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第一工业大国的新征程

    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持续快速增长。2012年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工业规模稳居世界首位。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工业化水平实现了历史性飞跃。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速，绿色制造体系初步形成。高新技术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关键技术和产品取得重大突破，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我国正在向制造业强国大步迈进。

（一）新一轮科技工业革命和我国发展的新阶段

    党的十八大之后，党中央做出“当前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新的发展阶段，需要更好地协调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的发展，注重加快发展新能源、新材料、数字信息、节能环保、高端装备等新兴产业；需要适应消费升级与多元化的需求（信息、健康、文化消费等）并提高投资效率；需要注重绿色发展、走可持续发展的工业化道路。要更加注重依靠人才和技术进步的贡献，构筑新的竞争优势。

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兴起，世界各国纷纷制定科技发展战略规划，加强科研投入，加紧人才、专利、标准等战略性创新资源的争夺。基础科学不断取得突破，信息、生物、能源、材料和海洋、空间等应用科学领域不断发展，人工智能、大数据、量子信息等新技术投入应用，关键技术交叉融合、科技成果转化速度加快，给经济结构和社会生活带来重大变化，对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军事各领域产生了深刻影响。我们必须增强主动意识和紧迫感，努力参与和推进这一重大变革，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才能抓住历史机遇，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走在前列。

（二）《中国制造2025》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进入新世纪，中国制造业和世界先进水平之间仍存在较大差距，转型升级的任务紧迫而艰巨。2015年5月国务院发布《中国制造2025》，提出了由工业大国走向工业强国的九大战略任务、十大重点领域和实施步骤。

　　九大战略任务是：提高国家制造业创新能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强化工业基础能力、加强质量品牌建设、全面推行绿色制造、大力推动重点领域突破发展、深入推进制造业结构调整、积极发展服务型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提高制造业国际化发展水平。

　　十大重点领域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　

“三步走”战略是：（1）到2025年，中国制造业进入世界制造业强国第二方阵，在创新能力、全员劳动生产率、两化融合、绿色发展等方面迈上新台阶，形成一批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和产业集群，在全球产业分工和价值链中的地位明显提升。（2）到2035年，成为名副其实的制造强国，综合指数达到世界制造业强国第二方阵前列国家的水平。（3）到建国一百周年，主要领域具有创新引领能力和明显竞争优势，建成全球领先的技术体系和产业体系。

实施《中国制造2025》，推动制造业由大变强、跨越发展，是主动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大战略选择，也是实现经济稳增长、调结构、提质增效的客观要求。

（三）工业转向高质量发展

　　“十三五”和“十四五”规划纲要都指出，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

　　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的粗放型增长，转变为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改善管理和提高劳动者素质实现集约型增长；优化经济结构，提高行业和产品技术含量；强调质量和效益；实现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发展；最终体现为国家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居民收入得到较快增加。

　　工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

　　坚持协调发展。统筹兼顾，发挥区域特色，实现差异化发展，加强区域合作与联合发展。“南水北调”“西电东送”“东数西算”工程是工业协调发展的典型。

　　坚持绿色发展。我国工业对全球资源的需求量很大。如我国对原油需求增量占全球需求增量的44%，铁矿石需求增量约占全球的105.1%，铝土矿需求增量约占全球的78%，铜矿需求增量约占全球的149.5%。同时，我国重化工业产量占全球市场份额很大，2013年，我国粗钢产量约占全球产量的52%，电解铝占46%，成品油占12%，乙烯占12%，化肥占35%，水泥产量占58%，平板玻璃占60%，纸和纸板占25%。我们要坚决贯彻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全面推行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构建绿色制造体系，走生态文明发展道路。

    2012-2020年，我国工业万元GDP能耗由0.766吨标准煤减至0.571吨标准煤，下降了25.46%。主要再生资源回收量由16067吨增至35477吨，上升120.8%。坚持共享发展。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维护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例如，我国的高铁、二维码支付、共享单车、网购被外国友人评为中国“新四大发明”，它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也刷新了外国友人对中国的认识。近年来我国围绕汽车、机械、电子、危险品制造等各行业的工业/特种机器人，以及医疗健康、家庭服务等服务机器人的应用需求，积极研发新产品，促进机器人标准化、模块化发展，扩大市场应用。不断突破机器人本体、减速器、伺服电机、控制器、传感器、驱动器等关键零部件及系统集成设计制造等技术瓶颈。　

在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导下，中国的工业化战略更加强调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坚持 “创新驱动、质量为先、绿色发展、结构优化、人才为本”这一基本方针。

创新驱动开辟新局面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015年颁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将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国家的“十三五”规划和“十四五”规划都对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提出指导意见：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从创新主体、创新基地、创新空间、创新网络、创新治理、创新环境六方面提出总体要求）；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在事关国家安全和发展的基础核心领域，制定并实施战略性科学计划和科学工程（包括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生命健康、脑科学、生物育种、空天科技、深地深海等前沿领域）。

（一）完善科技创新体系

着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坚持战略和前沿导向，集中支持事关全局的基础研究和共性关键技术研究；构建激励创新和有利于成果转化的体制，构建普惠性创新支持政策体系，营造激励创新的市场环境。

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包容创新对传统利益格局的挑战，依法保护企业家财产权和创新收益。

推进人才优先发展战略调整，突出“高精尖缺”导向，营造良好的人才发展环境，完善业绩和贡献导向的人才评价标准，完善激励机制，营造崇尚专业的社会氛围，大力弘扬新时期工匠精神。　

改革技术创新评价体系，以需求为导向，完善评价程序，增加透明度，将更多符合市场需求的高质量、应用性成果纳入评价体系。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形成有效的创新激励机制。抑制垄断和不正当竞争，为技术创新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二）大力推动工业领域创新发展

完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和市场需求，尊重市场规律、发挥政府指导作用，加强统筹协调。

推进政产学研用相结合，激发各类主体创新活力，构建功能互补、深度融合、良性互动的协同创新格局。

建设和完善技术创新服务平台，如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大型科学仪器中心、分析检测中心等，加大向企业开放力度。

重视对中小企业创新资金支持，鼓励设立多层次、市场化的创新基金（风险资本、种子基金、孵化基金、产业基金等），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优惠政策，培育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业绩考核体系和经营者考核任用制度，将创新投入和绩效纳入考核体系；加强对承担国家战略课题的大企业的支持和指导。

 在自主创新政策的推动下，我国工业技术创新实力不断攀升。下表反映了2013-2020年工业科技进步的基本情况：

表1　2013-2020年中国工业技术创新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三）专精特新产业和企业培育

　　鼓励发展专注细分行业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是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对优化工业结构、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工信部于2018年起开展首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培育工作，从构建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针对短板弱项加强精准服务支撑等多方面进行培育和支持。至2024年共培养5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累计公示12950家。

    北京市从“政策+资本+服务+载体”等方面给予专精特新企业在基础研发、成果转化、产品配套、技改升级、场景开放、专利布局、资金融通、人才引进、空间规划以及品牌塑造等方面的支持。新设立的北京证券交易所致力于打造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主阵地，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支持。

向制造业强国大步迈进

（一）工业门类齐全与结构不断优化

　　我国工业已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工业产品远销230多个国家（地区），投资遍布190个国家（地区），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有重要地位。

工业结构优化升级

　　装备制造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占比持续上升，资本密集型产业占比较高、呈先升后降趋势，高耗能行业在2012年之后呈稳定下降趋势。2020年装备制造业在工业中占比较2012年提高了3.84个百分点，说明我国工业实力得到一定提升。高耗能产业占比有较大幅度地下降。

    资本密集型行业占比下降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占比上升，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不断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加速发展。从行业增速来看，传统产业中符合转型升级方向的细分行业增长较快，如合成材料制造、专用化学产品制造、稀有稀土金属冶炼等细分行业以及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医药类和消费品类行业，大部分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

钢铁、煤炭、石化、建材等行业过剩产能减量调整不断推进，市场供需关系和企业经营环境得到改善，盈利能力增强。

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光电子器件产量年均增长18.21%，光缆产量年均增长5.71%，集成电路年均增长15.4%，太阳能电池年均增长29%，运动型多用途乘用车（SUV）年均增长19.88%，环境污染防治专用设备年均增长6.98%。随着智能、绿色、高端产业的快速发展，工业机器人、新能源汽车、光电子器件等新兴产品均实现了年均百分之几十的高速增长。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在国际分工中地位逐步提高。关键装备、核心零部件严重依赖进口的状况逐步改善，高精尖特种钢材赋予钢铁行业转型升级的新动力。

表2 主要工业产品生产能力（2012－2020年）

数据来源：wind中国宏观（EDBC）数据库。

新兴产业不断加快孕育发展

2021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6%，同期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分别增长18.2%和12.9%。主要代表性产品增势强劲：新能源汽车产量达367.7万辆（同比增长152.5%），化纤6709万吨（同比增长9.54%），智能手机1.27亿部（同比增长15.36%），太阳能电池2.34亿千瓦（同比增长48.8%），集成电路产量3594亿块（同比增长37.48%）。移动通信、语音识别、第三代核电“华龙一号”、掘进装备等跻身世界前列，集成电路制造、C919大型客机、高档数控机床、大型船舶制造装备等加快追赶国际先进水平，龙门五轴加工中心、8万吨模锻压力机等装备填补了国内空白。

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进展加速

    一是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持续提升。据工信部材料，截至2019年8月，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和关键工序数控化率分别达到68.9%和49.2%。

    二是“互联网+制造业”新模式不断涌现。截至2018年6月，开展网络化协同、服务型制造、个性化定制的企业比例分别达33.7%、24.7%、7.6%。 大规模个性化定制在服装、家具等行业加快推广，协同研发制造在汽车、航空、航天等高端制造领域日益兴起。

    三是工业互联网发展迈出实质性步伐。工业互联网已广泛应用于石油、石化、钢铁、家电、服装、机械、能源等行业，国内具有一定行业和区域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总数超过50家，重点平台平均连接的设备数量达到59万台。

四是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2021年该行业规模以上企业超4万家，完成软件业务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17.7%），利润总额1.19万亿元（同比增7.6%），软件业务出口521亿美元（同比增8.8%）；从业人员平均809万人（同比增7.4%）、工资总额同比增15.0%。

（二）工业区域布局优化

　　东部地区在我国工业经济发展中举足轻重，对全国工业经济起着压舱石和导向标的作用。2020年东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达到3.93万亿元，比2012年增长15.26%，年均增长1.8%。东部工业（规模以上）占全国工业59.3%。

　　中西部工业发展水平与东部地区存在较大差距，在国家政策支持下工业经济实力稳步提升。2020年，中西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分别为1.41万亿元和1.28万亿元，较2012年分别增长15.57%和20.87%，8年间年均增长1.8%和2.4%。

　　2020年，长江经济带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49.22万亿元，占全国工业企业营收的45.42%。2019年该地区11个省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平均增速为11.2%，高于全国（8.4%）增速达2.8个百分点。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取得积极进展，一大批跨区域重大产业项目与共建园区陆续落地。

　　国家更注重跨行政区域、大区域的协调发展。2020年，中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占全国22.93%，西部地区为18.55%，比2012年的占比分别提高1-3个百分点。随着国家关于东北振兴系列改革与支持政策的落地，东北工业逐步企稳。

总体看，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逐步有所扭转，不同区域间相互促进、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新格局正在加快形成。

（三）中国工业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提升

我国实现了世界罕见的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发展。2012-2021年，我国GDP从51.9万亿元增加到114.4万亿元，工业增加值从23.53万亿元增加到37.26万亿元，每年工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都超过30%。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达到近30%。

　　按照国际标准工业分类，在22个工业大类中，2014年中国在其中7个大类中已名列第一，钢铁、水泥、汽车等220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下述工业产品产量在全球的占比分别为：

生铁59%，煤炭50%以上，粗钢45%以上（超过第2至第20名的总和），造船41%，水泥60%以上，电解铝65%以上，化肥35%，化纤70%，平板玻璃50%以上，汽车25%，手机出货量70%，集成电路出货量90%。2016年中国智能手机销量在世界市场的总占有率超过20%，新能源汽车销售51万辆，位居世界第一。

粗钢、煤产量和发电量分别由1949年居世界第26位、第9位、第25位跃居2017年的世界第1位；水泥、化肥产量分别由1978年居世界第4位、第3位跃居2017年的世界第1位；原油产量由1949年居世界第27位上升到2017年的世界第5位。

　　光伏、新能源汽车、家电、智能手机、消费级无人机等重点产业跻身世界前列，通信设备、工程机械、高铁等一大批高端品牌走向世界。

　　工业对外贸易质量上升，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2012-2020年，商品进出口贸易总额提升了20.4%，其中初级产品、工业制成品、高技术进出口总额分别提升了9.12%、23.05%和31.62%。工业制成品出口额增长27%（年均增长1.92%），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增长29.12%（年均增长1.54%），高技术产品进出口占进出口总额的比例由2012年的28.65%增至2020年的31.32%。

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于2021年发布的工业竞争力指数显示，中国与德、日、韩、美一并称为全球5个最具工业竞争力的国家。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工业经济以年均5.8%的增长速度，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位居前列。2019年，我国工业规模总量已是美国的1.53倍、日本的4.16倍、德国的5.76倍。

（四）中国工业的标志性成就

这十年来，我国重视高端装备创新，组织实施大型飞机、航空发动机及燃气轮机、民用航天、智能绿色列车、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智能电网成套装备、高档数控机床、核电装备、高端诊疗设备等一批创新和产业化专项，在信息通信、大国重器、航空航天以及核能技术领域皆成就斐然。

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G）

    这是实现人机物互联的新一代宽带移动通信技术，具备高速率、低时延和大连接特性，可以真正实现高移动性、无缝漫游和无缝覆盖，极大促进了人类社会数字化转型进程。2012年，由我国主导制定的TD-LTE-Advanced成功入选4G国际标准。2016年国际无线标准化机构第87次会议上，由中国企业主推的极化码（Polar Code）成为5G控制信道eMBB场景在短码上的编码方案，我国率先成为在国际上发布5G系统于中频段频率使用规划的国家。2017年，我国5G系统在6GHz以下频段率先获得了500MHz的频谱资源，对我国进入全球5G商用第一阵营具有重要意义。2018年，工信部正式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发放了5G系统中低频段试验频率使用许可，进而在保护现有无线电业务的同时，降低运营企业组网的复杂性和管理成本，实现频率资源使用效率和效益的最大化。

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BDS）

　　这是我国自行研制的导航系统，可在全球范围内随时随地为不同用户提供高精度、高可靠的定位、导航和授时服务，是继GPS、GLONASS之后的第三个全球卫星导航系统。2017年底，北斗三号系统建设开始进入超高密度发射状态，北斗系统正式向全球提供RNSS服务；至2019年9月，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在轨卫星已达39颗。2020年7月，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2020年，中国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已达4033亿元。北斗系统未来将持续提升服务性能，扩展服务功能，增强连续稳定运行能力，不断开拓国际应用空间。

　　“华龙一号”

　　我国第三代压水堆核电的创新成果，在设计、制造和运行维护等方面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安全指标和技术性能达到国际三代核电技术的先进水平。2020年“华龙一号”福清核电5号机组首次并网成功，标志着中国正式进入核电技术先进国家行列。

    2021年，石岛湾核电成功实现首次并网发电，这是全球首座具有第四代先进核能系统特征的球床模块式高温气冷堆，实现了这一新技术从实验室到工程应用的飞跃。

大国重器：装备制造业

　　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围绕工作母机、新能源汽车、海工装备、能源装备、农机装备、轨道交通装备、工程机械等重点领域，由领军企业联合上下游产学研力量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取得了重大成就。

　　（1）盾构隧道掘进机。这是集光机电液、传感IT于一体的专用工程机械，具有开挖土体、输送土碴、拼装隧道衬砌、测量导向纠偏等多种功能，设计制造常依据不同的地质条件量体裁衣，对可靠性要求极高。2015年，我国首台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铁路大直径盾构机在长沙下线，打破了国外垄断，加速了建设城铁和大铁路网的步伐。现已实现15米以上超大直径泥水盾构和超小直径（W4.5米）盾构施工应用。2020年盾构机6米级常规盾构3米直径主轴承、减速机通过试验检测，核心部件国产化取得重大突破。自首次引进德国敞开式盾构机至今，我国盾构机技术从无到有到强，凭自身性价比优势已占据全球三分之二市场。

（2）“天鲲号”。这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亚洲最大最先进的新一代重型自航绞吸挖泥船，总长约140米，型宽27.8米，设计吃水6.5米，装机功率最大、疏浚能力最强、航行能力持久。能开挖单侧抗压强度50兆帕以内的岩石，满载排水量17000吨，能以6000平方米/小时的速度将海沙、海水的混合物（甚至深海岩石）粉碎吸出并排放到最远15千米外的海域，可开展沿海港口、航道的疏浚、吹填与维护，适用于沿海及深远海港口航道疏浚及围海造地。其挖掘功率、最大挖掘深度均居世界前列。

