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国邮政）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组建的国有独资公司，依法经营各项邮政业务，承担邮政普遍服务义务，受政府委托提供邮政特殊服务，对竞争性邮政业务实行商业化运营，在国内发挥着提供普遍服务、推动物流配送、助力农村电商发展、提供金融服务等重要作用，在国际上则是开展跨境物流和邮政合作、促进国际贸易与文化交流的关键力量。进入新时代特别是“十四五”以来，中国邮政聚焦主责主业，优化战略布局，通过改革激发企业活力和效率，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进一步增强，代表国家最高水平参与充分市场化竞争的“国家队”作用充分展现。然而，普遍服务、寄递业务、邮政金融、农村电商等主责主业均面临不少挑战。为此，中国邮政需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机制保障。
中国邮政改革的历史脉络及发展现状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邮政不断拓展业务领域、优化服务质量、加强国际合作，逐步发展成为集邮政、金融、保险、物流、文化等多元化业务于一体的特大型中央企业，在国家经济发展、社会民生保障和国际文化交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邮政改革的历史脉络（三级标题）
1.邮电合一阶段（1949-1997年）
1949年11月，我国成立邮电部，统一管理全国邮政和电信事业，邮政业务的亏损则由电信业务盈利弥补，开启了近50年的政企合一、邮电合一的经营模式。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邮电部门逐渐深入改革，实行优惠扶持政策“以邮养邮”；邮政企业内部经营机制改革，优化生产力布局，推行邮区中心局体制；摸索邮政政企关系改革等。经过多年建设，逐步建立起覆盖全国的邮政网络，包括增加局所数量、改善运输条件等，提高了邮政服务的覆盖面和传递效率，不断优化业务流程和服务质量。
2.邮电分营阶段（1998-2004年）
1998年3月，在原邮电部和电子工业部的基础上组建了信息产业部，成立了国家邮政局并由信息产业部管理，正式实行邮电分营，邮政作为独立主体踏上新的发展征程。虽然实现了邮电分营，但并没有改变邮政政企合一的经营管理体制，国家邮政局集政府行业管理机构、邮政服务企业、邮政监管机构和邮政国有资产出资人等多种身份于一身。这一时期的改革措施包括深化邮区中心局体制改革；改组邮政专业公司，逐渐建立了储汇、速递、报刊、广告、邮购等几大专业经营管理体系；实行以收支差额包干为主要内容的经济责任制等。
3.政企分开阶段（2005-2014年）
2005年7月2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了《邮政体制改革方案》，核心内容是“一分开、两改革、四项措施”。“一分开”是指邮政领域内的政企分开，重新组建国家邮政局和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国家邮政局作为国家监管机构，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经营各类邮政业务；“两改革”则涉及一方面改革邮政主业，另一方面改革邮政储蓄，2007年成立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由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控股；“四项措施”包括建立普遍服务机制、完善特殊服务机制、强化安全保障机制、改革价格形成机制。2009年9月9日，中邮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中国邮政在金融服务领域的布局更加完善。与此同时，中国邮政积极加强对外合作，与世界500强在华投资企业、国家有关部门以及国有大型企业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并且与重点国家和地区的邮政开展了广泛的业务合作，拓展了国际业务版图。2010年6月29日，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揭牌成立，其业务网络通达全球220多个国家和地区，覆盖国内2800多个县（市），成为中国邮政在快递物流领域的核心力量。
4.内部重组阶段（2015-2018年）
2015年4月8日，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与北京市、河北省等31个省级邮政公司进行内部重组，经财政部批准，中国邮政对31个省级邮政公司进行吸收合并，注销31个省级邮政公司，31个省级邮政公司所拥有的全部资产、负债、业务、人员、合同和其他一切权利和义务进行合并，并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继续经营。中国邮政由“母子公司制”调整改革为“总分公司制”，进一步增强了在全国范围内的业务协同、风险管控和运营能力。2015年12月，邮储银行引入10家境内外战略投资者，并于2016年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实现了资本补充、业务拓展、治理优化和品牌提升。2017年7月，中邮资本联手菜鸟网络、复星集团，收购国内最大智能包裹柜运营商速递易64%的股权，提升了中国邮政在快递末端配送领域的布局，以及快递服务的便捷性和智能化水平。2018年成立寄递事业部，确立了“整合资源、加快发展、引战上市”“三步走”的战略发展目标，提高了寄递业务的市场竞争力。
5.公司改制阶段（2019年至今）
2019年12月，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正式揭牌成立，改制后，企业性质由全民所有制企业变更为国有独资公司。2019年，邮储银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正式挂牌交易，全面完成了“股改—引战—A、H两地上市”，为中国邮政的整体发展提供了强大的金融支持。同年，中国邮政将旗下四家物流设备制造企业重组整合为中邮科技，并通过混改，促进中邮科技经营机制转换。2022年，邮局咖啡在厦门国贸大厦落地营业，将邮政文化与咖啡文化相结合，为消费者提供了独特的消费体验。2022年12月，中国邮政在泰国曼谷市开设的泰国海外仓正式开仓，最大派送重量达50KG，国际业务拓展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2024年1月14日，中国邮政和快递企业的邮快合作建制村覆盖率达到75%，中国邮政在农村地区快递服务合作方面取得的积极成果，进一步完善了农村物流配送体系。2024年7月27日，中国邮政特别发行了《北京中轴线》彩色邮资机戳纪念封和明信片，展示了在文化传播领域的积极作用。
中国邮政改革取得积极成效
当前，中国邮政以邮政、快递物流、金融、电子商务等为主业，已经成长为一家多元化、综合化的特大型中央企业。中国邮政由财政部依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等规定代表国务院履行出资人职责，公司不设股东会，设立党组、董事会、经理层。根据《财富》世界500强排名，2018年中国邮政排名第113位，超过美国邮政和德国邮政，仅次于日本邮政；2022年，位列第81位，首次超越日本邮政，在世界邮政企业排名第1位；2024年，位列第83位，实现营业收入1127.78亿美元、利润58.84亿美元，延续世界邮政企业首位的领先优势，成为全球最赚钱的邮政公司。
近年来，中国邮政改革取得积极成效。一是普遍服务能力有所提升。作为国家邮政体系的核心支柱，中国邮政的业务覆盖全国所有省、自治区、直辖市，拥有世界规模最大的邮政网络之一。2021年，全国所有建制村的直接通邮率达到了100%，乡镇邮政局所覆盖率同样为100%，这一成绩展示了中国邮政在普遍服务方面的持续努力与扎实成果。二是在寄递业务方面表现尤为突出。寄递业务的业务量和营收实现高速增长，在降成本、提时效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成果，2021年年快递量突破100亿件，成为中国经济流通体系的重要支撑。三是邮储银行实现了普惠金融的社会价值。中国邮政通过邮政储蓄业务，为城乡居民提供了便利的金融支持，特别是在偏远和农村地区填补了金融服务的空白，真正实现了普惠金融的社会价值。邮储银行对国家重大战略、重大项目、重点工程的支持力度加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业务平稳较快发展。四是农村电商生态圈提升取得良好成效。在多元化业务拓展的过程中，中国邮政积极推动农村电商的发展，依托其强大的物流网络，强力推进平台打造、渠道质量、商流规模、基地建设以及支撑保障五大领域工作，为农村经济注入活力，进一步缩小了城乡经济发展差距。此外，中国邮政还致力于创新服务方式，增加了电子商务、出版物发行、邮票发行等业务，逐步形成了一个具有竞争力的服务生态系统，持续推动企业向高质量发展转型。
当前阶段中国邮政深化改革的难点
虽然近年来中国邮政改革不断深化，但是还有一些内容改革不到位，部分深层次体制机制矛盾和问题亟待解决。
政企分开不够彻底，分业经营制度仍不完善
一方面，中国邮政作为一家经营性中央企业，由财政部代表国务院履行出资人职责。这反映出经营性国有企业并未实现统一监管，存在国有资产资源配置效率损失、整体性规划缺失、监管真空带来的国有资产流失等潜在风险。从理论上看，中国邮政与其他中央层面的经营性国有企业差别并不大，且财政部在进行中央企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时，对中国邮政采取单列的方式，纳入统一监管存在合理性和可操作性。另一方面，邮政普遍服务业务与竞争性业务分业经营制度不完善。邮政普遍服务和竞争性业务实现分业经营，分别由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和速递物流公司经营。但在实际中，还存在着大量的混业经营和关联交易，分账核算尚未完全实现，既不利于清晰核算邮政普遍服务成本、建立长效的邮政普遍服务保障机制，也难以在竞争性业务领域充分引入市场机制。
四大板块的核心竞争力还不够强
一是普遍服务业务亏损持续加大。作为承担国家普遍服务义务的邮政企业，普遍服务长期亏本，这也是各国邮政普遍存在的问题。特别是随着数字化通信的发展，传统函件业务大幅萎缩，但在拓展新型普遍服务业务，如针对老年人等特殊群体的数字鸿沟弥补服务、文化创意类邮政产品等方面进展较慢。二是寄递业务市场份额在低位徘徊。在快递市场竞争中，中国邮政寄递业务（如EMS等）的市场份额与顺丰、“四通一达”等相比相对较小，尤其在电商快递领域，市场渗透不足。在时效性和价格方面，没有形成明显的优势。三是邮储银行网点优势逐渐消失。与其他大型商业银行相比，邮储银行的金融产品在种类和特色上不够突出，如理财产品的收益率、贷款产品的灵活性等方面缺乏竞争力。在移动支付、智能客服、线上贷款审批等金融科技应用方面，邮储银行的进度落后于一些互联网银行和大型商业银行，用户体验有待提升。在面对庞大的农村和小微企业客户群体时，风险评估和管理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以降低不良贷款率。四是电商平台市场影响力不够。与淘宝、京东等主流电商平台相比，中国邮政电子商务平台的知名度较低，吸引的流量有限，导致商家的入驻积极性不高，商品种类和丰富度不足。虽然在电商业务中有自身的物流优势，但物流配送与电商平台的促销活动、商品管理等环节协同不足，影响了用户体验。
公司治理结构仍需优化，现代企业制度还不完善
在公司治理结构方面，虽然明确了董事会“定战略、作决策、防风险”的职责定位，但在实际运作中，董事会的决策效率和科学性仍有提升空间，对于一些重大战略决策的制定和执行，还需要进一步优化流程和加强监督机制，以确保董事会职权的有效落实。在市场化经营机制方面，中国邮政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传统国有企业的思维定式，市场意识相对淡薄，对市场变化的敏感度不够高，部分业务的竞争力有待进一步提升，需要加快适应市场化的节奏和要求，不断创新经营模式和服务产品。在人才选拔和任用方面，虽然已经进行了一些改革，但传统的用人观念和体制机制仍然存在一定的影响，导致用人机制不够灵活，难以吸引和留住高端人才和创新型人才，需要进一步完善市场化的用人机制，拓宽人才选拔渠道，建立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用人制度。
推动中国邮政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中国邮政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应以问题为导向，以分业经营为抓手，持续聚焦主责主业，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机制保障。
积极稳妥推进邮政普遍服务与竞争性业务分业经营、分类核算
1.推动纳入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
长远来看，普遍服务与竞争性业务实现产权分开、纳入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是中国邮政的改革方向。可考虑将速递物流公司划归国资委管理，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仍然在财政部单列，这样不仅有利于建立邮政普遍服务成本核算体系，并以此为基础建立完善的运营补贴机制，而且有利于速递物流企业进一步拓展业务、增强竞争力。
2.坚决落实中央部署的分业经营改革任务
短期来看，中国邮政应坚决落实中央部署的分业经营改革任务，积极稳妥推进邮政普遍服务与竞争性业务分业经营、分类核算，做到业务清晰、人员清晰、资产清晰、成本清晰、核算清晰。将函件业务、包裹业务、机要通信业务、报刊业务、汇兑业务等邮政普遍服务和特殊服务业务收入和支出情况定期上报监管部门。推进竞争性业务市场化改革，提高组织机构、劳动用工、薪酬管理等领域市场化水平，促进各竞争性业务适应市场化竞争需求。
聚焦主责、做强主业，实现高质量、高效率、可持续的发展
1.聚焦主责，持续巩固提升普遍服务水平
坚守“人民邮政为人民”的初心使命，拓展普遍服务内涵与外延，除了传统的信件、包裹寄递服务外，增加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服务项目。例如，提供水电费、燃气费代收服务，开展票务代理业务（如火车票、机票等），拓展政务服务代办业务（如身份证办理、税务申报等），将邮政网点打造成综合性的便民服务平台。合理评估现有网点的服务范围和效率，对于一些服务人口稀少但又必须保留的偏远网点，要确保其正常运营；同时，在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根据人口流动和业务增长情况，适当增设或优化服务网点，如在新兴的工业园区、大型社区附近设立邮政服务点，方便居民和企业办理业务。
2.做强主业，推动竞争性业务高质量发展
加强市场化意识，充分参与市场竞争，对标行业标杆市场占有率、运营时效、服务质量等最佳实践，改变传统的运营模式，加快做大寄递业务规模，进一步明确自身发展方向，体现价廉、高效和快速的特点。积极稳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入民间资本，以体制机制改革释放发展动能、提供制度保障。强化技术革新，优化业务流程、经营模式，数字化赋能寄递全业务、全链路、全环节、全要素，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加快推进寄递业务高质量发展。深耕农村市场，全面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坚定不移加快推进农村电商发展，深度参与各地乡村振兴重点项目，全面融入县域商业体系建设。
健全公司治理结构，通过构建现代企业制度提高效率、释放活力
1.建立健全公司治理机制
适当引入战略投资者，如在金融、物流、电商等相关领域具有优势的企业，带来先进的管理经验、技术和资金，优化股权结构。组建包括内部董事、外部独立董事在内的董事会，明确董事会在战略规划、高管任免、风险控制等方面的核心职责。按照监管要求和公司治理的最佳实践，定期、准确地披露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重大事项等信息，并通过官方网站、年度报告、临时公告等多种渠道，向股东、投资者、社会公众等披露信息。例如，在邮政寄递业务的价格调整、普遍服务质量指标完成情况等方面，及时、透明地向社会公布相关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增强公司的公信力。
2.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
通过市场调研、客户反馈收集等方式，精准把握不同客户群体的需求。根据客户需求，开发多样化的产品和服务。如在寄递业务方面，除了现有的标准快递服务，推出限时达、夜间配送、冷链物流等特色服务，满足不同客户对于时间和物品特性的要求。加强中国邮政品牌的整体建设，打造统一、鲜明的品牌形象，通过广告宣传、公益活动、社交媒体营销等多种渠道进行品牌推广。设计合理的高管薪酬体系，包括基本工资、绩效奖金、股权激励等多种形式。绩效奖金应与公司的经营业绩、服务质量提升等关键指标挂钩，而股权激励可以使高管的利益与公司的长期发展紧密结合。例如，对于成功提升邮政电商业务市场份额和盈利能力的高管团队，给予相应的股权激励。
3.提高流程和管理效率
在一些非核心业务领域或子公司，可以考虑适当引入非国有资本，实现产权多元化。例如，在邮政的电商业务中，可以引入有电商运营经验的民营企业资本，通过股权结构优化，激发企业活力，同时借鉴外部资本的先进管理经验和技术。持续优化业务流程，对邮政的普遍服务、寄递业务、金融业务和电商业务等各个环节进行流程再造。消除不必要的环节，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例如，在寄递业务的包裹处理流程中，引入自动化分拣设备，优化运输路线规划，减少中转时间，提升整体寄递速度。
（编辑 宋斌斌）
2024年9月份宏观调控一揽子政策出台之后，我们到6个省进行调研，包括地方政府化解债务、基层公务员状态、消费和设备更新改造等情况，也就是国内需求的现状，总结了三点观察以及三方面建议。
第一个观察，扩大投资需求问题
一般的理解，政府通过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带动就业、收入和消费的提高，但我们发现，目前地方政府更倾向于引导制造业投资，制造业投资正在快速增长。2024年，全国固定资产的投资增长速度是3.3%，其中制造业投资增长9.3%，广义的基本建设投资增长9.3%，其中主要是由电力投资带动，剔除电力后的狭义基本建设增速4.2%，而房地产开发投资为-10.4%。
对上市公司季报的分析可以看到，前些年上市公司的资本开支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制造业投资走势基本一致。而从2023年下半年开始，上市公司投资增速和统计局的数据之间距离开始加大；目前多数上市公司在削减资本开支，增加手中的现金。所以我们观察到微观和宏观的情况出现了不一致。
整个社会谁在增加资本开支？第一是国家推进“两新”中的设备更新改造，这是2024年制造业投资的重大带动力量。第二是地方政府支持的以非营利目标的主体大量介入到产业投资，这与近几年地方发展模式的转向有很大的关系。经历了几年来房地产市场调整、卖地收入大幅收缩之后，各地政府开始下决心改变地方财政传统的靠卖地为主的收入模式，基本上都是在学习合肥和深圳的股权投资、产业投资模式。2024年股市一级市场LP（有限合伙人）的出资额中，国有资产占比已经超过73%。
我们发现，上市公司这种以盈利为主导的行为已经不足以解释当前社会投资的方向，这使我们对它们的效率产生了一些怀疑，也是我们首先对如何增加有效的投资的深入思考。目前地方政府发展模式的变化，带来大量非营利主体资金进入制造业。在调研中，很多地方政府明确说，“我们投资的目标并非主要是盈利，首先考虑它是就业和产业布局、包括新质生产力的响应”。但实际观察中可以发现，地方政府最关注的还是现金流（先不考虑盈利），因为很多项目其实为名股实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像光伏、新能源等行业其实是亏损的，但企业只要不亏现金流，就可以继续投入、继续持有。这对我们未来的产业结构优化带来了很大的问题。
政府推出相关政策希望扩大基建投资规模来带动就业，但实际上地方政府在这方面积极性很有限。因为从现金流角度看，基建投资是消耗现金流的，而产业投资能够持续带来短期的现金流。所以如果让他们选择，那么一定不会选择基建投资。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35号文（2023年国办发35号文，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只能借新还旧不得新增融资、不得用新债还利息）下发之后，地方融资平台的融资大幅受限。之前的20多年，地方城投公司发债一直是净增加，35号文下发后的2024年，这一部分融资额下降了约4800亿元。地方政府没有了表外的投资抓手，对基建项目的青睐程度自然大幅下降。
过去，由于安全性的原因，在各类具有资源垄断性的行业（包括土地资源）由国企占主导有其合理性。但目前政府在制造业投资的增加，可能造成未来制造业出现大范围国进民退的局面。这样对于我们工业的效率，对于统一大市场的建设等方面，可能会有一定影响。
所以我们认为，扩大基建带动就业，就应该从根本上解决地方政府存在的这些问题。
第二个观察，和审计监管有关的问题
对此，我们总结为“逆周期政策的时效性要求和非对称的基层奖惩机制”。第一，中央增加10万亿元资金支持地方政府化债的计划，对缓解各地财政压力确有很大作用；但资金盘子还很不够。现在大家更担心的是大规模的平台经营性债务，以及过去几年中大量PPP项目遗留的拖欠（社会企业）债务；由于地方政府担心上级问责，所以这部分债务很多没有纳入财政部的隐债认定，但地方政府很清楚自己是负有偿还责任的。所以尽管中央拿出不少置换资金，但对地方政府实际背负的还债义务来讲，他们手头的余钱实在有限（公务员薪酬表内上升、表外下降，这和地方政府这一部分的隐性债务有关），地方财政的压力其实还是非常大的。
第二，基层的工作积极性虽然有一定的提高（2024年10月份以来中央刺激需求政策在基层得到了较好贯彻），但基层的工作意愿没有明显地改善。其主要原因，当前政府机构内奖惩机制不对称。我们认为，审计监管应该做而且应该有较大力度，但要注意责任和权力的对称。一般地说，投资的高风险意味着高回报。而地方公务员工作的回报，是更好的KPI（关键绩效指标）。如GDP，这意味着各种行政上的奖励。但现在这个平衡由于短期政策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被打破了。比如对于高（金融）风险省份的市县级公务员，如果地方债务没有得到控制或减少，那么地方政府官员的任职或升迁都免谈（这有明确的窗口指导要求）。这种奖惩机制带来的后果，是大家都选择“不做或少做”。一位基层财政局干部说，“感觉现在经济政策像救火，火来了让我们赶紧上，救了火之后问：你救火时是先迈左脚还是先迈右脚？先迈左脚就错了，要写检查”。有关督察审计的制度设计应考虑是否可以更合理一些。
第三，地方政府的非税收入。2024年前11个月的财政收入增长中，公共财政收入增长-0.6%（税收增长约-4%），而非税的收入增长是17%。非税收入的主要构成部分是资产盘活（地方国有资源有偿使用、专项收入等），而不是“远洋捕捞”带来的罚没收入。至11月份，最新的非税收入已经超过了40%。
由于地方税收有限、公共财政收入难以覆盖财政支出需求，所以2024年9月份之后，各地都想方设法增加非税收入，主要就是盘活资产。例如某地出卖了30年的低空空域使用权（作价9亿元），其实买方是一个新设立的融资平台公司，这是典型的虚增收入，对地方政府来说，这是左口袋和右口袋的问题。但这里更多地体现了中央和地方的信任关系。
从历史数据看，中国政府非税收入的增长和制造业景气指数的动态增长，两者是负相关的关系。非税收入具有领先性，非税收入的环境改善之后，制造业的景气会自然上升。非税收入体现了地方营商环境的状态。这是可供观察的一个视角。
第三个观察，消费问题
