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游牧

毛泽东与蒋介石、与中国的历代统治者不同，他所关注的不是中国的基本经济区，而是它的边缘地带及其他内部的“边缘人口”。

毛泽东与包括孙中山在内的近代革命者也不同，他关注的不是“反清复明”这样的问题，他关注的是“行国”、“居国”、“海国”之间的动态的平衡与不平衡。与此相关的，便是核心经济区内部的不平衡问题。

毛泽东革命理论，是通过突破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简而言之，毛泽东的革命不仅是一场阶级革命，更是一场文明革命、文明复兴。毛泽东的革命，是为了恢复晚清之后瓦解了的中华文明的内在平衡而进行的革命。在毛泽东看来，正是因为这种平衡的瓦解，中国的传统治理体系解体了。

毛泽东很早就认识到：中国的基本经济区并不是封闭的，而是一种开放的动态平衡体系，作为“居国”和用于定居的农耕区，其人口历来是流动的，其吸纳流动人口的能力是空前的，而规模最大的流动人口，是被称为“客家”的族群。客家是魏晋以来，在草原文明的挤压下，北方人口大规模南迁的一个持续性的结果，江西、广东和福建是中国客家的重要落脚点。由于当地人占据了平原和平地，迁徙而来的客家人只能居住在山区，不得不在逼仄的山地求生。中国基本经济区的土地问题，在这两个群体的矛盾中得以集中和放大。

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井冈山的斗争，当然是农民的土地革命，但更为确切地说，这也是以客家人为主体的土地革命，如果没有客家人的支持，井冈山的斗争几乎是不可能的。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以“客家人（永新人）女婿”的身份，成为红军的领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结合，是一种真切的、血肉交融的结合。毛泽东不仅深刻认识到了中国基本经济区内部的不平衡问题，而且更为深刻地洞察了中国存在的三种生产方式的不平衡问题，随后的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大体上就是在基本经济区的边缘——基本经济区与草原山地文明之间的结合带进行的，就有了举世瞩目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从客家人的聚居区——赣南和闽西出发，穿越苗族、藏族地区，直达回族聚居的陕甘宁。

什么叫“地球上的红飘带”？建立在三种生产方式内在平衡基础上的中华文明，在近代走向瓦解的时候，正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长征，以一种难以想象的奇观，重新把草原山地文明与中国的基本经济区联系起来。如果借用魏源的话来说，这就是以革命战士的血肉之躯，把“居国”与“行国”重新凝聚为一个整体。中国共产党人的长征，纵横两万五千里，牺牲惨重，而这种惨重的牺牲，完成了破碎了的中华文明的重建。当毛泽东把长征称为宣言书、宣传队和播种机时，我们应该深思：应该把长征视为中华文明内部的一次最伟大的革命。这场革命导致了中华文明的重建。

1937年，欧文·拉铁摩尔和《今日中国》杂志代表团访问延安，这个杂志就是冀朝鼎参与创办的，在这次访问之后，拉铁摩尔提出了“内亚”问题。

什么是“内亚”问题？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丝绸之路问题。从长期发展看，亚洲内陆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发动机，这个地区游牧民族的扩张，造成一种持续的压力和动力，而地中海文明和中华文明是在回应亚洲内陆游牧民族扩张的压力中发展着的——这就是著名的“内亚学说”。而拉铁摩尔的新婚旅行，就是沿着长城考察中国西北和蒙古地区。

中国向南发展，核心是秦楚关系，中国向欧亚大陆发展，核心是汉唐与西域之间的关系。战略要害，一在陇南，一在河西走廊，这就决定了陕甘宁地位乃王道之发源地。在后来成为经典著作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Inner Asian Frontier of China，1940）一书中，拉铁摩尔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西北实行的联合少数民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政策，其实是中国历代“王道”的延续，可以预见的是：中国共产党将可以通过联合少数民族，在将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的斗争中，先是占领中国广阔的边疆地区，然后如同当年的隋唐一样，以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为根据地，最终推翻盘踞中原和沿海的统治者，一个新的、统一的中国将会形成，与此同时，内地与边疆之间互惠的、分享式的发展方式，将会得到重建。

中国革命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内亚”理论的胜利。有了这样的视野，我们就可以再来看转战陕北的意义。1948年，当胡宗南进攻延安时，毛泽东再次率领中国共产党人转战陕北——他亲自带领的部队只有不到800人，他们先是一路北行，几乎抵达内蒙古核心区的毛乌素沙漠，然后在陕北的佳县、吴堡东渡黄河，沿着山西一路疾行，最终到达西柏坡，这条道路，划出的正是北方草原文明与中原地区的分界线。

转战陕北，采用的是一种典型的“行国”——即蒙古游牧战争方式，是草原战争方式对中原战争方式的胜利，它是以没有后方、断掉后勤、高度机动的突击方式，击溃了高度依赖后勤辎重、高度依赖官僚程序因此移动缓慢的敌人。

望长城内外，唯余茫茫，大河上下，顿失滔滔——毛泽东和共产党人，就是这样以骑马或徒步的革命，把草原文明与中原文明重新结合在一起，实现了这个结合带的革命化，特别是“长城地带”的革命化——它是长征造成的“地球上的红飘带”的延续与完成。

我以为，《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要与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结合在一起读，那才能读得有味道。毛泽东说过，马克思主义不能挂在天上，而是要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如果像飞机那样，只是在天上飞，不能落地，早晚要出麻烦。马克思主义能够结出什么果实，要看我们脚下的土地。

我们今天做学问，很难超过冀朝鼎的那本小书，因为他把自己的学问，把马克思主义，写在了中国的大地上。

大党大国，应该有大学问。

从黑格尔到马克思

冀朝鼎34岁，踏上延安之旅的美国访问团成员的年龄，都与他们差不多。今天，像他们这个年龄的人，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还能干出他们那样惊天动地的事业来吗？

时代不同了，在全球化的时代，美国与中国的年轻人，面临着同样的处境。

什么是今天的中国和美国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呢？有一种说法：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就是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按照这种说法，似乎人类命运共同体只存在于未来，即只有将来世界大同了，才能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

其实，马克思说的是，人类是靠共同体生存发展的，因此，在人类发展史上，存在着各种形式的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既不是只有一种形式，也不是存在于未来的乌托邦。

在写作《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前，马克思写了三个《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其中最伟大的一个，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它与《资本论》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的主题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考察人类历史上各种形式的共同体的发展与演变，而后者的主题则是“资本”。讲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要从这个手稿出发，马克思这个手稿里讲的最集中。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开头说，从漫长的人类历史看去，人是靠共同体生存发展的，人类历史，就是维护人类共同体生存与发展的历史，相对于共同体而言，自然、劳动、财产，虽然必不可少，但却都是“外在之物”、都是第二位的，是构建共同体的手段。只有共同体本身，既是人生存发展的目的，也是手段。

他说，人类最初的生存方式就是迁徙，是以部落游牧的方式迁徙，而这意味着，相对于共同体，土地也是身外之物，即人类共同体最初的生存方式——部落游牧，它对土地的依赖很低。

一旦人类终于定居下来，他们生存依靠的第一力量还是要靠共同体。定居文明发展的前提，就是进行大规模水利工程的建设，有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长期的定居与土地的长期利用才有可能，而大规模水利工程，只能是共同体统一意志的产物。所以，马克思说，大规模水利工程，既是共同体统一意志的产物，也是维护共同体统一意志的条件。

马克思讲了一段著名的话，提出了“亚细亚所有制形式”：“在这种情况下，那些通过劳动而实际占有的共同条件，如在亚细亚各民族中起过非常重要作用的灌溉渠道，还有交通工具等等，就是表现为更高的统一体，即凌驾于各小公社之上的专制政府的事业。”

“亚细亚所有制形式”是指广土众民的定居文明，广土众民的定居文明之所以能够长久，就是因为大的共同体有统一意志，因此就比小的要有力量，这种共同体统一意志，尤其表现为大型水利设施的建设——用今天的话来说，这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产物。

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所有制”形式的核心，就是“统一”，即共同体意志的体现，而它的对立面就是分裂，大型水利工程的政治意义，就在于它“表现为更高的统一体”。言下之意是：共同体越大，生存能力、持续能力就越强，总起来说，大的共同体总是比小的共同体更有持久的生命力。

简而言之，“亚细亚所有制”的核心问题，便是“统一”与“分裂”的问题，是说大的共同体比小的要更有持久性。

马克思继续分析说，在广土众民的定居文明之外，人类共同体发展的第二种形式就是抢劫和掠夺，它的方式是战争，这就是马克思所谓的“古代的所有制形式”，希腊城邦就建立在战争与掠夺的基础上，是最典型的古代所有制形式，在希腊城邦所有制形式中，战胜者是主人，战败者是奴隶，主奴关系的确立，就是黑格尔叙述世界历史的起点，也是黑格尔与马克思叙述历史的一个重要区别。

地中海文明就起源于战争与掠夺，这是其不同于大陆上的定居文明的鲜明特点。

人类共同体发展的第三种形式是商业，这就是马克思所谓的“日耳曼的所有制形式”，作为占领者，日耳曼人居住在城市据点里，他们的生活依赖于商业的供给，正是商业，把中世纪欧洲的城市与农村、把地中海文明与欧亚大陆文明、把不同的共同体形式联系起来，欧洲的商业就是这样在中世纪发展起来。

马克思和黑格尔都认为人靠共同体而生存与发展，但说到共同体的形式，马克思的手稿中，讲了迁徙、定居、战争、商业、劳动、资本六种形式，而黑格尔则只讲了战争和劳动这两种共同体形式，他把这二者之间的转变，视为古代共同体向现代共同体的转变。

从战争的共同体，向劳动的共同体转变，就是黑格尔的主人-奴隶辩证法的核心。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里说，主人因为战胜而享受奴隶的服务和劳动成果，奴隶因为战败而被迫劳动，但是在劳动中，奴隶却创造了一个物质的世界，更重要的是——奴隶在被迫的劳动中，在不断改造着物质世界的同时，也不断地提高自己的劳动技术，从而通过劳动这种“自我教育”，不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不断提升自己、改造自己、发展自己，这就是黑格尔辩证法的基础——主人与奴隶的辩证法。

辩证法的实质就是变化，而主人的特点是不能变化、拒绝变化，因为变化就意味着他垮台，就意味着其丧失主人的地位，所以，主人是没有发展的可能性的，主人没有辩证法，所以他在“夺取政权”后就失败了——主人在胜利的那一刻就失败了。而奴隶渴望变化，他在改造世界的劳动中，不断改变着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劳动创造了世界，这意味着奴隶创造了一个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充满可能性的世界。

劳动创造世界，奴隶创造历史——这是黑格尔辩证法的实质，也是现代革命思想的实质。这也是马克思、毛泽东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里读出来、继承来的东西。

实际上，从劳动的意义定义现代性的巨著，是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而不是马克思的《资本论》。《资本论》的伟大贡献，是从“资本”的角度定义现代性，对资本的论述是马克思对于现代性最大的贡献。

研究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在经济上提出劳动价值论的是李嘉图，在政治上倡导劳动价值论的是洛克的《政府论》，而从精神现象学角度深刻论述了劳动创造世界的则是黑格尔。

黑格尔说，如果单挑，奴隶永远干不过主人，这是因为奴隶怕死，主人不怕死，但是，如果奴隶通过劳动和交换，搞出个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并在此基础上搞出一个现代国家这种共同体的新的、绝对的形式，那主人就彻底废了，因为在这样的制度下，在这种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每个人都是劳动者，也都是交换者、所有者，他既是一个个人，也是一个主权者，既是特殊性，又是普遍性——这就是卢梭的逻辑，也是法国大革命的逻辑，从此之后，就不再有主人与奴隶，从此“世界是平的”——历史到此终结。

而西方的思想，到了黑格尔，也就此终结。马克思是从被黑格尔终结的历史那里出发，开始了他伟大的思想。

黑格尔说，劳动共同体，这是最后、最高的共同体，奴隶通过劳动和集体斗争，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最终消灭了主人-奴隶的关系，实现了辩证法。

马克思不赞成黑格尔的历史终结论，他认为，劳动不是最后一个共同体的形式，而只是一个过渡期，这个过渡期标志着马克思所谓“资本主义的原始形成”，随后到来的资本主义社会，表现为资本对于劳动的支配。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说，资本主义社会需要的是资本，不需要工人，不需要劳动者，因为这个社会的实质是“资本”，而不是黑格尔所谓“劳动”。马克思说：“对资本来说，工人不是生产条件，而只有劳动才是生产条件。如果资本能够让机器，或者甚至让水、空气去从事劳动，那就更好。而且资本占有的不是工人，而是他的劳动，不是直接地占有，而是通过交换来占有。”

手稿里最深刻、最具当代意义的是“机器体系和科学发展以及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化”一节，在这里，马克思提出：利润的驱动决定了科学发展的方向，而资本主义的劳动的最终理想，是以机器代替人，是以机器人体系，代替人类社会体系，最终，就是一个机器的体系，代替了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个手稿的最后一部分是“资本主义条件下和共产主义条件下的社会生产力”，马克思简要地说，共产主义是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共同体，去掌握机器体系，是工人阶级的劳动共同体支配机器人，而不是机器人支配人类社会。

用今天的话来说，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是重要的，机器人是重要的，正如华为是重要的一样。而真正重要的是，机器体系掌握在谁的手里，资本掌握在谁手里，最重要的在马克思手稿里的最后一句话，即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将怎样“以改变了的、由于历史过程才产生的新的生产基础为出发点”。

《资本论》未完成，这不仅是指马克思生前只看到了第一卷的出版，而后两卷是由恩格斯帮助整理，在马克思去世后出版的；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加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了创作《资本论》，马克思其实写了四个手稿，如果不研究这四个手稿，恐怕就很难懂得，马克思究竟是在怎样的艰难曲折中展开他的思想的。非常可惜的是，给马克思介绍出版商的拉萨尔看了马克思的三个手稿很不满意，更要命的是恩格斯也不满意，燕妮读后甚至说，自己“对卡尔的写作天才产生了怀疑”，这对马克思产生了非常沉重的打击，他因此不得不抛开手稿的思路，另起炉灶。

“伟大也要有人懂”。谁都不容易，马克思更不容易。

现代有两个革命，一个是黑格尔思想指导下的革命，这就是建立劳动共同体，就是劳动者当家作主。还有一个就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革命，那就是劳动者掌握科学技术、掌握资本。

简单说，这就是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关系。

1945年，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二部演讲，提出我们要进行两个革命，一个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一个是社会主义革命，前一个革命是后一个革命的基础，但是，如果我们不进行第二次革命，如果劳动者不掌握科学技术、不掌握资本，劳动者就不能真正获得解放，文件上规定的“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就是空话。

毛泽东后来又说，新民主主义关好过，社会主义关难过。要过新民主主义关，就要过黑格尔这一关，毛泽东的话是很对的——不读黑格尔，就不懂马克思。

在延安，毛泽东爱读逻辑学，胡乔木说，逻辑学这种书，我一天也读不了两页，毛泽东开导他说，逻辑学、辩证法，这不是书本上的公式，这就是世界的本质，是历史的本质，搞革命，就需要读逻辑学。

斯诺后来问毛泽东，在延安的时候，他从哪来搞马克思的书来读？毛的回答是：那个时候，我主要是读黑格尔的书。《实践论》《矛盾论》都是血写的。

可惜，如今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是反黑格尔主义者，根据他们的逻辑，这个世界上永远有掌权者和无权者，因此永远有主人和奴隶，奴隶的理想就是成为主人，即奴隶和主人在希望拥有权力这一点上，并没有区别。因此，也就没有现代与古代的区分，没有法国大革命与王权专制的区分，没有毛泽东与蒋介石的区别。

要成为马克思主义者，首先要过黑格尔这一关。但是，现在大多数的读书人，不是没过马克思关，而是连黑格尔的关也没过。连黑格尔的现代观都没过，还谈什么现代化、现代性，谈什么现代思想、现代文学？连黑格尔的现代关都没过，谈什么过社会主义的关？

过黑格尔关，过现代观，首先意味着确立这样的信念——相信奴隶创造历史，劳动创造世界，人民群众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今天的年轻人，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争取劳动的权利，争取一个可持续的稳定的劳动收入，这是使他们团结起来的目标，正如1937年，一些高尚的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会面，他们的目标与我们今天一致。

  （编辑  季节）

深情嘱咐

难以承受之重

1967年初，“文革”的烈火越烧越旺，我的日子也越来越难熬。

这时，“两条路线斗争”已上升为革命与反革命的分野。在总后勤部，政治委员与政治部主任分别被宣布为总后第一、二号反革命修正主义代表人物。我作为政治部主任多年的秘书和现任秘书科长，自然也噩运难逃，成为被揭、批、查的“重要知情人”和“头号保皇派”，也算是个“小走资派”。对我没完没了的批斗倒也罢了，最难过关的，是限期揭发交代直接领导和自身莫须有的“罪行”。这种无休止的精神苦刑，凡是当年挨过批斗的人都会有切身的体会。

关爱至深的“三点嘱咐”

就在我万念俱灰的时刻，从西花厅传来七伯、七妈对亲属的三点重要嘱咐：第一，这一段时间暂时不要联系；第二，要在运动中学会游泳；第三，不要参加这个派那个派。

七伯、七妈这三点嘱咐，是在“文革”形势最复杂、斗争最激烈的时刻，经过深思熟虑，逐字逐句给予我们的指示，话短情长，饱含深意，充满对晚辈关切爱护之情，给予我们在险境中坚持下去的力量和勇气。

首先，“这一段时间暂时不要联系”的嘱咐，是对我们的一种精心保护。七伯深知，他是江青一伙下一步清除的主要目标。这时大街上已经充斥着“拥护新文革”“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的标语和大字报，矛头直指七伯。有的甚至猖狂地指名道姓，恶毒地进行人身攻击。七伯深知，凡是同他有关联的人，都有可能成为被打击的目标。

就在七伯、七妈的“嘱咐”传来前夕，周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许明，就因遭到江青指名诬陷自杀身亡。许明同志和她的爱人，原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都是长期在七伯直接领导下工作的优秀领导干部、中国革命的有功之臣，因而成为江青一伙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他俩的爱子，中信集团原董事长、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孔丹不久前告诉我，他母亲去世时没有留下任何遗言。许明深知，江青陷害她的目的，就是要“找出”哪怕丝毫蛛丝马迹，作为构陷周总理的突破口，她不会给江青留下任何借口。与许明同样，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副主任罗青长、卫士长成元功、秘书周家鼎等人，后来都成为江青指名道姓、蓄意陷害的对象。