　　（3）“复兴号”动车组列车。由中国铁路总公司牵头组织研制，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具有流线型的头型和平顺的车体，确保列车运行快速稳定。该动车组在京沪高铁率先实现350公里时速运营，最高时速可达400公里，世界领先。该列车研制中的254项标准中，“中国标准”占84%。“复兴号”动车组投入运营，使中国拥有更强的国际话语权。2021年，我国投入运营的高速铁路多达6800多公里，承载着50%以上的客运承载量和70%以上的货运承载量，中国高铁已成为世界上高速铁路系统技术最全、集成能力最强、运营里程最长、运行速度最高、在建规模最大的国家。

 工业兴，则国家兴；工业强，则国家强。回首过往，我国工业发展成就辉煌；展望未来，我国工业发展任重道远，继续肩负着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这十年，我国工业开启了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是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的必由之路。

（编辑  苏歌）

近期，头部券商国泰君安与海通证券合并重组已尘埃落定。这场“证券业并购”不仅折射出国资央企优化资源配置、打造行业龙头的战略方向，更揭示了当下经济发展的深层逻辑——从增量扩张到存量整合，从规模竞争到效率革命。2025年1月7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政府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落实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部署要求，不以招商引资为目的设立政府投资基金”。在这一背景下，并购招商作为资本招商新趋势之一，逐渐走进了地方政府的视野，成为地方政府盘活存量资产、加速产业升级的破局利器。

并购招商新模式日渐兴起

过去，土地招商和税收招商是地方政府的主要招商模式。然而，随着土地资源日益减少、税收优惠政策效果逐渐减弱，这些被称为1.0版的招商模式面临诸多局限。随后，资本招商尤其是基金招商兴起，各地纷纷设立地方引导基金，撬动社会资本，同时设置返投比例，期望借此招引企业、优化当地产业结构。但基金招商在某种程度上带来了产业的高度同质化。比如，不少地方一窝蜂地发展半导体、人形机器人和低空经济等产业，这将导致产能严重过剩。此外，在新兴产业赛道竞争中，地方政府投入的资金多数难以获得预期回报，“有出无回”被认为是当前地方政府基金招商面临的主要难题。

基于基金招商的困境，并购招商的概念近年来逐渐兴起。并购招商不再限于少数股权投资，而是谋求控股权，实现更有确定性的招商引资效应，从而实现区域内的产业整合。

2024年以来，国家出台《关于深化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市场改革的意见》，鼓励企业通过并购重组优化资源配置，提升产业集中度。自去年12月以来，上海、深圳、安徽等十余个省市相继发布相关并购政策。其中，上海提出，支持上市公司收购未盈利但具备技术优势的资产，并组建500亿元国资并购基金矩阵，覆盖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领域。安徽鼓励政府性股权投资基金参与产业并购，围绕主导产业锻长补短。浙江台州鼓励国企投资入股上市公司，通过双向赋能实现产业链整合。

并购招商兴起的主要原因

并购招商的本质是一宗并购或者一串并购交易，之所以加上招商两字，是因为参与方有特殊主体——国资或者财政，他们在参与并购时还有招商要求。如果把国资基金作为市场化的主体，国资基金的并购招商也属于产业并购或者战略并购。

从投资角度来看，并购招商属于“通盘全吃”，覆盖全价值链。并购招商如同为产业森林“插苗补绿”，地方国资通过控股上市公司快速整合上下游产业链，在风险防控中推动产业由集聚向集群的质变。

（一）经济环境倒逼资源整合与效率提升

一是增长压力与行业洗牌。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传统行业面临产能过剩、利润压缩等问题，企业通过并购整合资源、淘汰落后产能，快速提升竞争力。例如，中国钢铁行业通过并购重组形成宝武集团等巨头，优化产能布局。二是技术迭代加速。新兴技术（如AI、新能源）颠覆传统产业，企业需通过并购快速获取关键技术。如宁德时代通过投资并购布局锂矿资源，巩固电池产业链优势。三是疫情后修复需求。部分企业因疫情估值低迷，成为并购目标。2020-2022年，全球医疗健康领域并购激增，跨国药企通过收购填补疫苗和特效药研发缺口。

（二）政策支持与产业升级导向

一是国家战略驱动。我国“十四五”规划强调产业链现代化，地方政府通过并购招商引入高附加值产业。例如，合肥市政府主导京东方并购落地，打造“显示屏之都”。二是国企改革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推动国企与民企资本融合，如中国联通引入腾讯、阿里等战略投资者，优化治理结构。三是区域经济协同。京津冀、长三角等区域一体化政策鼓励跨区域并购，促进资源流动。如上海企业并购江苏制造业企业，实现产业链互补。

（三）资本市场成熟与金融工具创新

一是资本流动性充裕。全球低利率环境下，私募基金、产业资本积极寻找投资标的。2023年全球私募股权并购交易额超1万亿美元，中国占比达20%。二是金融工具多样化。杠杆收购、SPAC（特殊目的收购公司）等模式降低并购门槛。如蔚来汽车通过SPAC赴美上市，快速融资扩张。三是跨境资本流动。中资企业出海并购（如吉利收购沃尔沃）与外资并购国内企业（如黑石收购SOHO中国）双向活跃，推动资源全球化配置。

（四）企业战略转型与风险对冲

一是快速市场进入。并购可绕过行业壁垒，例如滴滴通过收购快的、Uber中国迅速垄断网约车市场。二是多元化布局避险。地产企业转型新能源（如恒大早年尝试并购汽车业务），传统能源集团并购光伏企业（如BP收购Lightsource）以应对碳中和趋势。三是协同效应最大化。横向并购（如美团收购摩拜）降低成本，纵向并购（如苹果收购芯片厂商）掌控供应链，混合并购（如亚马逊收购全食超市）拓展生态。

（五）地方政府招商策略升级

一是从“增量招商”到“存量激活”。传统土地优惠、税收减免等政策边际效应递减，地方政府转向推动本地企业通过并购引入外部资源。例如，苏州工业园区设立并购基金，引导生物医药企业整合创新药企。二是产业链补链强链。通过并购引入关键环节企业，如深圳围绕华为、腾讯生态，吸引半导体设计公司并购落地。三是风险共担模式。政府联合社会资本成立并购引导基金，如珠海国资参与格力电器混改，吸引高瓴资本注资。

并购招商的六大核心优势

与股权招商、上市招商、产投（基金）招商等资本招商模式对比，并购招商具有以下六大优势：

一是打破产业集聚区低效率恶意竞争，提高区域产业竞争力。目前，大量地方特色产业集聚区的低效率“内卷”式竞争越发激烈。地方政府通过组建产业并购整合基金，扶持若干龙头企业进行产业整合做大做强，可以有效降低恶意竞争、提高本区域细分产业的国内和国际竞争力。

二是吸引域外大企业深度介入本地产业和经济发展。地方政府可以组建专门机构甚至公司，帮助本地企业引进域外的实力企业与并购基金成为控股股东，一旦控股成功，域外企业或并购基金将深度扎根本地，派驻高素质管理团队，调动其全球资源来帮助本地被收购企业成长。

三是快速打造一个新兴产业链。当前，中国正在全面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从行业属性来看，一切利用新技术提升生产力水平的细分领域，都属于新质生产力的应用范畴。现在各地政府都在“摩拳擦掌”，引进与新质生产力有关的新兴未来产业。地方政府如果想快速打造没有产业基础的一些新兴产业，通过并购该细分赛道若干领军企业，将是最快捷的一个渠道。

四是快速获得境外优质项目的技术和渠道资源。地方政府如果想获得某些细分产业的境外优质项目，最快的路径也是通过并购的方式控股若干家境外相关标的，借机打破国外技术和市场的封锁。

五是快速增加上市公司数量，助推资本市场发展。目前，企业上市难度越来越大，许多地方政府都提出了快速增加本地上市公司数量的行动计划。在上市审核日益严格的形势下，地方国资“抄底”一些合适的上市公司进行控股，将能快速增加本地控制上市公司的数量。

六是快速培养一支高素质的资本运作团队。并购业务号称金融领域“皇冠上的明珠”，对人才的综合素质要求非常高。地方政府组建并购团队进行并购招商，可以快速培养一支精通财务、法律、投行等专业领域的投资精英团队，帮助地方政府更好地利用资本招商发展壮大。

并购招商的主要模式和案例分析

现阶段并购招商主要包括三种模式：

（一）直接并购上市公司

地方政府通过国资平台直接收购上市公司控股权，快速整合上下游资源。例如，无锡国资系统2025年两次出手控股博汇股份和洪汇新材，孚能科技等多家A股公司实控人变更为地方国资系统。

（二）设立并购基金

一是地方引导基金扩容。二是联合市场化资本设立并购基金，定向投资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例如，合肥海恒集团2024年备案的30亿元新兴产业股权投资基金，重点投向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

（三）参与上市公司定增或重组

通过参与上市公司并购定向增发或鼓励本地企业并购重组，增强区域产业协同效应。例如，安徽省推动人工智能主题母基金子基金落地，支持产业链整合。

在具体实践中，直接下场并购上市公司并拿到控股权，逐步成为地方政府重点考虑的招商策略。2月11日，博汇股份发布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文魁集团及实控人金碧华、夏亚萍与原鑫曦望合伙签署了关于公司的控制权收购框架协议。交易完成后，原鑫曦望合伙将成为博汇股份控股股东，无锡市惠山区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将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这是无锡国资系统今年以来的第二次出手。1月21日，洪汇新材公告透露，公司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无锡市锡山区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服务中心。并购一家上市公司，再通过上市公司整合上下游产业，比基金招商效率更高，且流动性与安全性也大幅提升。

根据Wind数据统计，2024年以来，实际控制人由个人变更为地方国资系统的A股上市公司已超过20家，其中不少是地方国资平台跨区域并购上市公司。

此外，设立并购基金“借智”也是并购招商的重要模式。

地方并购模式必须坚持与本地优势产业、独特资源相匹配的原则，对被收购企业整合得了、帮得上忙，既能赋能也能管控风险。由此，并购招商对地方国资的经营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带来了全新挑战。在具体实践中，地方国资可委托专业的并购顾问在并购前、中、后各个阶段提供专业服务，“借智”开展并购活动。不具备独自下场并购能力的地方政府，可与市场化平台或产业资本合作设立并购基金。未来10年，并购基金或将成为产业整合、中企出海的重要力量。

以安徽黄山市国资委并购光洋股份为例，去年7月，光洋股份公告宣布，公司实际控制人富海光洋基金与黄山富海基金签订股权转让协议，黄山富海基金受让光洋控股81.667%股权，从而获得光洋股份控制权。交易完成后，光洋股份实际控制人将由富海光洋基金变更为黄山市国资委。去年12月，光洋股份公告透露，公司拟与安徽黄山高新区管委会签订《项目投资协议书》，在安徽省黄山高新区内拍取面积100亩土地使用权，用于建设年产6000万套高端新能源汽车及机器人用精密零部件项目，项目投资总额预计为10亿元，共同打造国际领先的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生产基地。

并购招商高质量发展的思考与建议

上海作为我国重要的经济中心城市，引领了并购招商的趋势。上海市发布了《上海市支持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行动方案（2025—2027年）》，今年又将发展并购基金列入了重点任务。笔者认为，上海市并购招商需以“产业升级+资本赋能”为核心逻辑，通过政策创新、生态协同与专业能力提升，实现从“招商引资”到“招商选资”的转变，同时，需警惕产业同质化、国资负担过重等风险，确保并购生态可持续发展。

（一）强化战略引领，聚焦产业链深度整合

1.明确重点产业图谱  

 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以及新能源、高端装备等战略性领域，绘制产业链招商图谱，精准锁定“链主企业”和关键标的。例如，上海已梳理重点产业上市链主企业名单，结合山禾云招大数据平台动态分析产业缺口，形成并购标的储备池。建立“产业链+并购基金”联动机制，如利用100亿元生物医药并购基金定向支持强链补链项目。

2.推动国资主导的控股权并购

地方国资直接收购上市公司控股权，可快速整合上下游资源，提升区域产业竞争力。通过国资并购推动产业集群升级。建议针对市值30亿元以下的上市公司，优化并购贷款政策（如60%贷款覆盖），降低国资并购资金压力。

（二）完善政策创新与生态协同

1.优化政策工具箱  

推出财税优惠、行政审批绿色通道等政策，进一步强化跨境并购支持。例如，利用自由贸易账户、跨境资金池等工具便利跨境融资，试点科技型参股并购贷款。针对未盈利但技术优势显著的标的（如AI初创企业），提高政策包容性，允许国资基金通过优先股或可转债方式注资，降低短期盈利压力。

2.搭建全生命周期服务平台  

整合“一站式”并购公共服务平台（如上海交易集团主导的平台），提供标的筛选、融资对接、法律咨询等服务。例如，上海引入山禾云招大数据平台精准匹配标的与需求，提升撮合效率。建立并购后赋能机制，对落地项目在用地、能耗、人才等方面提供“一企一策”保障。

（三）提升专业能力与风险防控

1.借力专业机构弥补能力短板  

地方国资在标的筛选、交易设计、投后整合等环节普遍存在专业能力不足问题。可委托市场化机构提供全流程顾问服务。推动券商合并打造一流投行，组建综合服务团队，覆盖产业研究、法律尽调等环节。

2.构建风险防范体系  

强化财务造假、内幕交易等行为监管，完善尽职调查与交易条款设计。例如，上海金融法院可设立并购纠纷快速审理通道，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建立国资并购容错机制，允许微利或亏损项目通过并购退出，但需强化资产定价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四）探索新型招商模式与未来方向

1.发展绿色并购与跨境并购  

响应ESG趋势，支持新能源领域并购，探索碳汇资产收购。同时，利用ODI备案机制，支持企业并购境外技术型标的。联合市场化基金设立跨境并购专项，如上海生物医药基金与海外资本合作，降低地缘政治风险。

2.推动“股权财政”转型  

从传统土地财政转向以并购为核心的股权财政，通过国资持股上市公司获取资本增值收益。上海国资并购基金矩阵可探索“并购—整合—上市”模式，形成资金闭环。

（五）强化跨区域与跨部门协同

1.深化长三角一体化协作  

推动上海与江苏、浙江等地上市公司跨区域并购，如上海企业并购江苏制造业标的，实现产业链互补。设立长三角并购联合基金，共享标的库与政策资源，避免同质化竞争。

2.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

定期召开跨部门会商（如市委金融办、国资委、证监局），协调政策落地与重大项目推进。

预计到2027年，上海市年度并购交易规模将突破5000亿元，培育30家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并购领军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提升至65%以上，最终建设成为亚太并购资源配置核心枢纽。 

（编辑 宋斌斌）

多年来华为专利申请量为全球前三，构建了5G、光通信、微波、大数据、人工智能、智能终端等诸多领域领先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几十年来，华为从代理香港交换机起步到贴牌模仿再到自主创新和联合创新，从几个人的创业发展到全球超过20万人，营收规模超过千亿美元。在美国全球封锁打压之下重构企业供应链，最终屹立不倒,华为的创新实践为我们提供了可参考的思路。

从践行“薇甘菊精神”到创新薇甘菊理论

华为创新能力起点源自其薇甘菊成长理论。薇甘菊，原产于南美洲和中美洲，最大特点是拥有强大的“扩张性”，生命力极强。

华为在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业务，包括一些利润低、市场规模小，或者未突破的区域。华为CEO任正非首次在一个区域小国的业务会上提出“薇甘菊精神”。他说：“你们知道薇甘菊吗？它是一种杂草，号称‘植物杀手’，它只需要很少的水、很少的养分，就能生长很快，抢占其他植物的资源，使自己生长的空间和范围很宽、很广，它迅速地生长，覆盖了所有的植物。我们做产品需要具备薇甘菊的能力。”任正非提出“薇甘菊精神”，是说尽管在当地小国发展很困难，但要像薇甘菊一样，有一条缝就要扎下去，活下去。

任正非的创业正是体现了这种精神。任正非在43岁时凑了2万元，6人创立华为公司。最初的10年，每年亏损，股东都退股不干了，他只好赎回股份。谁想到这种无奈之举，成就了他的厚积薄发。市场是严酷的，2000年，华为的销售收入大幅下降，任正非的癌症第二次动手术，重度抑郁症又犯病了。在这种艰难环境下，他写出了《华为的冬天》。在2015年战略务虚会上任正非讲话,“我们在争夺高端市场的同时，千万不能把低端市场丢了。如果低端产品让别人占据了市场，就培育了潜在的竞争对手，将来高端市场也会受到影响。”他提出，华为要走优质优价的道路，不走低价格、低质量的路，那样会毁掉华为战略进攻的力量。低价对应基本需求，高端的功能和服务需要客户付出额外的价值，这也符合价值规律。他还提出：“在技术和服务模式上，要做到别人无法与我们竞争，就是大规模流水化。客户想要加功能，就买高端产品去。这就是薇甘菊理论，我们现在也具备这个条件。”