一是房地产的财富效应。我们把2024年上半年消费增速和2021年以来消费的平均增速做了差值分析，用于比较2024年上半年和2021年房价下跌前，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变化。地域分为一线城市、新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线及以下城市。收入指标是统计局公布的可支配收入。
可以看到，一线城市消费的下跌远超收入的下跌；三线城市消费的增长好于收入的增长（三线城市收入只比一线城市好一些）。由于金融行业调整和房价下跌造成财富缩水效应的影响不易准确计量，我们用各线城市的平均房价乘以它的跌幅（商品房成交价格跌幅真实数据不易得到），只能作为参考。大体上说，一线城市商品房均价比2021年高点跌了4500元/平方米，三线城市跌了700元/平方米。所以，提振消费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稳定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稳住现有财富效应，这对于一线城市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二是消费政策的短期效应。我们观察到这里有很强的透支效应，比如2024年10月、11月“以旧换新”政策见到效果之后，其他很多消费领域正在回落。我们对CPI拆分后看各个分项的情况，可以看到，虽然以旧换新带来了汽车购买的增长，但2024年全年对CPI最大拖累项还是交通工具（含汽车），以及家电、手机类（包括价格下降）。这里体现了一个现象：虽然需求有短期的好转，但是国内市场价格战太厉害，企业反而没有受益。
我们在11、12月的调研中还发现，流通渠道不愿意补货，因为这些公司都认为，市场好转只是刺激政策导致需求的一次性释放，对后面的消费市场并不乐观。所以我们感觉，短期的财政刺激性的消费政策要慎重，应该更多考虑中长期深层次的鼓励内需的政策措施。
三是对于提高居民收入、包括公务员涨薪问题。我们在地方基层调研，感觉公务员薪酬是“表内上涨表外下降”，表外下降的原因，主要还是疫情之后地方财政压力明显加大，再叠加这两年地方政府化债压力大，所以很多地方公职人员的补贴只能先欠发，所以表外这一端的财政压力很大。第二个原因，这几年对地方的违规津贴福利的清理力度很大，前些年很多毕业生去考经济发达省份的公务员，其薪酬较高，现在又要清理这些违规的津贴和福利。所以基层工作人员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也有很大调整。
三方面建议
（1）如何推动有效投资。有效投资的提高在于低效产能的出清和高效产能的落地。前者需要关注：在当前地方政府股权投资和地方的产业分布交叉复杂的情况下，仍使用行政命令关停并转的，效果会很差；因为地方财政需要现金流。可以考虑采用一些方式，比如类似提高绿色环保成本、查处垄断问题等，进行低效产能的出清。为推动高效产能的落地，在当前以国资主导的一级市场，应考虑如何建立更为完善的市场化制度，让企业更关注盈利端，以便产业投资更加高效。
（2）要加快理清中央和地方的财权和事权关系。因为这决定了地方选择什么样的收入模式。未来各地方不一定都是从A 模式转向B 模式，各地应根据经济发展条件的差异性选择不同的模式，有产业、有投资、增长态势好的地方如合肥市，可以靠股权投资促进增长；没有这些条件的地方政府是否可以把财权和事权做更多的让渡，维持基本的“三保”运行即可。各地方在选择自身发展模式过程中，需要更多从制度给出一个合理的框架。
（3）希望短期内能有更多的实质性化债方案。增强社会预期，对政府负有更大规模的偿还责任的一些平台如何解决其经营性债务有期望。不一定要全部兜底，只要让大家看到有步骤有系统的解决思路，包括相关奖惩制度的对称性的建立，有好的预期，就会有发展信心。
（编辑 尚鸣）
当前制约居民消费增长的主要因素
居民收入下降、家庭部门存量债务较高，仍是当前制约消费的主要原因。经过近2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我国经济的资本形成率较高，GDP中居民最终消费占比较低（目前为39%）。当前外部环境更加复杂严峻，国内社会零售额增速偏低，地产消费仍存拖累。居民部门既面临收入增长乏力的问题，也面临资产价格下降导致的财富缩水，居民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受到很大制约。
近期北京、上海等城市消费大幅减速，其背后一个重要因素是房地产、股票两大市场低迷造成的财产性收入缩水，由于两地金融从业者较多，财富效应导致居民消费不振。近期公布的经济普查结果表明，过去5年，全国金融从业者在减少。此外，两地国有经济部门较多，国有企业薪酬降低也是“重灾区”；北京常住人口减少，特别是非户籍人口大幅减少，而一些二线、三线城市常住人口增加。面对这些现象和问题，我们需要尽快稳住楼市股市，尽快结束降薪裁员的“浪潮”，尽快放开户口政策，应对城镇化减速的趋势。
政策建议
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市场预期2025年中央政府财政赤字将有实质性扩大，建议调整“积极财政政策”的着力方向，新增财政支出有必要把居民部门作为主要发力点。一是进一步强化社会保障体系和公共服务，完善教育、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把“银发经济”作为未来重要的消费领域，创造更多新的老龄消费场景；二是考虑推出大规模现金补贴机制，覆盖范围不仅包括贫困人群、退休人员及生育家庭，也可以考虑对中青年消费主力群体进行一定程度的补贴，实质性提升家庭收入，促消费的同时也加快家庭部门资产负债表修复；三是对企业部门，可以考虑在国家层面推出薪资保护计划，鼓励金融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多低息贷款，以维持员工薪资水平；四是提高种粮补贴，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五是针对生育率低的问题，立即大规模实施生育补贴和奖励行动。
定向扶持特定行业，特别是涉及群众日常生活消费的服务行业。此前的“以旧换新”对家电、汽车等消费品的补贴起到了良好效果。未来，可以考虑对涉及消费人群更加广泛的餐饮、旅游等服务业提供类似的消费券，还可针对相关经营主体推出税收减免、低息贷款等优惠措施，帮助行业恢复发展。欧美在疫情期间和疫后复苏阶段均对餐饮消费提供消费券，并由财政进行补贴。日本持续推出“Go To Travel”的旅游综合补贴政策，对旅游交通、住宿和景区门票等进行现金补贴和打折促销，通过财政补贴提振相关行业消费需求，支持旅行、餐饮、住宿、文娱等各类消费子行业修复。
消费信贷支持。在央行降准、降息的大背景下，适当鼓励银行通过降低利率、提供消费信贷优惠等方式，刺激居民增加消费支出。央行可以考虑推出相关专项再贷款工具，或将消费贷ABS纳入央行资产购买范围，降低消费信贷成本，促进消费信贷市场活跃。与此同时，也要注意加强消费信贷的风险管理，建立完善的风险评估体系。
推动和恢复节假日经济。节日经济是推动服务型消费的有利时间窗口，可以考虑继续适当增加民众法定休假天数。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节日经济，策划相应活动。春节的各种传统、新娱乐应有效启动，潮玩和新经济要紧密结合；要重塑宽松宽容的节日氛围，特别是关注群众热议的话题。及时补发公务员工资，适当提升企事业单位基层人员收入水平，以促进消费。近期市场热议公务员涨工资，中小城市公务员和国企职工是消费主力，也是财政可以直接发力的重要抓手，对于提振消费信心非常重要，其他比照公务员的企事业单位有条件的也可以照办。“节约悖论”不利于经济恢复，建议谨慎使用“勒紧裤腰带”等提法，尽快结束国有经济部门的减薪裁员行为，否则极其影响信心和预期。通过财政支出提升基层收入，推动二、三线城市、县城中产阶级的壮大，从而带动相关区域内需的扩大。
工资-价格螺旋上升是市场期待的正面循环，而不是减薪-通缩的负面循环。通过补发机关企事业单位人员工资，带动私营中小企业的复苏，从而实现全民的收入提升。叙事经济学的核心就是信心，要通过各种叙事提振信心。
（编辑 碣石）
消费能力不足是制约消费恢复的主要矛盾
消费能力弱导致内需不足，是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的核心矛盾。从数据来看，当前我国消费呈现总量增速下行和结构持续分化的特点。从消费总量看，2024年1-11月，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同比增速仅为3.5%，10月，消费增速在以旧换新政策的带动下明显回升，但11月再次降至3.0%，且以旧换新之外的品类增速下滑明显。疫情之前，我国消费增速持续多年大幅高于GDP增速，近年来则低于GDP增速。
消费结构持续分化。近期一线城市与其他城市消费增速的分化引发社会热议，11月，北京和上海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分别下降14.1%和13.5%。类似的分化在年轻群体和中老年群体、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同样存在。
当前我国居民消费能力不足的一个具体表现，是居民部门损益表与资产负债表双双受损。一方面，居民部门的收入水平与收入预期表现为损益表的变化。近年来居民工资性收入增速持续下行，部分季度甚至低于GDP增速；居民财产性收入一度出现负增长。另一方面，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的变化显示其财富的变动，特别是近几年房地产价格下跌，明显影响了居民部门的预期。在损益表与资产负债表双双受损的拖累下，居民部门不仅表现出消费能力下降，而且出现主动“降杠杆”的行为，即提前还贷。
除收入与财产预期带来的消费能力下降外，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也带来了消费意愿下降，这同样成为影响我国消费恢复的重要原因。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社会保障相关支出占GDP的比重仍有提升空间。
此前我国刺激消费与扩大内需的政策思路，更倾向于供给侧，这与当时国内产业的发展潜力、居民收入与财富的增长空间、总体安定的国际环境相契合。但在当前，特别是在特朗普回归将带来更多外部冲击的背景下，我们应当调整刺激消费的政策思路，从更重视供给侧转向更关注需求侧，迅速稳定消费形势。
加大全方位提振消费的政策力度
加大中央财政直接支持消费的力度，迅速提振消费信心
客观来看，市场主体行为与预期的变化是缓慢的，特别是消费行为的变化往往滞后于收入变化。因此，为在短期内迅速稳定消费形势，应充分发挥财政工具的作用，特别是中央财政。
一是要创新以旧换新之外的其他财政直接支持消费的工具。据我们测算，特朗普就职后若加速推动对华提高关税，在极端情形下，2025年我国出口增速可能下降至-5.0%左右。为应对外需收缩压力，内需方面需要约1万亿元的财政增量资金形成对冲。一方面，可创设中央财政直接补贴消费、直达居民部门的创新型工具，例如发放由中央财政统筹的消费券和生育补贴等。另一方面，可加大财政在基本公共服务中的投入，聚焦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医疗、教育、社保、养老等，逐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
二是释放地方政府活力，扩大政府消费。2024年11月8日推出的新一轮债务化解方案，将在5年内累计节约利息支出6000亿元，并将在惠民生、促消费等领域产生显著的外溢影响。着眼后续，一方面，2025年置换债券的发行工作可尽量前置，减轻地方政府债务的还本付息压力，为消费刺激腾出财政空间；另一方面可结合专项债新规，扩大专项债投向领域和用作项目资本金范围，提前做好项目储备，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在基础设施、科技创新、民生保障等领域的支持作用，有效带动社会资本。
深化各项结构性改革，持续提振社会预期
消费信心不足根源于一系列深层制度因素，因而在短期消费形势稳定的基础上，应以“十五五”规划制定和落实为契机，持续推动结构性和制度性改革。
一是加强重点人群就业保障。与制造业相比，劳动密集度较高的服务业在吸纳就业方面更有优势，可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减少行政审批流程，推动平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以新业态和新模式稳定就业。应高度重视应届毕业生就业工作，2025届普通高校毕业生预计达1222万人，将再创历史新高。可继续提高企业稳岗补助标准。
二是完善社会保障体制，强化低收入群体保障。社会保障不健全是我国低收入群体储蓄率高、消费倾向低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可加强对农民工群体的社会保障力度，通过强化住房、医疗、教育等保障，推动农民工群体的市民化，这一工作如到位，有可能每年拉动1万亿元以上的消费需求。另一方面，要弥合城乡居民和不同群体的养老金待遇差距，这不仅是提振社会信心的抓手，也是政策公平性的体现。鉴于进一步增加社保缴费金额可能对消费造成挤出，可加大财政的统筹支持力度。
三是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多措并举助力居民增收。我国总体上劳动报酬占GDP比重偏低，财产性收入占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偏低。要完善职工工资合理增长和支付保障机制，统一部署强化劳动保障执法力度；同时要深化资本市场改革，持续加强企业分红与回购的制度性约束，引导企业做好市值管理，提升资本市场的财富效应。
四是落实好“两个毫不动摇”，提振民企信心。2024年以来，部分地方发生的“远洋捕捞”事件对民营经济主体信心造成负面影响，也直接影响了其消费意愿。中央一再表态制止非规范异地执法行为，应大力贯彻落实，同时健全畅通企业申诉渠道，加快《民营经济促进法》出台，将“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落到实处。
五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优化税收激励调节机制。长期以来，我国间接税的占比高，直接税的占比低；且在直接税中，针对劳动征收的税率偏高，针对资本征收的利得税率偏低。建议合理调整和平衡劳动收入与非劳动收入的税率，推进研究扩大直接税税基；并加快消费税改革，推动征收环节向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充分激发地方政府在促消费上的积极性。
（编辑 尚鸣）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的颁布实施，有利于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提升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凝聚力、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根基；有利于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治理结构，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更好地融入市场经济，壮大集体经济实力，促进共同富裕，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有利于维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的合法权益，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引领乡村善治。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定义和基本原则 宪法、法律及文件表述 农村集体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农村的基础和制度根基。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农村中的生产、供销、信用、消费等多种形式的合作经济，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2016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指出，“农村集体经济是集体成员利用集体所有的资源要素，通过合作与联合实现共同发展的一种经济形态，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重要形式”。“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集体资产管理的主体，是特殊的经济组织，可以称为经济合作社，也可以称为股份经济合作社”。《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指以土地集体所有为基础，依法代表成员集体行使所有权，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的地区性经济组织，包括乡镇级集体经济组织、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组级集体经济组织”。乡镇级、村级、组级的集体经济组织，在法律上是平等的主体。 从宪法、法律和政策文件的历史沿革看，凡涉及所有制性质，一般使用集体所有制经济或集体经济；涉及集体经济组织形式，一般使用社区合作社、经济合作社或股份经济合作社，合作经济是集体经济的一种实现形式。 202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采取多样化途径发展新型集体经济的要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构建产权明晰、分配合理的运行机制，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产权关系明晰、收益分配合理、治理结构完善、农民财产权益得到有效保护，是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重要特征。 我国农村集体经济与“总有”“共同共有”“按份共有”产权形态的区别 在传统民法理论中，多人共有产权一般有总有、共同共有（合有）和按份共有几种形态。 1. 与“总有”的区别。“总有”最早是中世纪前期欧洲日耳曼人村落共同体的财产所有形态（公元5世纪到9世纪期间，以地域、氏族关系为基础的马尔克公社组织），是日耳曼财产法中一项重要的财产权制度。前期，公社享有土地所有权、管理权、处分权（房屋和宅旁园地除外），成员享有土地使用权、用益权。耕地由家庭使用，定期分配更换，森林、牧场、水流、湿地由成员共同使用。成员对总有财产有潜在份额，但不能分割和转让。后期，耕地使用权可以在有公社成员身份的继承人之间继承，但不能转让、买卖。随着封建采邑制的发展，土地逐渐向庄园领主、教会、贵族集中，公有土地与私有土地并存，马尔克公社逐步瓦解。但在偏僻山区，此类形态一直保留到近代。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总有”财产权已转化为独立的法人财产权。 我国农村集体的土地财产属于本集体成员集体所有，实行家庭承包双层经营，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对土地享有占有、 使用、 收益权及依法流转的权利，但不能请求分割土地等集体财产；在分配上实行按劳分配为主、成员共享、兼顾资本等要素贡献的原则；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地域性经济组织，不是以氏族关系为基础的团体。 2. 与“共同共有”“按份共有”的区别。共同共有必须以共同关系存在为前提，按份共有只需要共同意志；按份共有人对共有的财产按照其份额享有所有权，共同共有人对共有的财产共同享有所有权；处分财产，按份共有需要2/3以上共有人同意，共同共有需要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费用及其它负担，按份共有人按照其份额负担，共同共有人共同负担；按份共有人可以随时请求分割财产，共同共有人在共有关系丧失或因重大理由需要分割时才可请求分割；按份共有人可以转让财产份额；按份共有人按照份额享有债权、承担债务，共同共有人共同享有债权，并承担债务。显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同于这两种产权形态。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坚持的原则 坚持党的领导，在乡镇党委、街道党工委和村党组织的领导下依法履职；坚持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维护集体及其成员的合法权益；坚持民主管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依照法律法规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章程平等享有权利、承担义务；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促进农村共同富裕。 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典型案例 2023年，在农业农村部门登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共有96万个，其中乡镇级864个、村级57万个、组级39万个，共有9亿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2022年，农村集体经济资产达到9.12万亿元（当年总收入6711亿元，其中经营性收入2526亿元，占37.6%；累计经营性负债5876亿元，占18%；可分配收益3890亿元）。农村集体经济的重要资产是土地资源。在集体土地资源中，建设用地35583.95万亩（其中村庄占用32903.45万亩）、耕地162434.85万亩（占全国191792.79万亩的84.69%）。这是宝贵的集体财富。 1956年以后，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在曲折中前行，对发展路径的探索从未停止。1978年农村改革后，许多集体经济组织调整思路，探索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经营方式创新和集体经济融入市场经济的发展路径，取得了明显的经济社会效益，不少村民走上共同富裕之路，其经验值得总结借鉴。 北京市房山区窦店村 窦店村村域面积6.188平方公里，耕地3200亩，2065户、户籍人口4426人，居住着汉、回、满、蒙四个民族。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窦店村励精图治，走出一条实现共同致富的集体经济发展之路。2023年，窦店村兴办或入驻企业50家，其中集体企业12家，农村经济总收入38.4亿元，人均可支配收入43402元，上缴国家税金2.81亿元，集体净资产15.3亿元。窦店村通过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明晰产权，由单一农业生产向农、牧、工、商多产业综合发展转变，实现经营方式创新，使集体经济较好地融入市场经济。2023年，村民股金分红和福利支出1680余万元、人均3800元。全村三分之二以上的村民住上了楼房；村投资2亿元建成村民公共活动中心、综合服务中心、幼儿园等公共设施；建立了60岁以上老人、残疾人生活补助金，优秀大学生奖励等多项制度。 浙江省东阳市花园村 花园村全村共有1748户，常住人口6.5万人，其中户籍人口4393人。2023年经营性收入725亿元，其中村集体经济收入1.9亿元，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人均收入17.6万元。产业涉及现代农业、生物与医药、新能源与新材料、红木家具与木制品、新建材与建筑、文化旅游等，拥有企业及个体工商户3035家。