七伯不只是对自己的亲属，在“文革”这一阶段，对他的老战友、老部下，更是尽其所能，及时予以嘱咐和提醒。他亲笔写信，让秘书周家鼎分别送给多位副总理传阅，信中深情地叮嘱：务必谨言慎行，不说过头的话，不做过头的事；务必坚持实事求是，决不能承认自己是所谓“三反分子”。家鼎说，七伯交代他，这封信务必当面送给本人阅看，不得让秘书转，不得放办公室，看后由本人签名。信传阅完拿回，七伯看后立即烧毁。

家鼎同志是七伯的军事秘书，在他身边工作多年。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任国防大学纪委书记，我在校政治部工作，兼任校纪委副书记。我俩合作得很愉快。家鼎对我说，七伯写的这封信，陈毅、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等老同志看后都十分感动，有好几位当场流了泪。

尽管七伯绞尽脑汁、煞费苦心地想要保护一批老同志，但在当时的恶劣环境中，要想保护所有的人是难以做到的。没过多久，陈毅老总、叶帅、聂帅、徐帅、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等革命元勋，终因向“中央文革”发难，发生了所谓的“二月逆流”事件。“四帅三副”受到严厉批判。就是七伯，也不得不因江青诬陷我的周同宇伯父“与王光美哥哥王光琦借聚餐搞政治阴谋”，并诬陷维世大姐是“苏修特务”，被迫亲自签字将周同宇和孙维世逮捕关押。七伯的初衷是采取特殊时期的特殊办法，尽可能地对这些人予以人身保护，他曾用这种做法保护了一大批人。但并非事事都能如他所愿，维世大姐后来被江青一伙秘密关押、残酷折磨致死，给七伯、七妈留下永远的心中之痛。同样，与七伯、七妈的“亲属关系”，仍然成为一些人整我和在军的重要缘由。

其次，“要在运动中学会游泳”的嘱咐，是教育我们在“文革”中有效地保护自己。对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和走向，七伯通过几个月的亲身体验，有了清醒的认识。因此，他没有像以往那样，教育我们积极投身革命、锻炼提高自己，而是称之为一场“运动”，让我们“学会游泳”。

我虽然不是游泳高手，但学过游泳，会游泳。细想七伯的提示，坚持底线，保持坚强的信念和强大的定力，不到最后时刻决不轻言放弃。越是难以坚持下去的时候，越是考验自己是否真正“学会”游泳的关键时刻。游泳也好，“运动”也好，道理其实是一样的。

最后，“记住，不要参加这个派那个派”的嘱咐，既是对我们的关怀与教诲，也表明了七伯对“文革”所持的鲜明政治态度。此时，江青一伙正大肆鼓吹在全国范围内“旗帜鲜明地支持革命造反派”“让真正的左派夺权、掌权”。对立双方争相给自己戴上“左派”桂冠，把自己的对立面打成“保守派”“保皇派”，置之死地，这就使派性之争变为“革命与反革命”之争，进一步酿成全国性的武斗和内乱。七伯很早就给我们注射了政治上的“预防针”，提醒我们远离“这个派那个派”，他这样做，也是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

七伯、七妈在关键时刻的“三点嘱咐”，展现了他俩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具有的远见卓识和丰富的政治智慧，也是他们的党性和人性的具体体现。他俩的指示，引发了我对那场内乱和对人生价值观的深入思考，明白了许多当初并不懂得的政治和生活哲理。

众目睽睽下与我的亲切握手

就在接到七伯“这一段时间暂时不要联系”的嘱咐后不几天，七伯与我就在一个特殊的场合见了面。而且他打破了历来的约定，在众多领导人面前亲切地同我握手和致意。

1967年3月30日，党中央、中央军委在总后勤部礼堂召开全体干部大会，宣布邱会作回总后工作。当时总后机关已经全面瘫痪，我是总后的一支“笔杆子”，重要会议的记录、整理常由我负责，因此，会议记录的重任落在我这个“靠边站”干部的肩上。我站在主席台入口处迎接领导人，七伯与中央几位领导和老帅从休息室走向主席台，正好同我打了个照面。我本来应该避开，不过，我实在想念七伯，机会难得，不但没有避开，而且向前迎了一步。七伯见到我有些意外，更令我意外的是，他停下脚步，在其他领导人注目下伸出手来，同我紧紧地握了握手。我轻声唤了声“七伯”，七伯用充满睿智的眼光凝视着我，“嗯”了一声，颔首致意。自从“文革”以来，无论是报刊照片还是纪录片，七伯的眼神几乎都是严峻而深沉，少见笑容，而他这时的目光却充满了关怀和亲切，我也深切地感受到七伯手中传递给我的力量和温暖，他却更加消瘦和疲惫了。此后，我虽然还有几次机会见到七伯，但这一次却是他和我的最后一次握手。

批林整风

总理在“文革”中的“三只胳膊”――余秋里与谷牧

余秋里和谷牧是在“文革”的特殊时期，经党中央批准，指名协助恩来伯伯工作的。当时，余秋里任国家计委主任，谷牧任国家建委主任。余秋里是驰名全军的“独臂将军”。

在多位副总理和老帅被打倒或靠边站的情况下，他俩在国家危困之际，辅佐伯伯撑起共和国大厦，厥功至伟。人们赞誉他俩是总理的“三只臂膀”。

我很早就认识余秋里。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参加西南军区后勤部派往下属一个汽车团的工作组，协助该团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三反”运动。当时，余秋里任军区“三反”委员会主任，握有重要职权，仅次于军区首长贺龙、邓小平。

有一天，秋里同志直接来到汽车团视察工作。我们到团部门口迎接，他穿着一身洗得褪了色的旧军装，左臂的一只袖子空荡荡的。他精神抖擞，动作敏捷，吸烟时用一只手掏香烟、取火柴、点火，一气呵成地完成这一连串动作，比常人还利索。余秋里在团里待了两天，日夜不停地连轴转工作。这个团还没有新建营房，连队分散驻扎在附近村庄和临时工棚，相互间距离很远，他一个不落地走了个遍。

在短暂的相处中，我对这位红军将领的独特风格深有感触。他为人豪爽豁达，直来直去；工作大刀阔斧、脚踏实地；在原则问题上是非鲜明，执行党的政策却心细如发。

1952年，余秋里被任命为西南军区后勤部部长兼政委，成为我的顶头上司。这期间，我听说了他在战争年代的传奇事迹：长征中，任红二军团十八团政委时左臂两次负伤，露出骨头和筋络，仍坚持不下战场，托着一条伤臂爬雪山、过草地，度过整整192个昼夜。最终还是用木工的锯子截去了左肢。这一壮举，堪与青史留名的关云长“刮骨疗毒”媲美。

1955年余秋里调北京任总财务部部长，1959年我调到北京后，七伯有次问起余秋里当年在西南军区的工作情况。我把亲身经历的有关秋里同志的逸事告诉伯伯，他听了哈哈大笑，说：“这个余秋里，他就是这个性格！什么事都要亲自过问、抓住不放。什么事也难不倒他。这回他在大庆发现油田，为国家立了大功。他是我们党内难得的能文能武的好同志，你要好好向这位老领导学习。”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国出逃事件发生后，我与分别了十六年的老首长余秋里重逢，并在他直接领导下参与总后批林整风运动。后来，我听到他与谷牧两位亲自讲述“文革”中辅佐七伯险渡国家经济难关的往事，其中有两件格外使我感动。

余秋里说，1968年的经济形势更加严峻。12月26日，凌晨两点多了，周总理亲自打电话叫他去，总理疲惫至极，面带忧虑，他说：‘今年只有五天了，明年的计划还没有搞出来，一些重要的生产资料和人民生活必需品安排哪里生产，往哪里调运，没有个计划怎么行呢。’余秋里制定了1969年第一季度计划安排，经总理审查同意后，立即报请毛主席批准。这样，1969年开头，总算有了一个可供遵循的方案。

这个事例表明，余秋里不仅在战争与和平年代能率领千军万马斩关夺隘，而且在国民经济的危急时刻，帮助伯伯治理国计民生，不愧是伯伯夸奖的“党内难得的能文能武”的治国之才。

谷牧同志曾与我和在军做过长时间交谈。他向我俩回忆了七伯“文革”中那句感人肺腑的“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不下火海谁下火海，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谈话的经过。七伯的这句名言，常被人错误地引用，其时间、地点和原意都有很大出入。

谷牧同志所言是他的亲身经历，也是唯一准确的版本。谷牧说：“这是总理在我召集的一个会议上讲的。开会期间，周总理来了，他要听听大家的意见。结果几个部长把总理包围了。那也是当时有名的故事，叫‘五部长包围周总理’，段君毅、吕正操都是老资格。部长们纷纷陈词：他们这些人挨批挨斗没关系，但是生产不能垮啊！现在生产已经很乱了。省委书记也纷纷诉苦，说生产垮了还革什么命啊。总理讲了一番话：现在这个形势是大势所趋，欲罢不能，只有挺身而出来引导运动。总理说：“我怕什么，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不下火海谁下火海，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

谷牧同志是一位端庄凝重的领导人，对七伯情深意切、敬仰有加，在同我俩交谈时说到动情处，几度痛哭失声。谈话结束时，他站起身来，说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令人久久难忘：“周总理的功绩与日月同辉，怎么估计也不为过！”

我所知道的林彪坠机身亡的真相

1971年9月13日，林彪仓皇出逃，折戟沉沙，葬身蒙古温都尔汗。

9月20日，中央责令林彪的“四大金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隔离审查。总后勤部是“批林整风”重点单位，中央委派政治局委员李先念和国家计委主任余秋里指导总后运动。实际上，总后和总参、海军、空军这几个重点单位及全国的批林整风运动，都是在周总理亲自领导下进行的。由此，我有幸又一次见到了老领导余秋里，并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日子。

1971年10月上旬，余秋里代表李先念出席总后军以上干部会议，传达林彪反党叛国事件。会议在总后党委会议室举行，出席的有六七十人。余秋里在会上传达了林彪叛国出逃、机毁人亡的经过和中央处理这一重大事件的详细情况。到会的军以上干部中，没有一人会前得知一星半点“副统帅”叛变的信息，黄、吴、李、邱被隔离审查一事又与总后密切相关，因此，大家极度震惊又紧张不安，人人凝神静听，唯恐漏掉什么。毕竟，当时这件事对所有的人都是难以置信的爆炸性大新闻。各种传言不胫而走，至今不绝，其中不少都是主观臆测、以讹传讹的编造。根据我的了解，有两件在群众中传播很广的所谓“内幕消息”，实属不实之词，应该予以澄清。

一是所谓“林彪外逃座机是被导弹击落的”。

据先念、秋里同志传达，实际情况是：1971年9月13日下午，在得知林彪座机即将飞出国境时，有关部门请示是否采取拦击措施，周总理当即向毛主席汇报，毛泽东明确表态：“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9月14日下午，七伯接到中国驻蒙古使馆报告，有一架飞机在蒙古国温都尔汗坠毁。从编号确认，这架飞机就是林彪乘坐的三叉戟专机。综合判断，应是他们一伙仓皇出逃，燃料耗尽，强行着陆以致坠毁。后来经过现场勘查确认无疑。“导弹击落”的传闻纯属编造。

二是所谓“听到林彪死讯后，总理号啕大哭”。

这件事也是无中生有。据先念、秋里同志传达：9月14日下午，总理得知林彪座机在温都尔汗坠毁，机中九人无一生还的消息后，随即向人民大会堂待命的政治局成员传达，会场变得一片轻松。

对于上述两件事，更为详尽的情况，我是从林彪坠机前临危受命、前往空军指挥所坐镇指挥、现场处理这一重大危机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军委办事组成员李德生口中直接得知的。

德生同志是我和在军共同的老领导。20世纪80年代，我在国防大学工作时，德生同志任政治委员、党委书记，我任校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先后共事五年之久。无论他在职时或是离休后，只要是纪念总理的活动，他总是有请必到。1998年，《百年恩来》电视艺术片在上海举行首映式，德生同志患腿疾行走困难，仍应我俩请求，坐火车和轮椅，专程从北京去上海出席活动并讲话。

关于林彪座机坠毁前后以及与恩来伯伯相关的情况，德生同志作了详细的回顾：

眼看林彪飞机要出境了，我请示周总理怎么办，要不要派飞机拦截？

周总理告诉我，毛主席说：林彪还是我们党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周总理还说：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把他打下来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就这样，我眼看着这架飞机于9月13日凌晨1时50分，飞出了国境线。

9月14日下午2点，周总理刚睡着，外交部送来我驻蒙古使馆电报，秘书只好把他叫醒。周总理叫秘书念电报，当他听到256号三叉戟飞机，于13日凌晨2时30分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机上人全部死亡时，连声说：“啊，摔死了！摔死了！”他当即将这一消息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听了也很高兴，说：“这是最理想的结果！”

9月15日，经过我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到实地察看，完全证实林彪叛党叛国，折戟沉沙，葬身于温都尔汗。在八一前夕，还为林彪拍照的江青，这时也流出了演员式的眼泪，装模作样地和大家频频举杯。后来才明白，林彪一死，她在“文革”中同林彪勾结的事情，就死无对证了。黄、吴、李、邱则强作笑脸，极不自然。周总理当着他们的面，非常严肃地指出：“林彪叛逃，你们是有跑脱不掉的责任的。”当场宣布：黄、吴、李、邱暂时不参加政治局的活动，集中精力检查自己的问题，揭发交代林彪的罪行。

以上所述，才是真实的情景。

林彪之死，在当时，只能让七伯卸下心中的一份沉甸甸的重负。

伯伯亲自指导总后批林整风

林彪叛逃事件的发生，对毛主席是一次很重的心理打击。因此，他从一开始就把所有的善后事宜交给周总理全权处理。七伯不负所托，以高度的政治智慧和超乎常人的精力，全力挑起了这副重担。他指定协助处理这一事件的叶剑英、李德生、李先念、余秋里、张才千等同志，全都是治党治国的栋梁之材。他们精心贯彻落实伯伯的指示，确保党和国家的安全，并使批林整风在正确轨道上运行。

在总后批林整风过程中，余秋里每天必到。他白天协助总理办理国务院业务组工作，晚饭后准时来到总后，陪同他的有国家计委处长房维中（后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先念同志同他随时保持着联系。

秋里同志曾对我说：“你可知道总理现在担子有多重。没有他，我们这个国家不知道会乱成什么样！”这个六人“小会”，常常要持续六七个小时，直到次日凌晨三点左右结束，秋里同志才乘车离开。随后房维中和我按议定内容共同商量、起草简报，成稿后已经天亮。那一阶段，我每天的休息时间不超过三四个小时，连续几个月下来，深感身体难以支撑。我常想，自己不过是负责一个单位的具体文字工作，而每天要处理无数国内外大事、解决数不清的难题，还要应对“四人帮”明枪暗箭的伯伯，一个年逾七十的老人，即使是钢铁之躯，也经受不住这样的煎熬！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担忧完全不是多余的。

按照秋里同志嘱咐，我们的简报以绝密件直接报毛主席、周总理和中央极少数领导人，每次不超过七八份。除文字简报外，李先念、余秋里还随时向总理当面汇报总后批林整风情况，及时向我们传达他的重要指示。七伯和先念、秋里同志竭力排除干扰，采取许多特殊和有效的办法，在查清问题、消除隐患的同时，落实党的政策，尽力挽回“文革”中造成的严重损失，为全面拨乱反正奠定了基础。

在总后批林整风中，我直接参与了一件大事。这是恩来伯伯采取的一个重大措施：向毛主席进言，将“文革”期间总后流放外地的干部，调回原单位参加运动。

“文化大革命”在总后造成的一个严重恶果是：有大批干部和群众受到打击迫害。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提及在1967年到1971年期间，总后被直接诬陷迫害的干部和群众462人，8人被迫害致死。还有一位红色医疗专家、总后卫生部原副部长傅连暲，也是被迫害致死的。他在战争年代救治过毛主席和恩来伯伯，在“文革”初期遭批斗时写信给毛主席，恳求救他一命。毛主席批示：“此非当权派，又无大罪，应予以保护。”但由于遭到林彪、叶群嫉恨，江青、康生又直接插手，他和夫人陈真仁被关进秦城监狱，遭到非人的待遇，仅15天就惨死狱中。

我同傅连暲和他夫人都熟悉。我在总后卫生部工作期间，常向傅连暲副部长请示工作。他因兼任国家卫生部副部长职务，在家办公的时间多，他夫人陈真仁与我是同事，是总后卫生部药材局局长，因此我常去他们家中。印象中的连暲同志温文尔雅，身体偏弱，患有胃病。我后来听说牢房里只给他吃冰凉的窝窝头，想吃口热稀饭也没有，显然难以经受牢狱之苦。傅连暲的惨死，毛主席必定有所耳闻。1975年我在总后党委办公室工作时，曾看到毛主席对贺诚同志信的批示原件，其中有一句话颇为动情：“贺犹幸存，傅已入土，呜呼哀哉！”

至于遭受打击迫害、被发放外地的人更为数不少。批林整风开始后，这些干部纷纷写信，要求回北京参加运动，揭批林彪一伙的罪行。七伯意图借此机会，向毛主席反映情况，争取将这批干部调回北京工作。这件事如果得到毛主席的允准，就为全面解放“文革”中受迫害干部打开了一扇大门。这是七伯下的一步大棋，应该说也是一步险棋。

这件事是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1972年春末，秋里同志以执行临时任务为名，指名调我到国家计委办公大楼，与计委副主任段云、顾明，处长房维中（他们三人被誉为国家计委的“一、二、三号大笔杆子”），关起门来，共同起草一个向毛主席、党中央的报告，内容如上述。由于文件内容极其敏感和重要，我们在秋里同志亲自指点下，夜以继日，共商共议，字斟句酌，几易其稿，大约用一周时间完成了任务。

为什么这个文件的起草这样神秘，保密程度这样严格呢？

“文革”中，中央和国家机关、军队和地方，都有大批干部被下放到山区、“干校”安置或劳动，其中包括党、政、军许多高级干部。“九一三”事件之后，七伯曾利用各种机会，在征得主席同意后，陆续解放了一批军队的老同志。但进展很慢，七伯指令借总后的情况写这个报告，走一步险棋，就是想一次解决一大批人的问题，为全盘解决问题创造条件。

总理审阅定稿后，由他直接报送毛主席。我留在国家计委待命。一天，秋里同志回到计委大楼，兴冲冲地告诉我们：“总理刚才说了，文件报给主席，他没有表示反对意见，可以理解为已经默认了。我看，你们就照此办理、具体落实吧！”

总后这一大批干部从外地返回北京，等于宣布“文革”中挨整干部的大批解放。回来的同志心情振奋，一个个如同获得了新生。

这个消息很快就传播到驻京各单位和外地，他们也纷纷照此办理。

对批林整风中涉及的总后大量在职干部，伯伯和先念、秋里同志也提出了鲜明的政策。对这部分干部，原则上划分为三类，严格按政策办事。

从“九一三”事件发生到1973年上半年，七伯亲自过问并通过先念、秋里同志具体指导，查清了问题，落实了政策，尽可能地团结了大多数人，通过一系列具体措施，逐步恢复遭到破坏的国家经济和社会秩序，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尽力消除“文革”造成的种种灾难性影响。

