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钢艰难去产能
经济转型阵痛
多年以来，中国经济以基础建设和出口为主，极大地促进了钢铁和煤炭的需求。2013年，中国的钢铁产量将近7.8亿吨，占全世界钢铁产量的一半。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下跌至6.9%，为近年来的最低水平，对钢铁和煤炭的需求量也随之急剧减少，导致这两个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市场需求大幅降低，价格断崖式下跌。
为了恢复生产，钢铁行业尝试把目光瞄向海外。2015年，中国钢材出口增长20%，但产能过剩后的低价出口遭到欧盟等起诉中国倾销，钢铁厂开始减产。2014年中国消减了3100万吨钢产能，到2017年预计会再减少8000万吨。
按照国务院此前发布的意见，从2016年起，3年内原则上停止审批新建煤矿项目，用3-5年的时间，退出产能5亿吨左右，并将“僵尸”煤炭企业从市场挤压出去。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消减工业产能。预计2016年会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关键政策。
中国煤钢业正开始打去产能新战役，煤钢产业大省山西成为主战场。
去产能紧锣密鼓
春节前夕，国务院《关于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和《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接连下发。位列2016年经济工作之首的去产能大幕正式拉开：这场新世纪以来最大规模的去产能行动，或将压减煤炭产能10亿吨，钢铁产能2亿吨，安置职工以百万计。中国在供给侧结构改革同时，也展开了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的举措。
2014年和2015年两年间，国内外需求不振，中国房地产投资深度下滑，包括石油、煤炭、钢铁在内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一落千丈。其中，2015年价格的腰斩，将煤炭、钢铁两大行业推向了全行业亏损的境地。
2016年1月4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携国务院副总理马凯、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杨晶，及中央20位部门领导，奔赴山西实地考察煤炭、钢铁两大行业的运行情况，并主持召开多省主官、煤钢企业负责人的去产能座谈会。李克强总理在主持座谈会时指出，目前我国产能过剩较为严重的就是钢铁和煤炭两个行业。他表示，2015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决定，在化解过剩产能期间，中央财政每年支出1000亿元，以帮助煤炭钢铁等行业渡过难关。
2015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2016年度经济工作的五大任务，分别为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中国宏观调控的思路亦随2013年新一届政府成立以来的转变而继续深化。此前，上届政府以四万亿为代表的注重需求侧管理的宏观政策一直占据主流之位，而2016年五大经济工作的部署表明，供需两侧的管理已然取而代之。2013年以来，本届政府一直在推行结构性改革，直至2015年11月10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首度提出供给侧改革概念，引发市场高度关注。经济下行大背景下，让市场出清，终于成为决策层、企业、学界的共识。
市场出清，似曾相识。上世纪末，因应亚洲金融危机和国企三年解困改革，诸多国企退出市场，大批国企职工下岗分流，PPI（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持续31个月同比下滑。至2016年1月，PPI业已持续46个月同比下滑，支持经济增长V型或W型反转的声音渐弱，认为经济增长L型痛苦加剧的声音渐强。
煤炭钢铁两大行业里，前者问题更为复杂难解，这是座谈会选择在山西召开的原因。相对而言，钢铁厂距离市区较近，职工再就业岗位较多；而煤矿则远在山沟，与世隔绝，煤矿一旦退出市场，员工及其家属的安置就成为难题。
僵尸拖累
冗员过多是困扰煤钢企业的一大顽疾。