有人说，华为类似一株薇甘菊。最早它不过是一粒草籽，长成一株小苗，然后小苗上有几个节点，这些节点都是以“每分钟一英里”的速度迅速扩张。今天，华为仍不断追赶竞争对手，那些曾经的百年巨头和电信巨无霸们相继垮掉，摩托罗拉、北电、朗讯等业界领先企业先后倒下，而华为已成为电信制造行业的全球领导者，小草长成了参天大树。

从低微跟随到遥遥领先，华为产品与营销突围

华为起步是做香港交换机的代理商，当时众多国外品牌各种制式的交换机分割国内市场，行业领头羊如参天大树一样高不可攀。华为在深圳改革开放之先的自由创新风气和制度优势的有利环境下，如同一颗“薇甘菊”的种子，不断向国内外先进技术学习。华为引入IBM的IPD（集成产品研发），也曾经跟合益集团（Hay Group）学习最初的人力资源管理的体系方法，抱着“产业报国”“电信市场三分天下有华为”的信念和激情，将怀着产业报国心和使命的理工科大学生、研究生和科研机构下海的研究员组成了华为军团，在“狼性文化”“集体奋斗”精神的加持下，进入中国电子行业百强，2013年华为在电信设备供应商销售超过爱立信，终端业务进入全球前三，2018年问鼎全球第一。

华为的每条产品线都是从模仿到追随、并跑、超越，再到遥遥领先。华为从模仿到自主创新之路走得艰难，从来就是靠着不屈不挠、舍我其谁的勇气，以及逢敌敢亮剑的精神，华为电信运营商业务从低价低质的代名词，变成质优价平，最终达到质优价优。华为的终端业务从手机的白牌机、贴牌机，到华为手机等终端产品直逼苹果的体验和售价，赶超了三星。华为的企业业务屡败屡战，抓住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以及物联网的机会窗口，凭借华为产业军团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

任正非在参加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民营企业家座谈会发言中说，我们中国民营企业要成为世界技术标准的制定者。我们要做最好的产品，把我们的市场产品做到极致。当华为走向海外开拓国外市场时，员工冒着得疟疾、飞机坠毁、身处战争被绑架的危险，只要有一点开拓机会、一点阳光雨露，就飞身扑上去，坚持数十年，从非洲市场到欧洲市场不断突破，其营销网络已经进行全球布局，华为的海外销售额占70%以上，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化公司。2005年，华为的海外销售占比过半，真正打入欧美主流运营商，进入主流消费者群体。

2018年之前，任正非非常低调，接受媒体公开采访不超过三次，而在2019年，应对美国的极限施压，任正非密集接受了各类记者媒体的上百次采访。

华为从“薇甘菊”式的低调、坚持与勇气，聚焦ICT（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信息和通讯技术）行业主航道，用“乌龟精神”从北坡爬上喜马拉雅山的山顶，从技术到产品，从内部管理到外部市场拓展，不断突围直至领先，30多年来，可谓“一世磨一剑，霜刃染寒气，今日把示君，谁敢立潮头，唯有华为人”。

 薇甘菊成长理论内涵与外延

依据薇甘菊成长理论，企业由小到大由弱变强进化规律，以及华为的发展和管理实践，有以下五个内涵：

“薇甘菊精神”的低调、勇气、信念与霸气

华为在销售额只有同行领军外企的几十分之一的时候，就勇于提出在某些领域赶超先进企业的市场发展路线图。华为将产品体验做到极致，让华为的产品成为 ICT 行业高质量的代名词，让华为的干部和骨干具有“三分天下有我，功成不必在我，成功必然有我，舍我其谁”的霸气。在诸多诟病华为“军队文化”“血汗科技工厂”“加班无年假”的舆论环境下，尤其是在社会上其他企业都投入房地产、搞金融等高利润行业，盛行多元化扩张策略的大环境下，华为一直坚持其信念。

有信念才能坚守。“统帅必须用自己内心之火和精神之光，重新点燃全体部下的信念之火和希望之光！”企业处在发展之初和困难时期需要这种信念和勇气，团结管理层和员工与公司风雨同舟，抵御生存的寒气，在迅速发展时期更需要这种信念，抵御发展中的诱惑，始终向着企业的愿景和使命奔跑。

华为通往领先的道路并不平坦，在发展中曾数次遭遇国外遏制打压。任正非说，未来5年，是我们生死存亡的窗口期，无论什么样的压力压过来，只要我人还在，我们就有重振雄风的可能。然道阻且长，行则将至，没有敢为天下先的霸气，没有直面美西方打压中的豪迈与霸气，就不可能在技术上做到国际领先。

薇甘菊成长理论之生存策略：适应、蛰伏与学习

薇甘菊成长理论强调先生存，再发展。苦练内功，开源节流，提高运作效率，积累运营能力。适应规则，蛰伏中学习，学习中成长，从量变到质变的企业产品和技术竞争力进行突破。

华为发展的前5年（1987到1993年）是适应和蛰伏的阶段，直到1994年左右，C&C08万门交换机问世，才迎来了第一个快速发展期。华为在很多领域都不是第一个发现市场机会的企业，更不是该领域最有市场运作和技术能力的企业，但华为能够把握成长的代价，在行业周期和企业发展困境时，薇甘菊成长理论的生存策略就如同水一样，能放下尊严与不舍，为了企业的生存而暂时隐忍，收缩力量。

隐忍不代表消沉，而是集中资源、实施“针尖战略”，运用“压强原理”，千军万马集中力量，朝着一个城墙口长时间冲锋，才能有所突破。在战斗中培养能打胜仗的干部与员工队伍，更可能抓住未来，得到迅速发展的机会。能否抓住战略机会，一靠有战略洞察力和视野以及技术洞察力的干部队伍，二靠有活力的组织体系和员工，保持活力靠激励策略，开放和学习，三靠企业的价值观和核心文化。薇甘菊精神强调低调、勇气、信念与霸气,华为通过“农村包围城市”逐步蚕食，才攻入欧洲主流电信运营商；换过数任代表才突入封闭且高要求的日本市场；几十年亏损仍坚持投入一些小国；在国外市场本地化运营，历经十数年才略有成效，从长期外派中国员工换为本地员工，而大多数同期的企业往往早已在黎明前撤离。

薇甘菊成长理论之竞争策略：低端、批量产品作为基础竞争策略与竞争壁垒

薇甘菊在一平方米内有数十万粒种子，随风传播，繁殖力极强，类似于批量大规模销售的产品，批量就必然要求低价和高质量。低质量是企业的噩梦，将造成巨大的售后和维修成本，会吞噬企业的利润、竞争优势乃至品牌。保持产品的高科技含量和做大规模是华为几十年长期坚守以至成功的法宝。

任正非说：“华为在通信领域不做资本性的交易，将长期保留通信网络的开发、销售和服务的体系。这个体系将来受社会进步、技术进步的影响，产品可能会变得越来越不值钱，像鸡肋一样。许多公司会选择逐步放弃，我们将坚持不动摇地持续开发。华为怎么才能把这些鸡肋做成美餐？……在这些低利产品中，要生存下来，唯有实现高质量、优质服务。就像薇甘菊一样，在低生存条件下蔓延生长。”

低端不等于低价，低端产品也要做到高质量，低端高质量的标准是标准化、简单化，生命周期内容易维修。对客户而言，高质量就是满足客户要求的产品，客户不需要一些类型的附加功能，由此产生的产品功能堆叠以及导致的产品成本增加、售价增加，对客户来说就是价值毁灭，就是不增值，当然也难以获得客户青睐。

低端产品产生规模效应，为企业带来销量，高端产品要能满足客户对附加功能的需求，高端产品才能产生品牌溢价，为企业带来利润，低端和高端产品共同做大企业的市场格局，形成竞争壁垒，锁定了各种不同需求的消费者，构建了企业的基础护城河。

华为荣耀手机就是这一策略极其成功的应用。

如果沿各个年度划一条华为人均产值的曲线，会发现，华为的各个产品线，各个销售区域，几乎都是一条初期缓慢上升但逐步加速的函数曲线，一开始往往难以打开市场局面，运作成本极高，人均产值相当低，在“幂函数”区间，投入没有产生规模效应，随着持续的市场突破和内部运营效率提升，人均产值逐步突破盈亏平衡点。随着企业持续变革和技术突破，品牌溢出的叠加效应，规模效应和学习效应凸显，人均产值进入“指数函数”增长的快车道，企业管理复杂度增加，人均产值进入新一轮的“幂函数”，通过技术持续突破和创新，内部组织变革和业务变革等等，华为进入新一轮的人均产值增长的“指数函数”期。华为之所以敢于做各种研发资源投入、各种高激励资源的发放，核心的底气除了品牌、技术等核心竞争力要素，重要的是华为有众多批量的低端、中端产品作为企业发展的压舱石。

薇甘菊成长理论之增长策略：抓住机会快速扩张与规模生长 

薇甘菊的繁殖周期极短，并有多种繁殖方式：可以根繁殖、蔓茎繁殖、有性繁殖、无性繁殖，成长速度极快，对植物来讲，这是生长的效率，而对企业来讲，这就是抓住战略机会点，快速扩张与成长。

华为每年都会根据市场分析企业的战略机会点，从战略到执行构建全套战略解码和执行体系。与此同时，华为自下而上从市场一线业务部门，延伸到职能部门，汇集市场机会点，这一上一下的握手机制，将战略、市场机会做实，并从这些机会中确定管理举措、重点任务、关键绩效指标、财务预算乃至对应的激励资源预算（粮食包）、运营资源（经营资产包等），成为企业各部门各层级干部员工经营管理和奋斗的目标和抓手。

大机会产生大增长，大增长吸引大人才。华为认为企业不成长就是落后，机会的窗口期不等人，任正非强调要抓住数字管道、云技术、人工智能、5G、大流量时代的成长机遇期，并从技术收购、干部任用、人才吸纳、组织变革、激励和绩效考核机制优化等各个角度调整作战运作体系，以激发人员和组织活力。打破人力资源管理的金字塔，推动以项目为中心的变革，从流程责任制、子公司董事会制度变革，从而能更快识别和更好地把握企业增长的机会点。

薇甘菊成长理论之成长策略：没有成功，只有持续成长 

华为一直强调：华为没有成功，只有成长。华为从不强调增长了多少，更强调成长了多少。华为更多专注于成长的机会点，企业增长多关注当年财务指标，即华为所谓的“打粮食”指标，更关注持续增长的指标，即华为所谓的“土壤肥力”指标。

华为是变革型组织，华为人感触最深的就是天天都在变化，隔三岔五就搞一次“运动”，既是组织面临外部压力挑战，同时追求增长速度的内生性需求，需要从组织体系到干部员工快速成长，企业内人员的成长速度往往低于企业成长速度，所以个人需要不断学习与成长，并且需要进行严格的淘汰。

任正非曾说：企业最关键的不是人才，而是对人才管理和使用的机制，华为的成功是人力资源管理的成功（不是人力资源管理部门）。企业要迅速长成大树，要在组织、人才、文化价值观、激励与绩效这四大方面进行科学的管理能力建设，而很多企业往往只注重经营和指标上的增长，忘记了苦练内功，失去了对优秀创新人才有效管理和激发的能力。

华为对人力资源管理展开过三次大变革。第一次是1997年到2000年著名的《华为基本法》的讨论和制定，在探讨中规范和统一了华为人的思想理念，澄清和确立了华为未来发展的理念和思想，并内化到华为的文化价值观和企业制度中。第二次是2008年到2010年华为提炼出“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坚持长期艰苦奋斗”的价值观，确立了“华为的人力资源管理纲要1.0”，如薪酬绩效、组织和人员变革的任务和目标，华为构建了人才管理的金字塔体系，解决了价值创造、价值评价、价值分配的三大价值循环相应的科学机制、管理体系以及IT落地系统。第三次是在2018年开始的“华为人力资源管理纲要2.0”大讨论，确立了华为30年成功的经验、问题和未来改革的方向，确立了华为的“天、森林、土地”成长战略）。

从“一棵大树”到“一片森林”，华为建立了“共同价值守护与共同平台支撑下的分布式经营模式”，实现公司在多业务结构下的持续健康发展。

薇甘菊成长理论之领先与领导策略：联合创新与产业联盟，从霸道到王道

薇甘菊之所以能后来居上，靠的是巨量的种子和极易繁殖、生存和生长的能力，是“打群架”而不是“独狼”式单挑。华为的科技创新和发展之路也是这样，从技术自主创新到现在的协作创新、联合创新；从最早的竞争突围、野蛮生长到现在的构建产业联盟，与利益相关者甚至产业内外共同致力于把数字世界带给每个人，构建万物互联的智能世界。

任正非曾在2018年说：领先不是领导，领先是在技术上、商业模式上、质量及服务成本上，在中低端产品上硬件要达到德国、日本消费品那样永不维修的水平，软件版本要通过网络升级。在高端产品上，我们要加强服务来弥补。目前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当前要合力应对风险,生存是第一位的。

从自主创新到联合创新

华为初期技术、市场受限，必须通过技术自主创新来获取市场，华为通过自主创新解决了生存问题，与很多企业不一样的是，华为以开放式的心态向先进国家和企业学习技术管理能力、市场构筑能力。与领先企业成立联合实验室、研发中心，与高校进行人才培养和引进以及研发的合作。随着市场和技术地位的提升，华为在全球构筑基础研发、产品研发、产品设计等各种类型的能力中心，并与全球各个区域具有某些方面能力优势的大学、科研机构、企业合作，甚至为了微波技术的突破，为一位意大利微波领域的领军科学家成立了独立的研究所，这是华为逐步深入联合创新阶段，此时由于美西方的技术优势，华为主要与中国本土之外的顶尖科研能力合作，进行联合创新。

2018年以来，美国逐步加剧了对华为的打压，随着国内科研能力的持续提升，华为更加重视中国本土的创新能力资源的获取。任正非与一些高校成立各种联合科研合作机制，加深了与本土供应链企业、领先合作伙伴、本土科研院校和机构的深度联合创新。

从单打独斗到产业联盟

独行快，众行远。最初的华为靠自身能力在国内单打独斗，在2014年，华为逐步转向与供应商和合作伙伴紧密合作，赋能产业链各个企业，以质量优先评价合作伙伴，构建了柔性安全可持续的供应链能力；在销售渠道方面，与大运营商、终端各级代理商在利益共享的基础上，通过华为营销、研发能力的赋能，帮助渠道商提升运营能力；在华为的EBG（企业业务事业部）成立了“兵团组织”，与各个行业应用场景深度融合，在产业中心城市设置研发中心或总部，如设置在太原的华为煤矿军团全球总部、华为广州研发总部等。从联手百行千业的角度推动与产业融合，让华为的ICT基础技术与解决方案能力和行业场景化的know how的能力结合，形成应用各个行业的解决方案，加速了企业数字化、智能化的竞争优势，共同携手深挖国内市场，走向全球市场。

从霸气竞争到王者之道

企业成为行业领先者，必然也是行业的贡献者。作为华为这样突入无人区的行业领袖，必然是行业的“灯塔”，联合行业的力量做大行业、做强产业，基于联盟和产业伙伴推动全行业进步，不仅要提供行业的公共产品，还要有能力引领和塑造整个行业。当企业将自身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行业发展大势，成为行业的基础设施，就真正“除了胜利无路可走”，因为竞争对手变成了自身，不再有任何有形的竞争对手，自己与自己的“影子”作战，即与内部的组织惰怠、僵化作战，与行业发展趋势、技术发展趋势作战。

薇甘菊成长理论实践六步法引导企业从生存到增长，从增长到成长，从成长到领先，从领先到领导，从而构建企业新质生产力，让企业长出创新能力与创新机制。

薇甘菊成长理论对企业构建新质生产力的启示

心怀理想，脚踏实地发展

唯有信念，可以致远。企业终究是靠优秀的人才和领袖引路，靠理想和使命凝聚优秀人才，靠基本的物质激励和基于人性的尊重与信任抓住人才，聚焦企业业务发展主航道，具备以创新构筑新质生产力的人才管理能力。

企业首要的是生存，活下去是很多企业这两年的切身感受。当年很多人都不理解华为为何长期提“华为的冬天”，以为是商业作秀、故弄玄虚，但看到一个个商业巨头倒下，人们才发现活下去才有发展的可能。道理谁都懂，但是抵不住“做大做强”的诱惑和企业家自我膨胀的心态。

活下去的基础在于脚踏实地利用一切机会，汲取外界的能量发展自身。华为几十年强调要求真务实，“做实”是华为的最核心要求。华为的“干部八条”“十六条军规”、克服管理者的18种惰怠行为,说到底就是要做老实人，做实管理。

平衡延续性创新和颠覆式创新

企业的技术和商业创新可以分为延续性创新和颠覆式创新。

任正非曾说：我们还是以关注未来五至十年的社会需求为主，多数人不要关注太远。我们大多数产品要重视延续性创新。企业要为客户创造价值，要为价值而创新，而不是为创新而创新，延续性创新才能带来成本低、价格低、服务好、质量好的均衡，才能构筑企业薇甘菊的规模发展能力和市场格局，这对于新常态经济下的中国企业尤为重要。