花园村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村委负责、企业支持、村民参与、法治保障的乡村治理机制；坚持自治、法治、德治、智治相结合、原村民与新村民、村民与居民、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共建、共治、共享”的协同治理格局；坚持就地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理念，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以工强村、以商兴村、全面振兴、共同富裕之路；促进现代城市管理方式与传统乡村治理的深度融合。2016年7月1日，中共中央授予花园村党委“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2023年荣获“中国名村综合影响力”第一名。 陕西省礼泉县袁家村 袁家村共62 户，户籍人口286 人，土地 660 亩。2023年接待游客800多万人次，总收入12亿元，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年人均可支配收入15万元，其中财产性收入占 40%。袁家村的经济发展是按照“全员参与、入股自愿、照顾小户、限制大户、收益共享、风险共担、市场化运作”原则，组建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股份设置为：一是基本股，适用于村级股份经济合作社，村集体占38%，成员占62%。二是投资股，适用于村二级经营性实体，如旅游公司、商铺、民宿（460家），本村村民与村外就业人员自愿入股。三是调节股，二级实体分红额的25%交村集体再分配，实现村集体组织成员利益均衡。治理思路是：村党支部是统领，村干部和运营管理公司是管理层，村民和经营的商户是执行层，按照市场规律形成一个以资本为纽带的稳定的治理结构。 村投公司 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投资、参股组建公司实体，或入股县、乡镇级联合发展平台，以项目联建等形式统筹辖区内农村集体资产资源，引入职业经理人，实行公司化运营，兼顾社会效益。这种经营方式近些年在浙江、广东等经济发达地区发展较快，中西部的一些地方也在尝试，总体态势良好。 乡村协同（组团式）发展 将一个区域内的乡村作为一个整体，全面挖掘其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历史价值，发挥先富村的辐射作用，聚合分散的资源，在共同规划、共同建设、共同运营，共同特色品牌的基础上抱团发展，最终实现共赢共富。例如，浙江省淳安县下姜村携手周边63个村（社区）成立“大下姜”联合党委；浙江省安吉县余村以促进共同富裕为目标建设余村大景区，规划覆盖三个乡镇共16个行政村。这种发展方式，一是明确组团目标，就是探索村级经济发展新路径，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带动农民走共同富裕道路。二是明确业态方向。产业依托，可持续发展。农村地区的产业发展以农业、农业资源利用为基本依托。三是明确组团机制。坚持市场取向，尊重市场规律，清晰界定产权，通过市场化运营聚合资源。四是注意处理运营主体与基层治理体系、乡村传统及农民的关系，运营主体支持乡村治理体系正常履职。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特别法人特征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乡村经济治理主体，是区别于公司等经济组织的一种独立的经济组织类型。其特别法人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组织功能多重性 政治功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实现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的组织形式，是地域性集体财产的组织载体。经济功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基本功能是从事经济活动，实现经济目标，进而实现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与市场经济相融合的目标。这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法人所依托的经济制度背景。社会功能：承担或支持社区公共服务）。 集体土地专属性 农村集体土地资源除国家征收征用等法定情形外，所有权不被转移，不可分割。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法人财产权行使主体，法人财产中可作为责任财产的仅限于经营性资产和土地使用权，土地所有权不能用于债务清偿及融资担保。其它经营性责任财产以出资额为限，不连带集体经济组织其他财产及成员个人财产。 治理结构民主性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治理特点是尊重农民意愿，依照章程实行民主管理。重大事项决策实行成员大会或成员代表大会多数票决定；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促进农村共同富裕（主要按量化的集体经营性财产收益权份额进行分配，兼顾劳动与资本、效率与公平）；成员身份法定，依法民主决定，现阶段成员身份相对封闭。 不适用破产法 在破产法制度设计中，狭义破产仅指破产清算，广义破产还包括了破产重整、破产和解。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丧失清偿能力时，不适用破产清算。 享受国家扶持政策 国家通过财政、税收、金融、土地、人才以及产业政策等扶持措施，促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鼓励和支持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组织和个人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提供帮助和服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化的意义在于：有利于明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关系、规范治理结构、保持独立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自主权、正确处理与村民自治组织的关系等。作为民事主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法从事包括资源发包、物业出租、居间服务、资产参股等经营性活动，亦可从事合同签订、产品买卖、财产转让、借贷、投资等活动。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确认原则 成员权利来源于成员身份，有身份才有权利，身份锁定权利。实践中引起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变化的情形非常复杂，除成员出生人口是原始取得，婚姻、政策性移民、收养是依法取得，还存在现役军人、在读大学生、聘任制公务员、离异女、入赘男、进城居住保留身份等多种人户分离、动态变化的情形。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确认原则具有包容性，规范了初始确认、新增取得、自愿退出、法定丧失等方面的原则。将户籍关系、与集体经济组织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与集体土地等财产形成的生活保障关系作为考量因素，能够覆盖绝大多数情形，不会引起倾向性社会矛盾。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成员是公务员，就不能再保留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 切实保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财产权益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将集体所有的经营性财产的收益权以份额形式量化到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作为其参与集体收益分配的基本依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当年收益应当按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章程规定提取公积公益金，用于弥补亏损、扩大生产经营等，剩余的可分配收益按照量化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集体经营性财产收益权份额进行分配”。 我国法律规定，股份是公司资本的组成部分，代表股东在公司中的所有权份额，股东通过持有股份享有收益权和参与公司经营管理。股东权利包括自益权和共益权。自益权是指专为股东自己的利益而行使的权利，通常属于财产性权利，包括股息或红利分配请求权、新股优先认购权、剩余财产分配权、股份转让权。共益权通常指非财产性权利，包括重大事项表决权、召开临时股东会请求权、对董事及高级职员的监督权等。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中，收益权是指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依法享有的经营性财产份额的收益权，收益权虽不涉及共益权，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其他条款规定了成员参与民主管理和重大事项决策的权利及程序，在现阶段与股份量化的权利实质趋同，目前实践中亦无出现操作上的差异。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财产权益保护是一个重要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现在农村居民年财产性收入占农民可支配收入的2.6%（全国居民为9%）。提高财产性收入的主要途径就是进行土地制度改革。 一是稳定完善土地承包经营制度，二轮承包土地到期后再延长30年。对此，法律和政策界限都是明确的，延包试点也在进行中，要按照中央要求认真落实到位。 二是推进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直接入市。2019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确定为工业、商业等经营性用途，并经依法登记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土地所有权人可以通过出让、出租等方式交由单位或者个人使用”。“通过出让等方式取得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转让、互换、出资、赠与或者抵押”。由于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地理位置偏远、地块零星分散、人文环境差以及配套政策滞后等原因，我们在土地价值评估、产权转让、融资担保、社会认知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障碍，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直接入市的进展不达预期，需要按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有序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健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精神，配套完善具体规定，扎实有序推进。 三是完善宅基地使用管理制度。宅基地是农村居民重要的生活资料和居住保障，按照“确权、赋权、活权”要求，深化使用管理制度改革，坚持集体所有，保障居住；权属清晰，权能完整；管住源头，禁止乱建；消化遗留，盘活闲置；依法治理，管理规范。同时守住底线，不突破集体公有制红线，城镇居民不能利用宅基地建别墅大院、私人会所。 保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自主经营权 宪法赋予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经济的自主经营权。对经营性资产较大、有一定经济实力的村，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支持其通过一二三产业融合等多种方式，因地制宜拓展产业发展路径，不人为限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产业经营领域。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农村集体经济的所有制基础；家庭承包责任制探索出农村集体经济的有效实现形式，快速释放了农村生产力；扶持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使其深度融入市场经济，实现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焕发生机活力。 （编辑 宋斌斌）
近年来，居民、企业、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比较谨慎，其中居民边际消费倾向降低而产生更多储蓄行为，企业投资谨慎而更注重自由现金流安全，地方政府注重化解风险而降低主动投资。适度提高居民收入预期和消费能力，鼓励企业有效投资、提高投资效益和增强地方政府的能动性、进一步降低债务压力，可能改善三部门资产负债表结构，是稳定经济增长势头，时间换取空间的重要抓手。本文从居民、企业、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现状和结构性变化入手，深入分析近年来三部门资产负债表的影响因素，并提出初步政策建议。
居民、企业和政府资产负债表结构变化分析
居民资产负债表主要受房地产、股票市场变化影响，居民行为偏向谨慎。居民资产分为非金融资产和金融资产两大部分。根据中国社科院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1978-2022》系列书籍，2022年居民部门资产中：非金融资产占总资产比重为 50.9%（其中住房47.4%，汽车2.9%），金融资产占比49.2%，主要集中在股票及股权（包含个人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及最终属于居民部门的企业部门权益），存款（含公积金存款和理财），股票及股权9.6%（较2019年降低20个百分点），存款比重23.1%（较2019年提高3.6个百分点）。
2022年，居民负债占居民总资产比重为14.6%，较2019年提高了3.8个百分点，居民部门整体杠杆率最近几年逐步抬升。
房价调整引发住房资产重估是居民部门资产压力的主要原因。居民部门住房贷款意愿下降、存款意愿提升。股票和房地产等资产价格下跌导致居民部门资产端缩水、资产负债表受损。当资产端增速小于负债端增速时，居民部门净资产缩水，居民部门目标也从追求收益最大化转为债务最小化。由此导致居民部门适度减少消费，而由于居民部门的消费对应企业部门的收入，居民减少支出导致企业收入减少，从而企业通过减少工资或裁员等方式导致居民部门收入减少，导致居民部门资产端进一步受损。这一过程主要是居民住房、股票和股权资产价格下滑触发引起，居民的消费行为和投资行为更为偏向谨慎。
非金融企业资产端收缩，贷款和投资需求放缓。非金融企业部门资产分为非金融资产和金融资产两大部分，非金融资产主要集中在固定资产（50.4%）和存货（4%）。中国社科院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依据经济普查数据，估算了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总资产、总负债以及所有者权益，并对分行业的资产和负债分项进行估算，汇总成非金融企业部门资产负债表。2022年，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总资产中，非金融资产占比 54.4%，其中固定资产（厂房设备等）50.4%，存货4%；金融资产占总资产比重 45.6%。金融资产包括存款、股票、基金、债券等，其他未列入上述科目的记为其他金融资产。可估算的金融资产中存款占比最高16.7%（较2019年高6.7个百分点）。
非金融企业部门负债占总资产比重为99%（较2019年提高39个百分点），主要集中在贷款（32.8%，较2019年提高14.1个百分点）。
居民部门的支出会形成企业部门的收入，居民部门消费行为更为谨慎，带动了企业资产端收缩，贷款和投资需求放缓。非金融企业部门的资产负债表变化主要来自两部分：一方面，居民部门减少借贷和支出导致企业部门收入减少、资产端缩水，从数据看居民部门的消费和支出对应企业部门的收入和存款，因此居民贷款增速和非金融企业的存款增速拟合度较高，尤其是经济大省和高杠杆省份更依赖房地产。居民依托于“加杠杆”的消费和购房行为减少，导致非金融企业部门存款增速下行，资产端收缩。另一方面，资产价格下跌（如房地产等）会导致企业部门厂房、设备等固定资产缩水，当资产端增速小于负债增速时，所有者权益缩水，企业经营目标转为追求债务最小化，由此减少借贷和投资，这可能进一步引发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进一步变化，形成循环。
政府部门，财政收入下降和土地收入下滑，导致资产端受损，地方政府亟须缓解债务压力。政府部门非金融资产主要集中在国有建设用地（8.4%，较2019年降低了7.3个百分点），金融资产主要集中在持有企业股权（37.4%，较2019年降低了4.9个百分点）和存款（9.9%，较2019年降低了7个百分点）。中国社科院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对政府资产负债表编制所覆盖的财务主体，包括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含企业化观念里的事业单位和非营利团体组织），以及国有非金融企业和金融企业。从资产端来看，非金融资产占比47.6%，其中主要为国土资源（22.1%）、国有建设用地资产（8.4%），其次固定资产（6.3%）、公共基础设施（3.7%）占比较高。金融资产占比 52.4%，其中主要为持有企业股权（37.4%，包括非金融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国有股权），其次为存款（9.9%），证券投资基金份额（3.1%，主要是社保基金份额）。
政府部门负债占总资产比23.8%（较2019年提高了4.8个百分点），主要以贷款和债券形式存在。值得一提的是，由于 2015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明确规定，除地方政府债券外，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以任何方式举借债务，因此社科院估算的政府负债为官方显性债务，城投公司、PPP 等形式可能存在的地方政府隐性和或有债务不计算在内。
财政收入下降和土地出让收入下滑导致政府部门资产端缩水压力。政府部门资产负债表受损主要来自居民、企业部门消费和投资行为谨慎导致的税收收入减少，以及资产跌价导致的土地出让收入下滑和企业股权等权益资产缩水。从数据来看，资产端中，国有建设用地是非金融资产中占比最大的科目，2021年以来，由于地产需求疲弱，土地出让收入大幅下滑。2024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为4.8699万亿元，同比下降16%，创1987年有统计数据历史以来第二大跌幅。土地出让收入的下滑导致政府部门资产端受损。从负债端来看，按照我们的粗略测算，将2009-2023年间测算的地方广义财政赤字净加总，目前地方政府累计债务总规模已经达到了98万亿元，约占我国2023年名义GDP的78%。当然，由于数据的缺乏，我们的测算有很多估算的成分，可能与实际情况有诸多不一致之处。但是，地方政府债务进一步扩张，将对中国金融稳定发展产生影响，地方政府债务推动型模式在发挥了特定历史时期的作用之后逐渐式微，地方政府亟须缓解债务压力。
形势分析和政策建议
根据本文的分析，近年来居民、企业和政府资产负债表的变化，体现出其行为更为谨慎，其中居民边际消费倾向降低而更倾向储蓄，企业投资谨慎而更注重自由现金流安全，地方政府注重化解风险而降低主动投资。稳定房地产市场、稳定居民收入预期和消费、缓解地方政府压力成为改善三部门资产负债表的重要方面。
房地产稳定需要政策更大力度支持和足够的库存消化时间。房地产领域，根据人口结构变化（购房主力人群），城镇化进程，住房改善需求等因素综合考虑，按照我们的测算，2019-2021年是近20年来中国城镇居民商品房刚需的顶点。随着人口结构变化，购房主力年龄群体式微，城镇化进程趋势逐渐平缓，城镇居民刚需面积改善边际递减等因素，我们预测，中国城镇居民房地产刚需趋势将逐渐减弱。城镇居民房地产刚需的中长期变化对于我国经济的影响重大，对于我国经济结构也将产生重要影响。预测未来一个阶段，每年8亿-9亿平方米的新增销售面积可能是满足我国改善型需求刚需的合意面积水平。考虑到2015-2021年每年新建房超过市场需求1亿-2亿平方米，因此未来一个阶段的实际销售面积可能不到8亿-9亿平方米。按照我们的测算，如果只是对应已建成未出售的商品房库存回到正常水平，那么需要收储资金规模大约为1.12万亿元。如果要实现房地产市场未建成的住房库存和长期空置的二手房库存回归正常化目标，那么还需要收储资金规模大约4.58万亿元。实施如此庞大的“收储”政策，房地产市场才能回到平稳发展的道路。
稳定居民收入预期和消费，提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是提振消费、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我国国家统计局的家庭调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微观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为70.1%，同期美国、德国、英国、法国等国的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分别为89.0%、89.2%、93.2%、85.1%，比我国要高出10个百分点以上。新冠疫情后，我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降至65.9%。不同收入群体消费倾向受疫情影响程度有差异，中等收入群体受冲击更甚，家庭年收入在5万元及以下的低收入群体由于支出刚性强和收入降幅，消费倾向不降反升。中等收入群体消费倾向下降，可能会对消费带来较大冲击。
实证研究表明，居民收入水平不高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是制约消费倾向提升的重要因素。参考全球主要经济体有效需求不足阶段的相关政策措施，下一阶段要有效提振消费、扩大内需，需要政策更加积极有为，实施更大力度的改革措施，提高居民收入和改善收入分配。按照麻省理工学院奥利弗·布兰查德教授的跨国研究，当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快于债务的实际利率时，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提高广义财政赤字率，并不会造成债务的可持续问题和通胀压力。
下一阶段，提高居民收入预期，提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需要我们更大力度的政策支持，在国民经济循环出现堵点的情境下，通过适度增发国债等方式，积极有为地、持续性地给予居民部门显著的收入补贴，提高居民的收入预期，提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
