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中美贸易战爆发以来，“卡脖子”问题在中国日趋凸显。电子制造是全球化的代表性的产业，分工最为彻底，由此衍生的“卡脖子”现象更普遍。在什么样的跨国产业结构下，会出现利用这一结构来对一国进行施压（所谓卡脖子）？什么样的国家会出现“被卡脖子”？我们从全球化分工最彻底的电子制造产业（含半导体的各领域、各环节、以液晶面板为代表的平板显示产业、各种电子元件生产企业、上游装备企业及材料企业、消费电子代工产业以及早年相关联的无线电、仪器仪表、家电产业）的全球发展演变历史进行分析。核心要害是：国家和地区选择何种进入产业链的方式，为什么在某些时期形成了何种均衡（尤其是上下游不同环节的分工），什么样的企业商业策略和政府的政策是能够成功的，什么情况下则会失败或从曾经的成功中跌落。

 

世界上电子产业发展的几类模式

 

美国的早期模式，以美国为主要原型

这一模式是在当时工业革命下应运而生的将各种发明实现产业化。主要驱动电子产业的需求包括：工业革命后的社会统计、电力-发电-电灯产业(欧洲乃至大部分美国的公司)、电报电话、航空驱动的无线电需求、好莱坞影视需求、科学测量、石油勘探需求等。

代表性公司如美国通用电气、西屋电气、AT&T-西部电气(Western Electric)、IBM、飞科(Phico)、摩托罗拉公司，以及在产业发展史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美国无线电公司(RCA)。大部分公司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诞生。发电、电机、电话、电报及后来的无线电，在早期是不分家的，从业者经常横跨上述领域。20年代产生了电子管(真空管)这一时代性的里程碑产品。50年代中期发现了半导体，1957年出现了仙童半导体，1968年其创立者之一诺伊斯离开仙童再造英特尔。

这些企业都属于美英早期模式。这些产品通常来自发明家(有的是科学家-工程师)，绝大部分都在美国国内生产。1965年之后，飞科等家电(电视)公司把最后的组装程序外包到中国台湾、韩国。

创立这样的企业、产业，高度依赖于企业家的出现。美国在这方面十分典型，比如通用电气的爱迪生、AT&T-西部电气的贝尔、IBM的沃森、摩托罗拉的加尔文、惠普的休伊特和帕卡德等。其中一位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RCA的萨洛夫(Sarnoff)。他在美国和日本两国的早期电子产业中发挥了重要角色。他创办了美国无线电公司(RCA)，通过销售收音机取得成功；1926年又建立了全国广播公司(NBC)。RCA从创办到60年代，是美国电子类技术科研的中心，萨洛夫中心支持了大量未知领域的探索。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大批研究人员到萨洛夫中心考察，RCA当时同意以授权的方式把自己的发明“卖给日本人”，由此奠定了日本战后电子产业的基础。值得一提的是，在20世纪初技术型企业家的作用日趋凸显的过程中，全球人才的归附引人瞩目。从一战前后到二战前后，欧洲大陆大量科技人才赴美，英国人才也倾向到美国创业，美国长期享有最丰富的技术型创业人才，并且放手让其自由成长，加上二战后军方对科技产品的采购和支持，国家因此获得层出不穷的创新成果。

这一时期，所有这些公司的生产链都是“完整”的，从研发、设计到制造，和造汽车没有什么区别。当然，会有一些上下游产品的分工，比如很重要的电子管，会有专门公司制造，但在工序上并没有出现企业间分工。

 

日本战后崛起时期——有效的“吸收-创新”模式

日本通产省在二战后的重工等产业的崛起中发挥过一定的作用，但更倾向于仿造性的追赶政策。在电子制造产业，是靠先锋企业中大胆的工程师及支持他的企业家（或企业家兼工程师）采取承担风险的动作而成就的，往往是结合自身发现的科学现象和在美欧考察过程中发现的对方先走一步的成就，采取谋求授权的方式来启动事业。21世纪日本在消费电子终端品牌上败北于美国、韩国和中国后，仍然以上游电子元件、装备的形态继续保持全球优势。日本民族在传统“工匠精神”影响下，善于做长时间的精细化琢磨，从而将一批电子科技产业化，融入生活，进而大规模的降低成本，成为畅销世界的产品。

最具代表性的案例包括：夏普(早川电气)的佐佐木正（“火箭”博士）主导了电子计算器的开发；诹访精工的诸角信二主导了石英表、电子表的开发；三洋的桑野由纪主持了非晶体硅电池的开发（应用于电子表、计算器等消费电子产品）；索尼的岩间和夫全面支持CMOS感光芯片的开发（用于摄像机和电子照相机）。此外还有佳能、雅马哈、星电、斯坦利电气、日亚化学等公司，开发了CD唱片、硅片级音乐合成器、激光打印机、LED等产品。诹访精工（Suwa Seiko）是精工集团(Seiko)分公司，它代表了日本二战后最具代表性的创新精神，代表了20世纪90年代产业化的液晶面板产业——日本能够实现整条上下游产业链（尤其是装备和化学材料）的分工布局。2019年日韩间爆发贸易战，日本可以轻而易举地用少量关键原材料让韩国的重量级产业遭到重创。这就是“卡脖子”的经典模型。

虽然日本这批企业的很多技术得到RCA等美英源头授权，但这些技术并没有直接用于产业化，而是在开发的早期就被慧眼识珠的日本企业研究人员请求授权，所以美英得到的授权费并不高。其实，核心并不是简单地把别人的某个成果搬过来，琢磨怎么降低成本（这曾经被人误以为是日本模式），而是敢于冒风险去解决复杂的技术问题，把美欧已经放弃的技术做成产业。就是说，日本的电子产业成果主要是非权势企业，即二战后在主银行体系之外或边缘性的企业为主力做出来的。这些企业构成了日本中坚企业的主体，其中有些企业如发那科(富士通的干部衍生出来的分支)等则进一步成长为全球性大型企业，在装备、元件、材料等领域获得垄断性地位。

另一方面，在20世纪90年代液晶面板产业发展过程中，日本在其中是“带头群体”，因此出现了对美国企业的“再带动”，其代表是美国应用材料和康宁玻璃。即一批以日本主导的平板显示产业带动的伙伴企业，专做零配件。因此，即便日本终端品牌出现衰落，苹果等终端名牌整机企业盛行，但日本平板显示仍然可以服务于美国终端产品，上游仍然有美国企业，形成“美-日-美”的互相交错的格局。这是天然不会发生“卡脖子”的技术战。日本在产业发展中的历程可圈可点，但当事人并非料事如神，所有的探索都是在不确定性中进行。创新是面向未知的，只有去试才有收获，而且市场机会往往来自出乎意料的地方。

日本通产省着手在大企业中间组织协调，为主流趋势产业的大规模投资及大企业相互之间协调。比如20世纪70年代后期，对半导体内存领域的投资。到80年代初，在日本早期的先锋企业的成就和通过日本通产省协调的主力综合电机企业，对内存等重点领域的成功布局，使日本电子产业进入巅峰时期。此时爆发了美日贸易战，其中半导体是重要战场。贸易战主要集中在市场开放问题（日本自愿约束出口，市场向美国开放），没有出现所谓“科技战”现象——即利用上游的卡脖子环节让另一国下游产业瘫痪。这不仅是政治同盟问题，而且与日本企业在产业中具有核心位置有关。比如，索尼20世纪70-80年代领头的CMOS感光芯片，其影响力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智能手机时代——因为不论镜头出身的企业如何演化发展，加各种修饰性的镜头，其核心还是主摄像头，而用什么样的主摄像头取决于CMOS感光芯片的大小。因此，如今在中国地位已经很高的舜宇、欧菲等企业在摄像头模组仍然受制于掌握了CMOS感光芯片的企业，尤其是日本企业。

日本模式后来盛景不再，与走错发展路径（点错科技树）有关。而这些发展路径，带有比较浓重的通产省色彩。同时，20世纪80年代电子产业开始加速复杂化——随后的全球化适应了这种复杂化并进行全球性分工，而日本企业未能及时调整，更多是一种大企业（综合电机企业）间的横向合作，1986-1990年，地产-股市泡沫的捧杀使得日本错过了先机，让韩国、中国台湾配合美国的市场需求赶了上来。

日本20世纪50-70年代模式乃至90年代液晶产业的形成对中国有极大的启迪。中国是大国，日本也是和美国正面贸易冲突的历史当事国，但日本即便在泡沫破灭后仍然在世界产业链中具有核心的位置，而且其中的核心支撑是一些理工类出身的企业家、工程师，符合“创新出现于（政治地位意义上的）边缘地带”的规律。

 

韩国、中国台湾模式——全球化模式中纵向分工模式的创造者

韩国、中国台湾的共同特点是，都是在所谓强人（政治强人、产业强人、产业官僚）的支持下，以本地企业为主，抓住全球化分工的机会，切入一个环节成长起来。这个环节，最开始是简单劳动密集部门，后来集中资源切入资本投入较重的环节。这两个地方都是人口不多的中小经济体，故而都有动机结合邻近的人口大国——中国大陆(最新是越南、印度)进行海外扩张。但它们是有自己的本土品牌的。它们先是搞了世界最早的出口加工区，但很快发现这种模式的缺陷，美日企业并不会传授技术，因此他们都得出结论：要有自己的产业。

产业早期积累的基础。在出口产业发展之前，主要来自鼓励本地消费的粮油加工、化肥、重工等领域及面向出口的纺织加工领域，由此发展出一些有一定资本的早期企业。这些企业在后来的电子产业发展中扮演不同角色，韩国企业演变成财阀，自己干电子产业；台湾地区有两种企业，一种是当投资人，投资留美归台人员创办的企业（通常技术含量较高），一种是自己亲手干，常见于台湾本地人出身的企业家，通常做偏劳动密集型加工的部件产品。

人才基础。韩台两地均有时代赋予的优势：美国一些技术创新的核心人物对韩国有所偏爱，如硅谷之父、斯坦福工业园创立者弗雷德·特曼对韩国尤其照顾，应朴正熙邀请策划建立韩国科学研究院(KAIST，1966)，韩国随后吸引了大量留美技术人才。台湾则有大批早年大陆留美人才，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半导体与计算机大潮萌动时就崭露头角，后来更有大批新一代年轻人留美攻读理工科，这些人都为70年代中后期启动工研院及衍生机构提供了人才基础。

韩台抓住机会。首先是电子产业的前身——以收音机、电视为代表，韩台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就开始做。这与同时期的轻工业纺织鞋服、玩具是一样的。这一产业模式到20世纪80年代收敛到印刷电路板、配件(如注塑按钮、键盘等等)、电子代工组装等领域——其最大的成果就是富士康。

韩台是世界最早的大规模垂直分工中的加工环节承担者。韩国的财阀如三星的品牌形象是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逐渐建立的，到21世纪才真正巩固，而台湾则长期不存在知名品牌。是否能出现上下游垂直分工，这在产业与产业之间是不同的。有的产业如电子产品，“成品较小且结构不特别复杂”就容易抽取出加工环节，有的产业比如汽车产业则不太容易。所以日后韩国做了汽车产业（上下游就比较完整），而台湾则没有做成汽车产业。

第二个机会，是内存DRAM、半导体代工、CMOS（试图跟随日本）等泛半导体领域为先行，液晶面板显示为略晚但并行发展的重资本投资、高技术密集型产业。

从1983年起，韩国三星启动进入半导体内存制造领域——这是一种追赶模型，因为当时日本综合电机企业刚刚逼迫英特尔彻底离开内存领域，正处于巅峰状态。三星在1987年收获成果，90年代初站稳脚跟，之后形成资源集中到顶级财阀手中的模式。

台湾则从1976年起在工研院电子所引进RCA的二手7微米生产线，1978年剥离建立第一家企业联华电子(台联电)，1986年工研院院长张忠谋筹资建立台积电(第一大出资人是荷兰飞利浦[1])，在90年代

 

早中期奠定半导体制造代工模式。由此衍生出一众半导体企业，进入CMOS等多领域，与当时兴盛的电脑代工组装(韩台第一种模式)共振，并促成半导体设计业繁荣催生联发科。与韩国相比，中国台湾在重型投资领域的长跑中落入下风，更多的是层出不穷的创业，不断抓住散落机会，成为服务美国体系的“繁星”式配套企业。

 

韩国实施的战略路线：走多线竞争的道路

不同财阀之间的竞争、以及财阀内部多个团队竞争（至少两个）；同时大胆押注，采取滚动投资（即某个技术水平的产品还在研发中，就提前开始建造下一代产品的基础设施），到20世纪90年代，由三星带头，逐渐形成所谓“逆向投资法”——越不景气越扩大投资。

 

中国台湾实施的战略路线：把研究院改造为孵化机构

台湾把工研院改造为孵化机构，分离出去的企业偏重于产品开发，基本上是一个成果剥离出一个企业。台湾大部分企业（除了台积电这个主干）的布局相对短促，除非在某个领域做到极大（如大立光）。

21世纪之后，台湾企业发生的很多交易属于财阀之间各家的买卖重组。台湾企业分三类代表：一类是以富士康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代工企业，一类是以台积电为代表的重资产、高度复杂、技术密集性的半导体代工业（半导体制造环节员工多，一般是中高学历人员），第三类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有一定科技含量（创业者为技术人员），但又要依托较多劳动力，因此通常在大陆设厂的各电子部件产业。

当代电子业三大部件：各类半导体、显示面板（液晶或OLED）、电路板（这也是智能手机中前三类价值最高的零部件），都成为韩国、中国台湾支配或参与（至少参与代工生产）的部分。其中前两者是重资产、高科技密度型，主要为若干知名韩台企业把持(直到近8年崛起于中国大陆的京东方)。第三者为有一定技术含量同时兼劳动较密集型的产业，为一些不太知名的大中型企业所把持，且和临近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相互关联。例如近十年借助智能手机稳步成为世界最大印刷电路板企业的臻鼎（鹏鼎），便是富士康体系衍生出来的公司。

                              （编辑  季节）

 

纵观历史，每一次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及军事变革的耦合与互动，都深刻影响乃至重塑了全球竞争格局。无论是蒸汽机时代的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抑或电气化、信息化时代的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其背后蕴含的逻辑是一致的。即谁能够敏锐地捕捉到前沿科技发展所标示的战略机遇，主动创新、顺势而为，谁就能够在新一轮变革中抢占先机、赢得主动。

当前，面对科技智能化、社会智能化及军事智能化的滚滚浪潮，围绕人工智能领域而展开的全球竞逐已然展开。各国政府、企业、社会及军事机构等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前瞻布局、科研攻关及推动应用落地。在这场事关战略主导权的科技、产业及军事全方位竞逐中，中美两国都具备各自的基础和优势，不同的国情也决定了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路径不会相同。如何在智能化浪潮的“世界型”中闯出“中国式”，把这场人类历史上新科技革命的战略机遇抓好、抓实，考验着我们的战略认识、产业基础及谋划能力。

 

人工智能发展的三个阶段

 

自1956年美国达特摩斯会议十个年轻科学家首次提出“人工智能”概念开始算起，60余年来，人工智能发展大致经历了三大阶段。

1956-1976年是第一个阶段，当时的人工智能主要是基于逻辑符号的推理证明。科学家们开发的主要技术和工具有逻辑运算、演绎推理及一些如Lisp、Prolog的编程语言。当时的科学界对人工智能的探索充满乐观的激情。比如科学家西蒙和纽厄尔在1958年就提出，十年内计算机将成为国际象棋冠军，人工智能将发现和证明有意义的数学定理，甚至将能谱写优美的乐曲等。但实际上，计算机“深蓝”击败人类象棋冠军发生在1997年，而不是在1968年之前。可见，这些科学家当时提出的预言更多的是一种对未来乐观预期。1973年，英国著名应用数学家詹姆斯·莱特希尔在评估报告和电视节目中两度用“海市蜃楼”来表达对人工智能前景的悲观判断。在他的报告结论中，虽然支持人工智能研究自动化和计算机模拟神经和心理过程，但对机器人和自然语言处理等子领域的基础研究提出了严重质疑。由于这个评估报告是詹姆斯·莱特希尔受当时英国科学研究委员会（SRC）的委托所做，以致后来在1973-1974年期间，英国和美国政府都大幅度削减了有关人工智能研究的经费。大家认识到，在人工智能理论与方法都不完备的初期，以攻克认知为目标显然是不切实际的。这就使人工智能发展第一次进入冬天。

1976年到2006年是人工智能发展的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的人工智能重点是发展基于人工规则的专家系统。以日本第五代计算机为代表的大规模逻辑推理，以斯坦福大学为代表的知识图谱建设，是这一阶段人工智能发展的典型。从1982年开始，日本通产省开始主持第五代计算机的研制工作，目标是要构建一个具有1000个处理单元的并行推理机，推理速度将提高1000倍，连接10亿信息组的数据库和知识库，并具备听说能力。然而，日本第五代计算机的研发到1992年便草草收场了，花费了约850亿美元。斯坦福大学从1984年开始通过专家来建设知识百科全书。截止2015年11月，这个知识百科全书已经包括23万多个概念、实体和200多万个三元组。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网络搜索引擎的崛起，互联网和大数据的威力开始显现出来，百科全书也开始链接外部的知识库（The CIA World Factbook等），但仍然无法挽回人工智能发展的颓势。在这个阶段人工智能发展得到的教训是，知识不能靠专家手工表达，这个系统必须能够自主学习，这样才不至于挂一漏万。

2006年至今是人工智能发展的第三个阶段，目前主要是发展基于大数据驱动的人工智能。2006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科学家辛顿在《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利用大数据神经网络降低数据维度的方法，加快了机器学习和训练的速度。之后，蒙特利尔大学的班久、纽约大学的莱昆也发表论文，分别从算法角度和稀疏表达方式，提高了机器学习的效率。这三位科学家在2019年3月27日共同获得了图灵奖。2016年被称为是这一轮人工智能发展的“元年”，这一年会下围棋的“阿尔法狗”出现，并战胜了人类围棋冠军。同年出现的另一个重要事件，是美国空军的智能空战系统打败了人类飞行员，当然这是在一个约束条件（特定任务场景）下完成的任务。从2006年科学家提出神经网络，到今天在各个领域广泛应用的基于大数据的深度学习，这一轮人工智能的发展主要由大数据、算法及算力共同发力，由科学家奠定理论、引领方向，产业界与学术界深度合作，融资机构介入，开放开源的创新架构。这些都使得人工智能发展呈现出崭新的特征。

从计算智能、感知智能到认知智能，这是目前公认的人工智能发展的趋势和方向。就目前阶段来看，得益于算法的优化、算力的提升，以及计算机硬件水平的提高，计算智能已经发展得非常充分，感知智能也日益成熟，认知智能也在持续突破。尤其是随着芯片技术的不断攻关成功，未来认知智能发展的前景非常广阔。

 

美国人工智能发展的相关部署

 

一个国家尤其是大国，对战略前沿技术及相关产业的发展趋势研判必须非常敏锐，这种敏锐性体现的战略远见往往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国运走势。

1944年11月17日，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胜券在握的时刻，美国总统罗斯福出于对如何尽快而有效地把战时的成功经验移用于和平环境的战略设想，给科学研究与发展局局长万尼瓦尔·布什写了一封信。信中，罗斯福提出了四个问题，希望布什能组织有关专家进行磋商并尽快回答。倘若我们将其与日后美苏长达几十年的冷战对抗，以及最终以苏联解体为终结的历史进程相联系，难免会感慨美国极富前瞻性的战略研究以及万尼瓦尔·布什在应对这些问题时所表现出的深谋远虑。万尼瓦尔·布什向罗斯福总统递交了一份题为《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的战略咨询报告，认为“无论是和平环境还是战争环境，科学仅仅作为整个队伍中的一员在国民福利事业中起作用。但是如果没有科学的进步，那么，其他方面再多的成就也不能保证我们作为现代世界上的一个国家的兴旺、繁荣和安全”。战后半个多世纪的实践表明，美国全球霸权的确立、维系和扩张，正是得益于科学技术这个事关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决定性因素，这个大国崛起的有力杠杆。因此，对于万尼瓦尔·布什的贡献，G·帕斯卡尔·扎卡里在《没有止境的前沿——万尼瓦尔·布什传》一书中曾感慨道：有人把20世纪称为“美国世纪”，而万尼瓦尔·布什就是“美国世纪的工程师”。

当前，面对智能化的浪潮，中美两国都高度重视，从战略规划、科学研究、人才支撑、学科建设、项目落地、产业统筹等方面，相继提出了一系列详细的发展规划方案。

美国联邦政府于2013年、2016年及2019年连续规划出台助推人工智能发展的文件。2016年5月份，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在其直属的美国国家科学与技术委员会（NSTC）之下，设立了机器学习与人工智能分委会(MLAI）。同年10月，《美国人工智能研究和发展战略规划》发布，其中针对人工智能研发提出了七个战略规划：其一，对人工智能研发进行长期投资；其二，开发人机协作的有效方法；其三，理解和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其四，确保人工智能系统的安全性；其五，开发人工智能共享公共数据集和测试环境平台；其六，建立标准和基准评估人工智能技术；其七，更好地把握国家人工智能研发人才需求。美国联邦政府在规划、扶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上，可谓起点高、筹划早、措施多。

