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与经济发展回归本原

2020-07-21 10:48:36

这场突如其来、席卷全世界的新冠肺炎疫情不仅严重威胁人类生命健康，重创了全球经济，而且也引发了人们对全球化、全球治理秩序、全球产业分工、全球贸易均衡等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和安全问题的思考；迫使各个国家重新检讨国家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经济发展战略、社会发展模式和国家安全战略。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我认为，这场不幸的疫情最重要的积极意义就是有助于人们摆脱思维定势和思想惰性，重新思考和反省已经习以为常、感觉理所当然的现状、规则与秩序。这就是“危”中之“机”。在这场危机面前，我们一要全面反思国家发展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全面梳理检查国家安全防线漏洞，特别是要高度关注非传统、非典型的国家安全防线；二要区分轻重缓急，既要有堵漏、止损、输血、上呼吸机的短期紧急救助措施，又要考虑标本兼治，着眼长远战略，着手重大制度政策改革，为长治久安谋篇布局。作为国家重大战略，当务之急应该优先考虑的就是实现共同富裕，优化经济结构，推动中国经济步入健康、持续的发展轨道。

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十分宏大的问题，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社会性质来看，它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从经济发展来看，它又是作为生产目的——消费实现的充分条件。实现共同富裕，关系到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长治久安和持续发展。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生产目的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在未来社会，“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社会主义的生产、社会主义的发展，其根本目的就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共同富裕，一个都不能少。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已经到了需要进一步考虑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社会主义发展目的等初心的时候了。发展是硬道理，是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人民幸福的基础。新中国创业时期，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是为了发展；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同志提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是为了发展。在新中国发展的不同时期，党和政府所确定的这些政策都是正确的、必须的。但我们应该时刻牢记，发展的目的是提高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实现共同富裕。因此，我们应该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程度与发展阶段，适时、适度向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发展目的不断推进。经过七十年的发展，我们已经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我们的国力日渐雄厚，国内外环境条件的变化要求我们改变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加之这次新冠疫情危机的严重影响，需要我们审时度势，作出重大的战略调整，改变发展方式，把实现共同富裕与经济发展有机结合起来。

毋庸置疑，在党的领导下，新中国前三十年中国人民流血流汗播下的种子，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拼搏耕耘，已经开花结果、获得丰收，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变化对所有中国人带来的受益程度并不平衡。东部和西部之间、沿海和内陆之间、城市和乡村之间、不同行业之间诸如金融业和实体产业、演艺明星和普通工薪群众之间的收入水平都出现了较大差别。资本资产的收益和劳动的收益差距更是悬殊，已经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在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社会公益领域的产业化、市场化，也加重了普通群众的生活压力。

特别需要重视的是，农村农民与城市居民收入存在较大差距。新中国前三十年，中国数亿农民为了工业化作出了巨大贡献、付出了很大的牺牲。如今，在收获的季节里，我们分享了他们当年创造的红利，但给他们的分红却相对较少。改革开放四十年里，农民工兄弟背井离乡，和我们一起为国家建设拼搏奋斗，但与城市居民相比，工作条件差，汗水流的更多，收入报酬并不高，又缺乏社会福利保障。这种由于时代条件限制形成的历史欠账，现在已经具备逐步解决的条件，是启动解决问题的时候了。

据招商银行与贝恩财富每两年联合发布的“高净值客户”报告，2006年以来，我国的财富集中度增长迅速。2018年，197万高净值客户拥有61万亿可投资资产，已经占到总额为147万亿元的全国居民+企业存款（企业存款包含非银行金融机构和非金融企业存款）余额的41.5%，而2006年这一比例为16.1%。对于这种快速且越来越严重的财富向少数人集中的趋势，我们必须高度警惕。

我们应该认识到，在人类社会中，适度的收入差距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动力，是应该允许和保护的。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在一定的适度范围内就是合理的、积极的，跨越一定的度，就会发生质变。社会主义反对平均主义、鼓励竞争，承认收入差距的合理性与积极意义。但是我们如果放任贫富差距的无节制扩大，就会陷入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泥潭，就会有违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初心，不仅人民群众难以享受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还会造成社会分裂对立，经济发展也难以为继。

因此，我们在打好脱贫攻坚战的基础上，应该把解决贫富差距，让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发展目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作为党和国家的当务之急，作为从现在开始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的首要任务。通盘考虑，通过初次分配、财政再分配、税收调节和建立城乡人民群众全覆盖的社会保障等社会分配领域的综合制度改革，优先安排民生，让全体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村人口、农民工和社会低收入群体充分分享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成果，实现由“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富裕”的伟大过渡。

共同富裕，使消费成为中国经济主要支柱

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理想的逐步实现，不仅实现了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发展目的，使经济发展回归本原，也会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经济结构的不平衡和持续发展问题。

我们应该辩证认识经济增长与民生保障问题。在一个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存在大量收入较低、缺乏社会保障的贫困人口的社会里，需求不足将会持续存在。因此，我们必须重新选择经济增长的政策方向，不能片面强调经济增长，而应转向抑制贫富差距扩大，投资改善民生，促进消费，让消费成为促进中国经济持久健康发展的主要支柱。

不可否认，这些年国家十分重视经济结构中消费份额的增长，促销费也颇有成效。但必须承认的是，我们还没有抓住促进消费增长的根本，即抑制贫富差距，大幅改善农民等低收入群体生活，建立覆盖城乡全社会的公益性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让人民群众无后顾之忧。

这次全球性的疫情灾难，不仅严重影响了我们的对外贸易，也影响了我们的国内消费市场。面对上述双重打击，很多人习惯性地把基建作为关注重点。毫无疑义，启动“新基建”进行5G、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建设，对维持经济增长、保护就业十分必要。但也应把控好度，不可用力过猛。防止重复建设、产能过剩、设施闲置、资产泡沫，为未来造成负资产。

应对疫灾，维护经济，我们应该标本兼治，短长兼顾。我们可以把“新基建”等作为“急诊”处方，对症施治，救急止泻。与此同时，我们还要革新传统危机应对战略，开辟“第二战场”，在社会分配领域开展全面改革，打一场抑制贫富差距扩大、为社会主义事业扶正固本的伟大战役，以促进消费保证抗疫斗争的胜利，同时以抗疫斗争为契机，完善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造福全体中国人民。

可以预期，经此一役，我们不仅可以在中国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第一次真正完成社会分配领域的伟大进步，把社会主义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而且，消费这根经济结构中最伟大的支柱将在中国稳稳擎起，中国经济从此将会步入持续健康的发展轨道。

（编辑宋斌斌）

* 张云东，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中国证监会深圳证监局原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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屡纠不绝的痼疾必须坚决根治

2020-07-21 10:43:32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新形势下党和人民事业的大敌。党中央对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多次提出要求，警示全党，并采取了许多强有力的措施，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现象屡纠不绝，形成痼疾，成为侵蚀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政治生态危害。近年来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的研究进一步说明，在新的历史时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仅仅是存在于部分党员干部身上的作风问题，更是关系执政党生死存亡的重大政治问题。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本质及形成

形式主义是指只看事物现象而忽略事物本质、只注重外在形式而不顾实际成效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形式主义的实质是主观主义、功利主义，是一种片面夸大形式作用的形而上学观点，它割裂了内容与形式的辩证统一，否认内容对形式的决定作用，把形式片面地夸大成一种脱离实际内容的绝对的东西。其思想根源是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用轰轰烈烈的形式替代扎扎实实的落实，用光鲜亮丽的外表掩盖矛盾和问题。[1]

官僚主义是指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的思想观念和领导作风。官僚主义的实质是封建残余思想作祟，是官本位思想和权力观扭曲的典型表现。在设“官”而治、权力为上的社会结构中，不可避免地会形成这种以官本位思想为基础，以人们愿意做官的社会心理为支撑，以行政权力运作方式为庇护，造成权力异化、导致主客观关系扭曲为核心的腐朽社会现象。[2]

形式主义是官僚主义最基本的表现形式，官僚主义是形式主义产生的根源；形式主义依靠官僚主义求得生存，官僚主义依靠形式主义装饰门面。二者有着相同的思想根源，说到底都是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和贪图名利的功利主义。[3]

形式主义在革命队伍中的滋生和蔓延由来已久。在19世纪70-80年代的法国，工人组织内部各派系都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只顾着表面形式上的争论而忽视思想内容上的理解。对此，马克思发出了“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这些人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怒斥。毛泽东同志在领导开辟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严厉批判了形式主义。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指出：“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4] 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后，历代党中央领导集体都高度重视并坚决反对形式主义的错误思想和作风。[5]

官僚主义中的“官僚”，指的是脱离实际和群众、做官当老爷的官员。随着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局部乃至全部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官僚主义逐渐“露头”。1922年，列宁在《论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内外形势》中指出：“我们内部最可恶的敌人就是官僚主义者。”[6] 早在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提出，官僚主义主要表现为敷衍塞责和命令主义，后一种表现比前一种表现的后果更严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旧官场恶习与市场经济固有的利益交换原则之间产生勾连，党员干部队伍中的“浮”“假”“贪”“满”“骄”“空”“懒”等现象，成为官僚主义的新形态。[7]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表现特征和危害

当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主要有以下一些表现特征：[8] [9]

（一）脱离实际。对实际情况不了解不关注，不做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中好摆门面，说大话、空话、套话，表态多调门高，行动少落实差，热衷于喊口号、唱高调，追求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违背客观规律，盲目铺摊子、上项目。

（二）脱离群众。不关心基层，不深入一线帮助基层解决实际困难，制定制度搞“上面严一寸，下面严一尺”。漠视群众疾苦，对群众呼声麻木不仁，甚至损害群众利益。

（三）命令主义。搞“一言堂”、家长制，自以为是、独断专行、颐指气使、盛气凌人，听不得不同意见，手电筒照别人不照自己。不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只会说狠话、使蛮力。

（四）事务主义。缺乏大局观，开展工作抓不住重点，陷于鸡零狗碎，繁文缛节，热衷于填表格、做台账、报材料，过度留痕。

（五）做官当老爷。背离党的宗旨，追求“权力空间”，高高在上，官气十足，特权意识浓厚，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摆“官威”，讲排场，外出前呼后拥。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不给钱不办事，收了钱乱办事。

（六）弄虚作假。对党和人民不老实、不诚实、不忠实，不但自己说假话，虚报浮夸、阿谀奉承、报喜不报忧，甚至要求下级说假话。落实中央要求打折扣、搞变通，阳奉阴违。

（七）不负责任。工作中不思进取、消极应付、敷衍塞责，不想事、不干事、不成事，不担当、假担当，不作为、乱作为。事无巨细向上请示汇报，看似守规矩讲程序，实则逃避责任。

（八）好人主义。从个人私利出发，丧失原则性，不愿得罪人，遇事避重就轻，隔靴搔痒，四处讨好，八面玲珑，做好好先生。

（九）人浮于事。机构臃肿，超编严重，因人设事，“吃空饷”问题长期存在而成顽症，工作效率低下，内耗不断，形成懒政怠政。

（十）文牍主义。喜欢搞文山会海，把绝大部分时间用在处理文电和不必要的开会上；以文件落实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总结材料代替工作实绩；文件层层转发，会议缺少实际内容。

（十一）争名夺利。个人利益至上，私心膨胀，伸手要名誉、要地位，跑官要官，把权力当成私有；对工作挑肥拣瘦，对待遇斤斤计较，假公济私，多吃多占。

（十二）宗派主义。以宗派利益为出发点，拉拢一部分人，排斥一部分人，搞亲疏远近；把上下级关系变成人身依附关系，任人唯亲，形成组织内部的小团伙、小圈子。

值得关注的是，在近期防控新冠肺炎工作中，一些地方和单位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进一步集中暴露。中央办公厅专门印发文件，要求坚决杜绝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比如，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不用心、不务实、不尽力，执行政策层层加码、“一刀切”，一味挑毛病，随意发号施令；干工作疲疲沓沓、拖拖拉拉，遇到问题推诿扯皮，报喜不报忧，甚至欺上瞒下；发文件红头改白头，正式改便笺，同一议题会议层层重复开，要求基层频繁填表，提供视频图片作为工作佐证，调研扎堆干扰基层工作，以“属地管理”为由搞责任“甩锅”，等等。

种种表现说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具有极大危害[10] [11]：

一是妨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落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仅在工作层面上使党组织和党的干部处于盲目和失聪状态，造成信息失灵、决策失误，影响中央政令畅通，而且背离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党的群众路线，从根子上与党性和党的宗旨背道而驰，必然对党的形象和公信力带来极大破坏，严重侵蚀党的执政基础，贻害党的事业。

二是败坏社会风气。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助长不说真话、弄虚作假之风和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的不良倾向，不仅影响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的积极性，更破坏了党群干群关系，势必侵害社会肌体，助推一些地方歪风邪气的蔓延。

三是危害社会以及国家的稳定。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盛行，必然会降低社会和经济运行效率，损害社会整体上的公平性，妨碍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带来社会不满情绪的积累，增加不安定因素，进而危害社会秩序的稳定。极端情况下，还可能导致社会动乱，破坏国家安全，甚至丧失政权。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禁而不绝的主要原因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具有顽固性、反复性、变异性、迷惑性，在高压态势下可以一时收敛，但稍不留神就会反弹回潮。究其原因，是由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具有体制庇护、社会价值观支撑、社会心理基础和穿上了行政权力运作方式合理的外衣。[12]具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原因：[13] [14] [15] [16]

社会历史原因

邓小平同志指出，一直以来，我们对于肃清腐朽的封建主义思想的残余影响这个任务的重要性估计不足，没有能够完成肃清封建主义思想影响的任务。[17] 我国社会主义社会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沿袭几千年的封建主义思想以及保守落后的小农意识，尚有根深蒂固的影响。这种影响从社会上渗透到党内，不仅使得官僚主义、家长制、官本位难以根除，而且助长了追名逐利、弄虚作假、懒政怠政等不良风气。毛泽东同志称之为“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反人民作风、国民党作风）的残余”。[18]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那些滞留在人们头脑里的封建主义思想受到很大抑制，却从来没有彻底消失，依然严重影响着人们。由于诸多原因，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还有顽强表现。分析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背后的原因，均与腐朽的封建主义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思想认识原因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蔓延和发展，与党员干部队伍思想认识方面的严重缺失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是贯穿党的全部实践和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更是中国共产党人世界观、方法论的基石。但相当多的党员干部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这一点，不懂得从实际出发认识事物的本质，不会探求事物的内部联系及其发展的规律性，造成思想上的形而上学和工作中的脱离实际。共产党人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保持最密切的联系，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但一些党员干部由于人民立场出现偏差，不了解、不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很自然地陷入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泥潭。由此带来政绩观的错位，要么欺上瞒下，弄虚作假，要么做表面文章，搞形象工程，违背科学瞎指挥，贻害一方群众。

体制机制原因

邓小平同志在批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时，十分重视从体制机制方面寻找原因，认为官僚主义的长期广泛的存在，同管理体制和管理制度有密切关系，是“一个总病根”。[19] 不难看出，体制机制方面存在的一些缺陷，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提供了庇护场所。在体制上，权力至上有余而能力建设不足，自上而下有余而自下而上不足，逐级管制有余而公共服务不足，迎合上级有余而尊重下级不足。在机制上，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工作考核评价机制、处理问题的决策机制等，尚未真正形成科学量化、客观平衡的体系，上级主观因素较大，不利于对“只唯上、不唯实”风气的遏制。在行政权力运作方式上，我说你听、我命你行、我管你从更具有合法的外衣。由此助长的官本位思想、特权意识、等级观念和不良的用人导向，使一些人成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俘虏。一方面，对上唯唯诺诺、察言观色，想方设法揣摩领导心理和意图，挖空心思迎合上级喜好；另一方面，高高在上，武断专横，习惯于发号施令。特别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往往顶着冠冕堂皇的理由，披上“政治正确”的外衣，具有极强的迷惑性，监督处罚难以到位，久而久之，更蔚为风气。

能力素质原因

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方面暴露出的一些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常常集中反映在党员干部能力素质的差距和不足上。应对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新情况新问题的接连出现，不少党员干部缺乏准备，无法适应日益复杂的工作内容，自身能力与形势的要求形成极大反差。在这种情况下，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做派成为省心省力、简单易行的办法。执行上级决定囫囵吞枣、照本宣科，或者照猫画虎、生搬硬套，完全不顾实际情况，用“一刀切”、命令主义等方式推进工作，最容易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带到工作中，也最容易引起广大群众的反感。

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经验与启示

当前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必须始终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察和分析问题，紧密结合时代发展的新特征，科学研判党内存在突出矛盾的发展变化，为根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把脉”“开方”。[20] [21] [22]

(一）提高思想认识。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往往源自思想上的错误观念。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首先要从清理广大党员干部头脑中的错误观念入手，使党员干部从思想上认识到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危害，自觉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掌握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二）密切联系群众。深入基层了解民意民情，才能避免脱离群众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了解民情，最重要的方式就是深入的调查研究。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一直反对脱离群众、不关心群众疾苦，今天更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紧紧依靠群众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切实把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统一起来，“决不做自以为领导满意却让群众失望的蠢事”。[23]

（三）完善体制机制。体制机制建设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离不开制度化、常态化的体制机制保障。要走出抓一抓就好转、松一松就反弹的怪圈，从根本上说要靠科学有效的体制机制和相关配套制度，在深化治理改革中放权赋能。当前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根据实践的变化和新的经验，在体制机制上做进一步探索，研究制定新的制度、健全已有的制度、废止不适用的制度，提高科学性、配套性和可操作性，以体制机制引导党员干部的行为。

（四）净化政治生态。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推进反腐倡廉，是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必然要求。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是党的建设带有根本性、基础性的问题，关乎党的团结统一，关乎党的生死存亡。”[24]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必须从党员干部抓起，从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抓起。只有严肃、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才能在党的肌体上抑制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病灶。

（五）完善监督体系。严格监督是防止和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有力武器，既要发挥巡视巡察等纪检监察手段的监督利剑作用，也要坚持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发挥民主监督的作用，逐步建立和完善科学的监督评价体系，切实改进督查检查考核的方式方法，赋予广大群众对党政干部履职尽责更大的评价权和监督权。

（六）集中清理和时常清扫相结合。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惩治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是通过几次集中治理就一劳永逸的。邓小平同志指出：“官僚主义是过去人类历史上长时期剥削阶级统治的遗留物，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有深远的影响。因此，贯彻群众路线，克服官僚主义，也必须是一个长时期的斗争。”[25]为此，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坚持集中清理和时常清扫相结合，既要严抓深抓，也要常抓，持续形成清正的党风政风。

（编辑碣石）

* 杨林，杨林，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

[1] 顾家山《求真务实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安徽日报》2020年3月10日。

[2] 韩庆祥《给官僚主义作一个精准“画像”》，《环球时报》2020年3月2日。

[3] 顾保国《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面面观》，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9年版。

[4] 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1930 年 5 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11 页。

[5] 杨洪源、朱薇等《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历史哲学研究》，《中国纪检监察》2019年第2期。

[6] 列宁《论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内外形势》（1922 年 3 月 6 日），《列宁全集》第 33 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84 页。

[7] 杨洪源、朱薇等《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历史哲学研究》，《中国纪检监察》2019年第2期。

[8] 顾保国《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面面观》，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9年版。

[9] 李锦斌《坚定不移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求是》2019年第23期。

[10] 邹延乐、张利涛《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危害、产生原因及根治之策》，《决策与信息》2020年第5期。

[11] 韩庆祥《以自我革命的精神整治形式主义》，《光明日报》2020年4月20日。

[12] 韩庆祥《给官僚主义作一个精准“画像”》，《环球时报》2020年3月2日。

[13] 陈义静《党内“四风”问题思想根源探析》，《人民日报》2015年3月23日。

[14] 余西哲《深挖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五大根源》，《中国纪检监察》2018年第1期。

[15] 杨洪源、朱薇等《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历史哲学研究》，《中国纪检监察》2019年第2期。

[16] 李锦斌《坚定不移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求是》2019年第23期。

[17] 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 年 8 月 18 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35 页。

[18] 毛泽东《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1953 年 1 月 5 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73 页。

[19] 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 年 8 月 18 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28 页。

[20] 罗平汉《中国共产党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历程与经验》，《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9年第8期。

[21] 齐卫平、樊士博《70年来中国共产党反官僚主义的历程、经验与启示》，《长白学刊》2019年第5期。

[22] 班和《党史上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经验与启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办公厅智库研究课题，曲青山等），《光明日报》2020年3月4日。

[23] 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持续解决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作风保证的通知》。

[24] 《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37页。

[25] 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1956 年 9 月 16 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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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全球供应链重整的新趋势

2020-07-21 10:43:25

内容提要：

二战后国际产业转移的历史说明，生产成本的差异以及地理区位、市场规模、金融市场、产业结构、基础设施、技术基础、人力资本、对外开放度等是影响产业转移的重要因素。随着中美关系的走向和全球供应链重整，地理政治考虑也成为未来国际产业转移的重要动因。在新的一波国际产业转移过程中，中国同时承接中高端升级产业落地、部分劳动密集型低端产业转出的“双向转移”，我们需要建立相应的评估体系。

国际产业转移也要求我们在供应链技术、管理理念、合作方式等方面具备化解风险的能力。本文基于中国在国际产业转移中的定位和后疫情的全球供应链的发展趋势，从优化我国产业结构、区域供应链、“一带一路”建设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

关键词：产业转移比较优势供应链效益评估

战后三波产业转移的决定性影响因素

自二战结束以来，国际上已经发生过三波比较清晰的产业转移过程。第一波是上世纪50-60年代，美国的钢铁、纺织等传统产业向日本、德国转移，推动日本和德国经济开始起飞；第二波是上世纪70-80年代，德国和日本的低端制造业向其他国家特别是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移，典型是亚洲“四小龙”；第三波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的低端产业向中国以及东南亚国家转移，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进入高速增长期。

回顾战后以来的历史，全球制造业的转移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对于产业转出国家和产业承接国家都是多赢的过程。无论从转出国还是承接国，影响国际产业转移的决定性因素主要是经济和市场因素，但是在一定时期也会有战略和政治上的考虑。

从宏观经济因素来看，国家和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梯度差异是产业转移发生的基本前提，企业必然向具备获利空间的潜在市场转移。生产成本差异则是影响产业转移的直接因素。成本具体包括土地价格、原材料成本、租金、劳动工资等，也包括运输成本。从市场角度看，包括地理区位优势、市场规模、金融市场、产业结构、基础设施、技术基础、人力资本、对外开放度、研发能力等。同时，制度因素（软性因素）也与成本和市场这样的经济因素（硬环境）同样重要。制度因素包括一个国家政府干预程度、经济国有化程度、国际贸易便利、国内市场准入、税收制度、法律制度以及对外资企业运行便利性等。

从承接国的角度看，产业转移不仅是促进经济增长、创造就业的机遇，同时也是推动产业升级、吸收新技术的过程。在这方面，第一波产业转移中，德国和日本的经验值得借鉴，它们都在承接产业转移的同时注重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和企业管理方法，为自身产业的进一步升级乃至下一步的产业向外转移创造了条件。

在特定的情况下，产业转移也有政治和战略性考量。最典型的例子是上世纪50年代美国实施的“马歇尔计划”，向西德和日本进行产业转移。这个过程不仅有美国自身的产业转移需求，也有当时美国支持盟国对抗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影响的地缘政治考虑。

中国目前在国际产业转移中所处的位置

在持续的国际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中国既是产业转出国也是产业承接国。作为产业转出国，中国主要是将劳动和资源密集型的中低端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出，目前主要是向周边的东南亚国家转移，并且开始通过工业园区建设向非洲国家转移。

作为技术承接国，中国继续从发达国家吸收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的中高端技术产业。中国不仅按照传统的路径接受来自发达国家的投资在中国办厂，也通过反向投资以在发达国家并购、参股等方式加快本国企业的产业升级。

目前，中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依然在低技术产品（包括纺织、鞋类、家居等基本民生用品）。2018年，中国出口额是进口额的7.8倍，净出口额高达6677.4亿美元。2018年中国低技术产品的出口占全球同类产品的28.4%。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进一步提高，国际市场对中国产品的壁垒增加，中国的低技术产品制造业面临产业转移的压力加大，但是潜力也很大。

在中技术产品（主要是机械设备）方面，中国的出口额占当年全球同类产品的10.9%，在三类产品中占全球比例最低，甚至低于德国（12.9%），略高于美国（9.2%）。在中技术产业中，特别是汽车、电机、机械设备等产品，中国制造业的竞争性、实用性、质量管理、自主品牌以及服务水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而且，中国的中技术产品进口量比较大，2018年达到4302.3亿美元。

中国的高技术产品出口（主要是电子产品）发展迅速，2000-2018年间，每年增长35%。2018年的出口额达到8017.6亿美元，在当年全球同类产品出口总额中占比21.3%，大大高于美国、德国和日本。但是，2018年，中国高技术产品的进口额也高达6153.8亿美元。可见中国高技术产品制造业处于“大进大出”的状况，说明了对于国外高技术的上游产品有较高的依赖性。在一定的程度上，中国只是高技术产品的加工组装者，仍旧处于同一类产品全球供应链的下游环节，自有技术含量并不高。

国际产业转移效益评估体系

本报告认为，评估产业转移效益的宗旨应基于“三个有利于”的原则，即是否有利于发展国家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体而言，国际产业转移的评价体系应该包括产业结构优化、环境气候保障和宏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三个层面。

在评估参与国际产业转移的效益时，不仅要看表面上的“产业升级”，更要看产业结构是否优化、产业链是否完整。在高技术产业中，需要通过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并消化吸收、对外参股并购等多种形式扩大自主创新的能力，着力向高技术产业的高端环节移动。同时，坚持中技术产品的制造是国家层面的“工匠精神”。在这方面，我们应该特别关注和借鉴德国的经验，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避免“中空”，始终保持“中技术产品”的生产能力并提高技术含量，这也是“德国制造”整体上长盛不衰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低技术产业中也要避免“空心化”，在转出部分不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能的同时，确保国家的“低技术产品”的全天候供应能力，民生领域的基本产品和物资不能依赖进口。