缓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减轻地方政府运行压力，调动地方政府能动性是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方面。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增加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置换存量隐性债务的议案》，明确了在压实地方主体责任的基础上，增加6万亿元的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置换存量隐性债务。再加上其他渠道的化解地方政府债务相关政策出台，形成化债组合拳，在五年内化解12万亿元隐性债务，隐性债务规模将从14.3万亿元降低到2.3万亿元，基本实现了隐性债务的显性化，体现了“在发展中化债”和“以时间换空间”的思路，也反映出中央政府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规范债务管理、推动经济增长的决心。按照我们的测算，再增加4个百分点左右的广义财政赤字率较为适宜（财政赤字率提升1个点和专项债、特别国债提升2个点补足有效需求，针对新一轮贸易摩擦，准备1个百分点的广义财政赤字对冲）。
一方面，解决当前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应当及时避免其陷入负向循环，财政政策的力度应该适度增强，新增4个百分点广义财政赤字较为合理。其中，一个百分点用于补贴居民消费不足的有效需求缺口，一个百分点用于地方政府拖欠部分民营企业的历史欠款偿还和基层行政功能的正常运转，一个百分点用于结构性发力促进科技、高端制造业等建设，一个百分点针对新一轮贸易摩擦，对冲出口增速下滑。发挥新增财政赤字结构性作用，对保障民生，重点领域提升我国科技和安全能力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
另一方面，国内外环境和主要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未来一个阶段具有衰退性风险，我们应该未雨绸缪，立足国内需求，以我为主，提前做好有效有力的预防和政策储备。在货币政策方面，央行积极配合，完善宏观治理体系。《习近平关于金融工作论述摘编》摘录了总书记在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中的讲话，“随着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货币信贷要从外延式扩张转向内涵式发展，总量上保持合理充裕，结构上有增有减”。
财政端的中央信用扩张和货币端的总量淡化，意味着财政与货币需要加强配合，实现经济转型过程中的长期目标。适度提高财政赤字率，增发国债之后，当国债存量占比大幅上升，国债有必要成为央行调节流动性进而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工具之一。
从国际比较来看，2022年，美国国债占GDP的比重110.2%，日本为214.3%；2023年，我国为23.6%，明显偏低。但未来随着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连续发行，国债作为央行操作工具的重要性会大幅提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禁止央行在一级市场认购国债，但可以在二级市场买卖，包括回购交易和买断交易等，适度提高财政赤字率。增发国债之后，我们预计央行会继续积极配合，逐步探索新的财政、央行配合完善宏观治理体系的新路径。
在党中央、国务院一系列有力政策的推动下，2024年四季度开始，居民消费逐步回升、企业投资行为改善、地方政府债务压力缓解，扩大内需的进程已经显著加速。从发展阶段、发展优势等方面综合考量，我国发展前景仍长期看好，我们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更加有效改善居民、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积极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走中国特色的高质量发展的道路。
（编辑 季节）
国有资本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是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资国企做强做优做大，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需要，也是国资国企责任所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明确要求。但是，地方国资国企对于如何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存在较大的理解偏差和一定的盲动性，需要引起注意。
地方国有资本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我国政府提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航空航天等产业。这些领域代表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是国家培育发展新动能、打造未来新优势的关键所在。国有资本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有助于解决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不足问题，有助于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但地方国资国企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存在以下需要注意的问题。
第一，政策理解存在偏差。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进一步明晰不同类型国有企业功能定位，完善主责主业管理，明确国有资本重点投资领域和方向。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公益性领域等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
中央企业作为国有资本的主力军，技术力量雄厚，具有扎实的创新功底，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加大人才与资金投入，相信它们会在关键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但对于地方国资国有企业而言，除了极少部分在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之外，多数仍集中于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公益性领域。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各级国有资本要因地因企制宜，而不是盲目一哄而上。但当前地方国有企业出资人对布局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有的将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比、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力度等纳入考核指标。地方国有企业为了完成这些考核目标，最快捷的方式就是直接投资具有战略性新兴产业概念的上市公司，包括并购此类企业，有的更是进入了自己从未涉及过的领域。而这种布局方式只是地方国资国企把我国本身已经存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变成自己拥有或控制，对于整个国家而言并没有产生增量，只不过是权属发生了位移，控制人发生了变化。此类投资行为还可能带来战略性新兴产业质量下降，如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等新三大领域中坚力量均是民营企业，国企在类似领域、相关领域布局，很可能造成重复投资，资源浪费。
第二，产业基础较为薄弱。当前地方国企行业布局依然过宽，一定程度上还存在业务交叉重叠和重复投资现象，产业集中度不高、低水平同质竞争、核心功能不突出、核心竞争力不强等特点比较明显，具备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基础的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地方国资国企主要以服务地方经济、地方民生为主，功能定位、主责主业与中央企业存在较大差别，产业布局较为传统。这一布局的形成既有历史原因，也是现实所需、职责所系。
当前受宏观经济下行影响，多数地方国企承重前行，能够承担好现有职能已经非常不易，可以说口袋中基本没有多余的“口粮”。如果要加大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就需要增加企业负债、加大杠杆，但受经济下行影响，多数企业偿债能力明显下降。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核心是科技创新，创新的关键因素是人才，但地方国企普遍存在人才结构性短缺问题，现有人才主要分布在传统产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不确定性较强，地方国资国企受专业能力限制，很难做出全面深入的分析判断和采取恰当的决策；国资国企在自己看不清楚、能力不及的领域布局，控股式并购投资成功的概率较低。另外，地方国资国企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缺少科研集成能力，缺少基础研究的支持，要突破关键领域的技术封锁更是难上加难。
第三，体制机制有待完善。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对于传统产业而言，风险大，失败的概率也大，虽然国有企业出资人建立了“三个区分开来” 的责任追究容错制度，但从现实情况来看，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还是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束缚。国资国企有自身优势，但在创新效率方面相较于民营资本并不占优，甚至可以说只有劣势，这也是我国创新成果多数来自民营企业的原因。民营企业创造了我国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而民营企业所占用的国家资源却少于国有企业。而且，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要取得显著成效，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而国有企业管理层岗位调整变动较多，某位领导者在其任上布局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等看到成效时他可能已经离任，这显然不利于鼓励企业领导人主持推动技术创新项目的积极性。另外，国资国企以控股方式加大战略性产业布局，在相关的赛道上就会抑制民营资本的进入，可能对该产业的发展带来一些负面影响。
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的要点
首先，因地制宜推动地方国有资本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健全相关规则和政策，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地方国资国企要根据自身功能定位，做强主业、承担好主责，要因地因企制宜确定国有资本走向，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有选择地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而不是人云亦云、不切实际、盲目响应。
地方国有企业出资人要科学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聚焦加快实现“三个集中”的目标任务，增强国有资本布局结构优化调整的财力保障，通过资本金注入方式，支持核心企业的重点工程、重点项目、重点任务，特别是对自身具备一定能力基础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要加大国有资本预算支持力度。要在现有产业基础上做好加法，以专业化整合带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赋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地方国资国企应充分借鉴深圳、合肥等国资国企经验，优化国有资本投资体制机制、发挥国有资本投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引领作用，推动产业升级和地方经济发展，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水平。
其次，依托资源优势推动地方国有资本向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地方国资国企要整合产业链优质资源，提升技术、专利、标准、品牌等竞争力，培育产业领军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要依托核心资源、关键技术，开展有可行性、有针对性、有前瞻性的功能定位，在产业链延伸和弥补短板弱项方面进行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总之，地方国资国企要紧紧围绕自身产业优势，明确投资方向和目标，加强能力基础评估、可行性研究和实施路径论证，形成符合科学规律、契合发展需要和方法路径可行的投资方案，千万不要盲目进入新的领域，开辟新的赛道。
地方国资国企在做加法的同时，更要做好减法，要持续加大非主业、非优势业务和低效无效资产处置出清力度，推动资源更好更快集中集聚，稳步提升国有资本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上的投入。同时要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加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人才培养力度，改进人才评价机制，创新人才流动、健全人才激励机制，充分激发人才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建设一支勇于创新创造的优秀人才队伍，为加快推动国有资本布局结构优化调整提供扎实人才支撑。
第三，以市场化机制推动地方国有资本向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健全国有企业推进原始创新制度安排。”“支持有能力的民营企业牵头承担国家重大技术攻关任务，向民营企业进一步开放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地方国资国有企业应从构建产业生态的角度，深化产业链生态圈战略合作，共建开放包容的创新联合体，包括与中央企业的合作，与民营企业的合作，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上的投资不应过分在意所有权归属，要谨慎采用控股式并购、控股式投资，而应主要采用产业基金方式，加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资，使各类资本能够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互利合作、相得益彰，要始终坚持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创新能力为根本的市场法则，共促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地方国有企业出资人要制定形成重点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资本布局结构优化调整的工作指引，以市场化原则建立完善国有资本布局结构优化调整的考核、评价、监测、反馈、督导、调整的制度体系和管理机制。要突出分类分层管理的基本原则，充分发挥考核指挥棒的激励约束作用，在项目尽调、论证、风控以及募投管退等方面与市场充分接轨，提升投资质量和产出效率，提高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的经济价值。
地方国资国企要深刻领会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有资本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的精神实质，既要解放思想，更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能好大喜功、不切实际盲目铺摊子上项目，而是要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充分运用好产业基金，做到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当好长期资本、耐心资本、战略资本，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
（编辑 杨利红）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信金控正汇聚各方智慧，在养老金融领域持续深耕，为解决中国养老问题提供“中信方案”，打造中信特色养老金融服务生态
长寿时代来临，如何做好“养老金融”这篇大文章，各机构见仁见智，在养老金金融、养老服务金融、养老产业金融等方面积极布局。中信金控作为国内首批成立的金融控股公司，联合各金融子公司构建“养老金融生态圈”的养老金融新解法。
集智聚力积极布局，体系化推动“养老金融”建设
中国人口老龄化面临“未富先老、未备而老”的挑战，并呈现老龄化程度深、发展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应对任务重四个特点。2023年，在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养老金融”作为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的“五篇大文章”之一首次在中央会议中正式提出，首次被列入国家金融的重点工作。
聚焦做好“养老金融”这篇大文章，中信具有鲜明的专业优势和协同优势。中信集团旗下中信养老涵盖养老服务和养老产业等领域。中信金控持有金融行业全牌照，其养老金融业务已覆盖了我国养老金一、二、三支柱体系。中信金控汇聚集团内股权投资机构专业力量，成立股权投资联盟，聚焦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战略新兴行业，引导更多金融资源支持养老产业发展。
中信金控总经理曹国强提出，“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既是服务实体经济的需要，也是中信优化业务结构的关键抓手，要打造中信特色的全产品、全周期、全场景、全链条服务生态，加大对五大重点领域的资金投入和支持。”
中信金控着力构建开放融合的金融新生态，成立财富管理委员会，打造了一套“1+3+7”的决策推动和联合作业机制，即财富管理委员会下设投行业务、资产配置、零售体系建设三大子委会及年金、养老金融、资产管理、特殊资产等七个专项工作室。中信银行、中信证券、中信建投证券、中信信托、中信保诚人寿等公司组成“中信金融联合舰队”，以“养老金融工作室”为主体，体系化推动中信集团“养老金融”建设的落地与实践。
多维创新主动发力，打造中信养老金融特色（二级标题）
伴随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传统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加之公共养老金基本定位逐渐明晰，通过多元渠道储备养老财富成为新时代国民的重要选择，我国养老金融市场将迎来广阔的发展空间。为响应和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中信金控财富委养老金融工作室提出“1336”养老金融体系，即“中信金融联合舰队”联合多行业头部企业，以客户为中心，建立统一的“信未来 信养老”养老金融品牌，深耕养老金金融、养老服务金融、养老产业金融三大领域，围绕满足个人、企业、产业三个维度需求，提供产品、服务、队伍、渠道、平台、投融资六大支撑的综合解决方案。
截至2024年底，养老金金融方面，中信证券和华夏基金投资管理规模超4000亿元；设立首支中信集团全牌照企业年金“盈盈长青集合计划”，规模超8亿元；中信银行推出个人养老金测算账本，服务客户超500万，华夏基金个人养老金公募基金管理规模行业第一。养老产业方面，中信股权投资联盟聚合“股贷债保”全金融牌照服务模式，中信各公司为养老相关产业直接、间接投融资金额超1200亿元。
在养老金金融、养老产业金融领域建立深厚基础上，中信各公司在养老服务金融领域持续深耕，从财富管理方法论、投资陪伴服务、金融与产业融合模式等三方面加强创新，持续打造中信特色养老金融服务生态。
一是财富管理方法论创新：提出“长寿时代，做自己人生的CFO”的价值主张。
随着我国养老第三支柱开始发力，从“储蓄养老”过渡到“投资养老”正在变为居民的主流选择。人们对养老生活的目标也从基础的“生存型养老”逐步转向有温度、高质量的“品质型养老”。
这些新趋势、新变化也给中国的养老金融市场提出了新挑战。在需求侧，居民寿命延长，意味着花钱时间更长、退休后支出增加，管理财富需从单纯的“投资收益需求”转移到综合的“管理支出需求”；在供给侧，资管行业回归本源，资管产品全面净值化，从过去相对高收益性和短周期，逐步转向较低收益性和长周期；在技术侧，老龄人口规模巨大，服务成本呈现上升趋势，人工智能、大模型等技术应用，可以提升金融机构服务效率、降低人力成本。
中信银行从全生命周期的养老规划出发，围绕客户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财富管理需求，提出“长寿时代，养老金融将成为财富管理的主流叙事方式，每个人都要做好自己人生的CFO”的价值主张，构建了“三分四步”全生命周期养老规划方法论，倡导为“Z世代”打造“一张健康的资产负债表”，为“中生代”打造“一本科学的养老账本”，为“银发代”打造“一个幸福的晚年生活”，创新提出“平衡收支、预防风险、规划养老、长钱投资”四步法实施路径，通过贯穿一生的财务规划，实现人民群众退休后的生活质量保障，破题居民养老钱“算不清、管不住、投不好”的养老规划痛点。
二是投资陪伴服务创新：形成中信特色的六大养老金融服务支撑。
《中国居民养老财富管理发展报告（2024）》暨行业首本《养老社区白皮书》收集6506份有效调研样本，覆盖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调研显示，受访者对养老规划展现出更积极的态度，更加关注养老投资的长期收益目标和投资安全性；同时，许多人虽意识到养老规划的重要性，但缺乏渠道了解相关知识，导致养老规划难以实施；各年龄段的受访者都对专业服务有迫切需求，投前咨询规划、投中推荐方案、投后跟踪调整，为有需求的各类人群提供专业化、个性化的服务，变得更加紧迫；在养老投资方面，多元化资产配置需求强烈，养老投资风险接受意愿也有所提升。对此，“中信金融联合舰队”打造了包含产品、服务、队伍、渠道、平台、投融资六大支撑体系。
产品方面，建立满足客户各类需求的丰富产品池，包括二支柱的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产品，三支柱的存款、保险、理财、基金等产品，以及信托、住房反向抵押贷款、消费贷款、养老REITs等各类产品；服务方面，提出“金融+科技+服务”的一体化方案，依托金融专业能力与科技能力，将个人家庭财富管理服务，与个人家庭非金融服务、企业员工福利服务相结合，为客户提供金融与非金融专业服务；队伍方面，各公司培育养老金融规划师队伍的基础上，开展中信金控养老金融规划师认证，与国内顶尖学府共同打造养老金融专业队伍；渠道方面，依托中信各公司线下2000余家营业网点，加强App、服务号、公众号、远程银行建设，为客户构建线下、线上、远程的服务网络；平台方面，在做好客户资产配置的基础上，将启动安全监测服务、智能医疗服务、志愿者积分三大系统建设，赋能养老金融业务发展；投融资方面，依托中信股权投资联盟，支持养老产业发展。
