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3.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实践，为创造新的理论提供了丰富的题材。但在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代表的西方话语体系的“任意剪裁”下，中国崛起的“春天的故事”被不断歪曲和误读。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英国早期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和二战后西方的国家干预型市场经济模式有着显著和根本差别。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种新模式，实现了对西方市场经济模式的超越。要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后的逻辑，必须构建市场经济3.0的理论话语体系。

笔者认为，市场经济发展史可以划分为市场经济1.0、2.0和3.0三个版本。[1] 按照一般的理解，市场经济1.0对应于工业革命之后在英国出现的自由市场经济，其市场主体只有私有企业一维，国家只是充当市场的“守夜人”，与市场截然分开。市场经济2.0对应于二战后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其市场主体扩展为中央政府和私有企业二维，政治权力开始内嵌于经济之中，国家开始成为市场经济内生性主体。市场经济3.0对应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是对市场经济2.0的发展与超越，集中体现为：第一，国家的经济作用更加宽广；第二，中国共产党是一种经济制度；第三，市场经济3.0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组成的三维市场体制。[2]

不同的市场经济版本，对应于不同的经济发展理论。以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和当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代表构成了市场经济1.0理论。凯恩斯、当代演化经济学以及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组成市场经济2.0理论。以新结构经济学为代表的解读中国经济的理论属于一种过渡形态的理论。而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是市场经济3.0的理论体系。

主流观点一直认为，市场经济只有1.0和2.0两个版本，从而对政府作用的讨论，不免陷入“自由放任”还是“政府干预”这个钟摆式陷阱。将市场经济3.0纳入学术谱系当中，无疑肯定了中国模式的实践与理论价值，这也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发达国家市场经济转型，提供了新的实践与理论参照。

笔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要构建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理论。其中一个核心问题，是要求国家理论必须能够很好地解释现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家有关机构（如地方政府）以及党的经济作用，否则将无法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

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晚年列宁之问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在历史唯物主义发展史上，曾经有几次马克思主义者内部的争论，其中最著名的一次争论，是围绕十月革命的合法性问题产生的。后来成为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的葛兰西，当时发表了《反对〈资本论〉与革命》一文（见人民出版社出版《葛兰西文选》）。他一方面肯定了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同时又体认到，十月革命的发生和历史唯物主义或生产力一元决定论是相矛盾的，对这种矛盾客观上需要一个解答。他的这种认识，当时在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身上也有反映，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接纳了后一种看法。

列宁在其晚年对类似问题做了深刻思考。在他的《论我国革命》一文中，列宁提出了一个解答，其中包含两个要点：第一，在列宁看来，世界历史是由偶然性组成的，十月革命在落后的俄国爆发并成功，体现了这种偶然性。第二，列宁问：为什么不能先夺取上层建筑，建立苏维埃，然后再从文化和生产力上赶上欧美发达国家的水平呢？列宁从主客观两个方面，解释了在俄国这样一个落后国家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行性。就客观方面而言，列宁提出了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爆发革命的理论。就主观方面而言，列宁早在《怎么办》里提出了新的建党学说。十月革命是在这一关于革命可能成功的“偶然性”理论的指引下搞成的，而不是盲目的暴动。

在中国，毛泽东同志也为中国革命提出了“偶然性”理论，从他在井冈山时期的著作到抗战时期的《论持久战》，再到《新民主主义论》，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理论的发展。如果只有历史偶然性，强调生产力归根结底作用的历史唯物主义就丢弃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提出了具有因果性质的规律，代表了世界历史中的必然性方面。列宁指出，如果我们谈论的不是一次平常意义的政治革命，而是经济社会形态的变迁，则生产力必须发挥作用，但这种作用在他那里可以是“事后的”，就是先改变上层建筑，然后在生产力上再赶上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

如果说列宁试图在偶然性和必然性之间建立起联系，邓小平同志则在更高的层面代表了必然性的回归，这一回归体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的关键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他接过了列宁之问，即接纳必然性，并将其发展到新的高度，提出不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无法完成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任务。

 历史唯物论的传统认识需要更新

经过40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了一种极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从理论上系统全面地对此加以解释，一个先决条件是要全面更新对历史唯物论的传统认识。

习近平同志早在福建工作时期发表一篇学术论文，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是“经济的政治化”和“政治的经济化”，[3] 并指出“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决定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同时又反作用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乃至于起到决定性作用。在一个国家的各种制度中，政治制度处于关键环节。”[4] 这一表述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对历史唯物论既有命题的新阐释：上层建筑（国家权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显然嵌入了经济社会基础，成为后者的一部分。这样，经济社会基础和上层建筑作为两种制度领域截然二分的传统假设，就难以成立了。

    一些学者在这条路线上继续发展了对相关问题的认识。例如，史正富教授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概括为包括企业、竞争性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三层主体的市场经济，以区别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一维（私营企业）市场经济。[5] 为此，我们需要发展包括两级政府在内的关于市场经济主体的动机和行为模式的理论。

    笔者重点讨论了如何更新对历史唯物论的认识，解释当代中国制度变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要围绕两个核心论点：

    第一，生产关系在功能上具有两重性，一方面，生产关系表现和适应生产力，另一方面，生产关系服务于对剩余的占有和支配；后一种可能性意味着，生产关系的变革，不仅服从于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而且会受到生产力之外的其他因素，尤其是政治、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因素的直接影响。只有当上述两重功能彼此统一时，生产关系的改变才会伴随着不可逆的生产方式整体的变迁，带来经济社会形态的真正进步。

第二，任何一种制度型式（如血族、宗教或国家等），只要承担生产关系的功能，就直接成为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这意味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抑或经济和政治、市场和国家之间的区别，并不是两类不同制度的区别，而是制度因其功能的差异而产生的区别。在历史上，血族、宗教和国家都曾扮演过生产关系的功能；在国家权力承担生产关系作用的场合，整个国家机器在功能上被一分为二，其中一部分（如外交、军事）仍然是纯粹的上层建筑，另一部分则嵌入了经济基础，并成为后者的一部分。这一现象不仅存在于前资本主义经济，也存在于现代市场经济当中。这一观点是波兰尼理论的一个回应。在波兰尼看来，一个“脱嵌的”（完全摆脱其他制度型式的嵌入、纯粹自我调节）的市场，事实上是一个乌托邦。[6] 换言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市场经济，必然是有市场之外的制度型式嵌入的。波兰尼的所谓“嵌入”，意味着市场之外的制度型式承担了生产关系的功能，因而成为经济基础的一部分。[7]

这里有必要强调：第一，国家成为基础的组成部分的原因，不仅在于国家是公有经济的法权意义的所有者，而且在于国家权力直接承担了生产关系的功能。第二，国家发挥生产关系的功能，不只是建立在作为国有经济所有者的前提上，国家还通过其他各种途径参与生产关系的建构和发挥生产关系的作用。政治经济学需要对这些具体途径开展更为切近的类型学分析和研究。

                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与市场经济的参照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理化，需要提出一个理论参照系，以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动态效率。笔者认为，借鉴马克思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可以作为上述理论参照系。孙冶方、卓炯、蒋学模等老一代学者很早就在不同程度上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马克思将一种社会生产方式取得剩余的方法划分为两种，即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前者单纯建立在榨取或动员的基础上，后者则以生产力的进步为前提。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崛起之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便成为居主导地位的生产剩余价值的方法。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分析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内在矛盾的形成、发展和走向以资本过剩和人口过剩为表征的危机，并引发国家的干预。

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发展为解释现代市场经济的一般理论，其前提是承认剩余价值和资本等概念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具有特定的阶级属性，另一方面也具有公共性或一般意义的社会性。在一切阶级社会中，都存在以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为表现形式的经济剩余。经济剩余的性质，一方面取决于这种剩余由谁来支配，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它如何被生产出来，以及在何种用途上被使用。

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由于剩余价值的增长主要来自生产力的进步，同时迫于竞争的压力和资本主义经济内含的生产过剩的矛盾，进一步推动资本投资于新部门和新产品。由此还引申出马克思的另一结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以及科学知识“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解释了市场经济的动态效率，也就是演化经济学所说的一个经济体接纳创新的能力。

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包含着工人实际工资提高的内在趋势，带来了工人阶级消费水平提高的可能性，从而具有一般意义的社会性。另一方面，由于剩余价值的支配权掌握在资本家阶级手中并服从于其统治的目的，剩余价值以及相对应的生产关系又具有资产阶级的属性。

如果我们采用一个纯粹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模型，将其作为参照系来解释市场经济的动态效率，那么这一模型一方面要求抽象掉绝对剩余价值生产，这就同时假定了作为分配性正义按劳分配原则可以实现；另一方面还要假设剩余价值最大限度地用于生产性投资和创新。在这个意义上，资本家可以定义为马克思所说的“生产资料的委托人”，[8] 即受社会委托承担了积累职能的那部分人。将这两个维度结合在一起，就共同界定了一种所有制的经济含义。

剩余被利用的方式，决定了这种生产关系在多大程度上具有阶级性（剥削性），或一般意义的社会性。可以从现实生活中举一个例子，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发展中长期存在着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这种剪刀差所造成的剩余的转移，表面来看是对农业和农民的剥削，但这些剩余被集中用于国家的初期工业化——在这里发挥作用的生产关系（作为支配剩余的经济权力）是服务于国家的长远利益的。在一个纯粹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模型中，生产关系或所有制的社会性质也可以在类似意义上来理解。

据此，我们完全可以借鉴和发展马克思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在剥去其附着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外壳后，我们可以将这个理论一般化，将其作为一个参照系理论，用于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动态效率。

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预设了企业之间充分的竞争，这种竞争迫使企业将其剩余价值或利润最大限度地用于生产性投资和创新。那么，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企业是否可以充分地参与竞争？过去40多年改革的许多事例表明，国有企业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

需作澄清的还有这样一个理论问题：价值规律究竟是否能脱离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规律而独立存在？实际上，市场经济中价值规律的诸般作用，如通过价格、竞争、生产要素的流动调节社会生产和资源配置，促使企业节约成本等，都是以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规律为中介而实现的。离开这一规律，上述作用一个也不能实现。

需要指出，马克思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同时包含了资本积累的各种矛盾；那些导致技术进步的因素，也会同时造成失业、利润率下降乃至危机。如果我们要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论作为参照系看待，必然要求将那些符合参照系要求的部分，与那些解释积累内部的矛盾和危机的部分相对区别开来。

            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三重条件与市场失灵

在现实中，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往往不能以纯粹的方式实现，它会遇到多重条件的约束，它涉及积累自身的环境（利润率是其主要表征）、与积累和竞争相关联的制度因素、以及科学技术知识存量的增长，分别被称为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经济条件、制度条件和科学-技术条件。

首先，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实现，是以一场蔓延到两大部类的技术革命为前提的。机器的出现使得科学技术知识在生产中的运用变得日益重要。马克思总结了科学知识和工业的关系：一方面，科学运用于工业，在这里，科学知识的生产是外生的；另一方面，马克思敏锐地发现，在他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本身成为推动科学发展的最为关键的因素，换言之，技术创新具有所谓的内生性。

关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经济条件（有利于积累的经济环境），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在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同时，又会自行破坏其实现的经济条件。第一，技术进步在长期内推动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带来一般利润率下降并导致积累率下降，资本和人口会出现双重过剩；第二是马克思对资本积累基本矛盾的考察——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由于资本主义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内变动的最低限度”。

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制度条件，一方面是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其他两个条件（经济条件和技术条件）相结合而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其形成和瓦解受到国内阶级斗争和国际间竞争的强烈影响。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二战后形成的福特主义积累体制。在这一体制下，集体谈判、成本加成等制度型式，造就了新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实现机制，即寡头垄断企业可以在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增长的基础上，根据一个预期利润率设定价格，这种定价制度遏制了寡头垄断企业之间的价格竞争，而生产率较高的企业就可以借此挤压落后企业的利润。

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在这三重条件难以满足的情况下，全社会剩余价值不能充分地用于生产性投资和创新，从而导致人口过剩和资本过剩，大量剩余价值转用于奢侈性消费和与实体经济无关的金融资产投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机制遭到了破坏。20世纪80年代以降，新自由主义的盛行造成了一种不利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制度环境，这便是资本积累的金融化。这使得剩余的获取脱离了生产甚至以榨取劳动力价值作为利润的新的来源。

现代市场经济能在多大程度上将相对剩余价值的增长和生产力进步结合在一起，从而证实自己的历史合理性，是任何一个制度面对的根本问题。

对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三重条件的描述，事实上提供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市场失灵”理论。这里的“市场失灵”是与新古典经济学完全不同的概念，它不是以完全竞争市场为参照而界定，而是涉及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积累过程的一切矛盾。在这三重条件遭到破坏的条件下，国家的经济作用就显得重要起来。国家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尝试重建这些条件，使得经济向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这一参照系复归。

大体说来，保证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科学-技术条件，要求国家在汉密尔顿-李斯特所倡导的国家创新体系中发挥作用；保证相对剩余价值的经济条件，要求国家发挥凯恩斯主义的宏观调控作用，同时还要发挥汉密尔顿-李斯特所注重的贯彻长期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的作用；至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制度条件，它与其他两种条件是密切结合的，比如国家和市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地方（城市）之间的关系、资本和资本的关系（包括国资和非国资的关系）、资本和劳动的关系等等。国家在所有这些方面的制度变迁中都起到重要作用。总之，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三重条件和以此为前提的市场失灵理论出发，可以引申出国家的经济作用，进而构建一个国家的经济理论。

在这一理论架构下，国家的作用是“内生的”，国家不仅通过嵌入市场经济内部，即作为基础的一部分发挥作用，同时国家发挥其经济作用的过程，是国家因应市场经济在矛盾中的发展而再形成的过程。

值得指出的是，在这里，国家的作用被看作是一个可持续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机制的必要条件，担负这一功能的国家也相应地“嵌入”市场经济，成为市场经济的内在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国家发挥其经济作用的过程，也是一个国家形成的过程，国家的经济理论同时也是一个国家形成的理论。在此双重意义上，我们将国家的经济作用视为内生的。强调国家的这种内生性作用，有利于我们破除将市场经济和国家视为某种二律背反的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教条，建立一个更为包容、更具一般性的经济理论体系。

                                  （编辑  苏歌）

当前，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疫情冲击下的国际新格局，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具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在加快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凸显了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战略价值。

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是应对变局的必然选择

当前和“十四五”及未来更长时期，中国的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与挑战，疫情和经贸形势不确定性逐步增大，亟待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从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经验看，坚持扩大对外开放是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外部环境下，利用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对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当前形势及未来长期趋势看，经济全球化遭遇挫折，外需萎缩不振，既是中国问题也是世界问题，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要做好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和对策储备。

面对新形势、新变局，积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其内涵就是要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进一步提升价值链的主导能力；其外延就是以“一带一路”为抓手，有机嵌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实现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前移，带动我国经济发展和世界经济复苏。

在全球新格局下凸显“一带一路”战略价值

2018年以后，全球化进程放缓，而区域和次区域合作逐步强化，“一带一路”倡议联通了有活力的亚洲与有实力的欧洲。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后，中国需要加强开拓美国之外的全球市场，同时欧洲国家需要亚洲大市场，在当前环境下更加凸显“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独特价值。从亚洲看，中美贸易摩擦前，中国企业中低端制造业向东南亚迁移就已经开始并在加速，东南亚作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的趋势将长期化。在中国产业转型过程中，加强与东盟合作关系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点。

以重大项目为纽带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策略选择

通过“一带一路”重大项目的一体化和国际化开发，充分用好国际国内的“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打通人民币回流机制的关键环节，有效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1.在资源保障上对接周边地区的产业链和供应链。积极发挥亚洲及周边地区发展中国家的资源比较优势，在资源合作中共同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对冲中美贸易摩擦和营造有利的地缘环境。例如，几内亚西芒杜铁矿项目是中非合作开发的重大资源类项目，项目的成功开发能够加快我国建立稳定的海外铁矿石基地，摆脱我国在铁矿石上的高度依存、价格长期受制于人的局面。该项目也是落实习近平主席在2018年9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宣布的对非合作“八大行动”的务实举措。此外，在周边国家推动以民企为主的农业“走出去”，在粮食补贴及配额方面进行优化，建立风险补偿机制，逐步形成1亿吨粮食的海外储备。

2.在合作机制上联合多边机构共同开发建设。拓展开发性金融、国际银团、PPP模式、投资基金、第三方合作等“发展融资工具箱”，构建覆盖沿线国家的投融资促进网络。设立“走出去”与援外结合的对外投资平台公司，增强第三方合作特别是友好国家及企业的合作，促进援外项目与产业项目的相互转换。例如，由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丝路基金和世界银行集团下设的国际金融公司（IFC）联合融资支持的巴基斯坦卡洛特水电站项目，按照市场化原则，发挥资金动员优势，在各利益相关方权责分配、融资方式选择、商业风险和融资风险分担等方面采用国际惯例，学习其环保及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发展做法，有效满足合作国发展诉求，增强风险控制能力、国际影响力和第三方合作吸引力。

3.在货币使用上以重大项目为平台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从实践效果看，“一带一路”建设是以实体经济为基础，形成了中国的生产、产品和贸易的优先次序，然后才体现为人民币进行支付和结算，这就在客观上助推了美元化，新冠疫情发生后这种状态更加突显。对此，需要充分利用新冠疫情防控与经济重启来推动国际合作，立足大宗商品交易、重大项目和产业园区建设融资、货币互换和储备等货币国际化关键环节，统筹建立人民币区域性闭环回流机制。一是以能源、矿产等大宗商品贸易为载体，构建以人民币为计价、支付和结算货币的大宗商品交易市场；二是在重大项目及境外产业园区建设中，引导市场主体扩大融资安排中的人民币规模，持续推动人民币跨境资本运用和结算使用；三是深化货币互换合作，引导互换人民币进入当地授信系统，增加东道国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来源；四是鼓励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新开发银行（NDB）将人民币作为主要结算货币；五是通过东盟、上合、金砖国家、亚信及银联体等多双边合作机制，推动更多国家将人民币纳入官方外汇储备，强化人民币国际储备货币地位。

加强重大项目境外资产保障机制建设

纵观“一带一路”建设全局，我国对海外项目及其所在国的资金、资本、资源等系统性投入大幅增加，与其配套的国家保障机制和利益保护机制尚未健全，存在的中长期风险敞口将威胁我国发展全局，亟需早作谋划、长期布局和妥善安排。

对此，应吸收和借鉴“一带一路”建设七年来的成功经验和深刻教训，结合国内外各方关切，聚焦重大项目在推进实施中暴露出的共性问题。坚定不移地深化对外投融资体制机制改革，有效管控境外投资风险，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减少资产损失，增强长期获益能力，为我国“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的稳定发展提供安全、可持续的金融支持。

1.建立项目分类机制与系统化解决方案。“一带一路”建设是系统性工程，涉及的领域极其庞大，主要政策工具分散在各个职能部门和金融机构，需要聚焦重大项目的系统性谋划，从项目全生命周期入手对项目进行分类，并给予相应的融资安排、担保、风控和运营维护，加强对当地贡献和中国收益等方面的事后评估。如港口、铁路、公路、电网等中长期项目，由于投资金额大、经营周期长，且执行过程中涉及当地及周边国家的地缘、外交、政治、经济、军事等多种因素，需要国家给予政策支持。在投融资方面，配套财政资金、援助资金及开发性融资安排；在绩效考核方面，制定合理的尽职免责和风险补偿政策，降低资金综合成本，强化财务可持续，激发实施主体的积极性，保障项目长期可持续的高质量运作。

2.在经济下行周期增强风险处置能力。“一带一路”建设初期处于全球经济扩张期，中资机构在海外经营风险应对方面经验不足，与国际水平差距较大。目前在经济调整期、冲突期和下行期，更急需补课，提升强化风险化解和处置能力。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经历过数次风险周期的教训，在大量违约处置中能够妥善平衡国际规则和双边关系。因此，我们应加强深入研判，长期关注海外经营风险，如地缘冲突、宗教文化、债务可持续，以及全球疫情的长期影响。增强对重点国家债务治理能力，对待债务减免诉求，既要积极回应、统筹考虑，又要分类施策、因国施策。统筹兼顾沿线国家的疫情演变形势、综合防疫能力、双边合作关系、地缘政治局势等因素，坚持底线思维，及时提出阶段性解决方案。鼓励合作国政府采取PPP模式，将主权债务转化为国际投资行为，保持合作国债务处于可承担、可持续水平。

3.建立沿线国家债务治理长期合作机制。从实践经验看，债务承载能力要兼顾债务规模和使用效率、经济周期、金融环境等综合因素，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模式、治理机制和实际国情，坚持适度负债与经济效益并行不悖的原则。全面评估债务本身带动的造血能力和项目建设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统筹测算对债务可持续性带来的积极影响。一是设计长期有效的债务治理合作模式。重点参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运作模式，将建立债务治理合作机制纳入“一带一路”多双边合作正式议题，通过防控机制建设减少国别风险敞口。二是确定务实管用的债务治理合作内容。督促合作国对政治、经济、外交、地缘等有重大影响的项目做好评估可研，针对不同情景提出风险防控预案和配套的融资方案。三是协助合作国建立债务风险限额管理体系，整合各类金融机构信息数据，识别、监测成员国的各类债务水平和国别风险敞口。

4.坚持推行“投建营”一体化的深耕模式。疫情之下更加凸显保障中国海外资产的必要性、紧迫性和复杂性，亟待加快适应国际竞争已由价格向投资运营转变的发展格局，对于重大项目合作应进一步增强本土化和长期运营管理意识。中资企业应全面融入当地政治、环境与社会生态圈，做政府责任的分担者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参与者。务实对接发展中国家的合作诉求，借助援助资金、优惠贷款、商业性贷款结合的国际发展融资支持。全方位提供规划咨询、融资、建设和运营管理等高质量综合服务，有效解决当地政府债务负担加剧、公共服务能力薄弱等发展短板，以此获得更多市场份额和技术开发能力，推动中资企业进入发展全球化、经营属地化、产业一体化的高质量发展阶段。

5.切实推动建立第三方市场合作机制。充分预估疫情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建和筹建项目的综合影响，根据项目延期引发的资金供给、建设进度等风险损失，充分发挥发达国家在投融资、设计、咨询、运营、管理等方面的比较优势，精准制定第三方市场合作的领域与模式。通过“扩大合作空间、让渡市场份额、弥补资金缺口、对冲延误工期”等应急举措，共同为沿线国家提供高质量、可持续的基础设施建设。准确把握疫情带动的应急合作契机，完善第三方市场合作机制，提升合作各方的参与感、获得感和认同感。

                             （编辑  季节）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流行，重创了全球价值链、供应链，冲击了全球贸易和投资，逆全球化呈现加速趋势。各国基于抗疫供给安全、减少对其他国家依赖的考虑，将可能采取重振制造业、将海外投资转至国内等措施，从而引发全球政治经济格局重大变化。逆全球化思潮下的价值链重构势必对中国经济产生巨大影响。应主动发挥中国制造业大国和全球产业链中间地位优势，保持稳健的定力和适度的张力，夯实引领新型全球化的基础，全面深化“一带一路”建设。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重创全球经济，催生全球化的逆潮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蔓延尚没有明显减缓迹象，各国为控制疫情采取的封锁措施，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全球经济贸易发展。今年3月初，OECD发布《中期经济展望报告》指出，在中国疫情于第一季度达到高峰，且假定其他国家疫情受到遏制的情况下，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下降约0.5个百分点；若疫情持续蔓延，全球经济增速可能会减半至1.5%。根据WTO 4月初的预测，2020年全球货物贸易量将下降13%至32%，萎缩程度远超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12.5%。跨国公司及其境外子公司延迟资本支出，推迟或搁置现有投资计划，导致停工停产和大量中小企业破产。国际劳工组织（ILO）的最新评估显示，疫情带来的经济和劳动力市场危机，可能会导致全球新增约2500万失业人口。疫情蔓延造成的全球经济贸易衰退，正严重打击生产者、消费者的信心。

近几十年，全球化进程带来各国经贸联系和产业融合程度不断加深。当前全球供应链占贸易比重为28%，占全球工业生产比重高达46.7%；比较优势下的国际分工促使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迅速发展，提高了各国劳动专业化程度和效率，但同时，国际分工也带来了巨大的脆弱性。一旦某个环节出现问题，就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各国针对新冠肺炎疫情采取停工停产措施，直接冲击着东亚、欧洲和北美全球三大生产网络，单一来源的供应商或专门生产特定产品的区域，可能在危机时期暴露出意想不到的脆弱性，使得高度依赖进口的国家和地区出现物资供应危机。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近两年，特朗普推行的“美国优先”和单边主义，进一步催生逆全球化趋势。疫情促使各国反思国际分工的代价，基于国家安全的目标，一些国家和地区将加快政策转向，强调内向发展和自主发展。

