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同时也提出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

在我们10年来既有成绩的基础上，“一带一路”建设应该形成一个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发展格局，并从三个方面展开。

    首先，在理论构建方面。二十大报告指出，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近10年，我们在沿线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当然也遇到了很多问题和挑战。对于我们从事发展经济学的人来说，这一系列的成就也是一个理论创新的金矿，新结构经济学就是基于中国以及发展中国家经济建设的经验来提炼和总结的一套发展经济学。

    西方的经济理论在很多方面并不适合发展中国家，在国家发展的基础及相关前提条件方面都是不匹配的。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将我们自身独特理论进行提炼，能够更好地助力于全球更多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我们这些年在非洲的很多国家，包括东非的埃塞俄比亚、吉布提，西非的尼日利亚、贝宁、塞内加尔，还有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都有一系列的国别咨询项目，需要我们认真调查研究。基于这些国家本身的优势和禀赋条件，应该在现阶段发展什么样的产业，如何促进发展，以及如何把这个产业实际落地，真正能够创造就业、实现出口创汇，我们这个角色才退出。

    其次，系统观念方面。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系统的观点、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尤其是近3年来疫情的影响，我们也看到逆全球化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等趋势的上升，局部冲突动荡频发，世界进入一个新的动荡变革期。所以在这样情况下，关于经济全球化的认识和经济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不能单一地从生产成本角度考虑，而是要更加关注供应链的安全。我们国家面临粮食安全问题、资源能源安全问题，同时也要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其实在这三个领域，我们和很多发展中国家，例如容易被边缘化的非洲、南美国家，是有很大的合作空间的。

    比如像粮食领域，二十大报告中提到，中国人要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在农业合作方面，我们有很多比较先进的成熟技术，包括过去40年改革中形成的一系列经验，都可以推广到发展中国家去，这样就可能形成合力，也可以增加海外的粮食安全的保障。

    在多领域的产业链、供应链，我们在“一带一路”发展中，可以研究怎么样结合我们和所在国双方的优势，把我们的产业链更好地延伸，这也是一个重点可以发力的地方。

    另外，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我国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技术水平处于世界前列。2020年年初疫情还没有在全球范围爆发，当时我们接待了乌兹别克斯坦科技部的一个代表团，他们的想法很明确，要学中国的数字技术，包括电子商务、双边贸易方面的技术领域。此外其他的中亚国家，有些曾经是我们古代丝绸之路的重镇，他们也派代表前来考察。当时我们陪他们去参观了故宫博物院、沙滩红楼等有历史文化意义的景点。我们和各国之间不仅是在经济领域，在文化交流互鉴方面，也可以通过数字技术更好地去共同发展。

    再次，区域协调。二十大报告指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同时要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在这个领域我们完全可以支持“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发展，帮助发展中国家制定符合自身比较优势的发展目标。特别是中国周边的国家，我们可以把西部开发布局和周边国家的发展进行协调，尤其要发挥边境工业园区的作用，促进产能合作和产业升级。

    近期一些舆论说，越南可能正在替代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但事实上，越南的发展和中国的发展并不是零和游戏，在一定程度上，还能够体现我国产业链的延伸和产业升级。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和周边国家来协调发展产业链，这样也可以保障供应链的安全。很多周边的国家，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更希望能够成为我们发展的一个有力的补充，这样也是我们双循环理念的内容保障。

    我们研究的新结构经济学，有一个概念叫“有情社区”，其含义是在发展过程中，一定不能忽略人的需求。我们在海外实践的抓手之一就是工业园区。前不久联合国编写了一个海外园区的规范和指南，当时我们提了一个建议，就是在整个园区的设计、规划、编制过程中，一定要做到，每一步骤都要咨询周边社区的居民、包括社区领袖的意见，让工业园区成为社区发展的一个部分。

（编辑 季节）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功能”。我重点就此谈一些体会。

中美之争的核心是科技和创新能力之争

我曾在科技领域工作多年，现在又在科技型企业工作，深知在核心技术领域，美国和西方国家一直对中国严加防范、多方打压。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巴统协定，到冷战结束后的瓦森纳协定，中国始终是西方国家技术出口管制的主要对象国。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科技能力的不断提升，美国对中国的科技扼制变本加厉。其实这并不奇怪，因为在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分工体系下，中国只是被视为“世界工厂”，是对西主国家提供廉价劳动力和市场的“奶牛”。

多年前，北大周其仁教授曾与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有过一次精彩对话。周教授说，中国与美国的贸易关系就是用服装鞋帽换取大飞机，一个在低端，一个在高端。假如有一天中国也决定研制大飞机，美国人怎么看？萨缪尔森不假思索地说，那将是对美国永久的伤害。

近年来，美国对中国科技的打压已经到了连稍显斯文的“马甲”都不要了。每一份制裁清单，每一个法案，每一个关键技术出口管制，可以说精准到位、刀刀见血。从对华为的全球追杀，到完全禁止芯片对华出口，从限制中国理工科学生赴美留学，到对中国重点大学和企业的定点制裁，科技的“去中国化”已全面展开。

今天的中国早已今非昔比，“卡死”中国终将成为历史笑话。但是，在许多领域我们确实尚未完全摆脱受制于人的局面。知耻而后勇，期待我们能够把未来的创新之路走好。

新型举国体制重在体制创新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向来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在科技领域的举国体制表现得尤为突出，两弹一星、杂交水稻、载人航天、高速铁路等领域之所以能够实现科技的飞速进步，关键就在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目前由于科技结构的过度扁平化、财政预算的过度短期化以及研发与应用的脱节，这种体制优势在不少领域出现了异化和弱化。

科技结构的过度扁平化，是指科研院所、大学和企业等的研发活动，未能通过稳定的结构和组织形态实现合理的分工与衔接。竞争性项目管理体制进一步加剧了机构间的分割，有时甚至表现为彼此之间的恶性竞争。如果说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还可以通过行政指令的方式实现相关力量的组合与配置，那么在今天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大集中、大合作的机制和动力已明显缺失。

财政预算的过度短期化，是指目前大学和科研院所的经费中，财政稳定支持的基本上是人头费，而科研活动经费大多是通过竞争性项目获得，由此带来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研发活动的短期化。许多项目结题之日便是结束之时，很难形成代际传承，很难打造那些需要十年磨一剑的高端平台、知识积累、学术氛围。

新型举国体制，就是要着力打破目前产学研用彼此脱节的痼疾，从体制、结构和政策等方面推进既符合大科学规律，又充分满足国家目标导向的体系重组。为此，我建议在关键和前沿领域抓紧组建不少于100个国家实验室，全面创新体制机制。

第一，充分体现国家目标、稳定支持、开放共享，长远布局；

第二，大科学范式，技术科学主导，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工程技术融合；

第三，独立建制，主要委托大学、科研院所和企业（包括民营企业）负责运营；

第四，打破课题组负责人制（PI），既强调专业分工，更注重协同合作；

第五，定期评估，内部外部结合，定性定量结合，问题导向，结果导向；

第六，鼓励产业界参与，与应用场景有机衔接。

生物经济关乎国运

在世界近代史上，经历了三次科技及产业革命。造就了三次世界经济和政治中心的洲际大转移，同时深刻地影响了有关国家的发展命运和兴衰。以20世纪末的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为标志，人类开始步入一个全新的历史时代——生命科学与生物经济时代。如果说前三次革命都是物质的、客体的，那么新的科技革命则是生命的、主体的。无论愿意与否，我们每一个人都将卷入其中，融入其中。

看看近30年来生物领域的标志性进展吧，器官移植、动物克隆、转基因、细胞治疗、基因药物、蛋白质重组、基因编辑、合成生物、生物制造、人造肉……。仿佛沉寂的百花园，一夜之间突然绽放出无数绚丽多彩的花朵。在国家层面上，美国、欧洲和日本都纷纷出台相关的战略规划和行动，力争抢占新一轮竞争制高点。可以断言，在规模和影响力上，生物经济将远超以往历次科技革命。

这一切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在近代历史上，中国与数次科技和工业革命失之交臂。正在到来的新科技革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我一直认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决不只是经济规模的扩大，更为重要的是在世界格局大调整中掌握主动、后来居上，彻底摆脱依附于人、受制于人的地位。在此过程中，唯有生产力基础才能起到决定性作用，而生物经济无疑将扮演颠覆性、主导性角色。非常难得的是，我国已在整体上处于与发达国家相近的跑道上，有些领域开始并跑甚至领跑。天道轮回，中华民族终于站到新旧世界重大变局的交接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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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保障。持续推动制造强国建设，建设现代产业体系是新时代推进的国家战略。十年来，我国制造强国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制造业规模位居全球之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链更加完整，产业整体实力、质量效益以及创新力、竞争力显著提升。现今，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乌克兰危机、新冠疫情冲击国际供应链，国际贸易争端等给全球经济发展带来重大挑战，而中国制造业表现出强有力的战略韧性和持续的国际竞争力，保障了我国社会经济的稳健发展。党的二十大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加快建设制造强国”的重要论断，再次表明不论经济发展到什么阶段，实体经济都是我国经济发展进而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

制造强国建设成绩斐然

产业规模居全球之首。2012-2021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由16.98万亿元增长到31.40万亿元，^[①]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由22.39%提高到29.31%，^[②]在世界各主要经济体中位居首位；2013年以来，我国连续9年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出口国，制造业出口占全球比重由15.91%提升至21.57%，^[③]特别是2020年首次超过德国成为世界最大的机械设备出口国。

产业体系健全。我国工业拥有41个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在50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40%以上产品的产量位居世界第一。光伏、新能源汽车、家电、智能手机、消费级无人机等重点产业跻身世界前列，通信设备、工程机械、高铁等一大批高端品牌走向世界。

产业结构加快升级。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引领带动作用显著增强。2012-2020年，高技术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从9.4%提高到15.1%；装备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从28%提升到33.7%。传统产业焕发出新活力，企业数字化转型全面提速，技术改造投资占工业投资比重提高到47.1%，重点领域关键工序数控化率由2012年的24.6%提高到2020年的52.1%，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由48.8%提高到73%。

企业实力显著增强。骨干龙头企业加快发展壮大，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分别从2012年的19.7万亿元、21.7万亿元，增长到2020年的39.19万亿和37.4万亿元；在最新发布的世界500强企业榜单中，我国工业领域企业占有73家，比2012年增加28家。中小企业创业创新十分活跃，专业化水平持续提升，已培育4万多家“专精特新”企业、4700多家“小巨人”企业，近600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显著增强，2020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机构总数、研发经费支出均比2012年翻了一番，有效发明专利申请数增长了两倍多。

创新成果亮点纷呈。中国制造业坚持创新驱动，在一批高端装备研制上实现了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取得诸如嫦娥揽月、天问启程、万米深潜、北斗导航系统、高速磁浮试验样车等一系列重大创新成果。多项重大工程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创下多项世界首次。如港珠澳大桥创造了400多项新专利，多项达世界之最；水陆两栖飞机AG600近120万个标准件、98%的结构及系统零件全部由国内研制提供；复兴号高铁囊括了新材料、先进动力、计算机等诸多关键技术的群体突破。

“三步走”推进制造强国战略

制造强国建设之所以能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与党中央国务院重视实体经济发展，坚定不移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密不可分。

推进实施制造强国战略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制造业，多次对制造强国战略做出重要指示。中央文件多次指出：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要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攻坚战。

2015年5月19日，国务院发布《中国制造2025》，部署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为中国在2025年前后迈入世界制造业强国行列提供战略指引。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指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中国制造2025》，是党中央站在增强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保障国家安全和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中国制造2025》发布后，各部门、各地区认真贯彻落实，建立了高效的组织协调机制，形成了完备的配套政策体系，主要目标完成度较高，重大工程扎实推进，各项任务顺利实施，制造强国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和成效。结合我国制造业发展实际和未来制造业发展的要求，以及对世界制造强国发展水平的总体研判，我国提出实施“三步走”战略目标，为制造强国建设稳步向前打下有利基础。

第一步，到2025年，中国制造业进入制造强国第二方阵，迈入制造强国行列；第二步，到2035年，中国制造业将位居第二方阵前列，成为名副其实的制造强国；第三步，到2045年，中国制造业做大做强，从世界产业链中低端迈向中高端，中国制造业进入第一方阵，成为世界领先的制造强国。

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

智能制造是推进制造强国战略的主攻方向，是先进制造技术和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也是实现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技术路线。中国不能走西方串联式发展的老路，必须充分发挥后发优势，采取并联式的发展方式，践行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并行推进、融合发展的技术方针。

通过大力实施智能制造工程，截至2021年年底，全国工业企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分别达到51.3%和74.7%，比2012年分别提高了30.7和25.9个百分点。发布智能制造国际标准42项、国家标准300多项，基础共性和关键技术国家标准的覆盖率达到97.5%。建成了700多个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生产效率平均提高48%，产品研制周期平均缩短了38%，产品不良品率平均降低35%。截至目前，我国已培育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超过6000家，炼化、印染、家电等领域智能制造的水平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重视产业基础能力提升