延续性创新是基础，是基本盘，颠覆式创新也是在延续性创新的基础上进行的。企业需要吸收延续性创新带来的人才、利润、成果等能量。

平衡自主创新和联合创新

一段时期，中国社会和企业热衷于提自主创新，好像产品不是全部自己设计制造的，就不是创新。任正非非常反对盲目提自主创新，如果自主创新是一种理念他是认同的，企业要构建自身的核心技术竞争力，但是如果作为一种实践创新研发的方式，则非常反对，认为是小农思维，是封闭和落后的表现。他多处强调，在技术发展中要有开放的视角，“一杯咖啡吸收宇宙的力量”，“黄大年茶思屋”，“心声社区罗马广场”，是华为倡导的开放思维的典型实践。企业对于成熟的技术要善于使用，没有必要“重新发明轮胎”，对于国内外公司的能力要善于联合、合作创新，而关键的难以获得的技术以及核心技术能力才有自主创新的必要。

任正非曾说：一个公司独自做出一个产品来一定会落后的，我不赞成走完全自力更生的道路。热力学第二定律讲“熵增”，一个封闭系统，不与外界交换物质能量，不打破平衡，就会不断熵增，最后就陷入熵死了。要通过全球化分工协作，用来自各个公司的最好的零部件整合成最好的产品贡献给人类社会。如果每个零部件都要自己做，不可能整合成最好的产品。我们现在用自己的零部件渡过美国断供的危机，可能会活下来，但不能保障我们三五年以后还是最先进的、还是领先的，所以我们必须依托全球化的分工合作，才能做到持续先进。日本有特别优秀的地方，美国有特别优秀的地方，欧洲有特别好的地方，中国通过努力，大家加起来，才能成为世界最好的东西。因此，世界一定要坚持全球化道路不动摇。

华为说自己唯一的武器是团结，唯一的战术是开放，企业作为一个开放系统，才能引入新的思想、人才，才能构筑和整个生态链条的紧密联系。任正非说日本企业有封闭的缺点，而如今美国正变得越来越狭隘和封闭，而狭隘封闭最终只会走向衰落。

平衡战胜竞争对手和构建行业生态

企业竞争对手分析要从场景谈起，不要试图跟所有人为敌，竞争对手不是永恒的，不同时间、地点、对象都会随机而变。

任正非曾说：领先者，可以只顾自己；领导者，就要顾及他人。这么多年来我们都想领导行业，但我们还做不了领导者。那我们就要实现战略领先，利他和合作共赢……我们未来的战略要拥抱世界、领导世界，但不要有滑铁卢。

从卑微到王道是企业构建新质生产力的必由之路

企业要转换自身的动能机制，构筑自身在产业链条上的上位优势，也要做好这种长期艰苦奋斗的准备，正如任正非在《华为的冬天》里所说，“十年来我天天思考的都是失败,对成功视而不见,也没有什么荣誉感、自豪感,而是危机感。也许是这样才存活了十年。”任正非一直提醒华为：聚焦企业发展的主航道，不要偏离企业发展的主航道，只能在有限的领域取得领先，聚焦核心领域，不能耗散了企业创新资源和管理的能量。

（编辑 季节）

马来西亚是新兴经济体国家之一，曾被称为“亚洲四小虎”。本文重点研究马来西亚国有企业的发展状况、其在国家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未来可能扮演的角色。

马来西亚经济概况

马来西亚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主要由马来人、华人、印度人和原住民族组成。2023年，马来西亚总人口超过3400万，其中华人占23.0%马来西亚劳动力人数约1627万人，普遍接受中等教育，劳动力素质较高。2021年，马来西亚人类发展指数在193个国家中排名62位，略高于周边国家泰国的66位，中国的79位，属于高人类发展水平国家。平均受教育年限约为10.6年，高于周边国家泰国的8.7年，菲律宾的9年和中国的7.6年，但低于新加坡的11.9年。

马来西亚早期受印度教和佛教文化影响。15世纪，马六甲王朝成为其历史上第一个有史可载的王朝。16世纪后，马来西亚先后沦为葡萄牙、荷兰和英国的殖民地，并在二战期间被日本占领。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联邦独立。1963年9月16日，马来亚联邦与新加坡、沙巴和沙捞越共同组成马来西亚。但随后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独立。

马来西亚是君主立宪议会民主制的联邦国家，其政治体制是沿袭自英国的西敏寺制度。马来西亚独立后，1981年至2003年，在第四任总理马哈蒂尔执政期间，马来西亚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这得益于诸多原因。首先，马哈蒂尔采取“向东看”政策，主张学习日本韩国经验，打破关税壁垒，鼓励外资进入，专注于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其次，马哈蒂尔积极推动区域贸易合作，使马来西亚成为1992年成立的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创始成员国之一，增强了马来西亚的国际地位。马哈蒂尔还积极推动马来西亚的基础设施发展，修建了各主要城市的轨道交通。马哈蒂尔倡导民族独立，推动民族经济发展，倡导亚洲价值观。通过与三菱、丰田等日本公司在汽车领域开展合作，马来西亚成立了宝腾（Proton），并成为东南亚第一个拥有国产汽车的国家。

2022年11月大选后，由人民公正党、民主行动党、国家诚信党组成的希望联盟同国民阵线、东马主要政党组成联合政府上台执政。

1. 独立后的经济发展

   马来西亚自独立以来成功实现了由主要依赖自然资源向多元制造业国家的转型。独立初期，其经济主要依赖农业和原材料出口，尤其是橡胶、锡、铁矿石和棕榈油。此外，在1956-1965年，马来西亚政府通过实施两个五年计划来增加对工业的投资，并修复在战争中被破坏的基础设施。

   自1970年以来，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战略以三项长期政策为基础：1970年至1990年的新经济政策(NEP)，1990年至2000年的国家发展政策(NDP)和2001年至2010年的国家愿景政策(NVP)。19世纪70到90年代，马来西亚经济增长迅速，国家逐步向制造业和服务业转型。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对马来西亚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冲击，经济增长明显放缓。直到1999年后，马来西亚经济的增长仍呈现较大的波动，且经济增长率在2001年再次大幅下挫，表明其经济对外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对国际市场的波动越来越敏感。此外，制造业的出口产品缺乏技术含金量，附加值较低。

   2001年，政府推出了“马来西亚2020”计划，目标是在2020年将马来西亚建设成一个高收入国家。该计划包括提升科技和创新能力、增强基础设施和改善人力资源等方面。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马来西亚的出口型工业再次受到冲击。政府在2010年推出了经济转型计划（ETP），这项计划着力发展服务业，投资建设公共基础产业，培育国内私人消费和投资的成长，旨在通过一系列的政策干预加强国内需求对经济的主导作用，突破中等收入陷阱。 2019年，马来西亚政府推出了“2030年共享繁荣愿景”。目前，马来西亚正在进行一系列经济和体制改革，制定2030年新工业大蓝图(NIMP 2030)和国家能源转型路线图(NETR)，以推动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促进国家财富实现可持续增长以及公平合理分配。

   （二）当前的经济结构与主要产业情况（三级标题）

   马来西亚经济结构较为多元。2024年，马来西亚国内生产总值按现价计算达到19467亿林吉特，同比增长约5.1%。马来西亚各行业产值及其增长率和GDP占比见表1。

   表 1 马来西亚各行业产值、增长率、GDP占比

与相邻东盟各国相比，2023年，在GDP总量上，马来西亚不及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位列东盟十国中的第四位，以2015年不变价美元计算达到4011亿美元。在人均GDP方面，马来西亚则在新加坡、文莱后，位居东盟10国中的第三位，以2015年不变价美元计算，超过人均一万美元。总体来说，相较其邻国，马来西亚经济发展较好，在总量和人均方面均有优势（见表2）。

表2 2023年东盟十国GDP、人均GDP（以2015年不变价美元计算）

马来西亚的经济结构仍然较大程度地依赖出口（71.08%），但其国内需求也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马来西亚主要出口产品是电子和电器产品、石油、棕榈油等，出口主要面向新加坡、中国、美国等国。

目前服务业是马来西亚最大的产业部门，且增速较快，包括旅游业、信息和通信技术业（ICT）等。2022年，旅游业贡献了马来西亚14%的GDP，同比增长26.7%。 医疗旅游在马来西亚独具特色。

信息与通信技术业（包括电信服务、软件开发、数据服务、电子商务等）在“马来西亚数字经济政策”（Malaysia Digital Economy Blueprint）的支持下发展迅速，该行业占服务业总增加值的10.8%。

制造业是该国仅次于服务业的重要行业，出口导向型制造业在其中占比较大。这两年内销型制造业增速较快，2023和2024年同比增速分别为4.6%和6.2%。其主要产业部门包括电子、石油、机械、钢铁、化工及汽车制造等行业。电子与电气制造业占制造业总出口的近一半，是马来西亚制造业中最重要的细分领域。英特尔、德州仪器、索尼等跨国公司在马来西亚均设有生产设施。

20世纪70年代，马来西亚就在槟城设立了第一个自由贸易区（FTZ），8家外国零部件生产公司（八武士）在槟城设立了制造基地，形成集群效应，从而吸引了更多电子与电器制造业公司进入。槟城靠近主要国际航路，可以和邻近国家的电子制造中心（如新加坡、泰国等）形成紧密的产业链合作。此后，马来西亚进一步扩大自由贸易区的数量和规模，并为外资企业提供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进一步吸引外资。但马来西亚电子制造业仍集中于利用较低劳动力成本优势而发展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多为低附加值的组装制造。进入21世纪，马来西亚电子产业开始转型，建立了设计和开发 (D&D) 中心，实施了国家半导体战略（NSS）、国家工业4.0政策框架。马来西亚是全球重要的半导体制造基地，拥有成熟的半导体封装技术，在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中占据重要位置。受益于中美紧张关系带来的产业转移，马来西亚的半导体产业将继续增长。此外，马来西亚在LED产业实力雄厚，也是全球第三大光伏组件及产品制造商。

凭借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马来西亚在亚太地区具有显著的竞争优势。石油化工业也是马来西亚制造业重要的组成部分，目前拥有超过100家公司生产门类广泛的化学品。马来西亚当前的石化生产主要依赖于强大的基础原料（如烯烃、聚合物和芳烃），但近期正积极开发更复杂、更专业的下游化学品，如药品、农用化学品、高性能材料等。 此外，马来西亚继续推进多个大型石油化工项目，以提升产能和巩固其在全球市场的地位。例如，柔佛州的“边加兰综合石油中心”（PIC）是由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Petronas）主导的一个大型石化综合体，涉及炼油、石化等6大相关设施，将成为东南亚最大的综合石化园区之一。 马来西亚政府还积极参与RCEP等区域经济合作和自由贸易协定，为其石化产业带来更多机会。

马来西亚国有企业的发展

（一）马来西亚国有企业发展的历史

1963年独立后，马来西亚建立了一批国有企业。这些国有企业是从接管的殖民地资产中整合，主要集中于公用事业、交通枢纽等基础建设领域，以及农业和农村相关的行业。 此外，马来西亚还将森林资源收归国有。

20世纪70年代，马来西亚实行新经济政策(NEP)，开始大规模成立国有企业，将其作为收入再分配和消除贫困的重要手段。马来西亚政府主要通过投资建立独资国有企业，以及与私人企业合资成为部分所有者、购买公司股票三种方式成立国有企业。 到1990年，马来西亚已有超过1000家国有企业，广泛分布在各行业，以国家石油公司、马来西亚土著银行、工业发展银行等为主要代表，在石油、天然气、银行、制造业等战略性行业尤为集中。这些企业均由马来族官员或马来族资本家进行管理。

这个时期是马来西亚工业化的重要阶段，国有企业发挥了重要作用，并贡献了大量财政收入。例如，成立于1974年的国家石油公司推动了马来西亚石油基础设施和石化工业的发展，并为其工业化提供了充足的能源和资金，其化工产品应用于多种工业。目前，国家石油公司贡献了马来西亚每年政府收入的15%～25%（2022年为27.5%）。 此外，1983年创立了由马来西亚重工业社（HICOM）与日本三菱合资的宝腾集团（Proton），作为东南亚第一家本土汽车公司，通过学习日本汽车工业的先进技术，推动马来西亚汽车工业的发展，1993年宝腾的国内市场份额达到74%。1993年，马来西亚又与日本大发工业合作，成立了马来西亚第二国产车公司（Perodua），专注于小型汽车领域，并取得了更大的成功，2023年市场份额达到41.3%。

目前，马来西亚汽车市场仍主要被本土品牌占据，市场份额排名第一的Perodua和排名第二的宝腾共销售481300辆汽车，在总销量中占60.2%。排在两大本土品牌之后就是日系汽车品牌：丰田、本田和三菱，但这三大品牌均出现了市场份额的萎缩。 宝腾的汽车销量已于2006年被Perodua超过，并于2017年被中国吉利集团收购实现私有化，但对于马来西亚工业化进程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20世纪80年代，全球私有化浪潮和国有企业亏损的状况导致马来西亚政府出现严重的财政压力。1985年，马来西亚进行了第一阶段的私有化改革，其经济计划署（EPU）签发了“私有化指南”，这一阶段私有化改革主要涉及公用事业、交通枢纽等基础建设领域，并通过产权出售、租赁、合同承包、BOT等主要形式进行。

1991年后，随着国家发展政策(NDP)的实施，马来西亚私有化改革进入第二阶段，集中在垄断性企业，如电力、石油、交通和电信等领域。这一阶段私有化的主要形式为对国有企业进行公司化和股份化改革。此阶段的私有化并不顺利，尤其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一些已私有化的国有企业陷入债务危机，导致一些在建的基础设施项目停建，政府不得不给这些困难企业注入资金。

在两个阶段的私有化改革之后，马来西亚国有企业仍然在国民经济中保留着重要作用，并在一些关键行业保持着政府的控制能力，如国民投资公司（Permodalan Nasional Berhad，PNB）和国家石油公司。

步入21世纪，马来西亚政府更加注重提升国有企业的治理和透明度，并继续发挥国有企业在战略性产业和关键领域的作用。马来西亚政府开展政府关联企业转型计划，并不断提出新的倡议。

（二）当前国有企业的状况及作用

当前，马来西亚国有企业包括政府关联投资公司（GLIC）、政府关联公司（GLC），法定团体、基金会、特殊目的公司（SPV）、发展金融机构 (DFI)、州经济发展公司 (SEDC)等类型。其中政府关联投资公司和政府关联公司是主要的两类。政府通过政府关联投资公司或直接控股的方式，来控制政府关联公司，包括国有企业。如表3所示：

表 3 马来西亚主要国有企业类型及数量类型

马来西亚的国有企业集中在仓储运输、公用事业、石油化工、金融服务、通信科技、农业等行业，具体占比如表4所示：

表 4 马来西亚国有企业主要行业占比行业

在马来西亚的国有企业中，国家石油公司规模最大，在2023年的《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中位列139位，是该国唯一入榜的公司。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是根据马来西亚《1974年石油开发法》成立的，其在开采和开发马来西亚陆上和海上石油资源方面拥有完全的垄断权和特权，除了占据马来西亚石油开采行业全部的市场份额，该公司还积极进军国际市场，例如其通过在大西洋盆地进行的新投资，将其全球液化天然气市场份额提高到10%的计划。从2005年到2015年，为了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和绩效表现，马来西亚政府针对5家政府关联投资公司和20家大型政府关联公司（G20）开展了政府关联公司转型计划。 在新的经济模式中，国有企业应发挥5大作用：（1）执行推进马来西亚国有企业的各种转型、重组、增长计划；（2）国有企业加强国际化，迈入国际市场；（3）投资新型知识型服务型产业，推动马来西亚在经济价值链上迈向更高水平；（4）在国内和国际市场带头与私营部门合作；（5）在公平的竞争环境下集中于核心业务，不断剥离非核心和非竞争性资产，释放这些资源以供私营部门优化利用。

 以经济学视角分析马来西亚国企发展

根据经济学有关国有企业的阐释，国有企业是在存在重大市场失灵现象，且监管、税收/补贴、私营部门合同承包、政府组织直接供给等其他方式不适用或相较于国有企业供给损失更多的情况下，所采取的纠正市场失灵的方式。马来西亚众多国有企业的存在是以市场失灵为前提；产生市场失灵有三个主要类型，分别为自然垄断，外部性和公共物品。

在公用事业和仓储运输行业占据80%以上的国有企业，如马来西亚电力公司和马来亚铁道公司，通过将价格设定在帕累托效率水平而非利润最大化水平，可以应对因自然垄断和规模效应产生的市场失灵。

外部性也是常见的重大市场失灵现象。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在传统石油和天然气业务的基础上，重视投资清洁能源和新能源技术， 提高空气质量，推动了绿色可持续发展，并为私营部门创造了新能源的市场机会，产生了正外部性。