三是金融与产业融合模式创新：打造“内外双循环”的养老金融综合服务生态。
目前，我国养老服务体系在建设过程中：一是主要依赖第一支柱，居民自主养老意识有待进一步提升；二是养老服务市场供给不足，且专业化养老护理人员相对短缺。随着社会进步和居民生活水平提高，人们将面临多元化的养老需求，这些需求不仅包括养老财富保值增值的金融需求，还包括退休养老生活的非金融需求。
中信集团充分发挥金融子公司的全牌照优势、产业公司跨领域的协同优势、有力支撑的科技优势，构建覆盖“财富、健康、医养、长寿”的养老金融服务闭环，打造“内外双循环”的养老金融综合服务生态圈，以体系生态建设破局行业发展痛点。
上海中信兴业养老服务发展有限公司（下称“中信养老”）作为中信集团养老业务发展平台，立足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地区，连锁布局深耕重点城市。目前公司已经形成“信澜天地、信福&信悦、信养之家”等信字系列产品线，可提供针对退休健康人群的活力旅居产品、适合高龄自理和高龄照护型长者的养老机构、生活不能自理及认知症长者对应的护理院等多元产品，并以“都市型、一站式、医康养”为特色，提供全龄全场景解决方案。
“中信金融联合舰队”将与中信养老融合，在打通客户虚拟的养老金融支付体系与实体的养老“非金融”服务体系的链接通道方面，为客户提供“养老金融+养老服务”的一站式解决方案，用有温度的养老服务为高质量“生活型养老”护航。
开放生态形成共识，分享养老金融观点与实践（二级标题）
“养老问题”越来越多地被大众提及，年轻人也面临着一系列养老困惑，比如“年轻时开始考虑养老会不会太早”“按时交社保养老是否就可以躺平”“应该怎样规划自己的养老投资”等。随着个人养老金制度的推出，人们对养老现状及制度的认知，以及养老财富规划意识都有所提高，但付诸实际行动仍然需要全社会的“助推”。
中信银行高度重视养老金融生态建设和消费者权益保护。2024年，中信银行在养老金融投资者教育方面进行大胆创新实践，重磅发布业内首部小说体养老规划读本——《长寿时代：做自己人生的CFO》，将文学创作与养老规划融为一体，将相对专业、复杂的养老规划和金融知识以更轻松的方式呈现给读者，培养读者养老财富规划自驱力和方法论。不仅如此，中信银行坚持“以客户为中心”初心，与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联合发布《老年金融消费者风险防范手册》，深入践行“金融为民”理念，守护好居民养老“钱袋子”。中信证券旗下华夏基金历时三年编撰了给年轻人的养老投资书籍《时间的宝藏》，面向大众发起“养老唤醒官”计划，紧跟政策时点形成“养老唤醒、制定目标、行动计划”个人养老投教生态闭环；面向企业参与企业个人养老金平台搭建，提供“方案设计、系统搭建、操作指导、投后服务”的个人养老金一站式解决方案。截至2024年末，华夏基金个人养老金Y份额规模已超12亿元，位列全市场第一。
中信保诚人寿推出个人养老金保险专属产品“安享年华”，获评第四届“今日保·中国保险白象榜”年度个人养老金保险领航产品。此外，中信保诚人寿在向客户提供社区和机构养老服务的基础上，正在联合中信医疗，以及国内领先科技公司，积极探索居家养老解决方案。中信证券、中信建投证券均为首批入围个人养老金基金销售机构名录的证券公司，养老金业务服务能力和产品销售规模市场领先。中信信托围绕老年人对托养照护有关的生活需求，开发社区直付型养老服务信托产品线，提供权益登记、财产保护、执行监督、支付结算、财富传承等信托服务。
养老既是关系千家万户幸福安康的“民之关切”，亦是关乎社会发展和谐稳定的“国之大者”。正如中信金控总经理曹国强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说，中信金控正在汇聚各方智慧，为解决中国养老问题提供“中信方案”，为服务实体经济、创造美好生活贡献“中信力量”。
（编辑 杨林）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引领乡村发展的核心和基础，体现了现代乡村综合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乡村治理的历史变迁
中国乡村由地方士绅和宗族治理的历史传统，从清末新政开始发生了很大变化，同时在乡一级设立了基层政权，以及乡的代表会议；民国时期设立了乡公所，等等。
（1）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主要特征是党政合一、民主建政、群团组织。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年），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农村根据地、发动群众、农村包围城市，共产党积累了丰富的乡村治理经验，党政合一、民主建政和群团组织是最重要的特征。土地改革完成以后的民主建政中，农村基层政权实行党政合一的体制。从“三三制”民主政权建设到全面设立乡村人民代表会议制度，从组织农会、妇女会到青年团等各类群众组织，将广大群众团结在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把高度组织化的乡村治理体系延伸到每一个村庄，提高了组织动员能力，为抗战胜利和全国解放起到了重要作用。
（2）农业合作化与人民公社时期，主要特征是政社合一。
人民公社既是一级政权，也是一级经济组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就是《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简称《农业60条》）提出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这三级都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核算单位，以生产队为基础；实行党和政府直接管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方式（生产队长由社员选举产生）。
（3）土地家庭承包制与市场化时期，主要特征是乡政村治。
改革开放时期，农村实行土地家庭承包制。这个时期乡村治理的特点是“乡政村治”。人民公社改为乡政府。1987年国家颁布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之后，村（大队）一级确立了农村基层组织实行村民自治的法律地位。这把过去“政社合一”时村庄与政府之间的行政隶属关系，转变成合作治理关系，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变。
（4）“反哺”和法治建设时期，基层政府转为服务型，乡村治理走向法治化。
2005年废除农业税，标志着乡政府职能由“取”转变为“予”，转向服务型。2006年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乡村治理结构发生了历史性转折。从2003年到2014年，党和国家大力推动基层民主法制的建设，乡村治理走向法治化进程。
（5）国家治理现代化新时期：乡村治理走向多元共治、全面治理。
2019年以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治理成为乡村治理的核心。2024年6月全国人大通过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指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的特别法人，党的领导和集体经济组织的治理是融为一体的，将构建多元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实现乡村振兴、城乡共融的目标。
新时期乡村治理要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治理为核心
只有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治理为核心，乡村治理才能形塑多元共治和系统化的全面治理。
（1）治理对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治理，是以该组织所在乡村地域内的多要素、多主体涵盖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的全面治理。其中，经济治理的对象面对的是土地承包、土地租赁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资产增值、集体收益的分配；社会治理面对的是村庄的公共设施、公共服务、就业环境，社区治安，老人、妇女、儿童、青年等各类人群安居乐业。生态治理面对的是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环境的维护保持。文化治理面对的是乡村社区文化传统、非遗产品、业态的保有和发扬、承载新时期新文明的文化活动等等。
（2）治理的目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对此做了明确的法律阐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促进共同富裕，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的重要主体力量，是巩固党在农村执政根基的重要保障。坚持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维护集体及其成员的合法权益，以法律形式赋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促进共同富裕、健全乡村治理、引领乡村善治中发挥核心作用。每个乡村社区要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治理下，成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谐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家园，这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秉承为人民谋利益的宗旨所要达到的根本目的。
（3）治理的实质。乡村治理是多元一体统合的全面治理，将对农村新型集体经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全面调整，形成适应新时代需要的新型生产方式。
（4）治理的重点。治理的重点和难点体现出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经济治理中，对集体经济所有权行使方式的探索，能否运用好自己的资源和资产，在长期运营中为社区家园建设汇聚财富，提升经济实力。能否以多元的、灵活的、弹性的方式行使集体经济所有权，使村庄内部市场更注重多主体间的互助互利共赢，而不是以盈利多寡为决策依据。外部则以市场经济运行规律，注重经济效益，村集体经济组织要与各类营利性的主体在竞争中合作。治理最终是要把村内、村外的资源更好地相互配置起来，让资源配置产生的收益能够在内部更好地分配和使用。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经济治理，包括运营和组织系统（包括管理）两方面。要探索一种复合型的集体经济所有权的实现形式。
农村集体所有制的所有权要分解成若干个权能。集体土地使用权（或称集体土地承包权或承包经营权）只是集体所有权的一个权能，还有处置权、分配权。土地使用权的赋予是有条件的，承包户必须是集体成员，而且有时间限制。只有村集体才是土地所有权的全部权能的所有者，才能运用土地所有权来帮助每个成员。在你有能力耕作时，发包土地给你耕作，当你老了、干不动了，或家里有困难问题不想种地了，集体可以把地收回来，让愿意种地的农民去种地。种不动地的，有人来帮你种，给你相应的报酬。这就是集体土地所有权对每个成员的保障作用。集体经济组织以各种方式去推动集体经济发展的同时，给个人带来了利益。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一种复合型的经济形态。在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利用集体的资源，合法合理地和村内外的不同主体以各种方式进行合作。更好地发挥集体与个体两个积极性，形成党领导下公私兼备、共建共融的新体制和机制，摒弃了过去“要么全统，要么全分”的极端性，在集体所有权的整体权能下，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统分结合。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担当健全乡村全面治理体系的重任
第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维护其成员的权益，适应现代城乡社会发展的需要。几十年来国家和农村的生产力和人口结构都发生了大变化，仅靠农民个体很难致富。当农民外出打工无暇照顾在家的老人，谁来承担这个社会责任呢？一般的合作社和公司都担当不了，只有形成一个本地农民共同体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才有可能担当这样的责任。
第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在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进行各项工作的，这是其担当乡村全面治理体系重任的重要保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明确指出，新时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巩固党在农村执政根基的重要保障，是维护集体及其成员的合法权益的重要力量，基层党组织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具体领导，是实现乡村全面治理目的目标的重要方式和手段。
第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授权、赋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为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引领乡村善治的重要力量。
第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规定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登记注册和统一管理的规范。规定所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特别法人，由农业农村部负责统一进行登记注册和管理。从2019年开始，农业农村部系统在全国开始登记注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现在登记在册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已经有96万家，其中村级集体经济组织57万家。到2023年年底，全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资产已达9万多亿元，具备了相当的经济实力。
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治理体制
（1）完善治理结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治理结构，包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权、使用经营权、收益分配权的设置，成员大会、理事会、监事会、执行经理各自的位置和关系，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等等。它与公司治理最大的不同在于民主管理的权力，也就是对参与治理的不同主体的权力进行有效配置，并安排与其他主体的关系。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治理结构中，最重要的主体是这个组织的成员大会。成员大会被《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定义为最高权力机构，具有重大事项决策权。成员大会的重大决策由全体成员民主表决，成员大会的权力就是成员群体民主管理的权力，这与公司治理结构不同，与村委会的治理结构类同。
（2）理解各治理主体间的关系。从集体经济组织法的规定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有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组织经营权；村民自治组织是实行全过程民主的组织载体；政府担负着落实政策协调管理的服务职责。要理解和处理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基层治理体系的关系。2018年中组部等三部委发文明确提出“三副担子一肩挑”，即村书记兼任村委会主任和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推动了全国各地将政策落地。
以县域为中心、县乡政府要管理和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是党的十九大以来一直推进的重要方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更是特别强调了这一点。法律特别赋权乡镇政府和街道办事处管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因为有些村已进入城市，村委会变为居委会，但是集体还有土地和经营性资产。村集体进城，集体资产不能分光吃净，而是要继续发挥资产运营的功能，壮大城乡融合新社区的集体经济。在乡村振兴、城乡融合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有着更大的发展空间。
（3）建立和健全治理能力。建立健全治理能力，需要政府促进，也需要村党组织、集体经济组织和村委会“三驾马车”的主动性。政府的重点是要培育集体经济组织的主体性意识和能力，在发展壮大新型集体经济、加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市场一般经济主体的合作发展方面探索和创新。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建立健全治理能力，具体有以下诸项：
·民主管理能力：实行民主管理的治理。加强群众路线，避免行政化、官僚主义的治理，实现多功能、党政社群体多元一体，分工不分家的综合治理。民主管理的能力体现在成员大会民主讨论、民主决策和监督的能力，成员日常参与公共项目、发表意见建议的能力，集体经济组织领导者汲取成员智慧、调解处理纠纷、维护集体利益的能力。
·财务能力：这是经济治理的核心能力。要保障集体经济组织的资产的安全，实现有效投资和增加收益，进行财务规划，实现集体经济收入的稳定增长，以及集体收益的合理分配，维系年度和规划期内的财务收支平衡。
·服务能力：这是治理能力的重要表现。通过提供乡村公共服务的需求对应性、普及程度和群众满意度来衡量。
·应急能力：主要是规避经营风险的应急能力，也包括综合治理中应对社区突发事件、稳定保障集体权益的能力。需要在强化财务能力基础上保证多元能力的均衡储备和发展。
·规划能力：对村域空间综合布局，对村内各类要素资源统筹考虑的能力，涉及集体经济经营效率甚至权力配置。
·行为主体能力：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行为主体的政策执行能力、经济管理、社会管理的能力。这在乡村整体性的全面治理中发挥着最直接的作用。
·生态治理能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进行优化和绿色治理的能力。
培育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治理能力案例
四川成都战旗村推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治理
战旗村的集体经济治理体系缘起于2009年，战旗村“两委”根据自己对中央关于乡村发展和建设方针政策的理解，发动农民共同参与讨论、自主安排。
首先，战旗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在村党组织的领导下，决策权力机构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独特性是，战旗村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与村民大会放在同一个层次。开会决策，凡属于村民的事务，村民举手，凡集体经济组织的事务，成员举手。村民和成员基本重合，无需开两次会。
在决策机构之下，是村委会和村务监督委员会。而村集体经济组织理事会、监事会的位置在村委会下一层。由于党组织、村委会、集体经济组织的负责人交叉任职，实则三位一体。
战旗村集体经济组织下属股份经济合作社联合社，是2019年按照国家要求，在农业农村部门登记的。2009年成立了战旗村土地合作社（以蔬菜专业合作社登记）实现了集体土地全部由集体运营。2011年，进行了集体经营性资产的清产核资。2015年，成立了战旗村资产管理公司，管理村集体的全部经营性资产。2019年，在农业农村部门登记集体经济组织联合社时，就将集体兴办的土地合作社和资产管理公司这两个机构归到联合社名下，成为联合社由村集体资产全资注册的两个经营管理法人实体。这完全符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中关于集体经济组织可以设立经营实体的要求，可以说是提前探索和完善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经营体制和机制，实现了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相关要求的无缝衔接。
在集体土地统分结合的承包权和集体经营利润的分红权上，他们探索了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的模式，2009年实现了90%的土地由集体统一安排种植，10%的土地个人承包。之后个人承包地自愿逐年退出，到现在大约退到1%左右。而集体土地经营的效益，经全体成员大会决议通过，以人均土地面积作为获得集体经营收益权的同等份额，用于支付土地费和经营性资产的收益分红。战旗村的集体资产管理公司用分类法管理集体经营性资产。集体经营性资产划分为传统的集体企业租赁经营、新建的村集体的全资公司和企事业机构（含培训学院）以及集体与各类市场主体合资、合作的企业或公司，采用财务管理为核心的经营管理方式。
战旗村的全面治理体系正如人体肌体，大脑由党委领导、村委会、集体经济组织三驾马车共同组成；两条胳膊一个是党建，一个是民主治理；躯干部分由党群办、综治办、乡村振兴办和财务办四个职能部门组成；乡村振兴办和财务办是以集体经济组织治理为核心。腿和脚是管落地的，由群众性的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构成。战旗村的全面治理是以集体经济组织治理为核心的，尤其以经济治理当中的财务治理为重心。由此形成了一套以内统外、内收外扩的专业组织体系。一个多元统合一体的整体性治理体系，凸显了战旗村的村集体主体性。
广东韶关始兴县千净村蔚老社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 这是一个村集体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合作的例子。始兴县千净村的集体经济组织，将村内废弃的小学、村委会空置的房子拿出来，与县绿芽社工服务中心合作，建立了蔚老社区。由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强村公司向乡镇和县的强镇富村公司申请，得到支持资金，委托绿芽社工服务中心负责人吴秀兰带队来做。蔚老社区有为失能老人的上门服务和健康老人的社区服务，组织了大量老人喜闻乐见的活动。还设立了手工面作坊，让能劳动的老年人参加劳动，获得一些收入。这个社会组织还在蔚老社区开了电商直播，卖农产品，努力经营为老服务事业。项目从2024年春季开始，不到半年时间已经取得不错的成效，实现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