从环境影响的角度看，评估国际产业转移效益必须考虑污染物、温室气体排放的负外部性，而避免环境污染最有力的武器就是设立污染物排放的严格标准。以严格的环境、气候标准的实施，形成产业转移的环保“准入”机制，有效地避免发达国家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进一步向中国转移。对外产业转移也要进一步明确环保和减排要求，形成可以量化的产业转移的“转出”标准，杜绝污染当地环境的生产项目。对于高碳排放项目也应辅以发展当地可再生能源项目、绿化植树等生态补偿措施。

从宏观经济的角度而言，外国直接投资和产业转移的直接效益包括对GDP的贡献、对税收的贡献、出口创汇和创造就业机会。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8年，中国外资企业就业人数达2356万人，占中国城镇就业人数比例5.4%。虽然外企就业人数比例有限，但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总额达到1.04万亿美元，占当年出口总额的41.9%，可见外资企业在中国外贸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如表1所示，国际产业转移效益评估内容包括产业结构、环境气候、宏观经济三个层面，并且建立了相应的评估指标（数据来源包括国家统计局、联合国贸易和发展数据库、世界银行数据库等）。同时，在衡量国际产业转移效益的同时，必须对于相应的风险有充分的认识和掌控。

表1 国际产业转移效益评估体系

评估内容

评估指标

风险控制

产业结构

- 制造业吸收外资额（承接发达国家中高技术产业）

- 制造业对外投资额（向发展中国家部分转移低技术产业）

- 国外高新技术企业的参股、并购额

- 低技术、中技术、高技术产品的进出口

- 低技术、中技术、高技术产品的进出口占全球比例

- 低技术产品制造业产能必需保障国内需求

- 推动中技术产品的自主国际品牌

- 降低高技术产品制造业对于国外的上游依赖

- 维护供应链安全，避免“去工业化”

- 针对人才与产业需求不匹配，实施职业技能培训和提升

气候环境

- 承接产业的污染物（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的排放量

- 转出产业的污染物排放量

- 相关产业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 对承接的产业实施严格的环境、气候“准入”标准，杜绝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产业

- 对于对外转移的产业实施严格的“准出”标准，满足相关国家的污染物、温室气体排放要求

宏观经济

- 外资企业对GDP和税收的贡献

- 创造就业机会

- 外资企业产品在出口中所占比例

- 继续改善营商环境，鼓励公平竞争

- 保护知识产权

后疫情时代国际产业转移新趋势和政策建议

全球供应链和国际产业转移的新趋势

新冠疫情前国际产业转移已呈 “回流”、“分散”趋势。

自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化给发达国家带来的经济发展停滞、贫富差距扩大等各类结构性问题突显并尖锐化。发达国家意识到脱离实体经济的风险，围绕全球供应链重新配置产业。通用电气、福特、松下、夏普等制造业巨头纷纷着手将海外制造基地迁回本土，而另外一些跨国公司如苹果、Home Deport和亚马逊等则表示将组装企业迁往东南亚国家，国际产业转移呈现“回归”和“分散”的趋势。中美贸易摩擦使得美国企业面临高关税风险，也加剧了这一趋势，以摆脱对中国制造业的依赖。

新冠疫情凸显全球供应链风险。

随着信息技术和物流体系的发展，产品生产分工越来越细，生产链条越来越长。对于那些高度复杂的产品（例如汽车），“准时生产制”（Just-in-time manufacturing）应运而生，这个系统要求每个环节严格按照时间工作：在所需要的时刻，按所需要的数量，生产所需要的产品，无需过量库存和闲置产能（目前国内电子、机械、汽车等行业的中间品备货平均时间在两个月左右）。新冠疫情的发生，使得 “准时生产制”不再准时，势将推动全球供应链的重构，提高供应链应对突发情况的能力。在中短期内，各国企业会增加库存、提高物流绩效。从长远来看，为了降低风险和对特定国家供应商的依赖程度，供应链的布局可能不再一味追求低成本的“全球化”，而是以兼顾低风险的“区域化”的方向发展。

美国推动与中国“产业脱钩”，印度力图渔翁得利。

在新的国际形势下，近年来政治因素再度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动因。以印度为例，新冠疫情前期我国供应链暂时断供，曾导致印度电子、汽车、制药等支柱产业大范围停产停工，加强了印度修补本国供应链的决心。与此同时，出于政治考虑，美国政府也在大力推动与中国的“产业脱钩”，鼓励美国企业前往印度。但是，印度自身的各种条件根本无法与中国竞争。印度在低技术产品国际贸易是顺差（421.5亿美元），但出口仅占中国相同产品的9.2%；印度中技术产品贸易是逆差（428.0亿美元），出口仅占中国同类的8.8%；印度高技术产品出口也是逆差（高达791.6亿美元）。也就是说，印度承接国际产业的主要目的，首先是满足国内市场需求，而替代中国在国际供应链的地位，需要将现有的中技术、高技术产能增加16倍。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印度在全球供应链中成为中国的竞争者，在中长期内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且，出于供应链安全的考虑，美国也不会真正推动印度成为新的大规模制造业基地，形成对地处亚洲的印度的新依赖。从这个角度看，对美国和印度联手大力推动在华美企撤离赴印度，其实无需过多担忧。

疫情之后中国仍然是外商投资的首选。

在这次新冠疫情中，中国在封城后短短两个月内迅速复工，进一步展现了制造业的韧性和管理能力。而且，由于中国拥有大量经验丰富的工程师和完备的制造业基础，使得企业能够在疫情期间迅速将生产转移到急需的防疫产品上，例如汽车制造商比亚迪等企业及时转产增加了中国的口罩供应。中国在5G、数据中心、物联网等领域的新基建建设，也将进一步加强中国制造业的优势。随着中国乡村振兴、城市化的加速发展，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是留住外资并且继续吸引外国企业的主要因素，“在中国，为中国”成为跨国公司继续投资和留在中国的核心战略。

新版全球化将演变为“三极化”的区域供应链。

疫情加速了已经出现的供应链的重组，随着“高度集中式”的全球化的逐渐弱化，“分布式”的全球化将会兴起。区域经济的融合将大大强化，特别是北美、欧洲和东北亚，将出现区域性的相对独立但又相互联系的供应链体系，在各自区域内构筑坚强和智能化的物流体系。北美的区域供应链将以拥有强大研发能力和制造业基础的美国为主导，而自然资源丰富的加拿大和人力资源丰富的墨西哥为核心成员，并将吸收南美国家进入供应链。欧洲区域供应链以欧洲最大的工业国和出口国德国为主导，同属七国集团的法国、意大利等国为核心成员，扩及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东北亚供应链将以拥有强大制造业和庞大市场的大中华地区（包括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地区）为主导，拥有高科技实力的日本、韩国为核心成员，并延伸到东南亚、南亚国家。

这样的 “三极化” 供应链体系是新版的全球化趋势，兼顾新形势下降低生产成本与保障供应链安全的双重要求，对于未来突发的事件将具有韧性和抵御能力。三大供应链并非闭环运行，将会保持密切的贸易关系。但是，医药用品和器材等产品的生产将出现本地区化和多元化，不会依赖单一或几个国家。

应对全球供应链重整的建议

根据对于产业转移历史和驱动因素的分析，以及中国在国际产业转移中的定位和后疫情下全球供应链的发展趋势，本文从优化我国产业结构、区域供应链、“一带一路”建设这三个方面提出建议：

优化产业结构，保障供应链安全。

在继续向其他国家转移部分劳动密集型低端技术产业的同时，应当为低技术产业特别是民生、医疗健康基本用品设立最低国内“产能红线”（可参照“耕地红线”）和物流基础设施保障，保证在全天候、各种紧急情况下的自给自足，在任何情况下不依赖进口。

鉴于我国中技术产品制造业大而不强，建议大力鼓励国家层面的“工匠精神”，重点支持国有、民营企业发展中技术产业，保证其竞争性、创新型和实用性，以高质量的中国自主品牌和服务水平扩大国内外市场，成为中国制造业的中流砥柱。

中国高技术制造业的关键核心技术和核心设备对外依存度高，建议以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为契机，通过人力、技术、资本、数据等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流动，激励研究机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引进与创新并进，特别是以全市场化的机制通过企业研发机构吸引高端人才，推动我国向高技术产品制造业的高端移动。

推动东北亚区域链的形成，扩大东南亚、南亚朋友圈。

疫情以来，全球供应链区域化动向愈发明显，将形成北美、欧盟和东北亚三个主要的区域性供应链体系，建议以东北亚成功应对疫情为契机，进一步与日本、韩国加强政治互信、经贸联系，提高投资、人员往来的便利化（如三国商务人士互免签证），让东北亚区域供应链成为全球供应链安全稳定的基石。

以东北亚区域供应链为基础，延展到东南亚、南亚国家（包括印度），鼓励中日韩协同向东南亚、南亚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提高区域内的物流绩效，让东南亚、南亚成为东北亚产业链的延伸，共同保证亚洲地区的供应链安全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并保持与北美、欧洲产业链的密切互动和联系。

“一带一路”建设的新思维，重点扶持非洲国家。

疫情后全球化面临重整和供应链区域化的新形势，“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融入全球供应链进行工业化的潜力将大大降低。我国企业借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建立出口基地、规避双反以进入欧美国际市场的固有思路难以持续，同时在这些国家建设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盈利性也没有保障。建议国家和企业调整思路，在“一带一路”国家与当地企业联营，开拓和深耕当地市场的基础上，产品同时面向全球出口，多做惠及民生的“小基建+小制造+服务业”，发展分布式光伏供电，建设公益性的学校、诊所，改善社区卫生条件，助力非洲国家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和民生目标。

鉴于新版全球化的亚洲、欧洲、北美的三大产业区域可能将非洲发展中国家边缘化，进而引发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动荡，建议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助力非洲建设产业集群，目标是达到基本的民生、健康用品全部在本区域生产，培育非洲的企业和企业家，为未来参与全球性的中、高技术产业链做好准备。

（编辑季节）

* 于佳，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北京大学副研究员，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资深实务专家、国际发展合作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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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金融战前沿观点及启示

2020-07-21 10:40:25

随着金融全球化发展以及国际金融秩序的变迁，金融领域逐渐成为大国新边疆。近年来通过金融战手段谋求政治军事经济利益的国际案例不胜枚举，尤以美国为甚。美国聚集一批专注于金融战研究的专家学者，他们以创新思路与观点不断推动金融战理论的发展，这也使得金融战在对峙、冲突甚至局部战争中体现的突出作用更加受到国际关注与重视。

什么是金融战

从历史上看，金融掠夺只是经济战的一个附属效应，金融被视为经济的范畴。随着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的出现和网络技术的发展，金融正在逐渐从经济学中脱离出来。

经济是使用资本、资源和人力三种因素开展的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和分配活动，因此，经济战仅限于攻击敌人生产和分配货物和服务的能力。金融是通过货币流通、授信、投资提供服务的活动，因此金融战则是对生产和分配所依赖的信贷和货币基础的攻击。金融实力可以给对手造成负面的经济影响，因为运用金融实力能够削弱一个国家定价、交易、积累资本以及管理风险的能力，从而导致该国生产和分配的停滞。没有了生产和分配等一系列经济活动，对手的整个经济就会停滞不前，被迫缴械投降。可以说，金融战利用资本和信用来攻击对手或保护盟友，并且可以放大和加速经济战造成的损害。

新的国家力量投射工具[1]

金融战创造并利用新的实力投射途径（金融）来更高效地支持国家战略目标。金融可以直接或间接影响到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因此，金融战可以利用全领域的经济活动来找寻和攻击对手的经济体系弱点。最简单的金融战是破坏作为生产和分配基础的货币基础，从而破坏对手生产和分配商品和服务的能力。这种攻击不仅能够阻止对手进行交易，还能够阻止对手转移和储存生产和分配所必需的资本，而生产和分配一旦停止，对手的经济也将随之崩溃。

精准而灵活的制敌策略

封锁和禁运等经济战工具的目标是商品和服务的分配，是从产出的角度影响对手的经济。而金融战的目标是瓦解资本，从投入角度干预对手的经济。制裁、封锁或禁运等经济行动只能切断与对手之间的经济联系；而金融实力投射则通过与对手之间建立密切的金融联系来增强实施效果。从经济后果的颠覆性和破坏性来讲，金融战都要更胜一筹。而且，经济战行动表现为一组明确的、不可变通的政策措施，比如贸易禁运就是一个明确、宣示性的政策，不完整的或有选择的禁运都不能算作真正的禁运。因此，在需要有政策弹性的对抗情境下，封锁和禁运并不是最理想的手段，因为它们可调整的余地不足。

与无法计算精确后果的经济战行动相比，金融战则是一种“精确累进”的政策工具。既可以针对单一交易，也可以针对整个工业基础，能够根据需要灵活地进行调整。另外，金融战的一个优势是能够以间接或衍生方式对经济生产和分配产生影响，难以追溯甚至不可能追溯至攻击来源，非常不利于对手进行情报收集或策划反击，因此金融手段在积极主动消灭威胁方面具有更大的应用潜力。

金融战给美国带来的变化

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典型的金融战发生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1956年11月4日，苏联出兵镇压了匈牙利动乱，11月5日，北约盟国英国和法国占领了苏伊士运河。美国时任总统艾森豪威尔认为，反对苏联对匈牙利的军事干预，与此同时允许英法军事干预埃及是不现实的。但外交手段并没有说服英法撤军，动用军事力量干预北约盟国显然也不可行，在这种局面下，艾森豪威尔使用了金融战手段。首先，阻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向英国提供5.61亿美元的备用信贷；其次，阻止美国进出口银行向英国提供6亿美元的信贷；最后，威胁英国如果不退出苏伊士运河，美国将抛售持有的英镑债券，从而迫使英法从苏伊士运河撤军。

信贷封锁冻结了英国的借贷能力，迫使英国重新回到负现金流状态，并几近导致英国破产；英镑债券威胁有效增加了使用英镑交易的风险，将直接影响英国的国际贸易能力。没有信贷推动国防开支，英国就无法进口所需的石油和食品。这场金融战还会摧毁英国的贸易，使英国无法通过贸易顺差形成资本，并且在财政赤字的情况下，无法大规模进口商品，从而导致民众生活水平下降。美国运用金融战在国际博弈中得手，有效地维护了北约内部的协调性。而在这之后，金融战为美国带来了新的变化。

在宏观层面提供了新的对外政策选项

金融战是一项有意义的可选策略。对于美国来讲，以前只能通过武装力量实现的政策选项现在可以借助金融方法实现。比如，终止沙特对国际圣战组织的财政支持，降低伊朗的军事防御能力，限制中国对非洲的经济援助等。金融战作为武力之外的可选项，为美国对外施压政策提供了更多手段。

而对于军事斗争来说，金融战是一种有效的替代和配合手段。现代战争准备不仅包括军事力量准备，还包括了信息、网络、经济和金融行动的准备，在作战规划时，应该在确保最大效果的情况下以金融风险取代人力风险。

在微观层面提出了独特的攻击样式

从可行性来说，发动金融战一般会瞄准那些信息、风险和回报中不透明、不对称和委托代理的系统性领域来实施攻击，一个典型例子是金融市场。这些领域通常具有一些可供利用的弱点，通过聚焦这些领域弱点能够制定金融攻击的手段、目标以及力度，并且能够估计出对其他领域的传染程度和影响范围。

金融战的样式体系包括攻防两端的设计，进攻性金融战试图通过攻击对手的金融领域来制造产生出人意料且有着重大影响的“黑天鹅”事件。这种事件相对于一般金融统计学分布上可能出现的“厚尾事件”来说，将更加不可预测且不规则。防御性金融战则寻求一系列指导政策来降杠杆，减少金融体系中的信息不透明、信息不对称和市场偏差情况，又或是通过构建额外的体制机制和多层监管体系以达到抵御金融攻击的效果。具体地讲，美国可以封锁对手的重要行业，造成其与全球市场的脱节，使经济体在短时间内迅速瓦解，造成大规模流亡、饥荒、骚乱和政权更迭。美国还可以通过金融战攻击政权精英、破坏贸易、消耗外汇储备、降低经济产出、加剧通胀、推高失业率、加剧社会和劳工动荡以及加速人口迁移等方法支持自己的政策目标。特别是在金融网络空间发动的战争：以每秒运算数百万次的速度开展的电子、远程金融战，能够让对手被迫建立复杂的安全防护系统，以付出额外的成本来牺牲大量经济效率。在战争中，金融战能够通过影响敌人生产和运送战争物资以及削弱其训练、作战和融资筹措的能力，达到辅助军事作战的目的。

美国视角下的金融战需求

如果说全球金融是全球贸易的必然组成部分，那么金融战也将伴随着贸易摩擦而不可避免。每个参与全球市场的国家都必须与全球金融的标准和组织体系达成某种程度上的一致，这对全球贸易的有效运转至关重要，而全球贸易又对大多数国家的经济至关重要。因此，对国际金融标准和组织的影响力为打击别国经济提供了可能性和途径，这正是美国的优势所在。对于美国来说，无论从进攻还是防御的角度看，都需要做好金融战准备。一方面，美国拥有世界上无以伦比的金融实力，为美国提供了除传统武器之外的重要作战能力。另一方面，由于严重的预算赤字和不断增加的国家债务，美国极易受到金融战的影响，因此必须研究和防御金融战。

美国的传统军事手段已经难以应对重要对手的非军事威慑，亟需创造新的强制手段和能力。其面临的难题是将冲突升级到常规战争还是在威胁面前让步。当然在目前条件下，世界上军事大国的战略推演一般也都倾向于避免直接的传统军事交战。美国必须开发新型的力量投射工具，以应对、改变或颠覆对手的决策框架。

美国可以凭借金融力量攻击非资本主义经济的弱点。通过金融手段破坏一笔特定交易，摧毁一家特定企业甚至是对手的整个国防工业基础，让对手付出高昂的对抗成本，从而获得难以匹敌的威慑能力，这在缺少规则限制的战争中非常有用。

美国可以借助金融实力来改变对手的政策成本与收益。金融战的威慑或实际行动可以警示对手即将采取的行动将承担巨大的净现值成本，这将减少对手的预期收益，促使对手转变其预设的不受欢迎政策。金融战可以帮助美国先发制人地采取威慑和压制，即使无法做到先发制人，至少还可以对抗敌人的非传统作战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最大程度地对目标实行金融联结与渗透，能够让后续的每一次金融攻击都更加精确合理，以此不断加强美国的金融战优势。

美国金融体系的弱点可能被用于发动金融战争。美国在金融战方面的弱点主要有三个：一是高度集中的资本形成要害容易遭到破坏。比如联邦电子资金转账系统（Fedwire）和纽约清算所银行同业支付系统（CHIPS），这两个系统的银行间日交易超过85.8万笔，年交易额达973万亿美元，如此巨大交易体量的系统一旦遭受攻击可能招致严重后果。二是当风险不透明且存在委托代理问题时，杠杆衍生的美国金融产品就会嵌入漏洞。例如，2008年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崩盘时的信用违约互换（CDS）导致了主要证券公司的破产清算。而后保险公司要求联邦政府介入为破产的公司提供补贴，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做法反而使整个金融体系更加脆弱。三是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增加了美国在金融打击面前的脆弱性。因为赤字降低了政府管控风险的能力，比如预测经济增长情况时出现政策失误，而政府财政状况又不足以支撑新的政策，将会给经济带来负面效应。甚至还可能引发一些其他问题，如养老金资产国有化、政府强制贷款、货币贬值等。

美国金融战的基本实施框架

金融战与军事作战类似，是在行动框架下通过一系列提前战争筹划来实现的。首先要明确金融战的核心目的是攻击对手的资本，这包括直接攻击一级资本或间接攻击二级、三级资本。其中一级资本是生产的投入要素，包括现金、流动投资以及原材料、加工产品和已加工商品的价值；二级资本包括债券和股票，企业可以将其出售以换取一级资本（现金）；三级资本包括金融机构、市场、金融基础设施等，能够帮助二级资本转化为一级资本。从实践角度来讲，围绕资本来发动金融攻击还要进一步明确三个行动要素：对象、目标和路径。对这些要素的分析过程就构成了一个基本的金融战行动框架。

分析对象——基于经济区域图及金融轨迹

筹划实施金融战首先需要收集拟攻击对象的数据，分析构建关于该对象的经济区域图和金融轨迹，详细经济区域图和金融轨迹能够帮助构建出精确、有效且具体的金融战武器。经济区域图是在物理和虚拟地理图上叠加了生产、分配和其他经济活动的网络化视图，图中至少包含几个方面要素：一是能够描述出对象、供应商、客户和相关经济体之间的金融关联节点，这些是潜在的攻击标的。二是要对资源、资本和劳动力生产要素进行核算，帮助揭示对象如何生产、分配商品和服务。三是要体现与金融有关的其他特性，如主要业务的成本、回报和利润率；名义收入、实际收入和净利润情况；业务覆盖范围以及与各政府的关系等等。除了识别生产活动，经济区域图还应该提供一个全面且详细的产品分配活动图，包括将产品送达消费者的物流渠道，产品流转的时间、地点和所有者等因素。

绘制出经济区域图后，需要进一步掌握目标对象的金融活动轨迹。轨迹中包含着详细的金融投资者、网络基础设施以及运转机制，这些是一级资本流动、积累和投入生产的基础。追踪流动资产（如流动资本、信贷额度、银行账户、原材料和在建库存）和长期资产（如股东权益和硬件设施）的二级和三级资产负债情况，可以了解对象的哪些金融环节处于风险中。从金融轨迹中可以确定金融网络节点（包括个人、厂商、供应商、商业行业和政府实体）和链接（包括交易和支付网络）。节点明确责任、风险和回报所在的位置，链接显示了这些要素如何在金融网络中流动。金融轨迹图将根据节点的脆弱性和链接的风险性进行攻击的优先级排序。

确定目标——基于预期结果

金融战在许多方面像火炮或导弹发射，打击形式涵盖了从非制导到精确制导的多种方式，能够针对不同的点、区域或系统目标进行攻击。点目标即特定交易、机构、企业或资本；区域目标是一个群组或相互关联的交易、资本流动或关联企业，如一整条供应链；系统目标包括资本市场（如股票、债券或期货市场）、产业或是对手的整个经济体。因此，在确定金融战目标时，可以从一个公司内部特定生产或分配活动中的单一资本，逐步升级到包括货币供应和流通在内的系统性金融目标。

确定目标的过程要从金融战的预期结果出发，从五个方面来确定出要达到的结果特征：一是规模，明确预期的结果是阻碍一个公司的单一交易还是阻止对手经济体中的所有金融活动；二是速度，根据可用的手段来预计得到结果的时间；三是效果持续时间，确定想要达到的效果是否需要保持时间跨度；四是程度，在持续时间内预计效果的破坏程度；五是方法的显性，明确想要运用的方法是公开的、隐蔽的还是秘密的。将预期结果与绘制的区域图和轨迹相结合，可以确定关键的需求和漏洞。必须确定使用的手段：物理、电子或公开市场。必须详细说明度量标准、途径和向量。必须确定成本。如果涉及网络化目标，必须考虑到建设性和破坏性干扰，以排除意外后果。如果通过网络方法接近目标，必须检查波动波函数的幅度和频率。最后，金融实力投射可以独立发生，也可以与其他活动协调或为其他活动提供支持。

规划路径——基于金融的功能

金融战的对抗领域是双方的金融结构或业务，通过金融的三个主要功能进行：即资本形成、资本流动和风险管理。资本形成是通过公共和私人储蓄和借贷积累实际资本盈余，以创造或扩大未来的经济活动；资本流动是指买卖双方之间大规模、快速以及无价值损失的资本资产交易，形式多种多样，例如商品转换为货币，日元转换为美元，股票转换为债券等；风险管理是优化金融波动风险的过程。

资本形成打击。资本形成打击是造成对手货币的通胀或紧缩，或破坏对手其他用于储存实际资本盈余的手段。成功攻击对手资本形成能力的一个先决条件是追踪对手如何移动资本以及在何处汇聚资本。这种金融侦察能够广泛而精确地掌握对手为军事、准军事或代理人行动而筹集资金的能力，并且提供对手如何维持战争能力的重要情报。资本形成打击包括对实体、网络和信息的攻击。物理攻击包括对金融信息流动所依赖的电信基础设施进行一般性攻击或选择性攻击。例如，阻断自动柜员机（ATM）通信系统可以阻止银行小额资本的形成。资本形成打击可以针对投资人或资本，比如使其失去合法性，或是攻击用于评估、定价、交易和拥有资本的渠道。针对渠道的打击可以是慑止或阻碍投资人的行为，或是阻止资本利用该渠道。

资本流动打击。资本市场流动是资本交易的集合，即买卖双方之间大规模、快速以及无价值损失的金融资产交易，其形式多种多样，例如货币、股票、债券、衍生品等。利用资本流动发起金融战的方法是通过对资本流动轨迹的解构和分析，找到能够引起资本市场下挫的作用点。因此，资本流动打击的目的是瞄准资本市场，破坏那些推动市场向上向好发展的有利因素，从而让市场进入下行循环状态，直至达到预期结果或使得市场彻底崩溃。微观资本流动打击的目标是具体交易，手段包括阻止买方与卖方会面、干扰交易价格、阻止产权所有权的转让、破坏市场行为、在特定交易中设置不合理的监管要求。而宏观资本流动打击的目标是市场运转的能力，比如交易速度。交易速度的降低会使得市场交易总量萎缩，而其本身则受市场信息传播渠道和速度的影响。因此，通过影响信息渠道、欺骗市场参与者、故意发布错误信息来破坏市场的透明度和一致性，可以有效减缓交易速度，破坏市场中的信任链条，扰乱市场的正常运转。

风险管理打击。风险管理的提供者或推动者包括保险公司、审计和会计公司、评级机构和信用机构，以及抵押、担保和对冲的承销商。消除或减少对手的金融风险管理活动可以限制对手的金融体系运转。破坏或阻断对手及其经济伙伴之间的具体金融风险管理机制，可以削弱对手的战争准备能力和对外力量投射能力。微观的金融风险管理打击可以利用已经建立的国际监管模式攻击对手的金融系统、机构或资产。例如，运用强制手段禁止对手获得国际海事保赔险服务，那么该国贸易船只就无法进入许多国际港口，从而间接地破坏了贸易。还可以利用保险和信用问题来攻击对手的国际航空业务。宏观的风险管理打击则利用现有安全机制来揭露对手的欺诈或违反国际商业标准的行为。例如，增加对对手的检查审计可能会发现一些违反国际安全标准的行为，而海事、航空、邮政等国际商业系统对执行安全标准的要求很高，成功地利用国际安全规则可以合法地打击对手。

