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主题是对相对较长一段时期之内世界主要矛盾与关键问题的判断。把握时代主题，评估力量对比，聚焦关键问题，形成对世界大势的准确研判，是适时调整对外战略、创造有利外部环境的基础。

党的十三大形成的“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这一表述，是对经济基础、战略任务、发展时机这三个层面上的一系列重要战略判断。在时代主题的表述上，需要适应外部环境和发展阶段的转变，不断充实内涵、明确重点。

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的外部环境出现许多新变化。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有必要深入研判主要矛盾与关键问题，进一步深化对时代主题的认识。

“时代主题”问题上的认识转变

把握时代主题，始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提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历史阶段即垄断阶段，也是从资本主义到更高级的社会经济结构的“过渡时代”。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矛盾无法调和，帝国主义战争不可避免；战争给无产阶级社会革命以及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条件——帝国主义导致战争，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因而列宁提出“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帝国主义论”有力推动了20世纪世界各国的革命浪潮。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艰苦奋斗取得的光荣成果，也是20世纪世界革命浪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中国成立后，面临严峻和复杂的外部环境，特别是在20世纪60-70年代美苏冷战、中苏交恶的大背景下，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但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这一时代主题认识，成为20世纪80年代前中国对外战略的基本立足点。

改革开放后，随着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和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1985年邓小平同志提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正式把这一观点表述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提出“围绕和平和发展两大主题，调整外交格局和党的对外关系”。重新界定时代主题，为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对外战略的调整奠定了基调。

三十多年来，冷战终结、苏联解体、美国身陷“反恐战争”，国际形势再次发生了深刻变化。经济全球化不仅重构了国际经济版图，也使得世界政治格局更加错综复杂。但是，主要大国保持和平共处的基本态势没有发生颠覆性改变，世界各国人民维护和平、共同发展的基本愿望一如既往。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在坚持“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基础上，提出“21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2005年12月，中国政府发布《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完整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重要战略机遇期、和平发展道路”的表述。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前景十分光明，挑战也十分严峻”，“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大国大党对世界的庄严承诺。

当今世界主要矛盾的新变化

从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到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我国经受住了国际各种复杂局面的考验，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十余年间，中国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与此同时，国际力量对比、各国政治形势、全球公共问题都发生了显著变化，世界主要矛盾已然大变。

首先，中美关系发生实质性转变，遏制与反遏制、局部地缘竞争、突发危机管控，将成为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之内中美两国关系的常态。从2018年特朗普政府发动对华贸易战开始，中美关系急剧恶化。把中国明确视为“竞争对手”，已经成为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为数不多的一致共识。美国不仅在贸易和高科技领域对华进行全面遏制，更在台湾、香港、南海、新疆、西藏等事关中国领土主权安全等核心利益领域频频制造事端。拜登政府上台后，并未积极改善对华关系，反而将对华经济制裁和高科技封锁法律化，频频拉拢“盟友”围堵中国。美国从阿富汗抽身后，势必转而集中注意力、调动各方资源“死盯”中国，企图“从实力地位出发”，利用和创造各种机会，在经济、政治、地缘安全上加紧对华遏制。当前的中美之争，远不止是两国经济利益上的摩擦，已明显转向影响力之争、制度之争、道路之争。尽管美国回避以“新冷战”来定位对华关系，但未来一段时期，中美矛盾事实上已经成为影响当前世界政治格局的中心矛盾。如双方避免擦枪走火，不被动地卷入军事冲突，世界总体和平的局面就仍可以维持。

其次，以开放国内市场、降低贸易壁垒、推进金融自由化、组建全球供应链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全球化已经退潮，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亟待完善。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自由化”为显著标志的经济全球化不仅没有“拉平”世界，反而进一步拉开了国与国之间、各国国内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贫富差距。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后续的欧债危机，警示各国必须完善金融监管、有效防控金融和债务风险。受2020年起蔓延全球、持续至今的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产业链重新布局势在必行。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高科技产业竞争，正在重新定义世界经济版图及各国的位置。世界各国，特别是主要大国的经济发展与市场竞争相互交织，市场规模、基础设施、劳动力禀赋、研发和转换效率、国家治理能力、地区合作态势等因素，已经成为决定各方实力差距的关键。总体上看，经济全球化速度放缓是大势所趋，各国都在不同程度上转向追求增长质量、防范金融风险、深化地区合作、重构产业布局。

第三，族群、宗教、阶层矛盾此起彼伏，且与各种“后现代”身份认同政治相互激荡、跨国联动，冲击着既有政治秩序，加剧了社会分裂。与传统战争形态不同，这类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既可以表现为一国之内的或跨国性的和平的社会运动，也可能引发较大规模的暴力事件乃至武装冲突，但它们又基本不会升级为类似20世纪那样的暴力革命。尽管局部战争、地区冲突、国家内战从未绝迹，但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21世纪以来，这些因多元利益诉求与价值观念分歧引起的社会运动，不仅导致经济社会秩序的紊乱，更日益频繁地转化为国内政治危机。尤其在全球信息互联的时代，某一处的社会运动往往经由互联网传播放大，可能迅速蔓延成跨国事件。发达国家传统政党的衰落、“民粹主义”的盛行、各式各样的“政治极化”现象，发展中国家被冠名为“颜色革命”的种种政治动荡，基本都是以此类社会分裂局势恶化为基础的。它们持续冲击着各国既有制度架构和政治生态，也对政府间多边合作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压力。在国际局势整体维持和平的大背景下，此类跨国联动的社会运动事实上已经把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串联起来，影响或左右着全球治理领域的议程设置。

第四，以全球气候变化、新冠肺炎疫情、能源供给、生态环境、恐怖主义、网络安全为代表的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凸显，复合安全取代传统安全，成为多边合作与全球治理的关注焦点。这些非传统安全议题，不仅是各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现实瓶颈，也越来越成为国与国之间、各国国内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矛盾和冲突的汇聚点。核武器的出现彻底改变了战争的逻辑，“非对称”局部冲突取代了20世纪的大规模常规战争，成为国家间战争的主要形态。联合国与地区性安全机制尽管不能彻底消弭战乱，但的确有助于将武装冲突控制在有限范围，不至于一发不可收拾。特别是随着美国二十年“反恐战争”的终结，非传统安全问题将进一步成为大国博弈、地区合作、全球治理关注的重点。战争与和平曾经是大国较量最为直观的表现形态，也是国际关系研究向来聚焦的核心议题。但在21世纪，大国之间的角力已经转向了更具综合性的“复合安全”议题，国际新秩序的争议焦点，主要体现为非传统安全问题上的规则之争、利益之争。

因此，总体上讲，当前国际秩序的调整、全球治理的改革，将主要围绕着“维持世界和平总体态势，消化全球化的负面影响，改善各国公共治理，强化地区合作机制，着力应对复合安全挑战”展开。经过全球化改造之后的世界经济结构和跨国生产方式，客观上也制约了大国间以武力方式来处理纠纷。世界主要大国，将更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到解决国内经济社会问题上。国际竞争将更主要地表现在国家的科技创新力、经济竞争力、社会凝聚力等方面。

一言以蔽之，经过经济全球化的改造，国际关系与各国国内政治的基本格局都发生了深刻变革，国际秩序与各国国内秩序的重心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国际安全与各国国内安全面临的挑战也发生了微妙变换，这就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题中应有之意。

“时代主题”隐含了三个层面的判断

回顾历史，对照现实，一方面可以说，“和平与发展”依然是各国人民的普遍诉求，这一良好愿望并没有改变；但另一方面，如果强调对时代主题的判断要能够反映一段时期世界政治的主要矛盾、关键问题，那么，就有必要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认识基础上，明确指出当前世界的主要矛盾、关键问题到底是什么，进而弄清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面临的现实外部挑战有哪些。立足于统筹“两个大局”，才能更明确地把握时代主题。

对时代主题的认识，其实一直都涵盖三个不同层面的判断：

从经济基础层面来说，1916年，列宁对“帝国主义时代”的界定，是立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期趋势而言的，着重强调了资本主义垄断阶段相对于自由竞争阶段的根本特点。今天，经济全球化带来生产方式重组的大背景下，帝国主义的表现形态、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国际社会的基本规则，已经与20世纪初完全不一样了。经济全球化时代取代了列宁所言的帝国主义时代，成为我们研判时代主题的认识根基。

从战略任务层面而言，无论“战争与革命”还是“和平与发展”，其界定之初，要回答的基本问题都是“新的世界大战是否打的起来”“战争是否无法避免”。这些判断，并非是以百年为尺度的、对社会发展阶段形成的认识，而是对“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做出的战略研判。总的看，“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是邓小平同志在观察到上世纪80年代初冷战形势总体缓和、苏联国内发生明显变化的背景下做出的准确判断。由此，中国改革开放进程才能够克服阻力、成功推进并取得伟大成果。在这个意义上，时代主题的判断意味着正确把握当前国际形势的大方向，以此为基础，明确战略任务，做出恰当决策。近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回顾当时党对时代主题的认识，由“战争与革命”转向“和平与发展”的历程，还是要由衷地赞叹邓小平同志卓越的历史眼光和敏锐的战略直觉。

坚持“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同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来就是一体的。1999年到2001年间，国内曾出现过关于时代主题的讨论。当时的大背景，就是美国在冷战后以“唯一超级大国”自居，频频动武，为所欲为，也给中国施加了极大压力。世纪之交，中国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方针，有理有利有节地应对美国战略压力，没有因外部的风吹草动而动摇自身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任务。

从发展时机层面的判断看，“9•11”事件发生后，中国迅速抓住美国战略重点转移的有利契机，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在党的十六大正式形成了“二十年战略机遇期”的判断，也就是我国推动改革、扩大开放、加速发展的有利时机。这也意味着把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进一步引申为“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是国际社会的历史潮流”，进一步赋予21世纪中国对外战略在道义上的正当性。特别是针对甚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中国政府在2005年正式提出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明确承诺。这样，“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的总命题之下，战略任务、发展时机、发展道路，就构成一个连贯的整体。

适时更新时代主题话语表述

清晰区分时代主题包含的三个层面：经济基础、战略任务、发展时机，就不难弄清楚，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形势下，世界政治的主要矛盾是不是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社会面临哪些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以此为基础，形成对时代主题的新判断和新概括。

第一，“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是以承认经济全球化时代为基础的，这个历史阶段尚未过去。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的那种以“新自由主义”为基调的经济全球化已经退潮了。但在较长的一段时期之内，各国都需要调整产业布局，改善全球治理体系。国际经济秩序和各国国内政治秩序，都不得不适应那种经济全球化为侧重点的转向，做出相应调整。

第二，中国还处于全面深化改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阶段，虽然外部环境总体和平，地区风险仍需警惕。因此，在战略任务层面，“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依然与国内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相辅相成，与中国倡导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方针交相呼应，在道义上仍是必须加以肯定和坚持的对外战略基调。

第三，中美关系已经发生实质性转变，国际力量对比已经发生显著变化，当今世界关键问题和争议焦点明显转向非传统安全问题和复合安全挑战。特别是在绵延至今的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以二十国集团成员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与主要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重塑国内秩序、完善公共治理的急迫考验。综合起来看，新时代、新阶段，对于中国面临的具体发展时机的判断，恐怕就不再是“战略机遇期”所能够清晰涵盖的了。

准确把握时代主题，必须以清晰地认识未来二十年左右世界主要矛盾发展的动态前景为基础。总体来看，20世纪80年代中期形成的“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判断，需要适应外部环境和发展阶段的变化，不断充实内涵、明确重点；特别是在“发展时机”这个层面，尤应深入研判、更新表述。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造成的复杂形势，要统筹“两个大局”，表达中国立场，就有必要将“时代主题”重新表述为：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安全与秩序成为各国人民的迫切需求。

延续“和平与发展”提法，表明了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积极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共同发展，坚定致力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决心和信心。点出“安全与秩序”是迫切需求，则意味着对当今世界政治的主要矛盾、各国面临的关键问题做出明确表态——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现行国际秩序、各国发展环境，都面临着与以往近四十年大不相同的总体安全挑战。安全需求，既包括传统安全需求，也包括非传统安全需求，既包括国际安全、地区安全，也包括本国安全，最终要落实为增进各国人民的生命安全与生活尊严。秩序需求，既包括国际秩序、地区秩序，也包括本国秩序，最终要体现在维护社会安定、增进社会团结。

明确提出“安全与秩序成为各国人民的迫切需求”，就意味着完善国家治理、加强多边合作、维护地区稳定、改进全球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尤其是负责任的大国不能推卸的政治责任与国际义务。

（编辑 季节）

党中央、国务院给予资本市场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十九大以来，中央对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做出部署要求。同时，牢牢守住资本市场风险底线是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特别是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和持久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前资本市场肩负着较之以往更为重大的改革发展和防范化解风险双重任务，既迫切需要加快高质量发展，又需要守住初心和本源，不能“脱轨搞出事”，给国家添乱。资本市场要保持高质量发展和风险可控的平衡，这不是抽象的目标任务，而是要具体体现在资本市场每一个细分业务领域，特别是那些业务机制具有创新性、前沿性、复杂性，同时又对资本市场平稳运行具有重大影响的业务领域。金融机构通过业务或产品形式向投资者出借资金，供后者参与资本市场交易的杠杆资金业务就是典型的代表，发展的好，能够满足投资者融资交易需求，改善证券基金等行业经营格局，为市场带来流动性和市场定价能力，增强市场活力与韧性；发展不好，则放大市场波动、造成机构经营风险，甚至导致系统性风险，危及国家金融安全。

近十年来，融资融券、股票质押、结构化资管、场外衍生品、互联网配资等资本市场杠杆资金业务几乎都经历了潮起潮落的过程，充分体现出“双刃剑”的特点。

我国资本市场杠杆资金业务发展情况

杠杆资金业务，主要指各类金融机构通过业务或产品形式向投资者出借资金，供后者参与资本市场交易的杠杆资金业务。

融资融券业务

融资融券业务（简称“两融业务”或“两融”）是证券公司向投资者出借资金或证券，供其在二级市场开展买空或卖空证券的业务。自2010年3月启动试点以来，2015年6月余额最高达到2.27万亿元，占A股流通市值的比重最高接近4.7%。随后股市发生异常波动。2016年5月底时降至8300亿元以下。股市异常波动期间，两融业务对行情的影响远小于当时杠杆更高、规模更大、缺少监管约束的场外配资业务，总体维持担保比例始终保持在200%以上，风险始终可控。截至2021年2月底，两融业务余额达到1.67万亿元，约占A股流通市值的2.56%。注册制改革期间，配套实行了转融券市场化约定申报和实时成交，扩大了融券券源供给，提升了融券效率，融券余额从不足400亿元增至1400亿元以上。总的来看，核心是两融业务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监管容忍度和市场接受度不断上升。多年来，融券业务发展大幅滞后于融资业务的局面出现改观，注册制股票的多空力量更加平衡。

两融业务发展已11年，尽管存在一些局部和个体性风险，但总的来说，业务运行相对平稳，没有发生系统性风险。究其根本，两融业务从起步就采取了非常严格的监管制度、风控要求和监测监控机制，形成了覆盖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自律规则、监测监控等各个层面、完整链条的规则体系；具备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监管，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结算公司、证券业协会自律监管，中国证券金融公司监测监控等完整的监管架构；具有业务牌照管理、限制业务总规模、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最低保证金比例、标的证券管理、严格禁止“裸卖空”、融券卖出提价等健全的风控机制；监管部门和行业逐步形成了市场化的逆周期调节机制。

股票质押业务

指银行、信托、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接受客户提交的上市公司股票为质押物，以自有资金、资产管理计划资金等向投资者提供融资，供其用于实体经营的业务。按照Wind根据上市公司公告整理的大股东质押数据，2005年以来，银行、信托、证券公司先后成为开展股票质押业务的主要金融机构。特别是2013年以来，证券公司开展的场内股票质押业务快速扩张，经济金融改革深化，市场流动性充裕，股价恢复性上涨提升了股票质押空间；证券公司质押机制灵活，接受标的范围宽，同时民营企业融资困境加剧，迎合了市场需求；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余额大幅下降，资本中介业务需要寻找新出路；2017年是并购元年，大股东融资需求集中爆发；大资管市场崛起，供应了大量通道资金。由于场内质押规模增长过于迅速，积累不少风险隐患，证监会进行规范，2018年和2019年，上市公司大股东场内质押股份减少。根据东方财富数据，截至2021年2月5日，股票质押总市值为4.16万亿元，较高峰期超过6万亿元的规模已大幅下降。股票质押业务的出发点是为经济主体扩充融资渠道，盘活存量资产，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但实际上，部分股票质押资金没有用于实体业务经营，而是被用于股权收购和资产重组等资本运作，或者直接进入二级市场，放大了股市杠杆。经过多年发展，A股已几乎“无股不押”，质押规模巨大。

结构化资产管理产品

主要发展情况如下：一是分级基金。指公募基金公司发行的，带有上述份额分级特征的基金品种。2018年《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发布，明确规定“公募基金产品不得进行份额分级”。截至2020年年底，分级基金已全部终止运作，退出历史舞台。二是结构化私募资管产品。指由证券公司、基金公司、期货公司及其从事私募资管业务的子公司发行的资产管理产品。2016年7月以来，从严监管大幅压缩了这类产品规模，至2019年6月底，这类产品总规模缩减89%。三是结构化信托。指由信托公司发行的，带有份额分级特征的资产管理产品。2015年股市异常波动前，估计伞形结构化信托产品进入股市的规模不少于1万亿元，股市异常波动后基本销声匿迹。2020年5月，银保监会发布《信托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增加了关于“结构化资金信托不得再投资其他分级资产管理产品”的要求。四是分级理财。指商业银行或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发行的，带有份额分级特征的资产管理产品。2018年9月，银保监会发布《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监督管理办法》，禁止商业银行发行分级理财产品，将发行此类产品的权利授予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五是结构化保险资管产品。指保险及其资管公司发行的，带有份额分级特征的资产管理产品。2020年5月起，《保险资产管理产品管理暂行办法》发布，明确规定保险资管产品的分级安排、负债比例上限等要求应符合《指导意见》有关要求。

结构化资管产品以2015年股市异常波动为界，几乎都经历了“快速发展——监管规范——规模收缩”的过程。股市异常波动后，金融去杠杆和严监管成为主旋律，《指导意见》出台使结构化资管产品的监管规范逐步趋于一致。结构化资管产品快速增长背后的优先级资金大多以银行理财为主，尤其是结构化私募资管和结构化信托产品。

场外杠杆资金类业务

场外杠杆资金类业务指证券公司在柜台市场、中证报价系统等开展的场外衍生类业务，主要包括具有杠杆融资性质的权益类收益互换和场外期权。收益互换和场外期权这两种业务原本都是证券公司为投资者提供的风险管理工具，但实践中都曾在一段时期间接成为杠杆融资工具。经过清理规范，两项业务逐步向风险管理的本源属性回归。

互联网配资业务

指配资公司通过P2P网络借贷等线上途径为投资者提供配资资金，用于股票投资的业务。截至2020年11月中旬，全国实际在运营的P2P网贷机构已全部清零。同时，约束场外配资的法律法规和司法保障体系不断健全，2019年11月，最高法明确场外配资合同无效。2020年3月新证券法正式实施，明确证券融资融券业务属于证券公司专营业务。7月，最高法、发改委提出要研究制定针对网络借贷、场外配资等金融现象的司法应对举措。

辩证看待杠杆资金业务规范发展与严格监管

杠杆资金既是市场活力之源，也可能成为动荡之源

杠杆资金交易是成熟资本市场必不可少的基础交易机制，市场低迷时期能够激发市场活力，促进合理定价。2010年证监会推出融资融券业务，一个重要考虑就是向市场注入流动性，重赋市场动能。但一旦处理不好，杠杆资金就可能引发市场动荡。1995年327国债期货事件，2005年证券公司挪用投资者结算资金，2015年股市异常波动事件，都与机构或个人杠杆融资失控有关。

杠杆资金业务引导银行体系资金规范入市，也可能形成跨市场风险

当前，我国金融体系一个基本特点是以银行为主导，杠杆资金的来源绕不开银行体系。我国一方面严格禁止信贷资金违规流入股市，另一方面银行体系资金规范入市的渠道正在不断拓宽。持续稳定的流动性供应是我国金融安全乃至经济安全的重要基础，银行体系资金的背后是居民储蓄，不能盲目无序流向资本市场，必须管控风险。

杠杆资金业务改善金融机构业务格局，也可能导致机构经营风险

目前，杠杆资金业务逐步成为我国金融机构的重要收入来源。2016年以来，融资融券业务每年为证券行业贡献超过650亿元的利息收入，占行业总营收的比重超过18%，2018年最高达到25%，对改善证券行业经营格局发挥了积极作用。我国要打造国际一流投行机构，资金融通能力是核心竞争力之一。同时也要看到，杠杆资金业务往往占用金融机构大量净资本，经营不慎可能引发机构经营风险。截至2020年9月底，证券公司开展的杠杆资金类业务余额超过行业净资本总额。同时，一些金融机构短借长贷，形成期限错配，要防止引发流动性风险。

杠杆资金业务满足投资者多样化交易需求，也可能损害投资者利益

杠杆资金业务在满足投资者信用交易、策略交易、套利交易等方面是很好的金融工具，我国资本市场的投资者结构以散户为主，杠杆资金业务会放大盈亏，容易吸引高风险偏好、逐利性强的投资者参与其中，在股价出现下行趋势之际又不及时减仓，承受亏损的风险很高。如果不对杠杆施加限制，纵容人性贪婪，会引发道德风险和社会问题。同时，杠杆资金业务与市场走势关联性高，易形成负面舆情影响市场和个股走势，进一步放大投资者损失。

杠杆资金业务发展与监管的主要问题

业务发展总体定位和路径缺乏顶层设计和政策协调

杠杆资金业务横跨证券、基金、银行、保险、信托、期货等多个金融行业，是否符合各自行业定位、发展本源，有利于服务实体经济，缺乏系统性梳理、顶层设计和政策协调，造成监管套利。银行、信托、证券是否都适宜开展股票质押贷款业务，融资收益权转让、资产证券化等创新业务，涉及面广、市场影响复杂，应当如何发展，由谁审批和监管，这些都需要顶层设计。

缺乏市场化做空机制对冲杠杆资金带来的单边市场影响

与各类杠杆资金不断进入股市的趋势相比，用于对冲杠杆资金的空方力量始终有限。场内融券业务与融资业务相比存在结构失衡问题。截至2020年6月底，融券余额为323亿元，与融资余额的比例不足3%。科创板、创业板注册制改革时，配套推出了转融券市场化约定申报改革，使融券与融资业务更趋平衡。但从总体结构上看，融券业务的功能作用未能充分发挥。

杠杆资金监管体制机制的适应性不强

在目前分业监管格局下，我国对各类金融机构提供的杠杆资金业务依然缺乏及时有效的监管协调。对于场外配资的识别、监管和处置，缺少系统有效的管理机制和监管手段。杠杆资金与市场走势共振的特点尤为明显，自上而下的逆周期调节框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监管部门对全行业实施统一的逆周期调节缺少政策协调机制和调节标准，同时对行业逆周期调节不力的督促检查和监管措施也不足。

境外市场杠杆资金业务经验

始终坚持规范发展杠杆资金业务

从美国、日本、我国香港地区等市场看，其维护、保持和促进杠杆资金业务发展的立场始终没有改变。在立法层面均将股票融资业务纳入正式监管范围，要求经营股票融资业务的机构具备业务牌照；执行层面均保持对违法地下融资业务的持续打击。美国、日本对保证金比例都有严格明确、相对统一的监管底线要求；对客户从事杠杆交易有一定门槛限制。美国金融业监管局规定，投资者在杠杆交易前，账户内至少要存入2000美元或相当于买入证券价值的现金数额（孰低者），很多证券公司要求存入超过2000美元的数额，而且部分证券不能进行杠杆交易。日本则要求客户参与证券公司融资交易，最低委托保证金不得少于30万日元。

市场化做空机制健全，与杠杆资金形成有效制衡

美国具有发达的证券借贷市场和衍生品市场，做空工具多样，形成了以浑水公司为代表的“揭黑+做空”模式，对打击上市公司财务造假形成了一定的市场化约束。日本证券借贷和“融券-转融券”业务较为发达，截至2020年10月底，融券余额接近480亿元人民币，与融资业务余额的比例近30%，较我国更为均衡。香港股市除担保卖空机制较为发达外，还有灵活便捷的场外互换、期权、涡轮（Warrants，一种认股权证）等产品，投资者可供选择的做空工具较多，做空交易已经成为港股市场流动性的重要来源。

及时有效的逆周期调节有利于杠杆资金业务平稳运行

从美国市场来看，美联储负责统一调控股市杠杆水平。1934年至1974年间，美联储通过统一改变初始保证金要求来对场内外杠杆资金进行调控，从25%到100%不等，1974年该要求固定为50%。日本财务省通过对融资保证金比例的调整来对证券市场进行调控，从1970年到1980年调整过37次，1987年股灾时曾达到70%，1991年后降到30%。

政策建议

发展资本市场杠杆资金业务，应当紧紧围绕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保持市场杠杆水平合理与我国市场发展实际相适应，提升市场自我调节功能，促进金融机构杠杆资金业务运作规范适度，推动投资者理性参与杠杆资金交易，不断完善法律法规制度和监管政策，及时有效发挥逆周期调节机制作用。