山西焦煤集团下属的南关煤业产出的焦煤属于精品煤范畴，之前在市场上从来不愁销路。南关煤业2015年全年销售48万吨，吨煤平均销售价格385元，录得1.84亿元收入，亏损0.99亿元。南关煤业的吨煤成本并不仅仅取决于供需。除地质复杂外，南关煤业目前有超过1600名员工。而国内外年产千万吨的先进矿井，员工规模不过一两千人，人数与南关煤业仿佛，效率之差，在20倍以上。
冗员过多的远不止山西焦煤。太原钢铁公司千万吨钢，5万人，实际上只需要2万人就够了。而国际标准千万吨钢1万人。
2011年5月，受四万亿强刺激拉动，南关煤业生产的优质焦煤价格高达1264元（含税价为1480元）。但是，其后煤价一路下行，2013年，南关煤业开始亏损。南关煤业当下的资产负债率高达180％，企业已不能“自主呼吸”。国企体制下，子公司不能自主呼吸，母公司极少做“减法”，而是把包袱接过去。尽管南关煤业资产仅为11亿元，但已经向集团借款15亿元之巨。无法自主呼吸的南关煤业，名为子公司，实则沦为集团的生产车间。整个集团一盘棋，以丰补歉，是山西煤钢国企长期以来的手法。
几近绝望的形势下，一些煤企宁可亏损，也要拼命挖煤。和其他工业企业不同，煤炭企业前期投资大，投产后则是“挖一锹煤就有一锹的现金流”。这一绝望之举，令产能更为过剩。根据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的统计，全国煤炭需求仅为40亿吨，但产能高达50亿吨。业内人士估计，如果加上这种拼命挖掘的产能和漏统的产能，全国煤炭产能约在53.7亿吨。
延续数十年的大锅饭体制，在相当程度上固化了煤钢国企职工的思维，“国家正式工”的观念根深蒂固。山西煤企一直在负重前行、恶性循环，在泥潭中越陷越深。
拥有数百亿煤炭企业股权的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也开始担忧。从2012年起，这家从不良资产处置起家的央企开始密切关注其参股煤企的情况。28家参股企业中，信达选取了17家规模较大的企业展开统计：资产负债率平均为72％，最高达85％；金融负债总额7000亿元，2015年1月－9月财务费用215亿元。14家亏损，13家现金流难以覆盖银行利息，6家经营性现金流为负。
信达担心如果行业价格没有扭转，国家政策没有到位，一两家大企业崩盘，就会引发金融系统全面抽贷，2011年以来煤价断崖式下跌，再不采取措施，系统性风险就会变为现实。
错失良机
回溯过往，无论是山西焦煤等五大山西煤企，还是山西政府，均曾遇到减员增效良机，但计划体制的惯性，却让这些良机一一错过。
1999年，国企三年解困接近尾声，大量国企拖欠债务导致的天量银行坏账被剥离，新成立的专司不良资产处置的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接手。其中，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成为处置煤企不良资产的主力。彼时，诸多山西煤企无力偿还银行贷款，信达接手之后，与山西、安徽、河北等省政府达成一致：债转股。当时国家有明确政策，剥离债转股煤企的社会性负担，但是，只有极少数企业的社会剥离到了位。除了国企不愿减员增效，还与宏观经济转暖直接相关。
2001年，中国加入WTO，世界工厂的产能开始加速释放，煤价不断上扬，全国各地债转股煤企乃至地方政府觉得利益受损，认为以2000年－2001年的低价债转股，是信达占了便宜。因此，安徽、河北、山西等方面没有与信达就部分债转股公司的注册达成一致。
问题是，从1999年起，由于债务已经转为股权，相关煤企已经不再支付相应债务利息，节省了巨额财务费用；反观信达，则不得不吞下这一苦果。
地方政府同时向中央政府展开斡旋，希望中央政府允许地方以采矿权作价补充资本金，获得首肯。2005年，山西方面与信达签署债转股协议，获得采矿权注入的山西煤企成功夺回“控股权”，信达在多家煤企降为“二股东”。彼时，煤价仍在加速上行，煤炭行业剥离社会性负担、减员增效无人提起。这一情形，并非山西所独有。
2005年之后，由于国家出台新的采矿权有偿使用政策，造成山西等方面煤炭国企的出资虚置，2005年达成的债转股协议始终未能实质落地。此番李克强视察山西期间，山西方面亦曾当面向某中央部委领导争取政策性支持。只是，时光荏苒，原本应该剥离的社会性负担，已经以更沉重的方式袭来。
山西方面主导的煤炭行业“国进民退”，也埋下了造成今日困局的因子。2009年前的数年，煤矿安全事故频发，社会舆论颇多不满。考虑到小煤矿安全生产投资不足，山西省政府命令山西焦煤等五大国资煤企，分区域收购安全生产不力的矿井。事后看来，彼时不情愿的民资恰在高位退出，而国资在高位接盘。本来社会性负担就很沉重的国企，平添新包袱。
2016年1月4日，内蒙古自治区主席巴特尔在汇报时表示，尽管产能过剩，但内蒙古过剩产能的企业中，基本为民企，它们也不找政府要什么支持，内蒙古不存在这方面的压力。
反观煤钢国企，连续错失良机。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从市场角度，煤钢去产能大幕已经拉开，价格本该逐步下行，但四万亿政策一出，价格V型反弹，给企业传递了错误的价格信号，“上项目、扩规模”风靡全国。