启示：金融战带来的挑战与机遇

美国已将金融战作为一种独立而有效的力量投射手段加以研究和应用，一方面已经形成了包含概念、流程和方法在内的基本行动框架，推动金融战理论实现了创新发展；另一方面作为唯一拥有国际金融霸权地位的国家，美国曾多次成功运用金融手段达成了对外政策目标，获得了丰富而独有的实践经验，在实践应用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

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可以从美国的视角出发，来分析金融战在美国的最优解，获得几点重要的启示：

一是警惕金融战成为大国博弈筹码。美国认为金融战是回应某些地区非军事威慑的有效策略，并专门以南海问题为例，将我国海上维权视为威胁。而在复兴崛起的道路上，我国捍卫海洋领土主权的决心坚定不移，未来中美博弈中极有可能出现金融战的踪影。美国或以金融战为威慑筹码对我国实行战略钳制，我们应警惕美国惯用的金融攻击手段，积极研究防御和应对策略。

二是关注金融战的跨域多域特征。随着金融科技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金融战的实施样式已经不再局限于金融一域，利用网络手段对金融的跨域打击和多域手段融合攻击值得更加关注和重视。从防御角度来说，来自网络、信息等领域的跨域威胁应当作为金融战防御的一个重要方向；而从进攻角度来说，打造金融的跨域多域攻击能力也为挑战既有金融霸权提供了捷径。

三是进一步重视开展金融博弈研究。美国对金融战的研究已深入实践层面，也更加推动了金融博弈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但美国的观点往往建立在主导国际金融体系和货币霸权的前提之下，并不适用于其他国家。对于我国来说，在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需求牵引下，需要进一步重视金融博弈相关的研究，化解来自外部的威胁冲击，以博弈主动权冲破利益格局。

（编辑杨利红）

* 赵扬帆，国防大学军事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1] 国家力量投射（Power Projection）是指能够将国家的软实力和硬实力作为一种威胁与压制力量“投送发射”到远处，表示一个国家可以在远离本土的地方表现出武力威胁或其他类型威胁，这种能力是国家权力的一种特殊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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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回归对反对派而言无异一场革命

2020-07-21 10:39:15

在维护国家安全问题上，香港在内地人眼中不啻为“无掩鸡笼”，其实在外国、以及现在动辄声称港人自由权利受威胁的反对派眼中，何尝不是如此。内地民众只不过有此观感，而回归二十多年来，在香港的政治自由中，不识国家主权为何物的香港反对派，则是切身体会了缺乏任何约束而天马行空的境界。

香港回归前，因惧怕中国中央政权而纷纷移民西方的港人，前些年又大量回流；回归后美国驻港总领事馆对香港事务肆无忌惮地插手，就是这种状况最充分的说明。只要对香港的反对派进行稍微深入的分析，就不难判断，他们固然丝毫不能忍受中国的一切，但他们自己从未反思自省的是，凭他们在香港的作为，固然可以成为西方政客甚至西方政府的座上宾，但如果他们在西方土地上变为客人的身份，则要么做规矩守法的外国公民，要么就要被外国的“规矩”所修理。要想在外国的土地上与在香港一样为所欲为，践行被他们在香港发挥、演绎到出神入化的“自由民主”理论，可以肯定是休想。

香港“无掩鸡笼”难以置信的自由度，导致反对派如今受不得一丁点约束。面对中央政府的国安立法，他们似乎受了天大的委屈，自以为理直气壮进行反对，并以西方价值传承者而自得。但究其实，这明显是长期被纵容娇惯者的自以为是。立法会信息科技界议员莫乃光6月15日刊登在《信报》的文章《国安法：香港互联网自由头上一把刀》，就正是这样的代表。

动辄要求西方干预制裁

莫乃光议员认为，香港国安立法后，“与外国沟通交流也有可能被指控‘勾结外国势力’”，“争取国际社会关注香港事务，亦有机会被冠以勾结外国势力的罪名”。这样的推演，首先把过去香港反对派在国际上表演的角色装扮得很清纯。但近年来的实际是不是止于这些？莫议员作为到西方国家找他国政要“投诉”香港情况的一员，应该比普通市民心里有数得多。他的同道们远不是到西方国家发表一点言论那么简单，而是动辄要求西方干预和制裁，提供的建议手段由从前呼吁否决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而至现在制裁香港和中央政府官员，连香港的选举主任名单都周详地向他国报备。这就是他们“与外国沟通和交流”以及“争取国际社会关注香港事务”的方式。

其次，不知莫议员有没有过逆向思维，在他们眼中那些神一样存在的西方民主自由国度的政治活动家，如果到中国来随便发表批评自己国家的言论、而且直接要求中国政府干预和制裁他们自己的国家，这会是什么样的情形？莫议员之所以不可能有这样的参照，是因为中国从不会去干涉别国的内政，更不可能吸引别国的反对派人士前来要求中国政府干预和制裁他国；而且世界上鲜有像香港反对派这样无法无天、毫无分寸地公开闹事，然后要求他国做出对自己国家不利的事。当然，中国既没有干预他国的意愿，也不具备美国这样动辄干预和制裁他国的可能。

莫议员还认为，国安法的罪名涵盖范围广且定义模糊，因此发表“忧虑中国式网络言论审查将全面入侵”的言论。好一个“入侵”，表达非常明确。中国维护国家安全有自己的《国家安全法》，香港作为中央政府辖下的地方行政区，须与全国一同履行维护国安的责任，这是义务，是主权国家的应有之义。香港绝非独立的政治实体，这一基本事实是抗拒回归的反对派始终不能接受的现实，才会有“入侵”一说。

莫议员文末的结论是，“如果全球坐视不理，让侵犯自由的事情在香港发生，谁会成为下一个受害者？”这是由“中国入侵”引申的结论。然而，香港是中国的香港，如何维持香港的国际都会地位，中国政府自有其政策和应对，为什么要“全球”来理？莫议员希望“全球”如何来理？

缺乏最起码的国家主权意识

每个国家实行的制度，是与其国情和社会、经济、政治发展阶段和现实相适应的，不管今天西方的发展如何让人艳羡，但这些国家同样经历了一个不能省略大部分步骤的过程。就如环保，西方发达国家如今的发达优雅，是经历了大规模破坏环境的历史阶段的，“雾伦敦”变得清澈，也不过才几十年的光景。再说人权，美国今天的社会制度的建立，经历了白人移民对美洲印第安人近乎种族灭绝的迫害，和大规模贩卖黑奴以及对他们的残酷奴役。只因为那些历史已经很遥远，就认定美国天然就是如今的模样，并以今天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制度标准来衡量全世界，这不过是浸泡在富裕社会中想当然的幼稚而已。

更何况，对西方现今制度的好坏评判，并不是只有香港反对派所持的那一套标准。以这次新冠疫情为例，西方国家至今拒不承认中国应对疫情所体现的优胜之处，但检验的标准只能是中国的抗疫成绩。可以肯定，如果中国自始至终采取与美国一样的做法，一场疫情袭来，后果将难以想象。在现实面前，香港反对派不能一味表现得如同受尽宠溺、由着性子唯我独尊的娇儿。正因为香港不少人缺乏最起码的国家主权和安全意识，要实现真正的回归，可以说难度之大决不亚于一场革命。但可悲的是，其中一些人长期被娇纵而失去了接受普通道理的可能，除非他们移民到西方乐土上追求和实现彻底的自由民主理想，否则，任何形式的革命恐怕都无法触及他们的心灵。他们不可能希望香港实现真正的回归。

（编辑宋斌斌）

* 张释之，香港新范式基金会资深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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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信：走进无人区（五）

2020-07-21 10:35:37

另一个海信

提及海信，在老一辈人眼里，它代表青岛电视机厂，近些年海信又不断拓宽了家电产品序列。而在“海信家电”的标签之外，还有另一个不为人熟知的海信。

开发城市智能交通系统

“海信可以解决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拥堵问题吗？”2017年两会期间，周厚健面对媒体的追问，信心满满地回答说：能！

这样的底气来自于海信提供的一组数据：在青岛市政府与海信共同建设的青岛智能交通系统投入应用后，2014-2016年，城市交通高峰持续时间下降1.48小时，平均速度提高9.71%，交通事故数量下降9.85%，交通违法数量下降10%，直接经济损失下降12%。智能交通系统的应用给青岛市每年节省56.35亿元，也使青岛成功退出“十大堵城”行列。到2019年，海信产品和解决方案已应用于全国137个城市，39个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中，36个城市都在用海信的解决方案。

早在“十五”期间，国家就设立了“智能交通系统关键技术开发和示范工程”攻关计划，选择了10个交通设施条件和地方发展水平各异的城市，进行智能交通示范工程建设试点。一批城市智能交通企业也相继成立，包括海信网络科技公司。作为国内首个AI联盟智能交通推进组组长的海信，在这个领域保持着多年国内市场第一；国内唯一落户于企业的国家级智能交通工程技术中心也设在海信。

21年来，海信在智能交通技术方面，已形成了城市交通、交通运输、轨道交通、运维服务、智慧建筑、公共安全、智慧城市等七大业务板块，形成了行业内实力最强的研发队伍。目前，海信在该领域申请知识产权共720余项，其中发明专利230项，专利数量在行业前三名中占比近70%。海信还主持或参与了智能交通领域的41部国家、行业和团体标准。

海信智能交通的发展离不开陈维强团队十多年的耕耘。陈维强是第一批引进的13名博士之一。1998年，陈维强从哈工大毕业，进入海信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软件公司，专攻软件行业。

起初，软件公司的研发方向，涵盖了教育软件、ERP软件、电子政务软件等等。他们很快意识到作为一个企业应该聚焦主攻方向，培养自己的核心产品和核心能力。当时，国内智能交通科研刚刚起步，他们通过调研，发现这个领域有三个特点：第一，国内没有领头企业，竞争格局尚未形成；第二，技术复杂，一方面的技术不可能包揽全部交通行业；第三，市场空间大，从交警、交通委到交通运输、公共交通、物流企业都有需求。青岛市成为国家智能交通示范工程试点城市，海信则争取到一张智能交通的“入场券”。由此，海信网络科技公司的发展方向逐渐清晰：交通，集成和教育。方向确定之后，海信规划了两条产品线：交通信号控制系统、智能公共交通系统。

在做公交智能调度系统时，他们面临行业三大技术难题：第一，公交车电源不稳定，车载设备断电后需要重启；第二，GPS信号被遮挡时报站不准确；第三，通讯采用的是电信的GPRS网络（公网），存在掉线问题。海信智能交通的明星产品——交通信号控制系统，就是在坚持不懈的努力中“熬”出来的。

2005年，是网络科技公司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公司拿下了系统集成一级资质，并凭借信号机的过硬品质成功打入北京市场。当时，北京奥运会交通信号系统招标，除海信外，还有西门子、泰科等国际品牌参与招标。北京交管局列出几十条测试标准（硬件性能、软件功能、售后服务、协议开放等），海信比竞争对手多出10多分。同年12月，国家发布公共交通优先发展战略，海信网络科技的交通运输事业部也熬到了春天。到2007年，海信陆续中标北京BRT、常州BRT等项目，签单金额达到4000万元；2008年，海信又中标厦门BRT项目。

在轨道交通系统领域的拼搏

信号机、车载机打开局面之后，2008年公司成立了轨道交通事业部。

地铁轨道交通控制系统，包括信号系统、综合监控系统、乘客信息系统和通信系统，其中信号系统是最核心、安全级别要求最高的系统。当时，市场上主要采用泰雷兹、西门子等国外公司的产品，一套软件要价2000万元以上。

由于信号系统技术难度大，海信就先做综合监控、乘客信息和通讯系统，待技术成熟后再跨入信号系统。轨道交通项目的招标，要求参与者必须具有开通案例（资质），绝不给任何新进入者试错的机会。海信在这方面从0到1毫无积累，走过了漫长曲折的路程。

第一个工程案例的获取，得益于中铁电气化局的支持。2009年10月，中铁电气化局拿下了北京地铁15号线的综合监控项目，将工程实施承包给海信，虽然利润不高，总算得到了海信实践的机会。2015年12月，青岛首条地铁3号线开通。海信拿下了地铁3号线乘客信息系统的项目，终于有了第一个开通案例。2017年，被誉为青岛“最美地铁”的地铁11号线开通，海信为该线提供了综合监控系统、乘客信息系统和通讯系统。此后，海信网络科技又拿下贵阳地铁1号线和2号线。

经过十余年的积累，海信网络科技已研发出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地铁综合监控、乘客信息和通信系统等产品和解决方案，并在多个项目中成功通过检验。2018年，轨道交通业务实现签单15亿元，海信取得了在通信系统市场占有率第一、综合监控系统市场占有率第二的好成绩。

2019年1月24日，海信网络科技携手北京交大微联，合资成立了青岛海信微联信号有限公司，正式进军轨道信号控制领域。在与国际企业的技术竞争中奋力赶上，为中国轨道产业的提升做出自己的贡献，是海信网络科技一直以来的梦想。如今海信的技术反超梦正在走进现实。

信号控制是城市轨道交通的核心，技术门槛和市场门槛都很高，海信作为新进入者，面临一批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北京交大微联作为神州高铁的控股子公司，20年来坚持深耕于信号控制领域，拥有众多资深专家，其安全信号系统在国内十多个城市、20多条城轨线路推广使用。通过本次合作，海信网络科技公司成为国内首家具备全套全自主轨道交通无人驾驶产品的企业。

实现轨道交通的全自动无人驾驶是未来发展方向。海信已经在实验室里打通了综合监控系统和法国泰雷兹的信号系统，为行车自动化打下基础。未来，海信网络科技与北京交大微联将发挥双方各自优势，研发出安全节能、自动化程度高的轨道交通信号系统，并与综合监控系统深度融合，引领国内轨道交通行车自动化技术的发展。

开展城区智能交通运维服务

作为智能交通完整产业链的一部分，运维服务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此，海信成立了运维服务事业部，设立了城区智能交通运维的各项服务项目。例如为青岛交警打造了包含软硬件系统、服务闭合、运维服务、响应时间、外场施工等在内的109项细则要求，不仅对智能交通运维服务的全流程服务体验进行了全面优化升级，更是将难以衡量的服务过程及效果进行了精细、专业化的拆解，形成一套完整的“七星级”运维服务体系标准模板。

开发“智慧城市、平安城市”系统

2016年，海信成立了智慧城市事业部，选择了交通、公共安全、住建、医疗、社区、家庭、应急等八个领域，进行平台系统建设、应用开发与落地。事业部富有创意地提出“以街区智慧实现城市智慧”的模式，致力于解决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普遍存在的“落地难”问题。其做法是逐块对街区进行智慧化建设，建设一块落实一块，确保每个智慧模块都能产生实际效能，最终实现城市整体智慧，让城市运行管理“看得见”“看得清”“看得懂”。

2018年，海信网络科技承建的“青岛市政务信息资源整合共享融合增值应用示范工程”入选国家重点支持示范项目。第二年海信在贵州推出全国首个5G技术赋能的智慧街区。街区深度融合了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在实现对市政设施智慧管理的同时，还能为市民提供更加便捷的人性化服务，为智慧城市建设提供了新范本。

2016年，海信网络科技成立了公共安全事业部。这项业务始于2012贵阳平安城市项目，这是公共安全领域的一个标志性项目，也是海信承接的第一个平安城市项目。此后，海信网络科技还承接了长沙、天津、青岛等一系列涉及公共安全的大项目。每个项目业务各有侧重，比如青岛黄岛项目以指挥调度为特色，长沙项目在侦查破案方面更突出，贵阳项目则以治安防控为主。其中，青岛黄岛项目当年即支持公安机关串并案件20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585名，打掉犯罪团伙23个，提供线索指导破获各类案件720余起。

光通信行业的黑马

2003年，海信在光通信产业最不景气的时候成立了海信宽带公司。

“海信是一匹黑马，一说海信都知道是做家电的，从来没人想到海信做光通信。但行业设备商很清楚海信在光通信行业的地位”，李大伟说。他是海信光通信产业的核心人物，在光通信领域浸淫已久，他所供职的美国公司90年代初在中国设了两个大型制造厂，2000年这家公司要在中国设研发机构，李大伟负责回国筹办，跟中兴、华为等国内客户建立了联系。2001年美国信息产业跌入低谷，该公司决定放弃中国的研发中心。李大伟希望把国外的技术拿到国内做开发制造，提升国内光通信技术水平。

此时，海信正在探索从家电行业向高科技行业转型，周厚健决定做一家光通信公司。2002年年底，海信控股成立了两家公司：美国的LigentPhotonics公司负责技术开发和经营美国市场，国内的海信光电公司负责研发、制造，立足国内市场，两家公司的投资主体和股权结构是相同的。

2003年，光通信行业处于最低点，市场低迷。华为的任正非到海信，周厚健对他说：“我们也准备做光通信了。”任正非脸色都变了：“千万别碰光。你知道吗？碰光必死呀！”

直到2006年，新公司成立后的三年没有任何销售成绩。美国公司逐渐萎缩，只保留了销售团队，研发团队回到青岛。那时美国“光纤到家”市场刚刚起步。海信的技术先在摩托罗拉通过认证，后来与阿尔卡特交流，对方正在寻觅能做技术的供应商。通过一系列认证，海信的光模块成为阿尔卡特唯一的供应商，每年仅阿尔卡特一家就做到六七百万美元的销售额，一年下来，营收额达到千万美元以上。在美国市场取得了突破，公司开始复苏。但由于供货商的疏漏，成品出现了质量问题，海信被阿尔卡特踢出了供应商名单。

此时，中国的“光纤到家”正在启动，中兴、华为是主要参与者，而海信则是中兴、华为的供应商。公司的销售重心再次回到国内。

2007年底，海信在全球第一家推出了10G非对称EPON光模块，奠定了在宽带接入网行业内技术领先的地位。2012年以后，40GPON、100GPON产品……相继问世，几乎每一次海信宽带新品的推出都令业内震惊。一系列国际领先产品，使海信宽带迅速成为全球光纤到户所需光模块产品的特约供应商之一。现在，海信宽带建立了从光芯片设计和生长、光组件、光模块到光网络终端的完整光通信产业链，为海信持续占领高端市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海信宽带拥有高度自动化的生产厂，光模块年产能超过3000万只，为世界最大的光模块生产厂商之一。这些自动化设备中，相当一部分是海信的工程师们自行设计制造的。2013年，光模块订单激增，手动耦合越来越不能满足市场需求。海信外购了国外某品牌的自动耦合焊接机，为了解决生产设备的短板，公司决定自主研发。专业团队经过几个月的调研，群策群力，刻苦攻关，2013年年底拿出了国内首台自主研发的动耦合焊接机。原需要花费100多万元进口的设备，自制只需30万；，自研设备的性能不比进口设备差，而且效率提升了12%。不断开发新技术产品，推出一系列国际领先的光模块产品，2008年到2012年，海信宽带公司每年销售收入增长达60%以上，销售额连续多年据全球市场第一。

凭借自身的技术优势和市场优势，海信宽带接入网光模块被工信部评为制造业单项冠军产品。这也是当年上榜的36家企业中唯一的光器件厂商。海信成为行业标准的缔造者。而5G和数据中心是未来关注的两个市场。随着5G建设的全面铺开，将给光器件产业带来更多需求，未来2-3年，在光通信领域耕耘了十余年的海信宽带将迎来又一个发展高峰。

进军医疗数字显示设备领域：计算机辅助手术系统（CAS）

“海信是做电视起家的，最拿手的就是显示与图像处理技术；而进入数字医疗领域，最重要的就是显示与图像处理技术和软件技术。规划、开发医疗显示产品，能使海信集团更好地共享资源，更好地控制成本和提升效率。”在2016年的媒体开放日上，对于海信为何进军医疗领域的问题，时任海信集团总裁刘洪新说道。

早在2003年，海信便开始在重点实验室成立项目组，在医疗领域进行探索。2011年，医疗电子所成立，从日本国立德岛大学引入陈永健博士等高端人才，正式进入医疗行业，承担起海信集团向B2B和高附加值产业战略转型的排头兵作用。

作为技术负责人，陈永健带领研发团队成功开发了CAS(计算机辅助手术系统)，成为海信医疗的招牌产品。

2013年1月，周厚健和青岛大学附属医院（以下简称“青大附院”）院长董蒨的一次偶然交谈，促成了CAS项目的启动。董蒨当时正承担着一项国家“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课题——“小儿肝脏肿瘤手术治疗临床决策系统开发”。课题的目标是：要求将肝脏病患的CT数据变成三维数字肝脏，以指导临床手术；建立新一代小儿肝脏肿瘤三维重建手术评估系统；开发小儿肝脏肿瘤模拟手术导航系统，最后，要形成一个大的人类肝脏数据库系统。

董蒨和他的团队苦于缺少技术方面的支撑，尤其是计算机与显示技术缺乏。愿景非常动人，但如何通过科学技术把故事变成现实？董蒨特别焦急。周厚健向这位外科专家承诺，一定会帮忙。作为老牌家电企业，依托在显示与图像数据处理技术上的深厚积累，海信早在2003年就未雨绸缪，开始在医疗电子领域做技术储备，但强大的研发优势尚未找到着陆支点。

2013年10月，海信集团与青大附院合作成立了“数字医学与计算机辅助手术山东省医药卫生重点实验室”。“这是国际上第一款基于小儿肝胆胰的计算机辅助手术系统，是从0到1的跨越，我们告诉自己一定要做出来”，陈永健博士说。“我们之前做的是基础数据处理，不是三维的；临床应用和算法开发涉及两个不同的专业，必须不断地磨合。那时候白天不断做数据，晚上再改进算法。持续不断的探索和试错，终于熬过了至暗时刻。

半年后，双方合作的成果——海信CAS推出，并在董蒨负责的手术中付诸应用。

2013年底，一个叫帅帅的男孩从济南来到青大附院。巨大的肿瘤侵蚀了他肝脏的三分之二，济南、北京的多家医院就此判定“无法手术”。根据海信CAS建立的三维肝脏图像，董蒨及其团队进行了大约半小时的手术模拟，直观预测各种方案可能带来的后果，成功地为帅帅做了手术，出血量仅30毫升。

“没有这套系统的辅助，手术是不可能做到的。稍有不慎会大出血，危及生命。”董蒨说。

5年来，CAS成为董蒨手中的一件神奇法宝，帮助他创造了更多的医学奇迹。“很多手术，没有这个系统，我以前也不敢做。”董蒨说，传统的方式首先会拍CT，都是一张张平截图；医生做手术时，只能在脑子里将其‘还原’成三维的肝脏，这种手术存在极大风险。而海信CAS是形成3D肝脏，将1000多张原始CT片中的数据输入系统，自动建立虚拟立体肝脏，手术前医生就能精确了解肝脏和肿瘤的各种情况，甚至连一根微小的血管都能看清。

2014年3月，青岛海信医疗设备有限公司正式注册成立。2014年年末，海信医显产品成功上市。次年5月，海信CAS获得国家CFDA认证。如今，海信CAS已经被全国超百家三级以上医院应用，辅助外科医生完成疑难肝胆胰肾肺手术已增加至6300多例，为海信医疗公司打响了名气。

董蒨在朋友圈里写道：“应用CAS创新技术，挽救大量疑难危重患儿的生命，是儿科医生最感欣慰的科技进步。”

2020年1月10日上午，2019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出炉。青岛大学附属医院、海信医疗设备有限公司与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共同完成的“基于小儿肝胆胰CAS研发、临床应用及产业化”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开发超声影像设备

在海信的医疗设备行业板块，“现金牛”产品是超声产品。医疗是座金山，远处看市场容量特别大，走近后很难进入，技术门槛很高，门类又太多，有两万四千个门类。”海信医疗公司副总经理陈永健说。他们当时分析了所有医疗影像设备，内窥、血检、血透等，但涉及材料和器械方面，海信不具备技术储备。他们调研发现，“超声发展空间很大，超声是唯一对人体没有损害的设备。”另外，海信在图像上的技术积累也是一个优势。他们决定做超声影像设备。

海信开始做超声产品的研发突破，不再依赖于别人的核心技术。他们重新规划，寻找合作伙伴，但算法和核心电路设计等关键技术，则是海信自主研发。GE、飞利浦、西门子这些品牌，占据了国内超声市场70%份额。高端医疗设备的技术含量比家电高得多，电视、空调新机型的研发时间一般是一年左右，但医疗设备的研发需要五年以上。中国家电行业花了20年才“蚕食”掉国际品牌的市场份额，中国的医疗设备公司更需要时间。

海信医疗未来的目标，先是要实现对GE等主流产品的替代，然后至少在国内市场完成对他们的超越，这一过程预计需要20年。海信医疗近期的销售目标是破10亿，长期目标是百亿级企业。

2019年，海信医疗已拥有数字化手术室解决方案、计算机辅助手术系统、医学显示设备、移动护理终端等四大产品线，以“专用设备+智能化+物联网与互联网化”为特点，为医院提供定制化的专业设备和信息解决方案服务。

随着团队技术研究深入和能力提升，海信超声产品的定位和技术路线更加清晰、明确。

并非每一个家电企业都具备从“B2C”转向“B2B”的能力。很多家电企业往往只有单一产品的研发和生产能力，而B2B客户对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往往十分复杂，涉及软件、硬件等一系列综合技术，即使许多大企业也无法提供一个系统解决方案。而这也是海信一直重视研发、重视技术所换来的竞争优势。

