“美国冷战一代思想者共同的精神教父”。

亨廷顿读过尼布尔的大多数著作，由于这位新教神学家思想的影响，亨廷顿逐渐强化了现实主义的保守主义思想立场，这使他不同于理想主义的保守主义，也不同于同时期现代派诗人托马斯·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的天主教社会思想。[8]虽然二者所表达的都是基督教文明对现代社会及其问题的基本判断。

1968年，亨廷顿集中阐述了他对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在现代社会所面临的独特问题的判断。[9] 他认为，不同于传统国家，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不断深入，每个国家要么成为大规模现代社会，要么就是处于转型过程之中的“变化社会”或“转型社会”。亨廷顿认为，自由主义者的现代化理论实则是将西欧、北欧和北美西方国家作为现代化的理想样本，实际上是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将起点等同于结果，事实上忽略了经济转型与社会变迁对政治变迁的巨大影响，忽略了发展过程和道路的复杂曲折和替代选择的可能。

这样一个判断，反映了亨廷顿的思想转变。在20世纪50年代写作《军人与国家》之际，在亨廷顿那里现实主义和保守主义是并列关系；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现实主义已经变成了保守主义的限定词。从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期间参与冷战时期的国家安全战略制定开始，亨廷顿就将矛头对准了自由主义的政治现代化理论、发展理论和对外战略。《变化社会的政治秩序》这本著作集中体现了亨廷顿的“现实主义的保守主义”政治态度，其在比较政治学领域的地位，颇似克劳塞维茨《战争论》在西方军事思想中的地位，它整合并且超越了西方世界对政治发展的讨论，并将比较政治的研究重心从政治发展转移到政治变迁上。

近五十多年来，亨廷顿的“现实主义的保守主义”逐渐成为美国多数中下层白人的主流观念，它对现代政治困境的理解和对政治、政治思想对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的塑造作用越来越备受关注。

现实保守主义的新教根源

亨廷顿思想的继续深化来自20世纪60年代民主化运动在美国的此起彼伏，这场极具挑战性的民主运动对美国自身构成了巨大挑战。理解和回应这种挑战，亨廷顿从政治转向了文化。[10]在他看来，运动中的学生领袖们质疑的并非美国体制的正当性，而是美国现任政府的统治能力，美国政治中的“信念激情”在历史上曾经多次校正美国的航向。因此，亨廷顿认为看似激进的民主运动，实质上却是保守主义的。亨廷顿将美国政治的失衡归因于美国社会的自由主义共识，亨廷顿认为，美国的自由主义理念未能实现并且总是不能实现，这是美国的政治现实。理论预设与政治现实的冲突，恰恰内在于美国的自由主义共识。实际上，亨廷顿是从根本上挑战了自由主义者对美国政治的体制自信。

在用文化视角解释政治问题上，亨廷顿认为，美国政治思想中始终存在洛克式自由主义与伯克式保守主义的斗争。尽管美国保守主义的两大代表——北方联邦主义和南方保守主义在建国后和内战后消亡了，但美国从来没有产生独立的自由主义思想传统，故在一战、二战和冷战期间的内部敌人和外部敌人面前手足无措，保守主义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重新回到美国政治舞台。伯克在《论法国大革命》一书所表露的保守主义思想，尤其是在《与美洲殖民地和解书》中所概括的北美殖民者的特性，被亨廷顿视为美国的国民特性、国家认同和核心文化的根源。在伯克看来，美洲殖民地的新教实质上是“新教的新教”、“异见的异见”，是英国本土未完成的新教革命的产物。[11] 因此，北美殖民地人与母国人同文同种，正如今天“五眼同盟”同文同种。亨廷顿正是在伯克的基础上将“同文”界定为“同一种宗教”。

亨廷顿指出，美国自由主义者将美国的政治理念概括为一套“美国信念”，所谓“美国信念”指的是美国人一直以自由主义社会自居，认为自己代表了人类社会一系列美好的政治价值，而这种自由主义的美国信念没有触及的是其政治制度源于英国的新教（清教徒）革命时代（1640-1688），甚至每一种制度都源于新教。美国政府的权力虽在结构上分立，但本质上处于“职能混同状态”。美国政体源于亨利八世（1509-1547）以来的英国都铎体制。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亨廷顿集中关注的是政治制度，比如军事制度和作为政治制度集合体的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亨廷顿的重心转向对重大政治社会困境的道德关注，试图找到制度背后的文化要素，此时他强调的是，要想真正理解美国政治，就必须追溯美国政治的真正起源，也就是作为美国核心文化和国家认同源泉的盎格鲁-新教文化。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发现亨廷顿对自由主义者批评的深刻之处：自由主义者所相信的美国人反权力、反权威的政治伦理并不是天生的，正是因为英国人留下的政府权力太大、政府权威无处不在，才导致美国人看上去更擅长限制而非建立政府的权威，才激发了美国人反权力、反权威的政治伦理观念。

这种分析框架更关注美国政治背后的文化因素，认为美国所有的现代政治制度几乎都有宗教根源；解决现代政治困境的希望在于政治的“再宗教化”、国家的“再道德化”，只有重新激起美国人的道德主义和理想主义，只有激起超越阶级、地区、种族、宗教和身份的信念激情，美国政治才有希望。在亨廷顿看来，政治的“再宗教化”是美国政治最独特的特征。

