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18日，普京毫无悬念地高票当选俄联邦总统，开启了自己的第四任总统任期。自2000年首次当选总统之后，普京虽曾于2008年至2012年担任总理，但始终是俄罗斯实际的“当家人”。他一直将缔造强大的俄罗斯作为追求目标，在长期执政过程中屡遭重大挑战与挫折，却百折不挠、愈战愈勇，逐渐摸索出较为成熟的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方法，并在实践中取得了较好效果。在未来至少6年的执政期内，普京将领导俄罗斯沿着既定方向前行，其内外政策走向因此具有一定的可预见性。

坚持中央集权，完善发展模式

普京彻底放弃了叶利钦的全盘西化战略，开辟了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逐步建立以“中央集权、国家主义、主权民主、民族精神、市场经济、依法治国”为主要特征的发展模式。

“中央集权”主要表现为加强中央垂直权力体系。俄罗斯历史上从未实行过真正意义上的西方民主制度，民众一向崇尚权威，拥戴强有力的国家领导人。苏联解体后，叶利钦全盘复制的西方民主制度导致水土不服，产生严重后果：中央政府几近沦为资本寡头势力的傀儡；车臣分裂势力严重威胁国家安全；议会党派林立、相互倾轧，制约政府施政；地方势力坐大，联邦主体各行其是，不向中央缴税，甚至制定出与宪法相抵触的地方法律。普京就任总统伊始，俄罗斯政治动荡、经济衰退、社会混乱、主权受损、民心思定。残酷的现实深深教育了普京这名曾经的民主派精英，使他下决心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普京以坚定的意志和强有力的手腕整顿秩序，控制军队、警察等强力部门，加大对立法和司法系统的影响，并借其整肃寡头势力，铲除分裂势力，打击地方势力。普京通过出台《政党法》、推动党派重组等方法理顺了党派之间、政府与议会之间的关系。在全国划分联邦区和派驻联邦区总统全权代表，废除与中央法律不符的地方法。经过整顿，越来越多的政治势力聚集在普京周围，实现了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前所未有的政治稳定与统一。总统是中央垂直权力体系的中枢。普京组织亲信和国外公关专家组成公关团队，组织理论家研究“主权民主”等重要思想理论，扶植“纳什”、“青年禁卫军”等青年政治组织，极大地巩固了个人声望。

“国家主义”是自由主义的对立面，政治上主要表现为总统集权制和行政权力体系的加强，经济上主要表现为“国家资本主义”，即确保经济主权，政府一方面保持强大的国民经济调控能力和对战略性产业、资源和企业的管控能力，另一方面按照市场规律办事、推动经济增长，利用财税等经济杠杆使经济增长成果惠及民众。“国家主义”的要旨在于以国家总体利益为取向，发挥总统和中央政府的核心领导作用，避免国内资本势力和国际垄断资本势力坐大干政。

    “主权民主”强调不能照搬西方民主模式，不能简单化地评价人权，应尊重人民的文化传统和集体意识与诉求，保证国家安全与民生改善，使政府更加高效、廉洁和亲民。普京将“可控民主”视为主权民主的支柱，力求按照西式民主制度的游戏规则制衡反对派。他创建了俄第一大党——统一俄罗斯党，还创建和领导着俄最大的超党派政治联盟——“人民战线—为了俄罗斯”。普京推动俄罗斯生活党、祖国党和退休者党合并为公正俄罗斯党，使其成为“务实的反对党”和普京政权的支持力量，与同为左翼政党的俄联邦共产党争夺政治影响力和选票。普京对俄共还采取了拉拢措施，而具有鲜明民族主义色彩的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则被驯化。公正俄罗斯党、俄联邦共产党、俄罗斯自由民主党等主要政党虽然时常批评政府，但是与政府保持着默契，并且在很多治国理念上与政府相通，可被视为建设性的反对党。真正与政府水火不容的只有右翼事业党等力量弱小党派，而其在国内政治中已被边缘化，并遭到政府的严格管控。普京推行“可控民主”的主要举措还有：对地方适当放权，恢复地方行政长官直选；降低立法机构准入门槛，放宽政党注册登记限制；设立“非营利组织基金”，用资助方式使非营利组织为我所用；建立政府要员与反对派代表的对话渠道，给予反对派理性建言的机会。在确保可控性的前提下，2016年国家杜马选举恢复了复合式方式，一半议员名额由跨进杜马门槛的政党按比例分配，另一半由单席位选举产生。这使杜马具有代表性。

“民族精神”是指宏扬民族文化传统，加强民族凝聚力，强化国家认同，用爱国主义的旗帜凝聚人心。俄罗斯在历史上取得历次辉煌都离不开优秀民族文化传统的滋养。普京重视东正教传统在塑造民族精神中的作用，试图以东正教强化俄罗斯的民族特性，培养俄罗斯民众的集体主义精神，为民众承受压力和迎接挑战提供支撑。普京凝聚民族精神的举措为其所开创的发展模式注入了精神内核，也使其成为深得民心的精神之父。

 “依法治国”是指完善国家法律体系，通过法律规范政府和政治团体的行为。普京出身法学专业，对“依法治国”理解深刻、运用娴熟。普京获得了主要党派的支持，间接控制了国家立法机构，通过相关立法为政府施政提供法律依据和法律武器。例如，政府可依据《叛国罪法》、《网络黑名单法》、《非营利组织法》、“外国代理人法”等约束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的行为，依据《禁止国家官员及其配偶和未成年子女拥有海外资产法》等立法反腐败。“依法治国”使俄罗斯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帮助普京对政治生态进行软控制和提高政治文明水平，有力打击了敌对势力将他妖魔化为“独裁者”的图谋。

 “市场经济”是在“国家主义”范畴下的可控市场经济。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作用的同时，政府对市场进行管控，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规避市场经济可能带来的外资垄断、价格和技术垄断、分配不公等弊端。普京推行的“市场经济”力求公平和效率兼顾，同时满足经济发展和民生建设的双重需求，社会各阶层都能接受，社会矛盾亦得到缓解。普京加强政府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整顿和加强国家财税体系，恢复对战略性产业、资源和企业的控制，建立稳定基金（储备基金和国家福利基金），促进民生建设。普京严厉打击贪污腐败和渎职行为，惩治违法政府官员，建立健全监督机制，为政府更好履职以及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经过治理，俄罗斯营商环境不断改善，市场活力得到加强。

在普京的治理下，俄罗斯政治和社会较为稳定，国民经济在2000年之后出现多年快速增长，居民生活水平持续上升。2007年俄罗斯名义GDP达到1.25万亿美元，上升到世界第七位。2014年之后，俄罗斯遭受了国际油价大幅下跌和西方经济制裁双重打击，但俄罗斯的发展模式显示出惊人的抗压能力，俄罗斯政治、经济和社会依然保持稳定，普京个人威望居高不下。俄罗斯在乌克兰和叙利亚等问题上赢得了主动的同时，还改善了国民经济结构，并在2017年实现恢复性增长，成为世界武器出口、能源出口、粮食出口大国。当然，普京的发展模式也存在不少问题，比如官僚主义、腐败等问题的根子尚在，市场仍缺少活力。在外部压力得到有效缓解的情况下，普京有可能在下一任期内加大改革力度，在不触及发展模式总体框架的情况下不断对其进行完善，着力培养具有专业背景和国际化视野的年轻人，并逐步用其替换政府高层的老战友。

巩固大国地位  平衡对外政策

    俄罗斯大国意识与爱国传统和东正教救世情怀密不可分，早已融入民族血液。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国力衰落，曾一度沦落为西方的“小伙伴”和二流国家，民众饱受屈辱，奋发图强成为民族心声。普京顺应民意，执政之初便强调：“俄罗斯惟一现实的选择是做强国，做强大而自信的国家。”

普京确立了成为未来多极化世界重要一极的战略目标，凸显出维护国家利益和大国地位的坚定性、灵活性、战略性、全局性，彰显出战略胆识、坚强意志与高超艺术，采取了一系列战略举措：一是加强武装力量的建设。军人找回了久违的荣誉感，民众重新树立起自信，而普京作为世界第二大军事强国的领导人成为国际社会不可小觑的领袖。二是强化对独联体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一体化进程，将独联体打造为俄罗斯确立世界强国地位的战略依托。普京努力通过加强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欧亚经济联盟等组合的作用增加独联体国家在安全和经济等方面对俄罗斯的倚重，通过发挥俄族居民、俄语以及文化交流的作用增加独联体国家对俄罗斯的认同。三是面对西方的打压与遏制以斗争求生存，以博弈求合作，大胆使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权力，利用能源武器制约欧洲采取反俄政策，广泛介入国际事务和热点问题，迫使西方在叙利亚、伊核、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国际反恐等问题上不得不与俄合作。普京重视与西方国家争夺国际话语权，创新和传播“主权民主”等有别于西方的政治理念和价值观，打造“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等外宣旗舰，通过多元化的方法和手段塑造俄世界大国形象和自身大国领袖形象。四是与发展中国家加强合作，共同面对挑战和赢得发展机遇。普京非常重视上海合作组织、东盟、金砖国家机制，以及与中国等新兴大国和伊朗、委内瑞拉等能源大国的合作。

普京总统执政初期也曾推行亲西方外交政策，试图通过支持美国发动的“反恐战争”赢得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认同和接纳，从而赢取世界大国地位。俄美关系曾一度步入又一个“蜜月期”。2002年5月14日，北约19个成员国外长和俄罗斯外长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举行了北约－俄罗斯常设联合理事会会议，通过了建立新型关系的文件，以新建的“北约－俄罗斯理事会”取代“北约－俄罗斯常设联合理事会”，以平等合作的“20机制”取代“19+1机制”，并在军控、打击恐怖主义、处理地区危机等领域以“平等的伙伴关系”进行合作。

然而，俄罗斯与西方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俄罗斯政权不受制于国际垄断资本。国际垄断资本为征服俄罗斯，必须削弱俄罗斯中央权力，弱化俄罗斯的国际地位甚至肢解俄罗斯，具体表现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在2004年俄罗斯“别斯兰人质事件”中实行双重标准，无端指责俄罗斯的反恐行动，并不断在格鲁吉亚、乌克兰等独联体国家策动“颜色革命”，同时继续推动北约东扩。俄罗斯《政治杂志》主编彼得·阿科波夫指出，“俄罗斯对抗的并不是美国本身，而是超国家的世界精英通过美国实施的全球化政策。”[1] 普京融入西方的尝试不得不以失败告终。普京总统曾深有感触地说道，“俄罗斯从未是八国集团完整意义上的成员。比方说，外长会议仍旧是过去七国集团的形式，是没有俄罗斯的。”[2]

乌克兰事件爆发后，普京果断地将克里米亚收入囊中，利用东部乌克兰亲俄势力牵制乌克兰政府和欧盟。同时，军事介入叙利亚战争，保住了阿萨德政权以及本国在叙利亚安全利益，并有力地打击了“伊斯兰国”，缔造出新国际反恐统一战线。美国因此恼羞成怒，对俄强硬成为美国的“政治正确”。在美国压力下，欧洲国家加入制裁俄罗斯的行列。可以预见，普京任期内俄美关系不会发生实质性好转，激烈博弈将成为常态。俄罗斯与欧盟在能源、安全等领域有很多共同利益，都有改善关系的内在需求。但受美国因素制约，俄欧关系将在曲折和反复中艰难前行。

普京意识到，一味谋求融入西方不会被西方接纳，反而会使自己陷入被动局面。只有加大开拓东方的力度，才能赢得与西方开展博弈的筹码，并充分利用自身地跨欧亚大陆的地缘经济优势获得更多发展机会。“世界性力量与发展潜力正在分散化，向亚太地区转移”，俄罗斯需要搭乘亚太发展快车，抓住亚洲发展机遇。普京开始致力于构建有别于美国主导的单极全球化的多极世界，打造以俄罗斯为中心的“欧亚大陆联盟体系”，以大陆文明抗衡海洋文明，从而解决俄罗斯作为大陆国家的地缘安全问题。因此，俄罗斯逐步加大了融入亚太的力度，奉行东西方相对均衡的对外战略，通过加强中俄战略协作和推动欧亚大陆一体化强化大国地位。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奥多尔·卢基扬诺夫指出，“在21世纪，拥有3/4亚洲领土却什么事也不好好地做——这不是错误，而是犯罪。但我们的向东转不会很快或一帆风顺。必须改变观念，习惯俄罗斯既是亚洲国家也是欧洲国家的思维。”[3]

俄罗斯融入亚洲是全方位、多领域的。在东北亚方向，俄罗斯加大了开发远东及西伯利亚地区的力度，出台了一系列重大优惠政策，设立了远东发展部，在远东重镇符拉迪沃斯托克建立经济特区和自由港。在东南亚方向，俄罗斯加强与越南的关系，推动欧亚经济联盟与越南建立自贸区，积极发展与东盟的关系，于2016年在索契召开了俄罗斯与东盟国家领导人“10+1”峰会。在南亚方向，俄罗斯积极与印度发展关系，促成印度加入上合组织，推动欧亚经济联盟与印度开展自贸区谈判。

发展中俄关系，强化战略协作

历史经验表明，中俄和则两利、斗则两败。苏联解体后，中俄在战略方面的共同点或共通点不断增加：第一，战略处境相似。两国同处欧亚大陆，同为新兴大国、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国家、非西方大国、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战略处境的广泛相似性决定了战略利益的广泛相近性，为两国加强战略协作提供了重要的国家利益基础。第二，战略理念相同。两国在“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建立平等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国家关系，发挥联合国的作用，改造不公正、不合理的世界经济秩序、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以及打击“三股势力”、解决热点问题等方面都有着相同或相似的主张。第三，战略优势互补。中俄虽为邻国，但战略重心分别位于亚洲和欧洲，便于形成跨欧亚大陆战略协作。中俄在经济和安全方面各有侧重，能够形成互补关系，两国经济互补性亦非常明显。第四，战略协作机制完善。中俄已建立保障两国关系长期稳定、持续发展的各种协调机制，既包括增进互信、消除分歧的机制，也包括促进合作、协调行动的机制。其中作用最为突出的是：两国元首会晤机制、政府总理及各部门领导会晤机制、军事安全主管部门间的战略磋商与安全磋商机制、政府各部门合作委员会机制、能源合作谈判代表机制，以及议会、政党合作机制，公共外交机制，等等。

正是基于以上因素，无论国际环境如何变化，中俄关系始终顺利发展，这在两国关系历史上以及各自与其他世界大国关系中都非常少见。即使在最亲西方的叶利钦当政时期，中俄也建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并彻底解决了边界问题。普京总统对华同样非常友好，致力于发展中俄关系。就在俄罗斯与西方因为乌克兰危机和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而剑拔弩张之时，中国与俄罗斯签署了《关于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阶段的联合声明》，并在俄罗斯受西方制裁的情况下大力开展对俄经贸合作，使普京更为深刻地感受到中俄关系的重要性。在短期内与西方缓和关系无望以及俄罗斯对外战略“向东转”的情况下，普京对加强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寄予厚望，不断出台推动中俄战略协作的重大举措。俄罗斯向中国出口苏—35战机和S400防空系统等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为中资进入油气等战略资源领域龙头企业打开大门，与中国签署《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从而表达了对“一带一路”国际倡议的支持以及对中国进入被俄视为“后院”的中亚地区的认可。俄罗斯政府不断加强对中国和中俄关系的宣传，迅速增加了俄社会对华好感。“俄罗斯社会舆论基金会民调结果显示，多数俄罗斯公民认为中国已经成为对俄最友好的国家。在同俄罗斯拥有最友好和亲近关系的国家排名调查中，选择中国的受访者从2014年的54%上升至2017年的62%。受访者最看重中国在俄罗斯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48%受访者表示，同中国的合作对俄罗斯经济最重要；22%的受访者认为，俄中两国人民共同点最多，更容易找到共同语言、达成互相理解。”[4]

普京总统必然在未来任期中继续致力于发展中俄关系，重点在以下方面深化中俄战略协作:首先，共同致力于推动多极世界格局的早日形成，更好地发挥联合国的作用，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完善国际安全治理体系。其次，构建欧亚大陆新秩序，在支持“一带一路”国际倡议的同时，将加强与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框架下的战略协作，继续推动“大欧亚伙伴关系”，推动欧亚经济一体化进程，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稳定和解决地区热点问题，完善地区安全治理体系。中俄在阿富汗问题、朝鲜半岛问题上的合作将不断深化。最后，与中国在能源、金融、军工、高科技、信息、基础设施等影响地区乃至世界经济格局的关键经济领域加强战略合作。

综合判断，普京在未来总统任期中将面临经济增长乏力、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关系持续紧张等重大考验，但也拥有油气价格平稳回升、经济结构不断改善、国内政局稳定、与亚洲国家合作不断深化等有利条件。正所谓“上帝在为你关上一扇门，同时也为你打开一扇窗”。作为执政经验丰富且在拥有崇高声望的政治家和战略家，普京将引领俄罗斯这艘巨轮朝着既定方向坚定地开启新的航程。

                                              (编辑  杨利红)

2018年1月底，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国情咨文，强调中国和俄罗斯是挑战美国“利益、经济和价值观的对手”。结合2017年12月以来特朗普政府先后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2018美国国防战略报告》，可清晰感知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思维发生了重大变化，需引起高度警惕，防患于未然。

美战略竞争矛头直接转向应对中国和俄罗斯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强调其高举“美国优先”大旗，称中国和俄罗斯是“修正主义”强权，在世界范围内搞“修正主义”，力图共同改变美国治下的国际秩序；中国在中美关系的发展中并未按美国期望融入世界，反而成为有能力另立规则的“强权”；中国在与美国开展政治、经济、军事、网络、科技等方面竞争，导致战略失衡；中国通过不公平互惠、不讲规则的重商主义、掠夺性及腐败的方式在全球侵蚀美国的经济利益。报告提出美国要“提升竞争意识，应对这一挑战。”

《2018美国国防战略报告》更明确表示，“国家间战略竞争，而非反恐，是美国国家安全最主要的关切”，美国防部长马蒂斯使用“大国竞争”来解释这个概念。报告进一步指出，中俄这两个“修正主义”强权企图以“集权模式”来塑造世界，谋求“对他国经济、外交、安全决策的否决权”；中俄在享受现存国际体系好处的同时，谋求削弱国际秩序的“原则和规则”；中国正综合运用军事、影响力和掠夺性经济手段胁迫邻国，在印太地区“营造于其有利的秩序”；中国的近期目标是“谋求在印太地区称霸”，长远目标是“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霸权”。为此，报告确定了11项任务，践行“以实力求和平”原则，要求持续增加国防投入，建立“更加致命的武装力量”，提升美在陆海空天和网络空间等军事领域的竞争力，实现核武库现代化。同时，强化和扩大盟国体系，并为提升作战能力对国防部进行改革，进而达到“扩展竞争空间”，在美强敌弱的领域“主动对竞争对手发起挑战”的目的。

特朗普政府一再强调的国家安全主题，凸显强烈的地缘战略竞争意识，不仅将中俄并列为美在地缘政治、经济影响力和价值观层面的头号竞争对手，而且把中国列在首位，言辞尖利，这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几十年历史上实为罕见。

美国战略定型，中国是首要战略竞争者

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和快速发展，中国经济规模不断扩大，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且是世界少有的制造业门类齐全的国家。近几年中国倡导共建“一带一路”，“中巴经济走廊”等一大批沿线经济建设项目有序推进，不仅有利于打通中国与俄罗斯、中亚、西亚、中东乃至欧洲的路上通道，也将使经东南亚、南亚到欧洲和非洲的海上通道联接更加紧密，进而推动地缘政治与经济重心东移，带动欧亚大陆、印太弧形海洋边缘地带和非洲板块联动。此一进程势必促进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亚欧大国深度互动合作，2010年以来，我国已连续8年保持俄罗斯最大贸易伙伴地位；过去10年，中俄关系发展迅速，两国元首每年多次会晤，战略互动频繁。

