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10个社区中，常住人口分为三类，分别是赞皇镇户籍人口、来自赞皇县其他乡镇的户籍人口和来自县外的户籍人口。从2023-2024年这两年的数据看，这10个社区常住人口以来自赞皇县其他乡镇户籍人口为主，占比在75%左右，来自县外的户籍人口很少，占比不超过2%。

表9 2023-2024年赞皇镇10个社区常住人口基本情况（一）

数据来源：根据赞皇镇社区办提供数据整理而成

与2023年相比，2024年这10个社区常住人口增加了3335人，其中赞皇镇户籍人口减少了814人，来自县内其他乡镇的户籍人口增加了3961人，来自县外的户籍人口增加了188人。

表10 2023-2024年赞皇镇10个社区常住人口基本情况（二）

数据来源：根据赞皇镇社区办提供数据整理而成

如果将三种不同类型的户籍人口再细分为城镇户籍和农村户籍，如表10数据所示，通过2023-2024年两年的数据对比可以发现，在减少的人口中，以赞皇镇城镇户籍人口为主，占了93.86%；而在增加的常住人口4149人中，来自赞皇县其他乡镇农村户籍人口占了91.7%，来自县外农村户籍人口只占了4.3%，来自赞皇县其他乡镇城镇户籍人口占了3.8%，来自县外城镇户籍人口占了0.2%。

这10个社区2023-2024年常住人口的变化，说明了赞皇县其他乡镇的户籍人口向赞皇镇流动、赞皇镇人口向外流动，这两种情况同时发生，且县域内人口流动以农村户籍人口向赞皇镇流动为主。我国城镇化的目标就是使农民进入城镇，赞皇县的这些数据完全符合我国城镇化目标。

调研发现

通过对赞皇县人口变动数据的梳理分析可见：

1. 赞皇县人口流动近三年出现新的特点，具体表现在，一是赞皇县其他乡镇人口继续向赞皇镇加速流动，二是赞皇县呈现出人口净流入，改变了前十年人口波动净流出的趋势。这两种趋势并存的局面，既反映出赞皇县近年来经济活动趋于活跃，也表明赞皇县未来工作将面临更大的压力和挑战。这需要赞皇县继续深化改革，采取多种途径加大项目建设力度，繁荣工商服务业，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同时，加大赞皇镇城市建设投入，推动更多乡、村农村户籍人口向赞皇镇迁移，进一步提高城镇化水平。

2. 赞皇县的社区建设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社区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也得到加强，市容市貌进步明显，便民宜居水平得到提升。现在赞皇镇管理18个社区，伴随着经济发展，将有更多的镇属村实行村改居。党对村改居后的社区领导体制和社区政府功能面临新的加强和调整。

    （编辑 尚鸣）

推动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产业园区项目开发需体现真实市场和区域发展需求，在政府指导下，进行企业化主体运营，严防隐性债务。构建“融资多元化、项目市场化、收益可持续化”的产业园区投融资体系，实现产业导入、土地高效利用和资金良性循环的健康发展目标。

产业园区开发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市场化融资

党的二十大以来，中央出台了一系列重磅文件，引导各地实现高质量发展。产业园区开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在有限的土地面积上，产生更多的经营性收入，达到土地的高效利用。这是产业园区开发高质量发展的基本标准。

严控隐性债务

产业园区开发建设如何做到高质量发展？一个基本的要求是依法依规开展市场化融资，特别要注意防范隐性债务。

2019年6月10日，中办、国办联合下发《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要求严控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鼓励依法依规市场化融资。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意见》（中发〔2018〕27号）规定，把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按照谁举债、谁负责的原则，实行穿透式监管，建立地方政府举债终身问责和债务问责倒查机制。对于产业园区开发来说，严控隐性债务的核心政策有两点：第一，禁止财政兜底：不得通过财政资金偿还、政府信用担保或回购安排等变相增加政府偿债义务；第二，土地收益隔离：严禁以尚未实现的土地出让收入作为企业融资还款来源，防范虚增财政支付风险。

坚持市场化融资

中办、国办《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要求，依法合规推进重大项目融资。对于部分实行企业化经营管理且有经营性收益的基础设施项目，金融机构可按照商业化原则自主决策，在不新增隐性债务前提下给予融资支持。

由此可以看出，中央鼓励进行的市场化融资包含以下要素：采用企业化经营管理+具有稳定经营性收入+金融机构自主决策+不新增政府隐性债务。中央鼓励市场化融资的核心原则是：以经营性收入作为偿债来源。