2016年，B2B板块首次媒体开放日上，时任海信集团总裁刘洪新细数了海信在科技产业的战绩：海信光通信市场份额国内第一，接入网光模块连续五年全球市场第一；海信城市智能交通连续七年国内市场第一，2012-2015年，国内智能交通亿元以上大项目中，海信中标额占42%；海信商用空调经过14年的发展与积累，其多联机技术已经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位居国内市场第二。而起步于2014年的海信CAS系统，其技术水平已位居世界前列。“如果以今天城市交通20%的市场占有率延伸到未来数万亿市场规模的智慧城市，以今天我们切入医疗产业的先进技术对应未来数千亿的市场规模，以光通信的蓬勃兴起计算未来的市场增量。海信或将再造一个千亿级企业。”

如今，这些2B业务已为海信贡献过半利润。可以说，海信的家电与科技相得益彰，已构成海信防御经济环境风险并不断进取创新的重要倚仗。

Hi，Hisense

“海信未来发展，大头在海外。”2006年，周厚健提出海信的国际化发展战略，对海外市场寄予厚望。这一年，海信高调宣布，要争取2010年集团的全球营收超过1000亿元，其中40%来自海外；电视产品在全球市场占有率达到7%；冰箱产品做到中国第一、全球第三；空调则力争全球第四。

2019年，海信集团旗下海信、容声、科龙、Toshiba（东芝）、Gorenje和ASKO（雅士高）全球多品牌齐头并进，实现营业收入1268.6亿元，利润79.3亿元，同比增长24.17%。2019年，海信国际营销海外品牌收入同比增长16.22%，利润总额同比增长54%，取得历史最好成绩。海信在海外市场保持快速发展态势，年复合增长率超过20%。在消费者最挑剔的日本市场，海信（海信电视+东芝电视）超越本土品牌松下与索尼，位列第二；在南非，海信电视连续3年稳坐第一，冰箱两年蝉联第一；在美洲、欧洲、大洋洲等国际市场，海信均有不菲成绩。

近年来，通过赞助欧洲杯、世界杯等体育赛事，海信的品牌知名度进一步提升。2018年中国外文局发布《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海信排名仅次于华为。2019年全球消费者投票选出“BrandZ[1]中国出海品牌十强”，海信位居第六，在上榜家电品牌中排名第一。

这家位于青岛的家电企业，正在从“中国的海信”成长为“世界的海信”。

不做海外品牌，企业就没有前途

周厚健早就提出，海信必须做品牌：“OEM（代工生产）只能做短期，因为OEM眼前可以赚钱。但是如果不做海外品牌，企业就没有前途。”在当时的背景下，做品牌的说法多少显得“太时髦”。

“海信国际营销公司成立后，当时90%的业务都是OEM，只有很少的业务比例是自有品牌。是以OEM来取得量，还是做自主品牌来取得长远的收益？”

中国的家电企业出海，大多以OEM为主。那时候做OEM白电是很赚钱的。大家开始并不理解领导要求做自主品牌的初衷。

做OEM是最简单的，按照人家的标准把产品做出来，然后运到码头，就把钱收了。销售、售后什么都不用管，既安全又舒服。但OEM做得越多、越大，企业未来的自我主导能力就越弱。不做自主品牌，就没有后劲、没有造血功能，最后是等死。

做自主品牌，包含着大量的准备工作，需要有自己的物流系统，要学会定价，要做市场宣传，要做国际渠道开拓，有自己的海外财务、人力资源……仅从工作量上看，做海外自主品牌没法和OEM相比。所以当时海信是选了一条艰难的路。

一年后，自主品牌占比达到了22%，国际营销公司的转变开始了。那一年，国际营销公司还有一件必须做的事：股权激励。把骨干吸引到国际营销的股权体制下，每个人自己出资买股权，通过这一机制，让大家更有责任感和积极性。开始时，员工们明显信心不足。周厚健发动海信分管国际业务的副总裁林澜：“咱俩带头入股。”当时林澜做了自己和周厚健最后把股份全部买下的思想准备，没想到两个星期之后，人力资源总监对他说：“林总，没你俩的了，员工都买下了。”以后的情况是，这一举措让国际业务在第二年就开始见效盈利，这种势头一直持续到现在。

海外营销战略管理的艰难探索

2008年，海信欧洲研发中心在荷兰成立。“以前的研发中心重点在国内产品，海外只是做一些修补，没有专职的团队。”与此同时，林澜开始着手清理代理商。欧洲市场是当时亏损最厉害的地方，国家多且分散，基本依靠当地的代理人运作，管理难度大。代理模式的弊病在于以销量计算佣金，只要产品销售出去就能拿到3%的佣金，至于是否亏损，和代理商无关。结果海信产品卖得越多，亏得越厉害，而代理商却挣得盆满钵满。不得已，只有一次性地把代理商全部换掉。

为了在开拓自主品牌市场的艰难路上闯出一线生机，海信最初策略性地把自己定义成“B品牌”。“A品牌我们暂时不做，先从B品牌做起”。林澜带领国际营销公司的经营班子制定了“高质中价、优质服务”的品牌战略，海信国际化的步伐开始加速。

家电品牌想要在全球市场谋求一席之地有多难？1992年，三星董事长李健熙在美国考察时发现，三星在美国被视为“地摊货”，这让他大受刺激，从此促使三星全面调整经营策略，以高端产品树立起三星的全球品牌形象。三星的经验，启发周厚健在思考海信的全球化战略时，尽力避免自己也成为西方消费者眼中的“地摊货”。

要拿下欧美市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2004年是一个分水岭，这一年海信平板电视的质量指标高于传统技术成熟的CRT电视，这给了周厚健极大的信心。同年6月，海信和伟创力公司合资成立的匈牙利工厂举行了开工剪彩仪式。按计划，该合资工厂将主要生产等离子、液晶等高端数字电视，年产可达100万台，辐射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十几个国家和地区。海信是当时中国唯一在欧洲设立工厂的企业。合资大约两年后，伟创力退出电视业务，转向玩具加工业。这样海信只能自己拉队伍建工厂。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海信很快发现，一旦涉及在欧洲当地生产，整个业务流程就变得非常复杂。雪上加霜的是，欧洲各国的零售渠道由于竞争激烈，常常会提出只有20天交货周期的临时订单，风险最大的是液晶面板的价格不稳定——面板刚装到船上，价格就可能开始急剧下跌；但如果面板价格暴涨，品牌溢价能力又不强，渠道商也可能强迫降价，甚至撕毁订单。

困境同样在美国上演。在美国，只有质优价优或完全廉价品这两种极端的产品市场，前者以三星、索尼为代表，后者则以Vizio等四个品牌为主，市场并没有给“B品牌”的海信留下空档。尽管海信已经通过代工和品牌租赁的方式在美国实现了盈利，但自主品牌如果没有规模，就无法降低采购成本，也无法完成渠道、物流和服务平台一整套基础建设。

除此之外，美国市场的渠道商高度集中，排名前十的渠道商，其平板电视销量超过70%，渠道谈判筹码很高；只有精耕细作，各个击破，无法一蹴而就。而另一个致命的因素是，在北美销售的产品均实行无条件退货，依照美国法律，退货后的产品必须在美国国境之外重新包装之后才允许返美出售。一般而言，重新包装的产品只能达到原来60%的售价。

如果自主品牌不能真正做出好产品，登陆美国市场后将损失惨重。当时海信在北美尚无生产基地，其退货产品要么低价处理给第三方，要么运回海信其他区域工厂返修，运费高得惊人。

欧美市场给了海信一个警示：在专利、关税、成本、供应链等一系列刚性成本重压之下，只有三星这类具有面板规模化优势、小批量快速反应能力、高品牌溢价、供应链管理能力卓越的寡头才能存活。如果想要扎下根来持续盈利，海信必须在当地自建工厂。

林澜的思路越来越清晰，“如果是个大市场，就必须是研发、生产、销售一块进，没有这几块支撑，你是做不好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这样。南非、欧洲、美国些大市场都得是这三块全有。”

本地化经营、本地化生产、全球研发、资本并购、全球顶级赛事营销，海信一直在按部就班地布局。目前海信的海外布局已成体系，产品已经覆盖了欧洲、美洲、非洲、中东、澳洲及东南亚等地市场；海外建有多个生产基地，产品远销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全球设立了12个研发中心，面向全球引进高端人才，提升技术产品研发能力。

海信已经在世界地图上，点下了一个又一个点。

南非海信的开拓

1994年，40岁的于游海被海信进出口公司派到印尼去开发市场，成为海信第一个驻外业务员。1998年任期结束，他回到青岛，还没有过上几天安稳的家庭生活，当年10月又被派往南非。海信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建立了一家电视机工厂，但经营不佳。于游海到南非，赢得了争夺企业控制权的博弈，在那里一干就是8年。2000年，海信买下韩国大宇在南非中部兰德地区的厂房，这是南非所有著名跨国公司的集中地。从此，海信在南非的发展进入了快车道，每年销售收入以20%-30%的速度增长。到了2006年，销售额达到3.3亿元人民币，在南非彩电市场占了15%的份额。

南非市场上早期都是CRT电视，海信产品最大的优势就是质量过硬。刘斌讲了一个故事：有经销商拉了一车货，各种品牌的电视都有，路上发生车祸翻了车，海信以外其他品牌的电视都摔坏了，“海信电视还是那么皮实”。

在南非，三星是横亘在海信面前的一座大山，装备精良，财大气粗，员工实力强劲。2011年，海信率先推出LED平板电视，并将资源聚焦到55英寸电视上，和三星55英寸电视迎面开打，到了年底，海信在在55英寸产品的市场份额大幅超过三星，一度高达60%。

2013年，中非基金的大笔投资，推动南非海信从游击队独立团向正规军转型，产业链、供应链都大幅升级，海信具有了可以跟三星正面抗衡的实力。此后又建了冰箱厂，冰箱份额很快做到第一。

中国家电企业在南非扎下根来的没有几家。海信的同城邻居海尔在南非三进三出，创维通过收购夏华进入南非市场……“在海外一定要有长期经营的想法，不要想着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南非海信办公室墙上至今还贴着一句话：我们的使命是改变中国制造在市场上的形象，让大家意识到中国制造意味着高端高质量。

虽然南非电视的市场容量只有100万台左右，但南非是非洲的桥头堡，是辐射非洲大区带动海信品牌发展的重要根据地，更是国际营销培养干部的“黄埔军校”。

非洲遍地都是空白市场。在建设南非市场的同时，海信将目光投向了正在发展的其他非洲国家。非洲60多个国家，朱聃至少去过23个；中东12个国家，朱聃去过9个，其中包括战乱中的伊拉克和利比亚。2009年，“非洲扫街计划”开拓了十几个国家的市场。

深耕欧美市场

海信国际化的发展可以分为几个阶段：

2006-2009年是海外品牌发展的探索期，周厚健提出了“海信未来发展，大头在海外”的战略，林澜制定了B品牌战略，即定位中端消费者群、执行“高质中价、优质服务”的品牌策略。

2009—2014年是海外品牌的发展期，聚焦TOP20国家建立营销根据地，成立了十几家海外公司，在欧洲、美国、日本、以色列等地成立海外研发中心。

2014年后，迎来了海外品牌腾飞期，来自三星、LG等企业的高管看到海信未来的成长空间，纷纷汇聚到海信的平台，占到海外公司经营层的半数以上。

质变是在经年累月地坚持贯彻品牌战略后发生的。如今，中国品牌崛起已经毋庸置疑。

在中国如果想成为全国名牌，产品必须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占据相当的销售份额。如果在世界上想成为名牌，就要在美国、西欧、日本卖起来。周厚健表示：让世界消费者来挑剔我们的产品，我们才能做出世界级的产品，尤其是经受得住欧美和日本消费者的挑剔，海信才能真正成为一个世界级品牌。近些年，海信产品在欧美和日本市场增长十分迅速。

海信对美国市场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梳理分析：第一，美国公司业务增长比较快，但在组织、流程、管理上没有跟随业务发展成长起来，执行力出现了问题；第二，同时做海信和夏普两个品牌，资源有限，战略不清晰；第三，产品团队在规划产品时，没有围绕市场和客户的需求规划产品，没有认真聚焦做好产品；第四，供应链滞后；第五，市场推广不接地气。这些问题既是海信国际化的瓶颈，也是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中的通病。

做国际业务需要几代人的付出，“能在美国活下来的公司都是很牛的”。

刘斌是美国公司第二任总经理。2014年11月，刘斌受领任务去了美国，当时海信在美国的营收规模只有三四亿美元，盈利微薄。刘斌去美国后，一切慢慢走向正轨。尤其是收购夏普后，海信得以进入更多的美国主流渠道。2018年，美国公司营收已经达到11亿美元。

海信是第一家在美国市场推出4K电视的企业，产品展示时“客户眼睛都亮了”，那场景给人以强烈的成就感。不过，虽然这两年公司持续盈利，但系统和内容能力还需要提高。海信率先在美国推出了自主研发操作系统智能电视，积累了近1000万用户。2012年，海信互联网电视的海外运营平台VIDAA问世，并在亚洲、北美、欧洲和非洲等市场投放，成为行业里程碑。

和美国的内容提供方谈合作，需要极高的谈判技巧和策略。美国内容方选择合作对象，首选苹果和谷歌，连三星、LG都排得很后。2018年1月，海信和美国Roku公司达成合作协议，切换到Roku的内容平台。如今，海信开始两条腿走路，一方面通过和Roku的合作维持市场，另一方面将投入3亿元搭建海外内容平台。

2019年9月，海信VIDAAAI全球内容运营平台正式亮相德国IFA，首家实现全球一体化内容运营，吸引了广泛关注。这是在继今年成立北美、澳洲、欧洲、亚太四大海外运营中心之后，海信在互联网电视运营上的又一大动作，支撑海信互联网平台2020年实现全球累计激活用户6500万的目标。海信是目前唯一一家在海外花大力气建立自己的内容平台的中国电视品牌。“这么一个平台没三个亿根本做不下来。你得有一个决心，敢雇高水平的人，充分授权。这些东西不具备，怎么会有信心呢？”

这就是周厚健的风格，也是海信的风格。他们一旦下定决心，就有了九头牛都拉不回的倔强，以及一条道走到黑的勇气。勇气来自优雅的野心，也来自实力铸就的底气，但归根结底，它来自人们对未来的期许。

从一个“海尔人”变成一个“海信人”

于淑珉的漫漫职业生涯，以海尔作为起点，以海信作为终点。她在海尔开启了自己的事业旅程，在海信影响了中国电子信息产业。

在海信史中，于淑珉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人物。她是与周厚健合作最久的“二把手”，几乎亲历了当下海信所有的关键时刻。她是海信成长史的参与者、见证者和缔造者。

几年来，在周厚健的思维中充盈着无数个争执。谁是合适的继承者？内心反复衡量，脑海中许多面孔一一浮现，最终认定于淑珉是最合适的继承者。后者的能力已不必怀疑，而她与自己的配合，也颇为默契。最为重要的是，于淑珉的身上，有一种令他颇为激赏的力量，这就是“执行的力量”。媒体对此的评价是“为海信多了几分张扬与活力”，它直接导致2001年全面爆发了“海信加速”的局面。

于淑珉在海信原来的职务是党委副书记，2000年底，于淑珉成为海信集团总裁，成为公认的“海信二号”。

于淑珉较周厚健年长6岁，她因行动雷厉风行，年轻的员工称其为“铁娘子”。她不苟言笑，如同一名苛刻的教官，用极为刻板的程式管理着海信，但这对海信十分有效，她有一次很认真地做了自我剖析：“之所以给人这种感觉，可能是因为自己平时处理问题的时候不复杂化。如果做事之前，过多地考虑一个人的背景，过多考虑客观原因，过多地考虑方方面面的关系，这就把问题复杂化了。复杂了，就很难决策。”

于淑珉不大抛头露面，大部分需要代表海信和媒体接触的机会都推给了周厚健。即使如此，一年下来媒体也不停地发出猜测。最终，周厚健给予了很高的评价：“2000年是海信历史上增长速度最快的一年”，“市场是最有发言权的，海信的成绩你们都看到了。”它既证明了于淑珉的功不可没，也证明了周厚健的眼力不凡。与周厚健一样，于淑珉是一个不甘平庸的人。有一次记者问她，海信的目标是什么？她回答“做中国的索尼”。2000年，她与周厚健一起为海信制定了海信的10年计划：2010年营业额将达到1000亿元。

一位副总裁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IBM的一位高层来青岛访问，约海信的高级官员们去打高尔夫。

“什么是高尔夫?’”他装作不解地问。

他很认真的表情让对方大感诧异。后来IBM的官员才知道，他们的客人用中国人特有的幽默感逗他们玩了一次。

在海信，没有人熟悉“国际化”的高尔夫，但他们照样在走国际化的道路。

海信的权力人物都不是泰格·伍兹，否则也不会痛苦地与跨国公司进行“龟兔赛跑”的游戏。“要是我们都会打高尔夫，都打得跟伍兹一样，”一位高级官员说，“我们早就成为体育明星了。”

他们最终没有成为体育明星，而是渴慕变成跨国公司的缔造者。他们在一张略显陈旧的世界制造业地图上，到处画上生机勃勃的“Hisense”标志，从青岛开始，逐渐漫步到了雅加达、开普敦、里约热内卢、布宜诺斯艾利斯……

在担任总裁的十五年里，于淑珉陪伴周厚健一起经历了海信在整个3C领域的突破，在全球化中的布局，在产业并购中一次次迈出惊艳的舞步，体验了整合中的痛苦不堪。她是胜利时的指挥官，也是受挫时的责任承担者，但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挡她向前奔跑，除了时间。

2015年，当这位“青岛市管干部”到了退休的时间节点时，她不得不离开自己已经干了15年的岗位。到点离开，这是国有企业的宿命。离开，还带有期待。她期待海信能够变得更好，期待海信能够平稳度过这个转型的关键期，能够迎来狂飙的时刻。这是她与周厚健这代人对海信的期待，也是他们愿意承担的宿命。

其实于淑珉也好，周厚健也好，在海信并不漫长的历史当中，他们熠熠闪光。如果一切如他们所愿，海信真的基业长青，对于有关他们的“海信史”评价，都可以被八个字囊括：“知我罪我，其惟春秋。”

（编辑季节）

■本文摘编自《海信史》，中信出版社2020年5月出版，季节摘编。

[1]BrandZ是一个全球知名品牌榜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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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转型中我国电力能源的结构、问题与趋势

2020-07-21 10:30:47

把握我国能源转型的大背景要看电力能源结构，主要从能源转型低碳化和数字化趋势这两个方面来思考当前电力能源结构的特点与问题，在此基础上分析中国电力结构的未来。

我国电力能源结构的主要特点

我国电力能源结构的特点可以主要从几个方面来阐述：一是电力在一个国家能源服务中的地位，二是发电结构的低碳化，三是电网结构，四是用户侧电力结构。

电力在能源服务中的地位

电力是一种优质能源，借助不断延伸的电网给大量工商企业和居民提供服务。然而，从终端能源消费看，电力始终只是提供能源服务的一种能量来源。如表1，2018年电力在终端能源消费中的占比，世界平均水平达到19.2%，排第二位。占比排名最高的是石油（41%），第三位是热力（14.3%），最后是煤炭（10.4%）。北美、欧盟等发达国家电力占比基本上达到21%左右，亚洲国家电能占比普遍较高，日本、韩国和中国分别为28.9%，25.1%和23.9%。根据国网能源院最乐观估计，到2050年，中国电能占终端部门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50%，但仍有一半是非电能源。

表1 2018年世界及主要国家终端能源消费结构（按品种）

我国发电结构显现低碳化趋势

我国发电结构目前火电仍占绝对主导地位。发电装机和发电量开始从高速增长进入低速增长阶段，从两位数增长转为个位数增长。无论是发电装机容量还是发电量，都呈现出可再生能源占比扩大的趋势。2019年，发电装机容量59.2%，非化石能源装机（含核电、水电、风电、光伏发电[1]）占40.8%。图1显示了我国1990年以来发电装机总量和结构变化趋势。

图1 我国发电装机结构变化

图2显示了我国1990年以来发电量结构的份额变化。可以看出，火电在发电量中的份额从2011年开始出现下降趋势，而核电、水电、风电光伏发电等发电量占比稳步上升。2019年，我国发电量中，火电占68.9%，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31.1%。

图2 我国发电量结构变化

我国电力投资的主要结构

我国电力投资以电网投资为主，电源投资以非化石能源装机为主。

2013年开始，我国电力投资中，电源投资为主的势头被扭转，电网投资持续超过电源投资（如图3）。

图3 2010-2018年中国电力建设项目的全部投资

2019年，全国电力投资7995亿元，同比减少2%。其中电网投资4856亿元，同比减少9.6%，占电力总投资的61%，电源投资3139亿元，同比增长12.6%，其中火电投资仅占20%，其余均为风电、水电、核电和太阳能发电等非化石能源电源投资。非化石能源电源投资已全面超过火电投资。

图4 2019年我国电力投资构成情况

火电发电装机规模趋向大型化，光伏发电趋向分布式

第一，从火电装机看，其装机规模日趋扩大。出于减少污染物排放和降低单位发电煤耗的目的，2004年国家发改委出台了新建燃煤电站的技术标准，要求新建火电单机容量原则上应为60万千瓦及以上，发电煤耗要控制在286克标准煤/千瓦时以下。2019年，在役火电机组容量的44.7%为60万千瓦及以上。

二是在可再生能源中，早期建设的光伏发电绝大部分是规模化集中式电站，主要建在西北太阳能资源丰富的地区。2016年，集中式光伏电站份额依然占据光伏发电站的86.7%。到2019年前9月，这一份额已经下降为69.1%，而屋顶分布式光伏电站份额上升到30.9%。新增光伏电站也逐渐从西向东发展。2019年前三季度，华北、华中地区新增光伏电站占当年的52.6%，西北新增装机仅占26.9%。

我国处于能源转型的初级阶段

从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看，我国还处于能源转型的初级阶段。

有专家提到，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规模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已经是世界能源转型的引领者。以2017年数据为例，中国可再生能源总装机约6.5亿千瓦，占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总量的29.8%；其中水电装机(含抽水蓄能) 3.41亿千瓦，占全球水电装机的29.6%；非水可再生能源电力装机3.34亿千瓦，相当于欧盟28国装机总和（3.2亿千瓦），是美国非水可再生能源电力装机（1.61亿千瓦）的2倍。^{^[2]} 2017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完成1.63万亿千瓦时，占当年全球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的26.2%。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是美国的2.3倍、德国的7.5倍、日本的9.2倍、英国的16.4倍。^{^[3]} 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确为气候变化作出了贡献，2017年，因可再生能源发展而减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1494百万吨,占当年总排放量的16.4%。^{^[4]}

然而，即便可再生能源发展规模的领先地位决定了我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全球先行者角色，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在能源转型方面也处于同样的位置。能源转型，本质上是一个国家内部的能源替代问题。因此，可再生能源的相对量，即在能源系统中的比重，更能反映能源转型的阶段。随着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系统中份额提升到不同水平，其发展特征和所面临的问题是不同的。

国际上通行用非水可再生能源（风力发电和光伏发电）占总发电量的比重来衡量能源转型的进展，因为风力发电和光伏发电既是未来新增可再生能源发点电主力军，同时也是对旧有电力系统冲击最大的可再生能源。如图5，中国、美国、印度、加拿大、日本等国，其总发电量中风光电份额还不到10%，都属于能源转型的初级阶段。

图5 全球十大可再生能源发展国可再生能源占发电量的比重

数据来源：BP 世界能源统计2018。

从能源转型趋势看我国电力能源结构的问题

认识电源结构存在的问题，需要有一个潜在的评价标准。也就是说，用什么标准去评价某一个特点到底是优点还是问题。必须从能源转型的趋势和逻辑角度去思考电力能源结构，甚至当前电力系统的全部问题。

能源转型对电力行业的影响

本次能源转型是应对气候变化所推动的，最终目的是大幅减少人类活动的二氧化碳排放，抑制全球变暖趋势。能源转型是影响包括电力行业在内的所有能源行业未来50年最基本和持久的因素，对电力行业发展方向、商业模式和电力体制都将产生深远影响。

能源转型的趋势。通过逐渐降低能源生产和消费中所产生的碳排放，逐渐建立一个基于零碳能源的能源系统。转型的核心任务就是推动目前以化石能源为主导的能源系统，转向以可再生能源为主导的能源系统。

能源转型的两个支柱。从各国实践看，低碳到零碳能源的实现，一是依靠大力提高能源效率，减少化石能源消费总量；二是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而转型的关键是能源系统的转型，其中电力系统转型是关键之关键。

对电力行业的影响。能源转型的要求具体到电力行业，其影响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发电、电网和用电环节的低碳化；二是整个电力系统的数字化，用数字技术来适应能源转型过程中的挑战，更好地适应用户的需求变化。

当前电力结构存在的问题

从低碳角度谈电力结构的问题，自然会提到火电比重太高等问题。但笔者认为，这只是我国电力行业的阶段性特征，因为火电比重近年来的确在持续下降，非化石能源装机和发电量稳步上升。而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不可能快速跨越到以低碳电力为主。

首先，我国电力系统灵活性差是根本问题，远不能满足现阶段能源转型的要求。

随着带有波动性特点的风光电比重的上升，必然要求电力系统以更高的灵活性来应对这种波动性。根据欧洲的经验，提升现有电力系统波动性的常见方法有如下五种：

一是提高除风电和光伏之外其他发电厂的灵活度。包括对燃煤发电机组进行灵活性改造，降低最小电厂功率，提高最大负荷梯度增加，缩短开机时间等；热电联产发电厂可以将热能导入储能系统或集中供热网络，可以扩大其出力的调节范围。

二是加强区域电网的互联互通，发挥相邻电网的“间接储能系统”作用，优化资源利用，减少系统总体成本。

三是提高电力需求侧的灵活性，主要是综合运用储能、热泵、电动汽车、智能电表等技术手段，提高负荷的可调节性。

四是发展可再生能源供热、增加储热装置，增加电厂灵活度。与储电相比，储热在技术上更加易于实现，成本也相对要低廉得多。

五是在生产侧、电网侧和用户侧采用储能技术，提高这些环节灵活性。

目前,除了煤电机组的灵活性改造，电化学储能成本高之外，其余四种途径在我国都因为存在各种障碍，要么没动作，要么效果非常有限，导致目前电力系统的灵活性还是很差。当然，更重要的是多年来电源开发与电网规划不匹配，因而才出现了处于能源转型初级阶段、风光电无法上网的比重高企的局面。