产业基础是工业发展的“基本盘”，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支撑。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关键是要切实提高产业基础能力。十年间，从“工业强基”到“产业基础再造”再到“产业基础高级化”，我国通过采用新型举国体制解决“卡脖子”问题，聚焦产业基础“五基”领域，培育“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隐形冠军等方式，不断提升强化我国的产业基础能力。例如，高速铁路动车组用标准、车轮、车轴、制动设备、列车控制系统、车身材料等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机器人三大关键部件基本具备国产化生产制造能力，谐波减速器国内市场占有率达30%；新能源汽车核心“三电”技术方面，电池成组效率和能量密度高于同期国际产品，驱动电机市场占有率达80%以上，电机控制器在电力电子功率集成、高品质控制方面实现突破。

聚焦优势产业实现差异化发展

一些省市在探索本地区制造业发展路径时，从市场需求出发，集中本地区有限资源，力争打造世界级产业和产业集群。这种做法改变了各地区产业一哄而上、重复建设而造成低价竞争和产能过剩的痼疾，有力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差异化发展。例如，宁波市大力发展核心零部件（元器件）、基础材料等，在伺服电机、高端金属材料、高分子材料、稀土永磁材料和电子信息材料等细分领域培育形成全国领先、覆盖广泛的工业“四基”优势。合肥市不断创新产业发展模式和成果转化方式，形成了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先导、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优势产业为主导的先进制造业体系。湖州市以绿色智造为主线，坚持绿色低碳发展理念，大力发展产业基础好、特色优势突出、发展前景广阔的高端装备、信息技术和生物医药三大新兴产业。泉州市狠抓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重点打造纺织鞋服和建材两大世界级产业集群。

制造强国建设的显著特征

党的二十大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发展和转变也应该具备中国特色，制造强国首先必须是制造大国，不仅追求“强”，还要“又大又强”。

衡量制造强国“大而强”的标准，除了中国工程院《制造强国发展指数》所提出应达到或十分接近日本、德国的水平，还需要有若干标志性的特征，例如制造强国应具备雄厚的产业规模、优化的产业结构、良好的质量效益、持续的发展能力。我们经过测算、预测和国际比较，提出制造强国的六项特征及目标值如下：

一、产业规模。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比重，目标值设为30%。

二、产业基础。“五基”（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基础材料、基础工艺与装备、工业基础软件和产业技术基础）国内市场满足度，目标值设为70%。

三、优势产业。世界领先和世界先进产业工业增加值占制造业工业增加值比重，目标值设为40%。

四、优势企业。世界500强企业中制造业企业数量，目标值设为世界前三。

五、创新能力。单位制造业增加值的全球发明专利授权量，目标值设为世界前三。

六、能源消耗。单位制造业增加值能耗，目标值定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0%。

新征程上坚定不移推进制造强国战略

未来三年是我国建设制造强国非常关键的时期，也是开启二十大新征程的重要时期。在总结成绩的同时，我们应看到，与美德日等制造强国相比，中国制造还有相当的差距，存在一些突出问题，需要调整战略思路。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从而为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贡献力量。

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加快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研究中国特色的制造强国战略推进方法和路径。

制造强国建设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根本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要把民生产业放在制造强国发展的突出位置，为人民提供更安全的食品、更便捷的交通工具、更先进的信息消费产品、更丰富的产品选择。要通过智能制造实现民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提高单位产品生产效率，降低原材料和能源消耗，实现全要素劳动生产率的提升。

要坚持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制造强国建设要实现优化财富分配的功能。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下大力气，把经济发展的重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战场，也是财富分配的主战场。通过数字赋能，提高劳动力、资本、土地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单位产出价值，增加初次分配收入。加快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推动制造业从价值链中低端向中高端跃迁，从而有力推动经济持续发展和国家财力的增加，让全体人民共同享受发展成果。

“锻长补短”，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近年来，我国有关工业部门都在大力推进“补短板”，以疏通“卡点”“堵点”，旨在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与此同时，我们的制造业要想不受制于人，应该要跳脱固定思维模式，扬长补短，一手“补短板”，一手“锻长板”，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那些要在达到世界领先或先进地位的优势产业基础上，培育一批如光伏、重稀土材料等在全球具有话语权、控制力和引领力的细分产业。要举全国之力，攻克集成电路及专用装备、操作系统和工业软件、航空发动机等“卡脖子”难题，形成基本安全可控的产业链供应链，最终实现我国制造业发展由“跟跑”、“并跑”走向“领跑”。

智造赋能，打造技术创新主战场

今后15年，是智能制造这一工业革命核心技术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国制造业要集中优势力量，力争实现战略性重点突破，实现中国制造业的换道超车、跨越发展。从现在到2028年，深入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工程”，到2028年，“互联网+制造”即数字化网络化制造在全国得到大规模推广应用；从2028年到2035年，深入推进“制造业智能化升级工程”，到2035年，新一代智能制造在全国制造业大规模推广应用，中国智能制造技术和应用水平走在世界前列，实现中国制造业的智能升级。

自立自强，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

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实施突破工程，着力解决“卡脖子”问题。以国家产业基础专家委员会编制的《产业基础创新发展目录》为指导，推广“链式推进”方式，到2025年，使“五基”（基础零部件和元器件、基础材料、基础工艺与装备、工业基础软件、产业技术基础）产品和技术的国内市场满足度达到70%。加大对“五基”领域中小微企业的扶持力度，培育1000家“专精特新”世界冠军企业。

打造优势产业，推进产业链现代化

各地方应从实际出发，本着差异化、特色化发展的原则，努力打造若干个在世界有影响力的特色产业和产业集群。加大世界领先和先进的产业基础性和前瞻性研究，加大对产业集群和龙头企业的支持力度，进一步扩大优势。继续培育新的优势产业，提高中高端产品比例，推进产业链现代化。

做强通信设备、轨道交通装备、输变电装备、纺织、家电等优势产业，重点培育航天装备、新能源汽车、发电装备、建材等优势产业，打造标志性特色产业链，全链条培育高端芯片、氢燃料电池汽车、5G设备、民用飞机、高端医疗影像设备、新型显示等特色产业链，形成具有关键控制力的技术和产品。集中优势资源，构建技术先进、产业链上下游紧密协同、供应链集约高效、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领先产业和产业集群。

培育优秀企业，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国际影响力

造就一批具有技术引领能力、产品定义能力、产业链关键节点掌控能力和资本输出能力的大型跨国企业集团。支持这些企业建立具有技术引领能力的研发中心，鼓励企业牵头承担国家重大科技计划项目，提高产品的全球市场占有率和企业盈利能力，支持大企业实施兼并重组、走出国门，成为产业链“链主”。

着力培养一批竞争力强、“专精特”高成长性中小企业。这些企业不以产量规模制胜，而是专注于细分市场上的某一产品，满足专门的客户群；具有很强的创新活力和研发能力，掌握核心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采用独特的工艺、技术、配方或特殊原料进行生产，使产品拥有区别于其他同类产品的特性，以“专精特”构筑企业的竞争优势。

加强绿色化改造，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以节能减排和智能化改造为重点，加大对企业技术改造的财税政策支持力度，力争2025年我国单位制造业增加值的能耗接近制造强国水平，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深入推进源头减碳，积极发展太阳能、风能、核能、氢能等新能源产业，加强储能和智能电网技术及装备研发，加强可再生能源和分布式能源推广应用，提升再制造行业能级。实施碳汇工程，在高载能行业实施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示范。加快绿色示范引领，推动绿色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打造绿色产品、绿色工厂、绿色园区和绿色供应链标杆。推动先进适用重大低碳技术在重点行业示范推广，积极开展零碳化项目示范工程。

（编辑  宋斌斌）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与重要支柱，建设完善的现代财政制度是促进国家治理的重要途径。而中国式现代化为未来财税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明确的改革方向。

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变迁及实践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我党在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使命与任务，也是指引中国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的伟大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①。应该说，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深化与发展，是中国对世界文明进步的重要贡献。

现代化的内涵是指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化，这种变化包括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等各个层面的转变。现代化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各个领域，渗透于多层次、多阶段的历史过程。我们可以把现代化理解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前沿。

按照西方主流思想的解释，“现代化”在经济学意义上，基本等同于科学技术革命推动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流行，以及与之伴生的大规模货币信用机制在经济生活中的流行和应用，社会阶级的分化，随着工业大生产方式带来的财富的增长和社会福利的增加，人民教育水平的提高，等等。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也在反思现代化产生的种种弊端，那种将现代化完全等同于发展和进步的看法是有问题的。现代化存在内在的弊端，如对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对环境生态的破坏，资本对劳动的强势，等等。基于此，才有后现代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出现。中国共产党在20年前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思想理念。

现代化一般以国家，或以某个跨国区域为基本地理单元。现代化包含创新、选择和淘汰，也包括导致社会结构的改变和权利的再分配，也必然导致经济发展模式的变化与财税的变革，等等。

我国在20世纪60年代逐渐确立的“四个现代化”，是建立在“现代化”一词的基础之上的，并对现代化概念做了界定与拓展。毛泽东主席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①1960年3月18日，毛泽东主席在同尼泊尔首相的谈话中，再一次重申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安下心来，使我们可以建设我们国家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科学文化和现代化的国防”。1964年12月，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建议，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在二十世纪内，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邓小平在一次会见外宾的谈话中就曾明确指出：“我们现在讲的四个现代化，实际上是毛主席提出来的，是周总理在他的政府工作报告里讲出来的。”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谈到：“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而不是少数人富裕；中国式现代化是一条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道路，在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繁荣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是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把发展和保护、利用和修复有机统一起来，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是一条坚持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坚守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不断以现代化的成就造福自己也惠及世界。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财税体系

建设完善的现代财政制度是促进国家治理的重要途径，而中国式现代化为未来财税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明确的改革方向。中国式现代化不拘泥于理论的框架束缚，也不照搬西方的财税模式，而是实事求是地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财税体系建设之路。

1．财税改革要有利于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中国式现代化始终贯彻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原则，这就要求财税改革方向应以构建公平的分配制度与财税体系为基础，以发挥财政的公平、效率原则推进社会公平发展，以人民为中心制定治国理政方略，提高经济活力和财政收入，最大限度提高人民群众的福利水平。

2．财税改革要适应国家发展的要求。中国式现代化要求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以财税政策促进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步入良性循环，发挥财税政策的激励性与保障性作用，推动宏观经济健康、持续、快速发展。

3．财税改革要支持产权保护。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就要求财税改革坚持以产权保护为核心，从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方面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优化营商环境，发挥财税制度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

4．财税改革要支持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坚持把发展经济的重心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这就要求财税政策的制定必须能够对制造业产生激励效应，促进产业经济“脱虚向实”，以科技创新推动实体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5．财税改革要适应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新业态、新产业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坚持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新的增长引擎。这就要求财税政策对数字技术、数字经济给予重点扶持政策，有效促进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以及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发展，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6．财税改革要促进绿色环保、生态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把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并积极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这就要求财税改革应以绿色财税为导向，以减少或控制碳排放为抓手，建设绿色财税体系。

构建适应中国式现代化要求的现代财税政策体系

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要求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决定性作用，还要求明确定位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发挥政府对公共产品、社会稳定、经济秩序的综合治理作用。

构建现代财税政策体系是一项伟大的战略性、全局性任务，不仅要统筹发展与安全，还要实现增长与防风险的长期均衡；现代财税政策具有公共性，必须从公共秩序视角推进经济和社会秩序的建设，进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

构建基于公平收入分配的财税政策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建设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体系。进一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履行好政府再分配调节职能，发挥慈善等第三次分配的作用，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我国应进一步构建促进公平分配的税收、社保、转移支付政策，发挥财税政策对收入调节的作用，合理调节城乡、区域、不同群体间分配关系，规范财富积累机制，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增进人民福祉。

构建促进科技创新的财税政策

科技创新是实现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重要引擎。我国应进一步构建驱动科技创新的财税政策，对基础研究、科技前沿领域研究、独创性专利技术研究加大财税扶持力度，不仅局限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等政策，并且从财政补贴角度增加对市场主体及相关机构的科技投入支持力度。

构建促进产权流动与产权保护的财税政策

中国式现代化要兼顾不同社会利益群体的利益，既要大力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又要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这就要求公平对待不同所有制经济和保护各类产权主体的利益，构建以产权界定、流动与保护为核心的财税政策，建立一套基于产权制度的财税政策体系：一是国家应公平公正处理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关系，制定对各类产权主体相对公平的财税政策；二是实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赋予土地承包权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经营权融资担保权能，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三是构建基于公租房、共有产权房的财税政策，让收入较低人群及进城务工群体也能享受到改革开放的红利，体会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构建促进数字经济持续健康有序发展的财税政策

数字技术的迭代革新和数字经济的蓬勃兴起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已经走在世界前列，中国式现代化也彰显出数字技术对国民经济的驱动作用与特殊贡献。我国目前对数字经济发展采取包容审慎的态度，既要积极鼓励和扶持数字经济发展，又要对数字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行重点监督、有序管理。未来需要进一步促进数字经济发展。首先，必须加大财政政策对数字技术创新发展的扶持力度，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大数据技术的迭代更新与普及应用，实现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的融合发展；其次，构建与数字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税制体系，形成一套数字税制体系；第三，要加强对互联网、大数据驱动的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业态、新模式的财税治理与审计监督。

构建保障国家安全、人民安全的财税政策

中国式现代化以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为根本，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科技、军事、文化、社会等安全为保障，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这就要求财税改革必须确保粮食安全、能源资源安全、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加强对军事、国防安全的财政投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理的保障能力，加强国家公共信息与个人信息安全。

