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受新冠疫情影响，俄罗斯宏观经济各项指标从2020年第二季度出现了全方位下滑，年底的“第二波疫情”又加剧了俄罗斯未来经济走势的不确定性。面对疫情，如何通过政策选择来规避风险，顺利实现经济发展目标，是俄罗斯新一届政府面临的主要任务和挑战。

关键词：疫情 俄罗斯 经济 纾困 影响

探讨俄罗斯的经济走势，疫情是当前最主要的外生因素，俄罗斯经济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难局面，政府核心经济部门开始调整目标、规划和战略，以适应疫情下的整体经济环境。俄罗斯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抗疫纾困的刺激政策，以财政和货币政策为基础，同时对企业和居民家庭展开扶助，在国际市场空前严峻的情况下通过刺激内需来稳住就业和家庭收入。在此基础上，又将部分扶持政策融合进政府中长期经济恢复计划当中，将2018年根据“新五月指令”目标制定的“政府2024年基本工作方针”和经济恢复计划进行了部分整合，并延长到2030年。这是疫情背景下俄罗斯政府对政策规划进行的一次重要调整。

目前看，俄罗斯抗疫扶持政策产生了较好效果，2020年第二季度俄罗斯经济表现要好于欧美等国家，这一方面取决于制裁环境下疏远外部市场造成的“内敛型”适应性，另一方面是扶持政策对外需断崖式下滑的缓冲作用。在第二波疫情大概率出现的背景下，面对全球市场不确定性，俄罗斯政府通过延长部分扶持政策、出台新战略规划及优化国际合作来抵御风险。

疫情下的俄罗斯宏观经济现状

2020年1月，俄罗斯政府从梅德韦杰夫内阁进入到米舒斯京内阁。总体看，梅德韦杰夫留给米舒斯京的俄罗斯经济已有起色，具有一定增长潜力。俄罗斯经济增长虽然低迷多年，但一些重要指标如通货膨胀率、失业率、外债率等表现良好，外汇储备较充裕、汇率稳定；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从2019年年底开始止住下降颓势。[1]

2020年的俄罗斯经济，可以分为疫情前的经济增长、因疫情隔离导致的衰退和隔离解除后的经济恢复三个阶段。疫情隔离前，俄罗斯的GDP缓慢增长，失业率、通货膨胀率、央行基准利率和能源价格都维持在一个稳定的状态。从2019年第三季度起，俄罗斯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开始扭转2014年以来连续下跌的局面，出现小幅增长。但新冠疫情打破了这一态势，2020年第二季度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下降8%，创造了近20年来的最大下跌纪录，[2] 第三季度降幅度稍有放缓，也达到5%。

2020年第二季度，俄罗斯GDP下降8.5%，这是2008年以来单季度最大跌幅。行业中受影响最大的是服务业，其中宾馆和餐饮行业下降了56.9%，其他行业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3]工业产值在疫情高峰的5月份下降了9.6%，7月份下降8%；在工业产值中贡献最大的石油和矿业开采均下跌15%以上。

从第二季度起，俄罗斯失业率开始快速上升，五月份达到6.1%，到第四季度初稳定在6.4%左右。所有远程办公的工作者没有被列入失业名单中，但不能获得全额工资，既有工资比疫情前正常水平下降非常多。据统计，这样的“半失业”人群在全国超过100万人。2015年以后，居民的高贫困率问题始终未能有效解决，疫情带来的新一轮失业潮无疑会加剧贫困问题。就业是政府当前最优先考虑的问题，在中长期的经济恢复和发展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

在隔离期间，俄罗斯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对企业和家庭的扶持政策，GDP下跌幅度要小于预期。作为俄罗斯财政预算支柱的能源领域也受到巨大冲击，从2020年1月下旬疫情暴发到2月中旬，国际石油价格下跌了20%；3月份国际油价再次暴跌， 4月下旬国际石油期货市场一度出现负油价。除了需求萎靡，OPEC与俄罗斯未达成石油限产协议也是油价暴跌的重要原因。谈判破裂后，沙特打响石油价格战，意图以低成本原油来打压开采成本相对较高的俄罗斯石油市场空间。在特朗普的干预下，沙特暂时放弃价格战，产油国之间达成了新的短期限产协议，以支撑石油价格，之后国际油价回升到40美元/桶左右，第二波疫情的到来重新拉低了油价。

国际油价低迷给俄罗斯带来了最严重的两个后果，即财政赤字和卢布贬值风险。自2017年以来，俄罗斯政府以财政平衡作为重要目标，力图通过适度偏紧的财政政策来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性，通过对联邦预算支出的压缩、解决地方债务问题和部分增税政策，俄罗斯政府基本实现了财政平衡。但疫情引起的国际油价下跌导致财政收入下滑，打断了这一调整进程，一系列新的增税政策可能会在后疫情时代进一步扭曲俄罗斯的财政平衡目标。受国际低油价影响，俄罗斯外汇市场变动剧烈，卢布贬值压力骤增。2020年9月上旬以来卢布对美元、欧元开始大幅贬值。从国际国内因素看，卢布汇率的疲软在短期内难以改变，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首先是制裁影响，拜登胜选后，美国政府很可能会延续奥巴马时期对俄的强硬政策，进一步加强对俄制裁措施，这将加剧市场悲观情绪，国外投资者将抛售卢布资产并转移到其他货币资产上；其次，地缘政治因素也直接导致了卢布汇率的震荡，如伊朗和白俄罗斯问题；第三，自2020年6月份以来油价逐渐稳定在42-44美元/桶左右，俄罗斯央行开始减少在外汇市场上抛售美元，失去了对卢布汇率的支撑作用。其中，地缘政治是核心因素，在短期内俄罗斯同西方关系不能明显改善的情况下，油价上涨和降息也难以阻止卢布汇率的持续低迷。

由于俄罗斯各地区疫情严重程度不一，所以对具体的隔离措施及解封时间，普京将决策权下放给各州州长。实际情况是，人口越稠密、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受疫情影响更大，隔离措施更加严格，解封时间也更晚。在隔离期间，经济发展部预测俄经济每天损失1000亿卢布，并预测2020年GDP下降5%，[4]

央行的预测也在4.5%-5.5%的下降区间。根据俄罗斯综合战略研究所的研究报告分析，受疫情影响，俄罗斯2020年经济下滑可能会超过两位数，乐观估计GDP也会下跌7.5%，家庭实际可支配收入减少10%，极端情况下GDP甚至会下跌1/4，家庭实际可支配收入下跌27%，该数据同1929年“大萧条”期间的美国非常相近。同1998-1999年、2008-2009年的经济危机相比，此次疫情引发的经济困境给俄罗斯企业带来的破坏性更大，300万家企业面临破产风险，相应地有860万人处于新增潜在失业风险当中，加上疫情前的350万失业人员，总体失业率可能会超过16%，而1998—1999年经济危机在高峰期也未曾突破13%。[5]

比较确定的是，俄罗斯将面临转轨以来最严重的经济下降。它不同于俄罗斯1998年的债务危机和2008年的流动性危机，此次危机涉及内外部两个市场和几乎所有领域，注定需要比前两次危机更为漫长的恢复周期。

需求调节政策基调及政策选择评价

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

隔离解除后，俄罗斯经济表现出来的主要特征是：低增长（负增长）、低通胀、低油价。同美国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针对欧美提出的“长期停滞”特征不同，俄罗斯的低增长形态趋势比较平稳，没有出现资产价格的大幅下跌。在暂时失去居民和企业两个部门的支出动力后，能够弥补需求缺口、稳住总需求的力量只能是政府部门。从经济周期看，疫情打断了俄罗斯2019年下半年以来的弱复苏进程。如果政府不能填补这部分需求缺口，将会加重经济的衰退力度。货币和财政政策是政府首要考虑的两个刺激要素。

在货币政策方面，俄罗斯央行维持宽松货币政策操作。近些年，俄罗斯央行的首要目标是稳定通胀率，所以在降息频率和幅度上都比较有限。疫情使得俄罗斯的通胀率开始偏离4%的目标，面对通货紧缩风险，俄罗斯央行加快降息操作，2020年俄罗斯央行频繁降息，1月-7月央行四次调低基准利率，7月中旬将基准利率降低到史无前例的4.25%，第四季度央行董事会会议上维持这一水平不变。

俄罗斯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非常有限，特别体现在居民收入端，始终不能步入增长正轨，这是俄罗斯经济刺激政策最大的缺陷。由于疫情迫使居民部门短期存款增加，长期存款下降，[6]导致商业银行的长期贷款能力下降，企业长期贷款的可获得性日趋困难，长期利率难以下行到企业预期，同时由于金融市场发展程度有限，俄罗斯难以压低长期利率，使得央行的宽松货币政策大打折扣，即基准利率对长期利率的传导受阻，但同时缺乏其他非常规的货币政策来降低长期利率。[7]

另外，国内需求萎缩导致的低通胀对央行进一步下调利率是个掣肘，当前3.5%的通胀率严重影响了俄罗斯第四季度下调利率的空间。除了利率调节，俄罗斯央行并没有使用非常规的货币政策工具来提供流动性，例如欧美国家央行大量购买政府债务、购买商业企业债券等手段。鉴于对通胀和债务的担忧，俄罗斯政府将财政政策提高到了更加重要的位置。

在宽松货币政策条件下，由于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的低迷，流动性不愿进入实体领域，而是踊跃流入资产领域，这是当前全球的普遍现象，俄罗斯也不例外。在俄罗斯，流动性是通过“被动”的方式进入金融市场，不同于欧美央行通过购买银行持有的国债来投放流动性。流动性的分化导致实体部门通缩和资产价格泡沫并存，证券和房地产市场火热同工业领域颓势并存。尽管股市可能会有一波高涨，但低利率下的基础货币扩张如果不能流动到实体领域，将严重影响居民就业、收入和经济的增长。其中，最大的风险是低利率下的信贷泡沫，居民消费信贷和按揭贷款激增，为日后的债务问题积累了大量风险，并将传导给银行部门。家庭负债过大，一旦利率提高和房价下跌出现，居民部门将大概率陷入去杠杆的痛苦过程。

财政政策出现转向

疫情和国际油价低迷，导致俄罗斯财政收入面临困难、支出被迫增加。能源出口下降影响财政收入是个老问题，疫情又将其放大。根据现状，俄罗斯对财政预算作出了调整，从原计划财政盈余占GDP的0.8%修订为财政赤字。根据2020年10月初俄罗斯政府递交给杜马的三年期预算方案，2021-2023这三年都被设定为财政赤字，但赤字额逐年递减，[8] 最终将财政预算赤字占GDP比重指标调整为4.4%，年度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将达到5.4%。

财政预算计划支出优先项有三个选择：居民、医疗系统和企业。财政部的基本思路是，疫情造成的居民消费需求骤减，应由扩大财政预算来弥补，等到2022年家庭部门需求稳定以后再将宽松财政政策回归到2017年的“预算规则”。[9]为了支持就业和维持居民收入，俄罗斯2020年财政支出将超出财政收入5万亿卢布，达到GDP的5%。

在疫情导致财政收入下滑的背景下，俄罗斯政府主要通过增税、动用国家福利基金、发行联邦债券（ОФЗ）来支持财政支出。从2021年起，俄罗斯政府将对储蓄税、能源开采税、烟草消费税等进行部分调整，并且针对部分高收入人群进行个人所得税的累进税率转化，再加上2019年已经实施的新增值税税率，通过增税来增加财政收入成为近年来俄罗斯政府的常规操作。尽管政府对部分行业实行了具有针对性的税费优惠政策，如将IT企业的保险缴费比例从14%降到7.6%、利润税从20%降到3%，但整体上还是以增税为主基调，而且在疫情导致经济持续恶化的条件下，不排除扩大增税范围的可能。

在财政收入日渐吃紧时，国家福利基金的“缓冲垫”作用逐渐凸显。为了实现2020年的预算目标，国家福利基金须向财政注入4837亿卢布。[10]

截止到2020年9月，国家福利基金拥有13.257万亿卢布，占GDP的11.4%，按照财政部的计划，这一指标只要超过7%，基金就会通过投资的方式来支持以基础设施为主的经济建设，但疫情下，俄罗斯政府必将分流一大部分基金资金用来维护社会保障及纾困支出。这样，国家福利基金现在面临着一个难题，即对社会“托底”与支持经济增长之间的优先选择问题。为支持2021年实现3%以上经济增长目标，资金不断流向社保领域，同时第二波疫情下国际油价下跌的大趋势难以改变，国家福利基金存在枯竭的风险，而其支持经济增长的职能被弱化了。

联邦债券也是俄罗斯重要的融资工具，但在制裁环境下，国债市场正面临国外投资者流失的困境。国外机构投资者传统上是俄联邦债券的主要持有者之一，伴随2020年春季的卢布贬值，国外投资者开始逐步撤出俄罗斯国债市场，对国内市场带来压力。2020年9月，联邦债券的国外持有者份额从之前的约三分之一下降到28%，参与投标的外国机构投资者从20.6%下降到15.7%。[11]

事实上，在2018年秋季就有一波国外投资者从俄国债市场抽离，恰逢当年8月美国对俄罗斯金融制裁加码。俄罗斯和欧美在乌克兰问题没有达成共识之前，俄政府及大型企业的债券融资都不会有太大起色。俄罗斯联邦债券具有相对较高的收益率，对国内投资者具有吸引力，但国内市场的不稳定性难以弥补国外投资者离去后国债市场的低迷。[12]

作为联邦债券的主要购买者，通常大型商业银行以国债作为抵押向央行获取流动性，再将资金投向商业领域和金融市场来获取利润，但疫情下因为政府的“债务换就业”政策，这些商业银行的处境也不妙，[13] 俄罗斯银行及私人投资者的现金流很难支撑联邦债券的国内市场。

俄罗斯没有“财政赤字货币化”的传统，央行不会大规模购买联邦债券，只有通过财政部对国债收益进行补贴或者央行提高利率来吸引境内外投资者，由于央行的利率政策取决于通胀率，身处通货紧缩环境的俄罗斯短期提高利率的几率不大。所以，除了财政部大幅度提高国债收益补贴，联邦债券的国内空间在短期内难以通过国内市场完全填补，这将导致联邦债券收益率变得更加陡峭，间接影响了联邦财政的支出计划以及“经济政策恢复计划”的执行效果。

      俄罗斯政府的精准纾困政策及经济恢复计划

俄罗斯的短期纾困政策

针对疫情，俄罗斯政府接连出台纾困政策，包括直接对家庭和企业给予精准救助。相比于欧美各国零利率货币政策、政府债务高企的现状，俄罗斯的财政货币政策空间更大，下调利率和扩张财政赤字的政策隐患更小。随着2020年9月底俄罗斯疫情的再次严峻，政府原定10月份之前结束的扶持政策又做了延长，部分疫情扶持补贴有常态化的趋势，[14]防止第二波疫情下本已稳定的失业率再次飙升。

在疫情期间，俄政府将短期扶持和长期经济恢复计划相结合。居民部门方面主要是解决失业问题，截至2020年10月，全国失业率维持在6.4%的水平（约370万人），政府目标是到2021年底把失业率降低到4.7%。对居民部门的支持包括提高个人失业补贴、按揭贷款利率优惠、针对有儿童家庭的综合性现金补贴等。针对初次分配领域出现紊乱的情况下进行再分配调节，将就业-收入-消费的恶性循环拉回正轨，避免国内市场的“崩塌”。部分对居民的支持政策同对企业的扶持是交叉的，如针对企业的社保和税收缴纳延期、对个体经营者进行税收返还，[15] 以低利率贷款换取企业不裁员政策等，具有稳收入、保就业的性质。[16]

对企业的扶持政策标准分为两层，第一层是少数大型支柱型企业，第二层是受疫情影响的企业，包括部分中小企业。绝大多数企业没有被纳入政策帮扶名单中，其中包括绝大部分未注册登记的“影子企业”。该类企业只能依靠地方政府的有限支持，但地方财政不容乐观。2020年1-7月，地方政府税收收入增长几乎停滞，并出现了2011年以来的首次赤字。主要地方税收入（个人所得税、土地税、利润税、消费税等）均大幅度下滑，其中两个主要税种——个人所得税和利润税受影响最大。不同发展程度的地区都被波及。面对地方政府财力困境，联邦财政转移支付增长了23%，达到5400亿卢布；占地方政府抗疫、社保、家庭和企业纾困补助支出的60%，[17] 但也难以有效扭转企业现金流的枯竭和失业率的攀升。

另一方面，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支持企业拉动经济增长变得更加困难。为吸引企业投资，政府通过诸如“保护和鼓励资本投资合约”（СЗПК）等新市场工具来吸纳境内外投资，鼓励企业投资相关产业的基础设施，再通过税收减免的方式来弥补企业的前期投资成本。但在全球资本收缩，且面临新一轮制裁的风险下，俄罗斯的鼓励投资计划很难实现既定目标，何况投资优惠条件的吸引力有限。在疫情时期，企业投资很难成为俄罗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从全国范围来看，接受扶持救助的企业仍是少数，广大中小企业难以获得补贴保障、遏制失业的增长。疫情高峰期，在“保企业”难度较大的情况下，政府将扶持重点聚焦在普惠性的家庭补助，这是对企业扶持政策效果不彰时的有效补充，这和欧美国家类似。区别在于，欧美各国的救助力度很大，补助规模多在GDP的10%-20%之间，如美国在10%左右，德国为20%，日本达到40%，连长期以来严守财政纪律的德国也大力追加预算，增加赤字。俄罗斯的救助规模占GDP的4.5%左右，[18]甚至低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的救助力度。

2020年俄政府为失业人群提供1600亿卢布失业补贴，后又追加350亿卢布，共计不到2000亿卢布。因国力所限，俄罗斯针对疫情的扶持政策，无论在补贴额度及覆盖企业及人群方面都同欧美有较大的差距。

“后疫情”时代的中长期经济恢复计划

在中长期，俄罗斯政府致力于将恢复经济的目标同原先制定的经济增长计划相衔接，形成后疫情时代的整体经济发展框架。2020年6月，根据普京建议，政府制定了“俄罗斯经济恢复政策计划”，该计划脱胎于疫情期间政府的反危机政策，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补充修订，部分政策同2018年制定的《2024年政府基本工作方针》进行了融合，设定为短期目标。“2024年政府方针”变得更具长期性，期限延长到2030年，[19] 整合为五大目标，包括促进俄罗斯居民健康和生活福祉、大力扶持自我创业、发展舒适和安全的生活环境、推动企业发展和发展数字化经济。[20]

俄罗斯总统普京认为，“经济恢复政策计划”不仅针对疫情下的经济恢复，同时也是后疫情时代俄罗斯经济结构性改革和突破的基础，其中政府把“数字化”作为经济结构性改革的主要突破点。

“经济恢复政策计划”编制了2020-2024年的具体经济指标，将经济增长和降低失业率作为两大优先目标，总共预计投入6.4万亿卢布，其中作为拉动经济的主要动力，基础设施建设投资1.1万亿卢布，[21] 实现约500个投资计划。

“经济恢复政策计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目标是到2020年底实现宏观经济稳定并止住居民收入下降趋势；第二阶段目标是到2021年底实现2.5%以上的经济增长率，投资和出口增速达到5%以上；第三阶段是2022-2024年实现3%以上的经济增长率，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增长率达到2.5%，固定资产投资实现增速5%，非石油商品出口增速3%-4%，同时失业率保持在5%以下的水平。[22]

如果结合现实分析，“经济恢复政策计划”实现起来难度不小，在俄罗斯第二波疫情还没结束时，想要完成目标数据还是稍显乐观。能源出口型的经济特点决定了俄罗斯同欧洲经济的恢复周期基本是同步的，国内消费需求在短期内难以重振，政府对家庭的纾困政策也仅仅是稳住了基本盘，遏制剧烈的通货紧缩，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仍然处于下降通道中。如果经济恢复计划能够修复家庭资产水平，对提高消费信心和经济复苏会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另外一个问题是，俄罗斯经济的不确定性对计划的出台和实施存在负面影响。第二波疫情前出台的“经济政策恢复计划”的指标均是基于疫情稳定的基本面作出的，而第三季度的新一轮疫情冲击可能会迫使俄罗斯政府重新评估原先制定的各项计划，进而调整资金的分配和使用。以抗疫纾困计，计划资金必然向短期支出集中，其他一系列中长期规划的资金使用必然受到影响，这同2019年因“2024年方针”前期的低资金使用量而形成的创纪录财政支出结余形成很大的反差，风险之一就是俄罗斯经济恢复及增长的中长期计划因资金分配问题面临实际操作中的搁浅。除此之外，欧美制裁升级的几率很大，特别是美国将“制裁”的权利赋予国会后，制裁行为已经不取决于总统的行为偏好，而成为常态化的政策行为，拜登当选总统后对俄制裁加码将更加不可逆转，这些外部因素都会影响计划的最终实现。

 俄罗斯政府的政策纾困效应

2000年以后，俄罗斯先后经历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2014年乌克兰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和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下的经济危机。相比前两次危机，疫情带来的问题更为严重，恢复所需时间也将更长。应对眼前的危机，俄罗斯政府有针对性地采取了各项刺激和纾困政策，但从短期的纾困和中长期的经济恢复发展看，能否成功衔接还要看疫情的发展进程，这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俄罗斯居民部门的实际可支配收入没能延续2019年下半年的乐观态势，资产配置在疫情和纾困政策的叠加下，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这是对危机的理性反馈，但也积攒了风险。应对风险的态度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未来俄罗斯央行的货币政策走向。居民福祉是俄罗斯政府在“经济恢复政策计划”中最优先的目标，疫情下如何通过不影响宏观经济稳定来遏制潜在的债务风险是接下来政府的重要任务，也是实现“经济恢复政策计划”的重要基础。

（编辑  季节）

内容提要：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美国在贫富分化、种族不平等、医疗和健康不平等、教育不平等等经济社会问题进一步加剧。美国在应对疫情及其加剧社会不平等两方面表现出系统性失败。

关键词：新冠疫情  社会不平等  私人垄断资本主义  新自由主义  政治经济学理论

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受疫情影响，全球经济面临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今年10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预测，无论是美国、日本、英国等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2020年几乎都将出现程度不同的经济萎缩。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增速为-4.4%，美国经济增速为-4.3%。[1]美国等大多数国家要想使经济恢复到疫情前水平，很可能要经历一个漫长、坎坷且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

