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0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四分之一个世纪，是许多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津津乐道的“黄金年代”。这是发达国家经济表现在历史上最亮丽的时期，各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强劲持续，失业率达到历史新低，同时所得分配趋向平均，经济危机爆发的频率也为历史新低。这段史上最成功的持续强劲经济增长，在法国被称为“辉煌三十年”，从1945年到1975年，法国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5%，失业率低于2%。类似的经济表现也出现在美国、德国、荷兰、瑞典、意大利、比利时等。这时也是日本战后经济最辉煌的年代，东亚“四小龙”的经济奇迹就是在这个时期奠定基础的。
黄金年代褪色
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斯基德尔斯基，特别把黄金年代的全球经济表现与新自由主义思潮当道的30年(1980—2009年)，也就是所谓“华盛顿共识”时期进行比较。他发现，几乎在所有指标上，前者的全球经济以及主要经济体的表现，都明显优于后者。
但好景不长，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多数西方国家两度陷入停滞性通货膨胀的困境。经济衰退、失业率攀升与物价快速上涨同时出现。滞胀对凯恩斯经济学的逆周期调控的有效性构成严峻挑战，也给新自由主义思潮重返历史舞台提供了绝佳机会。右翼保守政治力量开始集结，并对“镶嵌式自由主义”的典型措施与制度设计发起严厉的抨击，认为政府对市场经济过度干预与管制，公共部门占用过多社会资源，对企业与高收入群体征收过高的边际税率，社会福利支出过于泛滥，国营企业的垄断与低效率，过于严格的金融管制与资本控制，赋予工会过多的集体谈判与罢工权利，都是西方国家经济顽疾的罪魁祸首。
市场原教旨主义重返历史舞台
20世纪80年代初，撒切尔夫人与里根总统陆续上台，开始在西方国家掀起一场新自由主义革命。这场高举市场万能并妖魔化政府干预角色的“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 fundamentalism）革命，在接下来的30多年里，成为席卷全球的主流经济政策主张。新自由主义革命彻底执行供给侧经济学的主张，简单来说，就是要让资本家在投资、借贷、避险、雇佣、定价等决策上享有完全的自主权，要尽可能排除来自政府的干预或扭曲，甚至包括以纠正市场失灵为出发点的干预或管制也要降到最低，并把所有需求侧的政府干预与调节都视为有百害而无一利。这场革命将二战后“镶嵌式自由主义”节制资本家决策的各种制度安排，以及法律赋予资本家的各种强制性社会义务，大幅削弱或是彻底拆除。
新自由主义思潮几乎彻底征服了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即使像德国、法国与北欧那些民主社会主义传统深厚的国家也被迫改弦易辙。欧洲各国大型企业抛弃自己的传统，向追求股东权益最大化的美式资本主义靠拢。在“华盛顿共识”旗帜下，把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与国际化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主张灌输给发展中国家。在美国的施压下，日本与东亚新兴市场国家也不得不修正原来的发展型国家模式。
新自由主义革命带来最关键的变革就是大幅解除金融管制，彻底开放资本账户自由兑换，并强迫各国开放金融产业与资本市场。这种变革如同纵虎归山，把资本主义这头猛虎放出了栅栏，为企业主与富豪阶层扫除了所有妨碍资本在全球追求最大投资回报的制度障碍，彻底改变了资本家、劳工与国家三者间的权力均衡，把战后“镶嵌式自由主义”体制最核心的设计拆解了。社会弱势群体在强大市场力量之下得不到公平保障，跨国资本左右国家政策与立法，通过修改国际经济游戏规则，达到支配各国社会生活方式的最终权力。
金融资本放闸，猛虎出山
西方国家在战后以温和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为基础达成的所谓阶级妥协，只是资本家的权宜性退让，他们始终在积蓄政治实力。
资本追求安全、回报与可变现性，其中可变现性十分关键。而金融资本的可变现性最高，资本主义体系下资本的积累最终都会朝着金融资本日益强大的方向发展，尤其是当实体经济的投资回报率不断下降时。