构建促进绿色环保、生态健康的财税政策

中国式现代化坚持把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并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有计划、分步骤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行动，深入推进能源革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这就要求财税改革以促进碳减排为抓手，构建涵盖碳税、环境保护税、资源税等在内的一系列税收政策，形成中国式绿色税制体系。

（编辑  宋斌斌）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的要求。对于新时代中国文化发展、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提炼、传播、运用具有普遍意义与中国特色的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已经成为一个重大任务。

这样的精神标识应该是形式简洁的而不是形式繁复的，语义清晰的而不是语义模糊的，普遍认同的而不是局部认同的。最重要的，这样的精神标识是真正的中华文化精髓，可以穿越历史延续至今，可以成为指导今天和未来中国文化建设的精神理念。

人文精神的内涵与当代价值

人文精神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挖掘最具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内容，就要从中国文化中深层次的精神入手，找到精髓，体现要义。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中国佛教史教学和研究的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楼宇烈认为，“与西方文化相比，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精神，也是一个最重要的特征。”

2017年，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这是第一次以中央文件形式专门阐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作，主要内容包括“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人文精神”三项。其中关于中华人文精神的具体阐释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多样、珍贵的精神财富，如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处世方法，文以载道、以文化人的教化思想，形神兼备、情景交融的美学追求，俭约自守、中和泰和的生活理念等，是中国人民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情感样式的集中表达，滋养了独特丰富的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人文学术，至今仍然具有深刻影响。”这既展示了中华人文精神的基本内涵，也充分肯定了中华人文精神的当代价值。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报告中列举的这十个具体文化价值观，大多体现了鲜明的人文精神。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是追求人的全面解放的理论，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明确提出，“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这些都体现了鲜明的人文精神。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时代化发展。

事实上，人文精神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是具有广泛认同度与强大生命力的。更重要的，对于推动新时代文化建设特别是文化高质量发展，人文精神是具有指导性的精神理念，应把握其内涵与要求，并贯彻到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实践进程中。

文化高质量发展的实质是什么

文化高质量发展的实质是“人的发展”，不是“物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持续发展，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是自主发展阶段，摆脱了僵化与教条的约束，文化发展的自发性与自觉性不断提升；第二是规模发展阶段，文化产业形成并快速发展，文化事业不断拓展，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建设；第三是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基于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文化发展在国家发展整体格局中的地位与作用日益凸显。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进一步指明了中国文化发展的道路与目标。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文化发展质量对人民生活质量愈发重要。文化高质量发展需要大投入，但仅有投入是不够的，与经济发展主要关注物质世界不一样，文化发展主要关注精神世界。文化是“生活之光”，但不应仅仅是“技术之光”“资本之光”，更根本的应是“人文之光”。提升文化发展质量，要有正确的理念，准确的目标，明确的途径。文化体现并提升了人的精神、思想与能力。文化发展的根本任务就是“以文化人”。文化发展的实质就是人的发展。

文化发展包括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前者体现市场性，后者体现公共性。仅仅发展文化产业、通过文化赚钱是不够的，这常常会导致文化的低俗化，导致滥用人性的“竞低”。比如直播、短视频、网络游戏等领域的一些文化活动与产品，尽管很“火”很赚钱，但其价值观导向与外在的行为依赖是有问题的，特别是对青少年成长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

以为发展文化事业就是文化发展的主体也是不全面的。不赚钱的文化发展不一定就能发挥文化的社会效益，公共性不代表有效性。比如大量闲置的公共文化设施、送出去的文化演出和出版物无人问津等，就不是高质量的文化发展。

文化产业、文化事业只是文化发展的形态划分，不代表高质量与否。文化高质量发展的实质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特别是精神发展，让人的精神更加自由、丰富、积极。只要能实现这样的目标，不论是文化产业还是文化事业，都是高质量的文化发展。换言之，在文化政策制定的过程中，不能简单以文化产业或文化事业之分来选择政策着力点，而应以文化发展对人的发展的有效推动为根本衡量标准。

文化高质量发展追求的目标

文化高质量发展追求的是创造性、多样性的文化，而不是重复性、单一性的文化。

对于文化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一系列明确要求，“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为此，要尊重文化的特性来发展文化。从国内文化发展来看，目前要注意一些干扰文化创造性、多样性实现的思潮。这些思潮的突出表现：西方中心主义，缺乏文化自信；精英主义，轻视民间文化；商业主义，以垄断市场来垄断文化；技术主义，以形式炫酷掩盖内容空洞；大汉族主义，忽视多民族文化的丰富性。

2022年8月中央发布的《“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提出，文化是国家治理之魂。在文化政策制定和城市治理的过程中，要有正确的文化理念，才能有正确的治理举措与政策体系。特别应防止命令主义。比如城市建设中恢复历史文化街区，不能一刀切、一张图管住一条街，否则设计出来虽然整齐，但毫无活力，外面漂亮，但不考虑舒适性和实用性。城市不仅是用来“看”的，更是用来“住”的，要能让人们产生亲近感、归属感。高质量的城市文化发展应能体现城市历史文化气质，提升市民的内在精气神。

推动高质量的文化发展，要尊重历史，尊重民众，尊重专业。当认识到文化多样性的必然，认识到文化精神性的特质，对文化发展的规律就会有很深入的把握。

文化高质量发展需要培育人文精神

文化高质量发展需要高质量的人才，基本特质是兼具文化使命感与文化创造力的人才。要培养全民特别是青年的人文精神、人文情怀与人文素养。

从人类历史上看，文艺复兴时代实现了从神到人的转变，是进步；进入资本主义时代，推动了从人到物的转变，《共产党宣言》中说，“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仅仅考虑利害与经济的人类社会，物质进步了，精神却退步了。

培育人文精神，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目标。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中华人文精神源远流长。儒家讲求“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物为本”。《论语》记载，孔子的马厩失火，孔子问“伤人乎？”不问马。儒家讲求“以民为本”，不“以君为本”。孟子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事实上，近代西方启蒙思想也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找寻滋养，伏尔泰就被称为“欧洲的孔子”。

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重要的是守住中华文化根基，根深才能叶茂，守正才能创新。处理全球性挑战与冲突，世界文化普遍在“向东看”与“向后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华人文精神具有世界意义与时代意义。在全民中加强人文精神教育，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于历史自觉与文化自信，成就真正拥有中华文化精神与素养的新青年、新国民。

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重要的是以具有人文精神的文化内容为本，以技术表现、商业实现为辅，本立而道生，不能本末倒置。科学主义者会把人看作物，人文主义者则把物看作人。人文精神的重要体现是具有人文认知力，即对文化产品、文化作品的评价，不能以规范与否、赚钱与否的标准来评价，而要以共情与否、深刻与否、原创与否、灵动与否来评价。

总之，文化发展是人的发展，能够打动心灵的文化就是高质量的文化，能够让社会更加和谐与进步的文化就是高质量的文化。在推动当代中国文化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中华人文精神会绽放出愈加耀眼的世界之光与时代之光，中华文化影响力会大幅提升，中华文明新发展将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的贡献，成为世界持续和平发展的强大人文能量。

（编辑  杨利红）

我们党走过百年历程，正在迈向第二个百年目标，在这个历史节点上，党的二十大强调，要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要坚持人民至上，自信自立，守正创新，问题导向，系统观念，胸怀天下。报告提出“守正创新”这一原则，是有特别重要意义。

深刻理解守正创新

我理解，守正就是坚守初心、宗旨，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创新就是立足中国国情、立足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与时俱进，不封闭僵化，不断加强历史主动，不断发展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用以武装我们的头脑，指导我们的实践。回顾过去5年、以及新时代10年的工作，我们深刻地感到，我们所以顶住了国际上各方面的压力，取得一个又一个成果“守正创新”是一个十分关键的因素。

从十六大我们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二十大提出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我们党一步一步走过来，始终立志于中华民族的千秋大业，始终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不断地明确新的目标，把我们的国家领向复兴，领向现代化，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一种守正创新。

    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的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地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这是坚持守正创新指导思想的又一个重要体现。在新的历史阶段，我们的目标是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式的现代化是党中央和总书记在认识论、方法论上为我们树立的一个榜样，是守正创新的一个典型。总书记特别强调了，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中国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我们的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要让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相互协调；人与自然要和谐共生，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特征。这就是守正创新的“正”。

党的自我革命是守正创新的重要表现

中国共产党处于执政地位已经73年了。我们都知道，党史上延安时期，毛主席和黄炎培有一次著名的对话。当时黄炎培问，未来共产党执政以后，怎么样能够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律？毛主席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路子，那就是实行民主。习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着重指出，我们又找到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我党的自我革命，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这是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与党的建设理论的意义重大的创新。

习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再次强调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并且向全世界呼吁，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这个提法是意义深远的。它既和过去多年来西方大力传播的“普世价值”划清了界限，，同时又是在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形势下，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有人认为，“共同价值”和“普世价值”只是文字上的差异，而我认为这里是有本质区别的。西方人只是片面强调民主和自由，我们则把各国人民的发展、把广大人民的幸福放在第一位，坚持和平发展这一全人类的共同最高诉求，这个顺序不能颠倒。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人类共同价值这是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方针，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更加完善的市场经济，实行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的新体制。在这里，一方面坚持了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思路，同时提出了“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从而也回答了一段时间以来存在的一些不够清晰的，乃至比较混乱的思想认识。

（编辑  季节）

必须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我们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现这个宗旨的思想路线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由为人民服务的根本立场决定的，又是实现为人民服务的唯一途径。我们党在早期革命斗争中经历了右的和“左”的错误路线并付出了巨大代价，毛泽东同志深切认识到，“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的精髓，是我们党必须遵循的思想路线。他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首次提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1] 并致力于用实事求是的精神教育全党，为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保证。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在一次次求索、一次次挫折、一次次开拓中完成中国其他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根本在于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2]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与责任担当，把实事求是精神贯穿到治国理政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面对一系列长期积累及新出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如：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和特权思想严重，腐败问题触目惊心，一些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信心不足，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以及社会上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不时出现，网络舆论乱象丛生，民生保障存在不少薄弱环节……，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果敢抉择、锐意进取、攻坚克难，带领全党全国人民进行了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党的二十大报告总结了工作中的各种困难、问题；科学地从实践中提炼出“中国式现代化”新话语，和分别到2035年和本世纪中叶分两步走把中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报告还对完善“一国两制”、推进祖国统一、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以及新时代党的建设，做出了全面部署。

只有从党的百年历史、从新中国建国70多年历史，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从过去10年国际国内的具体条件和遇到的各种困难和挑战，以及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人民所进行的伟大斗争的实际出发，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出发，才能深刻理解在过去10年我们党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所走过的征程和开创的新局面来之不易，这既是一个坚定不移地不忘初心，以人民为中心的奋斗过程，也是一个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纷繁复杂的局面中去科学地认识各种矛盾和这些矛盾之间的相互联系，从而正确地认识客观世界并有效地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

在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过程中，特别需要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事求是，把党的二十大精神与本地区、本职工作联系起来，努力实现对事物内在联系更深的认识，把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的进程朝前推进，做到学用贯通、知行合一。

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精神

多年来，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积弊很深。对党的重要精神的学习，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一问题。如一些单位的学习停留在“一开大会布置，二要求各种学习活动留痕，三要求每个党员记笔记、写体会、做台账，以备上级部门的检查”。这种学习方式看起来大家都很忙，但实际上往往流于形式。

学习二十大精神的关键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这个“理论”，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二十大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在理论和实践的创新与突破，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时代化最新成果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要联系的“实际”，就是我们国家面临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社会环境、生态环境和党的建设的实际；联系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职责和我们日常的本职工作。按照党的二十大精神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分两步走的战略部署，和对今后5年的工作安排，搞清我们的职责和工作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位置，搞清工作中还存在哪些困难与问题，明确如何担负起肩上的职责，如何以攻坚克难的精神来推进。

二十大报告指出：“一些党员、干部缺乏担当精神，斗争本领不强，实干精神不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现象仍较突出”。报告在“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部分关于“以严的基调强化正风肃纪”中进一步要求：“持续深化纠治‘四风’，重点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从严治党和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关键是要认真学习和大力弘扬实事求是精神。

切实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痼疾

在现实生活中，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问题仍十分严重，广大基层干部和人民群众对此深恶痛绝。一些领导干部不愿意对下面的实际情况做深入的调查研究，不注意听取基层和群众的意见，不去分析所存在问题和形成这些困难所依据的条件，不区分不同基层的不同情况，只根据上级的要求或文件对具体工作定指标，量化分解，层层下达，通过排名考核来推进。

比如，在脱贫攻坚中，湖南麻阳县创造出对符合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户，采用依靠村两委和村民代表简化信用评估程序，给予5万元政府贴息的小额扶贫贷款，在实践中取得很好的扶贫效果。但是，有关部门对小额扶贫贷款机制能够顺利运作的具体条件和对各地不同情况没有进行认真的具体分析和总结，对是否会产生大面积逾期不还的情况没有进行认真评估的情况下，就开始大力推广，并以小额扶贫贷款发放量作为对各地的考核指标。此后中央强调严防金融风险，有关部门又以小额扶贫贷款逾期率不能超过2%为指标对各省进行考核，这又逼得地方政府层层加码，以逾期率不得超过1%来考核县级，造成基层非常被动，每月底要去银行查询该项贷款的逾期率，甚至要想办法筹款，先把超过1%逾期可能的部分还掉。而主要发放小额扶贫贷款的农商行，对贷款逾期率风险的标准是：工商贷款不超过5%，农业贷款不超过8%。他们不理解，地方政府为什么要对逾期率超过1%的小额扶贫贷要如此紧张。

