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大学正在努力朝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目标迈进。在统筹推进“双一流”战略中，我国大学必须切实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5月31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的外部舆论环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

在统筹推进“双一流”战略中，要认真对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深刻认识大学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意义，准确把握目标定位，积极面对多重挑战，深入分析关键问题，采取可行性基本对策，探索创新实践路径，开创我国大学国际传播新局面。

深刻认识大学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大意义

国际传播是我国大学与世界交往沟通的重要手段，也是大学增强国际影响力的重要途径，其直接关系着我国在国际上的声誉和地位。大学改革和发展的深入、“双一流”建设的推进，需要适宜的国际舆论环境。

1.大学国际传播是国家国际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我国综合实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与日俱增。但由于多方面的复杂原因，中国的国际形象与中国实际状况之间存在较大反差，国际社会对我国的认知仍存在许多误区，抱有不少偏见。我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很大程度上是“他塑”而非“自塑”。在国际传播中，大学作为中国优秀文化交流与传承的重要窗口，应该承担主力军的使命和责任，通过有效的国际传播，促进世界对中国的了解。

2.大学国际传播能力是大学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今世界高等教育已进入品牌时代，竞争日益激烈。我国大学要想在国际竞争中获胜，就必须增强包括国际传播能力在内的软实力。近年来，我国大学在硬件设施建设上有了质的飞跃，但与世界顶级大学、与亚洲名校相比，我国大学国际传播能力存在的短板已经成为提升大学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制约因素。在“双一流”建设的大背景下，迫切需要形成同我国大学综合实力相匹配的话语能力。

3.大学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处在最好机遇期。我国与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为大学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供了一定的国际环境。以5G、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量子科技为代表的新科技，进一步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新格局，为我国大学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随着媒体融合的进一步深入，新的传播手段层出不穷，分众传播、精准传播、移动传播、视频传播等的盛行，使得跨国境的传播变成可能、可行、可为。“社交+”的传播模式，也为大学进一步加大国际传播力度提供了新的路径。

准确把握大学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目标定位

大学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首先要准确把握国际传播的目标和定位，科学地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推进中国大学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增强亲和力和实效性。

1.国际传播的目标和定位要体现办学特色。不同类型大学的办学定位、办学特色均有不同，其国际传播的目标和定位也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历史悠久的大学、综合性大学，应重视挖掘、提炼发展历程中的闪光点，打造具有自身特色的大学文化品牌。行业特色鲜明的大学、多科性大学，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中，要紧密结合优势学科的建设，着力凸显行业特点，大力弘扬行业精神，注重传播其在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新建大学和单科性大学，则要突出后发优势，在传播中注重突出在新兴学科领域的有益探索与所取得的成绩。

2.国际传播的目标和定位要践行办学使命。大学国际传播的目标要服务大学的改革和发展、服务国际化战略的实施，要有利于人才战略目标、生源竞争目标和文化传播目标的实现。其一，在“双一流”的建设中，我国大学急需具有一流学术水平、国际化视野的人才队伍。延揽国际人才是建设高层次人才队伍的重要路径。有效的国际传播，可以增强对国外高层次人才的感召力；其二，衡量一所大学国际化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是国际学生人数所占的比例大小，应吸引和招收一流的国际生源，不断增强对国际留学生的吸引力；其三，国际传播就是要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大学是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力量，是面向国际传播优秀文化的重要窗口。要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

积极面对大学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多重挑战

在新的形势下，我国大学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既有新机遇，又面临着多重挑战。其中既有来自外部环境的多种影响，又有源于大学内部的众多因素。

首先，受众意识形态差异性直接影响传播效果。大学不仅要向与自己意识形态一致或相近的受众进行传播，还要面向那些意识形态存在显著差异的国家和地区的广大受众。不同的思想观念，不同的价值取向，都直接影响着传播的效果。能否在传播中有效平衡、协调、处理意识形态的差异性，在承认差异性的同时力争达到传播效果最大化，是我国大学国际传播面对的重大挑战之一。

其次，受众文化背景多样性直接制约传播行为。文化具有明显的社会属性、民族属性、国家属性。受众文化背景的多样性，是国际传播的重要制约因素。在国际传播中过分强调自我、坚持自我，其结果只能是自娱自乐；但无原则地一味迎合受众，也有悖国际传播的初心。科学地、巧妙地、有效地应对文化背景的多样性，是大学国际传播需要直面的另一大挑战。

第三，受众对我国、对我国大学的刻板印象造成接受障碍。长期以来，在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有些国家的媒体妖魔化我国及我国的大学，使得一些国际受众对中国大学产生了刻板印象，从而造成了国际受众接受中国大学信息的障碍。

第四，我国大学国际影响力不大。越是影响力大的大学越容易引起受众的关注，而我国许多大学在国际上排名靠后，与国际知名大学的交流互通乏力，这些都是我国大学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需要面对的严峻挑战。

深刻分析大学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主要问题

国际传播能力较弱已经成为我国大学发展最突出的短板。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

1.对国际传播的认识不到位。当前许多大学对于国际传播缺少应有的重视，决策层、管理层对国际传播认识不到位，对其意义、地位、功能、作用的认识尚不清晰，主要负责同志距离“亲自抓、亲自做”的要求相距甚远。

2.“重内轻外”现象普遍存在。我国大学普遍注重国内传播，既忽视对国际高校同行传播，也忽视对国外社会公众传播。一些人甚至在认知上将“外宣”理解为是对国内的校外媒体宣传，而非面向国外。

3.国际传播职责不落实。多数大学没有明确或设立专门的国际传播机构、部门与专业的人员队伍，没有建立国际传播的长效机制，没有相应的、完善的规章制度。

4.缺少高水平的国际传播人才队伍。国际传播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不能适应新时代大学的需要，数量少、能力差、水平低的现象普遍存在。一些大学没有专门人员负责，一些大学从事国际传播的人员数量与工作量不匹配。外国来华留学生、大学派出的短期留学生、海外校友的作用未能得到有效的利用和发挥。校方缺少与他们主动联络、沟通、组织的机制。

5.国际传播内容质量不高。不少大学在国际传播中远未做到定向传播、精准传播、分众传播。一些大学对内、对外传播的内容和形式没有区别。对于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缺少深入分析，话语体系、内容供给不符合国际受众的需求和特点。

切实加强大学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基本对策

努力开创大学国际传播的新局面，是当前我国大学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建议采取以下基本对策：

第一，将大学国际传播纳入国家传播战略。强化大学国际传播的顶层设计。从国家层面对大学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出具体要求，建立国家需求台账，对大学国际传播明确定位、长远规划、统筹安排、规范管理。

第二，尽快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纳入大学党委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主管部门和大学党委要充分认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必要性、紧迫性，从直接关系中国形象和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和未来的战略高度，强化认识、端正态度、更新观念、科学统筹、整体谋划。建立长效机制，设立相应机构，科学协调国内国外传播，努力做到内外兼顾、内外协调、内外结合、内外双赢。

第三，加速大学国际传播基础建设。根据大学国际传播的各项重点任务，提供必要的物力、财力、网力保障，创造必要条件，给予强有力的技术支撑。设立国际传播专项资金，推动国际传播平台建设。

第四，创建大学国际传播新格局。探索构建多主体、立体式的中国大学国际传播新格局。紧密结合国情、社情、教情、校情，加强建设适应新时代大学国际传播需要的专门队伍。广泛吸收和动员大学师生、留学生、国际校友等积极参与国际传播，共同承担国际传播的重任和使命。

第五，创新大学国际传播方式方法。构建大学国际传播的本土化策略，构建适合国际受众的话语体系。掌握国际传播的规律，构建对外话语体系，提高传播艺术，注重传播效果。创建全新的传播模式，探索管用的传播技巧，建立有效的传播机制，应用科学的传播效果评价指标体系。注重提升国际网络传播力，努力搭建国际传播新平台。充分利用5G等技术，有效使用国际传播新媒体平台。将社交媒体作为主要抓手，完善维基百科词条，积极参与国际间互动交流。要探索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受众群体的精准传播方式，增强亲和力和实效性。

第六，加强研究大学国际学术话语权。大学国际传播力的强弱和学校学术实力、办学能力呈正相关。要努力提高中国大学科学研究水平、学科建设水平、办学水平，提升中国大学国际学术话语权，利用重要国际会议论坛，进一步拓展国际学术交流的广度、深度，通过多种途径推动同各国大学的人文交流。推进大学国际传播学术研究，设立专项课题，组织专门力量，深化专题研究，为大学国际传播力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和科学指导。

（编辑  宋斌斌）

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其对产业的重塑能力、对经济的拉动能力、对国家发展的支持保障能力都是不言而喻的。

科技创新的发起模式

从科技创新的主导机构看，科技创新的发起模式一般分为三种：一是由企业内部自我研发主导；二是由科研院所、高校实验室研发主导；三是由企业与科研院所、高校联合研发主导。

目前，从社会资本、金融机构对以上三种发起模式的支持效果看，第一种企业的内部自主研发可以通过企业自身的信贷能力，获得充分支持。第三种由企业与院校联合进行研发的模式，最终也可以通过参与企业的信贷能力而解决，只有第二种由科研院所、高校实验室主导的模式，在产业化过程中无法有效获得支持。

从科技研发效果的影响看，企业自主技术的研发方向，一般是聚焦在已经成熟的产业领域而进行的改善性研发，对经济边际效益提升的效果并不十分明显。而企业与院校联合进行研发的模式主要针对市场上企业产品未实现的需求，通过院校的技术进行产业实现，相对边际效益较高。

从实用效果及对经济边际效益拉动潜力看，实验室的研发成果在学术尖端领域是极具价值的，但研发成果实现产业化需要经过若干中间环节和克服很多困难，问题主要集中在对技术研发效果的认定能力，以及投资机构的风险缓释能力不足上。

在国家政策层面，近年来发布了很多有利于科技工作者从事科技创新、面向经济建设的政策，科技工作者待遇显著改善，同时地方引进先进人才力度不断加强，主要体现在：1.博士及以上学位职称人才薪资到位；2.学科带头人自主创业允许保留公职；3.技术专利所得能够做到单位与发明人按比例分配。但在一些细节问题上也存在着无法与产业方及市场对接的问题。

首先，尽管科技人员的薪资与公职得到了国家新政策支持，但是，专利转化为产能所需投资资金的落实能力非常弱。其次，技术专利的市场价值认定存在偏差。投资机构对于核心专利更加关心，但实际上，实验室技术专利分为两个层次，核心专利往往用于实验的可实现性，实用新型技术专利才是技术与相关产业对接的核心，它具有核心技术的有效性、产品的市场适用性及产品的高集成性等特点，是专利技术与产业应用的桥梁。再次，大多数院校的专利技术的分配机制倾向于专利转让，对于其他合作形式执行方式不明确，社会资本方及金融机构对此有很大顾虑。最后，技术往往带有不可知的“Know-how”（技术诀窍），这种技术诀窍往往决定了产品关键性能，但不宜被注册为专利，故技术发明人的核心地位是非常重要的。科研单位与社会投资机构需要明确这一点，给予研发团队恰当的、应有的位置，应向技术发明人适当倾斜，不能过度看重投资占比。在国有控股、国有资产保值等方面也要有新的评价标准。

此外，论文是实验室成果的重要展现形式，然而社会上对于科技论文的发表近年来存在一定误解。科技创新重要的一环就是准确了解国际前沿动态和顶尖技术路线，社会资本与投资机构对于论文的重要性应当有清醒的认识。只有论文在国际上得到了广泛认可，其技术路线才能在最大程度上被肯定，否则在技术产业化的纵深发展上，技术路线问题将导致投资的巨大浪费。国家仍应支持、鼓励科技工作者在国际重要期刊上发表优秀的科技论文，这是发展技术路线话语权的重要工作，不能放弃。

科技创新与金融结合的问题

科技创新与金融的结合，即或金融扶持科技创新问题，实质上是产学研结合的问题。我国向来具有优秀的产学研相结合的工作传统。以核工业发展为例，行政管理辅助科技路线探索的模式，在早期困难重重的环境下，为我国核工业发展开辟了宽广的道路。一批科研专家在产学研结合的工作过程中成长为相关技术部门的负责人，不但在科技工作上取得了巨大成绩，而且为科技创新的产业应用做出了突出贡献。

在国外，产学研结合的例子也有很多，最著名的就是由美国半导体工业协会设计、美国国家主导的美日半导体产业对抗。美国仙童公司CEO诺伊斯作为出色的工艺技术发明人深度参与了美日半导体产业对抗，并最终为美国半导体产业发展迎来了新的时代。

目前我国工业的复杂性、多层次性和市场需求的多样性是空前的。加强产学研结合、更好地促进科技创新、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从金融与科技创新结合的角度看，目前存在以下问题。首先，科技创新在我国绝对不是某一产业、局部的突发经济变化，而是全产业、整体的长期经济变化。我国金融行业自2001年加入WTO之后，金融体系自身的建设得到加强，金融服务业迅猛发展，但所涉及的产业多集中于房地产、能源、汽车及服务业等行业。在最初的金融建设中，只有这些国内主要的产业板块才能迅速将金融资产做大做强。但是作为科技创新最为集中的制造业，门类繁多，许多行业规模偏小，金融机构在进入这些细分行业时面对很大的运营压力。同时，金融工作者对细分行业的学习成本激增，直接导致了金融机构支持服务态度不够积极。

其次，对于制造业下细分产业的科技创新，原有的金融分析法在行业分析上必须进一步改进。从国外投资经验看，技术创新领域的投资分析与一般财务指标的分析相比较，更加侧重于行业深度分析，而非同类企业广度对比。对于金融机构来讲，必须改变内部针对科技创新项目的评判标准，同时相应的风险防控标准也将做出调整，这对大型金融机构是非常具有挑战的。

再次，金融机构对于产业的了解需要与产业界密切接触。仍以我国核工业为例，大批管理干部在投身核工业建设的同时，都进行了系统的原子能科技普及学习，科研人员还主编了相关内部刊物，为日后建设工作从多维度围绕技术研发而展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目前，金融机构对于产业有一定的了解能力，已经远比当年核工业工作者所面对的问题难度小，但是，在产业学习的广度上，金融机构仍面临较大的难题，建设更好的交流学习平台是金融机构学习进步的基石。磨刀不废砍柴功，科技创新业已成为国内发展最重要的远景规划，学习就更应该突出其重要性。

最后，科技创新需要允许失败，但是金融机构的重要社会责任是保证储蓄安全，这两者在风险投资业务上存在着巨大差异。国家以新型的监管机制对一部分新型国家投资类银行进行辅导监管，走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是金融发展重要的远景规划。但对于目前亟待解决的科技创新资金需求来讲，国内传统金融方案仍无法突破监管要求。

海外风险投资经验比较

科技创新技术投资在国外有悠久的历史，从我国与国外投资机构的比较上，可以大体看出以下几点区别。

首先，国外的高新技术积累比我国丰富，所以在高技术产业人员的数量上拥有优势。金融机构对于技术的了解难度相对较小，产业方对实验室技术的应用判断相对容易。

其次，国外私人投资机构与社会资本较为充裕。从长期看，我国仍处于积累资本的阶段。从2017年俄罗斯主权评级机构对中美金融产品市场进行的分析中，我们可看到，以中国债券市场为例，收购债券作为金融资产投资人的主要是大型金融机构，这一部分市场体量与美国债券市场线上交易份额基本相等。不同的是，美国线上交易基本以非金融机构企业及个人为主，而美国金融机构经常采取的交易形式以线下居多。可见我国社会资金在金融市场的占比还远远无法达到美国的水平。在这一背景下，要求社会资本不计风险承担天使投资的义务是勉为其难的。

最后一点，美国科技创新投资机构大多数是该行业的龙头企业下设的子公司或行业俱乐部（行会），属于典型的产业资本进军金融领域。我国互联网公司的蓬勃发展也催生了很多这样的投资机构，但是这类公司主要关注的行业仍以母公司所处行业为主。这是由于：一、行业内情况获取难度较小；二、投资后的公司管理、投资风险容易控制。目前我国科技创新类投资机构较少，投资水平较高的机构所处领域集中在以互联网为主的相关行业内。其余行业由于普遍性存在技术积累不如国外的现象，因此投资理解能力也相对较弱，对于行业的覆盖度也就远远不足。

因此，并不是我国没有能力发展科技创新金融投资，而是我国产业发展的阶段与国外存在一定差异，要克服困难才能有效服务国家发展要求。

实验室的重要性

高等级的公共服务型实验室在科技创新中的地位是极为重要的。从发展成熟的科研创新企业的发展过程中看，实验室不但承担了技术研发的前期工作，同时在技术投产后，实验室还可以进一步发展为产品生产车间，所以它是技术创新与连接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科技创新企业生产产品的附加值很高、产品生产远未达到大规模生产程度的情况下，生产核心组件基本依赖于实验室环境，实验室的地位就更加凸显。

但实验室在我国的发展目前还远未适应科技创新带动经济增长的需要。2008年，科技部曾经就科技发展征求院校意见，其中，实验室共享能力不足、人员流动性低，成为亟待改善的问题之一。从科技人员创业过程中重资产投入能力较差这一问题看，共享性低也从侧面验证了实验室的重要性。

此外，地方招商引资对实验室的投入没有足够重视。成熟产业的配套设施是招商引资中的重要要求，但是地方在科技创新企业落地上，并未对实验室的配套诉求引起足够重视，还停留在场地与厂房的基础提供上，包括中关村园区下属企业也存在这一问题，主要原因是并未对科技创新进行足够调研。实验室的落地可以有效地吸引相关人才。科技创新产业落地必须以实验室建设为主，实验室配套服务公司的落地，是真正的科技创新驱动中心，尤其是初创型企业，由此才可以有效形成具有特色的产业群落。

我国每年投入大量的科研经费。2020年，科研经费达到2.4万亿元，其中82.7%用于实验室固定资产、设备建设采购。但由于目前院校实验室不是企业建制，实验室设备缺乏流动性管理，一部分设备使用频率极低。由于担心出现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院校不敢对闲置设备进行租售处理。这不但不利于国有资产有效应用，也不利于调动、培养市场机制支持实验室建设。从国外的经验看，实验室设备流转体系及相关组织很有效率，大大鼓励了科技创新的积极性。我国应在此方面有所突破，金融资本也能以融资租赁模式支持科技创新发展。

科技创新合作的具体方式与改善方向

由此提出以下几方面意见：

（1）院校与国资控股单位应在合作股权比例及运营模式上进一步突破。在科技创新方向上，控股不能是国有资产的唯一选择，应当考虑如何在公司法框架下更好履行33%股权比例持有人责任的问题，做好国有资产的监管工作、防止国内研发技术外流的监督工作。中国的技术只要是服务于中国的经济就是对国有资产最为有效的增值、保值。

（2）新增科研设备与存量科研设备的价值应进一步挖掘。大力推行以融资租赁形式建设实验室模式，此举不但可以调动金融机构参与的积极性，缩小金融机构与科技创新产业的距离，促进产业学习过程的深化。还可以为国家的科研经费有效应用做出贡献，也可以为金融进入高风险领域提供有效风险防范机制。

（3）进一步开放、鼓励民营企业参与科研课题，降低民营企业申报课题难度。对于科技人员创业企业，国家应以科技人员的科技课题属性与人员技术能力评定作为核心依据，不要过度强调企业规模。课题经费是很多创业者最初能够获得的重要经济支持，鼓励创新，鼓励实验室技术走向市场。

（4）加强金融机构产业横向学习能力，组织金融一线人员深入企业，深入了解技术前沿问题。优化金融分析工具，建立针对科技创新技术的评判体系。

（5）对于国产首台套高新设备，国家要从技术提高角度予以重视，不能片面要求经济性，在招标采购方向上应予以政策倾斜。

（6）对实用新型专利要提高重视程度，对于专利的评价工作应从实用效果出发，兼顾经济性考量。

目前，我国面临新一轮的产业升级与结构优化调整，通过大力科技创新提升经济效益、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而艰巨的任务。产业、科研、金融工作者应当共同为之努力。

（编辑  季节）

作为一项重大海洋科技创新，上海析易船舶的超临界滑行艇成为在中国海洋领域有重大影响力、在世界上也属于重大技术原创的创新项目。对于原创创新，关键在于如何支撑原创创新项目实现可持续发展。

从招商引资到招才引智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招商引资”的基本模式是：引资对象是技术成熟、市场成熟、企业基本成熟的现成产业中的外来成熟型企业，而投资者投资中国的主要动力是为了追求更低生产成本。政府工作重心主要围绕着如何更有效地降低生产成本、改善生产环境，包括解决厂房、水电、原材料、产业链等问题，然后再加上税收优惠、土地优惠、政府审批流程简化。补上这些优势要素，外来企业就会过来，自然支撑起完整成熟的产业链落地和发展。过去，我们很多方面与国外还有很大的距离，在中国谈创新是缺乏基础的，所以招商引资在那个年代是客观选择，这套做法在改革开放的前20年左右时间是非常有效的。