积极应对，加快布局新型经济全球化

疫情不一定导致全球化逆转

正如贸易保护主义始终伴随着贸易自由化过程，全球化和逆全球化也是相辅相成的。19世纪以来，多次全球化浪潮都曾因危机导致短暂倒退，危机之后则是更加强劲的全球化进程。

全球化本质上源于资本的驱动性。当一国资源、市场满足不了资本最大限度地追逐利润的要求，资本就会超越国界，到全球任何一个地方去寻找新投资机会，不断地在世界各地流动，经济全球化的源动力就不会消失。

当前的全球化不同于以往任何时期。上世纪末期，全球价值链尚未形成。在本世纪，全球价值链紧密结合，创造了一个复杂的、相互依存的经济系统。跨国公司产品零部件经常由全球数十个国家或地区生产，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由于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控制其经济所需的所有商品和组件，这种高度的专业化生产使得替代变得非常困难。由此，疫情之后，尽管各国力图将生产集中在本国，但企业也会选择供应链的多样化，引入更多参与方。

全球格局的大调整或迎来新型全球化

半个多世纪以来，全球化进程基本是由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推动的。21世纪以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贸易中的地位发生了较大变化，过去10年间，以中国为代表的金砖国家迅速崛起，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50%。在美国之外，陆续出现了多个力量中心，改变了长期由欧美主导世界经济的格局。美国感到自己从全球化中获得的好处，远不能抵偿本国制造业的衰落和中产阶级的损失。基于这种认识，特朗普上台后不断干扰全球产业链正常运行，谋求全球化利益的重新分配。

但是，美国未必能够轻而易举地退出全球化。一方面，美国国内支持全球化的利益集团仍具有较大影响力，全球化对美国安全和繁荣至关重要；另一方面，美国对世界的依赖程度在过去20年间大幅提升，无法真正地退出全球化实现自我孤立。现在美国更多地是通过综合优势地位，改变自认为对其不利的国际经贸规则，实现全球化利益的再分配，外在则表现为特朗普政府的反全球化倾向。

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贸易中的重要性日益提升，以及以中俄印巴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经济迅速发展，经济全球化开始偏离美国与西方设计的轨道。美国和西方国家纷纷转向贸易保护主义，社会分裂日趋严重，保守主义、孤立主义呼声四起的同时，中国和新兴经济体开始成为全球化的推动者。新冠肺炎疫情以来，由于中国较早地控制了疫情并恢复生产，对西方国家的刺激更甚。在此背景下，由美国主导并创建的全球化体制困难重重，疫情之后，我们将迎来新型的全球化。

提前布局全球政治经济新格局

逆全球化思潮将对中国经济贸易产生重大影响

改革开放和加入全球化，为中国经济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激发了中国经济的活力。2003年，中国工业增加值在全球占比仅为6.8%，2017年已经提升至23.9%；其间对外贸易额增长了约6倍；电子、机械和设备领域的产出占全球份额的38%-42%，2019年中国是全球120多个经济体的最大贸易伙伴。

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国以极大的代价基本控制了国内疫情，开始复工生产、复苏经济。但因上述种种因素带来贸易保护主义回潮，原国际经贸秩序和全球生产网络受到极大干扰，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趋于严峻，并影响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

新冠肺炎疫情之后，全球主要经济体可能调整全球产业布局；一些海外加工企业转移或回流，将可能降低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分工地位，也将对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带来极大压力。

当前，“一带一路”建设正处于关键时期，逆全球化趋势将增加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不确定性。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已经对沿线一些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政治形势复杂的国家带来严重影响，逆全球化将会使这些沿线国家雪上加霜。近年来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较复杂，中美关系趋于恶化也会给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关系带来更多不确定性。中国经济增速如放缓，将给周边国家产生较大影响，对东盟的影响尤为突出。相关机构预测，若中国经济增幅下降1.0%，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将下降约2.8%，直接造成东盟经济损失约24-34亿美元，占东盟国内生产总值的0.07-0.11%。

全球政治经济格局调整也是提升我国影响力的机遇

充分发挥制造业大国优势地位作用，通过协助全球抗疫提升影响力。中国目前是全球第一制造大国，2018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的份额高达28%，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在疫情蔓延时期，中国积极向全球提供抗疫和维护社会正常运作的物资，协助全球抗疫，充分发挥了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的重要作用。

从全球产业链中的相互关系看，中国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逐步减弱，而同时国际市场对中国的依赖程度不断提升。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分析数据，按照贸易、技术和资本的依存度指数看，2000年时，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指数为0.4，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为0.8；2012年时这两个数据分别为0.7和0.9，到2017年时则分别为1.2和0.6。面对全球新冠疫情的冲击，中国基于基本控制本国疫情的现实，可充分利用自身在全球产业链的重要地位，坚持开放，尽力维护全球供应链，化解某些经济体的“脱钩”倾向。

抵制全球价值链重构中的“去中国化”倾向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与美国逐渐接近，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已就遏制中国的发展形成共识，并借口疫情“甩锅”中国，加紧营造中美间的紧张局势。美国已经在科技和知识产权领域推动与中国的“脱钩”，特朗普政府出台了“由国家全包成本费令美国企业从中国撤回”计划。在美国的推动下，欧洲和日本也开始强调自给自足、重视区域市场。虽然在短期内“脱钩”有较大难度，但假以时日，美欧将可能各自建立相对独立的合作圈，对中国外向型经济造成重大影响。加上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出口加工型外资企业正加快向东南亚转移，如果国内产业调整升级步伐跟不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可低估。

美国打压中国的一个重要目的是阻断中欧间的经贸合作。从全球经济版图看，各区域间的经济贸易联系日益密切，但各区域贸易占全球总贸易的比重存在较大差异。1995-2007年间，全球发达经济体消费了81%的全球商品，而在2017-2030年间，预计发达国家在全球消费总额中的比重将下降到49%。与此对应，发展中经济体的占比将由19%提升到51%，其中，中国将由10%提升到16%。全球化让世界各区域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对美国的依赖程度越来越低，如果亚太地区和欧洲地区紧密结合，将使以美国为中心的北美地区成为真正的孤岛。

强化区域性合作

当前，中国制造业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端位置，前端对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技术依赖严重，后端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市场、人力的依赖不断提升。我们需要从价值链两端着手，应对美国推行的“去中国化”企图。

强化与欧日的经贸合作与联系。美国强迫其欧日盟友一起与中国“脱钩”，我们应该反其道而行之。虽然中国对美国的高科技有很大的依赖，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与欧日合作进行替代。首先，加快推进自2013年就已经启动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谈判，争取尽快签订协议，进而启动中欧FTA（自贸）谈判，以强化中欧双边经贸合作的基础。其次，在欧洲寻找新的具有价值的自由贸易协定签署伙伴，深化中国与欧洲的经贸关系。英国脱欧已近完成，其加强与其他国家经贸合作的意愿强烈。其三，加快推进中日韩FTA谈判进程，基于签署的中韩自由贸易协定、完成谈判的RCEP法律文本，尽快签署中日韩FTA，筑牢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基础。

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进程，巩固全球价值链下游的需求。首先，深化与RCEP签署国的经贸合作。目前RCEP文本谈判已经完成，16国中仅印度没有加入，应进一步巩固与东亚、南亚、东南亚的经贸联系。其次，探讨推进中蒙俄FTA谈判，强势构筑以周边国家和地区为主的自由贸易区网络。第三，通过“一带一路”的经济走廊建设，将东南亚地区与欧洲紧密连接，构筑庞大的亚洲经济板块，共同应对逆全球化的挑战。

发挥建设性作用，进一步推动多边主义发展

推动多边主义发展形成新型全球化，符合中国的利益。在以WTO为代表的多边主义面临困境之际，中国应该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多边主义发展，首先应推动以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改革和谈判。

WTO体制所遭遇的困境，不仅源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也源于其自身的规则缺陷。目前美国特普朗政府孤立主义倾向日益鲜明，多边贸易体制面临极大危机，而中国在WTO中的影响力不断上升。我国应主动针对具体问题，提出建设性方案。在现有框架内探寻渐进式改革路径，通过程序性、技术性改进，推动多边贸易体制走上正轨。

以“一带一路”为平台推动构建新型全球经贸规则体系。“一带一路”倡议与WTO基本原则是相互吻合的，当前“一带一路”建设不仅遭到一些西方国家的质疑，也由于缺少通行规则，其风险和不确定性不断加大。规则的构建应尽量符合已有国际经贸规则，再加上沿线国家基本都是WTO成员，WTO有资格成为“一带一路”规则构建的借鉴对象。在WTO改革和谈判陷入困境之际，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相关规则的构建，正可充当WTO改革中国方案的规则试行平台，进而推动构建新型全球经贸规则体系。这不仅有利于提升中国在全球经贸规则中的话语权，也有助于推动多边主义发展。

                               （编辑  高梁）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正在兴起，与中国经济发展转型形成了历史性交汇，也为我国创新发展提供了重要历史机遇。在发展动力转变的关键时期，需要新的发展理论指导发展政策和实践，才能为制定创新发展政策、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合理的理论基础和启示。

主流经济理论对创新的忽视

现代经济学自诞生以来，经济发展问题一直是经济学家探讨的核心议题。但是到了新古典经济学时代，学者们的注意力却由经济发展问题转移到了资源配置和效率提高问题上，对长期发展问题的关注相对较少。原因之一是新古典经济理论的研究重点转向市场均衡，更为关注那些隐藏在需求和供给曲线背后的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如何影响产出、投入和价格。例如，自20世纪以来，尽管科学技术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越来越显著，但科技和创新始终不是主流经济理论关注的对象，而是以“黑箱”方式来对待科学和技术（Freeman和Soete，2004）。直到20世纪中叶，主流经济学才把技术纳入其分析框架之中，但是长期以来把技术看作外生变量，仍然没有打开技术的“黑箱”。虽然新增长理论将技术内生化，但是没有考虑创新带来的结构性变化。因此，尽管经济学家对发展的兴趣由来已久，但一直到现在为止，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仍然无法有效地回答这一问题。对经济学家来说，经济发展仍然是一个谜（Helpman，2007）。

主流经济学家之所以不关心发明和创新，不仅是由于他们专注于其他问题或是对技术的无知，更根本的原因是主流经济理论本身固有的局限性（Freeman和Soete，2004）。新古典经济学基于一种机械轨道的概念发展成为一种经济增长理论。这种经济模型的特征是对资源数量的变化进行描述，但没有描述与“质变”相关的演化过程（Dopfer，2004；陈平，2019）。以偏好给定不变作为假设分析经济系统的运行，是现代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其核心是价格理论，企业内部的运行机制被简化为以生产函数来表示。技术进步被当作外生变量，即技术变迁和新发明会“从天而降”，并向所有人免费提供，企业可以随时获得相关技术。但是这种理论没有考虑规模经济和累积经验所创造的进入壁垒，知识被这些壁垒所保护，具有很高的获取成本，一般不容易获得（Reinert，2010）。

在当代社会，因创新而引发的“质变”已成为各国竞争的基础，这也是各国政府积极发展科学和技术的理由。但是支撑当下发展政策的主流经济理论无法把握不同经济活动之间“质”的差异，主流经济学对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解释是苍白无力的，对提出科技和创新方面的政策建议没有多大帮助，这使人们对经济学的不满与日俱增（Reinert，2007）。

主流经济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的误导

二战结束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为了摆脱落后状态，其发展政策随着发展理论的变化而不断演进。但是随着新古典范式在发展经济学领域占据主流地位后，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基本上都是围绕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的要素—价格均等化定律提出的。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一些国际组织在发展中国家开始推行“结构调整计划”，包括自由贸易、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自由、放松管制及私有化等新自由主义改革措施（林毅夫，2012）。但是，这些政策建议不但没有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反而使很多发展中国家不断误入迷途、陷入困境。例如，拉美国家的改革在“华盛顿共识”的影响下，结构升级停滞不前，陷入了“低技术、低附加值、低工资”的恶性循环陷阱之中（Reinert，2010）。用李斯特（F. List）的话来说就是，发达国家正在撤掉发展的梯子，即自己在崛起的过程中采用了重商主义手段，却向后发国家推销自由主义思想。

由于主流理论对增长和发展问题的解释力不足，从中得出的政策建议更是不可行。发展中国家要么不知道如何改变，要么根本不能实现必需的改变。世界银行在一份关于20世纪90年代发展教训的报告中指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改革过于强调对资源的配置和有效利用，而不是能力提升。虽然它们致力于更好地利用现有能力，以建立长期持续发展的基础，但它们没有提供足够的激励来提升这种能力。因此，发展政策需要认识到经济发展的复杂性，而不是用简单的数学公式来解决。这就促使我们对现有理论的有效性和实用性进行反思，并寻求一种全新的思路，以确定制约每个国家经济发展最为关键的因素（林毅夫，2012）。

创新发展理论的主要观点

当一个更具创新性的经济出现时，经济学理论需要回应这些变化。新的理论体系应加入开放性、不确定性及新颖性等概念和假设，并成为经济学分析的基本原理（Arthur，2014）。创新发展理论的着眼点不应放在由一般均衡理论衍生而来的不切实际的假设上，而应该重点关注技术竞争和创新、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等动态行为。为了实现这种转变，最重要的是形成另一种能够持久的、基础扎实的可替代理论，而不是追随当前流行的正统理论（Hodgson，2007）。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发展的核心问题是资源创造，而不是新古典主流的资源配置；新奇事物的不断涌现要求我们更注重定性研究并与数量分析相结合，而不是脱离现实的数学形式主义（贾根良，2004）。

从经济学的源流来说，从亚当·斯密到马克思再到马歇尔（Alfred Marshall），他们一直都非常关心经济发展问题（Nelson，2001）。只不过到了新古典时代，研究长期发展现象的理论逐渐被边缘化。在新古典经济学占据主流的沉闷世界中，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犹如一记惊雷，打破了均衡世界的宁静。熊彼特（Schumpeter，1934）认为，创新在经济和社会变迁中起着重要作用。经济发展是一个“质变”的过程，当某个产业或部门的某个企业成功地引入了一项重要的创新时，它将享受到高额的利润回报。一组新技术和产业的问世会吸引模仿者蜂拥进入这个产业或部门，带来经济活动的扩张，从而引导出一个长期的高涨阶段。熊彼特用创新理论验证了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的存在性、持续性和规律性。但是由于熊彼特的理论与当时的主流经济学格格不入，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没有受到学者们应有的重视。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演化经济学家继承了熊彼特的思想，因此被称作“新熊彼特学派”。该学派批判地继承了熊彼特的理论，广泛地探讨了“熊彼特竞争”的各种问题，如创新收益率、竞争的可持续性、企业规模分布、市场结构的决定因素和新企业创办的作用等，提出了技术、制度与产业结构共演的演化增长理论，发展了目前对企业战略产生重大影响的企业能力理论，以研究科学技术、知识经济和创新体系等闻名于世（贾根良，2004）。演化理论是对经济变迁的速率和方向的解释，是关于一般动态过程中主体的差异在绝对和相对数量上的重要性方面增减的理论。对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来说，对经济现象的演化解释为他们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使创新、竞争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显得特别有意义（Metcalfe，2004）。

创新发展理论对中国的启示

对政策制定者来说，只有真正理解了经济发展的机制，才能建立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政策。放眼世界，战后只有少数国家（或地区）实现了成功的追赶。这些沿着产业和技术阶梯不断上升的国家，很少遵循主流经济理论范式的政策处方，而是采取“创新追赶”战略。为赢得竞争优势，世界上许多国家正在制定自己的国家创新战略，改革税收和管理体系，加大对科技的支持，完善教育体系，鼓励对信息技术领域的投资，以及采取其他各类促进创新的措施（Atkinson和Ezell，201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但这种增长方式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传统要素投入的基础上。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和自然环境的恶化，传统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走向创新发展是中国的必然选择。因此，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自主创新作为进取性的精神状态、后来居上的竞争战略和实现技术进步的方式，在中国工业界顽强地扩散开来（路风，2020）。在发展方式转变的历史时期，需要新的发展理论指导发展政策。创新发展理论对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发展方式转变极具参考价值。而中国的发展实践也为建立和完善创新发展理论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遇，甚至为重新思考整个发展经济学理论和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以及重新解读创新发展的机制提供了一个鲜活的案例和千载难逢的机会（文一，2016）。

与创新在发展实践中的重要作用相比，创新发展理论的研究相对缓慢，而且在主流理论中处于边缘地位。现有的创新发展研究多以发达国家的案例为主，对发展中国家并不完全适用。虽然创新发展很大程度上是经济现象，但是创新发展过程中涉及很多利益冲突（包括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国家内部不同群体之间），而非一个纯粹的市场行为，因此需要从政治经济学视角研究国家、制度与政策在创新发展中的作用。为了更有效地支撑创新发展政策制定、指导创新发展实践，急需加强创新发展政策的理论研究。

（编辑 高梁）

金融处在现代经济社会的枢纽位置，其发展模式与状态，关系经济资源配置的优劣，关系经济社会能否长治久安和持续发展。

当前，我们的外部环境错综复杂。我们必须从国家战略高度，全面审视我们的各项方针政策，做好迎接伟大斗争的各种准备。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就是金融政策、制度如何真正为实体经济服务。要为金融重新定好位，否则，“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将流于空洞的口号。

美国在这场大疫中的混乱表现，深刻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层矛盾，也许这些正在发生的变化能够帮助部分国人破除对美国的迷信。我们不应简单地把美国作为现代金融的样板，一味盲目模仿跟随。要立足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价值观，思考中国的问题，同时深刻认识西方资本主义周期规律。要坚持金融服务本原，抑制金融逐利冲动，为中国金融选择正确的发展道路。

2008之后的中国金融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一反罗斯福新政以来40年的金融抑制政策，放任金融界背离为实体经济担任融资中介的服务模式，以金融创新为名，通过金融衍生品和金融杠杆投机套利，疯狂追逐利润，金融业态转变为赤裸裸的金融交易模式。至2008年登峰造极，随即暴发了波及全球的金融海啸，重创全球经济并影响至今。这场金融灾难震惊了世界，也迫使美国反思并着手改革，相继推出了金融监管改革的《多德·弗兰克法案》和旨在限制银行自营交易的《沃尔克规则》。尽管这一法案因金融集团的强烈抵制而未能起到有效约束作用，但毕竟还是在修正错误，建立规则。

可是，我国金融界相当一些人对这场危机却没有从根本上引以为戒，当时业内有一种奇怪的论调并在形成某种共识，即“美国金融走过了头，中国还不够”。他们并未深入思考金融的本质、金融服务的对象和方式，没有认识到美国金融灾难的根本原因是方向、道路问题，是为实体经济服务还是自我服务的问题，这绝不是量的控制、度的把握能够解决的。金融一旦背弃融资中介的天职，盲目追逐利润、沉醉交易投机套利，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不仅葬送自己，也会使其帝国在历史周期中早早走上穷途末路。

正因为没有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刻思考，我们反而加快了仿效美国金融的步伐。我们新增了大量金融机构，新设的银行、保险公司等不断涌现，以赌上市、投机套利为宗旨的私募基金如雨后春笋，仅在基金业协会登记的基金就高达2万余家，此外还有数十万家未登记的类似企业。影子银行业务、各类金融机构的理财业务、P2P、上市公司垃圾股的借壳炒壳等等泛滥成灾。房地产、大宗商品日益金融化。金融衍生品以金融创新为名，甚至打着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旗号，从场内蔓延到风险更大的场外，从金融期货蔓延到商品期货，不断叠加且愈发复杂。杠杆交易、高频交易等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的算法交易像病毒一样四处流行，使得金融市场更加脆弱，危机四伏。

近年来，无论央行怎么“放水”，资金都很难流入实体产业干涸的田地里。这不是央行的货币政策有问题，而是金融和金融化的房地产来钱快、赚钱多的示范效应产生巨大的虹吸作用。这些被虹吸的资金一方面在金融市场空转，让金融机构赚得盆满钵满；另一方面使实体经济逐渐收缩，金融泡沫逐渐吹大，酝酿金融危机。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减弱，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经济的金融化。

金融危机前的2006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为18784亿元，2019年为61996亿元，比2006年增加了2.3倍。2006年金融业利润总额为3950亿元，2019年为29613亿元，比2006年增加了6.49倍，其增长幅度为工业利润增长幅度的282%。

2006年，我国工业利润与金融业利润的比例为4.8:1；2019年这一比例为2:1。短短13年，工业利润在经济总量中的迅速萎缩和金融业利润占比的大幅扩张，说明中国经济的金融化已经十分严重，对这一趋势应该引起高度警惕。

经济金融化的危害

制造业是中国经济的安身立命之本

中国是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社会主义大国。不同于简单服从国际分工的小国，无论从经济健康持续发展，还是从国家安全角度来看，我国都必须建立一个相对完整的、以制造业和农业为基础的经济体系。即使在当今信息化时代，制造业的重要地位也是不可动摇的。没有制造业的支持，服务业或任何其他行业都将难以为继。制造业体系的完整性、所处阶段品级，决定了国力、国运和国家的安全。

有些观点认为，一些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占GDP比重远高于我们，就提出要建立“服务业大国”，这种简单类比会造成误导。我们必须澄清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主次关系：第一，一些发达国家经济结构中服务业比重高，是由于制造业的发展为社会生活领域提供了技术支持，创造了需求，制造业生产率提高为劳动力向服务业转移提供了条件。服务业的发展是经济技术进步的自然产物，不应该是刻意追求的目标，也不能本末倒置、揠苗助长；第二，生活服务业是满足群众生活需求所必需，但其劳动生产率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相对较低。我们更应注意引导发展和先进制造业配套的生产性服务业；第三，美国近30年来放任服务业和金融业盲目发展，导致“去工业化”和产业失衡，而且造成贫富悬殊、社会分裂。这次新冠大疫来临，连最基本的公共卫生用品也无法保障，这是他们的教训。

金融放任发展侵蚀工业体系

金融放任越位发展，必然虹吸大量资金、空转套利，妨害实体经济发展，造成工业和金融此消彼长的现象。

1.金融繁荣使实体经济资金短缺昂贵。放任金融发展而涌现的大量金融机构，其服务对象和业态模式已经异化：轻融资中介功能，重金融交易投机套利，吸噬挤占大量资金在金融市场空转。央行虽然不断“放水”，但新增货币投放却被金融机构截流，很难流入实体经济。流入实体经济的资金也因为众多的金融企业要吃饭分羹，增加了融资环节，层层相扣，加大了实体企业的融资成本，导致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举步维艰。

2.金融的超额利润阉割了实业投资的动力。制造业等实体产业因为投资周期长，资产流动性差，不确定因素多、风险大，理应获得更高的投资收益（一般情况，实业净资产收益率应是金融投资收益率的2-3倍）。但近几十年，新自由主义误导金融陷入交易市场自我服务，追求过高的息差收入、花样百出的业务模式和自营交易套利，使金融投资收益率大大超过实体经济。这又吸引许多资金转而投向金融机构，或投资、投机金融市场，使实体产业发展相对萎缩。长此以往，中国经济将失去持续动力。

3.金融业的高薪收入误导青年学子择业方向。现在大批优秀的青年学生在选择专业时往往选择金融，而不是科学、技术、工程、数学（STEM）专业，许多苦读多年的理工科毕业生也转入金融业。这势必对我国科技和实业发展，以及经济增长动力产生负面影响。

金融盲目发展制造危机

我们党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大攻坚战，首要任务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

首先要明确：重大金融风险可能出现在什么地方？这种重大金融风险是现代经济发展必须承受的代价吗？或者说现代经济社会发展，是否必须在这种充满风险的金融模式下战栗前行，一次次遭受金融风暴的蹂躏，透支国运？这难度是现代经济的宿命吗？

重大金融风险最可能发生在金融衍生品交易市场。

金融风险有各种类型，在许多经济活动中都可能出现，而重大金融风险往往发生在金融交易市场。在金融交易中发生风险概率最大、冲击烈度最高的就是杠杆交易，和同样具有杠杆放大作用并有跨市场风险的金融衍生品交易。

资本市场，包括为实体经济提供直接融资服务的一级股票市场，为便利股东转让股份而设立的二级股票市场。一级市场的融资能力与二级市场的流动性成正比，息息相关。任何交易都会有风险，金融交易也不例外。但从历史和市场实践来看，传统的股票现货市场风险有限。