又如，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的过程中，政策要求对每块承包地必须确权到四至。[3] 一些地方农民在农民专业生产合作社内，已把承包时细碎化的各家土地整合起来，打破了田埂地界，成方连片统一耕种。这样不仅利于农业的规模化、机械化和统一灌溉管理，还因去掉田埂地界后，耕地面积增加了10%-15%，显著提高了农业产量，提高了合作社与农民的收入。因此，这些地区的农民和基层干部要求承包地确权以“确权不确地”的方式进行，即只确定一家承包耕地面积，但不必确定该地的四至。如果有农户要退出合作社，可以从连片的耕地边缘划出他家承包的相应面积。这种合情合理、有利于统分结合、群众希望的确权方式，就是得不到上级的同意，给农业合作化与规模化经营造成很大的困难。

在农村的生产生活中，类似的例子很多，像新农村建设、农村改厕、小水利建设项目、农村党的建设等等，都有形式主义的表现，基层干部的很多精力被无谓地消耗，人民群众对中央好政策的获得感，也相当程度被这种形式主义的工作方式所抵消。

又如，这两年经济形势趋于严峻，地方财税收入增长困难。一些地区的领导机关不做深入调研，不与基层共商持续发展之道，而是盲目要求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提高相应的考核指标。由于这种高指标脱离了实际可能，逼得基层造假，也催生出一批只注册不经营的空壳公司，和一批专门通过给企业注册搬家牟利的招商引资中介。从最终考核来看，招商引资的数量增加了不少，但实质性的生产经营活动和税收并未增加，反而无谓消耗掉基层的许多人力、财力资源。

在行政领域对公务员为民、清廉、勤政的要求，就是这样被“压茬推进、层层压实、考核排名”的逻辑所压倒。许多基层干部疲于应付各种任务，许多资源也都消耗在这个过程中。一说起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人人痛恨，但为什么现实中却禁而不止，杜而不绝？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关键要剖析其思想根源和存在土壤。

坚持自我革命，真正把以人民为中心落到实处

形式主义的特点是只唯上、不唯实，只从上级的要求或文件出发，不从事物的实际出发，用行政手段来强行推进各项工作的产物。在思想方法上表现为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但是，“形式”要成为“主义”，一定与官僚主义分不开，即眼睛只朝上、不朝下，只希望得到上级的肯定，而不管下面的实际情况如何。在这些人的思想中，对上级负责才能达到目的。由此，对深入基层调研、倾听群众和基层干部的意见毫无兴趣，在他们心目中，“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只是挂在嘴上的口号，缺乏践行实事求是的内在动力。我们党长期执政的现实和科层制的行政体制，“官本位”、“官大一级压死人”为官僚主义提供了深厚的土壤，也为形式主义的产生与蔓延创造了条件。在这个意义上，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也是我们党自我革命的一个重要方面，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以人民为中心落到实处。

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必须认真学习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学习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实事求是精神。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4] 它表明，唯物辩证主义的阶级性和实践性是统一的，缺一不可。在今天，我们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与实事求是的精神是统一的，离开了实事求是精神，以人民为中心也就失去了行动的准则，由此也决定了对上级机关负责和对人民群众负责是统一的，而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5] 什么叫实事求是？就是要把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作为我们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深入实际、了解实际，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怎么才能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呢？“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做调查”，“没有满腔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6]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不只是思想方法问题，也是党性强不强问题。从当前干部队伍实际看，坚持实事求是最需要解决的是党性问题。”[7]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要求。什么是党的光荣传统？报告中概括了“三个务必”：“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什么是党的优良作风？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所指出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8] 这三大作风正是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弘扬的党的优良作风。

弘扬党的优良作风，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抓好党员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为此，二十大报告特别指出：“促进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带头深入调查研究，扑下身子干实事、谋实招、求实效”，首先要求领导干部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抓住决策行政的核心环节，才能推动全党弘扬实事求是精神。

（编辑 碣石）

内容提要：荣毅仁创办和发展中信公司所体现出来的优秀企业家精神，构成了中信发展史上最重要的精神坐标，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宝贵精神财富。本文从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视角，探求荣毅仁企业家精神产生的时代渊源、思想脉络和实践基础，反映其在历史转折中的贡献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理论、方针到实践探索的关系；本文在对荣毅仁大量文稿、讲话和中信企业史料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总结荣毅仁企业家精神的丰富内容；分析论证这一精神对于中国企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价值，提出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与弘扬企业家精神在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助力民族复兴伟大事业中所具有的重要引领意义。

主题词：荣毅仁；中信公司；企业家精神

荣毅仁是中国现代民族工商业者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创始人。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中，他将中信事业的发展同党、国家和人民联系在一起，为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他的带领下，中信公司肩负改革试点和开放窗口的历史使命，积极履行国有企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责任，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上不懈探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业绩，成为综合优势明显、若干领域领先、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国际一流企业集团。荣毅仁在创办和发展中信公司中所体现的崇高思想和品格、作风，已成为中国当代企业家精神的典范，不仅对于中信事业的传承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宝贵精神财富。

荣毅仁企业家精神的形成及其特质

企业家是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活力主要来自于企业，特别是来自于企业家、来自于企业家精神。作为当代中国一位经历和地位都十分特殊的优秀企业家代表，荣毅仁的企业家精神形成和发展于两个不同历史阶段的企业经营管理实践。第一阶段（1937年至1956年），荣毅仁是荣氏家族企业的管理者，主要是继承和光大父辈守正创新办企业的优良传统。第二阶段（1979年至1993年），荣毅仁是负有国家重要使命的国有企业领导者，他成功地将中信公司建成一家综合性的跨国企业集团。在传统赓续的基础上，他与时俱进，继往开来，以更高的时代站位和更主动的历史自觉，塑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全新的企业家精神。这一精神体现了一位优秀企业家的使命担当，是他的信念和追求所在。

除旧布新的时代使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时代特色，改革开放是决定社会主义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关键一招。在中国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走向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折中，荣毅仁创建了中信公司，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了重要贡献，书写了一段恢弘壮阔的企业传奇。在除旧布新中探索和开辟改革开放的方式和路径，既是中央交给他的重要任务，也是时代赋予他在历史转折中的特殊使命。其优秀企业家精神，因此具有深刻的时代渊源和历史印记。

在当代中国历史时期的划分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起于1978年年底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文化大革命”结束后， 在长期“左”的错误影响下，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中外科技差距进一步拉大，人民的温饱都成问题，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向何处去，是荣毅仁在国家走出低谷后的思考，也是当时摆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亟待回答的问题。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指导思想，决定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这一重大转折，打开了中国发生历史性巨变的战略通道，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也让荣毅仁看到了党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愿望、勇敢开辟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坚强决心。

1979年1月17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仅26天，邓小平与荣毅仁等5位工商界著名人士座谈，听取意见建议。他充分肯定荣毅仁提出的引进技术、管理，发展金融、贸易的意见，希望他围绕对外开放和经济工作干一番事业。邓小平对荣毅仁说：“你主持的单位，要规定一条：给你的任务，你认为合理的就接受，不合理的就拒绝，由你全权负责处理，处理错了也不怪你。要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从商业角度来考虑签订合同，有利润、能创汇的就签，否则就不签，应该排除行政干扰。所谓全权负责，包括用人权。只要是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搞好，就不要犹豫。”[①] 这极大地激发了荣毅仁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贡献聪明才智的热情，使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他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建立国际投资信托公司的建议，很快便得到批准。当年10月4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荣毅仁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改革开放之初，百废待兴，却藩篱重重，现代化建设并没有现成的道路可走，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国家急需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边缘部分形成突破，通过试点摸索规律、全面铺开，通过窗口宣示政策、扩大共识，这是富于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正是在这样特殊的历史转折关头，经济工作和企业管理经验丰富、具有广泛国际影响与威望的荣毅仁，被中央委以重任，成为改革开放的先锋人物。荣毅仁创办中信，因应了改革开放的要求，使中信与4个经济特区一样，成为中央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抓手，它的成立甚至比1980年深圳等特区的建立还早一年。如果说，经济特区的创办，是改革开放在面上的试验田；那么，荣毅仁创办中信，可以看作改革开放在点上的试验田。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的基础上，邓小平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他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②] 虽然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在当时还有不少“禁区”，在有些领域和地方甚至举步维艰，充满曲折，中信公司的发展模式也曾受到一些人的质疑，但荣毅仁认定邓小平指明的方向，不计个人荣辱得失，率领中信人大胆实践，勇于克难攻坚，为中信成功地开辟出一条服务改革开放的创新发展之路。1984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中外经济合作问题讨论会全体中外代表时明确指出：“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可以作为中国在实行对外开放中的一个窗口。” [③] 荣毅仁的企业家精神，正是在这一伟大历史转折的特殊时代背景下形成并不断丰富和发展起来的。

与时俱进的思想脉络

荣毅仁历经中国现当代巨大的社会变革与转型，其企业家精神来自于这一历史进程中先进的思想观念和文化、精神等影响，具有深刻的思想认识根源。

荣氏家族企业曾是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中规模最大的家族企业集团，也是近代以来中国企业家精神传承最成功的典型。作为荣氏家族的代表，荣毅仁从青年时代起就怀抱实业救国的理想，辅佐父辈经营面粉、纺织、机器制造和金融等庞大的家族企业。他继承了荣氏家族的企业经营思想和爱国、诚信、创新、实干、勤俭的精神，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与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方式和管理制度结合起来，希望以民族工业的发展效力国家。全国解放前夕，在荣氏家族已相继迁往海外的情况下，荣毅仁作出留在国内的决定，为以后关系新中国国计民生的经济稳定和发展起到积极作用。这既是他面对历史的正确抉择，也是荣氏家族企业家精神的体现。

新中国成立后，荣毅仁坚决拥护并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满腔热忱地领导荣氏企业投入新中国建设事业。毛泽东、周恩来、陈云、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和感召，对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和启迪。经过自己的学习、观察、体验和思考，荣毅仁对党的理论和方针政策的认识不断提升，对于在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也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更从这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身上看到了共产党人的深邃思想和崇高精神。他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主动提出对申新纺织公司等荣氏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在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起了带头作用，为新中国的工业振兴作出了重要贡献。作为跨越新旧两个时代的企业家，他在自我重塑中为企业选择了一条符合社会发展规律、顺应历史潮流的道路，成为中国工商界的一面旗帜。

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党中央的信任，邓小平的重托，使年过花甲的荣毅仁实现了兴办企业报效国家的夙愿。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于荣毅仁的激励和影响极为深刻。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是荣毅仁创办和发展中信的根本指导思想。在《邓小平文选》中，《搞建设要利用外资和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我们的宏伟目标和根本政策》《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等5篇重要文章，就是出自邓小平参加与中信公司有关的会议和会见活动的讲话，集中体现了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些重要观点。荣毅仁说，这些讲话“阐述了党的工作中心转移、中国的基本国情和改革开放国策、政治目标、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新时期的外交政策和统一战线方针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几乎可以说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缩影，使我受到深刻的启示和教育” [④]。中信成立5周年时，邓小平为中信亲笔写下“勇于创新，多作贡献”的题词。也正如荣毅仁所说，“这个题词既包含了小平同志对中信公司已取得成绩的嘉勉，而更重要的是对中信公司乃至全国企业界提出了一个永无止境的奋斗目标，要求我们在经营观念、管理体制、业务开拓等方面不断探索，勇于实践，坚持改革开放，为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更多贡献。”[⑤] 这些期勉和要求，体现在荣毅仁领导中信发展的过程中，成为荣毅仁企业家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富于创造的实践基础

荣毅仁的企业家精神，是在其企业经营管理实践中形成的。荣毅仁亲手创办的中信公司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成长壮大，在诸多业务领域实现快速发展，为他构筑起一生事业的巅峰，更为荣毅仁企业家精神的丰富和弘扬提供了深厚的实践基础。

为服务经济体制改革，中信公司根据国家需要积极开拓业务。虽然创立之初就面临着突破传统观念和体制束缚等考验，但中信在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通过在诸多业务领域的一系列艰辛探索，发挥“拾遗补缺”的作用。在荣毅仁主导下，中信富于前瞻性地成立了我国第一家信托公司、第一家融资租赁公司、第一家经济咨询公司、第一家房地产公司，建设了第一座高档涉外商务办公楼，组建了亚洲第一家区域性的商业卫星运营企业，首批成立了由国有企业创办的商业银行，创建了最早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专业服务机构。由中信作为建设主体成片开发的宁波大榭岛，成为国内唯一实质由企业建设和管理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中信打造的一批龙头企业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探索市场经济道路和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积累了宝贵经验。