中央鼓励以经营性收入作为还款来源的市场化融资，而严格限制以财政资金作为还款来源的隐性债务。这是因为，如果一个基础设施项目有经营性收入产生，说明这个项目是有市场需求的有效投资。而有效投资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础。而一个项目如不能产生经营性收入，很可能是无效投资。

也就是说，鼓励市场化融资，就是鼓励地方政府多做有经营性收入的项目，挖掘项目的增长潜力，进而带动关联项目增加经营性收入。

产业园区类项目市场化融资途径分析

在限额内合规发行地方政府债券融资

2021年4月22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廊坊）开发建设（二期）基础建设项目88亿元专项债发行成功，为临空经济区高质量建设提供了强力支撑。当前，产业园区项目以政府主导投资为主要模式，除财政预算资金外，融资来源高度依赖地方政府债券，这是地方政府唯一合法的举债渠道。在标准化项目收益专项债体系中，已发行的五大基础品种包括：土地储备专项债（已停发）、收费公路专项债、棚户区改造专项债（规模收缩）、轨道交通专项债及高等学校专项债。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专项债品种持续创新优化，目前已实行投向领域“负面清单”管理。2024年，全国发行专项债规模约4.4万亿元。依据“资金随项目走”的原则，专项债额度优先向项目储备充裕、债务风险可控的地区倾斜。

专项债作为项目资本金，带动市场化融资

自2025年起，各省可将专项债资金中不超过30%（此前为25%）的份额用作重大项目资本金。依据《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凡同时具备政府性基金收入及其他经营性专项收入，且在足额偿付专项债本息后仍有剩余专项收入的重大项目，可将部分专项债券资金依规计入资本金，项目法人可依托该剩余现金流，按市场化方式向金融机构申请配套融资。“债贷结合”——20%专项债+80%银行贷款，专项债的灵活运用显著提升了基础设施项目资本金的筹措能力，为带动市场化融资创造了条件。

设立政府引导基金，最大限度撬动社会资本

以廊坊临空经济区为例，该区参照北京城市副中心基金运作模式，设立临空基础设施基金，总规模150亿元，采用1∶4杠杆结构：由廊坊临空经济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出资30亿元作为政府引导资金，撬动社会资本120亿元，专项用于区内生态环境、交通、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设施等建设。同时，与河北省工行、农行、光大银行、华夏银行及廊坊银行等五家金融机构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累计获得意向综合授信额度1500亿元。截至2021年6月末，临空公司已通过银行信贷实际到位资金44.98亿元（2020年8亿元，2021年上半年36.98亿元），专项用于园区项目建设、村址拆迁及土地流转等关键环节，为临空经济区高质量开发提供了坚实资金保障。

大力拓展ABS、ABN、REITs等资产证券化产品

现金流稳定且可预见的项目，可依托未来收益开展资产证券化，通过发行资产支持证券（ABS）、资产支持票据（ABN）或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等工具实现融资。基础资产应为金额、期限明确且具备持续现金流入的应收账款或经营性资产组合；准公益性或经营性基础设施项目，如项目配套的供水、供电、收费高速公路等均符合入池条件，而纯公益性资产及尚未形成稳定现金流的不动产则不宜作为底层资产。

2025年8月，国君资管-无锡经济开发区国家传感信息产业园持有型不动产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在上交所成功发行，规模6.6亿元。该项目定位为物联传感、智能交通产业园，主要聚焦智能网联汽车、传感器、物联网等产业。此为全国首单成功设立的产业园区持有型不动产ABS项目，为产业园区投资者提供了从投资到退出的市场化路径。上交所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上交所的持有型不动产ABS申报单数已达24单，已成功发行9单，发行规模156亿元，多层次不动产证券化市场建设初见成效。

运用权益型金融工具，多渠道筹措投资项目资本金

2019年11月27日，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管理的通知》（国发〔2019〕26号）首次提出“鼓励项目法人和项目投资方通过发行权益型、股权类金融工具，多渠道规范筹措投资项目资本金。”权益型、股权类金融工具成为新的项目融资渠道。其中权益型金融工具主要包括永续债券、可转换债券等。