重大金融风险往往与杠杆交易和衍生品交易密切相关。杠杆交易与衍生品“创新”的理由，是为市场提供流动性、抑制市场波幅和管理对冲风险。

融资融券是资本市场杠杆交易的主要形式。名义上融资融券是为市场增加流动性、促进市场交易、稳定市场，但市场实践却是另外一回事。在股票市场，投资（投机）者是否积极入市，要看大市氛围；熊市或市场冷清时使用融资杠杆的投机者鲜有入市，当市场进入牛市热闹起来，此时问题不再是市场缺乏流动性，而是市场过热、流动性爆棚，投机者利用融资杠杆大举入市，迅速吹大股市泡沫、透支牛市，加大股市风险。当股市泡沫破裂，市场进入下跌通道时，投机者不会继续融资增持股票，也不仅是平仓或被平仓抛售股票，还会反向操起融券工具与其他衍生工具一起做空，反方向套利，助推股灾。在市场实践中，融资融券不是逆市场周期提供流动性和有助于市场平稳的管理工具，而是投机者顺周期使用投机套利的工具。2015年疯狂短命的杠杆牛市转瞬间变成股灾的市场实践，已经充分说明杠杆交易不是善类，而是助涨助跌的灾星。

品种纷繁复杂的股指期货、期权，外汇期货，期货期权等场内、场外金融衍生品，无一例外都是以对冲风险、平抑市场波幅的风险管理工具为名，堂而皇之设立的。理论上的简单推导，经不住市场实践的检验。金融衍生品在多种内外因素的叠加作用下，甚至是小概率事件的影响下，也会发生无法估量和无法控制的核裂变，非但不能控制风险，还会造成金融危机。

在衍生品市场中，鲜有实体产业主体参与衍生品交易，个别被金融机构忽悠参与“套期保值”者，往往赔得找不到北。参与金融衍生品交易的主力，大多都是对冲基金等以投机套利为目的的金融机构。以外汇衍生品交易市场为例，全球每天外汇交易额大约6万多亿美元，但其中与国际贸易和对外投资有关的交易量只占约3%，97%的交易都属于投机套利。这种交易怎么能够为实体经济服务？

遍访各种财经媒体资讯和历史资料，鲜闻有人因使用衍生品交易而躲过了风险劫难，却屡屡看到欧美金融巨头因衍生品交易被断送或遭受重创。1995年，有233年显赫历史的英国老牌贵族银行——巴林银行，因日经225股指期货合约和看涨期权交易发生巨额亏损，轰然倒闭。美国华尔街“套利之父”约翰·梅里韦瑟创建的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拥有被誉为“点石成金”的团队，却在1998年俄罗斯债务危机的小概率事件中濒临破产；此后原班人马东山再起，加强了风险控制，但还是在2008年因衍生品交易没有逃脱覆灭命运。同期因衍生品交易而破产和濒临破产的还有雷曼兄弟公司、贝尔斯登公司、美林公司等。摩根大通在次贷危机中躲过了初一没躲过十五，同样因衍生品交易在“伦敦鲸”事件中遭遇重创。

其他因衍生品翻船的金融投资者更是不胜枚举。远的不说，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和香港国泰航空公司都曾先后因套期保值合约、燃油对冲等衍生品交易造成数十亿甚至上百亿的巨额亏损。近期又发生了中行“原油宝”事件，衍生品交易巨亏300亿。

还有主权国家被误导的例子。2001年美国高盛为希腊量身定制了一套“货币掉期交易”方案，冲减希腊政府的公共负债率、掩盖财政赤字，以“帮助”希腊加入欧元区达标。失去约束的希腊深陷债务危机无法自拔。而高盛购买了“信用违约互换”（CDS）来对冲明知有风险的对希腊的借贷，同时还利用知情人地位，廉价收购CDS，又做空债务抵押债券，一方面加大了希腊的借贷成本，另一方面从中获取暴利。高盛不仅把希腊玩弄于股掌之间，还和美国评级公司默契配合，引发了整个欧元区的危机。

在1984年就参与华尔街开发金融产品和交易模型的理查德·布克斯塔伯，在其《金融的魔鬼》一书中指出：“我们试图改善金融市场的状态，却直接导致了金融市场的结构性风险，而风险的源头正是我们通常认为的创新。”“我们……增加了金融衍生工具的复杂性，因此不可避免地引发种种危机。复杂性下边潜伏着大灾难”。

市场实践清楚地告诉我们，金融衍生品不是改善金融市场状态、管理金融风险的工具，而是金融机构用以满足其贪欲的投机套利的冒险工具。他们的冒险，会给我们的金融市场和国家带来巨大风险。这种风险和发展实体经济没有关系，甚至和发展正常的金融服务也没有关系，反而产生巨大的金融泡沫风险，更不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必须承受的代价。

因此，防范重大金融风险不能仅仅依靠被动监管。正确的做法是，要把金融关进服务实体经济的笼子里，用制度限制他们以“创新”为名为所欲为，自我服务。对于擅长衍生品交易、专事投机套利的海外金融机构，我们也应保持高度警惕。应该鼓励其直接投资，限制金融投资。

金融放任发展会拉大贫富差距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三轮量化宽松政策为美国经济注入4.125万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流入金融市场。美国股市标准普尔500指数从2009年3月9日的最低值676点，一路上升至2020年2月19日的3386点。这种资本市场的辉煌和实体经济基本无关，而且使富人更富、穷人更穷。美国前1%的最富有人口拥有的财富占比，2008年已经为36.33%，到2019年达到42.5%；而占总人口90%的大众拥有的财富和收入水平连续30年下降，后50%低收入人群拥有的财富仅占美国财富总额的3%。

招商银行与贝恩财富每两年联合发布的“高净值客户”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197万高净值客户拥有61万亿元可投资资产，已经占全国居民和企业存款余额（147万亿元）的41.5%，而2006年这一比例为16.1%。这种财富快速向少数人集中的趋势，与这些年快速发展的经济金融化、房地产金融化趋势不无关系。我们必须检视我们的社会主义发展目的，不能放弃中国人民共同富裕的伟大目标，坚决铲除贫富分化的金融温床。

资本主义的兴替周期不是社会主义的规律

近500年来资本主义交替的百年周期，是今天的一面镜子

从16世纪初开启的大航海时代，先后造就了西班牙/葡萄牙/热那亚周期、荷兰周期、英国周期、美国周期四个“百年周期”，开创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新航路的开辟和新大陆的发现，刺激欧洲商人在美洲—非洲—亚洲—欧洲间建立了跨洋贸易（金银、奴隶、手工业品等），为资本主义的滥觞积累了财富，创造了条件。虽然它们在随后的兴起过程中各有特点，但是这四个先后兴替的“百年周期”都有着相似的规律。在早期的兴起和壮大阶段，它们无一不是依靠实业起家和发展壮大，而当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资本就会转向更加轻松快捷、利润更高的金融业，即进入了最繁荣和财富最充盈的阶段。然而盛极而衰，随着资本由实体经济向金融领域的大规模转移，实业开始萎缩，经济逐渐失去动能，金融泡沫逐渐增大，加之新兴经济体的挑战和挤压，周期性的大危机将不可避免地暴发。

20世纪80年代里根上台之后，大举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美国的经济金融化愈演愈烈。与此前荷兰、英国周期不同的是，美国周期的金融化程度更高，问题更严重。一方面，华尔街以金融创新为名，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到金融衍生品交易、杠杆交易、高频交易和大宗商品交易中投机套利，使美国的金融更加危险；另一方面，美国使用美元霸权和金融工具，在全球资本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收割发展中国家，破坏实体经济。越吹越大的金融泡沫终于引爆了2008年金融海啸。但不思悔改的华尔街在实体经济持续疲软的条件下，依然吹出了十年牛市的“奇迹”，继续透支国运。美国对金融化的执着，是资本的执着，是历史规律使然。

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经济金融化倾向

我们今天从事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与扬弃。如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方兴未艾，却过早地出现了经济金融化迹象，需要我们高度警惕。最重要的是，需要清醒的社会主义制度自觉。

1.用社会主义制度重塑金融。在资本主义价值观体系下，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天经地义，虽然他们不乏有识之士批评金融异化妄为，但却无力改变这种愈演愈烈的趋势。

这种金融异化的悲剧唯有社会主义可以避免。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是为全体中国人民谋求最大利益，要求金融为全社会利益服务，为实体产业服务，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提供服务，而不能允许以“金融创新”为幌子盲目效仿美国。我们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可以制定为人民而不是为资本的新型金融制度，规范金融服务，抑制金融放任发展，抑弊兴利，使金融有所为，有所不能为。这就是我们能避免资本主义“百年周期”的理由与底气。但这一切取决于我们有无制度自觉。

2.在金融领域倡导简单哲学。在社会治理、经济运作方面，最佳状态应该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而不是越搞越复杂。本来金融很简单，就是为实体经济提供融资中介服务。搞金融创新的目的，应该是提高服务水平，为客户提供低成本、高效率、方便快捷的金融服务，而不是故弄玄虚地复杂化。

目前，我们有人把借复杂化自我服务的美国金融视为圭臬，把杠杆化、衍生品、计算机高频交易等十分凶险的金融流行病当作现代金融市场的标准配置。其实这样错了。这些让人们艳羡不已的美国金融原本不需要如此复杂，复杂不仅与金融服务无关，而且让美国金融更加危险。① 金融市场复杂化绝不是先进，而是灾难。我们必须急流勇退，坚决反对金融复杂化，倡导金融简单哲学，让金融老老实实地做融通资金的中介服务，做它应该做的事情。

我们的决策层和监管者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金融价值观，坚持金融服务实体这一底线原则，注重政策的作用力方向研究，在面对金融机构的“创新”申请时，一定要审视评估，实证分析“服务实体经济”的服务方式、传导路径、业务流程。坚决抵制借服务实体经济和创新之名，搞金融复杂化自我服务。我们监管当局要有定力，要能顶得住监管套利者的游说，和金融中心之间竞争的诱惑和压力。坚守金融服务初心，坚持简单哲学。

经济金融化是资本主义向周期顶峰冲刺并导致早衰的制度性宿命。唯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有可能超越这种历史局限。前提是必须有高度的制度自信和制度自觉。我们要不忘初心，解放思想，破除美国金融迷信，重新构建社会主义金融服务制度体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建设，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服务、奋斗！

                                  （编辑  季节）

党的十九大以来，在党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提高发展质量、提升经济效益、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一流企业的号召下，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保持强劲发展势头，2018年和2019年总资产、利润总额和净利润均位居央企第一名，为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招商局清醒地认识到：与国家要求比，招商局现在够“大”，但不够“强”，也还不够“优”，仍然存在大有可为的空间，仍需自我加压和自我挑战，才能将招商局的事业不断推向新的高度。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处在一个愈进愈难、愈进愈险，而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时期。在此背景下，招商局坚持“守初心、担使命，扎实推进一流企业建设”的方针，以“提质增效”为抓手，自2018年试点先行、2019年全面推广，到2020年持续深化，以更大的使命担当，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韧劲，全面推进各项改革创新和战略部署的落实。

质效提升工程稳步推进

目前中国企业所处的内外部竞争环境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有的以投资驱动和资源投入为主导的增长模式难以持续，无论是为了缓解生存压力、寻找成长空间，还是构建跨越式发展的能力，提质增效、苦练内功都是现阶段企业的首要任务之一。

质效提升工程是招商局一项立足长远，通过提升企业综合管理水平和激发内在动力，实现企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工程。质效提升的工作机制融合了企业长短期发展目标，在全面推进的同时聚焦重点，兼顾效益与能力的提升，通过找短板、定规则、优流程，不断总结提炼，将短期有效的举措转化为长效机制，实现企业的科学管理。

2017年，招商局将“提质增效、提升能力”作为年度重点工作，从“质”“效”“能 ”三个关键点着力，全面扎实推进各项提质增效行动。2018年，招商局选取三家下属公司作为试点，取得一定的成效和经验。2019年是招商局质效提升工程全面推动和深入开展的一年，通过借力麦肯锡外脑，从初识方法论到融会贯通综合运用，在收入端、成本管控、能力建设等方面均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加快推动企业从“量的积累”向“质的提升”转变，为企业持续稳定增长注入强劲动力。2020年，招商局质效提升进入全面深化阶段，依靠提质增效和提升能力两大抓手，强化二级公司主体责任和体系建设，重点围绕做强主业、做精专业，着力提升科技创新、战略执行、资源配置、人才保障等能力，不断提高精耕市场、精准服务、精细管理的水平，全面提升核心竞争力。以下以两家下属企业的实例加以说明。

释放精益管理潜力，为综合发展赋能

招商蛇口是招商局旗下城市综合开发运营板块的旗舰企业，也是招商局核心资产整合平台及重要的业务协同平台。该公司以“中国领先的城市和园区综合开发运营服务商”为战略定位，聚焦园区开发与运营、社区开发与运营、邮轮产业建设与运营三大业务板块，以“前港-中区-后城”的独特经营发展模式，参与中国以及“一带一路”重要节点的城市化建设。截至2019年12月底，招商蛇口总资产规模6177亿元，业务覆盖全球110个城市和地区，开发精品项目近500个，服务千万客户。

结合宏观经济及行业形势变化，招商蛇口以集团战略原则为指导，全面落实质效提升各项工作，推进公司内部转型发展。通过考核激励等机制牵引，充分发挥员工的主动性，切实解决工作中的痛点和难点，在质量、效率、效益方面均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为企业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诊断痛点，锚定目标

面对房地产市场的“新常态”，行业进入结构调整时期，依靠规模获得发展的模式已无法维持，这对企业的科学管理、精细管理提出更高的要求。此时开展质效提升工程，是公司转型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生存之战、必赢之战”。为此，招商蛇口通过组织对标、头脑风暴、创意发想工作营等方式，对运营系统、管理系统、理念行为的各个要素进行内部诊断。一方面从经营导向出发，基于净资产收益率（以下简称“ROE”）梳理问题和思路，将构成该指标的因子层层分解，基于盈利能力、经营效率和管理能力提升等方向寻找举措；另一方面围绕公司亟待解决的重点、难点和主要短板，有针对性地提出改进举措，找出影响业务的关键痛难点，从中提出改进建议。

完善机制，保障落地

通过明确各级项目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PMO”）组织架构，招商蛇口搭建了运行机制、配套考核激励体系、进行过程跟踪及问题解决、推广黄金案例、加强文化宣传等一系列有利于质效提升的管理机制，扩大实施成效。

1.组织保障，PMO统筹稳运行。招商蛇口将质效提升工作作为统筹、协调各项工作的“一把手工程”，公司上下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充分认识、抓住关键、重在落实。首先建立组织保障，在公司总部层面成立专责小组（领导小组）和PMO办公室（工作小组），招商蛇口总经理任领导小组组长亲自统筹部署，公司总部运营管理部总经理任PMO办公室主任，下属各单位均成立了以一把手为组长和业务骨干组成的专责小组及相应PMO组织。同时，完善运行机制，建立了各级PMO“战情室”，PMO成员通过每日行动清单推进各项工作，利用招商局统一开发的数字化系统的审批、统计功能，辅以亮灯机制，推动举措按计划完成各项关键节点，做好举措效益和进度跟踪；确立例行的日会、周会、月会、评审会工作会议体系，及时总结纠偏，强化过程管理。基于不断完备的组织架构和工作模式，带动多级PMO做实、用活、起效，确保跟进的工作能得到细化落实、刚性执行，显著提升了工作完成的时效性和达成度，有效推动了阶段性经营指标和工作任务的完成。

2.机制牵引，考核激励添动力。为充分调动基层的积极性，助力各项改革创新工作的落地，招商蛇口制定了与质效提升工程配套管理机制，加大质效提升工作考核力度，出台专项激励政策，输出组织和个人绩效考核及人员激励方案，塑造效益意识与执行氛围，构建质效提升工程的双轮动力。

3.经验固化，黄金举措广复制。在举措逐步落地的过程中，招商蛇口十分重视成果经验的及时转化。跟踪进展情况，识别不同业务板块的成功做法，总结优秀案例，打造课题样板；按照工作方法流程、机制体系、可推广等维度，评选具有代表性的举措作为黄金举措，将共性的经验和成果总结形成指引文件，并通过内部发文、培训、宣传等方式进行全面复制推广。2019年，招商蛇口累计提炼29项黄金举措，涵盖社区及持有物业等多领域、各业态，涉及产品质量提升、回款加速、设计与采购降本、建筑工业化推进等核心课题。

4.文化营造，创效理念入人心。质效提升工程是用全局的视野和辩证的思维，跳出局限、勇于改革、敢于碰硬，实现管理破题的重要措施。招商蛇口持续加强对质效提升工程的培训与宣传贯彻力度，加大方法论的普及纠偏；通过公众号专题、新闻专栏、主题活动等线上线下渠道，做好专项策划和及时报道，营造创新求变、自我改革的良好氛围，引导参与者主动思考并践行质效提升的理念，将“向管理要效益”的认知逐步渗透到公司业务发展中，深植于各级业务人员的行为。

优化管理，成效初显

经过两年多的实践，招商蛇口的质效提升工作取得积极成效。从公司战略发展要求、价值链的关键环节及业务痛点等方面入手，2018年以“总包战采”和“回款加速”为试点切入，2019年围绕“增加收入”“降低成本”“加速周转”“其他赋能”四个维度，共计生成47项质效提升改善抓手，并进一步细化成485条具体举措。截至2019年底，该公司推进至L4阶段（改善动作执行完毕）的举措占比超85%，预计释放效益潜力18.3亿元，其中增收类效益12.67亿元，降本类效益5.63亿元。为持续、纵深推进管理优化工作，招商蛇口在引导举措速赢的同时，也兼顾长效机制建设。一方面，在总部部门中增加常设组织统筹推进质效提升工程专项工作，推动业务单位指定专人、专职推进举措进展，依据举措执行的情况配套管理办法；另一方面，做到有效成果及时复制推广，坚持精益管理，持续沉淀组织智慧，通过微创新、局部改进，积小胜成大胜。

质效提升工程是应对新形势、打开新局面的重要抓手，也是招商局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管理工具。质效提升有助于企业反思自身、直面问题、走出舒适圈，也是推动其适应市场环境，转变思维，将经营做精做细的必要手段，对促进公司管理者的意识转变具有积极作用。同时，质效提升工程非一般“工程”，需久久为功，一以贯之，将质效提升的方法论延伸到日常经营管理工作的方方面面。经过一年多的实践，“五步法”以及精益运营的理念等，已成为公司狠抓过程管理、强化执行落实的有效抓手，并正进一步应用到资产清理、扭亏压减等其他工作中去。此外，质效提升工程开发的“招商至元”系统也提供了便利的数据分析工具，与招商局数字化战略相互支撑，对于运用数字化工具做好经营管理具有一定的启发。

围绕战略落地发力，打造先进智慧物流平台

中国外运是招商局旗下物流业务统一运营平台和统一品牌，2003年2月13日，中国外运在香港联交所上市，2019年1月在上交所上市，是“A+H”股上市公司。中国外运以打造世界一流智慧物流平台企业为愿景，聚焦客户需求和深层次的商业压力与挑战，以最佳的解决方案和服务，形成以专业物流、代理及相关业务、电子商务为主的三大业务板块。截至2019年底，中国外运拥有总资产约618.9亿元人民币，2019年度实现营业收入约776.5亿元。

作为招商局2018年质效提升工作三家下属试点单位之一，中国外运积极贯彻招商局“质量第一、效益优先、规模适度”的新发展理念，以“提质、转型、整合、创新、变革、赋能”为着力点，重点从整体规划和运营提升、整合工作、战略解码、财务管理优化、资产优化与盘活等五个维度推动“质效提升百分之一”工程，实现了2018年度ROE同比提升一个百分点的既定考核目标。在2018年成功试点基础上，2019年中国外运按照“日常工作围绕质效提升发力，质效提升围绕战略落地发力”的工作思路，以三年ROE提升四个百分点、落袋效益10.3亿元为目标，坚持“实事求是、重在实效、突破重点、带动全局”的工作原则，组建质效提升PMO办公室，形成规范高效的PMO运行机制，全面深入推动质效提升工程，高质量完成ROE目标拆解、抓手梳理、举措开发、举措审核和推进，后期资产清理及扭亏减亏专题拓展，举措滚动开发等各项工作。

明确质效提升方向

1.全面业务诊断。通过多种形式的内外部诊断，中国外运发现其ROE整体水平略低于行业可比同行水平，在主营业务成本、费用率和资产周转率方面有提升空间。

2.战略解码。依托战略解码形成包括强化战略支撑体系建设，货运代理业务扩展至门到门全程供应链服务；专业物流升级为端到端价值链优化服务；积极拓展电子商务、打造整合业务平台和生态圈；基于五大通道建设加强业务网络资源的行动目标。

质效提升工程四大亮点

1.围绕战略落地发力，高效推进工作落实。中国外运从公司战略规划、年度重点工作、业务痛难点等方面入手，通过问题树的拆解、讨论和分析，以全局设计、统分结合为原则，形成“货运代理业务、专业物流业务、电商业务一体化”抓手树。自上而下将ROE目标分解到业务板块、明确到责任主体。通过头脑风暴激发思维、结合SMART原则量化追踪，上下互动、深度讨论，自下而上形成举措，落实到落袋效益，细化到里程碑计划。举措进入执行和全面实施阶段后，各级PMO通过“招商至元”系统落实跟踪督导。

2.以PMO机制为核心，建立科学工作机制。一是横向统筹。总部相关部室将公司战略重点工作及数字化转型的重要项目纳入PMO管理，打破部门界限，形成合力。二是纵向发力。PMO机制作为日常管理的补充，助力重点工作有效分解，以纵向部署、资源配置，保障上下联动效率。三是穿透层级。总部PMO对业务一线直接监督，切入关键痛点分析反馈，赋能业务一线，提升核心竞争力。四是两厢延伸。产品体系与运营体系是战略落地的重要支撑，中国外运以PMO机制推动各公司形成标准化、高效联动的运营体系，运用总部和先进单位的经验与资源着力打造核心产品，做到“以强运营支撑强产品，以强产品推进强运营”。

3.推广黄金案例，夯实落袋效益。将中国外运下属11家主要二级公司全部纳入质效提升工程。合计180名PMO和417名举措负责人共同参与，2019年开发举措416条，预计2021年落袋效益10.3亿元。举措开发过程中，聚焦经营发展的关键问题，形成重点课题，重点解决，从中筛选黄金案例予以复制推广。一是PMO与业务团队组建联合运力集采专家组，形成集采标准流程，推动在区域公司及专业子公司内全面落地，实现年度综合降本幅度3.5%；二是在专业物流板块全面推行仓库精益运营，确定7个重点优化方向、35项主要提升内容及103项细项提升分析点，实现综合成本降幅2%；三是基于数字化建设实现客户信用管理全覆盖、优化应收账款管理流程，提高应收账款周转率与风险管控水平，并将试点经验整理、固化到管理系统中。

4.提炼核心能力，确保机制固化。围绕战略落地目标，中国外运将各公司举措中行之有效的工作流程、经验方法提炼形成机制、指引及操作手册,构建了包括以质效提升方法论为核心的科学管理方法、综合分析能力以及运力集采、信用管理、仓库精益运营等优秀业务实践在内的多领域、多层次的机制体系，打造科学管理文化，助力公司持续优化提升。

质效提升工程的经验

1.领导重视，机制健全是根本。中国外运各级领导高度重视质效提升工作，将其作为实现公司战略目标的重要抓手，成立各级质效提升PMO作为推进公司战略落地的核心组织。在过程中坚持“战略引领全局、质效贯穿始终”，公司重点任务分解、经营业绩分析、组织绩效考核等工作全面围绕质效提升展开，实现日常经营和质效提升的有机统一和同频共振。

2.目标明确，方法得当是抓手。按照“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统一语言”的思路，中国外运结合自身业务特点编撰了“质效提升术语一览表”和“年度预算与落袋效益映射表”。工作推进中，形成了各阶段的标准模板、内容指引、评审机制、会议机制、举措分级分类管理机制及跨年度滚动式开发机制，全面助力PMO工作流程的改善和管理效能的提升。

3.总结固化，推广复制是保证。提炼质效提升的黄金举措，将优秀工作经验总结固化形成机制，以点带面进行复制推广，推动成果最大化。在实施过程中，总部PMO约请专家团队讲解经验教训，并对具体问题实施指导，确保各公司在黄金举措复制推广中方向正确、执行到位，将固化的机制内化到各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之中。

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流企业

2019年，招商局各级下属单位在收入提升、成本精益和能力推广等维度深度挖潜，共计开发举措2331条，当年实现落袋效益约29亿元；预计2021年带来的改善效益可进一步释放至90亿元。在收获阶段性成果的同时，招商局总结出一些经验：一是拥抱变化，锐意变革。让员工们先接受并适应新的管理机制，再优化调整，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最终形成一套企业独特的“打法”，即管理模式；二是空杯心态，持续对标。俗话说，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对于企业的经营管理者而言，更要“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不断调整自己去适应新的变化，时刻对照员工期待、客户期待、股东期待和行业标杆寻找差距，并自上而下发挥垂范作用；三是行胜于言，落到实处。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如果不沉下心来抓落实，再好的目标、再好的蓝图，也只是镜中花、水中月。质效提升工程不是做表面文章，要把招商局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落到实处，通过科学的方法论将各项工作拆解、细化，并运用数字化管理工具做到进度可监控、风险可提示、执行有保障、成果可量化，以钉钉子的精神做好过程管理，确保成果输出。