近十年来，中国很多地方的环境已经变化了，任务也不再是招商引资了，我们需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走得更远，这就会产生一个大变局。现在要搞原创创新，很多地方的目标已经改为“招才引智”，也叫招财引智，但核心是“智”，一般就是创业型项目，尤其在这两年强调硬科技的环境下，创业项目更侧重于技术原创型项目。

技术型原创项目的支持、发展和之前招商引资最大的不同是，技术原创型企业能不能发展起来，欠缺的要素并非企业外部的优惠环境，而是来自企业内部。这就需要不同的人才汇聚在一起，才能把原创型企业做起来。许多情况下要做技术突破，创新者往往要付出很多精力专注于此，没有机会积累经营管理经验和市场开拓经验，导致了历史上很多创新项目最终结果令人扼腕，或者被其他非技术创新当事人或企业所获取。因此，如何把能够支撑原创性技术的各种核心要素人才集聚到一起，对于创新型企业的成长和成功非常重要。而政府要做的事情，一是促成这种机制的形成，二是对于这类企业在起步阶段的最关键问题——产品的试用和验证上给予支持。

技术原创项目的内外部痛点

硅谷是当代历史上公认的成功的创新体系，为什么说硅谷有创新性？因为硅谷有一种独特文化，把有实体经营经验的人群，通过天使投资群将“实战型人才流”输送到原创型企业里。在20世纪50-70年代，硅谷的技术人才、管理人才的合理复合体通过这种“人才循环流”模型逐步成形。这种“人才锻炼-循环-创造-再循环”机制在很长的时间里确实是有效的，支撑了硅谷的创新活力，并把创新转化成产业的能力。那么，这种循环体系通过什么动力机制把人才送到所需要的位置上呢？

技术原创型项目是以核心技术驱动的以重大技术变革为特征的项目。一般来说，相对于原有技术会有一个大的技术飞跃，所以毛利润一般比较高，生产成本不是太大的问题，因此也不是主要痛点。现在我国政府搞招才引智实行“孵化器三年免租”等政策，其效果比较有限，因为这不是技术原创型企业真正的难题和痛点。

技术原创项目需要解决的内部难题包括以下三点：

1．如何判断这个原创技术项目是不是真原创，真的有价值有前景？

2．管理与市场营销人才有没有结合，如何结合？

3．持续的融资支持。

从外部说，技术原创项目也有一个很大的难题，那就是原创出来的新东西，谁来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现在很多地方政府在制定政策时还没有意识到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天使投资助力原创企业持续发展

目前中国地方政府采用的“招财引智”模式往往聘请第三方进行项目评审，但专家评审机制本身是有内在逻辑矛盾的：1．专家只负责评审，不是责任人，判断难免有随意性。2．了解项目的时间太短，难以真正理解项目。3．请过来的专家很难做到对真正的创新深入理解。最终，专家评审机制就会成为一个根据头衔、名声来做判断的机制。

在经营性人才方面，技术原创型企业要发展起来并持续下去，最初几年是靠独门绝技的技术，但这种技术不能长期持续，企业长远发展要建立完善的市场开拓能力和经营管理水平，要靠敏锐的战略抉择能力和长期储备团队的建设和传承。而这些相关的人才，是要有“缘分”或良性机制才能走到一起的，政府通过“拉郎配”成功的概率是不大的。

在持续融资方面，大家不要被目前所谓的“风险投资”所欺骗。目前的风险投资基本上基于企业的财务报表做投资决策，而原创技术型公司在最需要支持的时候是没有业绩的，风投因此无法决策，也不能支持真正的原创创新。

上世纪50-70年代，美国在硅谷早期形成的天使人才循环机制是如何解决这三个问题的呢？

首先，风险投资（简称VC）本质上是狩猎型模式——“投钱换股-等待估值上涨-退出盈利”，主要依靠财务报表做判断，它做的是“打概率”，所以美国的VC并不真正支持创新。

而真正的天使投资是“投钱+投人”，这个加入的“人”要共同创业。在早期硅谷机制下，这种“人”的资金是他自己的钱——主要通过上一轮的创业成功增值变现所得。真正的天使投资人判断项目不看财务，主要靠对技术和创业者本身的专业分析，有很强的自身经验在里面，而且想的是我能给项目带来什么实质性的改变，往往在管理和市场开拓上发挥核心作用。所以，这种模式不是狩猎模型，而是农耕模型甚至工业模型，是要撸起袖子亲自干的，他聚焦的是加入项目后的“成功率”，而不是广撒网等待收获的概率。

VC的思维模型是发现缺陷然后回避风险，但世界上的原创创新型项目几乎都存在先天的团队缺陷，所以VC基本上无法参与原创创新。而真正的天使投资的思维是：知道且掌握创业团队缺陷的存在，但主动去弥补缺陷，帮助团队成功。

上世纪50-70年代形成的硅谷机制实现了这样一种互补：一方面，在技术上有很深造诣同时能够在市场、管理、生产等方面都很优秀的人少之又少，因此市场对这方面的人才需求强烈；另一方面，当时的硅谷机制通过10年左右的发展，在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开始释放这样的人才：即在此前依靠技术创新而做大的企业里，曾起到重大作用，但中途离职或提前富足退休的人才。

经典案例是把自己创立的公司卖掉而财务自由的马库拉和苹果创始人乔布斯的相遇。马库拉就是那个天使，为苹果最开始的良性运营、市场开拓和持续融资立下了汗马功劳。

综上所述，天使机制的存在的确解决了如下三个方面难题：

第一，项目判断方面，天使是拿着自己的钱去做判断，很多天使敢投就是意识到自己是可以完善该创新团队的缺陷从而把它做成功的；

1. 管理和市场方面，这是天使投资的强项；

第三，持续融资，一般来说天使投资者的社会阅历和资源是比较广泛的，有利于牵线之后的融资。这样一种循环持续下去，会出现不断重复天使投资的现象，这是一种良性机制。

建立中国自己的“从零到一”基金

关于原创技术企业的外部难题——对创新产品的试用问题，在外部环境支持的情况下，天使投资也可以通过自己的资源争取。美国硅谷的成功，其实和美国的传统机制是分不开的，那就是政府的某些机构愿意出钱投入且试用创新产品，二战后也就是硅谷诞生的同期，DARPA（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逐渐扮演了这个角色。

比如通信行业，在中兴、华为等本土电信设备企业发展的历史上，他们的第一台产品，只要能免费送给客户的销售人员，也会给予重奖。大企业的新产品尚且如此，原创企业的新产品要进入市场将更加困难，政府要做的事情恰恰就在这里。

以最近几年的人工智能交通监控系统为例，目前海康、大华在这个领域占据重要地位，但这个技术最早出现在北京一家初创公司。很关键的是，杭州市为这些公司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新产品试用条件。例如，在道路上专门提供了各个公司的测试点，可以不经过城管、公安等直接在道路上试用自己的新产品，新技术应用完全零障碍。而在北京，那些初创公司就要自己去和城管、交警等诸多部门打交道，而且越是新的东西，现有秩序对它往往越是不友好的。这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反映的是怎么解决原创产品应用的问题。

如何解决中国原创型创新项目的识别、支持和产品采购试用问题，建议建立一个中国专门针对原创的投资基金。这个基金直接深度参与其中，不仅要投资原创创新项目，而且还可以购买创新产品作为第一批试用者，主动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帮忙疏通下游渠道，把采购的产品用到最适合的地方去，可以称它为“从零到一”基金。

我认为，从内部补上项目识别、市场管理和融资，从外部主动创造“第一个吃螃蟹”的市场，在这种机制下，中国是不缺原创技术型项目的，未来市场潜力巨大。俗话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通过建立这种“从零到一”基金的长效机制，相信中国的大量千里马会奔腾而出。

（编辑  宋斌斌）

工业的新变化

工业互联网加速工业变革进程

纵观世界工业发展的演进路程，最先由颠覆性技术驱动。蒸汽技术的出现打破了传统手工工业的瓶颈，带领世界进入机械工业时代，原有的大批手工作坊消失，机械制造进入前所未有的高峰，生产效率得以提升；电气技术的出现将工业带入电气时代，电力设施设备为主的基础设施建设融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规模化制造又一次提升了人们生产效率；信息技术的出现，让工业从生产效率的不断提升跃升至精益生产阶段，将工业发展引入一个新的时代。

目前，随着工业产业转型和升级的持续推进，工业发展体量已经趋近饱和，仍未有代差性技术出现。如何成功实现第四次工业革命，将工业发展引入新的高潮，新机遇在于实现工业对社会需求的满足匹配及工业迭代速度的提升两个方面。工业经济体系是一个动态循环系统，只有在其关键生产要素和工业各生产环节紧密耦合，并持续提高流转速度，才能不断强硕工业需求，释放工业产能，带动工业发展变革；才能促进供需匹配更精准，要素资源配置更高效，赋能生产过程更提质增效。以工业互联网和智能技术为主的工业发展新趋势，通过工业互联网化实现工业全要素的链接，打通工业需求的信息通道，通过装备全流程活动服务化，实现工业需求的个性化、规模化、定制化、快速化满足，加快工业经济循环流程速度，实现工业变革动能的持续增加，推动工业迭代进程进一步深入。

中美贸易战的持续升温对中国工业发展的挑战

中国工业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一直在融入国际产业链，扮演着世界工业产业链参与者的角色。虽然中国实现了几乎涵盖工业种类全要素的发展局面，但因不是世界工业产业链的组织者，所以一直无法形成聚合力，呈现出碎片式发展。随着中美贸易战的火热升级，中国工业经济面临的挑战日益严峻，表现在：

第一，“卡脖子”技术致使中国工业发展链条断裂。中美贸易战中，中兴、华为等知名企业纷纷受困于国外的芯片技术封锁，对企业的独立自主成长带来很大威胁。中国船舶也面临受制于国外高端配套的问题。中国造船在承接国外订单制造时通常是中国船壳万国配套，特别在高端船舶配套方面长期受制于欧美垄断，致使船舶建造企业只能获得微薄的生产组装费用。中国船舶想要进一步发展，船配的高端化、自主化成为必然发展趋势，要探索二次平台的设计与研发，并逐渐下沉至控制系统。

第二，中国工业供给侧和需求侧受到巨大冲击。美国以遏制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崛起为目的，出台大量贸易制裁清单，影响中国产业升级和贸易结构转型，外循环失衡压力接踵而至。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工业经济发展提出新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末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通过技术手段打通经济循环的堵点，补齐短板是关键。

从中国工业发展现状来看，中国工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初步形成了一些产业链较完整、与国际衔接紧密、且具有较强掌控力的行业，如船舶航运、轨道交通、电网电力等，此类行业具有明显的强链特征，是中国工业发展的优势，是实现国家“双循环”发展战略的主要阵地。但同时还有不少行业，关键技术环节须依赖国外，或国内已有创新技术尚缺乏工程应用。通过工业互联网推动建链组网，加速市场流动，带动市场需求，创造更多应用场景，以此实现补链发展，成为解决各类工业“卡脖子”问题，重构产业生态，助力中国工业发展的关键。

工业的新变化

从当前工业发展生产要素来看，工业发展已经从传统的实体迭代逐渐向以比特迭代转变。数据使得工业的商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融合发展，带来了两种新趋势：一是工业企业更多地向强黏性的平台聚拢，走总体和集成的道路；二是工业企业倾向与更优质的供应商合作，不再走低端化和低价倾销方式。这是数字经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数据的力量为工业带来的新变化表现在：

1、硬件标准化：在标准化的硬件基础上，以软件生态满足市场需求，降低工业产品迭代成本；以特斯拉、谷歌、华为为例，在标准化的硬件上通过操作系统这个分层，在软件与硬件之间建立一个接口，从而降低了软件开发的难度及对开发人员的能力要求，可以让更多的开发者参与开发，丰富了软件产品。而软件的可重用性强，可以借助动态链接库、软件包、接口、开源等多种模式重用，丰富软件的生态。

2、系统平台化：构建功能系统链接的底座，通过对数据、信息、功能的集成，增强体系运转能力，解决共性问题；工业互联网区别于一般互联网模式，更强调保证工业用户在设备运转中对于控制要求的精确度与快速响应，以及对工业数据的有效保护。在此之上，才是通过边缘端与AI的结合，通过工业软件与数据服务的叠加，赋能用户发展。

3、功能系统APP化：APP得以解决个性化与规模化的矛盾，以及快速迭代升级和远程维护的问题，解决从驾驶舱到董事会以及产业链各级用户的协同链接问题；与互联网相比，工业由于存在众多的行业Know-how问题，软件很难形成大规模定制，需要更多的以功能为核心的模块化APP，以实现共性和个性的匹配。

4、产品服务化：改变了传统价值创造模式，实现从“卖装备”向“卖服务”的价值模式转变。以船舶为例，当船舶建造交付投入运营后，一条船就像一个海上的城市，如何掌控船舶的状态？震兑的做法就是在船端搭载我们的智能装备产品，通过底层的平台+核心的应用，帮助船东用户运营船舶（包括航行、运行、维护、任务）。而在岸端，改变传统船舶交付后就结束交易的模式，为船舶提供船岸一体的服务，通过设计与船舶运营数据相关的服务，打通船东与船舶之间的联系，解决数据脱钩问题，支持船东用户的商运管维装备全周期管理活动。

5、工业互联网化：面向工业的前端需求、后端服务、底端基础设施及不同行业属性，实现工业装备与组织活动的链接、装备与生态的链接，衍生出各式各样的软件支持工业发展，为工业发展提供动力。以船舶为例，由于船舶产业链较长，涉及前端生产、后端运营两个市场及众多产业链相关方，通过以船舶装备为核心，向前后服务市场赋能的方式，使得产品、平台得以链接船舶全产业链，为未来赋能行业变革做支撑。

这些变化带来了工业发展模式的悄然改变，工业产业链价值流动被加速，工业需求被更低成本更快速度地满足，全工业产业的迭代加速。但是，这一切都离不开金融的支持，尤其在资产的所有方发生变化的时候，金融的力量就会产生极大的作用。因此，随着工业互联网化发展持续走向深入，需要大量的金融支持与服务。

产业金融的新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要围绕建设现代化经济的产业体系、市场体系、区域发展体系、绿色发展体系等提供精准金融服务，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产业金融的发展应以产业为根本，金融为手段，通过产业与金融的高度融合，构建产业生态圈，最终达到相关利益主体共进共赢的目的。

两化融合下，产业金融面临新挑战

对于传统工业来讲，它主要投向土地、资产等生产要素，通过投资产线扩大产能以实现企业经营效益提升，由此提高企业价值。而消费互联网投资主要以实现用户规模效益为导向，通过投资新产品、新技术实现消费用户量级提升，以实现企业价值提升。工业互联网是工业与互联网的融合，它不再是原来To C的模式，一味追求规模，也不再是原来传统工业To B的模式，依靠投产能扩大规模。两者的结合，使得传统工业逐渐产生了与消费互联网类似的服务性、规模化概念，但由于各个工业行业有其特性和个性，和消费者大众相比，工业企业用户的专业性较强且相对小众，而且每一个细分领域的行业都有其Know how。如何理解工业发展的变化，如何真正把握工业企业发展的情况，对产业金融从业人员的工业行业知识掌握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隐形冠军”带来的启示

为推进我国产业基础的现代化和产业链高端化，中国工业需要大批量“专精特新”性企业，也就是“隐形冠军”企业。这是解决中国工业发展“卡脖子”的关键环节之一。根据赫尔曼·西蒙《隐形冠军》一书介绍，“隐形冠军”具有如下三个特点：

首先是专业而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它们在产品、服务质量、技术创新、材料等方面拥有独特的核心竞争力，这是成为行业内及目标客户心目中冠军地位的主要条件。

二是产品的专业化。它们之所以能够成为目标客户及市场领域内的第一，高度专业性是核心。为了能向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一般都选择专业化路线，专注于较窄的市场领域，在其价值链上的各个环节深度发展。

由于“隐形冠军”的高度专业性，使其难以形成互联网模式的用户规模效应，需要在纵深领域持续深耕，才能达到业内领先地位，由此“隐形冠军”的培育时间较一般企业长很多。但由于“隐形冠军”拥有较强的核心竞争力，可以赋能区域产业链价值，引导行业变革及创新，打造区域竞争优势，具有强链补链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用金融手段在“隐形冠军”发展过程中赋能其成长，对整个产业链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隐形冠军”是工业细分领域及相关细分环节的个中翘楚。作为金融机构，需要对行业具有详细和深刻的了解，才能对企业的发展进行评价；同时由于金融投入存在结构性束缚，严格的风险控制、监管体系以及投资回报终身追责的考核模式，使得金融机构对于缺少成功案例、发展程度摸不准的企业望而却步。工业人和金融人间存在明显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由此，产业金融发展面临新的课题——如何在众多企业中发现未来的“隐形冠军”，并在其成长过程中给予及时的资本支持？

通过技术手段，重建产业金融风险评价体系与服务模式，以企业经营的底层工业装备数据为起点，建立新的应用管理体系和定制化的金融服务，或将为产业金融的发展提供一条新路径。

产业金融的新机遇

产业金融的新模式

问题与机遇并存，工业互联网的发展为产业金融的发展提供了新路径。在工业互联网结构下，金融机构可以通过实时工业资产、营业状态的各种数据，了解企业生产制造的真实状态，并由此构建工业互联网产业链转型企业金融信用管理体系，有效降低金融活动中信息不对称程度。同时，可以以企业信用池和企业资产库为基础，针对不同类型企业在工业互联网产业链中的差异化资金需求，提供定制化金融服务，创造产业金融的新模式。

产业金融的新发展格局

由于龙头企业具有聚集效应，肩负着战略引领作用，可以为整体产业链的发展提供方向指引，带动上下游企业形成体系发展合力，而这些上下游企业中往往藏匿着“隐形冠军”企业。在支撑龙头企业发展的同时，一些关键行业“隐形冠军”企业将被发现。因此，“龙头+专精特新”的金融支持格局，可成为产业金融发展的探索方向之一。

在此之中，产业金融可以在原来传统三张报表外，尝试引入第四张报表——产业链数据表。把产业数据前置，从而更加全面衡量企业对于整条产业链发展的重要程度，构建线上化的全产业链综合金融服务平台，或将成为未来产业金融发展的一个主旋律。

产业金融发展步骤

与工业发展需求相匹配，产业金融也将经历较长的发展阶段。基于当前工业技术的发展现状，推测产业金融的发展有可能经历三个发展阶段，分别为：

第一阶段为资源流动期。用技术手段实现企业数据流价值的挖掘，引入资金盘活资源，实现商品流、资金流、信息流、物流等的“多流合一”。有效解决企业资金融通难的痛点，并能够提高资金和资源的流动效率。

第二阶段为资源整合与配置阶段。通过融通资金培育企业核心能力，通过核心能力整合产业资源。企业可通过资本手段打通产业链上下游进行纵深发展、整合相关产业进行横向扩张等。金融可伴随企业发展，逐渐渗入产业链发展的方方面面，形成各具特色的行业专门性金融服务机构。

第三阶段为资源价值增值阶段，以产业为核心，以平台为拓展方式构建产融生态圈，科技化、资本化、垂直化，最终实现产业与金融的深度融合，提升价值创造水平。

每一个阶段的发展，都离不开工业产业与金融的充分合作，共探融合发展之路，通过工业产业与金融力量的柔性、精准对接，赋能中国两链发展。

（编辑  碣石）

在制造业智能化发展的大背景下，我国机床工业转型升级要在发挥工匠精神攻克高端产品的同时，更好地利用金融服务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我国机床行业的基本情况

机床行业是制造业的根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投资机床行业就是投资我们制造业的根基，国家也正在探寻机床行业做强做大的路径。

近10年进入波动下降期

从近20年的数据看，机床的产出和机床需求的关联度是非常高的。也就是说，机床是面向特定加工对象和用户需求的产品，是定制化的。

从2000年开始，国际机床市场的需求一直在增长。我国是2001年加入WTO的，从那时以来，全球机床行业消费增长的70%来自中国市场。2001年我们成为机床进口第一大国，到2007年成为世界机床生产第一大国。加入WTO，带动了我国中低端机床产能的快速增长。

2008-2009年，世界处于经济危机中，在此期间，我国机床的生产明显下滑，2009年后得到恢复。世界机床的消费在2011年达到历史的高值，当年全球机床消费达到1080.13亿美元。从2011年之后，全球机床需求量一直在下降。到2020年，全球机床市场销售量是668亿美元，比2011年下降了300多亿美元。总体来说，国际机床市场波动下降了10年，处于很不景气的状态。