以永续债为例，其属于混合资本工具，介于普通优先级债务与普通股之间，一般具有债务和股权两重特性，会计上可计入权益科目，以降低企业杠杆率；债务人在产品期限、赎回、利息递延支付等方面有较大的自主性，不会对债务人的流动性形成过大压力。从发行方式来看，以国家发展改革委审批的“可续期企业债券”和银行间交易商协会注册的“永续中期票据”为主，还包括信托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等资产管理机构发行的永续债信托计划、永续债权投资计划。 2025年8月，洛阳城市发展投资集团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可续期企业债券，发行规模7.6亿元，利率为2.58%，期限为3+N年。此举为企业创新了融资模式，降低了融资成本，优化了财务结构。

此外，股权类金融工具如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信托计划等，可为项目提供资本金来源，发挥补充资本金的作用。

政府融资平台转型后获取市场化融资

政府融资平台曾经是产业园区类项目的主要实施主体。2018年，国家发展改革委与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增强企业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严格防范地方债务风险的通知》（发改办财金〔2018〕194 号）。通知中明确：除纯公益性项目外，符合法定发债条件的融资平台可通过发行企业债券筹集资金。同时，对于转型后具备施工资质的融资平台而言，在参与基建项目时，也可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而部分经营能力强，满足法定条件的转型后融资平台还可以谋求上市，在资本市场获取资金。

政策建议

增强政策连贯性与预期稳定性

国家发展改革委与财政部于2023年11月推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新机制，但存量PPP项目（特别是产业园区类）的投融资配套政策直至2025年8月16日才正式明确，导致金融机构多持观望态度，项目融资受到较大影响。建议以财政部《关于规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存量项目建设和运营的指导意见》为基础，切实加强新旧政策衔接，保障PPP模式实现平稳过渡，稳定市场信心。

拓宽资本金融资渠道

建议积极扩大专项债券、权益型金融工具等资本金融资来源，推动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产业园区类PPP项目建设，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提升项目融资能力。

推进资产证券化扩容

加快推动符合条件的产业园区项目通过资产证券化等方式实现融资创新。一方面，为产业园区投资者提供规范化、市场化的退出路径，实现从投资到退出的完整通路，增强资本流动性和再投资能力；另一方面，吸引更多市场资金参与优质园区项目的投资，拓宽公众分享园区发展红利的渠道。

（编辑  宋斌斌）

四、平台开放的路径选择

（二）平台开放的制度路径选择

传统的反垄断措施于实际应用中遭遇诸多挑战，特别是行业监管存在碎片化、动态性缺失等问题；仅仰仗某一领域的监管，难以有效处理平台开放中涌现的新问题。本文通过对域外立法和司法案例的考察，吸纳不同监管路径的经验，探讨形成将反垄断措施与行业监管措施加以融合的新型监管路径，力图有效应对平台垄断问题，而且推动平台开放、维护消费者福利以及促进市场良性竞争。新监管方式要考虑平台经济中的市场力量和竞争格局，以及行业的特殊性和发展动态。在法律层面，新型监管路径的实施要强化以“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协同治理，践行软法治理与行业自治的新模式，完善对平台分级分类及公共基础设施属性的认定。

1.平台开放路径的比较法考察。

在全球范围，平台开放的路径因各国国情及法律体系的不同而异。

欧盟出台的数字市场法（DMA）是针对数字平台监管方面的极其重要的法律框架。其主要是解决平台垄断问题，进而推动平台实现开放，并且在竞争过程中保持公平性。DMA核心目标是针对那些“重要平台”开展颇为严格的反垄断监管，防止大型平台在数字市场随意滥用自身市场支配地位。依据DMA的相关规定，大型平台如满足特定的标准，欧盟委员会就有权要求该平台开放自身平台功能，如实现数据共享、平台之间能够互联互通等；此外还有其他带有竞争性约束性质的措施，以保证中小型企业得以在条件相对平等的情况下参与市场竞争；同时要求提高市场的透明度和公平性。此外，DMA要求平台为用户提供更高标准的用户数据隐私保护措施，对平台采用的算法进行透明化的审查工作，防止平台借助常人不了解的算法进行市场操控，或偏袒某些竞争对手。欧盟通过行业监管审视平台所应承担的义务，对市场中不正当竞争行为起到了抑制作用，促使平台开放能够真正实现。

美国《许可转换服务以增强兼容性和竞争法案》（ACCESS法案），是聚焦于平台开放问题的一项重要的立法，尤其在互联互通以及数据交换等方面表现突出。该法案规定，大型平台公司须给予第三方能够访问其服务器的机会，而且要确保平台数据具备可互操作性。ACCESS在实施过程中，重点打破平台对于数据控制所形成的垄断局面，保证用户数据可以在不同的平台之间实现自由流通，保证市场竞争及创新活动顺利开展。在这一立法背景下，美国的监管路径更着重强调开放平台的相关技术方面的要求及操作中的透明度，并且借助法律手段强制要求平台对其数据共享机制加以提升完善。这一法案在某种程度上参考了欧盟的相关经验，在操作环节更侧重于技术标准的制定以及执行细则的落实。