除了整体规划之外，在防务安全与军事作战领域，美国也进行了积极部署。2017年7月12日，美国发布《人工智能与国家安全》报告，认为随着未来科技的持续进步，人工智能将像核武器、飞机、计算机和生物技术一样，日益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变革性技术。报告提出了针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国家安全政策目标：其一，保持美国技术领先地位；其二，支持和平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其三，灾难性风险管理。围绕这三项国家安全政策目标，报告提出了11条具体发展建议。2019年2月，美国陆军研究实验室在《改变2050年陆战游戏规则的潜在科学技术》中开列出一系列前沿技术，尤其是在自主无人、激光通信等新兴技术领域，不断取得新突破。除此之外，由前国防部副部长沃克主导成立的防务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也不断发布有关人工智能与军事应用的报告，对算法战、认知中心战等持续关注。还有美国国防部建设的联合人工智能中心(JAIC），该中心于2018年6月由美国国防部发布备忘录成立，旨在加速国防部大规模采用和整合人工智能技术的进程。着眼管理未来国防科研的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也一直在规划部署人工智能科学研究项目及相关武器装备项目，尤其是类脑芯片、算法战、无人机蜂群战等领域的相关项目，助推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落地。

 

中美人工智能的竞争与发展

 

近年来，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积极部署、统筹规划，力图在战略前沿技术领域占据主动、赢得未来。按照武汉大学公布的人工智能报告，目前中美人工智能领域竞逐的态势如下：

其一，在人才领域，美国的人才总量比较大，人才的结构相对优于我们。我们在人工智能领域发表的科研论文比较多，但层次要比美国低一点。由于近几年陆续有海归人才回国，在人才方面我们未来的发展态势比较好。

    其二，作为竞争主体，中美企业之间的较量十分激烈。美国拥有一批人工智能相关领域的顶尖公司：下围棋的人工智能系统就是谷歌公司的下属子公司开发的；微软公司主要专注于语音识别和图象识别；“真北”芯片、类脑芯片等都是IBM公司致力于突破的领域；脸书公司偏重于计算机识别、用户心理感觉分析等基础研究领域，并且与美国国防部有深度合作；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做军用无人作战飞机、军用机器人等。我国的人工智能企业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百度、腾讯、科大讯飞等一批知名企业在人工智能领域取得了相应突破。

    其三，人工智能各分支领域发展的比较。据《全球最值得关注的100家人工智能公司》报告显示，中国有27家公司上榜，主要分布在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机器视觉、芯片硬件、机器智能、医疗、金融、智能制造、机器学习、垂直应用等领域。在这些领域，目前还是美国公司居多数，处于前沿地位，中国企业数量相对比较少。

总体而言，在人工智能领域美国具有先发优势，中国起步要晚一些。按照武汉大学的统计，美国最早的人工智能企业成立于1991年，我国是在1996年，而且我国34.5%的人工智能企业是在2005年以后成立的。因此，目前美国在该领域还是有一定优势。在人工智能科技竞争的态势下，中美在科研领域也有一定的合作。此外，数据也显示，2012年前中国的人工智能创业公司多于美国，但之后美国不仅超过了中国，而且大幅增长，后劲更足一些。在融资水平方面，中美几乎持平，2017年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的融资量首次超过了美国，位列全球第一。因此，美国对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态势非常警惕，遏制中国发展的态势也非常明显。2019年2月11日，特朗普就曾经签署人工智能倡议，明确提出要从人才追赶、限制投资、提高监管、人才制度等方面，对中国进行遏制。

着眼未来，我国在人工智能发展方面仍然具有一定优势。这包括对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视、丰富的技术应用场景、完善的创新生态链、企业数量的规模优势，以及我国在发展人工智能方面的人才优势。当前，我国在原创算法、高端芯片、高精度传感器及其他关键部件等方面还有一些薄弱环节，也还没有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人工智能开源的开放平台。此外，要打通硬件系统产业链，主导人工创新的生态，也还有许多提升的空间。未来中美两国人工智能的发展，依然将是合作与竞争相互交织，在战略前沿技术领域的竞逐会更加激烈。

有深刻的认识，才有精准的行动。相关认识透彻了，才能在实践中规避盲动。当今世界，科技创新与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密切相关。综观人类历史上曾发生的五次科技革命（其中两次科学革命，三次技术革命），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科技创新能力决定着大国博弈的成败，也关系着大国军队的生死荣辱。在“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军事革命”这一完整链条上，原点的迟钝与错失，直接影响着世界舞台上竞争者的不同命运。适者兴、违者衰，主动者赢、被动者败，毫无例外。近代我国也曾错失过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和军事变革的良机。如今，从信息化向智能化变革的浪潮正风起云涌，面对新的“变革浪潮”“机遇风暴”，我们能否站立潮头，主动创新，顺势而为？对此，我们必须要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创新意识，敏锐研判世界科技创新的发展大势，紧紧抓住和利用好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军事革命的机遇。通过创新发展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战略前沿技术，成为新竞赛规则的重要制定者、新竞赛领域的重要主导者、新竞赛范式的重要引领者，制胜未来而不是尾随未来。

                        （编辑  杨利红）

 

我们现供职于驻在黎巴嫩的某国际组织。这个国际组织，既是驻在国黎巴嫩疫情防控的参与者，其自身也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实施具体防控措施。由于来自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工作人员居多，欧洲式思维方式成为该组织防控疫情的主导思路。临近庚子2020年新春思乡情切，我们一行三人加入了跨国返乡的春运行列，春节后又因任务需要辗转回到黎巴嫩。往返海内外，穿越万里，亲历中外霄壤有别的抗疫氛围，感慨万千。

 

全球化的世界，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打开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有关新冠病毒疫情的网站，熟悉的世界地图上，是一片连着一片的红。2019年年底爆发的新冠病毒，短短时间内几乎已攻陷全世界。从网络上流传的病毒国别传播动态图，可以清晰看出疫情大流行加速的趋势。

在这场百年罕见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里，我们就像洄游的鱼，无法预知前路风险，无法想象会面对怎样的明天。

1月17日，农历腊月二十三，满怀即将回家的喜悦，从贝鲁特出发，经伊斯坦布尔中转，返回各自家乡过春节；

1月23日，农历腊月二十九，除夕前夜突闻惊雷，武汉因新冠肺炎疫情封城，我们猝不及防地卷入到这场战“疫”之中；

1月27日，农历正月初三，担心疫情加剧，各自临时更改计划，举家匆匆返回常住城市；

2月9日，农历正月十六，是我们从家乡返回常住城市后居家隔离的第十四天，原计划返回黎巴嫩的航班取消，归期难定；

2月21日，农历正月二十八，在担心和不舍中别离远行，经莫斯科中转返回贝鲁特。此时，国内累计确诊病例7.46万例，① 伊朗18例，意大利6例，美国15例，我们所在的黎巴嫩确诊第1例。

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当天各国累计确诊12.57万例，其中，中国8.09万例，伊朗9000例，意大利1.25万例，美国1100例，黎巴嫩61例。

此后，全球疫情呈现中国国内逐步控制、管控有序，国外多点爆发、加快流行的态势。截至4月25日，全球确诊279.09万例，其中美国89.05万例、西班牙21.97万例、意大利19.29万例，黎巴嫩696例，共有185个国家出现疫情。

 

“人权”与“自由”，承受不了生命之重

 

疫情在武汉爆发之初，国际舆论对我国采取的“封城”等应对措施多有非议。《纽约时报》评论称，“封城”几乎肯定会导致“侵犯自由”；《卫报》称，中国应对新冠肺炎的严厉措施，“可能会让事情更糟糕”；半岛电视台报道，中国的疫情应对“加剧了人权侵犯”。我所在办公室的黎巴嫩同事哈桑捧着浏览新闻的手机说，“人权这个东西，在你们中国，没有”。对这些质疑，国内媒体给予了正面回答。“生命权是最关键人权”得到国人的高度认同，也赢得了一些国外媒体的尊重。“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指出，中国是从对人权的真正理解入手的，在致命的流行病中，关键的人权是“活着”。

然而，当病毒开始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肆虐的时候，国内一些自媒体纷纷惊呼，为什么欧洲人这么“不怕死”？一时间，国人对欧洲人不愿带口罩的行为，对某些国家的“群体免疫”言论不寒而栗。他们真的是为了所谓的“自由”，连生命都可以舍弃吗？

 诚然，中外文化特别是东西方文化，对“生命”和“自由”的解读存在一定差异。西方文化深受宗教影响，可以通过祈祷礼拜忏悔等方式，在面对死亡的时候，谋得安慰勖勉。而中国文化更讲求“未知生，焉知死”，其中饱含对生命的敬畏。西方人追求自由还体现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对我们的欧洲同事而言，咖啡、派对、酒会，是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不会因未知的风险而轻易放弃自由呼吸、享受阳光的权利；而中国人在面对可能的危险时，往往更易于让渡部分个人自由，以成就社会整体安全。

疫情之下，绝大多数国人并未觉得自由受到管控措施的侵害，而是有一种被保护的安全感。国外媒体的报道普遍以偏概全、以点代面，有些甚至是诋毁污蔑。而西方人同样也没有“为了自由不顾生死”的主观意愿。以自由为名漠视生命，只是在舆论、认知、习惯牵引下的表象。从舆论角度看，疫情初期国际主流媒体对各国特别是中国抗击疫情的经验没有充分报道；从认知角度看，一些专家机构和政府官员的混乱引导和片面解读导致国外大众对新冠病毒的认识存在较大误区。我们身边的欧洲同事相信戴手套比戴口罩更有效；从大众习惯角度看，为了某种疾病而改变生活方式，是一个不情愿的甚至是痛苦的过程。

事实扭转了错误认知，教训改变了不合时宜的习惯。随着疫情在国外快速爆发，西方国家出现高感染率、高死亡率和医疗资源挤兑，原本对疫情不以为然的人们终于明白，在死亡的威胁面前，无论国籍、种族、阶层、贫富，所有人都是渺小和脆弱的。全球同此凉热，世界命运与共。

 

疫情如大考，依靠集体是最优策略

 

突如其来的疫情颠覆了日常的生活，无疑是令人沮丧的，心理历程也随疫情发展而跌宕起伏。特别是在国外期间，远离集体，安全感逐渐减少。而在国内，置身集体中总有一种被保护感。我国依靠制度优势取得的抗疫成就告诉世界，谁能学好中国经验、善用集体力量，谁就能更好地控制疫情。

我们曾与身边的欧洲同事多次探讨。对他们来说，“小政府大社会”的观念根深蒂固。政府的作用是有限的，能够出台提倡保持社交距离、控制人员流动、取消大规模聚集等政策，就已经尽到了政府本分；抓落实主要在个人，不遵守政府倡议的个人行为，其风险应该由个人自行承担。这种模式在平时可能是行之有效的，但面对高传染性和致命性的疫情，“各人对自己行为负责”的最大问题在于：个人对风险的不可控性并不自知，但疫病却总能借由那些缺少防护的个体传播开来。集体共同防疫的优势在于：每个人必须关切集体中其他人的利益，也就必然要求纠正个人的出格行为，这才能更好地防止不可控风险的发生，对这个道理，很多欧洲的同事们都能接受，他们不无感慨地说，“我们不是不想做，而是做不到；不是不想学，而是学不了；不是不想把大家都管好，而是没有像中国这样给力的集体和制度”。

我们的驻在国黎巴嫩，是一个尚未实现彻底和平，政治、经济和社会都很脆弱的中东小国，大家都非常担心疫情的发展情况可能失控。但从目前看，黎巴嫩的疫情控制较好，累计确诊人数600多例，且连续多日新增确诊控制在个位数。黎巴嫩取得的抗疫成绩，与集体的力量是分不开的。政府军严格执行国家“总动员令”，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主要宗教发挥凝聚、团结的巨大作用，各主要政党为抗疫工作提供大量资源。在我们所处的黎巴嫩南部地区，被西方广为诟病的黎巴嫩真主党，派出大量医务工作者抗击疫情，在各村镇协助布点设卡，进行体温检测和疾病筛查。这些平时矛盾重重的地方，因疫情暂时放弃分歧、团结一致，在全国构筑起防疫措施有依托、基层防控有落实的严密网络，也算是疫情带给这个战乱国家的意想不到的收获。就连之前认为中国没有人权的黎巴嫩同事哈桑也说，“欧洲国家之所以搞砸了，就是因为他们没好好学中国，而我们是照着学的，学得还不错”。

 

疫情隔离各国，也在割裂世界

 

随着各国宣布实施紧急状态和“封国”，喧嚣忙碌的世界瞬间安静下来。我们所在的国际组织暂停了工作轮换和探亲休假制度，一位半年没回家的土耳其同事在地中海边北向遥望、感叹地说，“我知道家就在那里，可边境封了，回不去呀”。

疫情隔离国与国的边界，也割裂了世界舆论。似乎世界上有着两个各说各话、互不相干的舆论场。我们在国外的工作生活中感到，外国媒体和外国人，对中国发生的事并不像我们认为的那样关注，除了身边人身边事，这些媒体主要关注的是美国的新闻和美国人的态度。乌拉圭籍同事罗瑞娜说，“我告诉我的家人这个病毒是什么样的，要怎样防护，可他们还一直认为只是普通流感”，“他们只看本国和美国的新闻，根本不相信中国的报道”。

疫情隔离了国与国的联系，也割裂了人与人的关系。一旦某国宣布“封锁”，这个国家的同事，即便他一直呆在黎巴嫩没有回过国，也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被“隔离”了。过去各国同事欢聚一堂的场合难以再现，有限的聚会也都是在本国人员之间进行，不同国别的同事之间的距离远了、心也远了。

来到黎巴嫩工作，我们都有身为中国人的荣誉感，工作中也因祖国这个坚强后盾而自信满满。疫情之前，外国同事和当地百姓对中国人是普遍认可和友好的，但在国外疫情爆发后，这种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外国同事见到我们就避而远之，原来的朋友想打招呼又退而却之，当地百姓高喊“Corona China”怒目向之。旅途中转伊斯坦布尔时，由于尚处于疫情初期，机场免税店到处是中文标识，店员都在努力招揽中国顾客、笑脸相迎；返回经过莫斯科时，国内疫情已相当紧张，所有人都对中国人如临大敌，避之不及。

 

行胜于言，中国正在赢得世界的掌声

 

在这场抗击疫情的总体战中，中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交出了满意的答卷。这是4万多名勇敢逆行的医务工作者在疫情火线拼出来的，是3万多名闻召而来的建筑工作者在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设中抢出来的，是数十万名基层工作者在防控一线守出来的，是一千多万武汉人、十四亿多中国人隔离家中熬出来的……

我们在更坚定更自信的同时，也一步步赢得了世界的认同和赞赏。意大利同事帕尼尼说，“我们开始没做好，但现在越来越好，因为你们的医疗队教会了我们中国的方法，看到你们的成功，我们也看到了希望。”加纳同事马丁说，“中国给我们非洲几乎所有国家都提供了援助，什么时候你们都不会忘记我们，中国好样的”。黎巴嫩当地雇员安东尼说：“我是基督教徒，你知道我们最近周日做礼拜时向主祈祷什么吗？我们求主保佑的是，黎巴嫩能够像中国一样控制住疫情。”

2020年4月8日零时，武汉解封。按下长达76天“暂停键”的这个中国都市，正式重启！

在这一天，我们遇到的几乎每一位外国同事，不论是欧洲人还是非洲人，不论是亚洲人还是拉美人，都向我们表示衷心祝贺。

在这一天，曾经高喊“Corona China”的当地百姓，向我们竖起了大拇指，一句“China Good”让我们倍感自豪。

在这一天，当金色的夕阳归入沉静的地中海，一年中最大最圆的超级月亮跃出海平面，暗夜不再孤寂，希望正在重回人间。

                             （编辑  宋斌斌）

 

当代中国，以数字媒体、社交媒体、智能媒体为代表的新兴媒介蓬勃发展，给社会发展带来了日趋重要的影响。思考媒介与当代传播、社会发展时，有如下几个突出特征值得关注。

全球化。全球化是当今世界最突出的特征之一，进入新时代的中国尤其如此。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封闭的中国”、“开放的中国”，如今已进入“全球化的中国”。思考当今任何社会问题、学术问题，都离不开全球化这个大背景，都需要具有全球视野。

中国在新一轮全球化进程中，无疑希望继续发挥更大作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超过30%，远高于美国。2019年《财富》杂志世界500强榜单中，中国企业的数量第一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该杂志CEO称：中国企业数量超越美国，是一次世界权力的历史性转移。但与此同时，中国国家形象与企业形象都面临着一个突出挑战：美誉度和贡献度不匹配。换言之，好事情做了很多，好名声却很少。这一点在以西方主导的国际传播格局中尤为明显。最近，比利时一所大学关闭了孔子学院，该校前副校长在写给孔子学院总部的邮件中提到，“现在新闻界似乎很流行写一些与中国有关的负面文章”。

个人化。依托自媒体、社交媒体的个人传播行为，已经与依托大众传媒的机构传播成为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的传播力量。例如，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公开与美国主流媒体抗衡，甚至称这些媒体是“人民的敌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自身就是“超级个人媒体”。特朗普的推特（twitter）粉丝量超过6000万，相比之下，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粉丝数量不过4000多万，华盛顿邮报不过1000多万，前者超过后两者之和。2019年10月的第二个星期，特朗普就发了271条推特，而在12月12日，他更是历史性地在一天内发推特115次，创下了他个人单日发推的数量纪录。

技术化。5G、算法、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已经成为影响当代媒介发展与新闻传播的核心力量。在目前的媒体行业中，机器人主播已经上岗，机器人记者也已开始写作新闻稿件，媒体机构大量招聘相应技术人员。例如，面向2020年应届毕业生，新华社公开招考的报考要求中，具有“通信技术、计算机、新媒体制作等专业优秀的毕业生英语条件可适当放宽”的内容。

武器化。这是当代传播的一个隐性特征，有国外学者也关注到此现象。当代新闻传播行为主体的多样性带来传播动机的多样性，许多行为主体的动机远远超越了“新闻初心”，即报道事实。从微观新闻传播行为的动机看，个人工具重于社会公器，速度追求重于事实核查，情绪传播重于事实传播。《纽约时报》在今年11月的一篇报道分析了特朗普上任以来在推特发布的11000条推文，其中近6000条是攻击其他人或机构的。从宏观新闻传播行为的动机看，企业间、国家间的舆论较量愈发重要，利用传播行为打击对手成为隐性的手段。在国际传播体系中，话语权的争夺日益激烈，而话语权的不足已经成为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软肋。

复杂化。这是对传播带来的社会影响进行观察得出的结论。在形象成为重要驱动力的当代社会，“颜值即正义”，传播即力量。值得关注的是，在传播力量日益彰显的同时，也充满着各种各样的悖论：

在今天的社会里，已是高度互联，虽然人们的物理距离越来越近，但心理距离却越来越远。

在今天的社会里，信息过载，人们获得的新闻越来越多，但是获得的真相越来越少。

在今天的社会里，技术发达，人们享有的便利性越来越大，但是享有的从容感越来越小。

究其原因，一方面，在算法精准推送和自主选择信息的条件下，人们获取的信息内容与倾向越来越固化。信息固化带来认识固化乃至观念极化，进而导致“再部落化”的社会分化。全球范围内社会分化现象愈演愈烈，其背后当代传播的作用是巨大的。另一方面，“以假乱真”的数字技术越来越强，眼见不一定为实，“做新闻”可以比“采新闻”更具“真实感”，信息技术依赖性在提升信息系统效率的同时，也会相应增加系统运行的风险。“后真相”成为当代传播的突出问题和全球难题。

面对媒介化社会与社会化媒介，高校新闻与新媒体的研究、教学机构承担的责任越来越大。新闻学科不能再拘囿于书斋做理论推演，也不能仅仅沿袭传统课程体系培养人才，而要以更突出的全球视野、实践敏感、技术友好和理论自信推进中国新闻传播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变革。

在深度全球化进程中推动中国特色新闻学发展。要关注全球新闻业界的新动态，关注中国与世界的对话，关注世界的多样性，特别是认识到全球化不等于欧美化。对中国新闻舆论工作来说，“讲好中国故事”已成为重大使命。

要“讲好”而不能“讲坏”，要求我们有新观念，展现丰富而真实的中国，在选择报道对象时，要注意事实的多样性、概率性和引导性。既不要盯住“5%”的负面内容，也不要只讲“95%”的正面内容。

高校新闻传播专业要与新闻传播实践紧密互动。国外新闻院校的师资力量大多具有丰富的业界经历与资源，在这方面，中国的新闻院校还有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纯学术化”倾向。作为应用性很强的社会科学，新闻传播理论只有源于实践才有说服力和指导性，新闻学界与新闻业界的平行运行是应该回避的。事实上，现在全球范围内出现的精英对大众引导力下降现象，很值得我们从中反思理论与实践、学术与社会的关系。从整个社会的传播体系来看，学术给传媒赋能，传媒给大众赋能，可以成为一种积极的传播状态。

在现有课程设置中，还要进一步加大技术内容。我国新闻传播院校的师生多是文科背景，为适应数字传播、智能传播的技术化传播新形势，人员学科结构亟需调整。没有内容的技术是乏味的，没有技术的内容则是边缘的。

对中国特色新闻学建设来说，最重要的是“立足中国土，回到马克思。”这是甘惜分先生的名言。理论要有说服力，就要有实践性。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真理性、批判性是中国开展新闻传播学术研究的理论工具，中国新闻传播实践的丰富性、独特性，是中国开展新闻传播学术研究的现实基础。

在大变动的时代里，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科应该做出更具主体性、原创性与引领性的研究。这是挑战，更是机遇。

                            （编辑  季节）

 

 

 

近年来，我国数字产业化主导的数字替代经济[1]和产业数字化主导的数字创造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体系中添加了增量，逐渐孕育成形，并抓住了结构转型难得的机遇期：第一，数字经济的产业替代和产业创造效应可以有效补偿传统产业结构中产能过剩带来的增速损失。第二，数字经济正如“罗斯托起飞”[2]所预示的那样通过稳健的基础设施投入，在未来7-10年顺利走完成长初级阶段，并向二次成长过渡，必须要在现有制造业经济中八大基础设施（“公-铁-高（速路）-高（铁）-港-桥-涵-隧”）之上，再叠加十一大类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单元。由此，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的建设内涵和标准体系的制定具有异常重要的时代挑战和前沿创新意义。