为服务对外开放战略，中信公司努力运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挥对外窗口的作用，国际化发展取得了丰硕成果。国门初开，荣毅仁大胆借鉴国外知名企业经营发展行之有效的做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广泛开展中外经济技术合作。一是解放思想“引进来”。聚焦国民经济急需而又薄弱的能源、交通、原材料等领域，与外国投资者合作成立了国内最早的一批合资企业；在国际资本市场发行债券、吸引外资，用于仪征化纤、云南磷肥、齐鲁石化、平朔煤矿等一批国家重要项目。二是勇于探路“走出去”。根据国家长期依赖进口物资的需要，率先在海外直接投资，在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等国投资了波特兰铝厂、塞尔加纸浆厂、西雅图林业和凤凰钢厂等一批资源性项目。积极布局港澳业务，将中信泰富打造为在港主要经营平台，陆续投资于基础设施、航空、商贸、电力、电讯、房地产等业务，成为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的第一家红筹股公司；收购濒临倒闭的香港嘉华银行，成为第一家在海外收购商业银行的中国企业，创造了香港处理“问题银行”样板的“嘉华模式”。

从1979年至1993年，荣毅仁领导中信公司走过14年发展历程，中信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在实现跨越式增长的同时，创造了中国企业发展的一系列经典案例，更成为孕育荣毅仁企业家精神的一片热土，是这一精神不可或缺的实践条件和前提。荣毅仁大力倡导的32字“中信风格”以及在此基础上提炼形成的中信核心价值理念，正是来自这一实践过程，被中信人视为最宝贵的无形资产和文化财富，引导中信事业行稳致远。

荣毅仁企业家精神的特质

荣毅仁企业家精神的形成，决定了这一精神的以下特质：

一是鲜明的民族和时代特征。荣毅仁企业家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继承和发展，体现了中国企业家的理想、意志、智慧、性格和传统，可以扩展为整个民族的精神追求；它又是企业家在现实奋斗中最活跃和强大的内生动力，是先进的社会形态及其发展趋势在精神上的反映，因而在企业发展中总是能够根据时代前进和历史任务的要求，焕发出不断延展的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精神气象。

二是崇高的道德标识。荣毅仁企业家精神之所以具有独特的影响力和感染力，是因为它占据了道义高点，拥有高尚的道德力量，彰显了优秀企业家在企业改革发展的特定环境和特定考验面前的价值选择和道德实践。这一精神的高度道德自觉不仅在于做事，更在于做人，可以极大地激发起企业群体的思想情感和道德意愿，培育正确的行为判断和道德责任，提高道德实践能力尤其是自觉践行能力。

三是贯通的思想内涵。荣毅仁企业家精神与当代中国先进的精神谱系具有相融相通的共性，包含了基本的思想内核，体现了诸多一以贯之的理念内容，既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相契合，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相承接。无论是党和国家积极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还是全社会普遍认同的改革开放精神、特区精神、劳模精神，与荣毅仁企业家精神都有一些相同或相通的内容表述，同属于先进精神的基础内容，共同彰显了先进生产力所代表的思想品格。

四是厚重的实践属性。荣毅仁企业家精神把真理的力量、信念的力量转化为企业成长中人格的感召，是通过具体的经营管理实践来实现的，具有丰富的立体的呈现方式。从精神与实践的关系看，这些精神内涵的概括，并非概念的拼加，而是从中信事业发展中大量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具体事件或重大决策过程中抽象出来的。这一精神生动具体的表现，无一不是历史过程的真实存在，因而才有可能形成人们长久感知和领悟的精神长河。

    （编辑 尚鸣）

      香港的改革与开放

   发展是香港的第一要务。自2020年6月30日颁布实施香港《国安法》之后，香港这几年完成了由乱到治的转变，新的执政团队正在推动香港由治及兴的发展，这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这个大背景下推动的，我概括这就是“港版的改革开放”。

     香港要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枢纽

   香港是一个开放经济体，香港未来发展需要深度开拓它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国际枢纽的功能，这其中涉及三个方面。

    第一，开放功能的拓展。香港在过去是四大中心，“十四五”规划中明确了香港八大中心的新定位。

    第二，开放疆域的扩展。过去香港的国际化的联系主要集中在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一些联系，但联系并不深。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和深化对外开放，未来香港开放的疆域也必须不断扩大，要把开放重点融入发展中国家。

    第三，开放内涵的深化。香港必须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背景，才能够拓展自己的开放。

           破除利益固化藩篱  深化改革

深化改革涉及三个方面。

    第一，行政改革。特区政府要从过去的小政府大市场，转为一个有为政府和高度市场化有机结合的管理体制。例如，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上任后发表的首份施政报告（2022）中提出，将要成立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设立共同投资基金；政府设立系列KPI，推动行政绩效考核制改革。

    第二，市场改革。虽然香港是一个高度开放的市场，但是仍存在着一些地产财团的垄断行为，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行业保护。

    第三，社会改革。香港政府的执政理念要转为以人民为中心。习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特别提出，要破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对香港来说，现在的核心是解决土地房屋问题。特首施政报告中推出了很多实锤的问题，现在就看如何一步一步扩大土地供应，尽快推进解决房屋问题。

    社会改革层面中，受到更多关注的是香港北部都会区的建设。北部都会区是香港与其他国家和地区进一步发展经济联系的桥头堡，同时也是深圳和香港深化合作的重要载体。其中涉及到三个方面的意义。

    第一，将过去的围港两岸的都会中心，拓展成双重的中心。在靠近深圳的北部都会区将新建一个都会中心，它跟过去发展模式最大的不同是产城一体化，而不是过去像天水围、屯门这样简单的“睡城”。这样把未来发展创新科技的产业放在北部都会区，形成“南金融、北创科”的城市布局。同时，随着在北部都会区开拓更多的土地，解决香港住房保障和贫富差距的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载体。香港自身的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一部分。

第二，讲中国叙事的构筑与国际传播。讲好香港故事本身也是讲好中国故事的一个组成部分。过去我们在涉及香港问题上经常讲“维护港澳的长期繁荣稳定”，这两年比较普遍的说法是“由治及兴”。这个话语变化的背后，固然反映了治港历史阶段的变化，其意涵也具有更为丰富的想象和阐述空间。

    香港之“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产物，其内涵也必然要摆脱美西方学者在上世纪60-70年代塑造的现代化概念。不仅要突破其所设定的标准，而且要摆脱其内置的依附性话语逻辑；摆脱西方中心主义、欧洲中心主义，使其具有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所以香港的“兴”需要一个新的阐述、新的构筑，也需要一个新的亮度。

    2021年，香港TVB推出了一部电视纪录片，叫作《无穷之路》，其第二集为《无价之宝》。这是TVB第一次触碰现实的中国内地题材，它用一种港式叙事方式，讲述中国扶贫故事，真实而感人，在内地和香港热播，叫好又叫座，成为去年两地纪录片市场深受关注的文艺事件。

    《无穷之路》的突破，不仅在于它善于讲故事，精于传播之道，更在于它摆脱了香港影视剧、纪录片当中惯常的对内地的那种歧视印象，开始以一种平视的视角来观察国家巨变，客观观察中国式现代化。这种成功地将国家叙事与影视市场有机结合的方式，有力地证明了港人参与国家叙事所展现的巨大传播力和社会感染力，从而呈现出香港参与国家叙事的巨大发展空间。

    多年来，香港一直处于中外意识形态交锋的突出地带。这个位置非常特殊，斗争也非常激烈。香港所处的转口港地位，使得它不仅仅是货物的交流，也不仅仅是移民，还有价值观的交流与碰撞。可以说，在过去100多年，西方式现代化从香港向内地输入，而未来中国式现代化将从香港向海外传播。

    香港发展的八大中心定位之一，就是要建设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这个中心的建设不仅仅是要建设场馆及举办各种展览，更应该具有深层次的价值观的构筑。中国叙事的传播是香港应该承担的责任，这是香港在中国式现代化中重要的价值和角色所在。

    第三，在《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

    首先，海外乱港组织对香港本地进行隔岸遥控，煽动“软对抗”和城市恐怖主义。在去年的法官选举中就曾煽动投白票或者不投票，对香港稳定还在持续产生影响。

其次，香港海外乱港组织正在展开政治游说工作，参照以色列游说团体的做法，正在形成一个所谓“城市、国家和国际三级游说”的机制。一方面在国际舞台上打香港牌，抹黑中国形象，另一方面在固化海外香港人的“港独”认同。    

第三，前不久在曼彻斯特领事馆门口发生的冲突，其背后实际上是港独组织正在运用2017年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推出的“锐实力”概念，即对海外的亲华力量和我们的驻外机构进行纳粹式的“清算”和威胁，威胁我国的海外利益。

    香港面临着地缘政治的风险，包括金融市场和城市安全的威胁。从2020年开始，香港持续受到美国的制裁，现任特首和政务司长等人都在美方的制裁名单里面。在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和机制方面，香港自身尚未完全形成一整套机制，还没有完成“23条立法”，也没有完成国家的反外国制裁法的本地立法，在制度和机制建设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编辑  季节）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央对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坚定支持，指出“巩固提升香港、澳门在国际金融、贸易、航运航空、创新科技、文化旅游等领域的地位”。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香港正处在从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新阶段，未来5年是香港开创新局面、实现新飞跃的关键期。机遇和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①]香港国际金融中心虽面临着新挑战，也迎来了对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深度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重大新机遇期和关键期。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面临的总体形势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取得的成就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形成，有其特殊成因和区位优势，在自然演化的基础上，集中体现出国家资源配置政策中重点体现的主权意志。

香港回归25年来，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始终高度重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依托“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香港实现了从区域金融中心向国际金融中心的跨越，国际竞争力和全球影响力大幅提升。

香港金融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一是在全球自由经济体方面，香港已经连续25年蝉联全球最自由经济体。2022年9月8日，加拿大著名智库菲沙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2年度报告》，香港在参加评选的165个经济体中继续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该报告选取的五个评估项目中，香港在贸易自由和监管项目排名第一，在政府规模和货币项目，列第13位，在法律制度和财产权项目列21位。二是在金融业方面。金融业是香港经济的重要支柱。2021年，香港金融业增加值超过6000亿港元，占本地生产总值的23%，所占经济的比重较回归前翻倍，为香港本地提供了约27万个就业岗位；香港国际金融机构聚集，根据香港金管局的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7月，香港拥有认可的183家银行机构资产总额达26.96万亿港元。[②] 三是在金融市场方面。香港资本市场得益于中国经济的腾飞，1998年至2021年，港交所首次公开募股(IPO)规模从不到10亿美元上升到2021年的428.7亿港元。此外，香港还成为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市场、第四大外汇交易中心、亚洲第三大债券市场以及亚洲最大的基金管理和私人财富管理中心。2021年，在香港安排的国际债券发行量达2070亿美元，占市场份额34%，位列亚洲首位，在港安排及发行的绿色可持续性债务融资达570亿美元，在港进行资产管理的持牌法人为1979家，私募基金管理的资产总额达1800亿美元，在亚洲仅次于中国内地。[③]

内地经济发展支持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

回归25年，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举世瞩目成就的背后，是强大祖国的支持。

内地企业赴港上市壮大了香港资本市场。香港回归以后，大量内地企业赴港上市，对香港资本市场的发展起了重大推动作用。在企业通过香港资本市场获得发展资金的同时，也有力促进香港本地经济快速发展，巩固和提升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截至2022年4月，内地企业在港上市企业1370家，占港交所上市企业总数的53.3%，占港股总市值的77.7%。[④]

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香港回归后，中国人民银行等国家金融主管部门在香港开展了跨境人民币业务试点，香港成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市场，也对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起到积极作用。根据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2022年5月人民币追踪报告（RMB Tracker）数据，香港的离岸人民币结算额占全球的74.36%，大幅领先于伦敦、新加坡等离岸人民币清算中心。此外，香港是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资金池和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2021年底，香港离岸人民币存款余额达到9268亿元，占全球范围内的比例接近60%；在离岸人民币债券发行中占比超过80%。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注入新动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新时代中国全面对外开放的新举措，湾区总面积5.6万平方公里，7000多万常住人口，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整合了国内最有活力的市场、最完整的产业链条和最前沿的对外开放阵地，以“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开世界未有之先例。香港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大局，充分发挥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将香港金融优势和深圳产业创新互补融合，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注入新动力。

当前香港国际金融中心面临的挑战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可以预见，在“由治及兴”新阶段，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面临诸多新挑战。当前，香港已经成为中美竞争的“前沿阵地”，金融制裁和动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成为美对华战略竞争的选项。同时，香港经济产业结构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应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⑤]

挑战1：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双重特征是把“双刃剑”

基于“一国两制”安排下的香港是一个具有双重特性的金融中心。

第一，作为国际金融枢纽，其金融市场的开放自由程度以及各项指标均居全球前列，市场流通量高，资金进出灵活，不设外汇管制，对外国机构参与本地的金融市场也基本不设准入限制。这种高度开放的机制一方面吸引了大量投资，另一方面因联系汇率机制，在信用紧缩下会面临外资银行激进撤资的金融风险。2022年，美联储开启了加息周期，加息的幅度和频率不断加强，香港正面临着巨大压力。相关数据分析指出，香港银行体系结余2022年底可能跌穿千亿大关。这种国际资金大进大出的极端情况，在非常时期会冲击香港金融稳定。第二，香港又是中国主权治下的一个城市，其经济活力和市场资源高度依赖国家经济体，但在金融运作规则、监管框架和法律制度上与内地相差较大。长期以来，这种双重性已经成为一把双刃剑，香港凭借自己独特的优势为中国做出了巨大贡献，对内地金融市场的发展产生了影响，同时积累的潜在风险因素也值得高度重视。