近年来，美政府及战略界对中国崛起的影响倍加关注，焦虑感明显上升，只是受反恐战争影响，始终未能将主要关注点扭转过来。奥巴马政府试图“重返亚太”并营造TPP，主要目的即是对冲中国崛起带来的巨大影响。

特朗普上台后，谋求以“有原则的现实主义”落实“美国优先”口号，重新评估国家安全战略，关注的重点集中在应对中俄拉近，特别是中国崛起对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挑战。过去一年，特朗普处理对华关系采取两手策略：一方面与中国高层接触，深入摸底。2017年4月邀请习近平主席赴海湖庄园会晤，同年11月来华访问，详细了解我国治国方针和全球治理观念；二是与中国建立政治安全、经济贸易、执法与网络安全、人文交流等四个领域对话机制，在工作层面评估我国政策趋向及影响。另一方面，着重就朝核、经贸、南海、网络安全等美国关切的问题对中国施压，从战略层面对我边接触、边评估、边定位，而战略竞争始终是对华战略焦点。

2001年小布什上台初期，曾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但此概念很快被“911事件”和美国反恐战争淡化。现在特朗普在访华后旧话重提，显示出美认为已摸清我底数，即：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不仅不会改变，而且随着建设“一带一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模式与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理念，将对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产生巨大冲击。事实上，美《国防战略报告》草稿中就曾有“世界上不存在‘全球共同体’”的说法，显见美国致力于与中国战略竞争是特朗普政府对华评估的结论性看法和对策。

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原则影响力在抬头

特朗普靠民粹主义上台，始终未摆平共和党大佬们，与民主党争斗更趋白热化，新年伊始竟闹到政府关门的地步；当初辅佐特朗普的弗林、普里伯斯、班农等相继离去，受“通俄门”影响，特朗普在对华政策上倚重的女婿库什纳也将离开白宫；迄今，特朗普未搞好与主流媒体的关系，主流媒体抓住“通俄门”不放，暗示特朗普“精神不正常”。最新民调显示，特朗普支持率仅39%，是执政满一年后最不得民心的总统。

鉴此，特朗普虽通过减税法案，使美国经济发展保持了3%的增长，失业率下降，初步夯实经济基础，但“特朗普革命”的政治基础弱化，使其在安全和外交政策领域，更多地受到体制内保守强硬势力的影响。美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麦克马斯特是现役中将，主持对美国家安全战略的评估。他长期主张对华强硬，认为中国在南海的行为是“以损害美国及他国利益的方式扩张领土”，指责中国以网络攻击、信息战和经济手段“削弱二战后的地区经济秩序”；负责战略的国家安全事务副顾问纳迪娅·谢德洛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主要撰写人，她是苏解体后美国防部首个主管乌克兰事务的官员。其在进入白宫之前就以“欢迎竞争”为题，大声疾呼美外交、外援、发展、法治等各个领域都应做好准备，“主动塑造”来自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的竞争；美国防部长马蒂斯是退役海军陆战队上将，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从事安全战略研究时，就呼吁对中国在南海“以强凌弱”的行径采取“反制措施”，称中、俄、伊正以“毁灭他国主权方式来满足自己的主权要求”，这与美国防战略报告的主题完全一致；最近，主张发展对台关系的美国2049项目研究所所长薛瑞福重回国防部，任负责亚太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其长期在幕后推动美台关系，表示美要“准备好在与中国的长期战略竞争中占上风”。这批官员长期任职国防领域，或从事国家安全战略研究，经历过“冷战”，政治上明确支持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原则；长期参与大国竞争讨论，尤其对中国崛起和中俄关系发展保持高度警惕；笃信现实主义地缘政治学说，赞成推进以美为首的盟国体系对我进行牵掣。胡佛研究所是老牌的保守派战略研究大本营，2049项目研究所更是针对中国特别定制的研究机构。近期，特朗普的新年度预算拟进一步增加军费，有评论说这是国防部长马蒂斯的“胜利”，也预示着“军事优先”是“美国优先”的重要支柱。

中国发展面临美国全方位压力

美苏“冷战”的战略竞争离中国并不遥远，当时美国倾国力与苏联展开军备竞赛，辅之以意识形态竞争，苏联最终被拖垮解体，美国赢得“冷战”。中国经过40年改革开放，国力和影响力显著提升。现在特朗普政府打出“战略竞争”这张牌，美国显现出要倾国之力与我进行冷战式的全方位战略博弈趋向。近期看，美在三个方面将对我加大压力。

其一，加大国防投入，谋求以绝对军事、技术优势遏止中国崛起势头。美国2018年度国防授权法案通过的军事预算已达7000亿美元，据传特朗普拟提出的2019年度国防预算将进一步增长。这些经费将被用来整合美军联合作战能力，提升军事技术水平，以压制中俄并打赢反恐战争。考虑到我国与美国人均GDP之比约为1:6，美国进一步加大军事投入仍有相当潜力。可以预见，美将刻意营造“冷战”军备竞赛氛围，谋求拉大与我军事技术差距，强化对我技术封锁，干扰我国防发展，进而迫使中国卷入军备竞赛。

其二，着眼经贸领域打击限制，削弱中国长期发展的基础。美将中国定位为“掠夺性的计划经济”，谋求通过调查、制裁、罚款等手段惩罚中国“不公平”贸易和“窃取”知识产权行为，并以国家安全为由，阻碍中国企业投资美国信息产业和相关实体经济。随着战略竞争升级，中美正常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有可能受到愈加明显的阻碍，“压舱石”晃动会加大。最近特朗普对TPP态度放缓，也预示着美不会放过在经济合作领域将中国排除在外的任何机会。

其三，加大地缘政治压力，压缩中国发展战略空间。一是加强美国单边军事存在。美海外军事力量的近60%在印太地区，近期美太平洋舰队第三和第七舰队互动频繁，已将第三舰队卡尔·文森号航母战斗群、载有F35B隐形战机的黄蜂号两栖攻击舰派到西太平洋巡航，补充第七舰队里根号航母战斗群的不足，两舰队联合发力渐成常态。同时美还在日本岩国基地部署大量F35B隐形战机。二是夯实盟友，扩大伙伴关系。以朝核问题为由，打开对日军事管控的“瓶盖”，售日F35A隐形战机；鼓励日、澳参与南海巡航；与越南就使用岘港达成意向性协议；谋求推进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合作，特别是将印太结合部的印度作为重要战略抓手，强化防务合作。三是有意让台湾问题浮出水面，谋求强化人员往来和军事关系，为制衡中国留一手。美遏制我崛起势头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力，威胁中国战略通道安全的意图不言自明。

保持战略定力，全力推进中国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九大已为中国未来发展确定目标，指明方向。中国着眼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将把“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一项重要国策推进。面对美全面战略竞争态势，中国需冷静观察，不为所动，砥砺前行，谋势而为。

其一，保持战略定力，仔细观察美内外动向。一看特朗普政治掌控能力。目前特朗普政府体制内精英影响力提升，安全、外交、财政团队运作越来越默契，共同推进“美国优先”战略；但两党矛盾的激化、“通俄门”案件、中期选举将考验特朗普的政治掌控力。二看美经济发展趋向。特朗普的减税政策初见成效，逐渐向好的趋势发展。苹果、埃克森、克莱斯勒等美大企业纷纷将境外资金和实体移回美国。今后美还将投入1.5万亿美元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近期美刻意压低美元汇率，对我外贸影响将逐渐显现，30年前的日本“广场协议”效应亦应引起高度警惕。三看美盟国支持力度。美强化与我战略竞争，虽财力及反恐有力不从心之处，但强军方向已明，并获国会支持。然而，盟国及伙伴国能否给力并不确定，在印太地区，潜在的盟友如印度历来在战略上“脚踩两支船”，美传统盟友和伙伴国对与中国竞争亦各有算盘。

其二，坚持中国既定方针不动摇，集中精力谋改革发展，要义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党的领导，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因此，坚持国家发展既定目标绝不能出现丝毫动摇，国防建设要为保卫国家发展利益保驾护航，按自己的需要和节奏加大投入，争取在关键点上实现突破，但应坚决避免像苏联那样卷入军备竞赛。

其三，排除干扰，以合作共赢精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长期战略任务，地缘风险和经济压力很大，对此不应抱不切实际的幻想。中国应充分调动国内各方积极性，有重点地与沿线国家发展战略对接，用好亚投行、金砖银行、丝路基金以及国际金融机构的资金，规范落地，强化监管，争取尽早取得有说服力的早期收获。同时，采取有效措施吸引美及盟国企业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提高对其政府的吸引力。外交、军队、经济、情报等部门应强化部门间协作，将美制造地缘压力的影响降到最低。

其四，以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塑造新一轮全球化大势，拉高美国战略竞争成本。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我国要像重视经济建设一样，运用综合实力推动共同体建设，强化文化软实力，“一带一路”建设项目发展到哪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应在哪里落地，辅之以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建设和扶贫、慈善事业，推进与沿线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理念融合，推动形成全球治理新时代的大势。届时，美国所谓“有原则现实主义”的战略竞争理念将在这个大势面前显得苍白无力，落后且落伍，更难成气候。

                                              （编辑　迟晨光）

自2017年以来，先后有人身着二战日军军服，有计划、有组织地在上海四行仓库、南京紫金山、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等重要的抗日战争纪念地留影、录制视频寻衅滋事，被网友举报后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今年两会期间，外交部部长王毅在记者会上斥之为民族的“败类”，有政协委员亦联名提案将此类行为入刑。

“精日”这种互联网文化“暗流”的思想是出于何种思维，以及这种思维由“暗”转“明”、化为公开行动的多层次原因是什么，舆情事件背后的成因值得分析和关注。

“精日”来自哪里

上述这些公开行动的人被通俗地称为“精日”，即“精神日本人”，原本是互联网语境中爱好日本亚文化的小圈子使用的一个讽刺用语。其涵义简单来说就是：大部分人将消费日本产品和爱好日本文化作为一种单纯的生活休闲，与更高层次的身份认同和社会原则并无直接联系；但有一部分人却将对消费的产地偏好与民族身份认同联系起来，建立“产品优劣=民族性优劣”的等式，把单纯的消费行为转化为对中国人身份的排斥和对民族的仇视；将其行动进一步升级，就是赞美军国主义，接纳日本右翼史观。

2015年前后，崇尚军国主义的“精日”开始走出互联网，他们挑衅性地身着日本二战军服出现在国内亚文化爱好者的公共场合，后被在场的其他参与群众举报。2017年，“精日（寇）”曾在某人群聚集的高铁站公然招摇，引发群众激愤，对现实社会秩序和群众人身安全造成了不良影响。

由于亚文化圈子较为小众，这些行为的影响在当时并未被扩大。直到这次公然在抗日战争纪念地的寻衅行为发生，才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精日（寇）”的公开行为反映出，一些原本潜伏在互联网文化缝隙中的碎片化的暗流，已经采取公开行动，直接对公共舆论和社会道德进行扰乱。

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贺云翱指出，应该将此类人群更精确地称为“精日寇”，以便与普通的日本文化产品消费者区分开来。值得注意的是，首先发现“精日（寇）”的行为并自觉举报和抵制的，正是一般的日本文化爱好者。

“精日（寇）”的思维构成

“精日（寇）”的思维一方面与个体性格的偏执、反社会、缺乏底线意识紧密相关，同时也明显受到言论空间中长期发酵的一些负面思想暗流的影响。“精日（寇）”思维行成的来源，首先是在面对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以及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些问题时，因为认识失当而产生的“逆向民族主义”极端情绪；其次是在互联网空间与日本“网络右翼”的接触有关；还受到日本官方有意识的对外宣传的影响。

 “逆向民族主义”的传播

“逆向民族主义”是舆论空间中一种通俗称谓，不是学术定义，一般泛指某民族成员精神上自我认同为另一民族成员，并在此基础上以极端方式对本民族进行整体和根本上的否定。这是在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发展程度差异的情况下在一部分人群中产生的一种负面情绪。

从中日甲午战争开始，沉睡的中国遭受到强烈的“日本冲击”，除了激发出抗击侵略者的民族意识外，“以日为师”也成为近代中国图强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思潮。日本的“现代化”进程先于中国，向日本学习的情绪整体是积极的，但同时也在局部产生畏日和自卑情绪。这种情绪在日本侵略中国时，不论在精英还是底层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甚至一些原本才华横溢、受人尊重的精英知识分子沦为汉奸。而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中，由于地理上接近、历史上纠葛，再加上被国际上视为同属于“东亚文化圈”，中日的现代化发展就不可避免地被放在一起比较，“日本”也就成为中国认识自我发展状况的一种参照物。

客观上说，战后日本的发展和治理经验确有许多值得中国借鉴之处，国人就事论事，对照自身不足并努力补齐，可以成为推动个人和国家发展的心理动力。然而，也有一部分人将中日间的差距“极端化”，陷入了“逆向民族主义”，对中日发展程度和专长领域上的差异加以夸大甚至捏造，最终落脚到根本否定中国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正当性乃至“民族性”上。

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一些蕴含有“逆向民族主义”倾向的信息就通过纸质出版物传播，这类思想大多利用当时普通民众信息获取渠道不丰富的空子，夸大甚至编造统计数据、研究成果、个人经历等，而这些信息往往表现为难以理性辨别真假、极易煽动感性情绪的“小故事”，借以强调中日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除非改变“民族性”，改变发展道路才可能弥补。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这些“小故事”又改头换面进一步传播，但由于较之以往，民众获取信息的渠道已大为畅通和多元化，这些以特殊性代替一般性的狭隘信息常常受到理性质疑，已不可能形成广泛的影响。然而，由于受众规模庞大，加上一些“意见领袖”也主动传播，这类信息仍然具有一定的市场。在涉及到侵略战争的问题上，所谓“崖山之后无中国”、“日本建设东北”、“南京大屠杀不存在”、“参与南京大屠杀的军队主要不是由日本人构成” 之类信息垃圾不时冒头，这些言论或者断章取义、歪曲理解，或者移花接木甚至纯属捏造，但国内舆论界却任其自由传播，缺乏有力的反击和控制传播。

和日本“网络右翼”思维的联动

日本互联网上“网络右翼”言论的传播，将部分受“逆向民族主义”思维影响的人引向赞扬“军国主义”的方向，催生了“精日（寇）”。日本“网络右翼”传播内容主要表现为将军国主义时期的制度、状况和人物浪漫化，同时将日本的“战败”和当前政治社会中的问题都归结到“外国人”身上，由此展开极端排外的言论传播和公开行动。①为了防止军国主义复苏的危险——尤其是在政治上层改造不彻底的情况下，日本在战后对于教育、大众传媒和严肃出版物的内容审查和自我审查较为严格，但对于边缘的亚文化产品，尤其是对传播广泛但审查较难操作的日式动画和漫画的监管效能相对较低。正因为漫画和动画（特别是在非黄金时段播放，或者只以录像带和DVD形式出售的动画）创作是一个在大众眼中可以相对随意、充分“虚构”的空间，这就使得一些有意想要表达右翼的社会禁忌性内容，或者单纯只是想要反主流、“特立独行”的作者利用漫画和动画为工具，在作品中隐蔽地植入浪漫化军国主义和排外主义的内容，使得冷战结束后的一段时期，日本的右翼言论借着新的文化形态得以传播。

随着日本政坛保守主义倾向的发展，以麻生太郎和安倍晋三为代表的政治家开始注意到并有意识地利用亚文化中的这股负面暗流，一些作者的创作也从隐蔽植入升级到公开美化、宣扬的程度。这些作品内容和主旨多落脚于宣扬军人的“武士道精神”，或强调战争是出于被世界秩序压迫的“无奈”，或宣扬旧时代的“文明”，或对中韩等受害国进行或明或暗的丑化和抨击，来掩饰侵略者的罪恶和行为。当中有一些作品在创作技法上具有一定的水平，易于通过互联网向亚洲其它地区传播。就我国大陆而言，尽管多数人都能自觉地区分和抵制漫画和动画中的军国主义内容，但仍有极小部分人接受了右翼的“说教”，将这些内容与“逆向民族主义”思维结合起来，堕入了“精神日寇”的身份错乱中。日本时有一些右翼分子身着二战军服在靖国神社等敏感地带进行角色扮演，而国内“精日”行为即是对此进行仿效。

日本有意识的对外宣传的影响

“精日（寇）”思想的底色还与日本政府近年来日益升级的、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对外“价值观”宣传有关系，在这种有意识的宣传下，“精日（寇）”会与日本保守派的政策观点保持一致，例如对二战战争责任的否定，以及对钓鱼岛等中国领土（海）的要求等。

随着中国的高速发展和日本的相对停滞，这种“通俗易懂”的简单化构图就受到强烈挑战：如果中国发展程度超过日本（至少经济总量早已超越），那是否意味着日本的“民族性”同样陨落？于是，为了维持这种“日本优越感”，衍生出越来越多的“价值”表达：在高层政治层面，实权政治家毫不避讳地宣扬价值观外交、公开宣称组建“自由与繁荣之弧”对中国形成“包围网”；在大众传媒层面，“伪劣产品”和“暴发户”成为中国报道中最常见的刻板形象，着力塑造一个整体道德价值上怪异的、落后的他者；在草根层面，排外的“网络右翼”与越来越右倾保守化的政治遥相呼应。与这种国内政治形势相呼应，受经费支持的日本官方和准官方开设的中文网站、中文社交媒体账号等也在进行着相应的宣传。此类宣传的影响范围通常不广，但为部分“逆向民族主义者”提供了辩论资源，“坚定”了他们的倾向。

“精日（寇）”行动升级的原因

在互联网文化的边缘黑暗地带孵化出的“精日（寇）”的思维，之所以从一种“偏执”的个体思维转变成公开挑衅的小型集体行动，与一些因素有关，分别是：全球性的“后真相（post-truth）时代”传媒危机；互联网的集聚和放大效应；现有的法律和社会治理对过于超脱常识的行为缺乏应对机制。

首先，在互联网时代，尤其是在以社交媒体盛行为特征的Web2.0时代，每个单独的个体都不仅是信息的接受者，也是信息的生产者。这有利于促进信息的多元化和个人的主体性；但它也存在消极的一面，就是可能会使偏执的情绪取代公共性和客观事实。2016年，美国大选、英国脱欧等大事件给发达国家的传媒范式带来普遍性的危机，这种危机被称为“后真相”，是指“一些人为了自身利益，无视客观事实，盲目迎合受众的情绪与心理，使用断言、猜测、感觉等表达方式，强化、极化某种特定观点，攻讦抹黑对手，或博取眼球效应和支持率。在西方传统主流媒体影响力下降的情况下，受众很难以个人能力辨别各种观点的真假，反而比较容易接受社交媒体圈子中散播的情绪和偏见，从而作出与事实差距较大的主观判断。”①

由于中国与西方国家发展阶段不同、国情有异，不能将“后真相时代”简单套用在中国的舆论环境中。但是，“后真相时代”带来的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紊乱，使得极端思想拥有了很大的空间和市场，这些思想通过互联网传播，就会导致一些对社会认知不成熟、信息获取较为片面的网民将这些极端思想作为“发达国家文明”来接受，并以此否定中国社会的基本原则。