在第一波全球化中，跨国金融巨头跃升为最强势的跨国利益集团，他们掌控各国中央银行而拥有货币发行特权。当时主要西方国家(包括美国、英国、法国与德国等)中央银行都不是政府主控或拥有的，而是由少数大型私人银行出资组建而获得发行法币特许权的私营再拆借机构。
这批跨国金融巨头的政治影响力横跨大西洋，对所有西方国家政府都有呼风唤雨的能力。他们让各国政府身不由己地服膺在金本位货币体系的桎梏之下，他们也曾经成功打造了第一波金融全球化，可以让伦敦、纽约与苏黎世的银行利率同步调整，让大清帝国担保的中国铁路债券可以在各金融中心同步发行。他们控制的庞大金融资产，对货币政策的独揽大权，以及横跨大西洋两岸的政治权势，因两次世界大战与漫长经济大萧条的破坏而被严重削弱。
二次大战后，美国历任负责国家安全战略的决策者把维护“美元霸权”视为国家核心利益的重中之重。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赋予美国“过分的特权”（exorbitant privilege）。美元霸权让美国可以调动全世界储蓄，来为其日趋庞大的财政赤字、贸易赤字与私人债务买单，可以让美国不费力地维持天文数字般的国防支出与全球军事投射力量。要维护美元作为主导性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一方面美国需要打压任何其他可能成为美元竞争对手的货币，另一方面就必须让各国政府、跨国企业，以及各国金融机构与投资人，都不约而同地需要储备美元。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解后，美国除了利用其军事威慑力量威胁利诱中东石油出口国采取石油美元计价，而创造所谓石油美元体制外，也积极构建“金融美元”体制，作为支撑美元霸权的第二根支柱。与此同时，美元霸权随着金融全球化的脚步加速而更为凸显。在金融美元体制下，所有国家的金融机构或富豪阶层想要分散其资产配置，都需要通过美元计价与美国控制的银行跨国清算与支付系统进行交易。
1971年尼克松政府废除美元与黄金的挂钩后，美元不再是“美金”，而成了美国印发的“美钞”。美钞作为纸质印刷品，为什么能够通行世界数十年呢?简要而言，有三招很关键：一是凭政治-军事-科技的“霸权三角”，锁定中东石油用美元定价的垄断权；二是发展金融衍生品交易市场，创造天量的美元交易与投资(含投机)需求；三是基于全球金融交易市场的内在震荡，创造出各国央行对美元的储备需求。
在过去20多年，美国政府非常积极配合跨国金融利益集团的金融自由化与全球化议程。而华尔街本来就直通美国财政部，财政部又可直接影响IMF的主导思想与重要决策，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IMF都在鼓吹金融资本自由流动的好处，而且对接受其纾困方案的国家都提出开放资本市场与汇率市场化的要求。
超级全球化时代的降临
有不少研究文献把过去30多年的高速全球化过程，称为超级全球化。它可以从两种角度来理解：一个是全球化所追求的经济一体化之目标，一个是全球化所达成的经济整合之结果。超级全球化必然导致国家经济主权的沦丧，而新自由主义革命正是开辟超级全球化时代的推土机。
新自由主义革命同时在国内与国际两个范畴，大幅度扫除了阻碍资本家在全球范围整合生产要素与自由追求最高回报的各种政策障碍。各国政府为吸引资本的青睐，都尽可能打造对资本友善的营商环境，并对商品、资金、信息与人员的跨境移动提供便捷化措施。
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指导下，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各种国际机构与智库，都向各国施加压力，敦促它们的政府进行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及去管制化的改革，同时压缩政府的经济和社会管理职能，并通过发布各种国际评比指标，加大国际舆论压力。美国政府更通过经贸谈判直接向贸易伙伴施压，要求放松金融监管，全面开放金融服务业与资本市场，并允许跨国金融机构直接参与有关国家的银行、保险、证券与租赁等行业。
美国与其他发达国家在升级版的WTO框架下，积极推进更彻底的贸易自由化。美国与西欧主导的多边贸易谈判，基本上都以强化西方跨国企业与金融机构的竞争优势，保障其垄断地位，或有利其全球布局为出发点。
在这个时期，各国政府对贸易自由化与区域经济整合所可能带动的投资、贸易与经济增长的乐观预期，也促成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快速发展。