质效提升工程是一项全面性、变革性、长期性的工作，招商局集团上下各级公司都充分认识，并对其艰巨性做好了充足准备。提质增效，久久为功。招商局坚决打好国有企业质效提升攻坚战，大胆改革创新，全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为新时期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注入不竭动力，为国家的繁荣发展贡献央企应有的力量。

                     （编辑  宋斌斌）

 编者的话：中信出版集团最近出版的《艰难的辉煌2》一书，在采访众多亲历者的基础上，翔实记录了中信集团近10年的奋斗史，全方位展现了中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积极践行国家战略、推动大型综合性企业集团改革发展的不平凡历程，为发挥国有企业“六种力量”提供了生动具体的解读。本刊选编其中部分内容，聚焦中信上下在履行国家使命中勇于担当，积极“走出去”，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艰辛探索与实践，集中反映了国有企业对国家建设、发展和对外开放做出的重要贡献。

2019年10月1日。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20余万军民以盛大的阅兵仪式和群众游行欢庆共和国70华诞。阅兵开始的前一分钟，中央电视台的转播镜头从北京的上空掠过，在10月的蓝天下，一座巍峨的大厦拔地而起、直冲云霄，令人瞩目。它的高度远高于其他建筑，亚金色的外观在阳光下熠熠生辉，造型与古老而现代的北京遥相呼应。它就是“中信大厦”，京城的百姓更习惯称之为“中国尊”——北京第一高楼。

何为“尊”？这是中国古代的礼器，意为敬奉，双手捧尊奉至顶，行顶天立地之势。

20世纪80年代的一个红五月，荣毅仁向中信一群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发问：“我们怎样把我们的一切献给国家，让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

这是一份沉甸甸的问卷。在过去的40年中，中信始终把国家的使命敬奉于顶，几代中信人以自己的人生、以40年不懈的努力、以中信的荣耀与骄傲，书写着这份庄严的答卷。

1979年1月17日那个必将载入中国改革开放史册的“五老火锅宴”，开启了荣毅仁一生最值得铭记和感怀的岁月，也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一扇窗口。中信从这里走向时代的最前沿，走向为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的征程。

2016年4月26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纪念荣毅仁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了荣毅仁传奇的一生，深切缅怀他为党、为人民、为国家建立的光辉业绩，追思和学习他无私奉献的崇高品格和始终不渝的奋斗精神。

讲话中所叙述的荣毅仁的生命之光，在经历了岁月的沉淀之后，愈加深邃而隽永，这样的光点联结起来，形成了一条起起伏伏的生命轨迹。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深深地交融在一起。同样，中信的发展轨迹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也是这般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对荣毅仁和今天20多万中信员工来说，那是何等的荣耀！

那一天，时任中信集团董事长常振明、总经理王炯都参加了此次座谈会，他们感叹于中央领导对荣毅仁、对中信的成长发展之路有如此清晰透彻的了解；他们更感佩于老董事长荣毅仁为中信所留下的无价的财富。

2019年，中信迎来了成立 40周年。

有一组数据令每一位中信人引以为傲：

成立之初，国家为中信初始投资资金为2.4亿元。

截至 2019年末——中信集团总资产7.5万亿元，较成立初期增长3.1万倍；净资产3620亿元，较成立初期增长近1500倍；2019年实现营收5176亿元，较成立初期增长3.7万倍；实现利润总额842亿元，较成立初期增长2.8万倍。中信 40年累计为国家创造税收4450亿元，上缴分红555亿元。

自成立以来，中信总资产和净资产的年复合增长率均大大高于国家同期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年复合增长率。

中信40年的历史徐徐铺陈开来，犹如一首时代的交响乐，仔细聆听，我们可以从中强烈地感受到中信对于国家的忠诚、勇敢与担当，感受到40载中信人的奋斗和探索。

做最可信赖的依靠力量

1983年 6月 27日，中信公司召开第四次董事会，荣毅仁在报告中明确强调了中信的目标和任务：

公司既然是经济实体，就有企业本身的经济效益问题，必须自负盈亏有利可得，但这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的目的是为国家经济建设筹措外资、引进技术，为四化服务。因此公司在选择投资项目以及开展各项业务的时候，必须首先考虑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考虑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不能因强调自负盈亏而背离这一基本原则。

平实的语言、崇高的境界，在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温荣毅仁的许多讲话和文章，还都能从中感受到他内心滚烫的激情和对国家事业的忠诚。他始终把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在任何情况、任何条件下始终无条件地服从国家大业，才创造出了中信今天的辉煌，才奠定了中信不断发展壮大的基础。

2015年 3月，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访华时曾经向常振明感叹，从他 1971年第一次访华到现在，中国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中国的改革发展状况超越了人类 的极限梦想”。常振明用一组数字为基辛格的感叹做了注释：“中国的 GDP从 1979 年的 4100.5亿元增长到 2014年的 64万亿元，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常振明说，“毫无疑问，国有企业为实现这个‘超越人类极限的梦想’做出了巨大贡献” 。

那一年，中国国有企业有16.7万家，资产总额达到140.7 万亿元，企业营业收入达到 44.9万亿元，利润总额达到 2.5万亿元，中国进入世界 500强的企业有 110家，居世界第二位，其中，国有企业有 83家。

当今中国已经进入了新的时代，我们党对国有企业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2016年 10月 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出席了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在会上，他深刻论述了国有企业的发展规 律，深入回答了国企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给予中国国有企业以新的历史定位和特殊的使命：

——成为党和国家最可信赖的依靠力量；

——成为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要力量；

——成为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力量；

——成为实施“走出去”战略、“一带一路”建设等重大战略的重要力量；

——成为壮大综合国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

——成为我们党赢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胜利的重要力量。

如此定位不同凡响，党和国家的政治命运与经济命运系于国企之身，责任大如天，使命重如山。

其实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国有企业都是校正市场失灵、推行国家干预政策的载体。没有国有企业提供的宏观经济外部性，国民经济就将失控甚至出现混乱。

也正因为如此，国有企业就天然兼有公共性和企业属性，成了政治和经济功能的混合体，是国家与政府借以维护社会秩序、实现国家目标的重要手段。 因此它确定运行的出发点和最高目标绝非简单地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要服从国家与社会的公共利益。

2019年，常振明在中信集团党建工作暨纪检工作会议上回顾了中信 40年的发展历程，他说：“中信从成立起，就是高举改革开放旗帜的排头兵。多年来，从‘三个引进’到‘仪征模式’，从率先‘走出去’到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信始 终根据党和国家战略调整前进方向，围绕中心工作，在党和国家的宏伟大业中实现自身发展”。

为国分忧，义不容辞

中信的历史上，最令人感动的莫过于“担当”二字。

一次次被逼到悬崖边，那么艰难的选择，没有后路，中信自己斩断了后路，没有犹豫，没有彷徨，只能继续向前。

40年来每一位走过来的中信人都亲身参与并亲眼见证了这样一条轨迹，它发轫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原点，它从世纪伟人邓小平手中获得了尚方宝剑——“勇于创新  多作贡献”。中信始终以国家的利益为最高利益，以国家使命为终身使命，为此他们付出了难以想象的代价，他们选择了难以跋涉的道路，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

1979年的中信，用常振明的话说，“既无市场化运作的经验，也无雄厚的资金支持，却有着对历史机遇的洞察，以及只可成功不能失败的决心……从建立之初，中信就把‘创新’和‘敢想敢为’深深地刻在了基因里”。

1979年，荣毅仁郑重接受了邓小平的嘱托，选择了一条布满荆棘的路，在铁板一块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创立了“按经济规律办事”的中信公司，随之那个铁板注定要被松动，要被改变，要被推向市场。

上世纪 80年代中期开始，中信开始了中国第一笔在海外的直接投资，为此他们顶住了各种压力，成为中国最早“走出去”的企业。

80年代末，就在西方对中国实行制裁，全世界都在困惑，中国改革开放的道路是不是能够继续走下去的时候，荣毅仁以其特有的感召力，以中信的影响力，向全球知名企业家、银行家发出邀请，邀请他们在中信公司成立 10周年的时候，到北京参加由中信公司举办的中外经济合作研讨会。1989年之棋局，中信公司率先走活了一步。如此使命，唯有中信方能担当。

“中信只有为国分忧的使命，绝无向上伸手的权利。”这是中信从上到下、始终如一的自律。

从 2008年直至今天，面对澳大利亚中信澳矿前所未有的负累——这是100多亿美元的重负——中信完全可以选择放弃，以放弃而止损。但是中信顶着巨大的压力，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调集自己的队伍在一片片废墟上重新建设。今天的澳矿已经开始为中信集团贡献利润，不仅在 2019年全球铁矿石价格高企的时候成为平抑矿价的重要砝码，更赢得了所在国政府和社会的高度评价，赢得了国际矿业巨头们的尊敬。

2009年，中信进入了它的生命周期的第四个10年。

这是怎样的10年？

以2008年的金融危机为开端，中国经济逐渐进入了拐点。

党的十八大后，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经济形势做出了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判断，为中国制定此后一个时期的经济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2015年，中央适时地提出了中国已经进入“新常态”的判断。投资增长乏力，一些行业产能过剩，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地区和行业走势分化，财政收支矛盾突出，金融等领域存在严重的风险隐患，使得长期积累的矛盾和风险进一步显现，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中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未来经济的驱动力必须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经济学家预计的全球经济复苏并未在 2017年之后如期到来，总需求疲弱却连续数年发生并成为常态，全球经济长期陷入危机阴影；经济全球化进程受阻，地缘政治格局正在裂变，中美贸易摩擦更是趋于长期化和复杂化。中国自加入 WTO（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具有的近 20年相对宽松的国际环境或发生根本改变。

而此时的中信，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曾经的窗口和开路先锋，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下，以其更大的勇气、更加理性的精神，开始了新一轮的改革、布局和创新。

2014年，中信再次选择了一条常人难以理解的路径——整体上市。中央明确提出“将加快大型国有企业母公司层面的股份制改革，实现产权多元化，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及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强化国有资本在战略性领域的控制力、带动力和影响力，抑制在一般性领域的盲目扩张”。整体上市是中信集团按照党中央的要求、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做出的历史性选择。那一年，中信将上市所募集资金500亿元上交财政部，从而在共和国历史上首次成功实现了国家通过国际资本市场减持国企股份的变现。

当中国实体经济中存在严峻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尤其是第二产业的增速持续萎靡、发展动力严重不足的时候，中信调整了企业发展战略，将实业的创新发展作为整体战略的重要一环，鼓励创新、加大新旧动能转换，不仅始终保持了部分实体企业在各自领域的领先地位，而且以更大的力度收购兼并，释放了更多微观主体的创新潜力，不断创造佳绩。

2014年之后，中信遵照国家发展理念，进入了农业、环境、高端制造、新材料、新能源、产业互联网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新动能，再一次彰显了一家负责任的国企的影响力。

中信是“一带一路”倡议积极的践行者，因为中信早已在“一带一路”沿线进行了重要的布局，从能源到资源——中信有油田、煤矿、铁矿、铝矿、铜矿等；从农业到工程承包——中信在海外的农业布局从种植业到深加工业，中信建设的工程承包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和拉丁美洲；从制造业到金融业——中信戴卡的铝车轮厂建到了美国本土和北非，中信重工的水泥厂在南亚、中亚、东南亚和非洲屡接新单，中信国际电讯在“一带一路”区域形成广泛覆盖，中信澳矿的选矿厂全球规模第一，中信银行收购并布局了“一带一路”沿线第一家商业银行……

2018年，中信与缅甸签署了皎漂经济特区深水港项目建设框架协议，这对于缅甸的未来发展、对于中国大西南的对外开放，无疑是一个充满希望的行动。但是，就企业层面来看，如此布局意味着中信将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只有付出，难有收获。国际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给皎漂这片土地带来各种变数，什么时候开工、什么时候通航、什么时候招商、什么时候收益？这或许是10年、20年，甚至更加久远的事情，有哪一家企业能够等得起如此时光？

在国家利益面前，中信的选择从来都是义不容辞。

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需要什么样的担当？

勇气、牺牲、坚忍、毅力、包容……

如果说40年前，历史选择了中信，那么今天，中信同样可以无愧地说，中信没有辜负历史，没有辜负党中央和历届中央领导的信任和期待，也没有辜负荣毅仁“实业报国”的信念和追求。

“走出去”的探路者

从1986年在澳大利亚利用杠杆融资进入波特兰铝厂开始算起，中信在海外的战略布局、在全球资源能源领域的投资已经进行了整整34年。那一年，中国的GDP总量约3000亿美元，人均GDP尚不到300美元，201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中国GDP为14.14万亿美元，人均突破1万美元。

真的很难想象，在中国的经济规模还那么微不足道的时候，在中国对资源能源的市场需求还尚未显现的时候，中信竟然从那时候起就开始了它的全球资源布局。

中信的“走出去”首先源自党中央在1982年做出的重要战略规划：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利用两种资源——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打开两个市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学会两套本领——组织国内建设的本领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本领。

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势必要进行海外投资。那时期的中国百废待兴，虽然“引进外资”成为主打戏，而“资本输出”还被视为“帝国主义的特征”。

对这一战略当时应者寥寥。第一个吃螃蟹的当然还是中信。

在这条路上还完全看不到曙色的时候，中信就第一个出发了。

1984年2月，荣毅仁向国务院呈送了关于开创国际工作新局面的报告，报告提出：中信要抓住国际市场的有利时机，到海外进行投资，以进口原材料工业作为海外业务的主营方向，要利用国外的资金开拓经营，以弥补国内短缺的资源。

中信的报告写道：

中国人口众多，资源不足，尤其是某些基础材料将长期短缺。因此，必须开拓和利用国外资源，为国家建设服务；

选择好的项目，倚赖中信在国际市场的良好信誉，尽量筹集到无追索贷款，不要总公司担保，更不用国家担保；

和第一流的大公司合作，请第一流的律师和会计师；

属地化经营，按当地法律、法规并充分利用当地高级人才和管理经验去经营，而不是什么都自己管。

几十年来，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路上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究其过往，大都能找到上述报告中严肃警醒的问题——没有注意项目的甄选、没有搭建合理的融资结构、没有与第一流的公司、律师、会计师合作，忘记了属地化经营原则，忽视当地的法律法规，关起门来搞项目……

直至今天，上述问题依然困扰着许许多多正在“走出去”、正在融入世界的中国企业，中国企业为这一系列的问题支付了高昂的“学费”。在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上，时任国资委主任肖亚庆有一段发言：

不用怀疑，国有资本不仅要做，而且还要进一步做强做优做大……但这个过程一定要遵循市场规则。国企出去并购也不一定要100%控股，关键是一定要按照国际规则和国际通行办法进行。合资的路、开放的路、市场化的路要继续完善并走下去。

荣毅仁在36年前为中信制定的规则今天依然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金科玉律。

30多年来，“两种资源、两个市场”被反复提及，但是“两套本领”却似乎被忽略了。

“两套本领”只能在实践中获得。中信矿业国际董事长张极井说：“中信贡献更多的是经验，海外投资经营的‘试错’过程本身就是宝贵的学习过程”。

因为更早一步出发，中信创造了诸多的“第一次”。

1986年，中信投资澳大利亚波特兰铝厂，这是当时中国第一个境外直接投资项目；

1995年，中信与伊朗签署德黑兰地铁1、2 号线工程总承包合同，总金额3.28亿美元，这是中国公司第一次按照国际惯例实施的海外工程，也是第一次以总承包的方式带动国内企业和产品“走出去”；

中信澳矿是中国在海外第一家，目前也是唯一一家100%权益的铁矿；

中信银行收购的哈萨克斯坦阿尔金银行是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布局的第一家银行；

……

今天，中信的战略版图已经遍及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毋庸讳言，30多年里，中信为这样的布局、“试错”和“第一次”同样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行者无疆

中信作为“走出去”的先行者，践行国家战略的使命绝不比当年轻松，甚至责任更重。因为此时此刻的“走出去”，不仅仅是到海外去开拓市场、寻找资源，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它承诺将对世界有着更大的贡献和更大的责任。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成为全球经济的拐点。世界经济进入了缓慢增长的时代，中国当然没有例外。无论是资源禀赋还是环境禀赋都不允许中国按照既有的高速发展模式持续下去。

历史的关头，党中央再次有了高瞻远瞩的决策。

2013年9月、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

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建立一个自东向西横跨亚洲、直达非洲和欧洲的地区发展合作框架，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沿线国家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这一构想再次昭显了中国在新时期全方位开放的博大胸怀，推动了新型全球化和新型全球治理的合作与实践，它还是融通中国梦与世界梦、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事业。

如此宏大事业，中信怎会缺席？

常振明在丝路论坛上发表演讲：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决策，对开创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促进地区及世界和平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积极践行“一带一路”倡议，既是国有企业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也是国有企业把握国际化机遇、推进国际化战略、增强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的必然选择。

王炯在2018 年的工作会议上强调，中信集团要“以独特综合优势践行国家战略”：

产融并举的综合业务格局是集团践行国家战略的独特优势和重要基础。

要把助推“一带一路”建设作为集团开展国际化经营的重要途径，认真总结经验，贯彻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落实“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要求，创新对外投资方式，以投资带动贸易和产业发展。

坚持正确的义利观，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实现互利双赢。

发挥中信品牌优势，加强与国内行业领先企业合作，坚持“联合舰队”模式抱团出海，实现风险共担、收益共享，带动中国产品、技术、装备、标准和服务“走出去”。

践行国家战略和助力民族复兴是中信所有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中信集团新使命的核心内容。

中信从未敢忘记自己的使命。

在丝路论坛上，常振明回顾了自习近平主席在2013 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信集团积极响应，主动作为，充分利用在“走出去”中积累的资源和优势，全力参与和支持“一带一路”建设所取得的重要成果：

1.加强战略布局，以中信股份为平台推进跨境经济合作。2014 年8 月，中信股份在香港整体上市，为直接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搭建了平台。

2.发挥中信银行的金融助推器作用，提供综合融资服务。中信银行联合中信旗下其他子公司，储备有需求、有共识、符合国家战略布局的“一带一路”投融资项目近300个，总投融资规模近7000亿元人民币。

3.发挥中信建设在国际工程承包领域的“领头羊”作用，开展基础设施投资。中信建设通过联合国内其他企业组建“联合舰队”，以工程总承包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带动中国产品、技术和标准“走出去”，共同谋求中国企业的整体利益最大化，与“多资源、欠技术”的欠发达国家实现互补共赢。

4.发挥中信重工等企业在装备制造领域的创新引领作用，推动国内高端装备制造“走出去”。

5.拓展资源能源开采与贸易业务，以资源能源项目带动其他业务，扩大在沿线有关国家的投资，深化互利合作。

6.履行好社会责任，推动人文交流合作。

……

从“走出去”到“一带一路”，中信为中国40年的对外开放、融入世界，探索出了一条具有特殊意义的道路，这里不仅有学习、融入并深度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法则，更有中国特色义利观的探索和实践。

肩负着国家的使命，秉承从荣毅仁时代就牢牢确立的“有利可图，但决不唯利是图”的义利观，如此价值理念引导着中信一路走到今天。

                         （编辑  宋斌斌）

目前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已经取得决定性成果，如何在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形势下促进经济工作，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是全社会的当务之急。基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危中寻机和化危为机的理念，我国积极开展经济发展“内循环”工作。各地应系统性地投资旅游基础服务设施，重点完善针对自驾游、乡村旅游的配套设施，把中高收入人群出国旅游的需求转化为国内旅游需求，撬动规模可达万亿元人民币的内需增量。旅游基础设施投资可以兼顾多方面经济社会目标，除了拉动内需、强化国内经济大循环，还可以巩固精准扶贫成果、振兴乡村和提振就业，稳定经常项目下的贸易顺差。

把出国旅游需求转化为国内旅游消费

从今年上半年的经济数据来看，需求的恢复落后于生产的恢复，进一步提振内需是迫切的需求。上半年GDP同比下降1.6%，其中二季度增长3.2%，实现了强反弹，然而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11.4%，二季度仍然下降3.9%。

在国际防疫形势严峻的情况下，国内疫情控制相对稳定，旅游业获得了特殊的发展机遇，如果能把出境游需求转化为国内旅游需求，可以拉动万亿级别的内需。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2019年中国国际收支数据，属于服务业的旅游业贸易逆差（中国人境外旅游花费—外国人在中国旅游花费）高达2188亿美元，约1500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当年中国GDP的1.5%。

在疫情影响下，今年居民出入境旅游基本清零，由于多国疫情仍然处于失控状态、且疫苗的研制和普遍应用还需要一段时间，出境游在2021年也难有恢复。对于中国的国内旅游业，这是一个危中之机，文化和旅游部等部委以及各地政府应当大力采取措施，努力把过往出境游的消费，转化为境内的旅游消费支出。如果能把一半的出境游逆差转化为国内消费，规模将达7500亿之多，相当于2019年GDP的0.75%，如果措施得当，亦有可能实现万亿级的消费增量。要撬动这万亿级别的旅游消费，需要通过有效的投资来完善地方的旅游业基础设施。

有效增强新的旅游基础设施投资

中国极为丰富的自然和人文资源，具有吸引出国旅游人群增加境内旅游消费的潜力。要释放这一潜力，需要有针对性的旅游基础设施投资。过去一段时间，各地纷纷斥资规划和兴建、扩建大型景区，通过提供景区内的交通、游览、餐饮、娱乐和住宿等“一条龙服务”来收回投资。这种谁投资、谁受益的“圈地收费”模式，客观上促进了我国旅游业的发展，但是，随着居民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以景区为核心的旅游模式的吸引力逐步下降。偏好出国的旅游者更加重视全方位的旅游体验，包括核心景点、美食体验、文化浸入、自驾自助等多样化模式。游览的景点可以是免费的特色地点，美食可能是网红的深巷小吃，文化体验来自于和本地人的自主交流，自驾则提供了多样体验的可能。这些类型的需求都难以被精确规划到封闭的景区中去，许多国内大型景区建设了民俗体验、购物休闲、餐饮服务、精品住宿等功能，但却往往事倍功半，原因是游客体验的“套路感”太强、特色不足，导致游客停留时间不长，游览的“粘度”不高。为了使游客深度体验国内丰富多样的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需要把投资用到真正产生新效益的地方。

相比起“高大上”的封闭景区建设,我们需要进行新的旅游基础设施投资，应注重提升旅游目的地城乡开放空间中的硬件和软件环境，促进游客的渗透式体验。

针对自助式、强调体验的新一代游客，应做好以下方面的设施建设：第一，系统地建设省级线上和线下旅游信息引导系统，线上系统方便游客在出行前进行路线规划，下沉到市县乡级的线下旅游信息服务点为游客出行提供面对面的、个性化的指引；第二，依托现有加油站、旅游服务中心等设施，改造国道沿线的停车、加油、充电、卫生和便利购物设施，提高自助游的体验；第三，疫情后，游客进一步偏好自然体验，露营或者使用宿营车的受欢迎程度上升，相关部门应制定露营设施、宿营车停泊地的建设标准，培养这类新兴的细分旅游市场；最后，很多旅游设施的建设，并不能通过收费直接实现收入，而是通过改善整体旅游环境来取得区域性的经济效益。因此，此类投资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这意味着改善个别县区的旅游环境对自助游的体验帮助不大，而对相关旅游线路上的多个县区进行整体协同改造则有望收到较好的效果。所以，相关的投资需要在更高层面进行统筹建设，如在省市一级进行规划和实施。

更重要的是，文旅部和地方相关部门需要深入调研游客的需求。相关部门可以通过经营境外游的旅行社以及互联网平台，对典型的出境游游客进行深度调查，了解其在出境游和境内旅游体验方面存在的核心差异，有针对性地进行相关旅游基础设施投资。此外，政府部门也应调研旅游业经营者的专业意见，解决旅游企业在转型时遇到的困难，帮助企业推出出境游的替代产品。

在扶贫、就业、振兴乡村中发挥长期作用

除了拉动内需、做大国内经济循环之外，旅游业对于巩固精准扶贫成果、稳定就业和振兴乡村都可以发挥长期作用。首先，根据央视2020年7月27日援引文化和旅游部的统计数据，乡村旅游总人次占全国旅游总人次的一半，乡村旅游年总收入1.8万亿元，占国内旅游总收入的1/3。全国乡村旅游扶贫监测点检测显示，通过乡村旅游实现脱贫的人数达到总脱贫人数的33.3%，监测点乡村旅游对贫困人口的就业贡献度达30.6%。

其次，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不仅仅服务于旅游业，更是提升了当地人民的生活品质，普遍增加了经济发展带来的获得感。