其次，火电机组的大型化与电力系统灵活性的内在矛盾。

目前，很多电力政策思路基本上不考虑能源转型的影响。最典型的就是电力行业节能减排和淘汰落后产能的政策中一直推崇、并被推广到其他行业的“上大压小”政策。此后，关停小火电机组的标准不断提高。目前，已经要求20万及其以下千瓦火电机组必须关闭，并鼓励上大机组。据统计，60万千瓦及其以上火电机组占全部机组的比重已经占到44%以上。

然而，不断提高火电机组规模，本质上不利于提高电力系统灵活性。因为随着可再生能源发电机组比例的进一步提高，火电机组未来将从基荷电源转变为备用电源。也就是说，在风光电发电高峰，大量的火电机组就要停下来或者低负荷运转让风光电机组优先发电；当风光电出力掉下来时，火电机组要马上顶上去。这就要求火电机组有足够的灵活性。显然，机组规模越大，灵活性越差。而且，60万千瓦的超临界机组如果低负荷运行，煤耗和排放都要大幅度增加，节能减排的目的也无法完全实现。

第三，输网强、配网弱的电网结构无法适应用户侧变革的需要。

能源转型对电力系统来说，至少会产生两个重大的方向性变化：一是随着大量分布式光伏、小型生物质电站、多能互补的微电网等在用户侧出现，电力系统电能将从生产端向消费端的单向流动，转变为双向流动（用户端也生产电能——即产消者，prosumer）；二是电网从纵向一体化的集中式电网向分布式扁平电网转变。

这两个转变，都需要一个数字化、智能化水平高和本地平衡能力强的本地配电网。无论是出于大量小型的分布式电站“集成”的需要，还是大量储能设备、电动企业等分布式接入对配电网优化运行和控制的需要，加快实现配电网转型都迫在眉睫。

我国的输电网的技术水平被业内认为是世界领先的，但长期以来，我国投资都是“重输轻配”，导致电网结构薄弱，自动化水平低；基础数据分割严重无法共享，信息化水平低，远不能应对电力系统转型的过程所带来的挑战，也不能适应未来智慧城市和低碳发展的要求。

电力结构未来的趋势

电力结构未来发展趋势从两个角度阐述，一个是按照能源转型的要求，对未来电力结构的一个“情景分析”，二是能源转型从结构方面导致电力系统的变化，即电力系统转型。

未来电力结构

未来电力结构（供给或消费结构）低碳达到何种程度，各家机构有自己不同的看法。总体上看，可再生能源研究机构基本上是倾向乐观预测，而化石能源集团发布的各种报告基本上是保守估计。无论乐观还是保守，其实它们仅仅是反映了既定条件下的“情景分析”而已。重要的是如何能达到实现这个情景的条件。

这里引用中国电力规划院对我国2035年电力结构的一个情景分析。分析分为基准情景（NPS）和可持续发展情景（SDS）。

从图6可以看到，与基准情景相比，可持续发展情景的装机结构中，光伏发电比重增加8%，风电增加4%，核电增加1%，而燃气发电和燃煤发电分别减少1%和12%。发电结构方面，可持续发展情景中，光伏发电量增加了8%，风电增加了6%，水电增加了4%，核电增加了4%，燃气发电不变，而燃煤发电则大幅减少24%。

图6 中国 2035 年发电装机结构，NPS 情景以及 SDS 情景

注：SDS 情景与 NPS 情景相比，引入了更多的可再生能源以及更少的化石能源发电技术。

对情景分析的过度关注，容易导致一种倾向：把电力转型简单理解为不断增加发电结构中可再生能源的比重，从而会倾向于采取传统的“大干快上”（比如我国建风电三峡）的方式，短期内大幅提高可再生能源比重。可再生能源比重比较小的时候，化石能源与可再生能源之间的矛盾不大，但随着可再生能源比重的进一步提高，两者之间的利益矛盾必然导致可再生能源发展面临种种障碍。正如目前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一样：电网先假定自己不需要做大的变革，并把出现冲突的原因归于可再生能源发电方。

电力系统转型的方向

电力系统转型，关键在电网转型。无论是上游的可再生能源发电，还是下游因可再生分布式能源和微电网等电力系统新生力量的进入，以及能源转型所推动的电力行业的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都主要发生在用户侧。因此，一个与未来分布式扁平化发展趋势方向完全不同的传统电网，必须要尽快转型来实现这一变革趋势。一方面要通过技术变革和投资方向的调整来实现转型，另一方面需要通过电力体制改革，真正实现一个能够“管住”的“中间”，使“中间”真正成为一个单纯的输送通道，而不是上下游的“关键”。否则，“中间”管不住的结果，就是“两边”被“中间”管住了。

（编辑杨利红）

* 朱彤，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能源经济研究室主任。

[1] 生物质发电占比太小，忽略不计。

^{^[2]} REN21的数据。

^{^[3]} 根据BP世界能源统计2018数据计算。

^{^[4]} 数据来自IRENA的计算，数据是2016年的数据。

阅读全文本刊摘编

电网体制改革的方向与模式

2020-07-21 10:30:06

我国上一轮电力体制改革将“厂网合一”的体制改为“厂网分开”，可以说基本完成了发电体制的改革。2015年的九号文件开启了本轮的电改。中央《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2015]9号文）中关于“管住中间、放开两头”的改革思路，明确将电网体制改革纳入到本轮电改之中，确定了下一步改革的方向和主要原则。

中央提出的电力改革既包括了体制改革，也包括了机制改革。然而4年来，电改的重点基本都放在了电力市场相关机制的建立上，比如输配电价改革、组建电力交易中心、售电侧改革、增量配电业务改革试点、电力现货交易等，这些无疑都是必要的。但问题是机制的建立需要体制的支撑，如果两者的改革不同步，那么机制的改革也很难收到预期的效果。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本轮电改是在能源转型成为世界潮流的大背景下进行的（有别于上一轮电改和其他国家已进行的电改）。这一背景特点赋予了本轮电改新的时代使命：必须要将有利于促进能源转型作为改革的一个出发点和落脚点。新的能源结构需要新体制与此适应。因此，电网体制的改革显得尤其重要。

能源转型要求重塑电网

为应对气候变化，各国都需要调整能源结构，从传统化石能源向绿色、低碳、可持续的可再生能源的转变。与传统化石能源相比，可再生能源具有更多样和分散、低密度的特点。可再生能源绝大部分需要转换成电热能后才能利用，因此能源转型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实现传统电网的变革，重塑一个与低惯量、小型化、分散化可再生能源相适应的新型电网，进而组成直接面向用户的综合能源系统。

2018年8月，在美国波特兰市召开了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电力与能源学会年会（IEEE PES），将“重新构想电网（Re-imaging the Electric Grid）”列为大会主题，约3400余名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力与能源领域的研究人员和工程师参加了这次会议，说明传统电网的变革或重塑已成为各国能源工作者的共识和世界潮流。

变革或重塑电网，国内基本上有两种不同的路线。一种是改良的路线，即保持电网的“立体、塔型”结构不变，坚持按照传统电网不断提升电压等级的发展思路，继续增加“塔”的高度，进一步提高电网的集中度和垂直度。与此同时，进行电网的智能化改造和建设，为电网穿上一件时髦的智能化外衣，称之为“坚强智能电网”。另一种是革新的路线，即改变传统电网的发展模式，通过在配电网内建设以智能电网（smart grid）为核心的能源互联网，实现配电网的有源化、局域化、协同化，使配电网由被动的无源网变为主动的有源网，成为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局域电网。同时广泛采用包括柔性直流在内的电力电子、储能等新技术，共同推动电网向分布式、扁平化方向发展，最终形成多分区输电网（枢纽电网）加有源配电网（局域电网）的网络形态（模式）。

前一种路线提出建设“坚强智能电网”。但电网的脆弱性是与生俱来的，电网的智能化无法改变电网的电气特性，也不能规避电网的电气稳定性遭受自然灾害或人为破坏的风险。交流特高压电网因具有难以克服的寄生性，不仅没有降低电网的脆弱性，反而增大了安全风险。如果再片面依靠“电从远方来”的方针指导，沿用传统化石能源的发展模式来发展风、光电力，将造成长期大量弃风弃光，增加了能源转型成本，延缓了能源转型的进程。

后一种路线所建设的分布式、扁平化电网，是根据可再生能源的自然禀赋，遵循电网分区就近平衡规律，对传统电网进行具有颠覆性的变革。这种模式不仅可以极大降低电网的脆弱性，避免大面积停电的风险，还鼓励和支持电力消费者同时成为电力生产者，进行能源转型的“人民战争”，结果将大大加快能源转型的步伐。

电网的重塑实际上包括两个不同层次的内容：一个是建立新的电网技术模式，另一个是建立与这个模式相适应的电网体制，两者相辅相成。而后者正是本轮电改需要完成的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课题。

增量配电业务改革试点的启示

增量配电业务改革无疑是本轮电改的一个亮点。但试点项目自启动以来，遇到不少困难和阻力，推进缓慢。

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一些地方政府和电网企业在改革关键问题、关键环节上认识不到位，配售电业务向社会放开的要求未得到有效落实：二是一些试点项目在供电区域划分、接入系统等方面迟迟难以落地；三是一些地方的电网企业利用主业资源开展售电业务，影响市场公平竞争。尽管国家有关部门采取各种措施推进这方面工作，但试点工作的进展仍不理想。

其实，增量配电业务改革试点遇到上述问题在所难免，因为这项试点是在基本保持电网原有管理体制不变的条件下进行的。通过试点的实践，至少可以得到以下两点启示：

1、必须在体制设计的科学性、合理性上下功夫。好的体制加上好的机制，能够最大限度激发各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如果电网体制不变，那么电网公司本质上仍旧是一个配售电领域的竞争者。在这样的前提下，要求其为自己的竞争对手全心全意做好各项服务工作，是一种不合情理和不切实际的想法。

2、让参与改革的各方都真正知晓改革的方向和最终达到的目标。增量配电业务改革试点存在认识不到位的问题，实际上反映出来的是人们看不清该项改革的方向和目标。不仅是一些地方政府和电网企业，包括所有投资人也都存在这个问题。增量配电业务改革试点应到何时为止，试点结束之后会出现什么样的情景，现在到了明确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了。

从电力体制改革全局看，增量配电业务改革试点应该是电网输配分开的一个序幕。如果这项改革试点最终没能导致输配分开，那它基本上是没有意义的。试想，如果改革试点最终的结局是这样：存量配电网及其售电业务都由电网企业掌控，增量配电网及其售电业务都由社会资本掌控。这样的结局似乎很理想，但它只有在增量配电网都是孤立的局域电网条件下，才是一种合理可行的模式。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增量配电网都要依靠电网企业掌控的输电网供电，存量配电网与增量配电网之间的“比较性竞争”，是在条件不对等的情况下进行的，无法保证公平公正。更大的问题是相当数量的增量配电网实际上是存量的延伸，其建设和运营对存量具有很强的依赖性。可以肯定的是，试点的最终结果只可能是很小一部分增量配电网由社会资本参股或控股。显然，增量配电业务改革试点需要统筹谋划，明确远期目标。孤立单纯的改革试点没有太大价值，也很难取得成功。

适合我国国情的电网体制模式

中央《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2015]9号文）要求“继续深化对区域电网建设和适合我国国情的输配体制研究”，指的正是电网体制改革的问题。“深化研究”应当理解为：电网体制改革的具体方案应结合改革的实践，在本轮电改中适时提出并实施。

事实上，以4年来改革暴露的问题为导向，经过反复研究探索，电网体制改革的方案已经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输配分开+区域（输）电网”模式。具体地说，就是纵向实行“输配分开”（真正放开电网的另一头）；横向成立多个具有法人资格的区域输电网公司，省级输电网的实体地位不变。国家电网公司在改变功能的前提下可继续保留，主要职责为建设运营区域电网间输电联络线路、从技术上协调各区域电网的电力平衡、参与国外电网建设等。存量配电网，可采取特许经营的方式，经过招投标等必要程序，按适当比例划分给中央和地方的发电集团、相关能源公司，以及独立的配售电公司；同时根据具体情况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更大规模引入社会资本。

这并非标新立异的构想，基本是上一轮电改准备实施而未实施的方案，只不过在今天能源转型的大背景下，人们对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认识得更深刻。

电网企业不能一家独大

国有企业应该做大做强，但做大绝不是一家独大，而应当是一个群体的壮大。电网具有自然垄断特性，但不等于说电网企业可以一家独大，这既不符合市场化的要求，也不符合电网技术规律。电网可以扩大联网规模，但并不意味着电网企业的规模也要随之扩大。

竞争是促进技术进步、效率提高的最有效手段。电网不能在同一区域内进行“对抗性竞争”，但可以创造条件进行“比较性竞争”，即通过科学设计，将全国电网适当分为几个规模大体相当的区域电网，形成一种“比较竞争”的态势，这样有利于在政府的监管下，互相学习，互相借鉴，取长补短，共同进步（在公有制条件下，“比较竞争”无疑是一种重要的市场竞争方式）。

输配分开是符合国情的正确选择

电力体制改革需要依据国情：一是我国传统文化人情味浓，民众的法治观念还相对薄弱；二是在国家大电网之外，存在着数量十分可观的用户自建配电网；三是我国人口众多，就业压力大。

首先，电网体制改革方案的优劣不能凭主观判断，必须靠实践检验。在要求电网企业重新定位，改变营运模式，只收取经政府核定的过网费的同时，又允许电网企业成立具有法人资格的售电公司经营售电。尽管要求输配业务与售电业务分开，但在我国传统文化背景下，这种“藕断丝连”的“体制模式”，在实践中基本不可能为建立公平公正的电力市场贡献正能量。

其次，据调查推测，网外配电资产的总量比大电网现有资产的总规模还要大得多。出现这种情况至少说明四个问题：一是国家大电网内输电网和配电网的投资比例严重失衡，配电网的建设长期以来被严重忽视；二是配电网由于数量很大，资金的需求也十分巨大，现行电网的投融资机制，无法满足配电网建设的需要，社会资本早就以非市场化的方式，大规模且被动地进入了配电领域；三是大电网的现行管理体制，大大拉开了电网与地方经济的距离，迫使地方政府和企业不得不自建配电网并无偿移交给电网企业；四是说明被动的“输配分开”其实早已存在，由于是被动的，配电网不可避免地存在诸如利用率低、能损大、服务质量差、电价高等问题。这四个问题都表明，现行电网体制已经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时候了，改革最好的选择就是按照市场化的要求建立输配分开体制。可以预期，输配分开后配电网将更加贴近各企业用户，社会的营商环境会因此得到大的改善。那种由企业被动自建配电网，然后无偿移交给电网企业的严重违背市场规律的行为，就再也不会发生了。

第三，输配分开后形成“中央政府管输电，地方政府管配电”的格局，实质上是在电力行业进行的最大、最有效的放权，结果必然为配电网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打开广阔前景，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配电网建设。配电网是能源互联网建设的主战场，大量社会资本的进入必将掀起一个能源互联网建设的高潮，从而创造出大量就业岗位，为我国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输配分开是能源转型的客观要求

能源转型的成功依赖于电网的重塑，而电网重塑的重点在配电网。电网向着扁平化、分布式方向发展的过程，是配电网不断由被动变为主动转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配电网内分布式能源比例将不断增长，多数配电网可超过自身用电负荷的20%，相当一部分可以超过50%，有的还可以超过100%。在此基础上进行的能源互联网建设，将使配电网进一步局域化、市场化，在能源转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由能源转型导致的配电网变革是输配分开的深层次原因，因为能源转型以及相应的电网技术模式代表着新的生产力，而电网体制则代表生产关系。电网体制的变革，正是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生产力发展规律作用的结果。

关于我国的电力市场体系

与“输配分开+区域（输）电网”的电网体制对应，我国将形成四个层级的电力市场：即垮区域电力交易市场、区域电力交易市场、省级电力交易市场和配网电力交易市场（微平衡电力交易市场），共同组成我国完整的电力市场体系。它们分别依托跨区输电线路、区域输电网、省输电网和配电网。各级市场相互协调配合，共同完成服务用户的目标。

四个电力市场中，有源配电网的微平衡交易市场情况最为特殊。在这个市场里有两种运营模式：一是一体化模式，即配电网公司拥有该配电网全部资产，并负责整个配电网的发、配、售业务以及保底任务。在这种模式下，该配电网实际上可以看成是一个放大的微电网，内部可按照微电网的做法进行直接协商交易，对外可作为一个市场主体，参与各级市场交易。二是多元协同模式，即配电网内存在其它售电公司和（或）分布式电源、微电网等公司。第一种模式具有较大优势，虽然形成一种垄断，但由于实行特许经营制度，每个配电网范围又相对有限，比较性竞争激烈，加上政府监督，其负面影响完全可以得到有效控制。

在新的电网体制下，电力调度交易体制改革不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调度和交易联系密切，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各自围绕电网的运行方式提出约束条件，经协调修正，最后求得同一个解，所以理想的体制是两者合二为一。在此基础上也有两种模式：一是相对独立运行，二是仍归属输电网，在输配分开的条件下，第二种模式也是合理和可行的。

对照中央提出的改革要求，可以看出，本轮电力改革主要聚焦在电力市场相关机制的建立上，有意无意忽视或回避了电网体制的改革，这是极不明智的。事实上，电网体制改革正是深化改革、确保建立公平公正电力市场的关键一招，也是促进电网重塑和加快能源转型的实招、硬招。改革就是创新，体制改革就是体制的创新，只要政府主管部门不忘初衷，敢于担当，在创新的时代带头创新，完成电网体制改革的任务是不难的。

实践证明，“输配合一、一家独大”的电网体制已经过时。在新的时代，无论是从市场建设、企业定位、能源转型、国情特点、电网技术规律等任意角度看，电网的输配都有必要分开。输电网和配电网各有各的功能定位和发展目标，前者要建设的是一个枢纽型、平台型、共享型的现代化电网（企业），后者要建设的则是以分布式能源为基础的能源互联网（企业）；一个具有高度垄断性和统一性，一个具有相对竞争性和分散性。两者分开治理有利于集中精力，以更精湛的专业技术，高水平实现各自的发展目标，从而为加快我国的能源转型做出更大贡献。

（编辑杨利红）

¨ 本文原发表于《电力法律观察》。经作者同意本刊摘要发表。

* 吴安平，西南电力设计院原副总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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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能源电力转型的十大趋势

2020-07-21 10:28:09

2020年是制定“十四五”能源规划的关键一年，研究能源电力转型的大趋势，对于制定规划有重要意义。把握能源电力转型的趋势，一是要把握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二是要把握能源电力转型的基本推动力；三是要把握中国能源与电力的关系；四是要把握电力工业性质的变化；五是要把握能源电力中关键领域的发展规律；六是要把握能源电力技术发展趋势。而作好“十四五”电力发展规划，不仅要考虑到规划的内容，而且要充分考虑到规划编制方法的改革。

中国能源电力转型趋势的时代背景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能源和电力工业取得巨大发展成就。电力工业的规模由小到大再到强，电力供应能力由严重短缺、不足到平衡和略有富余，技术水平由落后到先进和部分领先。现在，中国电力工业已发展为世界上规模最大、技术水平先进、供应能力充足的现代电力系统。

十九大提出了“两个百年目标”及中国经济、资源、能源转型的基本要求，即要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个百年目标”是能源电力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源泉。同时，十九大明确提出，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就是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生产系统与生活系统循环链接的资源利用体系和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

在这个时代背景下，要把握能源电力发展的大趋势，必须坚持正确的能源价值观和方法论导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能源供需格局新变化、国际能源发展新趋势，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必须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我认为能源价值观由能源安全、绿色、经济三个要素构成。其中，能源安全是核心，绿色（包括清洁、低碳、生态良好）和经济性是两个重要约束。同时，不论从各国的能源战略看，还是从能源发展历史看，能源转型核心都是以保障能源安全为最重要目的。但是，现代化经济体系中的能源安全如果没有绿色和经济性约束是没有意义的。我国能源发展的方法论就是“四个革命、一个合作”，即通过生产革命实现能源供给侧的绿色、经济和多元化，通过消费革命实现能源节约，而生产革命和消费革命的主要支撑是科技革命、体制革命与国际合作。

当前，世界范围兴起的能源电力转型的基本推动力有三个方面：一是人类总是不断创新、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当前，以新能源发电技术不断进步为基础，以互联网、移动通信、智能化发展和应用不断深化为依托，已经具备了大规模能源电力转型的技术基础。二是改变人类命运的共同追求。受百年以来化石能源大量使用所排放的温室气体影响，气候变暖持续严重，对人类生存环境造成现实和潜在的重大影响，迫切需要减排温室气体成为全人类共同推动能源电力转型的强大动力。三是受经济社会发展基本价值规律支配。如果能源电力转型所付出的经济和社会代价太大，不仅难以推动而且难以持续，正是由于科技进步，使能源大规模转型有了可预见的经济性和可行性。以上三个推动力决定了当前能源转型的特点是以可再生能源转化为电力和终端能源应用的电力化为核心内容，因此称为能源电力转型。

能源电力转型的十大趋势

判断1：在能源供给侧，非水新能源快速发展，条件较好的项目与传统化石能源发电相比，经过5-10年发展具有经济上和应用上的竞争力。如果将碳价考虑在内，竞争能力则进一步增强。我国能源转型将会改变以油气替代煤炭的传统替代阶段，加速进入非化石能源替代煤炭、石油阶段。预计在2035年左右，非化石能源发电量约占全电量的50%。

判断2：电力工业的功能性质已经由传统的保障国民经济发展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对电力供应提出的量、质要求（公用性、基础性），拓展为促进能源系统绿色化，进一步成为能源工业的主体和循环经济的核心。电力工业的性质转变（图1），如果从电能生产领域、电能使用领域以及交叉领域所承担的新功能来看，电力工业的主要任务并不只是提出电能，而是要考虑全社会资源及能源的高质量利用。

图1 电力工业性质转变图[1]

判断3：在能源侧及电力需求侧，电能占终端能源消费比重将持续提高，预计到2035年，该比重将接近40%，2050年超过50%，成为能源消费的绝对主体。

当前，我国与发达国家电能在终端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基本持平，且我国还略高于英国等一些发达国家。一些专家由此认为，我国电能占终端能源比重不会再提高。笔者认为，发达国家天然气在终端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大约为25%左右，而我国仅在7%左右，我国计划在2020年力争达到10%，2030年达到15%左右。制约天然气发展的主要因素是资源、价格以及低碳（相对于可再生能源）特性。要提高我国终端能源消费的清洁化，需要同步提高可再生能源发电比重及电能在终端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图2为2005-2015年电力转化能源及电能消费占比，可以看出，这两个曲线都呈现出不断提高的趋势，未来会进一步加快提升。

图2 2005-2015年电力转化能源及电能消费占比

判断4：随着新电气化时代的到来，电能需求还有较大空间。我们既要解决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所面临的电力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又要满足完成工业化对电力的需要，还要满足未来能源消费以电力为主体的需要，因此电力在较长时期内还要实现较快速发展。

图3显示了1978年到2017年我国电力消费弹性系数（全社会用电量增速/GDP增速）的变化情况。由图中可以看出，1个年度的年际平均弹性系数值在0~2之间，且年际间波动较大，没有体现出电力消费是经济增长“晴雨表”的稳定关系；但10年滑动平均弹性系数曲线在0.8~1.2之间，且呈现出较规律性的波动，既反映出了“晴雨表”特性，也反映出弹性系数的周期性变化。虽然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随着现代化程度的提高，弹性系数将稍小于1，但我国是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第二产业用电量比重虽然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发展会持续下降，但在中长期应当维持在约50%左右。同时考虑到未来能源使用的电能化以及智能设备大发展和电动汽车的快速发展，电能应用将有较大空间。2013年，我曾写文章预测2020年全社会用电量将达到7.5万亿千瓦，当时被认为是一个高得离谱的预测，但现在看来可能最接近实际。经过分析，我仍然维持2013年我对全社会用电量的预测，即2030年为11万亿千瓦时，2040年14万亿千瓦时。当时我预测，2050年将达到16万亿千瓦时，现在看来很难预测这个数值，主要原因是彼时电的用途与统计口径与现在有很大不同，基于能源电力安全和用户的特别需要，相当一部分电量会用于生产氢能或合成能源，电向能源的反向转换将成为常态，且由电能生产的电能源规模会扩大。

图3 1978-2017年中国电力消费弹性系数变化情况

判断5：电力发展约束将发生根本性变化，我国火电（煤电）机组的技术水平已是世界先进、甚至领先，污染控制技术也是世界先进技术，常规污染排放对空气质量的影响这个传统的制约电力发展的最大因素已经发生转变。同时，提高能源转换效率、减少水资源等消耗的空间也大大减少，电力行业将逐步过渡到碳约束和以碳减排为统领的节能减排新阶段。

现有的技术和经济条件下，常规污染物排放和有可能造成严重污染的重金属排放以及其他环境问题都可以得到较好的解决。进一步解决污染问题的思路是考虑投入与产出是否合算（这个“合算”包括了环境效益）。总体来看还是要科学合理地以环境质量要求为依据，以技术经济条件为约束，科学制定排放标准，科学开展环境治理。过度的治理和不顾条件的扩大某种技术的应用范围，对企业施加不合理的压力，对环境造成的副作用会加大，甚至得不偿失。

有人认为，单位GDP能耗指标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但在能源电力生产领域、钢铁、有色、建材等领域，为缩小这种差距而采取强度节能已经几无空间，降低这个复合性指标要在“分母”上下工夫，即在经济结构上下工夫，而不是持续加大投入实施节能改造。

判断6：电力生产和输送布局由大范围资源优化配置（如西电东送），逐步过渡到大范围资源优化配置与分布式、就地平衡并举，再发展到以就地平衡为主，但大范围优化配置清洁低碳电力，仍然是中国能源战略安全和资源综合优化利用的重要选择。

第二产业发展仍然是我国未来最大的用电领域，而第二产业布局不仅受能源需求的制约，也受其他资源和地域的制约。同时，由于中国清洁能源分布的特点，以及未来电能与其他能源（如氢）之间互相转换和与其他资源的优化匹配，也需要有大范围资源优化配置电力的能力。