机床消费从增量进入存量阶段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机床行业的发展可以划分为前20年和后20年。前20年，机床行业的日子很不好过，包括行业内“十八罗汉、八大金刚”都处于困难状态，主要是市场需求受到限制，有劲使不上。

从2001年开始的10年，我国机床行业进入大发展时期，连续高速增长了10年，年增长率达到两位数，行业技术也上了一个台阶。同时，在高速增长中也出现了很多隐患。到2011年，中国的机床消费达到436亿美元，占到全球市场的40%。2011年之后的10年则是波动下行，目前下行的趋势还在继续。虽然我国机床行业在发展中遇到很多问题，但是全行业的产能规模和技术水平登上了新的平台，已经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了。

到2012年，我国机床销售占国际市场的份额，从原来的40%降到31.9%，下降了近8个百分点，这和美国、日本、德国等西方国家制造业回流有很大关系。

在过去批量化销售时期，我国的沈阳机床、大连机床曾经位列世界前列。那时我们的机床产品即使有点瑕疵（如漏油漏水），用户也要，因为当时工业处于规模高速扩张的时期。但是当市场需求下降，用户对满足个性化要求更高的时候，很多机床企业没有及时跟上新的发展变化。

目前中国机床消费市场已经从增量进入了存量阶段。市场发展的趋势是：需求的结构在发生变化，需求水平在发生变化，但需求总量在下降。目前，新的市场周期在开启，我国的机床产量能不能再回到2011年时的历史高点？行业内专家现在还不敢下结论。

国际机床业正处于转型升级中，这一潮流能不能带动国内机床企业的发展，目前看还不好判断。现在国外的机床企业大量进入中国市场，基本形成了完整布局。比如德玛吉已经在浙江投产，计划年产5000台机床出口欧洲。日本今年以来订单上升很快，到今年8月，累计订单总量同比增长了176%，出口增长了193%。中国台湾对大陆出口也增长了34%。

 中国机床的市场潜力非常大，我们现在主要的问题是如何解决中高端机床尤其是高端产品的问题。

机床进出口实现顺差

我国的机床工具行业，除整机外还包括工量具、磨料磨具。

从2019年9月起，我国机床工具行业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进出口从逆差实现了顺差。但其中最关键的问题还是在金属切削机床，它占机床工业的大部分，技术含量也最高，现在依然还是逆差。而工量具、磨料磨具、金属成形机床等基本上都实现了顺差。

从重点联系企业订单的情况看，近年来我国机床行业的走势不错。今年我们的新增订单同比增长了37.5%，其中成形机床增长了44.6%，金切机床增长了17.7%。企业的任务普遍比较饱满。此外，“十四五”时期，军工行业的产能非常饱满，这也给我国机床行业带来了机遇。

机床行业发展的新特征

机床工具行业是为国民经济各领域提供工作母机的行业，是支撑国家发展和国防安全的基础性、战略性产业，是振兴装备制造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先导性产业。机床工业也是人才、技术、技能、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它特别需要工匠精神。从世界机床发展过程可以看到，机床行业一般都是工业科技实力雄厚的国家才有条件发展的，其背后是产业政策的支持和重大需求的拉动。

2000年以来，在机床市场需求总量下降、需求结构变化、需求水平升级的大背景下，我国机床工业的供需关系呈现了一些新的特征。

一是市场需求从投资型向投资和消费并重转变。国家投资重点从重化工业向消费工业转移，如3C电子、汽车、家电等，从而带动了一批面向手机等3C产品制造领域的新兴机床企业，如北京精雕、大族激光、创世纪等，现在这些企业的营业规模都在30亿-40亿元。

在市场需求转变的时候，很多传统的企业容易掉队。它们在前一阶段规模扩张很快，后来银根收紧的时候，往往遭遇困境。在此背景下，机床企业走出困境的路径在于：从增量时代转变到存量时代，从批量化生产向定制生产转变，从产品的生产者向全面解决方案的提供商转变。

从产业链的角色看，需要我们的企业从简单的适应需求向创造需求转变。过去，机床企业是帮助下游用户实现需求的被动跟随，现在我们需要面向下游用户进行联合预演以提供新需求和新工艺。这对机床企业自身的创新能力、技术储备，还有技术迭代、开发模式，以及产品的模块化和系列化开发，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是高端机床产品的特点，没有用户的深度介入，光靠机床制造企业是不行的。这也就带动了产业生态的变化、产业链角色的变化，企业要真正成为用户的工艺师。

机床产品是集技术和工艺于一身的载体，随着信息通信技术和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机床产品正逐步演变成信息化和数字化的产品。人们经常谈到4G和5G，而机床产业的高端产品恰恰是先进信息技术的一个载体，将来对机床的接口预留、对产品都提出了新的要求。

同时，我们的制造系统将会从离散型自动化向全系统智能化转变。这既是机床企业自身的需求，也是机床用户的需求。过去我们是单机自动化离散型制造布局，现在要向全智能自动化系统转变。机床产品将来在功能上还要考虑和预留适应自动化和数字化的接口和功能。机床将实现互联互通，要有数字信息的接入，向网络化、智能化和数字化演进。

为此，机床协会牵头，联合8家企业成立了机床行业互联互通公司。真正实现工业互联网的互联互通，机床产品要加上很多传感器，把物理态变成数字态。所谓产业数字化，将来机床行业采集数据，实际上采集的是电流脉冲信号。机床的物理状态要有生命特征，首先要把自己的状况考虑清楚，将来还要加上工艺数据。现在全球都在这个领域竞争，包括美国推出了自己的MT Connect。这也是我们机床行业技术升级的方向。

我国机床行业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和几点建议

近年来，对于我国机床行业的问题出在哪里、根本原因是什么，有人认为，机床行业目前发展困境的根本原因有“两个缺失”和“一个问题”。一是教育的缺失，反映在行业层面就是技工、技术人员、工程师等技术人才的缺失；二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行业创新体系的缺失，人才结构失衡，机械工业后继乏人，产业工人从哪里来也已经成为问题，这与我们的教育体系过分强调学历教育而忽视职业教育密切相关。

我认为，机床行业的共性问题在于：一是自己的能力和市场需求不匹配，特别是国家战略需求的急迫性与国产高端数控机床的支撑能力不匹配；二是产品需求的离散性难题，尤其高端机床产品需求的离散性大，亟待加强顶层设计，形成协同攻关能力；三是行业的能力水平导向不平衡，重整机、轻配套，重样机研究、轻应用验证；四是行业发展的规模和质量效益之间不平衡，部分领域深陷“大而不强”的发展陷阱。

为此，我们提出以下建议：第一，探索面向机床工具行业，设立产业结构调整基金，通过多层次、多方面投入，鼓励和支持机床行业高质量发展。虽然我们的科创板还没有几家机床企业上市，但当时在建立科创板时还是给机床行业特别预留了名额。业内有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国家基金必须投一两家机床企业。但由于机床企业利润率低，缺少资本投入，现在一些机床企业已退市或出现退市风险警示。

我了解到，国内几个机床企业上市后感到非常痛苦，因为机床需求市场波动大，行业利润低，财务报表不好看。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机床行业基金来平抑它的周期性波动，在企业经营困难时提前介入，经营改善时适时退出。我们的产业政策应该是以支持企业为主，兼顾支持产品。

第二，打通高端产品市场机制失灵的关键环节，通过多种方式和渠道，创新激励机制，鼓励我们的用户使用国产机床。

第三，要注重企业的基础能力和可持续发展，推进产业基础的高级化。

第四，鉴于国内机床行业的实际情况，为企业技术创新实行适当的税收优惠和鼓励政策。

（编辑  宋斌斌）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推动共同富裕作出重大战略部署，在国内国际引起了很大反响。中央决定在浙江进行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试验，先试点、再推广，在制度设计与政策安排上是积极稳妥慎重的。中央财经办负责人适时释疑，明确共同富裕要靠共同奋斗，不搞“杀富济贫”，自愿三次分配。

共同富裕，是要让人民群众过上好日子。共同富裕的核心要解决好两个关键问题：对城镇居民来说，要搬掉“新四座大山”，解决好看病难、上学难、养老难、住房难的问题；对乡村农民来说，要巩固好脱贫成果，防止脱贫之后返贫，要接续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立足于高质量发展做大“蛋糕”

共同富裕首先要建立在发展的基础上。经济发展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决定性因素，没有经济发展，分配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高质量发展是推动共同富裕的物质支撑，是解决当代中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推动共同富裕归根到底要靠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做大“蛋糕”。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的不懈奋斗，我国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跃上了新的台阶。

202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00万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近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啃下了消除绝对贫困的硬骨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共同富裕的发展基础。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突出，“十四五”乃至更长一段时期，高质量发展仍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通过高质量发展持续不断做大“蛋糕”，夯实“家底”，厚植共同富裕的基础，让人民群众不断增加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才有可能走上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建立橄榄型社会结构

中等收入群体是一个动态概念，是指在一定时期内收入水平处于中等的人员群体。目前我国中等收入者大约4亿人，中等收入群体总体占比较低，仍属于“金字塔型”社会结构。持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力争2035年达到7亿人，2049年超过10亿人，形成中产阶级占大多数的结构，将形成巨大的市场需求潜力，扩大内需消费，形成内部循环，进而带动外循环。一是中等收入群体购买力强，是扩大内需、释放消费潜力的主力军，是形成新经济增长点的重要根基。二是当中等收入群体占社会的主体，就能把可能出现的“被平均”问题减到最低限度，使更多的人民群众在改革发展中拥有更多的获得感。三是有助于减少社会矛盾，弥合社会摩擦裂痕，凝心聚力保持社会和谐，对社会起到稳定器的作用，是维护社会稳定和谐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着力解决地区、城乡、收入三大差距，促进共同富裕

区域发展不平衡、地区发展差异大，是我国的一个基本国情。中国地图上有一条著名的“胡焕庸线”，直观地展示出我国东南地狭人稠、西北地广人稀的现实，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距。改革开放40多年中，我国经济重心是解决发展不充分的问题，确立共同富裕的目标，重点要解决发展不均衡的问题。目前这个问题依然比较突出，民生保障存在短板，既面临城乡收入差距较大、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较低等老问题，又面临技术进步和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对收入分配的新挑战。共同富裕的实现要着力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这三大差距，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和协调性，不断增强发展的整体性。

近年来，伴随收入差距的扩大，阶层流动通道逐渐被堵塞，教育、医疗、住房、养老“新四座大山”等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年轻人的焦虑情绪不断蔓延，类似于“打工人”、“996”、“内卷”、“躺平”的词语在网络上引发巨大的共鸣，归根结底是对日趋严重的收入差距的不满。因此，在持续扩大全社会财富总量的基础上，应着力完善收入分配机制，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完善要素分配制度，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要素收入；完善再分配机制，加大税收、社保等调节力度和精准性；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发展慈善事业。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保护合法收入，合理调节过高收入，遏制以垄断或不正当竞争的行为获得的收入。从政策和导向上加快推出缩小收入差距的具体举措，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加快实施“先富带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新发展阶段。

分好“蛋糕”，核心仍要靠发展

收入分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核心问题，在政策设计上要以发展为主。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最主要的还是经济发展水平”。现在，我们仍要毫不动摇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基础和关键的思想，紧紧抓住发展这个中心，进一步把“蛋糕”做大，同时把“蛋糕”分好。既要通过高质量发展做大“蛋糕”，以更多的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更要把完善制度体系作为推动共同富裕的根本举措，着眼于分好“蛋糕”。要在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尽量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事情做好，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努力使全体人民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

我国社会历来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观念，实现共同富裕，任何单一的政策举措都难以有效发挥作用，需要形成一套系统完备的制度体系。过去吃不饱肚子的时候，做大“蛋糕”是首要问题，“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那时的经济粗放式增长尚可容忍，现在吃饱饭了，“蛋糕”做大了，小康社会的目标实现了，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把“蛋糕”做得更好、切得更好，实现高质量高水平的发展，完成邓小平同志“共同富裕”的愿望。

2000年以后我国基尼系数快速上升，2008年中国基尼系数达到一个历史高值0.491，2010年前后一系列政策出台，基尼系数有所下降，但一直都高于0.4。2020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的基尼系数近年来仍在0.47-0.49，明显超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规定的警戒线0.4，高于同期欧洲主要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21世纪资本论》作者、法国著名经济学家皮凯蒂曾发布研究文章称，今天中国的贫富悬殊程度已经超过了绝大多数欧洲国家，几乎接近美国。需要在收入分配改革中着力控制和缩小贫富差距，要坚持通过发展经济、辛勤劳动、扩大就业增加居民收入，同时坚持按劳分配为主，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要完善再分配机制，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和精准性，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要素收入；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

靠科技创富，靠勤劳创新致富

科技创新是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驱动力，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支撑。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全球化新形势下，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一定程度上说,大国之间的竞争就是核心技术的竞争,谁掌握核心技术，谁就能抢得先机,拥有发展的主动权和持久的竞争力。现在我们很多核心技术受制于人，被“卡脖子”，这是我们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比如，一些互联网企业、半导体企业，市场规模再大、市值再高，如果芯片严重依赖国外，供应链的命门就掌握在别人手里，就会受制于人。只有将关键性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要以关键性技术、前沿性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为突破口，努力实现关键技术自主可控，才能把产业的主动权和发展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获得更大的话语权，赢得国际竞争。现在我们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要提高到3万-5万美元，这个过程要更多依靠科技创新，中国的发展最终要走到创新引领的路径上来。

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系统、复杂而漫长的过程，需要“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共同发力，夯实共同富裕的“平台根基”，厚植共同富裕的“创新要素”，激发共同富裕的“创新驱动力”；需要鼓励共同奋斗，勤劳致富，创新致富，这是根本途径。要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防止落入福利主义的陷阱，不能“等靠要”，不能养懒汉。

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作为推动共同富裕的重中之重

“十三五”规划脱贫攻坚任务，标志着我们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但在已脱贫的地区和人口中，仍存在着产业基础脆弱、就业不够稳定、政策性收入过高、利益联结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与东部不少地区“一日千里”的发展相比，西部有些老少边穷地区的农民刚刚解决“两不愁三保障”，他们的小康之路还很漫长。接续推进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抓好易返贫致贫人口的监测工作以及易地扶贫搬迁群众的后续扶持，对脱贫人口要“扶上马送一程”，保持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支援、社会帮扶等制度，压紧压实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各层级政府的责任，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

（编辑  宋斌斌）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一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后冷战时期的单极霸权美国以充满疑虑的眼光，看待中国与一系列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应运而生，近年来有一种论点，将剑锋指向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认为它实质上是中国的“门罗主义”地缘战争战略，其意图在于将美国的影响力排除出相关区域。我国外交部长王毅曾在2016年3月8日“两会”记者会上回应过这种观点，指出“一带一路”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奉行的不是“门罗主义”，更不是扩张主义，而是开放主义。但在学理层面，“一带一路”倡议与“门罗主义”思维方式的根本差异，仍有进一步展开论述的必要。

门罗主义：美国申明其霸权地位的政策主张

“门罗主义”源于美国对于欧洲列强觊觎美洲的疑惧。1823年，美国的詹姆斯·门罗总统发表国情咨文，提出了三个主张，第一是反对欧洲列强在美洲建立新的殖民地；第二是反对欧洲列强干预美洲已独立的国家；第三是声明美国亦不干涉欧洲事务。美国19世纪的“门罗主义”使用的标志性口号是“America for the Americans”（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一个原本起源于19世纪50年代本土排外主义运动的口号。[1] 在提出“门罗主义”之初，美国还不是美洲霸权，“门罗主义”在实践中的核心关注点，并不在于拒斥欧洲列强对于美洲的侵略与干预。美国宣称，美洲大陆上有一些族群想要加入美国，欧洲列强不应干预，以此理由在美洲扩张领土。到了19世纪末，美国确立了美洲霸权地位。美国以拉丁国家文明程度较低、施政不当，可能招来欧洲列强干预为借口，对一系列拉美国家的内政进行干预。1917年，威尔逊总统重新解释了“门罗主义”，将“门罗主义”重新解释为支持各个国家和民族自己决定自己政治制度，可以不受阻碍、不受威胁、不必恐惧地决定自己的发展道路的主义。这就消除了“门罗主义”的“西半球”空间限制，美国可以打着保护弱小国家的自主性免受强权干涉的旗号，对“西半球”之外的弱小国家进行干涉。在冷战时期，美国以防止所谓“共产主义威胁”为名，干涉许多国家的内政。冷战结束之后，用提出“修昔底德陷阱”的阿利森教授的话说，美国将全球视为其势力范围。于是，“门罗主义”的思维方式被推广到了全球，美国真正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干涉的实践。 

从区域霸权到全球霸权，美国的“门罗主义”思维方式究竟有什么特征呢？在我看来，它包含了几个重要的方面：（1）划定一个空间范围，界定其中的同质性，排除异质性的因素，将其界定为对整个空间秩序的威胁。这个空间范围一开始是美洲或西半球，后来逐渐扩大，在后冷战时期扩展到了全球；（2）在修辞上支持其他国家和民族的自主性，但又会认为，由于某种外部威胁的存在，它们在事实上没有能力自主，因此需要美国的帮助，因此美国可以以“反干涉”的理由来进行干涉，将损害和限制别国自主性的行为，论证为帮助它们实现自主性。（3）始终相信美国是一个例外（exceptional）的国家，享有道义上的优越性，美国界定的国际规则才是真正的国际规则，而且美国保留了基于自己道义的优越性不断修改调整国际规则的资格。而真正得到各国公认的国际组织，无论是联合国还是WTO，其各项规则一旦偏离美国利益，它的权威就会遭到美国的质疑。正是因为美国长期在美洲扮演着单极霸权的角色，所以才发展出了这些具有强烈单极霸权色彩的行为特征。美洲是美国“大出于天下”之前修炼统治技艺的“大本营”。

那么，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符合这样的思维方式特征么？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从来都是各民族与文明的互联互通之路。在中国历史上，中原王朝在最强的时候也只能够对西域有所影响，将整条“丝绸之路”视为中原王朝的势力范围，本来就是不合史实的。甚至连“丝绸之路”这个名称都很可能源于19世纪德国地理学家李特尔（Carl Ritter）的命名。[2] 而美国国务院早在2011年就针对阿富汗局势，提出了“新丝路”（New Silk Road）区域合作计划，这一计划并没有在美国的国家战略中获得优先地位。不久，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将“丝路”的概念发扬光大。当代的“一带一路”并不像“美洲”一样，是一个可以在观念上界定的封闭空间，它预设地球上存在极其丰富多样的生活方式，存在着诸多有边界的文明空间，而它的重点是“带”与“路”，是穿越不同地缘政治空间的交通线，强调开放、连接和沟通，而不是封闭和排他性的控制。“一带一路”是一个“互联互通”的倡议（initiative），而中国在其中的角色，更确切地说是“首倡者”，而不是支配者。

事实上，“一带一路”连接的某些空间，恰恰是某些区域强国的敏感区域。比如说，俄罗斯的一些欧亚主义者（Eurasianists）长期将中亚视为俄罗斯的排他性势力范围。如果“一带一路”是一个排他性的“门罗主义”计划，那么在中亚，必然会发生中国与俄国对于排他性支配资格的争夺。然而，中俄两国近年来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中国对于俄罗斯在中亚的传统影响始终保持着高度的尊重，这都是有目共睹的现象。而中国的东方与东南方更是被从横须贺、冲绳到樟宜的一系列美国军事基地所包围，从地缘政治上说，美国在这些地方的军事控制力不言而喻。显而易见，“一带一路”倡议并没有以“亚洲”的名义，直接质疑和挑战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

虽然目前国际舆论中还没有出现将“一带一路”倡议与大英帝国鼎盛时期的空间思维方式作类比的评论，但我们在此预先作出回应有益无害。大英帝国在20世纪上半叶，尤其是在1928年《凯洛格—白里安公约》（即《巴黎非战公约》）的酝酿和签署过程中，也曾经模仿美国的“门罗主义”，宣布本国版本的“门罗主义”，人称“英国门罗主义”（British Monroe Doctrine）。但因为大英帝国是一个全球性海洋帝国，一度拥有全球最强的海军，它的“门罗主义”首先关注的并不是像“美洲”这样的有边界的大陆空间，而是海洋上的交通枢纽，如苏伊士运河、马六甲海峡、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等等。英国海军如果能够控制这些交通枢纽，就能够保证整个帝国的安全。[3] 因此，英国对任何威胁到其海军对于这些枢纽的控制的行为，都非常敏感。“一带一路”的思维，是这种“路由器”理念吗？这也是没有根据的类比。在英国的海上帝国衰落之后，美国是其唯一的后继者。当代世界的主要海上交通枢纽，无论是马六甲海峡、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还是博斯普鲁斯海峡，在很大程度上处于美国海军和军事基地的力量辐射之下，中国又能够排他性地控制上述哪个海上交通枢纽呢？