七伯在心中始终关心的是人，是每一个革命同志的政治生命。

铁骨铮铮，唯民是从，把所有的人装进自己的心里。这样的人才是人民的好儿子，是党的好领导、好干部。

（编辑  季节）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到2035年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结合科技发展规律和我国国情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对建设创新型国家阶段性目标任务的科学谋划。这就要求我们深刻认识科技创新的关键性意义，在推动科技创新加速发展的过程中，充分发挥金融助推器的重要作用，以金融支持、服务科技创新，从而实现从科技大国到科技强国的根本转变，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强大推动力。

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力

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与规律表明，每一次科技飞跃式发展带来的新技术革命，都会突破原有社会经济运行的界限，带来社会的全面变革和文明进步，对国际格局和国际关系也会产生显著影响。

科技力量的释放加速了经济社会发展

工业革命以来，科技进步推动了生产力的加速发展。机器代替了人力，工厂代替了手工作坊，自然资源得到充分开发和利用，医学发展和卫生营养条件改善使人口大规模地增长，经济增长不再是平缓的线性过程，而是进入了指数增长的快车道。自18世纪60年代起，人类社会先后发生了四次工业革命，相继把人类带入蒸汽时代、电气时代、信息化时代、智能化时代，所取得的创新成果超过以前几千年的总和。

科技创新中心的迁移影响着国际格局变化

英国被视为现代经济增长的发源地。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珍妮纺织机、改良蒸汽机、蒸汽机车、圆盘发电机等一系列发现发明，使大机器生产取代手工业。生产力得到重大发展的同时，也使得英国成为全球的科技创新中心，让英国实现经济的腾飞。到19世纪中叶，英国的金属制品、棉纺织品产量约占世界总产量的一半，造船工业和铁路运输业居世界首位。到19世纪70年代，美国抓住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历史机遇，大力发展以电力技术为核心的重工业，以电力和内燃机为核心的科技进步使生产力再次获得飞跃。美国工业生产总值、GDP和人均GDP已分别于19世纪80年代、1894年和1910年超越英国。至1929年，美国工业生产总值已占全球的48.5%，超过英、法、德、日四国总和。

世界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

每一次工业革命都与那个时代的科技革命息息相关。我国通过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高速增长，初步实现了工业化并不断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截至2022年年末，我国GDP约占全球的19.64%；工信部数据显示，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从2012年的22.5%提高到2021年的近30%，持续保持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地位。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3.6%；科技部等部门发布的相关数据显示，十年来我国研发强度从1.91%提高到2.44%，接近经合组织（OECD）国家平均水平，基础研究经费是十年前的3.4倍。中国在科技各领域的进步越来越显著，一部分领域已成为引领者。面对即将到来的智能时代（也就是第四次科技革命），我国在“硬科技”的光电芯片、生物技术、人工智能、新材料、新能源、信息技术、航空航天、卫星导航、深海探测等领域都大有可为。

党的领导是科技创新实现历史跨越的关键

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作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我国科技创新事业实现历史性发展，离不开在党领导下对科技创新理论与实践的砥砺探索。

科技创新广泛蕴于革命、建设与改革发展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之中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科技思想的要点是理论必须与实践相结合，科学要为生产服务，全国发起了科学文化普及运动。毛泽东同志提出：建设一个强大的新中国，必须借助科学技术并配合物质生活的系统性改善，并倡导以技术革命推动产业革命，建立与新技术相适应的国民经济体系，为经济社会改革提供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共识。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提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重要论断，强调“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随之“863”计划、火炬计划等开始实施，促进了科技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结合和科技事业的健康发展。20世纪90年代，《科学技术进步法》出台，“科教兴国”战略在全国实施推进，建设创新型国家成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科技创新的重要性被进一步提升。

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发展道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世界科技发展趋势，以及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的特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必须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以创新为首位的新发展理念，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大对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建设完成了中国散裂中子源、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等一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在前沿技术和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嫦娥四号”探测器首次成功登陆月球背面，超级计算机拥有量位居世界前列，先进激光制造工艺取得突破，高铁制造技术和运营迈上新台阶，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星座部署全面完成。我国科技资源加快汇聚，科技水平显著提升，正在向创新型国家前列稳步迈进。

党的领导是建成世界科技强国的根本保证

我国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已经取得重大进展，其中的关键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下的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例如“两弹一星”、青蒿素的研制等重大工程，都是集中国家力量和资源完成的。近年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等多份文件，进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顶层设计和系统规划，为我国科技创新指明了方向和路径，并相应地对国家科技领导机构进行改组和职责整合。

推动科技创新向更高台阶迈进需处理好几对关系

当今世界的国际竞争，很大程度上是科技水平的竞争，国家的强大需要科技力量的坚实支撑。经过多年发展，我国科技实力已经显著增强，但许多核心技术仍然受制于人，创新发展还处于追赶和超越的关键阶段。在稳步发展科技的同时，需要注意正确处理以下几方面关系。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政府作用与市场竞争机制，在解决不同领域的任务各有其优势和不足，只有正确发挥各自功能，才能促使科技加速进步。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规模不断扩大。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2022年全年R&D经费支出30870亿元，比上年增长10.4%，占GDP比重（R&D经费投入强度）为2.55%；“十三五”以来，R&D经费已连续7年保持两位数增长，按不变价计算的年增长速度为8.0%，高于“十四五”规划“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7%以上”的目标。投入强度的稳步提升，为我国坚持走自主创新之路，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创造了有利条件。国际经验也表明，在R&D当中，R通常见不到效益并且通常更“花钱”，财政资金有必要重视向基础研究等前端领域投入。政府应当尊重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尽量减少对具体技术方案、技术路线的干预，通过保护知识产权、保障公平竞争、改善教育培训等，着力营造有利于创新的环境和条件。针对资本在特定产业一哄而起、无序扩张应实行监管和调控，对一些打着科技创新旗号行骗的行为，政府应该果断出手，维护好科技创新的纯净土壤与环境，避免科技创业界的无序现象和资源浪费。

创新链与产业链的关系

贯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必须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发挥科技型骨干企业的引领支撑作用，营造有利于科技型中小微企业成长的良好环境，从而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其中，原始创新、颠覆性创新是关键，是在科学的荒原上开辟新路，这样的创新具有前瞻性强、周期长、投入大，以及高难度、高风险、高回报的特点，创新的成果成功率低，应用周期长，需要鼓励和支持。

在技术突破的同时，还有一个复杂问题需要重视，即形成一个完善的、良好的产业生态。“从实验室到生产车间”的转化，有助于获取数据进行反哺和技术迭代，从而巩固获得的领先优势。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过程中，适当的扶持是必要的。我国新能源汽车发展就是大规模产业化的实践之一，2009年，我国开始对新能源汽车进行补贴，2013年补贴范围从试点走向全国，2016年开始以推动技术发展为目标细化补贴，同时逐年退坡直至结束。

“软”创新与“硬”创新的关系

所谓“软”创新，指的是算法、软件、思维、制度等领域的创新，以及国际标准、度量衡等的制定权、命名权、修改权等。从宏观上看，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释放的制度性红利，实质上就是体制机制和管理创新所带来的收益。从中观和微观来看，深圳作为一个面积不大的特区、华为作为优秀民营企业的代表，其高速度、高质量发展均是制度和体制机制、管理创新的成功典范。与之相对应，“硬”创新主要是指制造业等生产领域的创新，是信息时代核心技术及其应用方面的创新。两者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均不可或缺，需要同步推动才能激发科技创新效能。

知识产权保护与知识进步的关系

知识产权保护，是智力成果的所有人在一定的期限内，依法对其智力成果享有独占权并受到保护的法律制度，其本质是赋予发明人一定时间内的市场垄断权利，让市场为其提供知识产权带来的垄断利润，以此来激励创新。

专利保护制度的实施，促使激励创新成果出现了大幅度增加。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也不宜过度。很多研究表明，知识产权保护与知识进步是“倒U型”的关系。知识产权保护强度高于需要的最优水平时，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越大，可能导致知识产权垄断或知识产权滥用，不利于创新能力的提高。因此，既要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制度来保护知识产权，激励创新，也要防范通过知识产权来影响技术创新。

数据流动与信息安全的关系

任何一个国家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过程中，必然会涉及数据的产生、分享甚至跨境流动。当信息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信息安全问题就变得非常突出，这将涉及个人数据安全、公司数据安全甚至是国家安全。我国在2021年已出台《数据安全法》，基本的顶层设计已经形成，下一步需要尽快建立制度性体系，尽快实施系统性防控，尽快实现源头治理和防护自动化。既要让我国的数据资源自由流动、发挥作用，也要使数据安全性得到提升，尤其要加强个人数据的获取限制和隔离保护机制。

国际合作与自主创新的关系

在逆全球化现象有所抬头的情况下，如何高质量获得国际支持、开展国际合作？我们要在科技创新领域不断探索、发展壮大，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无备。另一方面，应该本着“充分尊重、平等交换、有效协商”的方式进行国际合作。同时，我国要坚持独立自主闯出新路。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加强自主探索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一过程需要有容错机制，在尽量避免走弯路的前提下，必要时要舍得投入。

金融要在科技创新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科技创新已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引擎。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重大机遇和挑战，我们尤其要重视支持和推动各行业各领域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化运用。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也是资源配置和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需充分发挥金融作用，让金融成为我国科技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

引流金融活水更多流向科技领域

科技创新需消耗大量人力、物力、财力，金融资源的支持和投入必不可少，这就需要在顶层设计和体制机制上加以完善，有意识地引导金融资源流向科技创新。需进一步完善金融支持科技创新政策体系，通过奖补、贴息等财政政策支持金融分担科技创新成本和风险；通过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作用，通过适当延长央行再贷款等低成本资金使用期限、增加再贷款额度等方式，使银行信贷与科技创新资金需求和使用周期更加匹配；通过探索设立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示范区等方式，鼓励有条件、有基础的地区先行先试，探索走出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有效路径，取得成熟经验后再面向全国复制推广；通过设置监管考核指标、发挥绩效激励作用等方式，引导和支持金融机构完善业务结构、丰富产品供给、优化服务方式，使金融机构内部职能条线设置、人员设置、产品类型、风控模型等更加匹配科技创新特点和规律。

树立科技创新是金融机构竞争蓝海的理念

科技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起着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作用。从产业变革看，我国正处于新旧动能转化时期，传统产业增速放缓，战略性新兴产业如雨后春笋般崛起，生产要素面临新一轮重构。从发展基础看，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已居世界第二位，研发人员总量已居世界首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1年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显示，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已在132个经济体中位列第12位。从发展速度看，“十三五”以来，我国R&D经费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态势；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至2021年末已达33万家，上缴税额由2012年的0.8万亿元增加到2021年的2.3万亿元。从发展洼地看，芯片制造、操作系统、基础元器件等领域还存在明显差距，将成为自主创新的攻坚目标。从发展热点看，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优质企业与投资机会可能涌现。科技创新在未来将变得重要和极具资源吸引力，金融企业必须抓住机遇开发科创市场，想方设法布局谋划、培养客户，尽早适应科技企业特点，尽可能提早深耕建立起竞争优势。

充分发挥各类金融主体的职能作用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已建立丰富多样、层次多重的金融体系，各类金融主体应该提供高质量金融供给。种子基金、天使投资基金等需发挥“投早投小”的特点和优势，产业基金需发挥深耕某一领域的专业投资优势；商业银行需发挥融资主力军作用，将更多信贷资源投向高端制造业等产业；政策性金融机构需发挥中长期资金优势，为科技企业提供长期融资支持；保险机构需完善科技保险产品体系，让创新主体敢于拼搏；融资担保机构需开展创新型企业担保业务，发挥风险分担的作用；金融租赁公司需更好提供大型科技设备、精密仪器等融资租赁服务，降低科技企业生产成本。同时，可发挥金融机构在资产定价、创造流动性、风险防控等方面的专业优势，让无形的专利权获得市场公允价值，让研发风险、市场风险等变得可分割可分担，可通过股权融资、债券融资使企业获取长期相对低成本的稳定资金，可通过投贷联动、内保外贷使科技企业提升流动性规模，也可通过套期保值、开立信用证等方式让科技企业参与国际竞争。

坚持走独立自主的金融基础设施自主化道路

金融基础设施是金融体系的底层支撑，包括为金融活动提供支付、清算、结算或记录的软硬件系统和相应的制度安排，承载的信息集中、响应瞬时、涉及多方，是金融与科技结合的重要表现，一旦金融基础设施出现问题，将会影响金融机构运行甚至对于经济运行产生冲击，是关系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我国用于金融领域的高端芯片、存储、数据库等产品还需进一步自主可控，在环球银行间金融通信协会（SWIFT）支付系统等国际结算方面的话语权和独立支付系统开发方面还有差距，在金融业IT核心技术安全可控标准建设和风险防范方面还需加强。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依靠自主创新、坚持安全可控是维护金融安全的唯一道路。金融体系需比以往更加重视金融安全的重要性，增强紧迫性和责任意识，加快建设自主可控的金融基础设施。金融企业要制定完善金融安全规划，尽快投入资源，加强科技支撑，将安全要素嵌入业务发展的每个环节，融入企业建设的各个方面。

（编辑  宋斌斌）

我国的工业遗产是传承优秀工业文化的载体。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新中国的工业发展从几乎空白的基础起步，形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物质基础。

新中国工业遗产是指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所形成的各种有形与无形的工业遗产，它们展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历程，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意义，凝结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经验，是宝贵的红色文化资源与精神财富。

新中国工业遗产展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历程

工业化是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其重要内容是党领导人民不断探索工业化的道路与模式，总结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的经验与规律，最终走上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经济史学者武力指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依据当时的内外条件，选择了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改革开放使中国走出了现代化的困境，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式现代化又被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通过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经济史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前后相继、不断探索的过程，要准确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就不能割裂历史，要分析历史演变的趋势、逻辑，理解不同时期不同探索的合理性与时代性。工业发展是一个不断创新与沉淀的动态变迁过程，工业遗产正是这一过程的产物。创新需要积累，作为创新主体与创新平台的工业企业尤其需要积累与传承。一些工业企业成长为具有强大竞争力的“百年老店”，这些企业本身就构成一种国家层面的工业遗产，是国家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见证。与此同时，工业创新的动态变迁意味着技术不断迭代、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沉浮、产业因资源重新配置而迁移，由此既导致企业内部出现旧机器、旧厂房，又可能导致企业整体丧失工业生产的功能，留下的旧机器、旧厂房、旧厂区都属于工业遗产，凝结着岁月沧桑。从工业经济与工业发展的角度说，前一种工业遗产可以称为生产态工业遗产，意指其仍在执行工业生产的基本职能；后一种工业遗产可以被称为沉积态工业遗产，意指其已经不具备原有的工业生产功能，但其整体或部分物质设施仍得以保留，在创新浪潮冲刷过后沉积于原址。这两种工业遗产各具其价值。生产态工业遗产因其技术底蕴等仍然构成工业化与现代化的重要推进力量，沉积态工业遗产则寄托了重要的社会情感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在为《福州古厝》作的序中指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历史，保存城市的文脉，保存历史文化名城无形的优良传统。”他同时指出，保护文化遗产与发展经济是辩证统一的：“在经济发展了的时候，应加大保护名城、保护文物、保护古建筑的投入，而名城保护好了，就能够加大城市的吸引力、凝聚力。二者应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无论是生产态工业遗产还是沉积态工业遗产，其所包含的工业精神与工业文化，都超越了单纯的有形物件，是其作为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所在。

工业遗产的分类是一个难题，无论从时间、行业还是地域角度分类，均有其局限性。不过，相较于其它分类标准，时间分类总体上较为简便，大体上也能契合工业史与工业遗产的价值。结合工业遗产自身的时代价值与突出特色，中国工业遗产按企业创办时间或遗产形成时间可以大致划分为：中国传统手工业遗产、晚清洋务企业遗产、近代民族工业遗产、近代外资工业遗产、“156”项工程工业遗产、社会主义建设早期工业遗产、三线建设工业遗产、改革开放工业遗产。这8类工业遗产中，晚清洋务企业遗产、“156”项工程工业遗产、三线建设工业遗产等类型因具有强烈的国家主导性而较易识别与理解，其它类型则基本按照时间与性质两种标准相结合进行划分。其中需要特别解释的是，“社会主义建设早期工业遗产”是指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的工业遗产，即除去“156”项工程企业与三线建设企业后，1978年以前，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建设保留下来的各类工业遗产，其种类和层次较为多样。例如，武汉的硚口民族工业博物馆利用了武汉铜材厂的老厂房，武汉铜材厂诞生于1958年，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在武汉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遗址又得到开发利用，属于典型的散落于中国各工业城市中的社会主义建设早期工业遗产。被工信部评为国家工业遗产的福建安溪茶厂建于1952年，在中国乌龙茶的工业化与出口方面长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也属于社会主义建设早期工业遗产。济南第二机床厂的历史可追溯至1937年日本人建立的兵工厂，为日本侵略中国生产武器，核心业务与企业精神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将其归入社会主义建设早期工业遗产更为妥当。

新中国工业遗产是新中国工业史的具象化，见证了党领导下中国工业体系从无到有、从小变大、从大变强的演化历程，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变革两个层面展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程，是国家记忆的重要内容。

新中国工业遗产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而且与近代中国各种政权、势力、派别、团体所尝试的现代化方案都不相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被历史证明是成功的中国崛起的道路。新中国工业遗产从纵向与横向两个方面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意义。

从纵向上看，近代中国的工业化尽管给中国的现代化留下了一些遗产，但总体而言并没有使中国走上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康庄大道。经济史学者彭南生指出，近代中国的各种工业化模式都遭遇了挫败，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与民族的独立才为工业化建设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国家推动工业化必须走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这正好突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

由于种种原因，近代中国的工业化进程，逐渐形成了重工业为基础的结构特点。重工业项目建设周期长，投资回报慢，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本、技术等要素，这些都是传统农业国所稀缺的。然而，重工业不仅为轻工业的发展提供原材料、设备、动力等基本条件，也是国防安全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初期，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着严峻的军事威胁和封锁，在这种形势下，新中国选择了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这既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一个突出特点，也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持续展开提供了框架性的保障。新中国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以学习苏联经验和接受苏联经济技术援助作为基础，不过并没有盲目照搬苏联发展模式，而是始终依据国情来调整和优化我国的战略规划，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