发展资本市场杠杆资金业务，应当坚持以下原则：

一是规范发展，可测可控。始终坚持规范有序发展资本市场杠杆资金业务，发挥积极作用。坚持纳入法律法规规制、全面纳入监管，确保业务发展机制与风险防控机制同步谋划、同步部署、同步推进。坚持金融机构开展各类杠杆资金业务均“持照经营”，纳入行政许可事项管理。坚持持续加强集中监测监控机制建设和穿透式监管，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二是杠杆适度，标准一致。始终坚持将资本市场杠杆资金业务的最大杠杆倍数统一控制在一定范围，坚持不同杠杆资金业务在规模控制、标的范围、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保证金要求、统计监测监控等方面都有所要求，且标准相对一致。

三是严格准入，引导需求。始终坚持杠杆资金业务对中小投资者的严格准入，坚定实施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制度，坚决防止高杠杆、无监管、不透明的杠杆资金业务对接中小投资者，防止金融机构间接或变相为风险承受能力不强的中小投资者提供杠杆资金业务或产品服务。坚持引导投资者通过规范的场内融资业务合理参与杠杆资金交易，远离非法场外配资。

四是依托市场，监管有为。始终坚持依靠市场配置资源，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始终坚定完善监管体制机制，加强监管协调，做到监管有为，从根子上解决杠杆资金业务种类五花八门、监管标准不一、非法配资频出、统一监测缺失等问题，促进杠杆资金业务规范健康发展。

在此基础上，提出以下建议：

1.加强政策顶层设计与协调。在国务院金融委的统一指挥协调下，加强对金融机构开展杠杆资金业务的统一规划和政策设计，确保符合各行业定位和发展方向。引导投资者主要通过场内融资融券业务参与二级市场杠杆资金交易，逐步减少乃至取消通过结构化资管产品直接投资二级市场的方式。规范推动证券、信托等金融机构审慎开展股票质押贷款业务。继续严格禁止银行信贷资金违规流入股市，同时健全完善银行体系资金规范进入资本市场的通道，积极发挥证券金融公司连接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桥梁纽带作用。对于各类金融机构新增开展具有跨市场、跨监管部门等复杂业务属性的杠杆资金业务，如在已有杠杆资金业务基础上进一步增加收益权转让、资产证券化等金融设计，金融监管部门应认真评估、审慎对待，加强事前监管协调，对可能带来的风险做到心中有数。

2.健全完善融券业务风险对冲机制。推进证券公司融券业务与融资业务均衡发展，通过市场化约束机制制衡杠杆资金业务的单边市场影响。在科创板、创业板转融券市场化改革取得良好成效的基础上，推动将转融券市场化约定申报改革推广至主板市场，进一步扩大证券出借人范围和可供融券的标的证券范围，拓宽融券业务用途，持续促进融券业务健康发展和稳步壮大。充分汲取国际金融危机期间美国等成熟市场因实行分散融券模式，监管部门不掌握做空准确情况、无法有效控制做空风险而不得不实行禁止做空的教训，以及2021年以来，美国华尔街部分股票因做空规模过大而发生散户报团“逼空”事件的教训，在发展壮大融券业务的同时，始终高度重视融券风险防范，牢牢坚持我国对融券业务实行较境外市场更为严格的监管和风控机制的做法，坚持集中式的券源融通机制，以利于风险集中监控和必要时发挥“断路器”作用；坚持禁止裸卖空；坚持对融券规模实行合理的总量控制等等。

3.逐步对杠杆资金参与资本市场交易实施集中统一的监测监控机制。探索建立统一的监测体系和协作监管机制。可以考虑在央行对资产管理产品统计全覆盖的基础上，进一步对结构化资管产品实行专项统计，全面准确掌握杠杆率、进入资本市场的杠杆规模、平仓要求等。进一步探索通过第三方集中监测监控资本市场杠杆资金类业务，把对结构化资管产品、场内融资业务、股票质押业务等已有统计机制的杠杆资金业务进行集中统计，再研究统一的风控标准。可以考虑逐步将投资者参与杠杆资金业务这一块负债情况纳入居民负债统计口径，更加完整地测算宏观杠杆率，更好服务宏观经济决策。

4.加强对杠杆资金业务的宏微观逆周期调节。完善金融监管部门主导的统一逆周期调节机制，逐步明确实施逆周期调节的市场条件、措施工具和实施标准；同时加强监管协调，统一调节行动，确保政策导向一致；结合杠杆资金业务纳入居民负债统计口径，必要时从更高的宏观经济风险层面出发采取统一逆周期调节措施。督促金融机构建立实施差异化、针对性的逆周期调节机制并使之常态化。加大督促检查力度，对逆周期调节工作机制不健全、流程不清晰、人员不到位的，以及未能及时有效采取逆周期调节措施，造成重大风险的，要采取必要监管措施。

5.优化杠杆资金信息披露，引导稳定市场预期。研究优化完善日常信息披露内容，对一些市场关注的、相对敏感的数据指标，平时以适当方式予以披露，引导市场形成理性认知和合理预期；市场大幅波动时，主动及时加大披露范围和频率，增加信息透明度，抚平市场恐慌情绪。对于监管披露的数据信息，比如场内融资规模数据，加大统计解读分析，加强前瞻性舆论沟通引导，采用通俗易懂、易于传播的方式，发出理性客观专业的声音，稳定市场预期。

6.优化严厉打击非法杠杆资金业务的法律环境。出台规制场外配资活动的司法解释，加大违法行为打击力度。在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基础上，进一步提升立法层级，出台专门的司法解释，将场外配资活动认定为《刑法》中的非法经营罪（非法经营证券业务）。进一步加大刑事打击和追责力度，集中力量查办一批典型案件，营造舆论声势，形成有力震慑。坚决严厉打击非法地下信用交易，持续对场外配资平台进行清理和整顿，打击违法为投资者提供融资、加大股市杠杆的行为，推动股票市场及信用交易业务健康发展。

（编辑  季节）

新疆自治区的绿色能源发展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地区性问题，而且是一个国家战略性问题，更是一个影响未来世界能源经济地缘战略格局的大问题。

实现“双碳”目标我国面临的内外压力

工业化越早的国家，温室气体累积的时间越长，历史负债就越重。但欧美先进国家多已完成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进入后工业社会。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它们把大规模的高耗能、高污染、高碳排放工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发展中国家在这一进程中也进入工业化进程。

相对来说，一个国家或地区工业比重越高，单位GDP碳排放的数值相对越大。各国所处工业化阶段不同，产业结构各异，单位GDP碳排放值也存在差距。在解决事关人类生存命运的减排问题时，发达国家的态度一方面是尽量推卸责任包括历史责任；另一方面又要向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要他们承担更多的减排责任。因此，碳减排问题的背后，不仅隐藏着历史上人均碳排放的人权问题，也隐藏着国家和地区未来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问题；也就是从生态环境问题演变为国际责任承担的问题。随着20多年来联合国气候大会的不断推进，世界各国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越来越重视，各项共识和国际性协定逐渐达成，许多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等一系列碳排放规划逐步落地。

21世纪以来，全球碳排放量增长迅速，2000-2019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了40%。据英国石油公司(BP)发布的《世界能源统计年鉴(第70版)》数据显示，2013年以来，全球碳排放量保持持续增长，至2019年已达343.6亿吨，创历史新高。2020年，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世界各地区碳排放量普遍减少，全球碳排放量下降至322.8亿吨，同比下降6.3%。

从世界主要国家碳达峰情况看我国外部压力

目前，在全球233个国家和地区中，有54个国家已经实现了碳达峰，其排放总规模占全球排放总量的40%。这些国家大部分是发达国家。2020年排名前15位的碳排放国家中，美国、俄罗斯、日本、巴西、印度尼西亚、德国、加拿大、韩国、英国和法国已经实现碳排放达峰。中国、马绍尔群岛、墨西哥、新加坡等国家承诺在2030年以前实现达峰。届时全球将有58个国家实现碳排放达峰，占全球碳排放量的60%。

对中国最具参考意义的碳达峰经济体是美国和欧盟。

（1）美国。1949年-2007年，美国二氧化碳排放量稳步增长，2007年是其碳达峰年，2007年之后碳排放量逐步下降。美国GDP增速与温室气体排放在一定程度上已脱钩，经济驱动力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是其单位GDP排放持续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

（2）欧盟。在全球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行动方面，欧盟是国际上的有力倡导者。欧盟的27个成员国在20世纪90年代就实现了碳达峰，这得益于气候政策严规和地区经济发展成熟。

从各地区排放情况来看，目前亚太地区碳排放量在全球占比较大。据BP发布的《世界能源统计年鉴（第70版）》数据，2020年，亚太地区碳排放量占全球总排放量的52%，其中中国占比30.7%，远超其他地区；北美地区碳排放量占比为16.6%；欧洲地区碳排放量占比为11.1%。近十年中国碳排放持续增长，美国2020年大幅下降。

具体到各个国家碳排放量，中国和美国是目前全球最大的两个碳排放国家，排放量远超其他国家，但两国碳排放走势有所不同。

目前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仍需要大量的煤炭化石能源，碳排放量仍在增长；而美国逐渐调整能源结构，2007年便实现碳达峰，碳排放量已进入下降通道。

2020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世界各国经济均遭受不同程度的打击，高碳工业发展或长或短有所停滞。我国由于疫情防控得当，经济复苏较快，2020年我国碳排放量为112.9亿吨，同比增长0.6%，再创历史新高，占全球碳排放量的比重也提升至30.7%。在此期间，全球主要国家与地区中，除了中国，所有国家地区均出现下滑，只有中国的碳排放量在持续增加。

美国作为全球碳排放第二大国，碳排放量在最近几年呈整体显著下降趋势。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美国碳排放量大幅降至44.57亿吨，同比下降11.6%，碳排放占全球比重也由2013年的15.9%下降至2020年的13.8%。

可见，我国面临全球碳减排的巨大国际压力。

从我国能源消费结构看我国碳减排内部压力

从近年结构数据看，我国煤炭消费占全部能源消费之比呈下降趋势，2018年已降至60%以下；清洁能源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从2011年的13%上升到2020年的24.3%，几近翻番。总体看，我国能源构成中，煤炭处于主体性地位，石油和天然气对外依存度高，清洁能源消费占比在持续提升。

在满足我国经济社会平稳发展的同时，实现双碳目标，我国将长期面临能源消费结构绿色低碳转型的巨大内部压力。

实现“双碳”目标的整体布局与关键突破口

实现双碳目标需要统筹谋划，配套改革，久久为功

第一，要有全国“一盘棋”的整体思维。各地区资源禀赋、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各不相同，能源消费结构都要推进绿色低碳转型。碳减排任务指标分解要科学合理，因地制宜，循序渐进。碳减排不能搞运动，一哄而上。

第二，能源市场化改革要与能源的绿色低碳转型结合推进。在传统电力体制下，中国的电力发展规划多以“计划”方式实现，从电源到电量再到电价，均受政府的管制，以保障市场供需平衡和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计划内发电量由电网企业按照国家规定以上网电价购买，超计划的发电部分，电网企业则可能采取降价收购。由于价格受到严格管控，各发电机组的收益具有明确的预期，然而市场机制的缺乏制约了电力资源的利用效率，限制了高效机组发电空间，也无法实现优胜劣汰，不利于节能减排；同时，当前的计划体制导致了供给与需求不协调、清洁能源消纳受限、发电设备成本回收困难等问题；此外，电力规划的无序还体现在未能综合考虑经济发展、环保要求和改革政策，部门间缺乏协同、行业间无法统一。中国电力市场建设已步入深水区，全面深化电力市场改革，将以建设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为抓手，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着力破解能源生产和消费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全国统一电力市场的建设目标是：（1）推进资源优化配置。中国能源资源具有种类多样但分布不均、电源与需求逆向分布的特点，如东北、西北地区的可再生能源弃风弃光，而东南沿海地区在负荷高峰时又拉闸限电。应通过顶层设计形成统一市场规划和科学布局，破除省间壁垒，解决能源消纳问题，优化资源配置范围。（2）通过构建统一的市场模式和规范管理方式，实现省间与省内市场的交互、中长期和现货的协同、系统运行与市场交易的融合，进而支撑中国电力市场有序运作。（3）在确保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市场体系建设。统一市场的建设要兼容系统运行的传统方式并响应市场化需求，向包含分布式电源、储能、电动汽车等各类新型市场主体的能源互联网转型，推动实现高效的资源配置，促进多方协调运作，确保电力市场平稳运行。

第三，要把碳配额交易市场、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碳汇交易市场和绿证交易市场都建立起来，完全打通。我国已经确立了推进经济社会实现双碳目标的总体方略，市场化手段需要尽快建立。2021年7月碳交易期货市场已经开通，但仅仅开通了火电领域，尚待全面铺开。碳汇补偿机制与确权交易市场要尽快建设。绿证市场要重新规范，尽快开市。后两个市场需要尽快对接打通欧盟市场和国际大市场，争取对发展中国家实现绿色低碳转型的补偿。

第四，把双碳目标的实现与国家科技创新战略的布局重心调整结合起来。大力发展能源绿色低碳技术，通过科技创新和绿色低碳产业转型升级，重塑我国能源经济和产业经济；把节能减排和绿色低碳能源技术作为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的重点。

把新疆建设成世界绿色能源“海湾地区”，作为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一大突破口

第一，新疆的自然禀赋具备大规模发展绿色能源的条件。新疆国土面积占全国的1/6，大面积的闲置土地多为石漠化荒废的平地，具有世界级的日照强度与时间，风能资源充裕，具备超低成本建设规模化光伏发电厂的天然条件。

第二，新疆处于欧亚大陆桥的偏中心位置，位于世界两大电力市场——东亚经济带和欧洲经济带的中间。

第三，我国具备成熟超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技术和光伏发电材料的产能与低成本光伏发电站建设能力等优势。

第四，新疆有能力发展成为我国西北绿色能源基地内输外送的领头羊。

第五，新疆地区光伏发电对欧洲光伏发电具备时差优势。

绿色能源外部（欧洲）需求分析

（1）欧洲已经形成统一开放的电力市场大格局。欧洲跨国电力市场已实现了从多个国家/区域市场到统一运行的发展历程。其市场融合自1996年开始，先后发布了3次电力改革法案，并提出了容量分配法规（capacity allocation and congestion management，CACM），确定了市场改革的路径和办法。欧洲每两年制定一次电网10年发展规划（TYNDP），该规划包含了对发电充裕性的评估，并确定了未来5-15年的输电网络项目。输电项目若想取得欧洲基础设施基金“连通欧洲设施”（CEF）的支持，就必须包含在10年发展规划中。

（2）欧洲能源绿色电力市场空间巨大。欧盟的目标是到2050年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计划每年新增44GW光伏发电能力，到2050年，光电将占欧洲总供电量的60%。

（3）欧盟绿色能源投资资金充裕，投资积极性高。2019年，欧盟发布《欧洲绿色协议》，提出三大重要愿景：一是尽快拟定发布《欧洲气候法》，将欧盟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这一目标正式载入欧盟法律。二是拟定《欧洲气候公约》，旨在吸引公民和社会各界关注并参与气候行动。三是更新《2030年气候目标规划》，将此前2030年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40%的目标提升至55%。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欧盟预计未来每年需增加2600亿欧元的投资。

（4）未来中东欧电力需求增长强劲。预计2030年该地区能源需求总量接近3.5亿吨标油，电力需求总量超过6500亿千瓦时；届时能源消费结构中非化石能源消费将达到30%。预计该地区2020-2030年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超过6000万千瓦。

（5）欧盟碳交易系统鼓励国际合作。欧盟碳排放交易系统（European Union Emissions Trade System，下文简称欧盟ETS）主要交易能源、工业和航空行业产生的碳排放，这类气体主要通过交易实现其减排目标。欧盟ETS在交易过程中可与国际接轨，这一机制主要与《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挂钩。一方面是清洁发展机制，如果加入协定的工业化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节能减排项目，就可以在本国获得额外的碳排放配额；另一方面是联合实施机制，如果工业化国家为其他工业化国家的节能减排项目支付运营费用，也可以在本国获得额外的排放配额。

（6）中国和欧盟能源的合作意向。2019年4月9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欧洲理事会主席唐纳德·图斯克、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洛德·容克在布鲁塞尔举行第二十一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双方签署了《关于落实中欧能源合作的联合声明》，批准启动实施新成立的中欧能源合作平台项目。中欧能源合作平台（ECECP）旨在加强中欧在能源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开创能源合作共赢的新模式，为清洁能源转型做出贡献。

绿色能源的内部需求分析

（1）新能源建设是今后我国电力发展的主要选择。《中国电力发展报告2020》聚焦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力图从电力需求、电源发展、电网建设、电力体制机制等方面，回答新型电力系统面临的关键问题。“十四五”时期，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深化电力体制改革，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箭在弦上。

（2）国家提出的双碳目标促使各省能源消费进行绿色低碳转型，为新能源绿色电力提供了庞大的消纳空间。

（3）过去10年，我国西电东输的电力大通道建设，初步奠定了新疆在全国的能源基地地位。2010-2020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年发电量从679亿千瓦时上升至4032亿千瓦时，增长至5.94倍，年均发电增长率达到19.5%，其中本区用电消费增长至4.53倍，年均增长率16.3%。最近5年区内自用电量增长率逐步放缓，平均增长率只有2.4%；但外输电量增长了近60倍，年增长率达50.6%。2020年，外输比例占新疆发电量的25.6%，而2010年这一比例仅为2.56%。这一方面体现了新疆国家能源基地的地位基本确立；另一方面则说明，近10年电力通道建设为新疆电力发展和疆电外输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建设“一带一路”的绿色能源丝绸之路

建设“一带一路”的绿色能源丝绸之路——欧亚电力大通道，战略上有利于我国经略欧亚大陆，密切绑紧欧盟协同发展，进一步提高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绿色能源产业发展的集聚力和国际政治影响力。这也是开发欧洲电力市场，把新疆建成世界绿色能源基地的先决条件。

（1）中欧电网企业牵头，发动欧亚沿线国家出资参股，利用我国超高压直流输电技术和工程管理，共建共管共享欧亚电力大通道。

（2）我国和欧洲相互对等开放我国西北地区和中东欧新能源发电准入市场，鼓励共同投资建设“一带一路”沿线新能源发电企业和市场。

（3）鼓励我国企业进军欧洲配售电电力市场，建立绿色疆电在欧洲市场的分销网络。

（4）建立输欧绿色发电企业的碳排放配额的补偿机制和变现交易通道。欧洲碳价在2021年12月15日达到了10年来的最高点，突破32欧元/吨。

（5）以欧亚电力大通道建设和沿线新能源电力开发为纽带，充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源经济合作内容，形成共建共享利益同盟，加大我国超高压直流输电和新能源电力制造业产能输出力度和国际市场占有率。

（6）未来可以考虑中欧氢能源合作，规划建设欧亚绿色低碳能源大通道，充分发挥新疆绿色煤化工制气制氢的优势。为达到2050年欧洲实现碳中和目标，欧盟承诺提供超过2000亿欧元的绿色刺激资金，各成员国也纷纷提出氢气发展路线，并承诺出资发展氢能产业。欧洲计划到2040年将建立起4万公里的氢气运输管道。

通过新能源基地建设实现富民稳疆

发挥新疆绿色能源基地对我国西北各省的头部带动作用，创新体制机制与运营管理模式，把光伏发电作为西部脱贫致富、稳疆富民的民生政治工程和国家战略工程。

（1）把光伏发电建设到新疆千村万户，吸收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经验，建立投资公司+村集体+农户的利益共享互助机制，全面提高新疆农民收入，实现富民稳疆。

（2）发展多产业共生共荣的循环经济，实行“绿色发电+生态修复+畜牧业”同园多业协同发展模式，养殖更多“光伏羊”，把绿色发电降到全世界平均最低成本，全面提高新疆光伏发电绿色能源产业的价格竞争优势。

（3）大力加强东西双向电力通道建设，对内作为国家绿色能源基地支持国家内陆省份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对欧洲开展绿色能源电力出口赚取外汇，减轻国家援疆财政压力。

大力发展能源绿色低碳技术和产业

（1）把能源绿色低碳产业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化放到国家科技政策扶持的头等重要位置，努力抢占世界绿色能源技术知识产权高地。大力扶持吸引国内外能源绿色低碳技术科研机构在新疆建设产学研平台。

（2）积极迎接绿色低碳能源技术和产业革命，在新一轮的绿色电气化（电器化、燃气化、氢气化、能源化工绿色化）和能源产业组织模式变革（规模集约化、小型分布化、循环经济化）中抢占先机，积极探索在新疆建设世界第一个能源互联网（这将成为世界绿色能源产业革命的一个里程碑成果）。

（3）大力扶持西部地区世界级绿色低碳能源产业集聚发展。鼓励新疆和西北各省大力发展新能源技术装备制造产业，鼓励国内外企业落地大西北新能源基地形成产业集聚。

（编辑  苏歌）

编辑按：

被称为“金融核武器”的制裁靴子，2022年2月26日终于落到俄罗斯头上。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法国和欧盟委员会已同意对俄罗斯实施一揽子新的“严厉金融制裁”，包括将俄罗斯多家银行剔除出环球银行间金融通信协会（SWIFT）系统。SWIFT 是目前全球最重要的支付指令报文体系，这个制裁将破坏俄罗斯整个国际结算体系的完整性，但不会影响俄罗斯的国内结算机制。SWIFT是促进资金在世界各地流动的一个重要渠道，它是一个政治中立组织，不能发布自己的制裁命令。但近年来，越来越成为美国对外实施金融制裁的核心系统。一旦被切断与SWIFT的联结，将使俄罗斯被排除在国际金融交易外，无法与大多数欧洲国家进行结算。但断开SWIFT系统，俄罗斯并不是就无法生存，俄罗斯银行的支付系统就将崩溃，跨国经济往来就绝对没有办法进行。被SWIFT切断服务本身并不是根本问题，俄罗斯已经建立并投入使用了SWIFT的国产替代系统。虽然国际结算效率面临较为严重的影响。但真正需要关注的问题是被美欧阵营实施严厉经济制裁甚至与其全面脱钩可能产生的影响。

2022年2月26日，美国白宫宣布其与欧盟、英国、加拿大发表共同声明，决定确保将选定的俄罗斯银行从“环球银行同业金融电讯协会（SWIFT）”的信息系统删除（注意，这里还不是将所有在SWIFT注册的俄罗斯银行全部删除）。这被很多人解释为：美欧已经对俄罗斯启用“金融核弹”“金融杀手锏”，将全面封杀俄罗斯的对外贸易与国际金融交易。此外，西方合作伙伴相继表态，“决定进一步限制俄罗斯央行通过国际金融交易支付卢布汇率的能力”。这将对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毁灭性打击。俄罗斯有办法绕过SWIFT禁令吗？对此还需要仔细推敲。

SWIFT只是国际支付清算体系中的一部分

SWIFT成立于1973年，它是促进资金在世界各地流动的渠道，是一个安全的通信系统，允许全球约1.1万家金融机构相互交流并授权支付指令报文体系，但并非国际支付体系的全部。国际支付清算体系包括支付清算货币选择、支付指令报文体系、清算资金账户体系、支付清算实际处理等组成部分。下述是SWIFT全部清算体系功能。

支付清算货币选择：拥有不同货币的国家之间发生经济往来，首先需要确定经济往来的计价与清算货币。这可能是经济往来中话语权更强一方的货币，也可能是更具国际化的他国货币。在全球广泛的选择过程中，形成了不同国家的货币在国际支付和外汇储备中的份额或地位。这种选择的背后，则是不同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比较，只有国际影响力最为强大国家的货币才能成为最主要的国际货币（国际硬通货）。目前，美元是头号国际货币，其国际支付份额在40%上下，在国际外汇储备中的份额在60%上下；欧元排名第二，其在国际支付份额接近40%，在国际外汇储备中的份额在25%左右。其他国家货币则远远落后于美元和欧元。

支付指令报文体系：发生经济往来的国家之间要进行实际的支付清算，需要由付款方向其清算机构（开户银行）发出支付指令，清算机构据以扣减其支付的款项，同时转入收款方开户银行的账户或减少自己在收款方开户银行的存款，并向收款方开户银行发出支付通知；收款方开户银行收到指令后，登记增加自己在付款方开户银行的存款或扣减付款方在本银行的存款，同时转入收款方的账户，并向收款方发出收妥款项的通知。所以，要实现跨国支付清算，就需要连接各国的支付指令报文规范和处理体系。由于不同国家的语言文字不同、法律体系不同、时间标准不同等等，如果每个国家都分别与其他国家建立独立的支付指令报文体系，是非常麻烦和不经济的，其高成本、低效率甚至会阻碍相互之间经济往来的开展，能够搭建全球标准统一、安全共享、便捷高效的支付指令报文体系才是最佳选择。目前，SWIFT就是全球用户最为广泛的支付指令报文体系。

支付资金账户体系：国际支付清算，涉及清算机构资金账户的开立并拥有足够的资金余额（包括透支限额）以保证支付清算的资金需要。由于国际支付清算可能涉及多种国际货币，需要清算机构在很多国家的银行开立很多的清算账户，并加强清算账户资金（头寸）管理。由于国际支付清算涉及不同的币种、文字等，远比国内单一的货币、文字更复杂，为规避国际支付清算对国内支付清算体系的影响，很多国家都建立了相对独立的国际支付清算账户体系，形成风险隔离墙，并与国内支付清算体系保持一定的资金联系。比如，美国境内是美元体系Fedwire，跨境的是Chips。中国境内人民币大额实时支付清算体系是HVPS，跨境清算的是CIPS。各国支付清算账户体系具有很强的主权特征，需要接受所在国家的严密监管。世界范围内，各国货币最终的支付清算账户都在其本国（美元最终的支付清算账户是CHIPS；人民币最终的支付清算账户是CIPS；如此等等），因为货币的供应，最终是由货币发行国管控的。