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美国拥有全球最强的经济和科技实力以及最为丰富的医疗资源，然而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却出现治理失控、乱象丛生的现象。截至北京时间12月11日，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网站的统计显示，美国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超1600万，累计死亡病例超29.7万，两个数字均居全球首位，新冠疫情成为“美国的滑铁卢”、[2] 疫情持续蔓延导致美国经济形势不断恶化，社会矛盾和冲突凸显，国内财富和收入差距等各种社会不平等状况进一步恶化。

新冠疫情凸显美国社会经济问题

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严重地扰乱了社会经济活动，凸显了美国早已存在的各类经济社会问题。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新冠疫情加剧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和阶层固化

一方面，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美国的餐饮业、娱乐业、零售业、交通运输业及旅游业等行业遭受重创，许多企业纷纷裁员、破产或关闭，由此导致失业人数屡创新高。据统计，今年以来，美国已有超过500家较大规模企业申请破产，达到10年来的最高点；与此同时，有更多的中小企业则直接关闭。[3]

随之而来的是全美失业率激增，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美国劳工部的数据显示，2020年4月，美国失业率高达14.7％，较3月的4.4%增长了两倍多，是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以来的最高值。5月以来，尽管美国失业率已从13.3%降至10月时的6.9%，但这一数字仍处于历史高位。截至11月7日当周，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为70.9万人，这一数字已较前期有所下降，但仍约为新冠肺炎疫情前每周平均水平(22万左右)的3倍多。[4]

一系列数据均表明，当前美国就业市场仍处于困境。

另一方面，社会财富越来越向少数人集聚。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站（CNN）9月17日报道，美国政策研究所最新一份关于财富不平等状况的报告显示，从3月18日到9月15日，643名最富美国人总共“聚敛”了8450亿美元资产，其财富合计增长了29%。报告指出，迅速增加的财富使美国最富有人群的净资产总额从2.95万亿美元增加到3.8万亿美元，而数以百万的美国人现在的收入却低于疫情前。[5]

根据彭博社10月8日的报道，美国最富有的50人现在拥有的财富总值近2万亿美元，比2020年初增加了3390亿美元，几乎相当于最贫穷的1.65亿人（超过美国一半人口）的财富之和。[6]

美联储近日也对2020年上半年美国财富状况进行了评估。其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的财富分布在种族、年龄和阶级之间存在明显差异。最富有的1%美国人的净资产总额达到34.2万亿美元，而最贫穷的50%美国人的净资产仅为2.08万亿美元，只占美国家庭总财富的1.9%。该数据同时显示，美国白人拥有全国财富的83.9%，而黑人家庭拥有的财富仅为4.1%。[7]日益增大的贫富差距使美国社会阶层固化日益严重，普通民众向上流动的前景日趋黯淡，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大多被资产阶级（尤其是金融资产阶级）占据，无产阶级所面临的贫困问题非但未得到有效改善，反而可能出现贫困的代际传递。

新冠疫情加剧种族不平等

在以白人为主体的美国社会，拉美裔和非裔等少数族裔社会经济地位低下，贫困人口较多，长期遭受系统性的种族歧视。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黑人陷于贫困的几率是白人的2.5倍，其婴儿死亡率是白人的2.3倍，失业率是白人的两倍，家庭收入水平则低于白人的2/3，而被收监的几率则是白人的六倍多。[8]

新冠疫情暴发后，种族不平等现象进一步加剧。美国疾控中心（CDC）10月23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从5月1日至8月31日，美国白人感染新冠肺炎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51.3%；相比之下，占总人口12.5%的非洲裔美国人感染新冠肺炎死亡的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18.7%；占总人口18.5%的拉美裔美国人感染新冠肺炎死亡的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24.2%，这一数据比前三个月的统计结果上升了10.2%。[9]

这一现象的出现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拉美裔和非裔由于受教育水平低，大多从事维持社会运转所必需的服务业，疫情期间无法居家办公，直接面临病毒感染的风险；二是由于拉美裔和非裔收入低，比白人更容易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三是在疫情期间许多人失业，难以享受像样的医疗服务。[10]在这种条件下一旦感染病毒，患者的病情很容易恶化。

除此之外，相较白人而言，少数族裔在财务上处于劣势，经济上更脆弱，更容易受到外界环境变化的影响。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近日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美国少数族裔家庭普遍面临严重财务问题，非裔和拉美裔家庭受疫情影响更大。[11]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最近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疫情期间美国白人拥有的企业数量减少了17%，而拉美裔和非洲裔拥有的企业数目分别减少了32%和41%。即使有联邦政府的救助计划，最需要救助的少数族裔企业也几乎得不到优先考虑。[12]在新冠疫情冲击下，美国不同族裔间的财富和收入差距越拉越大，少数族裔将会面临更为艰难的处境。

新冠疫情加剧医疗和健康不平等

美国的医疗系统完全市场化，其上下游被医疗机构、药厂、保险公司等利益集团把持，定价不透明，加之政府不对医疗价格进行规范，这导致美国的医疗费用通常是其他发达国家的两三倍。[13]

因此，对于普通美国人来说，医疗保险非常重要。美国的医疗保险大致可以分为私人医保（商业医保）和公共医保。美国约有66.1%的人拥有雇主提供的商业医保（亦被称作“雇主医保计划”），另有34%的人接受政府提供的公共医保。[14]一般来说，稍微好一点的商业医疗保险费用为每年2万美元左右，大公司可能会负担雇员70%左右的保费，雇员自付6000美元左右，但即使有比较好的商业保险，就医仍需自付10%左右。[15]

如果没有医疗保险，一旦患病将面临高昂的医疗费用。据统计，美国2018年医疗保健支出为3.6万亿美元，人均11172美元，比上一年度增长4.6%，卫生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17.7％。预计2019-2028年美国卫生支出将以年均5.4％的速度增长，到2028年，将达到6.2万亿美元。[16]然而，根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019年的报道，近40％的美国人无法支付400美元的意外开支，有25％的美国人因为负担不起医疗费用而不得不放弃必要的治疗。[17]在新冠疫情发生之前，就有8700万美国人医疗保险不足或没有任何保险。[18]每年有超过五十万个家庭因医疗相关债务而宣布破产。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使许多人的生活和命运发生了彻底变化。据《纽约时报》报道，那些处于较低经济阶层的人更有可能感染新冠肺炎，他们也更有可能死于这种疾病。而且，即使对那些保住了健康的底层人士来说，他们也更有可能因为隔离和其他措施而遭受收入损失或失去医疗保障，这种影响可能是大范围的。[19]

根据美国保险行业组织研究，新冠肺炎住院患者的花费中位数为3万美元至6万美元不等（约合20万至40万元人民币）。对于数千万因受疫情影响而丧失医疗保险或保险不足的人来说，这一数字是难以承受之痛，一旦感染新冠肺炎就必须面临艰难而残酷的抉择：要么选择治疗，并做好破产的准备；要么放弃治疗，听天由命。

新冠疫情凸显美国医疗贫富差距，老人、穷人、少数族裔等群体首当其冲。相比之下，富人、体育明星、影视演员以及知名政客等权贵不仅享有病毒检测和治疗上的优先权，而且可以得到高水平的私人医疗服务，真正实现了“医疗自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在3月18日的白宫记者会上承认，有钱有名的人有时会被特殊对待，“也许这就是人生，这时常发生。我注意到有些人很快就接受了检测”。[20]

新冠疫情将美国医疗体系存在的问题暴露无遗。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盘根错节的医疗利益集团，建立真正的全民医保制度，在突发性重大公共卫生危机面前，仍将有更多的美国人付出惨重的代价。

新冠疫情加剧教育不平等

美国政府承诺确保每个孩子都有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然而，美国国内不同地区的教育水平存在差异，总体来说是东部和西部沿海地区高于中部地区。同时，由于财富和收入不平等，美国贫穷家庭和富裕家庭间的教育差距越来越大。美国的中小学以地方物业税为依托，学校的质量与社区质量有密切关系，房价越昂贵的高档社区学校质量越好。除“学区房”以外，富裕家庭还可以送子女去私立精英中小学读书，请有影响的人写推荐信，并让子女参与满足美国大学录取条件的各类活动，如：各类课外辅导课程、“贵族”运动培训班、海外游学等。在这种制度下，富人家庭的孩子往往能够享受最好的学校教育，而中心城区那些最需要帮助的孩子大多只能在教学质量相对较差的学校接受教育。[21]

在这样的政策和社会环境下，富裕家庭的子女显然会比贫穷家庭的子女享有更多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在高等教育阶段，收入和财富差距导致的教育不平等更加明显。美国高校实行申请制度，对校友以及提供大额捐赠者的子女给予优先照顾；同时，富人的裙带关系也会使其子女在申请大学时具备额外优势。近年来，美国高等教育成本持续高涨，政府的教育扶持资金却愈发匮乏。大学生能否顺利取得文凭，与其家庭的经济实力息息相关。据《纽约时报》统计，38所美国知名大学中，来自收入水平处全美前1%家庭的学生数量，多于来自收入水平处全美后60%家庭的学生的总和。[22]原本被视为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向上流动的重要手段的美国高等教育，在实际上却进一步助长了不平等，加剧了阶级和阶层的固化。

新冠疫情大流行引发了一场教育危机。一方面，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在疫情中备受冲击，最直接的影响是财政压力加剧和资金缺口扩大。据调查显示，在疫情影响下，政府的资金优先用于社会各行业的抗疫，大学的正常拨款被大幅削减；此外，疫情使得国际留学生入学率下降14.9%，这导致美国大学的收入急剧减少。与此同时，为了应对疫情，各大院校花费了数百万美元对学生进行检测、追踪和隔离。同时，学生改上网课、学校定时清理校园和宿舍等各项措施，也让大学的支出成倍增长。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影响了美国4000多所高等学府，包括哈佛在内的许多学校陆续实行了冻结招聘、员工提前退休、领导层减薪、重审预算甚至裁员等方法来平衡预算，一些小型文理学院在严重的财务危机面前甚至直接倒闭。美国劳工统计局报告显示，自今年3月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美国大学系统已经裁掉了30多万份工作岗位，亏损数亿美元。[23]

另一方面，受疫情影响，许多中低收入的美国人无法继续上大学或获得学位。贫困学生和有色人种学生将背负更多的债务，毕业率也会更低。在本科生中，美国原住民学生的下降幅度最大（-9.6％），其次是黑人学生（-7.5％），白人学生（-6.6％），西班牙裔学生（-5.4％）和亚裔学生（-3.1％）。[24] 美国国家学生信息交换所研究中心（NSCRC）报告称，今年新生入学的人数比去年下降了13％。进入秋季学期大约两个月以来，本科生的入学率比去年下降了4.4％，高等教育入学率总体下降了3.3％。[25]

在疫情面前人们发现，不论是在阶层跃升，还是在找工作方面，上大学并没有带来明显的竞争优势，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质疑昂贵的学费是否物有所值。新冠肺炎疫情恶化了美国教育领域早已存在的各类问题，要使局面得以转变，就必须从根本上寻找原因并有针对性地进行调整。

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在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制度

长期以来，包括美国在内的学术界对社会不平等的原因进行了探讨，并一致认为财富和收入不平等是造成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关于财富与收入不平等，目前学术界形成了三种占据主导地位的观点：一是全球化论，即认为全球化扩大了美国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二是技术进步论，即强调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新科技革命使美国经济结构发生变化，由此造成“知识工人阶层”与其他劳动阶层的收入差距增大。同时又由技术进步论引出了另一种流行说法，即认为教育在美国收入不平等的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三是制度政策说，即政策选择、规则和制度对收入分配具有直接影响。[26]

有代表性的是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的新著《资本与意识形态》，就持不同的价值观选择决定不同的制度和政策选择的说法。这些观点在美国国内的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引发了激烈的论战，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释美国社会不平等的原因。无论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都忽视了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制度这一根本原因。

私人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美国社会不平等的经济根源

马克思看来，造成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的根源是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资本家对工人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这一论断从社会制度层面揭示了不平等产生的真正根源。随着生产集中和资本集中的不断发展，资本主义已从自由竞争阶段进入私人垄断阶段。在这个过程中还产生了由工业垄断资本和银行垄断资本融合在一起而形成的金融垄断资本。美国是世界头号经济强国，也是金融资本力量最为强大的国家。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垄断资产阶级控制了美国的经济命脉和上层建筑，支配了大量的社会财富，是美国事实上的统治者。通过市场控制、税收调节以及对本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劳动阶级的剥削，美国金融垄断资产阶级获得了高额的垄断利润。在新冠疫情期间，并没有阻挡金融资产阶级趁机发财，赚得盆满钵溢；相比之下，美国普通民众却在经济下行中苦苦寻找出路。这种严重的不平等局面从根本上说是由美国的经济制度造成的。

私人垄断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衰败是美国社会不平等的政治原因

在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下，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效率较低，其制度的脆弱性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暴露无遗。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最先冲击的是美国医疗卫生体系。疫情暴发后，美国迅速出现了检测试剂不足、医疗物资短缺、医疗资源挤兑等现象，公共卫生系统短时间内被击穿；紧接着出现了金融体系崩溃，美国股市五次熔断。与之相伴随的是美国失业人数激增，社会矛盾尖锐。面对系统性的社会问题，美国特朗普政府非但没有拿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反而一直极力淡化疫情的影响，甚至用反智和非理性的言论来压制科学的声音。在疫情未得到控制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却急于督促各州复工复产，完全不顾及民众的生命安全。除此之外，新冠疫情也暴露出美国政治制度的腐朽和衰败。在疫情暴发前，美国两党部分议员一边对公众表示美国的疫情可防可控，一边却抛售了大量的股票。在应对疫情的过程中，美国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非但没有通力合作、共同抗疫，反而相互指责，推卸责任，甚至出现了联邦政府“截胡”各州抗疫物资的情况。在应对疫情的过程中，特朗普政府任人唯亲，其女婿贾里德·库什纳负责的“空中桥梁计划”动用联邦政府紧急救灾的权利发国难财，从世界各地统一采购抗疫物资，最后却卖给了5家私人企业。美国各州想要获取医疗物资，必须从这5家私企手里竞拍。在疫情依旧严峻的形势下，两党不顾民众的安危和疾苦，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党派斗争和总统竞选上。美国在新冠疫情面前表现出国家治理能力低下、政治制度衰败使社会不平等成为顽疾。

新自由主义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社会不平等

新自由主义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处于边缘地位。直至20世纪60年代后期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滞胀”局面后，新自由主义才开始兴起，并逐渐在全球泛滥。新自由主义在完全自由的竞争市场和理性的自私经济人假说的基础上，主张“唯市场化”、“唯自由化”、“唯私有化”和“唯个人化”。[27]

所谓“唯市场化”，是指把生产要素、产品和服务全部交给市场去调节，反对国家必要的积极调控。所谓“唯自由化”是指让私人跨国公司在国内外市场完全自由地垄断竞争，反对国家和国际必要的制度和政策约束。所谓“唯私有化”，是指主张国有企业和公共服务要实行私有化（民营化），反对国家发展必要的国有经济和集体合作经济。所谓“唯个人化”，是指人们的福利和生活保障最大程度地由个人承担，反对国家实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措施。新自由主义是一种反映垄断资产阶级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其影响遍及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领域，给世界经济和社会的公平发展带来了许多恶果。

新自由主义是在反对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基础上产生的，旨在服务于金融垄断资产阶级追求利益最大化这一目标。新自由主义在治理上主张放松金融监管，开放金融业务，实行金融自由化。这一政策的结果使金融市场迅速发展，尤其是美国，金融资本急剧膨胀，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脱钩，社会财富不断向金融资产阶级聚集，国家权力和上层建筑服务于金融资本的需求。在现实中就表现为美国政府和政党长期被金融利益集团操纵和控制，无法制定和实施促进社会公平的税收、产业、社保等政策。在新冠疫情暴发后，美国股市五次熔断，特朗普政府迅速采取了大规模的救市措施。相比之下，在抗击疫情上，美国政府始终行动迟缓，百般推诿，表现不力，成千上万的人因此而丧命。从美国政府救市不救人的做法上不难窥见，金融垄断资产阶级早已凌驾于政府和民众的利益之上。在这样的情况下，以金融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大资本家的财富和收入越来越多，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必然越来越大。

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事关国民生计的医疗、教育、失业救济等行业均被私有化，公共服务被当作商品来出售，致使普通民众需要承受高昂的代价。在新冠疫情这样的突发重大公共卫生危机面前，美国社会依旧遵循私人垄断资本的逻辑在运转，一切都要以资本利益为首要考虑，民众的遭遇和疾苦都被弃置一侧。可以预见的是，只要代表极右垄断资产阶级的新自由主义仍然畅行其道，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没有消除，美国由财富和收入严重不平等所引发的其他社会不平等问题就无法被消除。

  （编辑  杨利红）

中信集团的资源能源板块远不止铌、铜、铝，还有铁、锰、铂金、钾、煤以及石油、天然气等，项目遍及世界各大洲。人们常说，评说历史需要时间。但有的时候，时局变幻，如棋局常新，一些好像刚刚经历过的事件就被赋予全新的意义。

2019年1月，中信集团董事长常振明在年度工作会议上谈到了资源问题。“我掌握的数据显示，目前中国铁矿石进口依存度为85%，原油为70%，铜达到70%，铝也达到50%。中信作为央企，要坚定不移践行国家战略……目前在资源能源等领域中信在海外都有投资，如果能够提升竞争力，打造海外基地，平抑原材料价格波动，这也是对国家做贡献。”

令常振明自豪的是，他所提到的中国进口依存度最高的若干种资源能源，恰是中信早已在全球布局的产业。中信的多家子公司——中信资源、中信金属、中信澳大利亚、中信矿业国际、中信建设、中信大锰……无时无刻不在紧盯着全球资源市场的各种异动和机会，凭借着更早一步的“走出去”，在全球资源市场占据了有利的高地。

 2019年3月，中信金属集团总经理孙玉峰担任了香港上市公司中信资源的董事长。他说：“我们就是要去拿世界一流的资源。”

其实，今天对于中国的企业来说，要想拿到一流的矿产资源已经越来越困难了。

“中信铌”

铌是一种神奇的金属，它在化学元素周期表上被确认的历史不过175年。随着人们逐渐意识到它对钢铁材料的价值，越来越多的商业用途才悄然显现。

世界约85%~90%的铌以铌铁的形式用于钢铁生产。钢中只需加入0.03%~0.05%的铌，便可使钢的强度显著提高，同时还可以提高钢的韧性、抗高温氧化性和耐腐蚀性，使钢具有良好的焊接性能和成形性能。因此，铌成为飞机、火箭发动机的重要材料。

用高强度、高性能钢材取代普通碳素钢材，不仅可以降低使用钢材重量和生产成本，还能够节能降耗。强度增加，用材量就可以大大减少，这意味着更少的铁矿石、能耗和水，也意味着更少的粉尘和二氧化碳的排放。

但是，铌在地球上的储量实在太少了，而其中90%都集中在巴西，中国的铌储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1989年，中国市场的铌铁消费量不足20吨，巴西矿冶公司（CBMM）在中国销售铌铁已10年，但销售量几近于零。沮丧的巴西人想打道回府。

中信就在这个时候主动找到了CBMM：“我们可以帮你们在中国推广铌铁。”

刚刚从钢研院调到中信没多久的付俊岩曾在美国匹兹堡大学进修，资助他的正是CBMM。这时，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可否在中信的平台上打开铌在中国的销售市场。

建设已10年的宝钢投产在即，付俊岩来到宝钢指挥部、上海冶金设备厂，然后又找到了武钢，宣讲生产含铌高强度钢是一件有着多么长远意义的事情。这一趟的游说有了重大突破，他与上述三家企业签订了一个15吨铌铁销售的意向合同，然后他赶紧联系CBMM。

中信与铌的缘分就此开始。

1994年，中信出资100万元成立了“中信铌钢发展奖励基金”。“铌基金”很快与首钢等14家钢厂签订了技术贸易合作协议，向厂家免费赠送铌铁进行含铌钢的开发。铌基金每年资助召开全国性的低合金钢学术年会；他们还资助钢企工程师“走出去”，到海外去看看人家的铌钢有什么用途；组织翻译并撰写了大量科普文章，宣传铌的用途；铌基金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评选年度含铌钢发展奖，召开颁奖大会。一时间，“铌”成为冶金行业最红的元素。

中信金属将这一时期的工作总结为铌在中国的“第一阶段”——在钢企普及对铌的认知。到20世纪末，铌铁在中国的年消费量接近1000吨。

但仅仅有了认知显然不够。接下来，他们与国内的钢厂合作，开发出新的含铌钢品种。

差不多用了8年的时间，中国含铌钢品种从零发展到了200多种，包括高强度管线钢、桥梁钢、造船板、汽车用钢、不锈钢、建筑用钢等。这是铌在中国的“第二阶段”，铌铁年消费量达到了20 000吨。

2008年，西气东输二线工程管线钢的研制成功，让“中信铌”大放异彩。

“当年中国生产不了，只能从日本韩国进口，而这类管线钢对方的报价是1000美元 1吨。”孙玉峰至今对此耿耿于怀。

此前的西气东输一线工程采用的是X70级钢材，工程启动时，中国尚不具备这一钢材的生产能力，日韩钢厂坐地起价，基本垄断了X70钢材的市场。

西气东输二期工程全长9102公里，这是当时世界上X80管线钢用量最大、敷设长度最长、输气管压力最高、输气管口径最大的管线工程。《人民日报》的一篇报道这样写道：“中信集团外籍专家、来自巴西矿冶公司的约翰·马尔科姆·格雷博士雪中送炭，协助我国……成功开发出符合设计要求的‘低碳高铌’高性能X80管线钢，攻克了新一代管道断裂控制、大口径厚壁焊管等重大工艺。”

中信金属与CBMM、中石油、钢铁研究总院、北京科技大学以及10家中国钢铁企业共同搭建了一个科技攻关平台，完成了一整套从钢的微合金设计、钢的冶炼、钢的生产一直到管道制造、焊接等全部的设计和工艺。