在其他一些更为抽象的空间冲突之中，中国诉诸的也是防御性的“主权”原则，而不是具有扩张性的“门罗主义”。比如说，在网络空间中，中国以“网络主权”来对抗美国的全球网络信息霸权，修筑“防火墙”，并要求数据的本地化存储；在司法问题上，中国以“司法主权”来批评美国法院帝国式的“长臂管辖”（long-arm jurisdiction）。这都是基于传统的“主权”观念而提出的防御性主张。

事实上，许多指责中国奉行“门罗主义”的种种话语，恰恰贯彻了美国执政精英一贯以来的“门罗主义”思维逻辑：界定异质性的因素并加以排斥。在这些评论者看来，中国在自己领土范围内实行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模式本身就已经干扰了美国试图在全球建立的同质性秩序。如果中国胆敢划出一个“超国家”的区域空间并推广自己不同于美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实践，那更是证明中国是全球空间中的破坏分子，这种指责要求中国承担为自己辩护的举证责任。这种“先发制人”进行话语攻击的策略，一直是美国外交政策传统的一部分。此外，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德国与日本曾经学习美国在拉丁美洲的“门罗主义”实践，分别在欧洲与亚洲进行扩张。一些论者指责中国搞“门罗主义”，实际上是暗示中国是如同德国与日本那样“失道寡助”的“挑战者”。

当代中国所倡导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既反对美国区域霸权阶段奉行的“门罗主义”解释，也反对美国全球霸权阶段奉行的“门罗主义”解释。区域霸权阶段的“门罗主义”划定区域势力范围，排斥本区域国家与域外国家的合作，频繁干涉本区域国家的内政；全球霸权阶段的“门罗主义”则将全球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试图在全球范围内推行干涉主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倡导尊重国家主权，也倡导各国家与各民族之间的平等合作。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之中，中国刚刚走出最艰难的处境，尚处于虚弱的状态，即向许多发展中国家乃至于发达国家提供了抗疫物资和医疗援助。在2021年，中国旗帜鲜明地反对“疫苗民族主义”，将自己研发的疫苗作为“公共产品”，向全球提供。病毒并不承认国界，它的传播打破各种空间界限，将全人类置于恐惧之中，中国只有帮助其他国家走出“至暗时刻”，自己也才能够获得真正的安全，在此，利他与利己是高度统一的。这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的生动实践。

当代中国的国际秩序主张，有着古代中国历史经验的渊源，更是20世纪以来中国革命与建设路径的延伸。从全球比较的视野来看，古代中国的历史经验具有自身的鲜明特征：由于海洋、高山与沙漠的阻隔和保护，今日中国版图所覆盖的地理空间几乎是自成一体，而建立于农耕之上的古代中原王朝，基本能够保持内部不乱，在大部分时间里相对于周边具有力量上的优势，因而在心理上也具有很强的安全感。美国“门罗主义”历史经验中包含的根深蒂固的疑惧，以及从疑惧到“先发制人”的行为模式，是在从欧洲到美洲的“万国竞争”条件下形成的，但这绝非古代中国中原王朝的心理模式与行为模式。接下来，在19世纪，中国被抛入一个“万国竞争”的国际体系，迅速跌到谷底，这一经历削弱了中国在地缘政治上的安全感。但在朝贡体系崩溃之后，中国国力的孱弱，使得其很难设想对某一个超国家的区域的支配。同时，沦为半殖民地的遭遇，使得中国对于国际体系中的弱小民族与国家的境遇能够产生深刻的共鸣，对于区域霸权和全球霸权的逻辑具有相当程度的敏感性。

通过20世纪漫长的革命与艰苦的建设，中国重新实现内部整合，打造出了强有力的国家主权，并在此基础上对外开放。由于开放的程度与步调是中国自主可控的，中国得以在开放的过程中避免重新陷入“依附”的境地。而这就是汪晖教授总结的中国的“自主性开放”历史经验的关键所在。[4] 基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精神，中国在对外交往时，也比较强调尊重各个国家的平等主权，并倡议在此基础上相互开放，互联互通，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倡导文明之间互相借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维承认，任何国家，无论大小，都会在一定的区域之中拥有并发挥自身的影响力，这是一个经验事实；但影响也是相互的，区域内的国家，相互之间存在一种“共生”关系。各国影响力的发挥需要尊重区域内的其他国家、民族与文明，其底线要求是对主权的尊重。比如说，商业贸易的影响力不能建立在“强买强卖”的基础之上，更不应用强制力限制区域内国家与其他国家的正常交往。

如果说以上视角强调的是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对于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者而言缺乏说服力，我们接下来可以切换到一种更具现实主义色彩的视角：在当代世界，中美两国都存在着经济实力与军事—政治实力之间的深刻不对称，由于这种不对称，目前根本不存在中国“取代”美国单极霸权地位的现实可能性，而且中国根本没有这样的主观意图。中国的经济实力居于全球前二，制造业增加值已超美、日、德总和，而且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单一消费市场，但中国的军事与政治实力与经济实力有着巨大的差距：中国迄今仍然是一个未能实现国土完全统一的国家，仍然是一个被美国军事基地包围的国家，仍然是一个因为自身发展模式与欧美不同，经常在欧美主导的国际舆论中饱受围攻的国家。而美国恰恰相反，在经历过帝国的“过度扩张”（overstretch）之后，其经济实力正在相对衰落，产业出现了严重的“空心化”，但其军事与政治实力仍然强大，其统治机器不会坐视经济实力的相对衰落，肯定会采取各种超经济的手段来为美国经济“输血”，而美国的一些盟友会被迫在这方面跟随美国。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企业在海外进行正常的经济活动都可能会遭到美国及其盟友以国家安全、社会制度等为借口的种种围堵。近年来，我们已经目睹中兴、华为、Tiktok等企业在海外的经营受到种种超经济因素的干扰。在这种条件下，中国更不可能采用极容易引起各种政治反弹的超经济的强制方法。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的政治社会组织模式更具有内聚性而非扩张性的特征，这一特征使得中国能够在面对类似瘟疫这样巨大的生存灾难的时候，避免“散装”和“甩锅”，实现迅速的组织动员并克服危机；不同于资本主导的美国，中国的国家宏观调控能够采取强有力的“反经济周期”的措施，并控制“生产过剩”带来的政治社会后果，防止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导向地缘政治层面的军事扩张动力。这种宏观调控不可避免地对资本与个人（包括那些“走出去”闯荡国际空间的资本与个人）施加了很多限制。不赞同这种限制的人称其为抑制个体的首创精神，赞同这种约束的人认为这是对“占有性个人主义”（acquisitive individualism）的节制。但不管是何种评价，在这样的模式之下，东印度公司式的、渴求利润的冒险家借助国家力量进行扩张的行为方式，很难占据主导地位。

这种内聚性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于中国的产业结构。二十世纪上半叶地缘政治斗争中的重要概念Autarky（经济上的自足）对于今天的绝大部分国家而言都是一个不现实的概念，对于中国也基本如此。但我们也要看到，中国实现经济内循环的能力要强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已经在自身的广袤国土和庞大人口基础之上，建立起了全球独一无二的从低端到中高端一应俱全的产业体系，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当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而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发动的贸易战、金融战和科技战，实际上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经济的独立自主，迫使中国构建国内与国际“两个循环”。在2020年的新冠疫情之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经济体系已经能够展现出相当程度的内循环的能力，经受住了极端情况的考验。

在当今世界上，已经进入后工业社会的发达国家与尚未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利益经常处于冲突之中。但由于产业部门与产业链的完整性，无论是与发达国家，还是与发展中国家，中国都可以有大量合作点，并能够在两类国家之间扮演着某种协调的角色。在这样的内外条件之下，即便仅仅着眼于中国综合国力的继续增长，推动与各国平等互利式的合作，也是对中国进一步发展最为有效的手段。

综上所述，从“国强必霸”的西方历史规律出发，将中国的“一带一路”视为某种地缘政治扩张方案的论调，既没有看清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文化心理，更是从根本上误解了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运作机制。对于误解者，我们固然需要进一步加强沟通，消除误解，但对于那些明知事实却故意制造舆论者，真诚的沟通是无效的。中国通过和平发展继续壮大自身，“凛然不可犯”是对这些“永远叫不醒”的“装睡者”最为有效的回应。

（编辑  碣石）

近年来，资本无序扩张在各领域均表现突出，文化领域同样出现乱象。当前，在中央将“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作为重要目标，并加大规范文化市场的背景下，梳理和总结资本无序倡导的价值体系，以及资本控制媒体的危害性，显得尤为必要。

资本倡导的价值观带有反智主义倾向

在经济全球化深度发展的今天，资本力量日趋成为跨国界流动的隐形帝国。西方国家原本就是垄断资本控制一切，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也兴起了一批跨国流动的资本力量，其自身利益与西方垄断资本有着千丝万缕联系。

垄断资本操控的文化渗透具有明显的反智主义倾向。这是因为，资本力量的统治是一种代表极少数人的非正义统治，它的本质是一种“做得说不得”的政治秘密。资本力量竭力传播各种反智主义的政治理论和社会价值观。

 在社会科学领域，代表资本的意识形态刻意回避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理论，竭力用全民性或个体性内容取而代之。只要不谈阶级问题，不谈剥削问题，其他任何问题都可以谈，如女权、环保、人权、种族歧视等。其目的只有一个：避免民众将矛头对准资本。在政治学领域，所谓科学主义（以行为主义为代表）的兴起，实质就是打着“科学”的旗号，明目张胆地将政治学“去价值化”和“去问题意识化”，使本来应该研究人类社会头等大事的政治学变成聚焦于计量方法之类的次要问题。在经济学领域，则是为资本辩护的庸俗经济学流行。庸俗经济学所做的事情，实际上不过是对于局限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中的生产当事人的观念，教条化地加以解释，系统化和辩护。

由于回避实质问题，资产阶级的社科理论普遍很重“包装”，表面花里胡哨，实则囊中空空，理论水平低不说，还很道貌岸然。例如，资本力量竭力鼓吹消费主义观念，这不仅直接影响广大民众的生活方式，还淡化了劳动者的阶级意识。在消费主义主导下，人们沉迷于物质享受，而物质享受又取决于收入水平，收入增加可以在劳资合作体制内实现，因而无需诉诸社会主义革命。

概括地说，资本操控的意识形态，其所要灌输的东西，乃是“四位一体”的意识形态体系：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市场经济，以无政府主义为核心的公民社会，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民主政治，以消费主义为核心的大众文化。资本的目标就是实现资本无拘无束的游荡，因此其首要目标就是消解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价值，神话市场力量等。因此，社会主义制度和政府的积极作用历来是资本的天敌，资本控制的意识形态始终将国家作为攻击对象。

在各种反智主义观念中，迷惑性最大、危害性最强的就是个人主义价值观。理论上说，个人主义凸显共同体中个体的价值、尊严和权利，相比于封建社会的依附性社会关系，无疑有其历史进步性。然而，个人主义本体论的缺陷显而易见，并在实践中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

首先，掩盖和放任资本剥削劳动者的不平等生产关系。资本力量相对于劳动者阶层毕竟属于少数，要想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占据主导地位，前提条件就是设法使无产者“化整为零”，让劳动者以个体身份抗衡强大的资本力量。为了将劳资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合理化，资本力量必须创造一种新理论，将劳动群众个人的苦难合理化。宣扬个人主义价值观，无形中将原本相互依存、以社会为主要依托的广大民众进行“原子化”处理，使之独自面对庞大资本力量。根据个体自由至上的观点，劳动者个人与资方展开自由竞争和博弈，而工会无疑是个闯入者，它不仅侵犯了资方的自由，而且干扰了劳动者通过个人奋斗获得成功。

崇尚个人自由、个人至上、个人奋斗、个人负责，这些言辞看似无比美妙，实则用“原子化”个人打散了劳动者团结联合的可能性，掩盖的是资本剥削大众的本质。

其次，将个人利益凌驾于社会利益之上，由此导致反社会倾向明显。长期以来，资本贪婪逐利的行为始终面临巨大社会道德舆论压力，但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出现则使上述问题迎刃而解。个人本体论将分离的、孤立的、自足的原子状的个体作为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实体，并由此得出“个人至上”“个人先于社会”“个人高于国家”等一系列推论。就此而言，个人主义价值观先天具有反社会、反国家倾向。极端的个人主义者眼里只有自己，完全无视各种社会性评价标准（如是非曲直、善恶好坏等），也缺乏对他人健康快乐或痛苦的任何体恤和共鸣。从个人主义本体论出发，顺理成章地会出现为利己主义正名、为资本牟利辩护的观点和理论。

然而，人类社会不断走向文明与进步的主要标志之一，就是日渐脱离动物/自然属性，不断强化社会属性和共同体意识。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始终与社会属性、道德水平以及合作意识的增强直接相关。正在这一意义上说，“人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语）。就此而言，新自由主义倡导的具有反社会、反共同体倾向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与人类文明进步的大方向背道而驰。

第三，整个社会一盘散沙。在个人主义产生之前，个人被视为团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个人只有在与整体的联系当中才有意义。基于个人主义价值观的立场，“人民”的概念不再是一个集体概念，而更多是个人的集合体。在个人主义者看来，个体在所谓的自然状态中孤立存在，是他们自己的身体和能力的占有者和所有者，因而是其能力（如劳动）所生产的果实的所有者。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个人主义的空前盛行，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自我隔绝，也更加冷酷无情。

“向下看”的意识形态渗透防不胜防

意识形态渗透比想象的容易。这是因为，西方大国和资本主导的意识操控，其基本策略就是“向下看”，刻意迎合人类的本能。

西方国家和资本力量操控的文化渗透，在其文化作品中的表现，就是不断强化人类的人性/生物性属性（如颜值、三围），淡化和抹杀社会性/阶级性属性，由此降低对象国民众的道德底线和思维水平，使主流价值体系沉沦、退化，最终“不战而屈人之兵”，瓦解乃至占领对方的精神领地。

美国中情局在“中情局十诫”中强调：“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并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教育。为他们制造对色情产生兴趣的机会，进而鼓励他们进行性的滥交。让他们不以肤浅、虚荣为耻。一定要毁掉他们一直强调的刻苦耐劳精神。”“一定要把他们青年的注意力从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中引开来。让他们的头脑集中于体育表演、色情书籍，分裂他们的感情，在他们之间制造新仇旧恨。”  

布热津斯基还提出“奶头乐”( tittytainment)理论，即将英文titts（奶头）与entertainment（娱乐）组合在一起，意指为了让20%的高端人口高枕无忧，主张用温情、麻醉、低成本、半满足的办法，使80%的低端人口安分守己。一种办法是发泄性娱乐，如开放色情行业、鼓励暴力网络游戏、鼓动口水战；另一种办法是满足低俗品味的游戏，如拍摄肥皂剧和偶像剧、大量报道明星丑闻、播放真人秀等大众娱乐节目。这些娱乐消遣占用人们大量时间，让其在不知不觉中丧失思考和反抗能力。布热津斯基的提法看似极端，但恰好说明资产阶级价值体系的带有很强的“反智”倾向，其出发点就是“精神催眠”，使民众像吃了安眠药或鸦片一样，整天浑浑噩噩。

文化渗透如此容易，但防范文化渗透远比人们想象的困难。有道是“从善如登，从恶如崩”。“从善如登”是一个动能转化为势能的艰难过程；“从恶如崩”则是势能转化为动能的简单过程。因此“学坏”总要比“学好”容易。同时，文化渗透往往不易察觉，一旦发现往往悔之晚矣。

历史表明，这种价值观“坐滑梯”式的下降过程，无异于通往沉沦与毁灭之路。2300年前，古希腊的伊壁鸠鲁就曾告诫门徒，无节制地追求享乐带来的很可能是痛苦而非快乐。爱因斯坦也曾说过：“我从来不把安逸和享乐看作是生活目的本身——这种伦理的基础，我叫它‘猪栏的理想’。”正所谓“成由勤俭败由奢”，骄奢淫逸是国家沉沦和衰微的前兆。无论当年的罗马帝国，还是中国的王朝兴替，无不应验这条真理。在现当代历史中，因为社会主义制度在高位运行，而资本主义国家是在低位运行。中华民族要想实现伟大复兴，价值观领域必须“向上看”，树立坚定而宏大的理想信念。

媒体市场化必然导致“劣币驱逐良币”

有学者将审美从低到高分为六个层次：一是刺激需求，二是休闲娱乐，三是信息需求，四是知识需求，五是审美需求，六是思想需求。前三类是消费性需求，后三类是生产性需求。很显然，在这六个审美层次中，层次和境界最高、最能让人获得精神收益的是思想需求，但思想需求的实现过程（如阅读经典作品）本身是个艰难困苦、令人望而生畏的体验过程。有人戏称，“所谓名著就是那些既想知道又不愿去阅读的东西”。这一特征决定了关注高层次文化需求的民众注定是少数。相反，那些消遣性精神需求，特别是最能满足感官刺激的暴力和色情等东西，尽管其带来的个人提升和社会效应是有限乃至负面，但由于这类精神产品迎合了人性需求乃至生物本能，因此这类精神产品很容易吸引大多数人的兴趣和关注。

高层次精神需求与低层次需求的受众数量相差悬殊，正如古代唱《阳春白雪》和者寥寥、唱《下里巴人》和者甚众是一个道理。现实世界中也是如此。在网络世界中，那些低俗和黄色网站尽管被一禁再禁，但其浏览量仍非常可观；相比之下，许多传达正能量的严肃网站尽管政府力推，但实际点击量总体有限。

在市场经济原则盛行、媒体靠销量和广告谋生的背景下，由于很多企业广告投放主要依据的是收视率和点击量，因此媒体市场化的结果，最终往往是“劣币驱逐良币”，即越是媚俗、越是热衷于制造花边新闻和轰动效应的不良媒体存活得越好；越是坚守底线的良心媒体越是无人问津，乃至被淘汰出局。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越来越多的媒体需要靠市场养活、靠广告养活的情况下，这些企业为了生存发展，其传达的核心价值观必然要迎合资本，或至少保证不批判和揭露资本，由此才能获得足够的广告收入。而资本力量为了更好维护其利益，除了直接出资收购媒体为其充当吹鼓手，还有意识在其出资制作的影视作品中，推介那些致力于为资本代言的公众人物。从意识形态角度看，其向公众传达的观点完全是经不起推敲的反智主义言论。当反智主义言论盛行，足以表明一旦资本控制中国媒体，其最终结果一定是反智主义盛行，劣币驱逐良币。

掌控文化领导权需标本兼治

  在新形势下，中国要想牢牢掌握文化领导权，仅仅节制资本是不够的。这是因为，各种与中国主流文化不一致的思想，其始终与资本利益紧密相关。只要存在媒体市场化、存在资本控制新兴媒体乃至传统媒体的情况，“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就会持续下去。仅仅强调规范媒体，让资本和相关媒体发挥主体责任，让他们被动配合政府，他们的配合一定是消极的和有限的。很可能是政府抓得紧一阵儿，他们就收敛一点；政府管控稍微一松，他们还会再次反弹，就像割韭菜，割一茬长一茬。这样解决问题很可能是扬汤止沸，短期见效快，但长期看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

现在许多带有垄断性质的网络平台企业，其获取的已不是普通的商业利润，而是因此带有垄断了某种公共产品而获得的超额垄断利润。这些平台长期控制在私人手上，不仅不利于实现共同富裕目标，而且对国家的数据安全、文化安全也构成潜在风险。某些掌握大量数据信息的网络平台公司到国外上市，已经敲响了警钟。不解决所有制问题，仅仅让这些企业自我规范、自我约束，就好像要劝告老虎不要吃人一样，其难度可想而知。

需要指出的是，要想保持文化领导权，还需要扶正祛邪，确立核心价值观背后的底层逻辑和理论内核。如果说现在出现的种种文化乱象算是一种邪气或者邪风的话，那么“祛邪”的前提是要固本扶正。

固本扶正，就是要有真正直击心灵的理论内核和底层逻辑。当前，主流媒体要传达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似乎是个不言而喻的问题。但事实上，我们现有的核心价值观表述中，是应该有理论内核和底层逻辑的，应该是逻辑自洽、有锋芒的。没有这个理论内核和底层逻辑，现有的核心价值观便没有价值依托，就失去了应有的感召力和战斗性。理论上说，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内核是“人民性”。但如果没有将属于绝大多数的劳动者与极少数资本力量进行区分，那么我们强调的“人民性”，在理论上缺乏分析锋芒，在实际中可能悄然成为民众中落后意识的尾巴，乃至纵容“灰色文化”“黑色文化”泛滥，红色的、积极向上的文化作品难以占据主阵地。