马来西亚的国有企业要肩负关乎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公共物品的作用，这也是市场失灵的一个领域。譬如马来西亚石油公司控制着马来西亚的能源资源以保证能源安全；国家稻米公司负责稻米的收购、加工和分销，确保稻米供应稳定以保证粮食安全；马来亚银行提供稳定、安全的金融服务，以保证经济安全。与其他国家的国有企业类似，马来西亚的国有企业也将提供就业岗位并保证充分的就业，而充分就业也是一种公共产品，它促进了社会凝聚力。

同时，马来西亚国有企业也存在着技术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问题。因软预算约束和监管的缺乏导致了更高的代理成本，降低了技术效率。而无法准确衡量公共物品的价值导致的估计误差则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

此外，马来西亚存在极多的裙带资本主义和腐败现象，这也导致了国有企业效率和社会总福利的降低。2021年，根据《经济学人》的裙带资本主义指数，马来西亚裙带财富占 GDP 的比例位列世界第二位。 这使得资源配置更加倾向于关系和利益，国有企业更容易获得一些隐性优势，他们的市场竞争压力进一步减少，这将带来潜在的市场公平竞争失衡。当国有企业在某一行业占比较大时，私营企业在该行业的投资将会显著减少。

马来西亚的国有企业还存在过于强调财务目标而丧失其调节市场失灵作用的问题。例如，许多由政府关联投资公司投资的“私立”医院仍以盈利为主并与公立医院争夺人才，导致公立医院品质下降。

马来西亚国企如何在发展中充分发挥作用

作为政策工具，马来西亚国有企业促进投资，推动国家战略性产业发展。2022年，马来西亚第10任总理安瓦尔·易卜拉欣提出的“昌明大马”框架中，六家领先的政府关联投资公司共同承诺在未来五年内投入1200亿林吉特用于国内直接投资（DDI）。主要针对高增长高价值（HGHV）行业，例如能源转型部门、生物制药、先进制造业（尤其是半导体领域）等。 同时，在执行马来西亚2030年新工业大蓝图（NIMP 2030）期间，马来西亚国有企业则专注于电子与电气领域，帮助占比较大的中小企业向资本密集型企业转变，以提高其附加值。

作为政策工具，马来西亚国有企业在减少碳排放，推动国家绿色和可持续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例如，在马来西亚国家能源转型路线图（NETR）中，马来西亚电力公司和国家石油公司等国有企业将实施一系列项目，如氢与氨混燃项目、混合水力浮动太阳能项目等。 由于马来西亚石油化工领域主要由国有企业控制，因此，将国有企业作为推动该转型计划的主要政策工具最为有效。这些项目可以扩大在清洁能源方面的应用，并帮助实现第十二个马来西亚计划中阐明的“到2050年温室气体零排放”的承诺。

作为政策工具，马来西亚国有企业可以创造就业机会，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和就业环境。在马来西亚国家能源转型路线图实施过程中，创造了8万多个就业机会，远多于预测值。 在“昌明大马”框架中，政府关联投资公司和政府关联公司还将采取有效行动，改善其组织和生态系统（包括被投资公司）中员工的生活。在国企工作场所实现更公平的性别代表性来确保平等机会；有针对性地提供员工再培训和技能提升计划等。

总之，马来西亚国有企业在推动战略性产业发展，可持续发展和就业等方面发挥作用，作为政策工具，是“昌明大马”框架、国家能源转型路线图（NETR）、第十二个马来西亚计划等国家战略推行的重要工具。

  马来西亚的国企发展及其作用对其他国家的启示与借鉴

与许多国家发展路径类似，马来西亚国有企业的发展源自原殖民国家独立后推动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需要。这给诸多发展中国家的启示是，在经济发展初期，在国外和私人资本投资不足，政府监管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国有企业在促进投资、有效利用资源等方面集国家之力，具有独特优势。

然而，国有企业也需要不断进行调整和改革，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马来西亚国有企业的转型与发展历程值得其他国家借鉴。与一些缺乏监管能力、但在市场化、全球化和网络化的氛围下直接将国有企业撤资以推行私有化的国家相比，马来西亚的两次私有化及其后的转型计划富有启示。马来西亚在进行部分私有化时，仍然对国有企业保有控制权，国有企业仍然控制着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公用事业、基础设施和能源化工等领域，并通过转型计划提升其经济效率。在实施转型计划的10年间，20家政府关联企业的股东总回报率平均每年增长11.1%，其主要措施包括推动国有企业国际化，关注国有企业绩效与主要经济指标表现，业务重组与整合等。

一些对国有企业布局进行调整的国家借鉴了马来西亚国有企业的转型经验，譬如面临监管能力不足，管理效率低下。一些未能顺利私有化的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和印度尼西亚，这些国家借鉴马来西亚的转型计划，通过引入绩效管理体系、推动国有企业国际化等方式来提升其国有企业的表现。

此外，马来西亚国有企业作为一种政策工具在解决市场失灵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值得其他国家借鉴。马来西亚国有企业积极推动经济多元化，发展新兴产业，如数字经济、绿色科技和先进制造业，帮助国家在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中保持竞争力。马来西亚在石油化工等行业国有企业占主要地位，有利于产业政策的推行，既可以保持与私营部门互动并促进创新，也可以降低合同成本，促进更高效直接的生产。同时，这些面向新兴产业和绿色产业的政策提供了关乎国家安全的公共物品，消除了正外部性，成为解决市场失灵的良好工具。

马来西亚的这些经验对其他国家进行产业多元化、发展新兴产业富有启示，尤其是单一依赖自然资源的国家，如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这些国家学习马来西亚的经验，通过国有企业投资新兴产业，减少了对单一资源的依赖，推动绿色可持续发展。

（编辑  季节）

印度自1947年独立以来，外商直接投资（以下简称FDI）的立法与政策经历了封闭管制、危机转折、渐进开放等演进历程，至今已形成较为完整的FDI管理体制。

印度外商投资政策主要分为三类准入路径、三类主要进入限制，由商工部工业和内贸促进司（DPIIT）牵头管理，印度储备银行（Reserve Bank of India，简称RBI）、执法局等相关部委协同监管。值得一提的是，印度FDI管理体系中，“第3号新闻公告”（Press Note 3，以下简称PN3）作为针对邻国投资的特殊管理规定，实际上主要被用于限制中国对印度的投资，同时由于实施范围大、程度深、社会影响力高，PN3已在客观上反过来塑造印度外资管理体系。总体看，印度FDI管理体系具有管理限制较多、安全压倒发展、政策自由裁量权过大等问题。研究印度的FDI管理体系可以启发我们应把握好不同政策目标之间、发展与安全之间、改革与开放之间、政策明确性和模糊性之间的四对辩证关系，更加科学合理地制定外资管理体系。

印度FDI管理体系历史沿革

（一）1991年前，政策模式以严格限制外资为主轴。这一时期，印度政府主要通过许可证制度和外汇管制严格限制外资，以保护其国内的幼稚工业，维护经济主权。尽管政府一度意识到需要引入外资缓解资本不足，但FDI政策仍以管制和排斥为主，实际吸引外资规模极为有限，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经济增长。

（二）1991年至2000年，政策模式转向有限度的自由化。由于印度在1991年发生严重的国际收支危机，在国际压力和自身改革推动下，当年7月发布《新工业政策声明》，大幅放宽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以期利用全球资本和技术补充国内资本不足，并获得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借此扩大出口和就业。

（三）20世纪末21世纪初，延续深化利用FDI进程。在此时期，印度逐步扩大开放领域并完善配套法规体系，如1999年通过新《外汇管理法》，将政策重心转向促进投资、规范管理并重，在确保“关键行业不失控”的前提下，每年适度放宽若干行业的外资限制，并辅之以产业指导政策。

（四）2014年莫迪政府执政以来，FDI开放度前所未有，并更加关注国家安全。一方面，这一时期莫迪政府的FDI政策更积极主动，大幅放宽国防工业、保险业、电力等诸多领域外资的持股上限，着手清理阻碍外资准入的制度障碍。另一方面，莫迪政府高度关注国家安全、关键行业自主可控等问题，在FDI政策中嵌入本土利益保护的考量。其中，最典型的案例就是2020年出台的PN3，其目标是针对来自与印度接壤国家的投资而设置的专门安全审查机制。

总的来说，印度FDI政策经历了从排斥到欢迎、从无序到有章可循、从一刀切到细分对待的转变，折射出印度政府在不同发展阶段对外资态度的调整，也反映了实践中对政策效果的评估和纠偏。

印度现行FDI管理体制

（一）三种管理类型。一是禁止类，涉及国家安全、政治或社会敏感领域，明令禁止任何FDI进入，包括博彩、烟草制造、原子能等。二是自动审批类，此类行业外资可设负面清单直接投资，只需在投资完成后一定期限内向印度储备银行备案，目前绝大多数行业均已开放自动审批路径。三是政府批准类，某些敏感行业或超出特定持股比例的外资进入，需要通过外国投资便利门户（FIFP）在线提交申请，由商工部工业和内部贸易促进司牵头会同相关主管部门审核。

（二）三类主要限制。一是股比限制。针对部分关系到国家安全或敏感民生的行业，印度设置外资持股上限。例如，国防制造领域外资持股上限为74%，更高持股比例须特别许可。近年来，多数行业逐步提高上限或取消限制，但保险、媒体、零售等领域开放速度较慢，仍保留较高上限。二是类型限制。针对特定国家限制和敏感投资领域，印度设置事先审查机制。例如，PN3规定，凡是来自与印度接壤国家的投资一律需政府审批。再如，对于电信、国防等敏感领域投资需经主管部委审批。三是特定行业限制。部分行业虽名义上对FDI开放，但存在特殊要求。例如，尽管房地产领域允许外资从事开发活动，但必须满足项目规模、锁定期的规定，否则将限制资金撤出。

（三）监管架构。一是隶属于印度商工部的工业和内部贸易促进司，是负责FDI政策制定和协调的牵头部门，每年发布《综合FDI政策手册》汇总各行业准入规定；接收外资申请并将提案送至各行业主管部委审核；协调内政部对敏感领域投资进行安全审查。二是印度储备银行，负责FDI资金流的监测和管理，确保外资的进出符合金融法规和政策框架要求。三是财政部下属的执法局（Enforcement Directorate，简称ED），负责查处和追究违反外汇管理法（Foreign Exchange Management Act,简称FEMA）的案件。四是其他部门和机构：内政部对来自特定国家的投资进行安全审查；各业务主管部委（例如通信部、能源部、财经部下的保险监管部门等）拥有对本行业投资提案的实质审批权；内阁经济事务委员会对超过500亿卢比的大型FDI项目进行审议批准等。

针对邻国对印度FDI的特殊监管政策——PN3

2020年初，印度高度关切“外国资本趁股价低迷抄底印度企业”现象，尤其是“来自特定国家的投资恐对印度战略产业产生不利影响”。受此影响，工业和内部贸易促进司于2020年4月17日发布关于修订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的第3号通知（PN3）。PN3提出，若有下列三种情形，无论是绿地投资还是棕地投资，均需经过安全审查：一是邻国公民或企业直接投资；二是即使投资主体并非设立在邻国，但最终实益所有人为邻国公民；三是即使投资主体并非设在邻国，但其最终实益所有人为居住在邻国的居民。

PN3出台前，印度仅对来自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的投资设有限制，而PN3规定任何来自与印度接壤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孟加拉国、不丹、尼泊尔、缅甸、阿富汗、巴基斯坦，不含中国台湾）的投资进入印度时，都必须事先获得政府批准，这标志着印度FDI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由于中国对印度投资远超其余六国，故PN3被认为是印度基于国家安全和地缘政治考量，限制中国对印度投资的专门举措。

印度FDI管理体系存在的问题

（一）与中美欧相比，印度的FDI管理整体限制较多。目前，中国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采用“全国+自贸区负面清单”方式管理外资准入，未列入清单的行业原则上完全开放，外资准入更加简明直接。与美欧等发达国家相比，美国实行“普遍开放+个案审查”模式，只对敏感高科技、基础设施的涉军涉密投资进行评估和组织；欧盟没有统一的外资准入清单，但各国绝大部分行业均对外资开放，仅在必要时通过安全审查来干预个案。因此，从国际比较来看，当前印度FDI管理体系整体较为严格。

（二）对安全考虑大于发展考虑，阻碍中印合作共赢。PN3自实施至2024年4月，印度累计收到500余份中国投资申请，批准率不足四分之一，许多中国公司被迫调整对印度市场的战略。与此同时，中印贸易额却屡创新高，印度对华贸易逆差长期超过1000亿美元，说明印度目前仍需进口大量中国制成品，而无法进行本地生产。理论上，本地生产是印度产业发展的更优解，相关产品不仅可以供应本国市场，还有希望对外出口，减少贸易逆差并加速融入全球价值链。然而，PN3严重阻碍中印产业链深度对接，造成“商品流动频繁，但生产要素流动反而受限”。

（三）政策缺乏明确性，邻国FDI投资合规成本激增。一是PN3未明确定义“实益所有人”导致法规边界模糊，许多中资只占微量股权的投资机构也被迫卷入流程繁琐漫长的审批。二是审批周期长且缺乏透明度。PN3的审查没有公布明确标准，这赋予印度政府自由裁量权，偏袒能够增强印度制造能力、引进新技术的项目，而其他项目则长期悬而未决。这导致很多企业无法获知审批迟滞的具体原因，难以规划投资进度，导致许多企业错过商机。

政策启示

（一）把握好不同政策目标之间的辩证关系。印度的制造业基础薄弱，当前正处于工业化的关键阶段，吸引中国企业进入印度开展本土化生产是其融入全球价值链的捷径之一，但PN3却几乎切断了中资进入印度的途径。正是因为其外资管理政策与产业发展政策各自的政策目标产生背离，导致印度近年来制造业发展停滞不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参与度低位徘徊的情况。这表明，包括外资管理政策在内的政策制定应做好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把握好不同政策目标之间的协调关系，强化各类政策统筹协调，才能形成合力，并避免合成谬误。

（二）把握好发展和安全的辩证关系。PN3基于地缘政治考虑，限制中国对印度投资，虽然看似维护了部分关键产业的安全自主，却也导致无法利用中资、FDI净流入放缓等问题，并严重损害印度“开放经济”的国际形象。这表明，外资管理体制应把握好发展和安全的辩证关系，需认识到，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安全是发展的前提，既要以高质量发展促进高水平安全，通过吸引优质外资进入，壮大经济实力与综合国力；又要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加强外资进入的风险防控体系和能力建设。

（三）把握好改革和开放的辩证关系。以印度为例，1991年发布新工业政策声明拆除外资管制藩篱，建立制度化的准入框架，1999年通过新的《外汇管理法》，改革外汇、外资管理思路，特别是莫迪政府执政以来，进一步通过改革清理阻碍外资流入的种种制度性障碍，有效地以改革促进了开放。然而，由于改革并不彻底，特别是土地制度、劳工制度改革进程缓慢，印度营商环境仍然不佳，打击外资赴印度积极性，严重影响对外开放成效。这表明应把握好经济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的关系。改革能够为开放创造良好的体制环境，开放又能倒逼、促进改革发展。

（四）把握好政策明确性和模糊性的辩证关系。印度FDI管理体系通过分类准入实现了形式上的明确性，但在具体执行中仍留有大量自由裁量的空间。这一方面为政府保留了灵活的操作空间，但另一方面却导致外国投资者面临的政策不确定性激增，导致合规成本过高从而打击市场信心。因此，外资管理政策应在刚性规则与弹性空间之间取得平衡，更好把握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在留有一定政策余地的同时，要更好推进权威的政策解读释疑，压缩不确定性，有效稳定投资预期。

（编辑  杨利红）

中美两国庞大的经济体量、产业结构的高度互补性和对外政策的开放性，是决定双边贸易从1979年的23.7亿美元一路增长至2024年6883亿美元的三大关键因素。如今，基于两国发展模式的动态变化，中国作为全球最健全的制造业中心，为美国提供了大量的日用消费品、中间产品和机械设备及零部件；美国以其高科技和金融创新、农业生产和能源开发的领先优势，为中国提供高新技术和设备、创新启示和初级资源。这一分工与交换模式不仅使两国的生产、生活深受其益，而且为全球供应链的扩张带来了强大的溢出效应。

有鉴于此，中美双方贸易政策的剧烈变化将会对各自产业链、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全球供应链产生深远影响。当下，中美基于关税的对等报复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导致双边贸易几近瘫痪， 并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动荡不安，相关供应链的各个节点亦深陷无所适从的焦虑之中。本文将结合中美贸易中核心产品的相互依存性对关税战的影响展开分析。?