最终，二线工程所需的434万吨X80钢管完全实现国产化。

与西气东输一线工程采用的X70钢管相比，二线使用的X80钢管节约了钢材约42万吨，节约投资约42亿元；另外，国产X80钢板和钢管比进口价格低30%，节约投资约84亿元。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鹤林说：“中国的管道业以西气东输二线为标志，实现了从追赶到引领的跨越。”

英国人格雷博士因对中国钢铁和石油工业的贡献，获2016年度中国政府“友谊奖”；这一技术还获得了 2014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做产业链的主导者

在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时候，中国的钢铁工业突遭霜冻，钢厂产能严重过剩，大量的粗钢堆积在厂区卖不出去，生死线上挣扎的钢厂最先想到的出路就是降价以求。中信铌铁的销路突然遇阻。

“我们不得不转换思路。”郭爱民说。

郭爱民是中信金属副总经理、总工程师，此前一直在武钢做铌铁的科研和应用。“我们意识到了问题的瓶颈：只有先拉动钢厂的下游厂家——汽车厂、造船厂、桥梁厂、工程机械厂……它们的需求旺盛，才能拉动上游钢铁厂缓过这口气，并且促使钢厂尽快转型升级。”

“要把我们整个链条延伸到这些下游厂家，帮助它们发现与国外产业的差距，材料、设计、应用、制造、法规、标准等方方面面的差距，找到我们自己的问题，然后组织力量来解决问题。”郭爱民说。

从这时候开始，铌铁在中国的发展进入了它的“第三阶段”——中信金属成为产业链的主导者。

这是一个看上去有些奇怪的链条。

中国商用车车结构件主要用材是Q345级合金钢，国外主流商用车用材则主要是700MPa级，相比之下国外的材料强度增加了一倍，韧性和抗腐蚀性表现更优。那么，是不是把中国的汽车用钢换一种新材料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呢？显然没那么简单。

“中国商用车领域从材料、设计、零部件技术、下游商用车厂及用户，这条链基本上是松散的。”郭爱民解释道。这就是说，就算钢厂的钢材可以立刻升级，汽车厂还不知道从何处下手改型呢。

中信金属连续7年组织并资助中国汽车厂的总设计师到欧洲参加车身展示会，那是世界排名前10位的最先进汽车厂的最新产品。从设计到工艺、再到新材料的应用，无一不令人眼界大开。

参展后回到国内，中信金属再组织召开中国轻量化车身行业会议，让每一位从欧洲回来的专家解读世界最前沿的技术和应用，让最新鲜的信息更早一步被中国的汽车人知晓。

中信金属还与东风商用车合作，从车型设计、材料开发、制造工艺和整车性能评价等方面入手，系统地开发新款厢式货车，希望通过这样的合作来打通商用车轻量化用材及设计的产业链。

2016年10月，在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年会期间，中信金属举办了含铌钢汽车零部件展览，展出了25个含铌钢制造的、具有前瞻性的汽车零部件。这都是中信金属与合作伙伴共同开发的。在这些零部件跟前，参会的各路专家驻足良久。无论是新产品的性能还是产品背后的创新逻辑，都足以让人深思。

中信金属是铌在中国的经销商，但是现在它将自己的工作重心大大延伸，从钢铁业延展到汽车、造船、桥梁、化工、纳米晶、电池、太阳能板等钢材的下游产业及非钢产业。在相当一部分行业中，打通产业链的主导者不是制造商，不是科学家，不是工程师，而是中信金属这家铌铁经销商。

30年中，中信金属和CBMM累计投入超过1亿元的研发经费，设立了120项研发项目，为终端用户提供了从材料到应用的各种成套解决方案。中信金属还设立了铌钢科技进步奖、设立了铌钢奖学金，不仅着眼于中国铌钢的今天，更放眼明天的中国制造。

如此的进步让“中国制造”赢得了全世界的瞩目。

在世界已经建成的前十座特大型桥梁中，中国占了80%。在这个过程中，含铌高强钢建造的桥梁已经成为中国制造的名片之一；

含铌高强钢以其良好性能支撑了大型钢结构建筑的发展，“鸟巢”、中央电视台新址、国家大剧院以及中信大厦，都是铌钢的直接受益者；

中国已成为全球最重要的船舶制造国，与10年前相比，造船完工量在全球占比提高了36个百分点。

到了2019年，铌铁在中国的消费量达到了40000吨，比10年前翻了一番，为全球之最。

2010年，CBMM想到的第一个战略合作伙伴就是中信，它想把15%的股权让给中信金属。这是不可再生的、极其稀有的战略性资源。从2006年到2010年，中国对铌的进口量翻了一番。如果能够在恰当的时机，以合理的价格获得上游铌矿资源，对中国、对中信来说都是不可多得的机会。

“这是一个宝贝”，孙玉峰说，“CBMM一家的矿山就可以满足全世界的需求。而且CBMM是露天矿，开采成本很低。”

但是，收购CBMM 15%的股权要20亿美元，盘子太大。正赶上开全国钢铁年会，宝钢集团董事长徐乐江听说了，拍着胸脯说：“我们宝钢跟进，再找几家，中信牵头，我们一起投。”

2011年9月2日，由中信、宝钢、鞍钢、首钢和太钢5家公司组成的中国联合体共同成立的中国铌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19.5亿美元的价格成功完成了对CBMM 15%股权的收购，并在当天完成了交割。如此大规模的收购行动，在中国钢铁领域尚属首次。

30年铌钢春秋，始终是中信与他人共同合作写就的，中信的“朋友圈”有宝钢、鞍钢、首钢……有汽车厂、飞机制造厂、石油管道公司、高铁公司、桥梁公司……中国的工业化正在从高速度向高质量转变，对铌铁的需求量将大大增加。世界平均吨钢铌铁的消费指数为50克铌铁/吨钢，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的这个指标大约在100克，中国目前只有30多克。这一指标不仅仅反映整个中国钢铁工业的水平，更是一个国家制造业整体水平的折射。

中信牵头收购CBMM股权的经历，让中信金属似乎悟到了一些金属之外的东西，孙玉峰说：“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成长过程。”

为什么？

在过去的20年里，曾有无数的项目找到中信金属公司，孙玉峰谨慎地避开了各种诱惑。他不假思索地说：“迄今为止，中信金属没有投资失败的案例。”

“我们要回归到事情的本质，判断项目好与不好，最重要的是一个竞争力的问题。我们看所有的项目一定要看它的生产成本，它的成本一定是在同行业平均水平以下才有可能是有竞争力的。”

基于上述认识，中信金属倾力建设了自己庞大的专业数据库。

追踪、分析、印证，然后才形成中信金属投资目标的长名单和短名单。接下来的事情就是静候机会的降临。“15%的股份是我们等了 20年才等到的。”孙玉峰不胜唏嘘。

携手进入拉斯邦巴斯

基于行业研究体系，中信金属有一个投资品种的目标靶圈，其中，靶心是铜。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铜消费国。2013年，我国铜消费量达到1000万吨，占世界总消费量的40%左右。然而，我国自产矿山铜却仅有154万吨，且资源禀赋严重不足。长期以来，铜都是我国最为紧缺的大宗矿产原料之一，对外依存度高达75%以上。

世界最大的铜矿分布在智利、澳大利亚、秘鲁、美国等地，且大都在嘉能可、力拓、英美资源等西方公司手中，中国矿业企业话语权极其微弱。

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中信金属制定了进军上游的战略。

2012年2月，嘉能可公司宣布将与超达公司合并，并提请欧盟、南非和中国等国家或地区的监管机构进行反垄断审查。

嘉能可公司是一家超大型多元化全产业链的自然资源生产商、加工商和销售商，位列世界财富500强第14位；超达公司更是世界第四大多元化矿业企业。如此庞大的两个公司合并将缔造全球最大自然资源集团之一，完全有可能左右世界铜市场的供需。中国商务部提出：为防止新公司在中国铜精矿销售业务上有可能造成的垄断，新公司必须在指定时间内剥离所属的拉斯邦巴斯铜矿资产全部权益，或由商务部无底价拍卖其所持有的四项绿地铜矿资产之一的全部权益。

听到这一消息，马满福顿觉心脏在怦怦地跳动：“机会出现了，原属嘉能可的拉斯邦巴斯铜矿将成为一项待售资产！”

来中信金属五六年了，马满福一直在苦等这样的机会。

“拉斯邦巴斯是目前全球为数不多的可快速形成铜精矿供应能力的优质铜矿项目之一，查明铜资源储量达到1050万吨。而且矿区具有广阔的找矿潜力，未来铜资源储量有望进一步增加。”

重要的是，拉斯邦巴斯项目的生产成本水平处于全球前1/4区间，正是孙玉峰所说的“具有竞争性的”、成本在“行业平均水平之下”的“一流资源”。

中信有没有机会？

“有。”马满福说，“那几年全球矿业市场陷入低迷，西方矿业巨头们迫于市场和股东压力，纷纷摒弃了之前在景气时期疯狂并购的战略，像必和必拓、力拓、淡水河谷、英美资源等矿业界的巨无霸，此时都专注向内消化并购和积累的各类资产。”

而且此次这些矿业巨头若想分一杯羹，势必也会遭遇各国、各地区的反垄断限制。更有利的是，拉斯邦巴斯项目机会又是中国商务部反垄断审查中出现的。

如此战略机遇千载难逢！

孙玉峰一刻也不敢耽误，立刻将此事上报中信集团。

集团给予了支持，于2013年6月向国家发展改革委递交了信息报备资料。

拉斯邦巴斯项目规模巨大，因为面临反垄断问题，花落中国将是一个大概率事件。五矿、中铝分别组成联合体参与竞购，并几乎同时向中信金属伸出了橄榄枝。

中信选择加入了五矿联队。在这个联合体中，还有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相似的企业文化让他们彼此走近。这在联合体内部、在联合体与外部的谈判过程中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竞购第二阶段，在有关部门协调下，中铝联合体退出竞购。

尽职调查在同一时间紧锣密鼓地展开。

拉斯邦巴斯铜矿位于秘鲁安第斯山区最贫穷的阿普利马克地区，然而这里却守着一个最富有的铜矿。尽管这里离最近的海港尚有700公里的遥远路途，这里的海拔已在4200米以上，但因为是露天大规模开采，它未来铜精粉的离岸成本依然低廉。

直升机在蓝天盘旋，壮丽而险峻的安第斯山脉逶迤绵延，在群峰和绿野之间，拉斯邦巴斯铜矿蓦然映入眼底。这一景象令马满福至今难忘：“只有亲临其境，你才能真切感受到拉斯邦巴斯项目作为世界级矿产项目的宏大规模，这是我几十年的矿业生涯中前所未见的。”

但是，此案在中信集团的战略与投资管理委员会上却遇到了格外审慎的对待。资本开支、收购价格、社区建设与搬迁、运输、环保、劳工、法律、合作团队、退出方式……，“几乎涵盖了我们所知的海外矿业并购所有风险点”。

会议时间一再延长，现场讨论异常激烈，正反方意见相持不下。

总经理王炯从另一个会场匆匆赶来。再次评估整个项目，再次分析可能出现的重大风险——社区问题、运营风险、产品运输风险，以及应对措施是什么。

建设风险几何？

此时项目已经完成40%以上的建设工作，合作伙伴五矿也拥有成熟的国际大型矿山建设与运营经验及团队，中信拟分担的融资贷款也在中信金属可承受的范围内，这些都大大降低了项目风险。

最具说服力的理由依然是中信的责任与使命。拉斯邦巴斯矿山将成为第一家由中国100%收购的世界级铜矿，这对于保障国家利益、优化中信集团投资结构具有重要的意义。

问题不辩不明，当讨论结束的时候，集团已经对这个项目大开绿灯。从董事长常振明到每一个职能部门的经办人员都全力予以支持。时间紧迫，一时间拉斯邦巴斯项目被放置在了特事特办的优先地位。

马满福到中信的时间不算长，但是拉斯邦巴斯一案让他更加深刻地认识了中信：“通过这一点，我也能深刻体会到为什么中信能够在改革开放的几十年里，始终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占据领先地位。”

外部的审批同样高速而有效。从2014年6月上旬拿到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批复，到获得商务部的境外投资批复，再拿到外管局的购汇批复，整个过程只用了不到一个月。

2014年8月1日，矿业巨头嘉能可公司宣布，其在秘鲁的拉斯邦巴斯铜矿项目最终以70亿美元的价格被中国联合体收购。

2016年1月15日，第一船1万吨铜精矿在秘鲁马特拉尼港口装船起运，目标是上海港。

拉斯邦巴斯项目投产当年，它的净利润超过了2亿美元，第二年更是达到了5亿美元。中信金属除了获得应有的红利，还获得了拉斯邦巴斯铜精矿26.25%的销售权利。

入主艾芬豪矿业

南非航空SA1797在卢本巴希机场徐徐降落，正午的阳光透过翻卷的白云铺陈在中非大陆上，飞机在跑道上滑行，两旁大片的热带绿植掩隐不住赤色的土壤，在阳光下红绿分明，色彩格外浓烈。

这是2016年9月，孙玉峰第一次到刚果（金）。卢本巴希靠近赞比亚，是刚果（金）的第二大城市。在卢本巴希机场仅仅逗留了几十分钟，全体人马又上了另一架更小的飞机。两个小时后，飞机再度降落。

通向艾芬豪矿区的道路崎岖而破旧，汽车驶过，一阵红色的尘土飞扬起来，车窗上立刻被染红一片。

孙玉峰此行，意在艾芬豪旗下的卡莫阿铜矿。

今天的艾芬豪拥有刚果（金）卡莫阿铜矿、基普什锌铜矿和南非的普拉特瑞夫铂族多金属矿，三个世界级的在建矿山。艾芬豪的董事长罗伯特·弗里德兰在全球矿业界的影响力举足轻重，一直被全球金融领域和矿产资源行业的领导者公认为创业探险家、技术革新者和公司创建者。

何谓世界级？2016年10月卡莫阿铜矿就测得整体铜资源储量为3340万吨。一家矿山的储量就相当于中国铜资源全部储量的1/3。但这还只是卡莫阿的冰山一角。

但是谈判并不顺利。

罗伯特看重的其实是中信金属背后的中信集团。中信集团对加盟艾芬豪是什么态度？能够调动足够的资源予以支持吗？罗伯特要见王炯。

王炯耐心地和对方谈起了中信在全球的资源能源布局，“中信集团当然支持中信金属加盟艾芬豪”。

卡莫阿不断有好消息传来。2017年10月，卡莫阿铜矿新增资源储量1200多万吨，特别是卡莫阿–卡库拉矿场，每一次新的钻洞都会带来令人震惊的发现，艾芬豪急需资金推进矿山的建设，于是再次找到中信金属。

此前，其他股东也曾提出追加投资，但是弗里德兰拒绝了，还是希望中信能够加盟艾芬豪。他叹服中信非同一般企业的品牌效应以及在全球的影响力，艾芬豪要想在南部非洲那样的不确定性的环境下长长久久地经营，非要有一个这样的战略伙伴不可。

经过几十次的谈判，双方最终达成了一致。

2018年6月11日，艾芬豪矿业执行主席罗伯特·弗里德兰在北京宣布，艾芬豪矿业将以每股3.68加元的价格向中信金属定向增发196602037股普通股，艾芬豪所得的收益总额约为 7.23亿加元（合5.6亿美元）。

配售完成后，中信金属将持有艾芬豪矿业已发行普通股的19.9%，并成为艾芬豪矿业的单一最大股东，弗里德兰将作为艾芬豪矿业第二大股东持有公司超过17%的股份。

在中国的媒体上，这一消息的标题前面加上了两个字——重磅！

罗伯特·弗里德兰说，中国现在是全世界最大的基础金属消费市场，中信金属是一家备受尊崇的中国国有企业，其战略性投资正是艾芬豪资产质量的重要验证。

孙玉峰说：“中信金属和艾芬豪在这次合作中，真正实现了互补和合作共赢。”

3个月后，交易完成。

2018年10月1日，艾芬豪矿业公司宣布，在其位于刚果（金）卡莫阿–卡库拉铜矿的西部前陆（Western Foreland）中发现了高品位铜。消息一出，艾芬豪股价瞬时拉高，开盘仅仅5分钟，股价即上涨8.4%至2.98加元。

从那之后，在艾芬豪的官方网站上，更加频繁地出现新的令人振奋的信息。

网站用彩色的勘探示意图来表明艾芬豪卡莫阿矿的价值，它们由卡库拉、卡库拉西、卡库拉北等若干不同的矿区组成，不同的颜色标示了它们不同的品位，就如同世界地形图一般，越接近温暖的橙红色，铜的品位越高。而卡库拉矿区的颜色已经红得发紫。

2019年2月6日，艾芬豪矿业公布了卡库拉一级铜矿的独立预可行性研究报告，报告显示：在卡库拉投产后的第一阶段，每年铜产量600万吨，预计可开采25年，前五年平均铜品位高达6.8%，矿场现场的铜现金成本为每磅0.43美元，其间将带来54亿美元的税后净现值，内部收益率高达47%。

这一天，艾芬豪同时公布了卡莫阿铜矿整体矿区的经济评估报告，未来年处理矿石规模将扩大至1800万吨，3个年产量600万吨的矿场以及一座世界级的粗铜冶炼厂，并且将于第十二年达到74万吨的产量。按照这个生产速率计算，高峰生产年份卡莫阿–卡库拉将会成为世界第二大铜矿。卡莫阿矿和卡库拉西部矿场日后的扩建资金可从卡库拉矿的现金流获得，并将带来100亿美元的税后净现值，内部收益率41%。

这一天，艾芬豪的股价再度上涨，多伦多股市收盘上涨13%，至3.28加元。

弗里德兰说：“卡莫阿–卡库拉毫无疑问是世界上最优质的未被开发的铜矿勘探区。它是独一无二的，它拥有超高的铜品位，比世界上主要铜矿要高出几倍，遥遥领先对手。”

这是真真正正的世界一流资产。

2019年4月28日，中信金属与艾芬豪签署再次增资协议，中信金属以每股3.98加元的价格，向艾芬豪矿业额外投资6.12亿加元（约4.57亿美元）。艾芬豪矿业将持有13亿加元（约10亿美元）的现金，是艾芬豪矿业需向卡库拉铜矿建设资金的两倍。这是中信金属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第二次大额入股艾芬豪矿业，这将极大地加速卡库拉矿场建设。

8月18日，卡莫阿再爆好消息，在卡莫阿北部北富矿脉的探矿工作再次取得新发现：发现了平均品位18.0%的钻孔，刷新了2019年初13.05%钻孔的记录，成为卡莫阿铜矿项目自勘探以来铜品位最高的钻孔。孙玉峰难掩内心的激动，这是国内万吨级以上的18个铜矿山平均出矿品位0.75%的24倍！

由于电动汽车的快速普及，铜的消费量将会有数倍于今天的增长。而全球传统铜矿在急剧萎缩，约有一半的铜矿山的矿龄已超过50年，矿山品位正逐年下降，全球矿山平均品位由 1990年的1.6%下滑至1%以下。进入21世纪，世界最大产铜国智利的铜矿品位下降超过50%，平均年复合下跌4%。如此局势下，卡莫阿铜矿令人惊叹的勘探结果更显出其重要价值。

回望上述案例，在合同刚刚谈下来的时候，国际市场上仍是一片风和日丽的景象，到处都能听到对中国发展的称赞和艳羡。但时隔不久，整个世界已是阴云密布，海平线上电闪雷鸣，不但中美贸易摩擦已是不争的事实，而且美国政客喊出的全面“经济战”的帷幕已经拉开。

“经济战”很可能不仅仅只是当届美国行政当局的对华政策，还将演变为今后一段时间内美国对华政策的一块基石。在每一条战线、围绕着每一项资源，中国都有可能遭遇遏制。

站在这样的高度理解中信海外各种资源并购，便不难看出，早有一种更大的担当矗立其间。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商业之争。正如王炯所说：“40年的中信始终在履行其央企的责任，努力为国家多作贡献。”

（编辑  杨利红）

内容提要：中国抗击疫情的实际行动和突出表现，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讲好疫情大考下中国制度故事，就要打破西方学术体系的条框，坚持用中国学术话语发声。中国学术话语深深扎根于中国历史文化和中国实践中。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中国制度优势做了重要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提升，为讲好中国制度故事提供了基本的话语支持，也指明了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方向和思路。应把握疫情大考带来的历史机遇，充分运用十九届四中全会提供的学术话语支持，讲好中国制度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关键词：疫情大考  中国制度故事  十九届四中全会  中国学术话语

新冠肺炎疫情是人类百年不遇的一次大流行病，带来了一场全球性灾难，同时也是对世界各国国家制度和治理能力的一次百年大考。从国内的防控状况看，我国国家治理体系还存在一些短板，国家治理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升。但从国际比较看，中国无疑交出了最好的答卷。长期以来，中西方制度比较研究一直备受关注，但很难做到客观公正的评判，因为两种制度始终处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相对而言，这次疫情大考为两种制度提供了同台竞争的机会。中国抗疫的实际行动和表现与美欧主要国家形成了强烈对比，这为我们进一步坚定制度自信提供了强有力的事实依据，对我们进一步总结我国制度建设和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具有重大意义。

讲述中国制度故事要明确认识论的问题

讲好中国制度故事，应该采用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然而，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我们长期浸润在西方主流学术话语体系中，养成了一种与西方学术话语接轨的学术倾向，以为西方标准或美国标准就是国际标准。所以，很多学者在探讨中国问题时，往往习惯于从一套西方学术话语出发，潜意识以为中国的某种成功实践和经验，一定是符合西方某种理论的。一些学者沉迷于西方学术话语的各种条条框架中，严重忽视中国学术话语应有的独立性问题。这也是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严重落后于中国实践的一个重要原因。习近平同志曾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①]

如何探寻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路径？中华文化有注重“入世”的传统，认为知识来自生产生活实践中的累积。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理论构建主要是从历史经验的总结开始的。而西方宗教神学显然具有“出世”的特征，其理论体系的构建往往以某种先验的宗教观念为出发点。这种认识论的根本性差异始终存在于中西文化血脉中。而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则强调理论源于实践。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中国先进分子所吸收，首先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或者研究问题的方法。若不从实际出发，只是任意套用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经典概念或论述，首先就违背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毛泽东同志很早就提出反对“本本主义”，他在《实践论》中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进行了深刻而系统的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中国实践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中国概念和中国理论。在这个过程中，自然也包含了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