 

技术拼图揭示各国正在竞赛数字经济制高点

 

技术拼图已经形成，数字革命正在到来。过去十年，全球数字技术爆发的内在动因是绵密通信，室内外流程场景控制、第三方计算及叠加形成的人工智能泛化正在涌现。新一轮数字技术的哲学基础在70年前就已经形成。第三方计算及叠加过程使得通信技术趋向大通量，人工智能导向柔性智造，配套数据云向算力第三方平台共享，区块链中央顶层账户系统根向价值分级，5G及以上低延时通道树枝状漫向边缘微末计算等数字技术集束状大爆发，一张国民经济体系全覆盖式的数字智能联网向智慧组网升级的拼图，已经清晰无误地摆在了管理、经济及企业战略家面前。

数字操作范式变革 影响遍及世界各国。数字化关联技术集中爆发推动了多科融合发展：科研体系从理念创新、文献出版、专利授权到实验室产品进行垂直整合，两两整合达到行业链条闭洽的技术部门跨界碰撞，多部门技术形成了以场景为单元的操作范式变革，新范式产品的规模人群的应用催生了爆发性产业的涌现，开始向经济之外的社会生活领域渗透，并通过供应链从引领性国家向外围国家扩散，大国之间出现了由数量集成向业态提升趋势，同时出现由技术封闭向产品开放，由数字物联网络向价值网络升级的趋势。

各国正在竞赛数字经济制高点。数字技术革命带来两种崭新的经济成分：一是数字技术将传统流程升级，形成数字替代，涌现数字替代经济成分（the economies of digital substitution）大幅度节约生产成本。比如，早年数码照相技术出现后，传统照相过程中的胶卷实物材料就被数码电磁单元所替代，照相、成像、修像、复制及获取图形等环节均形成节约性替代，生产的效率大大提高了。二是数字创造经济成分（the economies of digital creation）出现。当数字成相技术应用范围扩大时，巨量的电磁数码图形图像传输、编辑、制作引发厂商间数码传输通道高速化需求，促成地下光线互联网和地表蜂窝移动互联网，通过地面关口站的“超网”联结，引发信息通道增容及元器件单元传递通量代际升级。

在数字替代和数字创造二合一的意义上，数字经济成分已进行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再是大车间制造经济中如影随形般的数字替代孪生子（the digital twin of real economy），而是基于替代积累形成的始发数据凝聚区块，在人类较高智慧^[3]导引下，生成的动态数字“干-支”线区块，使工业物联网络向价值网链接，再向智能智慧网互联等超大智慧网联体迈进。

广义上，数字经济是继传统农业经济依靠人和动物的体力，对太阳和土地及自然资源的再生能力进行初级整合生产之后，又继工业经济依靠化石能源和机械动力，在车间内进行精细复杂批量生产之后，转向第三次经济革命依靠人和联网资源组合动力，在“空-天-地”一体化半径内，在“宇观-人观-微观”绵密空间内进行智能智慧化生产。

数字经济的定义是：在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的基础上，（1）厂商用数码作为原料并用对应处理技术来生产；（2）厂商通过中间品市场集成和复合数码化产品；（3）消费者运用社交行为及粘性俱乐部平台(club goods)消费；（4）上述三个过程加起来，形成的综合性均衡收敛过程及资源优化配置经济活动总和。

由于数字革命带来的数字经济业态，大国之间竞争数字经济制高点的格局正在形成。例如印度在一个合适的时间内，正形成追赶美国、欧洲和中国等区域大国的趋势。

 

获得制高点的关键在于率先建成数字基础设施二群

 

20世纪后半叶以来，大工业经济的基础设施快速升级，“公-铁-高（速）-高（铁）-港-桥-涵-隧”八大基础设施单元构成的基础性标准共享网格成为现代化经济的标配。1990年以来，中国的“公路-铁路-高速-高铁”四大基础设施网格单元在港口、桥梁、涵洞和隧道等枢纽设施强化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上织成了“五纵七横和八纵八横”的基础设施网格。“一日同城”化让沿海和内地，都市和远郊在资源配置和交易方面的差距大大缩小了，运行于其上的国民经济规模乘数式地放大。

近十年来，与数字经济成分相对应的基础设施展现出单元成群及标准化配套的清晰画面。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一清晰画面的实现，正是得益于建国七十年来多代人艰苦奋斗建成的“五纵七横”和“八纵八横”的基础设施的配套和完善。我们称其为现今国民经济体系的基础设施一群。

启发我们的是，数字经济的高速成长，简单依赖之前形成的基础设施一群的网格资源还远远不够，还需再添上“网（地下光纤互联）-网（地表移动蜂窝互联）-网（星际互联）-星（授时坐标星座）-通（通讯星宿）-导（导航星垣）-定（定位星河）-遥（遥感星城）-器（临空和平流层浮空、游空及滞空飞行器群）-关（地面枢纽关口站）-站（基站和危机站）”11个新骨干基础设施单元群。

一个更为诱人的前景是，数字经济正在由主导向主流趋势演化，经济活动中处理的数通量将会由现在的海量数据向天量规模升级，地下光纤互联网、地表移动互联网和天空卫星互联网在“空-天-地”的意义上使三网合一成为必须。

当对应数字高速通道网生成传输天量数据并与核心企业、核心市场和核心金融机构第三方平台的“前-中-后”台运营之后，数据的赋值、确权、授权、存储及循价交易的基础设施出现了相对独立的亚单元序列，以次根和枝蔓的方式在整个经济体汇总绵密延展。例如，在地面陆港、河港、海港和空港处理货运单元及编组的“港务-航道-集装箱-疏浚-运营”，在空中传输的卫星群落也有对应的“星座-通信-导航-定位-遥感”处理功能。加上浮空、游空和滞空飞行器设施单元及组合，有价数字资源的生产、传输、交易、消费和资本化积累，将使新经济更为节约和繁荣。在一次和二次两个基础设施群的托举之下，数字经济使人类生产从车间制造向数字智慧生产迈进变得理性可期。

数字基础设施承载的新业务、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工业互联网、车联网、智慧城市等融汇发展，这将使得资源配置、中间服务、个性化消费与对应的“通用大数据-商业根服务器后台-人工智能超级处理中台-机构及个人边缘计算前台”能够实时集合并进行平台智能决策、大车间时代的物理联网升级为“（政）府-产-学-研-资-商-媒”一体化互动和智能智慧处理超级平台。

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拓扑功能块垒变了：

一是能够泛在感知、泛在智能保证实时处理和决策。比如：智能摄像头、自主机器人、智能家电、智能网联车、自动化生产线等,设备及装备的智能化、边缘计算、时间敏感网络等成为主要的新型信息基础设施。

二是需要数据“流动”。数据以不同的接入方式进入存储设备，数据经过处理后在不同的人、组织、设备之间流动，数据流动依赖包括有线和无线传输方式，尤其5G的发展，在大带宽、低时延、广连接上进一步解决了数据传输的时延要求高、连接数超大、带宽成本高的问题，光纤、以5G为代表的移动接入、卫星传输为代表的空间网络等成为新型信息基础设施。

三是大数据处理及人工智能成为主要的生产力。未来的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将依赖大数据实时辅助以及人工智能助理等服务，在家庭、各种组织以及组织之间构建物联平台、大数据及人工智能平台，保证数据的处理、分析、计算，并形成协同设计、协同生产、资源智慧管理分配等能力。海量、分布式的大数据存储、云平台、人工智能平台及区块链应用等成为新型信息基础设施。

四是要求设备、网络、平台之间以及系统间实现互联互通与安全调用。在大数据智能、网络化协同及平台化支持下，企业、社会和各行业积极开展数字化转型。数字化转型成为数字经济的新动能，要求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如设备、网络、平台之间实现互联互通与安全调用，保证各层级生产系统、监控系统、管理系统之间以及跨组织、跨行业、跨区域平台基础设施之间的安全互通，保证数据及服务的开放共享和协作。数字经济成型及起飞亟待与之对应的数字基础设施先行一步配套建设。

 

数字基础设施二群建设内涵的画卷式展开

 

目前，5G、工业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数字技术处于大发展阶段，需要我们将它们在数字经济基础设施中的关联位置绘制成一张在逻辑功能上易于理解的图解画面。

（一）数字经济基础设施二群的逻辑功能完形图解

如前所述，数字经济场景下的数字基础设施一群是铺垫实体经济基础设施八大基础单元 “公-铁-高-高-港-桥-涵-隧”，在依托数字技术升级后成为“五纵七横”和“八纵八横”基础设施网格，则数字经济基础设施二群就是建立在其运营之上存在的数字功能网格搭垒的。

图1中，实体经济八大基础设施单元网格被压缩。数字基础设施二群以一个群落，也是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的骨干三网群落，（1）光纤互联网（中间视平线下线上入户网）、移动互联网（蜂窝状和基站辐射示意）和卫星互联网（星-通-导-定-遥分层卫星）标示地面段、深空段网格节点（图中间蓝色示意部分）；第二个群落（2）卫星之下无人机之上的平流层中各种近空段飞行器，游空、浮空和滞空飞行器组合（图中间位置蓝色区域对应飞行器示意）；第三个群落（3）无人机及以下各种类别信号发生收集器及地面枢纽关口站和微站（图中间区域和下边一朵云彩区域部分），其十一大类基础设施单元构成了数字基础设施二群的空间段、临空段和地面段网格基础设施的全景画面。

数字基础设施二群与一群二者互为补充，新基础设施网格因数字化高通量反馈机理，网格的传输不仅是吨位性物理流量的，更是电磁性绵密流量的，原来的纵横棋盘格式的五纵七横和八纵八横类物理网格空间变为“中心-外围”逻辑功能超欧拓扑空间。经济活动呈现泛在感知、万物互联、瞬时计算和高效管理的全景式画面。

图1. 数字基础设施二群的逻辑拓扑功能图解

图1上方的黑色模块是连通与数字基础设施并运营于其上的数字经济与社会的地方网格，“公共服务枢纽-核心企业-核心市场-核心金融机构-社区中枢”。

图中的三个区域合起来，数字经济基础设施一二两群的“8 + 11”大类单元融合后的逻辑拓扑功功能途径趋于完善：不仅中枢网络有智能，而且边缘终端——有第三只眼睛（超越人的智能）——有超人智能。当智能双向互动的时候，高阶正负反馈带来的智慧形态出现了。这是数字经济孕育成形后起飞迈向成熟的数字基础设施前提。

数字基础设施逻二群的建设内涵

将数字基础设施二群的逻辑拓扑功能图解到数字基础设施的解剖空间上，一个施工意义上可理解的横截面俯瞰图（图2）标出了实体基础设施八大单元内11个亚类施工单元（公路-隧道-油田-桥梁-油田-港口-地铁-铁路-机场-电厂-水厂-水库），处在俯瞰图的最低端（浅蓝色外环部分）。派生并叠加于其上的数字基础设施，需要再建设的10个亚类单元（区块链-人工智能-基础信息库-灾备-存储-CPU-GPU/NPU-云平台-大数据-共享交换）叠加于其上（向心第二个环状部分），构成数字基础设施二群建设的一个核心板块。

作为亚类单元，这十个亚类基础设施单元存在于数字经济基础设施二群的十一个大类单元当中的每一大类中，就好像大脑中有神经纤维束交汇的突触（节点枢纽）和躯干及四肢有神经中枢通道（脊椎脊髓大通道）及运动纤维束联结点（运动神经连接点）一样。正是这些核心枢纽和中枢通道的联结，形成了国家数字基础设施的绵密网格网络。它们与国家层面11大类数字基础设施单元（向心第三个内环部分）相融汇，由于地方中心枢纽及核心节点枢纽及平台节点枢纽向融汇（对接施工）。显然，这一部分有国家建设，有区域和基层公共部门建设，也有与核心骨干企业共建的内容。没有这些基础设施亚类单元的合理布局，数字“中枢-外围”传输非常困难。没有理想态的布局，核心企业很难在数字经济时代有国际领先的竞争力，大量的小企业和小微企业还要停留在现时非良性竞争状态，出现网上企业因降低了运营成本而击垮线下实体门店业务，但又因服务体验不如线下实体商店而回吐市场份额的拉锯现象，造成巨大的沉没成本（Sunk Cost），由此形成宏观经济的财政歉收和社会成本的净损失。

由外向内的第三个环状部分直接是国家干线和地方大区中心数字基础设施的枢纽关口站和微关口站点。这一部分是国家和地方数字公共品，应该由公共部门建设，由公共实体和骨干企业来运营，他们与“铁公基”的建设和运营关联“投资-建设-运营”（EPC + BOT + TOD）的国家基础建设的逻辑相同。第四、第五环状部分是近地城市，小区和园区边缘端，这部分基础设施由地方公共部门与厂商单位联合承建，形成边缘智能数据单元。形成与“铁-公-基”传统基础设施不一样的“网-云-算”智能基础设施功能。

图2. 数字基础设施横截面俯瞰内涵要求解剖示意

 

                                         （编辑 季节）

 

 

最轰动的并购

 

2005 年有一个中国家电历史上最受瞩目、最轰动的并购案——科龙并购。周厚健得到消息：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陷入了危机，格林柯尔董事局主席顾雏军因为要偿还债务，想出售手中持有的科龙股权。

对此海信领导班子认为这是很好的机会，希望把科龙股权收购过来。

他们开始行动。海信并购业务部门立即完成科龙电器的上市财务信息的报告，报告的结论是，科龙有价值。

2005 年初夏时，科龙的经营深陷泥沼。公司的业绩从剧烈动荡转为亏损，香港联交所指责顾雏军内幕交易，证监会以涉嫌违反证券法规为名，正式对科龙立案调查。这是一个岌岌可危的白电巨头。

海信是顾雏军眼中的一根救命稻草，而科龙则是周厚健的一个选择。

周厚健密切关注着科龙不可预知的发展动向。那是一种狩猎者的目光和姿势。他对科龙公司进行摸底。

7月4日，周厚健和顾雏军首次见面。周厚健不了解科龙的真实状况，很难对顾雏军的15亿元报价做出回应，但他们交谈的内容却增强了周厚健并购的信心。“如果海信用了15个亿收购了它，会不会影响到海信的生死？最坏的情况是，我的15亿血本无归，海信不会死掉。”周厚健说。

这是周厚健奉行的底线思维方法。在过去以及未来的跨国并购中，他一直坚守这种决策。“我们总会按照最坏的情况来决策，这个底线、最差的情况我接受不了，我就不去碰它。这是海信做事的一个原则。”

科龙位于广东顺德。顺德号称中国家电之都，是全国最大的空调器、电冰箱、热水器、消毒碗柜生产基地之一。科龙本身是一家特殊的公司，其前身是珠江电冰箱厂，一家乡镇企业，创办人为当地镇干部潘宁。只有小学学历的潘宁，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打造出中国第一台双门冰箱。在20世纪90年代，公司的容声牌冰箱连续8年稳居销量第一。

1992年，邓小平南巡途径顺德，来到电冰箱厂。他连续问了三遍：这是乡镇企业吗？听完发展情况汇报后，他发表谈话说：“我们的国家一定要发展，不发展就会受人欺负，发展才是硬道理。”[1] 后来，科龙的一楼大厅里竖立一座邓小平的铜像，他身穿大衣，目光凝视远方，铜像后方的墙壁上有几个字：发展才是硬道理。海信收购科龙时，这座铜像的象征意义也会发生作用。

珠江电冰箱厂的产权属于镇政府。1994年，潘宁将公司改名为科龙集团，成立科龙品牌进入空调行业。两年后，科龙在香港上市。此后，政府希望科龙并购陷入困境的华宝空调。但并购之后，科龙做得并不成功。1999年，潘宁突然辞去董事长职务。之后的科龙陷入动荡期。2000年财报显示，科龙亏损6.78亿元。

这时顾雏军出现了。他很快就认清一个事实，科龙的亏损比他前期掌握的情况要严重。

历史的迷人之处就是重复。当海信收购科龙时，海信也发现，科龙的亏损不仅比他们预料的严重，而且糟糕的不止是财务数据。

顾雏军入主科龙的前两年，公司累计亏损22亿元。2003年，凭借他的铁腕治理，科龙实现扭亏。就在同一年，他四面出击，先后控制了亚星客车、美菱电器、襄阳轴承等四家上市公司，名为“格林柯尔系”。2004年，他又完成了两起收购。他的目标是打造一个“制冷王国”。

顾雏军的并购对象多是国企，而谈判的神秘，成交的速度，都引起了外界的猜疑。2004年夏天，香港科技大学教授郎咸平发表了题为《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演讲，批评顾雏军侵吞国有资产，很快在全国引发了一场国企产权改革的大讨论。“郎顾之争”引起了监管部门的注意，港交所、深交所开始对顾雏军和科龙进行调查，2005年5月证监会正式立案调查。后因挪用资金罪，最高法判他五年有期徒刑。

四面楚歌的顾雏军跟周厚健正式会面，寻求脱身的机会。那时的周厚健已经完成了几次规模不大的并购。2002年，海信控股了北京雪花冰箱厂，进入北京市场。2005年，海信又先后把南京伯乐冰箱、浙江先科空调收入囊中，进入长三角市场。在2004年海信集团35周年的庆典活动中，周厚健分析了集团的弱项。周厚健认为，规模问题是海信未来5年要解决的基本问题；而海信在资本经营上的“落伍”，制约了企业的扩张步伐。他希望借助资本市场来扩大规模，在冰箱和空调领域展开收购行动。

周厚健看中了科龙对海信中长期发展的战略意义。

首先，以黑电起家的海信集团以彩电为主营业务，海信冰箱和空调的市场份额远不如电视机那么耀眼。若能收购拥有1200万台冰箱、600万台空调的年生产能力的科龙，海信业务将会横跨“黑”、“白”两大家电板块。

其次，海信可以利用科龙的渠道优势拓展海外市场。科龙2004年报显示，外销在销售总量中的占比已经达到四成。科龙出口的产品中，以低端的OEM为主，客户有GE、惠而浦等近10家超级大客户。

海信对科龙的并购经历了一波三折，可谓国内最复杂的并购案。

2005年9月9日，双方把股权转让协议定在5-9亿元，签订了转让协议。顾雏军以每股3.432元的价格出售了26.43%的科龙股份，转让价格为9亿元。

就在2005年9月21日，科龙接到佛山市中级法院的查封清单，大股东顾雏军被羁押，其股份被法院冻结，股权短期内无法转让。

科龙是私企而非国企，政府托管的方式不现实；海信又无法通过证券市场这个合法渠道进入科龙。海信采取的策略是先合作经营，后操作收购。它很快就拿出了一份方案，这份方案不仅可以帮科龙输血，同时又可以间接接管科龙。方案简称“代理销售协议”，全名是《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与青岛海信营销有限公司销售代理协议》。即在维持科龙原有销售体系的情况下，海信作为科龙内销的独家代理，采用“预付货款”形式，让科龙先把产品卖给海信，再转卖给经销商。而经销商则将货款打入海信营销的账户，从科龙提货，海信营销在提取1%的代理费之后，将货款返还科龙。海信以“预付货款”的形式，先借钱给科龙，科龙销售产品的货款通过海信“走账”。

代销协议于2005年9月16日签订，有效期为6个月。海信“预付货款”的资金为3.01亿元。这可以理解为海信向科龙注入了3.01亿元的生产启动资金。到2005年底，这笔资金帮助科龙完成了8亿多的销售回款。2005年第四季度，科龙冰箱中国销量、回款分别比2004年同期增长41.21% 和19.11%。

当时，国务院为了解决科龙的问题，专门召集有关部门开了四次会。政府等有关部门最终支持海信收购科龙。为了解决科龙的100多个官司问题，当地政府通过国务院协调最高法出台了“三暂缓”指令，凡涉及科龙案件的，暂缓受理、暂缓审理、暂缓宣判。发展是硬道理，如果科龙倒了，背后涉及几万人的就业和社会稳定。政府必须考虑发展和就业问题。

周厚健后来对媒体说：“海信收购科龙的促成，与其说海信的决心和意志起了作用，不如说前期是海信起了作用，后期是靠社会各界的支持。没有广东各级政府和工商联以及有关方面的支持，这事就根本不可能做成。”

直到2006年12月14日，海信才完成收购科龙26.43% 股权的过户手续。前后耗时17个月。周厚健完成了当时国内家电企业规模最大、价格最高、并购最复杂的收购案。

但是，艰难的并购历程只是第一步。当海信完成并购时，科龙的财报让人心惊肉跳。2005年报公布，当年亏损额高达36.93亿元，刷新了国内上市公司年度亏损额记录。科龙的坏账、大量欠付费用、不良存货、过度无效投资、资产闲置、经济纠纷等潜在亏损开始集中爆发。

海信像是接管了一个重症监护室里的病人。“海信是用跳下悬崖的方式来探测这个悬崖有多深。”一篇新闻报道描述了海信的收购勇气。

2005年9月，汤业国带着27名海信人接管千疮百孔的科龙，正式担任科龙总裁，不久之后担任科龙董事长。他花了将近一年多的时候，调整理顺了科龙的经营机制，为摇摇欲坠的科龙撑起了一把伞。

履职总裁那年，汤业国42岁。他把科龙比作一个症状复杂的病人。

周厚健分析了关键的病症。“80亿的债务，银行40亿，供应商40亿。”汤业国的任务是救活它。

科龙的仓库里隐藏着解决问题的答案。舒鹏回忆说，科龙在顺德有60多个仓库，海信人经过盘点发现，仓库堆着6500件物料，其中很多已经锈蚀，大量的资金被占压。科龙拥有大量闲置的土地和仓库，欠银行的30亿，恐怕有很多来自于这些破铜烂铁上。闲置和垃圾，代表着利息和成本。顾雏军如果在企业管理、存货管理上更细致一些，或许能避免如此严重的资金危机。