中美贸易高度依存的核心产品类别

（一）农产品

在中美经贸全局中，大豆、高粱与棉花构成了三条高度依赖、替代性弱、价格敏感的农产品供应链（见表1）。美国农产品出口高度依赖我国市场，我国地方饲料、粮油、纺织产业对美国高蛋白大豆、长绒/高品质棉花依赖度极高。短期内，美国难以寻觅体量相当的买家，我国亦难以找到相当品质和数量的供给。

表1 中美农产品进出口及依赖度情况（2024年）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美国农业部

大豆：在大豆产业链中，美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生产国担当上游供应，而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大豆进口国，占全球贸易量近60%，主导了下游饲料及食品加工和消费（豆粕和豆油）。没有中国的终端市场，美国大豆种植业难以维持现有规模；同样，没有美国高品质大豆，中国畜牧业也将面临饲料蛋白短缺的困境。针对大豆的贸易限制，将对中美两国相关产业链带来巨大冲击。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期间，中国对美大豆加征25%的关税，导致芝加哥大豆期货均价较上年同期下跌约10%，美国大豆对华出口额从2017年的123亿美元大幅降至31亿美元；次年，美国高达2750万吨大豆因滞销需要政府收储或补贴，美国部分地区（例如北达科他州）大豆损失估计达2.8亿美元或更多；2019年，美国大豆播种面积比贸易战前的2017年减少了15.5%。

有研究估算，因大豆关税，中国每年额外增加约29亿美元进口成本，国内大豆压榨企业利润受到挤压，部分企业被迫减产甚至停产。由于成本高企，饲料企业被迫降低配方中豆粕比例，导致肉类等终端消费产品涨价。

高粱：即使在首轮贸易战中，美国高粱出口约90%依赖中国市场，中国饲料和酿酒产业对美国高粱高度依赖，构成中国高粱总消费的一半左右，双方形成了较为单一、集中和互补的供需格局。

棉花：美国棉花出口目的地相对多元，但中国依然是美国棉花的重要出口市场之一；美棉在中国总进口量中占比约35%~45%，尤其对美优质棉（纤维长度、色泽及细度上优势明显，主要供应部分高端纺织品牌）依赖度较高。棉花产业链横跨农业与制造业，两国在不同环节各有侧重，相互依存。美国在棉花上游种植环节具有比较优势，而中国则在中下游加工制造环节占主导地位，具备集群和规模优势。

关税战将使美棉面临出口额大幅下降、市场份额与出口收入锐减、库存积压、农业生产（种植结构与面积）被迫调整等困境，进而影响相关农业机械、仓储和物流行业的收益；而中国将面对进口成本上升、供应链波动以及高端原料不足等问题，尤其对众多从事纺织行业的中小企业构成巨大冲击。

1. 能源与石化产品

   中美能源贸易结构存在显著不对称性，各类能源品种的依存度差异明显，形成了“部分高依赖、部分低关联”的复杂格局（见表2）。

   表2 中美能源与石化产品进出口及依赖度情况（2024年）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中国国家能源局、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美国能源局EIA

美石化产品（丙烷和丁烷为主，乙烷）对我国市场中度依赖，我国下游PDH（丙烯脱氢）和乙烷裂解产业对美石化原料高度依赖（国内需求占比：丙烷51%，乙烷约100%）。在液化石油气（LPG）领域，美国已经成为中国最主要的供应国之一。自2019年起，中国PDH产能迅猛增长，从660万吨扩张至2024年的2260万吨，形成为数众多的化工园区和产业集群，而这些装置高度依赖美国丙烷和乙烷作为原料。

2024年，美国对华液化天然气（LNG）出口总量约为433万吨，占中国进口总量的5.5%，相当于中国天然气消费总量的1%～2%。这一占比虽不高，但美方提供的长期购气协议与快速装船能力，仍符合我国气源多元化的战略定位。不过，从整体进口结构看，中国天然气主要依赖澳大利亚、卡塔尔与俄罗斯，美国的市场份额相对有限；因此即便发生贸易中断，中国亦具备通过替代渠道填补缺口的能力。

在煤炭方面，中美贸易体量更小。根据美国能源局EIA的数据，美国2024年对华出口煤炭仅1126.2万吨，占美国煤炭出口总量的11.4%，在中国煤炭进口结构中仅占约2%。中国煤炭以自给为主，进口主要用于结构性调剂和补充高热值煤种，美国煤炭并不在核心采购序列。

美国是我国石化产品最大的单一出口国，我国对美国出口聚焦于塑料制品、有机化学品及精细化工品（如三氯蔗糖、维生素），占我国同类出口的12%。美国对我国出口可替代性较低（欧盟、印度市场需求有限），部分医药化学中间品难以替代；我国石化原料进口及产品出口同样难以找到相当的替代渠道。

（三）医疗器械与药品

中美双方在医疗器械贸易中均扮演重要角色且相互高度依赖，但彼此侧重点不同。美国高度依赖我国中低端设备、医用耗材、原料药、中间体和仿制药，我国高度依赖美高端设备、高值耗材、检验试剂、创新原研药（见表3）。中短期内，中美难以找到相当品质、体量的替代供给。

表3 中美医疗器械与药品进出口及依赖度情况（2024年）

数据来源：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联合国贸发会数据库

医疗器械：医疗器械产业链全球化程度高，美国对华出口在中国进口中约占24%左右，而中国对美出口则占中国整体出口的23%～24%，在各自国内市场中分别满足了不足10%和约5%～10%的需求。中美在供应链中各有侧重，双方在关键环节中形成互补关系，美国在研发、设计及高端零部件供应方面具有竞争优势，而中国则在中低端制造及大规模供应环节中占据举足轻重的位置。中国在高端医疗影像设备所需的核心元器件（如高性能X光管、超声探头）、精密传感器及先进医疗电子产品依赖美国进口，高端产品如大型CT、MRI、先进起搏器和人工瓣膜等，仍以美资及欧美品牌为主。美国将低值医用耗材（手套、注射器、口罩、手术服）及中低端设备的部分生产外包，中国贡献超过10%。

医药产品：美国主导创新药研发、制剂工艺与高端药械集成，而中国在原料药（API）、中间体和仿制药上具备大规模生产优势。美国80%以上的关键原料药需要进口，17%直接从中国进口，即便中间环节在印度加工，最终仍脱离不了中国这一基础供应源（中国供应印度70%API）。短期内，欧美难以复制中国API完整产业集群与成本优势；而中国若失去美方高端制剂与新药供给，将造成临床治疗选择受限、癌症等重大疾病治疗方案断档的风险。

（四）数字技术与设备

中美在芯片、设备、计算机及外设、智能手机领域相互依赖，且呈现结构性差异（见表4）。

表4 中美数字技术与设备进出口及依赖度情况（2024年）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联合国贸发会数据库

半导体芯片与设备：中美半导体贸易依赖呈不对称态势，美国掌控芯片设计、EDA软件和核心设备等上游环节，中国是全球最大芯片市场与封测中心，但在7nm等先进工艺上高度依赖美国及其盟友技术。我国对美国（及其盟友）先进制程芯片、EDA软件、光刻设备高度依赖；美国企业对我国市场中度依赖，美国对我国成熟制程芯片存在一定依赖；中短期内，我国难以摆脱美国（及其盟友）在高端芯片、高端设备的供给；美国企业难以寻觅相当体量的市场。

计算机与智能手机：中国以完备制造体系和低成本承接约65%的全球PC组装产能。中美产业链高度嵌套：美国提供技术与市场，中国提供产能与产品，美国高度依赖我国出口供给，是我国计算机与外设产品的最大单一市场；中短期内，中美在供给和市场需求方面难以找到相当体量、品质的替代。

（五）机械设备与精密仪器

中美在该领域贸易呈明显不对称。美国对华出口主要为高端科研仪器和精密设备，规模较小，仅占其全球出口不到5%；中国主导对美出口中端机械、电器、通信设备及光学和医疗仪器，在其总进口中占比约30%，但高端产品输出极有限。美国凭借技术垄断掌控高端设备和核心技术环节；中国具备规模制造和成本优势，但高端仪器依赖进口严重，约七成精密分析仪器靠外购，尖端仪器完全仰赖美欧供应。

（六）纺织品与服装

美国高度依赖我国出口供给，美国是我国出口最大单一市场。2024年，我国对美国出口纺织品与服装509.6亿美元，占我国同类商品总出口额的16.9%，占美国总进口额的26%，远超越南、印度等竞争对手。

（七）稀土

我国稀土储量约占世界总储量的34%，其次分别是蒙古（24%）、俄罗斯（14%）、美国（14%）、巴西（14%）、印度（5%），但我国控制全球70%产量，70%～80%出口量（稀土氧化物、金属等）（2024年约4.8万吨，全球总出口量约15万吨）， 若包含加工制品（如磁材），占比更高达90%以上。至关重要的是，中国具备全球85%以上的加工能力，依制稀土加工技术（如萃取、分离、提纯、冶金、电化及磁材制造领域）和规模化生产，在全球供应链中占据优势。

美国是我国稀土第二大来源地（25%），我国则是美国稀土第一大进口国（60%）和第二大出口国（30%）。美国高度依赖中国加工能力，我国对美出口以高端加工品为主（如钕铁硼磁体），附加值约为3.5倍。稀土供应是中美高技术制造业竞争中高度互嵌的关键环节，双方形成双向依赖。美国开采的稀土原矿几乎全部出口到中国冶炼，成为中国稀土原料供应的重要一环；中国则将提炼后的稀土材料和永磁体大量出口美国，支撑美国军工、航空航天、新能源等关键产业需求。中国拥有完整的稀土产业链，而美国几乎没有下游冶炼和磁材制造能力，高度依赖中方供给。

中美关税战的影响

中美贸易结构中的关键商品类别在双方经济、供应链中占据重要地位，任何贸易政策的变化都会对双方产业链、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全球供应链产生深远影响。鉴于中美两国在全球地缘政治和经济运行中的巨大影响力，美国发起的关税战必将进一步加剧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在制约全球经济复苏、拖累中美两国经济发展的同时，引发全球地缘政治的震荡。

（一）全球增速放缓，贸易格局重塑

IMF等机构估计，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可能在长期内使全球经济产出减少高达7%，约合7.4万亿美元，相当于法德经济总量之和；若将科技脱钩考虑在内，一些国家的损失可能高达本国GDP的12%。自2019年以来各国新增的贸易限制措施激增，年均新增贸易壁垒数量接近3000项，是2019年前的三倍。尽管如此，目前尚未出现全球贸易总量绝对下降的“去全球化”迹象——全球货物贸易占GDP比重自金融危机后总体稳定在41%~48%区间?，但是，贸易碎片化的迹象日益明显：贸易和投资流动正日益沿地缘政治线进行重组。

根据IMF最新预测，2024—2025年全球经济增长约3.2%，与2023年持平，但中期增速预期仅3.1%；至2026年，全球经济将因当前的贸易摩擦下降约0.3%，跌落至几十年来最低水平。WTO预测，美国发起的对等关税，将使全球贸易萎缩1.5%；其总干事伊维拉警告称，必须缓解地缘政治紧张和贸易碎片化，否则贸易复苏势头将受阻?。当前区域冲突（如俄乌战争、中东局势）及相关制裁进一步推高了地缘风险，加剧供应链中断和成本上升。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观察，全球贸易格局重构正加速进行，中美贸易增速明显落后于各自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增速，两国间贸易在全球所占比重下降，2017年至2023年，中国在美国进口中的份额已下降8个百分点，同期美国在中国出口中的份额也下降约4个百分点。同时，同盟内部贸易比同盟之间贸易更活跃：自俄乌冲突以来，政治上结盟的“东方”和“西方”集团内部贸易增速比集团间贸易高出约4%?。根据IMF的数据，2022年至2023年，“美欧阵营”与“中国阵营”之间的季度贸易增长率比2017—2021年均值低近5个百分点，而阵营内部贸易仅下降2个百分点?。跨境投资也出现类似分化：俄乌冲突后，不同阵营间的双边直接投资（FDI）流量下降幅度比阵营内部平均高出20%。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显示，2024年全球FDI略有下降，新兴市场走势分化：流入中国的FDI同比大降29%（较2022年峰值低40%），而印度的FDI显著增长13%?。全球贸易格局的重构在中短期内将进一步拖累国际贸易的联通、全球经济的增长。

（二）中美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就业三重承压

中美关税战严重阻碍了原料、中间品与制成品的自由流动，对下游产业、物价、就业构成巨大压力，拖累两国整体经济增长。华盛顿国际贸易协会（WITA）预测，关税将导致美国失去14.2万全职工作岗位。标普预测，关税预计将使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在2025年第四季度上升0.5至0.7个百分点。安永报告称，美国实际GDP将在2025和2026年下挫1.2%，分别降至0.5%和0.8%；家庭可支配收入整体下降1500亿美元，平均每家损失1145美元，中小企业和低收入家庭则受害最重。美国财政部部长斯科特·贝森特扬言称，中国可能因关税失去多达1000万个就业岗位。《投资者商报》预测，中国对美出口将下降21%。

2025年5月10日，中美将在日内瓦举行高层贸易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双方将讨论降低关税的可能性，特朗普表示可能将关税降至80%，甚至50%～60%。摩根大通预测，即使关税降至60%水平，美国GDP也将下降1%，中国实际GDP也将下挫约2%。中国会更加致力于内需拉动和高端制造自主可控，以降低外部冲击风险。两国经贸关系可能在相当时期内维持“竞争大于合作”的态势，但彻底脱钩即无益也不现实。

中美货物贸易逆差从2018年的历史峰值4180亿美元缩窄至2024年的约2950亿美元。贸易战在一定程度上缩减了美中贸易失衡，但并未实现特朗普政府最初预期的制造业“大规模回流”。美国国内生产有所提升但幅度很小。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的回顾分析显示，对华加征的301关税使相关行业自中国进口减少了13%，美国本土产出仅增加0.4%，而美国相关产品价格上涨了0.2%。以电子产业为例，关税令美国自华进口电脑设备减少5%，国内产出提高1.2%，但美国市场电脑价格也上涨0.8%。钢铝关税在保护上游产业的同时，推高了下游制造业成本，2021年美国产业链下游产出因此减少约35亿美元。总体而言，关税提高了美国部分商品的物价水平（对总体通胀的直接拉动约0.2个百分点），企业和消费者为此承担了更高成本。就业方面，受关税保护的钢铁、半导体等少数行业就业有所增加，而依赖进口原材料的制造业用工需求受到抑制。美国失业率在贸易战初期保持低位，但部分农民和港口运输从业者受到对华出口受挫的影响，需要政府补贴来渡过难关。

（三）经贸不确定性引发全球多边治理机制危机

中美贸易战不仅是经济现象，也深刻影响了国际地缘政治格局，加速了全球经贸体系从一体化走向阵营分化。正如IMF第一副总裁戈皮纳特所指出的，全球经济联系正在出现冷战结束以来前所未有的变化，各国在选择贸易和投资伙伴时越来越考虑国家安全和政治阵营因素?。

美国以中国“非市场行为”和WTO规则缺陷为由，对华单边加税，并继续阻挠WTO上诉机构法官任命，令多边贸易争端解决机制陷入瘫痪?。中美经贸争端更多转向双边谈判和国内立法手段（如美国出台《芯片与科学法案》、加强对华投资审查等）。这种双边博弈削弱了WTO等多边机构的权威，推动国际经贸体系朝着碎片化的规则体系演变，各国更多通过区域协议或小范围联盟来制定规则（如美日欧科技联盟）。此外，贸易战与科技战交织，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对华高端芯片、半导体设备出口，并联合盟友对华实施技术封锁，中国则推进科技自立和出口管制反制措施。这些举措加剧了两国乃至两大阵营间的战略竞争。有分析指出，如果美中在高科技领域彻底脱钩，全球可能形成泾渭分明的两套技术标准和供应链体系，演变成新的“经济铁幕”。

中美贸易战与关税战的效果复杂且整体不尽如人意。美国期待的贸易逆差缩小未达成，反而伤及自身消费者和部分企业利益。中国则在阵痛后迅速调整，贸易总量不降反升。全球产业链开始重构但未断裂，第三国从中分得一些“红利”，同时也承受了不确定性。展望未来，中美经贸关系在短期内难以回到从前的高度融合状态，但完全脱钩也不现实。两国需要在竞争中寻求新的平衡，通过对话管控分歧，在气候、公共卫生等领域维持必要合作。对于企业而言，风险分散、弹性供应链将成为新常态；对于政策制定者，如何减轻贸易战对本国社会经济的负面影响、同时推动国内产业升级以适应新的全球贸易格局，是亟待思考的问题。

（编辑  季节）

场景驱动的创新与高科技发展方向

熊彼特创新经济学关于创新的驱动力，是商业利润；即在追求商业利润的驱动下，企业家将一种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全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包括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原料渠道、开辟新市场或革新组织管理模式。还有“科学牵引型创新”理论，认为创新是被科学的发展来牵引的。代表者瓦尼克·布什。在他所撰写的《科学：无穷的前沿》报告中认为，是基础研究的进展，带动了技术创新。但哈佛大学教授卡特希•那拉亚那穆提等，在《技术科学革命的起源：反思研究的本质和培育》一书中指出，布什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观念。事实上，科学研究和工程研究互为动力，在发明与发现的循环中相互推进。