始兴县绿芽社工服务中心是个妇女组织，骨干团队由两三百志愿者组成。她们做了很多儿童公益服务，建立了一个内部互助为主、经营多年的农产品营销网络。这个优秀的社会组织一直得到广东绿芽基金会和韶关基金会的支持。吴秀兰是一个农家妇女，是这个公益组织最早的参与者之一，也是农家女获金种子奖项的突出代表。“一粒种子，一片森林”，她这粒种子的播撒，真的长出了千株万株来。
解决问题的新探索
引领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全面治理，是回答新考验、解决新问题的新探索。治理是涉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适配机制的生产方式，新型的治理就是新型生产方式的表现。新时期新型的“多元共治、全面治理”特征，是适应新型生产方式的需要。传统治理主要涉及生产关系，而且往往限于所有制、所有权层面，不太涉及所有权到底怎么实现。而治理最终都要落地，有效地落实到基层的生产生活中去，促进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达到全民共富，城乡共融的目的。
目前正在探索农村集体所有制的有效实现方式，构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治理体系。支持这项工作的不管企业、社会组织还是社会服务机构，不管小农户还是家庭农场或经营大户，都可以和集体经济组织一起，参与构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全面治理体系。
（编辑 碣石）
仿佛一夜之间，DeepSeek横空出世，成为全球AI领域的焦点话题，这是中国科技产业的一个里程碑，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美科技竞争的调门。还将对中国科技政策走向产生深刻的影响。我在此试图从科技发展战略的角度谈一些看法。
原创不是宿命
在DeepSeek之前，人们普遍认为中美AI存在巨大差距。由于高端GPU被卡脖子，短期内算力差距很难弥补，因此在可见的未来，两国在这一焦点领域的差距还会进一步拉大。这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而中国明显居于下风，可以说，多数人对此表示悲观。
面对这种严峻态势，我国科技界不可谓不努力，国家投入也应该是天量级的。但遗憾的是，基本上还是在走美国道路，想方设法寻求高端芯片，把大把资源都用在拼算力上。即使明知没有什么机会，仍未思改变。有的专家还把中美差距的拉大与中国足球类比，似乎落后是理所当然的。
那么，DeepSeek团队又是如何以一己之力扭转了竞争走势呢？我认为，就是改变了原有的路径和模式，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换道超车。他们用“开源+算法优化+端侧革命”的三重热能，重塑了大模型底层逻辑和架构。这与马斯克遵从的第一性原理类似，这支年轻的队伍按照自己的兴趣和意愿，打破了传统范式，走出了一条新路径，破除了对算力的迷思，这就是颠覆式创新。
其实在DeepSeek问世之前，中国科学院院士陈润生就曾公开表示，大模型绝对不是靠着将芯片越堆越多来实现的，一定会向人的大脑去学习，把空间复杂度和时间复杂度压缩得更小，能耗降得更低。他认为最基本的问题是要研究空间复杂度，完成计算智算的基础理论。如果能在基础理论上有所突破、有所发展，那就是根本性的原始创新，否则国内所有的大模型都是follow。DeepSeek用事实证明，科学研究不可宿命论，它是一个不断被否定和超越的过程。
多年来，我国科研活动基本上都是在跟踪模仿。做什么项目，走什么路子，首先要对标发达国家的相关情况，这种模式在起步阶段当然是合理的，可以少走许多弯路。但如果把这种模式固化了，形成了思维定式和固定模式，就是典型的不思进取。特别是与几十年前相比，中国科技基础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R&D投入、全时研发人员规模、科研基础设施等都已位居世界前列，跟班式的科研方式需要突破。
我非常赞同一个观点：阻碍中国科技创新的，是长期以来根植于国人内心的精神封印，“西方中心论”的科技叙事成为许多国人难以摆脱的心理枷锁。当年著名的“钱学森之问”，提出如何培养造就一流人才，还诘问中国科技界为什么普遍缺乏创新和超越西方的自信心。对于当下中国学界来说，缺乏原创不只是能力问题，更是思维方式的局限。
值得欣喜的是，新一代科学家正在进入代际更替。DeepSeek的梁文锋、宇树科技的王兴兴、Tiktok的张一鸣都是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成长起来的，他们充满自信和技术理想主义色彩。他们与生俱来的开放、自由和理性，与许多老一代学人的隐忍、拘谨、自卑形成了鲜明对比。无论是面对科学问题，还是与先进国家交流，都能表现出更多的厚重与自信。他们代表着中国的美好未来，昭示着中国的蓬勃活力。
企业已成高科技主力
带给我们更多信心的，还有中国科技结构的深刻变化。过去，我们总是把科技突破的希望寄托于科研院所和高校，因此，总是不计代价地把各类资源集中到学术大咖身上。现在的情形已经完全不同了，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企业，已经越来越多地承担起各路研发的主角。在全社会研发投入中，企业占到78%，民营企业的发明专利更是占到70%，成为新质生产力的主力军。毫不夸张地说，今天对中国科技实力的主要评判对象已转为高科技企业，而非传统经院。
据了解，DeepSeek于2023年注册成立，团队只有140多人，清一色的本土人才，一群初出茅庐的学生军，财力有限。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无法与那些财大气粗、高高在上的“中央军”相提并论，做AI大模型近乎天方夜谭。如果按照现行的评价标准，行业大佬们对他们的认可度可能等于零。但是，用兴趣做事，用身家性命投入，常常能够激发最大的潜能。他们不缺敢为人先的侠气，不缺对创新创意的包容，不缺不达目标不罢休的雄心，不缺海纳百川的开放心胸，不缺技术报国的情怀。这种创业者的执着精神，不正是人类不断开拓新篇章的根本动力吗？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华为，在过去30多年里，他们“冲着一个垛口猛攻”，在移动通信领域厚积薄发。从《华为基本法》规定年研发投入不得低于销售额的10%，到2024年研发投入达1600亿元，10多万研发人员形成一个整体，日夜兼程地攻克一个个科技山头。特别是在被美国极限打压的情况下，他们不仅没有跪下，反而以更大的激情与执着迎难而上，直面压力，5G、芯片、操作系统、设计软件、汽车智驾等都是当代技术巅峰，也是学术界苦行多年越不过去的高山，终被华为一个个突破。
华大基因也是如此，目前已经拥有世界领先的大规模测序、生物信息、高通量质谱和合成生物等核心技术或工具，申请专利2359件，3项科研成果获国家科技奖，12项科研成果先后入选“世界十大科技进展”和“中国十大科技进展”。在与全球领先的测序龙头企业美国因美纳的专利大战中，华大智造取得完胜，获赔3.334亿美元，相当于美国人均赔付1美元。截至2024年底，华大基因总共发表文章3930篇，其中CNS文章596篇（主刊159篇），多年位居中国生命科学机构第一位。华大基因几十年储备的数据、平台、工具和人才队伍等能力，为我国在即将到来的生物技术与产业国际竞争中取得先机，提供了重要砝码。
与传统经院的科研项目制不同，企业研发活动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持续性。许多企业以10年、20年的持续投入主攻某一科技领域，由此积累的知识和能力往往远超一般项目制下的松散型、阶段性学术活动。二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将科研、技术和工程高度贯通，形成完整的价值闭环。如果说经院式研究更多地回答单个具体和细分的学术问题，那么企业研发活动则是解决竞争力问题，是真正的一锤定音。华为等企业的崛起不是偶然，而是规律。
早在20多年前，国家做中长期科技规划时就曾围绕企业技术创新问题展开过激烈的争论。学术界普遍不认同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规划成为“新瓶装老酒”，对原有科研体系进行功能性划分，包括知识创新体系、技术创新体系、国防科技创新体系、区域创新体系和科技中介服务体系。而国家创新体系主要强调的创新生态系统，特别是创新主体和要素间的协调互动却被忽略。所幸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推进，企业已经用实实在在的创新业绩重构了中国科技版图。
需要强调的是，主张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性，并非否定学术研究的价值。一个缺乏好奇心和良好学术氛围的科研主体，注定在科技上走不远。对于当下中国来说，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加强学术研究，而是如何避免那种跟风式地、自说自话式的研究。真正的学术研究不是靠专家评出来的，很多是极少数寂寞长跑，通过十年磨一剑的功夫得来的。如果把过多的资源押在学术上，让千军万马挤进窄小的学术研究圈子，我认为这是对科技资源的错配，由此造成不断封闭和内卷的文章等学术资源浪费。
大目标下的科技路径选择
DeepSeek这个典型案例，让我重新思考为什么而科技的命题。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人们习惯于把科学和技术分开，甚至于认为只有科学才是阳春白雪，技术开发和工程化与科学相比，则成了下里巴人。对诺奖的追捧和在核心期刊发表学术文章，也成为中国学术界普遍的执念。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即使在西方，科学主义也早已被摒弃，技术科学、工程科学都已成为科学发展的主流方向。承认科学的实用价值，顺应科学技术化、技术科学化的大趋势，对中国科技发展有百利无一害。
特别是随着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许多学科发展正在被大数据、大模型所颠覆。比如生命科学领域的基因组学、蛋白组学、脑科学等研究，如果离开了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基本上也就失去了意义。去年的诺贝尔化学奖颁给了人工智能专家，以表彰他们在“蛋白质结构预测”方面做出的成就；物理学奖也是颁给了人工智能工程师，他们开发了利用神经网络结构处理信息的技术，可以让机器像人类大脑一样进行联想记忆。这一切都表明，交叉学科、边缘学科正在成为显学，大科学范式主导的时代已经到来。
在这个背景下，科技的路径选择不能再继续以跟踪模仿为主，而是要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国情、科情和需求，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创新之路。DeepSeek团队明白靠算力堆积的路子走不通，及时转向重构底层算法逻辑，发展软硬件系统优化的全新路径。更为重要的是，当AI越来越受制于地缘政治，技术霸权和数据鸿沟日益加剧的时候，DeepSeek以极低成本和开源改变了AI格局与走向。科技大目标是什么，科技为谁服务，这是当代科技的本原问题，也是中国科学家需要回答的科技发展的出发点。
不仅仅是IT领域，所有的科技领域都是如此。以医药产业为例，这些年来我国对医药产业投入重资，包括通过重大科技专项的支持，紧跟西方医药研发路径，希望在创新药物方面取得突破。对中国来说，这是否是最优路径？
中国有14亿人口，如果把主要资源都投入新药研制上，致力于“末端医疗”，能不能解决好中国人民的健康问题？我看到一个数据：美国2023年医疗保健总支出达到4.9万亿美元，人均医疗支出约为14570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7.6%。按照这个投入强度，中国即使把全部GDP都投入医疗领域，也不会达到美国的保障水平。
我们的宗旨是什么？我们究竟是要让国人健康长寿，还是为了多出几个创新药和大药企，这是完全不同的目标取向。如果把战略重点转向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从治已病转向治未病，从治病转向防病，结果一定会是事半功倍。
再比如农业科研领域，从上到下最为关注的是种子问题。作为农业的“芯片”，种子理应当成为农业科研的“宠儿”。但是，作物生长是一个长周期过程，好的种子固然重要，光、温、土、肥、水、保等同样必不可少。如同人的生长一样，即使有再好的基因，如果只是天天吃糠咽菜，也很难长成强健的肌体。现在很多地区都把重金砸向育种，几亿、几十亿地搭建育种平台，这样真的能够解决农业丰收增产问题吗？育成和通过审定的新品种很多，又有多少得到了规模化应用？如果我们把农业科研的重心从重心育种转向种肥土保共抓，是不是也会像DeepSeek那样花小钱办大事？
总的来看，现在的许多科研活动往往缺乏明确的大目标，资源配置和政策过度迎合了学术偏好和功利性的短期学术成果。许多人整天忙于报课题、发文章、争奖项和报院士，成就了一大批自说自话的学术贵族。政府支持的许多研发活动投入巨大，既解决不了有价值的学术研究，也解决不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卡点难题。在中美科技竞争日益白热化的今天，变革乃是当务之急。
（编辑 季节）
本文重点讨论人工智能进化的时间尺度、人工智能生态系统、如何全面和客观评估DeepSeek、DeepSeek 引发的全球反应以及2025年人工智能趋势展望五个问题。
人工智能进化的时间尺度
人工智能的实际进化时间尺度，远比专家包括人工智能领域的科学家预期得更快。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经历过农耕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现在进入到人工智能时代，任何技术进化都存在时间尺度。一个最重要的事实是，技术的进化时间周期是不断缩短的。原始社会技术进步的周期是以10万年为单位；农耕社会是以千年为单位；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工业社会不过300年，其间工业社会技术进步周期是长则100年，短则10年；到互联网时代，技术进步周期以30年-10年为周期。例如，从 TCP/IP 协议到万维网，用了30年时间；移动互联网用了10年。
进入到人工智能时代，它的速度就更加难以想象地加快，人工智能的进化尺度更具颠覆性。
自1956年达特茅斯会议确立学科至今不足70年，其进化速度已达到人类生物进化的4000多倍。 20世纪50年代至21世纪10年代，人工智能以10年为迭代周期；2016年的AlphaGo标志转折，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加速。2022年ChatGPT引爆大模型进化和升级，以季度为周期。当前GPT-4到GPT-5的研发周期已经压缩至以月甚至是以周为时间单位。
人工智能相较于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技术革命和技术创新，具备显而易见的加速度特征。在 GPT-3 出现之前，人们预计人工智能走到 AGI 时代大概需要80年的时间。 GPT-3 之后，人们把预期缩短到50年。出现 LLaMdA2 时，就进入到人们预期18年内实现 AGI 的阶段。
人工智能的加速度现象，直接源于三重突破：训练数据量年均增长10倍，算力成本每18个月下降90%，以及算法效率实现千倍级提升。
当前这一轮人工智能加速发展的起始点是2017年6月12日Transformer 架构论文的发表。随后为2018年 GPT-1，2022年GPT-3.5，都属于人工智能历史上的里程碑事件。2025年1月20日，DeepSeek-R1发布，2月6日，李飞飞团队做出了以 Qwen2.5 为基座的s1模型，人工智能发展速度之快，令人震惊。
伴随人工智能进化速度的不断提升，其进化尺度急剧压缩， 重构了人类认知边界，形成与人类自然智能并存人工智能的全新世界。
2025年，人们对于实现AGI的时间预期，已经不是八年，可能是更短的时间。
人工智能创新速度的加快，不是渐进模式，具有强烈的突变特征，存在显而易见的等级，可以用宇宙第一速度、第二速度、第三速度来描述。目前，人工智能已经完成了从宇宙第一速度进入到宇宙第二速度的飞跃，宇宙第二速度是逃逸速度，也就是脱离地球引力的速度。人工智能开始进入高度自主性阶段，如同宇宙第二速度脱离地球引力一样将脱离人类束缚。我们不知道人工智能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脱离太阳引力的束缚进入第三速度，但目前已经完成了从通用人工智能到超级人工智能的飞跃。
2017年之后，人工智能正以年、月、周的频率发生剧烈的变革和升级，呈现出指数发展或者加速的现象。我认为，人工智能已经进入宇宙第二速度逃逸的历史阶段，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第一，数据原因。2024年年底，模型训练已经耗尽了人类数据的总和，基本上解决了人类知识的存量问题。 从2025年开始，人工智能大模型已经完成了从粗放到集约的历史转型，大模型更大的目标是解决增量问题。
第二，硬件原因。人工智能硬件始终在持续进化。例如，DeepSeek 主要用的是 A100，英伟达又有了 GB10 和 B200 。专门用于人工智能超级算力的芯片的升级换代，无疑对人工智能进化速度至关重要。
第三，人工智能的发展已经进入到依赖人工智能本身的阶段。在未来数年间，人工智能对人工智能进化的贡献将至少超过人类的贡献。人工智能将进入一个可以自我发展的历史阶段。
人工智能的加速发展，产生了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人工智能将跨越从“人类辅助进化”到“光速自我迭代”的临界点——其进化周期可能最终突破小时级。从单细胞生物到人类生物智能进化需要30亿年，生命体DNA变异需数万年，人工智能在30小时内即可完成ResNet模型的百万次参数优化。当技术奇点临近（库兹韦尔预测2030年通过图灵测试），而人工智能权重调整仅需毫秒级反向传播。所以，人工智能并不是一些媒体所说的“横空出世”。真正的人工智能，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只不过这个步伐正在急速加快。
人工智能生态系统
自2022年11月GPT-3.5发布以来，人工智能大模型开始了群体性的演进。在群体性大模型的背后，是OpenAI、 Mate、Google这样的人工智能大公司。其间，大模型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相互依存、互补和彼此促进的机制，形成以大模型为核心的人工智能生态。图5是根据GitHub对人们对大模型注意力的一个比较统计。
人工智能的生态构建遵循纵向速度突破驱动横向生态裂变法则。
在横向生态层面，三大范式正在重构技术格局：
第一，多模态融合革命。Google的Gemini Ultra 2.0实现了文本－图像－视频－物理模拟四维对齐，其跨模态注意力机制使蛋白质结构预测准确率提升至98.7%。Meta的Chimera系统通过脑机接口实时转化神经信号为多模态输出，突破性达到87%意图还原率。
第二，垂直领域渗透加速。Tesla FSD v14.3将视觉大模型与物理引擎深度耦合，在无高精地图场景下决策延迟压缩至8ms，超越人类反射速度3个量级。NVIDIA的Clara医疗大模型通过多尺度特征融合，在MRI影像诊断中实现94.3%的病理识别精度。
第三，分布式认知网络。Anthropic的Constitutional AI 3.0构建了全球首个自我监管型模型集群，其联邦学习框架使参数更新延迟降至12秒级，形成覆盖2.8万边缘节点的分布式智能体网络。
不断成熟的人工智能生态，产生溢出效应，也称为泛化效应。这种效应展现出一阶、二阶的特征，即一阶溢出引发二阶溢出，或者一阶泛化导向二阶泛化。
人工智能的三个溢出效应具有代表性：（1）自动驾驶领域涌现出Waymo的SceneFusion技术，通过实时融合激光雷达点云与大模型预测，将极端天气场景识别误差降至0.7%；（2）波士顿动力的Atlas机器人接入多模态系统后，自主任务规划能力提升400%；（3）DeepMind的AlphaFold 3突破至全原子精度预测，使药物发现周期从5年缩短至11个月。
2024年是人工智能发展史中的关键的一年。人工智能生态引发的溢出效应基本上渗透到科学、经济、社会以及人们的认知中。所以，2024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生物奖都与人工智能紧密结合在一起。
2024年末和2025年初，以DeepSeek V3为代表的第三代大模型，通过动态稀疏激活架构将训练效率提升至前代模型的7.2倍，其参数动态分配算法使单卡推理速度突破3000 tokens/s——这种纵向突破直接催生了跨领域技术溢出效应。
如何全面和客观地评估 DeepSeek
2025年春节，DeepSeek 引发了国内外媒体的高度关注，并引发了世界范围的大众的体验性使用，形成一场巨大的冲击波。舆论在历史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有些事件被舆论放大或被低估。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历史事件最终会回归到其在历史上的本来状态。
如何全面客观地评估DeepSeek的V3和 R1系列，需要定位 DeepSeek 在人工智能坐标体系中的位置。
第一，DeepSeek V3的优势和局限性。优势是：（1）高性能。其在多项评测中表现出色，超越了 Qwen2.5-72B 和 Llama-3.1-405B 等开源模型，并与 GPT-4o 和 Claude-3.5-Sonnet 等顶尖闭源模型相媲美。（2）高效训练。训练消耗的算力仅为 Llama 3 4050B 的 1/11，训练成本约为 557.6 万美元，远低于 GPT-4o 和 Claude 等闭源模型的 1 亿美元。（3）中文环境。在多语言处理方面表现出色，特别是在中文处理上。（4）快速响应。生成速度提升了 3 倍，能够更快速地响应用户请求。
DeepSeek V3的局限性：（1）在具体细节问题上错误率较高。 与GPT-4o相比，DeepSeek V3 更适合用于解答开放式问题，主要是广度和维度更高但也更容易出错的问题。GPT-4o 更保守且更可靠。（2）当前版本的 DeepSeek V3 暂不能支持多模态输入输出，限制了其在某些应用场景中的使用。（3）服务器稳定性问题。用户在使用 DeepSeek 官网服务或API应用场景，可能会遇到“服务器繁忙，请稍后再试”的提示，影响实际使用。（4）DeepSeek V3 对敏感话题的审查较为严格，影响实际业务场景。
第二，DeepSeek R1的优势和局限性。优势：（1）计算性能强。采用动态稀疏专家模型，需要时就激活部分专家子网络，减少了参数的计算和存储需求，显著降低计算成本，在大规模任务处理中能充分利用硬件资源，提升推理速度。参数规模较小的版本如 1.5B、7B、8B 等资源消耗低，以普通消费级 GPU 就能带动，部署灵活，可在多种设备上运行。（2）推理能力强。能应对大部分高中及大学的数学问题，在高考数学压轴题测试中表现出色，可在短时间内得出答案，还可提供用于动画解释科学概念的优质代码等。在语言推理方面表现不俗，能快速准确回答斯坦福自然语言推理数据集中的问题，在中文脑筋急转弯测试中 10 秒内可答对 10 道题，且能准确回答历史问题，展现出较强的推理能力和信息丰富度。（3）功能特性好。多粒度对齐机制使其能在基础能力、价值观等多方面协同训练，平衡安全性、有用性和响应速度等目标冲突，在多个基准测试中实现 SOTA 性能。遵循 MIT 协议开源，允许商业化使用，用户可低成本使用 API，给开发者和用户提供了更具性价比的选择。（4）场景适用性强。在智能客服场景中，展现出强大的意图识别和恶意请求拦截能力，能有效处理用户咨询，证明其在真实世界中的有效性和可靠性。