判断7：电力系统运行模式发生根本性变化。随着能源电力转型持续推进，能源侧、电力生产和供应侧、电力需求侧这三方面的融合度不断加大，形成的新能源发电、分布式电力系统、储能储电、综合能源服务的部分不断扩大。电力需求侧管理（DSM）将逐步过渡到需求响应（DR）阶段，再过渡到供需耦合的阶段。此阶段，非水可再生能源发电将成为电力、电量的主体，且与核电、大型水电、气电、煤电、分布式电源、储电等共同构成多元化的新型电力系统。

在传统电力管理模式中，体制背景是计划经济或者以计划管理为主，电价由政府完全控制到重点控制，技术背景逐步发展到自动化、信息化阶段。在供需耦合阶段，体制背景将是以市场经济为主体，除极少部分电价由政府控制外，基本上以市场确定，而技术背景进入到“云大物移智”阶段。电力需求侧管理、电力需求响应与电力供需耦合的发展发生变化（图4）。能源电力转型使得能源侧、电力供给侧、电力需求侧之间逐步加大了融合，形成了新的业态和不同的商业模式，传统的较为清晰的行业界线变得模糊了，必须有新的制度加以规范，使生产关系符合生产发展的要求。

图4 电力需求侧管理、电力需求响应与电力供需耦合发展变化

判断8：储能储电决定能源及电力系统转型的进程和形态。储能将快速、大规模地在电网侧、发电侧、用户侧全面发展，对于保障电力系统稳定，促进能源低碳转型，促进全社会低碳发展起到关键性作用。

储能的发展不仅解决了可再生能源发电、上网及消纳问题，而且对于提高核电、煤电机组的可靠、经济运行都将发挥重要作用，从而进一步减少煤电装机容量，或者促进加快淘汰高碳排放的火电机组。多种储能的快速发展，由于具有替代性，需要政府部门和企业对火电机组的灵活性改造进行理性考虑，防止大范围的“一刀切”，从而降低机组的高效性能。

动力电池储电的快速发展，由于其快速放电特性，将大为改善电网的调节速度的电能质量。当有较大规模的动力电池储电用于电网调节时，对于推进电网系统和整个电力系统的运行模式具有本质性影响。图5为电网、电源与用户的关系及储能主要应用图，电网侧、电源侧、用户侧都可以储能（电），但功能不同。与此同时，储能空间是一定的，尽管储能发展可以扩大用户的范围，但储能之间具有互相替代性，因此应当统筹考虑储能发展问题。

图5 电网、电源与用户的关系及储能主要应用图

判断9：电动汽车将持续快速发展，与电力系形成深度互动，尤其是智能电动汽车与新型电池、充电设施的互动性推进，将促进社会生活方式的重大变革，也将进一步促进电力系统加快向供需耦合的方向“进化”。

判断10：电力系统将不断演变，2025年左右我国电力将是以智能电网为基础的电力系统；2035年左右将是以智能电网为核心、能源互联网为基础的能源系统；2050年左右，将是与其他能量、物质、交通、信息高度融合的综合性系统。新电气化时代将成为新时代的主要标志。

以上十个判断，粗略预计了能源电力转型的近、中期特点，以及转型高级阶段初期电力系统的形态。能源电力转型是一个既快速而又漫长的过程，对此要有充分思想准备。快速，是指多项技术发展之间相互促进而产生的巨大复合效应和物理形态往往远超人们的预期。泛在互联网、5G通讯、新能源发电与智能电网、电—能双向储转、智能电动汽车、智能制造等技术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大规模应用在技术上有望很快实现。漫长，是指巨大能源系统转型需要一个过程，且这个过程并不会一帆风顺，不仅会受到技术瓶颈的制约，更受到不同利益集团导向所构成的生产关系制约，还有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稳定形势的影响。十大趋势是从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角度所做出的思考。历史将再次证明，能源电力转型将改变世界！

对“十四五”能源规划编制的建议

首先，对过去尤其是“十三五”能源类规划执行情况进行评估，促进对“十四五”能源规划编制本身进行改革。要敢于破除传统的、不适合新时代发展要求的规划框架，如进一步减少规划层次、优化规划内容。

其次，更加重视能源各个方面的协调性。把重点放到能源综合规划上，尽量采用自上而下形成综合能源规划统领下的多种能源子规划相互衔接的整体规划方法，力求避免采用自下而上使能源综合规划成为其他专项能源规划的简单叠加的方法。

第三，加强高质量发展要求下的能源指标体系研究，使能源规划由品种、数量的平衡型规划转向能体现高质量发展的“要素”提高型规划。因此，规划应重点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即以解决当前的突出问题和“十四五”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为主要载体。

第四，在“四个革命”和“一个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坚持目标的统筹协调，而不是将“清洁低碳、安全高效”割裂开来。同时，考虑到经济社会能源转型的大背景、大潮流，“十四五”规划中应当补上以减“碳”而不是减“炭”为核心的“低碳”发展“短板”。如在确定指标体系及具体目标时，应当压实碳指标。

第五，淡化规划中能源数量平衡内容。当前全球一体化和中美关系不断发生变化，以及“一带一路”深入推进，经济社会的发展等各方面变化迅猛，规划实施中能源总量或者不同能源品种结构的变化与实际不符，这恰恰反映了它的正常性。因此，过多拘泥数量平衡是没有意义的。

第六，强化政策的引导作用。在能源安全底线思维下，淡化了数量平衡后，要有调整能源数量的政策工具，注重通过市场机制发挥政策调控的作用。要说新规划与传统规划的最大区别，应当是政策的作用更加直接和重要。过去主要是通过计划手段实现规划目标，在新时代的条件下，多数情况下这种手段难以发挥作用，规划目标的实现主要靠政策导向。

（编辑杨利红）

¨ 本文中的“十大趋势”内容在2019年1月3日首次发表在《中国能源报》。

* 王志轩，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专职副理事长。

[1] 此图由王志轩2009年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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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抗疫中的志愿者群像

2020-07-21 10:27:20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在全国各地蔓延，全国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一心、同舟共济，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演绎了一曲可歌可泣的民族战歌。

在湖北武汉抗击疫情的前沿阵地，那些勇敢的护士、医生和志愿者，那些兢兢业业的小区工作者、警察、记者、建筑工人以及千千万万普通人，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下了至为宝贵的时代记忆，这是人民的记忆。

记录疫情的志愿者：抗疫援助中的影像力量

在新型冠状病毒肆虐的庚子之年，每一个普通人都在感同身受着关于疾病乃至人类社会未来的惊惶与恐惧、失落与无助，其中亦不乏抗疫时刻燃起的逆境中重生的爱心与希望、乐观与幽默。手机与移动互联网的革命赋予了人们以影像对抗遗忘的权力，疫情期间，无论是平凡人日常生活的画面，还是来自抗击疫情一线的照片，个体的影像叙事汇聚成铭记这个特殊时刻社会真实与鲜活瞬间的具象化文本。

由一个整理辟谣信息的石墨文档而组织起来的“A2N”志愿小组（Anti 2019-nCoV）发起了一场名为“明天的记忆”的在线摄影展作品征集活动。两个多月的时间内，7次在线摄影展、近百组图片，记录着平凡人冷暖悲喜交织的记忆——儿女仅能在“封闭式”管理的小区门口探望老人，母亲为两月未剃头的父亲打理头发，物资运送志愿者趁着工作间歇躺在纸箱上打个盹，阳光下三两个挂在枝桠上的不舍得丢弃的旧口罩、空无一人街道上坚守岗位的环卫工人、北京雪夜里在简易帐篷中值守的大学生志愿者……待疫情稍有好转，人才市场上人头攒动着，人们已开始思考着明天如何生存；河边有零星几个人戴上口罩来洗衣，在所有烟火气都静下来的日子里，人们平静地等候春天。

参与摄影征集活动的一位志愿者说：“A2N使我意识到个人力量的价值，这是一种‘个体不应隐身于宏大叙事’的价值，是个人在社会大公益背景中的价值。”摄影并不依赖于文字，但影像却蕴藏着文字无以企及的力量，它化解误会，弥合分歧，让相隔万里的人们跨越山川来相见。成千上万志愿者在这场抗疫行动之中以微火汇聚成燎原之光、以水滴汇流成江河湖海，来自亲历者的影像是人们在疫情中与个人心灵的直接对话，它使我们重新近距离关注自身与周遭，获得一种积极看待世界的方式，最终融入集体记忆的罅隙中。

为遏制疫情蔓延势头，全国各地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举国上下采取停工停学措施，此时多部影视剧的拍摄也只能暂停，导演邵进的拍摄团队便是疫情期间不得已留守在疫区武汉的剧组之一。因剧组此前曾去武汉同济医院拍摄，该团队130多人在酒店进行了自我隔离，加之酒店确诊的两例新冠肺炎患者，其中一例在发病48小时后离世，在这样的极度焦虑中，邵进慢慢学会和眼下的困境相处。他深受入住酒店的支持湖北医护人员剃头举动的触动，用剃须刀片给自己剃了个光头。随后他成为一名志愿者，加入到疫区救助的行动中，利用自己的人脉资源，发起向一线医务工作者募捐1万份自热米饭的倡议；在运送物资的途中，他帮助一位爬到大桥栏杆上想自杀的女孩解开心结，并欢迎她加入到志愿者团队中。

邵进坚持着每天做饭时拍一条小视频记录疫区生活，这成为远方的家人朋友了解他境况的方式；在志愿工作过程中，他搜集和见证了许多真实的故事，如一位并未入选前往抗疫一线的医生辗转来到武汉加入志愿医疗队，如一位女性志愿者自己与丈夫和小孩隔离开、每天为小区的疑似患者送菜。作为影视工作者，他酝酿着创作一个新的剧本，想找到一个合适的方式，将这些故事串在一起，他坦诚地说：“可能它不是什么大片，也不会拿什么奖，不会有多高的票房，但我想记录下来，再过十几二十年，把它拿出来给孩子们看，告诉他们，我们曾亲身经历过这样一段历史。”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肆虐，每天仍有许多生命逝去，时代的雨滴打在每一个人头上，数字背后是具体而鲜活的人，是陷入窘境的人，是奋力求生的人，是希望能在危急关头助上一臂之力的人，影像的力量便在于照见他们的同时，也让我们看到自己，它体恤苦难，允许脆弱，也唤起人们的勇气、尊严、幽默、从容与力量。

前线奉献的志愿者：以平凡成就伟大

在疫情中甘于付出的志愿者都是平凡的个人，在社会上扮演着平凡的角色，有的是司机，有的是理发师，有的是企业主，有的是快递员，有的是退休工人，有的是学生……在灾难面前，他们默默承担着平凡的工作，或是帮助病人联系车队，或是为独居老人送菜，或是为医务人员理发，或是运送物资，或是提供心理咨询，或是代喂宠物……他们也害怕病毒，会本能地担心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但是责任感和担当意识让他们走上志愿岗位，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正是这些平凡的付出和奉献，成就了不平凡的事业。

有些志愿者怕家人担心，背着家人“偷偷”参与志愿活动。住在汉口的玲姐，疫情爆发初期就偷偷接下汉口某个区域入户喂养宠物的工作，她跟负责人打电话对接工作要避开丈夫，出门帮喂宠物被子女发现，怕子女担心只能撒谎说是去取快递。有的志愿者瞒着家人承担配送物资的任务，同在志愿者群的女朋友担心他的安危不让他出门，他无奈之下要求群主将女朋友踢出群。国内首个启动临床试验的新冠疫苗开始招募志愿者进行人体注射实验时，两个刚上大学一年级的女孩瞒着父母参加了实验。

志愿者也会担心自己和家人的安危。免费为医护人员理发的志愿者表示：“刚开始做志愿活动的时候非常小心，不敢轻易开车门，车窗从来没打开过，到了地方就下去干活，回来的时候还会用酒精喷一下车门把手”。武汉民间抗疫志愿者联盟的成员伍杨说，自己做志愿者心理压力很大，怕因为自己导致家人感染病毒，每次回家进门之前，消毒工作从头到脚，到鞋底都不放过，感觉呼吸道都被消毒了。进门之后洗头、洗澡、洗脸、洗耳朵、无数次洗手，吃饭睡觉都和家人分开。两个小孩很黏自己，每次见她回来就喊“妈妈，妈妈，回来啦”，但也只能跟孩子说“你们离远一点，不能亲，不能抱，不能碰”，两个孩子很失望，觉得妈妈不喜欢自己了。

一些运输志愿者因为责任感而来。他们既要跑车，又要帮忙搬货，工作一天手都抬不起来，比上班累多了，被问到为什么还要来，他说：“我是有A照的人，本来武汉封城司机就很少，我不开谁开？” 武汉一位发型师Johnny受疫情影响两个月没有收入，每月还要还8000元左右的房贷和车贷，外加理发店房租，但他志愿给医护人员理发，很多人问他为什么不收费，他说：“人家是拿命在拼，我们怎么好意思。”朋友问他为什么要冒风险做志愿者，他说：“国难当头，匹夫有责。”看到武汉招募新冠疫苗志愿者的启事，身为独生子女的周廉卜立刻报名，他说：“作为一个武汉人我义不容辞。”一位加入志愿组织，把自己的美容院门店作为临时仓库和办公点，经常忙到崩溃的普通市民说：“想让困在家里的人知道，武汉不是没有救，不是没有人管。”

志愿者做出了很多牺牲，他们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常常要到凌晨才能休息。武汉传媒学院大四学生Summer从武汉封城那天起，就成了一名在线志愿者，他说做在线志愿者比之前学习和工作的强度都要大，每天微信都会收到三万多条消息，只有把当天的事情处理完，才能安心睡觉。最晚的一天，晚上10点有三个患者同时求助，直到凌晨3点40分才休息。发型师Johnny疫情爆发后加入志愿者团队，为医务人员理发。志愿服务第一天是为海南医疗队和陕西医疗队200名左右医护人员理发，七、八个理发师从早上八点多一直剪到凌晨一点半。最多的一天，Johnny一个人为80多名医护人员理发。外出工作的志愿者需要穿防护服，防护服很闷，冬天冷又不能不穿棉袄，忙起来一身汗又不敢脱，只能让汗自己干。全副武装的志愿者午饭要么简单吃点面包、方便面，要么不吃，担心摘下口罩被感染。民间抗疫志愿者联盟中负责物资和医务人员运送的志愿者，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出门，到晚上十一二点才能回家。为了不浪费自己一身的防护装备，多做一点事情，他们基本上一天都在路上跑，需要上厕所只能去公共厕所，由于衣服穿脱麻烦，又怕传染，很多司机都选择憋着，“我膀胱要炸了”，这并不是开玩笑，是真的。

就是这样一群互不相识、来自四面八方、各行各业的人聚在一起，彼此信任，为着同样的目标努力着，延续着希望，给那些被疫情折磨的人带去帮助、带去温情、带去慰藉。他们会崩溃、自责于自我渺小、能力有限，不能保证所有的努力都有效，不能救护所有的人，但千千万万个他们聚集起来，成就的是伟大的事业。

特别的志愿者：新冠疫情中的自主动员

区别于由政府和小区组织的志愿者群体，正在国内的海外留学生中的志愿者是自发组织形成的，并展现出了极为惊人的社会责任感和高效率。来自澳洲的莫纳什大学留学生北林说：“在北美和欧洲的同学们迅速发展起了一整套的志愿者组织，他们快速地向内地进行了价值上千万美元的援助。”

除了北林提到的物资和资金的援助，海外留学生志愿者把非常多的精力投入到信息的收集、发布以及宣传工作中去。“科普疫情知识和预防方法；采集和汇总求助信息，由有医学、社工、心理学的志愿者为尚未住院的患者及家属提供医学答疑和帮助，给一部分患者提供制氧机，联系小区，帮助患者可以尽快入院；收集和更新武汉及周边县市的床位信息、可以做核酸测试的医院和测试流程；给武汉留守孕妇们提供医院信息和说明；征集当地志愿者，提供、交换供需信息，运送医疗物资，接送医护人员和患者；制作疫情相关的海报等。”来自美国湾区的留学生陈恕行总结道。

留学生志愿者的工作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国内由于人手、物资紧缺和客观环境相对严峻所造成的志愿者工作的不足之处，这与海外留学生通过实时通信设备和交流平台，迅速完成自我动员和组织的高效率是分不开的，留学生们在组织层面的努力最终也成为整个抗疫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北林发现：“各个志愿者团队基本已经形成了一个超大的圈子，热心于帮助他人的人们互相吸引，聚集到了一起。”与此同时，国内的许多组织和社群也与留学生们展开合作，在信息集群与散布工作上通力协助。

不过，留学生的自我动员仍然存在问题，北林认为相较于欧美平均年龄较高的留学生群体，澳洲学生“能力水平分散，更如一盘散沙。”其中有能力者往往会参与中国本土或是欧美的志愿者群体，澳洲留学生的社交网络相对不完善，志愿者动员能力较差。另一方面，北林也认为在这次疫情救援的过程中，很多志愿者群体存在着“资源、人才被严重浪费”、“信息不公开不透明”、“某些人追求个人成就和名誉”的问题。尽管包括留学生在内的自发组织的志愿者在这次抗击疫情中发挥了非常巨大的作用，但不可忽视的是，我国社会力量的组织和协调水平整体上还有待提高。

除了留学生之外，国内的残疾人群体也是自主动员的优秀志愿者群体。武汉的一名成骨不全患者余静非常热心地参与到帮助别人的志愿活动中来：“这几天我也在积极联系媒体朋友为残障群体发声，以期获得社会的关注以及必要的支持。我想，除了照顾好自己之外，我还能多做一点的事情。”

由于身体条件的限制，许多残疾人没有办法投入到线下的志愿活动当中，即便如此，还是有许多人发挥自身能量，像余静那样投入到在线信息收集与分发工作中。也有许多残疾人成为了线下志愿活动的一分子，疫情期间，湖北省黄石市有数百名残疾人加入志愿者行列。卫国平尽管下肢残疾，还是主动为居民送餐送药。黄石居民陈耀模感慨道：“没想到，我一个‘外来户'初来黄石，疫情期间照样有饭吃、有衣穿，生病了，还有人代购药品。”

作为无法完全参与到抗疫一线工作的群体，留学生和残疾人都积极展开自我动员和组织，参与到志愿服务中来，这为疫情期间的公共服务体系和志愿者体系进行了补充，切实为各地居民和患者提供了有效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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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项目“武汉抗疫亲历者口述史研究”（项目编号G2004）的研究成果。

* 王润泽，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邓洁、郝红菊、王汉威，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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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疫情中基层社区的高效动员能力

2020-07-21 10:25:50

2020年初，全国各地相继暴发新冠肺炎疫情，湖北武汉成为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最前线。全国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团结一心、同舟共济，在这场战“疫”中书写了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新篇章。

回顾武汉抗疫的历史，社区动员将防控重大疫情这一社会目标转化为每一位基层社区成员广泛参与的社区行动。在疫情防控的实践中，社区动员使得基层社会共识得以形成，从而在短期内汇集资源，在防控重大疫情、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上发挥出重要作用。

在当前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下，继续发挥重大疫情中基层社区的健康“守门人”功能具有迫切的必要性。要在总结武汉抗疫期间的战“疫”经验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以基层社区为基础的重大疫情防控体系，筑牢疫情防控的第一道防线。

高效的基层社区动员是防控疫情第一道防线

新中国成立70多年以来，厚植我们党执政的群众基础，一直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执政使命的必然要求：不管是在抗日战争年代的枪林弹雨里，还是在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建设中，我们党始终拥有高效的基层社区动员能力。在武汉抗疫期间，社区工作者依照疫情发展状况，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社区动员，支持居民参与，将广泛动员和精准动员相互结合，形成了联防联控、群防群治的工作机制，同时鼓励部分居民参加志愿公益服务，确保了基层社区内的信息传递、居家隔离与生活物资保障。

高效而可靠的基层社区动员首先体现在其动员方式的科学性上，社区工作人员能够根据疫情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提高社区成员对疫情的警惕性。在疫情防控的初始阶段，基层社区进行广泛动员，使得社区成员的警惕性能够迅速提升，形成人人参与的局面；在疫情防控后期，需要精准动员，鼓励符合条件的部分居民参加志愿公益服务。在具体的工作中，社区动员的方式和方法有很多，一方面，可以借助邮件、告示、电话、网络平台等方式进行宣传，另一方面，需要协助开展医疗救治、社区封闭管理、入户排查等工作。

武汉疫情进入新的阶段后，有些疫情风险较高的基层社区迅速做出反应。武汉百步亭社区某医疗服务中心值班医生表示，就在“万家宴”举办后不久，他们收到通知，要求发现发热、发烧、咳嗽的病人要及时向社区医院汇报。一位此前曾参与“万家宴”的志愿者也感受了前后的变化。“万家宴”当天正值小年，她们一家还在周围餐馆聚餐，但这几天餐馆已通过电话通知她们退订预约的年夜饭。

在疫情防控基础较为薄弱的农村地区，信息传递的畅通直接关系到村民的生命与健康。新洲区位于武汉市和黄冈市之间，有“中国建筑之乡”之称，全区有十几万人在武汉市乃至全国各地从事建筑行业。自1月23日武汉市宣布封城之后，新洲区的各村镇迅速反应，动员人力进行疫情防控。新洲区邾城街道办事处下辖的某村村支书刘明表示，一旦发现从武汉回来的人员就会组织入户调查，检查他们是否发烧、体温是否正常，这些信息每天都要上报。

高效的基层社区动员能够充分结合强制性动员与自发性动员的优势，一方面牢牢依靠行政力量进行组织动员，另一方面鼓励社区成员热心集体公益，进行自主动员。在疫情防控中，“组织动员和自主动员的结合形成良性互动的应对机制，可以确保动员的力度”。[①] 基层社区既要组织干部下派、力量下沉，落实党员“双报到”制等，也要充分理解社区积极分子的心情，协助进行志愿者招募与服务，安排志愿者参与物资筹集与分配、信息收集与传递等工作。

基层社区动员首先应明确主次，组织动员受党和政府统一管理，具有强制性。重大疫情的防控相对特殊，需要行政力量统一协调医疗资源、提供专业的指导意见。以行政力量驱动的组织动员为主，自主动员为辅，减少自主行动的盲目性。在这种情况下，基层社区有必要将社区自主动员纳入政府组织动员的轨道，吸收社区的积极力量。

春节假期，湖北省东部大别山区某镇干部李波一直在镇政府加班，他们整个乡镇的工作人员这段时期也全部在岗，随时待命。李波所在的地区距离疫情中心武汉市有200余公里，车程三四个小时。随着武汉市的封城指令下达，疫情防控的指令迅速从省里传到武汉市乃至周边地市的各乡镇。腊月二十九，李波所在地区新冠病毒疫情防控指挥部就已下发指令，所有班线客运、公交、出租车停止运营。

基层社区动员还应明确分工，强化组织动员与自主动员的协调性，依托于社区居民之间的社会网络，将供需精准对接，解决信息收集与传递、物资调运与分配、社区封闭管理过程中遇到的困难，避免了不必要的浪费。在这个环节中，自主动员侧重对内动员，主张依靠志愿者自身的意愿、能力与社会网络推动疫情防控，与行政力量相辅相成。

志愿者服务充分调动了社区成员对公共事务的热心与关注，对疫情防控有积极作用。一个本打算去湖南办事的大连小伙误打误撞在武汉下了车，为了不露宿街头，他找到一份在医院隔离区打扫卫生的工作，成为奋战在抗击疫情第一线的志愿者。武汉抗疫期间，志愿者充分的自主动员，及时、有效地解决了人力短缺、信息收集困难、物资传递不通畅等诸多难题，提升了组织动员应对疫情的能力。

重大疫情防控中基层社区动员的举措和成效

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属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高效的基层社区动员能力引人注目，不仅形成了广泛的基层社会共识，还整合了抗疫信息与大量的物质资源，在短期内形成强大的合力。

首先，社区动员的首要目标是形成共同抗击疫情的基层社会共识，并据此转化为具体的社区行动。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公众不得不打破往日的生活习惯，出门必戴口罩、回家及时洗手，较长时期限制出行等预防手段势必会影响到人们的日常生活。这些应对成本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人们采纳预防保护行为的意愿。面对这一问题，基层社区动员需要通过告示、邮件、电话和网络平台宣传等方式，形成牢固而广泛的基层社会共识，从而将疫情防控这一社会目标转化为社区成员可以共同参与的具体行动。

其次，社区动员可以高效、迅速整合抗疫资源，在满足物资供应和信息流通的同时，避免不必要的浪费。

组织动员与自主动员的密切结合，可以有效解决物资筹集与分配、信息收集与传递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一方面，基于行政力量的组织动员具有强制性，对外动员效率高、能力强，可以迅速集中海内外抗疫资源；另一方面，依靠社区积极分子自身意愿与能力的自主动员，在基层社区的渗透力强，能将供应与需求关系精准对接。这种组合形式既能保证物资供应充足、信息传递流畅，又能很大程度地避免了抗疫资源的浪费。

第三，基层社区的应急动员释放了社区面对重大疫情防控的潜力，在短期内形成应对疫情的强大合力。

重大疫情防控中基层社区的应急动员具有紧迫性，往往会采取非常措施，建立类似战时状态的指挥体系，动员方式是运动式而非流程式。这种基层社区的应急动员方式特殊，会对个体实施预防保护行为产生显著的影响，其意义在于凸显了社会环境因素对人们采纳健康行为的影响。在新冠肺炎疫情中，高效的应急动员不仅可以迅速提升社区成员实施预防行为的意愿，还能够直接作用于社区成员预防行为的实施。

总的来说，在疫情发展的不同阶段，人们对疫情的重视程度是在变化的，高效的基层社区动员恰能从这一实际出发，组织不同类型、不同方式的社区动员，进行重大疫情的防控。在基层社区推行社区动员的过程中，社区成员的态度在促进人们实施行为方面具有明显的作用，社区需要广泛宣传动员的正面效益，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使广大社区成员能够充分理解到社区动员的好处，进而才能形成广泛的基层社会共识，发动充分的公众参与，以此支持社区行动的实施。