汤业国开始出售无效资产。接手半年中，他卖地、卖物业、卖仓库。在他看来，对长期资产进行清理，是降成本、回笼资金、偿还债务和优化资产结构的好事。

但有媒体称他是卖地度日，还有人批评海信在掏空科龙。他对媒体解释：“我们处理闲置资产是为了科龙公司的利益最大化和股东利益的最大化，不能把企业的经营行为和家庭过日子相提并论。”他打了个比方：居家过日子是积累实物资产的过程，当然是攒的东西越多越好；企业是一个经营性组织，根本的宗旨是要利用尽量少的资金来源形成有效的资产，创造最大的生产经营规模和效益。

在采购环节，科龙的做法是提前一个多月就将原材料到货。海信入主后，要求最多提前两三天、甚至只提前一天到货，这为公司节省了大量的现金流。在生产计划环节，跟踪每日生产进度和排产的情况，库存管理做到精细化。这实际上是海信稳健财务风格的落地。

2007年后，科龙的生产系统逐渐流畅。有报道说，在2006年底，科龙的欠债只有10亿多了。2008年，海信还清了债务。

周厚健知道文化整合的重要性。他说：“世界上并购案但凡成功的，首先重视了文化的相同与整合。海信重组科龙的成败关键也是文化的整合能否成功。”

并购之后的整合绝非易事。一个例子是，TCL并购汤姆逊彩电业务一度受挫，除了对技术误判外，文化冲突造成的整合成本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汤业国刚到科龙时，每天面对一堆需要签字的报告，连购买打印机这种琐事也需要他的批准。这是一个高度集权的架构。2005年10月开始，汤业国对科龙的组织架构进行调整，整合机构，减少层级，精简冗员，明确各级责权。“必须上中下游分权，必须要调整，每块业务独立核算，独立经营业绩，不能吃大锅饭。再一个，个人绩效要根据业绩衡量，不能吃大锅饭，这是海信执行很多年的老方法。”汤业国说。

汤业国不断强调，海信是融入科龙，而不是进入科龙；不是海信文化吃掉科龙文化，而是依据实际情况，再加以提炼升华。

在救活科龙的巨大压力之下，汤业国必须严格制度，提高工作效率，这不可避免地在公司内造成紧张感。管理层必须在严格企业制度和人性化管理之间，找到一种平衡。贾少谦刚到科龙时到生产线去看，只见墙皮脱落，地上散落着螺丝钉和塑料纸等等，走路都硌脚。当他去检查员工生活时，感觉既惊讶又疑惑。有些员工宿舍就像民工宿舍，是由车间改造的板房，非常简陋。厂里上万名员工，中午饭就在路边随便买点炒米粉和稀饭，草草了事。“我们觉得不可思议，说怎么会有这种现象？货币化的分配体系不应该把人性关爱的东西都放弃了。”2007 年，在公司生存还面临困难的情况下，他们在科龙投资700万元建了食堂，后来又为员工盖了宿舍。

企业是要长久持续经营下去的，不是一锤子买卖。为了长期的发展，就应该为企业员工着想，做好相应的投入。

海信始终坚持按时给员工发放工资，同时对薪酬体系进行了改革，设立了保底线。企业经营得好，大家拿得多；如果企业经营不好，也能拿到40%的保底奖金。

融合的过程并不顺利。海信控股初期，由于当时不少科龙的中层干部不清楚企业具体的经营困难，和海信过来的干部之间难免出现隔阂与摩擦。海信人是为拯救科龙承受着巨大压力，简直是拼死拼活地干事，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感化干部职工队伍。真正达到文化的融合，已经是2012年之后了。此时公司逐步盈利，填平了债务，员工的办公条件和福利待遇都有了大幅度提高。看似简单的解决方法，就在公司总部大厦邓小平铜像背后。那里刻着几个大字：发展才是硬道理。核心就是让企业恢复，让员工看到希望。

2010年，科龙股票的名称还是“科龙”，但公司的名称早已经换成了“海信科龙”。这一年，海信科龙实现盈利。5年后，海信科龙公司全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58.31亿元，同比增长32.37%，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5.85亿元，同比增长274.10%。

当年，证监会批准海信科龙向青岛海信空调有限公司发行约3.62亿A股股份，收购对方旗下冰箱、空调和模具等白色家电资产，以解决与海信集团之间的同业竞争问题。这次资产重组过后，海信科龙净资产实现由负转正。海信集团将白电业务注入科龙，完成白电加黑电布局的同时，又将公司的国内南北市场实现彻底整合。

准确地说，只有注入资产完成时，这桩收购才算真正结束，海信终于成为科龙的实际控股股东。海信的一位高管开玩笑地说：海信几乎所有的干部都去科龙轮训了一遍。科龙是一个痛苦的练兵场。而这批经过淬炼的队伍中，一批人带着他们的经验以及教训，开始了国际化并购的征途。

在白电领域，海信科龙还是一个追赶者和挑战者，规模和效益都需要提升。

2012年，公司净利润达到7.18亿，成为ST板块近百只个股中“最赚钱”的ST 股，经营性利润高达5.97亿，增幅超过200%；净资产收益率高达47.47%，在同行业上市公司中高居榜首。

2013年，公司脱星摘帽，它的股票名称由“科龙”变为“海信科龙”。

2018年年中，“海信科龙”证券代码变更为“海信家电”，科龙不再是一个企业的名称，而是一个产品品牌的名字。此时，公司已从单一生产冰箱、家用空调的家电制造企业发展成为集生产冰箱、家用空调、中央空调、洗衣机、厨房电器、环境电器、商用冷链等产品于一体的综合电器产品制造企业。

海信白电在2025年要实现年销售额1800亿元的新目标，这个目标颇具挑战性，但海信找到了一把打开“任督二脉”的钥匙。首先是组织架构的变革。以研发体系为例，主打白电的海信家电已经将各个品类公司所属的研发中心进行整合，成了一个大的白电研发中心。

接着是梳理产品，集团在产品端布局更深，除了冰箱、空调产品外，还有吸油烟机、灶具、消费柜、电磁炉等厨电用品。

海信白电拥有海信、科龙、容声、日立、约克、Gorenje 等品牌，海信也对这些品牌做了非常清晰的定位。海信品牌将以科技感为主要品牌诉求，定位中高端，集团力量运营。

“科龙”变为“海信科龙”，是从一个垂死的病人变为一个正常人。这是往事。“海信科龙”变为“海信家电”，是从一个正常人变为巨人。这是未来。

 

它不是模组，它是命运

 

优秀的造物者，都喜欢用一个斗篷，将一系列复杂的技术遮住。当你买了他的产品，只需照着说明书演练一番，就能上手了。

斗篷盖住的复杂秘密，那就太多了。就拿电视来说，我们经历了黑白电视，笨重的彩电，接着就是平板液晶电视，直观的感受是，画质越来越好，功能越来越多，内容越来越丰富，遥控器的按键越来越少。那后盖就是个斗篷，技术的迭代升级都藏匿在斗篷下。

液晶屏幕、背光灯以及背后必不可少的驱动器件组成一起的组件，就叫模组。它不仅存于电视，手机、电脑里都有。

我们拆开的那台电视机，最贵的零件就是屏，也就是面板，它占一台液晶电视成本的70%。屏多是日韩等国外企业生产的。中国的电视机厂商都是从外国公司买面板。面板利润这么高，中国的家电企业为何不做？因为面板生产线是资金密集型项目，技术门槛高，类似半导体行业，日韩公司进行技术封锁。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缺乏此类人才。当时国内液晶面板行业的处境正如当下的芯片产业。

日韩卖面板的厂商，以前还顺带着做模组，后来他们完善了模组，把信号处理、图像处理功能加了进去。面板被加的功能越来越多，中国的电视机厂就剩下拧螺丝，做个机器外壳了。

自主研发做模组

有一次周厚健去参加一个电子展。他和一家面板企业的负责人交流，说：“你们这么做的话，我们干什么呢？”那位负责人说：“周董，机壳大有可为啊。”这话背后的意思是，面板公司卖面板可以挣大钱，中国的家电企业呢，就做个壳子，挣一点点辛苦钱就行了。

周厚健受了刺激：海信如果只是做遮盖技术的斗篷，那还有什么话语权？他决心做模组。这个决定是在2004年“信芯”诞生的前一年形成的，这与他看到电视芯片被别人卡着脖子后下决心做芯片的逻辑是一样的。模组处在液晶产业链的中游，是连接上游关键面板等零部件和终端整机的重要环节。周厚健试图往上游挤一挤，摆脱控制。

做模组少不了面板。周厚健找了多家面板厂家商量：“我要做模组，你们可不可以给我供面板？”答复是不可能。“全世界所有的面板企业都不供，斩钉截铁的不供，它们不供面板我怎么做模组？如果我们做模组的话，不就把它们向整机延伸阻断了嘛。”尽管碰壁，海信最后还是取得了突破口。台湾做面板的公司奇美电子、日本的日立公司愿意合作。

三年艰苦攻关。当时模组研发团队规模虽小，但公司对此非常重视，几乎是用尽全力。

2007年9月，海信电视液晶模组生产线正式投产，随着首批“海信制造”的液晶显示屏从生产线下线，中国彩电行业第一条液晶模组生产线由此诞生，几乎全部依赖进口的现状将被彻底打破。“海信是自主研发，完全模组，以及模组整机一体化开发，掌握了核心技术。”

周厚健的计划是，投资7亿元，建多条生产线。当年9月份投产生产线是规划的第一步。2008年8月，海信模组二期工程建成投产，投资约2.1亿元，形成150万片制造产能。接下来的几年，海信模组的产能继续扩大。海信还建成了一条LED背光模组生产线。所谓LED，就是我们现在常见的平板液晶电视的一种。

芯片和模组是电视的两大核心部件。“信芯”结束了中国彩电业“缺芯”的历史，做好模组，又改变了彩电业“无脸”的现状。

2006 年底，海信的“低成本动态LED 光源系统开发”课题获得国家863计划支持，这是我国彩电企业首次承担国家863计划在该领域的课题。2007年7月，海信大尺寸液晶电视LED模组技术开发及产业化项目中标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基金重点项目，成为该项目唯一中标的彩电企业。

2008年，海信推出了国内首款全球最薄的42英寸LED液晶电视。在全球，当时也只有包括海信在内的4家企业将大尺寸LED背光源电视液晶模组应用到产品上。当时青岛作为2008年奥运帆船比赛场地，这个产品趁势推出，震撼了行业。

海信在上线模组的前一年，只有40万台液晶电视，当时规划的150万片产能野心确实大，但事后证明规划又有前瞻性，因为海信的液晶电视开始大发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中国电视机企业里，海信是中国规模最大的模组厂”。

批量的模组生产降低了整机的成本。《第一财经日报》援引一位专家的话说，“经过将液晶模组与电视整机中电源、主板、结构件的整合，液晶电视的整机成本可以降低10%。这对于利润率一般在5%～6% 的彩电厂而言已相当可观”。

2010年前三个季度，海信通过液晶模组为企业带来了4000万元的净利润。

周厚健曾先后五次向信息产业部（今工业与信息化部）领导汇报。

“做模组是唯一可以阻断国外来侵蚀我们电视制造业的办法”。海信做成了模组之后，信产部召集7家企业来谈共同做模组的事。“最后在工信部推动下全国都开始做模组，现在中国大量使用的模组都是由整机企业来做。主动权又回来了。”周厚健说。

周厚健把整个行业都翻转过来了。这场由周厚健主动发起的“温和”行动，最终逆转了行业的竞争格局。国内的家电企业切入到模组行业后，掌握了一定的主动权，避免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被动局面。国外面板企业试图借助模组向下游垂直整合的机会被切断，回归到面板供应商伙伴角色。

 

打入中央空调市场

费立成加入海信的时间甚至早于周厚健。1980年12月22日他加入海信，如今已近40年。

2003年1月8日，海信日立注册成立，主营产品为中央空调（多联机）业务，费立成被派到海信日立任职。2月18日举行奠基仪式，厂房还没建好，非典就来了。计划中，7月18日第一期厂房就要竣工投产，没人相信能如期完工——“特别是日本人”。

日立方面对非典如临深渊，认为此时投产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想延后投产时间，但费立成不同意。没有办公室，他把集装箱里装上空调作为临时办公区，“硬干起来的”。

2003年7月18日，海信日立如期竣工投产，现场有媒体采访，费立成硬着头皮说，10年做到20亿的规模。

10年后的2013年，费立成把当时连自己都不信的20亿，做成了切切实实的30多亿元。2018年海信日立成立15周年时，海信日立的营业额超过了100亿。

这是费立成第一次经营如此大规模的公司，注册资金1亿元，厂房和设备就花光了这1亿元，生产时已经没有流动资金，需要贷款，海信日立又争取不到担保，银行的人都躲着费立成走路。最终日本三菱银行给了海信日立一笔小额度的贷款。

“哪里都是困难，当时有一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感觉。”费立成后来回忆海信日立成立初期时这么说。第一年亏损，日立方提出要求海信日立裁员、降薪，费立成决定不仅不裁员不降薪，还提出口号，要在黄岛工业园里用最好的班车接送员工，让工业园里最好的人才都看到，“我们公司真的是上上下下憋着一股劲”。

第二年末，海信日立扭亏为盈。这的确让当初不看好海信日立对等投资模式的人刮目相看。

这家合资企业，海信与日立各占股49%，在当时合资模式大多为一方控股，对等投资极为少见。海信日立对于日立的中央空调业务来说，只是一根指头，顶多算个胳膊，但对于海信的这个产业来说，海信日立就是全部，海信日立在两个大股东心目中的位置不一致，日立断了这根手指，不会影响大局，但海信如果少了这块业务，就会在这个领域里失去位置。

费立成如履薄冰。中央空调的技术比家用空调复杂得多。在这之前，他几乎只关注业绩，对技术研发“放任不管”，而转变发生在发现技术壁垒之后。费立成下定决心要掌握中央空调的核心技术，做强研发。

2006年-2009年，海信日立更加注重博士人才引进，外籍专家成为引援重点；鼓励研发人员争取每年在申请专利、技术鉴定等方面做出技术成果。2010年，3～6P水冷模块开发成功。费立成强调：海信日立就是剩下最后一分钱，也要把这一分钱砸到研发上，就是要传递一种全力做研发的理念，让公司上上下下不要有退缩的念头，强调的时候要做好研发，没强调的时候仍然要全力以赴做研发，就是要形成这种机制。

2008年金融危机后，海信日立开始进军房地产配套领域，5年时间与全国360多家房地产公司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与其中38家知名地产商签订了长期战略性合作协议，安装海信日立的中央空调。2013 年，海信日立成立10年，销售额突破40亿元，年平均增长率达30%以上。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家用中央空调产品的普及，家装零售市场成为中国中央空调市场中增幅最大、增速最快的产品板块。2018年度中国中央空调市场整体容量逼近1000亿元，在由大金、海信日立、美的、格力四个企业组成的第一阵营里，海信出货额排名第二，超过100亿元。

费立成说，“海信日立成长到现在没有秘密——企业能发展到今天，我有一个深刻的体会，就是持续做自主研发、产品质量、渠道维护、服务提升等基础的工作。即使在困难时期，我们也没有改变这一初衷。”

技术是海信成长的命脉，当海信变成一个电子信息产业的“巨无霸”时，它如何在主业之外开辟新的路径呢？

激光突围

 

“让海信从容地搞技术投入、技术开发，像索尼一样靠技术差异性吃饭。”激光电视是周厚健作为一个技术理想主义者所付诸的实践。

工信部电子信息司副司长乔跃山曾在一次公开讲话中说道：“在CRT时代，我们中国品牌只能做整机生产，不掌握核心技术，因此只有连年价格战，连年在亏损的边缘挣扎。”

几十年来，海信都在不断思考中国彩电企业的方向。它们无法准确预测液晶电视在市场上作为主流显示技术还有多长时间，但可以肯定的是，液晶电视终会被新的技术淘汰。海信电子信息集团副总裁、海信电器公司副总经理、激光显示公司总经理高玉岭说，在海信，这点已没有任何人再去怀疑，需要去思考的是，下一代显示技术是什么。

对于一直饱受日韩显示技术和显示产业控制与宰割的中国家电企业来说，激光显示这一全新的视觉解决方案，被赋予了机遇性的使命。

海信激光电视产品立项起始于2006年。

其实，价格不是液晶唯一的问题，当液晶增长到超大尺寸时，大部分的楼道难以进入。曾有顾客购买了一台100 英寸的液晶电视，仅安装费用就高达3 万元，因为必须拆掉外墙才能把电视搬进去。周厚健决定，将激光显示技术作为重点项目展开研发工作。由此，海信作为一个拓荒者，于2007年正式向“无人区”进军了。

2007年，海信获得国家863计划的激光显示项目支持，现任海信电器首席科学家、电子信息集团研发中心副总、芯片公司总经理的刘卫东担任课题组组长。经过了4年的技术研究，863项目取得了成果，海信做出了激光显示的样机。

2011年，海信激光显示研究已经基本完成技术积累。经过多个方向的反复尝试，研发团队选定了一个此前没有的技术路线——超短焦，它的投影方式让激光电视可以在0.5米的距离投射大约100英寸的画面。将激光光源和超短焦结合起来，孕育了激光电视的雏形。

2011年下半年，团队通过对外合作做出了第一台激光电视原型机。2012年5月，李文宗博士为核心的台湾超短焦投影研发团队整体加入多媒体技术重点实验室。至此，海信在激光电视的核心技术——光机技术上拥有了完整研发团队。新的电视团队搭建了激光显示研发的技术框架，奠定了海信激光电视产业研发的基础。下一步就是产业化，要在当年年底推出第二代激光投影样机，第二年年初实现激光电视产业化，“即变成经营性质，要生产、要销售、要上量”。然而，他们低估了激光电视产业化的难度。

2013年CES，团队事前做出了新一代样机，分辨率得到了提升，但整体系统设计上仍然存在很多问题。李文宗博士调整了技术方案，在亮度和镜头两个方面进行提升，此外激光团队开始寻找屏幕的合作厂家。

2014年9月，海信终于为激光电视召开了新品发布会，推出了自主研制的100英寸产品，内置VIDAA操作系统[2]。

海信激光显示技术，打破了国外企业在电视显示技术的长期垄断地位。激光显示代替液晶显示，成为第四代电视显示技术。海信激光电视一时间获得了种种殊荣。

2015年，高玉岭开始负责激光电视事业部。现任海信医疗设备公司首席显示专家的曹建伟，他接到命令——调派能工巧匠支援激光团队。那些原先模组团队的骨干们后来在激光电视团队大多都挑了大梁，其中就有后来任激光显示研发部总经理的钟强。

钟强说，“我知道激光显示技术将来可能在整个显示行业的位置，以我当时的认知来说，激光应该会是将来非常重要的方向。”钟强喜欢挑战新的、能体现出更多研发价值的工作，同时，他知道当时的激光技术遇到瓶颈，已经处于确确实实的困难处境。

曹建伟说，钟强是难得的既懂算法，又懂光学，还可以将其各项专业技术知识打通运用的难得人才，激光显示团队当时正需要他这样的人。

钟强经历过那种高强度的工作状态，长时间加班，半年时间里一天都没有休息过。如此高效率的状态持续一年，项目也就成功了一半。钟强发现，激光电视团队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产业化难题。激光研发人员对激光产品的技术很熟悉，但产业化经验不足，产品开发流程相关的标准体系、验证方法等近乎空白。

“2015年到2016年的时候建了34个流程，到2017年底全部门聚餐，我觉得那个时间点，我们全公司已经完成了从重点实验室向产品化公司转化的过程，大家已经真正具有推出能向市场销售的产品这样的能力和意识。”钟强回忆。

光学镜头对于一台激光电视来说，拥有绝对重要的技术占比，制造难度大，对光学设计的要求很高。海信在这方面基础薄弱，对擅长电子技术的企业来说，光学甚至称得上软肋，而光学镜头偏偏又是整个激光体系里最难的部分。

一开始，海信试图引进光学引擎镜头的外部专家，做了很多调研后发现，全世界范围内，真正能达到海信对镜头的要求的，不超过10人，而这10人几乎不可能跳槽来海信。周厚健对创新性研发具有足够的宽容精神。他对技术人员攻克难关时间较长，解决方案不佳等问题表现出了宽容和耐心，鼓励研发人员积极提出解决办法。

海信选择了直面短板，建立自己的镜头研发能力。钟强是光学出身，但他说，“激光的光学比模组的光学难太多了。”他选择先把台湾团队的研发能力承接过来，然后让大陆团队快速掌握，在这个基础上引进新的人员，在这些基础上一点点建立自主开发能力。

经历数百次调试之后，团队才摸索出一套成熟的组装调试手法，4k镜头机械加工达到了接近极限值的10微米精度，而镜头装调精度标准更是严苛到5微米，相当于误差不到一根发丝直径的1/20。

2016年7月，全球首款DLP超短焦4K激光电视由海信发布。这是令每个海信人都可资以谈的骄傲——“被迫”向上游做技术延伸的海信，用产品成果证明了自己在本来是短板的技术领域的研发实力，这种短时间内突破的能力超越了多年行业积累的厂商，令海信人自信倍增。

此后，在激光团队内部，每年不止一个产品的迭代，比液晶电视发展以来迭代速度最快的阶段还要快，从2K，到2016年的4K，解析度上一代一代跟进，亮度上一年一年更新，精细度上一年一年更精细，同时，在成本上也是一年降一个台阶。