需要明确的是，CHIPS、CIPS等主要是资金账户体系，并且主要是其本国货币资金账户体系，主要解决的是国际支付清算的“资金流”，并不等于可以完全替代支付指令报文体系，它们基本上还需要与SWIFT连接才能完成国际支付清算业务。而SWIFT属于支付指令报文体系，本身并不涉及成员单位的资金账户，主要解决的是国际支付清算的“信息流”。

支付清算实际处理：对一笔跨国经济往来的支付清算，需要确定具体的清算机构和清算账户，由此确定清算指令发送和处理的具体路径，清算机构相应进行清算账户处理，扣减付款方存款，并最终转入收款方账户后才算完成。如果出现问题，还要进行差错查找和处理。

由上可知，SWIFT作为支付指令报文标准制定和指令传送与处理的基础设施，在国际支付清算中属于非常重要的一环，但也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并不是国际支付清算的全部。同时，SWIFT 是目前全球最重要的支付指令报文体系，但并不是离开SWIFT，跨国经济往来就绝对没有办法进行。实际上，1973年SWIFT才宣告成立，并且经过很长时间才成为覆盖全球的支付指令报文体系，在没有SWIFT之前，跨国经济往来同样存在，SWIFT出现后，只是更好地促进和提升了跨国经济的国际结算效率。20世纪冷战时期，在苏联和美国尖锐对立、东方社会主义阵营难以得到SWIFT 服务的情况下，其内部跨国间的经济往来依然存在，当时可以选择本阵营最强大国家的货币作为计价清算货币，并通过加密电报、邮件等进行支付清算，甚至无需逐笔进行支付清算，而是采取“记账清算”方式，即在协议范围内，对发生的经济往来采取双方先记账，定期（如每年）再进行汇总轧差，只对余额进行清算等。

俄罗斯被断开与SWIFT系统的联结会把俄罗斯排除在大多数国际金融交易之外，届时俄罗斯将无法与多数欧洲国家进行结算，并将对俄企业的支付进口原材料订单、收取出口商品贷款等造成严重的技术问题。但是这些问题是可以克服的，俄罗斯银行可以选择将其中的成本增加转嫁到普通消费者身上，给俄罗斯民众带来困难的同时，也意味着欧洲企业将损失数以十亿计的欧元收入。这些欧美企业不仅面临结算问题，甚至还不得不在欧美与俄罗斯市场“选边站”。

俄罗斯被剔除后，仍然可以按照SWIFT报文规则，通过互联网等渠道与其他国家建立新的支付指令报文体系进行经济往来的支付清算。同时，俄罗斯已经建立并投入使用了SWIFT的国产替代系统。这些在技术上不是难题，只是效率和运行成本问题。所以，把SWIFT说成是“金融核弹”或“金融杀手锏”，其实是有点夸张。

支付清算与经济往来、切断SWIFT与实施经济制裁的关系

支付清算是为经济往来服务的，若没有跨国经济往来，也就不需要国际支付清算。安全高效便捷的国际支付清算，会积极促进跨国经济往来的发展；阻断SWIFT的使用，会对一国发展对外经济往来产生很大影响。但阻断SWIFT的使用，只是经济制裁的一种手段，对一国切断SWIFT的信息系统，前提是美欧对该国实施严厉的经济制裁，没有经济制裁，美欧单方面阻断SWIFT对俄的连接，也会使其对该国的经济往来受阻。美欧阵营对俄的经济制裁才是主角，切断SWIFT服务只是配角，不能将主次颠倒。制裁可能会产生深远影响，损害全球经济，达不到制裁的目的。

由此，那种广泛流传的“2012年美国推动SWIFT切断对伊朗的连接，导致伊朗损失了近一半的石油出口收入和大量的对外贸易”的说法实际上是本末倒置，伊朗石油出口等对外贸易大幅减少的根本原因是美欧等对伊朗石油出口等对外贸易进行的严厉封锁，包括其自身断绝进口伊朗石油，而不是单纯的因为SWIFT切断了对伊朗的对外贸易的连接。

目前，SWIFT注册在比利时，主要受欧盟的控制，同时因美元在国际支付中占据最重要的位置，美国对其影响也很大。由此，欧盟与美国联合，对SWIFT具有决定性控制力。美欧宣布将选定的俄罗斯银行从SWIFT中剔除，甚至有可能完全切断俄罗斯所有银行与SWIFT的连接，意味着这些俄罗斯银行将不能使用SWIFT这一基础设施。而美欧英加等一旦宣布将俄罗斯银行彻底剔除出SWIFT，也意味着这些国家将全面断绝与俄罗斯的经济往来，而且也使得其他国家难以通过SWIFT办理与俄罗斯的支付清算。其他国家要与俄罗斯发生经济往来，只能另外建立与俄罗斯的支付指令传送体系，但也面临被美欧阵营制裁的风险。美欧阵营已宣布，将对那些为俄国进行乌克兰战争和俄罗斯政府提供便利的人和实体采取行动，要求其他国家控制或断绝与俄罗斯的经济往来，这就会逼迫其他国家在美欧等发达国家阵营与俄罗斯之间选边站队。这不仅会对俄罗斯产生很大影响，而且也会对很多与美欧及俄罗斯都存在较大经济往来的国家产生重大的利益权衡问题。如果选择俄罗斯，就可能得罪甚至脱离美欧阵营，面临着与发达国家断绝经济往来、封锁先进技术、阻断人员交流等，给自己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很大伤害。如果选择与美欧发达国家阵营为伍，就会因此而断绝与俄罗斯的经济往来，由于俄罗斯是世界上能源、粮食、矿产等出口大国，也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封锁俄罗斯的对外贸易与金融交易，也会对相关产品的国际价格产生冲击，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及金融市场产生影响，包括对欧洲目前的能源危机，以及美国超出预期的通货膨胀等产生影响。

制裁往往难以取得预期效果，反而会破坏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迫使一些国家试图取代美元交易。如果由此引发SWIFT切断对很多与俄罗斯保持交易与资金往来国家的服务，也会催生这些国家对SWIFT的替代品，加快其他货币的国际化，对SWIFT的业务开拓以及美欧阵营对外经济往来的发展，对美元、欧元等货币的国际流通与国际地位产生深刻影响。如果因此形成世界严重分裂，形成尖锐对立的两大阵营，也会对经济全球化发展，对世界和平稳定产生极大威胁。

所以，被SWIFT切断服务本身并不是根本问题，真正需要关注的问题是被美欧阵营实施严厉的经济制裁甚至与其全面脱钩可能产生的影响。观察SWIFT将俄罗斯剔除可能产生的影响，不能仅仅看到对俄罗斯的影响，更要看到可能对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的广泛影响。

（编辑  尚鸣）

最近一期《陆家嘴》杂志提出了关于元宇宙的十本小说。第一本带有元宇宙元素的科幻小说是雪莱夫人在1818年所写的《弗兰肯斯坦》，中文译名是《科学怪人》。该书讲述，一位科学家制造了一个机器人（或者生物和机器结合的人），引发了这位科学家和他制造的科学怪人之间的冲突，最后以同归于尽的悲剧收场。不了解这本小说，基本上就不能理解科幻文学的历史。204年过去了，人们讨论的机器人伦理等问题，并没有超越雪莱夫人提出的这样一个思路和框架。所以，讲元宇宙文学，要从雪莱夫人的《弗兰肯斯坦》开始。另一位重要的科幻小说大家是阿西莫夫（Isaac Asimov，1920 ? 1992），在科幻小说领域，没有人能超越他。他所提出的“机器人三定律”被称为“现代机器人学的基石”。科幻小说历史几乎是理解元宇宙的钥匙所在。

在世界范围，中国是思考、讨论、卷入和实践元宇宙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元宇宙概念最为普及的国家。所以，我们身在其中，是有历史责任的。

什么原因使元宇宙得以产生

总体而言，目前相关讨论还缺乏认知元宇宙演变的思想和理论的方法。社会主流对于元宇宙的关注重点则是元宇宙的经济特征，以及元宇宙和产业、经济、资本和投资的关系。这反映了人们思想上的强大惯性，更注重将元宇宙和经济活动，特别是潜在的商业目标联系在一起。这样的倾向和偏好，会误导对于元宇宙的真实意义的理解。

为了深入理解元宇宙的由来和发展，需要引入经济学的历史学派的分析方法。在这方面，有两位在经济学思想史上不可忽视的人物：一位是李斯特（Friedrich List，1789?1846），他的代表作是《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位是罗雪尔（Wilhelm Roscher，1817?1894），他的代表作是《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又被称为《历史学派宣言》。他们是现代经济学历史学派的奠基者。李斯特在工业发展阶段，就国家干预和国际贸易平衡等问题做了开创性研究。罗雪尔则在国民经济与自然、劳动和资本关系方面的理论做了开创性研究。根据德国历史学派的李斯特和罗雪尔的观点，任何经济现象都不是纯粹的经济现象，不可完全用经济活动本身来解释，而要超越经济体系本身，从历史实际出发。

元宇宙绝非是一个单一的世界，包含了技术、科学、社会、人文，甚至政治意义。如果吸纳历史学派的分析方法，从大历史角度诠释元宇宙的发生和演变，有助于更为深刻地认知元宇宙发生的一系列原因，包括：科技革命和主导经济增长、传统经济结构的解构、市场经济制度的危机、实体经济供给和需求、经济周期率和增长模式的困境、全球化分工和市场竞争机制、劳动生产率和就业、人口膨胀和余暇增长，以及二战之后的美国“丰裕社会”模式终结。

所要强调的是：经过两百多年工业革命，以工业技术支持的物质生产活动的经济社会基本走到极限，工业产品供给和生产能力普遍过剩。例如，衣食住行的供给大体可以满足需求，相应的生产能力都趋于饱和。人类不再需要一如既往地投入那么多人力资源、那么多的时间用于物质性生产活动。市场制度危机和传统经济结构解构形成了交叉影响，改变了当今社会和经济的深层结构。现在所有国家的国民经济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实现生产和消费的均衡，如何实现公平分配，如何实现生态环境的改善。所有这些，构成了元宇宙发生的系统性背景。

元宇宙是具有复杂科学“涌现”特征的历史事件

如果仔细观察从2021年上半年到现在元宇宙的演进轨迹，不难领悟到，元宇宙是一个符合复杂科学“涌现”的历史事件。

“涌现”的核心特征就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在现实世界，普遍存在整体大于个别的现象。很多现象和事件在发生时，其实已经具有整体性。元宇宙最大的特点就是，其在初始阶段就是一个整体、一个系统，因为元宇宙具有太多的层面，人们对于元宇宙的认知，很容易陷入盲人摸象的状态。大象本身就是一个大系统，盲人没有能力建立对大象构成整体的认知系统。我们每个人都会越来越明显感觉到，人类正处于“涌现”叠加的时代，需要应付层出不穷的新挑战。

进而，元宇宙也是一个当代历史的重大事件，是若干事件集合的多维度事件，而不是单一性质的事件。例如，2001年在美国发生的“9• 11事件”，属于单一性质的恐怖主义事件。

元宇宙是避免现实世界进一步内卷化的选择

现在世界出现这么多的问题，如果按照传统的思路和方法解决这个世界问题和危机的过程，大概率将是内卷的过程。但是，有了具有巨大张力的元宇宙，为人类提供了极大的想象和试验空间，可以扭转内卷的关系，即：凡是在人类真实社会无法进行很大规模社会实验的，可以在元宇宙先做模拟性试验；凡是现实世界解决不了的，可以在元宇宙中实践。

元宇宙的潜力还有待发掘，千万不能过于急功近利。互联网已经经历了七八十年的历史，而元宇宙还处于早期。元宇宙的了不起之处在于：为人类在此时此刻提供了一个all in 的选择。

元宇宙真正功能在于满足人类的余暇扩张需求

下面展示了“世界主要国家人均工作时长排行”：德国：日5.2小时，周26小时；法国：日5.8小时，周29小时；瑞士：日6.0小时，周30小时；英国：日6.6小时，周32小时；日本：日6.6小时，周33小时；美国：日6.8小时，周34小时；韩国：日7.8小时，周39小时；中国：日9.2小时，周49小时。[1]

这些主要国家人均工作时长的排行展现了一个基本规律：人类生存的时间分配模式正在改变，越发达的国家工作时间越短。总体来说，人类的工作余暇呈现扩大的趋势。

工作时间减少，意味余暇增加。也就是说，不管是碎片的，还是整体的，人们因为不需要“上班”的“无所事事”时间增加，导致所谓的虚拟时间消费增加，构成元宇宙的基础性推动力。其实，人们刷手机已经属于元宇宙的一种生活方式，当人们沉浸于手机，这就是世界的改变。当然，刷手机并不是完全意义的元宇宙，还是最初始的。将民众碎片的时间吸纳到抖音和微信的平台，是早期元宇宙的“王者”。未来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模式还会继续改变，且与元宇宙结合；至于其多大程度上被赋予元宇宙这样的含义和意义，不过是时间问题。

自发的元宇宙和“设计”的元宇宙

目前人们正面临着两个元宇宙：一个是自发的元宇宙。例如，手机属于原始的和自发的元宇宙载体；具有元宇宙元素的电子游戏，也是自发的元宇宙。此外，还有另外一个元宇宙，这是说人们所要创造的元宇宙，这样的元宇宙，包含不同人群对于元宇宙的想法和希望。换一种说法，自发的元宇宙，属于“非理性”元宇宙的范畴；人们主动和自觉创造的元宇宙，属于“理性”元宇宙。至于元宇宙现在是否处于所谓的“低水平繁荣”，是否存在投资风险的问题，都属于“理性”元宇宙的课题。

元宇宙、理性人和“规范经济学”

既然存在“理性”元宇宙，就存在元宇宙和“理性人”的关系。因为，理性的元宇宙是通过“理性人”实现的。

从雪莱夫人的《弗兰肯斯坦》开始，“理性人”已经进入到原始的元宇宙。在这个故事中，不仅主人公具有理性，甚至他所创造的“科学怪人”也逐渐具备了“理性人”特征。后来的科幻小说，不论其中的人物是否是好人，还是坏人，都属于“理性人”。

问题是，一旦理性的因素进入元宇宙，就不可避免地引入人们的价值观，不可避免地存在“制度约束”，也就不再可能是一个非常随意的未来的世界。虽然元宇宙尚处于发展的早期，现实世界的分歧已经开始折射到了元宇宙。不同的社会力量，都希望基于自身的价值观和利益关联，以影响未来的元宇宙。

构建元宇宙，存在两种不同的“理性”。第一种理性：准备将现实世界的各种概念平移到元宇宙，例如资本、投资、资产等概念，进而在元宇宙中再建现实世界的市场经济制度。但是，市场经济制度存在太多无解的缺陷，这条路未必是正确的，也未必走得通。在现实世界中存在剥削，难道元宇宙还要有剥削吗？在现实世界中存在妇女遭受不平等待遇，难道在元宇宙中妇女地位依然如此？在现实世界中已经严重内卷，有相当的人群已经躺平，难道元宇宙会继续内卷和躺平？在现实世界中有华尔街，难道在元宇宙中再建一个华尔街吗？当然不是。第二种理性：既然元宇宙的未来需要理性选择，那么，不应将现实世界中不好的东西移到元宇宙。例如，元宇宙不拒绝资本，但是，反对资本崇拜，拒绝资本控制。否则，元宇宙将不是人们所期望的元宇宙。

元宇宙具有经济内涵，但元宇宙所需要的是要规范经济学（normative economics），而不是实证经济学（positive economics）。规范经济学不同于实证经济学，其前提不是要什么，而是论证为什么要什么，是价值观和标准。人们现在需要根据规范经济学的原则，基于正确价值观和期望参与元宇宙。规范经济学中重要的分支就是福利经济学（welfare economics）和制度经济学（institutional economics）。

元宇宙和福利经济学

福利经济学是以经济资源分配为核心内容的经济学，主张收入均等化，将均等的分配与社会福利挂钩。世界上的经济福利制度和“福利国家”都是福利经济学实践的产物。关于福利经济学，需要提及四位代表性的经济学家。

第一位，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边沁理论的核心就是追求最大多数人的幸福。提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正确与错误的衡量标准”，而且快乐和幸福是唯一真正有内在价值的东西。凡是违背幸福的，都是违背经济规律。[2] 第二位，庇古（Arthur Cecil Pigou，1877 ? 1959）。庇古提出了福利命题。国民财富的增加意味着福利的增加，但是福利的增加必须取决于分配制度的公平。所以，仅仅国民收入水平提高是不够的，一个福利社会必须解决分配问题。第三位，瓦尔拉斯（Léon Walras，1834 ? 1910）。瓦尔拉斯提出了“瓦尔拉斯均衡”。在经济上说的福利目标、幸福目标问题需要的社会基础在经济上是一种平衡，社会供给或者社会的超额供给和社会需求，以及超额需求之间必须相等，这样的社会将不会出现资源浪费。第四位，帕累托（Vilfredo Pareto，1848 ? 1923）。帕累托提出了帕累托最优。帕累托最优就是经济资源的最优分配，假定固有的一群人和可分配的资源，从一种分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分配变化中，不仅不会损坏已经获得的人群的福利总量，而且至少将导致一个人变得更好。也就是说，帕累托最优是公平与效率的“理想王国”。

以上四位福利经济学家都是理想主义者。从18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上半期，关注的是福利经济的原则和规律。而实现资源配置均衡，不仅需要市场，还需要政府作用作为补充。北欧的福利社会证明福利经济学模式确实是成立的。

通常从福利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归纳了三个基本规律。定律1：不管初始资源配置怎样，分散化的竞争市场可以通过个人自利的交易行为达到瓦尔拉斯均衡，而这个均衡一定是帕累托有效的配置，即符合帕累托最优效应。定律2：每一种具有帕累托效率的资源配置，都可以通过市场机制实现。人们所应做的一切只是使政府进行某些初始的总量再分配。定律3：即阿罗不可能性定理，在非独裁的情况下，不可能存在有适用于所有个人偏好类型的社会福利函数。[3]

现在设计元宇宙时，福利经济学应为设计元宇宙的制度框架的重要思想资源。可以说，福利经济学在现实世界中没有做到的，很可能在元宇宙中做到。例如，帕累托最优思路逻辑符合未来元宇宙期望的制度。只有元宇宙可以达到帕累托最优。

元宇宙和制度经济学

制度经济学是以制度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经济学分支，研究制度对于经济行为和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经济发展如何影响制度的演变。

制度经济学也有代表人物。第一位，凡勃伦（Thorstein B Veblen, 1857 ? 1929）。代表作是《有闲阶级论》，经典中的经典。根据凡勃伦的思想，这个世界存在一个有闲阶级。有闲一定是有钱，钱和闲是一体化的。凡勃伦提出了“凡勃伦定理”：世界上不是越便宜的东西越有人买。而“越便宜的东西越有人买”的规律只是适应社会的大多数人，并不适应有闲阶级。有闲阶级的最大特征是越贵越去买，通过消费高价格证明其社会地位和权势。至今有闲阶级仍然维持着购买奢侈品的冲动，证明凡勃伦定理的生命力。第二位，康芒斯（John Rogers Commons, 1862 ? 1945）。他关注集体行动，市场失灵需要法律和政府，以及法学、经济学和伦理学关系。第三位，科斯（R·H·Coase，1910?2013）。他提出了产权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第四位，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1908 ? 2006）。他提出了美国代表的丰裕社会的系统性制度缺陷：生产者主权代替了消费者主权、物质至上和物质产品增加等于幸福、收入分配不平等越来越严重。

制度经济学的下述基本理论框架，对于元宇宙的制度具有价值和意义：

其一，元宇宙和理性人。理性是一个经济学非常重要的前提，假定人都处于有限理性状态，在经济活动中所有经济行为都是为了追求以最小经济资源获取最大经济效益。而在现实世界中，人类行为比经济模型中的个人效用函数更为复杂。抽象的理性人和经济人假设受到相当多条件的约束和改变。新制度学派的诺斯（Douglass C North， u，1920-）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中指出：有许多情况不仅是一种财富最大化行为，而是利他的和自我施加的约束，它们会根本改变人们实际作出选择的结果。而作为元宇宙的主体，“人”除了以碳基生命为基础的人类之外，还有AI控制的机器人、数字人，以及其他类型的虚拟人，他们理所当然的要超越传统经济学所抽象的理性人，或者经济人的假设和定义，他们会追求实现个体利益的协调，因为元宇宙的制度不会是现实世界的市场制度的映射。

其二，元宇宙和产权。元宇宙的产权体系是基于公共所有制，还是基于私有制，这将关乎元宇宙的前途。目前占主导地位的力量试图建立基于私有制的产权体系，例如，在元宇宙中，开启圈地活动，发展房地产，植入市场经济和商业化，这是有问题的。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所形成的资本原始积累、产权结构，甚至贫富差别，甚至比现实世界更为不合理。所以，元宇宙的产权主体应该是公共资产，公共产品和公共物，超越制度经济学的产权观念。例如，在美国的波士顿中心公园的土地，不是国家所有，也不是私人所有，而是“公有财产”（common good），任何动用和改变这块土地的行为，都需要经过全体波士顿公民投票。所以，这块土地的产权是超稳定的。元宇宙应该学习波士顿的经验，其未来发展应是以坚实的公共资产为基础的。

其三，元宇宙和企业。未来元宇宙的经济组织，不再可能是传统经济中的公司（corporation），或者所谓的现代企业形态。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中所讨论和论证的企业存在的环境，决定在元宇宙中，企业规模的因素将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所以，主导元宇宙的经济活动组织应该是在DAO（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的原则下的社会企业、合作社以及自由人联合体。

其四，元宇宙和交易成本。在现实世界中，因为既得利益结构的固化，市场信息的不对称，社会、企业和个人交易成本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现实中交易成本高于受益的情况普遍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了“科斯定理”：“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私人成本等于社会成本”。未来元宇宙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引入区块链和各种算力技术，可以实现信息的透明和对称，加之不存在私人部门和公有部门的对立。所以，元宇宙可以实现交易成本和受益的均衡，形成全新的财富分配和再分配制度，自然，不再存在“科斯定理”的前提条件。

其五，元宇宙和制度变迁。元宇宙的制度不会是一成不变的。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对于未来元宇宙制度演变是有价值的。制度经济学非常重视制度变迁和技术之间是有一个关联性的。

现在可以预见到：基于数字技术支持的元宇宙，对技术创新会更加敏感，形成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的互动机制。

元宇宙和合作经济

如果具象元宇宙经济形态，那就是合作经济。合作经济是一个不断演变的概念。2001年，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对合作社和合作经济作了如下定义：“自愿联合在一起，通过组成联合所有的企业来满足他们的经济、社会与文化的需求和抱负的人们的自治联合体，他们按企业所需公平出资、公正地分担风险、分享利益，并积极参与企业民主管理。”合作经济的核心特征是“自愿联合”体，超脱资本约束。其成员通过平等合作模式，分享所有的劳动成果。

人类在合作经济方面，从乌托邦主义者，到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已经做过很多探讨和实验。其中，对后人影响最大的实验者是英国人欧文（Robert Owen，1771 ? 1858）。他是乌托邦主义的代表人物，欧文从英国到美国，进行了不同规模和形式的合作经济实践，期望实现工农、城乡和脑力劳动、体力劳动的融合，屡战屡败，至死没有放弃。此外，还需要肯定圣西门（Claude?Henri de Rouvroy，Comte de Saint?Simon，1760 ? 1825）、傅里叶（Charles Fourier，1772 ? 1837），以及蒲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1809 ? 1865）在合作经济、互助经济领域的思想贡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于蒲鲁东主义的否定所有权的思想，需要重新评价。

在20世纪，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做过更大规模的合作经济实验，有经验和教训。现在看，20世纪的合作经济之所以没有成功，有很多因素，根本原因是社会、经济和技术条件不成熟。近些年来，人们在试验的“时间银行”，其实就是一种基于时间的合作经济模式。

目前元宇宙提供了一个应用合作经济的平台和空间。笔者一直在推动“时空合作社”的观念和试验。“时空合作社”的根本特征是实现人们的跨越时间和空间劳动交换和互助。元宇宙与时空合作社有互通之处。

元宇宙和共生社会

建立元宇宙基础的社会，应该成为共生社会。共生的本质是相互依存、利益分享。北欧国家是共生社会的成功案例，因而很少发生社会动荡和危机。

元宇宙具有构建共生社会体的天然优势。共生社会强调人们之间的公正、契约和法律，需要新的法律工具。元宇宙所具备的区块链智能合约，就是元宇宙的基本契约形式，元宇宙可以实施“代码即是法律”（code is law）。 总之，元宇宙可以依靠非中心化的自助组织制度，实现公平和效率的平衡，消除所谓现实社会危机和动荡的根源，形成和平、共生、共享的生态环境。这样的理想，过去做不到，现在可以做到。[4]

进一步说，元宇宙被垄断，或者被少数人控制，几乎是不可能事件。元宇宙的容量可大可小，可能是3个人、30个人、3万人，甚至3亿人。但是，3个人和3亿人的元宇宙是平等的，这就是元宇宙。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以后就有200多个元宇宙，元宇宙最终超越国家制度。每个人都可以创造元宇宙。在未来元宇宙发展过程中，没有任何力量和办法给元宇宙设计边界，进而可以强制任何人参加特定的元宇宙。人们对于不喜欢的元宇宙，最大的武器是用脚投票，不喜欢就走。这是元宇宙最大的特征，这就是元宇宙最大的希望所在。元宇宙具备天生的自由基因，这不正是地球上最稀缺的资源吗？