重大疫情防控中基层社区动员的经验和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要研究和加强疫情防控工作，从体制机制上创新和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举措，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水平。

一是始终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为广泛动员一切力量，提供了有力的政治保证和组织基础。在重大疫情防控的具体实践中，党的领导优势和组织特征是做好各项工作的保证，是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的保证。

二是特别重视基层社区的应急管理能力，以村委会、居委会等基层社区为基础，健全国家重大传染病疫情应急管理体系。对基层社区的建设不仅要提高疫情预警能力，注重发挥在应急动员工作中的导向和激励作用，更要牢牢依靠群众的力量，提升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在组织动员社区成员的过程中，基层社区既要考虑到疫情的复杂性和阶段性特征，如不同阶段的传染风险、医疗救治、信息传递与物资保障等，也要对社区成员个体的差异性予以充分考量，如性别、年龄、职业技能、健康状况等。因此，基层社区动员不仅应根据实际情况和实际需要进行动员，还应根据疫情的不同阶段、成员个体的不同特征进行划分，避免加剧疫情扩散，避免过度动员。

三是协同推进基层社区动员，鼓励将广泛动员与精准动员相结合，应急动员与常态动员相结合，组织动员与自主动员相结合。新冠肺炎是一种传染性较强的疾病，具有复杂的感染途径，基层社区内部联系密切，更要做好彼此的防护，才能最大程度避免聚集性疫情的出现。在传染病流行期间，每个社区成员的行为对于疫情的防控至关重要，密切接触和人员聚集很容易造成疫情的扩散。然而，基层社区动员的对象不是整齐划一的铁板一块，而是存在着个性化、细分化的群体。对于某些社区成员而言，适度的恐惧诉求或许有效，但对于另一些人而言则收效甚微。因此，基层社区应采用差异化的策略，将多种方式相结合，因人而异进行社区动员。

四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提升基层社区在防控外部疫情输入层面的预警能力，加强疫情防控的国际合作。面对境外新冠肺炎疫情的实际情况，基层社区有必要在行政力量的帮助下，积极与国际社会开展合作和信息交流，完善多部门沟通与协作机制，强化基层社区的预警能力，防控境外疫情的输入。在保证社区成员安全的前提下，基层社区应成立专门小组，掌握社区内出入境人员的基本情况，共同应对境外疫情输入带来的压力，共享人员流动的数据和信息，筑牢基层社区这一疫情防控的第一道防线。同时，上级行政部门应利用现有国际机制推动疫情防控的各地区合作，为基层社区提供专业性指导，及时发布境外疫情的信息，严格防控入境人员和物资向基层社区流入。

五是提升社区成员素质，重点培植社区动员能力，培养居民自觉防疫的意识。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社区成员的预防意愿和行为不仅可以直接作用于预防行为的实施，还间接影响了基层社区疫情防控的效果。对于基层社区疫情防控的具体工作而言，外在的结构因素固然重要，但内部的条件才是改变社区成员认知行为的关键要素。因此在未来的基层社区动员中，社区工作应该多设计一些有利于唤起社区成员信心的具体内容，多采取一些激发社区成员潜能的健康干预手段，推动广大社区成员自觉自愿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编辑季节）

¨ 本文为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项目“武汉抗疫亲历者口述史研究”（项目编号G2004）的研究成果。

* 王润泽，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徐诚，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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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转向新的阶段

2020-07-21 10:22:05

中美关系，错综复杂，但只要抓住“纲”，就会一目了然。中美关系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遇到的最重要的国家关系，我们要紧紧抓住中美关系的本质特征。中美关系对中国社会将产生全面和深刻影响，在中美博弈斗争中，中国面对可能发生的法律围剿风险，需要国家意志和法律思维。

中美关系从“战略合作伙伴”转变为战略竞争对手

一、中美关系从“战略合作伙伴”转变为战略竞争对手，具有几个基本特征：第一，从部分合作转向多方面博弈；第二，矛盾冲突逐步升级；第三，中美博弈军事冲突的风险逼近；第四，中美关系的变化直接关系中美两国的国家命运。

美国白宫于 2020 年 5 月 20 日发布的《美国对中国战略方针》全面公开把中国作为最主要的敌人。美国提出，这是社会制度和价值观的斗争，实际上是美国及其盟友捍卫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美国的立场是，不惜代价，打垮中国，决不允许中国崛起，超越美国。中美博弈是一场持久战。最终取得胜利的一方，取决于国家意志和人心向背。

二、中美之争和历史上“老大老二之争”具有不同的本质和特点，也不是西方学者所称的“修昔底德陷阱”。历史上，美国在与英国、德国、日本、欧洲的斗争，都是通过政治和经济手段打垮对方。只要对方心甘情愿做小弟，斗争就会从激烈转为和缓，甚至长期和平共处。美国对苏联，则是从内部进行和平演变，“五马分尸”，肢解苏联。美国对中国，则是全方位打击，穷尽一切手段，不把中国打垮决不罢休。

纵观中美关系，美国几十年来一以贯之的战略，是全面遏制中国崛起，通过各种方式，包括和平演变和全方位公开打压，改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由此，中美关系的本质，不是老大老二的经济关系，而是两种社会制度，两种发展道路，两种发展模式的博弈。中美关系已经转向新的发展阶段，已经从和平演变，上升为全方位打压中国，开始显现不惜代价的“亚战争状态”。

三、美国的本质是帝国主义。列宁说，帝国主义的本质是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美的矛盾已经不是中小企业同大型企业、技术落后的企业与技术先进的企业进行竞争。正如列宁所说，“现在已经是垄断者在扼杀那些不屈服于垄断、不屈服于垄断的压迫和摆布的国家和企业了。”[1]长期以来，很多善良的人们，忽略了美国的垄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这个本质。中美关系发展到这个阶段，美国的一切不靠谱、不讲理、长臂管辖、霸凌主义，种种疯狂都是其本质使然。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美国是垄断的资本主义；寄生和腐朽的资本主义；霸权的资本主义；垂死的资本主义。“美国第一”和“美国优先”都体现出美国霸权和垄断的帝国主义本性。

四、中美关系将处于长期缠斗状态。中美在合作中有打压，打压中有合作。美国打压中国的形式将更加多样化，打压的手段更加赤裸裸。打压的频率将更加密集。美国对中国全方位打压的“亚战争”状态将成为中美关系的主要方面。

五、对美国政治制度本质的再认识。第一，“美国第一”的概念，几十年来没有改变。美国要中国长期屈居全球产业链条的低端位置，成为美国的附庸；美国使用种种打击手段迫使中国放弃“中国制造2025”计划，以消除对美国的经济霸权、金融霸权、军事霸权、科技霸权，政治霸权的任何潜在威胁。第二，世界新冠疫情给中美关系激化提供了催化剂。美国的所谓群体免疫，是典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是资本至上的典型表现。美国甩锅抹黑中国，不仅是美国转移目标的斗争手段，而且是帝国主义本质决定。第三，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退群”和单边主义，特别是世界疫情的爆发，加速了从全球化到逆全球化、区域化的世界格局多层次变化。但是，我们决不能据此认为美国是在“退却”，本质上是美国意图将中国与世界经济割裂开来，阻止中国融入世界市场，以维护美国在国际事务的主导地位。事实上，世界经济秩序仍然是在美国的主导之下。第四，中美博弈将会全方位展开，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舆论战、资源战、法律战和军事战等，无所不用其极；甚至可能掐断中国的资源通道，扼住中国发展的咽喉。美国在时机成熟时，也不会放弃运用法律战对中国进行打击，因为这是成本最低，操作性最强，对中国经济直接损害最大的斗争手段。第五，中美博弈将是长期的斗争，最终胜负取决于两个国家的内功：制度优势和人心所向。所以，美国会抓住一切时机，对中国在舆论上、经济上、政治上进行渗透和分化，软的一手和硬的一手会交替使用，甚至同时使用。对此，我们一定要有充分思想准备。

中国正在进入新的战略调整期

世界疫情无情地催化了所有国家的内在矛盾，催化中美斗争加速表面化、激烈化，并对中国社会产生全面和深刻的影响。它促使我们对西方治国理论的反思，对“小政府大社会”的反思，对自由经济的反思，对西方三权分立民主化的反思；另一方面，也让我们更深刻地体验到中国社会制度的优越性。这次中国武汉成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全国各省市支持武汉抗击疫情，42000多名医护人员，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这些医护人员全部来自公立医院。中国发展经济不是为了满足GDP指标，而是为了满足人民需要。

中美关系转向新的发展阶段，促使我们更加重视研究美国、向美国学习先进的东西。中美两大经济体对世界的影响十分巨大，中美关系仍然是中国优先考虑的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美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金融等方面还占有很大优势。只有敢于研究自己的对手，善于向自己的对手学习，才能真正变得强大。

海外市场大洗牌，是危机，更是机遇

一、对中美博弈要有清醒认识。我们现在很多人对于美国对中国政策的本质转变，美国将在何种程度、采取何种手段打压中国的认识，还没有脱出“美国是讲道理”的思维定式。特朗普上台以来，退群、脱钩、围剿、另起炉灶，战略轨迹非常清晰，体现了坚决打垮中国的决心。特朗普对中国的战略一以贯之，斗争策略是“扮猪吃虎”，以不靠谱的表象蒙蔽了很多善良人的眼睛。

二、中国海外市场将面临大洗牌。中美“硬脱钩”，已是美国的既定方针。“硬脱钩”将是一个长期过程。当然中美经济硬脱钩对双方都会产生很大伤害，但美国决策者更偏重政治的考虑。他们认为，目前世界经济一体化为中国提供了崛起的机会，为了遏制中国，美国显然企图另外建立一套体系，将中国排斥在世界市场之外。美国要不惜一切遏制中国发展，要将中国海外市场生产链条断裂，海外经济的政治风险和经济不确定性加大。海外市场将受到巨大损失，但目前国内市场规模还很不够。我们要下大力量建立国内经济循环圈，“旧力将尽，新力未生”，要准备过一段时间紧日子。

三、中国将建立“双经济循环圈”，抓住创新模式的历史机遇。中国经济要健康有序发展，应该研究建立“世界经济循环圈和本土经济循环圈，双经济循环圈，相互契合、滚动发展”的创新模式。如果过于偏重世界经济循环圈，我们的生产链条将会越来越长，越来越分散。在国际竞争的大背景下，政治风险和经济不确定性将会日益增强。只有充分利用本土经济循环圈和世界经济循环圈的优势互补，最终建立“双经济循环圈”，我们才能进退有据，不畏风险。

夺回中华文明在意识形态的主导权

中美斗争，是制度之争，道路之争，是国运之争，也是意识形态之争。美国政府文件也明确表示，中美之争“是捍卫资本主义制度和价值观的斗争”。一个民族存在的本质特征是民族文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经济振兴是基础，精神振兴才是灵魂。所以，中美斗争的新阶段，我们要发扬中华文明在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主导权。

在中美斗争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必然要和西方价值观“脱钩”。多年来，国内热衷传播西方文化，其中很多因素实质上是西方殖民文化。我在承办捍卫狼牙山五壮士名誉案之后，曾积极呼吁尽快制定《英雄烈士保护法》，而相关学术界就是否应当制定英雄立法问题，两种观点针锋相对。反对以英雄立法保护英雄名誉的主要观点是：第一，对全体公民不公平；第二，破坏了好不容易形成的社会民主氛围；第三，将会撕裂社会舆论；第四，绝不会被西方强国所承认；第五，严重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我当时表示：用法律保护本国英雄名誉，是世界各国的通例；美国是利用多部法律保护本国英雄的国家。俄罗斯在前苏联解体后，痛定思痛，也制定多部法律保护俄罗斯的革命英雄。反对用英雄立法保护英雄名誉的主张，居然被某些人鼓吹为“西方民主文化的精髓”。某些“公知大V”在中国传播的所谓西方文化，实质上并不是西方文化的优秀内容，而是西方的殖民文化。

中美斗争新阶段，也为我们提供了改变社会奢靡风气的历史机遇。我们全国上下都要有过一段紧日子的思想准备。我们要再次提倡艰苦奋斗，绝不允许骄奢淫逸的社会风气弥漫于我们的社会空气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我们艰苦奋斗；中国要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仍然需要艰苦奋斗。

法律围剿的风险时刻存在

一、美欧法律围剿的风险，随着中美斗争形势时隐时现。我们一些人士认为，美国起诉中国根本不可能，因为违反了“国家主权豁免”原则，甚至根本不会立案。实际上，国家主权豁免论在美国司法制度中根本不算什么。美国的司法专横和长臂管辖，可以为了贯彻美国的政治需要，扫清法律上的一切障碍。对中国的法律围剿是成本最低、直接打击中国的“剜心一刀”。法律围剿的风险时刻存在。

我们应该澄清一些认识误区：第一，认为美国起诉中国将违反国际法，南海仲裁案我们就不应诉，结果不了了之（其实，南海仲裁和美国诉讼完全不是一回事）；第二，美国起诉中国将违反国家主权豁免法，美国起诉中国根本不可能立案；第三，如果美国敢动我们的1万亿美债，我们也有反制手段，冻结美国在中国的资产；第四，历史上的美国疫情扩散到世界，没有受到追究。为什么现在美国要追究中国的责任？这些认识误区，源于对美国本性的模糊认识，需要国家意志和法律思维澄清之。

二、美国的思维，至少有以下几点：第一，美国将以国内法起诉中国。美国的理由有可能是，侵权行为在中国，侵权结果在美国，将以判例决定在美国的管辖权；第二，美国可以曲解和绕过主权豁免原则；第三，诉讼是民事行为，和美国政府无关；第四，执行中国海外资产，有法律依据，符合美国的法治原则；第五，美国惯常的司法专横和长臂管辖，可以扫清一切诉讼的法律障碍。所以，确实不排除美国在适当时机起诉中国，并执行中国海外资产。目前我国对可能发生的法律围剿风险的认识明显不足。

三、面对美国可能发起的法律围剿战，我们需要国家意志和法律思维。我们面对的法律围剿，本质上是政治战，是总体战。但是我还要强调，应对美欧法律围剿，首先是法律战，法律战是总体战之纲。

（编辑季节）

* 赵小鲁，北京律师协会监事会监事长。

[1]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人民出版社，2014年12月第一版，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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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10年中美制造业竞争态势及策略

2020-07-21 10:19:10

未来中美制造业竞争的影响因素

中美关系已发生实质性变化，美国对我国的遏制与打压将长期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只有深刻理解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才能更好地把握未来十年的中美经济格局，以及中美制造业的竞争态势。

自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美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都发生了明显变化。特朗普在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明确将中国和俄罗斯视为“战略竞争对手”，中美关系已经发生实质性变化。其原因，一是全球化浪潮带来的利益分配不均所引发的民粹主义在全球的兴起；二是中国经济快速崛起，经济总量接近美国，引发了美国的恐慌。

尽管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已经签署，但有理由认为，中美关系并没有实质性改善，未来美国对中国的遏制与打压将是长期的。

在先进制造业方面中美两国将激烈竞争

中美两国政府对制造业都比较重视，对于迎接新一轮技术革命浪潮的来临，两国政府都在政策文件中有所表述。这些政策愿景，勾勒出中美两国未来制造业发展的蓝图。

近年来，中国政府出台了有关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政策文件，推动制造业由大变强，为世人所知的《中国制造2025》规划，目前已形成“1+X”规划体系。对中美贸易摩擦突显的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和产业链安全问题，政府也给以充分重视。

美国近年来则寻求重振制造业，并大力支持先进制造。从奥巴马时期，美国就开始制定重振制造业的相关政策。如2009年的《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复兴与再投资法案》，2010年的《美国制造业促进法案》，2011年的《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2012年的《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计划》，2014 年出台《振兴美国制造业和创新法案》等等。特朗普上任以来则强调敦促海外制造业回流（特别是多次“喊话”要苹果公司产能转回美国）。

近几年来，美国围绕“美国制造计划”（Manufacturing USA）构建制造业创新网络，持续强化其技术创新能力和先进制造能力。

2017 年7 月21 日，美国第13806 号行政令《评估和强化美国制造业、国防工业基础和供应链弹性》宣布将对国内制造业提供战略支持。该命令特别强调了制造、产品供应能力与富有弹性的制造业供应链对美国的重要意义。

2018 年10 月，美国总统行政办公室发布了《美国先进制造业领先地位战略》报告。该报告分析了影响美国先进制造业创新和竞争力的9大关键因素，围绕“维持美国先进制造业的领先地位，以确保国家安全和经济繁荣”愿景，提出3大战略措施及目标[1]：（1）开发和推广新的制造技术，包含5 个具体目标:夺得智能制造领域的未来市场、开发世界领先的材料和加工技术、确保通过本土制造获取医疗产品、保持电子设计制造的领先地位、加强食品和农业制造业的机会。（2）教育、培训和劳动力输送，包含4 个具体目标:吸引并培养未来劳动力、更新并扩大职业和技术教育途径、推广学徒制并获得业界认可的证书、实现技术工人与所需行业相匹配。（3）扩大国内制造业供应链能力，包含4 个具体目标: 增加中小型制造商在先进制造业中的作用、鼓励制造业创新生态系统的建立、加强国防制造业基础研究、加强农村社区先进制造业的发展。

目前中美制造业格局的几个特点

从总量看，将是“东风逐渐压倒西风”。到2010年我国GDP超过日本的时候，中国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18.4%）已超过了美国（17.3%）；随后美国在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份额一直低于20%，而中国一直在上升，到2015年，已经占到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26.7%。在高技术产品出口占制成品出口的比重方面，中国也在2009年超过美国。

从结构看，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全球生产网络高度发展的今天，很难说一个最终产品到底是哪个国家生产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苹果公司， iPhone手机是在全球进行零部件采购与生产，最终在中国的富士康工厂完成组装，再出口到美国。如果把最终成品的iPhone手机出口量全算成中国对美国的出口，算成中国的贸易顺差，既不合理，也不公平。

从价值链看，美国仍占据高端。近两年的中美贸易摩擦，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由于大比例的中间品贸易，导致中国贸易顺差额的“虚高”；而美国实则占据了价值链的高端。刘遵义教授（2019）与其合作者采用新的方法计算分析，结果显示，2015年，中国对美国的商品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占比平均为24.8%，美国对中国的商品出口中的相应水平为50.8%。以直接国内增加值计算，美国对中国有29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若考虑多轮次效应，美国的贸易逆差也大为减少。另一个典型例子, iPhone利润的大部分被美国公司拿走，更是广为人知。

从产业链看，中国在关键环节和核心零部件方面仍然薄弱。一个典型例子是美国制裁中兴通讯、对华为禁售芯片等行为，突出暴露了我国在半导体产业方面的短板。

当前中美技术差距仍然较大

近年来，我国的科学技术创新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还远不到沾沾自喜的地步。应该客观看到，在先进技术方面，美国领先中国很多，其技术差距以数年数十年计。

如周秋菊、冷伏海（2019）基于《2018研究前沿》的分析表明，在10个领域的138个前沿中，美国在118个前沿（85.51%）处于创造卓越的位势，11个前沿处于创新前列，7个前沿位于创新行列，2个前沿位于创新追赶。中国则在54个前沿（39.13%）处于创新卓越位势，19个前沿（13.77%）处于创新前列，24个前沿（17.39%）处于创新行列，38个前沿（27.54%）处于创新追赶，处于空白状态的有3个。

美国技术创新能力的世界领先地位，来自几十年来在强大国力支撑下的巨额研发投入，包括高比例的基础研究投入。首先，根据刘遵义（2019）的测算，美国在2017年的实际研发资本存量为4.21万亿美元，在世界上遥遥领先；位居第二的日本为1.34万亿美元，中国则是1.14万亿美元，接近了日本；但中国的实际研发资本存量依然不足美国的30%。其次，美欧的研发支出中用于基础研究的比例很高：意大利和法国约占25%，美国在2007-2016年的十年中平均为17.3%，日本稳定在13%左右，而中国大陆对基础研究投入的比例仅为5-6%。

在中美的制造业相关人才储备方面，目前中国占据优势

在中美人才储备方面的比较，目前中国在制造业占据优势。一方面，中国从享受“人口红利”转向“工程师红利”；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海外留学人才开始大规模回流中国。

学界普遍认为，至2012年前后，我国已经跨过“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而1998年开始的高校扩招，为我国培养了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仅2007年到2016年的十年间，中国就培养了6000万大学毕业生和450万研究生，人才累积雄厚。

此外，学有专长的海外留学人员近年来大量回国。据统计，从1978年到2018年底，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达585.71万人。其中153.39万人正在国外进行相关阶段的学习和研究;432.32万人已完成学业，365.14万人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据报道，10年前，大约每7名中国留学生中仅有1人回国；但目前，状况正在改变，每7人中有6人回国。

客观地说，当今世界的技术前沿大多数来自美国。因此，这些优秀人才去美国学习工作一段后回归中国，对中国的技术创新与进步有重大的促进作用。这恰恰也是近一两年美方对中国“千人计划”等人才引进计划、乃至对中国理工科学生加紧限制的原因。

对三个关键问题的研判

中国制造业成功的核心奥秘是什么

当前，中国不仅是世界制造业增加值最高的国家，而且拥有更为完整的工业体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那么，中国制造业的核心优势是什么？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先进制造——美国的新创新政策》（2019）中引用乔纳斯•纳姆（Jonas Nahm）和爱德华•斯坦菲尔德（Edward Steinfeld）的研究，他们认为，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以及政府的补贴和支持，并不足以解释中国在制造业上的成功。他们发现，中国在流程创新和制造业之间建立了一种新的联系，这才是中国崛起的原因。中国创新制造业模式擅长快速扩大规模并降低成本。该模式整合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技能，即同时管理速度、产量和成本，使生产规模迅速扩大，并大幅降低单位成本。这种能力使得中国甚至可以在高度自动化行业、非政府优先或支持的产业实现扩张，尽管这些行业只存在有限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或政府补贴。中国还改进了先前在发达国家已经成熟且不能进一步降低成本或改进技术的生产流程。这一观点与硅谷风险投资人王煜全的判断基本一致。王煜全（2020）认为，从全球创新生态体系的维度来看，中国的优势更多应在复杂产品的大规模开放制造能力。这是中国在过去40年时间里练就的本领，是我们可以支持和加速全球科技创新的长项。

中美会技术“脱钩”吗

笔者认为，总体而言，从市场相互依赖、技术进步和人才角度来看，中美技术“脱钩”的难度都很大，完全“脱钩”的概率基本没有；在局部环节与产品方面上，美国正在对中国实行封锁，企图实现中美技术“脱钩”，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行为。

首先，中美在产品市场上相互依赖。且不说在全球产业已经深度分工的情况下，中国制造的各种零部件美国无法在短中期内找到合适成本的替代品，而且美国也对中国市场高度依赖，尤其是高技术产品，半导体产业就是典型的例子。很多美国著名的半导体企业营业收入的主要份额来自中国市场，有的甚至高达80%以上。

表1 美国主要半导体企业在中国市场营收占比（2018年）

美国企业名称	中国市场营收占比
思佳讯（Skyworks Solution）	83%
高通（QUALCOMM）	61%
镁光（Micron Technology）	55%
博通（Broadcom）	55%
英伟达（NVIDIA）	54%
安华高（Avago Technolgies）	49%
应用材料（Applied Materials）	48%
闪迪（SanDisk）	44%
德州仪器（Texas Instruments）	44%
微芯科技（Microchip Technology）	42%
英特尔（Intel）	36%
泛林半导体（Lam Research）	36%

资料来源：张晓兰、黄伟熔（2019），《贸易摩擦对中美半导体产业影响分析》。

其次，对华技术封锁最终将损害美国的技术创新领导地位。因为技术创新的高额研发成本需要通过广阔的市场营收来分摊、赚取利润并支持下一轮研发。波士顿咨询公司的最新报告认为，“美国对中美技术贸易的限制可能会终结其在半导体领域的领导地位”。美国在半导体行业的领导地位建立在一个良性的创新周期之上，创新周期依靠全球市场，从而为其超大规模研发投资提供资金，而研发投资使美国技术始终领先于全球竞争对手。如果美国完全禁止半导体公司向中国客户出售产品，其全球市场份额将损失18个百分点，其收入将损失37％。这些收入的损失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研发和资本支出的大幅度削减，并直接导致美国半导体行业削减15000-40000个高技能就业岗位。其结果，韩国可能会在未来几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半导体领导者，长期看中国可能会获得全球半导体的领导地位。[2]

第三，对华的技术“脱钩”将使得美国损失大量的科研人才。正如刘遵义（2019）所指出的，对美国而言，给中国未来的精英提供教育和训练是符合自身利益的。美国能从全球的年轻人中招募精英中的精英，一直是个巨大优势，其他国家把年轻人培养教育到18岁，其中最优秀的一批随即被美国的高等院校摘走。外国学生让美国获得巨大的利益，尤其是在研究生阶段。在美国，许多顶尖大学的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系，大多数博士阶段的研究生（同时兼任研究和教学助理）来自中国、印度和俄罗斯。如果没有录取外国研究生，这些学系甚至不会有足够的学生和助理。

制造业会回流美国吗

特朗普总统号召甚至命令美国企业将制造业搬回美国，以及中国企业家曹德旺在美设厂，引起广泛关注。

笔者认为：中国拥有巨大的市场优势、技工与工程师红利的人才优势、产业配套齐全的供应链优势、基础设施较完善的优势（综合起来就是前文所说：中国制造业成功的核心奥秘是“擅长快速扩大规模并降低成本”）。综合考量，中短期内制造业回流美国比较难；长期看，不确定因素较多，尤其是技术进步的影响，机器人、人工智能、柔性制造等将有可能较大规模改变生产格局。

以苹果公司为例，制造业回流美国从生产现实性上看基本做不到。中国国内大量低成本、技术娴熟的劳动力是苹果公司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之一。况且大量的苹果公司元器件供应商都位于中国，从产业配套和产业链协作的角度看，将生产组装厂搬回美国，势必使其增加各种成本，甚至带来效率下降、良率下降等不良后果。