    此外，掌握文化领导权还必须提升审查机构相关工作人员在意识形态上的辨别力。路线确定以后，干部问题就成为事业成败的关键。在当前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最大的隐忧就是隐藏在干部队伍中的“两面人”问题。这些“两面人”很善于伪装自己，很不容易发现和识别。不能简单地看他说了什么，而是看他做什么，用结果考评而不是过程考评来考察干部。尤其是通过观察其重点提拔持有什么样价值观的干部，看清其内心的真实想法。

近年来，很多在价值导向上存在明显缺陷的影视作品，呈现在广大民众面前，不断给大众进行洗脑。在意识形态战场上，文化渗透一定是个缓慢而不易察觉的过程。意识形态渗透一旦被对方察觉，就意味着这种渗透已经失败，因此它一定会想方设法让你看不出来。但这种意识形态渗透并非没有规律，更不是没有任何迹象。如果说我们把这些意识形态渗透的规律和迹象都总结出来，便可以帮助宣传审查机构的工作人员更容易地识别各种意识形态操控伎俩，由此避免各种存在严重问题的文化产品流入市场。

（编辑  季节）

   “新金融”这个提法是针对传统金融而言，两者的关系涉及若干方面。

新金融与传统金融的区别

  从银行业服务对象看，过去常提到“二八定律”。“二八定律”是意大利经济学家提出的一个概念，意思是任何一组事物中，最重要的只是其中的20%左右或者不超过20%，其他都是次要的。从我国银行业看，传统商业银行运作依靠的主要是20%左右的优质客户，包括企业服务和个人零售业务服务。这些客户也是银行主要的服务对象。其中工业、交通领域的大企业不在少数。

  目前我们所说的新金融，大致是指与互联网相关联的金融业务，它与传统金融的区别之一，就是在互联网平台上，服务对象中的中小微企业占较大比重。近期人们对新金融的“新”字，较多关注的是新金融运作模式可能带来的新风险，希望其风险能够得到很好的监管和控制。

  “互联网金融”这一概念源自我国，别的国家开始并没有这个概念。它一般是指依托于云计算、大数据等互联网工具，实现资金融通支付和信息中介等业务的一种新兴金融模式或称新业态。从主体看，“互联网金融”泛指互联网等非金融企业利用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等一系列信息技术开展金融业务，而“金融互联网”则是泛指金融企业利用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等信息工具开展金融业务，如信用卡业务。

  这大致就是新金融和传统金融的一个主要的区别。

  随着非金融企业开展的互联网金融业务的深化，监管和治理的需求已提上日程。大部分从事金融业务的互联网企业需要接受全面的金融监管。互联网金融在我国的发展可以用“异常迅猛”来形容。众所周知，其对于经济的推动作用是显著的，与其相伴随的风险也是新型的，对金融监管机构形成了日益强劲的挑战，如何监管这种新型的风险也是新的课题。

  虽然“互联网金融”这个词是我国首创的，但运用互联网技术手段开展金融支付在国际上早已存在，例如世界上著名的电子商务公司eBay成立于1981年。1995年世界上第一家网上银行成立于美国。几十年前，英国曾因为是否要广泛推进电子商务发生过争议，很多政治家和企业家认为网上购物不宜推广，否则势必影响传统商场的经营和人们的假日交流活动，进而有碍于城市繁荣，网购只适合为不方便出门的人服务。这是他们比较普遍的意见。虽然当年的世界经济和商业需求与今日的情景不可同日而语，但那时欧美发达国家已早于我们若干年就具备了开展电子商务的能力，他们却没有加以推广。除上述原因，至少还有一个重要因素，这就是在线经营可能产生风险。

有效监管互联网金融

 作为曾经的金融监管者，我深知建立与互联网金融相匹配的监管体系是一项十分艰巨的职责。这里要指出：互联网金融作为金融和互联网两个高风险行业融合创新的产物，既具有传统金融所具有的风险，同时又具有互联网特有的风险，是一种典型的叠加风险。对具有此类叠加风险的行业必须实施严格的监管，否则风险可能无限放大。

  如何做到有效监管？说起来都清楚，但是做起来有难度。

  一是法规要齐全。对于互联网金融的监管，首先要有相应的法规，这是遵法执法监管不可缺失的基础，不能存在监管真空，过去在传统金融各业都有监管制度和体系。而在新金融，尤其是互联网金融方面反而成为监管空白。

  二是严格执法。执法是最难的，审批和处罚往往不同程度地存在法规和技术规范之外的因素，也就是某种程度的人为因素和随意性。蚂蚁金服的循环放贷环节出现较大问题，但阿里巴巴说，所有的项目都是经过批准的，在各个审批环节都是一路绿灯。当年出了大问题的P2P也是经过审批的。

  三是不断完善监管。对于在空中漫无边际运行的互联网金融。监管的技术性和监管力度要足够强大，而且要随互联网金融的升级换代不断完善，其难度可想而知。因此可以说，目前新金融的主要风险可能是监管跟不上运营产生的多方面风险。对于新金融来说，只有实现稳定的风险控制，自身不断得以强化，才可能对新的发展格局提供持续的金融支持。

  目前涉及对行业中出现的人工智能的监管问题。这是一种什么级别的挑战呢？埃隆·马斯克最近一段时期多次做出提示，认为过度推进人工智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甚至威胁人类的生存。这一提示的要点是，人类不能创造和过度运用未来可能失控的新业态。日新月异的互联网金融是否属于可能失控之列呢？“互联网+”正在越来越广泛地运用于工业、交通等领域，如何既高效又安全地运用这一新业态，是大家共同关注的新问题。

  当今世界充满创新，新思维、新概念层出不穷。最近正在热起来的“元宇宙”即所谓的集合虚拟共享空间，属于老词新说，涉及到若干领域。据报道，今年3月，一家游戏平台将“元宇宙”的概念写进招股书，登陆纽交所，上市首日市值达400亿美元，引爆科技和资本圈。对于新金融的监管，我们的监管机构任重道远。    （编辑  季节）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有对自身的文化有坚定的自觉自信，才能鼓起奋发进取的勇气，焕发创新创造的活力。从宏观层面看，文化自信表现为一个国家、民族和政党能够正确看待自身文化，理解并认同自身文化的内涵与价值，并对这种文化的生命力、创造力、发展前途怀有充分的信心，同时能以兼容并蓄的态度对待不同文化；从微观层面上看，文化自信则是企业等社会组织和个人对所属国家和民族文化的价值取向认同和身份认同，是一种主体性心态的自然表现。坚定的文化自信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更是企业等社会组织及个人对国家和民族文化的价值取向认同。

企业作为经济社会的重要子系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者，是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企业文化深度耦合过程中，在文化自信的践行培养中，必然不断促进企业文化的深化与升华，推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企业的基业长青。中信集团的核心价值理念“诚信、创新、凝聚、融合、奉献、卓越”，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致的，并在中信集团各级企业的实践过程中取得了明显成效，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也增强了企业基业长青、持续发展的后劲。

十年企业靠经营，百年企业靠文化，企业文化是推动和促进企业持续发展的灵魂和源动力，是决定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主导因素。中信湘雅医院通过体制创新、科技创新，围绕实现“积极性优生”这一目标，坚定走产学研发展道路，形成了一套特有的文化内涵。

用初心传承企业文化

一个优秀企业的发展壮大，是一代又一代的员工文化积淀、薪火相传与发展创新的结果。中信湘雅医院结合历史传承、经营模式、发展定位、工作目标等内容，启动文化建设和核心内涵梳理工作，拟定了医院核心理念体系。

牢记初心是中信湘雅的文化支柱。在从事医学遗传学领域之前，医院首席科学家、终身荣誉院长卢光琇教授是一位出色的外科医生，促使其转行至遗传生殖领域的初心，正是源于其父亲卢惠霖教授毕生追求的梦想——实现中华民族的积极性优生。

卢惠霖教授是我国医学遗传学的奠基者，他一生经历了晚清、民国、抗战、新中国不同时期，亲眼目睹旧中国积贫积弱遭受凌辱，希望通过自己的专长和努力，来提高中华民族的人口素质，实现民族复兴。这是他的初心，也是一辈子为之奋斗的梦想。卢惠霖教授早年留学美国，师从遗传学泰斗摩尔根教授，并最早将其所著《基因论》翻译介绍到中国，“基因”一词便是他翻译而来。中国第一张人类染色体显带图即是卢惠霖教授带领研究小组绘制，使中国人正常的染色体核型得以呈现。在上世纪60-70年代，卢惠霖教授同我国第一位进行羊水穿刺检测的著名妇产科教授胡信德合作，建立了最早的产前诊断门诊，进行胎儿染色体检测。然而，他们很快发现，检测出染色体异常，却缺乏有效的干预手段，只能进行流产，流产对女性危害巨大，甚至导致不孕，是一种非常消极的处理办法。

应用什么办法可以帮助这些女性孕育出健康的胎儿呢？1978年，英国诞生了第一例试管婴儿，试管婴儿技术是分别将卵子与精子取出后，置于试管内使其受精，再将胚胎前体——受精卵移植回母体子宫内发育成胎儿。这一技术的出现让卢惠霖教授看到了曙光。于是，1981年卢惠霖教授正式开展试管婴儿的科研工作。

卢光琇认为，利用遗传优生来提高出生人口质量是父亲的宏愿。为帮助父亲圆梦，她在39岁时毅然转行投身其中，并与父亲共同实现从0到1的突破，1981年建立我国第一个人类冷冻精子库，1983年诞生我国首例冷冻精液人工授精婴儿，1988年诞生我国首例供胚移植试管婴儿……沿着初心的路径，卢光琇带领中信湘雅走在了遗传优生领域的前列。

2018年初，现任中信湘雅医院党委书记、院长林戈秉承卢惠霖、卢光琇教授的初心，带领医院将遗传优生事业推向新的高地。他多次在院内宣讲医院发展历史，并将院史教育融入岗位招聘、新员工培训、医院业务发展等全流程当中，形成强有力的思想文化共识，让全体员工了解“从何而来，去往何处”，使中信湘雅的初心掷地有声。

正是一代又一代的湘雅人薪火传承，立足本职、追求卓越，老老实实做学问、研究真问题，不断实现自我突破，才在服务人民中做出了优秀成绩，形成了良好的口碑。

用创新驱动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与员工的激励和组织创新密切相关，是企业最根本的竞争优势来源。从企业文化的形成过程与作用机制看，企业的基业长青同样需要树立企业文化自信。企业文化只有为全体成员接受和认同，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从中信湘雅医院发展实践看，企业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融合程度越高，企业文化与社会先进文化的一致性越高，企业文化的实践性与引导作用就越强，进而越有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中信湘雅医院航向正确，创新保证了其发展快马加鞭。2002年，中信湘雅医院成立，央企、高校、科研团队的强强联合，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在新体制下，卢光琇教授团队的科研成果很快走出实验室，中信湘雅开始了腾飞，位列我国生殖医学治疗领域的规模第一。

作为与人口战略政策息息相关的专业领域，遗传优生在服务我国人口政策方面，有着十分重要而积极的意义。中信湘雅始终坚持科技创新，围绕遗传优生临床实际问题积极攻关，诞生了一批重要成果，为人口政策调整保驾护航。

自2016年我国二孩政策全面放开以后，高龄夫妇二孩孕育需求集中爆发。高龄生育的主要风险便是遗传风险，临床科研表明，年龄对女性卵子的影响远大于对男性精子的影响。年轻女性卵子大概只有10%-25%几率发生染色体分离错误，但超过40岁这种错误率飙升至70%-90%。林戈带领团队与华大基因合作，在胚胎发育早期提取的单个细胞基础上，对胚胎进行全染色体分析技术，于2013年诞生了世界首批经基因测序排除染色体异常的试管婴儿。自我国计划生育政策调整以来，中信湘雅已经帮助9200多对高龄夫妇诞生了健康婴儿。当前，湘雅医院的基因测序技术已经成为全世界在孕前诊断的一项核心技术。

在此基础上，林戈带领团队继续迈开创新的脚步，利用新一代测序技术，围绕临床不同问题，在孕前诊断领域做了诸多创新，填补了多项国际或国内空白。2015年诞生了我国首例“无癌宝宝”；2016年发明了MicroSeq技术，诞生了世界首例排除染色体易位携带者的健康婴儿；2019年诞生世界上首个排除染色体或卵巢癌易感基因的“无癌宝宝”；同年诞生湖南首例遗传病阻断+HLA分析的“配型宝宝”，并在国内率先开展利用第三代测序技术分析易位断点辅助孕前诊断技术。

2016年，中信湘雅进行了41000个IVF周期，约占美国总数的1/4。植入前检测的数量在两年内增长了277%。在技术创新驱动下，目前中信湘雅可对500余种单基因病实施生殖阻断，累计人工助孕诞生18万个健康宝宝，助孕平均妊娠率达到62.3%，服务病人遍及全球19个国家和地区，实现了国内翘楚、世界领先。

用优质服务凝聚企业文化

文化自信是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通过推动文化的创新发展树立和提升起来的。支撑企业基业长青的文化是在企业创立、发展过程中逐步引导和培育中形成的，是在企业管理过程中形成并且深刻影响企业管理水平与企业增长潜力的重要因素。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文化自信的实践内容就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实质，使其转化为企业文化建设的现实力量。中信湘雅医院牢固树立“一切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宗旨，并将其上升为医院发展战略目标，全方位提升服务水平。

在服务病人方面，围绕“仁爱为本、患者优先”的要求，医院在门诊大厅显著位置设立全新的“病友一站式服务中心”，为病人提供咨询、预约、帮助等线上线下一站式服务；开展杜绝向病人说“不”活动，对于病人的合理要求及建议，全体员工不得说“不可以”、“不知道”、“不清楚”，病人满意度进一步提高；“三八”妇女节、母亲节、端午节、父亲节、教师节、中秋节等节点，在门诊大厅及住院部开展形式多样的医患互动活动，如插花、手绘、许愿树、打卡闯关、做月饼等，深受患者好评。

为提升服务水平，2019年由院长林戈带头，在全院启动“向梅奥学习”活动，通过读书、专题讨论、专家培训等多种形式，深入学习世界顶级医院梅奥诊所的服务精髓，在医院产生了重要影响，推动了各个岗位的服务优化。

随着2021年中信湘雅麓谷总院的启用，医院建起了全新的病友服务中心，集导诊咨询预约、互联网线下接待、检查资料整理、学雷锋志愿者服务、院区转诊对接、各科服务协调等为一体，合理简化患者就诊环节，着力解决患者及家属办事难的问题，为患者提供便捷快优的服务。“线上+线下”无缝对接，中信湘雅已形成一整套全流程优质服务体系。为满足高端服务需求，医院高规划建设的VIP中心今年9月正式启用。

为减轻患者诊疗负担，2015年，医院发起成立湖南省中信湘雅爱心助孕扶贫基金会，6年多时间得到医院捐赠666.41万元、外部捐赠760余万元，共开展18个爱心助孕项目，帮扶1100多位经济困难、罕见病家庭、失独家庭等特殊困难群体，援助价值约600余万元。此外，作为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宝贝基金”项目合作单位，医院6年时间里共援助经济困难病友700余人，援助价值680万元。2019年联合罕见病中心发起湖南省蔻德罕见病关爱中心，开展“无罕之路”爱心项目，共资助超过70个罕见病家庭，参与99个公益项目，为罕见病群体的心理、优生、生活提供支持和帮扶，并发布国内首个省级罕见病患者调研报告，为地方政府更有针对性地制定罕见病保障政策提供信息和数据支持，为身陷困境的罕见病患者群体重拾有希望的、平等的、有尊严的社会生活。

从中信湘雅医院的实践看，文化的凝聚功能一旦形成，就会通过潜移默化的渗透与熏陶，以其特有的亲和力和感染力，影响成员的思想价值观念和行为，增强成员的共识和一致行动。爱国敬业、诚实守信、仁爱友善，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也是对当代社会公民的基本要求。在企业广泛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大力弘扬爱国主义主旋律，培养员工爱岗敬业、艰苦奋斗、忠于职守的职业道德，大力倡导企业建立诚信经营体系，培养员工恪守诚信的理念，引导员工在与人为善、助人为乐，将使企业获得更强的凝聚力和创造力，为企业持久发展注入不竭的动力源泉。

用交流互动提升企业文化

文化自信实质上是一种价值自信，作为积极向上的意向性力量，彰显了文化主体的理想、信念和境界，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激励作用。企业文化与员工的激励和组织创新密切相关，是企业最根本的竞争优势来源。从文化自信的内涵要求来看，它是一种积极的状态，是一种应然的价值诉求与期待，是一种坚定的价值守候。对于企业来说，更要以在创新创造中取得的丰硕成果，以在科学发展中取得的竞争优势，为增强员工的企业文化自信注入充沛的底气。

中信湘雅医院将文化建设视为发展的软实力。2020年年底， 医院“十四五”发展规划出炉，文化建设被列入重要内容，并根据总体发展规划，不断丰富文化建设内涵，拟定了年度分解目标，扎实推进文化建设。

2021年随着麓谷总院的搬迁启用，医院设立了约200平米的党建活动中心，作为党史教育、党课学习、谈心等活动主阵地，开展了一系列学习教育活动。在建党100周年之际，党委书记林戈为全院党员主讲“百年未有之大变革”主题党课，详细介绍建党百年来我国的发展及引发的世界格局变化，全体党员为党的伟大创举与历史使命而倍感振奋；召开表彰大会，表彰在医院发展中做出表率的优秀党员及基层党组织，进一步树立了标杆榜样。

中信湘雅紧紧围绕服务医院、服务员工，开通了“员工直通车”信箱，组织为医院发展贡献“金点子”活动，收集到有关服务提升、技术革新等方面多条实名建议，并得到相关科室反馈及落实；在新工装定制、新院食堂管理等环节与员工沟通交流，倾听员工心声，反映员工诉求，积极维护员工合法权利；开展丰富多彩的兴趣爱好小组活动，员工报名积极踊跃，自豪感和满足感进一步提升；开展薪酬绩效改革行动，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薪酬晋升体系，无论什么岗位，让每一颗“金子”都能发光。

在新医院开业之际，中信湘雅以打造人文式、科技式、花园式医院为特点，将开放创新的新医院文化基因植入品牌宣传，启动院史馆建设，将院史列入文化建设重要内容，打造集员工教育、对外展示、互动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文化产品；完善医院品牌规范，统一形象标志，进一步强化医院品牌印象。

（编辑  尚鸣）

我国在2000年已经达到老龄化社会的标准。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人均寿命也在提高，老年人口规模在继续扩大，老年人占总人口比例也在逐年提高，老龄化日趋严重。2014年启动的“单独二孩”，2016年推行的“全面二孩”，以及2021年5月底推出的“三胎政策”，主要目的都是为了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

日本为了应对本国人口老龄化严重带来的问题，自上世纪70年代起就开始探索实行提高退休年龄的政策。日本实施的提高退休年龄政策具有法制化、逐渐推进的特点，从2000年起逐步提高退休年龄，且在2021年4月正式宣布提高退休年龄到70岁。

日本经过反复探索的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给缓解劳动力不足、减轻国家财政负担带来了积极作用，对于中国来说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一些学者就日本提高退休年龄的政策以及退休老年人再就业情况进行了广泛的研究，通过分析日本退休年龄调整、制度改革，认为缓解老龄化需要延迟退休，且日本经验有重要参考价值。日本提高退休年龄对年轻人就业情况影响不大，年轻人的就业压力主要在于经济结构的调整。退休老年人的再就业，需要政府、社区、用人单位的共同配合。

日本退休制度的改革举措

日本在众多老龄化国家中位居世界第一，且已经进入少子化和超老龄社会后，老年人口的增长带来了养老金财政压力，加之平均劳动年龄的提高、预期寿命的延长、教育水平的提高，这些因素推进了退休制度的改革步伐。

调整退休年龄

1971年，日本颁布《关于稳定老年人就业的法案》，明确将退休年龄从55岁提高到60岁。1986年，日本《老年劳动法修订案》正式确定60岁的退休标准，并明确规定到1998年禁止60岁之前的退休行为。1990年，再次修改了法案，目的是鼓励用人单位继续雇佣员工到65岁。2004年修改的法案则是按性别渐进式提高退休年龄：男性职工，2000到2013年之间是每三年延迟一年，2006年提高到62岁，2010年提高到64岁，最终退休年龄提高到65岁；女性职工，2000到2018年之间是每五年延迟一年，和男性一样退休年龄也是提高到65岁。2021年4月日本政府正式实施《改定高年龄者雇佣安定法》，退休年龄从65岁提高到了70岁。