在新中国工业建设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156”项工程，以及核工业、航空航天工业等，均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从战略高度为中国经济奠定发展基础的重大意义。例如，被评为国家工业遗产的北京电子管厂，创立于1956年，是“156”项工程苏联援建项目之一，是新中国以国家力量汇集资源打造的工业企业，大幅缩小了中国与世界电子工业技术水平的差距。改革开放后，以北京电子管厂的技术力量为基础整合形成的企业京东方，经过不懈奋斗，成长为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创新标杆之一。因此，北京电子管厂体现了20世纪50年代我国工业化战略的高瞻远瞩。

从横向上看，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西方国家的工业化，都有一个漫长的资本原始积累阶段作为铺垫，在这一阶段里，对外扩张并夺取殖民地是一种基本的发展模式。而中国式现代化没有也不会走西方殖民者的老路——靠侵略来发展，而是走和平发展道路。当代一些发展中国家因被外部势力搅局而难以发展的困境，都表明强大的国防是独立自主工业化的前提。新中国成立后，通过长期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而打下的现代化国防基础，使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能够走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

在新中国工业发展中，其特殊重要性均指向了中国式现代化经济与安全不可分割的重要意义。从产业上看，核工业、航空航天工业尤其能体现新中国工业遗产在现代化层面的价值。近代中国的现代化与工业化起始于军事工业，在20世纪初，江南造船厂、汉阳兵工厂等企业已经能制造军舰、枪炮等武器装备，一些工厂甚至能少量组装简易的飞机。新中国成立后，在苏联援助下，我国依靠自力更生的精神，在经济资源极为匮乏的情况下，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核工业、航空航天工业，这是中国有别于众多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一大特色。随着时代变迁，核工业、航空航天工业的一些企业进行了搬迁，留下了沉积态工业遗产，其中部分工业遗产已经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如青海原子城、重庆816工程遗址、宝鸡红光沟航天六院旧址等。这些具有爱国教育意义的新中国工业遗产，从一种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战略高度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意义。

新中国工业遗产凝结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经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老师，新中国工业遗产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见证，就是一部活的历史教科书，凝结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经验。

后发展国家要推进现代化，通常需要一些发展条件支撑，但这些发展条件又是发展本身的产物，于是，后发展国家常常陷入“发展需要发展条件而发展条件又发展不足”的恶性循环。通过新中国成立初期举国家之力打造重工业基础，中国式现代化解决了这一难题，为改革开放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通过改革开放，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的阶段，以市场的力量来推动工业化向纵深拓展。然而，中国政府并没有完全放任市场与资本去主导工业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意味着国家与市场共同促进工业化。

现代化要协调好经济与安全的关系

新中国工业遗产包含大量国防工业遗产或与军事相关的工业遗产，这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单一经济维度的现代化，还要在现代化进程中协调好经济与安全的关系。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我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提升战略性资源供应保障能力。新中国工业遗产所彰显的战略逻辑与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底线思维是一致的，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宝贵经验。从历史中汲取养分，在新型工业化进程中协调好经济与安全的关系，以“两弹一星”精神等为自主创新的动力，是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并成功实现新型工业化的必由之路。

以红色工业文化支持高质量发展

工业发展需要一定的精神动力，这些精神动力可以统称为工业文化，后者既构成了无形的工业遗产，又在工业遗产的价值体系中占据核心部分。从工业化的角度说，高质量发展意味着一国工业在全球产业链、技术链与价值链的体系中向上攀登，去摘取“工业皇冠”上一颗又一颗“明珠”，体现出勇于攀登的志气，以及坚韧不拔的意志。新中国工业遗产展现的就是一部中国工业的攀登史。如中信重工传承的焦裕禄精神、大庆油田承载的铁人精神、核工业与航天工业遗产凝结的“两弹一星”精神、运十飞机所铭刻的中国大飞机“永不放弃”的精神等。新中国成立初期，先辈们要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实现各种复杂工业产品的从无到有，这与今天我们在霸权国家“卡脖子”状态下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情境是相似的，都需要一种精神动力去打破桎梏。因此，挖掘、总结与传承这些红色工业文化，作为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是新中国工业遗产给予中国式现代化的宝贵经验与财富。

（编辑  宋斌斌）

我生于1940年，我们这一代欧洲人，对美国的印象十分正面。美国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伟大贡献，美国电影、美国音乐包括爵士乐、格伦·米勒、贝西伯爵、艾灵顿公爵、本尼·古德曼、摩天大楼、高速公路、可口可乐、自由、民主，这些都使我们对美国文化印象深刻。

美国的冷战思维不断升级

事情走向不对劲是有一些信号的。朝鲜战争本可起到让美国人民警醒的作用，可惜被美国政府包装成一场“正义战争”，接下来又发生了越南战争，这场战争受到国际上的批评颇多，甚至在美国国内也是如此。在苏联解体的历史性时刻，美国外交政策的问题彻底暴露无遗：它施行破坏的理由不仅仅是为了与斯大林做斗争，而是针对社会主义制度做斗争。苏联解体后，美国领导层认为，美国已站上历史巅峰，“历史的终结”终于达成，其他国家很快就会效仿美国式的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当然了，这都将在美国的领导下进行。

2003年，美国通过伊拉克战争克服了“越战综合征”，从此以后，海外作战成为美国的一种“嗜好”。美国有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海外作战当然胜券在握。1945年，美国击败日本，但也仅限空中和海上作战，而非陆地作战。美国拥有强大的核力量，但日本拥有强悍的陆战军队。为了避免派遣步兵登陆亚洲，美国通过投下原子弹，“轻松”地结束了二战。但是二战后，美国几乎在所有战争中都遭遇了失败，这些战争大多数都是侵略性的。

这样的结果是，冷战思维不断升级，世界陷入永无休止的混乱中，经济战、政变、秘密军事行动愈发频繁，甚至还可能引发一场“新的世界大战”。美国有史以来已经多次并且至今依然如此行事，其对自己的民主制度和强大的经济、军事力量极度自信，以令人难以忍受的傲慢态度对待敌人和盟友。

一直以来，美国制定的外交政策总是带着这样一种目的：保持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并声称这是整个国际体系“皈依”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后维持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唯一途径。

破除关于中美两国的迷思

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在其著作《编年史》中曾说过，想要对某个事件进行公正的叙述，就要摒弃情绪化，不带任何同情或偏见。若不首先破除普遍存在的关于中美两国的迷思，我们就很难客观公正地理解和分析中美关系。

概括而言，迷思是对事件、社会现象或人进行简化后的呈现，且至少部分基于现实中不存在的因素，因此迷思是谎话、幻象、乌托邦；但当这些迷思被不断重复表达，就有可能被社会所接受，影响社会生活，塑造个人和集体行为，并且促使现有权力体系合法化。它可以是一些人对一系列的“普世价值”的表达，有可能欲将其强加于其他群体、民族或国家之上。

当我们试图界定迷思是对现实的部分否定还是完全否定时，可能会进入一种困境。而要在“中美是否民主”这一标准上进行定义，复杂程度更甚。首先，迷思本身可能暗含褒贬态度，如“美国是民主国家”暗含褒扬，而“中国是独裁政权”则含贬义。但进一步分析，我们会发现，那些迷思与现实之间充斥着西方目光短浅的意识形态批判。

美国和欧洲共有的迷思

最危险的迷思：华人来了！

21世纪初，中国经济崛起，伴随着其科学、技术以及军事的发展。美西方认识到，中国市场广阔，有很大的贸易与投资空间，中国发展有很大空间，这也引起了一种新的恐惧，一种“中国威胁论”舆论兴起。美国认识到中国的崛起可能会打破自己一手塑造的世界秩序，而它是美国全球主导权的基础。对美国建制派来说，美国丧失全球主导权是最大的威胁。

自从美利坚合众国诞生，也就是18世纪末以来，其对可能阻挡美国实现国家利益的威胁一直心存恐惧，包括对待印第安人。当然，“印第安人威胁论”也是一种迷思，实际上是对历史进行了粗暴篡改。对于这些美洲大陆原住民来说，土地被残酷侵占是对他们生存的威胁。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他们拥有如此坚定的意志，能够在“文明的入侵者”面前以“野蛮人的方式”进行战斗。19世纪，美国移民继续侵占原住民土地，将他们驱逐出家园，一直到1890年美国政府才正式宣布完成了对西部的征服。

在“印第安人威胁论”以后，又出现了一系列威胁论，所指向的不外乎是阻挡了美国实现国家利益的国家：西班牙、墨西哥（请不要忘却阿拉莫之战！）、古巴、德国、苏联、日本、朝鲜、越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委内瑞拉以及中国等。美国却颠倒因果，将自己的侵略行为归咎于对方。

美国善于挑唆“他者”，这种手段的使用愈发频繁，美国或其盟友通过各种挑衅手段让一些“他者”陷入极其有限的抉择境地：要么接受美国的条件，要么以一种所谓“国际社会”不可接受的方式进行回应。例如，对于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一些西方国家做如下描述：1950年6月25日，“朝鲜入侵韩国”。这是一个有相关记录且被一些西方国家认可的描述，而且它也让美国能够从联合国安理会获得授权，带领一支国际军队开展针对朝鲜的战争。然而，孤立的事件要洞悉其全部的意义，就要将其置于历史的全景下。实际上，整个冲突事件的开端是韩国军队在美军帮助下进行了一系列攻击。国际社会在美国游说的压力之下选择了忽略那些事实。

西方文明是伟大的文明，为自身以及世界创造了许多理念与价值。然而，在此文明指引下的西方世界的行为却称不上崇高：那里有古罗马的斗兽竞技，有十字军东征，有宗教法庭；它还抹杀美洲原住民文明，以非洲奴隶贸易开垦西方种植园经济，以非人的方式对待这些奴隶，为西方帝国的经济发展服务。还侵占过非洲、亚洲大部分国家和地区，进行过殖民和帝国侵略；发起了两次世界大战，使数百万人死去或流离失所！三个世纪以来，欧洲国家和美国轮流统治世界，直至不久前这种局面才有所改变。

西方和世界的这种关系让很多西方人确信：无论在何种情况下，西方的文化都要优于其他文化；西方有更好的政府、经济、军事和法律体系，更融洽的社会关系，甚至有一个更好的神。西方已经将世界清空，并填入了自己的形象。不过到了中国，这一切都被打破，西方人发现，原来还有另外一个文明更加悠久、文化更加丰富的世界。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已经减贫近8亿人，让4.5亿中产阶层人口获得了发展，在科学和技术领域取得了进步，也让中国真正取得了世界大国的地位。而在取得这一切成就的过程中，中国完全没有走西方对外侵略或征服别的民族的老路，并限制了自身对邻国使用武力的行为。中国成功地将传统文化与来自西方的一些新价值观相融合，形成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既有别于中国封建帝国时代的意识形态，也有别于西方的意识形态。

普世价值与自由主义的迷思

自由主义在西方被视为一种“世界观”，是一种“普世价值”。他们认为，全世界都应该奉这种“普世价值”为行为准则，而且自由主义被认为是实现理想民主的最佳意识形态基础。

在美国，民主仍然以精英民主或财阀统治的形式继续存在，西方自由主义将这一姿态投射到整个国际体系当中。美国人民认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因而是优越的；另外，还认为他们拥有“民主体制”，因而有权利并且有义务领导和统治全世界。

自由主义的践行者势必要求将自由主义运用于政治和经济组织。政治体制中的自由意味着平等，公共政策的制定应该致力于在同等程度上满足每一位公民的需求。而经济体制中的自由以资本主义的形式存在，追求资本利润，这就是所谓的市场经济人的理性行为。

二战后，1947年4月，一群自由主义学者在瑞士蒙特勒小镇山顶的度假胜地相聚，并成立了朝圣山学社。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米尔顿·弗里德曼等建立起新自由主义学派的理论和意识形态基础。当时整个西方世界正着手打造劳资之间的新“社会契约”。在20世纪60年代末至20世纪80年代初，所谓的福利国家危机终于爆发了，随着1979年玛格丽特·撒切尔和1980年罗纳德·里根的上台，新自由主义学派终于成为主流。

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国家的职责应仅限于维护市场得以正常运作的必要框架。由于市场以竞争机制为基础，因此会自发实现经济资源的最有效配置。按照这样的逻辑，改善公共管理的最佳方式就应该是让整个国家和社会“市场化”，即完全撤销对市场的管控（如税收和反垄断政策），促进竞争。政府除了制定维持市场正常运作的资本规则以外，其他行为都应该市场化，包括执行社会政策。

显然，这种新自由主义的战略目标就是将经济从政府干预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而解除资本受到的限制。这样一来，意识形态的大门就此打开，这种广泛的私有化，以及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等形式被接受，对所有领域的管控包括最重要的金融领域的管控被解除。

作为意识形态的基础，新自由主义得以在现实中落地，最有力的两大武器也得到了强化，它们分别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华盛顿共识，以及针对发达国家的新公共管理理论。两者拥有同样的意识形态基础，无论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两者推行的都是同样性质的政策改革。然而，直到发达国家希腊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政府破产，才证明了新自由主义在全球发展中行不通。此前，新自由主义政策已经给拉丁美洲和非洲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事实证明了华盛顿共识和新公共管理理论强大的毁灭力，它们不仅毁了这些国家的经济，也毁了这些国家民众的生活。如果一个国家不按照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来制定其政策，就会落入被美西方强势推动并剥夺自主发展权利的悲惨命运。这场新自由主义的狂热仍持续到了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

特朗普的做法是按下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暂停键。在他任内，美国退出了TPP，并无限期推迟TTIP的协商，而发起对中国的贸易战，在他之前的历任总统也都采取过这种做法。

随后的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席卷全球，揭露了全球去管制化的负面后果，美西方大型产业的外移导致了对其他国家的依赖，其将部分供应链转移到海外，却发现自己愈发依赖于主要竞争对手。零部件在中国生产、最终成品在美国组装的流程存在着中断的风险。这又产生了中美经济“脱钩”问题。美国已经丧失了长期以来能够将其意志强加于其他国家的能力。一个全新的多极世界已然到来，2021年初，拜登总统接棒，美国在外交政策上继续将中国定为战略对手。

20世纪初，美国开始在海内外通过一系列的活动和手段宣传民主、人权、自由贸易等价值观。参与其中的有：美国之声、自由亚洲电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等广播电视公司，以及其他主流媒体；美国国际开发署，所谓的“美国文化中心”等政府机构；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布鲁金斯学会等智库；致力于在全球范围支持民主机构发展的非营利基金会、非政府组织（其中一些实际上接受政府资助，例如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及其分支机构）。不仅如此，美国还开始招收海外学生到美国高校学习，以便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国家传播美国的价值观。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让美国得到国际社会认可，使其获得一种普适性和完美无瑕性。直至今日，美国仍不断宣扬这些价值观，希望以此为美国所推行的某些外交政策正名，尤其是武器禁运、政变、为盟国培训军队、为“反独裁者”提供武器、利用特种部队进行非公开军事行动，甚至是发动公开战争。

美国式民主有着诸多被诟病之处。例如，金钱在政治角斗场上的作用过于强大，尤其在选举和立法过程中，有些人将其视为赤裸裸的腐败；利益群体的力量越来越强大，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越来越多。所谓美国民主只是徒有虚名，多个事例已经证明，美国的行为违背了其“奉行”的价值观。即便美国式民主有诸多缺点，许多美国精英依然相信，大多数国家之所以接受美国的领导是因为美国的价值观。然而，在2021年1月6日“国会山骚乱”事件之后，也许一切都变了。许多媒体将这场骚乱定义为“暴动”，随之而来的是舆论对选举结果公正性的大肆质疑。如今在全球面前，美国的民主制度和扬言要树立民主典范的说服力已大打折扣。

2016年，奥巴马总统在国情咨文演讲中宣称，“美利坚合众国是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随后，他骄傲地表示，美国的部队依然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作战部队。

美国对其价值观优越性的信念让其认为自己有领导世界的能力。美国不仅决心不断获得和维持其国家力量，也视强大的国家力量为维持国际秩序的必要条件。“维护世界稳定性需要一个全球霸权的存在”，这是美国领导层的基本信念之一，这一信念在西方世界被普遍接受，并出现在美国政治科学教科书中。

美国拥有了领导国际自由体系之权，自然也就拥有了制定规则权，可以规定企业、非政府组织等机构的行为。奥巴马就在多个场合中强调美国“天然的”领导权及其制定国际体系规则的权利与义务，贯彻不好就会被中国抢去先机。有不少美国学者、专家、政治家指出，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强国，俄罗斯也将再次成为拥有地区性影响力的强国。面对这两项挑战，美国外交政策未能做出很好的回应。美国学者、国防事务政府官员纳迪娅·沙德罗指出，美国曾认为，把中国拉入美国领导的自由国际体系当中，中国定会在美国领导下成为“负责任的国际行为者”。然而事实却相反，中国和俄罗斯长期以来都是利用自由世界的秩序规则实现自身利益。这个世界已不再是“单极世界”。

美国建制派认为，中国的国内和国际力量都变得更强大，其威胁已然更大。更糟糕的是，中国完全依照自身的文化、政治、经济价值观以及自身的意愿行事，完全不遵从西方模式。目前看来，中国会长期坚持这种行为方式。如果美国领导层能认识到其过去的失败，就会对一个完全不同的国际体系重新构建认知，并重新自我定位。然而，他们并没有朝这一方向迈出哪怕一小步。

2020年，拜登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刊登文章，题目为《为什么美国必须再次成为领导者》，标题已清晰表明了他的态度，他在文章中至少20次提及了世界再次重回美国领导之下的必要性。美国对中国、朝鲜、伊朗和委内瑞拉的政策都清晰表明了这一点。虽然风格和手段不同，但目标仍然不变。在拜登执政期间，一个新的多极世界显然不会正式形成。

我还想指出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有些美国人也认为国际体系规则应当改变，但他们认为，就算要改变也必须在美国领导下进行。换言之，他们不愿意看到一个由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的、单极的、西方主导的世界变成一个由多个国家共同领导的多极世界。

2020年末，欧盟与中国签署了一个重要的贸易投资协议。美国大吃一惊，似乎这样的协议是不可想象的。不仅如此，中欧签署这项协议给新上任的拜登政府一记重击，美国不喜欢没有自己主导的，或自己仅作为参与方的国际协议。

世界各国当然愿意与拜登总统谈合作，但是希望他至少能尊重盟友（暂且不提竞争对手）。美国的亚洲和欧洲盟友希望被视为盟友而不是附属国。欧洲不希望由别人告知其利益所在以及如何保护这些利益。例如，“北溪二号”是俄罗斯和欧洲几个国家之间的天然气管道项目，这一项目以德国为终点。特朗普政府以此胁迫了欧洲多年。事实上，美国政府制裁了这一项目有关的企业，迫使项目中止，并导致其中一家瑞士企业退出了该项目。美国的种种行为都是为了防止欧洲完成该管道项目建设，而这一切背后真正的目的是：美国想以30%至40%的溢价卖给欧洲天然气。说到底，美国还是要主导“游戏”规则，把俄罗斯排除在外，并压制德国一头。