新教现实主义与现代政治困境

20世纪90年代初期，面对苏东剧变后的国际局势风云变化，亨廷顿认为需要对新的国际格局做出准确的现实主义判断。面对甚嚣尘上的自由国际主义言说，亨廷顿非常清醒地将自由国际主义和新教现实主义结合在一起。[12]

自由国际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世界主义、帝国主义一脉相承，它在很大程度上违反了尼布尔的指导。尼布尔认为，美国历史存在一个巨大的反讽：美国人以上帝选民自居，常常对其他民族颐指气使，但这实际上是愚蠢的，只是一个幻觉。他从新教现实主义出发，对这种自由主义的世界主义进行了批判。[13]他希望探寻的是基督教如何从道德上来理解、处理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困境。[14]尼布尔是“冷战”时期的思想教父，因此，他的理论建构存在一个前提，即将苏联视为全面的战略对手，这也正是冷战一代美国思想者的共同前提。只有在这个理想的敌人面前，美国和美国人才能恰当定位自己。尼布尔深刻影响了亨廷顿对美国内政外交和“美国与世界”关系的思考。但是，亨廷顿在冷战格局松动之际偏离了其学术立场，试图探讨非西方国家的民主行动指南，他将秩序视为分析国家的核心维度。对他来说，民主是个好东西，秩序也是个好东西。

冷战结束之后，美国的保守主义者聚集在“国家利益”的大纛之下，共同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苏联消失之后，美国如何界定国家利益？如果失去了苏联这样理想的敌人，美国人也很可能迷失自我，所以要寻找新的理想敌人。1996年，亨廷顿处理的问题变成了如何理解“后冷战时代”世界政治的格局及其冲突根源。[15]

“文明冲突论”诞生的契机是亨廷顿与他的学生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对话，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是当时自由主义世界主义的典型代表。时至今日，人类社会的未来究竟是“历史的终结”还是“文明的冲突”，仍是当代政治学与国际关系领域有关“后冷战世界秩序”讨论的一桩公案。亨廷顿严肃批评了“历史终结论”的理想主义。在亨廷顿看来，既然存在多极文明，就可能存在冲突；只有理解可能的冲突，才可能谋求和平。“文明冲突论”似乎同时激励了西方霸权国家和正在崛起的非西方国家，形成了“全球性的帝国内战状态”：一方面，西方国家会继续自身文明的独特性，并强调自身文明的普世性；另一方面，非西方国家受到激励，希望成为帝国内部的“新君主”。

美国思想界认为，冷战之后的美国所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文明的冲突这种外部危机，还有国家认同的解体这种内部危机。1992年，小施莱辛格出版了《美国的解构》。[16]在他看来，失去敌人的美国在多元文化冲击下，不再是一个团结的国家。亨廷顿也将其人生的最后时光用来处理多元文化主义对美国国家认同的挑战。[17]他认为，以1965年的《移民法》为转折点，多元主义在种族、语言和文化上挑战了美国所代表的西方文明，推动了“反美国化”进程。但是，亨廷顿并不把希望寄托在特朗普所鼓吹的白人本土保护主义上，尽管由于他因为批评自由主义的多元主义而再次被贴上了本土主义者的标签。在他看来，美国的希望在于让自己的核心文化重新回到新教这个母体，而非种族上的白人至上。亨廷顿认为，21世纪的美国需要的是“健全的民族主义”——既不是孤立主义的民族主义，也不是自由主义的世界主义，但每个人都应该珍视爱国主义这一政治美德。

现实保守主义的政治德性

亨廷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召唤的“政治的再宗教化”、“国家的再道德化”和盎格鲁-新教文化为主体的“美国核心文化复兴”，在冷战结束后似乎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亨廷顿所反思的正是美国国家认同与美国世界地位所面临的危机，他所希望避免的恰恰是文明冲突的厄运。在亨廷顿去世后，他的朋友和同事对他的评价有一个共识：亨廷顿是一个典型的盎格鲁-新教徒。亨廷顿与美国自由主义精英的疏远，恰恰是因为他的思考代表了二战后的美国普通选民的想法。[18]在个人品质上，亨廷顿坚持的是勤劳、诚实、公正、无畏、忠诚，以及最为重要的爱国主义。他本人也希望自己的墓碑上只刻下一句话：这里躺着的是一个满怀信念的爱国主义者。

亨廷顿同时代的一位社会学家和政治家丹尼尔·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认为，美国自由主义的核心共识在于政治而非文化，政治能够改变文化并自我保存；美国保守主义的核心共识在于文化而非政治，文化决定社会成功与否。有学者据此指出，亨廷顿的思考是以反思自由主义的思想误区为前提的，他对政治学的首要贡献就在于维护保守主义的核心共识，强调自由主义在实现自身理想信念上存在难以克服的障碍，所以必须现实主义地援引保守主义的思想资源。[19]

亨廷顿的第一个30年集中在政治，第二个30年则集中在文化，但他始终坚持现实主义的保守主义的思想立场，对美国及其与世界的关系所面临的重大政治和社会困境进行道德层面的思考。或许正是因此，亨廷顿才成为美国唯一同时吸引了现实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新保守主义者的政治思想家。

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现代政治学也即美国政治学的重要代表，亨廷顿身上最值得记取的，正是这种现实主义的保守主义的爱国者的思想立场，也正是这一思想立场使之成为切实理解“美国与世界”及其社会政治困境的一个理想窗口。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