改革养老金制度

除了调整退休年龄，日本还进行了养老金制度的改革，二者是相互配合、相辅相成的。

日本养老金的形式主要分为国民养老金、厚生养老金、共济养老金和企业养老金。国民养老金自设立起就规定领取年龄是65岁。因为它属于基础性养老金，政府未曾推迟领取年龄。而厚生养老金和个人收入有关，主要讲的是提高厚生养老金领取年龄的改革。设立于上世纪40年代的厚生养老金制度，当时规定男性领取时间是从55岁起。20世纪50年代规定男性领取时间推迟到60岁，然后每四年推迟一岁。80年代则规定时间从60岁延迟到65岁。90年代初又设立了特别的养老金制度。其中，定额部分的领取时间是2001年到2013年，每三年延迟一岁，从61岁延迟到65岁。薪酬比例部分的领取时间是2013年到2025年，也是每三年延迟一岁，从61岁延迟到65岁。女性皆比男性晚五年实施。2020年将推迟领取的上限年龄从70岁提高到了75岁，换句话说，领取养老金的时间范围扩大了。

政府分层次、分性别逐步延迟了厚生养老金的领取时间。同时，还规定提高养老金的缴费，和下调养老金的平均替代率。除此之外，政府对推迟领取养老金有一个激励措施，越晚领取养老金的老年人，得到的金额反而越多。

配套的再就业措施

提高退休年龄和延迟养老金的领取意味着有更多的高龄劳动者流入社会，为了给这些高龄劳动者提供良好的就业机会、环境和待遇，日本政府制定了促进高龄劳动者再就业的政策措施。一是政府修订完善高龄劳动者就业的法律法规。修改后的新法明令禁止用人单位在雇佣时出现年龄歧视，并且用人单位有义务继续雇佣高龄劳动者。二是依靠非营利组织（NPO ）的帮助。在福利领域的非营利组织主要有三个机构，银发人才中心、东京工作中心和公共职业安定所，目的是为了协助老年人就业。银发人才中心按照老年人身体素质、工作经验及意愿等，为他们提供多种选择的工作机会。东京工作中心给老年人提供就业机会以及帮助解决老年人在工作中遇到的疑难问题。公共职业安定所设置了专门的老年人职业介绍和就业培训的服务窗口。三是给继续雇佣老年人的企业相应的资金贴补。这不仅有利于稳定老年人的再就业，还减轻了企业的负担。四是对积极创业就业的老年人资助奖励。

日本延迟退休改革的效果

日本延迟退休改革的效果，在经济上看，首先是减轻了劳动年龄人口下降的趋势，充分利用了老年人人力资源，增加了税收，弥补了财政养老金的不足。其次是老年人有丰富的工作经验，企业通过雇佣熟练的劳动人员，可以对新手进行工作培训，减少了企业的培训成本。从社会层面上看，人口老龄化会带来老年人和年轻人之间的代际问题，年轻人要承担起赡养老年人的责任，这样就加大了他们的收入压力。延迟退休后，老年人可以通过自己的本领增加收入，充实自己的老年生活，实现“老有所为”，还能够缓解代际之间的矛盾，提升老年人的尊严，让他们平等地享有社会资源和合法权利，有利于形成积极的社会氛围。

延迟退休制度在日本之所以能够有效解决老龄化问题：第一，政府的重视。从上世纪70年代起，日本就开始制定实施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并且在国家颁布法律的前提下进行改革。第二，虽然日本老龄化程度严重，但是国家十分重视保障退休老年人的生活，不断完善养老保险体系，调动社会积极性，共同负担起保障老年人晚年生活的责任。第三，社会对老年人再就业的包容性。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就提出了终身工作的理念，大家都很重视工作，认为工作能够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非营利组织的支援帮助老年人提高职业素养，拓宽就业渠道。

借鉴日本经验完善我国退休制度

我国老龄化程度正不断加深，老年人口递增，其带来的负面影响也越来越大。劳动力成本上升、劳动力结构老化、经济潜在发展速度降低等影响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2021年伊始，国家在“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指出了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计划。这说明延迟退休年龄是大势所趋，是一个符合国情的政策。

我国和日本同为亚洲国家，老龄化程度严重、生育率降低、劳动力不足等情况和日本相似。而日本比我国早3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在改革退休制度方面研究得早且实践的时间长，有较丰富的经验。

建立完整的退休法律体系

许多发达国家已经建立起完整的退休法律体系，并且立法程度高、时间早，有效地维护了本国公民的合法利益，有利于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

实行渐进式且具有弹性的退休制度

日本在提高退休年龄时不是一步就完成的，而是逐步进行的。我国也应该采取逐步进行的方式，也就是要分阶段、循序渐进，不能操之过急。对人民来说，可以有效缓解对延迟退休的抵触心理；对企业来说，为他们提供了一段缓冲期，可以更好地适应和配合制度的调整；对国家来说，也有足够的时间发现这一制度在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并及时做出合理的调整。

针对个人工作情况不同，退休制度需要做具体分析。一些低收入、就业环境较差的劳动者，大部分不愿意延迟退休甚至想要提前退休。而对于脑力劳动者来说，由于身体条件好，工作环境不错，且由于岗位需要，可以根据情况适当延迟退休。因此退休政策不能再一刀切，而是要以劳动者自愿的原则为基础实行弹性退休制度。

制定配套的政策措施

从日本延迟退休的经验可以看出，年龄调整并不是难度最大的环节，最主要难在养老金制度的改革和劳动力市场的发展。

保障老年人生活，制度是必不可少的。日本退休制度改革的一大特点是：当延迟退休年龄时，养老金制度一定会做出相应的调整。建立一种弹性的养老金制度，退休人员要根据实际退休年龄、不同退休情况领取养老金。例如，在分性别推迟领取养老金上，日本是男先女后，给了女性更多时间调整和适应。而我国，因为女性比男性更早退休，所以可以考虑先女性后男性。为了增进老年人的工作热情，日本政府还规定领取养老金的时间越迟，金额反倒更多。养老金制度既要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要，也要鼓励老年人继续工作。

此外，关于劳动力市场的发展问题，主要是通过严格执行法规、设立老年人职业介绍所以及补贴资助来解决。首先，政府应制定法规，明确用人单位雇佣老年人的义务和责任，保证高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并落实到位。其次，对继续雇佣老年人的企业给予相应的补助，以此调动企业积极性。另外，我国目前提供老年人职业介绍的专门机构还很少。老年人职业介绍所可以根据老年就业者的求职意向、掌握的技术、身体健康状况等信息，经过分门别类，再推荐适合他们的工作。不仅如此，还应当对老年求职者进行职业培训，加强职业素养，提高专业能力，使他们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和工作需要。

转变传统老龄化观念和养老观念

目前，我国对老年人再就业的认可度比日本低。首先是社会普遍认为老年人是“需要照顾”“养老”的群体。其次，很多人认为延迟退休可能会导致新的需求岗位减少，从而会影响年轻人就业。但实际上，工作岗位并不是按退休老年人的数量来对应的。高龄劳动者一般从事的工作层面，是一些年轻人不愿意做的工作。刚踏出校园的年轻人，由于经验不足，一般是从技术含量低的底层做起。在日本虽然延迟退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年轻人就业，但是由此而形成的就业压力主要体现在一些年轻人就业意愿高的“高端产业”上，也就是说某些行业给了年轻人压力。第三，老年人本身再就业的意愿不够强烈。这是因为受传统养老观念影响和服务家庭的现实需要，老年人的家庭观念更重，大部分退休后还需要在家帮忙照顾幼儿或者是在家坐等儿女赡养，不愿意出去工作。

顺利实施延迟退休政策，政府还要通过舆论引导全社会正确认识到老年人的社会价值，努力转变人们对老年生活的刻板印象以及对老年人继续工作的看法，宣传延迟退休的好处和意义，在社会上营造积极的氛围。还要完善社区服务体系，加强老年的职业培训，鼓励老年人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有能力的老年人继续在工作岗位上创造出自己的价值。

对老年人自身而言，要转变以前的养老观念，树立“自助”意识，发挥自身积极性和主动创造性去参与社会建设，实现“老有所为”，有自信、有尊严地度过晚年生活。

（编辑  杨利红）

根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监测数据，截至2021年9月29日，美国境内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为43230197人，死亡693055人。无论确诊病例还是死亡人数，美国均高居全球之冠。相比之下，最早遭受新冠病毒袭击的中国不仅成功控制了疫情，将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还成为全球对外输出抗疫物资最多的国家。中国是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美国则是医疗资源最为丰富的超级大国，对比两国抗疫成绩，孰优孰劣，一目了然。中美两国何以出现截然不同的抗疫结果？其背后因素值得深思。

“执政为民”与“表演为民”

迅速席卷全球的疫情无疑是对各国领导人和政府应急管理能力的极大考验。2019年12月底疫情暴发后，中国领导人展现了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历史担当，在当时疫情形势不明、科学界对病毒认识有限、医疗物资短缺等极为艰难的情况下，毅然决然地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抗疫措施。对外积极与国际社会沟通，分享有关疫情和病毒的最新信息；对内迅速采取措施阻止疫情传播，全力救治疫情地区的民众。为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中国政府果断地在2020年1月23日封闭了拥有上千万人口的武汉市。4月8日武汉“解封”后，中国抗疫工作开始转入以防止输入性病例为主的新阶段。

反观美国，抗疫更像是围绕选举进行的一场政治表演秀。2020年恰逢美国总统大选，在两党政治立场趋于对立的情况下，核酸检测、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居家隔离等重要抗疫措施都“政治化”了。尽管2020年1月初中方已开始定期向美国通报疫情信息，但一心想着选举的特朗普先是对公共卫生官员们的警告充耳不闻，放任疫情失控。疫情恶化后，一些政客迁怒于世卫组织和中国，试图通过“甩锅”来为自己开脱。我们不仅没有看到这些官员应对疫情的勇气和担当，反而目睹了各种推诿、冷酷与自私的政治丑态背后对民众生命和健康的漠视。整个抗疫工作不是围绕着民众的健康和生命安全，而是政客们围绕选票而进行的政治算计和做秀。

如果说新冠病毒是有形的“天灾”，那么政治机制失能则是无形的“人祸”。尽管一些西方媒体和学者将西方政治体制吹捧为“终结人类历史”的社会制度，但是如果这种政治制度对造成近70万民众死亡的疫情无动于衷，其所谓的优越性又从何说起？

 “生命至上”与“金钱至上”

生命只有一次，抗疫的根本在于抢救生命。新冠疫情暴发之初，武汉地区曾一度出现“医疗挤兑”现象。在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努力下，武汉市在短短10天左右时间里就建成了2座分别拥有上千张床位的传染病医院，还通过各种方式建成了16家方舱医院。从2020年1月底武汉封城到3月初的短短两个月时间，全国共调集346支医疗队、4.26万名医务人员、900多名公共卫生人员驰援湖北。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提出了“应检尽检、应收尽收、应治尽治”的防治方针。医疗管理部门也及时调整医保政策，对确诊和疑似患者一律实行“先救治，后结算”。这些措施无不以救人为宗旨，确保每一位患者都能得到及时检测和救治。

在美国，医疗资源远远优于中国。研究表明，2018年美国医疗卫生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24.44%，ICU床位占医疗机构总床位的18%；相比之下，中国这一比例仅为7%和5-6%。然而，在“金钱至上”原则支配下，这些资源并不能在抗疫中充分发挥作用。一方面，紧缺的医疗资源在疫情暴发后沦为有钱人才能享用的“特权”。2020年3月，担任美国总统顾问的特朗普女婿库什纳曾牵头发起了从海外采购防疫物资的“空桥计划”，但这些物资很快都被转卖给私人企业，优先供应VIP客户。另一方面，在资本逐利机制作用下，各医疗机构之间缺乏开展互助合作的动力。面对疫情扩散后出现的“医疗挤兑”现象，无论联邦政府还是各州政府，都无力调度高度商业化的医疗系统。大量私立医院既无意也无力支持医疗短缺地区，个别医院甚至出现了更改新冠病人检测结果的丑闻。在高昂的医疗费面前，大量穷人成了整个医疗体制的“弃儿”。美国凯撒基金会的一项研究表明，在美国治疗一名住院新冠患者的平均医疗费用大约为3万美元。即便拥有医疗保险，通常也需要支付免赔额内的费用，再加上可能出现的救护车、CT、看诊、护理等开支，高额诊疗费让不少穷人望而却步。而且，还有超过2700万美国人并无任何医疗保险，只能在疫情来临之时望医兴叹。

在“金钱至上”原则下，医疗系统服务的最终对象变成了冷冰冰的金钱，而非有血有肉的生命。一旦生命成为金钱的附庸，患者也就成了贴有价格标签的“特殊商品”。于是，一边是富人们的医疗资源过剩和各种优先特权，另一边却是无数游离在医疗体系之外得不到救治的穷人，成为特朗普口中的“别样人生”。无论多么发达的医疗系统，如果不能遵循“生命至上”原则，就难以在大规模抗疫中全面发挥作用。

“守望相助”与“唯我独尊”

再好的抗疫政策，如果没有民众支持与配合，也很难取得预期效果。疫情暴发后，中国民众积极响应政府号召，严格执行出门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或居家隔离的防疫要求。在许多民众看来，无论是遵守防疫要求，还是直接参与抗疫工作，都是一种值得称颂的个人美德和对社会的无私奉献，也是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共克时艰的表现。除了4万多名奋斗在第一线的援鄂医务人员外，截至2020年5月，全国参与疫情防控的注册志愿者达到881万人，社会捐赠资金约389.3亿元、物资约9.9亿件。在抗疫过程中，涌现出了许许多多令人泪目的感人事迹，守望相助、舍小家顾大家的优良传统和家国情怀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而在美国，疫情就像一面照妖镜，照出了长期推崇极端个人主义所滋生的种种怪象。首先，大量政客基于个人政治私利不断操纵防疫措施，互相推诿指责，极尽政治表演之能事。尽管美国疾控中心早就建议民众佩戴口罩，但特朗普和不少共和党人却置若罔闻。在民主党和共和党分别执政的地区，防疫举措更是判若水火、泾渭分明。其次，部分利益集团在抗疫中投机取巧，或是借“抗疫”名义中饱私囊。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理查德·伯尔和黛安娜·范斯坦等人在提前获知疫情信息后不是忙于推动防疫，而是抢先抛售持有的股票。国会通过的巨额救助法案更是让众多富人从中获利不菲。最后，一些民众以所谓“个人自由”为借口，拒不遵守防疫规定。2020年秋季开学仅一周时间，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就发生了4起聚集性疫情，造成130名学生感染新冠病毒。得克萨斯州一名30岁的男性甚至特意参加“新冠聚会”，最终因感染新冠病毒而丧命。

这种自上而下“唯我独尊”、罔顾他人的极端个人主义行为或许满足了某些个人的“自由”和“偏好”，但却让整个社会为此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面对疫情危机，许多美国民众在抢购生活用品的同时，还大量购置自卫用的枪支弹药。这种行为与其说是个人英雄主义，不如说是对社会和政府的极端不信任。宁可相信危机时个人盲目“自救”，也不相信政府和社会在危机时可以提供基本秩序与最终救助。

“尊重科学”与“藐视科学”

在未知的病毒和疫情面前，科学是人类最终获胜的有力武器和希望之光。在疫情中，中国领导人和民众对科学与科学家群体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敬重。这既体现为对医学专业人士防疫建议的尊重，还体现在对防疫科研的高度重视。在全社会关注和支持下，中国科学家不仅较早地分离了毒株、研发出了检测用试剂盒，还筛选出了有效的治疗药物和救治方案，启动了5条技术路线的疫苗研发，并在这些领域始终处于国际领先地位。与此同时，中国公共卫生专家还创造性地提出了设立医疗方舱的设想，并率先借助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等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和风险人群识别，为疫情迅速结束和有序复工创造了可能。

医疗科技和医疗资源领先全球的美国却并未发挥出其科技优势。其一，公共卫生和医疗专家们的专业性意见始终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疫情暴发后，白宫当局无视世卫组织和国内专家们的警告，既不愿建立国家新冠病毒检测系统，也不愿放开权限让各地实验室和医院进行自主检测。直到2020年3月3日，美国疾控中心才解除有关限制，但检测能力却迟迟难以提升，一再错失遏制病毒扩散的良机。其二，用于医疗和公共卫生的研发经费等持续被削减。疫情暴发前，特朗普政府就开始大幅削减用于医疗科研领域的开支。仅国立卫生研究院（NIH）2018年度预算就被直接削减58亿美元，降幅超过了18%。无论是对医疗和公共卫生领域的科研计划，还是对科研人员士气和公共卫生应急能力，都造成了不小的打击。其三，白宫决策层为了政治需要，屡屡打压敢于直言的公共卫生专家。在2020年2月25日新闻发布会上，美国疾控中心专家南希·梅森尼尔曾发出公开警告，希望美国公民做好应对疫情暴发的准备。但是这一表态却引起了特朗普的愤怒，梅森尼尔也不再被允许出席疫情发布会。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沃尔特曾撰文指出：“美国在专业知识方面的声誉一直是其力量的最大来源之一。”遗憾的是，我们在这次抗疫中既看不到对科学和专业知识的敬重，更看不到对民众生命的敬畏和关心，而是藐视生命和科学之后的惨痛代价。

 “命运与共”与“美国优先”

大疫面前，人类命运休戚与共，没有谁可以独善其身。疫情发生后，中国政府在第一时间向世卫组织和美国等通报了疫情信息，分享了疫情进展和防控经验。中国科学家也在第一时间与国际同行分享关于病毒和抗疫研究的最新进展。在自身疫情略有缓解后，中国便开始全力支持国际社会的抗疫工作。截至2021年9月上旬，中国已向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口罩、防护服、检测试剂等物资援助和商采便利，初步统计总量约为3200多亿只口罩、39亿件防护服、56亿人份检测试剂。中国已向全球100多个国家和“新冠疫苗实施计划”提供超过11亿剂疫苗和原液，并计划年内提供疫苗总数达到20亿剂，是迄今全球对外供应疫苗最多的国家。中国以实际行动践行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一向高唱“人道主义”、“国际道义”并自诩为“世界领袖”的美国却坚持“美国优先”，不仅没有承担起作为世界超级大国的国际责任，拒绝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反而屡屡干扰国际社会的抗疫努力。在疫情发生之初，特朗普政府就放弃了对全球抗疫的“领导”，不仅没有主动承担起联合国际社会共同抗疫的责任，反而在抗疫关键时刻主动退出了世界卫生组织。美国为了一己之私，先是罔顾事实地指责中国，别有用心地称新冠病毒为“中国病毒”，试图将其防疫失败的责任转嫁到中国头上，继而把中国和俄罗斯向国际社会输出疫苗的努力污蔑为“疫苗外交”。在“美国优先”名义下，美国通过《国防生产法》严格限制各种医疗物资出口，包括生产疫苗所需的原材料。即便是在印度疫情严重失控的情况下，美国也不愿提供囤积的富余疫苗，或是放开疫苗原材料出口，以至于一些印度媒体痛骂美国是“疫苗黑手党行为”。

美国在应对疫情过程中出现的政治操弄恶果、党派恶斗闹剧、草菅人命的政策，以及各种极端个人主义和“疫苗民族主义”等行为，直接导致了美国自我宣扬的“人设”、“话语”及其国际道义形象的崩塌，也让更多人认识到长期以来被美国等西方国家奉为圭臬的“自由”、“民主”、“人权”、“平等”不过是一些自欺欺人的说辞。

中美两国抗疫成绩形成鲜明对比的背后，既反映了两国政府和领导人截然不同的执政理念、政治魄力和人文情怀，也与两国不同的政治体制、医疗机制、社会文化和国际担当等密切相关。但最为根本的因素，则是双方执政动机和社会文化的差异。对任何制度与个体而言，只有执政者心中装着百姓，才能做到“生命至上”。古人云：“岁寒知松柏，患难见真情。”这场疫情让我们彻底认清了谁才是真正“执政为民”、“以人为本”和休戚与共的人类利益代表，谁才是言行不一、自私自利的政治秀客。疫情终将过去，但我们却不能不思索：人类社会到底需要怎样的人权、道义和秩序。

（编辑  杨利红）

从1950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四分之一个世纪，是许多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津津乐道的“黄金年代”。这是发达国家经济表现在历史上最亮丽的时期，各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强劲持续，失业率达到历史新低，同时所得分配趋向平均，经济危机爆发的频率也为历史新低。这段史上最成功的持续强劲经济增长，在法国被称为“辉煌三十年”，从1945年到1975年，法国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5%，失业率低于2%。类似的经济表现也出现在美国、德国、荷兰、瑞典、意大利、比利时等。这时也是日本战后经济最辉煌的年代，东亚“四小龙”的经济奇迹就是在这个时期奠定基础的。

黄金年代褪色

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斯基德尔斯基，特别把黄金年代的全球经济表现与新自由主义思潮当道的30年(1980—2009年)，也就是所谓“华盛顿共识”时期进行比较。他发现，几乎在所有指标上，前者的全球经济以及主要经济体的表现，都明显优于后者。