美国经常提及“再次成为领导者”恰恰说明美国仍未准备好改变其外交政策，也说明美国会继续坚持其单边的、国际社会已习惯多年的所谓“美国价值观与国家利益”。美国的单边主义思维已深深扎根在其领导世界的决心当中，而此时，在地球的另一边有一个新世界正在崛起。

西方的普世价值是否真的具有普适性

二战结束后，美国思想家和政治家抛出了“西方价值观具有普适性”的观点。苏联解体后，对这一观点的宣传更是甚嚣尘上。福山所称的“历史的终结”实际上指的就是所谓的“西方价值观”的最终胜利，只是换了一种形式，以美国方式实现而已。

历史分析表明，“普世价值”这一命题是不可持续的。被西方称为“普世价值”的，实际上是在西方文明形成过程中出现的价值观。将西方价值观作为普世价值进行推广是西方单方面的、武断的决定，通过这一方式获得在全球传播其价值观的权利甚至义务。为实现此目的，西方可以采取任何手段，包括战争。这种姿态完全是非历史的，它否定了其他文化和文明的所有价值，否定了它们随着时间发展而形成的价值观。

普世价值与《世界人权宣言》

时常被自由主义者挂在嘴边的《世界人权宣言》是联合国广大成员一致通过的一项联合国基本法，其枚举了每一个国家或地区应当践行的价值观。如果要通过援引《世界人权宣言》来证明西方自由主义的普遍性，其实无甚大用。因为至少就目前的实践而言，《世界人权宣言》中的许多权利和自由主义关系不大。因此，企图以《世界人权宣言》来支撑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普适性至少是适得其反的。《世界人权宣言》提到了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而这正是西方用于抨击俄罗斯、中国、伊朗等国家的专用词。不过，《世界人权宣言》提到的其他权利和价值观多数时候没有在西方民主国家获得令人满意的践行，甚至完全没有践行。

普世价值与文化认同

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现象，而是通过建构和再建构不断发展的。因此，福山所说的“历史的终结”是不存在的。若真是那样，文明之间的冲突就不再只是亨廷顿所说的“不可避免的”，更是正当的。

价值观不应成为某个国家所拥有的资产，更加不应该将自身价值观强加于其他文明，采取强迫手段进行同化，甚或更加残酷的手段。价值观应该被作为资源由任何国家、任何文明对其进行使用。文明冲突是人们对不同文化关系进行肤浅分析的结果。文化应当进行交流，而不是文明冲突。除非一个国家或文明体相信自己的文化具备了所有价值，而其他文化无可借鉴之处，不具备任何价值。

自由市场的迷思

自由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经常引用最受崇敬的市场经济理论家之一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他们总结：自由市场就是在正常运作过程中没有国家干预的市场。新自由主义者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政府应当只负责维护让市场得以正常运作的必要框架。

当市场运作出现重大经济危机（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带来的经济危机）时，市场主导者会期待甚至要求政府进行干预，拯救濒临破产的企业。而事实上，这些企业很可能就是这场危机的源头。历史证明，当市场规则太过于宽松，以至于无法制止主要市场行为体的有害行为时，经济危机就会降临。

不幸的是，在这两次经济危机当中，西方国家受伤最深的是穷人甚至中产阶层，真正的市场经济规则已经失灵，存在的只是一个少数富裕人士利用政府规则的缺席，让整个经济为他们服务的机制。由此产生的大规模社会不平等导致了不少政治动乱。

民主的迷思

自由民主生根发芽的土壤有法国、英国等，这些国家无论是人口规模还是土地规模都比中国要小得多。而西方人已习惯用自己的价值评价体系和参数来解读在中国发生的事情，而不是基于中国的实际情况、原则、历史经验和文化来研究中国。他们的观念是“民主原教旨主义”。

民主制度（尤其是选举程序）的另一大问题是，政党方案和政府公共政策所受的效果评价依赖于普通公民的智力水平。为获取大多数选民的支持，政党频繁使用宣传手段。政治家在竞选时做出种种承诺，但当选后却没有履行，因为承诺本身就是竞选宣传手段之一，或是因为其在履诺中遇到既得利益者制造的种种困境。选举后，国家并没有真正做出改变。

这就造成了资本主义国家民主制度的主要问题：经济的干预，以及政治组织中主要组织者的干预。实际上，自由民主政治制度下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的表述是不同的，甚至是相冲突的。但对于由少数金融及企业精英主导的资本主义来说，最重要的是保护既得利益者的现有及未来利益，这就使得这些精英利用其权力资源，通过资助竞选、控制媒体信息、制定政治纲领等手段操纵竞选，并且在民主选举制度以外通过持续的投资，尤其在信息能力等方面，塑造人们对决策过程的认知。这样一来，当他们的经济利益凌驾于政体运作之上的时候，就会产生非常负面的结果。

美国建制派认为，世界应该由他们来主导，并认为他们的政治和经济组织方式是唯一有效的。如果中小规模国家想抵抗这种方式，就会迎来经济和/或军事打压。如果一个国家在科技经济和军事方面与美国实力相当，并且企图改变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体系，就会被当作对美国主导权的根本威胁。21世纪初以来，不少国家已变得足够强大以至有能力改变国际体系结构。这导致美国制定更具侵略性的外交政策，如经济战等进行打压。

虽然美国声称“媒体自由”存在，但大多数具有国内和国际影响力的主流媒体都是由大企业和亿万富翁操控，而他们就是经济体制精英阶层的成员，有着相同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和共同的经济利益。这些媒体并不能对具有统治权的精英阶层进行公正、有效的监督。

西方国家不具备真正的民主制度的主要特征。真正主导其政治组织和政策的是大资本及其在权力关系中的拥有者和使用者。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可称为财阀统治。

西方模式已失去了对世界其他地方的吸引力。举个例子，一位在国际上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中国学者汪晖早在2009年就提出，中国不应该通过模仿西方的民主模式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因为“全球现已陷入民主危机，这个危机和市场化、全球化紧密相连”。不仅如此，他还提出：“无论在中国或是在西方，特殊利益对国家机器的强力渗透早已有之。”中国代表了一种“新型国际主义观”，在西方民主和市场经济遭遇全面危机和质疑的当下，这样的探索在全球层面的重要性显而易见。

（编辑 季节）

解读中俄关系，首先要从分析俄罗斯对外战略入手。回溯俄罗斯的历史文化源流，我认为俄罗斯之所以能从脱颖而出、成为陆上强国，是因为其文明得到了飞跃式发展，而这个文明源流即具有东方文明属性的东罗马文明。以988年弗拉基米尔大公要求全民受洗、东罗马帝国的大量书籍被翻译成斯拉夫语为标志，俄罗斯对东罗马文化的全盘接受，同时也奠定了其文明根基和文化自信。东正教对俄罗斯产生了两方面的重要影响：一是催生了帝国思想，激发了其领土扩张欲望，二是教化民众，塑造了道德、文化和民俗。因此，俄罗斯保持了小亚细亚文明的东方属性，是真正意义上的东方国家。

俄罗斯历史上存在两轮大规模西化。第一次是彼得大帝时期（1682-1725）开始的表层西化。彼得大帝没有看到西方民主表象下的集权，也未能改变俄罗斯政治和社会运行的深层东方逻辑。这轮西化与俄罗斯封建的集权文化和东正教格格不入，造成了社会分层并产生了结构性矛盾。十月革命终结了第一轮西化，但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前夕开启了第二轮西化。第二轮西化只是学习了西方制度的皮毛，却未涉及西方政治体制的根本。外部资本势力强行介入，社会分层之中下层民众并不买账，激发了一股强大的反西化逆向力。

俄罗斯的对外战略随着其西化进程潮起潮落，不断地调整和演化。原先，长期主导俄罗斯对外战略思想的是主张融入西方文明的大西洋主义。在经历美国一系列的“双重标准”和遏制措施后，普京总统对大西洋主义进行了微调，试图将融入西方文明的重点由加强俄美关系变为加强俄欧关系，提出了“大欧洲”计划。然而，乌克兰危机标志着俄罗斯和西方的结构性矛盾激化，主张发展独特欧亚文明的欧亚主义取代大西洋主义，成为影响俄罗斯对外战略的主流思潮。

当前，俄罗斯对西方不再抱有幻想，决定大力推动世界多极化，并使自己成为多极世界的重要一极、一个独特的欧亚文明大国，因此它的外交战略进行了全面的和根本性的调整。俄罗斯的战略文化传统可以概括为四点：一是实力主义和扩张思想；二是宽广的战略视野和敏锐的战略前瞻性；三是安全利益优先，以安全利益保卫发展利益；四是战略目标的设定经常超出战略能力。影响俄罗斯对外战略制定的现实因素主要有：俄罗斯的安全环境急剧恶化；美西方对俄罗斯实施新型混合战争，使乌克兰危机演变为混合战、持久战、消耗战；俄罗斯作为军事大国、能源大国和粮食大国，并拥有爱国心和抗压能力极强的国民，具有同美西方长期战略博弈的底气。

身处革命性的变革时代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的俄罗斯更加重视安全利益，并把外交视为实施安全战略的手段。俄罗斯对外战略进行了六方面的安全部署：一是维护全球战略稳定，重点消除周边地区冲突隐患。二是改善外交环境，加强联合国的地位和作用。打击反俄活动，加强南南合作和与盟国及伙伴的安全合作。三是维护国防安全，加强与盟国和友好国家的军事合作，加强维护本国和盟国安全的军事手段。四是维护经济安全，对不友好国家滥用世界经济垄断权及对俄进行制裁限制予以反制。将经济合作重点转向对俄采取建设性和中立政策的国家。五是维护信息安全，加强俄在世界信息和人文空间中的地位。六是维护其他安全利益，确保在西方科技封锁下实现科技突破。保障俄在世界海洋、空域和外层空间的利益。

俄罗斯的新外交战略将外国分为“建设性国家”“中立国家”和“不友好国家”，并依照国家关系和地缘特征划出四层结构：第一层是“近邻”，其是俄作为“欧亚文明大国”的核心区。第二层是以中印为主的欧亚大陆国家以及亚太地区和伊斯兰世界，其是俄罗斯打造倚陆向海的欧亚陆权板块的中心区。第三层是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其是俄罗斯国际关系合作网的延伸区。第四层是欧洲国家和美英等“盎格鲁-鲁撒克逊国家”。俄罗斯将“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放在外交排序最后，对其采取积极防御和战略博弈措施，强调“俄现在对与美‘发展互利关系’不感兴趣，只愿‘和平共存’，并达成‘利益平衡’”。俄罗斯未将欧洲国家与“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并列，认为其终将脱离“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反俄轨道，谋求成为多极世界一极。

基于以上四层地缘战略结构的认识，俄罗斯外交战略提出：一是打造“倚陆向海”的陆权板块。二是“转向东方”、“面向南方”，联合俄外交优先顺序前三层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依托“上合组织+”、“金砖国家+”，打造国际反霸反新殖民主义统一战线。三是利用欧美矛盾，有打有拉、不惧对抗、争取合作。

俄罗斯深化中俄战略协作主要有三个努力方向：第一是平等互信，推动文明的交流互鉴；第二是战略联盟，携手应对霸权势力；第三是深度合作，推进中俄经济一体化。中俄关系的未来发展会遵循三大历史逻辑，即睦邻友好、平等互利、战略协作。中俄将在反霸权、推动多极化的共识基础上继续深化合作。首先是加强战略沟通，增加战略默契；其二是全面深化经济合作，激活陆权板块。中俄媒体和智库应当加强合作，共同夯实中俄战略协作的理念基础和民意基础。

（编辑  杨利红）

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进入新时代、踏上新征程、履行新使命，国企要紧紧围绕“做强做优做大国资国企”总目标，立足“提升核心竞争力和增强核心功能”两大途径，发挥好“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三大作用，持续推进改革深化提升，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更大贡献。

从国企改革发展的历史逻辑认识国企的新征程新使命

国企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40多年来，国企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附属物，经过不断改革，最终走向了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现代新国企，大致经过了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78年-1991年，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对企业放权让利，探索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两权”分离，引导国营单位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传统观念与行为束缚，使它们能够逐步适应商品化经营环境，完成自身企业化改造，为国企从政府附属物转向市场经营主体奠定了基础。

第二个阶段：1992年-2001年，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引导国企确立与市场经济要求相适应的资本和产权观念，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通过国有经济布局与结构战略性调整，初步解决国企如何适应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问题，改变了国企量大面广、经营质量良莠不齐和国家财政负担过重的局面。

第三个阶段：2002年-2011年，改革的主要任务是规范“国资监管”、建立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自此国企改革进入以国资体制改革推动国企改革时期，即由国资委负责监督管理国企，实现国资保值增值目标，解决了之前国有经济管理部门林立、多头管理、机构臃肿、监管效率低下的问题。

第四个阶段：2012年-2022年，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全面提升国有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发挥国企在重点行业和关键领域的控制力、带动力和影响力，提升整体资源分配效率，营造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的宏观经济环境。全面加强国企党的领导，出台了“1+N”改革政策文件，形成“四梁八柱”框架，包括对国企功能分类，促进国有资本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聚焦主责主业、处置“两非”“两资”等。

特别是通过实施2020-2022年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初步形成了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和以管资本为主的国资监管体制，进一步推动了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提高了国有企业活力和效率等。

进入新时代开启新征程，国资国企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更加突出。从今年开始启动的新一轮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主要以服务国家战略为导向，以提高核心竞争力和增强核心功能为重点，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资国企，更大力度打造现代新国企。其中，提高核心竞争力要在科技、效率、人才、品牌这四个方面下功夫；增强核心功能要在优化布局、调整结构上下功夫，不断巩固国企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领域中的地位，加大国企创新能力体系建设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布局，提升对公共服务体系的保障能力，更好地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和战略支撑作用。

从国企改革发展的底层逻辑认识核心竞争力和核心功能

经过40多年改革，特别是改革三年行动，国企已经构建起较为完善的改革发展底层逻辑，清晰回答了“国企是什么”“国企为什么”“国企干什么”等重大问题，其中主要涉及企业与政府、企业与市场、企业与社会、企业与利益相关方、企业内部责权利等多维度关系。

首先，国企是什么？国企是公有制下的法人经济实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独立市场主体，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建立治理体系，依法开展生产、流通、服务等业务经营，并与其它非公经济实体公平竞争。

其次，国企为什么？国企是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重要载体，是政府控制国家经济命脉、维护国民经济安全、调控宏观经济、落实产业发展政策、提供社会公共产品、稳定国家财政收入等的重要手段。作为国企，既要追求经济效益，也要履行好政治、社会责任，全面增强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

再者，国企干什么？国企应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聚焦主责主业，着力开发生产卓越产品和服务，打造卓著品牌和声誉，依靠自身实力公平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增强核心竞争力；国企应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大研发投入，建立完善创新体系，全面提升创新领先水平。特别是要跟上数字化转型步伐，加快推进国企改革创新、改制升级；国企应坚持眼睛向内，完善现代治理，狠抓科学管理，推进流程再造、精益管理、对标管理，实现降本增效等。

推进国企改革发展，就是要根据“企业是什么”“国企为什么”“国企干什么”的本质定位，回归企业本源，让企业干好自己应该干的事，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同时，要贯彻落实国家部署要求，服务好国家战略需要。其中，提升核心竞争力，是国企履行基本功能、应对市场竞争和挑战、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基业长青的必然选择，而增强核心功能，则是要求国企以国家战略为导向，在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方面承担更大责任，更好地满足国家安全需求，确保国家经济安全和发展的可持续性。

核心竞争力和核心功能之间相辅相成。核心竞争力是一种具有稀缺性、价值性、不可替代性、难以模仿性的企业能力。对于大型国企来说，核心竞争力应主要表现为国际竞争力，而国际竞争力应当是在竞争中培育形成的。不参与国际竞争，就不可能称得上有核心竞争力。核心功能则是国企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换句话说，如果失去了核心功能，国企也就将失去存在的必要，这是由国企的性质决定的，并随着时代的变迁、环境的变化、国家的需要而调整完善。

显然，提升核心竞争力是国企增强核心功能的物质基础和条件。国企要主动对标世界一流企业，持续提高创新能力和价值创造能力；增强核心功能是国企提升核心竞争力的方向和要求。国企要聚焦增强国有经济主导和战略支撑作用，坚定当好经济增长的顶梁柱、科技创新的国家队、产业发展的领头羊、维护安全的压舱石、共同富裕的支撑者。要以科技创新为根本、以产业控制为关键、以安全支撑为底线，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促进国企突出主业、聚焦实业，发展壮大新兴产业，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更好服务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特别是要强化国企在能源、资源、粮食等重点领域布局，更好服务保障国家战略安全等。

从国资国企的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认识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路径

面向新时代新征程新使命，必须进一步推动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国资国企，加快建设一批产品卓越、品牌卓著、创新领先、治理现代的世界一流企业。优化国有经济布局，需要按照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重点发挥好国企在战略、安全等领域的功能，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集中，向提供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建设和公益性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坚守主责、做强主业，打造更多支柱产业，提升国企对产业链供应链的支撑和带动能力，大力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战略性新兴产业代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是国家培育发展新动能、赢得未来竞争新优势的关键领域。加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是事关国企未来发展的方向性、全局性、根本性问题，将带来国有经济布局的体系性重构与战略性调整，也是国企主动顺应时代之变调整竞争赛道，不断回答时代之问，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明确超前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点领域，积极抢占新赛道，增强新动能。根据全球科技和产业发展趋势，立足国企产业换新、培育新引擎的战略需要，稳妥有序扩大粮食能源资源、骨干网络、重大基础设施等领域有效投资，加大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设备、绿色环保等布局力度，持续强化航空航天、轨道交通、海洋工程、智能装备、芯片等高端制造业布局，加大5G、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卫星互联网、工业互联网平台、物联网平台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在重点行业和关键领域培育一批先进产业集群。

坚持长期主义、稳定投入，边发展、边突破、边布局，强化与产业链上各类所有制企业协同合作。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需要当好“长期资本”“耐心资本”“战略资本”。以市场化方式加大专业化整合力度，坚决退出非主业、非优势业务资产，提高行业集中度和产业竞争力。突破产业领域限制或壁垒，鼓励和吸引多种所有制企业共同参与产业链重整，携手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突出重大投资、产业并购、技术研发、标准制定等，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产业领军企业。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引领带动我国产业体系加快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迈进。

持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加强产学研深度融合，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锻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立足国家所需、产业链供应链所困、产业所趋，以开辟新领域新赛道的重大前沿颠覆性技术为主，优化攻关布局，加强基础研究，提高科技研发投入产出效率，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推动数字经济与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促进人工智能安全发展。加强协同创新，积极参与国家实验室、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等研发平台建设，聚焦新技术、新赛道、新平台、新机制深化产学研融合，努力培育更多创新型企业。