减小服务业贸易的逆差

改善国内旅游设施条件、丰富文化内涵，可以扭转我国的服务业贸易长期存在逆差的不利局面，稳定中国经常项目的收支状况。在2019年，中国经常项目的顺差是1413亿美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是4253亿美元，服务贸易逆差是2611亿美元（包括旅游业的逆差2188亿美元）；资本项目的顺差是567亿美元。从表面上看，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是“双顺差”的良好局面，合计1981亿美元。然而根据国际收支恒等式，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余额之和应该为0，出现“双顺差”意味着我国的国际收支的净误差和遗漏项下有高达1981亿美元的流出。虽然这一金额不一定全是资本外逃，但我国仍然要对国际收支中的风险保持警惕。通过发展国内旅游业来减小服务业贸易逆差，可以有效降低我国面临的国际金融风险。

                         （编辑  季节）

我决定留在成都

在重返四川大学课堂教学的前几天，我骑车穿过一片没人的校园，遇到了一个机器人。机器人从我身边滚过，它的电动马达嗡嗡作响。我隔开五米左右尾随它。今天是5月27日，距离我上次去四川大学的江安校区已经过去三个多月。2月下旬，当春季学期即将开始时，我曾匆匆来到校园，从办公室取回一些材料。当时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学校通知教职工，至少在学期初，所有课程都在网上进行。

在那个时期，离开中国似乎就能躲过病魔的侵袭，大学里的一些外教已经离开了。在美国使领馆，非必要的工作人员已经撤离，留下来的外交官配偶和子女也已经撤离。整个2月，我回复了焦急的美国亲友发来的电子邮件，我向他们保证，我的家人都很好，并告诉他们，我们决定留在成都，尽管在那个特殊的时刻，死亡人数看起来很可怕。

这个学期第三周，疫情正式在全世界大流行；第六周，美国的死亡人数超过了中国。撤离方向发生逆转，在美国和欧洲的许多中国公民都拼命地希望回国。中国是最早经历这场疫情的国家，也是最早控制疫情蔓延的国家之一。第十一周，我九岁的双胞胎女儿复课；第十四周，在5月27日，我终于回到了校园。

我跟着机器人，直到它停在一条两旁是宿舍的道路边。一个电子声音叫道：“到达站点！”学生进入校园后不能离开，除非得到特别许可。大学的每一个大门都安装了面部识别扫描仪，我的名字在屏幕上弹出，还有我的体温和我在学校的工号。我和机器人一起等待，终于，有三个学生从不同的方向走了过来，他们每个人都在机器人背后的触摸屏上输入了一个密码，一个隔层弹开，露出了里面的一个包裹。其中一名学生告诉我，她的包裹是通过淘宝网订购的。现在机器人也送货，学生说，机器人在来到她宿舍前曾给她打过电话和发过短信。

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我一直跟着机器人，终于，机器人停在校园远处一角的菜鸟驿站前。一个穿着蓝色马甲的工人走出来装货。他说，菜鸟驿站现在有三个这样的机器人，工作人员每天晚上都会回到校外的住所，所以机器人是减少与学生接触的一种手段。

我重新骑上自行车。一路上，我经过了一系列标有“CHINA HEALTH”英文字样的白色帐篷。一个戴着口罩的护士坐在桌子后面，桌子上有两个装在小盒子里的玻璃体温计。她告诉我，如果有人在检查站被测出体温偏高，就会被送到帐篷里进行更仔细的体温测量。如果有必要，下一步就是到校医院去做拭子测试。我走到办公室，办公桌上有学校为我准备的重返课堂的装备：五个医用口罩，一副橡胶手套，一盒酒精棉片。

我是去年8月来到四川大学的，用英语教非虚构写作和大一作文课。1996至1998年我曾在四川担任美国和平队的大学教员。那时候四川比较穷，我的学生大多来自农村。随后21年来，我就再也没有教过书，缺席了一代人。

尝试网上教学

我回到成都是希望和中国教育系统重新连线，但是，当春季学期开始的时候，我却被关在成都市中心的家里，我所在的院系准备了一个在线平台，这时有近3000万中国大学生接受在线教育，估计还有1.8亿的学童也在上网课。每天早上，这些用户就开始登录平台，这些平台有时会因为网课的流量暴增而不堪重负。

我的女儿Ariel和Natasha在成都一所公立学校上三年级，他们的老师发布了短视频课程，只要有网课，家长就可以在线播放视频。如果打开摄像头，就只能看到老师。在我的非虚构写作课的早期，我曾尝试直播一节课，但系统多次崩溃，我放弃了。后来，我都会避免直播，而是每周准备低分辨率的照片、地图和文档在屏幕上分享，我和学生通过音频和文字进行交流。我教三个班级，大约60个学生，而我只在现实生活中见过一位学生。开学第一周，我询问学生们的情况，超过四分之一的学生回答说，他们已经一个月没有走出过自己居住的小区。

中国的隔离措施比世界上几乎其他任何地方都要严格。居委会负责执行这些规定，它们是最基层的组织。在许多地方，如果有哪个家庭被怀疑接触了病毒，在进行检测和接触追踪的时候，也有可能会被完全隔离，限制家庭每两三天派一人外出购物。成都政府报告截至2月20日全市约1600万人口中，自2月下旬以来，只有71个症状病例，而且全部是输入性病例。成都的抗疫成功在中国是典型的。在第六周的时候，我问学生：“你目前是否被允许在你的社区里外出？你的行动有什么限制吗？”回答又是一致的：从云南到吉林，我的学生们现在都可以流动了。我决定派他们出去做一些调查报道。

指导学生实地调查

我唯一见过面的学生叫Serena。她住在四川东北部的一个四线城市，父母在那里做着普通的工作。从课程一开始，Serena就脱颖而出。她主修英语，文字非常优美。她的报告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Serena的报告也是我在秋季注意到的一个趋势：很多学生都很擅长写报告。四川大学是中国排名前三十左右的院校，但我的学生中很少有主修媒体研究的。即使在媒体研究系里，本科生也很少做实地考察，因为中国的新闻课比较强调理论。起初，我并不确定自主项目是否适合我的学生，尤其是大一新生。

但我很快了解到，这些学生很勤奋，当我向我的学生们解释细节的重要性——数字、标志、口号、引用、表情时，他们就会据此收集数据。我的大一作文班全部由工科生组成，因此我没有理由给他们安排新闻项目，但没有一个人抱怨。秋季学期快结束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没有为Serena正确地注册这门课程。教务处通知我，为时已晚，她不能获得学分。先是被拒绝上课，然后又不给学分，而Serena的反应却是礼貌地问她是否可以完成这个学期的项目，然后在春季学期在书上重新做一次。这是一个从未改变的传统：在中国，学生总是尊重老师。

当我们解除封锁状态后，我让学生们写某个人或某个组织如何处理疫情带来的影响。Andy的家人认识一个在南京附近开呼吸机厂的人，他去参观了工厂，在那里他了解到工厂的产量增加了十多倍。在东北辽宁，Momo调研了一家国有烟草公司的销量急剧下降。一位会计告诉Momo该公司在新冠肺炎后的一个策略——同时也是一种新的公共卫生愿景——向购买香烟的零售商赠送口罩和消毒剂。Hongyi跟随成都一家国有银行的贷款经理进行调查。这个银行推出了一个新的项目，向受疫情影响的借款人提供延期贷款。Hongyi的报告中说，有370人给经理打电话询问这个项目。银行批准了22人的延期贷款。我喜欢这些来自各地的生活掠影。4月，中国出现了自1976年以来的首次经济萎缩。但刺激政策依然温和：中国政府没有像美国一样给民众发现金，而是倾向于给企业家一些空间，让他们自己想办法。在成都，市政府官员允许小贩在街上摆摊。这样的摊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很常见，那时还没有发起维护市容的运动。现在这些摊位一下子又出现了，傍晚时分拥挤的街坊让我想起了二十多年前在成都的感觉。许多摊贩告诉我，他们已经从企业下岗了。即使是有稳定工作的人，工资也减少了。

5月，在飞往杭州的国航班机上，一位空姐说她和同事们的工资是按照飞行时间计算的，她现在拿到的是最低水平，是正常工资的四分之一。对于飞行员来说，减薪可能更严重：一位海南航空的飞行员告诉我，两个月来他拿到的工资不到平时的百分之十。很多人都跟我说他们拿的工资变少了，但人们通常都说他们没事，因为他们有存款。中国的中产阶级还没富裕多久，这也是他们有这么多存款的原因之一，而且他们已经习惯了政策或环境的突然转变。

一位名叫Cathy的学生报道了一位姓陈的河北企业家，他拥有一家原本经销白酒的小企业。2012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反腐运动，禁止用公款办酒席和搞其他娱乐活动，陈先生的销售额直线下降。对此，陈先生成功地转型到牛奶配送业务，但是当疫情到来时，一切又崩塌了。陈先生开始了两个月每天10小时的骑行，和他的送货员一起，与沿线每家店的老板谈判。他制定了一系列促销活动，到5月初，他的销售额已经提高到了历史最高水平。“我可能得感谢这场流行病。”他告诉Cathy，“如果不是疫情，我可能永远不会有机会和售货员一起去商店。”在所有的事情中，他都没有改变自己公司的名称，它仍然含有“酒”字。Cathy问，对于一个经销牛奶的人来说，这是不是一个问题？陈说，“他们不看你的名字，他们看的是你做的事情。”

我偶尔在官方通知上看到“安全距离”，这是中国人版本的“社交距离”，但我从未听到有人真正说过这句话。当然，这句话也没有在公共场合实行过。封锁结束后，地铁、公交车、火车很快就变得拥挤起来；我去杭州的时候，坐的是空客A321，185个座位全部坐满。当我采访从事商业或外交工作的人时，我们就像去年一样握手。在室内和交通工具上仍然必须戴口罩，但除此之外，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几乎没有变化。

我女儿所在的三年级一个班级有55名学生，复课时人数达到54名。这么多人挤在一个不大的教室里，桌子之间的距离改变一点点都不行。学生们通过一个装有体温扫描仪的帐篷后进入学校。走廊上的牌子上写着一首新歌谣的歌词：

回学校，做什么？

别害怕，听我说。

戴口罩，好好学。

口罩保护你我他。

第一天上音乐课时，老师还教我的女儿如何戴着口罩吹直笛：把口罩下部掀起来，把笛子塞进嘴里。放学接人的时候，我看到老师们在口罩外戴上了麦克风，连接在臀部的便携式音箱上。5月中旬，中国教育部宣布，如果学生在低风险地区，就不需要再戴口罩了，因此我女儿的学校也放宽了规定。不过几乎所有的孩子都一直戴着口罩。他们在午餐时发现了废弃口罩的用途：他们把口罩反过来，像小袋子一样，在里面装满吃剩的骨头和其他食物残余，然后扔掉。

学校安排了定时洗手的时间，每天下午喇叭里都会响起广播：“体温测量时间到了！”我女儿每天至少要测5次体温。上海的一位流行病学家告诉我，人们应该戴上口罩。中国官方从封城开始就要求公民戴口罩，他们实际上很大程度上还是依赖口罩来阻断病毒。中国从不允许居住在病毒传播严重社区内的居民自由活动。他们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以减少感染。我的一些学生，包括Serena在内，都对家乡的居委会进行了调查。Serena在两个月内，每周都会花两三天时间调查当地的一个居委会。她告诉我，在疫情之前，她甚至不知道这个组织的存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居委会起着突出作用，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它们对大多数居民的影响力越来越小。

2012年以来，中国着手加强党组织的建设，重新加强社区居委会的作用。疫情加速了这一进程，Serena和其他学生观察到居委会在他们的社区中发展得非常迅速，变得更加专业。他们开始了解自己的角色。在新的政府资金下发后，居委会雇用了合同工，挨家挨户发放资料，询问居民是否去过高危地区，并帮助工作人员追查感染者。有时他们也会犯错。Serena介绍，1月底，一名官员被派到一个有1136个单元的小区。整整两天，这位官员和那些合同工从早上八点一直工作到午夜，挨家挨户爬楼梯敲门。但他们还是错过了一间公寓：这间公寓无人应答，而他们既没有留下一张纸条，也没有回去进行第二次检查。中国当地媒体报道说，全国有53名居委会成员在疫情防控的工作中殉职。也有的工作人员因为一点点小错误而被解雇或被惩罚。这就是Serena家乡那位错过一间公寓的官员的遭遇。他告诉Serena，那间被错过的公寓里住着该居民区唯一的冠状病毒感染者。当居委会成员敲门时，那位住户正在洗澡。在不知不觉被一名湖北人感染后的3天内，这位刘先生去了一家酒吧、一家商店、两家药店、3家加油站和6家餐馆。刘先生的口味多样，从煎饼店到美味鱼头，什么都吃。然后他接待了一个姓黄的朋友。然后他去看望他年迈的父母。然后他去上班。然后他发烧了。发烧后，他又去了好几家药店。然后他又接待了一个姓李的朋友。然后他又去看望他的父母。然后他又去参加一个聚会……。真不知道这家伙什么时候才能停下来！

中国如何组织追查记录感染者

这样细致的旅居史是在中国疾病控制中心指挥下的工作人员汇总的，他们负责追查感染者的行踪。中国疾控中心大约有3000多个分部，每个分部大概有100到150名工作人员。尽管人数众多，但中国疾控中心与中国公共卫生事业一样，历来经费不足。

大约有1万名接触追踪员在武汉工作，疫情期间，中国80%以上的死亡病例发生在武汉。流行病学家告诉我，追踪者被分成5到7人的小组，每个小组由一名受过正规公共卫生培训的人领导。其余小组成员可能没有卫生背景，但他们也都是在十分注重细节的中国教育系统下培养出来的，而且他们往往熟悉本地的情况。许多接触追踪员在居委会或其他政府组织工作，其中也包括警察。随着病毒的传播，全国各地都成立了追踪小组，疾控中心也招募了其他有技术专长的人。

在上海，24岁的江熹霖是为中国疾控信息和盖茨基金会工作的合同工。江熹霖在牛津大学读博士三年级，研究基因组医学和统计学。他曾获得牛津大学的罗德奖学金。3月初，江熹霖担心英国最初对新冠的回应过于乐观，他向导师们请求允许他回中国远程学习。“他们都认为我当时想回去是疯了。”在上海，江熹霖帮助中国疾控中心做模型、写代码和提案。他告诉我，“第一个周末，我在周日晚上12点接到一个电话，没有人说，‘很抱歉这么晚打扰你’。他们说，‘你把那个提案搞定了吗？’我说，‘没有’，他们说，‘我们需要在中午之前完成那份报告’。”他很快就习惯了这样的要求。江熹霖意识到，如果深夜来电没有声音，往往意味着电话那头的人已经累得睡着了。

那时，很多海外学生都要回国。如果能知道他们到底去了哪里，对控制疾病很有用，所以江熹霖写了一份提案，要求微信的所属公司腾讯提供海归的I.P.登录信息。“他们拒绝了我，因为存在数据隐私问题。”他说。腾讯告诉他，他们坚决反对其数据被以这种方式使用。

有一次我和江熹霖在上海吃饭时，他向我展示了我们的手机如何通过蓝牙自动互相感应。这样的数据可以用来计算出谁曾经接近过感染者。在另一次疾控中心的工作会议上，江的一位同事建议使用这个工具。但她的想法很快被否定了。“他们说，这违反了数据保护，我们不能这样做”，蒋解释说。著名科技公司腾讯和阿里巴巴等帮助政府开发了“健康码”应用程序，协助监测和控制病毒在公民中的传播，这些工具远不如韩国和新加坡使用的程序复杂。在欧洲，谷歌和苹果公司开发的病毒警报应用已经有数百万用户下载，这些应用依靠蓝牙信号来检测与感染者的密切接触。

在某些地方，健康码应用程序主要通过手动数据传输来记录用户位置的变化。例如，如果用户在机场用他的身份证登记，或者他的车牌在收费站被记录。

“可以说，对新冠最有用的是传统数据收集方式，方法论是50年或70年前的，它没有改变。”江熹霖告诉我，当使用自动数据收集的建议被拒绝时，其他疾控中心的研究人员也有抱怨。但后来他们继续做着电话和面对面访谈的艰苦工作。疾控中心的政策是，只要有新的案情出现，就会立即打电话给追踪员，哪怕是在半夜。他们有8个小时的时间来完成追查工作。

6月，北京在56天没有报告本地传播病例后，一个叫新发地的农产品批发市场突然暴发疫情。上海的流行病学专家告诉我，这个地方管理得很好：需要戴口罩，任何人进入都要出示健康编码，并测量体温。即便如此，还是有300多人被感染，所有的预警系统都没能在早期发现。第一次预警是一位50多岁的男子感到不舒服，到医院要求检查。这又是一个传统科学发挥作用的例子：有效的公众沟通。该男子不仅认识到了自己的症状，还按照官方建议骑自行车前往医院，以避免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感染他人。之后，政府锁定了北京部分地区，一个月内，近1200万居民接受了拭子检测。北京有能力每天检测40万人。

“最近在数周没有确诊病例记录的地方暴发的疫情表明，这种病毒很难被彻底消灭，”香港大学医学院长梁嘉柏告诉我。“冠状病毒往往聚集在超级传播事件中。它可能会突然暴发出一个爆炸性的事件。”

第九周，也就是四月下旬，我和一个大一班级的学生一起批改作文。在课程结束时，我问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停顿了很久，一个学生在文本框里输入：“你能谈谈美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吗？”

美国应该向中国学习什么

整个学期，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一直笼罩在我们的交往中。第三周，一名中国官员在推特上声称，美军可能将病毒带到了武汉；第四周，特朗普开始说“中国病毒”。随后，美国的死亡人数超过中国，接着第六周，美国的数字爆发了：到第十周，美国的死亡人数是中国的10倍，到第十五周，美国的死亡人数是中国的20倍。

这学期后期，有些学生的作文提到了Freud（译注：Sigmund Freud，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之死，起初我很困惑。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个学生读到关于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的中文新闻报道后，把这个名字通过机器翻译成中文再翻成英文的错误。即使技术有了很大的进步，距离还是很重要，同时视觉线索和各种方式直接沟通也很重要。在这样的时期，我渴望面对面的交流。我尽最大努力谈论太平洋彼岸发生的事情。

如今，在更加繁华的成都，人们在当面交谈时，没有那么敏感，也没有那么拘谨。他们笑谈特朗普，在很多人眼里，他并不值得重视。随着春天的到来，谈话中常常包含一个标准结论：疫情表明，中国人重视生命而非自由，而美国人则正好相反。我不喜欢这种简单化的说法。我试图传达这样一个观点：目前美国人的失败并不狭隘地反映出民族性格或价值观，而是一种制度的崩溃：领导力和制度结构的危机。

而中国战略的许多方面在美国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不可能被采用，它们的体制不能支撑领导力和强大的组织力。

一些宣扬自由的例子指责隔离失去了自由和人权等。这种极端例子往往会分散对中国方法中更有用的内容的注意力。在上海的一位中国流行病学家也曾在美国工作多年，我问他美国人是否从中国的现状中有可以学习的地方。“社区参与。”他马上说。“在美国没有居委会，但找到一些替代方案很重要。”他指出，如果美国的系统有适当的资金支持，公共卫生服务或许可以达到这个目的。约翰·霍普金斯健康安全中心的流行病学家Jennifer Nuzzo告诉我，在美国，接触追踪是一种失传的艺术，“我们对2019年的麻疹暴发做了一项研究，他们在努力做非常基本的接触追踪，这对资源的要求极度苛刻，而公共卫生已经土崩瓦解。”

从我的角度来看，也有教育和努力的问题。中国的学校教育系统教会人们尊重科学。勤奋是另一个核心价值，让社会更加繁荣却不失锋芒。20多年前，我教过的年轻学生希望通过努力摆脱贫困；如今，我的中产阶级学生的努力程度不减当年，因为他们的环境具有极强的竞争性。这样的特质非常适合抗击流行病，至少在政府机构有效引导的情况下确是如此。相比之下，美国人的反应往往显得很被动，即使是开明的公民也会认为，遵守封锁命令，在公共场合戴上口罩就足够了。但任何控制病毒的尝试都需要积极的、有组织的努力，而且需要强有力的机构指导。相反，狼奔豕突的美国领导层似乎对寻找替罪羊更感兴趣，有时还带有强烈的种族色彩：称疫情为“功夫流感”和“中国病毒”。

我们是在报道历史

在第十六周，我终于进入了教室。大四学生被叫回参加期末考试，还有其他提出特殊要求的学生，但大多数年轻的本科生被鼓励留在家里。大学引进了发烧检测帐篷、送货机器人和面部识别扫描仪，我感觉到，管理者主要是在测试系统，为秋季开学做准备。中国的流行病学家告诉我，他们担心第二波感染的可能性。“没有长期计划，”上海一位流行病学教授直言不讳地说。“没有一个国家有长期计划。”另一位流行病学专家对社会疏导的缺失表示担忧，认为中国需要准备好使用比戴口罩更有效的措施。“这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他告诉我。“中国疾控中心有一些聪明人意识到了这一点。”

回学校第一个星期，只有四个学生来上我的非虚构写作课。这就像有一个演播室的听众，我们五个人来回交谈，但我们用耳机和麦克风与其他还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人连线。

我常常在想，春天的经历对这些年轻一代“新冠小孩”来说意味着什么。“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离历史如此之近，而且我实际上是在报道历史，”Serena在她最后的一份作业中写道。“我想我从现在要开始记笔记了。”她说，与居委会相处，看到官员和警察在抗击疫情，也让她对上一学期的研究有所思考。

整个学期，我一直试图与耳机里的声音联系起来，我知道这样的交流在未来会变得更加困难。有不少学生放弃了出国留学或去美国读研的计划。7月，在特朗普政府下令关闭中国驻休斯敦领事馆后，中方做出回应，关闭了美国驻成都领事馆。中美关系中的一些伤害必然是长期的。到7月初我登记期末成绩时，美国每两天记录的病例比中国在整个流行病期间报告的病例还要多。

而年轻的中国人从危机中得到的教训，很可能与年轻的美国人截然不同。在我的学生最后一篇文章中，许多人表示对他们的政府有了新的信心。从牛津大学逃到上海的江熹霖告诉我，他也注意到了来自复旦大学精英阶层中同龄人的变化。“即使是我最反政府的朋友也开始对政府产生了信任。”他说。在我最后一次调查中，我让学生们对未来的感受进行评分，评分标准是1到10，其中1是最悲观的。中美关系的崩溃、大流行病的爆发、全球50万人的死亡……在发生了这一切之后，平均评分为7.1分。在第十七周，最后一节非虚构写作课，只有三个学生来参加。不知怎地，Serena、Emmy和Fenton知道了我的生日在前一天，他们为我举办了一个惊喜派对。机器人给他们带来了气球、彩纸和组成生日标语的字母，他们还让人把蛋糕和一种叫冒菜的四川辣菜送到了学校门口。Serena把远方同学的留言和照片打印装订成册。“谢谢你看了我的粗文（对你来说相当折磨）。”一个学生写道。

四个月来，我从他们的声音、他们的文字和他们的项目中认识了他们。现在，在书页中，我终于看到了他们的面孔。Cathy，她在河北调查了转行送奶的男子；Elaine，她在西安的女同性恋酒吧呆过；Hongyi，她做了成都银行经理的小跟班。所有的学生都面带微笑，姿势自然，不像以前的照片。我最希望我们还是能见面，但知道他们存在于远处某个地方也不错。   

                        （编辑  季节）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传播迅速，不分国界，全国人民团结一心、同舟共济，举国上下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战“疫”总体战、阻击战。身在中国的外籍人士也与中国人民一起，积极投身于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加强疫情防控国际合作，及时、有效地遏止了疫情大面积传播的巨大风险，为疫情防控提供了良好的国际基础，彰显了携手抗疫、命运与共的国际合作精神。

与中国人民一起共克时艰

在武汉封城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纷纷派机撤侨，而部分在华外籍人士选择了留下，与中国人民一起共克时艰。

法国人Fred和他的武汉妻子，在武汉市黎黄陂路上经营着三家店，一家咖啡店，一家服装店和一个设计工作室。“我留下，这里需要我，你好好考虑一下，晚一点告诉我。”1月24日，Fred收到了法国领事馆发来的邮件，通知上说法国政府将安排撤侨回法国，让法国公民按照情况填写个人信息，“对于我来说，我早已经是一个武汉人，我没有想过离开，我也无法离开。万一家人有状况，店里、员工需要照顾，如果有可能，我也可去医院帮忙，哪怕仅仅是用外国人的面孔站出来鼓励大家。” Fred说。

“思前想后，妻子决定和我一起留下来。我们已在家隔离的这些天，都没有出现任何症状，那就一家人一起留下。”Fred说，他和妻子留下来，他所在的社区没有安排物资分配，疫情防控初期，只出门采购了三次生活用品，他负责骑电动车去附近的大超市把一周的物资运回来。