史无前例的经济相互依赖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跨国供应链、贸易、运输、信息、金融、移民等网络，跨国企业全球布局与交叉控股，把全球经济联结成一个空前紧密、高度整合的整体，也让各国的经济相互依存达到空前程度，在很多重要指标上都是史无前例的。首先，在超级全球化时代，第一次出现精密而复杂的跨国供应链。例如，苹果手机的制造过程涉及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个零部件与关键芯片。这些分散在各国的供应商与负责终端装配的厂商(如富士康)，可以在取得苹果公司的产品设计数字档案与订单后的几个月内，制造出在规格与性能上精密无误的零部件，并在跨境供货时间上与生产线运作衔接得天衣无缝，让像富士康这样的代工大厂，能准时将几千万部手机运交全球数千个电信商营业网点或网络手机批发商。
另外，计算机、汽车、飞机、船舶、机床、重型机械、核电站、人造卫星、高级运动鞋等都是如此。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在这些高附加值制造业领域维持传统封闭的自给自足的产业体系。至于没有运输成本与没有空间地域限制的软件设计、半导体设计与各种数字化产品的全球分工体系，更是可以随时灵活地重新组合。在超级全球化时代，国际贸易增长的速度远远超过全球经济增长的速度，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生产活动是为了出口，用经济学术语来说就是生产活动的贸易密度(trade intensive)不断增加。例如，从1990年到2010年，全球货物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从15%增加到26%，加上服务出口贸易则达到33%，这还低估了全球分工体系中服务出口贸易的发展。
其次，在这个超级全球化时代，经济全球化的吸纳与辐射作用在空间覆盖上，以及对社会生活穿透上，都达到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市场力量的作用几乎渗透到世界每一个角落，把地球上大多数的个人、群体、社区、企业、社会组织、各级政府都卷入这个经济整合过程，创造出无穷尽的交换、分工、协作、对话、碰撞与相互影响之机会与挑战。过去市场与信息穿透力量鞭长莫及的非洲大陆、中亚与南亚之穷乡僻壤也被唤起。
最后，过去30多年，金融全球化的爆炸性成长与虚拟金融活动全面凌驾于实体经济活动之上。国际金融资本所驱动的全球金融市场各种天文数字规模的高杠杆套利交易，及其所导致的价格波动与大规模热钱跨境流动，对实体经济产生的巨大影响是前所未有的。实体企业人员的生计都会受到石油与各种大宗商品期货交易市场剧烈震荡的影响，无可遁逃。由于美国金融监管机构的有意放任，现代金融业分化成服务实体经济的中介性金融和自我服务性质的交易性金融这两大领域，后者所累积的系统性风险高到难以想象。在“金融工程”和“金融创新”的名义下，任何一个金融业务商家都可以制造出一个衍生品，拿到交易所里，只要有人买有人卖，它就成为一个正常交易的金融产品。由此衍生出越来越纷繁复杂的金融衍生品体系。在诱人的部门利润与经理人高薪的驱动下，金融衍生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更将各种投机性虚拟交易(美其名为避险)的规模推升到空前的规模。曾有专家粗估，各类金融衍生品交易合约的余额可能是全球GDP的20倍。这些虚拟交易合约之间的风险传递关系就像连环套，任何一家大银行一旦倒闭，其交易伙伴将如多米诺骨牌般纷纷倒下。难怪巴菲特曾经多次警告，这个超级庞大的不定时炸弹一旦引爆，将给全球经济带来一场巨灾。这个畸形发展的赌场资本主义绑架了所有主要国家央行的货币政策，也绑架了整个国家。
推进超级全球化的两大加速因素
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超级全球化高速推进，得力于两个特殊的历史条件，它们发挥了加速器的作用。
助力超级全球化的第一个有利条件是科技革命。在这个时期，通信手段、运输工具、物流管理、互联网、运算能力等领域都出现惊人的进步与突破。集装箱运输与数字通信让远程贸易的交易成本快速下降。互联网与计算机运算及储存能力的快速升级，让跨国企业可以高效率精准无误地组建、营运及机动调整超远距离与高度复杂的跨国供应链和销售网络，可以在全球范围精准而实时地将人力资源、物流、库存、销售、财务、客户等信息进行整合。金融科技可以让所有跨国金融机构与数以千万计的投资人，在全球各主要交易所同步进行巨量的金融商品和合约交易。