其次，互联网产品的一些技术层面的设置，客观上具有集聚和放大负面信息的效应。在互联网时代之前，歪曲的、极端化的信息在社会文化空间一直存在，但这些信息基本是作为个人隐秘的、非公开的趣味而存在，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很难找到愿意公开交流的对象，阅读者也不会积极将这些极端信息带入到公共的讨论中。然而，互联网使得最私密、最反常识、最边缘化和挑战底线的知识也能够简单地找到交流的对象，并形成一个自我封闭和自我生产的小圈子，进而将个人化的情绪虚构成一个集体的“道理”。例如网络社区“百度贴吧”的“日本之家”吧就是一个较为知名的“精日（寇）”聚集地。由于百度贴吧具有用户规模大、来源多样、分布广泛等特征，个体性的“精日（寇）”寻求到有共同情绪的对象并不困难。与此同时，由于百度贴吧的技术属性中强调“吧主”（子社区的管理员）对该子社区的支配和主导权，因此，只需一个“精日（寇）”吧主就可以简单地创造一个仅供“精日（寇）”共享的排他性的空间，并逐渐清除掉“正常”的文化爱好者。于是，在这个封闭空间内，同质性的美化军国主义、宣扬软色情、攻击社会的言论循环流通，并不断地被进一步“发展”和“生产”，从而将偏执情绪塑造成了一个“强大”的“共识”性假象，这是他们走出网络在现实中寻衅滋事的关键心理动力。2017年和2018年几次挑衅活动中的“精日”组织成员都来自不同地域，就是借助了互联网的集聚效应。

第三，一般性的法律和社会治理机制对这种行为缺乏有效的应对和遏制措施，从而导致“精日（寇）”挑衅社会的成本极低，客观助长其行动不断升级。早在数年前，就有“精日（寇）”身着二战日军军服在国内动漫展上出没，并作出一些挑衅动作。当时即有参加活动的群众对其拍照并向主办方举报。但当时主办方作为小型商业机构，顾虑事情闹大对活动本身造成影响，采取了息事宁人的做法。2017年“精日（寇）”在上海四行仓库穿日本军装拍照，政府和群众尽管愤怒，管理部门却只对其中几名成员进行数日的行政拘留，并以训导教育为主。2018年在南京紫金山活动的“精日（寇）”来自同样一个小圈子。从2017年上海的深夜简单拍摄到2018年南京的白天拍摄大量照片，“精日（寇）”的行动呈现出明显的升级趋势。行政拘留和教育非但没有起到震慑作用，反而成为了他们在封闭的小群体内“炫耀”的资本。

当今年两会的政协委员提出将“精日（寇）”入刑的提案时，在公共舆论中间激起了相当正面的反响。一小撮“精日（寇）”分子的言论和行为已经受到广泛的谴责和唾弃，而肃清“逆向民族主义”阴影，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编辑  迟晨光）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办好农村的事情，实现乡村振兴，关键在党，必须加强和改善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这的确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我走访了一些实践经验丰富的乡村干部，大家一致认为，加强和改善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一要靠集体所有制，二要坚持乡村自治原则。

只有集体所有制，才能把广大农民组织起来

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发展方向，不仅应该包括关键生产资料的所有，也应该包括主要劳动成果的分配。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底线，放弃这一底线就等于放弃集体所有制；而停留在这一底线，集体经济也难以壮大。习总书记多次强调不能把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并指出农业合作社是未来发展的方向。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也把集体经济摆在突出的位置。

历史实践表明，只有集体所有制才能把广大农民组织起来。不少人将前30年的农村集体经济看得一无是处。尽管当时存在不少管理上的问题，但这一时期集体经济的发展所体现的优越性也不应否认。这一时期，我国农业发展的成就明显超过了以往的土地私有制时代，改变了旧中国农村延续千年的落后面貌。一是农田基本建设改良了土壤，把大面积的荒沙地变成了沃土，盐碱地变成了良田。二是对全国江河进行了全面治理，先后建成了8万多座大中小型水库，大大减轻了水旱灾害，变水患为水利，这是中国农业水利史最辉煌的时期。三是农业开始实现半机械化生产。四是农作物经过不断更新换代，逐步实现良种化，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主要农作物产量比五十年代末翻了一番，我国中部地区小麦亩产已达到600斤，玉米达到700多斤，水稻达到1100斤。集体经济的发展赋予农村基层组织号召力，培养了群众的集体主义思想，造就了一大批优秀干部。在此基础上，将旧时代一盘散沙的农民组织起来，凝聚起集体的力量，改善了农业基本生产条件，乃至创造了红旗渠这样的奇迹。

我国农村这一时期的发展成就，受到国外不少学者的积极评价。如美国康奈尔大学历史学家马克•塞尔顿指出：“1977年，中国人均占有耕地面积比印度少14%，而人均粮食生产却比印度高30%到40%，而且是把粮食以公平得多的方式分配到了比印度多出50%的人口手中。”

那个时期我国经济还是“一穷二白”，农业和农村发展所以能取得以上成就，正是当时的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经济的发展。是集体经济赋予农村基层组织号召力，培养了群众的集体主义思想，并造就了一大批优秀干部。在此基础上，才能将过去“一盘散沙”的农民组织起来，形成改造自然的强大力量。集体经济时期也是得农村社会秩序和社会治理最好的时期。

农村实行包产到户以来，农民个体生产积极性有了极大提高。但与此同时，由于农村集体经济虚化，农村经济社会也出现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另一方面，随着农业生产技术条件的改善和城市就业机会的吸引，大批农民外出打工，很多地方农村出现“空心化”问题。

同时我们也看到，少数农村因坚持集体经营，集体经济得到发展壮大，二三产业不断发展，多数农民留在本乡生产，收入得到提高，而且吸引了许多外来务工者。例如，小岗村曾三次派人去南街村参观并留言“学习南街村，壮大集体经济，走向共同富裕”。再如，贵州塘约村在灾后濒临绝境的情况下，村党支部带领村民重新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直至把外出打工的农民吸引回来，共同致富。这说明农民只有组织起来，才能激发农村的内生发展动力。分散的农民如果一味依靠国家补助或外来企业的恩赐，终究是扶不起来的。

只有依靠自治，才能充分尊重农民群众的首创精神

无论改革前还是改革后，各地农村都出现过一些先进典型，走在全国的前列。这些村的经验可以概括为：一靠集体所有制，二靠管理自治。河南省新乡市的刘庄村就是其中一例。

刘庄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就过上了比较富裕的生活。到2009年，刘庄集体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达23000元，村民享有住房、上学、医疗、用水、婚丧嫁娶用车等40多项免费福利，退休人员年退休金为6000-7200元，未成年人的生活补助还略高些。集体为全体村民规划建设了400套花园式别墅（平均建筑面积472平方米，人均120平方米），村民已全部入住。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目标，在那里已经成为现实。

刘庄的发展与史来贺这个优秀带头人是分不开的。然而刘庄的发展更离不开以下因素，这是史来贺去世后刘庄仍然保持健康发展的主要原因。首先，刘庄始终坚持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经营，集体经济不断壮大；其次，刘庄集体经济的管理始终坚持了自治原则，从日常管理到重大决策，一切从实际出发，从维护群众利益出发，不唯书、不唯上，因地制宜不跟风。从刘庄发展的一些事例中，可以看到他们坚持实事求是的宝贵品格。

——1956年初级社刚成立不久，上级指令刘庄所在的夏庄乡21个初级社合并成一个高级社，提名史来贺担任社长。史来贺则认为此时成立大社的条件不成熟，以村为单位建小社更有利，拒绝到任。于是“目无领导”、“本位主义”等等棍子打过来。这一年，当地遭遇多年不遇的涝灾，刘庄人在党支部领导下齐心协力生产自救，把上面不承认的高级社办得红红火火；而夏庄乡高级社因管理不力，生产遭受损失，不得不再以村为单位分为7个小社。

——“大跃进”时，公社布置各村放小麦高产“卫星”，要求挖地三尺，每亩上粪100车、下种150公斤，实现亩产小麦7.5万公斤，工作组坐镇刘庄催办。史来贺只是勉强同意搞3亩地试验，其他仍按原计划种植。结果3亩“卫星田”的收成连种子都没打够，但全社因“卫星田”种得少没有造成大的损失。

——“文革”期间，有人到刘庄煽风点火搞串联。史来贺规定“出外串联不记工分、不发盘缠，贴大字报集体不报销”；不理会“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等极“左”口号，带领群众抓生产，先后办起了机械厂、面粉厂、冰糕厂、食品加工厂等，逐步形成以工促农、以工养农、全面发展、五业兴旺的新格局。

——一个时期，各地大力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上面派工作组下来反复做工作，要刘庄分田到户。面对艰难的选择，史来贺组织社员回顾刘庄的发展历程，得出的结论是“分则不利，合则有力”。他认为三中全会的精神实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刘庄经济已经不再以传统农业为主，2/3的劳动力已转移到二三产业，集体经济雄厚，“一分了之”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经过广大社员讨论，决定土地不分到户，工厂不包给个人，并且成立了农工商联合社，实行“综合经营、专业生产、分级管理、奖惩联产”。在一片争议声中，刘庄人用自己的实践证明坚持集体经营的选择是正确的。

刘庄的发展历史说明，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坚持农村基层自治，才能因地制宜，才能保护和发扬农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才能避免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危害，发挥集体所有制的优越性。十九大报告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把自治放在重要位置。把握好这一原则，乡村治理必有重大突破，乡村振兴战略有希望。回顾中国农村六十多年的发展，加强和改善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必须坚持一靠集体所有制，二靠乡村自治的原则。什么时候坚持了这两个原则，农村就会出现好的势头，什么时候背离了这两个原则，农村就会出现乱象。

随着农村集体所有制不断虚化带来的种种问题，基层越来越多的干部群众意识到，人民公社时期的很多问题不是集体所有制所致，而是因为基层缺乏因地制宜的空间；农村改革初期农民生产热情之所以高涨，是因为农民获得了较多的自主权。但是，随着乡村基层自治权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集体所有也逐渐被虚化，如统一取消承包费、统一延长土地承包期，将导致“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矛盾激化，进而导致农村各自为政、一盘散沙的格局更加难以收拾。基层干部普遍认为，我们的土地政策如果不能确保村集体的所有权，大规模的群体事件很难避免，目前农民上访的起因大都是土地政策所致（内蒙古商都县失地农民群体事件就是一例）。这提醒我们，要重新审视现行土地政策。

关于加强和改善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的建议

第一，加强和改善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必须强化集体所有制。为此，政府管理重在守住集体所有底线和把握大方向，政府服务应重点为集体经济的存在、发展、壮大提供宽松环境。

第二，在坚持乡村党组织的领导和指导作用的前提下，将农村土地的经营权纳入乡村自治的范围。乡村振兴战略将自治摆在乡村治理体系的首位，乡村级组织应该拥有日常管理及部分重大决策的自主权。集体土地的经营权理应纳入乡村自治的范围。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克服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同时“破除一切束缚农民手脚的不合理限制和歧视”，做到“鼓励地方创新，尊重基层创造”。

                                              （编辑  苏歌）

机床工具行业自2011 年达到历史顶点之后，在国内外宏观经济不景气的影响下，出现了持续多年的下行态势，现在仍在底部运行。行业企业出现了经营难以为继的局面，最近几年一些重点企业倒闭关门，甚至一些著名的企业重组破产。

机床工具行业主要变化特征

在国内外宏观经济不景气的影响下，国内机床工具市场全面下滑，机床工具行业进入下行通道，总体上看，行业面临的形势日益严峻。因此，我们必须回归理性、回归常识，对机床工具行业的特点要有一个基本认识。这个行业不同于汽车等规模性扩张行业，在我国经济进入质量型发展的今天，单靠规模体量扩张的传统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必须依靠创新研发实力，通过技术攻关实现升级换代。同时，要摒弃通用机床传统的规模化制造观念，走定制化路线，才能实现企业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机床行业新的特征变化主要表现在：

第一，国内市场消费升级。2008-2011年，国家为应对金融危机实施了4万亿投资计划，在国内投资拉动下，2011年机床工具市场达到顶峰。此后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持续影响，国际经济贸易复苏乏力，国内重化工业投资热度逐步减退，中国制造业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国内机床消费市场呈现“消费总量减少，消费需求升级”的新特征。

自2011年达到历史峰值后，中国机床消费和生产规模呈现逐年下降的走势。根据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综合分析与测算，2011年中国机床消费额约为390.9亿美元，机床生产总值约为282.7亿美元。到2015年，国内机床消费和生产呈现趋稳和底部运行的状态，机床消费额约为275.0亿美元，生产值约为221.0亿美元。相比2011年的历史最高值，机床消费规模下降29.6%，机床生产规模下降21.8%。2016年，中国机床消费止跌趋稳，机床生产小幅回升。2017年中国机床消费和生产呈现进一步的恢复性增长，预计2017年全年消费额同比增速为7%左右，生产同比增速5%左右。

第二，行业企业分化加剧。在长达5年多的市场需求低迷和行业连续下行过程中，行业企业运行呈现明显的分化趋势。一些面向市场、贴近客户，能够针对经济新动能、市场新需求做出快速响应并主动落实转型升级措施的企业较早地止跌回升、逆势而上，经营效益突出。大多数受制于转型升级进程缓慢，较多依赖传统投资拉动的企业，则面临运行规模和质量双下降，以及经营困难日益加剧的不利局面。

根据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重点联系企业的统计数据，运行下降较大的2012年大约有80%的企业面临收入减少和利润下降；2016年后出现好转。截至2017年11月，收入减少的企业比例降至36.9%，收入同比下降的企业大多属于转型升级滞后、市场应对慢、历史包袱重的传统行业企业。

第三，国内外企业表现差异。2011年以来，进口机床虽然受到国内消费总量下降的影响而规模缩减，但由于进口机床主要面向国内中高端消费市场，在国内消费需求升级的拉动下呈现“下降迟、回升快”的特征。近七年间，只有2013、2015和2016三个年度的机床进口额呈现同比下降。2017年1-10月，机床进口额71.4亿美元，同比增长13.1%。进口来源地居前三位的分别是：日本34.9亿美元，同比增长21.0%；德国30.9亿美元，同比增长20.1%；台湾地区16.5亿美元，同比增长23.4%。

总体来看，当前机床行业处于机遇期，但风险挑战大于预期。从2017年进口数据看，进口机床回升的幅度和速度都远快于国内机床行业，对国内机床行业产生很大的竞争压力，对处于经营业绩下滑和亏损严重的国内机床制造企业更是雪上加霜，预计未来一段时期，仍将持续这种态势。美国、德国的今天可能就是中国的明天，中国制造的状态类似于1985-1995年的美国，那时的美国制造业低端产能向外转移，出现了大规模的兼并与重组。

相比之下，大多数欧洲企业以小型加工厂为主，企业员工多在百人左右，既有利于企业的定制化生产，又有利于企业的转型发展。而在国内，行业龙头沈阳机床、大连机床从2008年开始就走上了规模化、批量化的道路，现在则遇到了巨大的困难，证明了这条路是行不通的。例如，沈阳机床2017年前三季度亏损7.82亿元，银行贷款145亿元，资产负债率高达98.78%，但近期国家八部委联合出台的《沈阳机床改革方案》，为沈阳机床的发展提供了“喘息之机”；大连机床连续亏损，过百亿债务到期不能偿还；昆明机床已暂停上市。

整体而言，我国机床工具行业已经形成比较完整的产业体系，一直得到国家的重视和支持，特别是2009年开始实施数控机床重大专项，为行业提高创新能力、产业升级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目前一批成果在国家重点领域和重点工程得到应用。尽管机床工具行业的结构调整相对滞后于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甚至出现一定程度的投资过热和产能过剩，但庞大的产业规模也是产业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型的基础，行业创新发展具备较大的空间。

机床行业持续低迷的原因

机床行业为所有制造业提供加工设备，它的突出特点是小批量和定制化，不适宜规模化生产。由于市场规模有限且需求波动大，它本身就是不赚钱的行业，持续陷入低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行业发展导向出了问题。

第一，盲目扩建和投资，债务拖累，企业经营举步维艰。面对旺盛的市场需求，国内外投资大量涌入机床工具行业，新企业不断涌现，老企业纷纷扩能，全行业的生产能力快速扩张，重、大型机床制造能力的扩张尤为突出。比如，大连机床投入大量资金建设了四条机床产品大批量装配生产线，然而2011年市场需求突变，定制化产品需求增加，四条生产线基本处于停顿状态，形成大量产成品库存，导致企业资金链断裂。目前，已进入破产重组的汉川机床资产约18亿元，债务约15亿元，由于巨大的债务拖累，加之市场下行压力，企业经营陷入恶性循环。机床行业的结构调整势在必行。

第二，企业税费负担不断加大。目前企业的税费负担沉重，尤其是各项地方税/费、土地使用税等增加较快。在当前市场严重下滑的情况下，企业更难承受。以国内某工艺厂为例，2017年公司滚动功能部件产品销售收入2.075亿元，产品增值税率为17%，加上其他各类税负，需缴税额超过2500万元。对比大陆与台湾地区的税制：台湾地区的增值税是5%，大陆是17%；台湾地区的所得税是17%，大陆是25%，大陆还有很多税种，税负比台湾重很多。

第三，人才流失、断档严重。机床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对机床行业的知识积累，越是年代久远的企业，其积累的经验、数据、理论就越丰厚，这主要体现在企业研发人员、技师身上，特别是高档精密机床需要相当数量的高级技术队伍，人才的流失往往伴随着企业技术的流失。一方面因为机床行业利润低，薪酬分配不容易充分体现高级技术人才的贡献，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加入WTO，很多国外企业纷纷进驻中国市场，它们凭借技术、资金和管理等诸多优势，对我国企业从市场上进行打压，技术上进行封锁，尤其是在人力资源上形成了巨大的吸引力，中国企业的核心技术人才几乎单向流向外资企业。据了解，大连一家外商独资企业，一半以上的员工都来自大连机床。

人才的流失和企业效益每况愈下，形成了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愿意到制造企业就业，制造业成为人才净流出的行业。在生存、竞争压力以及薪酬差距影响下，机床企业吸引不到国家培育的研究型人才（硕士、博士等）和高级人才。由于机床市场需求锐减，企业效益大幅下降，员工的薪酬水平也长期处于较低水平。

第四，市场竞争日益加剧。在通用性产品领域，由于产能过剩和市场需求疲软，机床企业之间大打“价格战”，价格没有最低、只有更低。如今的“价格战”，已全面蔓延到了机床行业各细分领域，在库存压力之下，不少企业纷纷铤而走险。普通数控车床的价格也随之急剧下滑，市场上甚至出现了1.88万元的数控车床和2.88万元的线轨平床身数控车床。龙门加工中心、卧式加工中心等高端领域，也出现了平民化的廉价产品系列。“价格战”带给企业的肯定是“杀敌一千自伤八百”，产品销量虽然增长了许多，但利润却相差甚远，“价格战”毁掉的不仅是自己的利润，还摧毁了机床行业生态环境。

在中高端产品领域，以进口产品为主导，国产高端产品还要直面众多在华独资或控股企业的竞争。据不完全统计，机床工具行业外商在华独资或控股企业已有100多家，产品涵盖了数控机床所有品种，世界知名机床公司在华几乎都有生产基地。我国对外商在华投资数控机床产业几乎没有实行任何限制，这极大地压缩了国内机床产业的发展空间。

第五，资金紧张，融资困难。企业普遍面临贷款难、融资难的问题，并且贷款被核减额度、提高贷款利率等现象普遍存在。由于行业长期不景气，银行银根紧缩，加上原材料、人力成本不断提升，机床行业的利润空间越来越小。上游成本加大，下游产品价格不能同步，企业处于微利或亏损状态，很多企业的信用等级下降，因缺乏国家有针对性的政策支持，资金在利润的驱使下很难流向制造企业。高额贷款产生的高额成本、银行限贷严重制约了机床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同时，由于资金紧张，企业新产品研发受到制约，购置精密设备、建设核心精密车间和信息化系统的动力不足。国内某机床企业响应政府“主城区工业企业异地搬迁技改”的号召，但由于建设项目根据政府规划多次调整，从做增量（一期）调整为公司整体搬迁建设项目（二期、三期），导致公司自有资金不能支撑建设项目，目前一期收尾，二期、三期项目建设资金缺口超5亿元；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机床企业，由于人工成本上涨、企业税费重等原因，经营负担不断加大。

当前，机床工具市场需求总量明显减少、需求结构加速升级，行业企业运营分化加剧，部分企业经营困难，甚至难以为继。四川长征机床面临破产重组，长沙机床厂倒闭，三一重型机器有限公司退出机床业务，呼和浩特众环(集团)被迫停产又努力复产……