“我们做的东西就是给液晶电视盖天花板，不停地把天花板往下压，让80英寸以上的液晶电视没有机会和激光电视竞争。”这是海信激光电视的技术机会和发展策略，海信激光电视从2015年至2019年在市场策略上，所做的无非三件事：整合产业链，引导同行，教育消费者。

日本一家供应商刚与海信开展合作时，抱着试探的态度，先派了一个部长到海信，然后是产品线副总、分管领导，最后是集团分管领导，前前后后来了四拨不同层级的人。周厚健亲自见面，最后这家供应商的欣然合作，与海信展现出对未来技术发展方向的自信心和合作诚意密不可分。日本这家供货商，后来也因为激光电视销量的爆发式增长，成了那家日本公司快速发展的事业部，为海信供应了大量高质量部件。

2019年时，商场里80英寸的激光电视和液晶电视摆在一起，消费者基本已经看不出差别。海信洞悉今日市场的竞争性比往昔更加复杂，因此想最大程度地遵循新事物变成产业的定律。它试图将所有激光产业里的竞争对手都看作有着共生关系的伙伴。这不由得让人联想到海信的变频空调。海信是最早掌握变频空调技术的厂家，超前的技术和自主设计能力也让当年的海信变频孤立无援。

所以，今日的海信比其他人更明白把激光显示蛋糕做大的必要性。技术的高度敏感，加上正确的技术路线，适时的抛弃和转向，这些都是一个技术路径和一款电子产品成功的必要因素，但这些都还不够能让一个品牌把握住未来，一路领先。海信在掌握了激光显示的先发优势后，致力于引导同行，争取政策，皆因于此。

海信在CES上拿到的全球显示技术金奖、海信的独特光源技术、海信激光电视上过的知名电视节目等等，总而言之，海信要说服顾客跟他一样打心底里接受并认可，海信激光电视是集合外观、画质、音质、操作、智能、性价比于一体的电视——是顾客没有道理不选择的最佳电视品牌。

2018年5月17日，经过近一年半的研发生产准备，海信推出了80英寸激光电视L5，屏前亮度最高可以达到400nit，观看距离仅仅需要3米，解决了长期制约激光电视产业普及的亮度和价格这两大消费痛点。只有19999元的定价，在消费者已经习惯了激光电视长期价格5万元以上的市场里立刻成了爆款。媒体报道，这是从“土豪的玩具”到平民客厅娱乐之必备的华丽转身。

海信激光电视稳稳占据中国80英寸及以上市场半壁江山，在这之前，中国电视高端大尺寸市场一直都是三星、索尼和夏普等外资品牌的天下。海信首次实现了对三星夏普和索尼等外资品牌的历史性超越，并在当年登上电视市场畅销榜榜首——这是中国彩电市场畅销榜榜首有史以来第一次被激光电视占领。

2019年11月，海信激光电视75L9S正式推向市场，凭借着健康护眼、色彩表现、节能环保等优势，在上市第二周就夺得畅销榜冠军，实现量产，技术难度超乎想象。

“这款产品成功上市，我们就敢说，海信已经把这个激光电视最难的技术问题解决了。”钟强说。

截至2019年，海信在激光电视领域累计申请专利达到919项，成为目前激光电视行业持有专利数量最大的一家厂商，全面掌握了激光电视的核心技术。预计2020年第一季度海信申请的专利总量将突破1000项，而这些专利将成为海信的杀手锏，让海信在激光电视领域构筑足够高、足够深的技术壁垒。

2019年9月19日，周厚健在青岛举行的首届全球激光显示技术与产业发展论坛上表示，短短5年，激光电视已经从一个产品到一个产业，从一家企业到一个行业，展现出巨大的市场空间和技术活力，经过100多家上下游企业的共同努力，激光显示终将成为与液晶行业比肩的全球性显示产业。

因为激光电视，海信把一个产品做成了一个产业，从一个企业影响了一个行业。如今观察者们再看周厚健多年前的“理想主义宣言”，也许会发现，激光电视正是他的“理想主义实践”：让海信从容地搞技术投入、技术开发，像索尼一样靠技术差异性吃饭。

 

                         （编辑 季节）

 

  

 

在政策的鼓励下，我国工业互联网业务发展势头迅猛。[1] 参与这一领域竞争的企业包括：互联网/通信企业、工业软件企业和传统工业企业，利用在工业领域和消费互联网领域积累的知识和竞争优势，向工业互联网领域延伸。

各类企业参与工业互联网业务的主要路径有：（1）从生产端切入，主攻智能工厂和生产线，通过集成生产系统获取数据，提升效率和产品质量；（2）从产品端切入，主攻智能产品，提供智能增值服务；（3）从平台端切入，主攻第三方互联网平台，提供运营优化、资源协同、设备连接管理等基于互联网的支撑服务。很多企业在工业互联网业务上已取得了不俗业绩。

 

对我国工业互联网业务兴起和发展逻辑的再认识

 

国内通常对工业互联网发展的解释和阐述，主要是从技术角度出发，即基于工业互联网“四层拓扑结构(数据采集层-IaaS[2]-PaaS[3]-SaaS[4])”视角的解释。在这个现成的结构中，PaaS层以“搭积木”的方式为工业应用开发提供基础环境，成为整个工业互联网的关键技术；而对整个工业互联网的发展的理解，则倾向于按照拓扑结构给定的分工，各层次、各模块各行其是。这种思路的缺陷是静态描述成分大于动力分析，忽视了工业（互联网）发展作为一个产业过程的复杂性。因为在我国工业及工业互联网的发展过程中，有两个根本问题需要注意，这些关键技术或“积木”是从哪里来的？今天我国是否具备这些“成品”？

图1 有关中国工业互联网的流行观点：体系架构与平台架构

 

西方这样理解工业互联网的拓扑结构，是因为他们在工业领域的基础核心技术积累已经完成，而工业软件、机理分析能力这些“积木”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以信息技术“翻译”技术诀窍的结果。相比之下，中国工业关键能力不足（地基不牢）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核心技术自给率不高，卡脖子环节仍遍布整个工业体系高端领域。这种能力基础，还不足以成为“关键技术”和“积木”的源泉；中国的工业互联网发展不可能机械地按照现有拓扑结构“搭积木”，必须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同时解决工业基础能力“补课”的问题。核心技术“补短板”和利用互联网新机遇，应该是当下中国工业发展和工业互联网发展的“一体两翼”。

基于此，我们提出中国工业互联网发展的生成逻辑（图2），其核心在于将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功能区分为“数据功能”与“开发功能”两类，兼具这两类功能的平台，应该是平台层(PaaS)与应用层(SaaS)长期互动和良性循环的结果。实现这样的良性循环包含三个基本环节：（1）需要工业互联网平台具备基本的数据功能，能够为应用开发者提供海量优质的数据支持；（2）在此基础上，工业互联网应用的开发为平台层的开发功能（工业与IT微服务等功能）提供了必要的要素积累（“积木”）；（3）对这些开发功能要素的沉淀与整合，为新的应用开发和数据采集提供了更坚实的基础。

上述循环的成败高度依赖于企业披露数据的质量，这就需要工业互联网业务参与企业的彼此信任。建立这种信任，绝不仅仅是市场过程的自然结果，往往需要某些关键非市场机制的支持。基于上述观点，我们形成以下三个基本判断。

 

图2 中国工业互联网发展的生成逻辑

 

判断1：工业互联网业务需求在不同企业间存在结构性差异：行业龙头能够在应用层开展更多探索，但中小企业的痛点集中于数据功能。

不同企业在技术基础和信息化素质方面是有很大差别定的。对广大中小企业而言，由于本土企业级软件开发商长期缺位，“搭积木”方式主导了企业以往的信息化建设，使得企业内普遍存在信息“孤岛”：不同业务系统之间信息标签无法统一，信息采集质量和效率难以改善；按西方企业定制的企业级软件不能物尽其用，导致企业信息化投入性价比不高，甚至面临着“鸡肋”的质疑。此时，中小企业最直接的“痛点”就是提高内部数据的采集效率：打通信息孤岛、按需定制软件，实现跨职能、跨网段、跨协议的数据采集与共享。中控蓝卓和阿里云物联网团队都是这类市场中的领先者。

相比之下，各行业龙头内部管理素质和信息化水平较高，相当一批企业的信息化工作已经打通信息孤岛、启动自主改进整合。但既便如此，这些顶尖企业的“地基”仍然有所欠缺，还没有足够的意识和精力对任务/目标导向的基础研究予以足够投资。因而，中国工业在整个研发环节的仿真、编码能力和在生产环节的机理分析能力遗留了大量历史欠账。此时，通过具体的项目过程逐步积累、封装工业机理与工艺编码、并将这些核心技术反复应用于后续业务、直至将其融入平台、构成平台开发功能的微服务组件，就变成行业龙头的重任。这就是中国工业互联网发展“一体两翼”的落脚点。

判断2：我国工业互联网发展的关键，应是以自主技术开发为支撑、以需求痛点为导向、在平台层与应用层之间建立基于数据的良性循环，从而实现整个系统的生成与演进。这决定了行业龙头工业互联网业务发展的极端重要性。

实现核心技术补短板和利用互联网新机遇“一体两翼”发展，首先要强调：以平台的数据功能为基础，以开发特定应用、解决需求痛点为起点，在平台层与应用层之间建立基于数据的良性循环。其中包括：

（1）实现基本的数据功能：打通信息孤岛、获取高质量的数据不只意味着做“加法”，“减法”同样重要。而要精准选择关键指标维度（“埋点”）、最大程度地在算力和存储需求上做“减法”，则依赖于必要的前期工业经验，尤其是自主的产品开发和工艺创新经验，这是不可省略的门槛。这些经验将直接提高“埋点”精确性，否则将势如大海捞针。

（2）痛点引导下的应用开发：对于工业发展过程各环节的深入理解以及对前期经验的编码化、程序化、标准化，要比数据“埋点”难得多。实现这一过程的关键是一系列“看得见、摸得着”的单点突破：从现有的业务痛点入手，以提质增效为目的、开发具体应用。这比空泛的概念炒作更能够获得买方信任，在赢得用户市场中发展起来的核心能力也比闭门造车的成果更有生命力。对于我国企业来说，这个理解关键工业经验、完成机理编码建模的工作并不轻松：徐工信息曾在一个千万元级别的项目中为用户开发了几百个机理模型，“补课”任务之重可见一斑。

（3）从应用向平台的汇聚、整合、沉淀：被反复应用的机理建模与仿真能力会被逐渐固化到工业互联网平台中，成为其开发能力的组成部分（微服务模块），为随后的应用开发提供直接支持。开发能力逐渐汇聚的过程，也需要信息系统随之不断重组优化，完善工业互联网平台的整体功能。不过，由于各企业将大量的工业经验凝聚到平台建设中，所以没有企业会将平台无私地“开源”。这也决定了我国工业互联网的发展只能从“应用-平台”循环起步，“一体两翼”地实现积累和进步。

（4）自主技术开发的极端重要性：如前所述，对于核心技术的经验积累是工业互联网发展的必要条件，单凭工业互联网企业自己去夯实是不现实也等不起的。获得工业互联网开发能力最主要和直接的驱动力还是自主开发：在产品开发过程中理解设计原理与仿真，在工艺改进和品质控制过程中理解工业机理；通过新产品、新工艺的批量化生产与应用摊薄开发成本。以自主技术开发为枢纽的“一体两翼”发展进程将显著提高我国工业的系统竞争力：企业针对本土需求开展自主研发，掌握核心技术，设计工业互联网服务，以自主可控的工业互联网完成业务链上下游及企业内部的信息集成，并由此形成一个以产品为中心的完整业务生态，进而形成全产业链的创新驱动和商业模式升级。

完成这一过程的主力只能是本土行业龙头。由于现实的工业能力缺口（底子薄）和脆弱的企业互信合作基础（碎片化），可能出现的情况是，龙头企业像“盆景”一样开枝散叶，多元化发展，而非西方“雨林式”产业生态中的分工合作。

判断3：企业互信的缺失成为企业间工业互联网业务合作的重要障碍，而市场机制无法自动克服这一障碍，只能依赖相应的组织手段和（或）社会手段。

“盆景式”工业体系这个情境，也导致了中国工业互联网独特的发展现象，而“盆景式”工业体系的“碎片化”特征决定了，企业之间互信严重缺失，低信任水平的营商环境意味着：（1）因为缺少约束龙头企业行为的手段，中小供应商对行业龙头用户缺乏信任；（2）因为要向工业互联网供应商开放企业核心数据，用户企业不相信中小供应商的信息安全能力；（3）企业不信任整个的营商环境，包括政府发展工业互联网的初衷与政策导向。

这种低信任水平的营商环境是近30年市场经济“野蛮生长”的副产品，所以不可能单纯依靠市场机制加以解决，必须有目的地尽早引入非市场机制，为工业互联网业务参与方提供信用背书。在这一过程中，龙头企业的作用显得尤其重要：其在行业中的地位为工业互联网部门的业务开展提供了客户资源和信任背书，总公司层广泛且具战略性的业务布局也能够在工业互联网业务中形成合力。徐工信息的发展就得益于徐工集团的金字招牌及其在工业控制（赫斯曼）等领域的前期铺垫。在我们的调研中，“组织”机制是代替市场机制、纠正“碎片化”问题的重要选项，但我们相信，以行业协会为代表的社会性力量将在未来解决这一问题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

 

实现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政策选择

 

基于中国工业互联网发展现实和上述基本判断，提出有关中国工业互联网发展的政策建议。

1. 引入第三方机构背书与授信，解决装备供应商与用户的互信困境。这意味着培育相关社会力量应成为下一阶段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选项。

我们认为，近期经济学界关于营商环境的主流意见存在一些缺陷：要么缺乏可操作性（如简单倡议政府倾听企业声音），要么缺乏可持续性（如简单强调减税降费等刺激性政策），甚至存在违反常识和逻辑的主张（如无视金融风险，片面指责金融系统对中小微企业支持不足）等。这实际上形成了对产业政策和营商环境分析的过度干扰。很多学者简单地将营商环境理解为“国家-市场”边界的问题。对企业来说，获取关键要素、实现转型升级、建立竞争优势等，从来不可能单靠市场；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结构性缺陷也不可能通过市场来解决。具体到工业互联网领域，这个结构性缺陷就是前面提到的互信困境。

我们认为，突破互信困境，优化营商环境，必须将“社会”这个重要因素找回来，使其与国家共同调控市场机制的运行过程。支持和鼓励独立于政府的行业协会等第三方社会性组织，实现国家向社会的赋能，为广大潜在的工业互联网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提供必要的社会性支持。包括：

（1）信任背书与基础设施背书。广大中小企业开展工业互联网业务，普遍面对的质疑就是其确保客户信息安全的能力。用户企业既会怀疑工业互联网供应商相关技术的安全性（包括阿里、华为提供的云服务）；也会怀疑无线通信技术本身（5G）的安全性，要求供应商提供相关的方案安全证明（类似首台套证明）。面对这些要求，中小企业往往深感无力，需要一些具有威信的第三方机构提供相应的支持。比如由行业协会等组织推动工业互联网全产业链供需对接，不仅可以帮助云服务企业发现潜在用户，也能够帮助装备企业提供必要的方案验证机遇，解决信息不对称和首台套信任背书的问题。在必要的情况下，还可以通过这些社会性组织推进信息基础设施服务（如云服务）均等化、优质化，从而将其发展成降低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成本的抓手。

（2）风险规避支持。在我国尚未出台有关中小企业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的情况下，行业协会这类社会性组织还可为广大中小企业提供法律服务和商业辅导，降低其受商业风险侵害的概率；建立必要的合作孵化机制，促成同一行业性组织中不同规模上下游企业之间的信任建立和业务合作。

2. 以更加有效的配套政策鼓励多切入点地进入行业、建立良性循环；有目的地引导网络通信知识向传统工业领域的流动，支持跨专业合作。

如前所述，将工业互联网各层次分割理解的“搭积木”式思路并不适合我国的工业能力基础，也难以成为工业互联网发展的有效路径。实现中国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只能从中国工业发展现实出发，以更精准的产业政策、鼓励痛点各异的企业多切入点地进入工业互联网业务。具体而言，产业政策的定位导向应从原则上区分如下：

（1）对于那些深受信息“孤岛”之苦的中小企业，帮助它们建立必要的数据功能相当重要。现阶段国内工业互联网企业普遍面临的问题就是，单打独斗地展开商业和技术的“双线作战”：既要同国外装备供应商就通信协议授权费用进行谈判，又要投资建立必要的协议兼容能力。尤其对于中小企业来说，要想降低工业互联网跨协议、跨网段、跨职能采集数据的成本，就必须改变这种“单打独斗”局面：利用行业协会等第三方组织，为参与工业互联网业务的中小企业提供一个同国外设备供应商与技术标准组织展开通信协议授权谈判的平台；利用如制造业创新中心等新型研发机构，为业内企业提供最基础的通信协议兼容能力，从而最大程度地降低用户端工业互联网数据功能的获得成本。

（2）对于那些已经打通信息“孤岛”，有能力进入“应用-平台”循环的行业龙头，应更多地从应用开发、平台微服务建设的角度进行政策支持。进入“应用-平台”循环后，跨学科、跨专业的合作开发已成为工业互联网业务的突出瓶颈。支持形成跨行业合作能力，一方面要从机制设计和组织形式上努力开展新的探索，另一方面要加大对跨行业人才交流与互动的政策支持力度。我国装备工业产品定价和员工薪酬普遍偏低，而装备行业恰恰是工业互联网领域机理建模、应用开发的主力。对于他们的支持，应充分考虑跨行业合作的难度，即以最终产品（应用/平台）的技术集成度和模型化程度设定政策支持标准，鼓励工业、科学与互联网的联姻，鼓励用科学手段“翻译”工业经验、形成工业机理。尤其要用好、用足需求侧政策，对采购这类高质量应用/平台的工业互联网业务甲方提供必要补贴，让他们愿意为好产品买单，从而使乙方企业有条件留住互联网人才，将跨行业合作开发持续下去。与之相反，尽量避免不加区分地滥用供给侧政策（如在立项阶段启动的、针对项目的补贴，而非针对跨行业产出的补贴）、挤出乙方企业应有的技术投入。

3. 鼓励应用开发的关键不是去搞“百万上云”式的群众运动，而是提供必要的科学能力支持：要让国内公共研发体系支持中国工业的仿真/机理建模需求。

工业互联网应用开发是学科、专业交叉的产物。在当前工业能力的基础上，应用开发的“人海战术”只能导致政策资源的巨大浪费，甚至将有竞争力的应用淹没在“百万上云”的浪潮中。关键的政策选项是降低现有企业跨学科、跨专业开发成本，改善开发活动的经济收益。这也是设计前述工业互联网产品需求端政策的目的。

此外，要为那些具备关键技术经验、却无力组建专业队伍，有心参与工业互联网业务的企业提供必要的技术基础设施，如设立相应的新型研发机构来降低他们开发工业互联网应用的门槛：新型研发机构帮助那些有能力（必要的工业能力基础）、有意愿的企业，解决已经启动的工业互联网应用开发项目中出现的具体建模问题，合作研发的目标是形成明确的工业机理和仿真分析结论。通过合作研发完成工业经验的机理化和编码化，最终有可能导致产业实际需求引导的基础研究。这应该是科技领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一种重要方式。考虑到这一跨行业、跨组织合作中的软件开发（机理化的本质）特征，可以在工业互联网行业引入软件业“即征即退”的税收优惠政策。

当然，合作研发并不局限于新型研发机构，整个公共研发体系都应参与其中。尤其应当鼓励高校及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承接这类与本土产业升级需求紧密相关的研究课题，重建以产业实际需求引导科研工作的价值观，把中国的科研人员从投入英文期刊中的精力拉回来。

4.抛弃通过开源方式完成工业软件赶超的幻想：平台层的开源很难实现，而工业软件开发所需的海量数据投喂，依赖于统一的平台支撑。

所有工业软件都是海量数据大规模投喂的结果，而海量数据的采集又依赖于平台层在数据维度、标准、清洗等方面的基础。如前所述，在当前的行业混沌期，每个领先企业都希望用自己的经验去建设自主平台、并将其转化为现金流，谁也不会成为平台开源的无条件付出者；而中国丰富的工业场景也决定了平台开源不符合西方根本利益。这就从根本上消灭了借助开源实现工业软件赶超的可能。

解决中国工业软件短板的有效出路只能是中国工业自己去“补课”：通过自主技术开发去理解技术的科学原理和仿真建模，并在这一过程中完成指标选取、数据清洗的工作，从而为工业互联网平台的数据功能奠定必要的物质基础。而这些指标选取、通信协议兼容等方面的基础性工作，需要一个行业性组织居中统筹、协调各行业龙头的选项，从而为海量、优质数据的“产生”创造条件，这也是工业互联网的精神所在。

5. 重新理解转型升级过程中产业（集群）促进机构的角色设定与政策导向

 “盆景”式工业体系中，多数企业都在高信任门槛和高技术门槛情境下“裸奔”，改善营商环境要改变这种单打独斗状态。这意味着，要使产业（集群）促进机构真正发挥作用，就必须使其同时具备社会功能和技术功能：以共性技术开发和科学分析能力为产业提供转型支撑与基点，以机构自身及其各种外部对接为平台、为同行业或上下游企业的合作提供支持与背书。社会功能可以帮助发现更多的需求痛点和技术汇聚点；而技术功能则是促进机构履行社会功能、获得企业信任的信用来源。考虑到近年来的众多变化，我国政府重新设计国家、社会与市场之间关系的条件已经成熟。可以想见，在收紧社会组织规制的同时，政府会逐步将产业组织、社会互动和上情下达的功能向产业（集群）促进平台转移，而这同样符合现阶段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工业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将成为5G时代的重要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讲，如果工业互联网的发展不尽人意，5G技术的应用就会出现一个极大的断档。而工业互联网的兴起，为中国经济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图景：一方面，中国第一次在某个新兴产业领域展现出相对于西方的局部优势（如情境资源）；另一方面，工业基础不牢、社会发展滞后等传统短板也因此暴露得更加充分。这都要求我们的政策制定者从“模仿”、“对标”西方的传统中跳出来，结合中国具体国情进行政策设计，打好地基、盖好自己的楼，在游泳中学会游泳。