因此，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从根本上阐明了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路径。一些学术领域出现的马克思主义失语和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的现象，并非仅仅是意识形态的问题，也是科学研究方法的问题，即背离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理论构建方法。因此，即便是从纯科学的角度看，中国学术研究也有必要回到唯物辩证法的思路上来，这不仅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要求。唯此，才有可能构建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学术话语体系。

从唯物辩证法来看，中国学术研究应该与“中国历史和实践——中国经验——中国概念和中国理论——中国实践”的路径相符合。我们应该从中国实践和中国经验中总结、提炼中国概念，构建中国理论；用中国理论来认识和指导新的中国实践，并在新的实践中完善中国理论。这是一个认识论螺旋上升的过程，也是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形成和构建过程。当前，对中国实践和中国经验的总结多数来自党的文件和资料。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积累的经验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这意味着，中国学术研究不仅不应该回避党的文件和资料，而且应该充分发掘和利用之。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中国学术研究和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决定》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中国制度优势的集中概括和总结，应该成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构建的重要参考和基本依据。疫情大考为我们讲好中国制度故事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为此，本文以《决定》相关内容为依据和出发点，来讲述疫情大考下的中国制度故事。

《决定》提供了重要的中国话语支持和方法指南

作为百年不遇的全球大流行病，新冠肺炎疫情也是我国遭遇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其传播速度、感染范围和防控难度都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之最。习近平同志指出：“这次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②]事实证明我国经受住了这次历史性大考。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经过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国内疫情得到基本控制的同时，各地复工复产和国民经济复苏的形势持续向好。与美欧主要国家的防控状况比较，中国无疑交出了最好的答卷。

对中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大考，从根本上说也是对中国制度建设的大考。正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所指出的，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力的集中体现。中国采取的疫情防控举措起初遭到质疑，但现在已成为面向全球的公开课，多国领导人和媒体公开呼吁学习中国经验，“中国制度优势”也因此受到更多关注。

中国制度优势是在新中国成立70年和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中经过不断积累和总结而形成的。党的十八大以来，制度建设被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系统总结党领导人民在制度建设实践中积累的经验成为一项重要工作。为此，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门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题开展讨论，概括和总结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所具有的多方面显著优势，并发布了《决定》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文件。

这次会议针对国家制度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开展讨论的重要考虑之一，就是提高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要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运用制度威力应对风险挑战的冲击。”[③]就此而论，十九届四中全会对中国制度优势的集中概括和总结为应对这场不期而至的疫情大考做了思想上的准备。

更重要的是，十九届四中全会和《决定》对研究中国制度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方法和思想的指导。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来看，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是在实践探索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而实现的。其重要标志是概念的形成，以及判断和推理方法的使用。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言：“这个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在人们对于一个事物的整个认识过程中是更重要的阶段，也就是理性认识的阶段。”[④]十九届四中全会和《决定》，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可以认为是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一次重要飞跃。其中包含的重要概念、判断和推理都是理性认识的重要标志，也是构建中国制度理论体系的核心要素。经过这次疫情大考的实践检验，对中国制度优势的理性认识必将进一步深化。因此，十九届四中全会和《决定》对我们深刻把握这次疫情大考，讲好中国制度故事，乃至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学术话语体系都具有根本性指导意义。基于这一认识，本文尝试运用《决定》提供的话语和思路来讲述疫情大考下的中国制度优势。

疫情大考下的中国制度优势

《决定》从十三个方面集中概括和总结了中国特色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这些显著优势在疫情大考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基于上述对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初步认识，本文从五个方面来简述抗击疫情的中国制度故事。

第一，“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关键战略性技术攻关、重大工程建设和突发灾害防治等诸多方面取得的一系列重要成就，都得益于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制度优势。这一优势在疫情防控中再次得到了充分体现。疫情发生后，党中央一声令下，举国上下闻风而动，高度协同，打响了疫情防控阻击战。300多支医疗队和4.2万名医务工作者迅速向武汉和湖北集结。来自全国各地的防疫物资和生活物资也纷纷驰援湖北和武汉。在疫苗研发领域，我国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沿，体现了科技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优越性。在医疗设施建设方面，短短10日内，一座可容纳1000张床位的火神山医院拔地而起，可谓中国速度的一次极限挑战。承担这一建设任务的主要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中国速度’的背后，是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⑤]得益于这一制度优势，我国能够迅速建立起医护救治、后勤保障、科技支撑和基础建设等全方位、立体化的防控体系，打响了抗击疫情的总体战。

第二，“坚持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的显著优势”。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在革命和建设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力量。毛泽东同志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⑥]中国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中所取得的决定性成就再次印证了这一论断。客观而言，欧美主要发达国家疫情发生时间晚于中国一个月以上，且具备较好的医疗卫生条件，但依然未能及时控制住疫情蔓延，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未能有效动员广大民众。疫情发生时，中国共产党迅速做出反应，全面部署，全民动员。广大医务工作者、党员干部、社区工作者，还有无数志愿者和亿万坚守工作岗位的普通工人，万众一心，凝聚成战无不胜的磅礴伟力，打响了抗击疫情的人民战争。

第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显著优势”。以人民为中心，一切为了人民，是党开展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生命安全和健康放在第一位，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都应该遵循的通则。然而，在疫情肆虐之际，一些西方国家面临拯救生命和发展经济的两难抉择时，依然倾向于后者。更有甚者，有些西方政要竟然抛出牺牲老年人以挽救经济的荒唐言论。[⑦]相比之下，在中国抗击疫情的实际行动中，我们亲眼见证并切身体验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这一理念。不放弃任何挽救生命的机会，全力救治任何一位患者，上至108岁高龄老人，下至出生仅30个小时的婴儿。举例而言，湖北省治愈的80岁以上老年患者超过3000人，其中有多位是从死亡线上抢救过来的。同时，党和国家始终以增进人民福祉为己任。面临疫情带来的新困难和新挑战，党中央依然下定决心，确保如期完成脱贫任务。中国以抗击疫情的实际行动阐释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第四，“坚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做出贡献的显著优势”。病毒没有国界，新冠肺炎引发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更加凸显。在抗击疫情的实际行动中，中国始终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及时分享抗疫经验，无私提供抗疫援助，并积极推进国际合作，构筑全球抗疫统一战线。习近平主席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上宣布，中国新冠疫苗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后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反观西方某大国，“甩锅”中国、“断供”世界卫生组织，甚至试图垄断疫苗研发，种种行为严重阻碍了国际合作抗疫进程。中国以大国担当和实际行动阐释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第五，“坚持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显著优势”。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关键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既得益于市场对资源的有效配置，也离不开一个积极有为的政府。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大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表现出强大的韧性，形成了政府与各市场主体协作抗疫的格局。政府快速反应，全面部署，为生产和物流配送各环节提供全方位支持，各市场主体全线动员。随之，无数条应急物资生产线建立起来，一个强大工业体系迅速启动。中国不仅解决了自身的医疗物资的短缺问题，而且已经向全球200多个国家出口防疫物资。相比之下，西方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疫情面前显得脆弱不堪，不得不依赖国际市场，甚至引发全球医疗物资抢购潮。中西方抗疫物资供应能力的对比，进一步彰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越性。

上述各方面优势彼此间并非孤立，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任何一方面优势的发挥都离不开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就无从谈起。欧美很多国家反应迟缓，抗疫不力的很重要原因是缺乏强有力的政府领导核心。以美国为例，联邦政府、州政府与市政府间各自为政，共和党与民主党难以达成共识，深陷“上下失和”与“左右对立”的处境中[⑧]。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⑨]与此同时，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国际秩序越来越难以应对此起彼伏的全球性挑战。全球化的悲观情绪随之高涨，“逆全球化”国际思潮不断蔓延。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依然坚持开放和共享的发展理念，为推动全球化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为此，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变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讲好中国故事，必须打破西方标准确立的学术话语体系。否则，有可能导致国际社会对中国行动和中国方案的严重误解。西方政客和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发展模式所进行的各种指控，实质上就是运用西方资本主义学术话语体系和资本逻辑来丑化和扭曲中国方案。“霸权更替”、“文明冲突”等说辞也没有超出资本逻辑的范畴，没有突破资本主义竞争和零和游戏的思维方式。

《决定》对中国制度显著优势的概括和总结，集中体现了以民为本、协和万邦、休戚与共的人类共同价值诉求，打破了以利益为中心的资本逻辑，彰显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世界意义，宣告了资本逻辑的灾难性失败，进一步揭穿资本主义的虚假面目，进而大大增进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方案的认可。疫情大考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试金石的作用，这对讲好中国制度故事，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而言是一次可遇不可求的历史机遇。

中国话语体系应该立足于中国实践和中国经验，根植于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在从中国历史文化和中国实践经验到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党的有关文献和资料应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是确保方法正确的关键环节。

（编辑  季节）

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我国始终坚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健康放在第一位。从中央到地方，疫情防控的“中国速度”、全员响应的“中国力量”，无一不凸显着我国的制度优势。在我国的疫情防控工作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全局，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采取严格和全面的防控举措，最终在抗击疫情的斗争中夯实并筑牢了生命防线，取得了重大战略性成果，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治理优势。然而，一些西方国家不仅错过了控制疫情的最佳时机，使地区内的疫情日益严重，更充分暴露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

危机下的中西方差异与制度文化根源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在全球迅速蔓延，对人类社会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和威胁。作为一项百年来最严重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危机事件，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播速度和感染范围超越了国界，造成了全球性的威胁，也深入到社区和家庭，疫情防控的难度前所未有。在疫情防控的过程中，中国和西方不同制度的国家采用了不同的应对方式。中国与西方抗疫举措的不同与差异，其根源在于国家间在发展水平、政治制度和治理水平上存在差异，也由于各国在文明与社会理念方面存在区别，最根本的差异在于社会制度和国家治理能力的差别。因此，在当前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下，对比疫情危机下的中西方治理，深入分析部分西方国家抗疫不力的制度文化根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

就疫情防控的生命伦理而言，西方社会鼓吹自发秩序下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法则，实则是置社会弱势群体于不顾，在所谓“个性自由”背后，隐藏着漠视弱势群体生命权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伦理观。[1]

因此，尽管疫情已经相当严重，但很多欧美人表现得好像对疫情控制胸有成竹，并没有认真对待。英国甚至端出“群体免疫”理论，实际上主张放任疫情发展，不能获得免疫力的弱者只能被大自然淘汰。这一观念显然很难得到中国乃至整个东方社会的认可。这实际上是东西方社会不同文化传统的投射。可以说，疫情危机下各国不同的价值选择，既与中西方文明差异有关，也与占据社会文化主流的生命伦理观念有关。

就疫情防控的治理逻辑而言，西方自由主义制度在疫情防控中表现出先天不足。长期以来，西方社会主张自由主义制度，过度强调个人自由、强调人的主体性，忽略客体的真实性质。实际上，人并不是抽象的精神实体，人的生命和物质生活都处在大自然的环绕、影响和支配之下。因此，在疫情防控中任何任性、放纵和疏忽都要付出代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政府以人民生命为中心，不惜一切代价抢救新冠病人生命。美国大选期间，特朗普政府罔顾病毒传播的自然规律，组织集会打所谓的“选举大战”，无视普通民众的生命健康，导致疫情不断蔓延，局面几近失控。据统计，2020年10月8日，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经超过1500万例，在7天之内，日均确诊病例超过20万例。在这样的疫情危机之下，美国某些政客把全部精力放在总统竞选上，面对疫情不采取任何措施，而是拉其他国家和世界卫生组织做“替罪羊”，一边“甩锅”中国，无端指责，一边任性“退群”，全然不顾团结抗疫的国际呼声。

就疫情防控的社会基础而言，虽然许多西方国家的政府也颁行了“出行禁令”，然而效果却不尽如人意，相比之下，中国打了一场真正意义的人民战争。在党中央统一指挥下，全国一盘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以最快的速度攻克难关。从中央到地方、到各个基层社区，统一行动听指挥。基层社区中人民群众对疫情防控的自觉态度、主动参与和积极配合，令人印象深刻。全国人民空前步调一致，方方等文人在疫情期间的言论，和全国大众团结抗疫的昂扬精神格格不入，被全社会唾弃。从历史角度看，西方政治文化更强调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追求的是相互竞争而产生的动态的、不确定的状态；中国社会要求的是个人对集体的自动配合，是个人对整体利益的自动对标，是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和谐统一。从政治角度看，西方社会在自由主义制度文化之下，政府既遵循又受限于契约自由和形式自由，奉行“私权自治、公权受限”的原则，片面主张保障私权，限制公权作用的发挥。这就造成了西方各国在疫情严重地区不同程度的“封城”或“出行禁令”很难落实到位。

在疫情危机之下，中国坚持“以人为本”，对感染新冠肺炎的患者不分老弱均全力救治，由国家承担治疗费用。而西方社会主张“个人自由”“规则至上”，甚至在一段时间内蔑视疫情传播规律。这种文明差异对中西方社会抗疫对策的影响非常大。“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精神是中华文化中的核心要素。在疫情危机之下，一切以大局为重、以集体利益为重，一切为拯救人的生命。2020年1月，在武汉“封城”以后，中国广大民众积极配合、自觉防疫，各地各行业医疗人员积极报名，赶赴武汉抗疫一线。在认识观念上，人本主义精神赋予中国政府更多责任和权力，给予个体行为更多文化层面的约束，使得中国能够快速动员民众以应对疫情。

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的中国制度建设

为遏止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应对这一重大的公共卫生危机，中国举全国之力，有效控制了新冠肺炎疫情在国内的蔓延，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国际担当。

中国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采取了最严格、最全面、最彻底的防控措施，为全世界人民抗击疫情争取了宝贵的时间。[2] 可以说，全球抗疫实践不仅充分证明了在重大疫情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重大意义，同时彰显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始终是我国战胜疫情、克服困难的关键。

2020年3月27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在党中央坚强领导和各方面共同努力下，全国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这样的局面确实来之不易。要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加快推进生产生活秩序全面恢复，全面做好“六稳”工作，力争把疫情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目前，国内疫情大面积传播已基本控制。国新办3月31日在湖北武汉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央指导组成员、国家卫健委主任马晓伟介绍，“以武汉为主战场的全国本土疫情传播已基本阻断，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效。截至3月底，湖北全省累计治愈患者63000多例，治愈率超过93%。”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的背景下，制度建设显得尤为重要。当前，急需防范化解重大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风险，对此，需要坚持整体谋划，改革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提升疫情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能力，健全重大疫情救治体系，完善公共卫生应急法律法规，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从体制机制层面理顺关系、强化责任。人民生命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石。新冠病毒肺炎传播速度快、社会危害大，要时刻防范疫情蔓延，降低疫情传播风险。因此，要在全国范围内构建起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织密防护网，健全预警响应机制，为维护人民健康提供有力保障，全面提升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健康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追求。”[3]

我们要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健康放在第一位，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各级领导干部要坚守岗位，深入防控疫情第一线，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价值实现的根本保证。纵观中国近百年来的发展历程，中国共产党领导力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党的基层组织优势、党的组织领导优势、党的政治信念优势、党的思想理论优势、党的传统政治优势。[4]

疫情发生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迅速部署，总揽全局，通过成立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全面加强党对疫情防控工作的指挥和协调能力，把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贯彻落实到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每一个具体环节。可以说，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人民战胜疫情的法宝。

中国共产党有着强大的基层组织优势与组织领导优势。党委在各级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中居于核心地位，在疫情防控工作的具体实践中，党委能够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这种独特的国家治理结构要求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在全国一盘棋的前提下，发挥出党强大的组织优势。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传统，疫情防控工作离不开基层组织的力量。疫情暴发后，党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充分发挥党委的组织优势，才能举全国之力、上下动员，使各方行动能够协调一致，集中力量办大事，打好、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中国共产党有着雄厚的政治信念优势、思想理论优势与传统政治优势。中国共产党有着强烈的政治使命感，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健康放在第一位，这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项重大任务。在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的阶段，及时转化策略，统筹推进疫情防控与脱贫攻坚、物资供应、复工复产等各项工作相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正是因为始终在党的领导下，集中力量办大事，国家统一有效组织各项事业、开展各项工作，才能成功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克服无数艰难险阻，始终沿着正确方向稳步前进。” 有了党的坚强领导，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力量。自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党的领导始终是不断提升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有力支撑，是今天中国社会高效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根本保证。疫情防控工作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展现了中国高效动员力组织力协调力，彰显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使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取得了重大战略成果。

当前，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伟大的抗疫精神，使之转化为以人民为中心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坚实防线。同时，为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做好周全准备，统筹病毒溯源及其传播途径研究，推进疫苗研发和产业化链条有机衔接，以科学技术夯实防控疫情的第一道防线。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切为了人民，做好患者康复和隔离群众的心理疏导工作，加强基层社区的疫情防控能力，完善面向人民群众的疫情防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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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我国始终坚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健康放在第一位。从中央到地方，疫情防控的“中国速度”、全员响应的“中国力量”，无一不凸显着我国的制度优势。在我国的疫情防控工作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全局，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采取严格和全面的防控举措，最终在抗击疫情的斗争中夯实并筑牢了生命防线，取得了重大战略性成果，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治理优势。然而，一些西方国家不仅错过了控制疫情的最佳时机，使地区内的疫情日益严重，更充分暴露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

危机下的中西方差异与制度文化根源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在全球迅速蔓延，对人类社会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和威胁。作为一项百年来最严重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危机事件，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播速度和感染范围超越了国界，造成了全球性的威胁，也深入到社区和家庭，疫情防控的难度前所未有。在疫情防控的过程中，中国和西方不同制度的国家采用了不同的应对方式。中国与西方抗疫举措的不同与差异，其根源在于国家间在发展水平、政治制度和治理水平上存在差异，也由于各国在文明与社会理念方面存在区别，最根本的差异在于社会制度和国家治理能力的差别。因此，在当前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下，对比疫情危机下的中西方治理，深入分析部分西方国家抗疫不力的制度文化根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

就疫情防控的生命伦理而言，西方社会鼓吹自发秩序下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法则，实则是置社会弱势群体于不顾，在所谓“个性自由”背后，隐藏着漠视弱势群体生命权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伦理观。[1]

因此，尽管疫情已经相当严重，但很多欧美人表现得好像对疫情控制胸有成竹，并没有认真对待。英国甚至端出“群体免疫”理论，实际上主张放任疫情发展，不能获得免疫力的弱者只能被大自然淘汰。这一观念显然很难得到中国乃至整个东方社会的认可。这实际上是东西方社会不同文化传统的投射。可以说，疫情危机下各国不同的价值选择，既与中西方文明差异有关，也与占据社会文化主流的生命伦理观念有关。

就疫情防控的治理逻辑而言，西方自由主义制度在疫情防控中表现出先天不足。长期以来，西方社会主张自由主义制度，过度强调个人自由、强调人的主体性，忽略客体的真实性质。实际上，人并不是抽象的精神实体，人的生命和物质生活都处在大自然的环绕、影响和支配之下。因此，在疫情防控中任何任性、放纵和疏忽都要付出代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政府以人民生命为中心，不惜一切代价抢救新冠病人生命。美国大选期间，特朗普政府罔顾病毒传播的自然规律，组织集会打所谓的“选举大战”，无视普通民众的生命健康，导致疫情不断蔓延，局面几近失控。据统计，2020年10月8日，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经超过1500万例，在7天之内，日均确诊病例超过20万例。在这样的疫情危机之下，美国某些政客把全部精力放在总统竞选上，面对疫情不采取任何措施，而是拉其他国家和世界卫生组织做“替罪羊”，一边“甩锅”中国，无端指责，一边任性“退群”，全然不顾团结抗疫的国际呼声。

就疫情防控的社会基础而言，虽然许多西方国家的政府也颁行了“出行禁令”，然而效果却不尽如人意，相比之下，中国打了一场真正意义的人民战争。在党中央统一指挥下，全国一盘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以最快的速度攻克难关。从中央到地方、到各个基层社区，统一行动听指挥。基层社区中人民群众对疫情防控的自觉态度、主动参与和积极配合，令人印象深刻。全国人民空前步调一致，方方等文人在疫情期间的言论，和全国大众团结抗疫的昂扬精神格格不入，被全社会唾弃。从历史角度看，西方政治文化更强调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追求的是相互竞争而产生的动态的、不确定的状态；中国社会要求的是个人对集体的自动配合，是个人对整体利益的自动对标，是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和谐统一。从政治角度看，西方社会在自由主义制度文化之下，政府既遵循又受限于契约自由和形式自由，奉行“私权自治、公权受限”的原则，片面主张保障私权，限制公权作用的发挥。这就造成了西方各国在疫情严重地区不同程度的“封城”或“出行禁令”很难落实到位。

在疫情危机之下，中国坚持“以人为本”，对感染新冠肺炎的患者不分老弱均全力救治，由国家承担治疗费用。而西方社会主张“个人自由”“规则至上”，甚至在一段时间内蔑视疫情传播规律。这种文明差异对中西方社会抗疫对策的影响非常大。“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精神是中华文化中的核心要素。在疫情危机之下，一切以大局为重、以集体利益为重，一切为拯救人的生命。2020年1月，在武汉“封城”以后，中国广大民众积极配合、自觉防疫，各地各行业医疗人员积极报名，赶赴武汉抗疫一线。在认识观念上，人本主义精神赋予中国政府更多责任和权力，给予个体行为更多文化层面的约束，使得中国能够快速动员民众以应对疫情。

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的中国制度建设

为遏止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应对这一重大的公共卫生危机，中国举全国之力，有效控制了新冠肺炎疫情在国内的蔓延，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国际担当。

中国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采取了最严格、最全面、最彻底的防控措施，为全世界人民抗击疫情争取了宝贵的时间。[2] 可以说，全球抗疫实践不仅充分证明了在重大疫情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重大意义，同时彰显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始终是我国战胜疫情、克服困难的关键。