在市场变化这一强大外力的倒逼作用之下，也有一部分企业积极探索转型升级之路——结合自身优势重新确立了差异化发展战略。面对新的市场需求变化，它们把握技术发展趋势，及时调整经营策略，从供给端入手，深挖客户需求，研发相关产品，从而获得了新的发展动力。

机床行业转型发展的政策建议

数控机床作为工业母机，既是国家基础制造能力的综合体现，也是新时期先进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支撑。高端机床更是国家战略物资，其技术水平代表了国家工业化的水平，其兴衰成败直接关系到国家战略安全。建议对行业产品按技术水平或应用领域细分为：高端(尖端)产品、中高端产品以及通用产品三类，国家可根据不同类别产品的竞争特性及战略作用精准施策，给予持续的政策支持。

1、需要国家全力支持类——高端(尖端)产品：指在战略领域填补国内空白或国外对我国禁运且完全垄断，并形成直接竞争的机床装备。

2、市场主导、国家政策引导类——中高端机床装备：在重要应用领域与国外产品形成竞争的产品。

3、完全市场主导类产品——量大面广的通用机床装备：围绕用户工艺走定制化规模生产的路子。

具体政策建议：

第一，设立“机床产业紧急救助资金”。

当前，由于不能适应外部经济环境变化，以及企业本身重大战略决策不当等因素，个别机床企业现金流困难，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接近“破产重整”的边缘。对于其中有技术和产业实力、产品有市场的骨干企业，建议设立“机床产业紧急救助资金”，通过资本入股、业务重构等形式，推动企业重整，逐步恢复生产经营，从而达到保存行业骨干力量的战略目的。

第二，实施机床产业产权保护政策。

实施机床产业产权保护是国际工业强国的通行政策。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政府不允许本国机床工具骨干企业出售给中国（或被控股）、严格控制数控机床关键技术流出境外，实施高技术机床产品禁运等产业保护政策。鉴于目前我国机床行业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期，建议政府对其直接管辖的机床工具企业实施产权保护，不再允许机床工具骨干企业出售给境外资本或被境外资本控股；不再批准境外资本在我国境内设立控股的机床工具企业。

第三，采取积极的财政和金融政策扶持机床产业发展。

曾经实施的“国产数控机床增值税先征后返”政策是历年来国家扶持、培育国产数控机床产业最成功、最有效的政策。在国家经济和机床工具行业发展的新阶段，高档数控机床是国家安全和经济建设急需，并且需投入极大努力和资源的产品领域。建议有关部门参照“国产数控机床增值税先征后返”政策，针对高档数控机床设计实施新的税收优惠政策，以推进企业科技创新成果产业化，提高国产中高档数控机床的市场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

对于航空航天、国防军工和国家重点工程等领域采用国产自主品牌高档机床，其高档机床制造企业实行增值税“先征后返”；

对于国产自主品牌数控系统、机床关键功能部件和高档刀具等产品的直接制造企业实行增值税“零税率”；

对于机床工具行业骨干企业，享受国家规定的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同等标准，实施所得税率15%的优惠待遇；

对于机床工具行业重点骨干企业流动资金贷款、债券发行、创新资金投放、股票上市等，创造比较宽松的融资环境。

第四，采取有利于国产机床发展的进口税收政策。

当前，我国高档数控机床市场基本被国外企业垄断，进口量还在不断上升，对国产高档数控机床的发展造成严重威胁。在高档数控设备制造领域，大部分关键功能部件需要进口，企业采购成本高企，但国内许多制造企业无法享受进口零部件免税政策，而用户进口整机却可免税，使得国产高档数控设备在价格上处于劣势。还有一些企业有意提高技术指标，以符合进口免税清单要求，进一步助长了高档数控设备的进口势头。

近年来，通过重大专项攻关，国产高档数控机床的技术水平已有较大提高，但在市场竞争中仍处于萌芽和弱势地位，建议国家取消现行的有关机床进口环节关税和增值税免税的规定，所有机床类进口一律征收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为国内企业发展高档数控机床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同时，在现阶段有限期限内，恢复重大技术装备中高档数控机床发展所需配套的关键功能部件免征进口环节关税和增值税的有关规定，从而提高国产高档数控机床的竞争力。

第五，保护国产机床市场，鼓励采用国产数控设备。

近十多年来，由于进口机床价格一直处于高位，以及境外在华控股机床企业的强势扩展，国产机床市场面临严重挑战。保护和扩大国产机床的国内市场，就是保护我国机床行业发展的生命线。建议在战略性、支柱性产业等国家投资的项目中，鼓励优先采用国产自主品牌机床。进口机床实施专家审批制度，凡国内已经能够生产和使用的机床，不再批准进口。其次，由中央财政和各级地方政府扶持采用国产数控机床的技改项目，对采用国产数控设备的企业，在技改资金和税收上给予优惠，如提高技改资金贴息额度、免缴有关税收等。鼓励机床企业以自制高档数控设备进行技术改造，减免自制高档数控设备有关税收，以进一步验证科技创新成果、改进产品质量、加速产业化并形成示范效应。

内容提要：我国已经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需要合理与公平的收入分配格局与之相匹配。近年来，在发展阶段转变的客观作用和不断深化改革的主观努力下，我国收入分配格局呈现优化调整的积极变化，但依然存在不适应高质量发展的一些突出问题。在准确把握收入分配将趋势性改善的前提下，政府应适应性推进收入分配相关制度完善和消除政策扭曲，持续提高收入分配质量。具体包括：以消除分配不公为重点加快健全初次分配公平制度；以促进共享发展为重点加快健全再分配调节机制；以基础性制度改革为重点促进社会流动。

关键词：高质量发展  收入分配质量  收入分配改革 

高质量发展需要更加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这是基于经济发展出现的趋势性变化而做出的重大判断。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新发展理念的角度看，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

高质量发展应该涵盖经济发展质量、经济发展效率和经济发展动力三个方面，即全面提高经济各领域、各层面的素质，全面提高投入产出效率，全面提高要素对增长的驱动力。

收入分配质量应该是衡量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标。收入分配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发展质量、发展效率和发展动力，也直接影响到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高质量发展需要合理与公平的收入分配格局与之相匹配。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的收入分配提出新的要求，即“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高质量的收入分配要求推动形成合理的初次分配和公平的再分配，直观地看，就是要客观体现劳动、资本、知识、技术和管理等要素按市场评价的贡献与价值。“坚持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这实际上明确强调了，既要防止收入增长跟不上经济增长、劳动报酬提高滞后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情况，也要防止收入增长过度超前于经济增长、劳动报酬提高脱离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情形。这就意味着，适应高质量发展的收入分配制度，应该是在经济持续健康增长前提下的更趋合理与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

我国收入分配格局要进一步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

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变和社会的深刻变化，我国对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调整优化收入分配格局出现了积极的变化，但尚未形成合理的初次分配和公平的再分配格局。收入分配政策对不同群体的激励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存在不适应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

要素收入分配格局渐趋合理，但仍需进一步改善

劳动者报酬占比已开始趋势性回升。劳动者报酬占收入法GDP的比重被看作是反映一国（或经济体）要素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指标。改革开放以来大部分时间里，我国劳动者报酬占比呈现下降趋势。1990年劳动者报酬占比为53.4%，2010年降至45%。[1] “十二五”期间形势发生显著变化，2012年开始，劳动者报酬占比由降转升，之后继续保持上升势头，2016年已达到47.46%，较2012年提高了近1.9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劳动者报酬占比为47.89%，2016年小幅回调了0.43个百分点，但并不影响总体回升的趋势。

从国际比较看，我国劳动者报酬比重变化趋势与同等收入组国家基本一致。20世纪80年代以来，高收入、中高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组的劳动者报酬比重总体呈下降态势。我国劳动者报酬比重与中高收入国家组的变化最为接近，均呈现出总体下降但近年有所回升的趋势（见图1）。从变化的时点看，高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组的劳动者报酬比重在2009年前后开始回升，中高收入国家组于2012年开始回升，我国则于2013年开始回升，回升时点更接近中高收入国家组。从绝对水平看，以2014年为例，我国劳动者报酬占比为46.5%，高于同期意大利、韩国等发达国家以及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但与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仍然存在5个百分点左右的差距。

图1  1980-2014年中国与不同收入组国家劳动者报酬比重的比较

数据来源：联合国统计数据库。

劳动者报酬占比的变化与产业结构的变化和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有密切联系。2012年以来，我国从工业主导型经济转为服务业主导型经济，第三产业成为吸纳就业最多的部门，2016年吸纳了43.5%的就业。一般而言，服务业中劳动者报酬所占比重高于第二产业，越来越多劳动者在服务业就业为劳动者报酬保持与经济同步增长创造了条件。同时，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从2014年开始下降，截至2016年末，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2013年峰值时减少322万人。农业转移劳动力供给也在逐步减少。

实际上，相对于产业结构和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而言，要素收入分配格局中劳动者报酬占比的回升比较有限，其中存在着如劳动力市场不完善和相关制度不健全，造成劳动要素贡献不能按照市场机制获得充分评价，以及由于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制度成本的存在，导致劳动要素不能实现充分有效配置等问题。

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出现积极变化，但居民部门收入比重仍需提高

从初次分配格局看，近年居民部门收入份额显著回升。2008年之前，居民部门在初次分配格局中的占比总体呈现下降趋势，从1992年的66.1%下降到2008年的57.6%。但在2008年之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发生了趋势性变化，突出表现为居民部门占比由下降转为稳步回升。2015年居民部门所占比重回升到60.89%，较2008年提高了约3.3个百分点。同期，政府部门所占比重从14.1%提高到14.9%，企业部门所占比重从28.3%下降到24.1%，降低了4.2个百分点。

图3  我国初次收入分配格局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从再分配格局来看，近年居民部门比重上升态势明显。2008年以前，政府部门所占比重稳中有升，企业部门所占比重较大幅度上升，而居民部门所占比重则呈现较大幅度下降趋势。2008-2015年，居民部门所占比重从57.2%提高到61.6%，上升了4.4个百分点。同期，政府部门所占比重从18.3%小幅提高到18.6%，企业部门所占比重从24.5%降低到19.8%。

图4  我国再分配格局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对比初次分配格局和再分配格局，企业部门是收入转出方，政府和居民部门是收入转入方。但在2002-2010年，居民部门也成为收入转出方，初次分配的收入净转移给政府部门；2011年以来，这一态势得到遏制，居民部门从再分配中获得的收入转移开始有所回升，但分配地位改善的效果仍比较有限。总体来看，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虽然居民部门所占比重出现了回升态势，但相比高收入国家平均70%以上的比重，我国居民部门收入占比仍有较大提高空间。  

居民收入差距仍有较大缩小空间

2012-2015年，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474、0.473、0.469和0.462，总体呈下降趋势，但2016年又回升到0.465（见图5）。从绝对值看，我国基尼系数仍然超出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仍有继续下降的空间。此外，近年高收入户与低收入户之间的收入差距有扩大趋势。从2014-2016年全国居民不同组群的收入增速来看，低收入户的收入增速降低，2016年，成为五个组群中收入增长最慢的组群；中等偏上户和高收入户的增速最快，且高收入户的增速近三年来在逐渐提高，从2014年的7.4%提高到2016年的8.65%。

 图5  我国基尼系数的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需要注意的是，近年来，随着房地产价格的快速上涨，居民财产差距对收入差距的固化作用日趋明显。从目前情况看，我国财产差距扩大的速度远超过收入差距扩大速度。根据李实等学者的研究，全国最高的10%人群占有的财产份额已从2002年的39%提高到2010年的64%，财产基尼系数从2002年的0.54，上升到2010年的0.73。[2] 据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6》，2014年我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到0.7，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近1/3的财产，而底端25%的家庭拥有财产比例为0.9%；[3] 与2012年相比，底端25%的家庭拥有财产比例下降了0.3个百分点，与顶端家庭的财产差距也进一步扩大。

加快提高收入分配质量的建议

要推进收入分配相关制度的完善和消除政策扭曲

无论从要素分配格局、政府、企业和居民之间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以及居民收入基尼系数来看，近年来我国收入分配格局呈现趋于优化和改善。这既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变化密切相关，也是持续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积极效果。但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相比，收入分配制度尚未实现合理、有序和公平的目标，仍然需要政府积极作为。在把握和顺应收入分配关系发展趋势的前提下，政府作用应更集中于适应性推进收入分配相关制度完善和消除政策扭曲。

以消除分配不公为重点，加快健全初次分配公平制度

一是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在初次分配中应着力创造均等的机会，完善市场评价要素贡献并按贡献分配的机制，鼓励多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更加重视知识、技术和管理要素等无形资本的市场价值，拓展这些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途径。推动形成反映人力资源市场供求关系和企业经济效益的工资决定机制和正常增长机制。完善更为合理健康的投资市场，增加居民经营性和财产性收入。全面建立覆盖全部国有企业、分级管理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收益分享机制；建立公共资源出让收益全民共享机制，出让收益主要用于公共服务支出。

二是建立科学规范的收入分配秩序。保护合法收入，规范隐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努力消除行政垄断等非市场因素对收入的影响，理顺分配关系，以遵循市场工资决定机制为基本原则，实现薪酬水平适当、结构合理、管理规范、监督有效，对不合理的偏高、过高收入进行调整。

以促进共享发展为重点加快健全再分配调节机制

一是通过健全税制体系，加大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建立综合与分类扣除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合理确定税收负担，建立严密的征管体制。加快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加快设立遗产税，逐步建立起以个人所得税、遗产税、赠与税等为核心的多税种、立体式的税收调节体系。完善鼓励回馈社会、扶贫济困的税收政策，建立慈善捐助减免税制度，发挥好慈善捐助对政府再分配的有益补充作用。

二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增强社会保障的托底功能。建立统筹层次更高、覆盖范围更广、保障水平更符合需求的社会保障体系。推动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构建基本养老全国统一标准、统筹资金，个人缴费多缴多得，地方保障差异化补充的多层次养老保险制度。积极推动医疗保险全国整合，逐步建立一个覆盖全民、符合精算规则的全民医保制度。

以基础性制度改革为重点促进社会流动

促进劳动力社会流动是确保劳动者收入持续增加和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举措，有助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加快形成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

一是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应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完善全国统一的人口信息管理体系，并与就业、教育、医疗、房产、婚姻、税务等管理体系形成紧密联动。全面实施新型居住证制度，对家庭、居住、工作等社会关系状态进行动态管理。在居住管理条件下，以居住信息为依据，建立健全基础权利平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全国统一、更高水平公共服务差异化待遇的制度体系。

二是改革农村土地制度。以乡村振兴战略为突破口，以新型农业、乡村新业态为引导，加快落实农地三权分置改革，并在此基础上鼓励乡村集体经济再发展，做实土地集体所有权的经济价值，推动农村居民的多元就业，增加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为基础的财产性收入，使土地更有效地摆脱保障功能，推动农村人口根据市场原则开展新流动。

三是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公共服务平台，促进劳动者纵向流动。构建更为高质均等的基础教育体系、更符合市场需求的职业教育体系、更具国际竞争力的高等教育体系，以及针对提升国民文明程度的文化服务体系等。破除劳动力、人才市场壁垒和歧视性政策规定。推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文化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满足每一位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和发展需求。

                                              （编辑  碣石）

2015年5月，原中电投集团与国家核电重组为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国家电投）。国家电投既是五大发电集团之一，又是三大核电开发投资运营商之一。重组三年来，国家电投取得了1+1>2的效果。

过去中电投在五大集团里规模最小，这三年的营业规模和净利润在发电领域里已名列前茅。目前集团公司清洁能源（水电、核电、光伏、风电）装机占比达45%，居五大发电公司的首位，其中光伏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居全球同行业首位。

集团的创新驱动力显著增强。我们先后牵头实施了两个国家重大科技专项，一是国家核电转来的大型先进压水堆专项，二是重型燃气轮机专项。

国际化打开新局面。近三年收购了一批国际性战略性资产，建立了海外根据地。在2016，2017年连续被三大国际信用评级机构评为A级。

重组整合和内部体制机制改革

国家电投组建后，确立了集团的战略定位和发展路径，即“双目标两步走”。“双目标”指以核电等先进能源技术创新为驱动，以清洁能源开发为主导，走出差异化的发展路子。重组整合按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模式，在机构、业务、人员改革上一步到位，建立新的体制机制。集团重组整合和体制机制改革分“两步走”，我们制定的重组改革的指导文件和深化改革总体方案有三个方面。

一是用重组来促进体制机制改革。集团建立了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国资委允许我们在小环境里进行探索。首先我们制定了集团层的权力清单。传统发电企业的总部是负责生产管控的，但对下面管得太多太细，不能适应电力改革和电力新业态的需要。我们就制订了总部权力清单。2015年以来先后制定了两版权力清单，先是把272项权力精简了近50%，然后对下属上市公司、控股公司、省级公司和省级分公司等量身定做、分类授权，同时上收了国家禁限控和部分风险负担大的业务。二级单位是经营和利润主体，三级单位是生产主体，负责成本控制，安全生产和质量保证。这样避免了“层层投资，层层同质化”的毛病。

未来总部是战略管理和国有资本运作中心，将实现从管运营向管战略转变、管企业向管产业转变、管资产向管资本转变。核电部分以及煤炭、铝业、信息等业务部分将优化整合。总部开展了落实子企业董事会职权系列和运营管控试点。总部放权以后，建立了专兼职董事队伍，将董事们分派到30家子企业，包括3家参股子企业去。给予各子公司董事会较大的投资自主权、总经理和经营班子的提名权和选用权，集团党组考察把关。例如，集团党组提出3到5个总经理人选，子企业董事会确定具体人选。

集团总部对二级单位进行战略管控，二级企业对三级企业为运营管控。现在集团有两个集采平台，共性产品集采在集团总部的集采平台，个性产品集采将来放到二级单位，三级单位没有采购权。我们建立了财务共享中心，三级单位的预算、资金、股权管理将全部上交，只保留会计核算职能与出纳职能。二级单位对三级单位的审计和纪检都将是垂直管理。

用重组来搭建科技创新平台

通过重组，集团搭建了科技创新的平台体系，落实创新驱动战略。

国家电投计划依托所承担的两个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建立一个国家层面和一个行业层面的科技创新体系。核电重大专项涵盖了200多家国企和民营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政产学研”结合的创新体系。集团还邀请一些国外的大学和企业合作研究，坚守底线的同时大胆合作。重型燃气轮机专项联合了“三大动力”（哈汽、东汽、上汽）和国家级院所，成立了中国联合重型燃气轮机公司，在这个平台上共同投入、共同研发，形成小核心、大协作、专业化、开放性、轻资产模式，不再走重资产模式。同时调整了国家财政资金重大专项的支持政策，先立项确定协作单位，由协作单位先启动，干好了再支付费用，即后补贴模式。

集团还建立了中央研究院，希望跟其他业务板块的科研机构进行前沿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协作。比如在核电方面，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主要做核电站设计，而它前端的实验台架、材料研究都放到中央研究院，这样可以术业有专攻。

集团同时建立了面向社会的内部“双创”平台，设立员工自主创新基金，开办了双创网。科研人员在完成集团公司交办的科研任务的同时，还可以做一些科技研发。如果研发成功，集团公司就投钱“孵化”，员工可以大比例持股。科技团队孵化出去后员工就是科技团队（公司）的创始人。现在有一个小项目已经处于萌芽状态。搞活了股权机制，人的积极性就被激活了。