挑战2：香港短期经济存在风险

从长期看，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香港经济增长放缓明显。香港的经济结构缺乏对流动性收紧与外需收缩的抵御能力。香港经济周期相比其他高收入经济体呈现出大起大落的特征。

从短期看，香港短期经济风险不可忽视。一是经济下滑。香港2022年二季度本地生产总值（GDP）环比增长0.9%，同比下滑1.4%，低于0.2%的预期中值，显现出第五波疫情对经济造成的沉重打击。二是本地失业率高企。自2022年1月开始，香港受疫情影响，消费及旅游相关行业大受影响，失业率从2021年四季度的4%进一步上升至5.1%的高位，6月虽回落至4.7%，但仍处于高位。三是连续三年人口净流出，金融业人才短缺。根据政府统计处最新的数字，2022年年中香港人口的临时数字为7291600人。与2021年年中人口7413100人比较，减少121500人，跌幅为1.6%，连续3年出现人口净流出。[⑥]以行业计算，金融在内的3个行业受挫。四是对外贸易呈现下滑。2022年第一季度，香港对外贸易下跌4.5%，与2021年四季度13.5%的强劲增长形成强烈对比。五是IPO大幅下滑。据普华永道预计，2022年上半年香港主板上市数量较去年同期减少53%。上市募资额方面，2022年上半年香港市场总融资额同期下降92%，预计总额为171亿港元。

挑战3：中资金融机构缺乏市场主导权

香港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堪称全球一流，是全球银行最集中的城市之一，但在香港占据主导的大型金融机构多为“外来户”。在回归前，汇丰将原来设在香港的总部迁到伦敦，直到现在，还没有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大型金融机构将总部设在香港。[⑦]近年来，中资银行、证券业、保险业在港快速崛起。截至2021年年底，中资银行资产占香港整体银行业已超过三分之一，中资保险公司占去年全港有效长期业务保费收入约五分之一。近几年，中资投行承销香港市场IPO已经超越了传统的西方国家知名投行。[⑧] 但香港始终没有形成来自国家经济的大型金融机构，市场主导权尚不能实现完全“为我为主”。因此，香港金融市场波动性相对较大，特别是在金融危机来临时，缺乏本地大型金融机构的支持，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如何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当前，虽然面临内外挑战，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在未来仍是“机遇大于挑战”。

在新阶段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是中央对香港的重要战略定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香港要以坚持“一国两制”原则为基础，以维护香港金融安全为底线，以保持独特地位和优势为关键，推动香港从国际金融向全球金融中心迈进。

“一国两制”是基础和制度保障

 “一国两制”是香港成就国际金融中心的基础，同时也为香港保持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在“一国两制”的基础上，香港自回归以来一直分享内地的广阔市场和发展机遇，维持安全法治的营商环境，占得发展先机。一直以来，香港安全、法治、自由、开放、金融营商环境得到全球金融业界人士的高度认可。

但在过去有一段时间，在贯彻“一国两制”中出现了“走样”“变形”的情况，甚至出现影响国家安全、危害香港繁荣稳定的严重局面，威胁到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中央依据宪法和基本法，果断出台了香港国安法，有效遏制香港的各种乱象，从国家层面为香港特区撑起维护安全发展的大伞，香港实现了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因此，在香港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是基础。在“一国”原则的基础上，保持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两制”独特地位和优势，是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制度保障。

维护香港金融安全是底线

在由治及兴新阶段，面对全球新的动荡变革期，要将维护香港金融安全放在重要位置。一是壮大中资金融企业在港的实力，使其真正成为能维护香港金融市场、金融安全的主导力量。香港金融市场的发展，需要有根植国家经济、拥有强大实力的金融机构支持，这对市场话事权、定价权等至关重要。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角度，在危机时刻，强大的中资金融机构将筑牢维护香港金融安全与政治安全的底板。二是推动中资金融企业在香港科创中心、北部都会区建设上发挥重要作用。加大金融支持香港“再工业化”并发展实体经济，用金融服务国家创新驱动战略与香港创新科技发展结合，有力服务推动香港经济产业转型升级。三是中资金融企业应在破解香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中切实发挥作用。切实落实习近平主席“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要求，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打破利益藩篱，协助特区政府解决香港土地问题、住房问题，深度参与公屋等建设，为解决香港深层次矛盾贡献中资金融力量。四是探索设立内地与香港金融大监管网络，堵住金融监管漏洞。推动在香港建立金融大监管机构，进一步完善内地和香港之间金融监管沟通机制，加强应对跨境风险和危机处置的交流合作，完善风险应对和危机处置制度安排。[⑨]

主动对接“十四五”规划是新动力

“十四五”规划是国家发展的战略性、纲领性规划。主动对接“十四五”规划，是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新动力。在国家“十四五”规划中，明确了香港“八大中心”定位，支持香港发展四大固有优势产业，关于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功能，涉及强化香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及风险管理中心功能等。此外，“十四五”规划还提出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中心、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及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四个新兴中心”，为香港充分预留了特色鲜明的“香港角色”，为国家所需留下香港金融所长的“接口”。香港正在变被动对接为主动对接，以“十四五”规划为契机，加快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步伐。

主动服务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香港独特的区位优势、开放的制度环境和成熟的资本市场，处于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结合点与对接点，使其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最佳纽带。

从内循环来看，香港要充分发挥“投资桥梁”的作用，引导国际投资者和跨国企业加大对内地新兴产业的投资，特别是加大投资内地的绿色金融资产。香港要发挥现代金融服务业的先发优势，融合大湾区区域人才、产业和基础设施优势，通过金融和产业优势互补，将构建“科创中心-现代服务业中心-先进制造业中心”三位一体的良性循环，有望带动大湾区率先实现创新驱动，拉动中国产业升级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总体步伐。

从外循环看，在金融层面，要强化香港作为“熟悉内地，连通世界”的“超级联系人”功能，对内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对外形成共建“一带一路”和RECP的金融枢纽，加快香港加入RCEP的步伐，担当融通中外的资金桥梁，强化离岸人民币业务区域辐射地位，优先开展对RCEP区域为重点的东南亚人民币业务辐射；以香港为桥梁，拓展数字人民币运用场景，探索数字人民币在RCEP支付落地。[⑩]

主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粤港澳大湾区内的城市各有特点、各有优势。香港和大湾区内地城市在产业和金融方面要发挥优势互补、错位竞争，实现创新协同发展。要当好“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大湾区的龙头，强化香港与湾区内其他城市特别是深圳的合作。在产业和金融融合方面，要推动“强科技、弱金融”的深圳与“强金融、弱科技”的香港取长补短，融合发展。在双碳产业方面，“十四五”期间将建设绿色低碳湾区，大湾区作为国家绿色投资的先导，要充分发挥香港绿色金融优势，为绿色低碳湾区提供资金融通。在制造业方面，做好“香港研发、湾区制造”的机制融合创新大文章，香港在做好研发的同时，发挥好自身融资和金融科技优势，加快与湾区城市的互补发展，实现互利多赢，服务推进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便利创新要素跨境流动。

抓住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机遇

习近平主席要求香港不断增强发展动能，主动对接“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韩正副总理在香港第七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强调，希望香港做强专业服务，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法律、航运、金融、咨询等专业服务，打造“一带一路”综合服务平台。[11]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为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提供了规模更大、范围更广的全面开放机遇：第一，要打造服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便利融资的资本市场。推动香港主动参与共建“一带一路”金融高质量发展，利用其在债券市场、企业IPO、风险投资等融资优势，提供集资和融资多元化的金融平台。其次，打造服务“一带一路”的人民币离岸中心。共建“一带一路”需要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成为共建国家贸易和投资的结算货币。当前，全球主要金融中心都在争取成为人民币主要的离岸市场。中央政府通过在香港建立最大的跨境贸易和投资的人民币结算中心，支持香港人民币债券市场和完善香港人民币回流机制。香港应主动抓住“一带一路”发展机遇，以强大升级版的人民币离岸市场支持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最后，打造成亚太地区绿色金融融资中心。“绿色丝绸之路”发展是实现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柱。据相关机构预计，亚洲未来30年的气候投资需求约66万亿美元（约515万亿港元），香港可望成为绿色金融融资中心，国家大力支持香港作为区内的绿色及可持续金融中心，担当“绿色桥梁”的角色，通过在港设立“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基金，引领ESG（环境、社会、治理）投资，全方位支持在共建国家和地区的绿色投资。

保持香港独特地位和优势是关键

保持香港独特地位和优势，在金融方面主要应在以下几方面着力：

一是继续保持“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金融区位独特优势。发挥“国家所需、香港所能”创新发展香港金融市场。香港金融应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并非让香港金融业内地化。要加强香港国际化程度高，与国际接轨的金融优势，推动金融创新力度，加大发展数字金融、绿色金融、金融科技、科创融资和风险投资，创新大宗商品市场建设，布局战略性商品交易，支持国际、国内交易商参与香港大宗商品市场交易、交收和结算，在市场博弈中争取国际大宗商品定价权等。

二是继续发挥香港“金融人才”独特优势。人才的竞争力决定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后劲，要优化环境，吸引更多专业人才留港从业，培育更多具有国际视野及大局观的管治人才。

三是继续保持香港普通法体系的独特优势。从法律制度对经济影响看，普通法地区的资本市场相对大陆法地区更加活跃，市场更具深度，对小股东的保护更加有力，对国际经济和国际贸易的影响力也更大，这也是成就如纽约、伦敦、香港、新加坡等国际金融中心的原因之一。作为国家唯一实行普通法的司法管辖区，香港普通法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形成和巩固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国家所需，香港所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内地企业通过香港与海外资本市场便利对接和国际资本重视香港金融市场的重要原因。要保护和支持香港作为普通法独一无二的接口的正常运作，维护香港普通法体系，切实强化落实“十四五”规划纲要香港建设亚太区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的配套措施，发挥香港在司法上国内国际“超级联系人”作用。

（编辑  杨利红）

因实践创新之树，收获学术创新之果

中国实践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创新实验场，许多实践已经进入西方主流知识未知水域，很多时候，用西方理论难以解释中国实践。关于经济计划的理论，主流西方学界的理论文献，主要是上世纪40-50年代学者们关于计划经济的辩论。然而，中国的五年规划已经远超原来计划经济意义上的国家计划。

例如，哈耶克反对计划经济的一个核心观点，是认为信息是分散的，中央计划部门不可能完全掌握。我认为，经济社会中很多关键信息不是分散的，而是集中的，是整体性知识而不是分散性知识，而国家规划恰恰是运用整体性知识的有效机制。同时，中国五年规划已经创造了目标治理体制，一旦制定了规划目标，中国就能通过目标匹配、政治引领、目标分解、规划评估、项目制定等一套整体机制，来推动国家目标的实现。因为中国有一个重要的制度特征，一旦制定了国家规划目标,就全力推进规划实现，能够做到言必信、行必果。

中国的伟大实践为理论创新提供了巨大机遇和丰厚土壤。基于本国实践推进理论创新，这是我们需要承担的历史使命。现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从学术上完成了现代西方社会的自我确证。同样，中国道路、中国实践也需要在学术上获得自我确证，需要回答“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个元命题。这个使命必须由中国学派来担当，不可能指望外国人。其关键在于从理论为中心的研究范式，转向理论结合实践为中心的研究范式；不是去“西天”取经，而是向实践取经，先进入实践的“现场”与“田野”，从感性认知上升到理性认识。通过理论对话、理论假设、实证检验等过程，建立理论和实践的强连接，使得我们的理论真正来源于实践，反映实践，并接受实践的检验。

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学术创新

推进中国学术话语创新，要善用中国独特理论资源，最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二是中华传统优秀文化。马克思主义倡导的人民立场、系统思维、辩证思维、唯物史观，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回答了为谁做学问、怎么做学问的根本问题，能够从根本上指导我们学术的研究。“实践进一步，理论长一寸”，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成果是基于“两个结合”，党的理论创新在实践中不断与时俱进，这对于我们推进学术创新更是具有直接指导意义。

我们曾经在对中国决策模式的研究中，对中国五年规划的决策过程进行了梳理，我们将其概括为集思广益型决策模式，分为五个环节：第一，屈群策。政策前期，需要广泛收集各方意见，梳理消化、头脑风暴；第二，集众思。把收集起来的意见进行集中，然后撰写初稿；第三，广征询。就初步稿件，广泛征求各方意见；第四，合议决。通过集体议决方式通过决策；第五，告四方。这是我们从五年规划编制过程中概括出来的学术概念。我们体会到，这一决策的底层逻辑，就是党的理论所概括的民主集中制，先民主后集中，集中起来、贯彻下去的这样一个过程。

实际上，这是同一个实践对象的两套语言表达。一个是从党的理论话语角度进行概括，一个是从学术话语体系概括。这两者不完全相同，但构成了相互支撑的关系。与此同时，从国家战略视角来看，国家提出的一些重大战略构想，同样需要学理支撑与学理阐述。在这个过程中学者不能缺位，要使我们的学术研究与国家战略紧密结合，服务于国家战略。