2020年3月27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在党中央坚强领导和各方面共同努力下，全国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这样的局面确实来之不易。要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加快推进生产生活秩序全面恢复，全面做好“六稳”工作，力争把疫情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目前，国内疫情大面积传播已基本控制。国新办3月31日在湖北武汉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央指导组成员、国家卫健委主任马晓伟介绍，“以武汉为主战场的全国本土疫情传播已基本阻断，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效。截至3月底，湖北全省累计治愈患者63000多例，治愈率超过93%。”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的背景下，制度建设显得尤为重要。当前，急需防范化解重大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风险，对此，需要坚持整体谋划，改革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提升疫情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能力，健全重大疫情救治体系，完善公共卫生应急法律法规，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从体制机制层面理顺关系、强化责任。人民生命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石。新冠病毒肺炎传播速度快、社会危害大，要时刻防范疫情蔓延，降低疫情传播风险。因此，要在全国范围内构建起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织密防护网，健全预警响应机制，为维护人民健康提供有力保障，全面提升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健康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追求。”[3]

我们要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健康放在第一位，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各级领导干部要坚守岗位，深入防控疫情第一线，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价值实现的根本保证。纵观中国近百年来的发展历程，中国共产党领导力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党的基层组织优势、党的组织领导优势、党的政治信念优势、党的思想理论优势、党的传统政治优势。[4]

疫情发生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迅速部署，总揽全局，通过成立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全面加强党对疫情防控工作的指挥和协调能力，把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贯彻落实到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每一个具体环节。可以说，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人民战胜疫情的法宝。

中国共产党有着强大的基层组织优势与组织领导优势。党委在各级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中居于核心地位，在疫情防控工作的具体实践中，党委能够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这种独特的国家治理结构要求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在全国一盘棋的前提下，发挥出党强大的组织优势。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传统，疫情防控工作离不开基层组织的力量。疫情暴发后，党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充分发挥党委的组织优势，才能举全国之力、上下动员，使各方行动能够协调一致，集中力量办大事，打好、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中国共产党有着雄厚的政治信念优势、思想理论优势与传统政治优势。中国共产党有着强烈的政治使命感，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健康放在第一位，这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项重大任务。在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的阶段，及时转化策略，统筹推进疫情防控与脱贫攻坚、物资供应、复工复产等各项工作相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正是因为始终在党的领导下，集中力量办大事，国家统一有效组织各项事业、开展各项工作，才能成功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克服无数艰难险阻，始终沿着正确方向稳步前进。” 有了党的坚强领导，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力量。自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党的领导始终是不断提升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有力支撑，是今天中国社会高效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根本保证。疫情防控工作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展现了中国高效动员力组织力协调力，彰显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使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取得了重大战略成果。

当前，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伟大的抗疫精神，使之转化为以人民为中心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坚实防线。同时，为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做好周全准备，统筹病毒溯源及其传播途径研究，推进疫苗研发和产业化链条有机衔接，以科学技术夯实防控疫情的第一道防线。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切为了人民，做好患者康复和隔离群众的心理疏导工作，加强基层社区的疫情防控能力，完善面向人民群众的疫情防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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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我从中信集团到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挂职，成为一名中央单位定点扶贫干部。挂职工作以来，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始终牢记扶贫工作的初心和使命。一年多来，我走遍了元阳的山山水水，从海拔2939.6米的白岩子峰到144米的红河河谷，从最偏远的乡镇到最偏僻的小山村，500多个日月星辰，我和元阳干部群众一起，共同努力为一户户农危房改造清零、一家家人居环境提升、一个个扶贫项目落地，共同见证了全县通过考核后实现脱贫“摘帽”，“两不愁三保障”问题得到有效解决，“绝对贫困”一词已成为这片红土地上的历史。哈尼语中“诺玛阿美”的意思是“太阳之原”，实现了脱贫梦想的元阳百姓，用“诺玛阿美”来代表他们心目中最美的家园，并以此表达哈尼人对未来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看着老乡们幸福的笑容，我为之鼓舞和欣慰。

融入元阳

记得第一天从北京出发到昆明，在昆明停留一晚上后，第二天再转车到州里报到，然后一路颠簸到元阳已经夜幕降临。初到元阳这片神奇的土地，给我的感觉就是“热情好客”和“青山绿水”。元阳县城所在的红河干热河谷地带，常年高温干热，高温的气候和当地人民一样的“热情好客”；而元阳最具代表性的千年哈尼梯田代表了元阳人民“天人合一、自强不息”的梯田精神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美好愿景。

走出北京的高楼大厦，来到元阳的边远山村，首先就是要成为元阳人，要放下身段，主动向基层干部学习，向村里老乡们学习，积极主动融入，做到头脑要时刻充电，眼睛要向下向外，耳朵听得见群众声音，嘴巴会讲群众听得懂的语言，腿脚要扎得进泥土里。我经受了心理关、饮食关、气候关、语言关、家庭关“五关”的考验，用2个月时间跑遍元阳14个乡镇和中信集团帮扶项目。经常往返于海拔高差2000多米的下乡之路，体会了山路的崎岖险峻、农村基础设施的落后，走访了大山深处几乎与世隔绝的老乡，看到很多一贫如洗的家庭不禁泪流满面，更加坚定自己要为元阳人民办好实事，在工作中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为脱贫攻坚贡献一份力量。

有一次到村里调研，走进村里房子最破旧的一户人家，一家四口人仍然住在哈尼族传统的土坯房里，户主张倮则和老伴都已60多岁，两人没有生育，领养了一儿一女两个孩子，其中男孩名叫张雨，当时正读高二。全家人只能依靠60多岁的母亲干点农活和申领的一些补贴养家糊口，一家人全部挤在一个昏暗的房间居住，家中没有像样的家具和电器。在交谈中得知，由于家庭收入实在微薄，张雨读高中的花销比较大，两位家长正在商量不希望张雨继续读高中了，可以出去打工赚钱添补家用。我找张雨聊天，听了他自己的想法：喜欢读书，希望能继续上高中，以后能考一所大学，但是自己知道家中困难，也想减轻家庭经济压力去打工。后来，我和村干部一起努力做通两位家长的思想工作，再穷不能穷孩子的教育，鼓励张雨完成高中学业，至于他们担心的学费生活费等问题，我协调爱心人士一对一进行帮扶，切实解决他们家里的后顾之忧。

这样的家庭还有很多，山区的“穷根”在于思想观念和个人的素质能力，而改变这一现状最根本的办法就是靠教育。只有每一个家庭都重视教育，山区的贫困面貌才能最终得到改变。

投入真情

扶贫工作要投入真情实意，主动和当地干部群众交朋友，用心用情用力，才能得到当地干部的支持和群众的拥护。虽然少数民族地区比较封闭落后，但是民风淳朴，对于个别缺乏干劲的群众，我们可以教育他、引导他、甚至去骂醒他，但我们不能埋怨他、鄙视他。对于农村老乡们来说，党和政府就是他们的爹和娘。

2019年，中信集团投入540万元实施了逢春岭乡600户D级农危房修缮加固，按照“政府引导、农户自建、科学规划、连片推进、精准实施、突出特色”的原则，以农村危房和抗震安居工程建设为抓手，加大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切实改善农村4类重点对象住房条件和农村生活环境质量，提高农村4类重点对象居民住房安全水平和抗震减灾能力，有效解决了600户2589人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安全稳固住房问题，让贫困人口如期脱贫出列。我在下乡调研危房改造，一个哈尼族大娘拉着我的手不放，眼里全是泪水，嘴里不停地说阿波毛主席（哈尼语：意为尊敬的毛主席爷爷），政府帮助她把家里的老房子修好，下雨天再也不漏雨了。

我分管县残联的工作，经常到残疾人家里去走访慰问。2019年，县残联争取了50万元资金做了30户残疾人家庭设施和公共设施改造。逢春岭乡的残疾人仁小时双眼失明，是建档立卡贫困户，他也享受了易地扶贫搬迁和残疾人优惠补贴政策，从乡下搬到县城的新房。每次到仁小时家走访，他总是不停的感谢党和政府给了他一个舒适安全的新家。后来，由他口述让人用一张红纸写了几句话贴在家门口，上面写道：“精准扶贫果是真，党的恩情暖人心，起房盖屋给我住，开新天地管万年，县乡领导恩情大，我已无法来表达。”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我们真情付出为人民，人民对于党和政府的拥戴就更坚定。

脱贫攻坚是一场人民战争，就是要举全国之力帮助所有贫困群众和全国人民一道进入小康；脱贫攻坚也是党员干部密切联系群众的生动实践，拉近干群感情和关系，才能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之基。

厚植元阳

如何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脱贫成果，用三句话概括就是：长期靠教育，中期靠产业，短期靠劳务输出就业，即围绕教育、产业和就业，持续推进元阳的扶贫工作。

千年哈尼梯田搭上现代科技的高速列车

如何因地制宜发展一个适合的产业，既能够带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又能够带动普通群众脱贫致富，对于贫困地区来说总是一个“难题”。中信集团充分发挥集团优势，将自身资金、创新优势与元阳的资源、产业优势有机结合起来，提升“造血式”帮扶、产业化扶贫水平。

元阳是世界文化遗产千年哈尼梯田的核心区所在地，全县全部是山地、无一平地，其地形地貌决定了全县的可种植耕地全部为坡地，而且很多耕地的坡度大于25度。这就限制了元阳的农业机械化生产，农业生产效率较低。针对这一实际情况，结合中信集团在农业领域的优势，我们创新引入农业植保无人机科技助农项目，帮助元阳县引入20台农业植保无人机。在项目方案设计的初期，当地农业部门曾经设想将无人机分配到乡镇，由乡镇农服中心持有使用。后来，在讨论方案过程中，我认为要盘活农业固定资产，让植保无人机能够产生收益，就需要通过收益覆盖其运行成本，而不是将机器“一发了之”。通过反复与农业部门讨论、沟通、修改方案，达成一致意见。通过和市场上无人机专业公司谈判，在元阳设立分公司运营植保无人机。同时，通过“公司+村集体”合作模式，为村里年轻人提供培训、培养潜在飞机操作手，为农村劳动力提供增收途径，并通过协议方式约定无人机产生收益返回给村集体，壮大村集体收入，提高农业机械化能力和科技水平，该项目直接惠及10个村集体，受益建档立卡户1697户。一个种植大户在现场参加无人机操作培训后表示：“从来没有想过能有机器代替人工在坡地上干活计，等来年春天自己就要用这个无人机在果园里干活计，能节省不少钱呢！”

在产品销售端，我重点推动了元阳农特产品走出大山，端上城里人的餐桌。深入挖掘元阳县特色农产品，改变传统销售渠道，利用互联网销售模式，通过组织“线上线下”结合方式，加大消费扶贫力度。针对2020年初受疫情影响带来的农产品销售难的问题，在集团的支持下，积极调动多方资源，于4月15日在元阳开展“战疫助农”直播活动，在元阳哈尼梯田上首次实现云南元阳、屏边、重庆黔江、西藏申扎三省市四区县联合网络直播助农扶贫活动，多渠道帮助销售元阳农特产品，目前已帮助元阳县销售农特产品累计超过1000万元。

脱贫攻坚路上的“雏鹰梦想”

发展教育、提高人民素质是解决贫困问题的根本出路。中信集团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在元阳县设立中信奖学金，至今坚持每年发放。中信奖学金奖励和资助了一大批优秀的贫困学子，有全县第一个考入清华大学的学生，也有大学毕业后返回家乡工作的学生。我到元阳工作以来，在下乡调研时，经常会遇到当地干部介绍说自己上学时候拿过中信奖学金，那种自豪感溢于言表。当地干部对于中信多年来的无私帮扶都是由衷感谢和赞赏，而通过中信奖学金，无形中又进一步拉近了我们这些中信挂职干部和当地干部之间的距离。

元阳县南沙镇财政所职工陈秀蝶幼时随父母从高寒山区移民搬迁到一个移民新村——呼山村，1999年上小学时成为第一届呼山二号村中信希望小学的学生。上小学期间，由于父母连续生病住院，家庭经济状况急剧下降，没有家长的引导，她差点成为“坏学生”。就在这个时候，她“意外”拿到中信助学金，“好好读书”的种子深埋在她心底。之后，她进入元阳民族中学，由于成绩优异又多次拿到中信奖学金，后来顺利考入大学并成为一名共产党员。2015年大学毕业后，她毅然选择回到家乡工作，在村里做过4年的大学生村官，用实际行动温暖身边的贫困户，通过沟通学校、协调企业、对接政府，努力为贫困户争取住房、教育、就业等权益，把一批批贫困户子女送往学校，用她自己的经验告诉他们如何申请学校的各种补助。

现在，陈秀蝶依然工作在脱贫攻坚的一线，我在征集中信脱贫攻坚的故事时找到她，用她的经历激励更多的贫困学子能够努力完成学业、回报家庭和社会。她在受访过程中说：“中信集团改变了我，也塑造了我。受到中信的资助，不仅缓解了我家庭的经济压力，让我全身心投入学习，打好了学习基础，更让我学到了人生的哲理，有了拼搏的动力，有了感恩之心，才会造就今天的我，让我顺利地走上工作岗位。人要自立自强，才能做到用智慧和知识来回报国家、回报社会!现在我也会经常到小学母校去走走看看，在中信的帮助下，学校新增了住宿楼、食堂，加了围墙，‘中信希望小学’几个字依然矗立在学校楼顶，曾经种下的树苗已经绿树成荫、开花结果！”

从扶贫到脱贫，最终到共同富裕，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成功的。只有持续坚持发展教育和产业，坚持打持久战，久久为功，既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又有要“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发扬钉钉子精神，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才能凝聚强大合力打赢脱贫攻坚战，才能无愧于党和人民的信任。

巩固农村基层党组织阵地

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就是在广大的农村地区，贫困村能不能顺利脱贫并持续巩固，关键在于能否发挥农村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通过农村党员干部把中央的扶贫政策宣讲并落实到位。为了更好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我充分用好中信集团捐赠的1500万元特殊党费，建成134个村民小组党支部活动室、15个村级党组织活动阵地，完成44期基层党员培训、培训8800余人次。通过基层党员培训，完善农村党员活动阵地，落实基层“三会一课”制度，学习党的理论知识，强化理论武装头脑，让农村基层党员更好地肩负起党员在脱贫攻坚中的责任和担当。

为了帮助农村发展产业，中信集团帮扶元阳县嘎娘乡建设了一条全长26公里的生产路，沿路覆盖5个村委会。由于修路需要占用农田，而且没有补偿资金，因而刚开始做农户的思想工作时候难度很大，他们普遍认为这条路要占用这么多农田很难修通。后来，乡干部先做通村党员干部的思想工作，统一思想，再通过村党员干部去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同时启动开工。最终，生产路沿线的农户没要一分的补偿金，该条生产路得以顺利完工。群众说“相信党和政府是不会骗我们的”。事实证明，这条生产路的打通，直接解决了沿线5个村委会3241户14884人（其中建档立卡户1538户7419人）的生产难题。没有生产路时，农户只能依靠人背马驮的方式下地干农活，比如背一袋粮食50块钱，如果是用马驮的话，20块钱一袋。现在，农户自己开着摩托车、农用三轮车沿着生产路下地干活，极大节约了农民的生产成本。而且随着这条生产路的开通，原来下地干活不便、生产成本高导致有上千亩的土地撂荒无人耕种，现在随着生产路挖通，这些撂荒的土地开始恢复耕种，土地租金从原来的不到200元/亩最高升值到超过1000元/亩。现在，很多种养殖大户沿着生产路开始布局种植养殖产业，带动了当地农业的发展，因此深受当地老百姓的欢迎，更加坚定要“听党话、跟党走”。

忠诚担当

在基层工作，忠于党的事业、勇于承担责任是第一位的。记得离开北京之前，抱着牙牙学语的孩子，妻子对我说：组织需要你去扶贫，你就去吧，你不在家，我也会把老人和孩子都照顾好，山区的孩子也是你的孩子。老母亲对我说：儿子，我们从农村走出来，现在单位给你机会再回到农村，你得干几件有意义的事情。带着家人的重托来到离家3000公里之外的边疆地区，扶贫工作的责任和使命始终是自己不断前进的动力。

2020年年初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大年初三接到干部返岗的消息，我马上就提前结束假期返回元阳工作岗位，是全州最早返回岗位的挂职干部之一。回来后针对县里急缺口罩、防护服等防疫用品，我第一时间向集团报告请求支援，由于防疫物资难以调集，集团研究后同意捐助县里20万元专款用于防疫工作，筹集了7万多个口罩，解了全县燃眉之急。同时，我又投入防疫工作，深入挂包乡镇一线靠前组织，确保不发生本地传染病例，帮助元阳县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目前，元阳县虽已脱贫摘帽，但仍有硬仗要打。重整行装再出发，攻克最后的贫困堡垒，消除剩余全部贫困人口，巩固脱贫成果，让乡亲们的生产生活水平再提高一点，这就是我接下来的主要工作。我将继续履行好中央单位定点帮扶责任，发挥好中信集团与元阳县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引进来、走出去”，顺利实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努力将元阳建设成为美丽神奇的“诺玛阿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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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我曾随队去云南省元阳、屏边两县调研。元阳县人口42万，贫困发生率曾接近50%。屏边县共16万人，贫困发生率曾超过50%。自1992年以来，中信集团在这两个国家级贫困县开展了持续不断的扶贫工作。2020年11月，我再次随队前往两县，得知今年5月17日，元阳县正式退出贫困县序列。11月14日，共有包括屏边县在内的云南省9个县摘掉了贫困帽子，至此，云南省88个贫困县全部历史性地告别绝对贫困，实现整体脱贫。

贫困标准是动态的。1985年，我国贫困标准是人均年收入低于150元，现行标准是人均年收入3000元。当然，摘掉贫困帽子并非万事大吉。首先，有的个体脱贫效果还不稳固，有可能因各种原因而返贫。其次，随着国家发展，绝对贫困的标准还可能提高。第三，绝对贫困消除后，还会有相对贫困，缩小贫富差距是长期性的社会目标。因此，国家承诺，脱贫后帮扶政策不变。这对摘帽之后的继续扶贫提出了新要求。此次重返元阳、屏边，听到一种声音：不少专职扶贫的基层干部认为自己的知识储备和工作能力已经到达瓶颈，希望能够得到培训，为今后巩固和深化扶贫工作积蓄更多的能量。这便涉及到一个宏大的话题——谁能为中国扶贫事业提供经验和培训？

中国扶贫事业处于“无人区”

“无人区”概念是借用的。国内某科研部门的负责人曾经对我说，我国某些科研领域目前已经进入了“无人区”。几十年前，我国科技的发展主要是跟踪追赶国际先进水平。经过几十年发展，今天在某些科研领域，我们已经没有可参照的对象：有些我们正在做的，别人也正在做，大家都处于同样的探索阶段；有些我们正在做的，别人从来没做过，因而没有任何借鉴。借用科研方面的“无人区”概念，我认为，在世界上中国解决贫困的实践一直处于“无人区”。

19世纪以来，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多次侵略战争，加之政治的压迫、经济的掠夺，令中国落入一穷二白的深渊，底层人民陷入赤贫境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国人口从5亿多增加到14亿，始终与欧美人口总量相当。如此庞大的人口基数，从农业经济迈向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如何解决历史遗留和新出现的贫困问题，西方国家以往的做法根本不可能成为中国的榜样。

首先，西方在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曾长期实行奴隶制，使得一部分人的贫困被法律固定，剥夺了他们摆脱贫困的权利。中国革命是以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幸福为根本宗旨的。从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天起，中国共产党为几亿中国人摆脱贫困的宏大实践，刚起步就踏入了“无人区”。

新中国刚成立时，我们曾经学习苏联。从十月革命到冷战启幕，苏联只有30多年历史，苏联的建设经验并不成熟，国情与中国很不相同，苏联模式在很多方面仍在摸索，不宜简单复制。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的摸索实践，大方向把握正确。

解决贫困的前提是发展经济。面对百年耻辱，面对一穷二白、积贫积弱的现实，为了实现国家强大、人民富裕，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全面消灭绝对贫困，是将伟大复兴的摩天大厦交付给历史的质量承诺，是“不忘初心”的全方位兑现。

发展经济需要学习，所有的创新都源自丰厚的积累，但不可能照搬照抄。近代以来，西方值得中国学习的，主要是科学技术。然而，科学技术的进步不等同于消除贫困，更不等同于共同富裕。当今世界，科技最发达的美国同时也是发达国家中贫富分化最严重的国家，而且看不到缓解的迹象。贫穷国家若照搬美国，只可能使贫富分化的“马太效应”更为放大。欧洲现在主要靠高福利解决内部贫困，然而，高福利政策使国家财政难以维系，这成为一些欧洲国家面临的严峻考验。

发展的路上时刻不能忘记解决贫困，否则发展将失去方向。2018年，世界银行发布《中国系统性国别诊断报告》称：中国在快速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方面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新中国成立以来减贫政策惠及数亿人，相比欧美国家同样人口规模的减贫至少经历了200年，中国的成就的确无出其右。世界银行曾预计，中国绝对贫困人口比例将缩小到1%以下。而当今中国的目标是0，要彻底消灭绝对贫困，在脱贫路上“一个都不能少”。因此，“史无前例”不仅是相对中国自身历史，同样是相对世界历史而言——中国的快速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的成就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2000年由189个国家签署的《联合国千年宣言》制定了“千年发展目标”，其中减少贫困人口一项，70%以上是由中国实现的。新中国成立之初，为解决大面积贫困问题就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探索。进入新时代，在更高水平上的扶贫减贫速度又大大加快。中国已经成功地走出了自己的道路。

扶贫减贫的历史与现实

贫困从来就有，产生贫困的原因各种各样。古今中外，解决贫困问题的方式各不相同。一个典型的方式是等级制度。当近代西方国家声称自己的民主源自古希腊、古罗马时，就已经揭示了一个真相：古希腊、古罗马都是严格的等级社会。

我们的扶贫对象自然包括每一个公民。古希腊、古罗马历史中，公民贫困问题是引发社会冲突的核心。历史记载中的确存在向公民发放土地、重新分配土地、发放食物等扶贫方式。但人们时常忽视一点：古希腊、古罗马的公民只是有特权的一小部分人，而非所有居民。以斯巴达为例，公民只有几万人，他们的生存完全依靠人数十倍于公民人数的“黑劳士”，即集体奴隶。雅典的奴隶大致十倍于公民人数。不同之处在于，雅典的奴隶大部分属于公民个人财产。所有针对有特权的公民的扶贫减贫方案，从来不会涉及奴隶。