所有这些归结到一点，就是90年前毛泽东同志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所提出的那个重要论断：“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编辑  季节）

 

    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基本经验是：掌握在西方企业手中的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我们要在科技创新中实行新型举国体制，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抓核心技术。

 

新型举国体制的基本内涵

 

    我认为，新型举国体制与传统举国体制的区别主要有六个方面：1.从行政资源配置为主向市场资源配置为主转变；2.从产品导向向商品导向转变；3.重点关注于激发科技主体的创新活力；4.尊重客观科技规律、经济规律和企业运行规律，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5.更加注重与全球化的紧密联系；6.注重与新时期先进技术的紧密联系。

新型举国体制的基本内涵，是以提高国家核心竞争力、保卫国家安全为核心目标，以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为前提，以突破国家重大短板瓶颈、推进重大项目工程、掌握核心关键技术为主要任务，以构建科技创新到产业进步、到社会经济价值的良性循环为基本路径，以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为基本保障，目标明确、任务具体、路径清晰、市场有序、保障有力的新型体制。

科技创新正在发生颠覆性变化

 

    总体来说，世界科技创新正在发生颠覆性变化。举例来说，一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导致人的经验和知识积累的程度，以及新知识的产生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二是数据逐渐成为科技创新的重要来源之一，未来可能会出现数据产生模型，模型自我学习，实现新模型自我构建，这些都会带来科技创新的重大变化。

    通过一年来的调研，我们了解到国内一些比较好的技术创新案例。

    1.正向设计。搞原始创新要走正向设计的道路，从需求到整体设计，从顶层设计开始，以系统工程方法组织实施。包括“两弹一星”这样的巨大工程，都是按照这种思路实施的。目前国内技术创新做得比较好的秦川RV减速器就是采用正向设计的方法，取得了很大的突破，已经在多家企业开展应用。

    2.知识产权问题。过去国内一些人不尊重知识产权，国内市场有一定的混乱现象，需要我们知法执法。知识产权问题不仅涉及中美贸易领域的问题，而且是我国构建诚信体系的重大问题之一。我们认为，知识产权引领对于开展科技创新尤其重要，这也是我国实施科技创新新型举国体制的重要基础。   

    3.平台加小微企业。中小企业在创新中具有重要作用。我们希望大企业能够承担一种平台性的作用，通过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力形成更多的创新成果，通过大企业对中小企业进行反哺和收购，实现创新的应用。前段时间，我调研一家企业，那里有一个国家数字化制造创新中心，因为软件行业的门类和产品种类非常多，不适合通过一个大企业把所有行业、门类所需软件都包揽下来，而是要搭建一个平台，通过平台去整合各种资源。

 

举国体制下科技创新的政策建议

 

美国、欧洲和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在推进国家重大战略任务时，全部运用了举国体制。日本的诺贝尔奖就是通过举国体制推动学术研究，其半导体技术发展基本上也采用举国体制。

    从“两弹一星”到现在的高速铁路、核电站等等，都是我国成功运用举国体制的典型做法。当前，科技创新实施举国体制要集中聚焦，主要围绕“卡脖子”的关键核心技术和产品，通过重大工程的带动和市场需求牵引，实施重大突破。

    第一，科技创新必须围绕实体经济部署，尤其是制造业。我们看到，离开制造业的创新最后一定是空心化的，没有制造业，创新是没有依托的，而且没有实验的场所。创新必须从基础研究到最后形成具体应用的新技术、新产品，是链条式的结果。

    第二，我们有必要对基础研究进行划分。习总书记2018年在两院院士大会上强调，很多时候科技口的人认为基础研究就是数、理、化、天、地、生，所以我们国家的很多重大科技工程中，数、理、化、天、地、生的项目很容易上。但是基础研究还包括另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产业基础研究。当前必须加强对产业基础的研究和突破，尤其要强化工业基础研究。同时，要避免举国上下闻风而动一起上的倾向。要警惕把所有研究机构都变成工程技术研究机构的倾向，要考虑到已有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创新中心，以及即将建设的一些研究机构，统筹安排，突破一些产业基础技术。

    第三，推进链式创新，要从头到尾，从基础研究开始，进而整合高校、研究机构，以及应用部门，最终强调产品的市场应用。没有需求、没有市场，是绝对没有创新的。

    第四，建立以专利为导向的新的知识产权体系。这要用举国体制的方式去做，形成合理的机制，培养一种全社会通过知识产权引领创新发展的新理念和新模式。

    第五，要关注人才教育问题。教育对一个国家创新能力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可能影响未来20年甚至30年，我们尤其需要关注教育人才的问题。

                               （编辑  宋斌斌）

 

 

大连机床和沈阳机床破产重组：不同的改制方向

 

2019年，机床行业最具标志性的事件莫过于大连、沈阳两大集团相继破产并且由央企通用技术集团整体接盘重组了。在上述破产重组事件中，我们观察到两个值得特别关注的事实。首先是大连机床。早在2004年，大连机床就通过MBO的方式完成私有化，其国有股权仅保留20%，可以说就是一家民营控股企业。而由央企直接接盘一家已经私有化15年的民营企业，难免会在业界引起关于“国进民退”的非议，然而通用集团的并购决策并没有受到上述担忧的影响。其次是沈阳机床。近两年，沈阳市加快了国有企业的改革步伐，在沈阳机床破产重整之前，沈阳市已经完成了东药、北重两家陷入经营困境的大型国有企业的改制重组，两家企业均选择了民营化的方向，接盘者同为民营企业——方大集团。与上述两家国企重组改制方向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沈阳市对于陷入更加严重经营困境的沈阳机床却选择了完全不同的重组思路，先是寄希望于实施由国家八部委联合支持的综合改革方案，在该方案不果的情况下，选择了央企通用技术集团的整体接盘，即选择了央企化的方向。

作为国资委直接管理的央企，通用技术集团其重大决策首先要体现国家意志。因此通用重组沈、大两机绝不能简单地看作单纯的企业经营行为，而是体现了国家对机床工业发展的特殊重视，同时也是国企改革分类施策原则的具体实践。

在新的环境条件下，机床工业面临两项任务，一是对过去两个阶段的历史作用做出客观清醒的评估；二是准确把握新阶段的战略思路和科学路径。对于上述两项任务，个人的看法主要有三条:第一，三个阶段是存在有机联系的整体，承前启后，互为因果，不能简单割裂；第二，对于过去的两个阶段，不能因为存在某些弊端，就简单加以否定；第三，也不能因为过去曾经发挥过重要的历史作用，就简单复制回归。总之，不能脱离特定的历史环境条件，必须实事求是，因地制宜。

机床工业调整改制的效果

 

在40年改革开放中，机床工业已经做出了一些调整和改变，那么这些调整努力的效果如何呢？

    2017年6月下旬，科技部会同工信部召开了数控机床专项成果发布会，总结了三方面成就、两方面问题。成就方面包括形成多少专利、培养多少人才、新增了多少产值。专项所取得的成绩和进步是不可否认的，但并没有真正走出发展困境，即我国高档数控机床及核心技术依赖于人、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得以改善的效果并不明显。

    沈阳、大连两大机床集团是04专项的最大受益企业，在专项实施过程中，两家企业被寄予厚望，因此立项最早、项目最多，当然获得的资金支持也是最多的，都达到数亿元的水平。然而正是这两家受到专项优先重点扶持的企业，在专项实施10年后相继陷入了破产重组的困境，该事件在业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其中就包括对专项实施效果的质疑。

    关于沈、大两机的破产重组。现在业界从不同角度分析，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多数人更多地注意到了这两个企业的共同点，特别是其盲目做大，大而不强的共同问题点，但是却忽略了两者的重要区别。事实上，从本世纪初开始，这两家企业在产权制度和业务模式方面走出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在产权制度方面，大连机床早在2004年就通过管理层收购(MBO)的方式完成了产权制度改革，而且一步到位就实现了管理层绝对控股的目标，国有股权只保留了20%；沈阳机床集团则不然，尽管在其旗下控股了两家上市公司，但其本身却始终是100%的国有股权。在业务模式方面，大连机床是多元化经营，除了以机床为主的机械制造业外，还涉足酒店服务业、房地产业，甚至还一度试水金融服务业。多年来大连机床的营业收入报表中，机械制造业所占比例一直是50%多一点；与大连机床不同，沈阳机床走的是专业化经营的道路。虽然其历史上也积累了一些非主营业务，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脱困过程中，还一度涉足房地产、食品饮料，甚至包括生物医药和影视广告等产业，但是从本世纪初开始，沈阳机床确立了集中资源做好主业的经营方针，并且下了很大的力气，花费了相当的成本，在几年时间内，把非机床业务全部剥离出去，从此沈阳机床成为一家主业特别突出的企业集团，直至破产重组前，一直都没有偏离专业化经营的方向。

尽管两者具有这些重要的区别，但最后结局还是殊途同归，相继走向破产重组。两个企业的破产案例已经把一些不容回避的尖锐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如果说沈阳机床的国有体制僵化落后，效率低下，那么已经私有化多年的大连机床照样不行；如果说大连机床的多元化经营模式带来资源分散，主业不突出，那么多年坚持专业化道路的沈阳机床也不行。

 

新型举国体制下的战略思考

 

以上事实表明，在新的环境条件下，需要反思机床工业的发展道路，需要在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重新明确战略思路，找出科学发展路径。那么方向在哪里？答案只能是新型举国体制。

   新型举国体制没有现成的模式，也没有固定的路数。要把握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关系，或者说，把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有机结合起来。但是具体层面究竟该怎么搞？进一步具体到当前的机床工业领域又该如何搞？大家都还处于积极探索的过程中，这里说的大家，不仅是指机床行业，也包括国家有关政策主管部门，即便是强势进入机床领域的通用技术集团，也不一定能够做到心有定数，可能同样处于积极探索的过程当中。

可以肯定的是，新型举国体制不是单纯依靠重大科技专项就能搞好的；也不能指望依靠国家巨额信贷支持来彻底解决问题；实践反复证明，那些理论教条在很多情况下都是纸上谈兵的花架子，不可迷信；近年来的某些实践结果还表明，并不是把重点骨干企业和研发机构收归央企就能解决问题。原则上讲，搞好新型举国体制就是要把握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边界。一方面，在切实需要政府出手的地方，政府要真正承担起责任，理直气壮地当好主角，并且要下足功夫；另一方面，要将其它方面的事情统统都交给市场，政府自己则甘当配角，做好服务。

显然，找准那些切实需要政府出手的地方是关键中的关键，即选准发力点是真正的关键。一般来讲，发力点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国家战略必需的目标;第二，市场机制失灵的领域和环节。就机床工业领域而言，同时满足上述两个条件的就是高档数控机床及核心技术，还可以进一步缩小范围，即战略关键领域所需的高档数控机床及核心技术，这就是需要政府理直气壮地发挥主导作用的领域和环节，将除此以外的所有领域和环节都可以放心地交给市场。

04专项十余年的实践告诉我们，即便是在找准了发力点，并且资源投入力度已经足够大的情况下，也并不能保证目标的实现。这里除了专项规划和实施过程中的问题之外，也有专项本身能力局限性的问题，即单纯依靠研发环节的国家支持是不够的，必须综合施策，多管齐下。

鉴于以往的经验和教训，特别是专项实施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突出问题，具体建议：

第一，要认真做好顶层设计，这是专项暴露出来的突出问题之一；

第二，要最大限度地聚焦，牢牢抓住主要矛盾，确保好钢用在刀刃上，防止资源分散，项目碎片化，这是专项暴露出来的另外一个突出问题；

第三，要下决心打通最后一公里，这是着眼于弥补专项本身局限性所造成的不足。要把发力点从研发环节扩展至更为薄弱的市场应用环节，这一环节已经成为高档数控机床发展道路上的死亡区，而且市场机制完全失灵，必须依靠政府力量实现突破；

第四，要建设（重建）新型的技术研发体系。解决基础性、长远性的问题，解决机床工业头重脚轻根底浅的根本性问题。根据机床工业的产业特点，我建议采用双主体的体系结构，即核心骨干企业和专业研发机构并行且相互补充的体系结构。

                              （编辑  季节）   

 

 

 

按照科技创新的工作目标，科技创新可以分为五种类型：基础科学创新；特定应用技术体系的创新；产业模式的创新；产品服务的创新；工程实现的创新。

在基础科学创新方面，我国在主要科学领域有相应的布局，虽然原创性的研发不足，部分领域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但总的来说，通过国家的专项计划布局，研发是与社会需求相适应的。“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简称863计划）和“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简称973计划）都已经产生了很好的示范效应，培养了我们的自有人才体系。

特定应用技术体系的创新往往是面对特定用途所需的一套完整的应用技术体系，其中有些是不完全服务于市场需要、或存在市场化发展机会的，诸如“两弹一星”就是其中典型的例子。这些创新活动一定要靠国家投资，单靠市场化的机制是不可能完成的。面对特定应用技术体系，在起步阶段，国家需要从系统设计到最基础零件的设计和生产做起，搭建完整的自有体系；当然，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和沉淀后，其中一些模块或者组件可以由市场化主体的通用产品来提供服务，此时特定应用技术体系就有条件与通用产业进行融合。

产业模式创新是一种比较复杂的创新业务模式，它可以由国家通过产业政策引导或支持具有相应创新能力的企业来实现，或者提供作为公共品的各类科技基础设施。当然，产业模式创新也有可能完全通过市场化机制去推进和发展，像电子商务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而市场上与最终经济活动联系最多的，一定是产品服务的创新和工程实现的创新。这两类创新活动绝大部分是由市场化机制驱动的。工程实现创新是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关键因素，这部分创新的重要性通常会被很多人忽略。中国之所以成为“世界工厂”，就是靠着我们的企业在各种“大家都会”的工作中，通过工程实现创新去解决了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的问题。工程实现创新是能够帮助企业获得核心竞争力的创新活动。当企业核心竞争力在商业活动中获得了行业认知和商业推广的时候，工程实现创新活动所产生的效益就能够反哺整个生产和产业，直至基础研究的创新活动。

对创新活动进行分类的目的是找出不同创新活动应该由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和利益主体来驱动，而创新活动的经济基础和驱动力是保障创新活动持久发展的关键。

我们可以把基础科学的研究发现和特定应用技术体系的创新称为“非盈利型科技创新”，而其余的三种创新活动可以称为“盈利型科技创新”。

新型举国机制下的科技创新活动

 

“举国机制”事实上也是一个复杂的机制。举国机制的项目也是有区别的，比如，“两弹一星”是举国机制，“阿波罗登月”同样是举国机制，还有一种特殊情况，“世界工厂”同样可以看作是一种举国机制。

我们对于举国机制的理解一直存在误区，认为只有“集中力量办大事”才是举国机制，而且一定是由国家拨钱、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项目才是举国机制。实际上，举国机制应该根据具体项目和发展目标，采取不同的方式去推动。

    我个人认为，美国在很多方面同样采用举国机制。比如，美国对于所有企业的贸易行为有明确的出口管制；所有美国企业的雇员每年都需要通过出口管制的培训项目；如果公司雇员出现了违规事件，要被追责直至判刑。美国通过这种方式调动全社会的资源，为实现国家目标而服务。而在科技方面，美国表面上不说举国机制，但实质上也在多个方面采用举国体制，而且方式更为隐蔽，和科技领域的运作更加适应。

    从20世纪90年代末起，美国对中国航天就实行技术的隔断，两国的航天发展是完全脱钩的。美国所有的航天商业活动、包括带有美国专利载荷的商业发射都不允许使用中国的航天设施，中国同样也不允许使用美国的。即使这样，过去20多年中国的航天发展仍然不错，至少解决了必须解决的关键技术自主问题，包括北斗系统、载人航天等。

举国机制下科技创新活动的瓶颈

从国家层面来看，目前中国的创新活动呈现为“两头旺盛、中间脱节”的状态。在国家支持下的基础研究项目成果不少，工程实现创新方面企业实现势头不错，但在科技成果产业转化上效果非常一般。

简单来说，产业转化的难度来自于几方面问题：第一，基础科学研究成果缺乏系统化，仅仅是特定场景的一些原型；第二，基础科学成果的方法论很清晰，但产业转化中的工程实现需要大量的基础工作量投入；第三，基础科学研究清晰而完备，但缺乏实现科学研究与商业需求之间的对接能力。

中国科技创新活动的市场机会

几乎所有的创新活动都卡在产业模式这个环节。我认为产业转化的本质是商业价值的发现，其核心来自于市场和商业的实现。在中国，商业的实现是我们的优势。如果把中国互联网行业的高速发展，做一个中美的对比分析，就可以非常清楚地说明这一点。

著名的硅谷投资机构——红杉资本对中国早期互联网企业的发展和投资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红杉资本的管理合伙人莫里森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说：“中国的互联网企业过去一直是把美国模式拷贝到中国，从2015年开始，中国在互联网领域开始有了自己的创新，我们开始copy from China，中国产品开始走到海外。”中国的互联网产业依赖什么因素获得了这样的创新能力？

我认为主要是两个因素：首先，我们的市场容量大，用户多，因此遇到的问题就非常复杂。有些问题人家可能永远都遇不到，而我们就会遇到。如果从用户端知道了问题和需求，就能够引导企业产生新的创新途径。我们有很多创新之处就是来自这个方面。其次是我们有完备的产业链。在全球化过程中，中国在产业链的博弈上具有很强的优势。由于我们过去底子薄，只要挣钱什么都做，反而能够建立比较完整的产业链。

对我们来说，有三个产业链是很有价值的。

一是消费电子。在消费电子产业，一些以前我们感觉很吃力的问题，现在自己也能够解决了。比如，中国已经掌握了芯片的工业体系和相对简单的芯片研发设计能力，但还不具备大规模集成电路的技术能力，关键是如何使芯片工业实现产业化。用户和产业达到一定规模，应用内容足够复杂，这些都要靠芯片作为集成实现，并完成核心技术壁垒的构建。这样消费电子企业就会推动芯片的设计、集成和生产，依靠这样的技术路线是可以做出有效的芯片产业的。现在，国内做比特币矿机的厂家能做出比特币的芯片，华为能用自己的产品需求支撑起海思芯片，阿里也在阿里云之后开始做芯片支持自身和行业的需求。这些都证明了从用户需求出发是可以推动芯片产业发展的。

二是物联网。中国现在的工业规模全球最大，在工业生产的物料和运营管理等方面，物联网有非常大的发展机会。

三是新能源汽车，以及后续数字化转型中的无人驾驶技术，在中国发展的机会也很大。

 

科技创新的中国成功因素

 

对于中国的科技创新来说，以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服务为核心的信息化，是我们产业创新的重大机遇。数字化转型是中国科技创新的巨大机会。

数字化转型是目前传统业务体系外的一个新的实现路径，这可能是企业管理体系中最重要的改变。比如，长征五号的再次发射成功，是在两年前发射失败后，中国航天的工程师和科学家花了两年的时间去进行修正才取得的。这得益于中国航天2016年长征五号立项后在天津建设的整套数字化工厂。如果没有这套数字化工厂，没有相应的分析能力，一次发射失败后很可能会导致整个项目全部失败，不得不推倒重来。而在数字化基础上，就有机会把项目继续下去，失败后仍可以做部分调整和改进。我们的数字化转型面临很大的机会，甚至是弯道超车的机会。

中国的云计算完全不落后于全球水平，在部分情况下是还领先的。这还是我们在操作系统方面落后美国40-50年，数字化能力落后30-40年，网络能力落后20年的情况下，在3年内取得的成果。这件事情是值得总结和借鉴的。云计算是怎么做起来的？当时，阿里的王坚博士共花了30亿元前期投入，而且做完的产品并不是阿里云当前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但独立自主的思路和30亿元的前期投入，让阿里云建立了自己的云计算生态产品体系。阿里云的发展体现了公司在合理的计划下，巨额研发投入会带来巨大的收益。

从当前中国科技创新的成功经验中，可以总结出以下几个成功因素：

第一，过去15年，我们在信息科技方面得到了快速发展，有了一定的底气。如果现在美国在软件出口方面对中国实行抵制和封锁，不让中国使用美国的软件，会产生什么状况？这是很多人担忧的事情，也是国家提出关键技术实现安全可控的原因。现在中国已经有了基本的能力和技术基础。

第二，我们的科技创新有后发优势。中国很多行业的发展已经非常清楚地显示出后发优势，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如何用好后发优势。现在我们的钱比发达国家少，人员的水平和经验也不如发达国家，凭什么能追上它们？用好后发优势，就是不能原样复制先行者的发展路径和方法。如果我们把发达国家的实现路径照抄照搬是不能达到追赶的目的，在计划的时候就要考虑裁弯取直。在仔细分析的基础上，适当应用新技术，逐步试点并推广新技术，把不需要的步骤和路径都精简，最快速地实现主要功能，其他的部分在主要功能实现后以最快的速度迭代开发，最后就可以很快地实现完整的业务需求，这是很重要的方法。