亚太地区部分国家和欧美立法有所不同，更为灵活且多样。

日本着重于行业自律和政府指导相结合。日本反垄断法的相关举措对平台经济的规范作用，聚焦在预防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问题，要求平台的交易活动遵循公平、公正、透明原则。日本的监管方式较温和，政府通过对外发布行业指导文件、提出政策建议，促使平台自我约束、符合市场竞争基本准则。

澳大利亚的监管模式是协同规制，把反垄断法和行业规制相结合，如在互联网平台上涉及的广告和数据隐私问题。 政府借助立法方式，要求平台把其广告算法公开，并展开公开透明的审查工作，加强对消费者数据保护的监管力度。澳大利亚政府专设监管机构——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ACCC），主要负责平台间数据共享、开放合作相关事宜，监督平台在提供服务时不滥用自身市场优势地位。该国对平台开放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格外看重，强调平台在扩大市场份额之际，应承担与之相应的社会责任，保护消费者和小型商家的利益。

可见，各国在立法和监管的具体方式有所差异，但都强调平台开放的重要意义，且运用不同的监管工具，采取不同的监管路径，目的在于促使平台能够营造出更为公平的竞争环境。

参考域外经验，我们可以构建一个立法与监管体系，这个体系一方面契合我国国情，同时能够较为有效地应对平台开放带来的一系列挑战，推动平台不断走向开放，并实现市场公平竞争和健康发展。

2.反垄断与行业监管融合的新型监管路径。

将反垄断法的强制性干预与行业监管的柔性治理机制有机结合，以此作为新型监管路径的核心理念，进而创建一个具备灵活性、可调节性以及前瞻性的监管体系。在这一框架中，反垄断法主要着眼于防止市场集中度过高，打破大平台对市场的单方面控制；行业监管则提供针对行业特色的细化管理措施，用以保障平台与其用户之间的公平性与透明性。期望这一融合路径有助于遏制平台间的恶性竞争，推动平台开放，确保市场的多样性与包容性，进而成为平台开放的规范性依托。

以协同治理模式作为平台开放规则的重要保障，将成为新型监管路径中的关键组成部分。政府、企业与社会各方应共同参与平台治理体系的建设，借由多方合作，达成监管效能的最大化。政策引导给出明确的法律框架以及监管方向，多方参与可确保监管过程的透明、公正与高效，预防平台在扩张过程中出现的滥用市场力量、限制竞争等不当行为，形成“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局面。

软法治理与行业自治是新型监管路径的一个重要构成，其着重于在制度设计方面，使平台内自我约束与规范得以增强。通过行业协会等组织形式，引入更多的自律性措施，让平台建立起行业内的开放标准与透明规则，减少外部强制监管的介入，降低立法与执法成本。 行业自治还能够增进平台与消费者、商家之间的信任关系，使平台注重各方利益的平衡。行业自治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法律监管的不足，使平台更为灵活地应对市场变化。平台和相关利益方应当共同参与到规则的制定与修订中，确保规则的合理性与可操作性。平台的运营与发展将不仅仅依赖单一监管主体，而是凭借市场主体行为来达成治理的目的。

就不同类型的平台而言，政府和行业监管部门能够依据其规模、市场影响力以及所涉及的行业特点来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对于中小型平台，可以运用更为宽松和灵活的监管模式，鼓励创新和竞争。分类分级监管能够使监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得以提高，防止出现一刀切的监管，从而尽量使平台的积极作用得以发挥，保持市场活力。

另一项关键措施是将平台定位为公共基础设施，赋予其更高的社会责任感。平台在这一定位下将不仅是商业盈利的主体，更应承担起促进社会公共利益的功能。平台开放不仅要考虑商业利益，更要关注消费者需求与公共福利的最大化。此举也能够有效解决平台开放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二次垄断”问题。

在分级分类监管理念下，将平台划分为超大型平台、中小型平台及微型平台，在此基础上认定大型平台的公共基础设施属性及中小型平台的开放义务，以依法治理与行业自治为核心进行规制，履行行业监管的事前规制功能，还可承担反垄断措施的事后救济职责。这一新型监管框架，可为平台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基础与实践路径。