重视培育良好产业生态，激发国企创新创造活力动力。国企聚焦关键领域、关键环节、关键技术、关键基础设施，实施短板产业补链、优势产业延链、传统产业升链、新兴产业建链，服务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需要培育良好的产业发展和开放的技术创新生态，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发挥好“链长”或“链主”的作用，带动产业链中小企业互利共赢、协同发展。需进一步建立完善国企激励约束机制，健全更加精准灵活、规范高效的收入分配机制，推动中长期激励，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调动员工参与创新创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全面激发企业的创新动力和活力。

从国企改革的成功经验认识推进新一轮改革深化提升行动的着力点

国企改革始终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而不断推进，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需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有立有破、循序渐进，突出解决好时代前行中遇到的新问题，把握住面向未来的主旋律。

一要始终把握国企改革的正确方向。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两个一以贯之”，持续全面加强党对国企的领导，建立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和以管资本为主的国资监管体制，推动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国资国企，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进程中实现更大发展、发挥更大作用。在推动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成果的制度化、规范化、长效化上下更大功夫，锚定提高核心竞争力和增强核心功能，更大力度打造现代新国企。

二要聚焦国企改革的重点、难点和堵点。在不同时期、不同形势下，企业改革的重点、难点及矛盾的焦点不尽相同，需要集中力量进行突破。当前，国企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涉及体制、机制、结构、制度等诸多方面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有必要像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期间明确的“一个抓手、四个切口”那样，继续采取专项改革、定向爆破，攻坚克难、力求实效。特别在促进国企真正按市场化机制运营、适应制度型对外开放、有效实现与国际接轨等方面下更大功夫，争取更多成效。在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方面，则应深化创建示范、管理提升、价值创造、品牌引领“四个专项行动”，继承弘扬打造“双百企业”“科改企业”改革标杆等方面取得的宝贵经验，努力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的突破性进展。

三是要以改革促发展，以发展检验改革。提升国企核心竞争力，关键是机制改革；增强国企核心功能，关键是结构改革。要把促进国企发展和提质增效作为检验改革实践的标尺，无论是推进创建世界一流企业、增强国际竞争力、完善公司治理，还是勇当现代产业链链长、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加快数字化转型等，目的都是要促使国企依靠改革激发动力活力，并实现高质量发展。国企要紧跟形势变化，积极拓市增收、控制成本、处置低效无效资产，加快打造高端化差异化竞争优势，努力做到行业领先，增强市场信心。着眼长远，持续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不断增强企业发展动力后劲。

四是要注重国企改革的方法论。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已有的经验教训，破解前进中的问题和矛盾。坚持以市场化方式推进国企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推动更多资源向主业实业集中，推动更多符合条件的企业上市融资，汇聚发展合力。结合发挥好“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三大作用，要坚持以科技创新为根本，短期内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长期聚焦构建未来发展领先优势，努力做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的需求提出者、创新组织者、技术供给者、市场应用者；以产业控制为关键，培育产业链龙头企业，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以安全支撑为底线，聚焦重点领域提升产业链韧性，在国防、粮食、能源、资源、产业安全等方面发挥托底作用，更好服务党和国家事业大局。

（编辑 尚鸣）

制度型开放是既涉及国内改革，又涉及对外开放的全局性举措，需要各有关方面共同协调实施。十九届四中全会决议明确提出：“到二〇三五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我体会，中央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本质是制度现代化，实现制度现代化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实行制度型开放。

实现制度型开放是与WTO等国际通行规则接轨的原则与条件

WTO马拉喀什宣言的绪言指出：参加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的124个政府和欧洲共同体“决心通过使各自的经济融入建立在开放的市场导向政策及乌拉圭回合协议和决心所列各项承诺基础上的世界贸易体制，以巩固乌拉圭回合的成功结果”。这表明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是实行中国对外开放的制度基础，也是WTO国际通行规则体系的制度根基。

WTO作为国际贸易组织，其规则背后是一系列所有成员必须共同恪守的重要的价值原则，各成员只有信守这些原则，才可能履行其加入国际贸易组织的承诺。基于市场经济机制，WTO规则体系中逐步形成了各成员在对外开放中的非歧视、开放、互惠、公平、透明等原则。

在WTO 160多个成员中，只有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三个显著特征：第一、党对经济工作发挥全面领导作用；第二、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起着主导作用；第三、政府在经济资源配置中发挥重要作用。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特征，也是美西方等国家和一些WTO成员对我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差异认识不清，并且在衡量标准上产生严重分歧的主要原因。由于WTO对各个成员的经济体制具备什么条件才是实行市场经济尚未形成具体标准，美西方国家利用这一特点，以区域性国际规则安排替代多边性国际规则，企图将我国排斥出一些重要的区域性国际规则体系。

从2017年开始，美、日、欧盟连续发表了8个联合声明，其中2018年5月的第三次联合声明提出七项市场导向条件。[1] 2020年2月20日，美国向WTO提交了《市场导向条件之于世界贸易体系的重要性》，其中提出八项市场导向条件。[2] 我国尚未明确提出市场经济体制应具备什么条件。分析美、日、欧盟提出的市场经济体制条件，各成员有可能在三个条件上形成共识：（1）企业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市场主体，各类市场主体应具有平等的市场地位；（2）政府基于竞争中性政策的基础地位实施对经济的管理；（3）政府对市场的管理主要是通过健全法律体系，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这三项条件是市场经济体制的最本质体现。

基于前述分析，各成员对外开放应遵循的五项原则与各成员经济体制应具备的三项市场导向条件，应当构成各成员须遵循的开放的市场导向经济体制的核心内容。

尽管我国是WTO成员中唯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但只要不违反市场经济体制的五项原则和三项条件，在市场主体地位平等方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在竞争中性方面深化国家经济监管体制改革；在政策、法律、规章透明度方面深化法治改革，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就能够实现国内外规则相衔接的制度型开放。

实现制度型开放需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一）WTO等相关国际通行规则中关于市场主体地位平等的原则与条件，以及市场主体地位平等改革的相关政策。

GATT关贸总协定第1条和第2条明确规定了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这两项待遇构成了非歧视原则的核心内容。CPTPP第十七章17.4条同样规定了非歧视待遇和商业考虑的内容。这些规定的本质都在于明确了各经济体各类市场主体的地位应该是平等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着重强调：“要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下来。”“十四五”规划第四十章第一节明确提出：“外商投资在市场准入前和准入后都应该享有非歧视的国民待遇，促进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确认内外资企业市场地位是平等的，关键在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市场地位要平等。“十四五”规划第十九章第四节同样明确指出：“依法平等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保障民营企业依法平等使用资源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简称“二平三公”）。”最近中央再次强调，将激活市场主体活力作为稳定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措施，给予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平等的市场地位。

（二）规范可能存在的违反市场主体地位平等的有关规则。

1994年自《公司法》生效之日起，《公司法》成为各类不同所有制企业共同适用的一般法。但国家针对国有企业颁布了全面、系统的特别法，其主要内容包括：国有企业综合性规定、国有企业产权登记、国有企业资产交易和产权转让、国有企业资产评估、国有企业清产核资、国有企业投资、国有企业改制、国有企业内部治理、国有企业股权激励、国有企业内部控制与监督等等。这些特别法规赋予了国有企业与其他市场主体不同的地位和功能，概括来说，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第一、赋予国有企业特殊使命，即是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第二、规定了国有资产可以在国有企业之间无偿划转，形成了国有企业特殊产权结构。第三、规定了国有企业公司治理体制，重大的资产交易、产权转让、资产评估、清产核资、企业改制等事项的最终决定权实质上归于国资委。第四、规定了国有企业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以落实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第五、赋予国有企业主要业务布局在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因此，要在立法上实现各类市场主体的市场地位平等，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尽量促使民营企业享有与国有企业平等的市场主体地位。

（三）不违反市场主体的市场地位平等原则与条件，国有企业应该深化改革的主要内容。

1.深化改革国有企业特殊使命的实现方法。

国有企业承担着不同于民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等其他类型企业的特殊企业使命。为了更好地实现这一特殊使命，从实现市场主体平等以及实现方式两方面进行深化改革。将国有企业这一特殊使命与各类企业都应承担的ESG合规责任统一协调起来。在国有企业特殊使命的实现方式方面，应该尽量采取法治的方法。以颁布相关法律的方式，引导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等各类市场主体一起，共同努力实现这一使命。

2.深化改革国有企业产权结构，促使各类市场主体享有平等的产权结构。

《公司法》第三条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第四条规定：“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举管理者等权利。”《公司法》第三、四条的规定构成了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等各类市场主体与企业股东之间共同适用的产权结构。目前，民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的产权结构是完全依据公司法规定形成的。应该通过深化改革，依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保证各类市场主体享有平等产权保护。

3.深化改革民营企业产权保护制度。

建议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统称为“国有企业”和“民有企业”。在改革开放初期，立法上一般称“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国家越来越重视全民所有制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改革，逐步将“国营企业”改称为“国有企业”。随着“两个毫不动摇”的提出，如果能将“民营企业”名称从立法上改为与“国有企业”相同的“民有企业”，不仅是名称的改变，更重要的是能够促使人们改变思想意识，促使民营企业在产权方面与国有企业一样，受到平等的保护，有利于完善“民营企业”产权保护的相关立法。

实现制度型开放需要在竞争中性方面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根据OECD编撰的《竞争中立：维持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公平竞争的环境》，“竞争中性是指在经济市场中运行的任何实体均不存在不当竞争优势或劣势”，“政府必须确保经济主体（国有企业以及其他市场参与者）之间的公平竞争”。 OECD还进一步论述了实现竞争中性必须奠定的“八大基石”[3]。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情况下，国家如何在对经济的监管过程中既依靠国有经济的主导力量，又贯彻竞争中性，具有很大挑战性，国家需要对经济监管体制深化改革。

正确区别国家对国民经济和国资国企两类不同性质的管理行为

1.通过主体承担不同的管理任务区别两类管理行为。

国家“十四五”规划第六篇第十九章第一节中指出：“……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发挥国有经济战略支撑作用，推动国有经济……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集中，向提供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建设和公益性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以上内容简称“三做一支撑”）。

“三做一支撑”的任务涉及国有企业、国资委、国民经济管理部门三类主体，但三类主体在“三做一支撑”中的管理任务应当是不同的，需要正确区别。第一，“三做一支撑”企业经营任务应当由国有企业通过市场公平竞争的方式承担。《关于国有企业功能界定与分类的指导意见》将主营业务处于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主要承担重大专项任务的国有企业归类为商业类企业，意在促使这类国有企业通过市场公平竞争方式实现“三做一支撑”的战略任务。第二，“三做一支撑”的战略性任务应当由国资委作为国有企业出资人，通过监管职能引导国有企业实现“三做一支撑”战略性任务。第三，国民经济管理机构可以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促使“三做一支撑”战略性任务的完成。

2.通过颁布不同的法律法规区别两类管理行为。

国资委应主要依据《公司法》等企业法律规范对国资国企进行监督管理，关于国资国企的相关特别规定应尽量由国资委颁布。国务院各经济管理部门主要是依据国家为宏观调节和规范经济活动而制定各类经济法律规范，对国民经济进行监督管理。除非确有必要，应尽量避免由国民经济管理部门颁布只适用于国企而不适用于民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的法律法规。

国资委要正确履行对国企监督管理

2015年9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指出：“要准确把握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定位，科学界定国有资产出资人监管的边界，建立监管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实现以管企业为主向以管资本为主的转变。”科学界定国资委作为国有资产出资人监管的边界，建立监管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的关键。

1.健全国资委对国企国资的监管体制。

依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国资委作为出资人对国有企业享有财产权主要是财产收益权，其它占有、使用、处分三项财产权属于国有企业独立的法人财产权；国资委作为出资人对国有企业享有的管理权除对国有独立企业有权独立行使外，对其他形式的国有参股、控股企业、国资委都只能作为公司股东，与其他股东一样按股权份额通过股东会、董事会间接行使。

在实际监管过程中往往发生难以依据《公司法》科学界定对国有企业监管边界的问题。例如，每个国有企业的资产是企业享有的独立法人财产，其企业资产的保值增值属于企业经营管理权范围内的事项。国资委基于每一个国有企业保值增值建立严格追责制度，实际上难以操作，超越了国资委享有的资产收益权的边界，而且按市场经济规律也是很难做到的，往往成为掣肘国有企业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2.健全国资委对国企的监管体制。

国资委对国有企业的管理重点，应该从对每个国有企业的微观管理，转为更加注重作为全部国有资本的监督管理，促成国有资本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合理流动优化配置，并进一步通过对国有资本的统一监管，使得国有资本整体上保值增值。

实现制度型开放需要在政策法律规章透明度方面深化法治改革

法律作为人们的行为准则应该具有可预期性。为了保障国际规则的可预期性， WTO和CPTPP都形成了透明度原则。透明度原则一般包括两层含义：第一，要求国际协定、协议各成员的各种现行政策法规应该及时公布、为成员有效知晓；第二，要求各成员公正、统一地实施上述的有关政策法规。

我国法律规则体系中的法律渊源大体包括：第一，作为法律行为规则制定依据及本质体现的党和国家的政策。根据我国《立法法》，法律渊源中并不包括党和国家的政策，但党和国家的政策是国家制定各项法律渊源的依据，是法律渊源的“灵魂”，本文仍将其作为法律渊源之一予以分析。第二，作为行为规则在全国或地方普遍适用的法律法规。第三，作为对法律法规补充规范的部门和地方规章。第四，作为对法律法规及规章在司法体系中如何适用做出解释的司法解释等。为了符合透明原则，建议从以下两个方面深化改革：

（一）将一些重要经济领域中以政策、规章为主的适用体系转变为以法律法规为主导的适用体系。

规章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在其职权范围内，为执行法律、法规，需要制定的，或属于其行政部门、区域具体行政管理事项而制定的规范性文件。《立法法》对法律、法规、规章都有明确、严格的立法程序规定。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初级阶段，由于国家的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改革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进行探索。因此，在一些重要领域里以指导性、原则性、号召性的政策和具有灵活性的规章为主是比较适合和匹配的做法。但上述做法的弊端较为明显：第一、相关政策规则缺乏公开、透明，缺乏可预见性问题的产生。第二、政策和规章常常替代法律，直接成为适用的行为准则，违反《立法法》的规定。第三、政策和规章效力有时高于法律法规。在实践中，由于政策和规章常常更适应变化中的现实情况，法律法规的效力必然会受到影响。

随着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政策、规章为主导的法律渊源体系的弊病愈来愈突出，已经难以适应法治化发展的需求。因此，客观上需要向以法律法规为主导的适用体系转变，这样才能逐步提高规则的预期性，不违反透明度原则。

（二）依法加强法律法规的效力，以统一、公正实施的法律体系推动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建设。

目前，前述四种法律渊源各自在其适用范围内实施，实施过程中常常产生不协调、不统一的问题，由此加大了国内行业或地区之间的矛盾和壁垒。为了化解矛盾和消除壁垒，建立国内统一大市场，必须依法加强法律法规的效力，建立统一、公正实施的法律体系：第一，党和国家政策体现人民性，是其他三类法律渊源的灵魂，具有指导性、原则性、号召性，但应在法治化的基础上，及时、准确地转变为法律法规。第二，全国性和地方性法律法规是体现党和国家政策最直接的方式，应当成为指导人们行为最基本的行为规则。第三、部门和地方规章在各自行政权限范围内对法律法规的实施作出补充规定，司法解释对法律法规及规章在司法中如何适用做出解释，二者均不能超越法律法规授权范围，与法律法规相抵触。只有严格确定各类法律渊源的法律效力，才能形成统一、公正的法律实施体系，建立统一大市场，不违反透明原则。

综上所述，从经济全球化发展角度看，各经济体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是扩大对外开放的基础。主动对标WTO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的五项原则和三项条件，深化我国国内经济体制改革，促使国内规则与国际规则相衔接，是中央推动的全局性、基础性的治国理政重大举措，对于实现我国制度现代化和中华民族复兴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编辑  季节）

普惠贸易对市场的影响

对世界市场的影响

1.大企业小型化，适应消费市场变化。

在普惠贸易趋势下，平台的集中作用使得市场的有效性得到提升，加之市场信息对称使得企业无须进行跨境投资便可以进行全球套利。同时，全球市场变化速度越来越快，消费者需求个性化的趋势以及产品升级日趋频繁的特征，促使靠近消费端的大企业不断走向小型化趋势。大企业小型化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影响：

一方面，企业小型化意味着组织越来越扁平化、管理层级越来越少，有利于加快企业创新的步伐。当组织机构的模式越来越集中化时，产品线上营销、服务、研发、风控和结算都是集中的，此时企业适应或创新的成本会越来越高，因为企业做一个新产品，需要所有这些集中管理的部门来做协调，层级数越多，协调难度就越大，灵活度就会降低，互联网时代下所需要的自下而上的创新就会减少。另一方面，企业小型化有利于企业更好地感知市场变化和消费者的需求，借助互联网平台，买卖双方可以直接有效地互动沟通，可以更精准、快速地对市场变化做出反应。

2.平台经济赋能，推动世界市场形成。

普惠贸易“买全球、卖全球”的贸易特征让中小微企业可以将产品卖到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消费者也可以买到任何地方的产品。在普惠贸易趋势的带动下，市场的距离越来越小，产品的可得性大大增强，推动世界统一市场的形成，将没有内贸外贸之分。

在普惠贸易的背景下，众多中小微企业及个人可以借助跨境电子商务平台参与到国际贸易中来。中小微企业及个人参与国际贸易的门槛大大降低，外贸综合服务平台的出现，改善了交易条件，帮助中小微企业及个人借助互联网平台，更直接地接触世界市场，实现贸易便利化和“货通天下”的愿景。

图1 普惠贸易对世界市场的影响

对产业分工的影响

1.分工更加细化、多样化。在普惠贸易时代，借助互联网平台，商品储存流通展示的场地和渠道得以扩宽，商品生产成本急剧下降，而消费者基于搜索引擎能够便捷、准确地搜索到自己想要的产品，原先需求极低的长尾商品获取更多买卖机会。

长尾效应可以将大量冷门商品汇聚，得到与热门商品匹敌的利润空间。因此，产品生产将更加细分化和多样化，生产者只要在产品生产的某一细小方面拥有其他竞争者所不具备的优势，就可以找到市场，促使产业分工精细化。此外，长尾效应刺激了更多个性化的需求，引发产品本身的特殊定制，促使生产模式向个性化转变。