助力超级全球化的第二个有利条件是中国快速融入世界经济。超级全球化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与高速工业化提供了极为特殊的历史机遇，自2001年正式加入WTO开始，中国从国际贸易体系内一个轻量级的成员，快速跃升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全球最重要的制造业生产基地，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内连续晋级，构建了全世界最完整的产业体系；中国在最短时间内超越美国，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火车头；中国不仅是全球最大的能源与各类大宗商品进口国，也是全球最大的手机、汽车、空调、钢铁、水泥、玻璃、化肥等消费国。
中国的制造业生产总值在2003年首次超越德国，在2007年赶上日本，到了2010年又超越了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制造基地，随后一路拉开与美国的距离。从来没有一个后起工业化国家以这种追赶速度崛起。目前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形成了一个举世无双的工业体系，能够生产从服装鞋袜到航空航天、从原料矿产到最大直径硬岩盾构机的所有工业产品，由此成为中国竞争力的重要源泉，也是进一步升级产业所必需的基础。
“寻租资本主义”愈演愈烈
超级全球化创造了巨大的经济红利，也带来前所未有的社会风险。超级全球化的发展背景，让跨国公司领导层和超级富豪阶层名正言顺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权力，成为全球范围内呼风唤雨的势力。少数巨型跨国企业取得前所未有的市场垄断地位。在这些企业巨兽面前，绝大多数主权国家成为政治侏儒，没有任何谈判筹码。经济控制权高度集中也导致“寻租资本主义”愈演愈烈。
现代经济中典型的寻租是企业借助政治影响力来取得特殊竞争优势，或巩固自己的独占，以获取超额利润。在全“寻租资本主义”盛行的时代，贫富两极分化是必然的结果。根据UNCTAD的分析，在过去20年中，前100位大企业的超额利润比例不断攀升，跟同业平均获利率相比，1995年它们的超额利润占利润的比例是16%，2015年则上升到40%。这些超大型跨国企业之所以能获得惊人的获利能力，主要不是因为它们的创新能力或效率提升，而是借助自己的政治影响力来扭曲法律政策与市场监管体制，或通过收购专利与滥用专利诉讼来压制对手、阻挡潜在竞争者；它们在全球范围逃税，设法摆脱反托拉斯法的束缚；可以通过并购而迅速巩固其市场垄断地位，并通过暗中侵占消费者权益的商业模式规避消费者保护法的管控，甚至还可要挟各国政府或各级地方政府给予自己特殊优渥的财政补贴。
世界饱受金融危机折磨
金融自由化驱使巨额的金融资本流向投机性的虚拟交易，给所有国家带来难以承受的系统性金融风险。这些投机交易导致的剧烈价格波动与不时制造的金融危机，使实体经济受到巨大的扭曲与干扰，各国弱势经济群体更是最大的受害者。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跨国银行热衷于利用欧洲美元拆借市场的空隙，给发展中国家政府提供超额联贷以赚取高额中介费用，而不顾这些借贷国面临的利率与汇率风险。美联储在20世纪80年代初大幅提高利率，拉丁美洲国家纷纷陷入外债危机。80年代末，美国带头进行大幅金融松绑，拆除金融防火墙，全面开放金融衍生品，并压迫各国全面解除对跨国资本流动的管制、放弃政府对汇率市场的干预，导致热钱在世界各地兴风作浪，制造了一轮轮的资产泡沫与金融危机。1997—1998年亚洲国家遭遇区域金融危机袭击，韩国、泰国与印度尼西亚都深受IMF的苛刻纾困条件的折磨。这些西方国家主控的多边机构，都是以保护跨国金融机构的债权为优先，而置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生机于不顾。亚洲金融危机还陆续蔓延到俄罗斯、巴西、阿根廷与土耳其。根据IMF专家构建的数据库，从1970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动摇到2008年，全世界共爆发了208次汇率危机、63次主权债务危机和124次金融危机(银行倒闭风潮)。大力推动金融自由化与全球化的美国，最终也难逃金融危机的浩劫。2008年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给美国带来经济重创。
不堪负荷的西方政体
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全球化，必然导致贫富两极化与收入分配的不断恶化。分配正义问题在经济增长缓慢的西方发达国家会非常突出，因为这意味着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制造了大量的绝对输家，大量中产阶级面临薪资长期停滞，甚至因失业而跌入贫困。大量被解雇的制造业劳动力要屈就于低薪的服务业底层工作。西方发达国家在超级全球化时代普遍出现中产阶级所得停滞现象。