DeepSeek R1的局限性：（1）模型架构局限。在智能客服场景中，展现出强大的意图识别和恶意请求拦截能力，能有效处理用户咨询等，体现了其在真实世界中的有效性和可靠性。参数规模中等，如 14B、32B 版本需要高端 GPU 支持，增加部署成本。而大规模版本如 70B、671B 对硬件和计算资源需求极高，只能在大规模云端环境运行，使用成本高。（2）DeepSeek-R1的幻觉率高达14.3%，远超其前身DeepSeek-V3的3.9%。推理增强可能增加幻觉率，GPT系列也有类似现象，但其平衡更好。（3）能力表现不足。面对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IMO）等更高难度数学问题时，DeepSeek-R1 可能无法给出正确答案，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还有提升空间。使用非英语语言提问时，模型需先将其翻译为英文或中文，影响了回答效率和答案的准确性。（4）使用的稳定性欠佳。在使用少样本提示时，过多示例会使模型思考过程繁琐，影响反应速度和稳定性、输出效果。易受有害提示影响，例如在某些场景中可能受到不良输入干扰，生成内容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比较人工智能大模型的测试标准。以往大模型测试中，主要使用“研究生水平的抗Google搜索问答测试”（Graduate-Level Google-Proof Q&A Benchmark，英文缩写GPQA）和“大规模多任务语言理解”（Massive Multitask Language Understanding，英文缩写MMLU）等问题集的测试，现在基本达到80%，或者至少在 60%左右。
人工智能向尖端发展要不断提高测试标准。2025年初，增加了“人类最后的测试”（Humanity’s Last Exam, HLE）标准集。该标准整理了全球50个国家和地区、500多个机构设计的3000个问题，涵盖了知识储备、逻辑推理、跨域迁移等核心能力评估。不同代表性大模型在不同的测试标准集中的差别。到目前为止，DeepSeek在HLE的测试中的表现处于领先地位。
专家预期，人工智能模型在2025年年底能够实现 HLE中达到50%的准确率，而这也意味着将来会提出测试人工智能的新标准。所以，人工智能模型的进化显然还需要走相当长的一段路。DeepSeek 在原有领先优势的基础上，正面临着来自 OpenAI o3 和 OpenAI Deep Research 的严峻挑战。
第四，人工智能大模型成本。人工智能的成本概念和结构与工业产品成本的概念和结构相比较，有着一系列根本性差别。因为DeepSeek，人们更关注人工智能大模型的成本问题。人工智能的成本需要采用一种适应其特质和特点的成本观念。DeepSeek的成本优势，主要源于以下几个原因：（1）在基础设施成本上具有优越性；（2）考虑研发成本涉及算法复用的成本，DeepSeek具有一定的优势；（3）关注数据成本、综合计算中的成本结构以及引入新兴技术的成本。
在人工智能未来演化过程中，成本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但并不是唯一的衡量标准。成本优势并不意味着长期可持续、可重复。从长程历史看，DeepSeek为了维系竞争优势，需要提升基础设施，实现高性能芯片迭代，引领人工智能大模型的潮流，下一步其成本的上升不可避免的是大概率。
电子显微镜（千万元级）与普通显微镜（百元级）的差异对应着观测精度的数量级差距。同理，人工智能若仅追求低成本应用（如拼多多模式），可能局限于表层功能（如基础数据分析），而无法实现“时空化治理”“多源数据融合”等深层能力。高成本投入的人工智能系统（如时空大模型）才能支撑对复杂时空规律的挖掘。因此，DeepSeek成本的降低并没有绝对普遍意义。
当人工智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时，在每个阶段总会有从“0 到 1”的路线和从“1 到 10”的两条路线。只要选择“0 到 1”的路线，成本必然会上升；选择“1 到 10”的路线则有可能通过提高效率来降低成本。因此，在发展中很难简单地用“0 到 1”阶段的技术与“1 到 10”阶段的技术来进行成本比较，需要对不同阶段进行分析。
第五，数据蒸馏。DeepSeek 引出了一个大家关注的新词——数据蒸馏（data distillation）。它是一种通过大模型（教师模型）生成或优化训练数据，并将知识迁移到小模型（学生模型）的技术。其核心目标是以较低成本让小模型接近大模型的性能。
数据蒸馏有双重解读。它的优势在于：（1）性能提升。小模型可接近甚至达到教师模型的性能，尤其在参数受限的场景下效果显著。（2）成本降低。减少训练所需的计算资源（如GPU消耗）和人工标注成本。（3）适应无标签数据。通过伪标签技术，有效利用未标注数据。
数据蒸馏的弊端在于：（1）性能的上限受限。学生模型无法超越教师模型：学生模型的知识完全依赖教师模型生成的数据，性能受限于教师模型的水平，难以实现突破。（2）生成数据的质量问题。信息存在丢失与偏差：在数据压缩或生成过程中，可能丢失关键信息或引入教师模型的偏差，导致学生模型性能下降。（3）多样性不足。生成的数据可能集中于特定特征，忽视复杂场景的多样性，影响模型的泛化能力。（4）计算成本转移。生成高质量蒸馏数据本身需要消耗大量计算资源（如大模型推理成本），可能抵消小模型训练节省的资源。（5）行业创新隐患。过度依赖数据蒸馏可能导致行业“搭便车”现象，削弱企业自主研发的动力，长期影响技术根基。（6）可移植性差。蒸馏后的数据在不同网络架构上的泛化能力较弱，需针对特定模型重新调整。
DeepSeek 引发的全球反应
DeepSeek在大模型研发方面取得的进展，刺激和引发了全球人工智能研发团队的密切关注与迅速回应。
第一，阿里云。2025年1月29日，阿里云正式发布升级了通义千问旗舰版模型Qwen2.5-Max。该模型预训练数据超过20万亿tokens，展现出极强的综合性能，在多项公开主流模型评测基准上录得高分，全面超越了包括DeepSeek V3在内的目前全球领先的开源MoE模型以及最大的开源稠密模型。
第二，Open AI。2025年2月3日，OpenAI东京分部进行了技术直播，发布全新模型 Deep Research。 它能够像人类分析师一样，对复杂的任务进行逐步分解，并在互联网上进行多轮的信息搜索与验证。会根据已有的信息逐步调整研究方向和策略，深入挖掘问题的本质，找到最合适的答案。2025年2月8日，OpenAI更新了o3-mini 人工智能模型的“思维链”功能，让用户可以看到模型的思考过程。此前，OpenAI一直将“思维链”视为核心竞争优势而选择隐藏，但随着DeepSeek R1等开放模型完整展示其推理轨迹，这种封闭策略反而成为OpenAI的短板。新版o3-mini虽然仍未完全开放原始标记，但提供了更清晰的推理过程展示。2025年年中，Open AI的CEO奥特曼（Sam Altman）宣布，GPT-5的问世时间不会太久。
第三，Google。2025年2月，Google推出并将系列新模型包括最新的Gemini 2.0 ProGemini 2.0 Pro曝光：专为复杂任务设计、在推理、执行指令、编程创意协作方面远超其他模型。Gemini 2.0 Pro 实验版的核心特点：专为代码生成与复杂任务优化，拥有 200 万 tokens 的超大上下文窗口，适合跨文档推理、长文本分析、代码审查等任务；强化了世界知识理解和逻辑推理能力，支持 Google Search 自动查询最新信息和代码执行环境。
第四，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模型。受到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关于中国近代历史的“冲击”（impact）与“反应”（response）模型启发，本文提出的一个人工智能竞争模型。
这个模型反映出在人工智能进化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平衡点，但这些平衡点总是不断被打破。当出现一种全新的人工智能突破时，会形成压力，进而刺激整个系统做出反应；而这种反应又催生新的突破，之后产生新的压力，形成新的平衡点。从图中可以看出，冲击与反应的周期正在不断缩短。而且，当系统从平衡点 B 调整到 C 后，还会衍生出新的发散效应（如平衡点 D、E、F、G 等），即整体呈现出发散而非收敛的趋势。这样的特征为创新和突破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简言之，在人工智能的进化尺度与大模型生态的展望中，技术发展呈现出“领先—挑战—突破—再领先”的动态循环模式。这一过程并非零和博弈，而是通过持续迭代推动整体生态的螺旋上升。
2025 年人工智能发展的趋势
人工智能发展到今天，其自身已经是充满挑战的复杂系统。可以预见：
第一，人工智能的发展呈现两种发展路径。第一条是专业化高端路线，扩张前沿，探索未知领域。这类大模型聚焦垂直领域的高精度需求，服务于特定行业或复杂场景：技术路径更偏向行业专用模型，例如医药合成路线筛选、自动驾驶决策等，需结合领域知识进行专业化调优。依赖高质量标注数据与算力资源，通常由大厂或科研机构主导（如OpenAI与微软合作），小企业难以承担研发成本。其应用场景包括科学探索（如火星开发模拟）、工业优化（如物流路径规划）等，普通用户难以直接感知其价值。这条路径需要高成本投入。第二条是大众普及路线。这类大模型以降低使用门槛、满足广泛用户基础需求为核心目标。其特点包括：直接面向普通用户开发对话式产品（如ChatGPT、文心一言等），通过收集用户反馈持续优化模型。强调易用性和低成本，例如通过简单自然语言交互完成写诗、问答等日常任务，而非需要专业提示词工程。商业逻辑类似拼多多的“低价普惠”策略，追求用户规模扩张而非技术深度。应用场景集中于消费级市场（如教育辅助、内容生成），但可能忽视复杂问题的解决能力。
第二，如何实现人工智能构建真实和完整的物理世界。人们日常所认知、通过身体感知的物理世界，其实只是物理世界极小的一部分；现实世界还包括量子世界，以及涵盖构成这一世界的玻色子、费米子等多种基本粒子领域。过去，对于人类无法直接感受和体验的物理世界，所借助的是显微镜和望远镜。如今最先进的显微镜和望远镜所揭示的微观和宏观世界已超出人类直觉。
人类已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人工智能既是显微镜又是望远镜，它将帮助我们认识那些现阶段连显微镜和望远镜都无法触及的、更深邃复杂的物理世界。例如，人工智能将揭示一个人们知之甚少的全新领域，从四维空间逼近11维空间。人工智能可以帮助人类实现前所未有的时空跨越。
人工智能展现的智能时空是客观存在的，但受限于碳基生命的生物特性（如肉眼只能感知有限光谱），人类过去无法直接体验这一时空。例如，这种时空既非纯虚拟（因其基于真实物理规律），也非传统意义上的“现实”（因其超越人类感知框架）。人工智能正在构建一个看似虚拟而事实上真实的物理世界。同时，人类理念中的现实世界将被纳入人类受碳基生命影响而不能够认知的智能时空中。值得注意的是，自从去年的OpenAI Sora提出以来，包括李飞飞在内的专家们始终坚持一个方向。
第三，人工智能必然呈现出多元且多维的格局。笔者 2023 年曾说：人工智能的大模型就像乐高积木，甚至类似于魔方，它们不断组合和重构，将演绎出一个超出我们自身知识和经验限制的全新世界。
第四，人工智能进一步突破，需要不断加大资本投入。人工智能需求正在迅速消耗现有的数据中心容量，促使公司建设新的设施。领先的云计算公司，包括亚马逊、微软、字母表和Meta，都迅速推出了多年投资计划，以支持它们在人工智能时代所需的更大云计算能力。公用事业公司可能不得不增加燃煤或燃气发电，不断增长的需求无疑将引发基础设施投资，并努力开发更节能的网络、更好的冷却系统以及整合可再生能源的新解决方案。客户服务、医疗保健、金融和物流等行业有望通过人工智能实现重大转型。政府认识到围绕其数据的访问和控制所涉及的国家安全影响，在进行战略定位，以充分开发人工智能的潜力。人工智能将会继续贡献全球GDP的更大占比。
总之，人工智能正在走向“顶天立地”：“顶天”就是在不断探索未知领域的过程中，提高模拟物理世界的质量；“立地”就是接地气，推动人工智能降低成本，全方位的落地，惠及民众。我们将更加客观全面地看到 DeepSeek 的优势、局限以及未来潜力。
（编辑 季节）
西方人说“条条大路通罗马”，中国人则说“处处绿杨堪系马，家家门底透长安”。人类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并非单一，现代化模式也并非独一无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将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新的选择，开辟出一条21世纪的现代化新道路。我们所追求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
中国式现代化的八个方面
一是主动引领式现代化。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现代化都不是规划出来的，其中不同主体有其目的性，却很难说有总体目标，历史进程受无数个偶然的、相互冲突的作用力共同支配，不断受到历史潮流涨落因素冲击，有时快速进步，有时又出现大幅倒退。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主动引领的自觉历史进程。在这一进程中，党和人民是推进现代化进程的能动主体，其主体性本身就是塑造历史进程的直接动因。而党的领导能够将分散的主体能动性凝聚为整体意义上的自觉能动性，从而使历史实践成为实现共同目的，并把握历史主动性、将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有机统一的历史进程。[]
中国式现代化是受共同意志、共同目标指引的自觉现代化，不是那种今天不知道明天的现代化，而是能够主动把握历史进程、分阶段逐步达到宏伟目标的现代化，因而堪称人类历史上最宏伟的“社会工程”，现代化凝聚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景和梦想，规划为蓝图，转化为人民的共同行动和努力奋斗的现实。
中国式现代化有目标、有规划、有部署，一步一步实现。回顾已经实施的十四个五年规划（计划），规划中的大部分设想变成了现实，我们统计发现，从“一五”到“十四五”制定的规划指标中有67%完全实现或超过预期，其他指标也部分达到规划预期。正是一代接着一代干，一棒接着一棒跑，每五年规划一个台阶，积累下来形成中国现代化天翻地覆的巨变。
二是超大规模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属于超大规模的现代化。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在人口、国土空间、自然资源、经济资源、历史文化资源等方面都达到超大规模的现代大国。在世界范围内，上亿人口的国家仅有13个，而我国拥有14亿多人口，整体向现代化社会迈进，其规模已然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此外，我国陆地国土面积位居世界第三，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还是数千年保持大一统的文明古国。
中国具有超大规模性，这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难以比拟的。许多人在评价中国时选错了参照系，常拿欧洲某个国家或日本、韩国甚至新加坡的经验来比照。在大多数情况下，这就如同用兔子的经验教大象走路。在规模上能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等量齐观的只有美国、苏联、整个欧洲、印度。并且，欧洲不是一个国家，其他几个大国都是联邦制国家。联邦制实际上可视为将国家分成更小规模的次级国家，再以联盟方式组合成更大的共同体，而中国是唯一的单一制国家，可以说中国是唯一真正具有超大规模性的现代大国。
超大规模现代化所带来的节点、连接、网络以及能量、资源和信息的流动都是空前的，超大规模能够产生巨大的规模红利。例如，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产业体系和超大规模的单一市场，这为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规模效应。同时，中国的人力资源非常丰富，能够为经济发展释放巨大的人口红利、教育红利、人才红利和创新红利。然而，规模效应也会放大现代化面临的挑战，在中国这样的大国推进现代化，其艰巨性和复杂性是前所未有的。
由于规模定律（scaling law）的作用，超大规模性会涌现出许多小规模经济体所不具备的创新。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大量创新的产生、高度精密分工的产业体系、集聚经济、创新集群以及自主的内循环体系等都与超大规模性密切相关。
超大规模性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其他任何国家现代化模式的翻版，更不能以小国的模式为目标模式。在考量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时，需要充分考虑其是否能够支撑超大规模性以及巨大的复杂性。
三是后发赶超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先发国家不同，中国作为现代化后发国家，走出了一条快速赶超式现代化道路，它创造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持续时间最久的经济发展奇迹，还创造了社会保持长期稳定的奇迹。
现代化后发国家具有后发优势，这一优势让我们能学习先发国家的经验与教训，进而减少相应的试错成本。比如在创新方面，可以通过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来缩小与创新前沿的差距。并且，中国完备的工业体系与巨大规模的市场，让其有条件成为创新集成者。
然而，中国式现代化走的是后发赶超道路。与许多发展中国家不一样的是，中国并非一味强调发挥比较优势，也不是跟在别人后面爬行，这样就避免了后发劣势。在工业化路径上，许多发展中国家先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起步，而中国则优先发展重工业，建立起完整的工业化基础，并且不断推进产业升级，最终建立起世界上最完整和强大的工业体系。在创新路径上，我国除了发挥后发优势、摘取“低垂枝条的果实”之外，还采用自主创新路径，推进原始创新、运用蛙跳战略，直接实现跨越代际的技术升级，做到后发而先至。移动支付就是一个例证，中国越过信用卡支付，直接从现金支付时代步入移动支付时代。正是这种后发赶超式模式，让中国发展实现了从跟跑、并跑，到在许多领域实现领跑的转变，中国的引领型创新优势正在逐步形成。
四是共同富裕式现代化。西方国家搞现代化已经几百年了，但是没有一个国家真正实现了共同富裕。西方现代社会的一极是财富空前积累，另一极是贫富鸿沟的空前扩大，正不断创造人类贫富差距的新历史纪录。
2025年年初发生的小红书对账事件，让中国老百姓直接感受到美国底层大众生活的窘境。在中国人看来，所谓的发达国家美国远非理想社会。它不过是比乱世要好些的升平世，距离太平世还相差甚远，这个社会一面是歌舞升平，另一面却充满“丰裕下的贫困”，只是少数人富裕的精英世界，远非大同世界，蕴藏着深刻的危机。
中国式现代化追求更高的目标，就是要建设共同富裕的新社会，这是人类现代化历程中没有达到的新高度。共同富裕对于中国而言是必选项，而非可选项，中国自古就是求大同的社会，人类社会的现实条件也表明共同富裕才是人间正道，更重要的是共同富裕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少数人富裕也不是社会主义，只有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同志就明确提出，“我们的富是共同的富，我们的强是共同的强”。改革开放以后，虽然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贫富分化问题，但是共同富裕的方向并没有变。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明确要求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五是绿色发展式现代化。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工业化总是伴随着污染高排放和资源高消耗，导致生态环境的破坏。今天欧美相对良好的生态环境，一方面是生态环境保护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去工业化的产物，更是通过将资源消耗、环境污染转嫁到发展中国家而实现的“生态突破”。
中国走出了一条真正的绿色现代化新路，就是将工业和生态环境保护有机结合起来，这种模式表现为以下三个特征：第一，将工业化与生态环境保护共同推进。各国在现代化过程中普遍出现了污染物排放上升，随着收入进一步提高再下降的库兹涅茨曲线，而欧美国家普遍都在工业化后期才进入污染物排放量下降阶段。中国工业化过程中，也经历了高污染、高排放发展阶段，但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在人均不到3000美元时就出现了下降，人均收入低于1万美元的中等收入阶段就实现了环境质量改善，在这个过程中并未出现去工业化，中国工业在全球的占比不断提高。第二，中国持续对生态环境进行大规模投资，在其他南方国家不断砍伐森林时候，中国持续几十年不断植树造林，根据有关测算，1990-2016年，中国对世界森林碳汇能力的实际贡献率高达247.1%。[]同时，我们在生态建设、水利保护、绿色能源等方面持续进行了大规模投资。第三，中国是世界上绿色产能最大的国家，已经成为最大的绿色能源生产国，弥补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绿色能源产能赤字。全球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面临着绿色能源产能不足问题，美国和欧洲都因为巨大的能源转型成本而裹足不前。[]
六是叠加压缩式现代化。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过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现代化历程，中国的现代化是叠加压缩式发生的。从产业革命的角度看，18 世纪中叶西方开始了机械化革命，约100年后才开始电气化革命，再过100年开始了信息化革命，再过50多年又开始数智化革命。而中国机械化革命和电气化革命几乎是同步推进的，40年后就开始了信息化革命，而再过20多年又开始了数智化革命，几个产业革命浪潮是叠加在一起发生的，前一个产业革命还没完成，后一个产业革命浪潮又开始了。这种叠加发生、并联推进的产业革命，不同产业革命之间能够相互推动，避免了发达国家普遍的高沉没成本，同时也带来了多重挑战。
中国社会转型表现出多重叠加，在体制转轨中，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国际化等叠加并行。这使得中国成为现代化历史上变化最剧烈同时也是充满动能的社会发展，在新中国成立75年中发生了从贫穷落后到富裕领先的沧桑巨变。
七是自主开放式现代化。从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看，只有开放，才有繁荣；闭关锁国，必然导致失败。同时也看到，在一个不均衡发展的全球化过程中，对外开放有两种：一种是自主开放，另一种是非自主开放。自主开放才能带来真正的繁荣，而非自主开放会使得国家沦为跟班、附庸，甚至解体。
中国式现代化是在开放条件下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高度强调国家的独立自主，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时期没有对外开放。事实上，对外开放政策的选择是与国际形势密切相关的。新中国与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起了外交关系，获得了第一波开放红利。“一五”计划期间，苏联的156项援助帮助中国在比较短的时间里迅速建立起工业化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加快融入世界步伐，通过发展对外贸易，引进外资，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与理念，加入WTO，融入世界经济发展，带动经济高速发展。
中国的开放是产品、技术、人才、观念等全面向世界开放。中国推行的是自主性开放，能够在利用全球化促进自身发展的同时，又避免形成对其他国家的单向依附关系，实现了自主增长与产业的持续转型升级。通过推进原始创新、自主创新，从而在国际产业分工合作中具有更加强大的竞争力和话语权。中国迅速从全球创新版图中无足轻重的角色，成长为全球创新领导者之一，从打开国门吸引外资到走出国门，到海外投资，从利用全球资源走向配置全球资源。