为了及时获得疫情防控的信息，Fred每天都在关注法国新闻和新华社发布的信息，法国国内也开始恐慌，政府开通了专线帮助人们解答新型肺炎的各种问题。在武汉施行小区全封闭化管理之后，Fred表示，“每天我都在坚持工作，戴好口罩、手套，骑自行车去工作室做设计，但都是一个人，不再跟他人接触了。”

韩国人张昌民在上海已居住十余年，在一家韩国大型贸易企业的驻沪代表处工作。“即便是在韩企的艰难时刻，上海的韩国街都没有这么空旷过。我心里不是滋味。”多年来，他一直居住在上海闵行区虹桥镇的“韩国街”周边。上海市虹桥镇“韩国街”周边在不到2平方公里的该区域内，据不完全估算居住着近万名韩国侨民。疫情防控期间，街上行人稀少，大多数商户仍然大门紧闭，只有少部分韩国超市及餐厅为周边居民提供基本的服务。

疫情没有国界，为降低疫情传播的风险，在沪外国人迅速行动起来。以在上海的韩国人为例，疫情发生后，韩国高丽大学上海校友会在其所在群组内发布通知，经过学校总部与校友工作的韩国本土口罩企业协调，向居住在上海的该校校友免费提供口罩，而该校校友会负责人还承担了将口罩从韩国带回中国的物流费用。

张昌民所在的公司是具有资质的贸易企业，在积极协助中国企业在韩国购入口罩的同时，还分别向公司所在的区疾控中心及韩国商会赠送了1万个口罩，以帮助本地居民有效抗击疫情。在“韩国街”居住了4年多的韩国人罗志娜，自愿冒着疫情风险，申请帮助大家发放口罩，“在中国的这几年，感受到来自中国邻里的善意和爱心，在困难的时刻，能够帮助自己周边的韩侨和中国邻居做一些事情，这是我理所应当做的。”

随着交通的便捷、贸易往来的加强与旅游产业的发展，各国人在全球范围内快速流动，流行性疾病可以在短时间内广泛感染众多人口，如臭名昭著的鼠疫、天花、霍乱等。在某一地发生的传染病很容易从各国大量跨国流动性中演变为全球大流行的疫病。对此，战胜疫情不能只靠某一国或某一地区人民的努力，需要全球各国行动起来，世界各国加强疫情防控的合作，共同维护公共卫生安全。

疫情期间搭起中外沟通的桥梁

在华外籍人士中很多人是有着多重身份的文化旅居者：一方面，他们文化的根深深植根在母国，他们熟练掌握着母语，熟悉母国文化，另一方面，他们身在异国他乡，不同程度地希望融入所住国家的文化社区，并且不断在这两种身份中做出融合。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不少在华外国人都以他们的笔触或镜头，观察、记录和理解着眼前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庞大国度。

武汉解封后，出于对武汉现状的关注，在南京生活了七年的日本导演竹内亮，踏上了开往武汉的列车。此前，他拍摄的《南京抗疫现场》，记录了疫情期间关于南京隔离外来人员、学生停学上网课、无接触式点餐、防疫信息APP的点滴，从一个平实的视角展现了中国人将死亡率控制在2%的背后所付出的努力。“外国人，特别是日本人，很多人对武汉的了解还停留在二月份，只知道灰色的城市、空城、病毒、医生，偏见很多，所以我想把真实的武汉拍下来呈现给大家看，让大家有真实的了解。”此次前往武汉，竹内亮带着他的日本摄制组通过采访华南海鲜市场商户、餐饮行业经营者、医院医护人员和新冠患者及逝者的亲属、多月未见面的情侣、武汉普通市民等，拨开众说纷纭的迷雾，还原疫情后最真实的武汉。这是竹内亮拍摄《武汉，好久不见》的初心，也正是这种来自外国人的客观而挚诚的描述，让这部纪录片在国内外各大平台播放量居高不下，并被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评价为“贴近公众，朴实无华，透着真善美，打动着中日两国观众的心”。

彼得·海斯勒，中文名为何伟，他是一位美国知名专栏作家，因其“当代中国三部曲”的作品被很多中国人熟知。新冠疫情期间，何伟在四川大学任职，他和家人一起留在了成都，他一直以纪实写作记录着半年多来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讲述着从线下到线上的课堂交往、参与疫情防控的社区工作者、疫情中的外卖配送员和电商网站，以及中美两国各异的应对措施。在整个春天，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之后，两国关系在疫情中蒙上了一层阴影。但作为热爱并了解中国的美国人，何伟不愿意为中美交流再添焦灼气息，他笔下的中国是充满生活细节的，很少带有偏见，即使是批评，也常常饱含着深刻的理解、包容与善意，一如他在作品中对将不同文化的简单化描述的不认同，“我试图去表达，当下美国防疫的失败并不仅仅是国家标志或价值观的反映，而是一个体系的崩坏、一场领导危机和结构危机”，相信在这样的笔触下，何伟向外国展现的是疫情下的遥远中国有着亲切的普通人，热心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真诚的人。

在疫情期间的中国，还有许许多多的竹内亮和何伟们在主动自觉地从事着这项记录工作。在舟山生活了10年的波兰人卡霞在新冠暴发后，开始在社交媒体上拍摄制作微视频，因为她目睹了外国媒体所报道的大量有关中国疫情的不实信息，她想展示她所在地区的真实面貌。她和其他波兰朋友一起把向奋战在防疫一线的医务工作者致敬的中文歌曲翻译成了不同的外语版本，以期通过传递积极能量，唤起生存的希望；美国加州女孩梅根·梦露刚来武汉工作就经历了封城，她从隔离第一天就开始在社交软件上分享武汉的生活日常，她直言她曾后悔过没回家，但现在她很庆幸她没回家，因为她有机会同许多人交流，为大家提供真实、开放的信息，尽管受到很多质疑，她仍旧坚持分享着武汉人在重大疫情中坚强乐观的精神，期望将此传递给全世界正在经历新冠肺炎疫情的各国人民。

这些在华外籍人士，他们既是中国社会里的平常一分子，也是来自异文化之邦，他们跨越文化间的巨大鸿沟，将自己置于新的生活体系中，他们切身感知中国的发展变化，以其身在其内体验，又从不同视角为世界理解中国以及理解自我提供着一种独特的视域。当每一个疫情的亲历者都成为平等的讲述者，我们将不再与他们关山相隔，在互动的基础上，跨文化之桥上的共情与对话式理解将被一点点重建。

在抗击新冠疫情中守望相助

病毒传染不分国界，抗击病毒亦不分国界。持续发酵的疫情牵动着亿万中国人的心，也牵动着一批在华外国人的心。尽管他们的国籍和文化背景各不相同，年龄和职业各异，但他们同样热爱中国，同样对中国人民怀有深厚的情谊，他们自发地加入到这场疫情阻击战的队伍之中，用各自的方式为中国鼓气。

“我是医生，我的责任是治病救人。”疫情期间，在武汉工作的法国医生菲利普·克莱恩一直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在疫情最为严峻的关头，他关闭了自己的诊所，开始通过线上问诊及登门看病以降低人们在就医途中的感染风险。菲利普说：“我不能做逃兵。全世界的医生都有一种相同的东西，就是勇气。中国医务人员展现了无畏的勇气。”菲利普同这座英雄的城市里的千万人口一同并肩战斗着，疫情暴发以来的几个月也成为他职业生涯中最紧张忙碌、却也最振奋人心的阶段。

同样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前线——武汉，来自巴基斯坦的瓦阿里为400多位生活在武汉的阿拉伯人组建了一个微信群，精通中文和专攻医学的他每天都会把官方发布的疫情信息翻译成阿拉伯文发到群里，为群友解疑答惑、提供防疫建议。他在“非典”时期就在中国读书，抗击非典的经历使他认识到：“中国能够战胜这次疫情，中国的医疗水平在国际上是先进的，我们没有救治上的担忧。”

在中国其他城市，在华外籍人士的抗疫故事也一个个陆续上演着。“上海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在帮上海，也在帮自己同胞。”疫情期间，已经在上海生活了10多年、能讲一口流利普通话的韩国妈妈金京正主动承担起了社区外语志愿者的工作，为联络和对接其他在华或返沪韩籍人士提供便利。在天津生活、拥有350万粉丝的白俄罗斯籍美妆博主爱莱，在她的个人社交平台上持续地号召全球人士为中国加油。疫情暴发以来，她的倡议不仅得到了其社区内数百名外籍人士的支持，也在法国、波兰、以色列、美国、乌克兰、白俄罗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受到广泛关注。南非建筑师伊恩·汉姆林顿在疫情期间与广西阳朔一地村民风雨无阻地守候在村口，为外来人员检查体温。即使面临餐饮业经营危机，在海南经营西餐厅的韩裔美国人全大卫仍坚定地将爱心餐送至留守海南的大学生们手中。在这特殊的时期，相较于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地人，在华外籍人士所面临的困境难免更甚，但他们仍能以非凡的精力与热情，投身于微小却重要的努力中，为中国乃至全球抗疫做着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在疫情席卷全球的危难时刻，世界多国展现出“山川异域，日月同天”的戮力齐心，政府、社会组织、企业机构和个人通过各种渠道实现医疗物资互援、疫情信息沟通以及病毒科学研究等方面的合作，许多留在中国的外国人和组织也展开了自助与互助行动。在上海从事韩国料理的商户组成“韩国外食业协会上海分会”，倡议韩侨餐厅为赴华工作的韩国侨民免费提供餐饮服务；曾在上海留学的韩国教授禹守根，在韩国的赴华留学生群体及韩国民众中发起筹款倡议，在短短两天内向中方转交了善款；在中国疫情告急的关头，许多侨民自发地从各自国家将口罩、消毒液等防疫物资带回中国，希望帮助中国尽快渡过难关。

疫情之下，每一个人都受到冲击，但人们跨越国籍、文化与意识形态的间隔，鼓足力量以自救和互救，每一个看似渺小的挺身而出的凡人，每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举动，都给予身在困境中的人们以希望和力量，这无数个“为众人抱薪者”，唤醒的是人们对至暗寒冬后，春天必将如约而至的共同信念。疫情终将结束，非常时期的安抚慰藉与心意相通，如何在社会常态化运转下，转化为始终充满善意的跨文化交流；在未来的国际关系中，如何将社会危机下的合作经验转变为长效的合作机制，显然还需要一段漫长的探索路程。

                     （编辑  季节）

跨境贸易与投资人民币结算暨人民币国际化启动已逾十年。目前，人民币国际结算、国际储备、国际定价地位均有不同程度提升，人民币国际化成就有目共睹。与此同时，在履行国际货币职能的各个方面，人民币与主导货币相比仍有相当大的差距。本次危机以来，美国货币财政政策有了一系列史无前例的操作，中长期影响难以判断；展望后疫情时期的国际货币金融格局，究竟对人民币国际化有利还是相反，目前也难有结论。

人民币国际化取得初步进展

——全球储备货币地位略有提升。目前全球有70多家央行或货币当局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根据IMF数据，截至2019年末，已分配外汇储备份额占全部93.65%，其中，美元占分配外汇储备份额的60.89%，欧元占20.54%，日元占5.7%，英镑占4.62%。全球人民币储备规模为2176.73亿美元，占已分配外汇储备总额的1.96%，相比2019年三季度小幅回落0.02个百分点。居于美元、欧元、日元及英镑之后，居第5位，这是IMF自2016年开始公布人民币储备资产以来的最高水平。

——全球支付金额占比低位徘徊。2019年，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合计19.7万亿元，同比增长24.3%。其中，收款10万亿元，同比增长25%，付款9.7万亿元，同比增长23.6%，收付比为1∶0.97，净流入约3000亿元。2018年净流入1544亿元。人民币连续8年成为我国第二大对外支付结算货币。

根据SWIFT数据，10年前，人民币在全球支付货币中排名第35名，金额比重不足0.3%。截至2020年4月末，人民币为全球第六大支付货币，占全球所有货币支付金额比重为1.66%，较2019年同期1.88%有不小回落，排名次于美元、欧元、英镑、日元及加元。离岸市场72%的收付发生在香港地区，这一状况已持续多年。

——人民币定价艰难破冰。履行国际价值尺度职能是货币国际化的终极标志。多年来，人民币在此方面重点着力，但除了境内市场具有绝对定价权的小众商品外，原油、黄金等的人民币报价，国际影响甚微。从上海原油期货交易所等的实际运行情况看，相关市场运行报价的基本原理，是参照国际市场美元价格乘以汇率给出人民币报价。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毕竟一价定律要求一种商品只能有一个价格。

除非存在壁垒和交易费用，否则国际套利会迅速将不同市场之间价差抹平。

国际化面临的直接制约因素

人民币国际化牵扯到政治经济、金融市场运行惯性、其他主导货币发行国的货币政策、我国国内金融改革、金融开放等诸多方面因素。本文在此仅从市场角度谈国际化迟滞的直接制约因素。

多年前，笔者将人民币国际化的政策框架总结为：“管制前置、政府主导、离岸平台、升值驱动”16个字。这一策略一度推进较快。但随着国内外金融形势的变化，人民币汇率预期反转，监管对人民币流出流入的态度必然有所变化；香港等离岸平台发展存在的一些问题，需要有相应政策调整，因此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必然受到影响。

——升值预期消失使得套利基础不复存在。过去十多年来，人民币国际化主要是通过金融中介机构和金融市场具体组织实施。这样做的好处是，起步较为容易，便于主管部门推动。不足之处：一是以跨境结算为主，未能将人民币的国际流通转换为中方对国际企业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二是大量资金沉积在离岸金融中心，境外投资途径缺乏，助长了投机；三是部分人民币热衷回流套利，外汇管理压力长期存在。

金融机构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必须要有利可图。但过去十多年，跨境套利是收益的主要来源。所谓跨境套利，是指内地企业设法从香港借入人民币，将其输送回内地市场，从而赚取不菲的利差。在人民币升值情况下，先借入美元，再转为人民币，还可以赚取利差和升值双重收益。

2015年“811”汇改前，人民币存在长期升值预期，香港离岸市场迅速发展，套利业务空间很大。而近年来，人民币汇率预期由持续升值转为贬值、继而转为相对平稳，境内外利差不断变动，与此同时，国内金融领域去杠杆政策持续推进，此类跨境套利活动已不可避免地大幅萎缩。通常用来衡量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几项指标，必然增长放缓甚至下降。

——香港离岸市场发展面临新局面。人民币离岸市场与在岸市场之间的跨境套利活动，一度在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中扮演重要角色。当市场上存在人民币升值预期时，更多的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会发生在境内进口端，人民币流出加速，香港等离岸中心人民币存款规模上升，体现为国际化进程加快。而当市场上存在人民币贬值预期时，更多的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会发生在境内出口端，人民币流出减速，香港等境外人民币存款规模下降，体现为国际化进程放缓。2014年之前，香港人民币存款规模迅速扩大，至2014年12月，达万亿水平，而此后，随着贬值预期出现，市场规模迅速萎缩至6000亿元左右。

——离岸市场人民币流动性管理必不可少。不仅如此，多年来，依托离岸人民币，香港发展了多种人民币金融市场，其中，对内地影响最大的是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品种包括即期、远期、远期非交割（NDF）、期货等，品种比内地还要丰富。由于香港与内地面临的监管环境、干预政策完全不同，两地汇率存在明显价差。人民币在市场化条件下，出现了类似计划经济时的“复汇率”情况。

一价定律在汇率领域的基本要求，是一个货币只能有一个汇率，这个汇率定价权只能是在境内，两地汇差过大必然招致当局干预。贬值预期下，维护离岸市场汇率稳定的典型手法是抛出外币，回收人民币流动性（近年来更多采取的措施是直接发行央票回收离岸流动性）。这一做法会体现为人民币在香港短期利率出现异常上升（做空人民币持有成本上升）。

内地回收海外人民币流动性的操作与国际化需要引导本币流出的要求是相背的，从指标上讲，这是逆国际化过程。

美联储货币政策空前扩张

——中美两国央行资产负债表变化差异很大。疫情以来，美联储除了开启降息政策外，还开启了资产购买计划。截至6月10日，美联储总资产规模达到7.22万亿美元，相比疫情大规模爆发前2月26日的4.21万亿美元，增加了约3万亿美元，增长约72%。其中，持有证券增加了2.14万亿美元。

疫情以来，人民银行并未进行大规模资产购买，资产规模变化不大，甚至由于降准导致准备金存款减少等原因而小幅缩表。截至2020年4月末，央行总资产36.03万亿元，相比2020年1月末的37.35万亿元减少1.31万亿元，缩减约3.5%。

——美联储推动央行间国际合作有新的动作。3月15日，美联储与欧洲、日本、英国、加拿大等主要银行合作提供美元流动性，且对利率、期限做出新的安排。3月19日，美联储同时与丹麦、挪威、瑞典、澳大利亚、新西兰、巴西、墨西哥央行和新加坡金管局签订货币互换协议。以上安排，人民银行均不在其中。4月，美联储向各央行提供美债回购窗口。截至6月10日，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中“中央银行流动性互换”规模已迅速攀升至约4445亿美元（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最高为5831亿美元）。

——人民币货币互换实际使用规模有限。据不完全统计，已有30多个经济体与中国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框架总规模超过3万亿人民币。但人民币在资金成本较高、境外接受程度有限、使用条件及模式局限等原因下，目前我国仅对十几家境外央行动用过货币互换协议下资金，如韩国、蒙古、俄罗斯、巴基斯坦、新加坡、马来西亚、阿根廷等。具体执行规模非常有限。

——美元的未来取决于能否对称缩表。美联储史无前例的货币政策操作将带来何种中长期影响很难预测。从短期看，新货币理论在此次疫情应对中发挥了重大逆周期调节作用，否则全社会信用链条断裂的后果不堪设想。迄今为止，经济理论都是增长理论，而“经济萎缩”、“经济休克”等经济衰减理论没有被系统阐述过。试想：正常运行时，巨大的财政和货币供应仅能支撑个位数的经济增长；动辄两位数经济萎缩，需要的财政及货币投放对冲是什么样的等量级。这就如同一个人在失血的同时输血续命，所需输入量是取决于损失量，并不取决于正常情况下人体需要的血液量。

赤字和货币供给被用于填补当期产出缺口，就未必导致下一步商品和资产价格飞涨，未必会导致美元和美债崩溃。理论上，流动性能放，也能收。此次疫情冲击之后，美联储若能大体对称地回收流动性；巨大财政货币资源购买的资产，若能够和上次金融危机之后一样，随后获得可观回报，最终相关资产顺利回归市场，则美元的末日不会到来。再进而言之，经受住了此轮流动性空前投放冲击的美元和美国金融市场，其地位会获得市场新的增量加持。

如果不能够实现对称的流动性回收及杠杆率控制——从过往历程看，这是大概率事件——则财政金融基本原理演绎的各种场景会如约而至。这是本文在疫情之下急于讨论人民币国际化命题的出发点。

人民币国际化要有新的抓手

笔者认为，中美金融脱钩的场景难以推演。当前，中美在各方面需要和平竞赛。而竞赛是在同一场地，而不是在两个平行市场中展开。

美国当前财政货币政策主要着眼国内，似没有考虑其国际影响。“美元是他的货币，是我们的问题”，是我们而不是他们要考虑“经济长期低迷、产业逐步脱钩、缩表不对称”场景下的国际货币体系问题。后疫情时期，人民币国际化这一长期命题必须提到议事日程。

——通过维持利差推动国际化不可取。在发达经济体普遍负利率背景下，全球资金普遍希望人民币计价资产能为其提供正收益。人民币进一步发挥国际储备、国际投资功能，面临新的契机。这一点与此前升值预期在推动国际化中所发挥的作用类似。若下一步仰赖利差推进国际化，也将产生类似结果：一旦升值结束（正利差消失），则国际化迟滞。回顾各主要货币国际化历程，正利差也未必是长期可持续的必要条件。人民币利率政策主要着眼于国内经济基本面。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为了货币国际化，以向外提供收益率的方式，“赔本赚吆喝”去推动本币国际化。从根本上讲，疫情冲击之下的中国经济没有必要与外部世界之间维持如此之高的正利差。

因此，相关领域的政策重点，应是尽快完善国内债券市场功能。如建立做市商制度，增加短期限国债发行量，完善利率结构曲线，增进债券市场流动性等。此外，还需建立统一的债券市场监管框架，逐渐解决国内企业和机构到国际市场发行和交易人民币债券的政策障碍。产品创新也必不可少，包括发展人民币资产支持债券、熊猫债、木兰债等产品。

——推动本币跨境贸易结算要有新做法。此次抗疫中，我国相关物资供给并没有达到天量水平，也没有考虑让人民币支付在其中发挥特殊作用。鉴于疫情可能出现的长期化趋势，在抗疫物资国际贸易领域，不妨有新的做法。如，扩大中央银行间货币互换，向外提供人民币流动性；优先满足对方国家用人民币支付的抗疫物资需求，同时按较市场汇率优惠的价格结算等。

——境外存量不良债权可做人民币转换。笔者不赞同“一带一路”以美元融资，因为这一做法增加了沿线国家对外负债中的美元头寸，加强了相关货币与美元的挂钩关系，强化了美元在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地位。估计我国目前对B&R经济体各类债权规模在2500亿美元以上。疫情以来，一些国家除了向我国提出抗疫相关需求外，已经提出了债务展期乃至减免要求。近日，外交部宣布同意有关国家年内停止还本付息。现在面对的问题是，债务展期之后怎么办。

未来如果出现不利局面，应考虑在债务重组过程中，优先将美元债权转换为人民币计价。人民币计价转换应置于债务打折之前。因为远期汇率不确定，具有灵活性；通过汇率方式降低债务国压力，总好过直接打折。海外美元存量债务的人民币转换，或许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新的切入点。当然，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重新考虑新技术在国际化中的应用场景。技术能提供无限的可能性。目前确定的我国数字货币完全是以人民币为价值基础，其功能主要是在境内现有丰富的移动支付手段之外，提供新的移动支付手段。感觉受到压力的首先是微信、支付宝。人民币数字货币的国际使用场景没有被广泛讨论。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在主权信用货币时代，人民币难以与发达经济体货币竞争；在技术水平类似的情形下，我们不能期望“数字化的人民币”能够在与“数字化的全球主要货币”竞争中胜出。

笔者曾建议，DCEP有必要在其锚的设定上，采取更加开放、更加大胆、更富想象力的方案。如，仿照此前Libra锚定一篮子储备资产的特点，以及SDR的定值方法，确定DCEP的价值锚。如，以50%人民币和50%美元为权重，以当期汇率（如1USD=7CNY）折算，确定货币篮，即：1DCEP=1CNY=0.5CNY+1/14USD。

DCEP中的美元来自官方外汇储备。美元储备的规模为DCEP的发行确定了上限（大体测算，我国外汇储备中的美元储备略超过1.5万亿美元）。即便将全部的M0兑换为DCEP，也仅约消耗三分之二的美元储备（145378.5亿个DCEP，锚定72689.25亿人民币和10384.18亿美元）。如此，DCEP有100%的兑付保障，有充足的信用基础。

人民银行发行的数字货币可以考虑“不全是人民币”，而是权重各半的“人民币+美元”复合币。这将使得人民银行成为美联储之外，第二个提供美元支付手段的中央银行。美国要脱钩，我们不脱钩，人民币能够借船出海。

                                  （编辑   季节）

2009年，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比特币刚面世时，全球金融市场几乎是静默无声的。10年后的2019年6月，由全球社交网络巨头Facebook主导的数字货币Libra登场，则给全球的金融圈带来了巨大的震撼。这是因为，Libra的目标是成为一个不受华尔街控制、不受中央银行控制，可以覆盖数十亿人的全球性货币和财务基础设施。

几种类型的数字货币

数字货币可以区分为法定数字货币、虚拟货币、可信任机构数字货币和超主权数字货币。具有法定地位、具有国家主权背书、具有发行责任主体的数字货币构成了法定数字货币，或称中央银行数字货币。最近，我国的法定数字货币开始小范围试点，这是全球第一个进行试点的法定数字货币。

我国法定数字货币将采用双层运营投放体系和央行中心管理模式，保持现行的货币市场运行机制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将采用“账户松耦合”加数字钱包的方式，可以替代流通中的现金，可以脱离银行账户实现端对端的价值转移，可以实现“可控匿名支付”。

虚拟货币是公有区块链社区的价值标记和激励工具。有些虚拟货币可以与法定货币交易，形成交易价格，也就具备了金融工具属性。虚拟货币的技术性缺陷来自“去中心化”的公有区块链架构。在这种架构下，全网验证需要超大规格的数据同步，各个节点的运行能力需要达标和均衡。因此，无论是比特币，还是以太坊，至今仍然尚未解决交易效率和规模化问题。虚拟货币的经济性缺陷在于，缺乏足够的实体资产支撑和信用背书，价值不稳定，投机性太重。

可信任机构数字货币必须具备如下品质：具有公众信任机构的信用背书；具有商业价值的客户规模；具有高效可靠的金融交易和支付平台；具有可审计的金融资产支撑；具有行政许可的市场准入。