由于劳动法令削弱了对劳工的保障，发达国家盛行企业并购。擅长杠杆操作进行敌意收购的投资人在掳获猎物之后，通常会进行组织瘦身与裁员，以求短期内改善企业财务报表，拉高盈余预估以冲高股价。所以，许多上市公司的高级管理层获得丰厚的薪酬奖励，往往不是因为他们创造了相应业绩，而是因为要推高公司股票价值而裁减大批工作岗位，这是美式资本主义模式很难避免的悲剧性结果。
超级全球化意味着生产要素跨境流动的交易成本不断下降，全球价值链可以快速重组，供应长链中不同阶段的附加值活动可以迅速进行空间转移。在信息与通信成本趋于零的条件下，服务业也可以进行灵活的跨国供应链布局。高速全球化必然导致西方发达国家的财政结构不断恶化。一方面，政府的税收基础不断流失，各国政府被迫不断调降个人所得、资本利得、企业所得及遗产税的边际税率，再加上企业及富豪阶层可以在全球范围灵活避税，各国政府被迫不断变卖国有资产，撙节支出与扩大举债。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几乎把可以处置的国有资产都变卖了，甚至把正常情况下不可能变卖的固定资产都通过财务安排而变现。
许多欧洲国家的社会福利与退休保障水平都缩水了，但社会福利支出规模却仍继续增长。因为结构性失业不断攀升，需要救济或转业辅导的劳工与白领阶层人数更多，加上人口老龄化，绝大多数的西欧国家都捉襟见肘。
新自由主义革命拆除对社会弱势族群的保护。政府必然逐渐失去维护弱势群体享有社会公平机会与保障劳动者权益的能力，更失去约束巨型跨国企业滥用市场垄断权力的能力。民主作为“国家层次”的政治体制日渐成为一个空壳，无法维护公民大众的福祉和诉求，其合法性基础受到严重侵蚀。超级全球化的政治冲击已经动摇了过去西方政治学者的通行理论。
欧洲民粹主义政治浪潮方兴未艾。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与德国选择党支持率不断攀升，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Syriza)与意大利民粹主义政党五星运动党纷纷登上执政宝座。英国首相特雷莎·梅经过三年的艰辛谈判，仍无法消除英国脱欧势力与欧盟执委会之间的巨大期望落差，只好黯然引咎辞职。约翰逊的硬脱欧主张，可能是继卡梅伦之后又一次不负责任的政治豪赌。
美国民主的衰败
由里根时代开启的新自由主义革命，既造就了美国经济近30年的繁荣表象，也为美国的社会分裂与政治败坏种下祸根。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美国在新自由主义革命的道路上走得最远，拥护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冲突也最为尖锐。
美国政治最大的难题是政党与政治精英都被少数利益集团绑架。军工企业集团、网络科技集团、华尔街投资机构以及大银行、跨国能源企业、大型媒体集团、制药与医疗集团等主要利益集团的代理人，盘踞了国会两院的各个常设委员会。这些利益集团还可以驱动大牌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信用评级机构与大小智库，帮他们出谋献策并引导舆论。
特朗普并没有纾解美国经济困局与社会矛盾的良方，其内政与外交举措毫无章法。他对富人与企业大幅减税，必然导致美国财政结构的急剧恶化，2019年联邦赤字首度突破一万亿美元大关。他把移民视为本国工作机会流失的罪魁祸首，很可能使长期以来让美国经济得到必要的人力资本补充的关键通道开始萎缩。白宫团队中的鹰派大将使用各种手段割裂曾经紧密联系的中美经济关系，并升级贸易战、迫使跨国企业把供应链撤离中国，压制中国的产业升级。但这些措施很可能损伤美国经济自身的元气，并让过去20多年中国全面参与全球供应链带给美国经济的低物价、低通胀、低利率的利益烟消云散。
2018年5月，美国的1140位经济学家（包括14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联名致信特朗普，提醒他贸易保护主义只会给美国经济以及世界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但是特朗普不为所动。
特朗普上台后，立刻宣布退出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搁置了TAP协定的谈判，并要求与加拿大和墨西哥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重新谈判。同时，他公开批评WTO是一个灾难，誓言美国绝不接受任何侵犯美国主权的WTO决议与仲裁结果。当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6月首次推出对从中国进口的500亿美元商品实施惩罚性关税时，跨国企业便开始担忧他们精心构建的全球供应链将面临20多年来最大的政治乱流。