最新的关于创新驱动力的理论，是一种关于“场景驱动的创新”(Context-Driven Innovation)理论。即以场景为载体，以使命或战略为引领，驱动技术、市场等创新要素有机协同整合与多元化的应用。这种理论本质是需求牵引型创新理论，但将需求牵引又往前溯源了一步：即需求的来源是场景。也就是说，先有应用的场景，然后由场景推导出需求。以满足需求生成愿景即使命或战略，然后由愿景来驱动创新，形成新技术，推动新市场。

场景驱动型创新理论主要有三点：

一是基础研究的地位。基础研究是源头创新成果，非常重要。但在场景驱动创新理论看来，基础研究亦是基于对人类文明进化过程中产生的重大需求提出的科学问题所驱动的。基础研究是一种“奢侈品”，世界上只有少数已经在高科技领域步入无人区的发达国家才有真正的对基础研究的需求，因为必须靠着基础研究指导才能在无人区探路。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不仅因未真正进入科技发展最前沿而无法提出真正的原始创新需求，而且既没有基础研究的迫切性，也没有丰富资源支撑。因此，首先应该把资源集中于应用研究或应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是真正的需求驱动，而应用基础研究是场景的驱动。

历史的规律也往往是，后发国家在起点较低、资源有限条件下，一开始只能专注于应用研究；新兴工业化国家如日本、德国等国在实现了现代化后，有条件在从事应用研究的同时关注应用基础研究及部分基础研究。只有欧美等发达国家才在重点进行应用基础研究（即我们常说的“巴斯德象限”）的同时，在基础研究方面一度引领全世界。但目前，由于基础科学的突破产生瓶颈，加之为赢得与中国的竞争，欧美等国仍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应用基础研究上。

中国的经济与科技在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70余年发展之后，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并积累了较雄厚的基础。如果说此前我们主要是以直接需求驱动创新，集中于应用研究以解决国计民生中急需的科技问题，那么，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以及中国已成为世界科技大国，我们必须把重心放在应用基础研究上，由场景来驱动创新。与此同时，中国在部分高科技领域已进入世界前沿，步入“无人区”即真正有了原始创新的迫切需求，因此必须注意基础研究。当下，我们应该平衡好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之间的关系，坚定不移把应用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放在中心位置，逐渐加大基础研究与原始创新的资源投入比重。

二是信息与智能化时代的创新路径。过去的创新路径，是沿着“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的线性方式组织的，基础研究的成果走到最终应用需要有很多环节，特别是成果转化，一直是从研究到应用路径中的难题，被称为“死亡峡谷”。但在场景驱动型创新中，从基础研究开始，就直接是瞄准产业问题开展的，源头创新的成果形式已经不是知识形态，而是产品形态，是把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产品研究一整套创新链直接压缩在一个组织里，把产学研浓缩在一个产品形态上开展协同。这在人工智能领域表现得特别显著。统计显示，从2002年到2014年，学术界在开发最先进的AI系统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但2014年到2022年，32个重要的机器学习模型都诞生在产业界，学术界仅有3个，2023年的数据比例相似，就是这一原因的产物。

近年来，美国科技“七巨头”（苹果、微软、英伟达、亚马逊、谷歌、Meta、特斯拉）的成长及其所带动的美国人工智能领域的快速发展，就是得益于这一创新路径。先进算法、先进芯片以及各种硬件终端及操作系统，都不是高校、实验室或国家研究机构单独研发出来的，而是直接围绕企业最终产品进行协同创新的产物，其中，应用场景是最重要驱动因素。中国华为公司的成功也是因此，即一切围绕形成自主产业体系，缺什么补什么。但相较而言，目前中国高科技领域创新链各环节比较分散以至于成果转化少转化慢现象大量存在。

三是路径依赖。现代高科技发展的驱动在于场景，什么样的场景以及场景的丰富与多样性，最终影响到高科技发展与应用。

尽管美国源头创新非常活跃，但其制造业比例较低，金融等虚拟经济及服务型经济产业比重大。相应地，美国AI主要应用于虚拟经济和IT基础工具，AI技术也是“脱实向虚”，2007年以来硅谷不断炒作虚拟现实（VR）、元宇宙、区块链等，是这个趋势的反映。而中国尽管原始创新相对较薄弱，但因中国实体经济比重高，应用场景远较美国丰富且多样化。所以中国利用AI技术赋能实体经济的前景非常广阔，并有条件形成进一步推动AI算法与物理机理融合的巨大动力。

人工智能技术前沿重要方向之一，为具身智能，即有身体并支持与物理世界进行交互的智能体，如机器人、无人车等。这也是场景驱动创新最具象最易出成果的领域。中国是世界机器人生产与应用大国，亦是无人车与无人机生产与应用大国。工业机器人市场规模连续13年居世界第一，连续两年超过全球市场份额的一半，人形机器人产值近200亿。得益于中国应用场景的丰富性完全碾压美国，这将为我国具身智能以及AI后续发展提供最为强大的动力。而相比较之下，迄今为止，除英伟达之外，美国高科技企业AI投资大规模亏损，通用大模型应用范围十分有限，波士顿动力被迫出售，都是与应用场景有限相关。

创新生态理论与激励机制的重要性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从最初单个企业创新，发展到后来的对作为总体的企业及企业家创新的关注，至多关注了市场类型，是“要素创新”理论。尼尔森等人提出的“国家创新体系”，研究了体系创新，尤其是创新链路的畅通以及创新政策；OECD关于创新测试的报告首次提出，创新是一系列互补性资产共同组成的结果，这些资产不仅包括研发，也包括软件、人力资本和新的组织结构。在此基础上，学术界提出创新生态系统概念。这一理论认为，“创新生态系统”是一个由相互连接组织构成的网络，这些网络围绕着核心企业或平台构建，由各类创新主体(包括创新组织、创新物种)与外部环境通过知识、技术、文化等构成，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创新实现价值创造和共享。这一理论还指出，创新往往在“良好的生态系统”中最为成功，其中最重要的是正确的投?组合与优秀的??资源。而这二者又需要与正确的激励措施相结合。

创新生态理论给发展高科技的启示主要有三条：

第一，创新已不仅仅是依赖于单主体创新，也不仅仅依赖于一个国家政策制度，而是依赖于创新主体所处的环境。这一环境构成了创新主体生长与活动的外在约束，如同树木生长的生态。决定了创新主体创新的活跃程度、资源获得的便利性，特别是创意与创新可获得实现与回报的程度，由此决定了创新绩效。正如《硅谷生态圈：创新的雨林法则》一书所揭示的那样，创新生态远比创新本身重要。“只有在良好的创新生态圈中，才能产生多样性、信任、规则、驱动力这样导向成功的雨林法则，才能催生利他、开放、资源快速流动，政府、私营部门与研究机构（高校）才能进行良性分工，不同背景的创业者、科学家、投资家也才能建立有效连接，并快速建立信任和产生交易。”因此，创建“热带雨林”意味着尽可能提高创新的可能性。

第二，创新生态中最重要的要素是两个：一是投资。高科技领域投资风险程度很高，所以风险投资在创新生态里扮演着重要角色，尤其是两个环节对风险投资的依赖最为迫切。首先是初创公司的成长，依赖于风险投资；再次是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需要风险投资来铺设道路。而风险投资除了私人资本之外，国家作为高科技的风险承担者，以一定的政府基金为引导，引导社会投资流向高科技初创公司，为支撑高科技成果转化与应用进行背书，都是至关重要的。二是人力资源。高科技领域，有新创意与新创造的杰出人才非常重要。一个优秀人才可以带动一个团队，可以引领一个方向，可以开辟一个全新领域。所以，我们说高科技领域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此话不虚。

目前，在人才方面，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领先于中国。美国保尔森基金会2003年一份报告显示，美国拥有全球60%的顶级AI研究机构，是全球最精英(前2%)AI人才的首选就业目的地，57%的最精英的AI人才首选在美国就业。数据还显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顶级AI人才输出国，在中国接受本科教育的顶级（前20%）AI人才占全球47%，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之后，77%选择了留在美国工作。表明美国对人才的吸引力高于中国。但中美两国人才差距有可能缩小。根据报告，2022年中国培养的全球顶级AI研究人员比例升至47%，较2019年的29%有了大幅提升。其中最精英的（前2%）AI人才现在有26%出自中国，美国是28%，两者非常接近。与此同时，由于美国限制中国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专业留学生，加之美国出台针对科技界的“中国法案”，2022年有28%的顶级AI人才选择愿意在中国工作，而2019年仅有11%。

在投资方面，2023年，亚马逊、Meta、谷歌、微软在资本支出和研发费用上的总投入分别达到了1357亿美元和1967亿美元，同比增长47%和14%，而阿里巴巴、百度和腾讯的资本支出和研发投入总和为929亿元人民币和1450亿元人民币，同比变化为-17%和3%。从科技公司市值看，截至2025年4月，美国“七巨头”总市值达17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23万亿元），占标普500指数总市值的1/3。中国“七姐妹”（腾讯、阿里、小米、中芯国际、比亚迪、京东、美团）总市值约1.45万亿美元，仅为美国七巨头的1/11量级‌。对于以估值为基础的各类风险投资来说，中国科技公司市值近年来的萎缩，不是一个好的迹象。但2025年年初，随着杭州“六小龙（深度求索、游戏科学、宇树科技、云深处科技、强脑科技和群核科技）”的强力崛起，中国高科技公司估值正快速上升；相反，美国高科技公司估值从最高处跌落。显示此前美国高科技领域泡沫化明显，而中国高科技公司前景正走向乐观。

第三，正确的激励政策是根本。正确的投资组合与优秀的人才，都需要有正确的激励政策。最重要的是激励相容政策，即让所有的付出能够匹配相应的回报；这样才能够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到高科技领域，能够激励人才全身心投入创新创造活动中。硅谷之所以能够吸引全世界高达30%的风险投资和高达60%的最优秀AI领域人才，产生一大批诸如马斯克、黄仁勋、苏姿丰等移民创新领袖，就是依赖于这里每一笔风险投资及每一个创新创业活动，都能产生即时或长远的效果，让投资者与人才产生价值感与归宿感。

中国要建设成为世界科技高地与科创中心，资金密度和精英科技人才密度的发挥程度是关键。而要长期吸引资本，激发人才，生态至关重要。生态好，资本和人才就会汇聚过来，创新就会自发涌现并长盛不衰。

创新经济学新发展及中美比较对我国高科技发展的几点启示

以创新经济学新发展为框架进行比较，中美在高科技竞争中目前拥有各自的优势。

就美国而言：拥有先发优势；在市场经济背景下搞“有组织科研”具有经验；在源头创新上领先；在算力与数据基础设施方面暂时领先；在创新生态营造上领先于中国。

就中国而言：拥有赶超经验；在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上正积极探索；应用场景丰富而在应用创新与产业化上有可能领先于美国；在传统基建上已大幅领先于美国。

当然，中美目前最大的差距仍可能在创新生态上。中国必须更加注重创新生态构建，以吸引足够的人才与资本投入。

创新经济学的发展，对中国高科技发展的启示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有自己的强大竞争力。美国在高科技领域对我的极限竞争，是挑战也是机遇,倒逼中国更坚定走独立自主的科技发展之路。二是中国必须更好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在制定国家科技发展战略、在推动军民一体化科技协同发展、在汇集资源避免“内卷式”竞争、在推动建立上下游贯通的产业链与创新链、在构建和投资于统一的强大高科技基础设施以及维护高科技领域安全与风险防范等方面，发挥好政府主导与市场主体双重积极性。三是坚持场景驱动的创新不动摇。我国的优势在实体经济，制造业全球产业门类最齐全，体系最完整，特点是场景多、数据量大；要坚持创新链与产业链相结合融合，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以创新链强固产业链。四是坚持营造有利于投资者与创新人才汇聚的良好创新生态。要特别注重维护有利于耐心资本投资及成长的大环境，注重发挥好政府基金引导作用；形成在以信任为前提下激发科研单位和科技人员活力的机制，最大限度保障科研人员自主权，最大限度保证科研人员不被非科研活动所干扰，健全尊重规律、尊重科学、尊重创新的科研领域治理价值导向。

结语

2024年2月6日的《纽约时报》曾发表美国著名保守主义作家罗斯·杜萨特（Ross Douthat）的一篇题为《只有美国才能拯救未来》的文章。预言两代人之后的世界，美国仍是真正的创新活力源泉，在美国南部和西部将兴起“新浮士德文明”“一个从休斯敦到旧金山狭窄地带的城市蔓延开来的新美国”。这实际上是说美国借助其人工智能领域先发优势，在“人工智能造神”的优势下，自身将被打造为“人造上帝”，使得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在技术上进而在精神上全方位臣服于美国，而美国也借此继续塑造和定义世界的未来。

但不到一年，DeepSeek的横空问世，让美国人震惊不已。在高科技博弈这个“上甘岭”，中国有“谜一样的东方精神”。这种精神，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不信邪，不怕鬼，不畏强敌，向死而生；勇于斗争，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我们完全有信心，中国一定能够建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科技强国！

（编辑 尚鸣）

近期，特朗普实施“对等关税”引发全球资产价格剧震，4月7日，A股亦出现明显调整。随后，中央汇金公司果断入市托底，大举增持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ETF），央行宣布必要时提供再贷款支持，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调保险机构权益资产配置比例上限，社保基金主动增持国内股票，央企和民企积极增持回购，政府和市场形成合力，有力地推动了A股止跌企稳。在稳市救市的过程中，中央汇金公司发挥了“类平准基金”职能。“平准基金”的概念再度被市场关注。

然而，中央汇金作为“类平准基金”，仍然与一般意义上的股市平准基金在职能上有较大区别。股市平准基金的唯一职能就是托底救市，而中央汇金还有对国有重点金融企业进行股权投资等其他职能；股市平准基金往往有一套成机制的制度安排，如明确的资金来源、透明的退出机制等，而中央汇金灵活性更高；且股市平准基金往往规模更大。因此我国需要研究设立真正意义上的“股市平准基金”，这对于及时矫治市场失灵，防止风险跨市场传染波及实体经济，很有必要。在此，我们分析了境外平准基金的方式经验，分析了我国设立股市平准基金的必要性，并提出了主要制度构想。

平准基金的概念界定和境外实践

平准基金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平准基金既包括“救市场”的股市平准基金，也包括“救机构”的金融稳定保障基金。“平准”一词源于《史记·平準书》，是中国古代政府调节市场物价的政策措施，通过贵时抛售、贱时收买物资的方式实现，与当今的“逆周期调节”的内涵一致。境外语境下，平准基金即稳定基金（Stabilization Fund），是一个广义的概念范畴，既包括救助金融机构的金融稳定保障基金，如美国财政部设立的有序清算基金（Orderly Liquidation Fund，简称OLF），主要目的是确保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破产清算的有效执行；也涵盖干预市场的股市平准基金、外汇平准基金。市场热议的平准基金是狭义的股市平准基金，即政府通过特定的机构以法定方式建立的救市基金，主要通过在股市暴跌时买进，托底止跌，恢复市场信心，以达到稳定市场的目的。

从理论和国际运行经验出发，金融市场在出现系统性风险时都有必要进行干预，且制度规则越清晰、越完善，越能避免寻租和道德风险等问题。事实上，股市平准基金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突发性市场危机。例如2003年韩国遭遇“信用卡危机”波及股市，韩国证券监管机构设立总值4000亿韩元的投资基金进行救市。随后韩国股市企稳，并开启长达4年的牛市，韩国综合指数从2003年4月的500点左右上涨至2007年高点2085.45点。

总之，股市平准基金作为一种逆周期调节手段，应被合理看待，关键在于吸取境外经验，做好制度设计。

平准基金的境外实践

美国：平准基金发源地，倾向通过注资银行，为市场提供流动性

美国在1930年大萧条时期和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分别成立了外汇平准基金和救市基金。

1934年成立外汇平准基金。1933年4月19日，美国放弃金本位，美元大幅贬值，1盎司黄金的价格从金本位时期的20.67美元升至1934年1月的35美元，意味美元贬值了40.94%。为了维护汇率稳定，1934年，美国政府依据《黄金储备法》设立外汇平准基金，财政部划转20亿美元作为账户资本，随后美元汇率快速企稳。20世纪70年代，各国纷纷转向浮动汇率制度，外汇平准基金的职能也从稳定汇率逐步转为国际贷款及特殊时期经济救助。2020年3月，美国国会批准外汇平准基金向运输业提供贷款和贷款担保460亿美元，向美联储提供资金4540亿美元用于为金融体系提供流动性。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成立救市基金。2008年9月，美国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倒闭，保险业巨头美国国际集团（AIG）濒临破产，期间道琼斯指数单日跌幅一度超过500点，全球市场剧烈波动。为避免恐慌情绪蔓延，美联储动用其在1929年之后获得的特别授权，提供850亿美元贷款来支持AIG免于倒闭。之后，美联储联合十大银行成立700亿美元救市基金，为存在破产风险的金融机构提供资金保障。2008年10月，美国财政部实施2500亿美元资产购买计划，用于购买银行优先股。