3.新型监管路径的实施策略。

协同治理强调“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合作机制，政府与市场主体之间的协同合作至关重要。政府应发挥监管引导作用，制定清晰且灵活的政策框架，并与行业组织、平台企业共同参与平台的治理。政府不仅是规则的制定者，也是信息的提供者、技术的支持者和利益协调者。通过建立行业自律规则、行业标准并实际地推进，软法治理可提供更为灵活且适应性更强的监管方式。

行业自治的施行，有赖于平台内部的治理结构和行业组织的积极参与。平台通过加强对企业文化、行为规范、技术标准等方面的引导与管理，以此提升其自我调节能力，进而减少对行政干预的依赖。

就监管框架而言，依据平台的规模、市场影响力、行业性质等因素，需对其进行分类与分级，从而制定出更为细化且具有针对性的监管措施。超级平台的作用已超出传统的商业功能范畴，在信息传播、支付流通、资源配置等方面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将超级平台视作公共基础设施，意味着需对其施行特殊的监管与治理，要求政府施行更为务实的政策，以增强平台的社会责任感，并且凭借政策的引导与支持，保证其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

五、平台开放规则的具体化展开

（一）平台开放的主体认定

平台开放的主体认定不但对平台开放规则的具体施行有所影响，并且也决定了平台是不是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开放主体的认定方向。

关于哪些平台应当被认定为主体，首先要对平台在经济活动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发挥的作用予以考察。按照不同类型平台的运营模式，可划分为六类：网络销售类、生活服务类、社交娱乐类、信息资讯类、金融服务类、计算应用类。举例说，支付宝不但兼有支付功能和社交属性，甚至能提供金融服务。所以平台是否视作开放主体，要按照其提供的服务类型、在行业中地位的重要性加以评估。按照这一评估原则，在市场中具备足够规模、具有较大影响力，并且在资源配置方面占据主导地位的平台，理应被认定为开放主体。

2.开放主体的认定标准。

平台开放的主体认定标准，主要源自法律条文和行业监管规定。从反垄断法的视角，大部分平台在某种程度上具备市场支配地位，这样对平台开放的认定与规制便成为焦点问题。我国反垄断法规定，占市场主导地位的企业要承担更多的法律义务，包括在平台开放方面遵循更多的公平、公正原则。

行业监管标准也为平台开放的主体认定给予指导。如欧盟的《数字市场法》和美国《终止平台垄断法案》，均是将平台的市场份额、市场地位、用户活跃度、技术创新能力和行业内的整合程度等当作认定标准。 而平台的社会责任以及对行业竞争的影响，在认定过程中也应予以考虑。法律上应进行更为严格的审查。

认定平台开放主体的标准和依据，并非仅限于平台的市场地位，而是应当把其开放程度和承载的社会责任加以综合考量。当前法律框架下，平台是否积极推动开放行为，是否准许外部企业进入其生态圈，是否给予公正、透明的数据共享机制等方面，均为判别其是否归属于开放主体的关键参照。

（二）平台开放的对象界定

如何明确界定哪些实体应当被纳入平台开放的范畴？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体系呈现多样化的界定标准。分析这些标准，可以给国内平台开放的具体化规则提供可资借鉴的内容，也可以为完善相关立法给予理论的依据。

1.开放对象的类型。

平台开放的对象涵盖如下几类：其一，作为平台的业务合作伙伴，就是在平台业务活动中直接展开合作的第三方，包含提供产品、服务以及内容的实体；其二，平台用户，像消费者、商家、内容生产者等均在其列，在平台经济中，用户不单是平台服务的获益者，且可能成为平台产品和服务的供应者，所以广泛的用户群体应被归入平台开放的对象之列；其三，平台内外的其他市场参与者，诸如竞争对手、监管机构以及行业组织等等。借由对这些主体范围的界定，能够更为全面地了解到平台开放所涉及的对象类型。

2.开放对象的界定标准。

在诸多国家，界定平台开放的对象，主要参照市场竞争法、反垄断法以及行业监管政策。美国的反垄断法（如《谢尔曼法》）中明确设定了针对平台垄断行为的监管要求。针对平台开放的对象，通常需要斟酌其是否拥有主导市场的能力，特别是在平台主导市场资源配置的情形下，该平台是否存在具有排他性、限制竞争的风险。