国际比较，至2015年中国制造业的平均用工成本与发达国家（如美国）相比仍然很有优势，但高于印度和东南亚，接近墨西哥。

表2 各国制造业平均的单位小时用工成本的比较（单位：美元）

国家	2000年的单位小时用工成本	2015年的单位小时用工成本
德国	25.09	42.42
美国	24.95	37.71
日本	25.03	23.60
韩国	9.62	22.68
巴西	4.34	7.97
墨西哥	4.70	5.90
土耳其	3.35（2003年）	5.81
中国		4.93
菲律宾	0.99	2.16
印度		1.86

资料来源：根据https://www.conference-board.org/ilcprogram/compensation 整理。这里的单位小时用工成本不仅包括直接支付给员工的工资，还包括给员工的福利、保险等。中国和印度2015年数据为英国经济学人集团（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所估计。

从现实中我们也看到，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中国越来越不具备成本优势。近年来，不少鞋帽服装生产等厂商纷纷开始从中国迁移到越南、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环保等成本的进一步攀升，劳动力密集产业外迁将是难以阻挡的趋势。

2030年中美制造业竞争态势的展望

中国到2030年在经济总量上将接近或超过美国

关于中美经济总量的对比，不同机构的测算有差别。如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经济总量目前已经超过美国（IMF、世界银行）；如果按汇率计算，则大概率在2030年前后，中国的经济总量就会超过美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及刘遵义教授的相关测算）。今年以来新冠疫情席卷全球，中国抗疫表现较佳，有分析认为，这将加速中国经济总量的超美进程。

2030年中美制造业的总体态势

笔者认为：

（1）至2030年，在制造业总量上中国仍然占据世界第一的位置。

（2）在制造业结构格局上，美国在高端（先进制造业）方面仍然领先，但中国与之差距缩小；在中等技术水平的制造业方面，中国保持优势；在低端（劳动密集型环节）制造业，则相当大部分向东南亚部分转移。

（3）在制造业价值链上，中国经过10年的加油追赶，在价值链份额上会逐渐接近美国，但由于美国仍然技术领先，故仍占据价值链的最大份额。

2030年中国制造业四类行业的发展趋势

到了2030年，中国制造业的不同行业可能有不同的表现。

卓贤、黄金（2020）根据“劳动力成本-产业链长度”框架，将制造业分为四种类型：劳动套利型行业、机器红利型行业、回流型行业、内需型行业。笔者认为这种行业分类较为科学。在前述影响因素的分析基础上，对这四种类型的行业，展望未来十年中美制造业的竞争态势。笔者研判如下：

劳动套利型（如服装鞋帽等）：逐渐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东南亚迁移。但由于东南亚各国没有完成重化工业化，在关键原材料和部分零部件方面，还较依赖中国。

机器红利型（如食品制造业、纺织业等）：智能制造逐渐渗透，伴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机器换人较为明显。随着装备自动化程度的提高，考虑靠近市场和供应链因素，这些行业的较大部分将留在中国。

回流型行业（如机械制造、电气制造、计算机电子制造类）：由于这些行业劳动力成本占比不高，属于技术与资本密集型，在产业变革和生产率提升的基础上，有可能部分回流美国。最终是成本、供应链和市场的综合考量。

内需型行业（如化工、汽车制造、铁路船舶制造等）：为资本密集型和内需导向型行业。国内产业配套较好，劳动力的生产率较高，且主要靠内需，故主要本土发展。

中国的应对策略

中国应对的战略战术

首先，中国作为一个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应该有“大国雄心”，要掌握核心科技，不可被别国轻易“卡脖子”。大国和小国不一样，尤其中国这样的古老大国要完成伟大复兴，很多东西我们必须自主可控，自己要能够生产。小国可以“扬长避短”，而中国这样的大国必须“扬长补短”。

其次，在战略上，要坚定做强做优做大制造业（实业）的决心，不可过分追求服务业化。美国制造业“空心化”引发的种种问题就是前车之鉴。正如美国专家小理查德•埃尔克斯（2010）所认为的那样，创新以产品开发和制造过程中形成的知识和经验体系为基础，这种体系一旦消失，创新也就不复存在了。一个国家若丧失了将技术发展转换为成熟产品的能力，那么它最终也将失去创新能力。

再次，在面对美国技术封锁和打压时，一方面要客观承认差距，加快技术攻关，另一方面要积极调整全球产业链布局，体现出韧性和耐心。如华为面对美国的无理打压和封锁，除了加快应用“备胎”（Plan B）外，还应积极调整全球产业链布局，努力“去美国化”。再如中国航天的经历，已经证明封锁只会逼着我们更加独立自主。

在微观战术策略上，笔者认为，应“立足自主，开放创新”，中美应保持“斗而不破”，我们既要保持先进技术来源，开放创新，又要加大自主可控比例，提高安全系数。

需要指出的是，自主创新的核心是明确创新主体。立足自主不是关起门来搞创新，创新必须坚持开放。这些年我们科技上有很多进步，这是全国上下科技工作者努力奋斗的成果，但应该看到，在国际交流合作中获得的知识外溢与思想碰撞很重要，这是全世界范围内科技进步的规律；还有一些是国外技术的转移或者并购，这在国际上也很普遍；以及我国在海外学习工作的一些学者、华人回国创业，或者我国公司在海外设立研发中心、利用海外人才，国际人才的流动与利用很正常，跨国公司近年来也纷纷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利用中国的智力资源。习总书记在2016年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曾深刻指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能关上，也不会关上。……要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不管是哪个国家、哪个地区的，只要是优秀人才，都可以为我所用。”而华为任正非曾表示，“备胎计划”（Plan B）主要是让别人允许我们用，而不是断了我们的粮食。断了我们粮食的时候，备份系统要能用得上。”

中国应对的具体举措

在具体的政策措施方面，《中国制造2025》系列文件已经有了非常详细的举措。在此，笔者仅想补充几点建议。

进一步深化改革，优化体制机制。

科技创新的活力源泉，在于激发广大科研工作者的活力与积极性。世界各国都学习硅谷，然而效果不尽人意。笔者认为，其根源在于“只学其形，未学其神”。

一是要真正给科研人员松绑，改革考核体制，不以规定时期完成规定数量论文等为考核指标。科研是具有巨大风险和挑战的工作，有诸多不确定性，特别是需要科研人员对事业的热爱与执着，以及灵感和运气。那种在限定期限（比如三年五年）就要求作出成果或发表多少论文的做法，明显违背科技创新规律，往往逼得科研人员造假。

二是要真正落实激励政策，给科研人员应有的待遇和创新回报。特别是前沿创新，永远是少数天才和高精尖人才的专属，要真正给予这些高级知识分子以丰厚回报。华为此前以数百万年薪招聘优秀高校博士毕业生，就是一个好的例子。美国1980年通过的《拜杜法案》对促进美国的创新作用巨大；中国目前已经有所出台类似的规定，但关键在于落实。再者，要对这些高级科研人员给予充分信任和爱护，在科研经费使用（及报销）等方面不应过于严苛，应以习总书记鼓励党政干部干事任事“三个区分开来”的原则来构建科研经费使用的容错机制。

三是建议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科技成果转化的工作不应由科研人员来完成，而应由企业家来完成。活跃于中美的风险投资家王煜全（2020）观察到，从科研成果被验证到产品上市，中间往往需要5-8年的研发周期和上千万美元的研发投入。这个阶段研发的主体应是企业家，而不是科学家，因为科学家的任务和专长是研究，而不是产业化，也不是创办企业。事实上，科学家的责任在申请技术专利之后就完成了，他们会转向新的课题，研究新的领域。而从专利转化为产品是企业家要做的事，如果没有企业家将技术转化为产品，科学家的研究就只能被束之高阁。

进一步补齐短板，保持制造业优势。

一是建立健全产业链条。例如，针对半导体产业链设备、材料、制造等薄弱环节，加大政策、资金扶持力度，补强产业链短板。在设计软件方面要逐步追赶。

二是构建产业服务平台，满足企业共性需求。我国过去的工业化经验表明，满足行业共性技术需求的平台非常重要。

三是推广国家集成电路大基金的成功经验，用风投、创投的基金手段来积极孵化创新。

加强理工科教育和相关人才培养，广泛吸纳全球英才。

《美国先进制造业领先地位战略》报告曾提出“影响美国先进制造业创新和竞争力的9大关键因素”，其中之一就是“先进制造业劳动力需要具备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方面的知识基础”。这一点对美国重要，对中国亦至关重要。

近年来，国内基础教育一个不好的倾向，即降低数理化学习难度，少学甚至分人群不学。笔者认为，这一错误倾向必须纠正，要高度重视科技创新的后备人才培养，而高素质的科技人才只能靠强化数理化学习与训练得来，而不是降低数理化学习难度。为中华民族长远的创新能力计，必须加强基础教育阶段的数理化教育，然后再逐级选拔其中的优秀人才来投入高精尖的科技研发。

此外，我国扩招后大学毕业生一年毕业七八百万，不可能都做“金领”，要通过合适的舆论引导和经济引导，加之合适的制造业相关技能培训，使其成为“大国工匠”和“工程师红利”的后备军。

（编辑季节）

* 贾涛，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青年学会副秘书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研究员。

[1] 朱宏康(编译)：《<美国先进制造业领先地位战略>报告解读》，中国材料进展，2018年第12期。

[2] BCG，How Restricting Trade with China Could End US Semiconductor Leadership，MARCH 9,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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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赢绝对贫困攻坚战和相对贫困持久战

2020-07-21 10:14:29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的思想，根植于黄土高原上的小山村——梁家河，来源于改变穷苦群众命运的家国情怀，养成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奋斗历程中，升华于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梦的伟大征程中，胸怀为人民实现美好生活的远大抱负和政治理想，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2020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作为党对人民的一项庄严承诺，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总书记善于从实践中总结提炼，把对贫困问题的认识、解决方法等进行了深刻阐释。坚持实事求是、问题导向，在总结过去东西部协作扶贫、定点结对帮扶、开发式扶贫等方面的脱困之道和存在问题之后，提出了以“六个精准”为内涵的“精准扶贫”思想，成为新时代打赢脱贫攻坚战和解决未来相对贫困问题的强大思想武器。

在实践中筑牢脱贫的磐石根基

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实践对人们的认识活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出生于革命家庭，具有开阔的视野、坚定的政治理想，继承了红色家庭的优良传统和基因。父亲习仲勋被毛主席称为“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习近平在当选总书记之前，从时间维度看：陕北7年、清华4年、军委机关3年、正定3年、福建17年、浙江5年、上海1年、中央高层5年。从身份看：从农民、大学生、军人到干部，从农村大队支部书记到党的总书记，从普通公民到国家主席，从普通军官到军委主席，在党和国家各个领导层级都干过。从任职地域看：从西北到华北，再到东南沿海，中国的西部、东部、中部，他都工作过。这些重要岗位的历练、丰富精彩的经历、长时间的经验积累，不可或缺、至关重要。在党的十八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并连任至今，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脱贫思想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

总书记当年作为知识青年到陕北延川梁家河插队，年龄小、地方艰苦、时间长。在这七年多时间里，真正接地气，了解了国情，贴近了人民，真切感受到了人民群众的冷暖和甘苦，深刻体会到老百姓最缺少什么，最需要什么，最期待什么，培育了他同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促使他尽力为乡亲们多办些实事，滋养了他崇高的政治理念和自强不息、志存高远的情怀，形成了不变的初心，锻炼了坚忍不拔的意志品格，铸就了顽强拼搏的奋斗精神。

总书记在河北正定工作时提出：要向实践学习，在干中学、在学中干，向内行和专家学习，向老同志老干部学习，向书本学习。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①]。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城吃城来推动经济发展，打造新产品、一招鲜产品、拳头产品、龙头产品。高度重视充分发挥技术业务人才的重要作用，大力拓展教育文化事业[②]。

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面对宁德地区“老、少、边、岛、贫”的困难，以及群众中存在的“安贫乐道”、“穷自在”、“等靠要”、“怨天尤人”等落后观念，大胆提出“弱鸟先飞、脱贫致富”的思路[③]。紧密结合实际，提出“靠山吃山唱山歌，靠海吃海念海经”，推动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经济大合唱”战略。从战略上高度重视，做好脱贫持久战的思想准备，并提出扶贫先要扶志，从思想上战胜贫困意识。

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强调，只有立足于时代去解决特定的时代问题才能推动时代进步，只有立足于时代去倾听时代的声音才能吹响促进社会发展的时代号角，提出“八八战略”。推进“腾笼换鸟”，促进低端产业转出去、把高端产业引进来的良性循环，实现“凤凰涅槃”。提倡大思路、大手笔、大气魄、世界眼光、战略眼光、远见卓识。确立相互融合的区域联动发展理念，实现市场相通、体制相融、资源共享、交通共连、人才互通、产业互补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形成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④]。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脱贫工作，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特别是2015年以来，总书记就打赢脱贫攻坚战在延安、贵阳、银川、太原、成都、重庆等地召开了7次专题会议。每次会前，总书记都先到贫困地区调研了解情况，聆听基层干部群众意见，召集相关省份负责同志研究部署工作。通过一系列的脱贫工作实践，总书记对脱贫的迫切性、重要性、艰巨性、长期性有了深层次的理解和认识，积累了丰富的脱贫工作经验，为形成脱贫理论体系和进一步推进脱贫工作奠定了扎实的实践之基。

在认识上形成脱贫的理论体系

唯物主义认识论坚持从物质到意识的认识路线，坚持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认识与实践的统一，用辩证的视角切实把握好认识和实践的关系。总书记熟练运用唯物辩证法，充分发挥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对脱贫问题形成了比较系统、全面的理论体系。

全面、准确、客观地认识脱贫面临的形势和任务

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多学习历史，要学思践悟、知行合一。从广义的脱贫视角来看，共产党的发展史就是劳苦大众翻身解放的历史，新中国的成长史就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摆脱贫困走向富裕、告别羸弱走向富强的历史。从

狭义的脱贫视角来看，从“八七扶贫”到开发式扶贫，再到东西部协作扶贫、援藏援青、中央国家企事业单位定点结对帮扶等，再到近年来的精准扶贫和脱贫攻坚战，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历史使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入新时代之际，在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实现小康梦想、奋进中国梦，进而实现强国梦的进程中，总书记进一步全面、准确、客观地开展调查研究，认真分析形势，提出了“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的著名论断，把贫困群众摆脱贫困实现小康提到了新的认识高度，对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更加明晰，对脱贫、返贫的形势和任务更加了如指掌，实现了对脱贫问题从形式、数字到本质、质量的深刻转变。

近两年来，理性、客观、精准地挂牌督战，实现贫困村、贫困乡镇、贫困县的脱贫摘帽，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成就。贫困人口从2012年年底的9899万人减少到2019年年底的551万人，贫困发生率由10.2%降至0.6%，连续7年每年减贫1000万人以上，贫困县从832个减少到52个[⑤]。尤其是在今年统筹疫情防控、脱贫攻坚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的紧要关头，习近平总书记3月6日出席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向全党全国全社会发出了脱贫攻坚动员令，吹响了总攻冲锋号，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有效、系统、精准地研究脱贫攻坚的方案举措

深刻总结既往脱贫实践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存在问题、贫困原因，深化对脱贫任务、脱贫方法、脱贫效果的分析，从认识论的角度再思考、再认识、再提高。

在福建工作期间，总书记针对宁德贫困县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和原因分析，特别强调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贫困落后山区不用和发达地区盲目攀比，也不因戴着贫困县的帽子就磨灭了脱贫的意志。充分考虑国情、省情、区情，抓好短期、中期工作，谋划长远，避免超前化。注重处理好长期目标和近期规划、经济发展速度和效益、资源开发和产业结构调整、生产力区域布局中的山区和沿海、改革开放和扶贫、科技教育和经济发展、全局和局部、紧缩和发展、增加财政收入和搞活企业、多办事和量力而行等十大关系。要增强少数民族地区自身造血功能，增强自我发展能力，外力扶持和内力提升并重，以科技扶贫为先导，发展种植、养殖、加工相结合的模式。对产业政策的制定、乡镇企业的发展、乡村党的领导、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促进教育发展和教育扶贫、走大农业发展道路、经济发展促进脱贫致富等问题，进行了深刻的理论阐述，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架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总书记提出，在以往脱贫工作中，存在重投入轻脱贫实效，重数字报表轻贫困群众感受，存在数字脱贫、优亲厚友等腐败问题，特别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基层扶贫中屡禁不止，从而提出了“六个精准”的精准扶贫思想。统筹考虑“两不愁三保障”，确保脱贫成效，最大限度地避免数字脱贫的形式主义，最大程度地让脱贫的贫困群众有幸福感和获得感。

开放、协调、共享地谋划相对贫困的解决之道

脱贫攻坚不是一项独立的工作和任务，而应解放思想、开拓思路，和其他相关工作统筹兼顾、协同推进。

一是把消灭绝对贫困和解决相对贫困统筹考虑。充分认识脱贫的持久性。在有人说闽东已经脱离贫困线的时候，总书记就深知“脱离贫困线”只是脱贫万里长征的起点，距离理想、目标、真正意义的脱贫还相差甚远，并坚信在卧薪尝胆、矢志如初、再接再厉、奋斗不息之下，必能彻底摆脱贫困[⑥]。

二是把打赢脱贫攻坚战和解决“三农”问题统筹谋划。总书记在统筹脱贫与“三农”工作中提出，执政为民重“三农”、以人为本谋“三农”、统筹城乡兴“三农”、改革开放促“三农”、求真务实抓“三农”，努力改变农业弱质、农民弱势、农村落后的状况，努力形成政府主导、部门协作、农民主体、企业参与、社会资助、市场运作的投资建设机制。

三是把解决脱贫问题和实现民族复兴统筹布局。绝对贫困问题解决之后的相对贫困问题，本质上是贫富分化问题。只有缩小贫富差距，推进分配公平，减少社会阶层矛盾，保持社会和谐发展，更好提升全民整体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才能更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四是把解决脱贫问题和党建伟大事业统筹推进。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现好、维护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解决好贫困群众脱贫问题，就要坚持群众路线，真正做到从人民群众中来、到人民群众中去。在脱贫攻坚过程中同贫困群众亲密接触，党员干部为人民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人民群众就会信任、支持、感恩。一定要强化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而不是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充分尊重和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而不是简单地“替民做主”或“为民做主”。

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认识贫困的目的是为了摆脱贫困。在打赢绝对贫困的脱贫攻坚战之后，还要解决好相对贫困问题，关键在举措精准和贯彻落实。

在方法上构建脱贫的精准举措

科学的方法是解决贫困问题、摆脱贫困的关键。对于脱贫攻坚问题，更应该从战略性、前瞻性和系统性等方面进行深入思考和研究。要善于发挥好五大发展理念在脱贫攻坚和今后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中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基于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在治国理政中的深入思考，坚持因人因地施策，因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区分不同情况，对症下药、精准滴灌、靶向治疗，不搞大水漫灌、走马观花、大而化之，提出了“六个精准”的脱贫举措：扶贫对象精准、措施到户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初步构建了政府、市场和社会互动，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联动的大扶贫格局。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打赢脱贫攻坚战已到了船入大海浪更猛、人到山尖路更陡的时刻，必须咬紧牙关不放松、一鼓作气完成冲锋任务。

1.继续推动和巩固产业扶贫。产业扶贫要将资源开发与市场开发有机结合起来,更加重视小众型产业和特色竞争优势产业的培育,注重培育扶贫产业创新发展能力^{^[⑦]}。旅游扶贫，要加强风险预判,争取全方位支持,提高贫困人口自我融入旅游业能力^{^[⑧]}。资产收益扶贫,要积极推动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加强对企业、合作社等实施主体的监管,建立和完善相关保险机制,加快制定与完善相关法律法规^{^[⑨]}。

2.狠抓扶志激发脱贫群众可持续发展动力。扶贫要扶志。摆脱贫困的首要意义在于摆脱思想和思路的贫困，扶志重在激励精神。重庆城口县明中乡四合村通过实施精神扶贫的四步工作法：通过教文化让村民们知法律懂技术、通过树典型让村民们学榜样当模范、通过传家训让自强自立精神深入人心、通过产业扶贫奠定脱贫的物质基础，等靠要的思想得以根本转变，特色产业蓬勃发展，行路难、住房难、看病难等问题得以解决，人均收入较十年前增长四倍，不等不靠、自力更生的文明乡风已经蔚然成风。山西吕梁将“艰苦奋斗、顾全大局、自强不息、勇于创新”的“吕梁精神”用在脱贫攻坚中，敢担当、讲奉献、善创新、精准施策，达到了扶贫先扶志的最好效用。

3.加强扶贫干部队伍建设与贫困群众自身建设并重。脱贫攻坚任务能否高质量完成，关键在人，关键在干部队伍作风。人才是财富，开发靠门路。要兼顾内用、外招、上请、下挖、近补、远育六种方式，广纳天下英才为我所用。同时，要调动和发挥贫困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自觉性，强化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不断提升自身自治能力，健全自治的制度性、规范性、程序性。

防范化解脱贫中的重大风险

2019年，总书记从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党的建设等七个方面分析了可能发生的重大风险，对抓好脱贫攻坚具有重要启示。特别是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带来新的挑战，一些地区产业扶贫面临春耕难、销售难，就业扶贫面临返岗难、务工难，扶贫项目存在开工难、生产难。要重点防范产业扶贫中的立项、项目实施、自然环境、市场波动、技术管理、经营模式等风险。深化区域合作，推进东部产业向西部梯度转移。严厉打击基层微腐败，整治和防范乡村恶霸。加大红色文化、红色信息等正能量传播，防范非法宗教活动向农村渗透，防范封建迷信抬头和蔓延。

认真研究谋划解决相对贫困问题

要提高政治的敏锐性和站位高度，深刻认识到解决好相对贫困问题，是关乎党的兴衰存亡、关乎党的执政地位稳固、关乎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重要任务。

一是牢牢把握“三个统一”。首先，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主体的统一。在脱贫攻坚战的紧要关头，我们又遇到了新冠肺炎的严峻挑战，这进一步增加了脱贫攻坚的难度。脱贫战线的全体同志应该以履职尽责的担当、直面困难的勇气、甘于奉献的精神，更加注重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关联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确保打赢脱贫攻坚战，同时为乡村振兴打下更为坚实的基础。其次，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的统一。既要打赢现阶段的脱贫攻坚战，也要研究今后长期存在的相对贫困问题，更要结合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建设等战略举措，不断增强问题意识，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存在的突出困难和问题，全面推进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建设，缩小贫富分化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第三，坚持民生保障和经济增长的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大阐述了“五有”的中国梦，之后又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七有”的目标，突出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民之所望、政之所向的深刻理解和躬身实践。

二是把党建引领脱贫放在突出的位置，充分发挥党的领导的本质特征和优势。打赢脱贫攻坚战，解决好相对贫困问题，关键都在党。贫困地区基层党建淡化、虚化、弱化，是造成一段时期以来贫困地区长期贫困的重要原因。基层领导干部官僚主义、本位主义盛行，脱离群众、忘记初心，造成了党和群众关系的撕裂。要不断增强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全面从严治党，让党员领导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对脱贫攻坚中的违纪违法问题加重处理，避免造成负面事件，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

三是加大贫困地区社会保障投入，发挥好兜底作用。加大贫困地区的社会保障投入，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网络，打造普惠性、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对于农村贫困群体中因缺乏劳动力、因病因残致贫的贫困人口，可通过精准分类的低保制度进行兜底，以解决贫困人口后顾之优。提升社会救助的帮扶水平，如针对贫困地区学龄儿童因贫辍学的问题，可适当提供一定的政策支持、启动贫困地区婴幼儿健康营养工程等项目，可在稳定运行一定时间后纳入社会制度予以支持。完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进一步扩大农村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通过政策宣传、引导的方式鼓励贫困地区农村老年群体参与农村养老保险，为其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探索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的互动模式，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发展农村养老服务业。建立农村社会保障的动态监督管理机制，实现“应保尽保，应退尽退”。通过大数据等高新技术实现农村社会保障数据的统筹、动态监测调整，及时将符合条件的农户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也让不符合标准的农户能够准确及时退出，提升农村社会保障的质量和效率。

四是巩固脱贫成果防止返贫。加大脱贫成效的宣传力度，按照贫困县脱贫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监管的要求，保持脱贫攻坚政策的稳定推进，努力研究消除绝对贫困之后的相对贫困问题，把集中脱贫攻坚战推进为制度化常态化作战、持久战，坚决避免贫富分化差距拉大，确保人民群众的成就感、幸福感、获得感。分析归类、挂牌督战，制作脱贫攻坚督战卡片，压实责任。最大程度地激活产业扶贫。扩大农校对接、农超对接、农批对接，推动农产品进企业、学校、机关、社区，促进消费扶贫。增强贫困边缘群体的监测和动态管理，降低返贫风险。点对点安排扶贫岗位，加大扶贫就业力度。对退出的贫困县、贫困村和贫困人口，保持现有帮扶政策总体稳定，政策支持力度、工作力度不减、驻村工作队不撤，扶上马送一程；统筹非贫困县非贫困村的脱贫攻坚工作，做好边缘人口的事先帮扶，防止工作死角和产生新的贫困。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发挥政府投入主体和主导作用，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构建政府、市场、社会互动，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联动的大扶贫格局。

实践、认识、部署，再实践、再认识、再部署，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思想形成的基本逻辑理路。打赢绝对贫困攻坚战胜利在望，解决相对贫困持久战任重道远，需要政府、社会、企业、贫困群体共同努力、团结协作、共同发展。

（编辑宋斌斌）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深度贫困地区精准扶贫长效机制研究”（项目号：18BSH052）的部分成果。

* 乔彦斌，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高级经理，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

[①] 习近平.知之深爱之切[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5.12：11.

[②] 习近平.知之深爱之切[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5.12：15-16.

[③] 习近平.摆脱贫困[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8.6：1-2.

[④] 习近平.干在实处走在前列[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8.4：108-109.

[⑤] 罗兰烁、刘延霞.我们完全有信心打赢脱贫攻坚战——访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J].秘书工作，2020（4）：17-19.

[⑥] 习近平.摆脱贫困[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8.6：182-183.

[⑦] 姜长云.推进产业扶贫要走出三大误区[J].中国国情国力，2019（5）：11-13.

[⑧] 刘筏筏.旅游扶贫的经济风险及应对策略探析[J].商业经济，2006（12）:96-97+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