用重组来打造差异化、结构化的业务布局架构

首先，集团在传统发电企业中坚持差异化发展路径，并最终形成结构化竞争态势。一旦形成结构化竞争态势，别人就很难赶上了，因为单项超车没有太大威胁。

在区域布局上，我们每个省建立一个省级公司。国家把发电、售电、配电的计划权给了各省发改委，电力的市场化交易是以省平台为主，集团设立省级公司有助于统一行动和保有市场。现在各大发电企业都有不少下属公司，大家往往在同一个省设电厂。国外的电力公司的投资和运营都是分开的。因此，集团鼓励大家投资竞争，但要把这些电厂委托省级公司统一管理，省级公司负责省内资产运营，收取委托管理费，从而节约运行成本，在电力市场竞价时可提升话语权和规模效益。在专业化布局上，集团把核电、金融、环保、铝业、电力工程等专业板块剥离出来，设立专业化板块的集团子公司。

在国际化布局上，集团重点解决多头对外打游击战的问题。首先，整合两家企业海外部分的业务资源和平台，设立一个海外公司。其次，让海外公司和集团下属的三家上市公司作为海外开发主体，并在香港设立一个财资平台，在海外形成产融结合的局面。集团在澳大利亚和巴基斯坦进行两项大的收购业务，除投资回报外，主要是将其改造为海外经营平台。原来公司海外投资建设工程都是国内人员管理在当地承包施工的中国人，现在考虑由当地人承包施工项目，我们派人管理，以提高企业的海外运营能力。将来可以让外国人替我们去管外国人。比如说在巴西收购一个电站，可以让澳大利亚太平洋水利公司进行管理，因为他们在体制、文化、机制方面有更多相通之处。虽然每一步探索都很不容易，但只有通过实践探索试一下才知道有没有机会。

在资产布局上，今后我们将把省级公司也纳入现有的七家上市公司，作为专业化板块各自独立上市。总部作为战略管理和国有资产运作中心，将来对应国有资本投资公司。二级单位是生产主体和利润中心，我们争取将来全部上市。只有下面的资产是证券化的、上市的资产随行就价，总部才能更好运作资本，否则资产评估没有客观标准。上市公司管辖三级单位即生产主体和成本主体。我们希望将来形成三级国有资本运营架构，对应三级战略框架。

当然，改革是一个不断探索，久久为功的过程，由于改革涉及权力和利益，实际推行不是那么容易，要一步步推进，这也可能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

装备制造业是国家脊梁，实体经济是国家支柱。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振兴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热门话题。作为来自装备制造业企业的人大代表，我对此深感振奋。

首先，政府工作报告谈到2018年政府工作的建议时，第一点就是“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报告指出，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发展实体经济上。无论十九大报告还是政府工作报告，都强调这一点，说明国家对实体经济高度重视，实体企业前景是光明的。

第二，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把重点放在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上，把实体经济做实做强做优。同时，总书记还提到要大力培育新产业、新动能、新增长极。我理解，这就是高质量发展的两大内容。

这些年来，中信重工一直在按照这两个原则稳步推进，我们提出来“双轮驱动”发展，即传统动能+新动能。传统动能就是推动传统产业的绿色化、智能化、服务化、国际化，使其做优做强做实。新动能就是谋求新的增长点，比如我们布局了节能环保板块、机器人及智能装备板块、国防装备板块等。

第三，报告中提到要“来一场中国制造的品质革命”，这让大家都很振奋。《中国制造2025》经过几年的推进，需要有一个品质革命，这样才能真正叫响中国制造的品牌。中信重工新的商业模式是“核心制造+综合服务”。什么是核心制造？作为制造业企业，就是把产品做好，把品质做到世界级。我们学德国、日本的工匠精神，学什么？就是学习如何把产品做好。任何一个企业，只要你把产品质量做到最好，成本做到最低，你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所以我们在主机产品中选择确定了磨机、破碎机、辊压机、搅拌磨等六大具有国际水平的核心产品，在营销、设计、制造、质量检验、售后服务等方面与世界先进水平进行对标，要让产品的品牌效应高于企业的品牌，打造一批世界级的产品品牌。

第四，报告中提出要大力弘扬工匠精神。2015年9月，李克强总理到中信重工考察大企业“双创”情况，高度肯定了我们的创客团队。以此为契机，我们深入推进贯彻工匠精神。2017年我组织做了一个有关工匠精神的研究课题，并组织公司员工讨论，总结出中信重工的工匠精神，即“客户至上的价值导向、精益求精的品质追求、创造卓越的职业担当”。这次人代会上，我们几个代表起草提交了关于新时代大力弘扬工匠精神的建议。

第五，报告中提到“改革科技管理制度，绩效评价要加快从重过程向重结果转变。”近年来我国的科技创新取得很大的成绩，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所以总理提出要从“重过程”到“重结果”的转变。去年我们开展了很多技术改革的新举措，完全符合报告精神。我们打造了具有中信重工特色的“五院一中心”技术创新体系，组建了创新研究院，形成了新技术、新产业的孵化器，新模式、新业态的试验田，新战略、新布局的全新机制。我们就是要把新产品的推广一直对接到市场化为止，以市场效果为最终的检验标准。

第六，报告中提到要推进“双创”示范基地建设，打造“双创”升级版。国家从2016年开始评选公布首批“双创”示范基地，中信重工即是其中之一。我认为，这几年国家对“双创”工作高度重视。我们要按照报告的要求，“发展平台经济、共享经济，形成线上线下结合、产学研用协同、大中小企业融合的创新创业格局”。

第七，报告中提到要“进一步减轻企业税负”，同时要“大幅降低企业非税负担”。我们希望国家能够对企业减税减费，为企业的发展增添后劲，这对我们是一个利好消息。

作为我国最大的重型装备制造企业之一，中信重工将抓住两会政策机遇，持续坚持战略引领发展、创新驱动发展、价值提升发展的理念，继续实施新旧动能双轮驱动，创新开展信息化和大数据工程建设，强力推进“三去一降一补”工作，持之以恒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积极主动在践行国家一带一路、中国制造2025、军民融合等重大战略中发挥独特作用，努力谱写先进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编辑  季节）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中提出，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培育具有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国有骨干企业。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这也是新时代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产业升级战略的一个重要环节。

为贯彻中央精神，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日前举办了“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课题”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有来自政府有关部门的领导、院校的专家和国有企业的领导，就当前国企需要重视的各方面体制机制问题进行了讨论，一些国有企业介绍了他们通过混改和重组整合激发企业活力的历程和发展经验。

国企效益好转，仍有明显差距

据权威数据，2017 年国资系统国有企业（不含金融类企业）的营业收入约50 万亿元，同比增长14.7%；增加值11.5 万亿元，同比增长13%；利润总额2.9 万亿元，同比增长23.5%；税费合计3.7万亿元，同比增长11.5%。其中，中央企业营业收入26.4 万亿元，同比增长13.3%；增加值6.6 万亿元；利润1.4 万亿元，同比增长15.2%；税费2.2万亿元，同比增长5.5%。取得这个成绩，一方面有经济形势转好的因素，另一方面来自改革激发的活力和动力。

国有资本的回报率是否偏低？这是人们长期以来关注的问题。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原纪委书记李小雪说，2016年，从财政部、国资委、统计局、证监会四个部门的数据看国有企业效益，国有资本的回报率，大概是“3、4、5、6”——财政部口径的国有资本利润率是3.0%（财政部公布数据），国资委的口径是4.7%，国家统计局的口径是5.76%，证监会公布的上市公司国有控股部分的利润率是6.75%。

为什么数据存在差异？这源于各部委统计口径不一致。财政部是把地方所有数据加起来，连公共汽车这类不产生利润的资产都纳入总的国有资产里面，因此这种口径下的资本回报率是最低的。而国资委的数据来源于其管辖的国有企业，不含公共汽车这类国有资产。统计局是规模以上国有工业企业的口径。证监会是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

有对比才能说话，那么民营企业资本回报率是多少？按统计局口径，规模以上民营企业资本回报率是16.18%。证监会口径下，上市公司里，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是6%左右，民营企业是9.25%。数据最乐观的是上市公司民企和国企的比较，因为好企业才能上市，但国企上市公司的资产回报率仍旧低于民营控股上市公司资产回报率，尽管这种差异比统计局下的口径改善很多。与国际上企业进行比较，没有找到能够准确对应的数据。看美国500强的资本利润率是15.78%，比我们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民营企业资本利润率略低一点。

使用上市公司的数据作为参照说明，第一对国有经济要有信心，第二承认还存在差距。

改革要坚守社会主义底线，混改不搞一刀切

国有企业进行混改的原则和方向是什么？中石化集团原党组书记、董事长傅成玉指出，全面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我们要明确国企改革是要增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做强做大国有经济更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让广大群众共享发展成果。国有经济也应该通过混改，投资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民营企业。

一些专家指出，国企改革要有方向感，要守住社会主义制度这一底线，改革的目的是增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现在在国民经济总量中，民营部分已超过60%，国有经济比重不足30％。如何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国有企业混改要一企一策、因地制宜。许多专家表示，混合所有制改革是一个原则方向，具体的改革不能一刀切，不能搞啦啦队、一风吹。因为企业要应对所在行业、市场、监管和内部组织等一系列不断变化的因素，不能要求企业都按一个统一标准去做。国企监管部门的职能是把关，稳妥推进，一切经过试点，摸着石头过河。具体的混改决策权应该交给企业，让企业审时度势，自主决定。

要重视改革政策效果的评估。我们国企改革的政策文件很多，但对政策执行的效果评估总结不够。应该进行实证分析，如政策的方向、政策的路径、政策的环节，政策的得益方等等都需要总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理论亟待建立与完善

李小雪指出，理论探索需要紧密结合时代的特点和现实中的问题，若陷入长时间的争论会束缚企业决策、迟滞国有企业发展。必须认识到，发展是硬道理，实践解决时代提出的问题，才能处理好发展与改革的关系。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邱海平认为，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来讲，国有企业不光是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更重要的它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载体。就目前来说，国有企业仍然是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核心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势加上市场经济的优势，这两个优势结合起来为我所用是被时间和实践证明了的成功模式。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含国有企业，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优势，也是改革的方向。党的领导不仅体现在组织部门对国企高管的领导，而且要体现在国企基层党组织的建设。

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应该重点考察创新能力，而非利润率等短期指标。国企竞争力的基本动力源泉是技术创新，而不是被动地等待或应付市场的周期性波动。

国企改革在分类的基础上应该进行分层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对国有企业进行分类改革。

复旦大学教授张晖明说，应该在分类的基础上进行分层。分类解决的是国有资本与所在不同特点的产业或领域的关系，分层是为了清晰出资与用资关系问题。出资与用资关系是市场关系，不是行政隶属关系。以淡马锡为例，组建淡马锡这样的机构，就是为了有效隔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形成与市场经济相融合的出资人与用资人的关系。若企业集团总部通过了授权，那么该企业集团内的投资、出资等管理问题，就不再属于国资委管理范畴。

按照中央企业分层原则，中央和地方企业的管理也要分层。中央层级的国资委对地方国资委负有指导的职权，但地方国有企业隶属于地方政府。在资产的产业领域配置的问题上，央企和地方国企的配置领域有必要进行分工。

通过分类加上分层，有助于改革的深化。传统理论重视所有权或产权，而在现实的投资运行链条中，最重要的权益其实是法人财产权的独立性，也就是接受授权公司的法人财产必须有完整的、独立的权力。所以，坚持公有制和发展混合经济是两个层次的问题，而人们通常把混合所有制理解为从终极意义的国家所有权起步进行所有制改革。同时这也有助于建构新的国资体系。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目的是真正把国有资本推向市场，隔断行政对企业经营决策的干预。所以应加快国有资本经营或投资公司的组建步伐，公司将按照市场规则运行，接受市场规则的约束；通过授权方式强化法人财产权的法律地位，发挥企业家的作用。选择党性强、责任心强的董事长，就能选好管理层。

综上，必须在某些理论概念上实现创新，全方位引入国家出资企业的概念。国有企业的定义应该明确为：接受授权的、全资的、国有投资公司或者是集团公司。如果是多元出资的，且多元出资的多数所有权是国家，这个意义上还不能算真正的混合所有制。真正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与国有企业不是一个概念，它应该叫国家出资企业。上述概念的差异有助于我们看清最终改革的目标是实现保护国有资本，提高国有资本的控制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从而处理好国有资本与市场经济相融性的问题。

对“国企垄断”要有全面认识

有专家指出：社会上对国企垄断批评很多。但有些行业本身具有自然垄断性质，垄断性管理有其必要性，只要加强审计监管，企业也能够搞得很好。垄断也要看具体条件，例如经营对象、发展阶段等，不能混在一起讲。政府对妨碍竞争的垄断要进行处理，对市场竞争产生的垄断倾向要注意，例如新兴网络企业在互相竞争中都想压垮对手，国家就必须出面维护竞争秩序。

同时也要看垄断的利益流向和目标。国企对油气资源实行垄断开采，民企不高兴，说我也要分一杯羹。问题是民企都分到私人口袋了，国企是分给全民的。另一方面，比如中车和南北车合并不能说是垄断，因为要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就要面临国际化竞争。

完善企业治理结构，搞活管理机制

关于完善国企管理体制和搞活经营机制问题，讨论集中在政企关系、特别是处理好监督机制和落实企业自主权的关系，企业治理结构以及激励机制等方面的问题。

出资人代表、政企关系和“管资本”

李小雪指出：政企分开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核心问题。在具体管理方面，董事会和党委、董事会和经营层的关系已经比较清楚，但关于股东会的问题还有必要理清。

股东会是法人治理结构的顶层，股东会决定董事会，董事会决定管理层。国际上关于法人治理只讲了大小股东之间的关系问题，但控股股东担负什么角色、对企业发展应该负什么责任，缺乏深入研究，因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这个问题并不突出。

国有企业是国有经济的重要一环，政府是国有经济的总开关、总代表。政府和国有企业之间、国有企业和国家战略目标之间是分割不开的，即便在充分市场条件下也是如此。党和政府是社会责任的总负责人，但责任分解到企业，就会出现目标的分散化和多元化，实践中社会责任的概念和范围也很难清晰。例如位于乡镇的企业常常要资助地方公共开支如道路维修等，国企层层下放后这类问题更多。在国外，欧洲企业更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美国企业则强调股东利润。

讲政企分开，不要把国家的作用抽象化。政府和企业的具体连接点是出资人代表，在法人治理结构上就是股东会代表。国有控股或参股企业，代表政府出资的股东代表是谁？在股东会怎么发挥作用？这是法人治理结构的一个重要方面，必须说清楚。

比方说，从“管资产”到“管资本”是一个重大的转换，一些关键理念要梳理清楚。管资本是否意味着放弃对企业发展战略的管控？若是对企业战略和运营方针都不管，那么管资本意味着管什么？在资本市场，投资者因为认同企业的发展战略才买你的股票，买的是企业的竞争力，甚至要通过控股来影响企业经营方针。所以，不能把“管资本”简单理解为股东和董事会的关系，而是要改革国资委对国有企业的管理模式，这是宏观层面的问题。在微观层面，股东会股权代表与国资委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关键问题。

关于怎样认识“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关系，孔丹（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认为，这是从国家管理角度来看的，政企必须分开，政府不能插手企业经营管理。但现在有人说国家只需管好国有资本，不要再管国有企业，这是错误的。因为资本必须有企业作为载体。中信股权结构是由集团绝对控股，但“一股独大”并不等于不符合中央的改革精神。还是应该一企一策，根据实际情况安排，不一定非得彻底打散。

国企体制机制有哪些短板

李小雪认为，国有企业在体制机制上存在决策路径太长、缺乏有效激励机制等问题。关于决策机制，比如2008年金融风暴前中信就打报告要采购澳大利亚铁矿，请示批复下来时，澳铁矿公司股价已经涨价一倍，失去了购买价值，而且交易对手借用中国作为潜在买家之名渡过了难关。在市场瞬息万变之时，请示路径太长对企业市场竞争带来很多问题。

关于国有企业领导问题，一是企业干部调动过于频繁，企业家构建团队最终形成战斗力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应该给企业家这个时间。二是激励机制，民营企业的激励机制不是问题，企业赚钱归自己理所应当，企业办砸了影响也有限。但国有企业一旦经营不善，往往涉及国计民生等大问题。因此，国有企业企业家的激励机制是非常值得重视和研究的。

徐工集团董事长王民认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各有优势，就看谁能取长补短。国有企业的长处是有党的领导这个政治优势。民营企业的优势是经营灵活、决策快，用资本杠杆撬动人的积极性，但也容易急功近利。十八大以来一些民营企业也在补这个短板，建立党组织。

企业管理体制改革的经验

傅成玉认为，国企搞活，在管理机制方面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内部经营市场化，二是企业治理落实党的领导和理顺董事会职能。三是要有好的激励机制，激发员工的活力。国有企业改革重点是搞活机制，要厘清领导干部的责任，落实自主权和容错空间，建立全体员工共享好处的分配制度。只要机制到位，混改并非必须，国有资产盘活并不困难。

董事会改革试点，核心在于根据企业实际，理顺董事会职能和加强党的领导的关系。党要管大局、管方向、做保障。同时我们要按照《公司法》行事。中石化的做法是让党组成员都进入董事会，这样可以避免重复决策。

关于三项制度改革的经验。2003年傅成玉曾在企业试行干部竞聘制改革，中层干部聘用期一般是3年，厘清领导干部的责任。哪一部分经营不好，首先要对应的干部负责，不行就下岗，不能只让工人下岗。员工合同是一年一签，但实际上淘汰率很低。尽管合同期短，但提高了员工的责任心。在分配制度方面，管理层激励很必要，让全体员工都共享好处更重要，只强调激励管理层不一定好。工人要有固定收入，但企业发展起来之后增加的收益，工人也应该有分享的权益。应该从企业利润中拿出一部分作为工人未来离退休的基金。我们共产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企业也要按经济规律办事，核心就是要尊重人的创造力和积极性，立足于全体员工共同发展。

企业激励机制要搞活　　

如何搞好国有企业？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认为，搞好企业主要靠两条：一是优秀的企业家，选拔合适的企业领导人才；二是激励约束机制。他形象地说，这叫“草鞭刀理论”，比如在中信内部建立了“分润式”奖励，并强化内部审计。开始是五五开，后来二八开，保证基本工资，效益好就重奖，效益下降收入也下降。中信证券到“常青藤”高校招人也很有号召力。山西票号和华为都采用了分润式奖励制度。山西票号称之为“身股”。大掌柜、二掌柜、三掌柜，所有的小伙计全都有身股来分享利润，但你离开了就没了。华为也是一样。大家在一起就有生命力。实际上，股票激励不一定能提高员工忠诚度，股价一高大家就把它抛了。

中国建材董事长宋志平说：中国站起来了，也富起来了，但是这么多年来我们国有企业的广大干部员工并没有富起来。当年国企改革脱困，两三千万国企员工下岗，这始终是我们心里的痛。国有企业的员工多少年来就是兢兢业业地工作，他们的平均收入水平却是这个社会中最低的，我们怎么对得起这些国有企业的父老乡亲们？我看到华为就很感慨，他们是真正能够让员工富裕起来的企业。现在对国有企业的监督，工资总额超了一点就提到国有资产流失的高度，很多地方干部因为这个问题被处分。不能把国有资产流失扩大化，概念化。否则谁都不敢做事。

上级监管部门要给企业应有的活动空间

关于对国有企业的监管，加强监督很有必要，但建议对企业的经营活动不要管得太死。傅成玉认为：要企业管理者敢担当、容许犯错误，就得明确什么样的事容许犯错误。民营企业发展快的原因是对市场变化反应快，国企在这方面则受到诸多限制。企业要发展，就要对未来市场发展趋势作出预判，提前几年安排长期投资和研发计划，这个能力我们都具备。但现行管理机制让我们很难做长远安排，只能做当下。因为上级部门下来检查，100个项目99个赢利，只要一个亏损，他就只盯着你的这个1％不放。对国企的考核既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防止流失，更要鼓励企业增强竞争力，做大做强。如果只强调防止流失，管理机制不活，同样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甚至可能搞死企业。有关国企负责人投资终生追究制的规定过于死板。希望纪检、监察、审计、人事等部门形成协调一致的企业纪律检查办法。