元宇宙可实现真正的“公共选择”，突破“阿罗不可能定理”

20世纪80年代，在《走向未来》丛书中，有一本是阿罗（Kenneth J．Arrow，1921 ? 2017）撰写的《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书中提出了著名的“阿罗不可能性定理”（Arrow’s impossibility theorem）：今天民主制度发生危机就是证明了阿罗不可能定理的存在，在非独裁的情况下，不可能存在适用于所有个人偏好类型的社会福利函数，不可能从个人偏好顺序推导出群体偏好的顺序。

“阿罗不可能性定理”正是现代民主制度危机的深刻原因之一，似乎无解。但是，如果引入元宇宙的思想，引入DAO的观念和方法，很可能破解 “阿罗不可能性定理”。在元宇宙框架下，可以基于利益差别，以共同利益或者共同目标为标准，在一定时间和一定状态下，分解成为无限多的社群和无限多的群体，再引入基于算法的利益协调机制，不仅可能对不同偏好加以排序，而且可能推导出所有个人偏好类型的社会福利函数。因为逻辑成立，在未来的元宇宙是可以试验的。

我并非是宣传乌托邦主义，或者乌托邦技术主义。乌托邦理念的创始人、人文主义学者和著名政治家莫尔（Thomas More，1478— 1535），因为撰写了《乌托邦》而名垂史册。为什么？因为人类需要理想，哪怕这个理想属于空想。

现在人们关注元宇宙，未来的元宇宙不应该再重蹈世界中的苦难，人性的自私和贪婪，继续现实世界的诸如投资、资本、回报之类的发展思维。那将是非常可悲的。恰恰相反，元宇宙的制度设计将是公共选择的结果，建立合乎理性的元宇宙社会、元宇宙特色的生产和消费体系。

元宇宙最大的特点，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和享受元宇宙，实现自己，将自己所爱加进去，在地球上实现不了的一些美好愿望，可以通过元宇宙得以试验和实现。为什么希望寄托在Y代、Z代、Alpha代，他们卷入元宇宙，他们对世界的感受和之前的世代存在显著差别。元宇宙和all in是何关系。All in的意思是包罗万象，我希望让更多的理想主义融合到元宇宙未来演变的每一个阶段。

（编辑  季节）

2022年北京冬奥会圆满闭幕，收获无数来自国际的点赞与喝彩。无论是精彩绝伦的开闭幕式，世界一流的专业比赛场地，还是安全严格的闭环疫情防控措施，以及国际领先的技术加持和绿色可持续的环保理念，都赢得了国际媒体和各国运动员的称赞。

传递中国人的浪漫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美轮美奂，彰显大国气度与自信，导演张艺谋用“一朵雪花的故事”将开幕式缓缓铺开，被称赞“懂得中国人的浪漫，传递中国人的浪漫”。韩国首尔新闻评论，“从‘雨水’开始，按二十四节气顺序倒数，最后宣告‘立春’，这个手法向因疫情疲惫不堪的世界人民传达了希望的信息，非常巧妙”。美联社则认为这反映了“中国人对时间的理解”。“今日俄罗斯”赞叹称，中国以一场引人入胜的开幕式，令世界眼花缭乱，展现了中国日益增强的信心和影响力。巴基斯坦联合通讯社报道称，运动员们从“中国之门”和“中国之窗”的入口进入体育场，象征着中国敞开大门，欢迎世界。英国《卫报》留意到开幕式选取世界著名古典音乐作为背景音乐的细节，认为这表达了中国对世界各地文化的尊重。英国体育门户网站Inside the Games 刊登了一篇题为《2022北京冬奥会闭幕式唤起了属于2008年的时代记忆》的文章。文章称赞整个闭幕式的视觉效果令人印象深刻，与开幕式不相上下。此次冬奥闭幕式致敬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雪花飞起、星星汇聚，重现了14年前的“梦幻五环”。

本届冬奥会共设25个赛事场地，分布在北京、延庆、张家口三个赛区，其中有13个为新建场馆，还对多座曾用于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的原有场馆进行改造。比如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变身“冰立方”，通过“水冰转换”制出4条冬奥标准的冰壶赛道。国家速滑馆以其丝带飞扬的独特造型被称为“冰丝带”，是本届赛事唯一新建冰上竞赛场馆。西班牙《阿斯报》称“新场馆体现了中国工程师的奇思妙想”，美国国家公共电台则提到了“这里的冰面采用了一种全新且环保制冰方式，也是全球首个采用此种二氧化碳制冷新型技术的冬奥速滑场馆”。首钢滑雪大跳台被称为“雪飞天”，是冬奥历史上第一座与工业遗产结合的比赛场馆，造型设计的灵感来自完成动作所需跳台剖面形态曲线与敦煌“飞天”形象的契合。《纽约时报》称其为本届冬奥会最引人注目的比赛场地，“用于空中滑雪比赛的高耸大跳台以4个70米高的冷却塔为背景”。

领先世界技术的大显神通

作为疫情下举办的国际盛事，疫情防控自然是本届北京冬奥会必然的挑战与任务。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指出“北京冬奥会采取比东京奥运会更加严格的‘气泡式’闭环管理，阻断奥运相关人员与外界的接触”。闭环由一系列体育场馆、会议中心和70多家酒店组成，并拥有专属交通服务，运动员、随队官员抵离及往返于三个赛区只能搭乘赛事专用车辆。主媒体中心的智慧餐厅也引发外媒和外国网友关注，机器人取代人工服务员，从天花板上送餐。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称餐厅场景“就像一部科幻电影”，该无人餐厅也被韩国、日本等多国媒体关注报道。西班牙广播电视台网站报道指出，冬奥闭环内未发生聚集性疫情，中国的防疫举措十分有效。

倍受国际媒体关注的，还有北京冬奥会上各类领先世界的技术应用。《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本届冬奥会上，除了在赛场和相关设施内设置用于测温、保洁的机器人外，还启用了专门给空气消毒的机器人。此外，由于冬奥会采取闭环管理模式，物资搬运工作便分派给自动搬运机器人。报道认为5G技术在本届奥运会中也大显神通，三个赛区的赛场以及连接赛场的道路、高铁在内的整片区域均被5G信号覆盖。路透社发表发表题为《中国为“绿色”冬奥展示低碳技术》的文章称，本届冬奥会所有场馆实现了绿色电网全覆盖，同时中国还为冬奥会部署了800多辆氢燃料汽车。英国《自然》杂志专题介绍了北京冬奥会是如何实现碳中和的，并称赞北京为大幅减少碳排放所做的努力。本届冬奥会全部新建场馆达到最高等级的国家绿色三星标准，全部25个场馆均使用清洁电力，此次冬奥会首次使用天然二氧化碳而非HFC制冷剂用于滑冰场制冰，能减少多达2.6吨碳排放。文章称，北京冬奥会还致力于“绿色采购”，配备氢动力和电动车辆。为抵消碳排放，中国新种植树木约6000万棵，这将抵消大约119万吨碳排放。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在北京冬奥会的闭幕式上说：“我们欢迎中国成为冰雪运动大国。”他说，本届冬奥会的组织工作“非凡卓越”，并称赞中国人及其组委会“以如此出色和安全的方式”呈现冬奥会。

（编辑  三友）

进入文艺复兴之后的15世纪，宗教在塑造欧洲文化中继续发挥着最强大作用。几乎每个普通人都相信上帝和来世。当时人们不可能理解无神论的概念，因为欧洲远没有中华文明发达和先进。宗教为生活中最深层的问题提供解答，一个人生活中的每一个阶段都以宗教信仰为指南。宗教仪式标志着一个人的出生、青春期、婚姻和死亡，宗教代表着欧洲的政治秩序。

宗教改革溯源

宗教改革，是由于教廷在腐败、商业繁荣和无政府主义泛滥所导致的欧洲政治秩序的衰落下欧洲政治权力格局的重新洗牌。由于洗牌需要，导致了国家力量对民间宗教改革运动的选择性支持（或者维护）。

16世纪发生在北欧地区的一场宗教改革运动，主要由路德和加尔文领衔。当时的宗教改革并不是传统历史观鼓吹的、让欧洲人获得宗教解放和思想自由，而是要重建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期间被道德堕落所彻底摧毁的基督教信仰，使其重新成为统一北欧思想界的新的“精神鸦片”。

马克思一针见血地对路德宗教改革的局限性、不彻底性和欺骗性加以揭示：“他破除了对权威的信仰，是因为他恢复了信仰的权威。他把僧侣变成了世俗人，是因为他把世俗人变成了僧侣。他把人从外在的宗教笃信解放出来，是因为他把宗教笃信变成了人的内在世界。他把肉体从锁链中解放出来，是因为他给人的心灵套上了锁链。”

尼采更为直截了当。在尼采看来，“宗教改革”不过是“世俗本能的最具欺骗性的爆发之一”：“一些强大的、变得不可遏制的、彻底庸俗的欲望想要爆发出来；所急需的无非是一些托词，尤其是要虚构一些大话，有了此类大话，这些野蛮动物就可以得到解放了。”

如果说南欧地区的文艺复兴运动是十字军东征之后在商业繁荣的意大利所展开的一场“彻底的去道德化运动”和人性的极度奢华、腐败、堕落、凶残的体现，那么北欧地区的宗教改革运动就是文艺复兴运动在保守和贫困潦倒的北方地区的一种扭曲的折射。

一方面，重建宗教对人的思想统治权威以拾回人民对上帝的虔诚，另一方面与天主教会争夺对世俗财富的控制权，才是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运动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因此，这场宗教改革运动满足了北欧地区君主统治者们的需要，因而新教很快成为北欧重商主义国家的国教。18世纪德国大文豪席勒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些君主急欲实行宗教改革是为了谋求独立，指望从教会创立者那里获取丰厚的猎获品。”

欧洲这场宗教改革运动源于罗马天主教内部的分裂，以及欧洲各国王室利用这个分裂展开的对主导欧洲政治秩序的教会权力的争夺，尤其是附属于宗教的政治和商业利益的争夺。在一个只有宗教才能掌握民心的年代，谁掌握了宗教，谁就掌握了真正的政治统治权。人类历史上，如果没有国家力量的支持，任何宗教或者宗教流派都很难长期流行开来。

16世纪，欧洲对宗教改革的巨大社会与政治需求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1）十字军东征导致的道德堕落、教廷腐败，以及民间和黑社会不择手段的商业致富行为，包括天主教教会滥发赎罪券，教皇公开利用赎罪券搜刮民脂民膏，导致北欧人希望脱离南欧天主教对财富的控制而另立“中央”，获得对巨额教会财产和自身财产的独立自主控制权。

（2）文艺复兴时期的道德堕落所引发的梅毒泛滥，破坏了整个社会（包括上层贵族阶级）的家庭生活和社会细胞；因而北欧宗教精英提出了向基督教“道德原教旨主义”与“禁欲主义”回归的必要性，从而促成了清教徒运动的产生。

（3）对葡萄牙、西班牙的地理大发现和海外殖民地主权“分一杯羹”的强烈渴望。由于地理大发现和全球殖民运动的拉动，以及欧洲热兵器战争对木材砍伐业和冶金采矿业的拉动，导致了波罗的海北欧国家经济圈的经济振兴——经济繁荣必然导致北欧王室脱离罗马天主教控制的企图；而寻求经济独立的最好保障是军队和意识形态，它们都是新的政治秩序的脊梁。

首先，文艺复兴末期在北欧地区所引发的宗教改革，不是流行历史观所粉饰的“思想解放”，事实上，新教比天主教更加仇视科学，更加强调宗教专制；由于罗马教廷的权力腐败和道德堕落到了极端，必然从欧洲基督教世界内部产生一种独立抗衡力量，要求重建宗教的道德权威，以重树基督教在欧洲人心目中的统治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这场宗教改革运动是极其成功的。但是从“思想解放”和冲破宗教对人们思想的终极束缚来说，这场宗教改革运动是反其道而行之的。即便到了19世纪下半叶，基督教（无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仍然统治着人们的精神和思想，以至于尼采还需要公开站出来呼吁：“上帝已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宣布：“宗教是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这个时候离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运动已经整整过去了300多年。

其次，方兴未艾的地理大发现和殖民运动给南欧国家带来的巨大商业和政治利益，使得北欧国家强烈要求改革罗马教皇们为了自身利益而赋予南欧国家对全球资源的垄断秩序。它们之所以愿意支持新教改革，不是出于道德的考量（例如同情新教的英国国王亨利八世，毫无道德可言，是一个公认的道德败坏的专制暴君），而是出于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动机。新大陆的发现和亚洲新航线的开通，为富有十字军强盗精神的所有北欧野蛮国家，注入了参与这场“打砸抢掠”游戏的强心针，推动了北欧国家摆脱罗马教廷的控制而独立的政治诉求。如果不能参与全球殖民并形成自己新的意识形态，北欧国家将无法与南欧国家竞争。而国家竞争需要独立自主的国家政策和意识形态，需要独立自主的税收体制和职业军队，需要独立自主的外交关系和地缘政治。也就是说，北欧的国家力量借机于民间的宗教改革呼声，发动了一场对罗马天主教统治和财富垄断势力的反叛。在英国，引发宗教改革的不是路德，而是亨利八世。亨利八世表面上是出于反抗罗马教廷对他重婚的阻拦而宣布脱离天主教和接受新教，但是那只不过是一个催化剂，而不是出于天主教道德堕落这个原因。

文艺复兴时期天主教教廷的腐败和意大利政治的混乱失序，给欧洲其他国家后来的统治者提供了几点教训。第一，以宗教维持社会秩序。英国国王亨利八世搞了政教合一，形成了强大的中央集权。第二，从罗马天主教的政治控制下独立出来，获得管理自己国家宗教的主权，才能实现在经济利益上的独立。葡萄牙和西班牙在罗马教皇的袒护下，通过对美洲和亚洲的巧取豪夺获得的天量财富，使得北欧国家垂涎欲滴。北欧王室的经济利益诉求，就是要在葡萄牙和西班牙发动的全球殖民征服中分一杯羹，以在自己统治下的国土上实现国富兵强的目的。

凡是企图摆脱罗马天主教控制的北欧国家，都看到了支持新教的好处。英国王室充分利用宗教改革这场分裂天主教的政治运动，为此不惜与土耳其穆斯林结成统一战线，向罗马教廷以及支持者（比如西班牙和法国）宣战。并不惜一切代价（包括动用皇室特许的海盗）跻身于这场全球殖民运动之中，因为英国人身上照样流淌着十字军东征的热血，不可能目睹葡萄牙和西班牙瓜分整个地球；来自东方的财富，包括金银、香料、丝绸、陶瓷，不能仅仅属于受到罗马教皇庇护的南欧海盗。

北欧国家宗教发展靠国家力量的支持

北欧国家宗教改革的动机是对欧洲财富的再分配意志的体现，其成果得益于国家力量的介入。它所充分体现的，是通过血缘联系的碎片化的欧洲民族（国家）之间的经济与地缘政治利益的冲突与斗争。

在大航海开启以后的时代，欧洲各国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商业利益，但是每个国家由于地理位置的不同，获得商业利益的机缘有巨大差别。这导致了地缘政治冲突和战争。然而在罗马教皇垄断宗教的时代，要想夺权就必须创立新的教派，或夺得对《圣经》的新的解释权。路德和加尔文宗教改革，正是在这样一个政治背景下诞生并及时获得了北欧国家力量的支持和欢迎。

基督教本身的诞生历史清楚地说明了国家力量的作用。基督教从创立直到古罗马皇帝皈依基督教之前，一直都是一个很小的东方教派。但是在312年，君士坦丁大帝在经历了一次“异象”后决心皈依基督教，基督教因此登上了西方世界历史舞台。不到一个世纪，基督教已经取代各种异教成为古罗马帝国的官方信仰，并以罗马的影响力为中介，将“基督的启示”传遍欧洲。欧洲新一代“蛮族”首领纷纷皈依，他们提出主张，认为自己拥有作为国王统治部落的神授权利。强大的统一者查理曼自封“神圣的”统治者，他有权并有责任捍卫和支持基督教信仰。11世纪的十字军东征运动前夜，拉丁基督教（因为其经文及宗教礼仪采用拉丁语而得名）几乎已经渗透至西方的各个角落。可见，古罗马帝国最重要而持久的遗产便是欧洲的基督教化。

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与英国的海战反映了在国家力量的崛起下，文艺复兴时期基督教世界内部权力的再分配过程。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也继续了这个权力分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教派冲突是次要的，而地缘政治的考量、国家利益和国家霸业的图谋才是主要的。

自15世纪开始，欧洲各国皇室对民间通过海外掠夺来追求物质财富进行鼓励，推动了全民“大殖民”运动。为了皇室与国民的财富收入，国家出面对本国海盗进行公开鼓励，使其“合法化”和“国有化”，同时鼓励他们对邻国商队进行掠夺和抢劫。路德宗教改革强调，信徒可以通过私人财富积累而进入天堂，这是宗教意识和国家权力对这个掠夺时代背景的一个反映。所谓宗教的“世俗化”，其实就是为了贪图商业利益实施的彻底“去道德化”。

比如，荷兰和英国这两个北欧偏远国家要想崛起，在葡萄牙和西班牙全球殖民的盛宴中分一杯羹，就必须凝聚民心，寻求独立，并以某种方式摆脱罗马教皇的控制，把民心从对罗马教皇的忠诚和对以西班牙天主教势力为核心的权力结构的服从，引导到对本国政府的忠诚与服从，从而形成以国家而不是以教皇为向心力的新的权力中心。这种上下一心组织起来的国家，才有能力出去竞争打天下。这就拉开了荷兰与英国对天主教公开的宗教背叛和宗教改革的序幕。

1534年，英格兰的“最高法令”宣布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是“英格兰教会在地球上唯一的最高领导人”，代替了教皇的权威。任何效忠罗马教皇的行为都被认为是欺君叛国，并将以“叛国罪”论处。正是在这个法令下，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斗士、英国著名大法官托马斯·莫尔，和英国天主教主教、红衣主教和剑桥大学校长约翰· 费希尔，因坚持对天主教罗马教皇的忠诚和不赞同这个“最高法令”而被处死。因此两人都被罗马天主教廷追认为“圣徒”和为天主教献身的“殉道者”。“最高法令”颁布之后，爱尔兰从1536年开始被英国王室直接控制，而苏格兰也在1560年的宗教改革后宣布取消天主教，天主教活动在苏格兰成为非法。

亨利八世脱离罗马天主教的决定，是经过精心策划和计算的：脱离罗马控制以后，英格兰可以不用向罗马捐税，可以获得罗马教皇在英格兰控制的土地，从而大大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亨利八世用这笔节约出来的财富大兴土木和投入国家军事防御工事，一方面拉动内需，另一方面应对来自法国和哈布斯堡帝国的军事威胁。

1568年，荷兰向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发起的独立革命和“八十年战争”（1568—1648），又称“荷兰起义”，不过是紧步英国的后尘而已。

在国家崛起的过程中，除了宗教残杀和迫害以外，杀戮和掠夺成性的海盗也成为欧洲各国王室认可的职业，受到王室特许甚至直接成为建立皇家海军的基础和前身。在这个过程中，欧洲人把十字军东征中对伊斯兰教徒的宗教迫害、种族屠杀、土地掠夺，转化为欧洲各国之间和各国向欧洲以外整个世界的战争、掠夺和征服。

这个新时代的战争和征服，同以往蒙古帝国西征和奥斯曼帝国北征不同，主要以控制商业通道和贸易利润为目的。在这个过程中，欧洲人发现物质财富的真正的永不枯竭的源泉，不一定是金银财宝和土地本身，而是奴役劳动这个能够创造一切财富的源泉。通过控制种植园奴隶和殖民地人民的劳动成果和商品贸易，欧洲人能够获得远比金银和土地本身还要多得多的财富。因此欧洲人改造和发扬光大了古希腊—古罗马的奴隶制度，发明了各种形式的“三角贸易”模式，比如把黑人从非洲贩卖到美洲，让他们种植甘蔗、棉花和咖啡，再把产品贩卖回欧洲大陆赚取不菲的巨额利润。他们也从事亚洲的三角贸易，用美洲掠夺来的金银换取中国人和印度人生产的纺织品、丝绸、陶瓷、茶叶，再将这些商品运回欧洲换成美洲殖民地所需要的生产资料。这一切都需要强大军事力量的威慑和保护。

宗教在维持地缘政治秩序中发挥的重大作用

美国历史学家马克·小山（2017）指出，宗教自由在16世纪上半叶的欧洲根本就行不通，因为宗教在维持16世纪的政治秩序时发挥着极其强大的作用。因此，欧洲创新精神在这个时期的解放（释放），并不是西方史中所说是由路德或加尔文宗教改革所推动，而是在战争中形成的国家机器，为了抗衡外部征服力量而采取的军备竞赛和重商主义国家发展战略所推动。战争的动员和组织以及筹集资源的需要，推动了国家权力的崛起。庞大的军备开支需要财政预算和资源调动，巨大的财政支出，只有依靠商业和海外贸易所获得的暴利才能够负担。这个历史性的、在皇室主导下的，从统治臣民内心的灵魂世界，向征服广大的海外物质世界和贸易通道的转变，由于地理大发现和对美洲资源的掠夺而一发不可收拾。

从1500年到1800年，欧洲国家的经济基础和国家能力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Tilly，1992）。第一个改变是欧洲国家规模的转变。在中世纪末期，天主教统治者为了赢得与伊斯兰教派和城邦国家间的血腥竞争，不断提高行政管理能力，更频繁地增加税收。但是，最具戏剧性的发展出现在1500年之后，这也是被西方历史学家称为军事革命的军事技术发展的结果。这场遍及整个欧洲的军备竞赛是火药的传入和引进带来的，迫使统治者通过大力增加财政和行政管理能力来适应新技术下的军备竞赛，开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供养大规模的军队。为了维持专业化的更大规模的军队，必须增加新税种和创立永久性的政府借款管理体系。于是税收体系发生了转变，从封建制度下非常规的和去中心化的税收体系变成更加标准化的和中央集权化体系（马克·小山，2017）。这是支付不断扩大的军费开支的唯一方法。欧洲军队规模的扩大对国家财政能力和税收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英法百年战争中，每次军事对抗的军队人数不过是数千人，但是在1415年，阿金库尔战役（Battle of Agincourt）中，法国集结的军队已经超过万人。1600年，法国军队在路易十四时期达到40万人。西班牙军队达到20万人，占西班牙总人口的2.5％。如果按照这个比例，中国清朝需要有800万至1000万军队，才能全方位对抗欧洲并加入欧洲海外殖民扩张的战争游戏。

欧洲的第二个改变是1600年后欧洲出现的一种新现象，国家的权力机构不再是贵族和教会，而是君主权威所代表的国家。国家意味着权力向君主的集中和新型官僚体系的壮大，这个过程带来了其他重要后果。它意味着教会治国管理模式被逐步抛弃，取而代之的是国家推行更普遍的法律法规。法律体系变得越来越标准化，税收变得更加规范。一旦发生这样的机构制度改变，统治精英的意见开始更倾向于支持宗教自由。

但是宗教自由并不是不信教的自由，并不是取缔宗教迫害。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运动以后，新教与天主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相互仇恨、杀戮与流血冲突并没有因“宗教自由”而减轻。比如加尔文对西班牙医生、自然科学家米歇尔·塞尔维特（Michael Servetus）的迫害就是一例。塞尔维特在医学史上以发现肺循环的功能而闻名，他也否认三位一体，这让他成为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共同敌人。加尔文与天主教宗教裁判所的人密谋，以其提出异端邪说的罪名迫害塞尔维特。当塞尔维特因背叛宗教理念被烧死在火刑柱上时，引起了欧洲新教徒们的欢呼（马克·小山，2017）。

信奉新教的宗教改革家们并不尊重科学，也不关注当时的科学发现。比如当路德获悉哥白尼将日心说到处私下传播时，感到极为震怒。路德说：“大家都要听这么一个突然发迹的星相术士讲话，他处心积虑要证明天空或苍穹、太阳和月亮不转，而是地球转。……这蠢材想要把天文这门学科全部颠倒；但是《圣经》里告诉我们，约书亚命令大地静止下来，没有命令太阳。”新教国家比旧教国家有更多的思想自由，不是因为新教更加令人思想解放，而是因为新教国家中的牧师的权力比国王小的缘故。所以罗素指出：“新教的重要性不在于树立异端，而在于分裂教派；因为教派分裂造成国家教会，而国家教会的力量够不上控制世俗政权。”

路德仇视科学和加尔文迫害异教徒的例子，说明新教本身并非指向宗教自由的道路。美国的清教徒也只相信清教徒的宗教自由；在确保宗教一致性和对异教徒以及无神论者的迫害方面，他们比很多信奉天主教的欧洲国家更加严厉和残酷。

因此，欧洲近代的科学精神并不是由宗教改革所推动的。文艺复兴的历史提醒我们，真正的思想解放和言论自由，要求相应的经济基础的推动。这个经济基础就是国家主导的重商主义，或“重商国家主义”。而推动欧洲国家重商主义建立的物质力量，来自中国商品的诱人倒手贸易所提供的超额利润，和来自中国的火药所引发的热兵器战争。

火药带来的新型战争模式消灭了封建贵族、摧毁了保护他们的城堡，巩固了中央集权政治。所以，是国家竞争体系下的跨国军备竞赛、商业竞争和贸易扩张，反过来强化了欧洲各国的自由主义趋向。任何有实践意义的宗教自由，既不是来自哲学家的论证也不是来自新教信仰的性质本身，而是来自17世纪之后由于工商业的跨国竞争和百姓生活的世俗化，使得欧洲国家在政治上已做不到要求民间维持宗教信仰的一致性，因为新教也变得越来越派别林立。