运用好传统优秀文化理论资源，向现代学术概念进行创造性转换

中国有自成体系的悠久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的特征是简明扼要、直指根本，其中的文字、成语、口头禅等都蕴含着深刻智慧，更别说那些传世经典了。这为我们当代学术创新提供了丰厚的文化营养。但是传统观念并不是现代学术概念，需要按照现代学术规范进行建构和创造性转换。例如，我们基于中国兵家的“天时地利人和”理念，提出一个“三圈理论”的概念，以此和哈佛提出的“价值、能力、支持”这一“三圈理论”进行对话。我们认为，天时地利人和要比哈佛的三圈理论更从根本上决定了战略成败；它的思想根基于传统观念，但在形式上采用了西方现代学术的建构和表达方式。然后，我们把这个工作进一步拓展，基于对中国兵家博大精深的战略思想的梳理，探索将它发展为“三圈九畴”：天时包括时势（战略趋势）、时局（战略格局）、时机（战略机变），地利包括地数（战略资源）、地力（战略能力）、地位（战略方位），人和包括人心（战略认同）、人谋（战略主动）、同人（战略同盟），探索将其发展为中国战略分析理论。

融通中外理论新概念，由俯首学之到立而论之

推进中国学术话语创新，不是关起门来搞创新、自说自话，而是要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这是在一个开放世界中的东西之问、东西之学，只不过与西方理论的关系由仰视转为平视，由俯首学之到立而论之，由之前许多人将西方理论看作顶层理论并进行中国案例验证的做法，转变为提出中国理论，并与西方进行平等对话和交流。

原创思想是话语权竞争的战略制高点

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是在开放的全球学术环境中进行的。如果我们从全球学术体系分工来看，可以看到它类似于全球产业链的分工，而且这一以西方为中心的知识生产分工格局，通过一整套的学术评价标准、教材、期刊等全球知识生产传播体系固化下来，非西方国家要想实现突破是很艰难的。中国学术界面临的挑战，实际上与企业面临的问题差不多，一是“核心技术”被卡脖子，就是原创理论，二是全球知识生产传播体系是西方国家主导的。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关键要从这两个方面突破。

原创思想是哲学社会科学的皇冠。我们要将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各个领域的中国学派的发展放在更高的战略位置，推动哲学社会科学更多转向原创性理论的创新。只有形成自主知识体系，才能摆脱自己表述空缺、而被别人表述的被动状态，才能摆脱伟大实践遭遇强势西方理论控制与贬抑的被动状况，才能使得中国的伟大实践与理论创新是趋同的，构建自主创新的理论体系。

当然，构建自主理论体系并不意味着告别普遍性，拥抱特殊性，而是要追求更高意义的普遍性，要把握住那些目前还是少数的、个别的，但是未来越来越会成为大量、普遍的事物的规律性。社会科学的普遍性不同于自然科学，而是谁领先，谁能够被别人接受和效仿，谁就有普遍性。中国很多实践已经处于人类最前沿，越是中国的，越是世界的；需要用中国眼光、中国心智来重新思考人类社会中的方方面面。只有扎根中国传统，扎根中国实践，回应全人类的普遍关切，才能提出中国原创理论，为人类社会普遍性问题提出新解释与新表述，用中国道理解释人类发展。

从学术国际化到学术全球化

从国际化被动方角度而言，国际化就是积极与国际接轨，接受国际规则，获得国际认可。但是到了今天，我们的学术创新应该要有全球化的意识和能力，不但要主动融入全球化，还需要有输出全球化的能力。在原创理论上要有突破，同时要主动构建中国主导的全球知识生产与传播的生态体系。因此，应在以下方面进行突破。

第一，中国思想对外的传播，向世界传播中国的学术理论。这几年我们也做了一些尝试，向国外输出更多有代表性的学术产品。

第二，可以推动设立中国主导的国际奖项。中国学者有国际认可的需求，海外学者，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学者，也有到中国来受到国际认可的需求，由此可以探索设立各种国际奖项。

第三，可以探索创办多语种期刊。人工智能可以实现不同语言之间的快速转译，虽然可能目前还不太精确，但是为创办多语种期刊创造了条件。这将是一种新型全球化下的学术模式，每个人都用本国语言写作，但是又可以实现国际对话。

第四，加强对全球学科评估与学术标准的能力建设。可以依托“一带一路”建设等，逐步推动建构新的学科评估与学术标准。

第五，加强由中国主导的国际学术共同体建设，包括全球学术论坛、国际学科组织等。

我们要遵循为中国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立传的学术宗旨，以实践创新带动学术创新，阐述中国之道，回应世界之问。

（编辑 季节）

水泥是中国建材集团在基础建材领域的重要业务板块，其拥有约全国四分之一的水泥产能。作为中国建材集团的成员单位，中建材信云智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云智联）以“智能+”赋能企业智慧化转型，立足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企业管理三大领域，着力打造传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解决方案，已在水泥、电力、煤炭、新能源等诸多行业建立了标杆案例。

水泥行业的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

水泥行业和多数工业行业一样，未来发展离不开智能工厂和智能制造。根据智能制造相关国家标准和《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模型》，智能制造的成熟度分为五个等级：规划级、规范级、集成级、优化级，引领级。

规划级是最初级，尚无任何线上系统；线下有一定的管理流程，对实施智能制造的基础和条件进行规划，可对核心业务作流程化管理。

规范级建立起部分基于单点业务域的线上系统，从自动化系统、管理信息化系统到生产信息化系统。这也就是人们熟悉的信息化阶段，此阶段实现了单一业务的数据共享。

第三阶段是网络化集成。上一阶段已经使用了数据，但数据的产生和使用还是在单一的业务域内闭环，无法实现跨业务域共享，网络化集成则要求数据做此共享，这个阶段可称为数字化或数字工厂。

第四阶段是智能化阶段，即进行数据挖掘、分析，形成知识模型，实现对核心业务精准预测及优化，就是以数据为核心，以数据驱动业务优化、智能决策。到这一阶段，才真正能称之为智能工厂。

第五阶段是高级化阶段，是基于模型持续驱动业务优化和创新，实现产业链协同并衍生新的制造模式和商业模式。在这个阶段，数据不再限于一个工厂内的跨业务共享，而是向外延伸到行业，在产业链的不同环节和企业进行共享和流动，并可产生新的模式。

目前中国建材行业的水泥厂，大部分处于第二阶段，并存在第三阶段数据共享和跨业务系统共享的需求。

通过工业互联网平台，我们希望水泥工厂能够从第二级达到第三级，变成数字工厂，并且开始解锁第四级的智能化场景。  

毫无疑问，数据是未来智能工厂的核心指标，同时，成熟度高的工厂还一定具备系统化特征，并且全局优化而非单点优化。智能工厂不是单纯追求先进设备，更重要的是建立通过先进设备来达到智能工厂成熟度标准的完整路径。

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建设的思路，主要包括两种方案：传统ISA-95架构和工业互联网平台架构。   

ISA-95架构的解决方法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哪个系统需要数据，数据使用系统和产生系统进行点对点集成即可。这种传统数据集成方式所形成的错综复杂的网状架构，导致跨业务共享困难，其中任何一个系统或者系统中的数据发生迭代，都会沿着这个复杂网络进行传导，进而引发其它系统联动，牵一发而动全身，使得后期升级迭代和维护的工作量及难度都非常大。

相比之下，使用工业互联网平台架构实现智能化目标，进行业务协同、数据融合、数据驱动就显得更加合适。工业互联网平台的精髓是“解耦”，即通过平台化设计，对数据的产生系统和使用系统进行解耦，统筹用户、报表、流程等基础能力，避免重复“造轮子”的问题，大家互相不再发生关系而是与平台发生关系，从而有利于业务的协同优化。

以中国建材集团水泥板块的工业互联网应用架构图为例，最底层是感知层，包括我们现有的信息化系统，其中有很多结构化的数据，以及大量传感器和测量设备；感知层之上是网络层和云，是工业互联网的基础设施层；云平台之上，是我们目前聚焦发力的一个层级——PaaS（Platform as a Service，平台即服务）层。平台PaaS层又细分了两层，一层是通用PaaS，一层是建材行业的PaaS：前者是技术平台，后者目前分为五个模块：CPS平台、业务平台、集成链接平台、数据平台和智能平台。

平台层向上支撑着不同的业务域，我们按照研发、生产、经营管理、用户服务和产业协同定义五大域，分别是研发设计数字化、生产运营数字化、经营管理数字化、用户服务和产业协同。

最上面一层是生态服务层，即大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和行业责任的功能。从业务架构来看，我们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是一种云边协同的架构，这种架构的搭建主要来源于业务，以业务和问题为导向。

第一块是SaaS的部署，一些工厂级的、对实时性要求不高的生产信息化系统或者管理信息化系统以前都是单独部署在工厂，未来在业务实现标准化的前提下，完全可以SaaS化。

第二块是提供数据的汇聚。在工厂侧，汇聚大量的OT（操作技术）数据，当然这些数据不一定全量汇聚到区域或者中心云，而是根据算法的训练、对标分析等需求进行汇聚。

第三块是提供算力，为未来的智能化建设服务。我们把最大的算力放在中心云平台，边缘侧平台是集成链接平台，轻量化部署，资源需求低，主要完成OT数据的建模、采集以及存储。

水泥行业工业互联网平台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降低了水泥集团整体的数字化投入。原来这些投资都分散在单厂，产生了很多冗余，而云边架构能够降低整体的投资成本和运维成本。

第二，实现了业务的协同。区域平台通过建立统一数据接入标准、数据模型标准以及数据治理、分析、开发和服务标准，为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提供支撑。

第三，提升了管理水平。区域平台的统一建设及业务应用的集中部署，有利于拉齐所有区域公司、工厂的管理水平，沉淀最佳实践并快速复制。

第四，驱动业务应用创新。集成链接平台支持公有云、混合云、私有云环境下的第三方平台或系统的链接与集成。

福建三明南方水泥工业互联网创新案例

对中国建材集团的水泥板块进行梳理后，信云智联在福建三明南方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明南方）进行了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的实验。在本届大会（2022年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上，福建三明南方水泥智能化工厂项目入选了“工业互联网融合创新应用典型案例”，该项目以信云智联工业互联网平台“云-边-端”设计为基础，用工厂建模、工业数据采集、三维数字化工厂等技术实现了工厂的数字孪生，全面打通水泥企业在生产和运营方面的全业务链和多维数据，使得水泥集团、区域、工厂“三位一体”智能化协同运作，显著提升了水泥厂的生产和管理效率。

在项目实施之前，三明南方已经建立了大量的生产管理应用系统，但是系统之间未打通，形成了一些数据孤岛，同时也出现了对数据融合、业务协同的需求。

实现三大功能

在三明南方，我们用工业互联网架构进行相关改造，希望达到数据融合、数据驱动和业务协同三个目标。通过搭建工业互联网平台实现业务协同，即从业务交叉到集中处理的转变。

第一，数据融合。

工业互联网，要生成大量OT和IT数据，而两者的融合是工业互联网建设的一个难点，所以首先要实现OT和IT数据的融合。

目前很多水泥厂从产线到工序没有明确定义，设备编码规则不一致，不同设计院测点编码也不一样。通过工厂建模，不仅可以把工厂、产线、车间、工段、工序、设备、测点建立标准的结构化数据和统一分发，而且能够将之前分散的数据进行结构化、可视化，提高工厂运维能力。

通过数据治理实现数据资产化。我们通过数据主题的方式，把大量的数据通过数据治理汇聚成不同的数据主题，进而形成水泥行业的数据资产，为企业运营管理和经营决策发挥价值。对象主题主要解决数据映射关系，比如设备编码的统一。业务主题将各业务系统数据融合，形成新的业务场景数据主题，比如物流场景。指标主题按照不同维度统一指标口径规则，比如水泥产量。物联和模型主题通过IT和OT数据融合，建立算法模型。  

第二，数据驱动，也就是数据服务。

在既有数据的基础上实现一些数据服务（数据驱动）。数据驱动首先要实现数据可视，这意味着能够实现远程控制或者真实感知到实体工厂实时发生的事情。不同角色会看到不同的数据主题。   

数据驱动的另一个目标是数据分析，即通过业务数字化、标准化，实现辅助决策。我们已经有了大量的数据基础和标准的指标库，可以按照主题域对数据进行梳理。通过指标库，把各系统分散的数据融合起来，在一个视图上进行安全、生产、质量等多业务域的对标。同时，应对不同管理角色，展示指标的不同维度和粒度：比如生产指标，总经理查看计划与实绩达成率，比较同比和环比；生产部门主管了解各班组评比情况，分析、推广好的工作方法，规避错误；班组长查看自身近期学习曲线，总结成效及需要改进之处。

之前，在水泥生产计划、调度环节，要根据供需平衡、库存平衡来具体调度两个水泥磨的作业时间和产品换产，做到满足市场和成本最优的平衡，尽量使用谷电、避免峰电。但是各角色决策所需数据来源比较分散，表格、早会、查看各业务系统等形式不一，且不及时，以致生产调度所得到的数据可能延迟甚至残缺。现在，各管理角色可一屏感知所有相关数据，解决了原来数据分散、沟通费时的问题，并通过充分的数据分析进行决策。未来，还可在算法准确性验证达标后，实现销量最优、成本最优、库存平衡等智能建议。   