需要留意的是，行业监管标准同样是界定平台开放对象的关键依据。在许多行业中，尤其是互联网、金融、支付等领域，其监管政策清晰地规定了平台开放的合规要求，这些标准为平台开放对象的界定给予了法律方面的依据。欧盟在《数字市场法》中，对平台开放的对象作了详细规定，要求平台在实施开放之时，必须针对其业务合作伙伴、用户及第三方服务提供者作具有透明度的信息披露，保障市场参与者能够拥有公平竞争的机会。

3.开放对象的界定方法。

在实际案例中，像美国科技巨头如谷歌、Facebook 等，其在运营进程中，都曾因涉嫌不公平竞争而受到监管调查，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和欧盟竞争委员会（EC）针对这些平台，对其是否将资源开放给竞争对手进行过严格的审查，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参考。平台是否向竞争对手提供数据、流量、接口等资源，此为判断是否契合市场公平竞争的关键因素之一。在这种背景之下，平台开放的对象界定不单单是对平台主体的识别，更是对平台和其他市场主体之间关系的确认。并且平台开放的对象界定，不但要考虑平台自身的经营模式，也应当涵盖平台对外部市场的影响，以及和市场中其他主体的互动关系。

如何合理界定平台开放的对象？需研究技术和产业发展的特殊性。鉴于技术的持续进步，特别是在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新兴技术领域的应用，平台的业务模式与功能结构出现了重大转变。一些平台在处理用户数据、提供算法推荐等方面具备较强优势，其资源的开放不会仅局限于物理设施或产品交易，而且可能还会涉及数据、技术乃至算法的共享。因而在对平台开放的对象进行界定时，不能仅仅停留在传统的业务合作或资源共享的层面，需要从数据流通、技术合作等多个维度，去考量平台和其他市场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

平台跨境经营的特点，对平台开放的对象界定也存在影响。众多大型平台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业务，其开放政策以及对象界定，常常因不同国家法律的缘故而受到影响，故跨境平台的开放对象界定更为复杂。例如欧盟的GDPR，在对平台开放对象进行界定时，务必遵循严格的数据隐私保护法规，如此才能确保在数据共享过程中不会侵犯用户的隐私权。 对于跨境平台的监管，一方面要求平台提供透明的信息和公平竞争环境，另一方面还要求平台在依据不同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对平台开放的对象予以合理的区分和界定。

平台开放的对象界定，牵涉平台的市场角色、监管要求、技术创新以及跨境法规等诸多因素。而且在国内国际的实践中，平台开放的对象均需按照市场竞争、行业监管和技术发展等因素，予以动态调整。

（三）平台开放的行为规范

平台开放需构建合理的行为规范，以确保平台提供服务、开展合作、竞争行为依循公平、透明、非歧视等基本准则，防止垄断与不正当竞争。行为规范的制定，要从平台开放行为规范及制定依据、如何制定平台开放行为规范这三方面探讨。

1.平台开放的行为规范内容。

平台既是技术的提供者，也是商业运营的管理者，其涉及的行为不但包含自身的经营活动，也包括与用户、商家等多方的合作。平台开放的行为规范应涵盖公平竞争、信息公开、市场透明等方面要求。平台需遵循公平规则，不可利用市场控制地位实施不正当竞争，不能凭借自身优势地位进行价格操控或信息操控。应切实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提高交易透明度，保证商品和服务信息的真实、准确；强化用户数据保护、不得滥用。

平台要规范与商家的合作关系，保证合作的公平性与透明度，防止出现垄断行为，特别是在选择合作伙伴、产品定价等方面，应当依循公开、公正的标准，不得排除潜在竞争者。

2.平台开放的行为规范制定标准。

平台开放的行为规范建立在现有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行业监管法等法律框架的基础上。反垄断法要求：平台不可滥用市场主导地位，不得通过不正当手段对竞争加以限制或将其他市场主体予以排除。反不正当竞争法要求：平台在市场经营中应诚实守信、遵循商业伦理，严禁采取虚假宣传、盗用他人商业机密等恶性竞争手段。行业监管政策要对平台市场操控行为加以防范，对平台的运营模式展开动态评估，确保其运营契合社会公共利益。

3.平台开放的行为规范制定方法。

要以法律框架为基础，建成具体的操作性规范。在这一过程中，首先要保证法律的普适性与规范性。平台开放的行为规范，不但要符合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还应依据具体的行业背景作适应性调整。像电子商务平台、社交媒体平台、共享经济平台等，其商业模式、市场影响和运营方式均有不同，在制定行为规范时，应当将这些差异化因素考虑在内，不能一概而论。平台需要依据自身的业务特点，明确其责任与义务，并制定之相适配的行为规范。