进入中世纪，等级制度依然是欧洲解决贫困的法宝。封建制度下的低等级群体处境比奴隶稍好些，但只有非常有限的权利，长期处于贫困之中或徘徊于贫困边缘，低等级群体的贫困是被法律固化的。今天在印度依然能看到此类现象，而且印度低种姓的贫困是被宗教意识固化的，这一宗教观念也被低种姓贫困群体所接受，认为贫穷是命，不求改变也无力改变。这样，扶贫也就可有可无。

自18世纪末工业革命以来，欧洲等级制度和等级意识的消除经历了约200年。除了黑人奴隶制外，白人内部也有奴役方式，例如美国早期的白人契约奴。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欧洲的等级制度和等级意识才大体消除，真正面对全体公民的扶贫减贫政策才开始出现。然而，欧美国家内部大面积消除贫困，其代价是主权国家对外的不平等。过去的表现是殖民地，如今体现为发达国家通过不公平的国际规则剥削其他发展中国家，以此维持国内高福利政策，用学术语言表达就是资本主义的“负外部性”。乌拉圭作家加莱亚诺所著《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一书，核心观点是，拉丁美洲不断向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输血，才保证了西方的富裕。拉丁美洲的不发达，是西方发达的代价。联合国主导的全球扶贫减贫计划成效有限，其原因在于它不能消除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不公平的国际规则。

中国历史漫长，不同朝代对于平等和等级的做法有所不同，但总体上中国古代政府对于贫困者的救济是不分对象的。灾年开仓放粮的对象没有等级区分；是否有人冻死、饿死街头，是古代考核县官的指标之一；从皇帝到县官都将鼓励农桑、劝民就业视为紧要大事。与现在不同的是，中国古代“皇权不下县”，县政府以下基本都是自治。而今天，近280万各级干部驻村帮扶，将中央政府的扶贫政策直接落实到每一个贫困户，等于疏通了社会每一个毛细血管的最末梢。

现代社会的贫困人口大都处于远离城市的偏远山区，教育、通讯、交通等条件落后，使得那里的人们很难跟上工业化、信息化快速发展的步伐。如果等待他们改变观念和生产方式，将会非常漫长。因此，派出大批驻村干部，耐心细致地讲解政策，从一分地、一只蛋开始为贫困户算经济账，提高他们及其后代的知识水平，引进新的农业产品和技术，介绍非农就业岗位等等，等于手把手地将他们一个不落地带入现代化行列，使得每一个中国公民都能分享国家现代化发展的红利。在这场声势浩大的脱贫攻坚战中，帮扶对象不分民族、性别、宗教、智愚、区域，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温暖。

古代中国很长时间里都是全球最富裕的国家，但是，中国从来没有像西方那样，把自己的富裕建立在压迫别国的基础上。中国古代朝贡制度经常是倒贴邻国，说明中国传统有不愿剥削邻国、向别国转嫁贫穷的品质。在中国人看来，和平共处、和谐共存，比从别人那里掠夺财富更重要。今天，从中南海发出的到达偏远贫困户的每一项政策、每一笔帮扶资金都是靠中国人的诚实劳动创造的。

扶贫与感恩，一个意识形态问题

“感恩”在当今中国是比较敏感的词汇。一方面，媒体经常说中国人不懂感恩，每到美国“感恩节”便有人写文章，要求中国人像美国人一样学会感恩，而这些所谓感恩的舆论只是面对资本家或宗教慈善；反对感恩的舆论则是面对政府。也就是说，资本家或宗教慈善做好事，媒体便要求民众感恩；而政府帮扶贫困，媒体便认为不需要感恩。

这种观念是西方根深蒂固的传统。西方历史上的扶贫济困大都由教会实施。今天，我们在美国、伊斯兰国家（如穆兄会）、俄罗斯、联合国依然很容易看到这种由教会、宗教机构、宗教NGO实施的慈善或扶贫济困项目。宗教慈善要求的感恩对象是神，不是世俗政府。感恩神、感恩教会而不感恩政府，本质上就是神权贬低世俗，宗教贬低政府。这种逻辑在美国政治理论中体现为，政府被定义成“必要的恶”，因此，政府做的任何事情都不需要被感恩。

中国传统长期存在“做好事不留名、不图回报”的观念。中信集团积极帮扶云南等贫困地区长达28年，基本都固守默默做事、不求扬名的作风。在云南我们发现，老人们会说“感谢共产党”，孩子们则会说“感谢中信”。这种细微的差别显示出在这些孩子的心目中，“中信”大概类似于媒体上时常能见到中外大公司的慈善活动，而非代表党和政府的央企。

“做好事不留名、不图回报”的观念有它的合理性，它要求人们帮助他人是发自内心，而非沽名钓誉。雷锋精神体现了这一传统。在大政府、小政府的争议中，政府行为究竟是好事，还是本职本分？严格来说也不容易界定。当政府权力不受挑战时，由此产生的焦虑并不突出。然而，当今中国处在一种竞争状态中，尤其是西方价值观与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较量一刻都没有停止。如果形成媒体的惯例：对中国党和政府所做的一切无需感恩，而对宗教、资本的民间慈善需要感恩，排斥党和政府在扶贫事业中的作用以及社会认可。以中国的经济基础构筑西方的上层建筑，这是极大的荒谬。

新中国成立前，大量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传教士在做扶贫济困的慈善时，常常以信教、入教为条件，即要求对神感恩。这种做法违背了“做好事不留名、不图回报”的中国传统。然而，即便到今天，联合国平台上对欠发达国家做慈善项目的NGO，有些依然如此。在中国基层社会，地下传教以小恩小惠的慈善要求信徒感恩，俘获人心，却把政府帮扶视作天经地义而无需感恩，“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现象并不少见。传教士为了在中国传播他们的意识形态，同时带来大量资源，例如教育传教、医疗传教、农业传教等，以至于到今天还有不少新老教徒对当年传教士的“善举”念念不忘。因此，中国的扶贫事业本质上也是争取人心的大事，完全可以归入“社会安全”的范畴。然而，由于政治理论和媒体理论受西方的影响，对于感恩的“世界惯例”已经造成对于中国扶贫成就的宣传困境。

“做得好”与“说得好”

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讲好中国故事”。看似一个简单要求，真正做到并不容易。中国扶贫减贫的成就在历史纵轴上“史无前例”，在国际横轴上无出其右。如此伟大的成就，值得大书特书。如此了不起的中国故事，我们还需要讲好。中国有很多“做得好”的事，但能够“说得好”的并不多。以至于我们不得不经常把外国人的夸奖当成“说得好”的重要标志，这实际上等于将话语的权力、将舆论的主动权交给了别人。当今中国正在进行的彻底消灭绝对贫困的攻坚战，相信我们能够按时获胜。但是，针对中国扶贫减贫的舆论战，很可能刚刚开始。

对于中国扶贫的舆论，大致有以下几种状况。

第一，国内官方媒体对扶贫的报道数量相当多，覆盖面足够广，但口号式、表态式宣传较多，缺乏感染力。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脱贫攻坚最后的“老大难”，大多都是偏远山区，交通不便、条件恶劣，媒体记者能深入一线报道的不多，不到现场就无法亲身感受、深度挖掘，常常只是用通稿。扶贫话题远不如明星之类更容易触及记者的兴奋点。

第二，国内自媒体对于扶贫值得注意的有两类。一类是有组织的或自发的正面宣传，它的问题与前者类似，走马观花、浮光掠影的多。笔者写这篇文章时查了微博热搜榜，前50名中没有一项与扶贫有关。扶贫减贫可是对国家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若对此因感觉遥远而忽视，尚可理解，大部分自媒体处于这种状态。还有一类是拐弯抹角地嘲讽，虽然在大的舆论氛围中，对于扶贫的负面态度较少公开或直接表达，但稍加留意就会看到有关负面评价时不时就冒出来。

第三，国外舆论界对于中国的扶贫成就，要么是无端质疑，要么是沉默。虽然能看到一些国外对中国扶贫的正面评价，但多数来自是欠发达国家或西方个别学者，其中较大比例是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发表的观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流媒体对于中国的扶贫成就基本上是视而不见或装作没看见。

美国是一个半神权半启蒙的有神论国家，它的道德来源完全基于上帝信仰。然而，美国国内贫困问题解决得并不好。美国还是对外援助最多的国家之一，但美国的对外援助，对解决欠发达国家的贫困问题同样成效甚微。中国政府声势浩大、成效显著的扶贫成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政权的道德意识和道德实践都超越了美国人信奉的上帝。对此，美国主流媒体只能保持沉默，我们也能感受到他们无奈中的焦虑。

即便对于宗教氛围较弱的欧洲，这种尴尬同样存在。直接发放高福利是解决贫困问题最简单的方式，但长此以往将会导致财政不堪重负，而且会出现越来越多无所事事、甘吃福利的懒人。与中国的扶贫相比，高福利属于“授人以鱼”，中国属于“授人以渔”。虽然有人质疑中国扶贫资金的使用也有变成直接发钱、直接输血的可能，但这种现象毕竟是少数，中国政府一直关注帮助各类贫困地区增强造血功能，不能返贫。扶贫干部总是想方设法提高贫困户的知识和技能，增强他们适应市场的能力，培养他们在现代环境中摆脱贫困的一技之能。虽然一年、二年、三年短期内可能效果不彰，但坚持下去，只要是有健全劳动能力的人，总有一天能自食其力地摆脱贫困，实现自我造血。因此，即便一个贫困户需要多年帮扶或者有可能反复，最终也能有效地避免欧洲高福利国家所面临的日益严峻的财政压力。中信集团在贫困地区持续扶贫28年，实际上就是针对不同的贫困户，结合国家政策、企业能力、市场变化做出及时调整，使得贫困户逐步适应现代生产方式。不同贫困户有的一次帮扶就成功脱贫，有的多年多次，最终脱贫。我们不能说针对一个贫困户多年多次帮扶投入的资金是浪费和无效。因为多年多次帮扶哪怕还不稳固，还可能反复，也与永远靠输血、靠福利解决贫困不是一个性质。习总书记要求斩断贫穷的世代传递，长期教育与短期帮扶都不能少。

因此，中国的扶贫成就对西方的宗教慈善和国家福利两种模式都提出了挑战。不论是脱贫规模、速度、收入增长率、长期有效性等硬性标准，还是仁政、恤民、国家道德、社会良心等软性指标，中国的扶贫模式都绝不逊色于西方的各种模式。而中国扶贫所遭遇的国际舆论，恰似2020年的新冠疫情：明明中国交出的成绩单是优秀的，但西方主流舆论依然在鸡蛋里挑骨头，要么装看不见，要么酸溜溜，要么颠倒黑白。

从扶贫成就到文化强国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给未来中国设定了一系列战略发展目标，其中一项是明确提出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我认为，一个文化强国面对西方文化霸权应能进行相应的反击，并有效战胜西方话语体系的舆论垄断。要做到这一点应立足于两个方面：一是从中国社会主义价值观体系的理论建设上改变近几百年来西强我弱、西高我低的状态，增强文化自信；二是要用事实证明中国社会主义价值观体系的有效性、普世性，打破西方数百年来自以为是的道德优越感。而中国扶贫事业毋庸置疑的突出成就，正可以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突破口，成为夺取人类文明道德制高点的阶段性局部战役。

首先，我们应全面、深入地总结中国的扶贫成就。既要有国家层面的全方位宏观展现，也要有驻村干部、扶贫对象从个体到村落的微观故事；既要有东部省市对口援助西部省份的政策倾斜，也要包含像中信集团这样长期不懈为国分忧、体现社会责任的各类企业。在充分总结这场从上到下全力以赴的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形成和升华关于中国道路发展与平衡的理论，而那些宗教慈善、国家福利、阶级斗争观念等都不能解释中国的实践。要从历史变迁到横向比较，彰显中国几十年来伟大卓越的成就，将扶贫减贫的成就归纳入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有机组成部分。

其次，我们应无所畏惧地与西方价值体系短兵相接。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中西方之间的舆论斗争必然会日益突出。热战的可能性不大，而事关话语权力、舆论主导的意识形态碰撞则难以避免。面对西方咄咄逼人的道德攻势，中国无法避让，只有正面交锋。中国扶贫减贫的巨大成就需要我们有针对性加强对外宣传，例如适当时候在中国举办“全球扶贫减贫论坛”，邀请世界各国政府官员、专家学者、社会活动家，以及联合国相关机构、宗教团体、宗教领袖共聚一堂，检验和审视中国的扶贫成果，反思和讨论各国的扶贫减贫历程，比较和鉴别扶贫领域的中国模式与西方宗教模式、福利模式的长短异同。破除西方自以为是的道德优越感，扶贫成就是中国巨大的道德舆论金矿，如此丰富而生动的突出成就，应该使我们无惧于西方任何道德挑战。

第三，中国的扶贫减贫成就是中国道路走向世界的探路者。长期以来，西方中心论建立了“普世价值”的话语霸权。美国很早就以向世界各地派遣传教士的方式传播美国价值观，肯尼迪执政时期开始向欠发达国家大量派遣“和平队”，与传教士本质上类似。如今，美国国内贫困问题没有很好解决，向外海派遣“和平队”已经式微，但传教士依然在亚非拉扩张，他们将广义的扶贫与西方价值观捆绑在一起，曾有包括中国当年以晏阳初等为代表的移植基督教模式的中国乡村建设，效果都不理想。

总之，中国扶贫是一个已经发生和仍在继续发生的“中国好故事”。要向全世界讲好这个“中国好故事”，对于中国建设文化强国的要求是一项迫在眉睫的考验。尤其是当我们预料西方主流媒体会对中国扶贫成就发起舆论攻势时，这种紧迫感十分必要。讲好扶贫这一中国故事，应该成为迈向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一个坚实的脚印。

（编辑  季节）

2020年11月23日，伴随着贵州省最后9个贫困县宣布脱贫出列，至此，我国832个国家级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中国的脱贫攻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必将在世界反贫困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这场没有硝烟战役的奋斗者之一，中信集团从上世纪90年代起就接受中央的扶贫任务，参与了云南省红河州元阳县和屏边县的脱贫攻坚之战。28年来，中信集团先后委派多名优秀干部到基层挂职开展扶贫工作，在资源投入、产业发展、教育帮扶等多个方面进行了切实有效的指导和帮助。

在各方面的努力下，元阳县和屏边县在2020年先后通过第三方评估检查，顺利实现脱贫摘帽。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两次组织了相关专家学者赴元阳县和屏边县的调研活动。第一次是在2017年4月，当时脱贫攻坚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地方脱贫任务非常艰巨，调研组也深刻感受到了脱贫攻坚所面临的巨大挑战：自然条件复杂，社会环境相对封闭；农民思想保守，文化教育水平不高；长期承担固边任务，经济发展相对缓慢。第二次调研是在2020年11月，经过不懈奋战，两个贫困县按时完成了脱贫攻坚任务，也通过了相关验收考核，正在努力巩固脱贫攻坚成效。时隔三年，回顾元阳县和屏边县的脱贫历程，调研组能明显感受到这场攻坚行动所带来的巨大变化。

贫困治理后的变化

要致富，先修路。在贫困治理方面，重点抓了基础设施建设。沿着曲折蜿蜒的山路，元阳县和屏边县大都修建了硬化的道路，基本可以实现通车到各个村寨。两个县到昆明的高速公路也正在建设过程中，一旦完成，将会极大地缩短这两个边陲县城到省会的距离，加强与发达地区的沟通，促进地方经济发展。2014年至今，屏边县累计投入农村公路建设资金10.52亿元，完成农村公路建设项目136个，共修建了1300.54公里道路。这些地方山大沟深，地理地貌非常复杂，同样里程的基础设施建设难度和成本远远高于内地，如果没有国家和社会各界的强力支持，很难想象能够取得这样的建设成效。

以元阳县为例，该地区海拔高差有两千多米，有的村寨分布在河谷地带，有的在山上，起伏连绵的哀牢山不仅使得农民日常交通出行非常不便，也给农业生产带来巨大挑战。农田零星分布在山间，由于海拔高差很大，气候变化等造成了作物种植品种和模式的差异。因为山高路陡，农民只能依靠肩挑牛驮进行农业生产，劳动投入很大，但是效率并不高。从景观学的视角来看，举世闻名的哈尼梯田于群山之中勾勒出的田园线条确实是一道美丽风景，但是从农业生产来看，农民在错落有致但琐碎细小的田块中耕作，着实异常艰辛。由于道路不畅，农业生产机械化水平很低，农产品转运非常困难，而在道路等基础设施完善之后，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这些问题。

在思想观念方面，扶贫攻坚深入人心，农民思想上更加开放，对于外出打工等由排斥态度转为积极选择。从数据上来看，以屏边县的新现镇为例，全镇2.44万人，目前外出务工人口有8000余人；县政府所在地玉屏镇有3.2万人，外出务工人数也超过了7000人。2014年之后，外出务工的人数逐年显著增加。过去农民家庭生活模式基本上以务农为主，受自然条件限制，农业投入和产出不成比例，大多数农民家庭都维持在基本温饱、小康不足的状态。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客观上也造成了农民思想意识的保守，一方面觉得自身文化水平不高，担心外出务工被骗，另一方面很多人也不愿意被打工所约束。

这种观念上的转变，客观上使得农民家庭的生计模式更加多样，增强了家庭的经济韧性。在改革开放之后，绝大多数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逐渐转变了以农为主的生计模式，依靠务工、经商、务农等获得多样化的收入，实现了家庭发展资源的有效积累。而在深度贫困地区，由于各种外在条件的限制，这一转变过程相对缓慢。脱贫攻坚作为一项国家行动，通过外力的强烈干预，客观上加速了农民思想观念的转变过程。地方政府一方面积极为农民联系外出就业的机会，另一方面也出台了相应的外出就业激励措施。比如规定在外务工累计获得两万元以上工资收入，凭借相关证明，可以获得1500元的补贴；务工收入累计在一到两万之间的，可以获得1300元的补贴等。

地方政府因势利导，积极发展农业经济，地区产业结构较以往有较大改变，一方面是相对高附加值的种植养殖业占比大幅度提升，另一方面是旅游等第三产业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突破口。结合地方优势，政府把培育特色产业作为实现农民脱贫致富的重要选择。屏边县从2014年至今投入3.86亿元，发展荔枝、猕猴桃、枇杷等种植，有的已经初步见效。例如屏边县的沿溪村，农户种植荔枝方面已经获得了较为丰厚的收益，少的一年能赚七八万元，多的有几十万元。前几年在政府易地搬迁资金的帮助下，村庄28户农民都住上了两层半的楼房。

产业结构调整是脱贫攻坚中难度最大的一项工作，尽管地方已经涌现出一些目前看前景较好的产业，但是并不意味着产业结构调整到位。主要影响因素有三个方面：一是山区复杂的气候变化为农业产业发展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以2020年为例，屏边县就出现了16次冰雹灾害，荔枝等经济作物经过多年培育终于到了挂果期，但是又遭遇气候灾害，减产严重；二是产业发展受市场供求关系影响，由于近年来各个地方为了脱贫攻坚都在调整产业结构，结果造成产业同质化较高，市场供求相对混乱，失败风险很高；三是引进的农业产业需要经过本土化适应和淘汰阶段，一些理论上可以成功的产业也面临较高的失败风险，尤其是林果业生长周期较长，前期较大的投入并不必然会换取最终的收获。

相对贫困治理面临的挑战

贫困治理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永恒主题。尽管在各级政府和社会的共同努力下，治理绝对贫困已经取得了关键性胜利，但是并不意味着彻底解决了贫困问题。调研中发现，贫困治理还面临以下三个方面的挑战：

一是农民思想观念的转变和人力资本的提升需要经历长期的过程。在精准扶贫时期，为了按时完成扶贫任务，一些地方为了追求硬件方面的达标而忽视了思想的引导和变迁过程。对于前者而言，通过各级政府的资源投入就可以解决大部分问题，也容易在短时期内取得显著成效。而后者需要经历相对缓慢的过程，其转变和提升很难一蹴而就。就解决贫困问题的手段而言，显然后者更为重要。边疆地带的深度贫困地区所面临的核心贫困问题是转型性贫困，即贫困的根源在于农民的家庭生计模式和思想文化观念与现代主流社会存在一定差距，造成这种差距的关键原因是发展历程的阶段性不同。因此，这些地区呈现出集中连片的贫困现象，由于致贫原因的复杂性，很难通过针对个体性的贫困问题的措施来解决整体层面的贫困问题，需要通过综合性的治理举措，短期解决贫困表征问题，长期解决思想观念落后和人力资本不足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较长的过程，一方面需要农民通过打工、经商等途径了解和认识市场经济的规则，并学会在市场中独立生存的基本技能；另一方面需要长期发展教育，综合提升人力资本水平。

二是贫困户与非贫困户的悬殊待遇导致基层群众产生一定的情绪。精准扶贫时期，地方政府为了完成扶贫任务，在贫困户帮扶方面倾注了大量的资源和关注度，甚至一些地方出现被帮扶贫困户生活水平远超非贫困户的情况，导致农户之间的不公平。尤其是在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农民收入分化不大的地区，不合理的帮扶方式导致农户愿当甚至争当贫困户的情况，甚至有的地方群众滋生了对政府的不满情绪，通过上访、不配合政府其他工作等方式发泄怨气，给基层工作造成一定的难度。因此，在相对贫困时代，贫困治理要避免将贫困户变成“特权户”，在注重对贫困户帮扶的同时，还应该关注贫困边缘户的问题，避免过大的帮扶力度而造成贫困边缘户的相对剥夺感，要注意树立正确的劳动伦理，引导勤劳致富的价值观。

三是村庄集体经济发展面临一定程度的增收困境与债务陷阱。贫困村的集体经济收入是衡量村庄脱贫的关键指标，地方政府为了完成扶贫任务，通过多种政策设计来增加村庄集体经济实力：有的将政府投入村庄的集体经济发展资金入股到企业，与企业达成协议，通过定期收益分红的形式返还给村集体作为集体经济收入；有的将政府投入的光伏发电项目受益权转让给村集体，从而获得政府光伏发电的补贴收益；还有的利用政府产业帮扶资金，以公司+合作社的形式，定期给村集体分红。从表面上看，这些举措能使村集体经济收入呈现持续增长的样态，但是其中某些增长模式是基于行政主导而非市场经济规律，即通过短期内政府与企业的达标合作行为来实现脱贫目的。