第三，中国庞大的理工人才资源是我们科技创新成功的基础。科技创新的基础最重要的就是人才。受惠于扎实的基础教育体系和高教体系的扩招，现在我们工程人才的积累比其他国家好得多。我们企业招人不一定关心学历，只关心这个人的理解能力和学习能力，虽然高端人才可能稍差些。目前应对中美在技术方面的博弈，我们有我们的优势，关键是怎么发挥这些优势。前不久看到一家汽车企业要做3D打印的仪表盘，如果他们自己做，需要找一个大学机械工程专业的毕业生，要会计算机三维设计、自行设计产品模型，还需要熟练使用3D打印机。这样的人才非常难找，而且工资特别高。后来他们发现东莞有一家工厂能做，于是电话打过去讲明需求，那边做完了用顺丰寄过来，比他们自己生产还要快，价格只有他们自己成本的十分之一。后来他们去东莞考察这家供应商的情况，就是一个很破的车间，工人全是初中毕业水平，但所有的产品都是这些工人设计和生产的。他们学习技术的方法很简单，有一个师傅带了三年，所有知识通过移动互联网的视频教程自己学，工人三年出徒后拿8000元左右的工资，比大学生干得还好、还快。

 

塑造良好的举国机制环境

 

合理划分产学研的责权利

做基础性研究就应该专注于专业，拿出基础性研究成果；如果要做产业转化课题，就得拿出最后的产业验证结果来。要按照创新的层次和设定的主要目标，匹配相应的责权利，有责任、有权利、有利益，这样每个参与者的积极性都会被调动起来。最终要把所有的创新体系回归到责任包干机制。如果创新成果指标落不到每个人的身上，把每个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再好的机制和体系都不可能保证有效运行。

要认清技术发展的客观规律，可以参考Gartner公司的新兴技术生命周期曲线的规律性——一个新的理念刚开始的时候会快速取得进展，然后遇到失败快速回落，最后会进入平稳的成长期。我们要搞清楚自己处在哪个阶段，应该做什么样的事情。在合适的时机，让合适的团队去做合理的事情，在新兴技术刚兴起的时候重点跟踪基础研究，一旦基础研究得到突破，就要将重心快速转移到产业转化后面的盈利型创新活动上去。

坚持科技创新的开放原则

从国家的创新体系来看，必须坚持开放的原则。基础科学体系性的创新布局，新的科学发现和观念的突破，这是人类共同享有的知识，所有国家的基础科学研究都会在学术社区分享。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毫不犹豫，该学习就学习，该分享就分享，也不能强求现在就要有自己原创性的突破，但是到了一定阶段，我们肯定会实现原创性的突破

开放原则的另一面指的是内部的开放原则，国家资金投入所得的成果必须能够分享应用。但我们现在在这件事情上做得非常差，研究机构所取得的成果几乎是没有分享的。反观美国，凡是联邦政府资金支持的科研项目，成果必须公开。

中国的应用基础科研课题，很多时候只是做一个原型，只要开个会议，请上业内专家好友验证了就可以交付。这种做项目的方式不可以继续下去了，必须认真地把运营体系做下去，而且能够实现产业化。每个国家资金资助项目的结项，应该要求其必须将所有过程的原始数据和最终成果在学术社区分享，这样在各种实践活动中就可以验证这个研发项目是否值钱，而且基础研究人员不需要自己去折腾产业化转换，只要开放即可在产业实现中分享利益。

盈利型科技创新要坚持经济学原则

盈利性科技创新不能只投入没产出，所有的项目都要有阶段性的产出。

比如，半导体芯片的设计制造原理我们全部都知道，生产过程也知道，但就是产品做不出来，原因就在于生产质量和效果达不到大规模量产的要求。这个时候不要只讲速度，也不要只讲规模，就把最关键的质量和效果做好，最后一定能够满足产业需要。科技创新一定要以产业价值为真正的目标。一切以解决芯片质量和效果为目标，其他任何看上去很漂亮的研究指标都不符合经济学原则。

阿里巴巴内部有个基本原则，做项目不允许超过两个月。两个月如果做不出效果的，先减功能，如果减不下来，项目就砍掉。项目可以做个三年的计划，但是必须有确定的里程碑，以两个月为限。拿到阶段性成果的时候要进行评估，评估不是靠专家评价，而是以客户反馈和业务需求满足度为标准。达到标准继续努力，未达标准要复盘分析如何解决问题，最终无法解决问题的，就只有中止。

大力支持可自主承受失败条件下的创新活动

首先，要保持创新试验田的管理体系，在可以承受的失败条件下不断地试。现在有很多人喜欢喊要宽容失败，实际是浑水摸鱼，只搞了一堆概念。想挣快钱的人不可能把事做成。做盈利型科技创新试验田，绝不能花别人、尤其是花国家的钱去做创新。要鼓励企业去做自己可承担失败后果的创新活动。

其次，应该让创新活力更好的企业加入创新活动的举国体制。举国体制中的技术创新怎样才能正确分配资源，哪些产业应该发展大企业和核心企业，哪些应该让中小企业发挥集团军优势，这是要特别注意的。

美国在航天领域有多家私营公司。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的“龙飞船”效果非常出色，成本低廉，实际上这家公司的组织效率远高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运行能力；另一个例子是美国一家做大数据的民营企业Palantir，这家公司承接的所有业务几乎都是美国的国家业务，核心业务是信息化、数据化的情报分析。如果相同的情报分析业务用NASA式的机制去做，可能要花10倍以上的钱。这两个例子告诉我们，真正拥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并不都是能按照企业规模或者企业在普通商业活动中的能力来衡量它们的创新能力。

要特别注意的是，我们会出现另一个极端情况，就是让院士、科学家“挂帅”开公司，往往效果并不好。在一个产学研、责权利分工明确的体系下，企业经营活动还是应该交给专业的企业管理团队，按照科技创新的要求来完成。

重视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力

《创新者的窘境》这本书曾经讲了一些很简单的道理，一个小公司增长10%和一家大公司增长10%，这两者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大小企业的诉求完全不一样。大企业要做一个创新项目，对整个团队提出的业务要求和业务指标会很高。但从经济的角度看，我们可以放弃对大企业的创新要求，主要把创新的要求放在小型组织上。因为小公司面临生存的问题，效率是决定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主要因素，一个小公司如果由专业技术人员团队组成，大家可以不计报酬、为最后活下来一起努力，就会非常坚决地做好这些事情，创新的动力会非常充足。

比如，华为一直在视频方面有产业布局，其中有一个业务是做视频中的定制化场景识别，但发现这个业务一直不挣钱。这个做视频识别的团队后来从华为分离出去，成立了一家小公司。他们很有动力，业务做得好，成本也降得下来，在华为系统中不值得做的业务转化为小企业，就变成一个好业务了。所以，一定要重视小型组织的创新能力。

动物园的老虎是抓不到兔子的，要让企业保持适度的饥饿感。通常大企业缺乏这样的饥饿感，很难出现你追我赶的状态。其实在美国也是这样，硅谷的创新活力更多是依赖20人以下的小公司。国家现在强调要支持小微企业，这才能真正解决工程实现中创新能力的问题。这也是中小企业或者小型化组织有价值的原因。

坚持专业决策，重视工程实现

 如果没有以钱学森为代表的那群科学家，“两弹一星”就不可能成功。由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决定，由专业体系决定创新的方向和水平，这是符合实事求是的科学实践原则的。而在专业决策的基础上，配合脚踏实地的工程实现能力，才会有机会冲破科技创新中最困难的瓶颈。

首先，在工程实现落地的时候一定要目标明确。比如，当初阿里云的发展就来源于一个非常朴素的需求，当时淘宝起步时的业务增长很快，经常会出现计算容量不够的情况，扩容100台机器需要3个小时。2008年9月份，阿里提出一个目标：10分钟内要能扩容100台机器。经过专业团队分析和决策，这样的业务要求必须要用云计算去实现。到2011年，业务团队就交付了一个云计算的服务器部署系统，可以在40分钟里面交付3000台物理机、12000台虚拟机，这是技术工程实现带来的价值。

    其次，刚开始要做过渡替代，不要做完全替代。一开始就做完全替代，其成功几率非常低。所谓过渡替代，就是开始时能买就买，然后拿出一小部分自己先试，试得好了，再把准备好的模块用上去，逐步去改，越改越好，实际上这就是进口替代中对国产化进程的实现要求。举例来说，中国自有知识产权的数据库搞了很久，直到2010年还没有达到商业应用的程度。支付宝做的oceanbase（核心数据库）开始也不够好，但有业务场景就去试，不断地把有问题处改掉，逐步承担重要的业务。搞了5年，最后把蚂蚁金服迁移到oceanbase上了。最近通过TPCC的评测，综合容量全球第一。到这时已经用上分布式的信息技术，最后只受限于物理限制，这就容易了。所以，过渡替代是产业转化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则。

第三，坚定的投入，踏实追赶。做科技创新的工程实现是有难度的，要坚持价值取向，要有理想。比别人差不是问题，但是要知道自己为什么落后于别人。有的时候，我们仅仅是时间和工作量的投入不足，以及工作细节没有做到。在这个追赶对手的过程中，有大量的工作需要梳理，千头万绪，需要妥善规划，并监督执行。计划很重要，支付宝在2009年的一个关键项目，就曾经规划梳理了需要500人的团队3年的工作量，最后到2012年，大约提前6个月终于完成了项目。

                              （编辑  杨利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融入国际分工体系，不断学习和积累技术能力，向国际价值链上游攀升。但是中国的发展壮大冲击了美国主导的国际竞争格局。自2018年起，美国向中国发动贸易战和科技战，企图打压和遏制中国的发展。中国亟需完善国家创新体系，进一步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建立新的竞争优势，有效应对国际竞争环境的变化和挑战。

 

贸易战对我国创新发展的影响

 

2018年3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向中国对美出口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并限制中国对美直接投资。此后中美之间进行了一系列贸易谈判，而美国对中国的制裁仍然不断升级，从征收关税到禁止技术出口、制裁中国科技企业、收紧对中国学者的赴美签证等。可以预见，国际竞争环境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未来一段时间，美国对我国在经贸和科技领域的遏制政策不会有实质性改变。

美国对华贸易战的深层原因在于美国已经将正在崛起的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过去40年，中国经过改革开放，经济快速发展，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产业升级步伐不断加快。而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贯抱着冷战思维，担心中国的发展将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对美国在全球产业链和科技创新链高端的领导地位带来冲击。依靠高科技产业安身立命的美国，对中国近年来以更低成本快速发展高科技产业的势头感到惧怕，担心如此将动摇美国经济的根本，造成军事政治实力对比变化、危及美国的全球霸权。美国政府和国防部分别在2017年底和2018年初发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国防战略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和俄罗斯是美国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从美国公布的加税清单可以看出，很多商品项目不是美国主要进口的部分，而是“中国制造2025”重点发展的高端制造、信息通讯、机器人及航空航天等产品领域。可以看出，美国发动贸易战的一个重要目标是遏制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企图堵死中国在产业升级的关键阶段向上攀升的通道。

我国自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来，科技创新成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引擎。但由于我国科技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仍有差距，一些关键性技术仍然受制于人。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核心技术靠化缘是要不来的”，“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们最大的隐患”。中美间在经贸、金融、科技等领域的博弈和摩擦将是长期的，美国凭借自身的科技优势对华实行技术出口管制乃至技术封锁、遏制中国创新发展的趋势不会改变。我们作为科技后进国家，不能幻想仅靠自由贸易和被动服从全球分工就可实现产业升级和经济现代化。面对国际形势大变局，我们要按照十九大精神要求，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强化战略科技力量，强化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突出关键性、前沿性技术创新；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我国创新体系存在的问题

 

经过多年科技体制改革，我国创新体系建设的思路和方向发生了重大变化。近年来，我国研发经费投入、论文和专利产出大幅增长，涌现出华为、腾讯、阿里巴巴等国际知名创新型企业，研究型大学的国际排名不断提高。但是，我国创新主体能力薄弱，产学研合作仍不紧密，创新还没有成为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同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新任务和新要求相比，我国创新体系在动力机制、创新能力、主体定位、合作机制等方面仍存在诸多不适应的地方。主要表现为：

1.市场机制与体系不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已基本确立，但是市场在资源配置、特别是引导科技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很多企业还没有形成依靠科技创新而发展的动力机制。政府直接配置资源的权限过多过大，地方保护、部门分割、行业垄断等问题一直没能有效克服，影响了全社会创新活力的发挥。

2.企业创新能力薄弱。尽管总体上企业已成为技术研发投入主体，但多数企业的创新能力并不乐观。不但研发投入总量偏低，而且结构也不合理。85%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没有设立研发机构和从事研发活动，不掌握核心技术，更难以开展原创型自主创新。我国至今在能源和资源、材料和先进制造、信息通信、交通运输、现代农业、医疗卫生、生态和环境保护、公共安全、信息安全、空天海洋等多个重点领域核心技术受制于人。

3.高校院所偏离服务国家的定位。高校是人才培养的主要机构，科教融合无可厚非，但是一些研究型大学过于强调研究功能而弱化了教育功能。国有科研机构本应以国家战略任务为导向，但是很多院所没有稳定的经费支持，不得不面向社会寻找资源，偏离了服务国家战略的定位。当前流行的PI制（项目负责人制或学术带头人负责制）和论文导向评价机制，削弱了大团队作战和重大技术攻关的能力，无法有效满足国家战略需求。

4.产学研合作效率仍然不高。受传统科技和经济管理条块分割、以及科研评价导向等因素影响，我国的企业和学校、科研机构之间利益交集少，合作方向模糊，合作范围有限，相互之间难以建立长效合作机制。对企业来说，大部分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成果不能满足企业需求；重大科技计划往往缺乏与产业需求互动的机制，不能有效支撑产业的自主创新，直接影响创新系统的效率和创新驱动的效果。

5.教育和人力资本积累不足。过去很长一个时期，我国各地政府在经济发展指导思想上，过分偏重发挥廉价劳动力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忽视了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但是随着“人口红利”逐步消失，劳动力供给数量下降，凸显了劳动者素质的重要性。2018年，我国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7.9年，而美国和日本分别达到13.4年和12.8年。①人力资本积累不足，无法为科技创新提供有效支撑；教育理念落后和体制僵化，无法培养科技跨越发展所需的领军人才。

 

完善国家创新体系的思路与建议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兴起，将会引发国际分工和竞争格局的变化。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意图越来越明显，未来技术领域的对抗将更加频繁。为了进一步提高我国的科技竞争力，需要加快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向“贸易强国”和“科技强国”不断迈进。

1.注重创新制度的内生性与匹配性。制度作为国家的特定规则体系，它的产生和变迁是个内生的过程。国家创新体系作为广泛连接科学技术体系和经济体系，涵盖“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新技术和产品开发、市场应用、维护更新”等创新全过程并使之顺畅运行的体制和机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不会一蹴而就。所以创新体系的建设，同时也应该是国家有意识地进行培育和逐步发展完善的过程。

我国是经济转型中的发展中大国，国情与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建设和完善创新体系，必须立足本国实际，发现问题和找到问题的症结，并寻求解决问题的思路。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和发展要充分照顾中国的特色，对自己的历史条件、制度条件和文化条件的特殊性要有深刻认识，发扬优势，克服弱点。要进一步明晰技术与制度之间的相互选择和制约关系，既要考虑制度对技术的塑造作用，又要注重制度与技术的匹配，实现产业层面上技术与制度的协同演化。

2.从纠正市场失灵转向系统与能力建设。传统技术创新政策主要关注资源配置效率，以弥补市场失灵为导向，通过改变边际收益鼓励技术进步（如企业研发的税收减免政策），但是这一类政策会受到短期收益递减的制约。创新体系建设要强化各类创新主体的内生创新动力和能力，鼓励企业自建研发机构或开展产学研合作。要进一步加快建立企业主导的产业技术创新体系，加强产业共性关键技术研发，健全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发挥市场对技术研发方向、路线选择、要素价格、各类创新要素配置的导向作用。进一步发挥科研院所的骨干和引领作用、高等学校的基础和生力军作用。同时需要加强科技政策与产业政策、贸易政策、竞争政策、金融政策的紧密结合，从政策层面消除科技政策与经济政策“两张皮”的问题。

3.重视教育与人力资本对创新的作用。在创新发展中，教育和人力资本投资对生产率提升非常重要。未来应加大教育和人力资本投入，加强创新人才队伍建设，用高素质劳动者弥补劳动力不足，从人口大国转变为人力资本强国。面向未来发展需求及时调整大学学科设置，培养创新发展所需的各类新型人才。创新的重要源泉不仅限于研发活动，工程师和技工等主体、以及干中学和用中学等行为也是创新活动的重要源泉，因此要加大力度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提高技术工人素质。人才政策还应把握企业家成长规律，努力营造有利于其成长的市场环境、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在全社会形成尊重企业家的良好氛围。

4.保持创新源头的竞争性与多样性。市场竞争迫使企业不断寻找新产品、新技术、新原料、新市场等创新活动。竞争能给率先创新的企业带来超额利润，并引发其他企业仿效和创新投资热潮。在创新系统中，政策最重要的功能是保持创新的多样性。需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矫正过度的竞争和不合理的垄断，形成有利于创新的市场竞争环境，企业才有可能感受到竞争压力并激发创新的动力，从“要我创新”转向“我要创新”。企业的这种内生动力是促进科技经济融合的根本性手段，也是创新驱动发展的关键。为此，需要建立公开透明的市场准入和竞争制度，在成立、准入、融资、激励等环节提高民营企业和民间资本的国民待遇。

5.加大对创新的激励、保障创新收益。企业从事创新的努力程度与从创新中所获得的预期回报紧密相关。当创新主体预期能够获得创新活动所带来的利益时，创新动力会大大提高。因此，应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确保创新者的合理收益。在对企业进行反垄断分析时，对于企业间自发形成的协作机制，如有利于产业竞争力与社会公共利益提高、但不损害市场实质效率的协议应给予鼓励。劳动者投资人力资本以期获得高额回报，与企业投资研发获得垄断利润一样，都是创新的驱动力。努力实现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同步提高，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通过多种途径提高科技人员收入，消除新一轮“脑体倒挂”和“读书无用论”的不良影响。

6.发挥政府在创新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政府在推动创新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政府需要从直接行政干预向塑造市场环境转变，以创新生态建设为核心目标，规范政府行为，提高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水平，做到依法行政，增强政府治理能力。在宏观层面，通过行政和法律手段来规范市场，进而形成有利于创新的市场环境，要实施有助于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的贸易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及能够激励企业投资的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在制定法规、提供信息、制定标准等方面保持政策的有效性和一致性。在微观层面，要实施重点支持产业相关研发的创新政策，加强技术从高校和其他研究机构向产业的有效转化，为中小企业提供技术支持等。

7.在战略必争领域建立新型举国体制。科技创新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要充分利用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在战略领域建立新型举国体制，科学统筹、集中力量、优化机制、协同攻关，着力提升我国综合竞争力、保障实现国家安全的创新发展体制安排。着眼于新的战略目标，在重点领域加快启动和实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着力突破重大技术瓶颈。在关系长远发展和国家安全的信息、先进制造、生命科学、能源、新材料、空间技术等重点领域，建立战略（产业）技术联盟，加强政产学研协同创新，力争取得重大创新成果，为国家安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强大支撑。

8.坚持开放与自主并举的创新体系。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知识、人才、信息、资金、技术等创新要素和科技资源已突破国家边界，加速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和配置，开放与合作创新成为必然选择。应抓住全球创新多极化趋势和机遇，大力推进我国与主要创新型国家之间的合作。另一方面，只有拥有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才能更好地利用外部资源，掌握创新发展的自主权。在开放创新中，应坚持“平等合作、互惠共赢”原则，有效利用全球科技资源和市场，建立与国际规则相适应的体制机制与政策环境；主动设置和发起全球性创新议题与国际合作计划，共同探索人类未知领域，共同应对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环境污染、气候变化以及公共卫生等全球性挑战。

                              （编辑  宋斌斌）

 

 

军事向民用以及民用向军用技术的双向转换，是当代科技创新的重要方式。这方面的例子有许多，其中互联网的技术和发展是最著名的案例。在美苏核对峙的背景下，美国担心苏联的核打击会破坏它的通讯系统，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征求分布式通信方案，这促生了因特网技术的出现。此后，这一技术转移到民用领域，最终形成了庞大的互联网产业。此外，还有像波音公司把其所承担的大型军用飞机的研究成果和技术积累向民用飞机方面转移，从而形成了喷气式民用飞机的波音系列产品。

 

各国推动军民融合的不同方式

 

实际上，不仅美国，世界各国都在推动军民融合，不过方式各有不同。比如美国和英国采用军民一体化的方式，俄罗斯是多元发展，以色列可以被称作“以民带军”模式，日本和德国因为是战败国受到诸多限制，所以采用“以民养军”方式。我们国家也非常重视军民融合的问题。军民融合是当代科技创新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推动国家科技发展的重要方式。

    在冷战期间，美国通过调查发现有1/3的工程师、70%的科学研究经费都用于军事项目，但是这些投入所产生的经济收入只占GDP的6%，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很差。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提出了军民一体化融合战略，有17个联邦部门参加了军地科技统筹管理，出台了78个有关军民融合的法规和政策。通过多年努力，美国所采用的军事技术中，有85%是军民两用技术；国防部使用的标准化文件，民用标准占到50%；国防科技经费中支持中小企业的项目每年达600余项；国防基础研究项目的55%由高校承担。通过实行军民融通战略，美国科技投入效率得到很大提高，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显著增强。这也成为美国能够赢得与苏联军备竞赛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国军民融合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在中美贸易战中，我国的科技和工业领域暴露出大量技术短板的“卡脖子”问题。据中国工程院对我国26个主要产业领域进行的调研结果显示，其中能够自主可控的部分占62%，受他国制约的占38%。华为在被美国列入管制清单后，通过内部清理发现，其对外依赖的技术大约有6000多项，于是通过近10万人花费一年的时间拼命地补漏洞。我国的产业和企业之所以会出现这方面的问题，主要原因是对全球产业链、创新链的路径依赖。在全球化高潮期，我国的产业链、创新链努力与国际对接，形成紧密的跨国产业链，这是当时基于比较优势的选择。但在大国竞争的背景下，这种路径依赖带来的关键技术受制于人的问题就突显出来。中美贸易关系一旦陷入僵局，美国利用高科技优势相要挟，威胁与中国脱钩，那么我们所有跟美方进行链条式衔接的研发、生产、贸易都会受到影响。