2.以平台为中心的产业横向协作新格局愈加显现。跨境电子商务和平台经济的发展对纵向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的影响有所不同。上游的一些原材料供应企业，仍将维持集中化、规模化和标准化的传统生产模式，产品生产仍围绕着一个核心的大企业进行。产业链下游接近消费端的企业，企业规模将不断变小，基于新的信息基础设施和平台的专业化分工，使得企业的横向选择余地变大，借助平台参与社会化分工与协作，众多的小企业增强了经济共享能力，以平台为中心的产业横向协作新格局会愈加显现。

图2 产业分工新格局的形成过程

对市场参与主体的影响

1.消费者利益最大化。在全球经济低迷、生产过剩的背景下，传统的B2C商业范式的生产模式陷入困境，互联网的跨境电子商务具有“在线化、数据化”的特征和优势，大大削减了产销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使得生产端和消费端的联系更加紧密，一种新的消费者驱动的商业模式——C2B模式应运而生。C2B模式体现了“客户定义价值”的核心理念，生产者通过个性化营销捕捉个性化、碎片化的需求，利用大数据驱动柔性化的供应链，以便对市场需求做出快速的反应，借助平台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消费端的建议与评价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例如通过买家评价、买家秀、社区体验分享以及社交网络推荐，不但影响着其他消费者的购物决策，也推动了价值链上游的生产商及相关产业不断改善服务，满足消费端的要求，使得买家在贸易关系中越来越具有话语权。

2.生产者价值链升级。平台经济的发展使生产端到消费端所经过的中间环节越来越少，生产者可以直接接触到消费者，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更加注重品牌定位和产品开发。在普惠贸易时代初期，中小微企业出口的商品存在着同质化严重的问题，企业被迫降低价格陷入低价竞争，利润被压低。竞争压力促使中小微企业走向品牌化的道路，获得更高的利润率。品牌化一方面有利于出口产品质量的把控，另一方面也促进了民族品牌的诞生发展与壮大。生产者也将更多的精力投入产品开发创新上。随着跨进电子商务的发展，特别是外贸综合服务平台的出现，生产者借助平台的一站式服务直接与消费者进行联系，必须回归到产品生产本身，因为在客户定义价值的时代，产品和服务只有满足特定用户的需求才有存在的意义。这将促使生产者基于消费者和市场动态需求，将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产品开发研制环节，推动中小微企业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向中高端攀升。

3.贸易中间商转型升级。普惠贸易时代，国际贸易的渠道更加扁平化，对传统的贸易中间商造成了一定的挑战。面对来自跨境电商平台的挑战，传统的贸易中间商提供的服务在原先链状模式下的角色已经变化，在新的生态系统中重新定位，企业将重心向营销、市场调研、咨询和培训等方向转变。以市场营销为例，传统的贸易中间商可以运用更加精准、高效、快捷的营销方式，将企业的产品和平台推向市场，更加注重内容营销和大数据营销。在大数据营销方面，贸易中间商可以依托大数据平台，分析消费者的喜好和购买习惯，甚至做到“比消费者自己更了解自己”；大数据营销通过传播趋势分析、内容特征分析、互动用户分析、产品属性分布等提升品牌传播的有效性，基于数据分析改善用户体验。

普惠贸易新时代面临的新挑战

在降低贸易门槛的过程中，会遇到一些新的挑战，此处延续贸易门槛的划分标准，从交易前、交易中、交易后三个阶段把普惠贸易时代面临的新挑战分为几个部分。

图3 普惠贸易时代面临的挑战

交易前面临挑战

1.学习障碍。（1）国际贸易经验缺乏。中小微企业参与国际贸易，对于跨境交易的了解不足，据阿里巴巴开展的中国供应商研究显示，当前我国外贸中小微企业里使用代理的比例约为55%，其中56.5%的使用原因为“不懂外贸、缺乏相应外贸操作人员”。（2）平台使用操作繁琐。跨境电商时代，中小微出口企业还需要学习平台的一系列操作流程及管理办法。

2.信用障碍。（1）买卖双方对线上交易的担忧和不信任。相对于传统贸易来说，跨境电商也是一个新兴事物，贸易双方对其理解还不够深刻，参与贸易的企业规模较小，不如传统贸易中的大型跨国企业有说服力。（2）各平台间的信用评价不同。目前各跨境电商平台基本都有自己的信用评价体系，以平台交易数据为基础，给账户评级。但各平台间的评价还未联通，当一个平台上的卖家想要在另一个平台上交易，其信用水平仍然是空白水平。

交易中挑战

1.隐私泄露问题。（1）跨境交易个人数据泄漏风险会导致消费者信任危机。普惠贸易时代，消费者可以直接在平台上购买境外商品，交易过程中个人信息会被平台所掌握。数据泄露有可能造成账户损失。一旦消费者对平台的隐私保护机制失去信任，就可能会提供虚假信息，或拒绝使用平台。（2）数据使用创造价值，需要规范。数据已成为非常重要的战略资源，数据可以创造价值，企业从积累的大数据中提取一些信息，数据的使用能够推动商业快速发展。对于数据交易的法律法规还不完善，国内已经存在地下数据交易。这类数据通过黑客或内鬼的数据源头获得数据，其具体交易渠道主要是QQ群，并且使用暗语表达以躲避腾讯的监测。数据交易十分猖獗，但由于数据交易并未对当事人造成直接损失，所以报案、立案动力不足，故而打击力度不足。跨境数据流动带来的另外问题：是否允许收集跨境个人数据，如何搜集这些数据，谁应该拥有数据使用的权限，这些都是规则制定时需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

2.跨境电商复合型人才短缺问题。（1）当前从业人员层次偏低，高端人才短缺。当前国内的跨境电商从业人员大多为客服人员和基本操作人员，缺少跨境电商营销、贸易数据分析、用户体验管理的专业型高端人才。同时，跨境电商涉及国际贸易，需要跨文化交流，沟通交流对于小语种和当地文化也有一定需求，存在人才短缺。（2）企业对于跨境电商专业人才的培养成本偏高。跨境电商涉及的业务面广，从业人员所需的知识结构驳杂，需要提高人才培训费用。

交易后挑战

1.支付挑战：拒付问题。境外消费者通过投诉拒付可能使得从事跨境电商的中小微企业资金链断裂，出现运转难题。传统的信用卡支付条件下，持卡人拒付需要账户冻结、银行核实等一系列复杂流程，而且会在银行的信用记录系统中留下痕迹。在第三方支付保障的跨境电商交易中，境外消费者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可以提出投诉拒付而不影响银行信用记录，导致出口商家被投诉的概率较高。我国出口电商企业很容易因为“仿品”和“侵权”而遭遇账户被封。一旦账户被冻结，不仅周期长，同时账户内资金面临清零风险。据eBay统计，中国出口商在eBay完成的跨境交易中，投诉率为5.8%，高于全球2.5%的平均水平；在纠纷处理过程中，绝大多数裁定卖家部分退款或全额退款。

2.物流挑战。普惠贸易下的跨境电商有零散化、碎片化的特征。目前新兴的“海外仓”模式从海外的仓库直接发货给当地消费者，给用户带来高效的物流体验。

（1）国际小包模式存在隐患，配送时间长； 无法全程追踪国际包裹。跨境包裹的配送包括境内段和境外段两段，有些国家如美国已经不再对国际小包提供进口扫描服务，包裹入境后无法进行追踪。另外，在一些小语种国家或新兴市场国家如巴西，物流业不那么发达，就算拿到单号也查询不到物流信息。

（2）“海外仓”问题。海外仓的首要保证就是当地的仓库及基础服务设施，而这些基建需要的资金量庞大，还要支付仓库管理劳动力成本。“海外仓”还存在一定法律风险。而海外仓是当地的一个实体企业，从海外仓将货物配送给客户的过程是一种商品买卖行为，需依法上税。

3.消费者权益保障问题。跨境电商的消费者权益保障出现的一些问题。（1）商品质量参差不齐。普惠贸易使得贸易门槛降低，参与的主体越来越多，但提供的商品质量不一，境外消费者对于境内厂商的产品以及各类产品的质量差异不了解。另外，跨境电商的商品在海关清关时一般不提供原产地证书和质量检验检疫证书，消费者收到的货物无法保证质量。（2）退换货服务无法实现。跨境物流由于时间长、反向物流成本高等原因难以支持卖家提供退换货服务。同时，对于卖家来说，买家的退换货相当于卖家的进口，还可能会遭到海关的查验。

4.制度挑战。跨境电商与传统的外贸有很大的区别，现有监管模式与政策规则无法实现效率管理。（1）政府监管压力增大。普惠贸易的货物有小单化、多频次的特点，在海关过境时，需要提供订单信息、运单信息以及支付信息，申报繁琐。为解决跨境电商的清关问题，政府采用“清单核放、汇总申报”方式办理跨境电商的出入境货物申报手续。但政府对于此类交易的数据无法直接获取，信息申报、核对的过程需要耗费的时间和资源较大。虽然很多参与跨境电商的中小微企业已经把报关退税业务外包出去，但仍然无法简化政府的信息审核流程。（2）普惠贸易催生了C2B的贸易模式，使个人能够作为贸易主体参与到国际贸易中。

普惠贸易的政策与规则框架

个人贸易主体落实

个人外贸主体的合规性早已在法律中申明，2004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第二章第八条规定：“本法所称对外贸易经营者，是指依法办理工商登记或其他执业手续，依照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从事对外贸易经营活动的法人、其他组织和个人。”

在实际操作中，入境清关时，货物仍按照一般货物和个人物品进行区分，对个人物品征收行邮税。其他物品按照一般货物入境，境内消费者无法随心所欲地购买世界各地的商品。

相较而言，西方国家对于对外贸易经营主体的问题历来比较重视，视之为外贸制度的基础，并且都做出了比较宽松的规定，在其外贸法中规定自然人、法人及合伙企业都能自由获得对外自由贸易权。

推行低值货物免税

目前，中国对于进口货物清关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以货物形式纳入海关贸易统计，以一般货物形式进行清关；另一种是按个人物品入境，自行申报，由海关收取行邮税。中小跨境电商的贸易额度较小，大多是通过个人物品入境来实现货物进出口。

在个人贸易主体的推动下，货物区分从一般货物和个人物品标准转为按照货物价值来区别，分为低值货物和高价值货物。中小微企业贸易商品多为低值货物，其免税政策可以减少中小微企业的赋税，降低其运营成本，给中小微企业减负。其他国家低值货物免税的上限额度，主要是根据中小微企业的贸易规模以及对本地产品的保护程度来参考制定的，这也是推动普惠贸易发展的一种有效做法。

目前中国海关已实行新的政策，低值货物免税政策已经推行，该政策的推行不仅是对中小微企业的利好消息，对政府来说同样如此。低值货物可以快速清关，减轻了政府监管的压力，有利于促进政府高效。

PPP贸易监管（三级标题）

个人外贸主体的落实，实际上是增加了政府监管的难度，政府难以掌握消费者个人的具体交易数据，对于外贸数据的统计以及海关的清关监管都会造成一定的困难。平台掌握着原始的交易数据，如果有这些交易数据的支持，政府的监管将变得很容易。

PPP模式是政府与私人部门间进行协同合作，为提供某种公共物品或服务，政府将部分权利赋予私人部门，双方形成一种合作关系。比如阿里一达通外贸综合服务平台，就是一个典型的可以作为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合作的窗口。未来的发展，应该是建立一站式平台，为跨境电商提供高效便捷的服务，覆盖供应链的两端。平台同政府合作，海关、质检、税务部门与平台系统连接。政府将部分监管职能赋予平台，比如海关和税务部门的单据申报及报税，可实现一站式申报，大大提高监管效率；而平台将监管的数据与政府共享，以便出现问题事后追查。

发达国家也采用PPP模式，只是名字不同，在其他国家叫网络的增值服务商，很多国家靠私营部门来进行。PPP模式体现出小政府大社会理念，政府监管不可能诸方面亲力亲为，在海关、商检、外汇管理等方面，政府监管存在许多难题，而平台的大数据信息化管理能极大地提升监管效率，政府把部分监管的权力下放给平台就能极大促进跨境电商商品的通关效率，推动普惠贸易的发展。

图4 政策作用机制

eWTP平台建设

未来的普惠贸易以平台为载体，实现中小微企业的线上交易，平台的作用毋庸置疑。2016年，马云在博鳌论坛上提出了“eWTP”的概念，旨在构建一个全球电子化交易平台。

eWTP是未来国际贸易规则的一部分，政府在参与制定国际贸易规则过程中，话语权将逐步提升。同时，统一的电子商务规则可以使得国际监管协作更加有效，推行“单边关检，单边放行”提高政府监管和贸易效率。

中小微企业在统一的规则下，从事跨境电商的资格，在世界范围内就有了保障，其品牌可以在平台间同时推广，减少其信用成本。消费者对于卖家实力的衡量也能用统一的标准，能够更好地识别劣质卖家及欺诈行为。

推动eWTP平台建设，还要从平台推广、平台维护和平台治理三方面着手。重视平台的治理，就是规范和鼓励平台的国际化发展。国家层面应该依据《电子商务法》建立平台治理的责任主体和权威机构，完善从平台规则、行业自律到政府监管的多层次治理体系和制度机制，促进形成国际性的协调合作机制。

隐私保护规则制定

普惠贸易将通过平台交易实现，交易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跨境数据流。做好隐私保护可以增强消费者对于平台的信心，平台的用户留存率也会上升。数据的加密和脱敏从技术上是可实现的，如贵阳大数据交易所，平台在使用数据时也可以对个人信息进行脱敏处理。在未来的贸易世界，数据将会成为各方争夺的核心，对于数据的保护规则也会成为商业的核心规则。目前国际上对数据的保护主要是以法律法规的模式严格限制数据使用，如欧盟的隐私保护。1995年欧盟就开始出台隐私保护条例，2018年出台《通用数据保护规则》（GDPR），公司必须确保在默认状态下自身产品和服务尽可能少的获取和处理个人信息，还重点强调“被遗忘权”，违反规则的公司或组织将被处以4%全球营收额的罚款。相较于欧盟非常严格的数据保护政策，美国推动的APEC的数据保护规则是从行业自律的方面来进行规范。

数据的使用和保护应该兼而有之，过度严格的保护会妨碍价值创造，而过度宽松的隐私保护又会损害个人的权益。规则制定的思路就是要在管制和保护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个人权益得到保障，将促进经济腾飞。

跨境消费者权益保护

在跨境电商中，消费者的安全保障权、知情权、依法求偿权容易受到损害。安全保障权主要是消费者无法控制货物在运输过程中出现的损坏；知情权主要是在跨境电商中，消费者由于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权益损害；依法求偿权主要是在消费者受到损害时而依法享有要求获得赔偿的权利。

若平台无法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消费者便很容易对平台失去信心，从而放弃平台贸易。如果所有的跨境电商平台都无法解决消费者权益保障的问题，那么消费者可能不再选择跨境电商的贸易方式，转向传统的线下跨境交易。跨境电商在交易过程中，达成订单时没有明确的贸易合同，只有平台上的订单信息，而且涉及不同的国家，最主要的就是平台和国际规则间的协调。

支付和物流体系建设

支付和物流是跨境电商交付阶段最重要的两个部分，支付体系能够保障买卖双方结付汇，给交易双方带来更多的信心；物流的效率关系到货物交付的消费者体验。

支付方面，跨境电商由于批量多、小单化的特点，倾向于信用卡支付和第三方支付。第三方支付渠道与平台进行合作，加强支付安全保障，结合各国的外汇监管，为电商企业提供跨境结汇收汇的便捷化安全服务。

物流方面，针对跨境电商的物流解决方案主要有两种，邮政改革和“海外仓”建设。“海外仓”是在目的地国家设立仓库，货物先清关后存放在仓库，订单达成后，直接从目的地国家仓库发往客户手中，能极大提高交易效率。

    普惠贸易发展的政策启示：贸易通道建设

贸易门槛的降低及市场主体多样性的增加，既产生大量新的机遇，同时也带来新的挑战。物流、关务效率、隐私数据保护、人民币使用场景限制、贸易监管等问题，不仅需要一国内部的探索和试验，也需要国家间的磋商与合作，以尽可能消除壁垒。本文提出“贸易通道”建设的设想，探索解决贸易往来中的阻碍，在这一贸易新发展格局下，为国际贸易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

具体的贸易通道建设初步设想有以下几方面：

1.建设支付结算通路，放松离岸人民币账户的使用场景限制。

中国已与多国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和本币合作协议，以加强国家间金融合作，扩大国家间本币使用，促进双方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但在人民币境外业务方面，一些国家可以在当地创建人民币账户，但无法注册淘宝、京东等国内电商平台，也无法使用支付宝、微信支付等中国电子支付工具。而这些国家对于中国国内电商产品的需求十分旺盛，如老挝、泰国等东盟国家，这些国家也存在许多线下商店支持中国电子支付方式，但仅限于中国居民。

境外非现金支付的场景限制会增加贸易成本，包括“借号交易”和汇率损失等成本。一些国家的人民币贷款业务费率和利率高，这主要源于人民币在当地使用需求有限。针对上述问题，可建设支付结算通路。

一是放松离岸人民币账户的使用场景限制。目前如柬埔寨、老挝等东盟国家对居民在本国境内开立人民币账户几乎不作限制，这为人民币在国外的使用创造较大空间。在中国与海外电商市场存在较大市场需求的背景下，政府可与电商平台、电子支付平台合作，逐步放松对离岸人民币账户的使用限制，使离岸人民币账户也能够运用于跨境电商和线下电子支付场景。

二是开设海外居民在中国境内人民币账户开立试点。在通道示范区点内开设人民币支付账户开立便利化试点，选择具有外汇经营许可的中国的银行和外资银行共同参与试点。对入境人员开户的资质限制进行一定程度的放开，入境的国外居民可以持有效护照和签证进行开户。

推进人民币账户开立便利化措施的阻碍点主要在于开户者身份认证和资金流动监管方面。这需要在监管方式和监管技术等方面进行突破。打通相关主体身份核验数据的通路，如出入境管理局与金融企业实现数据同步，或是建立区域性的征信数据库。

在保证资金流动的合法性方面，采用银行分账核算系统，与现有的账户系统有所隔离。加强区块链、数据监测系统等的建设和运用，保持对资金流动的监控能力。另外，对资金流动的额度和转账的对象可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在汇兑便利性方面，居民能够较为便利的将本币兑换为人民币存入账户中，包括在中国境内开立的人民币账户，或境外居民在本国内开立的人民币账户，并进行人民币的转账汇款。