但好景不长，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多数西方国家两度陷入停滞性通货膨胀的困境。经济衰退、失业率攀升与物价快速上涨同时出现。滞胀对凯恩斯经济学的逆周期调控的有效性构成严峻挑战，也给新自由主义思潮重返历史舞台提供了绝佳机会。右翼保守政治力量开始集结，并对“镶嵌式自由主义”的典型措施与制度设计发起严厉的抨击，认为政府对市场经济过度干预与管制，公共部门占用过多社会资源，对企业与高收入群体征收过高的边际税率，社会福利支出过于泛滥，国营企业的垄断与低效率，过于严格的金融管制与资本控制，赋予工会过多的集体谈判与罢工权利，都是西方国家经济顽疾的罪魁祸首。

市场原教旨主义重返历史舞台

20世纪80年代初，撒切尔夫人与里根总统陆续上台，开始在西方国家掀起一场新自由主义革命。这场高举市场万能并妖魔化政府干预角色的“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 fundamentalism）革命，在接下来的30多年里，成为席卷全球的主流经济政策主张。新自由主义革命彻底执行供给侧经济学的主张，简单来说，就是要让资本家在投资、借贷、避险、雇佣、定价等决策上享有完全的自主权，要尽可能排除来自政府的干预或扭曲，甚至包括以纠正市场失灵为出发点的干预或管制也要降到最低，并把所有需求侧的政府干预与调节都视为有百害而无一利。这场革命将二战后“镶嵌式自由主义”节制资本家决策的各种制度安排，以及法律赋予资本家的各种强制性社会义务，大幅削弱或是彻底拆除。

新自由主义思潮几乎彻底征服了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即使像德国、法国与北欧那些民主社会主义传统深厚的国家也被迫改弦易辙。欧洲各国大型企业抛弃自己的传统，向追求股东权益最大化的美式资本主义靠拢。在“华盛顿共识”旗帜下，把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与国际化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主张灌输给发展中国家。在美国的施压下，日本与东亚新兴市场国家也不得不修正原来的发展型国家模式。

新自由主义革命带来最关键的变革就是大幅解除金融管制，彻底开放资本账户自由兑换，并强迫各国开放金融产业与资本市场。这种变革如同纵虎归山，把资本主义这头猛虎放出了栅栏，为企业主与富豪阶层扫除了所有妨碍资本在全球追求最大投资回报的制度障碍，彻底改变了资本家、劳工与国家三者间的权力均衡，把战后“镶嵌式自由主义”体制最核心的设计拆解了。社会弱势群体在强大市场力量之下得不到公平保障，跨国资本左右国家政策与立法，通过修改国际经济游戏规则，达到支配各国社会生活方式的最终权力。

金融资本放闸，猛虎出山

西方国家在战后以温和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为基础达成的所谓阶级妥协，只是资本家的权宜性退让，他们始终在积蓄政治实力。

资本追求安全、回报与可变现性，其中可变现性十分关键。而金融资本的可变现性最高，资本主义体系下资本的积累最终都会朝着金融资本日益强大的方向发展，尤其是当实体经济的投资回报率不断下降时。

在第一波全球化中，跨国金融巨头跃升为最强势的跨国利益集团，他们掌控各国中央银行而拥有货币发行特权。当时主要西方国家(包括美国、英国、法国与德国等)中央银行都不是政府主控或拥有的，而是由少数大型私人银行出资组建而获得发行法币特许权的私营再拆借机构。

这批跨国金融巨头的政治影响力横跨大西洋，对所有西方国家政府都有呼风唤雨的能力。他们让各国政府身不由己地服膺在金本位货币体系的桎梏之下，他们也曾经成功打造了第一波金融全球化，可以让伦敦、纽约与苏黎世的银行利率同步调整，让大清帝国担保的中国铁路债券可以在各金融中心同步发行。他们控制的庞大金融资产，对货币政策的独揽大权，以及横跨大西洋两岸的政治权势，因两次世界大战与漫长经济大萧条的破坏而被严重削弱。

二次大战后，美国历任负责国家安全战略的决策者把维护“美元霸权”视为国家核心利益的重中之重。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赋予美国“过分的特权”（exorbitant privilege）。美元霸权让美国可以调动全世界储蓄，来为其日趋庞大的财政赤字、贸易赤字与私人债务买单，可以让美国不费力地维持天文数字般的国防支出与全球军事投射力量。要维护美元作为主导性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一方面美国需要打压任何其他可能成为美元竞争对手的货币，另一方面就必须让各国政府、跨国企业，以及各国金融机构与投资人，都不约而同地需要储备美元。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解后，美国除了利用其军事威慑力量威胁利诱中东石油出口国采取石油美元计价，而创造所谓石油美元体制外，也积极构建“金融美元”体制，作为支撑美元霸权的第二根支柱。与此同时，美元霸权随着金融全球化的脚步加速而更为凸显。在金融美元体制下，所有国家的金融机构或富豪阶层想要分散其资产配置，都需要通过美元计价与美国控制的银行跨国清算与支付系统进行交易。

1971年尼克松政府废除美元与黄金的挂钩后，美元不再是“美金”，而成了美国印发的“美钞”。美钞作为纸质印刷品，为什么能够通行世界数十年呢?简要而言，有三招很关键：一是凭政治-军事-科技的“霸权三角”，锁定中东石油用美元定价的垄断权；二是发展金融衍生品交易市场，创造天量的美元交易与投资(含投机)需求；三是基于全球金融交易市场的内在震荡，创造出各国央行对美元的储备需求。

在过去20多年，美国政府非常积极配合跨国金融利益集团的金融自由化与全球化议程。而华尔街本来就直通美国财政部，财政部又可直接影响IMF的主导思想与重要决策，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IMF都在鼓吹金融资本自由流动的好处，而且对接受其纾困方案的国家都提出开放资本市场与汇率市场化的要求。

超级全球化时代的降临

有不少研究文献把过去30多年的高速全球化过程，称为超级全球化。它可以从两种角度来理解：一个是全球化所追求的经济一体化之目标，一个是全球化所达成的经济整合之结果。超级全球化必然导致国家经济主权的沦丧，而新自由主义革命正是开辟超级全球化时代的推土机。

新自由主义革命同时在国内与国际两个范畴，大幅度扫除了阻碍资本家在全球范围整合生产要素与自由追求最高回报的各种政策障碍。各国政府为吸引资本的青睐，都尽可能打造对资本友善的营商环境，并对商品、资金、信息与人员的跨境移动提供便捷化措施。

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指导下，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各种国际机构与智库，都向各国施加压力，敦促它们的政府进行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及去管制化的改革，同时压缩政府的经济和社会管理职能，并通过发布各种国际评比指标，加大国际舆论压力。美国政府更通过经贸谈判直接向贸易伙伴施压，要求放松金融监管，全面开放金融服务业与资本市场，并允许跨国金融机构直接参与有关国家的银行、保险、证券与租赁等行业。

美国与其他发达国家在升级版的WTO框架下，积极推进更彻底的贸易自由化。美国与西欧主导的多边贸易谈判，基本上都以强化西方跨国企业与金融机构的竞争优势，保障其垄断地位，或有利其全球布局为出发点。

在这个时期，各国政府对贸易自由化与区域经济整合所可能带动的投资、贸易与经济增长的乐观预期，也促成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快速发展。

史无前例的经济相互依赖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跨国供应链、贸易、运输、信息、金融、移民等网络，跨国企业全球布局与交叉控股，把全球经济联结成一个空前紧密、高度整合的整体，也让各国的经济相互依存达到空前程度，在很多重要指标上都是史无前例的。首先，在超级全球化时代，第一次出现精密而复杂的跨国供应链。例如，苹果手机的制造过程涉及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个零部件与关键芯片。这些分散在各国的供应商与负责终端装配的厂商(如富士康)，可以在取得苹果公司的产品设计数字档案与订单后的几个月内，制造出在规格与性能上精密无误的零部件，并在跨境供货时间上与生产线运作衔接得天衣无缝，让像富士康这样的代工大厂，能准时将几千万部手机运交全球数千个电信商营业网点或网络手机批发商。

另外，计算机、汽车、飞机、船舶、机床、重型机械、核电站、人造卫星、高级运动鞋等都是如此。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在这些高附加值制造业领域维持传统封闭的自给自足的产业体系。至于没有运输成本与没有空间地域限制的软件设计、半导体设计与各种数字化产品的全球分工体系，更是可以随时灵活地重新组合。在超级全球化时代，国际贸易增长的速度远远超过全球经济增长的速度，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生产活动是为了出口，用经济学术语来说就是生产活动的贸易密度(trade intensive)不断增加。例如，从1990年到2010年，全球货物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从15%增加到26%，加上服务出口贸易则达到33%，这还低估了全球分工体系中服务出口贸易的发展。

其次，在这个超级全球化时代，经济全球化的吸纳与辐射作用在空间覆盖上，以及对社会生活穿透上，都达到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市场力量的作用几乎渗透到世界每一个角落，把地球上大多数的个人、群体、社区、企业、社会组织、各级政府都卷入这个经济整合过程，创造出无穷尽的交换、分工、协作、对话、碰撞与相互影响之机会与挑战。过去市场与信息穿透力量鞭长莫及的非洲大陆、中亚与南亚之穷乡僻壤也被唤起。

最后，过去30多年，金融全球化的爆炸性成长与虚拟金融活动全面凌驾于实体经济活动之上。国际金融资本所驱动的全球金融市场各种天文数字规模的高杠杆套利交易，及其所导致的价格波动与大规模热钱跨境流动，对实体经济产生的巨大影响是前所未有的。实体企业人员的生计都会受到石油与各种大宗商品期货交易市场剧烈震荡的影响，无可遁逃。由于美国金融监管机构的有意放任，现代金融业分化成服务实体经济的中介性金融和自我服务性质的交易性金融这两大领域，后者所累积的系统性风险高到难以想象。在“金融工程”和“金融创新”的名义下，任何一个金融业务商家都可以制造出一个衍生品，拿到交易所里，只要有人买有人卖，它就成为一个正常交易的金融产品。由此衍生出越来越纷繁复杂的金融衍生品体系。在诱人的部门利润与经理人高薪的驱动下，金融衍生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更将各种投机性虚拟交易(美其名为避险)的规模推升到空前的规模。曾有专家粗估，各类金融衍生品交易合约的余额可能是全球GDP的20倍。这些虚拟交易合约之间的风险传递关系就像连环套，任何一家大银行一旦倒闭，其交易伙伴将如多米诺骨牌般纷纷倒下。难怪巴菲特曾经多次警告，这个超级庞大的不定时炸弹一旦引爆，将给全球经济带来一场巨灾。这个畸形发展的赌场资本主义绑架了所有主要国家央行的货币政策，也绑架了整个国家。

推进超级全球化的两大加速因素

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超级全球化高速推进，得力于两个特殊的历史条件，它们发挥了加速器的作用。

助力超级全球化的第一个有利条件是科技革命。在这个时期，通信手段、运输工具、物流管理、互联网、运算能力等领域都出现惊人的进步与突破。集装箱运输与数字通信让远程贸易的交易成本快速下降。互联网与计算机运算及储存能力的快速升级，让跨国企业可以高效率精准无误地组建、营运及机动调整超远距离与高度复杂的跨国供应链和销售网络，可以在全球范围精准而实时地将人力资源、物流、库存、销售、财务、客户等信息进行整合。金融科技可以让所有跨国金融机构与数以千万计的投资人，在全球各主要交易所同步进行巨量的金融商品和合约交易。

助力超级全球化的第二个有利条件是中国快速融入世界经济。超级全球化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与高速工业化提供了极为特殊的历史机遇，自2001年正式加入WTO开始，中国从国际贸易体系内一个轻量级的成员，快速跃升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全球最重要的制造业生产基地，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内连续晋级，构建了全世界最完整的产业体系；中国在最短时间内超越美国，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火车头；中国不仅是全球最大的能源与各类大宗商品进口国，也是全球最大的手机、汽车、空调、钢铁、水泥、玻璃、化肥等消费国。

中国的制造业生产总值在2003年首次超越德国，在2007年赶上日本，到了2010年又超越了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制造基地，随后一路拉开与美国的距离。从来没有一个后起工业化国家以这种追赶速度崛起。目前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形成了一个举世无双的工业体系，能够生产从服装鞋袜到航空航天、从原料矿产到最大直径硬岩盾构机的所有工业产品，由此成为中国竞争力的重要源泉，也是进一步升级产业所必需的基础。

“寻租资本主义”愈演愈烈

超级全球化创造了巨大的经济红利，也带来前所未有的社会风险。超级全球化的发展背景，让跨国公司领导层和超级富豪阶层名正言顺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权力，成为全球范围内呼风唤雨的势力。少数巨型跨国企业取得前所未有的市场垄断地位。在这些企业巨兽面前，绝大多数主权国家成为政治侏儒，没有任何谈判筹码。经济控制权高度集中也导致“寻租资本主义”愈演愈烈。

现代经济中典型的寻租是企业借助政治影响力来取得特殊竞争优势，或巩固自己的独占，以获取超额利润。在全“寻租资本主义”盛行的时代，贫富两极分化是必然的结果。根据UNCTAD的分析，在过去20年中，前100位大企业的超额利润比例不断攀升，跟同业平均获利率相比，1995年它们的超额利润占利润的比例是16%，2015年则上升到40%。这些超大型跨国企业之所以能获得惊人的获利能力，主要不是因为它们的创新能力或效率提升，而是借助自己的政治影响力来扭曲法律政策与市场监管体制，或通过收购专利与滥用专利诉讼来压制对手、阻挡潜在竞争者；它们在全球范围逃税，设法摆脱反托拉斯法的束缚；可以通过并购而迅速巩固其市场垄断地位，并通过暗中侵占消费者权益的商业模式规避消费者保护法的管控，甚至还可要挟各国政府或各级地方政府给予自己特殊优渥的财政补贴。

世界饱受金融危机折磨

金融自由化驱使巨额的金融资本流向投机性的虚拟交易，给所有国家带来难以承受的系统性金融风险。这些投机交易导致的剧烈价格波动与不时制造的金融危机，使实体经济受到巨大的扭曲与干扰，各国弱势经济群体更是最大的受害者。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跨国银行热衷于利用欧洲美元拆借市场的空隙，给发展中国家政府提供超额联贷以赚取高额中介费用，而不顾这些借贷国面临的利率与汇率风险。美联储在20世纪80年代初大幅提高利率，拉丁美洲国家纷纷陷入外债危机。80年代末，美国带头进行大幅金融松绑，拆除金融防火墙，全面开放金融衍生品，并压迫各国全面解除对跨国资本流动的管制、放弃政府对汇率市场的干预，导致热钱在世界各地兴风作浪，制造了一轮轮的资产泡沫与金融危机。1997—1998年亚洲国家遭遇区域金融危机袭击，韩国、泰国与印度尼西亚都深受IMF的苛刻纾困条件的折磨。这些西方国家主控的多边机构，都是以保护跨国金融机构的债权为优先，而置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生机于不顾。亚洲金融危机还陆续蔓延到俄罗斯、巴西、阿根廷与土耳其。根据IMF专家构建的数据库，从1970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动摇到2008年，全世界共爆发了208次汇率危机、63次主权债务危机和124次金融危机(银行倒闭风潮)。大力推动金融自由化与全球化的美国，最终也难逃金融危机的浩劫。2008年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给美国带来经济重创。

不堪负荷的西方政体

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全球化，必然导致贫富两极化与收入分配的不断恶化。分配正义问题在经济增长缓慢的西方发达国家会非常突出，因为这意味着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制造了大量的绝对输家，大量中产阶级面临薪资长期停滞，甚至因失业而跌入贫困。大量被解雇的制造业劳动力要屈就于低薪的服务业底层工作。西方发达国家在超级全球化时代普遍出现中产阶级所得停滞现象。

由于劳动法令削弱了对劳工的保障，发达国家盛行企业并购。擅长杠杆操作进行敌意收购的投资人在掳获猎物之后，通常会进行组织瘦身与裁员，以求短期内改善企业财务报表，拉高盈余预估以冲高股价。所以，许多上市公司的高级管理层获得丰厚的薪酬奖励，往往不是因为他们创造了相应业绩，而是因为要推高公司股票价值而裁减大批工作岗位，这是美式资本主义模式很难避免的悲剧性结果。

超级全球化意味着生产要素跨境流动的交易成本不断下降，全球价值链可以快速重组，供应长链中不同阶段的附加值活动可以迅速进行空间转移。在信息与通信成本趋于零的条件下，服务业也可以进行灵活的跨国供应链布局。高速全球化必然导致西方发达国家的财政结构不断恶化。一方面，政府的税收基础不断流失，各国政府被迫不断调降个人所得、资本利得、企业所得及遗产税的边际税率，再加上企业及富豪阶层可以在全球范围灵活避税，各国政府被迫不断变卖国有资产，撙节支出与扩大举债。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几乎把可以处置的国有资产都变卖了，甚至把正常情况下不可能变卖的固定资产都通过财务安排而变现。

许多欧洲国家的社会福利与退休保障水平都缩水了，但社会福利支出规模却仍继续增长。因为结构性失业不断攀升，需要救济或转业辅导的劳工与白领阶层人数更多，加上人口老龄化，绝大多数的西欧国家都捉襟见肘。

新自由主义革命拆除对社会弱势族群的保护。政府必然逐渐失去维护弱势群体享有社会公平机会与保障劳动者权益的能力，更失去约束巨型跨国企业滥用市场垄断权力的能力。民主作为“国家层次”的政治体制日渐成为一个空壳，无法维护公民大众的福祉和诉求，其合法性基础受到严重侵蚀。超级全球化的政治冲击已经动摇了过去西方政治学者的通行理论。

欧洲民粹主义政治浪潮方兴未艾。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与德国选择党支持率不断攀升，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Syriza)与意大利民粹主义政党五星运动党纷纷登上执政宝座。英国首相特雷莎·梅经过三年的艰辛谈判，仍无法消除英国脱欧势力与欧盟执委会之间的巨大期望落差，只好黯然引咎辞职。约翰逊的硬脱欧主张，可能是继卡梅伦之后又一次不负责任的政治豪赌。

美国民主的衰败

由里根时代开启的新自由主义革命，既造就了美国经济近30年的繁荣表象，也为美国的社会分裂与政治败坏种下祸根。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美国在新自由主义革命的道路上走得最远，拥护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冲突也最为尖锐。

美国政治最大的难题是政党与政治精英都被少数利益集团绑架。军工企业集团、网络科技集团、华尔街投资机构以及大银行、跨国能源企业、大型媒体集团、制药与医疗集团等主要利益集团的代理人，盘踞了国会两院的各个常设委员会。这些利益集团还可以驱动大牌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信用评级机构与大小智库，帮他们出谋献策并引导舆论。

特朗普并没有纾解美国经济困局与社会矛盾的良方，其内政与外交举措毫无章法。他对富人与企业大幅减税，必然导致美国财政结构的急剧恶化，2019年联邦赤字首度突破一万亿美元大关。他把移民视为本国工作机会流失的罪魁祸首，很可能使长期以来让美国经济得到必要的人力资本补充的关键通道开始萎缩。白宫团队中的鹰派大将使用各种手段割裂曾经紧密联系的中美经济关系，并升级贸易战、迫使跨国企业把供应链撤离中国，压制中国的产业升级。但这些措施很可能损伤美国经济自身的元气，并让过去20多年中国全面参与全球供应链带给美国经济的低物价、低通胀、低利率的利益烟消云散。

2018年5月，美国的1140位经济学家（包括14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联名致信特朗普，提醒他贸易保护主义只会给美国经济以及世界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但是特朗普不为所动。

特朗普上台后，立刻宣布退出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搁置了TAP协定的谈判，并要求与加拿大和墨西哥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重新谈判。同时，他公开批评WTO是一个灾难，誓言美国绝不接受任何侵犯美国主权的WTO决议与仲裁结果。当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6月首次推出对从中国进口的500亿美元商品实施惩罚性关税时，跨国企业便开始担忧他们精心构建的全球供应链将面临20多年来最大的政治乱流。

特朗普的激进单边主义

特朗普为推行“美国优先”政策，把手中所有的筹码与手段用到极致，从谈判对象或竞争对手那里获取最多而付出最少，追求美国短期的最大战略与经济利益。在他眼中，所谓国际领导责任、政治信用、价值理念原则等，都是束缚美国行动自由的包袱，皆可抛弃；既定的国际承诺、多边体制与外交政策框架，皆可放弃或修改；他的政府所继承的原有国际经济交往规则皆可重新设定，既有的经济协定均需重新检视与重启谈判。特朗普把单边主义原则延伸到所有国际关系领域，从贸易、投资、环境、反恐、移民、人权、货币到传统安全议题，包括反核扩散与限武。特朗普的激进单边主义也让西欧70年来第一次感到心寒，他把所有筹码用到极致，要从盟邦口袋里拿的更多却给的更少。