特朗普的激进单边主义
特朗普为推行“美国优先”政策，把手中所有的筹码与手段用到极致，从谈判对象或竞争对手那里获取最多而付出最少，追求美国短期的最大战略与经济利益。在他眼中，所谓国际领导责任、政治信用、价值理念原则等，都是束缚美国行动自由的包袱，皆可抛弃；既定的国际承诺、多边体制与外交政策框架，皆可放弃或修改；他的政府所继承的原有国际经济交往规则皆可重新设定，既有的经济协定均需重新检视与重启谈判。特朗普把单边主义原则延伸到所有国际关系领域，从贸易、投资、环境、反恐、移民、人权、货币到传统安全议题，包括反核扩散与限武。特朗普的激进单边主义也让西欧70年来第一次感到心寒，他把所有筹码用到极致，要从盟邦口袋里拿的更多却给的更少。
对此，美国会两党的外交政策精英感到不安。他们无法想象美国民主可以制造出这样一个怪胎，他能将美国战后70多年来经营的国际多边体制与同盟体系弃之如敝屣，将美国长期积累的国际信誉毁于旦夕。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罗伯特·卡根毫不留情地抨击特朗普的做法让美国越来越像一个“超级流氓大国”，他打破了所有的道德、意识形态与战略考量的底线。这让所有与美国打交道的传统盟邦、贸易伙伴与竞争对手，不得不把美国视为一个毫无诚信、随时变卦、颠倒是非的“流氓国家”。
传统上，美国一向以自己拥有的软实力为傲，美国历届政府一直设法积极维护美国在国际社会的正面形象。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国际声望一落千丈，甚至在传统上对美国有高度好感的国家也不例外，各国民意调查的数据也反映了同样的变化。在他们长期追踪的20多个国家中，把美国视为自己国家主要威胁的民众比例在2013年为25%，到2018年则高达45%。最令人关注的民意变化发生在德国，在2013年只有19%的民众视美国为主要威胁，到了2018年则高达49%。
全面升级对中国的战略围堵
2018年，特朗普政府相继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战略报告》中重新定位了中美关系。特朗普政府明确把中国和俄罗斯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对美威胁程度仅次于伊朗和朝鲜；将中、俄称作“改变现状的国家”，在价值观和利益上与美国对立。他身边的鹰派在美国国会与新闻媒体上刻意炒作中国对美国的“安全威胁”“科技剽窃”与“社会渗透”。美国联邦调查局派人四处奔波，警告企业、大学与研究机构“要严防中国通过科技合作窃取美国高科技的秘密”。
过去，民主党的外交政策智囊一直主张与中国开展建设性交往，他们假设中国会被吸纳进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让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上逐渐向西方发展模式靠拢。但这个发展趋势并未如他们所愿。
2017年底，特朗普政府正式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接着美国国防部在2018年1月发布《国防战略报告》。不久之后，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和拉特纳，在《外交政策》杂志发表了《重新评估中国：北京是怎样让美国期望落空的？》的评论。他们在文章中指出，过去美国的决策者一直都抱有一种不切实际的假设，以为通过交往政策，美国就可以影响中国的发展道路，通过全球化可以将中国吸纳进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然而这个天真的假设已经破灭。
特朗普粗暴对待传统盟邦，排斥多边主义，而他身边的鹰派也摆出不惜发动一场“新冷战”的强硬姿态。如果希拉里主政，她的国家安全团队在部署对中国的战略制衡政策时，应该会继续利用美国仍可以主控的多边主义体制来限制中国的影响力，会寻求与自己的传统盟邦建立更紧密的战略与经贸协同机制，来制衡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会继续在人权、宗教、劳工、环境议题上挑战中国模式与压制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希拉里针对中国的布局可能会更缜密，更有谋略，更注重包装，会更懂得运用美国传统上享有优势的意识形态资源。
（编辑 季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