第三，业务协同。

现在高层级的管理人员将会面对不同的业务系统。原来的工作模式是一种“人找事”的方式，人要进到不同系统里完成不同的工作，最后呈现一个统一结果；现在通过业务平台的搭建，实现了从“人找事”变成“事找人”，人员每天要做什么事情都会呈现在统一的页面上，不用在系统间多次转换。

为智能工厂转型奠定基础

综上所述，三明南方工业互联网项目的实际效果包括五个方面：

第一，实现了全业务的数字化覆盖。即对生产、质量、设备、能源、物流、安全、环保等业务域全场景数字化覆盖。

第二，实现了统一数字化建模。通过制造数据的实时采集、优化分析和远程监控，形成数字化工厂建模。

第三，实现跨业务间的数据共享。通过系统集成和数据融合治理，实现了跨设备、系统的网络化集成和跨业务间数据共享，达到了智能工厂成熟度的第三级，即数字化工厂。

第四，实现了数据的可视及分析。通过三维模型进行数据可视、分析和远程管控，实现部分数字孪生；对生产调度、质量调度、对标等核心业务进行综合性数据分析并反哺、指导业务运行。

第五，为未来的智能工厂奠定了基础。通过数据挖掘对生产调度、质量调度等部分核心业务精准预测和优化，实现了部分业务的数据驱动，为全业务场景的智能化改造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水泥行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实践过程中，建立工作机制以持续获取具备唯一性、可信度和准确度的关键数据源，并进一步形成完备的数据治理体系，是非常必要的，如此才能保证数字工厂的不断迭代和发展。

（编辑  宋斌斌）

近期，就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评价，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信息化与产业研究所和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组成的课题组开展深入研究。目前，课题组关于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评价体系的成果主要有四个方面内容：背景意义、评价指标、评价方法和下一步的工作考虑。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评价体系的背景意义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年底举办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4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推动制造业、服务业、农业等产业数字化，利用互联网新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链条的改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发挥数字技术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其中特别强调了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重点篇章对产业做了部署，并把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进行专题总结，其中重点提到，要“深化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市场服务等环节的数字化应用”，体现了对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视。

    近年来，我们国家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方面呈现加快发展的整体态势。首先，转型的基础不断被夯实，我国现在正在大力实施工业互联网的创意发展工程，尤其在工业互联网的平台体系建设方面取得了积极的进展。目前，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已经超过了150家，平台服务的工业企业超过160万家。其次，转型的范围也在不断拓展。以5G、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向制造业加速融合渗透，特别是钢铁、汽车、装备、电子、石化等工业行业领域，融合创新、交叉创新不断深化。“5G+工业互联网”在建项目全国已经超过2000多个。第三，转型的程度也在不断提升。截至2022年6月底，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到55.7%，数字化研发工具的普及率达到了77.1%。数字化新模式新业态也不断发展创新。

    但是我们发现，在整个转型的过程中，企业究竟转到了什么程度，达到了什么水平？这些问题很难做出科学评价。课题组为此开展了深度的研究，希望能对企业、平台服务商、政府提供辅助和支撑。

    在企业方面，很多制造企业自身不知道怎样转型，进而导致了它们产生“不愿转”“不敢转”“不会转”的倾向。通过开展评价诊断服务，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帮助企业摸清数字化发展的现有水平，发现企业在转型中的短板，为企业下一步的转型指明方向。

    对于解决方案服务商来说，依托海量的评价诊断数据，可以帮助它们看到各个行业和企业整体的数字化水平达到什么程度，以及目标市场数字化转型的短板，进一步帮助平台服务商明确市场定位和场景定位，找准应用市场。

    第三是可以助力地方政府精准施策。不少地方政府对当地行业的整体情况不是很清楚，我们希望通过构建这样的一个评价体系，进一步帮助地方政府明确各个行业以及区域内的发展路径，助力区域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评价体系的评价指标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的“转”：第一个是转技术，第二个是转业务，第三个是转管理。通过这三个方面的“转”，可以构建一个设备互联、软件定义、数据驱动、平台支撑、安全保障的新型生产服务体系，从而探索新的模式。比如数字化管理、平台化设计、智能化制造、网络化协同、个性化定制、服务化延伸等模式创新。实际上，“三个转”的过程也对整个新型生产服务体系和模式创新进行了概括。

在“转技术”方面，实际上就是构建技术支撑体系，包括设备互联、软件定义、数据驱动、平台支撑和安全保障。“转业务”对应新的模式，如平台化设计、智能化制造、网络化协同、个性化定制和服务化延伸。“转管理”就是数字化管理。数字化管理我们又做了进一步的延伸，包括战略、组织、人才、流程和文化。

我们构建了一个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评价的参考架构。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是在新一代数字科技支撑和引领下，对产业链上下游的全要素数字化升级、转型和再造的过程，是以技术为基础、业务为核心、管理为保障进行的一场颠覆性变革。因此，我们在开展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评价诊断，是按照技术、业务、管理三大维度展开的。

首先，技术是基础。在整个评价体系里面，我们希望能够引导制造企业打造“一硬一软一数据一平台一安全”的体系，持续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力度。其次，业务是核心。引导企业抓住平台化设计、智能化制造，网络化协同、个性化定制、服务化延伸这样一些业务转型的“牛鼻子”，打造融合发展的新模式。第三，管理是保障。要引导企业加快在战略、组织、流程、人才、文化等方面的数字化和转型，推动组织模式变革和管理思维创新。

基于上述逻辑，我们按照技术、业务、管理三大维度展开，制定了包含3项一级指标、15项二级指标、33项三级指标的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评价指标体系，为科学衡量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水平提供理论工具。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评价体系的评价方法

    为了提升指数的普适性，充分展示不同领域数字化转型发展的综合水平和优势短板，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评价综合指数按照“点—线—面”的路径，围绕企业、行业、地区三大维度形成了分类指数。

    首先，我们建立了从点到线到面的整体综合指数体系。在点上主要体现企业层面，在线上体现行业层面，在面上体现区域层面。

    在点上主要体现两类典型企业，一类是龙头企业，我们希望帮助它们明确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对于中小企业来说，我们需要明确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一些痛点问题。在企业评价的基础上，形成行业的指数。

目前，我们围绕工经联关注的十大重点行业，进行行业指数评选，并进一步提炼区域指数。从不同的指数类型来看，我们构建了十大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特色指数的指数体系，主要包括从硬件设备数字化水平，软件集成业务水平一直到数字化管理水平的体系。

整体来看，可以分为两个大的方面：一个是就绪度指数，一个是成熟度指数。就绪度指数对应的是技术层面的评价，成熟度指数主要是业务和管理层面的评价。在技术层面，我们主要构建了设备智能水平指数、软件应用水平指数、数据治理水平指数和平台赋能水平指数。在成熟度方面，主要体现企业业务和管理的数字化转型水平，用平台化设计普及率、智能化制造普及率、网络化协同普及率、个性化定制普及率、服务化延伸普及率、数字化管理普及率等来体现。

    为此，我们搭建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公共服务平台。这个平台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线上提供企业情报的问卷，企业通过填报问卷可以反映企业基本的情况。在填报完成以后，企业还可以获取一个评估报告，可以帮助企业围绕数字化转型领域摸清自身家底，找到发展差距，明确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另外，面向平台的管理者，包括政府以及行业协会，我们的公共服务平台还有一个管理版，可以按照行业、区域和企业等不同分类，对行业、区域、企业的不同层面进行画像的描绘，为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定制发展策略提供数据支撑。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评价体系下一步工作考虑

    评价体系的下一步工作，我们将按照“四个一”来持续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评估和指数的编制，包括“一个特色的指数体系、一个解决方案资源池、一个产业大脑、一系列供需对接活动”。

    “一个特色的指数体系”就是目前正在联合工经联开展的企业调查问卷的填报。面向国有企业、中小企业、重点行业、重点区域等需求，不断丰富指数内涵，发布特色指数体系，满足不同主体对指数的需求。在问卷填报以后，基于我们的评价方法会形成企业行业和区域层面具体的指数池。

第二个就是我们根据行业的发展需求，引进和培育一批面向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解决方案服务商，在平台之上构建面向不同行业和企业需求的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解决方案资源池。

第三个是建设一个产业大脑。面向地方政府和行业的管理部门，构建全产业链产业大脑，动态展示各行业数字化转型情况，支撑管理决策，实现“产业监测一张图、企业服务一池汇、辅助决策一盘棋”。

另外，围绕指数的评估和推广工作，我们依托自身和工经联现有的一些资源，通过召开现场会、深入行等活动，持续加强评估指标体系和平台的宣贯和推广，面向块状经济、特定行业开展优质解决方案的精准对接。

（编辑  杨利红）

党的二十大报告内容非常丰富。如果我们要提炼一个最浓缩的主题，应该就是如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当下我们的中心任务，是依报告中所指出新的“两步走”的时间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建成现代化强国。

“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二十大报告清晰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也就是反映共同价值的共性,更有基于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这反映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个性。报告清晰地勾画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特征：第一是人口规模巨大、任务艰巨而复杂；第二是追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第三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在解放生产力、厚植物质基础的同时发展先进文化，在传承文明中间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第四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永续发展；第五是和平发展，要在合作共赢取向下，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和平崛起。

我认为,可以列出八个关键词来概括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这就是“党的领导”“社会主义”“高质量”“人民民主”“精神丰富”“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和谐”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种本质的要求，是实现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式现代化。所要坚持的五大原则也很好地勾画了“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为中心”“深化改革开放”，还有“发扬斗争精神”这样非常清晰的要领。按照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实质相关的系统论、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我认为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解，还需要在社会层面注意避免片面化和落入误区。

最近我看到一篇文章，它以全面解读二十大报告为大标题，随后一言以蔽之的结论作为小标题，把中国式现代化简单概括为“不是资本推动下的现代化”。文章的核心内容完全否定资本推动发展的正面作用，但是全文没有一个字来回答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应该以什么来推动的问题。文章把资本推动这一概念与资本主导、资本为中心和西方的现代化划等号，从而彻底加以排斥。

作为研究者，我认为这是一种存在明显错误的认识误区，并且违背了中央的精神。这样的认识很有可能在中国舆论场上产生误导，引出不良效应。我还见到另外若干类似的言论，包括有一定身份的学者，在权威媒体上的一些类似说法。所以我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来探讨、分析和澄清这些观念。

以科学理性看待资本

我们应当以科学理性的态度，理论联系实际，看待有关资本的问题。

首先，要针对现实生活中对资本概念的不当的贬义化、妖魔化，加以澄清。在现代经济生活中，资本只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供给侧要素中的一种。不论是国有资本还是非国有资本，它们必然要发挥要素供给的动力功能、对生产力的推动作用。我们在新供给经济学这方面也在与时俱进，进一步从基础理论层面研讨这种动力机制。那么这些资本要素也必然要参与按要素分配的流程。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中国在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中，其实早已经为资本正名。上世纪80年代，国营企业就改称为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掌握的资源中有什么呢？直观地看当然是国有资产，就是钱和物。那么运用这些资产，理所当然是要做好、做大、做强企业。而随着改革的深化推进到国企改革主线上，“管资产”的表述已经改为“管资本”。既然这是国有资本运营，当然要发挥资本的推动作用，否则就丧失了存在的意义。

再有，在各级政府财政预算体系的改革中，对相应的预算管理形式，一开始就称之为要有“国有资本预算”。如今，怎么能把“资本”这个概念归之于贬义词，并对其推动作用一概加以排斥和否定呢？

的确，在国有资本之外，还有民间资本、国外资本，但在高标准、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当中，这些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对它们应当基于资本中性逻辑来看待，才能够对接统一市场公平竞争的竞争中性概念。也就是说，需要承认它们作为生产要素具有推动发展的作用和参与分配的必然性。

对于资本密集型、劳动密集型、高科技含量等等概念的区别化的分析考察，它们的内涵和逻辑则是很清晰的。但这些是技术性的概念，完全不宜去贴主义的标签。显然我们不能说，凡是资本密集型的经济活动就是以资本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的；而劳动密集型的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的。我认为实质性的要点在于，以资本的本性而言，不论是国资、民资、外资，它都要参与发展，都必然要以保值增值取向的扩张参与和推动经济生活。

如何对待资本功能作用的两重性

资本在经济活动中，关键是如何处理它的功能作用的两重可能性。在经济运行中，既可能无序扩张和发展，也可能有序扩张和发展。同时，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参与分配的结果，需要得到基于合理政策和合理制度安排的引导和调整。中央已经对此有非常明确的指导方针，在扩张发展方面，要设置红绿灯，分配方面要优化一、二、三次分配形成的分配体系。

所以，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绝不是排斥和否定资本的推动作用，而是要全面依法治国，在现代国家治理的轨道上，以动态优化的良法为准绳，形成开红灯或者开绿灯的合理调控标准，以促使资本要素的功能作用在健康有序的扩张发展中得到发挥。

总之，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中，作为其内涵的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发展，都客观要求以多种生产要素的有效供给来支持，都不可能对其排斥否定，而是应该充分注重使资本要素在包容式发展中实现它的健康推动作用。这种作用的充分发挥有非常明显的意义，认清这一点，不论对于当下刻不容缓地稳住国民经济大盘、改善市场预期、争取经济运行恢复进入合理区间，还是对于长远的新的“两步走”的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它的现实意义都是极为明显的。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