对此，美国会两党的外交政策精英感到不安。他们无法想象美国民主可以制造出这样一个怪胎，他能将美国战后70多年来经营的国际多边体制与同盟体系弃之如敝屣，将美国长期积累的国际信誉毁于旦夕。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罗伯特·卡根毫不留情地抨击特朗普的做法让美国越来越像一个“超级流氓大国”，他打破了所有的道德、意识形态与战略考量的底线。这让所有与美国打交道的传统盟邦、贸易伙伴与竞争对手，不得不把美国视为一个毫无诚信、随时变卦、颠倒是非的“流氓国家”。

传统上，美国一向以自己拥有的软实力为傲，美国历届政府一直设法积极维护美国在国际社会的正面形象。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国际声望一落千丈，甚至在传统上对美国有高度好感的国家也不例外，各国民意调查的数据也反映了同样的变化。在他们长期追踪的20多个国家中，把美国视为自己国家主要威胁的民众比例在2013年为25%，到2018年则高达45%。最令人关注的民意变化发生在德国，在2013年只有19%的民众视美国为主要威胁，到了2018年则高达49%。

全面升级对中国的战略围堵

2018年，特朗普政府相继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战略报告》中重新定位了中美关系。特朗普政府明确把中国和俄罗斯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对美威胁程度仅次于伊朗和朝鲜；将中、俄称作“改变现状的国家”，在价值观和利益上与美国对立。他身边的鹰派在美国国会与新闻媒体上刻意炒作中国对美国的“安全威胁”“科技剽窃”与“社会渗透”。美国联邦调查局派人四处奔波，警告企业、大学与研究机构“要严防中国通过科技合作窃取美国高科技的秘密”。

过去，民主党的外交政策智囊一直主张与中国开展建设性交往，他们假设中国会被吸纳进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让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上逐渐向西方发展模式靠拢。但这个发展趋势并未如他们所愿。

2017年底，特朗普政府正式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接着美国国防部在2018年1月发布《国防战略报告》。不久之后，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和拉特纳，在《外交政策》杂志发表了《重新评估中国：北京是怎样让美国期望落空的？》的评论。他们在文章中指出，过去美国的决策者一直都抱有一种不切实际的假设，以为通过交往政策，美国就可以影响中国的发展道路，通过全球化可以将中国吸纳进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然而这个天真的假设已经破灭。

特朗普粗暴对待传统盟邦，排斥多边主义，而他身边的鹰派也摆出不惜发动一场“新冷战”的强硬姿态。如果希拉里主政，她的国家安全团队在部署对中国的战略制衡政策时，应该会继续利用美国仍可以主控的多边主义体制来限制中国的影响力，会寻求与自己的传统盟邦建立更紧密的战略与经贸协同机制，来制衡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会继续在人权、宗教、劳工、环境议题上挑战中国模式与压制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希拉里针对中国的布局可能会更缜密，更有谋略，更注重包装，会更懂得运用美国传统上享有优势的意识形态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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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改革开放，非公有资本在各个经济领域和不同产业的发展阶段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无序发展和资本操控的现象，近期在文化、教育和网络平台等领域表现明显。例如，一些网络平台盲目扩张、圈地逐利，背离社会主义价值观，具备了一定的“舆论动员能力”；违背有关政策，在基础教育等领域大肆扩张。这些问题的成因源于在改革特定历史阶段对于引入非公有资本的需求、资本自身的扩张属性和逻辑、政府监管的一时缺位，以及外部势力的渗透助推等。为了实现对非公有资本的有效引导和管控，促进文化、教育和网络领域的有序健康发展，应当从确立对资本特征的正确认知、确保国家对文化领域的绝对领导权、对平台所有制进行合理变革、设置精细化的监管手段、加强审查人员的自身建设等方面进行综合治理，推进相关工作。

2021年9月4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组织部分专家学者在京召开“规范文化教育网络管理，促进非公有资本有序发展”研讨会，与会人员围绕文化、教育和网络领域资本操控的表现、成因和对策展开充分讨论。

非公有资本介入和操控文化、教育、网络领域的表现

    非公有资本带有天然的逐利属性，同时欠缺对自身的道德和价值约束。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非公有资本涉足领域日益增多，对各领域的介入和操控也日益加强。就文化、教育及网络领域而言，当前存在着特定范围的非公有资本操控和泛滥的问题，表现突出，总结为以下几个特征。

在丧失中立性的网络平台展开圈地竞争，垄断导致非公有资本操控了网络的整体环境

信息传播可以分为多个层面，其中基础网和运营层面不允许非国有资本介入，非公有资本主要在内容生产层面发挥影响。中信基金会咨询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维佳认为，网络平台看似是一个中性概念，很多主体在平台上发声，但平台有对流量控制的强烈欲望，不仅自己在做内容，也在引导整个自媒体行业的内容生产。目前大量MCN（Muti-Channel Network，多频道网络）机构的出现就是由平台推动的，导致自媒体的自主性丧失，必须按照网络平台逻辑去生产内容，非公有资本由此控制了信息的传播。传统的官媒和主流媒体受平台迅速发展影响而丢失广告资源，逐渐转变为纯粹的内容提供商，其内容生产在很大程度上也要受平台逻辑的约束。同时，网络平台之间的壁垒十分严重，各网络平台之间没有任何数据共享，本质上是圈地式的内容竞争。

网络平台围绕流量展开的内容生产和竞争将会带来以下危害：一是改变社会结构的平衡。平台经济兴起后，传统媒体行业逐渐垮塌，社会结构随之发生了较大变化；二是造成信息安全威胁。平台出于自身利益考量，可能会侵犯和滥用用户隐私数据，外国资本也会借此实现对市场的渗透，其他平台也同样存在风险；三是阻碍文化创新。文化生态受网络平台主导，小企业的产品一旦体现出一定创新、刚占据一点市场就会立刻被大企业收购，难以形成多元化的文化发展环境。资本垄断已经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和操控了网络整体环境。

扭曲意识形态领域的正确价值观建设

中信基金会咨询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田文林指出，非公有资本对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大突出影响是引导反智主义倾向。非公有资本期待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具有去问题意识和去价值观的倾向。通常表现为引起讨论的话题刻意避开不谈核心的问题，混淆主次，将特别不重要的话题变为特别重要的话题等。

中信基金会咨询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江宇认为，受非公有资本控制的“饭圈”文化会导致畸形的消费观。流量明星由资本选择，围绕流量明星形成的“饭圈”文化会放大人的非理性需求，通过营造非理性的消费习惯和消费模式，让资本去剥夺剩余价值。

与官方宣扬的主流价值观相比，非公有资本推崇的价值立场带有明显的逐利和以自身为中心的色彩，试图将受众作为牟利的对象和工具，严重影响这些人群的心智健康发展，对此要十分警惕。

非公有资本向文化领导权渗透

江宇对非公有资本泛滥提供了一个可以参考的定义。他认为，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言，非公有资本的作用是有底线的，超过这个底线就可以界定为资本泛滥。在文化领域，底线是非公有资本不能谋求挑战意识形态的主导权、话语权、审美权和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文化领域中非公有资本的作用只能局限在经济运行领域，而不能染指上层建筑。现在存在的问题是，非公有资本控制了文化产品的供给、干扰了文化的传播渠道、操纵了文艺批评。

中信基金会青年学会会员、《文化纵横》常务副总编陶庆梅指出，非公有资本影响文化价值取向，向文化领导权渗透是多方面的。从整体上看，资本会进行有意识的布局，主要以控制传媒系统为基础。同时，资本还会想方设法与普通民众形成结盟，例如通过宣扬消费文化与中产阶级群体结盟，打造“饭圈”文化与社会青年结盟。此外，资本还具有改造亚文化的力量。原先很多亚文化对资本是不满的，比如上世纪60年代美国的摇滚文化，但如今资本通过不断改造青年文化使其不断为自己服务。

当非公有资本在经济基础领域具有一定影响力后，会继续谋求对上层建筑的控制，其过程和方式往往是隐蔽和带有欺骗性质的。

非公有资本大肆介入基础教育及教育培训行业

非公有资本对教育领域的不当介入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各地广泛涉足基础教育事业。中信基金会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所所长赵月枝通过调研发现，多地政府对于引入私立学校具有攀比心理，并将私立教育作为招商引资的一个新领域，成为政绩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带来的不良影响是，非公有资本获得了稀缺的公共资源和优渥的政策，低价获得土地转让。从教育培养工作本身来看，一些地方允许私立学校提前招收优秀学生，拉大了与公办学校之间的差距，从而在当地学校中占据了优越的地位，破坏了当地教育状况的平衡。

非公有资本介入教育的另一途径是谋求对教培行业的垄断。中信信托协同工作部高级经理董悦指出，教培行业的非公有资本介入和垄断的过程与网络平台领域的现象本质上相同，都包括六个阶段：烧钱、广告、让利、占领客户、引导客户形成消费习惯、割韭菜。从现实来看，教培行业资本注入规模在此前经历了迅速扩张阶段。2010年教培行业市值为7800亿元，2013年突破了1万亿元，此时高瓴、红杉等民营私募机构立刻介入K12、猿辅导等教培辅导机构，2020年教培行业市值突破3万亿元。其中最大比例是中小学教培，才艺和职业能力类仅占到3%。教培行业的支出中销售费用占到了60%至70%，因此大部分费用并没有用于提升教育和管理水平。

从非公有资本介入教育的现实表现可以看出，他们对教育的投入并非怀着公益之心，而是将教育视作可供其牟利的工具而已。由于非公有资本固有的逐利性，私立教育的提供遵循了价高者得的原则，进一步加剧了教育的不公平。

文化、教育、网络领域非公有资本操控和泛滥的成因

    非公有资本操控和泛滥的形成经历了复杂而长期的过程，要以全面、系统的视角去看待。

特定历史阶段对于引入非公有资本的需求

     以非公有资本介入义务教育为例。有学者指出，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国家对于义务教育供给不足，非公有资本的入场，出现了从补充到促进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再到影响和干扰的局面。同时，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具有长期性和艰巨性的特征，单纯的国有事业单位和企业难以完全承担这一任务，因此提升了引入民间资本的必要性。

赵月枝指出，宪法鼓励社会力量依照法律规定举办各种教育事业，相关条例和指导意见中也有关于促进民办教育发展的表述。理论定义中，国家、社会和资本是三元结构，社会力量显著区别于资本。从现实来说，国内的主要社会力量实际上是非公有资本集团的代言人，纯粹的社会力量非常弱小，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而是被各色资本所操控。

简言之，受历史条件的影响，政府对于相关领域的发展需求难以全面满足，因此有借助体制外力量的需要。非公有资本在进入文化、教育等领域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出现了失控的倾向，是发展过程中的问题。

资本自身的扩张属性和逻辑

资本带有天然的逐利和自我扩张属性，对于普通民众而言，资本在经济领域占据了统治地位之后，必然要谋求对民众思想的控制，直接体现就是谋求对文化和传媒领域的支配地位。

中信基金会青年学会会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鄢一龙深入分析了资本行为的背后逻辑。他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三重逻辑，分别为：社会主义制度的逻辑、市场的逻辑、资本的逻辑。事实上，我们只能让资本的逻辑服从于社会主义制度的逻辑，而无法在社会主义阶段消除资本的逻辑。值得关注的是，资本的逻辑和市场的逻辑存在显著不同。资本的逻辑是增值、盈利，把一切都转化为资本增值的工具。市场的逻辑是等价交换。然而，当代社会大多数的自由交易都不是等价交换，就是因为资本逻辑在各个领域发挥支配作用，严重扭曲了市场逻辑。

资本对利益的追逐还表现出明显的短期性特征。在赚快钱目的的驱使下，流量明星成为资本精心打造出的工具。文化和网络领域充塞了资本想要灌输的信息，持续危害着文化产业和网络环境的有序发展。

政府部门对于监管资本的缺位

田文林认为，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经历了40多年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但政府的一些管理部门没有预料到非公有资本发展起来后具有巨大能量。正如在教育领域，非公有资本迅速扩张、无孔不入，同时又想方设法脱离政府的监控和引导。

同时，一些政府部门对非公有资本的操控行为缺乏完全有效的制约手段。中国保利集团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李文亮将政府部门在文化和教育治理中存在的问题总结为三个方面：一是“失之于粗”，不知道该管什么；二是“失之于松”，有些问题出现了但不敢管；三是“失之于硬”，一刀切地执行，不会切实地管理。另有专家指出，政府对于文化生产的内容生产缺乏有效管制标准。对于国有平台、国有传媒企业，可以按照政治要求进行管制，对于非公有资本只能依靠法律进行底线管理。社会道德标准也起到一定约束作用，但目前只对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的问题进行管制，具有较大的模糊性，模糊概念和现实政策之间还有一定距离。目前文化产业承担了对外输出文化，参与国际文化竞争的重要任务，因此并不能采取完全限制的治理手段，这增加了管理的难度与复杂性。

此外，多位学者指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二分的发展道路存在一定弊端。资本主导的文化产业拥有源源不断的自我增值动力，通过各种迎合观众的方式吸引眼球。文化事业的普及则以灌输为主，不能有效契合民众需求，因此政府主导的文化事业在和资本主导的文化产业竞争中往往会居于下风。前些年，在改革中对文化产业化的推进并没有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而是助长了资本主义文化的发展，今后如何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健康发展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性、社会性话题。

高新技术发展带来外部势力的渗透助推

在高新技术发展和资本不断扩张的背后，难以摆脱外部势力的长期介入和渗透。李文亮指出，在互联网信息服务领域，原先非国有企业融资有政策壁垒限制，但由于受到20世纪末美国互联网投资热潮、中国加入WTO等因素影响，中国的信息服务业开始与国际资本接轨。在国内互联网企业资本构成的调查中发现，几大初创平台企业背后都有华尔街、硅谷的资本在主导。这一背景主要带来了两方面影响，一是网络平台可能充当国外资本代理人、信息主权遭受侵犯带来的安全问题；二是网络平台的运营模式受国际资本理念主导，而不是受到我国政府的规制。

促进非公有资本在文化、教育、网络领域有序发展的对策

    实现非公有资本在文化、教育和网络领域的有序发展，要做好全方位的制度设计，从正确认识、有效管控、积极引导等方面着手推进。

确立对“资本”特征的正确认知

首先要在话语层面对“资本”的内涵进行正确认知，严格限制非公有资本进入义务教育等具有公益性、福利性、非营利性的领域，要谨防非公有资本别有用心地以鼓吹自由化达到垄断的行为。

在现阶段，节制非公有资本不是单纯的去资本化，而是去资本的无序化，去资本的主导化。在防止非公有资本为追逐利益肆意扩张的同时，也要认识到有序的资本运作所具有的积极意义。例如：创造了很多的就业机会，要对此保持支持的态度；在文化产业“走出去”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需要继续加强引导和促进文化产业建设。既要时刻清醒地认识到非公有资本的逐利本性，又要发挥它们对于市场动向嗅觉敏锐、高效调配资源、实现要素增值的积极作用。

确保国家对文化领域的绝对领导权

陶庆梅认为，要坚持由官方的文艺团体和主流媒体来主导文化发展，守好文化的主阵地。弘扬优良传统，借鉴新中国成立后群众文化活动的经验，具体工作要依靠各级党委和政府的有序推动、专业人士的有益指导和群众的广泛参与。也有专家提出，要对内容生产扶正祛邪，加强所传递的主流价值观的锋芒和战斗性，话语表述不能中性模糊，而要黑白分明。同时，国有资本要以更大的力度创造主流的、有引领性的意识形态产品，集中力量打造在全球有影响力的文化产品。

中信基金会咨询委员、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胡钰特别关注青年人才培养问题，他提出要对人才培养中的非公有资本行为有所约束，例如打造偶像练习生。未来要依靠体制内的力量来培养优秀青年人才，使其具备正确的价值观、强烈的文化使命感和优秀的文化创造力，从而将中国文化产业推至新的高度。

对网络平台所有制进行合理变革迫在眉睫

中信基金会咨询委员、文化学者刘仰认为，从根本上看，网络平台已超出了一般商业企业的范畴，愈加凸显出公共属性。随着网络平台企业的不断壮大，平台充当了网络环境中的基础设施，发挥了关键的生产资料作用，为网络中的所有生产活动提供基础条件，因此要将网络平台视作“准公地”性质。当前的问题是出现了“准公地”私有化，但治理观念和实践主要仍停留在反垄断方面。为了实现有效治理，要超越反垄断的思维，将平台用户代表和政府代表都纳入企业治理过程中，将监管对象从行为上升到企业规则和平台算法。同时，在产权方面进行创新，允许国有资本介入，探讨开放性的产权设计。网络平台的所有制归属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实践性和理论性话题，需要深入探讨。

刘仰表示，应鼓励国有企业参与对公共资源类行业的投资。一方面，机构本身政治站位较高，能够保证不触碰负面清单；另一方面，国有企业组织内部有指标约束，能够保证投资方向的正确性。还可以考虑在互联网平台建设中引入信托制度。

设置具有可行性的管理手段

    与会学者探讨了具有可行性的管理手段。赵月枝指出，当前媒体行业的收入中广告是大头，广告业务取决于各类资本的投入，因此媒体在意识形态宣传方面会向资本偏好的内容倾斜。目前决定广告投放的收视率、浏览量、点击率等数据由多家公司发布，而且均是与资本利益的攸关方，被操纵的痕迹明显，如“买收视率”“买流量”等潜规则盛行。这不仅违背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并具有了社会价值观的导向性。建议通过设置第三方评估机构等措施，由政府掌握或监管，确保发布客观公正的收视率、浏览量、点击率等流量数据，以规范和引导广告的投入方向。

    中信基金会金融实验室研究员解石坡主张运用反垄断法来抑制非公有资本在文化领域的极度扩张。他指出，反垄断法的事后规制虽然有惩罚作用，但造成的很多损失难以弥补，因此要加强事前规制。对此可以采用对特定规模企业提出事前行为准则要求、规定经营者集中申报、启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调查等手段，打造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的监管模式。

中信基金会联络办公室副主任彭年提出要对资本行为做到精准度量。他指出，目前主要是凭感觉或者市场行为来判断资本的渗透和控制，未来应当从技术角度去衡量、评估资本在各领域的渗透情况，对此要开发出相应度量手段和方法。例如，要把好准入关。从资本的准入、企业的准入、人员的准入多方面入手加强管理。同时，让资本有稳定预期，设置资本可进入领域的项目清单，要有进入门槛和审批，建立有序的资本进入环境。

加强监管人员队伍的自身建设

政策效能的发挥关键在于有力执行，对非公有资本行为的监管需要依靠一支恪守职责、能够抵御侵蚀的队伍。从一些反腐典型案例来看，监管政策的失效正是因为关键人员在意识形态方面出现偏差，或接受非公有资本利益代表的腐蚀，放弃应尽的监管职责。

    董悦指出，在一些政府部门、高校等机构中，虽然一些官员、专家不直接享有资本，但他们会成为影响这一领域非公有资本的重要力量，例如从事影视审查和网络平台管理、监督工作的人员。如何确保这些人群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正确立场，时刻防止其被国外势力和非公有资本利用，至今仍是没有解决好的问题。

增强对社会文化、教育等需求的供给

非公有资本的扩张凸显了社会需求旺盛、供应紧缺的现实，要从供给侧改革入手，加大政府和国有资本的投入。多位专家、学者提到要加强对社会组织的培育，重视群众文化建设，重拾并进一步发挥文化馆等机构的作用，从而建立好群众文化体系。具体措施上，要鼓励非商业群体更多地参与文化教育发展，要敢于创新，让社会力量更多地走在前面；非公有资本的控制增大了文艺行业的交易成本和内部的近亲繁殖，对此应当开门办群众性的文艺，创立群众可以广泛参与的文艺发展渠道,从而打破非公有资本对行业渠道的垄断。

田文林指出，意识形态领域被非公有资本严重渗透、影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广大个体倾向于满足低层次的文化需求，非公有资本善于制造低级刺激的内容来迎合市场。这是一个双向推动的问题，需要长时期的社会建设才能改变。

进一步促进基础教育公平均衡发展

中信基金会青年学会会员、河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江明认为，在阻断资本和“双减”政策实行以后，为实现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可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加强财政支持力度，二是大力推进教育高质量均衡发展，三是正确认识和评估科技与教育的结合。要防止政策执行一刀切和层层加码现象；防止一哄而上，以执行“双减”政策之名，阻断基础教育改革创新的试错之路；防止借道政策落实，干扰正常的教学管理，以及专业领域过度行政化和官僚化问题出现。

鄢一龙对“双减”政策的完善提出了根本性思考。他指出，家长对于学生补课的需求依然存在，原因在于教育被视为阶层提升的重要工具。当前对供给侧的压减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对此可以从扩大大学教育资源的开放性、打破不同教育资源间的层次差异等方面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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