历史学家马克·小山（2017）指出，即便到了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时期，欧洲各国王室对于宗教自由的宽容态度，也不是由于启蒙运动本身，而且由于国家权力的崛起而发生改变的。因此，“不是培尔、斯宾诺莎、洛克的观点推动了国家权力的崛起，而是为了行政管理和战争而筹集资源的需要。对于越来越强大的财政和军事国家而言，宗教一致性和迫害只是变得代价过于高昂和效率过于低下而已”。

对于来自北欧的国家力量和新教的冲击，南欧的西班牙和法国做出了相当强烈的回应。天主教耶稣教会也实施自强型自我改革，反腐倡廉，以捍卫天主教的权威和原教旨的纯洁。

由于无政府主义和自由主义丛林竞争原则，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条件有利于个人发展，然而不利于社会稳定。

但是欧洲作为一个整体，却可以从意大利的不稳定中受益。比如信奉天主教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吸取了意大利挥霍无度、盛极而衰的教训，一方面坚持贯彻十字军东征精神，为传播天主教赴汤蹈火，另一方面将商业利益看成王室的最高追求目标。一方面实行重商主义发展战略鼓励民间经商，另一方面实行政教合一以维护政治稳定。它们不打算为追求意大利那种艺术上的繁荣和“个性解放”而忍受“凶杀和混乱”，而是决意完成十字军东征的未竟事业，将“圣战”目标推进到地球另一端那无尽的前沿和太阳每天升起的地方。

（编辑  季节）

安全与风险是一体两面，安全可以理解为认知、防控、化解风险。世界经济安全涉及周期性风险、结构性风险和系统性风险，以及三类风险的混合或综合。1929-1933年的西方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周期性风险又叠加了前所未有的结构性风险，由此导致持续数年的“大萧条”，影响深远。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在金融化、信息化不断强化的全球化背景下，在周期性风险、结构性风险之上，更带有系统性风险的性质。对某一具体国家而言，除了一般的周期性风险、结构性风险、系统性风险，更为突出的风险是，对这些风险不能准确及时认知或应对不当而导致的政策性风险。

世界经济呈现周期性波动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经济活动的很大一部分（采掘、制造、建筑业以及与此相关的服务业）脱离了自然局限性，日渐兴盛。而在一定生产关系（如资本主义）下的非农产业，由于其在日渐复杂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过程、产品或科技创新过程和资本积累过程，因而也存在周期性现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有一定规律性的。自1825年英国第一次爆发经济危机以后，在整个19世纪，大约每隔10年爆发一次经济危机；进入20世纪以后，经济危机间隔缩短到大约每隔7-8年爆发一次。自马克思之后，经济周期理论不断丰富发展，如：为期3-4年的基钦周期，为期9-10年的朱格拉周期，为期15-25年的库兹涅茨周期，为期50-60年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等。此外，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一书中揭示，人类社会经济还有为期150-300年的历史大周期。经济史学清楚地揭示，世界经济在周期中波动发展。

相关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不只呈现趋势性，也有周期性。经济全球化与资本的跨国流动、理论界的自由主义思想、相关国家的政策等等因素紧密相关。任何一个事物或运动都有其对立面，全球化也是如此。全球化趋势和与之相关的自由主义思潮有周期性，与之相对立的保护主义和反全球化趋势也有周期性。当全球化因素纳入人类正常思考、企业正常管理、政府正常调控的变量时，反全球化、逆全球化、去全球化因素便为相应的风险。当今，周期性呈现的保护主义、反全球化就是世界经济的一大风险。

当今世界经济乱象丛生，风险多点呈现。2021年年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作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国际贸易总量2021年增长9.7%，2022年将增长6.7%，预计未来增长速度将会进一步放缓。保护主义的影响、新冠疫情的冲击、半导体稀缺和港口积压等诸多问题，导致全球供应链紧张、国际分工紊乱，不仅对国际贸易产生广泛的影响，而且也影响特定领域的贸易，进而影响世界经济增长。

大宗商品尤其是农矿产品价格周期性波动，助推世界通货膨胀。目前在物流瓶颈和用工短缺等因素影响下，企业面临的成本压力越来越大，持续推高消费品和服务价格，供应链脆弱现象仍将持续。在这种情形下，作为重要原材料、燃料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使得国际通胀压力更大、较预期更为持久，对世界经济稳定复苏构成威胁。IMF在《世界经济展望》中预测，供应短缺驱动的通胀飙升可能更为持久，通胀在未来几个月可能继续保持较高水平，到2022年年中将回落至疫情前水平。发达经济体在年通胀率平均达到3.6%的峰值后，将在2022年回落至2%；新兴市场的通胀率预计上升更快，平均达到6.8%，然后回落至4%。

国际金融投机资本周期性收割。发达经济体因为通胀率不断攀升（美国在2021年年底达到近40年最高的7%），预期管理（TAPER）、缩表与加息的意向明显，国际资金预计向美欧大幅度回流，一些（开放度大、监管薄弱、增长率低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投机资本的狙击下，易于发生货币金融危机。

两大结构性风险

事物的结构决定其性质和功能。石墨与金刚石成分相同，只是分子的排列组合（结构）不同，两者的性质和功能便大不一样。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个重要考量指标，就是国际格局出现了显著变化：从相对意义看，南升北降、东升西降、中升美降。因为力量变化，格局变迁，国际政治、地缘政治出现了一系列新特征，这些新特征反过来又影响世界经济安全。北约（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集安组织（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之间的矛盾，俄罗斯恢复大国地位的雄心与美国不甘心霸权实力衰落之间的矛盾，都在不断激化；七国集团与金砖五国影响力此消彼长；霸权衰落，地区强国（伊朗、沙特、土耳其、印度、南非等）跃跃欲试，导致地缘政治格局更加破碎，国际秩序更加混沌无序。

最大的结构性变量是美中两个大国的矛盾，有难以调和之势，且日益尖锐。尽管中方不断表达没有取代美国地位的雄心，但是美国铁心要遏制中国的伟大复兴进程，可谓树欲静而风不止。从经济指标来度量，2021年美国GDP为22万亿美元，中国GDP接近18万亿美元，超过美国的80%。从特朗普时期开始，美国强化对中国的战略性遏制，从贸易、科技、金融到政治、外交、舆论领域，用尽各种手段，不仅让中国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而且也令国际政治、世界经济承受巨大压力，使世界经济面临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

尽管美国百病缠身，总体态势不断沉沦，但是考虑到资本主义机体的自我修复能力，中国必须丢弃幻想，全身心地谨慎应对，并准备未来可能出现更为扑朔迷离的局面。

2021年10月，IMF发布《2021世界经济展望》，预测2021、2022年美国GDP 增长率分别为6.0%和5.2%，中国分别为8.0%和5.6%，印度分别为9.5%和8.5%。中美经济增速差距收窄，印度在后面加快追赶中国的速度。据估算，中国若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2035年前仍需维持4%-5%的年均经济增速。按照疫情暴发前2019年的中美两国GDP计算，中国若要在10年内赶超美国，需要保持每年GDP增速快于美国 3.5个百分点左右，若要在15年内赶超美国，则需保持2.3个百分点左右的增速优势。目前中美两国经济增长态势表明，中国在短期内要维持对美国的经济增速优势，还面临着挑战。高质量增长战略必须有一定的较快增长速度保证。

世界经济另一个重要的结构性风险，是经济的“虚实”结构，即在国际金融资本多年浸染之下，世界经济总体上不断脱实向虚，实体经济趋向萎缩，虚拟经济不断膨胀，为世界经济不稳定的增长（甚或动荡危机）埋下越来越多的隐患。2021年10月，IMF发布《财政监测报告》显示，全球已经发出的应对新冠疫情的财政措施资金总额约合16.8万亿美元，政府、企业和家庭债务2020年余额共达226万亿美元，余额和增加值均创历史新高。预计2021年全球公共债务高达88万亿美元，与GDP之比为97.8%；2022年该比值预计为96.9%，此后估计会稳定在约97%左右。随着美国国内矛盾日益激化，政府债务不断刷新上限，债务危机逼迫美国货币政策不得不调整，预期管理（Taper）、缩表、加息等政策动向给国际金融市场带来无穷变数与巨大压力，极可能使得全球金融市场流动性收紧，引发局部金融市场大动荡风险。

中国房地产金融稳定不甚乐观，经济运行成本居高不下。近年来中国房地产行业监管趋严，叠加大型房地产企业债务违约，房地产市场走弱。近期恒大集团爆出数以万计的巨额债务问题，使得金融机构对房地产行业的风险偏好明显下降，房地产开发贷款增速出现较大幅度下滑。尽管相关监管部门明确表示，恒大集团债务问题是个案风险，远未达到行业风险的程度，但是国内投资者以及国际金融市场已更多地关注，房地产市场风险是否有可能引发金融、地方财政、企业债务等一系列次生衍生风险。根据世行数据，2020年中国金融杠杆率大幅上升，债务占GDP比重从2019年的258%提高到285%；虽然2021年一季度小幅下降至280%，但是仍比疫情暴发之前高出约20个百分点。按照目前的市场利率，中国庞大的债务存量意味着日益沉重的利息负担。据估算，非金融部门新增信贷的三分之一以上用于偿还现有债务。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超预期大幅攀升，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首次再度攀升至10%以上；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有所增加，二者剪刀差加大，工业企业承担了较大的压力。中国经济实际运行成本居高不下，不仅为中国经济发展态势增添变数，而且也为世界经济发展增加不确定性。

新冠疫情加剧系统性风险

系统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诸元素结合而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而且它又是所从属的更大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系统内每个元素、每个子系统都不可或缺，一旦某个元素或子系统出现失常，都会影响整个系统的正常运行。系统性风险是指由于各元素、各子系统相互关联，一个元素对其他元素、一个子系统对其他子系统产生影响，风险在系统内集聚、无法分散，进而会对整个系统产生影响。自20世纪60-70年代后，科技信息化、经济金融化浪潮席卷全球，世界愈发走向“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大宗商品价格涨跌，义乌小商品价格指数变动，中东产油设施遭遇恐怖袭击，“欧猪五国”发生债务危机，看似一个个孤立事件，实则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波及整个国际金融市场的情绪，进而影响整个世界经济。

美国的一举一动，尤其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调控都会影响国际金融与世界经济。当一国资金之涓涓细流因“羊群效应”急速抽逃而形成滚滚洪流的时候，货币危机、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就会在相应国家发生，特别是那些只会跟随美国节拍跳舞的国家将受到更大的威胁，因为IMF和西方国家往往会开出齐天的救援价码。1997年东亚一些国家已遭遇过不幸，如果还是跟随美国节拍跳舞，就难免再次跌倒。

近年来，实际占据世界经济系统性风险榜首的是新冠疫情，以及背后可能存在或被炒作的生物战。两年来，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全球相关死亡人数已超过500万。多年来形成的国际分工体系、全球供应链受到严重冲击，相关生产企业在获取原材料、维持合理库存和交付产品方面均承受重压。受极端天气影响、货轮数量减少、劳动力短缺、港口因疫情而封锁、防疫措施降低港口工作效率等多种因素影响，全球海运成本高企、港口拥堵、交付延迟。从上海到纽约的一个40英尺集装箱的运费已触及2万美元大关，而两年前不到2000美元。美国各港口船满为患，拥堵在洛杉矶港和长滩港的集装箱船数量屡创记录，滞留其他各港口的集装箱数量也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疫情多点扩散造成大量服务类消费、接触性消费下滑，假日经济不振，旅游消费疲软，铁路航空运输受限。新冠疫情和自然灾害导致欧洲、北美和亚洲芯片工厂陆续关闭，芯片供应短缺，汽车大幅减产；“芯片荒”的影响还从汽车产业蔓延至消费电子产品领域。疫情无情肆虐，加上自然灾害（极端天气、火山喷发、地震海啸等）、恐怖袭击、“颜色革命”不时上演，地缘政治时而紧张等等，无疑加大了世界经济复苏难度。

对风险的不当认知与应对带来的风险

没有意识到风险是最大的风险。[①]准确及时地认知和判断风险十分重要。经济学家往往有一种莫名的自信，认定经济问题总能够通过经济思维与经济方法来解决。实际上，很多经济问题的源头或重要影响因素不在经济领域，而在社会、政治、文化等其他领域；而所选择的经济思维则是西方教科书所指定或认可的，这种指定或认可的经济思维，又集中表现为发展逻辑思维。例如，金融风险积累导致危机爆发，主要因为金融发展（深化）不够所导致，更加开放、更加自由的金融发展策略，将使金融市场更加稳定、服务更加有效。很多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都是这样被循循善诱的，结果导致一个危机接着一个危机，他们的发展成果不断被劫掠，进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安全与发展紧密相关。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和条件，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和保障；安全和发展应统筹协调，同步推进。不发展、不当发展、不充分发展、内卷化发展等等，都会导致一系列安全问题，甚至看起来成功的发展，背后却藏有隐患。所谓“中国威胁论”抬头、中美摩擦加剧，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中国持续快速发展而导致的。“我们越发展壮大，遇到的阻力和压力就会越大，面临的外部风险就会越多。”[②]但是，安全与发展又有区别：发展更多是面向未来，积极向上向善向好，努力更高更快更强，以最小成本获取最大收益；安全更多是回顾过去，以史为鉴，注重底线思维，遇事要往最好处努力、同时考虑到各种不利因素和可能的威胁与挑战，做好充分准备。为了稳妥和安全，往往可能要多付出一些必要代价。历史经验表明，仅有发展思维，或仅凭安全逻辑，都很难达成国家有效治理的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新时代必须统筹发展与安全，对于经济问题尤其是经济安全问题，不能只有经济思维，还要考虑经济领域之外的其他影响因素。过度的自信容易导致自满，从而出现预测不准、监管不力等问题。面对复杂的世界，必要的经济以外的知识和思维方式没有很好掌握，前人的经验被忽视，自己的思维被局限在狭窄空间中，就不可能赢得斗争的胜利。

（编辑  宋斌斌）

开拓非西方国家的发展思路

中国通过“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而总结出来的发展思路，与西方主流思维有明显区别，从而西方主导的国际发展机构不再能独揽发展策略的话语权。在后冷战时代初期，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都不由自主地落入新自由主义思想窠臼，他们普遍面临发展道路选项被高度窄化的困境。

中国的决策者并不接受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条，也不相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更不盲目模仿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鼓吹的市场万能模式。中国成功的实践经验，是政府与市场两手并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顶层设计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推进改革和制度创新的过程中，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国有资本、集体产权、民营资本与外资都是构成市场经济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政策的连贯性和方向感，促使国内不同组成部分和利益相关方，为实现国家长远发展目标达成社会共识。此外，中国非常强调尊重国情差异，每个国家都应该因地制宜，找出最适合自己的发展策略；不同发展阶段会面临不同的挑战与难题，需要与时俱进采取不同的对策。这些基本思路都超越了西方主流思维的框架。

在超级全球化时代，多数国家都面临所得分配鸿沟不断加大的问题，尤其是劳工阶层的薪资增长缓慢，跟不上整体的经济增长速度，劳工的单位产出效率在提升，但劳工却无法分享应得的经济果实；公司大股东与管理阶层的股利与分红却节节升高。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发布的2018—2019年的全球薪资报告，中国的经验却逆向而行，打破上述的全球趋势。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劳工的薪资所得的提高基本上与经济增长速度同步，劳工薪资调涨的速度与劳动生产力的增长速度也相匹配，这在全球范围是罕见的。中国的劳动管理部门对基本劳动条件保障的执法监管是相当到位的，若劳工举报权益被侵害，也通常可以及时得到行政上的帮助。

此外，在中国如此大的版图范围内，打造高效率全国单一市场所需的现代基础设施，以及公共服务产品的均等化与普及化的程度，在发展中国家独占鳌头。今日的中国，即使是四线城市与中等规模的镇，所有最基本的现代社会基础设施，例如市政道路、供电与供气、自来水、下水道、街道照明、公园绿地、通信与网络、邮政与快递、金融保险服务、治安与交管、中小学教育、公共卫生与医疗服务设施等，都一应俱全。

公共服务产品的均等化与普及化，全国范围的交通运输与通信设施的互联互通和质量提升，以及逐步放宽的社保跨省转移，让劳动与商品可以非常便捷地在全国流动。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境内的货物运输平均成本不断下降，这使得中国物流成本优势显得更加难能可贵。中国物流业的整体绩效在全球的排名也不断上升，据世界银行的物流绩效指数（Logistics Performance Index）排名，2018年中国大陆的物流效率在中等收入国家与地区中排名第2，在全球160个国家与地区中排第26名。这些条件让偏远与落后地区的个体与集体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机会大幅增加。这也是中国大陆电子商务与网购如此发达，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关键原因。

中国模式在非洲国家普遍得到关注。例如，东非大国埃塞俄比亚就非常认真地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有些西方媒体还称埃塞俄比亚为“非洲的中国”。过去20多年，中国为埃塞俄比亚培训了大量的中层与高层政府干部。林毅夫教授主持的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经常为埃塞俄比亚领导人出谋献策。埃塞俄比亚政府也参考中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制定与执行自己的五年综合发展规划。这个人口已经达到一亿的东非大国，进入21世纪以来GDP几乎以年均10%的惊人速度增长。在实施的第二个五年综合发展规划——增长与转型计划中，埃塞俄比亚政府给自己定下了到2025年成为非洲大陆轻工业制造龙头的目标。这些年埃塞俄比亚经济发展的亮丽表现，已经让更多邻近的非洲国家政治精英开始认真研究中国模式。

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已经成为非洲的政治文化中心，这里是非洲联盟的总部所在地，联合国等国际机构与各国非政府组织都选在这里设立办公室。这里也是中国人在非洲的最大聚集地，这里60%的大型工程都是由中国企业负责兴建。比如东非第一条城市轻轨，埃塞俄比亚第一条高速公路，从首都通往红海沿岸吉布提港的电气化铁路，以及于2018年封顶的东非第一高楼，都是中国企业承揽的。埃塞俄比亚现在已经成为中资企业登陆非洲的桥头堡，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也成为第三世界中最可靠和最赚钱的航空公司之一，联通80个国家与地区，开辟了飞往北京、上海、广州、成都、香港、深圳的直航航线，每周有多达34个航班直飞中国。难怪埃塞俄比亚的副总理曾说：“我们的全球发展伙伴中，第一是中国!第二是中国!第三还是中国!”

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融合工程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版的全球化方案，也是中国回应“逆全球化”挑战的有效策略，代表着中国将引领非西方国家探索全球化新路径，并适度修正全球化游戏规则。

过去30多年，美国版的全球化方案主要是为跨国资本与跨国企业利益服务，将政府的职能缩到最小，让跨国资本在全球范围追求最大投资回报，让跨国企业所代表的市场力量全面主导生产资源配置与塑造消费偏好。中国将自己过去35年所累积的政府与市场两手并用之发展经验，介绍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并通过新的政策协商机制、经济整合架构、长期融资平台，以及技术与产能输出策略，让欧亚大陆与环印度洋地区借助全新构建的贸易、投资、运输、通信与能源联通网络，形成紧密的经济板块，并带动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融合工程。这个宏大的构想依托欧亚大陆板块，外连非洲与拉丁美洲。“一带一路”倡议是全方位开放的，中国不搞小集团与军事联盟，也不会利用“一带一路”倡议来围堵哪个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将加速推进欧亚大陆经济一体化，推动大型跨国基础设施合作，开辟新的经济走廊，打造全新跨国基础设施联通，促进内陆国家与海洋国家同步发展，带动世界经济板块重组。

因为中国走过不同的发展道路，所以更知道南亚、非洲这些国家需要什么。中国可以根据自己的发展经验，倡议新型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这是过去西方国家不愿意提供的。西方主导的国际机构把很多欠发达国家面临的难题都推向市场。例如这些国家说“我的基础设施不行，我没有很好的融资渠道”，这些机构就会说：“你就找华尔街投资银行来给你当顾问，让它帮你设计融资方案。”结果这些计划根本不可能启动，因为华尔街投资机构希望得到的投资回报率太高，导致这些项目的财务规划常常流产。

过去，西方国家的发展援助计划都是一对一的，例如美国援助埃及，澳大利亚援助印度尼西亚。这是基于地缘政治的考量，西方发达国家几乎很少从整个地区的角度去考虑相邻国家的共同需要，所以非洲即便本身是一个很大的大陆，但它内部的互联互通处于极端落后的状态。中国在这个领域可以发挥相当大的作用。

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的宏远规划，中国正全力推进欧亚大陆经济一体化，推动大范围的跨国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中国与非洲有很好的互补优势。

中国不仅可以提供比较传统的公共产品，比如跨国高速公路，洲际铁路联运，以及在运输、信息、通信与能源领域的大区域互联互通，还可以提供新型的公共产品，特别是基础设施融资机制、跨国电子商务平台、卫星导航与海洋生态信息系统，以及包含绿色农业、新能源、人工智能、生命科学在内的新兴科技领域的知识与技术分享。

希腊自己没有能力再更新、扩张比雷埃夫斯港的设备与容量。COSCO一开始投资，马上就使该港的吞吐量翻倍，随即开始配合兴建铁路并向巴尔干半岛延伸，让它的吞吐量更大，这是以前任何政府都做不到的。现在由内地企业跟港资企业在全球承租、投资或营运的集装箱深水码头，占全世界海路集装箱运输的比重高达70%，令人难以想象。

“一带一路”倡议将为欧亚大陆开辟许多新的陆上经济走廊。过去全球化的经济辐射作用高度集中在沿海地区，但中国通过基础设施建设，通过铁路、高速公路、内陆经济走廊，让内陆国家与地区也可以便捷联通全球经济。它的覆盖空间与辐射作用会超过以前任何历史时期，这也是让全球化与包容性增长目标相结合的必要策略。

中国对落后国家的技术与知识分享也远远超越过去西方发达国家。中国不会对落后国家事事讲知识产权，然后坐收专利使用费。袁隆平院士去中东教当地人怎么种海水稻(耐盐碱水稻)，从来不是从牟利角度出发，从不要求先注册种子专利、向当地农民卖高价种子赚钱，那是孟山都公司干的事。当然这动了孟山都的奶酪，它一定反对中国搞这些农耕技术援助工程。但站在人类整体的发展来看这是好事，利人利己，为什么不鼓励呢？中国把自己富余的产能运用在其他需要的地方，并在环境、医疗、绿色能源、农业技术等很多领域，提供技术与知识分享机制，这是难能可贵的。

中国将来也一定是推广全球电子商务平台的领导者。试想，如果电子支付系统可以全球通行，快递服务网点可以遍布五大洲，而且小额跨境商品可以享受零关税，那将形成彻底的全球化经济。哥伦比亚种植咖啡的农民，可以通过网络在全世界寻找消费者的订单，定量生产。而且将来可以通过区块链技术完整记录与追踪咖啡豆的生产与运输过程，保证产品符合原产地与有机认证，没有假冒伪劣。很多消费者可以很方便地从源头购买，绕过垄断咖啡豆采购的跨国企业。许多个体经营的咖啡店也可以与星巴克这样的大连锁集团公平竞争，跨国饮料集团也无法继续维持目前从采购到零售环节之间的巨大利润，全球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双方均可成为赢家。

地球上最大的安全合作组织

2015年7月上旬，普京总统在俄罗斯乌法市召开了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同时，上海合作组织领导人峰会也在此举行。这两场峰会的重要性与后续影响，远远超过西方媒体的预期。“乌法双峰会”帮助俄罗斯阔步走出西方国家经济制裁的阴影，也为“一带一路”倡议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双峰会最重要的历史性突破，就是上合组织正式启动同时吸纳巴基斯坦和印度为成员国的程序。横跨欧亚大陆的上合组织将成为目前人类历史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的安全与经济合作组织。

西方观察家经常把上合组织与北约组织相提并论，将其视为中国和俄罗斯领导的中亚地区安全合作组织，有与美国领导的北约组织相抗衡的用意。上合组织体现的是多元文明共生。上合组织的成员国承袭不同的文化与宗教传统，但都坚持以平等互信为基础、以互利共赢为原则、都愿意推进共同、综合、合作与可持续的新安全观。上合组织秉承“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奉行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任何其他国家和组织的原则，不把自己的安全需求建立在牺牲其他国家的安全之上。尊重所有国家独立自主选择自己的政治体制与发展道路的权利。

2018年6月，上合组织峰会在青岛顺利举行，与会各国元首批准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实施纲要(2018—2022年)》。与会国还共同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关于贸易便利化的联合声明》，并签署了反恐、禁毒、环保与粮食安全等10多份合作文件。各国元首共同发表的《青岛宣言》明确点出对全球秩序变迁的基本判断，认为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地缘政治版图日益多元化、多极化，国与国相互依存关系更加紧密。

上合组织将是新型国际关系模式的重要实践，如果能克服政治障碍，逐步积累成功的实践经验，上合组织将可以引领人类社会在全球范围构建一个真正稳定、基于规范、保障多样文明共生共荣的安全秩序。

如何驾驭科技革命

21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是如何驾驭突飞猛进的科技创新。2017年，我在台北曾和弗朗西斯·福山有一场对话。我提出这样一个观点：未来竞争的关键，不是在已经看得到的领域，比如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科技、核聚变、半导体等，这些都是相对比较容易掌握的趋势，真正的挑战在于社会制度的创新。