宋志平说：关于违规决策的追责问题，建议要稳妥、慎重。损失500万元当然是问题，但要针对不同企业的具体情况，合规决策可以不追责。但问题是规则太多。国资委、财政部、发改委、工信部的文件都是“规”，而且这些规常常互相打架，拿A文件不违规，拿B文件就违规。违规裁量权掌握在国家机关的年轻人手里，审计就像找错字，处处挑错，让老总们没办法。一把手每天都要签好多字，每做一个决策要想那么多规，哪里想得过来？要算总量，别老纠缠一件事。十九大精神里有容错纠错、安心安业、保护和激发企业家精神这一条。曾经有一位领导发问，为什么网络公司的前5家没有一家央企？我觉得这个问题，领导应该问自己。没有创新机制就没有互联网基因，腾讯、阿里在盈利前要烧好多年的钱，而国企只要烧一年钱就要被追责。

中信集团战略与投资管理委员会秘书长严宁认为，现在监管的机构越来越多，不同的部门又常出台一些新规定，管理链条很长、监督链条也很长，企业领导人往往受到各种制约，难以执行决策，这样很不利于企业的竞争。加强监管的目的是搞活企业，壮大国有经济，但有的时候把手段当成目的，事情就会出现偏差。比如要开展国际合作发展人工智能等新东西，可以带来很多新的变化和机会，但目前企业受制于种种规定，动弹不得。

国有企业改革需要通盘设计。我们有一些制定政策的部门，其工作方式就是门来门往，照章办事，难以深入到一线实践中。改革毕竟要允许尝试新东西。给企业家创造更宽松一点的条件。国有企业在需要时要发挥好功能性作用，国家要解决特定问题的时候，国有企业能够解决，这才能体现出国有企业的重要性。

如果管得太死，企业家缺乏自主权，就没有了做事业的空间。中国证监会深圳监管局原书记、局长张云东认为，前不久央视的《大国重器》节目讲到蓝鲸2号深水钻井平台，这个项目的控股股东是中远和招商，他们对企业的负责人非常了解，负责人在研制平台的过程中连续投了30亿，仍然坚持研发，这就是企业家的专业素养和气魄。如果按照常规的管理办法，浮亏3亿元就会被解雇。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领导干部要有使命感和责任感，要有奉献精神。我们要扭转社会上一味向钱看的风气，弘扬社会主流价值观。但制定政策时不能假定所有人都具有雷锋式的奉献精神，我们提倡国企领导要有奉献精神，但也要承认他们的劳动价值，否则必然限制活力或造成人才流失。

香港新范式基金会总裁邵善波：港企资产管理局的管理方式很清楚。资产管理局委任董事局成员，然后派驻一个中层官员坐在董事局。按照市场薪金聘请CEO。港铁CEO可能要800万港币的年薪。但是港铁每年给政府的分红有几十个亿。所以在我们的经验来看，你们碰到的很多问题对我们来说都不是问题。

配好一班人，机制搞活，企业就能做好

我们要从战略的高度看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武力说，国企体制机制的关键问题是要培养一大批忠诚于共产党，有担当，又有很强管理能力的红色企业家。国有企业在多年市场竞争中已经成长起一批很好的企业家，要保护他们，注意培育新一代人。监管和激励应该配套。监管严格了，激励就得跟上。

要把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改革和党的整个干部体制的改革放在一起看。不能就事论事。随着经济发展，随着党管理的事务越来越复杂，对党的干部的要求应该越来越专业化和精细化。对干部制度的改革应该分类分层去管。

企业家精神是要贯穿到从上到下、从始到终的一条主线。王民认为，上级党委配强一把手，配好一班人，给一个机制，肯定什么企业都能做好，千万不能管得过细。徐州市国资委管理徐工，把权利交给我负责。我的领导班子全是我来推荐。市国资委不管我的经营指标和决策，并给我一个很好的约束和激励分配机制。我的薪酬是董事会薪酬委员会、股东大会根据市场决定的。刚才各位老总说的分配改革，徐工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已经做过了。

（编辑  碣石）

我们理解新时代，要放到历史中去理解。中国道路经历了四个30年，第一个30年是革命时期，第二个30年是建设期的30年，也就是毛泽东时代。之后是改革30年，在本世纪第一、二个10年之交进入新的30年，将延续到本世纪中叶。从四个30年视角理解新时代，有两个不能相互否定：一是革命的历史跟执政的历史不能相互否定，二是建设的30年和改革的30年不能相互否定。

在建设时期的30年，总体上是消除私有资本逻辑，在城市推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农村推行合作社，到“一五”末期已经建立公有经济占据绝对主体地位的经济基础。在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基本完成后，毛泽东并没有认为消除私有资本的任务终结，进一步在上层建筑中消除“资产阶级法权”。

改革的30年时期，我们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承认私有资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积极作用，承认私有产权的合理性。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必然是一个既鼓励支持同时又引导私有资本的社会主义，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建立的逻辑。

鼓励、支持和引导私有资本发展，不可避免地需要回答一个基本问题：中国的市场经济为什么不同于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什么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认为，答案就在于：以人民为中心的体制就是社会主义，以资本为中心的体制就是资本主义。当中国进入新时代后，私有资本仍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力量，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和支持其发展；同时，也要给私有资本套上社会主义笼头，将私有资本的力量引导到社会主义方向，也就是引导到人民利益最大化的方向，让资本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动机跟全社会追求人民福祉最大化的动机统一起来。

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既要保护私有资本的权利（right）,又要规范私有资本的权力（power）。十九大报告在两个方面都有进一步发展，可以总结出两个坚定不移。第一，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明确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完善“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 的现代产权制度。这个坚定不移包含着对私有资本权利的保护。[1] 第二，坚定不移地加强党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作为社会主义本质的特征写入党章。 这个坚定不移包含着对私有资本权力的规范。

私有资本的权力就是马克思说的“不可抗拒的购买的权力”，它是最有力量的经济权力，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它无孔不入，对政治权力、媒体权力、社会组织权力等其它类型的权力都构成支配性作用，而且其影响力随着资本规模的积累不断增大。

我们要建设的市场经济，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要保证旗帜不变色、道路不走偏，我们必须运用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普照之光，在保护私有资本权利的同时,规范私有资本的权力。

第一，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党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普照之光的核心。党的领导权是总体性权力，是决定中国未来走向和道路的最重要的力量，加强党的领导权才能有效规范私有资本的权力。

第二，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始条理者,智之事;终条理者,圣之事”。加强党的领导是我们应对各种挑战的总钥匙，反过来，“打铁还需自身硬”，党承担这么大的责任，有这么大的权力，要以自身够格、自身过硬为前提，必须以全面从严治党，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为前提。党的建设包括很多方面的内容，但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避免被私有资本同化，有能力规范私有资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党来说，被私有资本同化的风险始终存在，如果我们忘记初心、丧失理想，成为实用主义政党，就有可能蜕变为和资本结盟，由代表人民的利益转变为代表资本的利益。习总书记提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是要求党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始终代表人民的利益。例如房地产市场，放任房价飞涨不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以人民为中心要求实现“居者有其屋”，归根结底，“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其三，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对于资本的进一步规范，需要在经济基础上不断加大公有制的成分，逐步形成公有经济占据主体地位的混合经济体制。新的国民经济成分不是按照企业所有制性质划分，而是按照资本所有性质划分，包括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合作资本、社会资本、小微资本、私人资本和外商资本七种经济成分。前两种是公有资本，中间三种是兼具公私性质的资本，后两种是纯私有的资本，积极提高公有资本比重，鼓励兼具公私两种性质资本的发展，保护私有资本的利益，积极推进不同性质资本相互交叉与深度融合，实现公私两利、公私共赢，放大公有资本的功能。

 其四，在社会，需要保留不按照资本逻辑运作的领域，让资本的逻辑嵌入社会的逻辑，而不是让社会的逻辑嵌入资本的逻辑，建设人民体制。例如土地、劳动不能完全市场化，关系老百姓生老病死、衣食住行的问题不能完全市场化，民生品是极低价格弹性的必需品，民生领域不能作为一个产业来做，而是要坚持民生领域改革的公益性方向，事实上，在这些领域需要推进的改革是去市场化，回归公益性的改革。

最后，在上层建筑中，加强“劳动阶级法权”建设，限制和制衡“资产阶级法权”，避免当代资产阶级由自在的资产阶级转变为自为的资产阶级。在市场化条件下，“资产阶级法权”是再明显不过的现实，资本有力量、也有意愿去推动完成与其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建构。通过控制媒体，寻找政治代言人，影响政权运作与塑造意识形态。党中央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明确指出,决不能把商品交换那一套搬到党内政治生活和工作中来。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需要通过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来掌握劳动阶级法权，这个社会绝大多数人都是劳动者，都是通过劳动为社会创造财富、获得报酬，都属于劳动阶级。建设劳动阶级法权，就是维护劳动者利益、劳动者权益、劳动者价值观。

                                             (编辑  王生升)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下称“十九大”）召开后，一些媒体认为世界进入了“中国时间”，因为大会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不仅给中国迎来了新时代，而且给世界历史开辟了新时代。这个新时代可以称之为“习近平新时代”。

要理解习近平新时代，首先要认真解读十九大报告。目前媒体上流行各种专家解读，解释报告中提出的新概念、新观点、新思路和新措施，使其进入全体党员和社会大众的头脑、话语和行为中，从而凝聚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政治共识，使得党领导人民构成一个步调一致、有机统一的行动主体，实现习近平新时代的战略任务。因此，十九大报告是新时代凝聚人心的核心文本。甚至可以看作是中国共产党在未来三十多年如何行使伟大使命的政治表达。

要理解十九报告，首先要理解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理念型政党，具有使命承担和献身精神的先锋队集体，是高度组织化的政治行动组织。因此，党的首要任务就是解决哲学真理与历史现实之间的张力，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的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成为可以指导具体实践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个过程既是理论指导实践进而在实践中检验理论的过程，也是从实践出发，对理论进行提升、丰富和创新过程。这种理论与实践、哲学与历史之间的辩证运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由此形成了一个源远流长而又丰富多彩的思想传统，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十九大报告所提出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只有放在这个理论传统中才能得到理解、传承、发扬和光大。

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传统实际上就是孔子所创立的中国哲学传统。哲学意义上的“学”与“知”必须与具体生活实践的“习”与“行”结合起来，“学而时习之”，“知行合一”才能获得真知。因此，对于中国人而言，哲学不仅是西方形而上学传统所理解的，学院派理论研究的“学”，更是作为揭示历史天命以凝聚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政治共识，并因此成为行动的指南。西方人之所以难以理解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表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的哲学思维方法局限在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中，习惯于从概念到概念的逻辑演绎，而未能真正理解“知行合一”的中国哲学传统，未能将这些理论概念与具体的历史实践结合起来，未能理解中国哲学所固有的独特的经学解释方法。因此，要理解十九大报告为完成这个使命而形成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要有哲学的维度，更要有历史的维度，从而把普遍主义的哲学思考与具体实践的历史行动联系在一起。

习近平新时代的历史定位：从自然时间到政治时间

十九大报告对习近平新时代进行了四重历史定位，即：在中共党史和共和国史中定位，在中华文明史中定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定位。

首先是在中共党史和共和国史中的定位。

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里用“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三个概念来划分党史和共和国史，分别对应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和正在进入的习近平新时代。这种划分不是学院派史学家所理解的史学分期，而是从政治实践的角度来理解。通过历史划分表达政治思想乃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方法。

西方文明是建立在现象与存在、此岸与彼岸二元对立的哲学-神学传统中。在基督教传统中，人生的最终目的和意义来自彼岸世界的上帝，因此西方人努力的最终目标就是要推动实现各种不同版本的“历史终结”。然而，在中国文明传统中，没有彼岸和此岸的割裂，而是将二者融合在天人合一的完整世界中。中国人的人生目的和意义不是如何进入彼岸世界，而是如何在家国天下的历史进程中找到普遍永恒的意义。因此，中国人，尤其是政治家，都追求建功立业、立德立言以名留青史。中国史学也不单纯是现代实证史学所强调的事实记录，而在事实记录中包含了对人生普遍价值和永恒意义的哲学探索，“六经皆史”，“经史不分”也就是这个道理。

中国政治秩序的正当性建构就要从历史建构开始。中国古典政治秩序要从三皇五帝、尧舜禹三代开始，嬴政之所以把自己拥有的最高统治称之为“皇帝”就是希望从三皇五帝那里获得革命奠基的政治正当性。而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现代政治秩序则奠基于对1840年以来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哲学建构。因此，中国的政治分歧也往往从历史叙述的分歧开始。因此，对党史和共和国史的划分对于中国政治秩序的建构非常重要。这种历史划分构成了中国政治生活最深层次的根本性大法。中国宪法序言是从历史叙事开始，而且每次党的理论发展修改必然带动党章序言和宪法序言的修改，无疑是把政治上的根本大法转化为实定法上的国家根本大法。历届党的代表大会报告首先就要从党史和国史的角度出发，通过历史阶段的划分来讨论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发展变化，从而在党的理论传统中形成继承与发展的辨证关系。

从中国共产党十四大报告开始，党代会报告采用一种新的历史划分模式，即采用代际政治的定位模式分别叙述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人和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人的历史贡献。十七大报告和十八大报告中进一步发展为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三代领导核心的表述。这种历史定位方式是邓小平在1989年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这种定位方式有效地巩固了党的权威，确保了改革开放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正是在这种政治稳定和政策稳定的持续发展中，中国实现了从毛泽东时代的“站起来”到邓小平时代的“富起来”的历史性转变。

代际政治相对容易被中国人理解和接受。中国儒家文化强调长幼有序，很大程度上就是肯定自然时间延续所形成的客观政治效果，因此代际政治有利于政治稳定。然而，人类历史不是自然时间的均匀延续。政治生活在本质上不是自然的，而是人为的。历史时间绝非牛顿物理学的自然时间，而是人为创造的政治时间，甚至历史纪年所采用的历法也是政治的产物。正是基于政治进程展现出历史的不同时间节点，我们才有古代与现代的划分，才有“1840年以来”，“1949年以来”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时间划分。因此，这种基于自然时间的代际政治很难成为建构政治时间的依据，政治时间的建构是依赖于政治实践所开辟的历史空间。而政治实践所创造的政治时间成为时代划分的历史坐标。

代际政治容易给人一种误解，仿佛每一代领导人的政治权威是由上一代所赋予的，是继承而来的。而事实上，中国共产党每一代政治领导人的政治权威都来自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全国人民的授权，是由历史使命和人民拥护赋予其正当性。若这种正当性来源被混淆，无疑会在不自觉中瓦解共产主义的理想信仰和代表人民利益和民族利益的政治信念，从根本上削弱党的政治权威。因此，十九大报告不再用这种代际政治的自然时间来建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而是按照政治实践所开辟的新的政治空间，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划分为毛泽东时代“站起来”、邓小平时代“富起来”和习近平新时代“强起来”三个阶段，也由此概括每个时代的党领导国家回应历史使命做出的巨大努力。事实上，这种政治时间的叙述模式也是许多党代会报告采取的历史叙述模式。比如十五大报告中就用辛亥革命、新中国建立和改革开放三个政治时间节点来定位邓小平理论，从而明确邓小平在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地位。

因此，十九大报告并没有直接采取十八大报告的历史叙述模式，而是采用经史结合、以史解经的叙述方式，用三个“我们深刻认识到”来划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第一阶段就是中国革命阶段，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新中国建国，完成了民主革命的建国任务，“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

第二阶段就是“站起来”阶段，从1949年建国到1978年改革开放实现，“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先进社会制度。……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由近代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

第三阶段就是“富起来”阶段，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十九大召开，我们党“合乎时代潮流、顺应人民意愿，勇于改革开放，让党和人民事业始终充满奋勇前进的强大动力。我们党……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

正是这种政治逻辑的内在必然性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推进到“强起来”的历史时代。这就是十九大报告明确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即从十九大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之际，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了实现这个战略目标，十九大报告系统地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由此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发展战略、社会主要矛盾和发展总体布局、战略布局以及各项具体工作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规划，其中既有哲学理念又有政治原则，既有目标任务又有总体布局，既有战略重点又有系统筹划，既有长远发展步骤又有五年工作部署，这一切构筑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体方略。正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按照这种思想构筑的治国方略，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到“强起来”的历史时代，从而开辟了新的政治空间。

政治时间的建构：正确认识领袖在历史中的地位

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统阐述了新时代治国理政的方略并由此进入了习近平新时代。可以说思想、方略和时代构成了三位一体的关系，而其核心在于思想。可以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孕育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方略，而正是这种治国方略在历史中的具体落实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向新时代。因此，习近平新时代不是在自然时间中自动到来的，而是习近平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经过努力奋斗创造出来的。

回顾十八大之前很长一段时间，社会上曾经产生了一种舆论，将邓小平时代与毛泽东时代对立起来，用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来否定毛泽东时代确立的社会主义体制，主张在经济改革之后开展政治体制改革，甚至提出若再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的成果将无法保障。而所谓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在党政分离基础上，逐步弱化并最终取消党的领导，实现西方自由民主制度。

在上述背景下，面对改革开放以来贫富差距加大、尤其是资本力量肆无忌惮席卷国民财富的现象，基层百姓开始怀念毛泽东时代，由此引发不少人用毛泽东时代来否定邓小平时代和改革开放路线。用十九大报告的话来说，当时中国面临双重危险：一个就是重蹈苏联崩溃覆辙的“改旗易帜的邪路”，另一个就是退回到改革开放前“封闭僵化的老路”。

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明确提出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并且按照党的政治信仰和党领导一切的政治原则将前后两个三十年贯通起来，从而形成十九大报告中将党史和共和国史交织在一起形成前后贯通、继承发展的历史。在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中，领袖无疑发挥着重要的历史推动作用。在改革开放之初，曾有人提出要全面否定毛泽东，邓小平坚决反对这种主张，明确指出“没有毛主席，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正是在邓小平主持下，中央对毛泽东的历史功过做出客观评价。同样，如果没有邓小平所推动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国不可能如此迅速崛起，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性跨越。

因此，习近平新时代不是自动到来的，而是领袖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干出来的。领袖依靠政党，政党扎根人民。人民信赖政党，政党拥护领袖。领袖关爱人民，人民期盼领袖。领袖、政党与人民群众之间形成良性互动。这既是马列主义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历史的经验总结。

一个时期以来，中国的法治建设在学习西方法治的过程中逐渐陷入西方法治概念的误区，自觉不自觉地将“法治”与“人治”对立起来，过分迷信法律条文，迷信制度改革，将法治简单理解为规则自动运行的机器，而忽略需要通过“良法”实现“善治”，要有良好的社会文化和道德价值系统来支撑法律规则和制度的有效运作。法治与人治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的，良法善治需要对人进行理想信念的价值观教育，需要道德价值观和良好社会风气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需要领袖、政党和人民群众在历史中发挥关键作用。

在历史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人。人类历史本身就是人所创造的，好的制度需要人来运作。西方思想家之所以不断反思西方民主制的弊端，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种民主体制的实践在败坏人性，尤其金钱和媒体操纵的竞争性选举将“民主”蜕变为“选主”。这种制度很难培养出真正代表人民的政治家，而很容易产生服务于各种利益集团的政客。正是在总结人类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十八大以来，中央对改革开放以来提出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方针进行了纠偏，把党的领导贯穿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始终，不仅明确提出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的法治原则，而且把党章所统帅的党规党法纳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从而奠定了党领导国家的法统基础。

共产主义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十九大报告对习近平新时代的第二个定位就是中华文明史的定位。