近几年，可信任机构数字货币陆续进入金融市场，包括高盛的数字货币SETLcoin，摩根大通的数字货币JPM Coin，瑞士联合银行主导的13家跨国银行计划于2020年推出基于分布式记账技术的“多功能结算币”等。这些金融机构推出的数字货币，主要用于范围有限的金融交易。

Libra具有颠覆性潜力

Facebook准备推出的数字货币Libra，一开始宣称的目标十分高调：不受华尔街控制，不受中央银行控制，覆盖全球各个角落。这也许足以吸引大众眼球，但也足以引起金融监管的担忧和权势资本的恐慌。这就使Libra一开始就备受监管压力。

那么，Libra到底具有哪些颠覆性的潜力？Libra白皮书1.0有3个重点。

一是行业巨霸联合创始，覆盖巨大客户群体。

Libra由Facebook牵头，现有联合创始机构21家，包括线上支付、电信运营商、线上旅游、线上打车、电商平台、流媒体音乐平台、线上奢侈品平台等，可以为Libra提供足够的信用背书，拥有覆盖全球的超过20亿的客户群体。

二是应用数字技术，构建独立的金融基础设施。

Libra应用联盟区块链的分布式对等架构，应用隐私计算技术保护数据隐私和数据安全，应用Calibra数字钱包，提供可以覆盖全球各个角落的点对点、端对端的交易和转账平台，不再需要银行，不再需要第三方支付机构。

三是以硬资产做支撑，维护独立数字货币的价值。

Libra协会成员的投资和用户购买Libra的法定货币，都将成为储备金，用来支撑Libra的价值。Libra用储备金进行低风险低回报的投资，与低波动率实体资产捆绑，以保持价值稳定。

Libra选择在瑞士注册，但能否得到各国金融监管部门的许可，关键在美国。面对金融监管机构、中央银行以及政客的担忧和质疑，Facebook将会如何寻求冲破重重障碍的可行路径？这10个月来，Facebook双管齐下，似乎取得了一些进展。

其一，将Libra提升为国家的经济金融战略。在法规之外，还有什么足以打动美国政客和政府？那就应当是国家的经济金融战略。2019年10月23日，在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长达6小时的听证会上，Facebook的 CEO马克·扎克伯格一再强调，Libra并不是试图创建全新的主权货币，只是要建立一个全球支付系统，而且在储备金中美元占最大比例；这将扩大美国的金融领导地位，以及在世界各地的民主价值观；如果美国不进行创新，全球的金融领导地位将没有保证；中国在技术创新方面已超过美国，部分支付基础设施也将领先于美国，因此美国必须建立更加现代化的支付基础设施。

其二，严格遵循美国的金融监管法规。Libra要达到西方国家的市场准入门槛，必须解决一些重大问题，主要是技术平台的效率和可靠性，商业运行模式的可行性和透明度，金融合规管控的实现路径和可信度。

2019年10月，笔者曾经提出：如果美国试图保持金融霸权地位并夺取数字货币全球主导权，有可能对Libra给予附加限制性条件的行政核准。例如，要求Libra锚定的法定货币篮子中增加美元比重以符合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要求Libra遵循关于反洗钱、反恐融资、反逃税的法律规范。

2020年4月16日，Facebook发布了Libra白皮书2.0，在满足美国政界要求、适应金融监管规则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前进了一大步。

第一，强化美元的货币霸权地位。Libra网络将新增一类数字货币：锚定单一法定货币的数字货币，如≈USD/美元、≈EUR/欧元、≈GBP/英镑等。与此同时，发行全球性数字货币≈LBR，按照固定权重构成货币篮子，类似于IMF的特别提款权SDR。

Libra协会认为，对于在Libra网络上没有单一数字货币的国家，≈LBR是中立而且稳定的替代方案，可以作为支付和结算工具。

在Libra数字货币体系中，实质性的依托是美元。Libra或将成为美国在数字经济时代继续推进美元货币霸权的工具。

第二，强化金融合规标准。2019年6月，Libra白皮书1.0宣称应用有中心的联盟区块链架构，但说明将在5年后采用去中心化架构。2020年4月，白皮书2.0则表示，将保持中心化的技术架构。

Libra协会承诺，将制定金融合规和全网风险管理的综合框架，建立反洗钱、反恐、遵守制裁和防范非法活动的严格标准，打击各类金融犯罪。

Libra协会承诺严格执行市场准入制度，负责对协会会员和指定经销商进行全方位的尽职调查，调查涵盖合规信息证明、经济能力证明，并且验证程序节点技术能力。对于破坏Libra网络完整性和安全性的会员，将予以剔除或驱逐。

Libra协会承诺充当金融情报机构FIU（Financial Intelligence Unit）的角色，执行金融情报监测功能，全天候监视Libra网络的活动，当检测到可疑活动时，依法向主管部门提交信息和报告。

如果说，Facebook的Libra，在2019年6月还只是一张有点惊世骇俗的发展草稿，那么，现在就应该是一套可供施工建设的工程蓝图。从现有进展看，Libra有可能获得批准。

我们应该关注的是，Libra可能成为超主权数字货币。超主权数字货币极有可能颠覆与重构全球货币体系及传统金融模式，即超越国家主权，僭越中央银行，跨越商业银行。

一是可能冲击主权货币地位。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地位本质上取决于公众的信任，“法定”只是加强了公众信任。贝壳成为原始货币并非出于“法定”，而是由于公众认可的等价属性。弱小国家如果遭遇重大经济困难，主权货币就有可能失去国民的信任，就有可能被超主权数字货币所取代。发达经济体的主权货币一般不会退出货币舞台，但可能成为超主权数字货币的锚定对象，货币地位有可能主次更替。

二是可能重塑货币霸权地位。超主权数字货币的霸权地位，将由覆盖范围、用户规模和实体资产规模来决定，全球有可能出现几个势均力敌的超主权数字货币系统。全球流通的超主权数字货币也许不再有明确的国别标签，最为重要的是公众认可的全球性商业信用和全球性数字信任。

三是可能形成跨越商业银行的金融体系。Libra一旦形成覆盖全球各个角落的金融基础设施，就可以从支付清算入手，逐步进入储蓄、融资、投资、保险、资产交易等领域，渗透平民大众的经济生活，在进化成为超主权数字货币的同时，全面争夺金融业的市场。

四是可能影响“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一带一路”国家大多数经济实力偏弱，货币体系容易受到超主权数字货币的冲击。这些国家的货币市场，一旦被美国资本主导的全球性数字货币占领，就可能排斥数字化人民币的进入。这将影响“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和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积极应对挑战，抓住发展机遇

上述这些挑战将集中表现在未来的货币、金融领域，但植根于现实的全球性金融格局和技术格局。很多人津津乐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金融业取得举世瞩目的进步，近10年来我国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要保持清醒和警惕。这是因为，美国仍然把握全球性金融体系的主导权，美元仍然占据全球性货币霸权的地位，而且，美国等西方国家拥有数字技术的控制权和主导权。

例如，在数字技术领域，我国是数据资源大国和数字化市场大国，但却是软件弱国。从已经普及的电脑、手机，到正在深度研发的人工智能、区块链，其操作系统、源代码和算法程序的知识产权，几乎都是美国和日本控制的。在区块链的共识机制、智能合约等底层技术上，我国目前缺乏自主产权。我国的区块链应用项目大多采用开源区块链底层平台，进行适应性调整开发。

对国外操作系统和开源程序的广泛应用，势必导致技术依赖风险。2019年11月，美国和日本达成“数据协定”，将禁止国家强迫企业公开数据信息；协定的重要支柱之一是，原则上禁止国家强迫企业公开“源代码”和“算法”。6月12日，被美国商务部列入管制名的哈工大、哈工程等高校的师生发现，学校购买的来自美国的正版软件MATLAB——理工科研必备数学软件，已经被取消激活。

我们应该积极应对挑战，紧紧抓住未来发展的机遇。

第一，数字货币将成为金融业数字化变革的基本工具。我国应该立足于数字金融健康发展，加快数字金融制度建设，抓紧制定区块链金融监管、数字资产市场监管、数字货币监管、法定数字货币发行等数字金融制度。统筹规划、逐步建立数字信任机制。

第二，数字货币在未来的全球数字经济竞争中居于核心地位。有必要抓紧研究发行中国主导的全球性数字货币的可行路径和实施方案。有必要进一步完善我国法定数字货币的实现路径，完善底层技术架构和应用场景设计。

第三，数字金融势必进一步强化金融的全球化。在数字金融全球制度建设中，我国应该积极参与并努力争取话语权。应该加强国际监管协调，促进达成监管共识，建立数字金融国际监管统一标准。

第四，数字技术是全球数字经济平等竞争的基石。即使是大国，经济上的闭环运行一般只会降低经济资源配置的效率，增加经济运行的总体成本，并影响国民消费的品质。但如果在关键技术领域受制于人，一旦遭遇大面积封锁，就可能造成经济失速、全球化进程受阻。因此，在高端芯片、航空发动机等硬件制造领域，在操作系统、核心数字技术等软件开发领域，我国只有补齐短板，才有可能与西方发达国家真正建立平等、互利的关系。

                                  （编辑  季节）

影响TFP拉动GDP增长的若干因素

TFP对GDP增长的拉动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拉动的具体过程和影响机制却是复杂而难以量化的。内生性和外生性因素，体制、机制和偶然性因素都会造成对TFP影响GDP增长机制的干扰，这也是造成政策选择困难，尤其是中短期政策选择困难的重要原因。而从中长期看，在全球化加速和经济结构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广度快速变迁的同时，由于TFP增速以及对GDP增长的贡献，都是从统计数据反推的结果，而无论是数据本身，还是对反推之逻辑基础认识的多样性，都可能会造成长期中对TFP影响机制的认识差别、错位。

信息技术（ICT）的影响与局限：以美国为例

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ICT）及信息产业，被认为是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从常识出发，ICT对于经济效率的提升，特别是对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是有“增值化”贡献的。那么ICT的投入是不是必然形成TFP的增长，以及GDP增速的提高呢？

在冷战结束以前的40多年中，美国的ICT投资增速一直远远高于总投资增速，当然也高于非ICT投资的增速。但是从统计出发，这种增速并没有直接反映在TFP的增长上。在ICT投资增速最高的1966年，29.6%的增速，带来TFP的增速1.8%；到了1967年，23.7%的ICT增速，带来TFP的增速却是0。

图1 美国战后TFP增速与ICT投资增速的波动（单位 %）

数据来源：The Conference Board

在1979-1990年间，1979年和1980年的ICT投资增速均为25.5%，但TFP增速为-0.2%和-1.3%。在TFP增速最低谷的1982年，-1.8%的TFP增速伴随的是19.3%的ICT投资增速。这三个年份的GDP增长趋势是由衰退转向萧条（1979年为3.3%，1980年为0，1982年为-1.7%）。尽管1984年的GDP增长和ICT投资增长都达到了80年代的高峰，但是随后的下坡路，表明了这种现象不可持续。

在1991年以后的统计中，1999年是一个拐点，当年美国的ICT投资增速为30.5%，相当于当年总投资规模增速7.4%的4.2倍。此后，美国的ICT投资增速从相对于总投资规模增速的高峰逐渐回落了7年。到2007-2018年，美国ICT投资的增速尽管下降到了10.3%-12.9%的区间，但是仍然远远高于总投资增速3倍以上，最高为5.4倍（2009年）。这期间，美国的TFP增速为正的只有3年，为0有2年，为负的却高达7年。这种情况，难以用ICT相对于TFP增速的滞后性来解释。

图2  冷战后美国TFP增速与ICT投资增速的波动（单位：%）

数据来源：The Conference Board

不管这些ICT投资增速高速增长的情况持续了多久，在绝大多数年份中，ICT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并不明显。

这种现象在日本也是一样的。日本ICT投资增速在经历1985年41.6%的投资增速高峰后，逐渐放缓；至1997年再度回升达到24.6%的峰值之后，尽管增速降到了20%以下（2015年降到了5.7%），但是依然维持着相当于总投资增速3-4倍左右的态势。然而，在1997-2018年的22年中，有11年的TFP增速为负值，1年为0，包括ICT投资增速最高的1997年（当年TFP增速仅为-0.7%）。

图3   1997-2018年日本TFP增速与ICT投资增速的波动（单位：%）

数据来源：The Conference Board

这种情况在其他发达经济体中也是类似的。而从统计数据上分析，以美国和日本以及西欧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无疑是信息技术最先进，信息产业最发达，信息化程度最高，对信息投资最大的国家。

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复杂的，主要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ICT和ICT产业价值的很大部分，往往是依附于其他产业中，因此在统计上有错漏。

二是对ICT的投资并不完全用于ICT本身的发展，这点可以从某些ICT行业巨头的业务在财务报表中的情况窥见端倪。大量ICT巨头往往凭借充裕的现金会成为“投资中心”，它们与资本市场的融合度越来越高，经常大规模投资于包括金融业和新兴产业在内的其他行业，而这点在国民经济统计中经常没有确切体现。

三是ICT行业存在大量的过度投资和低效、重复投资，泡沫化严重。这种原本可以归于市场失灵的现象。在冷战结束以来，特别是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伴随着美欧日资本市场上货币泛滥，表现得愈发明显。特别是美国的ICT行业巨头甚至周期性成为避险和投机资本的重要选择。

四是生产效率和技术层面的问题。ICT与基础科学研究的状况有关，一方面逐渐面临“天花板”：即在基础科学储备基本耗尽后，由于商业化应用进展愈发缓慢，以往那种“革命性”成果越来越少；另一方面，随着“ICT洼地”被逐渐填平，以及ICT产能过剩，呈现愈发“红海化”的市场本身，使得ICT投资所能带来的对经济发展水平贡献的边际递减效应愈发凸显。

最后一个影响实际上是深层次的。在很多领域，人们正逐渐认识到，在基础性的信息化问题解决后，很多进一步的创新与其所耗费的资源，对产业结构提升、经济效益提高的影响有限，或者并没有创造新的财富，因而往往是低效甚至是无效投资。特别是在基础科学领域突破可能带来的产业结构发生革命性变革前，ICT对经济效率，特别是对TFP的提升可能是有一定限度的。对ICT的过度关注、ICT自身的发展相对于期望值的落差、过度投资和低效应用，往往意味着泡沫化，结果可能是产业空心化和经济泡沫化。这点在欧美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认识。

对TFP影响因素的一般归纳

从上述分析出发，可以归纳影响TFP的一些因素：

    第一，产业结构的变迁，特别是实体经济的空心化，可能会影响TFP对GDP增长的贡献。因为不同产业的经济效率不同，技术以及社会组织对经济效率的提高，即不同行业的TFP存在不均衡性。通常服务类行业的TFP提升是非常缓慢的；而且附加值越低的行业，其TFP增速通常也越慢，提升空间也越有限。也就是说，伴随着劳动密集型服务行业在GDP占比的增长，产业结构的调整引发的GDP增长动能转换，以及由此产生的低效部门对高效部门的拉低和对销，极有可能会使TFP增长对GDP增长的拉动，在统计上变得不够明显，甚至失真。

第二，人口结构的变迁，劳动力数量和质量的变化，有可能会使TFP对GDP增长的影响变得不显著。一方面工资刚性上升，特别是潜在劳动力数量的减小，生产效率相对较低的服务行业聚集大量的劳动力，将会拉低整体TFP增速。另一方面，理论上在TFP提升最快的实体经济部门，劳动力价格上升的长期影响，并不一定是通过技术投资和优化流程来实现效率的提高，或者是用机器替代劳动者以提高效率；而往往是造成产业向外转移，结果将进一步抑制TFP对GDP增长的贡献。

同时，与单纯的投资相比，劳动者在质量上提升对于GDP增长的实际价值既难以统计，往往还会由于产业结构的变迁而受到抑制，这就从基础上造成了TFP统计数据的失真。

第三，从对不同国家不同阶段的历史数据研究出发，处在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规模的经济体，其TFP增速对经济的潜在拉动，在区间上的差别可能是较大的。对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阶段的国家而言，TFP增长所对应的潜在GDP增长空间可能会大于发达国家。这主要是由于其经济水平和技术应用水平相对较低，投资和市场改进，特别是教育对劳动者素质以及资本效率的提升，在从根本上拉动TFP增长的同时，又将“掩盖”内生于从这些统计数据反推而来的TFP数据的真实水平。

第四，外部环境、突发事件、经济周期、社会动荡等宏观因素，都可能既从统计上影响TFP，也会从实体方面对TFP的增长或恢复产生长远影响。

从政策着眼，为TFP优化增长环境

TFP对稳增长、调结构的贡献，不可能脱离实体经济而存在。因此，必须深刻认识到实体经济是一国的立国之本、财富之源。重视TFP对GDP增长的贡献，就必须想方设法以提升TFP增速为导向，来提升先进制造业以及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使之成为既是技术密集型又是相对劳动密集型的整个实体经济的效率。为此，有必要从金融、税收财政、科研和宏观经济政策、国防政策等着眼，为TFP优化中长期增长环境。

调整首台套设备支持办法

加大对先进设备生产和市场需求开拓的支持力度，将对首台套设备的支持措施拓展到二套、三套设备等后续生产。

我们对关键领域自主研发的支持，基本集中于首套设备，对后续二套、三套设备的支持却不甚重视。这已不适应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需要。因为技术的进步离不开反复地摸索和经验积累。先进设备的研发和市场占有，是一国实体经济活力的基础。发达国家为了垄断市场，无所不用其极地打压别国的先进产能和研发能力。这类产品的市场需求有限，同类产品，多买国外一套，我们的企业就少卖出一套，企业离盈亏平衡点和规模效应就远一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销售额问题，而是关系到实体经济研发能力，这是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发达国家的政策是我们在没有某种设备时，他们就高价出售、赚高额利润。一旦我们可以生产某种设备后，他们就开始降价倾销。结果使我们自主研发首套设备的企业迅速丧失国内市场，甚至陷入经营危机。这是抑制、削弱我们研发能力的手段。我们必须下定决心，保护自主研发先进设备的市场占有率，助其尽快形成规模效应，使研发企业能够收回成本，获得必要回报，在良性循环中实现赶超。同时要学习其他国家保护本国先进设备研发和生产的做法，用尊重市场规律和国际惯例的方式，完善重大技术装备进口环节的税收及减、免政策的动态调整机制。

实施加速折旧等降税政策

财税政策对于改善实体经济部门，特别是对改善制造业企业中的高科技企业生存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如当期抵扣和加速折旧这类以“既有投资”拉动“新发投资”的财税政策，就效费比而言，比补贴或转移支付更为有效。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加速折旧对于刺激实体经济投资，鼓励供给能力的提升具有直接的作用，同时也符合市场经济原则。

首先，用好加速折旧等方式，通过符合市场经济的财税政策进一步扭转投资“脱实向虚”的局面，促进产业升级换代。

加速折旧是有定向性的，没有特定固定资产投资就谈不上加速折旧，因此非实体经济部门很难享受这一政策，这就从源头保证了对实体经济部门的支持。

加速折旧可直接提升投资回报，对进入实体经济的投资有鼓励作用；另一方面通过缩短投资的收回年限，使得企业针对变化日益加快的市场需求和产品进步趋势，能够更为迅速地通过投资等发展新的项目，以保持产业在整体上跟随先进技术发展的潮流。

加速折旧具有长链性，实体经济中下游部门投资周期的缩短，能有效地带动上游的整个实体经济部门，特别是研发部门投资积极性，从而使得实体经济部门能够通过对市场需求更为敏捷的反应，为基础层面的投资提供持续的推动力。

可以预见，一旦实施这样的政策，既可以避免与其他国家陷入“反补贴战”、“减税战”；又可以鼓励先进技术和资本流入或留在中国境内。

其次，加大企业研发投入在企业所得税中的抵扣力度，特别是要将当期抵扣政策落实到位，进一步减轻企业扩大研发投资的财务成本。

企业进行研发投入的资金，不仅有风险，而且还有财务成本；企业所得税的抵扣范围、方式对其有着直接的影响。因此要想减轻企业的负担，确立鼓励技术进步的政策导向，可以从进一步调整研发投入的企业所得税税前抵扣着手。一是，可考虑在财税〔2018〕54号文的基础上，将新购进的用于研发的设备、器具等固定资产一次性扣除金额由500万元适度提升。二是，在财税〔2018〕64号文的基础上，将委托境外进行研发活动所发生的费用，按照费用实际发生额计入境外研发费用的比例从80%再适度调高；同时将“委托境外研发费用不超过境内符合条件的研发费用三分之二的部分，可以按规定在企业所得税前加计扣除”的要求去除，使国际国内一视同仁，鼓励在研发方面进行国际合作。再次，在财税〔2018〕99号文的基础上，将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中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按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再按照实际发生额的税前加计扣除比例从75%适度调高；形成无形资产的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税前摊销比例从175%适度提升。第四，在财税〔2018〕77号文的基础上，将享受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小微企业年应纳税额上限，从100万元适度提高。第五，在财税〔2018〕51号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区分，对当年认定具备高科技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资格的企业，将发生的职工教育经费支出，准予在计算当年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的比例，由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的8%适度提升。第六，优化抵扣程序，如在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23号文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简化事项备案制手续；进一步简化由于对方成为非正常户无法补开发票的，企业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进行税前扣除的程序等。对于上述措施，关键是要切实落实当期扣除的规定，而不是先征后返，真正减轻企业研发开支的财务成本和税收优惠奉行成本，将国家的导向传递到位。

当然，要真正发挥财政支持的杠杆作用，就要下决心缩小各级政府的规模，大幅度减少政府开支，减少浪费，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提升公共产品质效，真正建立起依法施政的公共财政体制，以财政的可持续保证激励的可持续。

鼓励企业担当创新责任

在创新研发方面，给予企业更大的鼓励支持，对于国有企业研发风险和失败导致的考核问题，依据实际情况予以更大的容忍度。

现代高科技的研发和市场转化，不仅投资巨大，而且风险和不确定性也较多。企业是中国发展的基础，是决定国家综合国力的科技和产业竞争力的主力军。因此，鼓励、激励他们用好自身的资源推动产业结构进步，使之成为保证TFP增长的稳定器，意义重大。

这一方面需要推动其合理规划中长期的发展路线，将自身增长统一到集约化的效率提升中去；另一方面也要对国有企业开展的带有长期性的研发，给予更为宽松的考核环境。尤其是对于研发中的超支、失败，在尊重科技发展规律的前提下，按照三个区分开来的大原则，在合理的范围内予以化解，并将其作为鼓励决策者和带头人干事创业、敢于担当的措施加以确立，进一步解除国有企业引领科技进步的后顾之忧。

创新科技工作者激励机制

保护知识产权，将科技成果资产化，创新收益分享制度作为激发科技工作者创新和推动转化的动力。

保障TFP有效增长的关键在于人，只有不断激发人的创造性，并将其与经济发展的需要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为TFP的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中国每年所创造的科学技术成果数量在全球居于前列，国家每年对于科技研发的投入也是非常巨大的，但是制约科研工作者创新积极性和成果转化的体制机制问题仍然不少，经济激励和市场选择需要更好地结合起来。应当鼓励国有企业引入科技成果创造者、专利权权利人作为资本投资者和利润分配参与者，以利润分享-风险共担的方式，通过风险投资、成果入股等形式，参与到企业生产经营和利润分配中去。可以考虑在企业所得税的计算方式上，对于创新科技的提供者的利润所得份额，在一定期限内予以适当的扣除安排；在会计处理上，对于资产化的知识产权可考虑设定一定的折旧方式。对一些面临激烈科技、人才竞争的国有企业，在引入创新股权方面可以先行试点，大胆尝试积累经验。

要加大对于那些对行业、乃至对国家的经济安全带有战略性价值的科技成果的专利保护和保密保护的力度，对于窃取、侵犯成果的行为，应当动用国家机器加大打击力度和追偿力度。对于资本化的科技成果在转让、继承等方面进行必要的安排。

放宽对科技成果创造者的权利归属认定。美国在国防采购中就明确规定，由国防订货和采购支持的项目研发中取得的成果，其专利权归研发企业或研发者所有；如果研发失败，风险由政府承担。有这样的制度安排，美国才能出现一批掌握大量尖端科技、横跨军民两界的实业巨头，如波音、洛马、通用动力、普惠等；这些企业也正是凭借这样的制度安排，才能维持一支耗资巨大的、高水平的科研人才队伍，并开展包括基础领域在内的具有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的科研活动。这对我们是有借鉴意义的。