三是支持便利化双边本币国际结算。加强中国和各国的金融合作，鼓励更多企业和个人在进出口贸易和直接投资中使用本币，提高本币交易的便利性。

2.建设物流通路，打造贸易物流服务中心。

随着跨境运输需求的不断增长，各方的物流合作仍有深入的空间，如进一步增强口岸承载能力和物流运力，提升国内和跨境的物流效率等。

为进一步提升物流效率，各国在继续增强物流干线建设外，可合作探索搭建物流信息平台，提供物流信息服务。在通道示范区内，利用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对接国内外的物流企业系统、外贸综合服务平台和海关信息服务平台等，促进港口、机场、铁路车站、物流园区等物流信息互通。境内运输以及出口末端或进口前端的物流信息都能够获得批准接入物流信息后台。另外，可打造物流服务交易功能。各通道节点的物流服务商、外贸综合服务企业或贸易企业可以在平台上发布服务信息，贸易企业通过平台寻找闲置仓库，或货运代理和外贸综合服务合作伙伴，服务商也可通过平台寻找横向合作，从而充分配置运力。

3.建设数据服务通路，合作提升数字贸易能力。

数字贸易的发展依赖于数字技术的支撑。数字贸易通路的建设需要不断试验并改进跨境数据流动的效率和安全性。 

各国数字经济发展能力参差不齐。国际电信联盟数据库显示，至2021年全球95%的人口在3G及以上的移动网络覆盖之下。但其中较高比重的人口未使用互联网。如非洲国家和亚太地区的互联网覆盖率与移动网络覆盖率之间分别存在49%和37%的缺口。与此同时，如越南、俄罗斯、印度等国对于国内数据安全保障提出较为严格的政策约束。对中国企业提供的网络服务或软件服务的应用范围有保留，因而数据服务通路的建设需关注合规性问题。

一方面，依托华为、中国东信等企业的技术服务能力，助力贸易通路的数字化，实现监管部门、地方政府、金融机构、贸易企业、物流企业之间信息互联互通，提高数字贸易通路的响应能力。另一方面，中国与合作国可发起，由中外信息技术企业合资共同搭建在各节点的数字产业孵化基地。以推进国家之间的技术交流与合作研发，提供数字化转型服务，以及合作培养数字贸易人才。

4.建设人员流动通路，推动贸易人才的合作培养。

在各通道示范区内，联合国内外社会培训机构，共同打造高层次国内外数字人才培训平台，健全人才吸引、培养、使用、流动和激励机制，完善发展人才的公共服务体系。吸引集聚一批知名的人才中介机构，健全专业化、国际化的人才市场服务体系。

5.建设监管通路，加强国家间贸易监管合作。

中国与韩国、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实施优惠原产地证系统对接及证书互换，与东盟各国的检验检疫结果实现互换，与俄罗斯、蒙古和越南等国建立双边口岸合作机制。不过，目前口岸的合作离结果互认，以及达到联合国所述的互操作性水平还有一定距离。贸易监管通路要求各国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合作加强电子口岸建设能力，推进中国与各国口岸监管协同。特别是在检验检疫方面，加强各国间动植物疫情信息共享，推动国际动植物疫情监测合作，探索认可各国检验检疫措施的等效性。国家间可合作推动标准协调和合格评定结果互认，这将涉及长期深入的标准谈判和对接过程。

6.建设合作交流通路，打造多样化的交流合作机制。

数字贸易，是在数据驱动下所产生的新型的贸易方式，因此与数据的跨境流动紧密相关。这涉及各国国家安全层面的问题，需要更高层次的规则协商。因而合作交流的通路，既包括政府层面的底层规则的磋商与合作，也包括各国企业之间、行业协会之间、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定期会晤和沟通，增进信任与理解。可将“贸易通路”建设作为长期性议题，建立贸易通道建设的研究机制，共商普惠贸易和数字贸易发展趋势下，贸易合作的长远规划。

（编辑  季节）

《欧盟经济安全战略》出台的背景及动向

欧盟作为最高形态的区域一体化组织，定型于1993年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其初衷在于造就经济要素在各成员国之间自由流动的统一市场。随着大举扩容以及深度一体化发展的进程，其在共同外交和防务领域中的体制机制建设不断增强。本世纪以来，欧盟的集体安全战略呈现出三个趋势：（1）安全范围逐步扩大；（2）威胁来源更加聚焦；（3）应对姿态更为激进。

2003年12月，欧盟发布《一个更美好世界中的安全欧洲：欧洲安全战略》，系统分析了欧盟的安全环境及面临的安全威胁，明确提出了包括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地区冲突、失败国家和有组织犯罪五类安全威胁。2008年12月，《欧洲安全战略实施报告》新增了网络安全、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三种威胁。至此，欧盟对于外部环境的判断尚属乐观。基于俄罗斯针对格鲁吉亚及克里米亚的军事扩张、“阿拉伯之春”引发的难民潮以及频发的极端恐怖袭击事件。2016年6月，欧盟发布《共同愿景，共同行动：一个更强大的欧洲》全球战略报告，除传统军事和恐怖威胁外，强调了混合威胁、气候变化、经济动荡和能源安全挑战，并首次将来自外部的混合威胁（Hybrid threat）视为欧盟面临的主要安全威胁之一。

随着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加剧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欧盟不断调整其对于威胁的认知，并不断强化对“混合威胁”的重视。自2016年以来，欧盟已逐步建立起一套综合应对混合威胁的联合框架，旨在提高欧盟对各种威胁性态势的感知能力，积极加强欧盟及其成员国内部社会关键部门的韧性，有效提升其预防和应对危机的能力，同时深化与美国、北约和七国集团在相关领域的政策协调和合作。[1]2020年6月，欧盟正式启动“战略罗盘”（Strategic Compass）项目，以构建强有力的安全和防务为目标，对欧洲面临的战略环境、潜在威胁及其影响进行全面评估。同年11月，欧盟情报和形势中心、欧盟军事参谋部情报处和各国情报部门共同完成了《欧盟威胁分析》报告，明确了经济竞争、资源依赖、移民压力和军事力量是欧盟面临的主要威胁，并概述了国家和民间实体如何利用信息操纵、恐怖主义和破坏性技术等非常规或混合战术对欧盟安全构成的危害。

2022年3月，欧盟正式发布《战略罗盘》计划文件，针对乌克兰危机提出了“传统军事威胁的回归”问题，同时再次强调了混合威胁的影响。在欧盟的定义中，混合威胁具有多维特征，除常规军事活动和恐怖袭击之外，还包含特别武装行动、干预选举和政治进程、经济胁迫、电子和网络攻击等手段，尤其注重这些手段与现代技术的结合。

在欧盟看来，乌克兰危机的持续升级不仅使欧洲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能源危机，而且面临地缘政治的直接威胁；新冠疫情暴露了欧洲各国经济社会对外部依赖的脆弱性。更为深刻的影响在于，欧盟开始更加明确地从价值观和治理模式的层面上重新审视其战略选择，重构价值链及供应链，旨在减少其对“不可靠国家”的依赖。2023年6月20日，为加强欧洲竞争力和供应链多样化，保护欧盟的经济安全，欧盟委员会与欧盟高级代表发布《欧洲经济安全战略》联合声明。

该《战略》于2023年3月30日提出。虽然只字未提中国，但追溯其起草过程中所考虑的关键矿产领域对中国的依赖，并结合欧盟领导人在不同场合发表的言论，在多项倡议和战略举措的态度中对中欧关系走向均体现出实质性影响。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有必要减少欧盟对中国的依赖。4月18日，她在欧盟会上再次强调欧盟必须制定一套“连贯的、独特的”对华战略，平衡双边关系，以“经济去风险化”为宗旨。并重申欧盟需平衡与中国的关系，降低对华依赖、降低对华关系中一些“重要且敏感领域”的风险，但称之为“避险”而非“脱钩”。

5月19日，冯德莱恩在日本举办的G7峰会上更加明确提出，“欧洲的安全与印太地区安全是不可分割的”“非法使用武力是不能容忍的，在乌克兰不能容忍，在印太地区也不能容忍”。这一切说明，欧盟已从自身安全的关切迅速延伸到印太地区盟友的安全防务问题，并将矛头直指中国。

战略框架的主要内容及目标

《战略》指出，疫情、俄乌战争、敌对经济行动、网络和基础设施攻击、外国干涉和虚假信息与加剧的地缘冲突暴露了欧洲各国社会、经济和企业固有的风险和脆弱性，因此急需优化欧盟的经济安全战略，以加强欧洲各国的经济韧性，确保欧洲持续技术优势和全球竞争力，引导供应链的多元化。该报告强调欧盟委员会、各成员国以及私营部门的共同合作，针对四个关键领域提出了一套经济安全风险评估和应对策略，包括：（1）包括能源在内的供应链韧性风险；（2）关键基础设施的物理和网络安全风险；（3）与技术安全和技术泄露相关的风险；（4）经济依附或经济胁迫的武器化风险。

为减轻已确定的风险，该《战略》提出了三管齐下的方法，即3P措施：

（1）提升自身竞争力（Promoting）。通过巩固欧盟统一市场，加强供应链韧性；加大人力资本与技能开发力度，培育如先进半导体、量子计算、生物技术、智能工业、清洁能源或关键原材料等领域的研究、技术和工业基础，增加多样化的供应来源和出口市场，从而提高欧盟的竞争力；

（2）防范经济安全风险（Protecting）。通过一系列现有的政策和工具（如贸易防御、外国补贴、外国直接投资审查和出口管制等）来保护欧盟的经济安全，并考虑运用新的政策和工具来解决可能存在的差距，限制对欧洲和全球经济的任何负面的意外溢出效应；

（3）广泛构建伙伴关系（Partnering）。鉴于全球经济的相互依赖性，欧盟致力于以诚信透明的方式与具有共同利益和意愿的国家建立多种形式的合作关系；以广泛推动自由贸易协定为主线，加强基于国际规则的经济秩序和多边结构。该报告特别提出更加紧密地加强与G7国家的合作，其次是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并提出将印度纳入TTC框架。

此外，报告还列举了未来欧盟拟促进实施的11项新举措：（1）与成员国共同制定评估影响欧盟经济安全风险的框架，包括建立对经济安全至关重要的技术清单，并评估其风险，以制定适当的缓解措施；（2）与私营部门进行结构性对话，以形成对经济安全的共识，并鼓励私营部门根据对经济安全的关切进行尽职调查和风险管理；（3）进一步支持欧盟的技术主权和欧盟价值链的韧性，包括通过欧洲战略技术平台（StrategicTechnologies for Europe Platform, STEP）开发关键技术；（4）审核《外国直接投资审查条例》，以加强对扭曲市场行为的管控；（5）探索针对性举措，支持军民两用技术研发；（6）全面落实欧盟对军民两用物品的出口管制规制，并提出保障其有效性和效率的建议；（7）与成员国一起审查对外投资潜在的安全风险，并据此于2023年底前提出倡议；（8）提出改进基础研究领域的安全措施，确保现有工具得到系统和严格实施，并查明和弥补任何漏洞；（9）精准运用“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工具来增强欧盟经济安全，包括混合和网络外交工具箱和外国信息操纵与干扰（Foreign Information Manipulation and Interference, FIMI）工具箱；（10）指示欧盟单一情报分析能力（Single IntelligenceAnalysis Capacity, SIAC）专门监测对欧盟经济安全的潜在威胁；（11）确保欧盟经济安全的保护并促进其充分融入欧盟的对外行动中，加强与第三国在经济安全问题上的合作。

《欧盟经济安全战略》要点及趋势

传统的经济安全政策是防御性的，主要是针对可能威胁到国家安全的贸易和投资，如武器出口、对外商直接投资审查、实施进出口管制、加强网络安全和数据保护等。而当前美国、日本、欧盟等经济安全政策的发展态势愈发呈现进攻性的特征，突出强调了经济的安全性和韧性，确保其经济能够抵御外部冲击和第三国经济政策的要挟，在维护自身供应链的同时加强风险预警以及先发制人的制裁手段。

下表展示了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 MERICS）针对欧盟、美国、日本和中国等国经济安全政策的对比结果。能够看出，欧盟在出口管制和数据保护与空间安全领域一直保持着较为严格和审慎的态度，新的战略文件并不存在针对中国进行出口管制的情形。但值得注意的是，《战略》中对于外商投资审查、对外投资监管、反胁迫政策以及供应链韧性等政策的强化均表明，欧盟单边经济安全措施的数量和强度正在快速增加，旨在从维护供应链韧性、防范和应对经济胁迫等角度加强全方位的制度化建设。

表1 不同经济体的经济安全措施强度

资料来源: Merics, From opportunity to risk: The changing economic securitypolicies vis-à-vis China, Feb22,2023. https://merics.org/en/report/opportunity-risk-changing-economic-security-policies-vis-vis-china.

追求经济联系多样化，加强供应链韧性。2021年，欧盟升级了其工业战略，并对包括原材料和半导体在内的6个战略性领域的对外依赖程度进行了第一轮深度审查。2022年，欧盟委员会对稀土、镁、太阳能光伏板、网络安全等5个领域进行了第二次深度评估，并指出存在对中国的战略性依赖。近期，欧盟正在筹备一系列立法，包括《关键原材料法》、《欧洲芯片法》、《净零工业法》，均在不同程度上体现出对供应链去风险化、制造业回流等方面作出的努力。欧盟认识到，无论在境内境外，经贸伙伴多样化是解决其供应链风险的现实路径，尽管当前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升级经济安全工具以应对经济胁迫，减少经济依赖。欧盟对全球化的认识开始发生转变，认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经贸合作伙伴相互依赖不一定会带来共同繁荣与和平稳定，国家之间有可能利用经济的依赖关系向对方施加“武器化”的胁迫，因此有必要基于价值理念和治理模式审视经贸伙伴的“可靠性”。以俄罗斯就能源供应对欧洲各国进行经济胁迫为导火索，6月初，欧盟议会和理事会就反胁迫措施达成最终政治协议。

外商投资审查机制方面，自2020年10月以来，欧盟委员会及成员国对超过1000起外商投资（FDI）交易进行了审查，并准备于2023年底提交审查机制的修订建议。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被炸事件为欧盟各国敲响了警钟，引发了欧盟各国对于关键基础设施保护的高度重视。欧盟通过了《关键实体韧性指令》（Directive on the Resilience of Critical Entities）和《网络和信息系统安全修订指令》（Revised Directive on the Security of Network and Information System），以加强包括能源、交通、卫生和数字基础设施、水和食品等在内的关键基础设施的物理和数字韧性，确保欧盟对突发事件的及时反应。为了增加5G网络的安全性和韧性，欧盟2020年出台了5G网络安全工具箱，以识别高风险供应商，进而禁止或限制其进入5G网络；2023年6月，欧盟发布该工具箱第二份报告，显示欧盟27个成员国中的10个对其移动网络运营商限制或禁止高风险供应商进入5G网络作出了义务性规定。

关键新兴技术加速涌现，针对军民两用技术扩大限制范围。鉴于一系列新兴技术的潜在军事用途，俄乌冲突和其他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促使欧盟高度重视新兴技术与国家安全的关联性。欧盟委员会将于2023年9月前提出一份可供理事会采用的两用技术风险评估清单，以加强对关键技术的出口限制。

欧盟在其经济安全政策上采取的是不针对具体某一国的方式，其优先事项不在于防御或遏制中国，而是采取新的措施弥补国家安全传统路线的不足，以确保欧盟的繁荣、主权和安全。但需要警惕的是，在贸易和投资政策中，欧盟安全和避险政策的设置正在向美国看齐，经济发展和安全保护之间的重合度也越来越高。原本负责经济事务的欧盟委员会正试图渗透到安全领域。展望未来，在经济安全与开放之间、在成员国单边政策与多边经济安全政策之间、在跨大西洋国家之间以及欧盟和其他边缘盟友之间，欧盟将如何进行平衡协调，建立怎样的工作机制，仍然需要进一步观察。

《欧盟经济安全战略》对中国的影响

根据中国欧盟商会发布的《商业信心调查2023》显示，部分欧盟企业已将其部分在华投资转移至海外，超过一半的受访企业认为，中国营商环境政治化加剧。由于中国市场的不确定性日益增加，约有12%的受访企业已采取实际行动将部分供应链转移出中国，同时超过20%的受访企业正在考虑或已经决定将在华投资项目转移到其他市场，其中东盟成为转移投资目的地的首选，其次则是重返欧洲。

在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大趋势下，考虑到中国产业链的完整性、市场的规模性以及综合的成本优势，以及其自身的转移成本，大多数欧盟企业一方面着手制定分散风险的供应链策略，并进行跬步试探，另一方面更加密切关注中欧关系的走向以及中国的经济形势，特别是中国能够实际落地的政策导向。

欧盟将经济与安全挂钩，泛用“混合威胁”概念，意在针对新的形势变化重塑自身在国际分工中的定位。欧盟报告指出，欧盟未来会运用传统和新生政策工具，通过加强针对外国补贴和外国直接投资审查，特别针对军民两用相关技术和商品加大出口控制等进行贸易防御，以应对经济领域的混合威胁。可以预见，欧盟未来的战略细则，将对关键技术领域出台技术限制清单，以防范具有军事意义的关键技术发生外溢，例如量子计算、人工智能、6G、生物技术和机器人技术。技术限制清单和入境投资严格审查双管齐下，会对中欧之间的贸易和资本流动造成负面影响，同时会对双边技术交流形成新的壁垒。

欧盟在华企业的表现

今年2月份，中国欧盟商会发布《欧盟企业在华建议书2022/2023》指出，中国作为投资目的地的吸引力正在下降，《建议书》以2022年1月至8月的数据为基础，总结出导致中国市场可预测性、可靠性及效率下降的五大因素：（1）国有企业改革停滞，政策制定经常“拍脑袋”；（2）疫情防控政策不够灵活，执行不一致；（3）多样性降低，知识交流的机会稀少；（4）商业的政治化色彩日益浓厚；（5）供应链战略正在发生转变。2023年2月至3月初，中国欧盟商会开展的《商业信心调查2023》显示，多数欧盟企业仍然持观望态度。64%的受访企业表示在华经营难度有所增加，创下历史新高，面对日益增长的风险和愈发动荡的经营环境，欧盟企业开始重新评估在华投资规模。虽然鲜有企业彻底撤离中国，但将中国视为未来三大投资目的地之一的受访企业同比减少13个百分点，降至55%，为历史最低。（见图1、图2）

图片来源：《商业信心调查2023》，中国欧盟商会。https://europeanchamber.oss-cn-beijing.aliyuncs.com/upload/documents/documents/_2023[1124].pdf

图1 10%的受访企业将总部迁出中国大陆

欧盟在华企业的投资外迁动机并非简单基于中国大陆劳动成本上涨，企业面临的主要挑战主要来源于三方面：（1）中国经济趋冷环境；（2）地缘紧张局势；（3）商业政治化及市场壁垒。

图片来源：《商业信心调查2023》，中国欧盟商会。https://europeanchamber.oss-cn-beijing.aliyuncs.com/upload/documents/documents/_2023[1124].pdf

图2  欧盟企业在华投资面临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