现在人类社会正处于“科技大爆发时代的前期”。这些科技爆发未来对我们整个社会生活的形态、公共治理的模式，以及国际关系都会产生颠覆性的、革命性的影响。人类社会需要更快速去驾驭数字科技、信息科技、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把它们的应用引导到增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大目标上，并确保新科技带来的经济效益能够达到雨露均沾的合理分配。

未来发展道路的竞赛就看哪个社会能够走在最前面，能够更灵活、更有开创性。如何让新的AI科技在增强人的能力上，加强应用性上，让绝大多数利益攸关者在科技推进的社会制度变革过程中都有机会受益，这是一场全新的挑战。在这个领域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差不多在一个起跑线上。对西方国家而言，这也是历史发展长河中的一个全新挑战，旧有体制要做巨大的调整才能适应。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交易平台的规模效益与网络效应惊人，再加上数字科技的生产力具有边际成本趋近于零的特性，所以容易形成少数垄断性科技集团，可以轻易扼杀数字科技原本蕴含的巨大普惠效应，更会导致极端扭曲的社会权力结构与贫富鸿沟。如果政府无法采取有效监管与强制拆解措施，防止巨型科技企业对数字资产的垄断、操控与滥用，不能为新时代创立全新的法律架构明确界定数字资产的集体产权属性，以及保障社会成员对自己贡献的数字资产享有支配权与收益权，那么垄断性数字资本集团的出现是必然的结果。

过去20多年，美国完全放任华尔街金融资本驱动科技发展路径与数字科技企业的商业模式，已经走上一条歧路。极少数垄断性数字资本集团扭曲市场竞争机制，逐一吞并或歼灭竞争对手，以及利用垄断销售平台、同时压榨消费者与供应商。结果是极少数超级富豪拥有前所未有的社会权力，他们控制经济命脉，掌控所有人的隐私信息，操弄民意、影响选举结果与左右国会立法。同时，社会贫富两极分化更趋严重，财富高度集中的现象超过资本主义发展史上任何时期。

美国经济权力与财富集中程度已经达到匪夷所思的田地。有90%以上的在线搜索都是通过谷歌完成的，脸书与谷歌共同控制80%以上的在线数字广告市场。华尔街所称的六大科技集团，英文缩写为FAANGM，这六个字母分别代表脸书、亚马逊、苹果、网飞、谷歌与微软。这六大公司的股市市值在2013年就已经占美国股市总市值的9%，2021年已经膨胀到25%以上。这六家公司也支配着巨额的政治献金预算，在美国国会安插了众多利益代言人，所以它们可以回避反托拉斯法的监管，大范围免除纳税义务，甚至可以动用美国政府力量来阻挡欧盟对它们进行监管或抽取数字交易税，已经是尾大不掉。

立足于社会主义的中国，不能放任华尔街资本来主导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模式，或是纵容那些掌控垄断性电子商务平台的中国企业模仿美国那一套——从消费者与供应商身上两头剥削、攫取暴利的商业模式。在发展数字经济的道路上，中国要引领全球进行制度探索与创新，以尽可能实现数字科技革命所蕴含的巨大普惠效益为终极目标。例如，像滴滴这样具有市场垄断地位的网约车平台去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只是让极少数的人一次性拿走价值几百亿美元的公司未来预期收益，等于是让滴滴大股东从几百万网约车驾驶员与几亿乘客身上，一次性提取了未来二三十年的压榨与剥削。

滴滴这样的垄断性交易平台，政府要提供有效的法律架构与有力政策扶持，可以转型为合作经济模式。首先应该明确界定这些平台的大数据的共有产权属性，它的收益权也属于提供信息的驾驶员与乘客集体所有。在合作经济模式下，驾驶员(供给方)可以得到更好的劳动权益保护，乘客(需求方)可以享受童叟无欺的高质量服务，平台产生的超额利润应该高比例地回馈给驾驶员与乘客，就像合作社社员分红一样。平台的管理团队应该得到合理的劳务报酬与绩效奖励，但不应该拥有股权收益，交易抽成比例与收费模式应受政府严格监管，而且必须积极配合城市与治安管理的社会义务。其他各类的垄断性网络交易平台也都可以转型为合作经济模式，让数字科技时代生产力大爆发的经济效益能为社会多数人分享。当然，这样的新型分享经济模式会牵扯巨大的利益冲突、复杂的博弈，但这样的思路可以开启很多前所未有的社会创新实践。各种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创新模式都应该尝试，并发掘其潜力。

由深度学习、大数据、物联网以及量子运算等科技领域带动的社会冲击与经济结构变革，将是史无前例的，也是颠覆性的。人类将首次迎来一个超级透明的社会，每一个人的生物特征与一生足迹，都会被完整记录。从个人所继承的遗传基因编码开始，所有的健康、体验、言行、移动、消费、生产与交往活动细节都将被完整记录。每一个人一生将完全透明，一言一行都有记录，好事与坏事天下皆知，而且数字记录很难改。纸币可能很快会由数字货币全面取代，所有经济交易与金钱流向一目了然。将建立无死角的社会信用制度，腐败无所遁形，财富无法藏匿，企业无法逃税，犯罪难逃法网。

伴随透明社会而来的将是超级智慧政府。政府拥有最完整的大数据与最强的运算能力，可以对社会进行全天候、全覆盖的数字管理。政府掌握了每一位公民的体质特征、健康状况、社会关系、生活习惯、经济活动与资产变动的所有记录，并据此提供公共服务，进行智慧城市管理，以及调节经济活动。

面对掌握大数据资源，具备超级运算与深度学习能力的政府，传统西方国家所依赖的三权分立与制衡机制将失灵。在超级透明社会时代，必须设计新的权力制衡机制。超级智慧政府的运行本身就需要内部日常管控与监督机制，这些内控机制需要配备等量齐观的数字资源、运算能力与深度学习能力。

中国的全球担当

当前全球治理机制已经落后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中国主动承担国际秩序重组过程中的一个建设性角色，这既符合新时代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有利于人类社会的和平与发展。

科技大爆炸时代把人类社会带到历史的十字路口。我们可能通向零边际成本社会与分享经济的理想时代，也有可能跌入数字资本绝对支配与垄断的黑暗前景。多数新科技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如果没有新的监管与社会再分配机制，很可能被极少数人攫取。而且将来这些垄断交易平台、智能专利与大数据库的企业，创造的投资回报都是可能达到几百倍、几千倍，因为知识经济时代很多生产活动的边际成本都接近于零，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是算法与信息，这些信息的复制成本趋近于零。

全球的经济游戏规则需要做调整。在新自由主义思想下打造的经济全球化游戏规则，实际上是资本友善至上、私有经济至上，它的行动主体、主角或利益驱动者，就是大型跨国企业、跨国银行、投资机构、私募基金等。实际上，它给全球带来了巨大的风险，积累了巨大的社会矛盾，也让虚拟金融活动泛滥，严重威胁到实体经济活动。

资源与财富快速地集中在极少数群体的手中，对宏观经济也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未来经济全球化的游戏规则，必须掌控平衡资本友善、劳动友善、环境友善三者。所谓兼顾资本友善，不是要把资本消灭，因为资本有它的活力与动力。在有些市场结构中，应让国有企业与合作型经济体有参与的机会，占有一席之地，这样产业生态比较健全，会产生好的竞争效率。而且网络科技与数字交易平台的发展，将会打破完全由跨国企业垄断的跨国经济分工或者产业供应链，实现生产组织扁平化。很多个体、小微企业、边缘经济体都可以直接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分工。实际上这个过程已经发生了，只是还没有很好地变成跨国联通机制。

中国不仅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弥补现有全球治理机制的不足，同时还在现有的机制出现基础性动摇时提供主要支持。中国还积极参与新兴全球议题领域的规范构建，例如海洋与外太空的人类公共资源的维护与管理，以及在电子加密货币与互联网领域新全球规范的构建。例如，IPv6的逐步推广可以有效打破美国独家的主控权，让互联网变成一个最重要的、真正实现共建共有共享的全球基础设施。中国正在积极参与互联网行业、数字经济规范和经济规则的制定。中国定期在乌镇举办的世界互联网大会，逐渐得到全世界的互联网行业巨头认可，并认为它们不能缺席这个年度聚会，因为这蕴含很多行业中新的发展趋势和新的合作机会，还有一些新的规范的制定。

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出席联合国发展峰会，倡议“探讨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推动以清洁和绿色方式满足全球电力需求”。中国规划从欧亚大陆开始做起，通过全球范围内特高压输电网连接，实现全世界能源供给的共享，在技术上与经济可行性上已经打下基础，因为中国有一家在全世界名列前茅的大型国企——国家电网。中国在这个领域的技术已领先全世界，它首先解决了中国自己的西电东输问题，也在巴西、菲律宾、澳大利亚承担建设长途输电网的工程。此外，中国在光伏发电、第四代核能、地热发电以及核聚变能源领域都已走在世界的前沿，这些都是更清洁与更安全的能源，可以减少碳排放，促进可持续发展。如果这个愿景能实现，人类社会与命运共同体就相距不远了。

（编辑  季节）

近年来，在国际舆论场涉疆话题颇受关注，一些西方国家和媒体不断炒作涉疆议题，攻击我国治疆政策，甚至将其作为对我国开展舆论战的重点方向和重点内容。面对强大的舆论攻势，我们只有知己知彼，通过国际比较，了解国际涉疆舆论的趋势和规律，才能讲好新疆故事，传递中国好声音。

20年来国际涉疆舆论趋势

媒体的报道数量能够体现其对报道议题和对象的关注和重视程度。因而，我们选取15个国家和地区的20家海外媒体对其1999年至2019年的涉疆报道数量进行了统计，发现国际舆论场对涉疆报道有较强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倾向性，议题的关注既存在周期性和规律性，也存在反常性和操纵性特征。发生突发性、反常性事件时，海内外媒体的涉疆报道明显数量增加，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减少，呈现明显波浪型趋势。同时，近年来反华势力出于战略图谋故意制造热点，试图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涉疆话题持续升温。统计显示，1999年，20家海外媒体共有86篇涉疆报道，2019年达到7420篇，期间出现时降时升的态势。20年来，国际涉疆舆论趋势可分为4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99年至2009年。改革开放以后，新疆的地理和资源优势日渐突出，与国内外的经济贸易来往也日趋频繁，国内外社会各界开始关注新疆。尤其是2001年美国发生“9·11”事件后，西方媒体介入报道新疆发生的系列暴恐案件，20家媒体每年的报道总量基本保持200篇左右。2008年我国举办奥运会，国际舆论对新疆的关注上升，报道量达695篇。2009年，新疆发生“7·5”事件，国际舆论场的涉疆议题首次达到高峰，报道数量达1216篇。

第二阶段为2010年至2014年。随着我国政府有效妥善处理“7·5”事件，及时公布相关细节，邀请驻华使节到新疆参观，国际社会对涉疆议题的关注日趋下降。2013年和2014年，在疆内外连续发生了系列暴恐事件，国际舆论场对新疆的关注度再次上升，2014年的报道量达2986篇。

第三阶段为2015年至2017年。从2015年年初起，随着新疆自治区党委和政府进一步完善防恐维稳措施，暴恐事件多发频发趋势得以有效遏制，国际舆论场的关注度再次下降。2017年年初，西方媒体抨击的重点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逐步转向党的治疆方略和具体防恐维稳措施，职业技能培训成为炒作的热点，海内外媒体的报道量达到1981篇。

第四阶段为2018年至今。在此期间，新疆连续多年保持社会安定祥和的局面，没有发生暴恐事件。按照新闻传播规律，这个时期媒体的涉疆报道本应有所下降。但是，恰恰相反，2019年的报道达到7420篇，是2017年的3.75倍。西方一些媒体、政府和智库联手共同炮制了一系列话题，发布所谓研究报告，举办听证会和学术研讨会，甚至不惜使用“种族灭绝”等骇人听闻的关键词，再次炒作涉疆议题，试图引起国际舆论对新疆的关注。部分西方国家通过所谓法案和决议，推动涉疆话题从舆论层面进入实践阶段，对我国治疆政策进行全面攻击。可见，这个时期的国际涉疆舆论是西方反华势力操纵的产物，很多报道完全违背新闻事实，人为制造“信息”，而不是对新疆社会进行真实报道。

国际涉疆舆论炒作的热点

长期以来，西方媒体以所谓民汉矛盾、压制少数民族宗教文化为主要叙述框架，抨击我国民族宗教政策。2017年起，西方媒体连续制造不同话题进行持续炒作。

1. 种族灭绝话题。2020年6月，美国詹姆斯顿基金会发布题为《绝育、宫内节育器和强制性计划生育：中共在新疆压制维吾尔族人口出生率的运动》的研究报告，片面引用一些数据和别有用心的个案报道，妄称“新疆自然人口增长急剧下降”，污蔑新疆存在所谓“强制绝育”问题。实际上，新中国成立后，新疆少数民族人口数量迅速增长，人口素质不断提升，人均预期寿命大幅提高。例如，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维吾尔族总人口为10069346人，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已达11624257人，增长11.5%。就我的家乡喀什来说，2010年总人口为3979362人，2020年为4496377人，增长11.3%。西方政府、媒体和智库试图通过使用“种族灭绝”的说法让人联想起二战时期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这是很无耻的宣传战和心理战手段，目的是抹黑丑化我国国际形象。

2. 职业技能培训中心。2017年年初，西方媒体片面选择所谓人权组织和境外流亡分子提供的虚假信息，恶意炒作新疆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以下简称“教培中心”）话题，并将其诬称为“集中营”“再教育营”“拘留营”，通过标签化的关键词，对我国去极端化工作和具体措施污名化。其实，新疆少数民族尤其是维吾尔族人口的年龄结构相对年轻，据2020年的统计，0－14岁、15－59岁的人口占比分别为30.51%、60.95%。同时，维吾尔族人口受教育程度较低，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为8944人，国家通用语言能力薄弱，法治意识淡泊，容易受到宗教极端思想和“三股势力”的蛊惑。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有利于提高学员的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和就业能力，促进劳动力就业，并有效遏制宗教极端主义蔓延扩散，着力消除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条件。

3. 强迫劳动话题。这是紧随教培中心话题后的另一个炒作热点。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和美国詹姆斯顿基金会发布题为《出售维吾尔族》的所谓研究报告，声称教培中心结业的学员并未回归社会，而是被“强制”安排到工厂从事“强迫劳动”。西方媒体和人权组织在毫无事实依据的情况下，大量转载和刊发该报告，并鼓动部分西方政府对相关企业采取“制裁”。

   实际上，新疆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始终坚持把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相结合，多渠道增加就业。通过积极的劳动就业政策，推动新疆各族人民可支配收入增加，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例如，2017年喀什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103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013元。2020年喀什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321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0276元，比2017年分别增长13%和28%，这是劳动创造财富的结果。

4. 寄宿制学校话题。2017年起，西方媒体开始抨击新疆的教育措施，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德国反华分子郑国恩等发布报告称，新疆政府把当地小孩送进寄宿制学校，“强迫”他们与父母分离，新疆设置寄宿制学校的目的就是为了实施大规模拘禁行动。众所周知，寄宿制学校在中国各地普遍存在，各地政府为了解决农村地处偏远、交通不便、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的问题，采取寄宿模式帮助儿童就近入学、控辍保学，减轻孩子和家长的压力，这样做既符合教育规律和现实需要，也是中国政府落实扶贫工作的具体措施，住宿费用由各级政府补贴或承担。新疆自治区政府也多次召开新闻发布会，明确指出新疆设立寄宿制学校与去极端化毫无关联，学生是否寄宿，完全由学生本人和家长自愿选择，不存在强迫。这样一项惠民利民的德政，竟然也成为西方攻击新疆、攻击中国的一个借口，可见蓄意之恶。

   国际涉疆舆论的操纵特点

   在现有国际传播体系下，西方媒体尤其是美英媒体占据话语主导权，拥有雄厚的资源和庞大的采编队伍，国际涉疆信息出现从美英媒体依次向其他西方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海外华文媒体流通的状态。统计显示，20家媒体涉疆报道总量中，西方媒体占87.3%，发展中国家媒体和华文媒体分别占2.5%和10.2%。其中，美英媒体分别占总报道量的82.3%和西方媒体报道量的94.2%。

   同时，由于资金和人力资源的制约，相当部分发展中国家和海外华文媒体报道涉疆议题时，转载西方媒体尤其是美英媒体的报道并且占比较大。数据显示，20家媒体转载和采用61个信源的稿件。其中，排名前20的信源占总数的91.6%，并且多为美英媒体信源。总转载稿中，西方国家信源提供的稿件占总数的84.1%；发展中国家信源提供的稿件占总数的8.9%，我国信源提供的稿件占总数的7%。可见，西方新闻机构是各国和地区媒体主要信源和被采用对象，美英媒体是全球涉疆议题的设定者。在他们合力围攻中国的背景下，我们看到新疆的美好形象被西方舆论玷污也就不奇怪了。

   议题选择将影响受众对报道对象的认知，同时体现媒体的价值取向和立场。由于大部分受众尤其是海外受众缺乏对新疆的真实体验。因此，他们对新疆以及党的治疆方略和具体举措的认知来源于媒体，尤其是以美英为主的西方媒体。新疆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经济社会迅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是，长期以来，西方媒体以人权和反恐维稳类的时政信息为主要选题。统计显示，2016年1月至2020年6月，时政议题在20家媒体涉疆报道中的比例高达75.7%。由于各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不同，对人权的认知和保障各异，因此上述议题在报道中容易产生歧义，而媒体偏向性的议题选择，导致受众心里构建拟态负面的“新疆形象”。

   真实性和现场性是新闻的基本属性，也是客观反映新闻事实的重要因素。但很遗憾，现场性也是国际涉疆舆论场最为缺失的内容。统计显示，20家媒体涉疆报道中，发稿地区为媒体所在国家和地区的占70.5%，海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占21.5%，中国大陆的占8%。可见，大部分涉疆报道并非在事发地或新闻现场完成。相当部分新闻素材来自西方政府、研究机构、媒体、非政府组织和“东突”组织，报道中出现错误信息的反复引用也就不奇怪了。此外，在描述新闻事实时，西方媒体往往采取二元对立的叙述模式，通过使用具有倾向性的负面词汇和关键词过滤，将中国政府的行为负面化并对治疆政策进行质疑和否定，使新闻失去基本的客观性。

   图1: 热词统计（注：关键词在报道中出现的频率越高，字体越大）

   通过对热词的统计，我们发现“中国”才是所有这些舆论的核心，新疆只不过是排在三四位层级的从属地位，讲新疆无非是攻击中国而已。我们还发现，涉疆国际舆论场是一种有计划的新闻生产过程，其中各类研究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媒体之间存在较为紧密的依赖关系：即所谓学者和研究机构撰写发布各类研究报告，各类非政府组织和西方媒体率先进行传递，各类政要和发展中国家媒体转载和引述，政要和媒体的言论又作为各类机构论证其观点的佐证被转引的循环模式。同时，西方媒体重视研究机构、非政府和人权组织对涉疆议题的话语权，通过选择性引用这些“权威学者、非政府和人权组织”的言论，将自身观念隐藏在信源背后，通过引语表达观点。在引用我国信源时采用多信源拼凑方式，即在引用我国政府和媒体信息时，援引海外专家、其他机构和“东突”组织的言论，对中国官方媒体的观点提出质疑。总之，西方媒体、政府和研究机构围绕涉疆议题表现出的高度一致性，实属罕见。期间，随着涉疆议题的炒作，美国等部分国家通过所谓的涉疆法案，采取具有象征意义的实际行动。可见，国际舆论场的涉疆议题已不仅是一场舆论战，而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华战略的组成部分。

   做好涉疆外宣工作的路径和策略

   我生在新疆，长在新疆，目前在高校从事新闻传播教学和研究工作。多年来，见证了家乡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并为此倍感振奋。作为一个学者，面对西方的无端攻击和指责，我倍感愤怒。亲身体会和深入研究告诉我，这些都是毫无依据和无中生有的谎言。作为一名维吾尔族知识分子，我希望家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全国兄弟省市的无私帮助下，得以迅速持续发展；全疆各族人民取得的成就和造就的辉煌，能够被外界理解和接受。

   近年来，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通过举办系列专场新闻发布会，邀请海外政要、华人华侨、学者和记者来疆实地查看，教培学员现身说法，赴国外面对面交流和宣介等方式，向外界展示新疆欣欣向荣的社会局面。国内院校和研究机构发布系列报告，从学术层面阐明事实。国外使节以撰写文章和接受当地媒体采访的方式，向所在国家受众传递我国立场。实事求是地讲，新疆外宣工作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值得肯定。但是，西方的污蔑抹黑从未间断，为此，应再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 做好中华传统人文项目的开发和宣传。目前，新疆的旅游宣传口号是“大美新疆”，并注重体现新疆的自然之美。但是，新疆之美还应包括人文之美、历史之美、民族之美和文化之美，不能见物不见人。自西汉至今的2000多年来，中原文化始终影响新疆地区并占据主导地位。因此，我们应该保护、开发、挖掘和大力宣传在新疆各地保存的中原文化遗址和文物，通过他们展现长期以来新疆各民族、各种文化并存的事实，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历史鲜活起来。

2. 注重宣传新疆多民族多文化并存格局和形象。目前，新疆共有55个民族成员，伊斯兰教、佛教、道教等多种宗教并存，全疆各族群众是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受益者和见证人，对新疆的实际情况最有发言权。因此，涉疆外宣要强调众多民族长期共存的“中华民族”概念，凸显各民族开发建设祖国边疆的贡献和在党的领导下走向共同富裕、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传递各民族的形象和声音，共美共荣。

3. 突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历史作用。两千多年来，屯垦戍边在保卫边疆安全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推动新疆农业生产现代化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作为新疆的一个组成部分，外界的知晓度仍偏低。讲好兵团故事就是讲好新疆故事的一部分，就是讲好新疆现代农业、牧业和工业现代史，以及民族团结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将其作为新疆外宣的一个特色。

4. 进一步加大“请进来、走出去”力度。近年来，由于受到疫情的影响，新疆与海内外的文化交流相对减少，很多交流采取线上交流的方式。但是线上沟通的广度和深度以及效果，还是不如面对面交流。因此，要组织国外友好力量来新疆实地考察和开展研究，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新疆，从而影响当地社会舆论和国家政策走势。同时也可组织国内专家学者和有关人士出访进行学术交流，在面对面沟通中促进理解和形成共识。

5. 发挥国外民间力量的作用。海外有相当数量的友好智库和媒体，并对涉疆议题密切关注。由于文化传统差异，西方受众往往对政府提供的信息持有怀疑态度，相比而言，民间声音更有吸引力和说服力。因此，要发现和团结对华友好的政治家、学者、企业家，利用一切可利用的平台，动员他们必要时一起发声，甚至面对西方主流媒体和网络平台的封堵，完全可以通过跟帖、留言等形式在西方一些新媒体平台上发声，利用他们的平台介绍新疆的真实情况。

6. 采取平民视角，讲述个人故事。注重个性化的案例和故事讲述，从讲好一人、一家、一村、一市的故事着手，引导群众参与涉疆的宣传工作。当下，新媒体平台为个体传递信息提供了便利条件，可由传统媒体主导策划，通过举办各类视频大赛等方式，鼓励群众在大的主题下，拍摄众多短视频、抖音和快手短片的形式，讲述普通民众过着美好生活的真实故事，以小见大，加强正面宣传效应。近期，新疆出现了“马背上的副县长”贺娇龙，“热娜局长说沙雅”等短视频节目，博主热娜古丽·热合曼等网络名人利用新媒体平台，讲述当地社会发展的人和事。虽然他们讲述的是一个特定区域的故事，但是呈现了整个新疆欣欣向荣的局面，这种手段和方式值得我们借鉴和推广。

7. 加强文艺创作和文化产品有效供给。2020年，网络歌曲《可可托海的牧羊人》广为流传，引起全国广大群众对可可托海的无限遐想。新疆不乏这样的先例，长期以来，海内外受众通过《我们新疆好地方》《达坂城的姑娘》《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等歌曲认识了新疆。当下，广为流传的新疆题材歌曲还比较少，其他文艺作品推广也不足。我们应将文艺作品作为宣传新疆的重要手段，组织文艺工作者尤其是海内外著名的新疆籍文艺工作者创作富有地域特色的文艺作品，提升新疆的美誉度。在目前当地媒体影响力和辐射力较低的情况下，加强同东部发达地区等跨地域媒体的合作，鼓励和选派新疆籍少数民族歌手参与娱乐节目，借助内地媒体传播新疆“好声音”。

   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多层次、全方位、立体式讲好新疆故事，理直气壮宣传新疆社会稳定的大好局势、人民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讲好新时代的新疆故事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整体对外传播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需要我们努力探索和实践。

   （编辑  季节）

2021年，世界经济经历了大幅衰退之后进入快速复苏，全球经济增长率为5.5%左右。疫情的不确定性（包括应对政策带来的一些副作用）、疫情前便存在的各种问题，以及各主要经济体未来政策调整的方向与力度，共同构成了影响2022年世界经济走势的基本因素。本文讨论了影响当今和未来世界经济的八个问题，对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和世界经济中期走势进行判断。

当前及未来世界经济中的八个问题

关于世界经济，以下问题值得特别关注：通胀还是通缩、发达经济体宏观政策何去何从、货币政策转向或将殃及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供应链受损风险与部分发达国家“脱钩”政策、美元霸权时代是否进入衰微期、与气候变化有关的全球性问题及其应对、人口结构加速变迁及长远影响、体现为规锁与反规锁的大国关系博弈。