保护价不可行
建议国家建立煤炭最低保护价制度呼声日渐高涨——国家发改委可以框定油价，为何不能保护煤价？根据煤炭工业协会的测算，保护价定在350元左右为宜，这主要考虑到了目前全国综合吨煤成本在270元－320元之间，以微利保证煤炭行业不崩塌。
李克强总理对煤炭保护价并不认同。他说：我们在搞市场经济，不是在搞计划经济。过去有过国有重点企业保护价，那是国务院以国有出资人角度立的项，让民企执行这个价格，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国外价格是行业自律，政府不定价。
除了价格，部分煤钢国企还希望在去产能过程中通过技术改造“等量置换”，但李克强态度鲜明，他在座谈会上说，我不反对技术改造，但不能以这个名义来扩大产能。原则上停止核准备案新增的煤炭产能项目，坚决停止以任何形式备案的新增钢铁项目。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仍处跌势之中，全球已经形成大市场，如果保护价无法落地，就只有去产能一途。山西焦煤董事长武华太透露，焦煤当下46座未建成和刚建成未投产矿井，总计5800万吨产能，全部下马，“我们止亏”。
与其他工业企业不同，煤炭企业先期投资巨大，动辄数以十亿元计，而后期投资极少。矿井一旦建成，如果数年不开采，地应力将摧毁一切，再也无法复产。此时下马未投产矿井，意味着全部投资打了水漂。
关于职工安置，李小鹏代表山西向中央政府求助：制定关闭国有煤矿人员分流安置政策，出台提前退休退养政策，实施煤炭职工创业扶持政策。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制定的职工安置方案中，费用高达2500亿元，目前500万煤炭行业员工，计划有多达百万人等待安置。李克强回应道，在化解过剩产能期间，中央财政每年支出1000亿元，以帮助煤炭钢铁等行业渡过难关。
主要靠市场
在山西视察期间，李克强不止一次表示，煤钢解困还是要更多采取市场的办法。只有市场失灵的情况下，中央政府才会考虑兜底。提前展开去产能工作的河北，为决策层提供了相应范例。
受雾霾影响，河北境内的钢铁去产能先行一步。2013年9月，环保部代表国务院与河北签署压减产能责任书，到2017年，压减6000万吨钢铁、6000万吨水泥、4000万吨煤和3600万重量箱玻璃。之后，河北化解过剩产能步伐明显加快。河北省长张庆伟在座谈会上表示，2013年－2015年的三年间，河北分别压减炼铁产能586万吨、1546.5万吨和557万吨，分别压减炼钢产能788万吨、1500万吨和630万吨。同时，积极推进优势产能“走出去”，目前河北在境外已投产和正在筹建的钢铁产能达到895万吨。
在张庆伟做完常规汇报之后，李克强专门追问下岗分流职工的数字和安置情况。张庆伟说，压减产能之后，累计92万职工受到影响（含钢铁、煤、铝、矿山），河北通过培训、转岗等方式安置了大部分职工，只有12万“释放到社会上”，最终进入失业保险。
李克强在总结讲话时称赞河北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化解了数千万吨过剩产能，特别是化解过程中，“中央给的补助也不多”，河钢自己想办法剥离安置自然减员，“并没有大规模辞退工人推向社会”。
作为“中国最大的煤老板”，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对化解过剩产能有自己的想法。信达倾向于采用投行的办法，剥离“坏苹果”，令市场价格回升，“好苹果”在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上的价值凸显。
问题是，谁来确定过剩产能、僵尸企业的标准？是行政权力决定企业退出，还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
深耕中国煤炭市场的信达发现，一家名为枣庄矿业的企业，在2008年的四万亿大潮之中，并不盲目推高企业负债率，时至今日，该企业资产负债率低到几可忽略不计，生产经营状况良好。信达遂展开与枣庄煤业的谈判，希望两家联合成立一只私募基金，专司煤企重组并购。
多位煤钢企业负责人认为，煤钢行业工艺、环保、技术水准均已达国际先进水平，如果减员增效，企业效率不输旁人，产能减下来、价格走上来，行业就会有生机。
2015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去产能工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兼并重组为主，破产清算为辅。在避免社会动荡的同时，更多采取市场的办法，清退过剩产能，令煤钢两大支柱行业轻装上阵，已是决策层的共识。
（摘编自《财经》2016年第六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