由于贫困村集体经济普遍面临空壳化难题，集体经济发展也缺乏必要的资本和人力，依靠村干部经营来获取集体经济收益的方式在个别地区或许可以取得成功，但是并不具有普遍意义。目前集体经济增收的方式还是高度依赖行政力量的强力干预，大多数地区都将政府投入给村庄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资金入股企业，村集体获得7%-10%的收益分红，这样高额的回报率，企业短期内或许可以承担，但是很难持续下去。由于企业要承担一定的经营风险，这些投入的资金也面临回本难题。更值得警惕的是，为了完成集体经济增收的任务，相当一部分村庄已经出现了大量的隐性债务，如果无法获得持续增收收益，这些债务会进一步加剧村庄的发展困境。

贫困长效治理机制的建议

在脱贫攻坚收官之际，一些深度贫困地区需要继续巩固脱贫攻坚的成果。在持续减贫、构建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方面，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重视基层干部的思想意识教育，着力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贫困治理是一项民心工作，国家为了解决贫困问题，通过政治动员，大量干部下沉到基层参与扶贫实践，锻炼了干部，拉近了干部与群众的距离，这也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方式。然而，基层社会的一些现象值得注意，一些人将政府扶贫看作是理所当然，一味吹毛求疵，缺乏对党和国家的认同，反而却对宗教组织给予的小恩小惠感恩戴德；在基层党建方面，不少农村地区都存在党员年龄结构老化和断层等现象，年轻党员缺乏，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不够突出。因此，基层党建和意识形态建设的任务仍然比较艰巨，切实践行群众路线、把民生工作落到实处，刻不容缓。

精准扶贫政策的实践表明，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仍然有待提升。从总体上来看，政府的治理能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与群众沟通、带领群众发展的能力，二是政策的理解和执行能力，在深度贫困地区这两种能力都有待加强。精准扶贫时期，大量的干部下乡，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方治理能力不足的困境，但是从长远来看，如果地方治理能力无法得到有效提升，终究还是很难从根本上解决诸多发展难题，尤其是下一阶段如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二是贫困问题的多维性与复杂性需要系统性的长期治理，需要因地制宜，建立起分类治理机制。边疆深度贫困地区由于其自然条件复杂、贫困面广且程度较深，在地方治理能力相对较弱的背景下，不能一刀切式地用中部地区的考核标准来衡量其贫困治理绩效。在初步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之后，深度贫困地区应该重点做好防止大规模返贫等工作，持续关注农民家庭生计模式的变化，尤其要改变过去农业劳动投入大但是产出效率不高的生产模式，引导农民家庭合理配置劳动力资源，通过务工、经商、务农等多种途径，实现收入来源的多样化，增加家庭经济韧性。事实上，即便是深度贫困地区，过去也有很多相对富裕或者达到小康生活水平的农户，他们往往都是早期勇敢闯市场的农民，更加懂得利用市场规则来发展家庭经济。深度贫困地区的主要问题是转型性贫困，即大量农民正处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之中，思想上的变化需要一定的时间。同时，还要大力倡导移风易俗，改变那些制约社会发展的陈规陋习。“扶贫先扶智、治贫先治愚”，有的地区由于长期封闭，早婚、赌博、嗜酒等陋习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社会发展。政府有责任加强基层工作，密切和群众沟通联系，做好思想工作，摒弃陈规陋习，树立健康向上的文化氛围。

三是妥善谋划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的衔接，避免重复建设或政策缝隙造成的发展断层问题。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方面的要求，这与精准扶贫的内核是一脉相承的。例如，产业发展和社会治理都是这两大战略的关键环节，在产业发展方面，要尊重市场规律，审慎调整产业结构，尤其是要避免对同一地区的反复调整；在社会治理方面，提升基层组织的治理能力，选好基层发展的带头人，做好对“小微权力”的监督。乡村振兴战略虽然也是摸着石头过河，缺乏可以直接借鉴的经验，但是经历过脱贫攻坚的探索，仍然有比较多可以吸取的经验和教训。从宏观上看，乡村振兴战略要避免大水漫灌式的项目资源投入方式，伴随着国家治理体系的不断升级，对于各层级间政府行为的监督也会更加严格。因此，地方政府要根据实际情况，采用分类治理的基本原则，精准施策，避免为了政绩而制造浪费资源又不可持续的典型。

（编辑  杨利红）

贫困问题一直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更是一个历史性的难题。研究、治理和摆脱贫困也一直是人类共同的历史使命。人类在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向前发展的同时，贫困的梦魇始终如影随形。因此，从经济学意义上讲，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也是一部“反贫困”的历史。

改革开放以来，中华民族以自己独特的智慧向贫困发起了冲击，仅仅用40年左右的时间，就成功让7亿多人摆脱贫困。2020年，在现行标准下，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已全部脱贫，这是一个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它意味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困扰人类社会千百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在中国得到了历史性解决。现在，中国可以向全世界宣布，依靠自己的努力和奋斗，我们不但彻底扭转了百年历史上积贫积弱的形象，而且困扰中国和世界的贫困问题也有了治理的典范。中国的扶贫故事，不但非常精彩、生动，而且在全球范围内具有史诗般的意义。

中国脱贫成效来之不易

脱贫攻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场波澜壮阔的伟大战役，也是时代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光荣使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意味着将继续推进脱贫地区乡村振兴，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开启现代化新征程。

近期，我们到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永平县进行复旦大学对当地对口支援的调研，总结提炼云南脱贫攻坚取得的伟大成就。就我个人来说，虽然没能像许多干部那样亲自参与这样一场伟大的脱贫攻坚战，但是通过考察调研，我确实亲身体验和感受到了这场脱贫攻坚战取得的巨大成就。回过头来总结中国脱贫攻坚的伟大成就，我们更应该看到这么多年来举国上下各方面力量尤其是贫困地区干部们付出的艰辛和努力，成效来之不易。

习总书记说，改革开放40多年，我们取得了“两大奇迹”：一个是经济发展的奇迹，另一个是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在经济腾飞的基础上，我们取得了脱贫攻坚的重大成就。我们将向整个世界讲述中国的脱贫故事，向世界展示中国走出的脱贫道路，可以给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带来启示。

中国14亿人完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们取得的成功也揭示了中国道路的成就，我们希望全世界更多的发展中国家都能够走上这样一条现代化的道路。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所有的国家都在与贫困较量，只有中国完成了这样的历史使命，因此，全面总结中国脱贫攻坚战的宝贵经验更具历史意义。

永平脱贫故事的几点感受

永平脱贫攻坚历程是全中国脱贫攻坚故事的一个缩影，永平故事可以成为一部生动的教科书，要把这个案例总结好、提炼好，进而丰富发展、更好地走好中国道路。总体看来，尽管永平人口不多，只有18万居民，但它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集聚地，尤其体现了多民族的融合特征，也体现出脱贫攻坚的“复旦样本，永平模式”，这两个板块在脱贫攻坚战中融合在一起，全面地展示了永平脱贫攻坚取得的成效。永平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变分封制为郡县制，永平从汉代开始就已经推行郡县制。途经博南古道，可以让我们推想，永平在历史上曾经辉煌繁华过，但是由于后来种种原因，这里发展一度相对滞后，经济基础比较薄弱。进入新时代以来，永平实现了历史性的腾飞和大翻转，成效显著、成就巨大。

第一，永平今天取得的成效得益于中央的部署、各级政府的行动和响应。没有中央的整体部署和地方领导强有力的推进，不可能有复旦对口支援的举措，也不可能有整个永平县各级干部的全身心投入。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才有了各级领导的重视与配合。火车是否跑得快，关键要看火车头。

第二，复旦永平对口支援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12年到2016年，这是复旦对永平对口支援的探索阶段。这个阶段是复旦对口永平的起点，很多工作都还处于起步探索阶段，当时的对口帮扶主要集中在医疗领域，成效也比较单薄。2016年到2020年，是复旦对口支援永平的新发展阶段，开辟了对口支援脱贫攻坚的新境界。当地的一位电商老板说，没有复旦的对口支援，没有县委书记的支持，就不可能有他的今天。

复旦大学全面推进对口支援永平取得的成就，主要体现出如下几个特点：

1.有特色。尤其在医疗领域，可以成为大病不出县的典型案例。现在永平是复旦的第五个校区，充分体现了复旦与永平之间的全方位对接和深度融入。

2.有亮点。复旦对口支援永平体现为全面、深入地融入教育产业开发，包括产业培育、就业帮扶等方面，一批又一批的复旦挂职干部奔赴永平作出了努力和贡献。

3.有温度。复旦对口支援永平不是简单地停留在落实中央的号召和指示，而是一场有温度的对口支援。复旦人用真心用真情体现在真的行动上，在平常当中才能体现伟大。这是我看下来的感受。

第三，复旦对永平的对口支援有政治高度，体现了复旦历史上一直秉承的理念和家国情怀。复旦人不但要为国育才，更要为国家的发展服务。这不但是复旦的责任和使命，更是社会主义大学的责任和使命。

第四，脱贫不脱钩。脱贫攻坚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在脱贫攻坚战中，很多地方干部全身心投入、用心用情，两年脱贫工作，一生扶贫情结。我在调研中发现，很多复旦扶贫干部对永平依依不舍，任职到期也不愿意离任；有的干部在离任之前已经在积极谋划脱贫攻坚与振兴乡村的衔接，传递脱贫攻坚的接力棒。

接续未来乡村振兴的希望

最近有两位著名学者的对话在社交媒体上被大量转发，认为中国走城镇化道路不坚决，大意是认为乡村振兴不可能成功。如果两位教授能够到脱贫攻坚一线乡村走一走、看一看，我相信他们会意识到这个结论是脱离实际的。

中国未来相对贫困的彻底解决，不可能走单一城市化的道路，还是要靠乡村振兴。过去我们错误地理解，所谓现代化，一是工业化，二是西方化；所有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就要向西方学习。我们今天成功走出一条新的中国道路，就在于我们没有照搬西方模式，也没有单纯强调工业化。旧中国基本上是农业国，新中国的成立把我们带上了快速工业化的道路，同时也高度重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农村。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对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的认识进一步深化。特别是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乡村建设行动，未来乡村振兴将会成为整个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永平来说，在发展工业的同时还要立足于乡村振兴。

第一，坚持抓产业发展不动摇。三年前，我到永平解读十九大报告的时候，前一年永平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支柱产业是建材，当时我并不认同这个布局。现在来看，永平走出了一个好的道路，在产业发展上不搞多元化，抓住一两个支柱型产业，坚定不移地发展就一定成功。与此同时，永平的产业要做大做强做优，一定要有世界的眼光，有中国的视野。所以产业基地可以放在永平，但是市场和眼光不局限在永平，眼光要高、视野要广。

第二，坚定不移办好一个院。要借助复旦对当地医疗事业的支持，努力把永平人民医院打造为面向整个滇西、服务于滇西人民健康的中心医院。

第三，要发展好一个市场。产业需要市场支撑，永平的市场不要太多，比如核桃交易中心，不要仅仅盯住滇西交易市场，整个云南的交易市场都可以从这里起步，下一步需要考虑如何在现有基础上打造更大的市场。总书记讲，未来中国经济发展要形成以国内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的发展格局。重视国内市场，并不意味着整个国内循环各自为阵，也要强调要素市场在国内市场的统一。要把核桃市场打造成像义乌小商品市场那样的模式，靠这个市场可以支撑整个永平的经济发展，进入云南省的发展前列。

但是，我对永平的旅游业发展不是很看好。在我看来，博南古道可以作为文化去研究，也可以做成文化论坛，但是很难把它产业化，因为古代的文化必须融入现代的元素，才能把它开发出来。产业发展壮大主要依靠自身的内生驱动，市场有多大，产业就有多大，如果市场支撑不了产业链，仅靠财政支持的产业发展是难以持久的。

今天中国的乡村振兴，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体制问题，尤其是乡村治理。在未来的发展当中，要重视发展集体经济。农村改革初期，包产到户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但是包产到户发展到一定程度，面临的最大瓶颈就是它与现代化的经济不匹配、与规模化的经济不匹配。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的包产到户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那么40年后来看，农民的积极性明显降低、土地抛荒比较严重，这样的格局不符合未来的乡村振兴方向。我认为，集体经济是未来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凡是脱贫攻坚比较好的就是集体经济办得好的地方。当然，这种集体化的道路不是回到上世纪50年代，而是走出一种新型的集体化经济道路，这样才能对永平乃至整个云南，甚至全国的农村具有示范性意义。

（编辑 宋斌斌）

随着美国大选尘埃落定，拜登当选第46届美国总统。有理由相信，美国内政与外交政策都会有所调整。中美关系在经历了充满不确定、疾风骤雨式的特朗普周期后，目前处在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

特朗普遗产：美国分裂、疫情失控与萧条迫近

    在4年短暂的执政期中，特朗普狼奔豕突、反建制、反主流，四处出击、广泛树敌，把内政与外交搞得一塌糊涂。如今盘点，面临分裂与混乱的美国、失控的疫情和日益迫近的经济大萧条，成为特朗普给美国留下的遗产。

大选展示美国的深刻裂痕

当选总统拜登自豪地说，他得到了7400万美国人的选票，是美国历史上得票最多的当选总统。同时需要看到的是，特朗普获得了7300万张选票，是获得选票最多的败选总统。7300万人对7400万人，这近乎5:5的对立，构成了美国政治分裂的民意基础。从地图上看，东西部城市的蓝色地区与美国中部的红色地区形成一条以财富为界线的裂痕，象征美国内部斗争的极化景象。在红与蓝的对立背后，存在着城市与乡村、城里人与乡下人、年轻人与老年人、白人与有色人种、穷人与富豪、靠全球化生存的白领与靠本土就业的蓝领和“红脖”之间的深刻矛盾与尖锐对立。经济基础的巨大裂痕，引起了建立在其上的美国社会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对立，这就导致了在大选中本土红与全球蓝的尖锐撕裂。大选之后，美国需要疗伤，弥合其社会的巨大分歧，政府才能获得稳定施政的基础。

已经失控的疫情

白宫办公室主任在回应记者采访时宣称，特朗普政府已经放弃了对疫情的控制政策。目前美国的疫情已经完全失去了控制。截止到11月14日，美国累计确诊1106万人，累计死亡25万人。从11月4日起，连续10天日新增确诊患者人数超过10万人。是目前全球新冠病例确诊最多、病亡最多的国家。

失去控制的疫情，对美国经济、社会造成了巨大冲击和破坏。一场公共卫生危机引发了经济危机，进而又导致了以种族矛盾为焦点的社会危机、并触发了危及宪制的政治危机，一系列危机的叠加对美国机体造成了共振性破坏。在疫情失控情况下的复工和持续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又导致暴发新一波疫情，“让美国再次病倒”（Make America Sick Again）。疫情给美国经济和社会生活带来了连锁性、叠加性的破坏，导致美国综合国力的加速衰落，使美国社会遭受严重的冲击。

疫情大萧条日益迫近

疫情对美国经济造成重创，各项经济运行指标出现断崖式下跌，有可能导致疫情大萧条。美联储祭出史无前例的举措，美国政府推出救援计划，只是勉强稳住了暴跌的股市，却难以改变金融市场紊乱、实体经济下滑和服务业停摆的局面。制造业指数、工业产值环比、设备利用率、零售销售环比等经济指标均出现大幅下滑，剧增的失业人口已经赶上了大萧条时代的水平。美联储发布的褐皮书报告称，美国所有地区的经济活动在陡然地急剧萎缩。高盛预计，美国经济将衰退34%，冠状病毒大流行已经使美国经济陷入了衰退；美银美林认为，疫情蔓延将导致美国企业被迫大规模关门，美国经济恐陷入“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衰退”；摩根斯坦利预计，美国202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将收缩5.5%，为1946年以来最大降幅。据统计，标普500指数报告美国2020年以来11个行业中有10个净利润率同比下降。许多机构估计，如果疫情得不到有效控制，美国经济可能会经历数年的经济大萧条。

多位华尔街金融家已经发出了有关美国进入经济萧条的警告。分析预计，或将有23万亿美元的国际资金将陆续从美国市场撤离。罗杰斯称，“美国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将来临，美国将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债务国”， “下一次金融危机可能比我们今年看到的还要严重，这肯定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时刻。”

美国国税局预测，美国就业岗位减少的局面可能会持续数年，美国经济复苏前景十分悲观，萧条或将持续至2027年。

内政优先：拜登政府的当务之急

社会对立、疫情冲击和经济下滑，是摆在美国当选总统目前最紧迫的三大内政问题。如何处理特朗普留下的烂摊子，是拜登政府的当务之急。

一是稳定政局减少对抗。美国社会的分裂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任何人一时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拜登所要做的，是缓解社会对抗，避免大规模冲突。正因此，拜登在胜选演讲中强调，我虽然是一个民主党人，但我现在是美国的总统。我看到的没有红州、没有蓝州，我看到的只有美国。选举尘埃未落，拜登就开始着手弥合被大选进一步撕裂的美国。然而，由于特朗普不肯承认败选，还在努力煽动支持他的7300万选民积极抗争，为赢得“公正的选举”努力。如果这种抗争长期化，将进一步激化红蓝对立，导致更持久的社会对抗。

二是努力控制疫情。自11月3日大选投票日后，美国确诊新冠患者人数激增，连续10天日增超10万，其中两天超过15万人，11月13日更是达到18万人。严峻的疫情形势，迫使拜登将控制疫情放在优先事项的首位。据11月8日拜登成立的“过渡网站”发布，新总统任期的四大优先事项，包括应对新冠疫情、促进经济复苏、恢复种族平等以及应对气候变化。11月9日，拜登组建“新冠疫情过渡顾问小组”，并任命了12名专家和研究者。同时还宣布，将制定“拜登-哈里斯新冠计划”，在明年1月上任第一天付诸实施。

三是稳住经济。在社会动荡不安和疫情加剧的情况下，美国经济面临巨大下行压力。为了扭转经济颓势，拜登政府将会加大支持财政刺激计划，并推动基建、科技、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拜登计划对气候和环境投资1.7万亿美元。据预测，如参议院仍在共和党控制下，政府将可能推出1万亿美元的刺激计划；如民主党能够控制参议院，政府刺激计划将达到2万亿美元。拜登将提高富人和大企业的税收，增收资本利得税，为美国工作家庭提供税收减免。

为促进经济复苏，拜登计划将“向州、地方政府提供所需的援助，以免教育工作者、消防员和其他重要工作者被解雇”，并将“扩大新冠危机保险的覆盖范围，以帮助那些失业的人”。在就业方面，拜登将扩大短期补偿规模，挽救工作岗位。采取提高最低时薪，为家庭、小企业和社区提供即时救济、扩展失业保险，调动美国企业制造和创新提供新就业机会。

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基本框架与走势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美国新政府对外政策将根据美国内政的需要做出相应的改变和调整。从目前的已有信息和情况分析，拜登政府的对华战略与政策将会做出调整，形成与民主党理念和全球战略配套的对华战略框架。其主要包括：

1、明确将中国定位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与中国进行大国竞争，遏制中国发展以巩固美国全球领导者的地位，是美国两党政治精英的共识。拜登在选举前发表文章、在大选中接受采访时多次强调，中国不是美国的敌人，而是美国的竞争对手。拜登及团队对中国的战略定位，不会是奥巴马政府早期的“伙伴”或“利益攸关方”，也不会是特朗普政府后期的“敌手”，而是处于两者之间的“竞争对手”。

2、对华战略的基调：“遏制为主、接触为辅”。拜登团队对中美关系恶化的看法，认为主要原因是中国放弃了克制政策，美国对华“接触战略”已经失败。因此，美国必须改变对华“接触”战略，要对中国的“掠夺式发展”和“外交扩张主义”予以坚决地遏制。基于中国长期发展对美国带来了全面挑战，加之目前美国社会反华情绪高涨，拜登政府将不会全面重置（reset）已严重恶化的美中关系。拜登会在保持“遏制为主”的基调下，在抗击疫情、恢复经济、维持人文交流等美方迫切需要中国帮助的方面进行有限的接触，既作为博弈手段，也争取获取实际利益。

3、继续与中国展开全方位、多领域的竞争。中美战略竞争的核心，是美国不允许中国继续发展以威胁其全球霸权地位。因而，拜登主导的中美战略竞争与特朗普时期一样，也同样会在全方位、多领域展开，而且可能表现得更加强硬。

4、对华竞争将延续的全政府方针。拜登政府未必完全照搬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方针》，但有可能吸收其有效部分。其中最有可能的是延续其对华的“全政府方针”，以协调政府各部门对华政策和行动，提高对华竞争的效率。拜登政府可能会以对他们有利的方式，使用特朗普现有“已设定桌子”的元素作为自己的工具，追求新政府的目标。拜登政府会系统化、多边化地使用另一些工具，寻求与日本和欧盟协调，在商业和安全问题上联合对付中国，包括投资审查，在自由航行和贸易等方面制定规范、标准和规则。

5、推进有选择的部分脱钩。拜登最信任的外交政策顾问布林肯认为，中美彻底脱钩是“不现实”，也是“彻底有害的”。从一些智库的建议来看，拜登政府可能采取有选择的部分脱钩，主要是在高技术产业方面。

6、利用台湾问题向中国施压。拜登曾经是投票赞成“台湾关系法”的初始参议员之一，他习惯在中美关系中打台湾牌。近年来，民主党主导的众议院通过多项“涉台”法案，民主党在大选前修改其党纲，删除了“一个中国”原则。拜登外交政策顾问把台海局势的紧张归结于中国大陆。从以往拜登对台政策表述中可以认为，拜登对台政策的目标将是维持台海现状。他曾表示，若台湾宣布独立挑起战争，美国就不该出手相助。利用台湾而不被台湾所利用，这应该是拜登政府对台政策的底线。