日本：平准基金多次救市，并逐步演变为央行直接购买股票

日本股市平准基金最早可追溯至二战期间，其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时期，期间多次入市托底。发展至今，日本股市平准基金已逐渐演变成一种常态化调控手段，且采取央行直接下场购买股票的方式。

1.二战及战后经济恢复期（1941-1951年）。为了防止战争对股市造成重大冲击，日本政府于1941年设立“日本协同证券公司”来维持股价稳定；二战结束后，1950年，日本政府促使银行及寿险公司适度购入股票，以避免股市剧烈波动对经济恢复产生不良影响，并于1951年成立证券投资信托基金进行平准操作 。

2.证券基金倒闭引发的股灾期（1964-1965年）。1963年7月，受到美国境内筹资加税政策冲击，叠加日本国内经济不景气等因素，日本大量投资信托基金解约，大和、野村等证券公司出现倒闭危机。受此影响，日经指数重挫，从年内高点1600点上方跌至1200点附近，跌幅约26%。日本政府于1964年1月成立“日本共同证券基金”，由14家银行与4家证券公司出资约1900亿日元救市。1965年，日本证券行业自发成立“证券保有组合基金”，追加约3200亿日元进行救市。

3.日本资产价格泡沫破裂期（1995-2005年）。20世纪90年代初期，日本泡沫经济破裂，股市持续下跌，1995年又逢阪神大地震，经济“雪上加霜”，日经225指数半年内跌去30%。同年6月，日本政府成立“股市安定基金”，规模约2万亿日元，以阻止股市进一步下挫。

4.国际金融危机及新冠疫情冲击期（2010年至今）。2010年，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日本央行开始直接下场购买交易所交易基金（ETF），进行救市。新冠疫情期间，央行ETF购买量增长至历史高位，2020年年度购买量近7万亿日元。

韩国：交易所等监管机构主导并出资设立，历次危机均有平准基金入场

韩国历史上多次设立平准基金救市，主要分为四个时期。

1.韩国股市泡沫破裂期（1989-1990年）。韩国综合指数从1989年4月3日的1015.75点高位，跌至1990年4月30日的688.66点，跌幅32.2%。为稳定国内市场，韩国政府于1990年5月成立股市稳定基金，由金融机构出资4万亿韩元托市，同年9月又成立“保证股价基金”，再度投入约2.6万亿韩元。

2.韩国信用卡危机期（2002-2004年）。此期间在韩国金融史上被称为“信用卡大乱期”。由于前期信用卡滥发，以及监管、征信体系不健全等因素，2002年下半年开始，信用卡积累的风险开始爆发，韩国居民负债累累、无力偿还，金融公司坏账快速增加。至2003年底，韩国信用不良者数量超过300万人，占当时经济活动人口的18%。信用卡危机不仅重挫韩国经济，也波及股市，韩国综合指数从2002年4月接近940的高点下跌45%至2003年4月的500点附近。在此背景下，韩交所等证券监管机构设立总值4000亿韩元的投资基金，以稳定股市。

3.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韩国综合指数跌幅近50%，韩交所等证券监管机构于2008年10月重新筹资设立了总值5150亿元的股市稳定基金，在2008年11月-2009年3月期间按月入市，注入流动性。

中国香港：1998年阻击境外空头、维护汇市股市，成为平准基金运用最成功的案例之一

1997年8月，以量子基金、老虎基金为首的国际投机资本大举做空港股、港币。其手法是事先沽空恒指期货，然后在外汇远期沽空港币，联系汇率制度下港币远期汇率下跌将引起利率抬升，导致股指下挫，从而使沽空恒指的国际炒家获利。恒指从1997年10月的15000高点，暴跌至1998年8月13日的6660.41点，创5年新低 。1998年8月14日，在中央政府支持下，香港金融管理局首次动用外汇基金入市，通过获多利、和升、中银等经纪大举买入汇丰控股、香港电讯、长江实业等大盘蓝筹股以推高恒指，当日恒指涨8%。此后半个月，国际炒家和港府反复拉锯，在最关键的期货结算日8月28日，港府顶住抛压，将恒指稳定在7800点水平，致使国际炒家平仓离场，打赢了金融保卫战。

从境外经验看平准基金制度设计要点

平准基金能否顺利推出、产生效果，需解决以下几个主要问题：平准基金应该交给谁管理？由谁出钱？什么情况下才能调动入市？以及如何最大程度防止可能产生的寻租问题及市场扭曲问题？

组织体系：谁来管理

一，平准基金由政府主导，其管理主体（主管机构）为政府部门。平准基金不以营利为目的，旨在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理应由政府管理。例如，美国此类基金由财政部主管，2010年后日本平准基金由央行主导，我国台湾地区“安定基金”由“行政院”主管、我国香港地区的平准基金则由金融管理局主管。

二，为确保平准基金操作的时效性、科学性，其运行主体需要具有专业化、市场化特质，往往会成立一个专门的基金管理委员会来负责。其人员构成除了政府官员外，还需要有资深的经济与金融专家等，为平准基金的日常运行和操作决策提供理论支持，确保平准基金重大决策的科学性；以及具备丰富证券投资经验的从业人员，进行日常资金管理以及按照基金管理委员会的指令进行具体的股票买卖，确保平准基金入市操作的专业性 。

资金规模和资金来源：谁出钱

1.平准基金需具有合适的规模，国外一般约为总市值的2%～6%。平准基金规模过小，无法起到提振信心、托底止跌的效果；规模过大，则会加大资金运行成本及退出难度。

日本平准基金规模约占入市时股市总市值的1%～6%，简单算术平均值为3.0%。例如，1964年成立的“日本共同证券基金”，规模1900亿日元，约占当时日本股市市值的2.6%；1995年成立的“股市安定基金”，规模约2万亿日元，市值规模0.6%。2010年后，日本央行下场购买ETF，最初计划购买金额较小，保有余额上限为4500亿日元。2013年日本央行取消保有余额上限，改为设置新增额上限，并不断提高。到2020年，每年买入上限已提高至12万亿日元。2024年9月末，日本央行持有ETF规模37.2万亿元，日股市值950.2万亿日元，占比3.9%（最高时占比达5.7%）。韩国方面，平准基金规模约占市值的0.1%～5%，简单算术平均值2.1%。例如，1990年5月成立的股市稳定基金，市值规模5.0%。1998年，中国香港共投入1181亿港元，购买33只恒生指数股，约占当时总市值的6.2% 。

2.平准基金的资金来源主要由政府统筹安排，或由政府协调金融机构出资，或由政府直接出资。

一是源自金融机构。典型的例子是韩国，其平准基金的出资机构或是银行、券商等大型金融机构，或是交易所等证券监管机构。例如，1990年的股市平准基金由627家机构出资成立，其中证券公司出资2万亿韩元，银行出资0.5万亿韩元，保险出资0.5万亿韩元。再如，2003年、2008年成立的股市稳定基金，都是由韩交所、韩国证券业协会、韩国证券保管中心出资的，其中韩交所出资50%。

二是源自央行或财政部。例如，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美联储、财政部及大型银行共同出资超4000亿美元入市。再如，疫情期间日本央行“大手笔”买入ETF。我国台湾地区的“安定基金”比较特别，基金规模上限为5000亿新台币，其中2000亿由当局以所持有的官股向金融机构融资获得，3000亿来源于当局的劳工保险基金、劳工退休基金等（可供证券投资而尚未投资的部分）。我国台湾地区之所以选择利用公共基金而放弃财政拨款的形式，主要是为了绕开相对繁杂的预算程序，给予“安定基金”资金筹措上的灵活性和便捷性。

介入时点：什么情况下才能调动入市

对于平准基金的介入时点，一般只有定性的规定，没有量化的标准。平准基金入场干预的时点至关重要，入场过早，会阻碍市场自我调节机制，造成不必要的恐慌，且可能出现较大亏损；入场过晚，可能会错过救市黄金窗口，危害已然发生并扩大。

既然介入时点如此重要，那要不要设立一套明确的量化标准规定平准基金的入场条件？例如，半年内跌幅超过50%，或者连续两周跌幅超20%等。事实上，从境外实践看，各主要经济体普遍还是以定性标准为主，并没有明确的量化标准。如规定因海内外重大事件、国际资金大幅移动，显著影响民众信心，导致资本市场有失序风险时，平准基金可以进行托底救市。一方面，设置量化标准容易引发道德风险。投资者明确预期到市场只要达到一定跌幅，政府必然出来“买单”，因此会进行更加激进的投机行为，拉高市场风险偏好导致风险积压。另一方面，量化标准很难适应时刻变化的经济环境，若标准过于宽松，则入场过早，若标准过于严苛，则入场过晚。

买入标的和操作：如何防止寻租和利益输送

平准基金的买入标的主要是权重股或跟踪指数的ETF。一方面，购买非指数成分股，容易引起不公平交易和利益输送问题。例如，我国台湾地区2008年救市时，“安定基金”购入兆赫、友讯、东联等非指数成分股，购入金额亦与市值不成比例，引发市场质疑。另一方面，权重股拉抬股指的效果更好，更容易扭转悲观预期，起到托底止跌的作用。2010年以来，日本央行长期干预，大举购买跟踪东证指数和日经225指数的ETF，叠加安倍政府较有力的经济举措，日本股市从2013年起开启十年长牛行情，日经指数从不足10000点水平涨至2024年初40000点以上，累计涨幅超300%。

平准基金的操作应做到事前保密，事后公开。从境外案例看，平准基金操作过程中，往往仅在事前公布基金规模，起到引导预期的作用，而具体标的和进场日期都是保密的。如我国台湾地区的《“国家金融安定基金”设置及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基金管理委员会委员、执行秘书与工作人员、接受委托的专业机构从业人员，对操作计划应保密。若违反该规定，将被处以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1000万新台币罚金。而在操作完成后，为保证透明度，应将平准基金的操作绩效、过程及选股标的予以披露。例如我国台湾地区要求，“安定基金”应于完成任务后三个月内将运用资金额度以及相关评估报告送“立法院”。

退出机制：如何防止市场扭曲

除了日本，大部分经济体平准基金都会安排退出机制，在市场企稳上涨时缓慢退出，以减少市场扭曲。平准基金长期、大规模连续性干预市场，会削弱市场价格发现功能，造成市场扭曲，因此退出机制至关重要。

一是退出时点一般选在市场企稳或上涨时，以求尽量回收救市期间的投入资金。

二是退出方式主要是直接减持或发行指数基金。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做法就是在股市上行期逐步售出股票。我国香港地区则采取发行指数基金的方式退出，1999年11月，香港成立盈富基金，接受投资者现金认购，然后再从外汇基金中买回一篮子股票，从而将官股平稳转交回投资者手中。2022年，该基金完成最后一批待沽基金单位认购，历时4年，回报率超83%。

三是退出节奏较慢，时间较长，一般在5年以上。美国方面，救市基金存续期约4年。2008年美联储、财政部及大型银行联合救市，2012年3月美国财政部宣布已完成出售其所持有的住房抵押贷款证券。日本方面，早期设立的共同证券基金存续期约7年（时间跨度1964-1971年），证券保有组合基金存续期约4年（时间跨度1965-1969年）。韩国方面，1990年金融机构筹集成立的股市稳定基金至1996年解散，历时6年；2003年韩交所等成立的投资基金，在2006到2007年间卖出，历时约4年。

实施效果：短期有效，长期仍取决于基本面

短期来看，平准基金通过恰当的入场时机和足够的买入力度，能有效地为市场提供流动性，恢复投资者信心，从而促使股市企稳回升。例如，1995年日本股灾时期，日本股市安定基金入市后，市场很快得到企稳。

长期来看，上市公司股价由盈利能力决定，最终仍取决于经济基本面的成色。平准基金更多用于应对非经济冲击引发的市场下跌，当市场因经济疲软而震荡时，平准基金往往只能短期抬升股指，无法扭转下跌趋势。这时更需要的是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助力实体经济企稳，提高企业盈利能力，方能实现长牛慢牛。以韩国为例，1990年5月设立股市稳定基金后，股市短暂反弹，但6-8月继续下跌24%。主要原因是当时韩国处在滞胀期，央行为控制通胀不断加息，制约了救市效果。2003年再度推出平准基金时，其效果明显好于1990年。主要原因是韩国政府在设立股市稳定基金的同时，还实施了一系列扩张性政策，包括扩大财政支出和降息等，促使经济增速筑底回升，助力了股市的逆转向上。

关于我国设立股市平准基金的构想

当前，我国资本市场已进入制度改革深水区，注册制走深走实的过程可能仍有“荆棘”，客观规律决定上市公司质量提升、投资者结构转变、市场生态重构的过程不会“一帆风顺”，市场波动在所难免。而股市平准基金作为逆周期调节的重要工具，可以和金融保障稳定基金形成共振，共同护航金融体系，为改革腾挪空间。特别是在当前市场交投较活跃的情况下，更应提前筹谋。为此，我们根据境外平准基金的实践经验，提出我国设立股市平准基金的构想。

先解决立法层面问题，赋予平准基金干预市场的法定权力

《金融稳定法》为股市平准基金出台打开了“口子”，或可进一步设立专门条款对平准基金进行原则性规定。2024年6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对金融稳定法草案进行了二次审议并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稳定法（草案二次审议稿）》。其中，第一章第二条规定“维护金融稳定的目标是保障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基础设施基本功能和服务的连续性……”。股市非理性暴跌属于市场风险范畴，这为利用平准基金干预市场提供了法律正当性依据。

授权国务院单独出台条例，明确制度细则，需处理好股市平准基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其他上位法的协调关系。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禁止任何人以下列手段操纵证券市场，其中包括单独或者通过合谋，集中资金优势、持股优势或者利用信息优势联合或者连续买卖。根据这一规定，平准基金入场救市客观上可能有操纵市场的嫌疑。反观境外，美国《1934年证券法》第三十六条（a）规定了一般豁免权，即出于公共利益需要，并与保护投资者利益相一致的行为可以不被认定为操纵市场。因此平准基金要顺利推出，需要对《证券法》中操纵市场行为作出一定的例外规定。

明确投资决策体系、资金规模等，减少寻租、利益输送等问题

第一，组织体系方面，可由证监会进行统一监管，同时设立专门的基金管理委员会负责运营，人员组成须包括证监会、财政部和央行任命的专员，上交所、深交所、北交所委派的专家，特聘的资深经济学家以及经验丰富的专业投资人员。

第二，资金规模方面，我国A股合计市值81.7万亿元（截至2025年4月9日收盘），根据境外经验，平准基金市值规模约在2%～6%，则适合我国的资金规模在1.6万亿元至5万亿元之间。

第三，资金来源方面，一是向大型商业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以及交易所等运行金融基础设施的机构借贷筹集，央行在此过程中提供再贷款等流动性支持；二是发行特别国债；三是其他财政资金，如计提一定比例证券交易印花税，或计提一定比例国有股转让过程中的溢价，这需要做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及各税收法律法规的协调。

至于能否以财政资金作为平准基金的来源，一方面是可能存在财政资金使用不公平的问题，即股市参与者只是部分群体而财政资金源自社会，另一方面可能存在资金亏损的问题。但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有主有次，而政策要服务于主要矛盾，要采取一系列制度设计尽可能规避和减少可能的副作用。当前我国经济处于周期性、结构性和外部性的冲击，恢复基础仍不牢固，居民和企业信心和预期不振，资本市场长期处于大起大落的状态。有必要提振资本市场价格、稳定房地产价格，修复居民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进而提振居民和企业信心和预期；同时，以股票市场为代表的直接融资体系，能够有力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股票市场的稳定也越来越重要。这不仅关乎2.2亿股民、7亿基民的财富，更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与每个人生活息息相关。因此，平准基金在当下具有一定“公共服务”的属性，救市能够产生较大的正外部性，财政资金也是一个可选的资金来源项，但以金融机构资金来源为首选，以更大力度凝聚共识，减少阻力和程序。

第四，投资标的方面，应以沪深300等主要宽基指数以及相关ETF为主。

第五，操作披露方面，一是平准基金入场操作前对外公布明确规模，以起到稳定信心的作用，但对买入标的、具体进场时间严格保密。二是完成任务后（如操作后三个月），应将平准基金的操作绩效、过程及选股标的予以披露。

第六，退出及考核方面，一是设立明确的退出机制。二是允许平准基金救市期间出现亏损。一方面，平准基金不同于社保、养老金等长期资金，其入市目的不在于保值增值，而是出于稳定市场的考虑，是以公共效益为先。提高对“亏损”的容忍度，可以减轻平准基金救市期间的“顾虑”，使得出手更果断，效果更明显。另一方面，平准基金一般在股市企稳上涨时期退出，境外经验显示，即使平准基金救市期间有“浮亏”，退出时基本能收回成本，并取得不错的收益。

（编辑 尚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