中国文明曾经创造了人类农业文明的最高成就，而东方中国文明通过欧亚大陆和印度洋的古代陆地和海上丝绸之路与西方文明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1840年以来，近代中国经历了屈辱悲惨的命运。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无数仁人志士不断探索民族复兴的命运，但都未能成功。直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才出现了转机。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最高政治理想。然而，在如何实现这个最高理想的现实历史中，党内从一开始就出现两条路线斗争。一条是完全照搬照抄苏俄模式的革命路线，另一条就是扎根中国本土，从中国近代历史来定位中国革命，中国革命既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也是本国解放和进步的历史进程；要按照中国实际情况开创新的革命路线。直到抗日战争期间，瓦窑堡会议上提出中国共产党既代表中国工人阶级又代表中华民族的 “两个先锋队”理论之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意识形态中才形成了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有机统一，并由此逐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借助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实现了全面的社会动员，释放出巨大的政治能量来奠定人民共和国的制度基础。“文革”之后，邓小平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来探索新的道路。

1992年江泽民在哈佛大学演讲中第一次提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口号，紧接着又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前者弘扬民族精神并以此作为凝聚全党全国人民的精神信仰力量，后者使得共产党在改革开放时期适应新的社会形势，扩大了党的执政基础。此后，胡锦涛又进一步提出党的“先进性建设”，以避免共产党因丧失理想信念而蜕变为简单协调各阶层利益的利益型政党，避免变成苏联当年的“全民党”。可以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中，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口号是一个关键性的转折。从中华文明史角度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意味着中国继商周时代、秦汉时代、唐宋时代和明清时代之后进入第五个全面复兴的时代。中华文明几千年的辉煌历史和对之发扬光大的政治信念成为凝聚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重要精神力量，而这份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有助于中国政治的稳定，为改革和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从而推动中国在经济上迅速崛起。十八大之后，习近平进一步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升到“中国梦”的高度，从而为中国人提供了理想生活的未来愿景。

然而，如果缺乏共产主义这种更高理想信念的引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很容易在前进中迷失方向。西方人往往从自身霸权的历史经验出发，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理解为恢复历史上中国在东亚的主导权，从而把中国崛起看作是对西方霸权的挑战，由此美国试图“重返亚洲”，在东海、南海问题上对中国进行发难。西方学界将中国崛起理解为历史上的德国崛起挑战英国霸权或苏联崛起挑战美国霸权，开始关注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从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的立场出发，以“共商共建共享”的新理念和大格局来重现“丝绸之路”下的东西方贸易所带来的繁荣和稳定。然而，在西方霸权主义的世界观中，“一带一路”被理解为麦金德与马汉相结合的地缘政治战略，并以此来鼓动和挑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并试图构建所谓的“美澳日印”四个机制来牵制中国的发展。

从国内政治角度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西方自由民主体制并不矛盾。国内的自由主义从中看到了新的政治可能，于是自由主义内部发生分化，一部分人开始调整策略，将过往迷信个人权利和自由市场并因此对抗国家和民族看作是一种政治幼稚，并因此拥抱国家崛起这个政治主题，由此发展出所谓大国派主张，即认为须采取自由民主宪政才能真正实现民族伟大复兴，英美宪政由此成为中国崛起的政治样板，而德国和苏联的失败成为中国崛起中的反面教训。与此同时，伴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口号发展起来的文化保守主义中，发展出一种复古派，主张“儒化共产党”，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所取得的人人平等的历史性成就，为此甚至不惜否定五四运动和辛亥革命。在这种背景下，一时间封建复古思潮沉渣泛起，商业资本与文化资本相结合，推动各种封建依附关系和利益关系的团团伙伙开始渗透到党内。可以说，这两种政治思潮与自由派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潮结合在一起，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的政治权威和政治体制构成挑战。在这种背景下，习近平重提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确定最高的理想信仰和最终的发展方向。

马克思始终强调要将“共产主义”从一种空想的乌托邦理念变成一种“科学”的社会主义，这就意味着共产主义必须落实在现实生活中成为一个可以检验的具体生活状态，“共产主义”要成为有实证科学意义的“共产主义社会”。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年代社会主义还没有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只能是一个遥远的哲学构想，那么当苏俄和中国在建成社会主义之后，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就变得尤为迫切，共产主义面临着从哲学理念转化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具体制度建构。

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习近平在重提共产主义概念时并不是在科学社会主义的脉络里重提“共产主义社会”这个概念，而是借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这句格言，把共产主义从西方实证科学传统中的具体社会形态巧妙地转化为中国传统哲学的心学，从而将共产主义提升为一种理想信念和精神信仰，重新激活了共产主义这个概念所具有的精神能量。由此，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信念，成为党性教育和党性修养一部分，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心学”。由此，共产主义不是在遥远的将来有待实现的某种具体社会状态，而是将最高理想融入到当下政治实践中的生机勃勃的精神状态，共产主义不仅是未来的美好生活方式，更是融入到为理想而奋斗的具体政治实践和日常生活中，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在当下政治生活实践中精神饱满、昂扬向上的正能量。

正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脉络里，对共产主义这个最高理想的理解也就不再是马克思在西方理论传统里构想的没有社会分工“异化”的人类原始的伊甸园状态，而是更多地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下大同”的理想联系在一起。十九大报告用“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这个最高理想来激励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而在报告的具体内容中，更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的社会状态。

因此，同样讲“不忘初心”，在2016年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的讲话中，习近平用“初心”来指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在十九大报告用来指“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是因为“七一讲话”对全党而言是一次哲学高度上的思想回顾和精神洗礼，因此更着眼于共产主义这个最高理想信仰。而十九大报告更多是全党在现实历史阶段中的使命担当和具体治国方略，更多着眼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更为切近的信念和目标，因此就将共产主义的论述放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和党的建设等具体工作中。习近平对共产主义概念的重新阐释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即马克思主义不仅要和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而且要和中国文化相融合。由此，共产主义的最高精神追求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愿景相互支撑，相得益彰，共同成为习近平新时代凝聚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支柱。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构紧密联系在一起。如果说在邓小平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概念的重心在“中国特色”，那么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心在“社会主义”，用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原则来校正自由派和保守派对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各种解释。这就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放在全球共产主义运动时中加以重新定位。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方案

十九大报告对习近平新时代的第三个定位就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定位。报告特别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科学社会主义并在世界上推动了共产主义运动，从而开始探索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在西欧的社会主义实验（尤其巴黎公社）属于第一个阶段，那么十月革命之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所形成的苏联模式及其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影响可以看作是第二阶段。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也基本上是在学习苏联模式。而从邓小平开始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习近平提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断成熟定型，无疑是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探索的第三个阶段。

这个阶段实际上是从1956年毛泽东反思苏联模式并提出“论十大关系”开始，中国走向了独立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道路。然而在特殊历史背景下，对中国道路的探索走向更为激进的“文化大革命”，而改革开放实际上重新回到“论十大关系”开辟的道路上，全面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当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随着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而全面失败时，中国在世界上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有力竞争者。

邓小平最初使用的概念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也成为十三大报告的主题。十四大报告将这个概念改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十六大报告开始这个概念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意味着，社会主义是一个基本的理念和相应的原则，这些理念和原则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实践中不断地进行探索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在既定的“社会主义”框架中增加中国特色，而是用中国的实践经验来探索并定义究竟什么才是“社会主义”。由此，“社会主义”不是僵化的教条，而是一个开放的、有待探索和重新界定的概念。中国不是亦步亦趋地学习从西方经验中产生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制度设计，而是以更大的自信心来开创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进到第三个阶段。正因为如此，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这种对“自信”的强调实际上是近代以来中国人的又一次精神解放，即人类迈向现代化的道路不是只有西方人才能创造出来，中国人不是只能在西方自由主义道路和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之间作出选择，而必须有自信心在中国现代化的实践中开辟新的现代化道路。“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就有了路”。而中国人在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上之所以越来越自信，底气不仅来源于中国独特的实践，更来自深厚的中国文化传统。正是中国文化为“共产主义”理念注入了新的精神能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开辟了新的道路，从而激励每个发展中国家开辟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因此，十九大报告在原来“三个自信”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文化自信”而变成了“四个自信”。

一旦进入国际共产主义史的视野，就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普遍认可。

一部全球文明史就是全球不同国家和民族从传统迈向现代的历史。在这个转型过程中，西欧英美国家率先完成了现代化转型，从此开始奴役其他国家和民族，迫使其他国家和民族选择西方模式。进入19世纪，德国第一次开始探索不同于西欧英法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这种模式后来被贴上“国家资本主义”的标签。进入20世纪之后，苏俄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发起第二次挑战，提出了一条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并因此改变了全球格局。苏联、中国等后发达国家从一个落后的封建农业国一跃而为世界强国，显示了社会主义道路内在的优越性，有力地推动了全球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运动。然而，苏联模式发起的挑战随着苏联解体而失败了。美国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似乎迎来了全球胜利并开启了以西方模式为标准的“全球化”。因此，在一些西方思想家看来，西方现代化道路已成为唯一普遍的真理，世界历史正在进入“历史终结”；而在另一些思想家看来，这种全球化表面上导致“历史终结”，而实际上是导致“文明冲突”取代冷战意识形态冲突，人类文明会重返前现代的状况。

在这种国际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不仅在中华文明史的尺度上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探索人类文明的未来走向具有重大意义。中国文明能否对全人类做出新的贡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文明能否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探索一条新的现代化道路，尤其是对所有后发达国家而言，能否摆脱资本主义现代化带来的依附命运以及在全球分化中面临的文明冲突困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十九大报告对习近平新时代在全球文明史上做出明确的定位：“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在邓小平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主要是为了解决中国自身的发展问题，现实的历史处境导致中国在国际秩序中长期“韬光养晦”。随着中国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已经站在了世界舞台的中央，不可能脱离全球而独善其身。中国必须重新调整世界与自身的关系，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全球的发展联系起来，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承担起对全人类的责任。为此，习近平从十八大以来就全力推动中国在政治、经济和思想的转型，明确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来构建新的国际治理体系。这种“共商共建共享”的思想恰恰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思想与“和而不同”的和合理念，这无疑是中国智慧对全人类的贡献。

在十九大报告中，“贡献”这个概念出现了11次，是历次党代会报告中最多的一次。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把对全人类的“贡献”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恰恰证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狭隘民族主义的，而是世界主义的。这种世界主义精神一方面来源于中国儒家的天下主义传统，那就是十九大报告最后援引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另一方面来源于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信念。十九大报告中特别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

中华文明在历史上曾经对东亚乃至全世界的文明发展作出原创性的巨大贡献。近代以来，中国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道路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之所以强调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重要使命之一就是要将西方的各种现代化成就与中华文明传统中融为一体，为人类文明从传统进入现代开创一条具有原创色彩的道路。尽管有不少学者提出“中国模式”这个概念以区别于“西方模式”，但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七一讲话”中选择用的是“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个概念。而这些概念的选择本身就体现了中国智慧，即要能够包容多样化的发展模式。事实上，新中国成立以来，始终秉持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王者不治化外之民”一脉相承。中国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向周边地区强制输出文化，中国文化之所以源远流长不断发扬光大，就在于尊重周边文化并善于取其所长不断完善和提升自己，从而提供生活的榜样而吸引周边地区来学习模仿。

因此，“中国方案”意味着中国绝不会像西方那样将自己的发展道路强加给其他国家，而是提供一套发展的理念、思路和方法，让其他国家根据自己的国情来探索适合本国的发展道路。同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现代化的中国方案，并不会试图在当下全面挑战并取代西方资本主义模式。尽管在西方霸权主义主导的世界中，“中国方案”的提出必然会遇到阻力、矛盾和冲突，但中国绝不会因此而主动挑起新的冷战，因为中国始终尊重各个国家（包括西方国家）自己的发展模式，并始终坚持学习和借鉴其合理内涵而丰富和完善中国的发展。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正因为如此，面对后冷战西方推动“历史终结”所引发的地缘冲突和文明冲突，中国虽然崛起但始终保持低调克制，采取不结盟立场，在国际事务中始终不会因种族的、宗教信仰的和文化意识形态分歧而预先选择立场，而始终以务实的态度与冲突各方尽可能保持良好商业贸易和政治文化关系，并努力为全球尤其是后发达国家提供基础设施、交通、互联网建设等公共产品，以“无所争而无所不争”的中国智慧在静悄悄地改变世界格局，从而真正展现出一种文化自信和政治成熟。中国崛起实际上秉持了一种独特的“中国例外论”，它展现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不同，即西方文化始终试图在矛盾对立中追求绝对的同一，而中国文化始终强调对立中的统一与包容。因此，“中国方案”的雄心恰恰在于立足中国文明传统来吸收世界上所有文明的长处，从而推动中国文明传统的现代性转化，最终建立包容西方文明并超越西方文明的人类文明新秩序。这意味着要终结地理大发现以来西方文明一统天下的全球政治格局，意味着要在文化和文明意义上打破过去五百年西方文明在全球的支配地位，从而迎来人类文明发展的新时代。十九大报告将这个新时代表述为：“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

                                       （编辑  季节）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改革和调整党和国家机构，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面对新时代新任务提出的新要求，迫切需要统一调整和优化党和国家机构的设置和职能，以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充分体现了十九大精神的要求。此次机构改革与宪法修正案、组建国家监察委员会等一起，是新时代一场伟大而深刻的政治变革，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必将对中国今后的发展产生积极而巨大的影响。

冷战结束后，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际政治局势表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自由民主模式存在着结构性弊端，西方政党政治陷入困境，政治发展遭遇政治红灯。一些照搬西式民主模式的新生“民主国家”也陷入了治理混乱和政治泥潭。西式民主模式并不必然带来国家的良治和善政，西式政党竞争并不能巩固国家职能、提高政治效能、增进社会福祉和社会公平。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刚刚表决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明文规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作用明确写入国家根本大法。此次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贯彻全面加强党的领导的指导思想，体现出强烈的政治性、全面性、深刻性，突出了法治化、科学化、专业化的精神，有利于推动中国建设和发展，有利于提高党的领导能力，有利于提高政府效能和部门行政绩效，有利于推进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有利于提高市场活力，有利于社会稳定和谐。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目标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形成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体系，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武装力量体系，联系广泛、服务群众的群团工作体系，推动人大、政府、政协、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协调行动、增强合力，全面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一、有利于集中统一、提高效能。近些年在一些领域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这突出表现为：党的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还不够健全有力，保障党的全面领导、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体制机制有待完善；一些领域党政机构重叠、职责交叉、权责脱节问题比较突出等。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优势，对此不必遮遮掩掩，完全可以理直气壮。一些领域机构设置重复，职能重叠，部门叠床架屋、层层设卡，行政成本居高不下，严重影响了党的大政方针的贯彻执行，人民群众对此反映强烈。

为此，要统筹设置党政机构。根据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要求，科学设定党和国家机构，准确定位、合理分工、增强合力，防止机构重叠、职能重复、工作重合。党的有关机构可以同职能相近、联系紧密的其他部门统筹设置，合并设立或合署办公，整合优化力量和资源，发挥综合效益。 

二、有利于科学合理配置机构、降低行政成本。长期以来，一些政府机构设置和职责划分欠科学，职责缺位、效能不高；中央和地方一些机构职能上下一般粗，权责划分不尽合理；一些领域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不够完善，滥用职权、以权谋私、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仍然存在。 

应当坚持问题导向，通过撤销、合并、重组等形式实现部门职能优化协同。聚焦发展所需、基层所盼、民心所向，优化党和国家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坚持一类事项原则上由一个部门统筹、一件事情原则上由一个部门负责，加强相关机构配合联动，避免政出多门、责任不明、推诿扯皮，下决心破除制约改革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使党和国家机构设置更加科学、职能更加优化、权责更加协同、监督监管更加有力、运行更加高效。 

三、有利于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我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灾害多发、频发。为应对天灾人祸，化解安全风险，必须优化应急力量和资源，以建立统一指挥、专常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平战结合的统一高效的应急管理体制。此次将过去分散在10多个部门的防灾减灾救灾职责集中起来，组建应急管理部，意义重大。可以避免过去抢险救援多头分散、专业化和协调性不足，提高化学、生物等新型危险的预警、处置、投送、救援等能力，有利于应对自然灾害和各类安全风险，大大提升我国防范和应对风险的综合能力。

                                            （编辑  宋斌斌）

内容提要：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观点。从实践中总结，我们将从七个方面加强认识。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经济增长   认识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理论观点。全党、全国人民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指导下，取得了巨大成就。《政府工作报告》用详实的数据和大量事实诠释了亿万人民的伟大实践，并从中得出了一些规律性的认识，进一步丰富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许多科学论断，是我们研究和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学习文献。从实践中总结，我们加强对以下几方面认识。

对党的领导、政府工作和市场机制三者关系的认识

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是我国经济建设的基本实践。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把党对经济工作领导的作用提到历史的新高度，成为我国经济建设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西方经济学也讲市场失灵和政府干预，最典型的是凯恩斯经济学，与其相对立的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讲的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为什么还要强调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因为无论是各级政府还是企业，都是一定意义上的财政主体和利益实体，都有自己独立的利益目标要实现，我国现有的生产企业和金融企业，不仅存在多种所有制形式，而且国有企业还分别隶属不同层级的政府，因此不仅会发生资源配置的扭曲现象，而且还会把中央政府逼到最后贷款人的地步，从而发生政府直接干预失效或成效不明显的现象。

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站在全体人民利益和经济整体利益的高度，以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以党严明的组织纪律性为保障，统筹全局、协调各方，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效的现象。事实上，西方国家的政府干预，由于存在不同的政党博弈，往往是失效的，甚至在国会辩论中直接无疾而终。但他们始终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出路，而且往往给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反攻倒算留下把柄。只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才解决了这个世界性的难题。因此，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首要问题，也是区别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问题。

对经济增长不再追求高速度、经济发展要转向高质量的认识

要实现这个转变，我们要主动把经济增长速度的预期目标降下来，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增长速度要换挡。近两三年，中央政府对经济增长速度的预期目标都主动降低到6.5%左右，这是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希望提高经济增速预期的意见出发点虽好，但不符合经济实际。多数研究机构都认为现阶段我国潜在的经济增长率是6-7%，所谓潜在的经济增长率是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它主要是指在资本可以得到预期回报下的经济增长率，这在我国的应用是有局限的。首先我国有明显的生态环境的严峻约束，而潜在增长率的计算并没有考虑这一点；其次，由于体制、机制的原因，资源配置的扭曲现象依然存在，一些国有企业包括民营企业都存在不考虑资本回报而追求产出，形成无效供给和经济泡沫的问题，这也是计算潜在增长率难以假设的。因此需要中央政府明确释放经济减速的信号，避免经济增长的“硬着陆”；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认识“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的深刻含义，才能腾挪出更大的空间、安排出更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用于转向高质量发展；才能引导各级政府用更大的精力和更大的智慧去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去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对深化改革的规律性认识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作出了全面部署，这些改革内容被分解为300多项具体措施，1500多项举措，形成改革的主体框架和“四梁八柱”。但这么多改革措施，究竟什么是主要矛盾，抓住哪个牛鼻子才能纲举目张？习近平总书记准确提出了以供给侧改革为主线，着力解决目前我国供给体系滞后于需求结构的主要矛盾问题。国务院工作紧紧围绕供给侧改革的主线，并以此为突破口，进一步推动了基础性关键领域的改革和财税领域的改革。

在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也有一个认识规律和寻找突破口的问题，《政府工作报告》对五年来国务院工作做了很好的总结，实际上也是对这项改革任务的规律性认识。近三年来，国务院反复部署并不断深化“三去一降一补”的改革措施，部署和深化政府“放管服”的改革措施。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抓而不紧等于不抓。国务院对这项改革任务紧抓不放体现了作风的转变，把改革落到了实处。

对创新驱动的规律性认识

首先，实现创新驱动需要认识和追踪世界先进技术研发和应用的现状与前景。五年来，国务院工作紧紧围绕五大发展新理念，努力追踪世界先进技术和产业的前沿，大力推广“互联网+”，发展智能产业、运用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及时实施大数据发展计划，发展工业互联网。从而使我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化中走在了世界先进的行列，我国的电子商务和电子支付在世界上领先于各国，这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是英明、睿智和具有科学知识的领导集体。