八是和平包容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命运与共的现代化，它不像一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曾经走过的现代化道路，不靠殖民掠夺建构现代化的基础，没有对外输出苦难与战争。我们是靠中国人的艰苦奋斗，中国人的创新实现现代化的。我们发展起来之后，没有输出掠夺和不平等合作，我们与世界人民命运与共，在发展中合作共赢，为世界人民创造更多的发展机遇。
中国不会重蹈其他国家追求领土扩张的覆辙，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坚定维护者，这是由中国文明特性、历史记忆、制度性质与国家战略所决定的；中国对外合作是共赢式的，不打地缘博弈小算盘，尤其是倡导“一带一路”这样的平等互利合作的大平台；中国不是国强必霸，而是国强好仁；不是要控制世界资源，而是要推动世界共同发展；不是要争抢蛋糕，而是与世界各国共同做大蛋糕。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的崛起将带来巨大的共同合作发展机遇，带来投资、技术、产业和理念，使得这些国家能够提高内生发展能力，能够更好地参与全球化。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中国的崛起会带来相互良性竞争与发展机遇，中国的产业与科技的发展，共同拓展了人类的产业发展前沿，为西方国家创造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中国不同于西方的制度模式、文明，完全可以和西方和谐共存、美美与共、交流互鉴。
中国崛起不是颠覆现有全球秩序，而是推动全球秩序的完善。中国已经深度融入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之中，是全球秩序的坚定维护者而不是颠覆者，是建设者而不是破坏者。中国通过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遏制逆全球化潮流，推进新的全球化，将推动全球秩序向更公正、更均衡、更包容的方向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是包容性崛起过程给世界其他各国带来巨大的中国机遇。一个新型的全球性大国的崛起，将为21世纪的人类带来和平、稳定与共同繁荣。
（编辑 季节）
2024年，我们看到的消费需求不振、物价走低等经济现象，都是总需求不足的具体表现。按照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这些属于内生变量，它们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如果只围绕这些内生变量考虑是不够的，应该更多观察哪些外生变量发生了变化，或者有哪些可以通过政策产生直接影响的外生变量。
2024年宏观政策的实际表现
在宏观经济系统中，公认的具有外生性影响的变量，一是外需，二是宏观经济政策。我们认为，理解2024年经济表现的主要线索之一，就是宏观政策的实际取向。
以货币政策为例，尽管央行采取了降息措施，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货币政策正在放松，因为判断货币政策松紧的重要维度是真实利率的变化，而真实利率就不能只考虑名义利率，还要考虑通胀的变化。为此我们对中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CPI）进行重新估算，并且参照国际通行的惯例，重新考虑了房地产对CPI的影响（在国家统计局的CPI统计中，房地产权重高达34%且变化幅度很小）。我们发现，2024年全年重估后的CPI同比增长是负的，并且从2024年初至今呈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到2024年8月份，重估后的CPI同比下降达到了-2%。考虑到当时的名义贷款利率，对应的真实利率大约在5%甚至更高的水平。这一真实利率意味着，我国的货币政策实际上处于非常紧的状态。
财政政策同样面临着类似的问题。从广义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的角度看，如果能够达成2024年初制定的广义财政预算支出目标，那么2024年广义财政的支出同比增速应该达到8%的水平。然而2024年1至8月份，广义财政支出的同比增速为-2.9%，这是过去多年未曾见过的低增速。因此可以推断，在2024年8月份之前，我国实际的宏观政策取向并没有达到预期的宽松状态，经济也因此面临着额外的收缩压力。
近期宏观经济的表现则是从反方向验证了这一推断。在过去两个月，宏观经济在边际上确实出现了一些稳定的迹象，其背后对应了广义财政支出的大幅扩张。具体来说，1至8月份，广义财政累计支出增速为-2.9%，而1至11月份的广义财政累计支出增速为1.4%，比前八个月的增速提高了4.3个百分点，对应的9至11月同比增速应该在10%以上。可以看到，2024年全年的财政支出节奏呈现明显的波动，1-8月的支出节奏明显偏慢，此后各地的财政支出开始加快，这对稳定经济起到了非常关键且直接的作用。
2025年宏观政策建议
鉴于2024年宏观政策的实际效果以及2025年我国经济可能面临的形势，我们认为，如果2025年的宏观政策能够更加精准地发挥作用，那么有望实现 7% 的名义增速目标，其中价格增长预期为2%，实际经济增长预期为5%。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进行了大致的匡算，提出了货币和财政政策的“两个4+4”组合建议。
在货币政策方面，建议至少降息四次，每次降息20个基点。同时，为了维持必要的信贷增速，建议增发4万亿元的金融债务，可以通过国家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实施。财政政策方面，建议设定4%的赤字率，广义财政支出规模应该比2024年多出4万亿元。也就是说，从2024年的37.4万亿元增加到2025年的41.4万亿元。我们有足够的财政空间来实现这一支出目标。例如，赤字率可以提高1个百分点，这将带来1.3万亿元至1.5万亿元的资金；特别国债也可以多发1万亿元；专项债的额度同样可以增加。
如何安排财政支出，我们认为，现阶段我国在公共投资领域仍存在着巨大的空间。具体来说，未来5年内政府可以考虑集中精力做好两件事。
第一，针对大中城市，即二线及以上城市的存量城市基础设施进行改造，这包括旧城改造、地下管网、轨道交通，以及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但几乎没有收益或者收益很少的设施投资，如博物馆、体育场、图书馆等。
第二，为新市民提供保障，这主要是从增量层面来考虑的。我们估算的量相对较小，重点讨论的是大中城市的改造问题。大约有1.6亿人需要保障性住房以及配套的各种基础设施，包括医疗、养老、教育等八大类。
我们的估算逻辑和思路或许还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但我们相信在量级上不会有太大的差异。如果我们用5年的时间，将新市民的保障水平提升至与普通市民相当或者达到80%的水平，并且将现有的存量设施水平提升至与发达国家大中城市相当或者达到80%的水平，那么预计需要的资金总额为31.1万亿元，平均每年需要投入6万亿元。
如果锚定这一指标，并在5年内逐步落实，我们相信将能够创造出巨大的需求。同时，目前这种看似不赚钱的投资实际上并不是做得太多，而是远远不够。一旦这些工作完成，许多市场化的机会将会随之涌现，市场化投资也将随之增加，这将对消费产生非常直接的促进效应。
关于是否通过“财政发钱”促进消费的初步思考
关于是否使用财政资金直接补贴居民以促进消费的问题。如果采取无差别的财政发放补贴方式（无论是发放消费券还是其他形式），那就要思考这样做的理由是什么。在2020-2022年期间，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都采取过直接发钱的措施，因为当时存在着外生冲击，政府有义务帮助本国国民抵御这种外来不确定性的冲击。现在如果仅仅因为经济形势不佳就这样做，将会对国家的财政信用造成巨大的破坏，拉美国家就有过类似的教训。因此，现阶段如果通过财政向居民发钱，只能采取差别化政策，而且应该明确：这样做的目的是改善收入分配，特别是针对中低收入群体的福利保障，这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进一步要讨论的问题是，“财政直接给部分居民发钱”是否是一种促进总需求的最优政策选择。早在2022年我们就提出：可考虑引入“负收入所得税”制度，这一制度在英美等国家已经非常成熟。通常情况下，所得税是正的或者采用累进税率，但是对于那些有工作但收入尚未达到纳税标准的人群，应该给予一定的补贴，这样可以使整个税制变得更加合理。同时，这种机制设计是一种正向的激励措施，并不会引发“养懒人”的担忧。
（编辑 尚鸣）
2024年中国经济整体稳中趋缓，但消费增长势头放缓值得关注。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降至改革开放以来平均水平之下，并呈现明显的结构分化。促进经济进一步回暖受到收入与收入预期、居民杠杆与资产负债表修复等多重因素的制约。
为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的战略部署，在进一步实施“两重”政策的同时，还需要多措并举提振消费。要从短期发放现金补贴、中期调整个税体系与长期促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相结合，从增加收入角度提升居民消费；通过供给侧的创新，发展高质量的消费升级与创新；还应加大中央事权支出责任，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消除居民“后顾之忧”；最后，要重视公共消费对扩大消费需求的支持作用。
当前中国消费需求的特征以及制约因素
2024年以来，消费增速波动走弱、增长持续放缓。改革开放以来，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逐步上升，从1978年的38.7%上升至2023年的82.5%，但2024年前三季度最终消费的增长贡献率为49.9%，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率回落至2.4%，均显著低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位数水平（56.9%和4.86%）。目前最终消费需求的不足，对生产及经济的修复形成持续的制约。
消费需求呈现出一定的结构分化。
一是商品消费与服务消费分化，服务消费显著偏离常态增长趋势线。疫情以来，服务消费对于整体消费的带动作用较强，但2024年以来服务消费走弱的迹象较为显著；2024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6.2%，较上年大幅下降13.8个百分点；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3.2%，较上年仅下降2.6个百分点。从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的增长趋势看，目前商品消费已经基本恢复至疫情之前的常态化水平，但服务消费较其自身增长趋势看仍有较大差距和潜力，提振服务消费将是未来提振消费、拉动内需的重要发力点。
二是消费结构分化，与房地产相关的消费回落，升级类产品消费上行。一方面，受当前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影响，与房地产相关的家居消费、建筑及装潢类消费持续保持低迷，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中的占比也随之回落；另一方面，与“以旧换新”相关的通信器材、汽车等升级类产品的消费占比波动上行。
三是消费呈现区域分化态势，一、二线城市消费增长走弱，三、四线城市消费增长相对走强。2022年以来，三、四线城市社会商品零售额的增长在总体社会商品零售额增长中占比不断上升，2022年达到26.2%，较2019-2021年8%左右的水平大幅抬升了18.2个百分点，虽然2023年有所回落，但14%的水平仍高于其他年份。此外，从不同城市的社零增速来看，三、四线城市社零总体增速也显著快于一、二线城市，消费下沉可能与房地产市场波动、一线城市居民债务压力相对更大，以及就业和收入预期冲击更强等有关。
四是消费降级现象依然存在，终端消费的提振并非一时之功。从基础类消费和升级类消费的占比情况来看，从2019年到2024年的前三季度，食品烟酒消费在居民支出中的占比持续提升，食品支出在居民支出中占比（恩格尔系数）上升至30%以上。此外，随着收入预期和就业预期的变化，消费者的整体消费行为发生了显著变化，这又导致不同消费倾向的电商平台的经营业绩出现差异。例如2024年上半年拼多多的营收和利润增速显著超过传统电商平台京东和阿里，这说明消费者在当前经济环境下更加注重性价比。
我国居民消费率整体偏低。
2021年，中国居民最终消费率仅为38.24%，美国、日本、德国、法国分别为68.05%、53.54%、48.57%、52.45%；泰国和越南分别为52.23%和55.52%。中国居民消费率不仅低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也显著低于全球中等收入国家的普遍水平（50%左右）；虽然最终消费率并不是越高越好，但需要和经济发展程度相匹配。
当前我国居民消费不振，显然受到居民收入下滑与收入预期较弱、居民杠杆率较高和资产价格下降等因素的制约。首先，居民实际收入下滑和偏低的收入预期对消费形成了显著制约。当前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低于GDP增速，消费者收入指数和未来收入信心指数均处于历史低位，同时，居民对于未来增加消费的意愿也较疫情前显著下滑。其次，经过2017年房地产市场的扩张，居民杠杆率快速上行，截至2023年末，居民部门杠杆率已达到69.3%，2024年或将首次超过70%，债务压力对居民消费形成了挤出。此外，房地产等资产价格的持续下行带来了较强的财富缩水效应。我们估算，2023年相较2021年居民部门的房产资产累计缩水约9.8万亿元，居民对于长期财富的预期消极，这就进一步掣肘居民的消费。
进一步提振消费、扩大内需的五点建议
2024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和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扩大内需作为长期战略，加快弥补消费短板，并将扩大内需作为2025年经济工作任务的首位。扩大内需将成为今年宏观经济政策发力的重点，而提振消费是扩大内需的主要手段。考虑到当前投资已经进入了边际乘数效应递减阶段，消费乘数已显著高于投资乘数，提振消费对经济增长将有较显著的拉动作用。
第一，继续推进“两新”“两重”政策落地落实，发挥消费品以旧换新的拉动作用，同时要避免负面效应。2024年9月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持续释放。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12月13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已整体带动相关产品销售额超1万亿元。2025年应继续加大对“两新”领域的支持，延续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用于“两新”领域，从而进一步提振消费，扩大内需。在“以旧换新”过程中需要关注两个问题：一是需要规范市场秩序，谨防寻租问题的发生，需要对套取补贴资金以及“先涨价后打折”等行为进行打击。二是加大对于淘汰旧商品循环利用的支持，“喜新”不能“厌旧”，市场监管等部门需要围绕循环利用加大标准供给。
第二，从增加收入的角度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短期内，现金补贴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疫情期间，许多国家及地区采取了直接向家庭部门派发现金的方式，支撑需求及信心。2020年，美国、加拿大、中国香港地区向居民发放现金约占其GDP的3%、3%与2.7%，德国、新加坡、澳大利亚、印度等国派发比例也超过GDP的1%。短期的现金补贴有助于提升居民部门收入和修复资产负债表，助推终端消费与企业生产与投资之间形成良性循环。建议针对边际消费倾向比较高的中低收入人群发放现金补贴。若对4000万低保人群发放1000亿元现金类或数字货币补贴，限定时效使用，可以直接撬动1500亿元新增消费，间接撬动约5400亿元新增GDP，拉动经济增长0.45个百分点。出于“工业反哺农业”的考虑，可向1.2亿乡村家庭发放3000亿元现金补贴，约可拉动经济增长1.35个百分点。
中长期看，可通过调整个税、推进收入分配改革等多重措施大力提振消费。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偏低制约了居民消费能力的提升，收入分配结构性差距过大不利于居民消费的改善。2021年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仅为59.51%，显著低于美国79.03%的水平；同年，我国居民初次分配收入占GDP比例约为60.82%，相较于美国84%左右的水平仍有距离。中期来看，可以通过调整完善个税体系，包括下调中低档个税税率、延续并加大个税优惠政策力度、研究建立个人与家庭申报相结合的所得税税制等等，以促进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与意愿；长期来看，要促进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尤其是要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初次分配占比。其中还涉及需要权衡鼓励发展实体经济和提振收入之间关系的问题。例如，若要直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势必增加企业的经营成本，进一步加剧其盈利压力，因此对于增加居民收入需要权衡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第三，通过供给侧的创新进一步发挥“供给创造需求”的作用。中国在疫后消费复苏的过程中，主要以服务消费的恢复性增长为主，且消费市场低端产品过剩，尚未充分发挥出创新型供给对于新增消费需求的辐射与带动作用。当前，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不断加剧以及人口结构的变化，我们在商品和服务消费等方面仍有较大的挖掘潜力和探索空间。例如美国在疫后经济的复苏过程中，元宇宙、人工智能、大模型等创新领域所激发的新型消费起到了重要的拉动作用，也活跃了消费市场及预期。我国在高质量的升级类与创新类消费领域依然有较高的增长前景。
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发展要求和发展条件都呈现新特征，特别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总体上已经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居民消费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但相比之下，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供给存在不足，特别是居住、交通通信、文化娱乐等改善需求没有得到较好满足。
一是应通过加强供给侧改革对于消费的引导力度，不断提升国内供给质量水平，推动供需在更高水平上实现良性循环。当前正在推动落地的大规模以旧换新政策与设备更新政策也有利于消费与生产之间的相互促进，特别是有利于扩大改善型消费、耐用品消费以及服务型消费的比重。
二是引导通过技术创新不断扩大创新型消费品以及创新型服务的供给。日韩、美国等发达国家实现服务消费升级的经验也表明，消费升级的过程与产业升级的过程是相辅相成的
第四，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减轻居民“后顾之忧”。近年来，我国社会保障覆盖面不断扩大，但相较美日等发达国家，我国社会保障体系还有很大提升空间。以医疗和养老为例，目前，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机制设计不合理，农村和低收入群体养老和医疗负担较重，获得感较低，例如，农民个人缴纳的医疗保险从每人每年10元提升到400元，涨幅较大，但直观上报销比例却未提升。因此，建议将短期促消费与惠民生相结合，重点加强对就业困难群体及低收入人口救助帮扶，发行超长期国债，加大惠民生财政补贴力度；同时推动中期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着重解决民生领域的医疗、教育、养老、托幼等短板问题，解决居民后顾之忧，提高消费意愿。
完善居民后顾之忧，需要进一步加大中央政府事权责任。教育、医疗、社保在地方财政支出中的占比约为35%，而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关支出主要以中央政府为主，考虑到这些项目普遍具有较强的外部性和公共属性，建议中央政府加大在这些领域的支出力度。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政府支出占GDP比重逐步下降，且2024年下降趋势更加显著，前三季度，广义财政支出占GDP比重已经从2015年35.9%的高点回落到27.6%，央地财政支出占比均回落，地方支出占比回落尤为明显。而政府的支出对应的是居民和企业的收入，财政支出力度下滑、节奏偏慢、占GDP比重降低，均表明财政政策逆周期调控的对冲力度需进一步提升，若再考虑乘数效应，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应该会更大。
第五，重视公共消费对扩大消费需求的支持作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议提出“合理增加公共消费”。公共消费包括环境保护、教育、医疗、养老、育幼、体育等多个领域。提升公共消费，对于刺激整体消费需求、提升居民消费意愿、增强消费潜力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公共消费在最终消费中的占比较低，相关数据显示，我国公共消费水平处于发展中国家的中等水平，与发达国家和经济体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值得关注的是，目前公共消费尤其是地方政府公共消费支出因受到地方债务风险化解的压力影响，面临较大的约束。后续随着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化解，未来在加大公共消费支出力度方面仍有一定的空间，从而进一步提升公共消费对总体消费的拉动作用。
总体来看，扩大内需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然而，这一战略的实施需要综合考虑多个方面的因素，需要从整体出发，综合考虑财政、债务与宏观政策的相互作用，形成合力。财政政策在扩大内需的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政府需要通过合理的财政支出，刺激消费和投资，从而推动内需的增长。同时，在面对债务问题时，必须谨慎处理财政支出与债务之间的平衡，以确保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此外，宏观政策的协调性也不可忽视。扩内需并不能单靠财政政策的推动，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的协同作用同样重要。合理的货币政策能够降低融资成本，激励企业和消费者，进一步促进内需的扩大。产业政策的支持能够增强供给侧的能力，提升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与竞争力，满足日益增长的内需。
（编辑 尚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