所以，平台开放的行为规范要具备充分的灵活性和动态性， 从而能够应对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变化。比如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应用，平台的商业行为模式已发生了深刻变化，要求现有的行为规范及时更新与调整。为了确保行为规范的有效性与公平性，平台需构建起自我约束机制，并且要与监管部门相配合，展开定期的审查和评估， 确保全面贯彻落实行为规范。与此同时，平台应当将其相关政策予以公开，以保证用户和合作伙伴能够了解并遵守，进而达到规范市场行为、提升市场参与者信任度的目的。

作为平台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石，平台开放的行为规范至关重要，不但需要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而且应当按照平台类型和行业需求予以调整与完善，从而有效保护市场参与者和消费者的权益。

（四）平台开放的法律责任

为确保平台行为合规、维护公平竞争秩序，平台开放所涉及的法律责任乃是核心环节。平台作为市场主体，承担着社会责任与法律义务，如拒绝开放或违反相关法规，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一责任的认定，不但涉及平台自身的法律后果，也涉及对其他市场主体的保护，以及市场秩序的维持。

1.平台开放法律责任的具体类型。

平台开放的法律责任涵盖多个方面，可以从行政责任、民事责任以及刑事责任等层面进行探讨。需要注意的是，平台开放法律责任是反垄断与行政责任的融合，需要建构阶梯式责任体系。

（1）行政责任及反垄断责任。经济法作为独立的法律部门，其责任体系是对传统法律责任质变式的“整合”而非“组合”。 平台若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尤其是涉及反垄断法或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其行为首先受到行政监管部门的处罚。根据《反垄断法》规定，平台若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拒绝开放平台资源或接口，可能会被相关反垄断机构罚款，如果该违法行为同时产生反竞争效果，则可进一步承担反垄断责任。

（2）民事责任。若平台存在拒绝开放抑或不履行开放义务的情况，进而致使其他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那么平台需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例如，平台由于对合作伙伴的接入加以限制，使得合作伙伴难以继续提供服务，由此引发直接的经济损失，合作伙伴可向平台提出赔偿经济损失的要求。另外，倘若消费者因平台的封闭行为而遭受损害，也可依据法律向平台主张损害赔偿。

（3）刑事责任。某些特殊情形之下，平台的不当行为存在触犯刑法的可能性，特别是当平台行为致使严重的市场损害出现，抑或平台凭借非法手段展开竞争排斥之际，或许会牵涉到诸如诈骗、商业贿赂等犯罪行为，进而平台及其负责人或许需承担刑事责任。

2.平台开放法律责任的认定标准。

平台开放法律责任的认定标准，需综合考虑平台的市场地位、行为的性质、受损方的损害情况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平台开放的法律责任应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判断。但可以肯定，平台开放的阶梯式法律责任体系要求，必须且只有从行政责任及反垄断责任开始，因此对相关主体责任及违法行为的认定，优先集中于行政责任或者反垄断责任的认定。

（1）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平台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是认定其是否需要承担行政法律责任的关键。根据《反垄断法》的规定，市场支配地位是指一个企业在相关市场中能够独立于其他市场主体，支配市场价格、产量、质量等基本交易条件的能力。由于平台开放践行反垄断措施与行业监管融合的新路径，因此还需要借鉴行业监管的相关规定，如欧盟《数字市场法》对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条款。 在判断平台是否应当承担法律责任时，首先要分析平台在相关市场中的地位，如果平台占据支配地位，其拒绝开放行为对市场竞争的影响将更加严重，进而引发更严肃的法律责任。

（2）行为的违法性和损害性。平台的行为是否违法以及是否造成损害，也是认定行政法律责任的重要标准。如果平台的开放行为符合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等规定，且未对市场秩序或其他市场主体造成实际损害，则平台不应承担责任。但如果平台的行为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并对其他市场主体或消费者造成了实质性损害，平台则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行政法以预防风险为目的，其不以现实损害的发生为适用前提。 除了实质损害之外，损害风险以及对市场竞争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也应当加入行政责任的认定范畴。对平台所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而言，其他行为的违法性与损害性则应当符合侵权责任法及刑法的认定标准。

（3）过错的认定。在某些情况下，平台的行为是否具备主观恶意或过错，也将影响法律责任的认定。平台如果是故意限制竞争或采取不正当手段拒绝开放，则应承担更加严厉的反垄断法律责任。平台尤其是超大型平台作为系统性格局的存在，对其民事责任的过错认定标准应参照环境侵权的理念，既要采取无过错责任原则，在举证责任分配上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也应当倒置。