要改变受制于人的现状，还是要通过自主创新的方式，培植完整的产业链和产业生态，形成能够应对技术封锁的全创新链体系。而要建立这样的生态和体系，必须要走军民融合的道路。目前，我国军民融合 存在四个方面的突出问题。

第一，创新主体积极性不高。军工企业参与协同创新的过程中，受到政策性、制度性和结构性的影响。军工单位相对来说市场化程度不高，以政府支持、军事订货为主，对于军民融合项目，这些企业的自主性和积极性有待提高。而且军工单位还涉及到保密等问题。另一方面，民口企业如果要参加国防科研项目，也面临着资质、市场、程序、标准、财税等方面的壁垒。

    第二，创新要素有缺失。军民两用方面的人才不足，而且各种资源在军民双向流动方面存在着制度性障碍，不容易破除。国防科研需求的信息公布渠道受限，重要科研基地和基础设施共享的群体有限，存在大量的“僵尸数据”，共享的范围不广，程度不深，作用不大。

    第三，创新环境不好。促进军民融合协同创新的制度不够健全、相互衔接性差。军民之间存在两套标准体系，军民科技成果双向转换面临较多的政策障碍，民口和军工企业之间公平竞争的环境尚未建立。

第四，创新组织方式不完善。国防科研管理从装备主导型向装备主导和创新驱动并重的转型还不到位。要想利用民口日益壮大的科技创新力量支撑国防军队建设，需要建立相应的体制和机制。目前，跨军地、跨部门的军民融合机制尚未建立，协同创新工作中更多的是依靠一事一议，单线单点联系，工作连续性得不到充分保障。

军民融合创新的主要思路和措施

 

    为了解决军民融合中的这些问题，中央非常重视，专门成立了军民融合委员会，下设军民融合办公室；各省也相应成立了其下设机构。这样高规格的体制安排，目的就是要打破军地协同的体制障碍。在实际工作中，还要克服诸多障碍。在国家科技中长期的规划中，专门把军民融合创新体系发展列为一个重要的任务，核心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体系，实现两大转变，生成三种能力”。“一个体系”就是指建立军民一体化的创新体系，要建立军民职能分工明确、互助互利、协同创新、一体高效、军民融合的创新生态。“两大转变”是指实现军民合作管理到军民融合治理，军民科技共建共享共用，平战结合，高效转化的一体化转变；实现军民融合的追赶型科技创新向领跑型创新转变。“三种能力”就是生成国家综合实力快速增长的科技牵引力，生成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高质生产力，形成打赢未来战争的新智战斗力。

    军民融合创新主要的发展思路，就是要先拆壁垒、破坚冰、去门槛，形成军地协同的机制体制，全面破除影响军民融合、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政策法规等方面的障碍；进而建立结构合理、体制机制灵活、功能完备的军民创新科技体系；最终全面建成军民一体化的创新体系，形成军民高度融合的发展格局。

具体的措施包括，强化军民融合创新体系的统一规划部署，推进资源共建共享，建立统一的数据库，把科研设施和设备纳入国家统一的平台化管理；促进标准体系的融合；完善军民科技成果的双向转化机制，打造军民融合科技创新平台，加强军民融合的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加大重点领域的军民融合协同创新，推进军民融合科技重大项目的一体化论证等。

建立军民融合的科研创新体系，一个重要方面是探索或者是解决好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举国体制的问题。我们之所以要实行新型举国体制，首先在于时代变了。我们现在面临的局势，既不同于新中国前30年的相对封闭环境，也不同于1978到2018年历时40年的全球化时代。今天的新型举国体制，要能够适应大国竞争、中美战略博弈的新形势。同时，新型举国体制还要解决新的难题，不仅包括协调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而且还要面对我们如今与美国局部脱钩的局面。西方国家依据《瓦森纳协定》等国际协议，一直对中国实行程度不等的技术封锁，这些封锁偏重于军事方面。今后，我们可能还会在更多的高科技领域遭遇封锁或限制的局面，美国的目的在于打压我国产业升级的势头。比如《中国制造2025》提出了10个优先发展领域，在美国列入70个实体清单中就有80%和这10个领域重合；对我国出口货物提高关税的项目中，80%也是与之重合。所以，我们要从变化的世界格局出发，从中国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建立新型的举国体制，建立军民融合的国家发展和科技创新的模式，实现中华崛起的战略目标。

                                                                               （编辑  杨利红）

 

 

    中美贸易摩擦已经延伸到科技领域，而我国的科技创新战略面对的是美国主导的西方体系。现在的全球化体系是二战后逐步形成的，其实质是美国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体系。

   

美国与日欧之间的科技分工与竞争

 

美国和日本、欧洲之间在产业方面有竞争、有分工；竞争是第二位的，分工是第一位的。西方世界的科技创新架构也是以分工为主、竞争为辅。

    20世纪80年代，日本大力发展集成电路，集成电路产业一度和美国竞争激烈，国际半导体贸易的份额一度超过美国，在部分高端领域占据了领先地位。当时石原慎太郎写了一本畅销全球的书——《日本可以说不》，引发美国的高度警惕，开始封杀日本在这一领域的发展势头。双方经过多次贸易谈判，日本最终屈服于美国的高压之下。美国至今还牢牢把握着IT科技的世界领导地位。尽管日本、欧洲在IT体系中都占有一定地位，其中一些部分占据领先地位，但它们仅是西方电子科技体系中的一部分，核心部分还是在美国人手中。

    欧洲跟美国之间也有竞争。最近法国与美国在民航客机领域出现分歧，双方威胁要互加关税等等。德国与俄罗斯合建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也属于欧美竞争的领域，因为德国大量购买俄罗斯的天然气，就会减少向美国或中东天然气的购买量，美欧之间的竞争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因素，但它们之间的竞争不可能颠覆美国主导的体系，他们的竞争主要集中在市场和利益分配方面。

    2019年，日韩两国因二战慰安妇问题交恶。韩国的芯片制造业需要的几种高级辅助材料必须依赖日本，而日本曾将这几种材料实行对韩禁运，导致韩国半导体工业受到很大损失，最后不得不让步。

    韩国和中国台湾都有很强的芯片加工能力，技术水平很高，生产效率高、产品质量好。但如果离开了美国提供的核心技术，他们的半导体工业就很难维持下去。

    荷兰的光刻机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光刻机的出口，特别是对中国的出口，在相当程度上受到美国的控制，并不是荷兰想卖给谁就能够卖给谁的。

    20世纪70年代，日本东芝公司向前苏联出售两台五坐标联动数控铣床，前苏联潜艇螺旋桨的加工精度和表面光洁度得以提高，大幅度地降低了潜艇噪音，美国海军声纳系统因此无法测出苏联潜艇的行踪，一度丧失了对苏联海军舰艇的水声探测优势。为此美国对东芝实行制裁，并要求它设计新一代声纳系统，以便侦测海底的静音潜艇。可见，尽管日本掌握先进技术，但它毕竟是美国控制的西方体系中的成员，在技术转让上是受美国控制的。    

   

中国科技创新面临西方体系的围堵

 

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德国、日本乃至韩国和我国台湾省等后起经济体面临的环境有很大差异，因为中美关系和美国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关系有本质的不同。例如，在“巴统”于1994年解散后，1996年在美国操纵下，以西方国家为主的33国在奥地利签署《瓦森纳协定》，实施新的敏感物资与技术的控制清单，包括军品和军民两用产品及技术（先进材料及材料处理、电子器件、计算机、电信、传感与激光、导航与航空电子仪器、船舶与海事设备、推进系统等），中国在被禁运国之列。

    所以，我国科技创新不仅要面对中美之间的科技战，还要面对欧洲、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的竞争，这是以美国为主导的整个西方的科技体系。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创新型国家，对外部环境的了解是不能回避的。

 

对我国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几点思考

 

    首先，我们能够进入美国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吗？如果把战略方向定位为美国主导下的国际高科技产业分工体系的一部分，那么我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能做到什么水平，国际高科技产业分工体系基本上是美国人说了算。从目前情况看，我国某些行业的某些环节，可以融入参与国际分工体系，有些领域则不可能进入（特别是跟国防有关的部分）。我国科技领域不可能被西方控制，西方也不会让你进入，所以我们不能照搬或复制美欧等国的科技创新体系。

其次，建设我们的科技创新体系，设计我们的科技创新战略，要认清面对的对手。根据最新统计数据，我国总体研发强度（科技研发投入占GDP比重）约2.1%。而美国的研发强度是2.8%，日本超过了3%，欧洲一些国家达到4%。总体看，西方国家的平均研发投入强度高于我国。如果看绝对量，中国的GDP是美国的2/3，我国研发投入量也就相当于美国的一半左右。尽管近几年我国研发投入增长较快，但我们的研发投入强度依然和西方国家存在一定差距。所以，我们的科技资源投入要达到美国主导的西方体系的水平，还需要很长的追赶时间。

第三，提高创新资源投入效率，发挥政府作用和市场机制优势。面对这样的格局，我们要缩短和逐渐消除差距，就要考虑怎样提高我们科技创新资源投入的效率，需要考虑在哪些领域进行努力，全社会科技研发投入，主要是政府投资和社会投资两部分，提高全社会创新资源投入的效率，首先要提高政府投入的规模和投入资源的创新效率。

    一方面，政府投入资源支持科技创新是必要的。如果我们按照“完全市场竞争”的发展理念，政府完全不进行技术创新投入，可能到今天也不会有“两弹一星”的成就。看看美国对伊朗等国在核科技领域的封锁打压就知道，如果我们当年不克服困难，及时加入核俱乐部，今天搞核工业的难度会比当时大很多。所以，要提高我们的科技创新效率，政府必须集中一部分资源，投入某些关键的战略性高科技领域。这些关键领域一旦形成突破性进展，对整个科技创新的拉动和经济增长的作用，就会发挥特殊的效果。

    另一方面，如果完全依靠政府投入搞科技创新，也会在很多领域形成低效率。在众多行业领域的技术创新需求和创新机会，不能完全靠政府来判断，必须由企业根据对市场的切身体验做判断。政府对科技发展方向的前瞻性判断有优势，也有一定的劣势。优势是政府可以从宏观着眼，信息掌握比较全面并且有能力进行分析。单个企业所拥有的资源和信息往往受到局限，判断能力也可能有一定缺陷。    政府的不足在于，它对市场的敏感性不如企业。所以很多新技术的出现不是政府机构提出来的。比如照相机原来用胶片，数码相机技术是柯达公司首先发明的。但柯达对市场判断有误，没有进一步投资研发，相反是日本企业运用这个技术实现了商业化应用。

    互联网技术是美国一个公司发明的，但判断它的前景和投入资源是政府行为，是美国国防部最先发现它的军事价值，并且进行研发投资，现在互联网的经济价值已经难以估计了。

    在科技创新体系中，要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不能偏废。如果不是美国的企业率先提出互联网的概念和初步研发，美国防部不会投入资源。反过来，如果没有国防部投入资源，这个公司需要多少年把互联网技术开发出来并付诸应用，也很难预测。美国已经形成了一套政府、市场的体系，政府机构面对很多新技术萌芽，对其应用价值和发展空间，需要有准确的判断能力，然后才是政府投入的决策。新技术萌芽是市场带来的，投入资源把它培育起来则是政府的功劳。

    我们应该借鉴发达国家在科技创新领域如何处理市场和政府关系的经验。怎样发挥市场的活力、激励企业的创新动力，形成更多的新技术成果；政府资源应该投在哪些地方，用什么方式投入等等，这些是需要认真研究的。

所以，在面临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强大的竞争对手，以及我国科技资源投入有限的前提下，如何运用有限的科技创新资源，提高科技创新效率，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非常紧迫的任务。我们既要学习借鉴国外的成功做法，又要深刻认识我国的现实状况，要有非常客观的准确判断。在知己知彼的情况下，深入研究中国科技创新体制如何建设，如何提高科技创新资源的投入效率，进而带动整个国家的科技创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编辑  宋斌斌）

 

国家创新体系中创新生态链的构建

 

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到产业化、工程化，是一个生态链

在新形势下，如何把官、产、学、研、用、金融等领域的单位有效地组织起来，尤为重要。首先，从“官”的角度，需要政府各有关部门，包括经济综合部门和科技教育财政各部门，各司其职，互相配合，理顺关系，形成合力，而不是互相扯皮。现在我国科技专项很多，包括863、973和16个重大专项的“两机”工程、海洋工程等等，其中有很多重复投资。例如智能制造和机器人等就很典型：各个部门都在抓，国际论坛、媒体报道热度很高，到底解决了多少问题？其中误区很多。

第二，从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到开发研究、产业化、工程化，这个创新生态链还没有打通。如何以最少的投入得到最佳的创新效果，“官产学研用”形式上组织起来了，但实际上发挥作用如何？这个问题似乎还没有很好地解决。

第三，要重视金融的作用，因为科技研发需要资金支持，当然有了钱怎么用好，也是一个专门的问题，这也是政府提高治理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科研部门流行“一九定律、二八定律”的说法，研究成果只有10%-20%能够产业化。支持机床工业的04专项就是这样，项目形成的成果大都是样品样机，很多是研发出来就放在那里，有多少真正能够实现产业化？研究成果样机成为市场接受的商品，要比研发成功一个样品样机困难得多。如果研发成果不能产业化，就不能成为生产力，创造不了价值。17世纪英国大哲学家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但我认为，知识如果不转化成产品、转化成生产力，它就没有力量。 

建好创新体制是关键

改革开放40年，原有的创新体系中，一些部分被打破了，新的创新机制正在建立，还需要不断完善改进，提高其有效性，需要有关部门进一步评估及推进。 

举国体制下的创新体系

我们的创新体系中，科研院所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像中科院和高等院校，主要研究对象是天地声数理化等基础理论，上至宇宙的黑洞、暗物质、暗能量、物质结构，下至微观结构、中微子等等。在应用技术研究方面，中科院、大学有部分力量在做，各工业行业中的企业和技术研究体系都在做（比如沈阳自动化所、北京自动化所）。在应用基础研究环节，中科院、高等学校、军工口（包括军民两用的电子口），铁道系统的高铁等，由于组织体系比较完整，有条件实行举国体制下的科技攻关，且具有辐射能力。当然，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它们的体制机制有所变化，其效能也需要进一步探讨。 

工业部门科研机构改革的得失分析

改革开放的前20年，因市场经济的转型，民用工业部门的研发机构遇到不少困难。1999年，以各工业部的两百四十多个国家级研究所转制下放为标志，旧的创新体系被彻底打破。其后20年，我国又自发性建立了一批新的研发单位。

这次部属科研机构的改革，出发点是解决科研效率和研究成果产业化问题。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机械部所属事业单位的一类所约有五六十个，门类齐全，分工明确，长期以来做了大量行业技术进步的组织工作，但其产业化能力比较薄弱。当时我对机械部行业研究所做了一次调查，科研成果能够产业化的不到10%。当时我主要的想法是把这些研究所变成某个行业的发展中心，比如电缆研究所变为电缆行业的开发中心，并进行管理体制机制的改革，如实行所、室、课题组三级核算；纵向合同（国家指令项目）与横向合同（企业间商业性攻关项目）并重；同时进行分配制度改革。但随着机构改革，这个探索就没有深化下去。

对这次改革的利弊成败，应该给以总结。我认为，不能说把民用研究所下放都是错的。像建设部的长沙建筑机械研究所改制为中联重科，上市后多年来市场表现不错。此外，经过体制改革，军工、电子、铁路等行业的科研体系不仅没有被破坏，反而加强了。以电子行业为例，我们在电子科技和工业体制方面进行了转制，特别是军民两用电子领域。中电科整体转制后发展得很好。那些搞得不好甚至垮台的科研院所，大多因为急于搞短平快项目，忽视了基础技术研究所致。 

关于科研机构布局的合理化

现在的创新中心多如牛毛。据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统计，机械口的技术创新机构超过241家，远远大于当时机械部时期的50多个研究所。创新中心数量众多本应该是好事，但如何能够发挥更大作用值得研究。

    发改委批准的国家级工程创新中心，工信部批准的产学研创新联盟，还有机器人联盟。科技部有一批国家级技术创新中心，还有很多创新园区、创新示范区等。大学和科学院的各研究所，都在各地建立起与地方联办的科研院所或联盟，以便产业化。从技术中心到工程中心，这么多科研机构，实际效果究竟怎样呢？

 

    关于科技型企业的发展路子：“技工贸”与“贸工技”的争论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很多科研院所、大学和政府的人员“下海”搞科技型企业，典型的如联想、方正、四通等。他们在起步时期一没有资金，二没有懂市场的人才，但他们掌握一定的技术和渠道，可以把国外的东西买进来，装了整机再卖出去，走“贸工技”的路子是那时的客观条件决定的。当时的中关村就是倒买倒卖一条街。到第二阶段搞“工”的时候，比如联想搞了一个汉卡，委托三星做芯片，通过汉卡发了一笔财。到第三阶段要搞技术了，它反过来收购了计算机所做科研。可惜联想内部在“贸工技”和“技工贸”上发生了矛盾，一个要做芯片，一个说我还不强，要向国外市场发展。

    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从新世纪开始，海归回国创业，带来了资金、技术和市场渠道，从“技工贸”做起就有条件了。他们的初始条件与改革开放初期没有市场、没有资金的联想不一样。所以要以历史的辩证的认识论研究改革开放后中国技术发展的道路。

    现在来看，“技工贸”还是“贸工技”，要因时因地而宜。现在不能再推崇“贸工技”，要支持“技工贸”，因为我们现在的资金来源多样化了，有风投，有天使投资，有PE投资。由于时间、地点、条件不一样，创新的体系和路径应该是不一样的。

    再如温州模式。温州很多企业起家时无技术、无资金、无人才，贫穷落后又没有工业基础，但创业精神强，市场竞争意识强，吃苦耐劳又有抱团精神。我认为，温州企业群体起步创业时期，主要的路子是走私贩私、前店后厂、一家两制、包税制，加上温州人吃苦耐劳、市场意识强，又有沿海开放的经营环境。其中一些企业从家庭作坊式的生产方式和组织模式，蜕变成现代企业规模生产方式及股份制形式，这样就形成了有名的正泰、德力西、人本集团、亚洲包装中心等等企业。

    珠三角模式则是走了“三来一补”的路子，以此完成了资本和技术的初期积累，技术含量逐渐升高，最终通过转型奠定了今天大湾区的基础。所以我们要历史地分析我国的多元化创业创新模式。

    区域性创新中心的形成

    由于众多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布局，现在很多地方形成了人才的聚集高地，促进了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的成长，例如北京中关村、上海浦东新区、武汉光谷、西安高新开发区等等产业聚集区、创新聚集区。中关村一带的国家级研究机构和大学众多，人才聚集，方便了人才的流动和知识的交流，形成了溢出效应。武汉的光谷也是借鉴了美国的硅谷，那里不仅大学和科研单位聚集，还有风投、天使投资、PE投资，融资便利。

    创新体系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

    从全国不同地区看，科技和行业的发展可谓“几家欢乐几家愁”，存在不同的模式，以及发展不平衡问题。

    对于民用行业、传统制造业来说，最近有一个好现象。工信部部长苗圩说，80%的就业还是靠传统制造业，20%的就业为新技术经济，所谓新技术经济主要包括智能制造、AI、互联网+等。我在最近出版的《智能制造反思与期望》一书中写了，这些都是手段，目的是把装备制造业的水平提升上去，不能把手段当作目的。

    我认为，机械工业不仅用脑，而且也要动手，这是与IT的不同之处。机械工业和IT两者必须结合。

    1985年我在《科学学研究》杂志上发表一篇题为“新技术革命与机械工业发展战略”的论文中提出，机械电子仪器一体化（机电仪）实质上是计算机为代表的电子技术与高性能传感器为代表的仪器仪表技术与装备行业的产品、制造过程、售后服务紧密结合。这实质上就是目前提倡的智能制造的思想萌芽。

    我们为什么反思，反思就是为了总结，认识世界的规律性，完成“实践-理论-再实践”的过程。

 

中美博弈转入高科技领域

 

    中美贸易摩擦是中美两国作为世界第一第二大经济体的结构性矛盾的表现形式之一，同时表现在各个领域中的激烈斗争，除了长期以来的政治、经济及意识形态领域外，现在已经在高科技领域进行激烈的争夺战，下一个可能会是金融领域，以后可能是粮食安全，这些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事。

    中美两国对比，仍是敌强我弱，美国的优势表现在军事、美元、科技等；我们的优势是党的领导，完善的工业体系，世界最大的市场，以及党心、民心、军心的凝聚力。

    毛主席在当年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从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坚持持久战的战略战术，依然适合中美之间各领域的斗争。持久战的法宝依然是：党的领导，群众路线（真正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群策群力），统一战线（新时代有新的内涵与形式）。

在中美博弈的新形势下，要有新的观念：预则立，不预则废。今天讨论的科技、经济领域的短板问题，不能脱离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特别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特别是研究市场经济下的举国体制，很多要关联上层建筑。就技术论技术，是不全面的，也无法做出全面的应对。

                            （编辑  宋斌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