其次，实现创新驱动需要先进的科研队伍、逼近前沿的科研项目和任务，以及预期的成果，但这毕竟是少数科学家和科研机构、大专院校的事情；还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与行动。国务院提出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规划，这是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举措。有人问，普通群众和刚毕业大学生怎么创业创新？《政府工作报告》总结了群众的实践创造和新鲜经验，提出了发展平台经济、共享经济，大中小企业融合的创新创业格局。什么是平台经济、共享经济？从经济学意义上说，就是较少依靠对生产条件的占有，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要素分配不主要向资本倾斜，而是向人力资本倾斜；不完全依靠线下交易，而是线上线下交易相结合的经济模式和商业模式，如移动应用程序APP的制作、数据信息的收集与生产、快递业务等。这不仅解决了大众参与创新，而且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新岗位。

对宏观调控的规律性认识

国务院探索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宏观调控手段，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工具箱体系，确立了区间调控的思路和方式，加强了定向调控、相机调控、精准调控。明确强调只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就业增加、收入增长、环境改善，就集中精力促改革、调结构、添动力。采取既利当前更惠长远的举措。这种宏观调控理念和方法是中国的独立创造，这在世界各国中具有首创意义。西方经济学的宏观调控只针对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三项指标，政策工具一般只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而中国的宏观调控的目标是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防风险这一组关系经济与社会、短期与长远、兼顾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完整指标体系，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宏观调控目标体系。因此这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显著特征。

对精准脱贫规律性的认识

扶贫是世界性的课题，也是联合国千年计划的一个内容，许多发展中国家为此付出了长久努力，但只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敢于明确提出到2020年全面脱贫的目标，这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最宏伟的目标，即便最发达的国家也未能提出这样的目标。不仅目标宏伟，而且实践也非常丰富。长期以来，我们从一般性扶贫发展到精准扶贫，从借鉴其它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到独自创造符合本土国情、民情的经验。

《政府工作报告》总结了这几年的经验，提出了产业、教育、健康、生态扶贫，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激发脱贫内生动力等规律性认识，这些认识在世界银行专家总结发展中国家脱贫经验的报告中是难以看到的。中国的精准扶贫的提法和理念，以及它的实际经验是对发展中国家扶贫事业和人类社会命运共同体的巨大贡献，因此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

习近平新时代开放思想的政治经济学新理念的认识

习近平新时代对外开放思想提出了许多政治经济学新理念，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向新的阶段发展需要新理念。理念是推动全球化的关键力量。西方国家曾经提供了推进世界经济发展的理念，例如中心——外围理论、盛行多年的“华盛顿共识”和新自由主义。但实践证明它们都不符合时代潮流的发展。习近平的新理念应运而生，从经济学逻辑看，这些新理念涉及两个重要的经济学观点：

“非经济人假设”的价值观和正确的义利观

“经济人假设”指“人是完全自利的、绝对理性的、总是试图最大化自身的利益”。从理论和实践层面，该假设都存在重大缺陷。它并不是一直就存在，而是经济学家为了分析问题的简单化、为了模型推导的需要所构造出来的一个概念。虽然当代西方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认为人有自利倾向，但是他在《道德情操论》中也认为人的行为受道德的约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从来没有出现过“经济人假设”的概念。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 这意味着，每个人都受其生活环境、文化、阶层、经历的影响，而表现出不同的特性。当然，不赞同“经济人假设”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并不意味着在经济活动的实践层面、在具体经济政策设计、企业管理和收入分配等领域可以完全不考虑物质利益的激励作用，这需要用一分为二的辩证法加以分析对待。

当代西方经济学也并不完全认同“经济人假设”。“利他主义经济学”就指出，不管是因为生物遗传学原因还是出于文化道德情感，人类的利他主义一直就存在，它驱使人们利用有限资源去生产类似受人尊重这种“个人的社会价值”。利他主义是个人获得他人认同、社会尊重、社会地位的重要方式。行为经济学也发现了许多与“经济人假设”不相符的社会异象。

“经济人假设”与一系列社会经济发展实践不吻合。从大的方面看，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碳排放、气候变化、动物保护等国际议题都不是基于“经济人假设”所提出的。中国自古以来就主张“和为贵”，一直都凭借自身在文化制度上的先进性来感化外围地区和民族。古时候的朝鲜、日本都是主动学习和引进中国的文化、制度和生产力，中国也主动提供人力、物力来帮助周边国家建设文明社会，基本不侵略别国。这证明中国自古以来就不是按照“经济人假设”来处理对外关系的。西方社会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则是一部武力侵略和经济掠夺史，他们信奉的是达尔文的“优胜劣汰”自然生存法则，这是提出“经济人假设”的部分原因。“非经济人假设”的价值观诠释了我国的对外开放实践、新时代的对外开放思想。中国人讲究“义利相兼，以义为先”。所以，中国的对外开放实践体现出与“经济人假设”完全不同的理念。1950年至2016年，中国在自身长期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不高的情况下，累计对外提供援款4000多亿元人民币，实施各类援外项目5000多个，其中成套项目近3000个，举办11000多期培训班，为发展中国家在华培训各类人员26万多名。[2] 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特别是对非洲的援助绝不是“经济人假设”能够解释的，按照该假设，这些援助根本就不会发生。这体现出中国与西方国家完全不同的人类社会发展追求，即关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关心全人类的幸福、全人类的共同发展。

新时代习近平对外开放思想突出共商、共建、共享、互利共赢发展理念，受到了世界各国的积极响应和支持。“经济人假设”作为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逻辑前提，遭到了挑战。西方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上推行的经济全球化造成了一系列负面效应，例如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根据瑞士信贷银行《2017年全球财富报告》，全球最底层一半人口拥有的财富不足全球全部财富的1%，但全球最富有的10%的人口却拥有全球总资产的88%，最富有的1%人口更是占有了全球一半的家庭财富。[3] 同时，不同地区、种族和信仰的人们之间摩擦不断，反映出传统的经济全球化模式越来越难以持续。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应对这个难题的伟大创举和未来出路。它与美国主导的以往经济全球化的根本不同点是，要实现互利共赢的目标，要在共商、共建、共享的前提下寻找各国利益的最大公约数。

坚持正确义利观是中国对外经济合作始终坚持的原则。党的十九大报告阐述：“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正确义利观，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它是新时代中国发展的需要和责任。中国的对外开放服务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过去要解决的是投资与外汇、工业化和增长速度，今天要解决的是增长质量和发展问题。所以，对外开放需要在更高层次上解决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的利用问题。我国说互利共赢，既面对发展中国家，也面对发达国家，只有提倡这个理念，才更有利于我们引进先进技术，实施创新驱动，实现增长联动和利益融合。而且，今天我们提对外开放已经与过去有很大不同：过去我们是穷国，开放主要是为了获取国际资源、资金、技术和服务，我们对世界经济秩序和理念只有被动接受的资格；现在我们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影响和塑造世界经济格局和秩序的实力，我们的道德愿望具有变成现实的可能性，我们已经无法回避这种历史责任。树立正确的义利观是国际社会对我们的期待和中国的大国责任所系。

“非经济人假设”对资源优化配置的重新定义

与“非经济人假设”的价值观和正确的义利观相一致，该假设下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更关注发展质量、自然环境、人的需求、人类共同发展等。这必然引起资源配置的战略方向转变，即从过去的要素驱动型向科技创新型转变；从过去基本上是生产型向生产和消费型并重转变；从过去主要是使土地、矿产等物质资源的资本化以及高碳领域的产业化，向现在主要向低碳和绿色产业转变；从过去单纯是资本高回报型向资本回报与普惠型转变。科技金融、消费金融、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象征着这一战略方向的转变。

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的金融机构是这个趋势的先行者。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专门投资具有普惠、绿色、共赢属性的基础设施项目，从而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丝路基金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推进合作项目，主要以股权形式投资中长期基础设施项目、产能合作等项目，投资规模大、回报期限长、风险大，是“经济人假设”下的投资者所不可能投资的。榜样的号召力是强大的，新理念和新实践带动和影响了国际金融界。2017年5月，中国财政部与26个国家的财政部共同核准了《“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与世界银行、亚投行、新开发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欧洲投资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共同签署了加强“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4]

金融资源配置工具的多样化也将助力普惠金融的拓展，这里的普惠金融是着眼于全球企业投融资大局的概念。世界经济多极化趋势，突显了美元在这种经济大格局中仍然作为全球资源配置主要工具的不合理性。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再次证明经济全球化新时代需要多种国际货币参与作为全球资源配置的工具，以削弱美元造成的“特里芬”难题对全球经济的负面影响。人民币等新兴国家货币作为全球金融资源配置工具的出现，使得世界各国有条件在贸易结算、投资工具和官方储备等各方面有更多选择，并分散金融风险。这不仅有利于投资者降低风险，也有利于补足中国等新兴国家金融资源来源匮乏的短板，新兴国家企业的融资方式将更加多样化、融资成本也会更低。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实际上就是金融资源配置方向转变的重要标志和力量。

非霸权主义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模式

西方学者认为，几乎只有霸权主义的国家才有能力提供国际公共产品，这确实是以往经济全球化的真实写照。工业革命以来，英国和美国凭借其在经济和军事上的霸权地位，依次充当了全球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角色，霸权主义供给方式对它们自己也最有利。随着世界经济多极化发展，特别是新兴经济体作为一个集体力量的崛起，霸权主义国际公共品供给方式难以为继。

虽然WTO框架下的多边贸易投资自由化谈判进程受阻，多哈回合谈判历时15年无果，但是国家之间的区域贸易协定（RTAs）（包括区域多边或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快速增加，图1显示2008年以来，每年都签订相当数量的RTAs。此外，一国自主设立的自由贸易试验区也越来越多，开放度越来越大，例如中国已经设立1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且要把上海建成自由贸易港。区域贸易协定、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港将成为新的推动经济全球化的载体，使得世界经济联系依然日益紧密，相互依存继续提高。这些区域性的自由贸易协定，都产生了大量的区域贸易投资自由化制度安排和政策规定，打破了过去由一两个霸权主义国家制定国际规则、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垄断局面，国际规则制定和公共产品供给的民主化趋势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大潮流。非霸权主义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必然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

图1    世界区域贸易协定（RTAs）发展情况（1958-2017年）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WTO秘书处RTA数据库数据绘制。

“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一种非霸权主义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即共商、共建、共享。它将更多反映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推动构建公正、合理、透明的国际经贸投资规则体系。“一带一路”也将促进政策、规则、标准三位一体的联通，为互联互通提供机制保障，使各类国际公共品更好适应各国发展需要。在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上，“一带一路”倡议的创新之处还在于：（1）它把精神世界的升华融入其中。中国自古就讲究“和而不同”。“一带一路”建设试图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推动各国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2）它把人文合作机制作为国际公共产品的必要衍生品。搭建更多合作平台，开辟更多合作渠道；推动教育合作，扩大互派留学生规模，提升合作办学水平；在文化、体育、卫生领域创新合作模式，推动务实项目；保护和利用好历史文化遗产等等。（3）它反映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性。当今世界，一方面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地区冲突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共同应对这些挑战，是各个主权国家的现实需要和理智选择。另一方面，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以新的方式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每个主权国家都只能是人类共同体中的一部分，每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都必然以人类共同利益的发展为前提。人类的共同利益，则是各个主权国家的最关切利益的集合体，因此它需要非霸权主义公共品供给模式来书写和表达，从而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智慧结晶和设计。

                                              （编辑  季节）

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在回顾过去五年工作、阐述2018年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要求和政策取向的同时，也对2018年政府工作提出了九点建议。同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王晨就宪法修正案草案作出说明。

国际关系风云激荡、不确定因素增加，国内深化改革，攻坚克难面临重要关口。在这一背景下，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蕴含了哪些信息？对我国现行宪法作出21条修改的宪法修正案（草案），又该如何解读？

问：今年的宪法修正案（草案）提议，宪法第一条第二款中增写一句“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您如何看待这一修改？

张维为：这次宪法修正案草案把党的领导放入宪法第一条。对于这个变化，我们要了解当时的背景。1982年起草现行宪法的时候，由于经历了文革混乱和刚刚对外开放，许多人看到国外这么发达，我们的差距这么大，几乎失去了制度自信。当时不少人质疑，新的宪法中不宜提党的领导。但邓小平说，宪法中一定要提四项基本原则，其核心就是坚持党的领导。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们很多人，包括许多党员干部还是不自信。当时有人谩骂共产党，有人批评说你这是违宪，他说，党的领导是写在宪法的序言里，而不是宪法的正文中，这不属于违宪，好像写在序言中不具备与正文内容同样的法律效力。这次宪法修正案草案明确地将党的领导内容写入宪法正文的第一条，这是我们制度自信的很好体现。

过去二十多年，我们看到了苏联解体、南斯拉夫解体、“颜色革命”褪色、“阿拉伯之春”变成“阿拉伯之冬”，看到今天西方制度陷入的巨大困境；与此同时，中国在党的领导下迅速崛起，震撼了世界。我们新的社会共识已经基本形成：是党的坚强领导保持了国家的独立稳定团结，使中华民族走向全面复兴。所以这一条修正案对于中国进一步崛起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意义，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

我们要强调，中国共产党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这个“党”和美国民主党、共和党的“党”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西方的政党是公开的“部分利益党”，中国共产党是代表整个国家人民的整体和长远利益。

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是世界上唯一的连绵5000年而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与一个超大型现代国家的结合，也是一个“百国之合”的国家，其治国理政的传统历来是统一的执政团体，中国共产党是这个传统的继续和发展。我认为21世纪的国际竞争，关键要看一个国家有没有能够代表人民整体和长远利益的政治力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一直是更看好中国模式。

问：您如何认识国家主席任职方面的修正？

张维为：这个修正引起很多关注。其实从江泽民担任总书记时期开始的实践证明，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由同一位领导人担任是一个好做法，保证了中国的稳定和崛起。但是在党章中，党的总书记和军委主席，没有规定只能连任两届。因此这次在宪法中做了调整，这样三者就统一起来了。但这不是终身制。我们的党章中有明确的规定，不搞终身制，出于年龄和健康原因，还规定了干部的退休制度。实际上，这也是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普遍做法，即四年或五年为一个任期，但对于可以连任多少次，没有硬性的规定，像德国的默克尔总理，现在已经进入了第四个任期。

我一直说一个好的政治制度，既要有“下下策”，也就是保底的制度安排，这包括防止坏人做坏事，包括退休机制、集体领导制度等，但它也要有“上上策”，即能让好人做好事、做大事。两者的结合才是比较理想的制度，中国政治制度在这方面的探索和安排是比较成功的。像小布什这样在任期内可以随意发动两场愚蠢的战争，在中国今天的政治体制下是不可思议的。

问：您如何看待这次政府工作报告中对过去五年经验的总结？

张维为：政府工作报告对过去五年的经验有一个很好的总结。我们的成绩确实是非常了不起的。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30%，这意味着我们比美国、日本、欧洲对世界增长的贡献加在一起还要多。

特别重要的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美国等西方国家采取的几乎都是货币宽松政策，讲白了就是直接或间接地印钞票，这是极其自私和不负责任的做法。中国是为数不多进行了实质性改革，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升级的国家。我们过去五年的这种坚持，今天使我们尝到了甜头。

西方国家现在也开始看到中国正在成为创新的超级大国，我们在新经济的很多方面已经引领全球。面对金融危机后经济困难的时候，西方国家没有真正进行改革，而是在印钞票，股价上去了，实体经济没有上去。但是中国真的进行了结构改革。我们提出“加快新旧发展动能的转换”，现在我们的“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等，确实是走在世界前面了。

问：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国际上“保护主义明显抬头”。而最近特朗普宣布对钢铁及铝征高额关税。您怎么看中美双边贸易关系近期发生的变化？

张维为：中美之间的贸易规模是非常大的，2017年中美双边贸易额已经突破5800亿美元。如果像特朗普总统所说的，在两国间打一场贸易战的话，两国都将深受其害。我个人认为，美国不太可能赢得这场贸易战，美国的国家利益将受到严重伤害。如果美国对钢铝加征高额关税，首先受到影响的就是“铁锈地带”的那些美国消费者。

问：是否可以理解为，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的目的是出于政治利益，而非经济上的胜利？

张维为：我想这背后也反映了中美两种模式的差别。中国模式讲的是经济要以人民为中心，而特朗普的政策是以“以选票为中心”，这只会使美国社会更加分裂。

特朗普征钢铝税，直接受益的工人连15万都不到，而由于这一决策而导致钢铝价格上涨，间接受到不利影响的人数恐怕是其十倍之多。特朗普征税本质上是为了这个小群体的选票，他们是特朗普的铁杆支持者。

“以选票为中心”的经济和经济政策，就是不在乎票源以外的其他人。这本身也暴露了美国选举制度的深层次缺陷，哪里还有民主可言？西方竞选制度的设计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了“游戏民主”，竞选双方的差别就在于能否保住“铁杆”票源，你只要抓住1%的关键少数，你就可能赢得选举。

问：实际上，据我们所知，美国高层内部对这样做也是有分歧的。

张维为：特朗普内阁对这个加税政策显然没有形成共识。这与中国人谋定而后动的决策思路和实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我们推出一个政策如“十三五规划”，前后进行了广泛的协商、磋商，通过民主集中制形成共识。但特朗普推出这样一个政策时，显然没有经过多少内部的磋商，还没有形成共识就推出政策，这会给美国带来更多的麻烦。这种三流的决策水平只会加速美国的走衰。

问：今年中国GDP增长目标与2017年的预期目标一样，均为6.5%。您如何看待？

张维为：今年中国GDP定的目标是6.5%，这个目标是比较谨慎的。很多人说世界经济复苏了，为什么我国的指标跟去年一样？表面看，世界经济形势有所复苏，但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世界经济有望继续复苏，但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很多。”这是实事求是的。

实际上，西方经济所谓的复苏，主要还是资产的复苏、是股票的复苏，而不是实体经济的复苏。这种复苏是脆弱的，水分很大。所以我们还是谨慎一点，外部环境可能会出现不利局面，甚至不排除出现一场新的金融危机，我们要未雨绸缪。今年的整体目标定在6.5%，在实际发展中可能会超过这个目标。2017年我们定的也是6.5%，最后实际增长是6.9%。

问：您认为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哪些值得大家特别关注的特点？

张维为：从政府工作报告来看，大致是“加法，减法，乘法”。

一是“加法”，我们特别注重壮大经济的新功能、做大做强新兴产业集群、“互联网+”、发展智能产业，包括加快制造强国建设，推动集成电路、第五代移动通信、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等等，这方面我们都是在做加法。

二是“减法”。首先是去杠杆以防范金融风险，特别是发展互联网金融之后，产生了不少衍生产品的风险。现在中央三年内的三个攻坚任务的第一项就是避免金融风险。还有就是继续淘汰落后产能。

三是“乘法”。这是中国模式的神来之笔。强调创新驱动，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是产生乘数效应的方法。我们从“新四大发明”产生的经济和社会效果已经可以看到这一点。

第一次工业革命是蒸汽机革命，第二次是电力革命，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都错过了。第三次是电子和信息革命，我们通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应该说不仅赶上了，而且走到前沿了。同时我们把第一、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该补上的东西也补上了，现在我们正在拥抱第四次工业革命，即“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我们已经走在世界前沿了，很多地方开始引领了，而且这个势头越来越猛。我们的移动支付规模已是美国的60倍。

微信、支付宝、高铁革命、共享经济，这些变革都发生在中国，而不是世界上其他国家。在人类历史的此时此刻，中国已成为这个世界上最激动人心的地方。可以说只有中国做到了“一部手机，全部搞定”，无论欧洲还是北美，目前还远远做不到这一点。

一位美国学者说过，“习近平拥抱未来，拥抱2050年，而特朗普拥抱的是1950年”。中国人确实创造了震撼世界的奇迹，我们为此而自豪，这也是对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最好纪念。

                                               （编辑  杨利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