7、运用人权大棒全面打压中国。人权问题一定会是拜登政府攻击中国的重要武器。近期美国最有可能做的，是拉拢西方国家，利用新疆问题向中国发难；他们将罗织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力图给中国带上“种族清洗”的帽子，借机推动各种制裁活动，遏制中国的发展。拜登政府也可能支持达赖集团在美国的政治活动，对西藏问题进行干预。香港是美国推动亚洲颜色革命的重要基地，《香港国安法》颁发后，重挫了美国在香港的政治势力，拜登上台后不会放弃对香港的干预。香港与新疆、西藏等问题都会成为中美博弈的焦点。

8、积极构建反华遏华的“民主国家联盟”。拜登长期担任美国参议院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主张美国积极发挥全球领导者的作用。他在《外交事务》发表文章表示，“我若当选总统，将让美国重新领导世界”。他宣称，在执政第一年，美国将组织主办一次全球民主峰会，以重振“自由世界”各国精神和共同愿景；为了应对中国的挑战，美国及其盟友要建立一个统一战线，使“自由世界”国家能够获得中国无法忽视的影响力和全球事务的塑造能力。

9、保持对中国的军事威慑。民主党政府历来有对外动武的传统，事实上，在奥巴马-拜登时期，美国发起了多次对外战争和军事行动。因而有评论指出，拜登有可能成为新一位的“战争总统”，在拜登团队中也有极端鹰派，在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中，美国仍会依仗其军力优势、保持并加强对中国的军事威慑，中美之间发生局部性、低烈度的混合型战争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

中美关系未来可能走势

综合目前的各种信息，我们有理由相信，拜登政府有可能调整特朗普时期的对华政策，阻止中美关系走向无底线的恶化。同时，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不应期待中美关系在短期内就发生重大改善。

其一，难以摆脱的特朗普遗产。特朗普政府把中国视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对华采取全政府方针实施全面打压，严重破坏了中美关系的基础。面对特朗普的反华遗产，拜登肯定不会照单全收，但也存有机会主义的想法，会利用特朗普打下的博弈空间与中国进行新一轮的战略竞争。

其二，美国内政问题的制约。恢复美国团结、控制疫情和稳定经济是拜登政府面对的紧迫问题。批评中国、打压中国可强化渲染外部威胁，对团结美国内部有正面作用，因此拜登不会把恢复中美关系正常化作为自身紧迫任务。但是，美国要控制疫情和稳定经济，则离不开中国的配合支持。这就使得拜登在对华关系上必须保持平衡，至少要阻止中美关系的继续下滑，以换取中国对其实现内政目标的支持。

其三，外交团队对华政策理念和目标的导向。拜登外交团队的骨干人物把中美关系恶化的原因，基本归结于中国的“不克制”和“扩张主义经济政策”，认为“接触”政策已经失败，对中国要采取遏制政策。

其四，美国国力的制约。能够干什么，对于想要干什么是最基础的制约。相信拜登政府可以看到，美国的国力是不足以支撑彻底打垮中国的目标。其对华政策和战略目标，应与其实力相匹配。

其五，世界格局的变化。拜登十分重视团结盟国，一再表示会通过结成民主国家同盟来组团制约中国。在新冠疫情暴发后，世界力量格局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世界许多国家，特别是亚太地区的国家不愿意按照美国的意愿选边站。11月15日，RCEP的正式签约标志着东盟主导、中日韩澳新等15国参加的世界最大的自贸区启动。可以预见，美国要组团遏制中国发展的做法，越来越难得到更多国家的支持和响应。

其六，美国国会法案的影响。近年来，美国国会通过了12个涉华法案。这些法案与总统行政令不同，具有超越行政当局任期和权力之上的约束力。国会的这些法案，对拜登政府制定对华政策形成了重要制约，限制了行政部门的权力。特别是如果由共和党继续控制参议院，拜登政府在对华政策调整的自由度上将大受影响。

其七，中国的意愿、能力与行为。中国对美政策和行动，对美对华政策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实际上，两国政策具有相互塑造的能力。如果拜登政府决心对特朗普对华政策改弦易辙，释放善意、表现出行为的可预见性，中方也会相向而行，双方政策将实现建设性互动、保持稳定性，无疑有利于中美关系的逐步改善。

可以预见，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是受内外多种因素制约的复杂决策，难以一蹴而就、一键重启。我们对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调整，不应抱有过高、过急的期待，而应保持耐心和定力。从目前已知的信息分析，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有可能出现以下趋势。

一是内政优先，对华政策服从并服务于内政。外交服从并服务于内政。就任初期，拜登政府会集中精力和资源解决美国内部问题，在对华政策有可能出现1-2年相对缓和的空窗期。在内政的制约下，拜登政府会倾向对中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根据美国内政和利益的需求，去塑造中美关系。

二是降低对抗保持遏制。从美国全球霸权地位和国家利益角度衡量，中国就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拜登政府不会像特朗普政府那样把中国当作敌人，并挑起走向失控的中美对抗；新当选政府可能会调整对华策略，但仍会坚持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采取以遏制为主的对华战略。

三是中美战略竞争将长期化。从现在起到2049年，是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30年，也是中美综合国力发生交错的30年。中美战略博弈与竞争，将贯穿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全过程。

四是寻求中美的竞争性共处。美国较为理性的政治精英已经认识到，靠强力打压、完全遏制中国的发展，是无法实现的政治目标。他们提出通过与中国的“稳定竞争”，阻滞中国发展，减缓美国衰落，更持久的维护美国在全球的首要地位。

五是中美有可能共同塑造未来的中美关系。长期以来，美国是中美关系的主导方，是中美矛盾的主要制造者。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特别是在抗击疫情、恢复经济中的优异表现，使拜登政府在解决美国国内问题中更需要与中国合作，这无疑增加了中国对中美关系的塑造能力。未来的中美关系，需要中美双方共同去塑造。

（编辑 季节）

即将过去的2020年，注定是人类历史上不平凡的一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冲击。为阻断疫情，各国采取防范措施，被迫暂停或封锁经济，引发一系列问题、矛盾甚至冲突，不但加剧了全球经济衰退的风险，亦极大地考验着全球金融体系的安全，甚至对全球治理带来巨大挑战。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金融、科技、文化、安全格局深刻调整，世界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数字化浪潮给金融业带来巨大挑战

在抗击疫情中，迅速崛起的数字经济成为全球防疫的重要武器，不但帮助我们取得了武汉保卫战的伟大胜利，并在后期的疫情防控中展现了不可替代的突出作用。与此同时，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在疫情期间全面向生活、生产的各领域加速渗透，推动了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蓬勃发展的数字经济又成为了抵御全球经济衰退、引领全球经济复苏的新引擎。万物互联、万物数字化的变革浪潮正推动人类社会从互联网时代向数字化时代升级。

全球金融业在疫情冲击和数字化浪潮中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此次疫情加快了数字科技与金融的深度融合，加速了金融数字化转型。而数字经济的崛起也为金融业带来了新机遇。大量的新基建、新产业、新业态的投融资需求不断涌现。新的经济模式呼唤新的金融服务形式，其中，金融科技是新金融的典型代表，是金融与科技深度融合的产物，是驱动现代金融业升级换代的重要引擎。金融科技的开发和运用，将会是未来衡量传统金融机构竞争力的重要指标。数据正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要素，也为金融业带来重大变革。“上云用数赋智”已成为金融机构创新发展的“必选项”。借助于强大的网络和算力，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为金融业带来大量业务革新，使得金融服务更快、更广、更便捷、更精准。

疫情和数字化浪潮也给金融业带来巨大挑战。疫情造成的经济下滑冲击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各国大多通过超宽松的货币政策暂时稳住了金融市场，但其负作用将长期影响全球经济金融体系。而疫情导致的全球供应链重塑，使得依赖关键核心技术的数字金融科技系统的安全面临新的挑战。在数字化提高金融效率的同时，也增加了金融系统的复杂性和脆弱性；在数字化拓宽金融范围的同时，也增加了金融风险的传染性和危险性；在数字化创新金融模式的同时，也增加了金融监管的难度；在数字化带来新业务的同时，也对金融业提出了新要求。

把握数字化发展机遇，加强风险防范

在当前全球复杂而多变的政治经济形势下，全球金融治理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在把握数字化发展机遇的同时加强风险防范。

金融是经济的血液，同时它也依赖于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金融必须坚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本。当前，我国金融业要服务于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大力支持科技创新，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将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资本是关系到当下和长远发展的重要命题，而信用是实现从财富到资本转化的关键要素，也是金融的基础。信用不牢金融不稳。不管是互联网金融还是数字金融，其本质都是金融，都要遵循金融的规律，要以合法合规、健康良好的信用为基础。当前金融治理要扎实做好国家、企业和个人的信用，守好每个环节的信用，金融体系就不会出大问题。要加快建立完善的征信系统等基础设施建设，用好数字技术服务和监管数字金融。同时，要积极推动债务信用升级为股权信用，乃至尚未出现的国际股权信用来支持科技创新和跨国合作，特别是数字科技的创新与合作，这有利于维护各国金融系统的安全。

当前，我们要坚持金融创新与加强监管并重，坚持守牢底线，维护金融稳定。金融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金融的新业态层出不穷，在提高效率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使得金融风险不断放大。要在鼓励金融创新，激发市场活力，扩大金融开放与金融监管能力之间寻求平衡。要加强基础性、制度性建设，监管与金融机构要提升科技和数字经济的基础知识和专业能力。要积极发展金融监管科技，利用创新技术升级完善金融监管体系，推进数据信息共享，打破信息孤岛，推动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在防范风险方面的应用；这些需要监管部门与金融机构、科技企业携手努力，密切配合。

病毒无国籍，疫情无国界。同样，在全球经济金融已深度融合的今天，金融风险的蝴蝶效应理论已得到了证实。这次疫情的发生也再次表明，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而纵观人类历史上数次大的疫情，尽早、尽责的隔离防治是阻断疫情的有效手段。国际社会应该携起手来，守望相助，共同应对这样的重大突发事件。而不是“任其私心”，笃信“本国优先”，更不能轻启所谓的“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等威胁手段。不管是全球疫情防控还是全球金融治理，尽责监管、积极合作、先进科技是全世界一致努力的方向。

（编辑  季节）

最近几年，ofo，蛋壳公寓，e租宝……不管是做房产中介，还是共享单车，或是做纯投资的P2P，一旦涉及互联网金融模式，只要爆雷就会遇到很大问题。因为互联网延伸到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人。我们随手拿起手机就能够接入互联网，并可能成为其用户，那么风险就会放大，一旦爆雷，破坏性就会很强，并且波及人数动辄几十万上百万。这不得不让我们警惕，如果有一天，一家规模比上面几家公司还要大的涉及“互联网金融”的公司，用户规模是几千万人、几亿人，如果一旦爆雷了，那对我们的国家和社会是什么后果？这个破坏性和烈度简直难以想象。

老老实实搞制造业更好

制造业企业员工能超过一万就很大了，例如一家规模一万人的大型制造厂破产了、烂尾了，影响的是这家企业的员工，以及部分对这家企业依赖性高的供应商、渠道和客户，范围通常也就是几千人几万人，而且这一万名员工至少曾经拿到了工资。这些企业就算破产了还能留下土地、厂房、生产设备、技术专利、库存产品和原材料，更重要的是有一批技术人才，这些人到其他企业还可以继续创造财富。

最近在说半导体行业盲目投资，而武汉弘芯总是被拿出来当典型案例。跟蛋壳比起来，弘芯还没有量产，烂尾并没有影响到消费者。由于还在建设期，员工人数也很少，估计就几百人，这跟蛋壳公寓波及的人数一比，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弘芯的投资者当然在资金上有损失，但是这类制造业的投资绝大部分是投在土地、厂房和设备上。

我看了不同券商做的研究报告，一般认为晶圆制造厂的投资，70%-80%左右是在生产设备上面，虽然数据未必精确，但也能说明设备投资的量级。这种实物投资和互联网金融拿去搞财务投资不是一个概念。

    假如华为这样的国内顶级制造业企业万一倒下了，华为的员工、部分供应商和渠道客户等规模几十万人，当然会受到影响，也是中国的重大损失，会损失大量税收。但是作为制造业企业，它至少还能留下一笔很丰厚的遗产，有大量经验丰富、掌握全球一流技术的研发工程师和技术人才，以及大批具备海外市场拓展经验的国际化管理和营销人才，他们脑子里面最有价值的知识还在，不仅可以想办法再就业，或许还能打造出不少华为系的创业公司，就跟目前在工业自动化和电源领域大批华为员工创办的企业一样。不仅如此，华为还能留下海量的技术专利和基础研究储备，国际水准的实验室和生产设备……当然了，还有遍布全国的办公基地。设想一下，如果一家用户规模同样是几亿人的互联网金融公司倒下了，能给中国留下什么？制造业已经发展了几十年上百年，政府监管体系已经非常完善，不像互联网金融还是个比较新的东西，政府监管体系还需要发展完善。

我们对制造业的投资太少了

我国对中高端制造业的投资太少了，这些领域是我们要立足自主创新、大力发展的关键领域。台湾是世界级的半导体加工基地，台积电召开的2020年第三季财报法说会上，公司总裁魏哲家表示2020年公司资本支出将达170亿美元，折1173亿元人民币（按2020年平均汇率6.9）。这只是台积电一家，台湾还有联电、力晶、世界先进、稳懋等半导体晶圆制造厂的投资。

与此同时，2020年11月中国大陆的集成电路制造厂中芯国际发布第三季度财报，由于受美国出口管制的影响，对于2020年资本开支，中芯国际计划从67亿美元下行到59亿美元，只是台积电的三分之一。

国内互联网经常报道某地某个芯片制造项目又投资几百亿、几千亿元，这类新闻非常多，给人一种似乎我国对芯片项目投资金额非常大，已经碾压全球其他地区的印象。其实这些项目很多只是一个框架、意向，金额也是指未来多年的累计金额，真正落地的比例极低。

别的不说，国内芯片工厂到现在为止也就是中芯国际、华虹、华润微、士兰微、积塔半导体、粤芯半导体、长江存储、长鑫存储等不到10家企业真正有能力量产，芯片代工厂产能能够进入全球前十的仅有中芯国际和华虹两家。如果把IDM厂也算进来，那我们只有中芯国际一家在全球前十位。

在2016年之后，中国大陆新成立并且开始量产的有长江存储、长鑫存储、积塔、粤芯4家企业，积塔预计今年年底开始量产，但是这还远远不够，国内半导体制造不是过剩，相反是极为稀缺。半导体是中国现在进口的第一大商品，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一种商品种类，比石油进口金额更高。按照当前的投资扩产和技术升级速度，到2030年以后，我们依然要大量进口芯片。

目前台湾竟然是中国大陆的第一大进口逆差来源，其背后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台湾的芯片制造能力极强，是全球芯片产能最高的地区。韩国也是我国一大进口来源，其中存储器为核心的半导体占了很高的比重。

集成电路大基金一期带来巨大回报

2014年我国成立了集成电路大基金一期，极大地带动了资本市场对国产半导体产业链核心企业的投入，促成了长江存储、长鑫存储，也极大地促进了产业链上各企业的大发展。这也带来了两个意想不到的回报。

第一是财务上的收益。国家大基金一期于2014年启动，初始计划投入规模1200亿元，实际投入规模1387亿元，累计投资项目70余个，主要股东来自于国家出资。其中涉及A股市场投入方式有二级市场买入、参与定增、IPO前增资、协议转让等4种。

截至2019年年底，国家大基金共投资购买A股20只，初始投入金额测算为308亿元左右。由于美国政府对中国发动贸易战，在2018年对中兴、2019年对华为发动了芯片战争，导致国内半导体资本市场暴热。大基金手里持有的A股市值，以2020年5月底的价格测算，已经超过800亿元，浮盈接近500亿元，浮盈高达1.6倍。不仅如此，大基金在港股中芯国际与华宏半导体也有一倍以上的收益。以上只是A股和H股的收益，还不算大基金持有的未上市公司的股权的收益。

投资半导体制造，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高利润，甚至可以说是暴利。当初大基金大量投资国产半导体产业的时候，谁能想到美国政府后来会以芯片作为科技战武器呢？又怎么能想到中国芯片资本市场因此而大热呢？如果这笔钱当初用在了别的领域，还能获得如此惊人的获利回报吗？

第二个是战略上的收益。由于大基金的投资涉及芯片设计、制造、封测、设备、材料、EDA等所有环节，到2020年中国半导体产业链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基础，尤其是在制造部分投入主要的金额（占比为67%），而制造部分恰好是中国半导体产业目前最为薄弱的部分。

我认为，要想推动上游的国产半导体设备和材料加快实现国产化，唯一的道路就是搭建大规模的国产半导体生产线，也就是必须为国产装备和材料开辟本土市场。不要指望日韩欧美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半导体工厂来验证和使用中国大陆的半导体设备和材料，只有在个别领域推进到世界先进水平的极少数厂家才可能有机会。

在华为受到制裁之后，目前国内各界对28nm节点所需要的主要半导体生产设备和材料反复进行分析，在2022-2023年完成28nm产线国产化不再是绝不可能的任务，国产28nm工艺节点光刻机有望在2021-2022年完成产线量产验证。这将夺回一定的科技战主动权，甚至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拯救了华为，增加了华为生存的希望。

如果没有大基金累计投资的1387亿元人民币，及其带动的总计数千亿元人民币的投资，大大加速了国产半导体产业的发展，那么今天中国半导体产业链的水平就会再倒退几年，在未来几年内搞出28nm国产化产业链将毫无希望，华为生存或者说保持技术领先的希望和概率将会大大降低，要知道华为可是规模达到8000多亿元人民币的中国制造巨无霸。这是大基金带动对国产半导体产业链高强度投资带来的意想不到的战略收益。

投资到制造业补短板将会长远受益

以上两点回报，我相信都是2014年决定大基金上马的时候想不到的，应该说得到这个收益已经超出了预期。中国制造现在的短板还很多，和国外技术差距较大的领域也还有很多，但是投资到这些领域，才会有巨大的机会，并且有超出预期的收益。我个人认为，集成电路大基金是过去10年我国最为成功、最有意义的国家产业投资项目。

集成电路大基金只是一个例子。如果追溯历史，当瓦特造出蒸汽机，英国人开始进行工业革命的时候，恐怕也没有想到搞制造业能够给盎格鲁-萨克逊民族在后续的几百年带来如此惊人的红利，掌握着全球最先进和最庞大制造业的盎格鲁-萨克逊人击败了全球所有的对手，他们的子孙在今天掌握了如此辽阔的土地和众多的自然资源，享受着极高的生产力，英语成为全球霸权语言。

对于现在的中国来说，我们在制造业上相对西方和东亚先进地区都还存在不少短板，我们老老实实搞制造业，尤其是搞中高端制造业，会让中国在未来得到意想不到的回报。

（编辑  季节）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要“加快数字化发展。发展数字经济，推进数字产业化，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建议还明确提出，要“建立数据资源产权、交易流通、跨境传输和安全保护等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这一系列指导思想和工作要求，在下一阶段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必将在各方面得到进一步体现。可以想象，在未来的日子里，数字化工业、数字化农业、数字化服务业包括数字化金融、数字化医疗、数字化教育，乃至数字化城市、数字化政府，等等，都将以不同的速度，从概念一步步变为现实。

为了促进数字化社会的健康发展，现在我们需要从实践和理论的结合上把一系列问题梳理得更清楚，想得更明白。这方面的问题其实不少。这里仅从一个角度谈谈个人的一点思考，就是数字化发展给政治经济学带来的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快速发展的当下，它们给我们一直坚持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提出了新的问题和挑战，我们应该如何与时俱进地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已经显得越来越重要了。

数字化发展带来生产力进步是否会影响生产关系变化

我们总以为新的科技进步，包括数字化的发展给社会带来的主要就是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这固然是对的。因为数字化有助于提升人们利用各种资源进行生产活动和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数字化发展对生产力提升的推动作用已经为这几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所证明。例如，许多事情的办理都比过去方便和快捷了，一些事情隔着很远的距离即时处理也已经成为可能。这是我们都看到了的。

但仅仅看到这一点似乎还不够。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生产力是要影响和决定生产关系的。而生产关系主要指的就是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劳动成果如何分配，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那么数字化发展推动了生产力的进步，会不会进一步带来生产关系的变化呢？这中间有没有需要深入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呢？

当前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得大数据在各行各业的产生、运用已经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入，大数据已经发展成为一种产业，各类数据平台企业越来越多。如果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角度来看待，这里涉及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些大数据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生产资料，作为一种资产，它到底是属于谁的，所有权应该归谁。因为政治经济学中关于生产关系的主要定义就是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劳动成果如何分配。这些数据的所有权应该属于原始数据来源方？还是属于社交行为者、生产行为者、交易行为者？还是属于数据平台方、数据归集者、算法提供者、信息整理者、发布者？或是其他什么方面？

前些年人们并不十分关注这个问题，近年来随着大数据的快速发展和广泛运用，逐渐引起了大家的重视，但主要还是从信息保护和个人隐私保护的角度考虑的，并没有从数字化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可能带来生产关系的变化这个角度去观察和思考。

数据的归属和使用者的权力

不同性质的数据是否应该归不同所有者；不同的数据使用者是否应该有不同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因赢利目的而交易、使用这些数据所获得的收益，是否应该向数据所有者支付必要的对价，等等，都是亟需深入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在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建议中，中央之所以强调要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建立数据资源产权、交易流通、跨境传输和安全保护等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我认为这是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从推进社会治理机制和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历史视野，顺应技术革命和数字化发展的历史潮流，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以及在新形势下切实维护国家的安全。

加强“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的制定

现在的关键是这些“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如何制定，其相关内容和规定如何做到既与这几年的发展实践相衔接，又符合与时俱进的要求，并且是符合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政治经济学不仅诠释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联，政治经济学还阐释了关于一切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经济基础，而经济基础又影响和决定上层建筑的经典观点。这是我们面对数字化进程不断加快的新形势，应该关注和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以上我主要讲的是数字化进程不断加快的新形势对政治经济学带来的一点新思考。其实就西方经济学来说，它也需要回答类似的问题。例如，西方经济学中的微观经济学，讲的是资源有效配置问题，那么，大数据作为一种资源，它是否应该由市场主体来配置？如何来实现配置？西方经济学的宏观经济学是讲资源充分利用的，如果数字化社会再进一步发展下去，各类数据资源仅靠一些数据平台公司，能不能实现资源的充分利用？等等。总之，这更是需要引起我们关注和重视的问题。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