对于那些具有重要意义的突破性智慧成果，应当适当淡化机构、职务创造，而相对突出个体创造者的权利，特别是自然人的权利人身份的认定。在权利的分配方面，也可以考虑引入机构和自然人共同所有的“混合所有制”式的权利归属，共同参与科技成果的收益分配。对于以国有资金支持的研发成果，如果目前因为体制原因不能引入个人享有因职务行为获得的知识产权收益共享机制，对于那些对行业发展和就业具有重大意义的代表人物和关键科研人员，应当考虑在现有的科技成果奖之外，由国家和政府根据科技创新的应用情况，特别是商业应用和社会效益情况，在较大范围给予必要的物质奖励。对于确因国家安全等因素无法转化或认定为科技资产而无法参与生产利润分配的智慧成果创造者、权利人，要从国家层面给予与其成果重要性相适应的奖励或补偿，以保护其积极性。

对于潜在的科技成果的所有者、权利人给予必要的转化辅导和法律支持，由政府负担主要费用的法律服务和相关辅导，增强其转化意识，降低转化门槛，更为有效地维护潜在智产阶层的合法权利，从源头上降低其维权成本；同时尝试构建与智产阶层相关的仲裁体系。

对科技工作者、技术人员，特别是关键项目的研发人员，在工资和奖金的个人所得税方面给予更大扣除或优惠，激发创新热情。

重视国防需求引领

统筹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加大对先进军事装备的研发和采购投入，鼓励民营企业参与，以重大专项的军民融合，带动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

进入二十世纪后，国防装备研发，一直对发达国家保持经济军事优势地位具有重大影响。二战后，特别是冷战期间，来自国防领域的需求、军备竞赛的压力，使得西方国家高度关注科技开发、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战争的危险和紧张的国际形势，迫使发达国家倾举国之力投入尖端科技研发，一批军工巨头掌握了大批先进技术，形成了庞大的高层次科研队伍，并凭借这些“黑科技”完成了科技的“原始积累”，获得了市场优势和超额利润。另一方面，这种超常规的科技发展与产业融合，使得西方国家在冷战后的综合国力竞争中，攫取到了全球秩序的高点和话语权。

应当看到，国防建设需求对尖端科技的带动作用，往往是一般经济手段在短时间内无法企及的。以美国为例，奠定波音公司优势地位的划时代产品波音-707，直接来源于美国对苏联战略轰炸和全球部署空中加油的需求。曼哈顿工程、导弹竞赛-阿波罗登月计划等一批军方主导的项目，带动了1950-1970年代美国企业的现代化投资热潮。为了实施核报复和核威慑建立的APAR网，更是催生了冷战后的互联网时代新经济浪潮。

当今世界，充满各种形式的冲突，作为后发国家，我们在国防建设方面的迫切性愈发强烈。以国防开支为引领，做强一批攻克掌握高新技术的先进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企业，是对经济可持续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支撑。从当前的内外部形势和财政经济状况出发，认真考虑这个问题已到了比较迫切的时候。

除了“国家队”以外，使更多的民营企业加入到国防需求的供给中，发挥出整个市场的优势，是完全必要的。在美国，无论是近年来兴起的Space-X、还是传统的主要军火巨头和高科技龙头企业，都是私营公司，它们的发展都离不开国防订货的扶持。要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中争取主动，我们就应当对现有国防采购程序和办法做出必要安排，引入更多的合格市场主体，发挥好竞争的作用。

关注ICT、AI等过热引发的问题

更为系统、谨慎地评估信息技术的应用领域，科学、有序地规划传统产业，特别是服务业的发展。

理论上，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的应用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社会资源的浪费，提高包括商业在内的经济活动的效率。然而，如果由于监管盲区造成网购、共享等新兴业态在资本的推动下野蛮生长，则可能会对传统产业结构产生过快过猛的冲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市场经济活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就表现在较为有序的竞争使得资源得以有效利用。然而，近些年来，一些网购平台凭借低价产品和“冲量”战略快速发展，导致传统商业模式，实体店及大型商场在不对等的环境中不断凋敝、举步维艰，在网络销售冲击下节节败退，这些现象的背后还是一个对信息技术与产业融合的规制和监管问题。

电商并没有创造新的附加价值，只是重新分配了价值，而且以没有铺面（从而没有租金、房地产税）、没有店员（人力成本低）作为优势，吸纳的快递从业者的素质并不高，总体上对GDP的贡献反而会小。

从经济安全的角度来看，如果像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平均劳动素质不高的经济体，旅游业、餐饮业、商业主要靠几个网络平台、几家快递公司，而小商店、小饭店、小企业甚至大企业离开这些网络平台就举步维艰；几十亿个银行账号、十几亿消费者、几亿个家庭的信息就掌握在几个支付平台中，也是相当危险的，至少与国家的总体安全观是不适应的。

网络技术投资也未必就一定会带动经济整体效率的提高。首先，网络技术的过度投入正在一些领域形成垄断和寡头，这将从根本上破坏经济的活力；其次，网络技术的龙头企业在使社会公众和社会活动、社会交往对其依赖不断加深的同时，也增加了维护社会正常发展的成本；再次，“质量好不如直播好”的网络销售模式往往靠低价进行竞争，这对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不利；最后，所谓的“定制化”的作坊生产和点对点的快递传输模式也未必就能做到节约资源和减少能耗。因此，必须注意新生行业、新技术的负面影响，不可只强调其积极的一面。

网络技术的投资热潮对实体经济部门的投资是有挤压效应的，客观上有脱实向虚的问题。因此，要对大型商场、实体店等传统商业业态的健康发展和有序改造给予必要的关注。电商的优势应该是其便捷性，用低价与实体店竞争似不妥，有倾销的嫌疑。如何鼓励电商与实体店以增加就业为目标进行合作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毕竟扩大就业是我们实现小康、维护社会稳定的必由之路。

人工智能手段的普遍应用，既可以增强政府对社会的掌控，也同时为各种“黑客”、以假充真等更高级别的犯罪创造了条件。任何一件事物都不可能只有积极的一面；不注意其消极一面的影响，否则一定会出大问题。

由于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本身就意味着巨大的潜在GDP增长空间。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初步实现工业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具有十四亿人口的国家，我们绝不能被国外的理论和实践所束缚，也不能被自己的发展经验和实践所束缚，而要以不断创新的思想面对所遇到的问题。

我们的制度有其优势。认识这种优势所包含的潜在GDP增速，并将其转化为现实增长，在今后的一段时期维持7%左右，甚至更高的GDP可持续增速是完全可能的。抓紧TFP这根标杆，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优势，用好潜在发展速度空间，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从而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

                                    （编辑  苏歌）

近40年，在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推动下，我国现代工业体系的建设取得显著成就，已经形成了全球规模最大、产业类别最为完整的工业体系。

近年来，我国信息产业发展势头迅猛，对社会经济的渗透率不断提高，信息服务业和信息制造业在各产业中的应用呈现多元化，正在成为优化和提升第三产业发展质量的新支撑点。生产型服务业的规模不断扩大，对新技术的需求日益提高，如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识别技术、软件开发、设备链接、人工智能等，呈现多元化的应用场景。

在我国现代工业体系的发展中，ICT（信息与通信技术）[1] 的应用程度也呈明显上升趋势，特别是在机械、钢铁、石油、航空、港口、能源、交通、电力等领域，ICT与企业现代化的融合不断加深。ICT的发展，从传统的公共消费平台向制造业技术升级、智能化生产加快转变。工业物联网和工业互联网的建设，已经成为我国企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基础。

但是，相对于欧美日的现代工业体系，我国仍存在较大的差距，特别是在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发展的进程中，在技术创新、产业扶持、体制优化、市场培育中，还有许多需要探讨和解决的问题。

“5G+工业互联网”是我国工业振兴之本

    5G之所以成为中美科技竞争的战略焦点，是因为与以往的通信技术相比，5G技术就像是“众多的方言都统一成为标准的普通话”，标准的统一实现的大连接、大带宽、高速率，使其应用前景更加广泛。更重要的是，5G的技术特性包括低时延、边缘计算、切片技术等，使移动通信技术第一次深入地与工业生产、工业流程、工业的智能化融合为一体；使现代工业中的人工智能与5G协同后，得以实现单一设备智能向整体设备协同运营的转变，乃至实现整体工业的智能升级。

5G的崛起，意味着中国正在由一个规模庞大、但科技竞争力较低的制造业大国向现代化工业国家挺进。这是现代工业智能化控制权的竞争，是大国综合实力的竞争，更是全球产业链重新组合的话语权之争。其中，“5G+工业互联网”的产业化推进，是5G战略实施的核心内容。

上世纪80年代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出版，当时美国工业各领域的仪表化水平和工业设备中IT技术的集成水平，已经初步具备了与互联网技术对接的条件。欧美国家的互联网在应用初期，就顺其自然地与相匹配的工业体系融为一体。而当1990年美国提出信息高速公路时，我国传统的工业体系，特别是相对老旧的设备和生产流程，几乎难以与信息技术实现有效对接。因此，我国的互联网应用长期停留在公共消费领域，难以形成工业互联网。国家提出的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一直缺乏有效的载体。

我国5G正式商用后，特别是5G专网建设启动之后，三大电信运营商先后制定了基于“5G+工业互联网”的发展目标。中国移动发布了“5G+工业互联网”、“1+5”应用场景[2] 及“5G+工业互联网”应用场景白皮书。中国电信在电信云网融合基础架构之上建设了工业互联网开放平台，重点解决工业互联网、工业物联网在工业智能网关、工业数据平台、工业数据应用中的障碍；并联合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工业连接计划白皮书》，提出了工业连接的两类应用、四大场景、八项连接需求，并制定了具体的目标和实施步骤，帮助制造企业实现网络化、数字化、协同化和智能化转型。目前中国电信已与三一重工、中建钢构、美的集团、中国电建、中船工业、小米、通用电气、西门子医疗、海尔集团等百余家行业领军企业开展了5G合作实践。中国联通在数字车间、产业协同工业互联网平台、标识解析节点、工业大数据应用等方面已与国内多家企业实施战略合作，在企业数据互联、工控防护、云边协同、物联感知和智能制造领域，完成了一系列合作开发和应用；在“5G+工业互联网”的推进方案中，涵盖了连接、标识、安全、平台、数据、应用六大板块，并为企业级和行业级用户打造定制了平台解决方案。[3]

在制造业领域，我国新型制造业正呈加速发展的态势。诸如宝钢、徐工、三一重工、中车、中电、海尔、青特等一批大型企业，在自动生产线、智能化生产管理流程、机器人等人工智能的应用、企业内部信息网络建设等方面，已经开始探索将智能设备与智能网络协同发展的方式，5G专网、大数据系统正在与现代生产与管理体系相融合。特别是基于生产运营和生产流程中的物联系统优化，基于设备内部各个器件的监控、行为追踪、件组关联运行的优化和远程智能管理，已成为优化设备运营效果、优化生产流程、强化生产控制、降低设备运营成本、创造企业新增长点的关键。目前，我国已经具备和集聚了一批领军企业率先探讨“5G+工业互联网”协同发展的条件。国务院刚刚出台的《新时期促进集成电路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为“5G+工业互联网”创造了更坚实的技术支撑和创新动力。

通过对国内数十家企业的调研，我们认为5G应用场景和技术解决方案的显著特征是：第一，政府引导。政府专项资金扶持目前仍是中等规模企业建设“5G+工业互联网”重要的动力；而一些大型企业因设备等级高、竞争力强，自主投入的规模和动力更强，如三一重工、青特、海尔等。第二，企业与电信运营商密切合作，电信运营商参与企业数字化改造的积极性很高。第三，企业制定针对性强的解决方案。这些方案适应当前5G技术应用的初期阶段，一般把5G应用的重点放在解决关键设备、关键节点的数据提取、传输、控制和管理，重点解决高风险、高污染、高难度作业环节的智能化生产和可视化。对于全流程的网络互联和智能管理，企业仍在探索中。

制造企业通过与华为、中兴通讯等设备制造商的合作，在软件集成、成本集约、系统融合、机器连接、数据采集网关研发、互联网工业标识等诸多方面，已取得良好的进展。政府的试点项目也普遍取得良好的效果。比如，江苏徐工在焊接机器人环节，通过5G应用，基本实现了对动态数据的实时采集、监控，解决了高精度焊接的稳定性、精准性和协同问题。北京华芳智汇科技有限公司与电信运营商联合开发的“皮带输送巡检机器人”，充分利用物联网的远程监控，解决了远距离原料输送的物流安全、精准和可视化管理。三一重工实施的“5G在工业互联网数据采集网关的应用”，以及车联网的建设，已为企业带来全新的流程化管理模式。湘潭钢厂与中国移动合作，对高危生产环节的远程控制和可视化管理，有效地将5G的低时延技术优势与机器人使用结合为一体，实现了钢厂特种环境下的“高效安全运营模式”。河南平顶山高新区与中国电信共同开发的“开发区企业大数据系统”，初步实现了对开发区物流、生产、管控的协同管理，领导“驾驶舱”[4] 的决策实现了动态化和即时化。广东华控科技公司在完成节电设备保护装置研发后，与广州联通合作探讨基于5G+的电力节能系统的优化方案。实践说明，5G技术赋能新型制造业，对我国传统工业和生产型服务业的改造升级，确实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支持和推动力量。“5G+工业互联网”在改变企业传统运营模式的同时，也在改变企业的思维方式。

试点企业的实践经验表明，5G技术除了具有大带宽、大连接、高速率优点，5G之所以必须“+”工业互联网和工业物联网，是因为5G技术的最大突破是低时延、切片技术与边缘计算。而这三项突破性技术最重要的应用场景，只有在现代智能化工业中才能体现并发挥最大价值。当然，5G技术在远程医疗、远程资源能源勘探开采、航运、铁路、金融等生产型服务业中的应用也非常重要。但是，如果单纯地用于民用消费和一般公共服务，就可能是对5G资源的极大浪费。

工业物联网到工业互联网是一个梯级演进过程

工业互联网是一个全流程的数字化生产体系，需要企业的设备具有相对统一的标准和相互匹配的技术等级。而我国目前的制造业企业，普遍存在设备等级差别大、标准不齐、各环节技术水平混杂、机器生产与人工操作交错的情况。因此，目前建设的5G+工业互联网应用，主要还是体现在原材料配送、生产管理和设备的外部管控领域，已经实施的物联主要是基于产品、设备外部性能的物联。严格划分，尚处于工业物联网阶段。这种状态是与我国目前的工业化水平相关的。

 工业互联网的核心是工业生产过程中，集成于设备的硬件（各关键部件或元器件、电路、构建、原辅料等）及软件的可数据化信息，以即时、连续和交叉互动的方式，通过传感器等识别系统提取出来，再加上生产流程中的动态信息，通过数据采集、识别、分析、控制，再回到企业的生产管理工程中，利用大数据分析工具进行存储、分析、加工、优化和可视化，供决策者实时使用，甚至直接实现智能决策。此外，工业互联网必须与企业优化的管理工程相对应，才能实现最佳的经济效益，即“5G+工业互联网”+优化的管理工程。

显然，这个目标对绝大多数企业而言难度很大。三一重工一位技术人员对目前工业物联网面对的问题归纳如下：

1.数据安全。现在大数据中心为企业提供的主要是数据仓库，很少能为企业提供安全可靠的数据加密系统；涉及边缘计算、数据加密等，其费用企业无法接受。由此，大公司虽然数字化程度很高，但不愿意真正公开自己的数据，即便把数据放到云上，也不会把自己真正的物联网数据公开给第三方访问。

2.小企业的数据愿意公开，但是数字化程度低、种类少。面对数据中心服务的高成本（组网费、电费、调试安装费、模块加装机台费等），又看不到明确受益，企业难以承受高成本服务。

3.建网后只能采集到设备的数据，但只是单纯的机台数据，与应用没有关系。数据化与管理应用的指标，企业难以设置；技术提供商和网络提供商对什么样的数据适合特定行业的企业又不了解。以往企业已经开发应用的ERP系统，以及定制化开发的DCS（集散式控制系统）、MES（企业生产执行管理系统）等，如何与“5G+工业互联网”的大数据平台对接，以及相应的成本问题，还没有引起设备提供商和电信运营商的重视。因此，许多企业只能被动地等政府的专项资金到位后才开始建设。

4.业务关系的逻辑复杂。例如OT、IT、大数据、业务流程等采集上来的数据，要和班次、机台、订单、物流、生产、质检、仓库等关联起来，仅这一条流程线就有很多需要转为可视化数据。但这些数据由于数据结构不同、逻辑关系复杂，动态数据与静态数据交织一体，可视化数据采集与同步计算处理并存，对软件和硬件的技术要求非常高，目前国内大部分系统提供商和软件开发公司做不到。在数据动态连接上，若应用于人员管理和协调，人与机台之间的毫秒级的交互难度更大。

5.物联网的协议问题。物联网最大的技术难度在于数据的采集。我国目前进口的国外生产设备，大部份设备内部元器件、电路、IT交互等的协议是不开放的，要采集设备内部的数据难度很高，粗略统计，加起来至少有几十万种协议，而且每种协议都不一样。

“5G+工业互联网”需要技术经济思维

在经济学家的视野里，5G仅仅是一项技术，而不是产业；在技术专家的视野里，5G是一个完整的技术链条，是一个融合性的产业。不同的视野思维不同。在一些技术专家的理解中，5G更像是一个宏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在统计中常以5G基站和网络建设对GDP的贡献率来评价5G的价值。我国很多著名的工业经济专家对工业现代化问题，主要关注的是设备和生产过程的智能化，对“5G+工业互联网”的计算能力、连接能力和融合能力的知识不足，这导致诸多决策建议的误区。而我国一批优秀的信息技术专家，缺乏对技术转化为商品、新技术成果与未来商业模式对接的理解，更缺乏技术产品到技术链的认知，因此导致唯技术论，这同样也会使决策出现误区。

实践证明，“5G+工业互联网”是智能工业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5G时代，经济模式的转换和升级，需要技术演进的支撑，单纯的生产关系调整已很难支撑现代工业的提质升级。同样，任何的技术，都是由技术产品-技术产业链-技术价值链组成的，这与经济学家认知中的产品-产业链-价值链是一个并存且互相作用的体系。数字经济，以至“5G+工业互联网”，正是技术产业链与经济产业链融合发展的体现。

所以必须强调：“5G+工业互联网”是一个技术经济发展问题。相对于经济学“资源优化配置”的理念，技术经济学的视角是在传统工业生产要素（物理性或化学性的生产流程和设备行为）实现可数字化后，对生产型数字要素资源的优化配置。研判数据资源的采集、分析、控制、优化，以及反馈于生产行为的过程，是数字技术的演进行为对产品和生产流程的改变。5G与工业互联网的真正融合可谓“技术经济学”的典型应用，是一种全新的技术和经济相结合的方式。

从技术经济学的角度来看，“5G+工业互联网”是要在技术优化、数据资源优化的基础上，实现经济要素的重新配置和优化。当前工业企业数字化，指的是工厂内的设备、工艺流程等转化为数据，通过5G、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将数据资源进行提炼并进行再配置。目前，在我国工业领域至少有20%-30%的企业具备了数字化转型升级的能力，保守估计，有10%的制造业企业具备工业数字化的能力。[5]

从技术经济的角度出发，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是：

第一，各地方建设“5G+工业互联网”，首先要对一个行业中企业的设备类型、等级、IT集成水平、仪器仪表等级、数据可提取环境、设备固有的传感和识别能力等进行评估。应选择条件优者作为试点企业。

第二，根据行业特点，从生产流程的协同性出发，可优先在精密机械、工程机械、汽车、生物医药、能源管理和配置、钢铁、电力、运输、大型设备制造等企业中，选择试点企业。

第三，试点企业的选择，应选择企业领导对“5G+工业互联网”认知度高、积极性高、有专门研发团队和技术带头人的企业。

第四，“5G+工业互联网”要在制造企业的技术与生产环节打通“数字鸿沟”，这也是以技术经济思维推进5G技术赋能的关键。

重视“5G+工业互联网”所面临的体制障碍

“5G+工业互联网”建设作为国家战略，必须建立在开拓思想、打破体制障碍、政策协同推进、技术研发统筹规划的基础上。

目前，各地方高度重视“5G+工业互联网”的建设，但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一，政府规划缺失。目前各省市均设有“5G+工业互联网”的引导基金和专项基金，但其使用安排缺乏科学系统的规划，多采取“分蛋糕”方式，导致一些试点企业形成新的“等、靠、要”，坐等资金扶持；而一些缺乏基础的企业在某些中介机构的支持下向上“要”专项资金，地方政府又缺乏专业评估机构。这导致国家扶持资金被无效切割和流失，其结果往往只是建设了一批物理网和数据仓库，没有实用价值；而那些有能力、有条件的企业反而得不到资金扶持。这就严重干扰“5G+工业互联网”的有效推进。

第二，条块切割，协同推进差。“5G+工业互联网”是一个多技术领域、多环节、跨行业的系统工程。目前从国家部委到地方职能机构，在“5G+工业互联网”的建设中，仍存在多头管理、多头决策的问题：相关技术规划及软件、芯片的技术研发，和工业设计、传感器、设备改造，分由不同主管部门负责。如果各部分不能协同一致，在企业实施中必然导致新的“数字鸿沟”、“政策鸿沟”，就很难实现“统一规划、技术研发协同、产业推进同步、融合发展落地”。

第三，技术创新体制陈旧。长期以来，我国的技术成果转化率一直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其根本原因是政府扶持的应用技术研发项目，多倾向追求技术的先进性而忽视市场实现和产业化；“技术领先、国内外领先”仍是考评技术成果的第一标准。在“5G+工业互联网”的技术创新中，迫切需要一批能够快速应用于生产的高端软件、传感器、工业识别技术，需要国家给予支持，而这些技术研发本身也应是技术商品设计的过程。

我国目前在工业物联网中比较成功的案例，大部分来自企业对设备外部物联的需求，以及企业对生产者可视化管理的需求；在网络建设上主要是基于设备外接仪器仪表数据和设备外部可感知的动态数据的采集与分析。电信运营商对这类企业物联网的服务，主要搭建的是高密度的5G专网覆盖，而非按数据采集密度和数据流量密度分结构优化布网，故形成5G专网的资源浪费。因此，目前国家级的研究机构，需要尽快调整技术创新体制，在强化高端、基础性研究的同时，在应用研究中，要以“技术商品”的演进作为技术持续研究的重点，打破以单纯技术演进为导向的方式。 

如何推动“5G+工业互联网”创新融合发展

第一，建议国家建立“5G+工业互联网”统一协调机构，统一规划，政策协同一致。强化专项资金使用的管理，资金投放应与项目规划的科学评估统一进行。注重引导社会资本和各类产业基金参与“5G+工业互联网”的建设，对社会资本投资工业互联网可给予“风险保障资金”支持，并制定相应的政策和管控条例。

第二，强化技术创新与经济效益协同，大力倡导技术经济的思维方式。5G赋能新型制造业是一个全新的工业系统工程、全新的技术经济链条，国家规划要加强技术的整体性、联系性和配套性，要同步强化技术链条中的识别技术、传感器、可视化技术、设备链接技术、仪器仪表等可集成化的数据采集技术等的同步研发创新。国家的相关政策和资金的支持要协同制定，避免出现重叠和空白，提高政策实施的效果。

第三，“5G+工业互联网”的试点与建设要因地制宜，对不同类型、规模和等级的企业，要采取不同的方式。以5G与企业人工智能的对接和融合作为突破点，运营商5G专网的推进要充分考虑企业的具体应用场景，不能简单强调覆盖率。信息设备制造商要加强设备的售后维护服务，切实将设备上所具有的系统服务功能（如网络安全、数据处理、智能识别等），作为企业“5G+工业互联网”的考评与验收内容。对不具备条件的企业，地方政府不应“凑数”，不搞“形象工程”。要通过科学引导，让企业走出“5G+工业互联网”的雾里看花的窘境。各省市应选择真正有能力的企业作为重点示范；在关键环节率先突破，以重点引导，提高企业的认知和主动性。现阶段，企业工业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的建设必须照顾经济收益，处理好短期投入产出效果与中长期效益的关系。要鼓励有条件的大企业自主研发、自主推进，不简单依赖国家专项资金的支持。近期仍需要以“低成本建设拉动企业收入新增长点”为原则。

第四，加大对工业互联网硬件和软件人才的培养，特别是对优秀人才在个人所得税、职称评定等方面予以优惠。对有重大贡献的集成电路和软件人才，国家可以考虑设立优秀人才奖励基金。提高自主研发要重视鼓励和支持民营软件开发公司的创新和成果应用，改变目前一些从事工业互联网软件研发的高级工程师的“技术民工”状况。

第五，明确工业互联网应用过程中的知识产权。我国很多优秀的制造企业使用的设备大多是进口的，为避免知识产权纠纷，在建设工业互联网时应对工业设备进行一次普查，明确工业设备的自主可控性，通过有效谈判和知识产权的授权使用，合理合法利用数据资源。

第六，建议有关部门组织专门力量，选择重点企业，对企业高层领导进行系统化的知识培训，提升企业领导对“5G+工业互联网”的认知水平。

                              （编辑  高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