通胀还是通缩

在多数经济体内，通胀压力加大已是不争的事实。一是天文数字的流动性注入导致货币供应量急剧增加。在产出水平和流通速度大致不变的情况下，货币数量的大幅增长势必引发价格显著上升。从2020年2月到2021年5月，发达国家十国集团央行资产负债表扩大了11万亿美元，目前美联储每月实施1200亿美元购债计划；欧洲央行1.85万亿欧元紧急抗疫购债计划（PEPP）至少执行到2022年3月。美欧日三家央行目前总资产负债表规模为25万亿美元。二是主要央行均奉行超级宽松的低利率甚至负利率政策。三是大规模纾困政策导致家庭财富上升并转化为消费，推动价格上涨。四是疫情等因素冲击供应链所导致的劳动力及供给短缺，在推升工资水平的同时助长价格水平。五是屡创新高的资产价格催生的财富效应。六是一些国家的央行为防范通胀采取了行动，如巴西、俄罗斯、墨西哥、韩国、匈牙利和捷克等国央行已经升息。

认为目前通胀远超央行政策目标仅仅是暂时现象的观点给出的理由：其一，货币流通量剧增但流通速度却大幅放慢，抵消了流通量增加对物价上涨的推动力。其二，疫情冲击导致社会消费趋于保守，例如美国居民储蓄率在相对高位水平上波动上升。其三，失业率升高或劳动市场宽松和设备利用率处于较低水平，为扩大供给创造了条件。其四，财政纾困政策和央行支持政策正在“见顶”。其五，市场对未来经济走势的悲观预期依然存在，例如全球负利率债券规模虽然正在减少，但仍占全球可投资债券的近1/5。其六，近期通胀率飙升推动因素许多都具有短期性质，如能源价格和运费上涨等。在谈论主要发达经济体通胀态势时，还有一个必须考虑的变量，那就是央行政策工具箱里，治理通胀的政策工具数量多、空间大，远超对付通缩的工具。IMF预计，大多数国家面临的价格压力将在2022年消退，但一些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价格压力将持续存在。

预计2022年第二季度或第三季度通胀将回落，相信随着经济结构不断调整，通胀将下降至接近2%的目标。主要发达经济体通胀走势短期压力不小但中长期会缓解，但不排除出现某种程度滞胀的可能性。

发达经济体宏观政策何去何从

2008年金融危机后货币政策很快掉入流动性陷阱，美欧日央行开启了非常规货币政策时代，即实施超低利率甚至负利率政策，同时伴以量化宽松政策。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美联储一直抵制负利率，理由是欧洲和日本的负利率实际上没有起到促进增长或防通缩的作用，并认为手中还有政策工具可用，其中之一便是宣布实行无限量、无限期的量化宽松政策。控制国债收益率曲线，将10年期国债收益率控制在0附近，是各发达经济体央行采取的一项具有货币和财政双重意义的政策。接下来的政策为调整通胀目标。2020年8月，美联储宣布对长期目标和货币政策进行更新，以寻求实现2%的平均通胀率长期目标。美联储可以用未来通胀的“余额”补偿过去的“差额”，通过提高通货膨胀的容忍度为货币政策提供额外的空间，以应对逐渐增大的通缩风险。2021年7月，欧央行将中期通胀目标从接近2%升为2%，以高质量债券置换市场投资者手中的低质量债券，财政部直接向家庭和企业提供优惠融资条件甚至派发现金（即“直升机撒钱”）。

值得一提的是所谓现代货币理论（MMT）的走红。该理论力求提供一个涵盖积极财政政策目标的新的宏观经济框架，要义是低通胀低利率能让借贷成本保持低位，政府就应该在医疗、教育和基础设施等方面放手支出。该理论认为，在低利率时代下，债务占GDP比重指标在衡量国家财政状况时具有误导性，因为它忽略了债务可以随着时间推移而被偿还的事实，也没有考虑到未来通过增税或削减支出来应对债务负担变化的能力。MMT的软肋在于通胀加剧以及应对通胀的货币紧缩政策。

对目前出现的通胀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做出正确判断，已成为美国宏观政策风险程度的主要变量。总体而言，目前中央银行治理通胀的手段远比治理通缩的更多且空间大。2021年11月3日，美联储宣布开始减少购债（taper）规模150亿美元，12月开始加倍，预计2022年年中终止购债。此举可以被视为美国货币政策转向的标志。美联储还可以加息，预计最快2022年一次，2023年和2024年或许各3次。在此之后，美联储还可以缩小资产负债表规模即所谓“缩表”。

货币政策转向或将殃及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

美联储退出政策的负面溢出效应主要表现为：其可能在新兴市场引发外资逃离、债务危机及由汇率波动引起的并发症，尤其是对那些严重依赖外资流入的国家将造成沉重打击。此种风险可谓殷鉴不远。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脆弱五国”（南非、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土耳其）因享受美国超级宽松政策的溢出效应而形成对流入外资的高度依赖，在经常项目赤字不断攀升的同时，投资者为寻求更高收益率而大规模进入新兴市场。结果，当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于2013年6月暗示美联储可能将放慢购债步伐时，“缩减恐慌”迅速蔓延，并导致新兴市场出现资本外逃浪潮和美元升值，迫使各央行不得不升息从而抑制了经济增长。当2018年5月美联储开始减持资产（缩表）时，阿根廷和土耳其便因经常项目赤字和外债规模巨大而受到冲击。2021年2～3月市场波动导致流向新兴市场的非居民投资组合大幅减少。尽管减少的部分在接下来的三个月内得到了一定补充，但缩减恐慌情绪依旧。好消息是，2013年“脆弱五国”经常项目赤字平均为GDP的4.4%，而2021年仅为0.4%；近年来流入新兴市场的资金规模远非当年可比，尽管哥伦比亚和智利等国的外债水平较高，但整体看，新兴市场风险来自内部。

美国货币政策是全球金融周期的一个重要驱动力，其传导机制先是影响全球高风险资产价格和信用创造，然后影响国际资本流动和投资者避险情绪，并影响全球金融中介机构杠杆率，进而波及他国货币形势，挑战他国尤其是开放程度较高国家的货币政策主权。

美欧等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紧缩开始后，新兴市场经济体将面临如下重大风险：其一，许多国家已经将所谓的“现代货币理论”付诸实践，一旦升息则该理论的基础便会迅速崩塌；其二，面对疫情造成的供给冲击，各发展中经济体应对措施各异，而政策差异性本身往往会成为风险源之一；其三，进口能源或出口能源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面对政策转向时，损益情况大相径庭，由货币政策趋紧导致的价格波动无疑会增加这两类经济体之间的分化。印度储备银行（即印度中央银行）前行长此前曾撰文提醒以美联储为首的系统性中央银行决策者，注意以上风险的存在。

目前中低收入国家外债余额达8.7万亿美元，过去10年，其外债增速超过了GNI和出口增速。一旦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进入升息轨道，其债务负担势必加重，可能出现企业甚至国家违约，政策转向极有可能使美元升值，进而引发货币错配风险，最终导致货币危机与金融危机。

2021年10月，世界银行行长戴维·马尔帕斯指出，中低收入经济体债务脆弱性急剧增加，全球有一半的最贫困国家面临外债危机或很高的外债危机风险，要对债务问题采取全方位行动，包括减免债务、加快重组和提高透明度。

供应链受损风险与部分发达国家“脱钩”政策

全球正在感受供应链受阻之痛，芯片短缺、能源供应不足、航运不畅和运费暴涨成为全球供应链的主要痛点。国际金融协会发出警告，美国生产系统中供应链中断的可能性上升，目前制造业交货期延迟情况严重，堪比2011年福岛核灾难后日本的情况，并开始扩散至全球。这将迫使企业押注效率低但抵抗力强的供应链，最终推高价格。衡量集装箱费用的德鲁里航运指数2021年9月比一年前上涨291%，例如从东亚到欧洲最大港鹿特丹港，一年来，这一繁忙航线的运费更是涨到一年前的6倍。煤价上涨2倍、天然气价格上涨4倍，德国电价上涨1倍多。能源价格暴涨的原因和供应链受阻有关，而源头除了疫情反复和经济复苏速度超越预期外，还有2020年世界石油和天然气投资下降20%这一因素。

当前供应链韧性成为热议话题。主要经济体之间贸易紧张和多边贸易体系几近瘫痪、气候与自然灾害多发、网络攻击频繁等，在不同维度增加了供应链断裂的可能性。由于技术进步与扩散，特别是生产数字化呈现出不可阻挡之势，劳动力成本套利的空间逐渐变得狭小。随着网上购物的普及，消费者对快速配送的需求上升，快速送达已成为企业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疫情冲击下，彻底重新评估价值链、寻求短供应链和多元化供应链、投资更有韧性的供应链方可使企业有利可图。

从国家层面看，经济相互依存度不断提升，一直被认为是地缘政治稳定的源泉，现在则被认为是致命弱点，因为供应的高集中度换一个角度观察就意味着高依赖度，涉及“国家安全”，事关大国博弈。基于此，美国等国家陆续出台了或计划出台一系列旨在提高自给率或本土化率的政策，鼓励制造业回流或使供应链多样化，甚至公开鼓吹“脱钩”，矛头主要针对中国。2021年2月24日，拜登签署了“美国供应链”第14017号行政命令，指示政府对美国关键供应链进行全面审查，以识别风险、解决脆弱性并制定战略，提高恢复力。为此，美国政府成立了涵盖十多个联邦部门和机构的工作组，与商业、国会以及美国盟友和合作伙伴的数百名利益相关者进行磋商，以确定漏洞并制定解决方案，其中涉及的关键产品包括半导体制造和先进包装、大容量电池、关键矿物和材料、药品和原料药等。

尽管从大国博弈层面上看，全球供应链有迹象朝着逆全球化方向迈进，但目前的现实并不支持上述判断，特别是和中国有关的数据提供的更是反例，原因在于中国的市场规模和持续坚定的开放政策。上海美国商会和普华永道中国2021年9月的调查显示，在338家受访公司中，有78%表示对本公司未来五年的业务展望感到“乐观或略微乐观”，比上年同期高近20个百分点。

美元霸权时代是否进入衰微期

美元长期以来占据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地位，美国国债作为全球唯一的源本抵押品（fundamental collateral），反映了全球对强大、流动、安全的货币或安全资产之需求。当美国影响经济稳定、金融信誉和文化开放性等体制功能缺陷暴露时，当替代的“安全资产”（包括非政府数字支付系统）出现时，美元难以撼动的地位便会晃动。以美元计价的加密货币在2021年出现巨幅涨落。

这些变化是否是美元走向衰落的信号？经济学家对上述现象做出如下解释：近20年美国国债占全球GDP的比重持续上升，同时美国产出占全球GDP的比重却在下降。笔者将其命名为“罗格夫升降”。在罗格夫看来，目前国际货币体系显露的迹象类似于20世纪6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面临的“特里芬两难”，即一方面美国需要通过贸易逆差为全球提供美元流动性，另一方面为使美元与黄金比价稳定，美国需要维持贸易平衡或顺差，但两者难以兼得。众所周知，“特里芬两难”在20世纪70年代初最终引发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这或许就是未来美元走势的一个隐喻。罗格夫指出，当今亚洲与美元的关系和20世纪60-70年代的欧洲情况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使大多数欧洲国家认识到，欧洲内部的贸易比与美国的贸易更重要，结果是马克集团出现了，几十年后演变为单一货币。有朝一日如果中国停止人民币一篮子货币挂钩，转而实行现代的通胀目标制，允许汇率更自由地浮动，尤其是对美元更自由地浮动，那么亚洲大部分国家将会追随中国。此外，中国人民银行的数字货币也为中国政府提供了一个了解人民币用户交易的窗口，正如目前的系统为美国提供了大量类似信息一样。

欧洲财政一体化迈出坚实步伐，预示着美元“一家独大”局面的式微。2020年夏秋之际，欧盟推出约7500亿欧元的欧洲复苏计划，从而使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这条板凳的三条腿（统一的货币、一个中央银行、统一财政政策）终于齐全。该计划的关键在于所涉资金的绝大部分将由欧盟通过发行以欧元计价的欧盟债券来筹集。欧盟财政一体化的实质进展，不仅意味着欧盟紧急财政转移安排能力的提升，更意味着欧盟债券将成为美国国债之外一种新的无风险或低风险资产，意味着作为世界唯一源本抵押品的美国国债在二战后第一次遇到真正的潜在竞争者。如果“支持贸易往来工具”（INSTEX）结算系统能够成长壮大乃至成为以欧元为中心的全球结算系统，那么美元享受的“过分的特权”便会遭到加速削弱。

与气候变化有关的全球问题快速恶化及其应对

2021年8月，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指出，地球正在向人类发出气候红色警报：全球变暖的总升温在未来30年内可能达到1.5℃，一个更加炎热的未来基本上已不可避免。该报告的基本结论是，随着全球变暖，2021年的酷热将成为新气候常态。2021年5月国际能源署发布报告指出，如果在2050年前世界将净碳排放降至零，就要立即停止对矿物燃料项目的投资。2021年7月，1.4万名科学家共同发声批评，各国政府一直没能解决“地球过度开发问题”。他们用31项“生命体征”（包括砍伐森林、温室气体排放、冰川厚度和海水范围等）指标衡量地球健康状况，发现其中18项达到了创纪录水平，并强烈建议禁用化石燃料、减少污染物、恢复生态系统、选择植物性饮食、改变无限增长模式、稳定人口数量。

对于如何处理好减排与发展、能源转型与经济正常运转之间的衔接问题，人类正面临挑战。英国和欧洲在过去10年关闭了数以百计的燃煤电厂，西班牙仅2020年就关闭了一半煤电厂。荷兰正在关闭欧洲最大的天然气田。欧洲已花费数万亿美元用以补贴可再生能源开发和利用，2020年可再生能源在电力生产中所占份额首次超过化石燃料。2020年中国承诺在2030年前和2060年前分别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之后，2021年又进一步承诺不在国外兴建煤电厂。然而由于多种原因， 2021年下半年多国出现了能源价格尤其是电价飙升或拉闸限电现象。

2021年11月1日，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缔约方会议（COP26）召开。各国争论的焦点是“碳泄漏”，即高碳品进口在不加征碳税的情况下将抢走本国支付了碳排放费企业的市场。目前，欧盟委员会已推出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以防止碳泄漏，2023～2025年为过渡期，从2026年开始进口商需为所覆盖商品购买CBAM证（付进口费）。2021年7月中国开放了全国碳交易市场，政府发放配额，覆盖2225家电厂，将来逐步覆盖其他高污染行业，但减排政策未涉及碳关税。

我们还要关注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其他来源或渠道，其中10%来自剩余食物。为了实现减排目标并应对气候变化造成的后果，世界还要努力积极利用已有的并开创全新的制度设计。

人口结构变迁加速影响深远

人口属于中长期变量，累积到一定程度后会在短期内产生重大效应。人口变化主要体现在人口数量、年龄结构、族群比例以及人口跨境流动等方面。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UNDESA）预测，全球人口将从目前的77亿增至2030年的85亿、2050年的97亿，2100年将达到110亿峰值。

从年龄结构看，工业化国家或经济体普遍进入老龄化社会，2020年日本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28%，欧盟27国为20.3%，美国为16%，俄罗斯为15%。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中，中国65岁以上老人占11%，已迈出走向老龄化社会的步伐，中位年龄比27岁的印度高出11岁，比撒哈拉以南非洲高出近20岁。人口老龄化还可以从生育率的持续降低来加以印证。2020年欧盟的生育率为1.3～1.4，日本生育率为1.1（以致约有13%的住宅被废弃），韩国为0.9。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中，中国同期的生育率降至1.3，显著低于印度的2.2和印尼的2.3。与快速老龄化社会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爆炸。目前人口增速最快的是非洲，总数为13亿，预计到2050年增至26亿。年轻人口占比高可以产生人口红利，但收获人口红利必须与人力资本不断积累、储蓄率与投资率提升、能够大幅降低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的体制机制改革、社会稳定、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等相结合方能实现。

发达经济体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巨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劳动力供给减少，由此降低潜在增长率；二是与社保和医保相关的财政支出增加，形成的赤字压力可能拖累经济长期增长；三是老年人创新能力下降，从而影响劳动生产率提升；四是消费需求减少，投资增长与结构均会有所改变；五是移民政策可能被迫调整，国内社会因此出现分裂；六是为数众多的老年人政治参与程度上升，各国内部政治博弈的过程与结果正在发生改变；七是自动化导致非熟练劳动力大量失业，更多知识密集型业务实现自动化，降低了人类参与工作的必要性。

未来20年最确定的趋势将是人口结构的重大转变。有学者将这种转变用三种“颜色”形象地加以表述：更多的灰色（老龄化）、更多的绿色（随技术进步而来的每公顷产出增加）、更少的白色（美国和欧洲人口总数中白人的比重快速下降）。

大国关系越发体现为规锁与反规锁的博弈

拜登政府为阻止中国这一竞争对手的产业和技术赶超，力图将其锁定在全球供应链或价值链的中低端。这一规锁政策亦会贯穿美中利益交汇领域——如气候变化、防止核扩散、全球卫生安全——的合作全过程。在WTO框架内推动制定限制中国的经贸规则是美国实施规锁的重点之一。

2021年10月，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先后参加经合组织理事会部长级会议和G20贸易部长会议，她在演讲中明确提出，美国将与盟国一道制定21世纪公平贸易规则，解决中国和其他非市场经济体扭曲市场的做法所带来的共同挑战，促进市场经济和“民主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取胜。在拜登政府的主导下，西方七国集团已就WTO改革形成较为一致或相近的立场，预计美国可能在争端解决机制、“特殊和差别待遇”、市场经济地位、政策透明度等问题上推动相关议题。

将气候议程与发展议程、经贸规则进行捆绑以提升自身竞争力兼而修复与盟友关系，是美国力求主导气候变化合作的一个基本动因。美国已将气候和绿色技术纳入2021年成立的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的重要议题，以应对气候变化之名，在投资审查等方面提高技术标准，并形成隐性壁垒。美国将在包括G20平台在内的各种场合大力推进美国版全球减排合作，要求排放大国承担更多的责任，甚至可能在G20框架内推动“对等原则”，以取代现有的“国家自主贡献”“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与此相关，拜登政府进一步突出了基础设施的地缘政治价值，将基建作为气候议程的重要抓手之一，推出“重建更美好世界”（B3W）倡议，以对冲“一带一路”倡议，通过有针对性地强调高标准、高质量、透明度、共享性等维度，抢抓国际基础设施规则制定权，形成战略竞争优势。不难预见，美国将继续与欧、日联手创立或升级所谓高质量基础设施的相关标准，强化针对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协调。同时，拜登政府在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上高调施压，要求中国遵守巴黎俱乐部原则，增加债务透明度，并联合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边机构，敦促中国公布海外债务数据并提高“一带一路”项目透明度，要求继续延长G20暂停偿债计划期限，同时积极推动将暂停偿债计划扩大至中等收入国家，要求商业银行参与国际债务减免。

除了联合盟友伙伴在国际舞台上设规立制外，通过国内立法达到遏制中国的目的，也是美国规锁策略的重要实现途径。2021年6月8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2021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此法案由“芯片与5G紧急拨款方案”和《无尽前沿法案》《确保美国未来法案》《2021年应对中国挑战法案》《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等4个法案组成，矛头直指中国，所涉内容广泛，多有突破双边关系底线之处，打压力度明显增强。一旦众议院审议通过并经由总统签字成为法律，此法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包括经贸、金融、科技在内的中美关系产生巨大且久远的影响。

世界经济走势

短期内疫情走势将直接影响全球经济未来表现。从历史上看，重大疫情持续2年左右后，其毒性便开始下降。

即便疫情冲击逐渐消退，世界经济复苏仍然面临疫情前就已经存在的各种掣肘，其中有些因应对疫情而变得更加严重。今后数年仍将掣肘全球经济持续平衡增长的中长期因素还包括：攀升至历史最高水平的债务、劳动生产率增速迟缓、多边贸易体系改革谈判达成共识困难重重、金融监管持久性存在漏洞、“经济民族主义”特别是“资源民族主义”抬头等。与经济活动关系密切的网络安全始终是一只威胁巨大的“黑天鹅”。美国的长期国债是全球金融系统的核心，几乎所有国家都有美债储备，并被用作几乎所有物品和资产的抵押品，而99.9%以上的美国国债以纯粹电子形式存在。如果有人侵入美债系统，全球货币体系与金融市场便将陷入一片混乱。

风险、挑战或掣肘确实存在，但全球经济整体上复苏而回归中长期发展轨道也是事实。2021年上半年主要经济体经济复苏强劲，但进入第三季度后总体放缓、增速分化，呈现前快后慢的特征。从全球看，虽说不同经济体复苏步伐并不一致，全年世界经济实现明显复苏可以说已成定局。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4.5%的可能性较大。作为对比，IMF预测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4.9%，到2024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不包括中国）的GDP可能依然比疫情前低，经济增长速度约为5.5%左右。

短期看，世界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可能还是政策风险。如果主要发达经济体应对通胀、维持复苏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失当，将会引发资产价格动荡暴跌，扼杀脆弱的经济复苏，并可能将经济推入滞胀通道，并殃及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中长期看，全球仍处在中低速增长轨道，未来3～5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将维持在3.0%～3.5%，当然各国各地区增速会存在显著差异。

（编辑  季节）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是一代又一代人的万里长征。

新时代实现共同富裕的新目标

问：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新时代实现共同富裕的总体目标与阶段目标。2021年开启了“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的征程，在这一阶段将基本实现共同富裕。我们是否已具备实现共同富裕的条件？

胡鞍钢：2021年，我国在全面建成惠及14亿人民的小康社会目标后，进入全国人民共同建设共同富裕社会阶段，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这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他明确表示要“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2021年，我国在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之后，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长期发展目标和任务。

实际上，我国已经具备了实现共同富裕的有利条件。这包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共同富裕；在保持中高速经济增长条件下实现共同富裕；在高收入条件下实现共同富裕；建成世界最大中等发达城镇化社会；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和消费支出在持续增长中不断缩小差距；国家财政实力和分配能力大幅度提高，建立世界上最大规模全民覆盖、人人享有的社会保障体系；通过有效实施十三个五年规划，初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

当然，实现共同富裕是十分艰巨的长期任务，面临诸多重大挑战。这包括城乡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重点困难人群超过数千万人，国家二次分配能力严重不足等。但是发展能力大于发展困境，机遇大于挑战，办法多于困难。

问：“十四五”规划是我国第一个在发展目标和指标体系上体现共同富裕的规划，它是通过哪些指标与“十三五”规划进行有机衔接?又前瞻性地体现了2035年主要指标发展趋势？

胡鞍钢：国家的“十四五”规划（第一个共同富裕规划），提出并设计了五大发展目标与量化指标体系。这包括：生产力指标（4项）、发展机会指标（3项）、收入分配指标（3项）、发展保障指标（9项）、人民福利指标（3项）。体现出分步骤全面绘制建设共同富裕社会的宏伟蓝图，全面缩小城乡、地区发展差距以及居民收入差距，实现全体人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从现在到2035年，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中，可以看到其中包括诸多艰巨任务：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转化为促进共同富裕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经济优势、社会优势、生态优势；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农业农村农民现代化，推进城乡融合式发展；全面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积极推动以县城为主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全面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覆盖全体人口公共服务政策制度体系，加快城乡融合发展、基本公共服务标准统一；大力促进非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公共服务政策保障体系；重点支持特殊类型地区全面振兴发展；重点帮扶低收入特殊困难人群（2-3亿人）等。

举全国之力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富裕，要制定国家促进共同富裕的行动纲要，坚持全国一盘棋、统筹谋划。

问：实现共同富裕是新时代的核心任务之一，这是否标志着从现在起到2035年是中国迈向共同富裕的新阶段？

胡鞍钢：是的。习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说明中指出：我们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脚踏实地，久久为功，向着这个目标更加积极有为地进行努力。他还特别强调，这样的表述，在党的全会文件中还是第一次。[1]

2021年8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专门研究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等问题。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握发展阶段新变化。现在，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2]“共同富裕”成为未来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和核心目标，将成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关键性标志。

共同富裕的理论创新

问：党的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就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对共同富裕的理论做出了新的阐释，您能否简要介绍共同富裕的理论基础是什么？

胡鞍钢：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核心目标。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构成要素和重要组成部分。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都提出了共同富裕的理论和构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新时代共同富裕的总目标和总任务。 

 第一，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价值要求。西方工业化先行国家在工业化初期，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是残酷的。今天，贫富差距仍旧是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社会痼疾，也是其产生社会矛盾的基本原因之一。从人类社会的发展来看，控制贫富差距是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发展所必须考虑的重大问题，反映了社会公平正义的理念。收入分配制度是一个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受生产关系影响，而公平正义只有在特定的发展阶段以及特定的社会制度下，才有可能实现。

社会主义分配的基本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这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具体实现形式，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标志。不过，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收入分配结果受生产关系影响，而生产力对生产关系起着决定作用，因而收入分配制度也同样受生产力发展的影响和制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符合现阶段生产力发展要求，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现实情况，决定了我们只能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原则并存的分配方式。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是未来新社会的显著特征”。[3]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追求的一个基本目标，并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新时代发展的根本目的。

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十四亿人民共同富裕目标具有极大挑战性、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既没有现成的答案，也没有成功的先例，只能在长期发展实践中不断学习、不断总结、不断创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阶段性目标和开辟可实现的新路径。

第二，如何带领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核心目标和主线，党始终将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和追求目标。在人口众多、生产力发展水平极低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发展阶段面对不同的制约因素和具体条件，也有不同的发展目标、政策体系和社会实践。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领导人明确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的国家所有，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保护国家的公共财产和合作社的财产，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照顾四面八方，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立、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实行土地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田。[4] 新中国要根本改变旧中国经济落后、贫富悬殊的局面。我们党领导发动了一场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到1952年，占农村人口92.1%的贫农、中农占有全部耕地的91.4%，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被彻底废除，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目标。[5] 如毛泽东所言“土改一项，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直到孙中山都没有做过，我们才做。”[6] 土地改革首次让近五亿农民告别了长期以来极度饥寒贫困的局面。毛泽东进一步倡导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实现共同富裕。1953年12月，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指出：不断地在社员中进行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新旧不同道路的教育。[7] 其目的是引导广大农民走合作化道路，从而走向共同富裕。

 1955年10月，毛泽东提出要实现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并与实行计划经济联系起来，在当时，实行计划经济是实现民富国强的主要途径。毛泽东为使全体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目标，进行了各种社会试验。

第三，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原则。首次提出将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原则的是邓小平同志。他指出，社会主义实行改革开放必须坚持两个原则，一个是公有制，一个是共同富裕。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对“共同富裕”做出三大理论贡献。第一，他总结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第二，他提出了“先富论”，即“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先富论”在我国生产力水平极低的发展阶段，对更快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具有现实意义，更具可行性、创新性。第三，他提出了“共同富裕论”。

邓小平辩证地看待社会主义关于生产力和共同富裕的两大特征。一方面，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作为“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经发展阶段；另一方面，对于出现两极分化高度警惕。他严肃告诫：如果搞两极分化，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的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就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8] 他指出：中国情况是非常特殊的，即使百分之五十一的人先富裕起来了，还有百分之四十九，也就是六亿多人仍处于贫困之中，也不会有稳定。中国搞资本主义行不通，只有搞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社会才能稳定，才能发展。[9]

邓小平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1988年9月，邓小平指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10] 这就为1999年江泽民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提供了重要依据。

1992年，邓小平南巡时指出：“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11] 这就给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一个基本任务：如何在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避免贫富两极分化。

1993年9月16日，邓小平提出共同富裕的时代主题：“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12]“先富论”主要是解决发展问题，突破“贫困陷阱”，而“共富论”不仅要解决持续发展问题，更要解决社会分配问题。“先富论”成为主导发展方针，旨在突破“贫困陷阱”，实现从温饱水平达到小康水平。

1997年9月，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实行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方式，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规范收入分配，使收入差距趋向合理。[13] 防止贫富两极分化始终成为中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过程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2000年10月11日，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把实施西部大开发、促进地区协调发展作为一项战略任务。建议指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关系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关系地区协调发展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是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重大举措，要有长期奋斗的思想准备。[14]  2002年，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15] 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就是“共同富裕”，他还特别提到“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16]

2007年，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提出“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的工作要求[17]，首次提出“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的目标。[18]

2012年，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19]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共产党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打破传统体制束缚，推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随着中国进入新时代，必然从“先富论”走向“共富论”。

第四，开启共建共同富裕社会的新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对共同富裕的理论作出新阐释，对共同富裕战略作出新部署。

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郑重宣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强调要“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成为开启中国共同建设共同富裕社会的新阶段。

2015年10月，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首次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20] 他还强调，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绝不能出现“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的现象。[21]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总结为“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十四个坚持”中，提出“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22]。这些都包含了共同富裕的明确要求。

2021年1月，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要统筹自觉主动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等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021年8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一文中，提出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完整系统的共同富裕思想和实施路线图。他明确指出：现在，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不断夯实党长期执政基础。

推进共同富裕是有时代特征的。推进共同富裕发展必须立足于高质量发展，我国经济在目前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充分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发展理念，即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因而高质量发展需要高素质劳动者。

只有促进共同富裕，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提升人力资本，才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夯实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基础。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促进共同富裕要把握好四个原则：鼓励勤劳创新致富；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坚持循序渐进。总的思路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23] 这成为中国实现共同建设共同富裕社会的务实主义路线。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明确提出：“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定不移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道路”。因此，共同富裕是“坚持人民至上”的具体表现，是确保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保持血肉联系的重要基础，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创新与发展成就。

中国共产党坚守创新的共同富裕理论与社会实践，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的重大贡献，成为21世纪全球性现代化大趋势的“中国道路”，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中国案例”和“中国经验”。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理论有着深刻的基本内涵，这包括三个重要原则：一是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共同发展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共同创造经济社会文化生态财富；二是全体人民各得其所，共同建设、共同互助、共同富裕；三是全体人民和谐共享，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共同分享改革发展成果和幸福美好生活。

在拥有14亿人口的世界大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十分突出，因此促进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个极其恢宏的大目标，更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既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一拖再拖，不是短期任务，而是长期任务，不是“速胜论”，而是“持久战”。需要积小胜为中胜，积中胜为大胜，积量变为质变，积质变为巨变，稳步扎实推进。

首先要遏制住城乡、地区、人群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其次要促进相对收入差距的持续缩小，最终要不断缩小绝对收入差距。

从时间维度来看，短期目标，即“十四五”末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逐步缩小；长期目标，即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长远目标，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缩小到合理区间。

（编辑  季节）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全面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提出了“两个确立”，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基本方略进行了全面的阐释。为更好地以六中全会精神为指导，以党的历史经验激励和启迪全党全国人民，推动国企改革、金融、绿色发展、香港工作继续开创新局面；改变理论建设滞后于实践的局面，加强理论创新、话语创新和国际传播工作，2021年11月27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召开研讨会，围绕“充分学习、阐释、用好党的历史经验”进行座谈研讨。

关于六中全会的重大意义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副主任陈晋认为，《决议》明确把“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两个范畴分开使用，把党的领导作为贯穿各项工作的红线，是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的重大贡献。“两个确立”体现了党重要的历史经验。遵义会议前，党没有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没有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那时的党还是不成熟的。从遵义会议开始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党逐步走向成熟。党中央到陕北之后，毛泽东同志做了大量工作，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造，指导我们党取得了伟大的革命胜利。党的历史表明，确立坚强的领导核心，确立正确的指导思想，对坚持党的领导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决定性意义。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指出，《决议》对党的历史上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评价，和前两个历史决议保持了衔接，明确指出“遗憾的是党的八大形成的正确路线未能坚持下去，先后出现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等错误，反右派斗争也被严重扩大化”，这样表述是准确中肯的。关于“文化大革命”，提出“面对当时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党极为关注社会主义政权巩固，为此进行了多方面努力”，指出了“文化大革命”的背景和出发点。当前一些青年人对党的历史缺乏正确认识，敌对势力也把宣扬历史虚无主义作为意识形态斗争的方式。我们要持续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并且下功夫解决资本在意识形态领域无序扩张的问题。

北京大学教授马戎认为，《决议》坚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对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有重大意义。一段时间以来，有人抓住反右、“文革”等历史事件，放大党的错误，把党的历史全面抹黑，对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影响很大。我们要吸取苏联全盘否定列宁、斯大林导致亡党亡国的深刻教训，引导青年人理性思考，分清主流和支流。

关于党百年奋斗的重大意义

北京大学教授李玲认为，党的百年奋斗对世界社会主义有重大意义。李大钊1920年写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是石破天惊之作。经过百年奋斗，党沿着社会主义道路把积贫积弱的中国推向世界前沿。近两年全民战疫更充分说明，党百年来把中华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有机融合，每个时期都走出了自己的路，构筑了人民至上的制度和道路。她指出，当前的信息化、数字化潮流，为我们提供了构建新文明的重大机遇。中华民族错过了前两次工业革命的机遇，而数字经济具有获取的非竞争性、使用的非排他性、价值的非耗竭性以及源头的非稀缺性等特点。我国有党的领导和巨大的人口规模，完全能够发挥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优势，构建新的文明形态。西方的数字技术掌握在资本手里，而我们可以利用数字技术实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重构，把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关系和数字经济这一先进生产力相匹配，避免传统计划经济的弊端，实现资源整合、综合决策、组织实施、动态调整、全程监管、科学评估良性互动的智能化体系。未来的社会主义将成为宏观效率优先、系统整体协调、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兼容、短期和长期利益协调的社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江宇认为，十八大以来党中央“虽曰守成，实同开创”。守成表现在：一是守住了基本制度和党的初心，旗帜鲜明地坚持了党的领导，坚持中国道路，坚持做优做强做大国有经济，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在一些关键领域扭转了一度走偏的方向。二是守住了党的前两个决议的基本精神，特别是关于“文化大革命”问题，既作了否定的结论，又正确评价了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近年来有些人声称第二个历史决议是“全面否定前三十年”，六中全会《决议》守住了对新中国历史的基本评价，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体现了全党全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三是守住党的基本经验。“十个坚持”是贯穿百年党史的共同经验，而不是某个时期的经验，避免了用一个时期否定另一个时期。

江宇强调，“开创”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破旧立新”。《决议》首次比较系统地归纳了改革开放之后若干领域出现的新问题，体现了党高度的责任感和实事求是精神，新时代是在解决这些新的深层次矛盾的基础上开辟的。二是提出了划时代的新纲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社会主义建设从“前半程”进入“后半程”、新时代的“三个意味着”以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的任务，是新时代的重要特征。三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方法，系统地回答了当今面临的新问题。毛泽东思想解决的是如何完成两个阶段的革命任务并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回答了社会主义如何在同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相联结中发展的问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回答了如何解决市场经济高速发展后面临的问题，避免西方现代化的弯路，更充分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中信基金会副秘书长王湘穗认为，要发扬党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精神。中国共产党为推翻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自成立起就是斗争的政党。党不是俱乐部、同盟会，而是有严密组织、严格纪律、为理想勇于牺牲的列宁式布尔什维克政党。近年来，美西方强化了对中国的直接打压，新冠疫情暴发之初，西方一些国家集中攻击中国和党的领导人。党领导全国人民不信邪、不怕鬼，一方面和病毒进行艰苦斗争，另一方面和西方反华势力斗争。我们不仅成为世界上少数没有在病毒面前“躺平”的国家，同时也打退了西方的政治攻势。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变化是我们坚决斗争的结果。以斗争求合作，以斗争求发展，既是建党百年的基本经验，也是今天需要继续坚持的精神武器。

正思香港顾问公司总裁陈少波认为，香港形势从“黑色恐怖”到今天“换了人间”，充分体现了党伟大的斗争精神。《决议》指出：“党中央深刻认识到，面对来自外部的各种围堵、打压、捣乱、颠覆活动，必须发扬不信邪、不怕鬼的精神，同企图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企图迟滞甚至阻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一切势力斗争到底，一味退让只能换来得寸进尺的霸凌，委曲求全只能招致更为屈辱的境况。”几年前，香港一度出现前所未有的严峻局面，暴徒公然围攻中央驻港机构，爱国爱党人士受到威胁或袭击，反中乱港势力肆无忌惮地制造黑色恐怖，本质上是要夺取政权。香港局势动荡令美国对我施压更多的筹码和工具。黑暴势力喊出了“揽炒”的政治口号威胁中央，和美方公然干涉我国内政的“涉港法案”遥相呼应。面对严峻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做出了制定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的重大决策，进一步完善香港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香港实现了由乱转治的伟大转折。中央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绝不委曲求全，针锋相对对美展开对等制裁。未来涉港工作必须以《决议》的“十个坚持”为行动指南。一是坚持党的领导。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一国两制事业的开创者、发展者和维护者，下一步应该从制度、机制层面落实党对香港的领导。二是坚持人民至上。这是香港治理转型的根本，提升治理效能，实施行政主导，达到良政善治。三是坚持理论创新。推进一国两制的理论创新并指导实践。四是坚持敢于斗争。充分认识到涉港斗争的复杂性、艰巨性、长期性，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在攻坚克难中做好香港工作。五是坚持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深化两地之间的社会交往、交流、交融，推动香港民心回归。一国两制事业必定行稳致远，必定赢得伟大胜利的荣光。

继续推进党的指导思想的学习、传播和阐释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张树华认为，理论建设滞后于实践，是当前统一思想的一个重大短板。主要表现为：理论研究成果很多，但高质量提炼和概括的新概念、新话语非常欠缺。理论研究和传播急于求成、质量不高，缺乏有标识性、鲜明性、贯通性，有穿透力、感染力、传播力的概括；对“中国式”的鲜明内涵挖掘不够，对中国经验的可推广性、可借鉴性阐述不够；对全球意识形态领域思想之争、道路之争、制度之争的应对能力不够强；对重大提法背后的微观基础和学理基础挖掘不够。解决这些问题，一要坚持问题导向，推动研究人员脚踏实地研究现实问题，如围绕中央与地方关系、国有企业发展、科技创新的具体案例总结经验。二要转变文风，摈弃“党八股”“讲课体”自说自话、自问自答的文风，防止简单地把经典作家和领导同志的讲话排列组合后充当“理论创新”，而不是从学理和实践上分析阐释。三要转变学风，反对“急、空、虚”，倡导“稳、专、实”。

中国驻俄罗斯原国防武官王海运认为，按照六中全会精神，我们要加强对国际问题的研究。一是深刻理解习近平外交思想和党的外交方针，密切跟踪研究重大国际事态，及时为有关部门外交运筹提供情况准确、判断精准、建议可行的研究报告。还要在国际国内舆论场上发出维护党的外交方针，批驳国际反华势力和国内亲西方势力的各种声音，讲好中国故事，增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二是坚持独立自主开展研究，避免照搬西方理论、客观上同霸权主义一唱一和，或者迎合所谓“国际标准”，这一学风在一些研究中还相当严重。三是增强研究的时效性。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邱海平认为，要充分认识党的历史经验，推动经济学理论创新发展。《决议》指出了改革开放后在十三个方面出现的严重问题或遇到的重大挑战，为“两个确立”的重大意义提供了严密的依据。党的历史经验集中体现了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对于推动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理论创新有重要指导意义。第一，党的领导是创新中国经济学根本的制度保障和政治原则，必须自觉地把党的领导贯穿到中国经济学的各个学科和理论当中去。第二，经济学是社会科学，它有鲜明的阶级性、历史性以及意识形态性，应该更加自觉地坚持人民至上的原则。第三，要发扬党的理论创新的精神。第四，要坚持独立自主，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人类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坚持以我为主。第五，要坚持中国道路，深入研究实践上的中国道路，努力打造经济学的中国范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支振锋认为，要夺取新时代全球发展与治理的评价权。长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全球进行舆论操纵，影响、干预、引导甚至塑造全球舆论。一是主体多元，政府、大学、智库、媒体、科研机构、NGO、国际组织、私营部门等都参与其中；二是产品样态多样，包括学术成果、研究报告、民意调查、第三方评估，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配合舆论操纵，形成一个表面上很嘈杂，但是意图高度一致的战略协作，对我国进行全方位的围攻。我们要重视夺取全球发展与治理评价权和话语主导权。一要坚持理论创新，抓住新科技革命和世界变局的机遇，加快新的理论建构，以新视角理解全球发展与治理。二要坚持统一战线，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进行理论创新，寻找更加中立科学客观的标准，重塑全球发展与治理的评价准则。三要坚持开拓创新。要学习和超越西方的评价标准，充分发挥政府、各方面社会组织的作用。四要构建争夺全球发展与治理评价权和主导话语权的大格局，从国际比较中汲取经验教训。

用党的历史经验指导实践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原副所长武力认为，要认真总结党开拓创新和理论创新的经验。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突破“城市中心论”，提出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新中国成立初期提出“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可以团结合作共赢，是重大的理论和实践创新。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大大超越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是重大的创新。

武力指出，当前我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均GDP预计到2035年将达到2万美元，2049年再翻一番达到4万美元，届时我国在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将超过乾隆时期（约世界GDP的三分之一）。这个阶段遇到的很多问题都是历史上没有遇到过的，如：资源环境面临巨大压力；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情况下提高驾驭资本的能力，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处理好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和世界的关系，等等。这些都需要我们持续地创新。

中信基金会原副秘书长高梁认为，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深化国企改革。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国有经济在改革中遇到一些困难，进行结构调整有其必要性。但这一时期国企大量垮台也有不少人为因素，有些党员干部政治信仰出现严重危机，一些主管部门放松监管，甚至包庇国有企业领导渎职，国企“穷庙富方丈”的现象普遍。甚至允许和鼓励“MBO”，等于变相监守自盗、化公为私。一时形成“搞好企业无功、搞垮企业有赏、维护公共利益受打击”的反常氛围。理论界也出现了“国企失败论”“腐败有利论”等极端错误的意见。新世纪之初，一些地方政府把引进外资控股作为国企改革的主要抓手，导致很多装备工业的排头兵骨干企业被跨国公司收购，严重影响工业转型升级和国家安全。有关部门制定了相应政策规定，初步纠正了这些错误倾向。但理论界多年来一直存在主张国企全盘私有化的声音，甚至一度成为主流意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发表重要讲话，批评了抹黑国有企业，鼓吹“私有化，去国有化、主导化”的主张，强调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影响力、控制力、抗风险能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呈现崭新局面。我们要认识国有企业的地位和历史责任。深化改革要以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和国企主导地位为前提，以增强国企竞争力为根本目标，这是和全面私有化主张根本不同的改革思路。要保护、鼓励、规范企业家群体的成长，更要倾听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让最大多数群众享受改革发展的成果。要在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的基点上，正确贯彻开放政策，不能损害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中国石油集团国家高端智库研究中心专职副主任吕建中认为，要坚持独立自主基本方针，始终把能源饭碗端在自己手里。能源问题的核心是能源安全，它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和长远。当前我国综合能源自给率80%，在国际化经营中也不是简单买卖贸易，而是建立生产基地、战略通道、合作项目，做到关键核心技术、关键生产能力自主可控；供应链和产业链相对安全稳定。可再生能源发电累计装机容量已突破10亿千瓦大关，比2015年翻了一番，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以及生物质发电装机都位居世界第一。我们首先要立足国内，稳定生产能力和保底供应，这是我们端牢能源饭碗的基本保证；同时要在开放竞争的条件下，实现能源进口供应链的安全稳定。

北京中创碳投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唐人虎认为，要按照《决议》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部署，推动“双碳”落实。当前“双碳”工作面临几个挑战：一是我国资源禀赋是多煤少油少气，大量使用新能源成本较高。二是认识还不统一，考核不健全。三是数据基础不扎实，同一个主体报给生态环境部、发改委、工信部的数字都有出入。四是工作基础和制度保障不健全，项目审批、管理、运营、环境治理绩效及评价多头负责，执行进退失据。建议：(1)细化目标，明确碳减排和达峰的路径，营造稳定的长期政策预期。(2)加强信息披露，做到透明公开。(3)加强执法考核，做到公平执法。(4)加强数据和统计工作，考虑各地区、各行业的特点，构建横向和纵向有可比性的统计体系。(5)优化执行路径，避免政策变化带来波动。(6)加强对“双碳”工作的金融支持。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聂庆平认为，《决议》强调的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全面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化解经济金融领域风险等原则，是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指南。资本市场在金融运行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要全面深化注册制改革，这是解决资本市场的供求关系、使市场真正发挥资源配置作用的关键。要不断完善资本市场的法律制度，完善独立董事制度、上市公司诚信责任制度、保荐人责任制度等。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保护中小股东利益，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扭转当前在高市盈率条件下资本拥有极大套利空间的局面。

中信保诚人寿总经理特别助理刘育梅认为，要以党的领导引领金融行业高质量发展。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至上，严守职业底线，不忘金融为实体服务的初心，是确保金融行业在开拓创新当中不走歪路的基本原则。要践行为人民服务，不断增强金融行业的职业道德教育，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利益，严防各种金融欺诈行为，需要加强制度建设和法治完善。通过开拓创新，深化改革，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避免陷入金融的自循环。

（编辑 尚鸣）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指出：“全党要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从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践行初心使命，在新时代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不断变化的人类社会要获得更快发展实现更大进步，须臾离不开人类调动和激发自身的“革命”“改革”因素，“能动”地破除陈旧思维的束缚，打破僵化体制的羁绊，主动地顺应客观规律的必然要求和时代发展的浩荡潮流。正确党史观是用唯物史观科学认识党史、准确把握党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的立场观点方法，为学习和理解党的百年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提供了重要思想方法。

     百年党史展现了唯物史观的强大生命力

《决议》指出，“党的百年奋斗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强大生命力” 。

中共百年党史表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领导人民自力更生、发奋图强，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正反两方面经验与教训，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特别是习近平同志对关系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走出了一条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开辟和成功实践证明，唯物史观不仅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思想指南，而且是中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重要思想方法。

 坚决抵制资本主义反唯物史观思潮

《决议》指出，“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党毫不动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决排除各种干扰，从容应对关系我国改革发展稳定全局的一系列风险考验”。

19世纪下半叶以来，一方面世界各国工人阶级运动的蓬勃发展、社会主义革命的陆续暴发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确立；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的社会危机日益加深，但许多西方政客和学者坚持单向一维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无视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矛盾日益激化的客观事实，回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加剧的贫富差距、阶级对立、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等社会、经济、政治方面的突出问题，大肆鼓噪资本主义制度无可替代的神话与不可战胜的赞歌，极力为西式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观张目。特别是20世纪80、90年代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而资本主义呈现上升之时，这种理论狂妄和思想猖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彻底地显现出对唯物史观的漠视和排斥。反对和贬抑唯物史观成为资产阶级政治家和思想家全部社会理论、政治哲学和历史观的逻辑基础，他们的思想观念中弥漫着西方意识形态的雾霾和普世价值的烟尘，通过西方国家宣传机器的宣扬和推介，成为后来某些国家工人运动和政治体制“向右转”的外在诱因。正如革命导师列宁所说，这些思想“好像密那发从丘比特脑袋里钻出来一样，原原本本或者改头换面地从资产阶级的报刊搬到社会主义的报刊，尽管一生下来就非常完备，但也深深地打上反唯物辩证法的烙印”。

唯物史观是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法宝

《决议》指出，“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真理”。具有批判作用和革命功能的唯物史观，始终是中国共产党所秉持的思想方法论。

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发展大势，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唯物辩证法的活的灵魂，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从本国国情实际出发，科学认识和正确处理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性胜利。

自1978年改革开放4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坚持以矛盾分析为核心的唯物辩证法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唯物史观，廓清困扰和束缚实践发展的思想迷雾，将破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作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主要依据和重要目的，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业绩和史所罕见的成就，这再度引发了当代西方政客和学者的极度恐慌和深切畏惧。2018年1月，时任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说：“中国对美国企业和经济都构成威胁，中情局的作用就是确保我们的决策者了解中国的挑战，以便他们做出选择反击威胁。”2018年4月，美国财政部国际事务办公室助理希思·塔博特向彭博社确认，为了减少给国家安全造成相当负面的后果，美国考虑动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禁止中国企业投资半导体和5G无线通信等行业。由此不难看出，违背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无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的历史性伟大成就，已经成为彼时美国政经学三界人士的根本立场，其最终目的就是阻止中国发展和遏制中国崛起。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引领伟大实践

《决议》指出，“一百年来，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用博大胸怀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理论引领伟大实践”。

曾几何时，东欧多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前苏联共产党，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这一重要思想武器，对党的历史采取虚无主义态度，对本国社会的基本矛盾视而不见，对本国政治经济的内在困境充耳不闻，脱离国情党情改革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最终丧失了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西方政客和理论精英们为此迫不及待地宣布社会主义即将整体败亡，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将逐步普及全球。前有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撰写专著《大失败》，浓墨重彩地描绘“后共产主义”时代的光明前景；后有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发表《历史的终结》一文，直截了当地宣布西方自由主义已经不战而胜，由此引发了一场西方政治家和理论家们大肆进行资本主义制度吹嘘和意识形态炫耀。一些西方政治家和思想家曾推断，20世纪后半叶是社会主义走向衰落的历史阶段，进入21世纪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将不复存在，布热津斯基曾非常自信地预言：“共产主义将不可逆转地在历史上衰亡，它的实践与信条将不再与人类状况有任何关系。”这些论调都有意漠视了一个最基本的客观事实，社会主义制度正是在20世纪人类历史进程中确立下来并且为中国共产党所接受的，它绝非个别人主观意愿的产物，更不是历史的偶然性结果，其根基深植于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之中。

当年支撑布热津斯基和福山等人观点的主要现实依据，是20世纪60、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发展相对稳定的个案和特例。那段时间西方资产阶级利用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政治统治和经济管控，使得资本主义在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上取得了重大进步。然而，把资本主义制度在某一历史阶段的相对稳定加以绝对化、神圣化和理想化，证明不了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摆脱和超越了与生俱来的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化在资源配置效率上的不协调。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扼杀和欺凌，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贫富两极分化和其他种种带有根本性质的社会病灶表明，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已不能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保护神，科技发展只是事物的表象，而科技发展的内在动力和社会后果才是事物的本质。

在唯物史观看来，科学技术是历史进步的有力杠杆和动力源泉，作为第一生产力，科技进步归根结底推动着原有生产关系的调整与完善，继之而来的则是新的科技革命引发的更广泛的社会变革。

树立正确党史观 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决议》要求全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当前，我国正处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交汇阶段，正处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面对来自国内国外的种种挑战和诸多压力，面对前进道路上不断出现的矛盾和风险，党员干部要更加充分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这一强大思想武器，牢固树立正确的党史观，深入系统地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切实掌握和自如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努力把唯物史观的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新时代党的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同时，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还要善于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审视新问题、思考新问题、解决新问题，以实践创新推动理论创新，不断充实、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科学把握和正确处理好新思想与新时代、中国特色与世界意义、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历史方位与矛盾转化、伟大梦想与伟大事业、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与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方面的辩证关系，更加坚定、自觉地践行初心使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确保我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进程不偏离航道、不迷失方向。

（编辑  宋斌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