（五）平台拒绝开放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

平台拒绝开放意味着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平台有意地或以不合理的手段对其他主体（诸如竞争者或合作方）进入平台系统加以限制，抑或拒绝向其提供必需的资源、服务、接口等，以此来谋取不正当的竞争优势。不得不说，此类行为一方面会对市场竞争形成限制，对市场公平造成损害；另一方面，还会致使平台生态系统出现失衡状况，进而对消费者的选择权以及市场的创新能力产生影响。通常来讲，平台拒绝开放应当承担涵盖反垄断责任和不正当竞争责任在内的法律责任。

从反垄断法的角度来看，当平台于市场中处于占有支配地位之时，其拒绝和某些市场主体展开公平交易，是违背《反垄断法》中有关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规定的。例如平台把自身的系统、技术接口予以封闭，对其他服务提供商的接入加以限制，进而将竞争对手排斥在外，使得市场秩序受到扰乱。这样的行为会被判定为违反竞争规则，平台也将承担因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法律责任。

此外，就平台拒绝开放这一情况而言，其牵涉到不正当竞争的问题。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平台理应依循公平、诚信的商业原则， 拒绝开放或者不公平地限制其他市场主体进入这类行为属于不正当竞争，无疑损害了其他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在此情况下，受害者能够通过诸如诉讼或者向监管部门投诉之类的方式，要求平台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或者行政责任。

平台开放的法律责任不仅对平台本身行为形成制约，更是对市场秩序、消费者权益以及其他市场主体予以保障，使得各方市场主体能够在更为公平且透明的环境之中展开竞争，进而促使平台经济得以健康且有序地发展。 

（编辑  季节）

2024年4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新“国九条”）。这份文件聚焦于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增强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强化投资者权益保护等方面，并针对当前经济形势和市场特点提出了更具针对性的措施，如鼓励科技创新型企业上市、支持绿色金融发展等，旨在通过深化改革激发市场活力，促进资本市场持续健康发展。

上市公司市值管理存在的问题

2024年11月15日，证监会正式发布《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10号——市值管理》（下称“《指引》”），根据指引文件相关表述，市值管理是指上市公司以提高公司质量为基础，为提升公司投资价值和股东回报能力而实施的战略管理行为。《指引》还指出，上市公司应当牢固树立回报股东意识，采取措施保护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利益，诚实守信、规范运作、专注主业、稳健经营，以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运用，推动经营水平和发展质量提升，并在此基础上做好投资者关系管理，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和透明度，积极采取措施提振投资者信心，推动上市公司投资价值合理反映上市公司质量。上市公司质量是公司投资价值的基础和市值管理的重要抓手。上市公司应当立足提升公司质量，依法依规运用各类方式提升上市公司投资价值（昝秀丽，2024）。

价值管理是市值管理的重要理论基础。价值管理是以价值评估为基础、价值增长为目的的一种综合管理模式。市值管理较好实现了价值管理理论的实践及应用（施光耀等，2008）。本次《指引》指出，市值管理是上市公司以提高公司质量为基础，为提升公司投资价值和股东回报能力而实施的战略管理行为。上市公司可依法依规运用并购重组、股权激励、员工持股计划、现金分红、投资者关系管理、信息披露、股份增持和回购等方式促进上市公司投资价值合理反映上市公司质量（昝秀丽，2024）。

近年来，尽管我国资本市场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在上市公司市值管理实践中仍面临一些挑战。部分上市公司将市值管理成果简单等同于股价涨跌，进而催生了一系列“伪市值管理”的情况，反映了上市公司在市值管理工作中存在的以下共性问题：首先，信息披露不够透明，投资者关系管理薄弱，导致市场信息不对称，影响投资者尤其是中小股东难以有效参与公司治理，其利益诉求常被大股东忽视。其次，部分公司过于关注短期股价表现，忽视了长期价值创造，且不重视利润分配，进一步降低投资者的获得感与参与感。最后，部分企业将市值管理异化为短期股价操纵，资本运作过程中存在盲目扩张现象，增加了企业经营风险。

改进和加强上市公司市值管理的建议

 加强信息披露

加强信息披露监管，确保信息真实准确及时地披露给公众。信息披露是市值管理的基石，作为连接公司与投资者的重要桥梁，信息披露的质量直接影响到市场的有效性。高质量、及时、透明的信息披露是建立投资者信任、传递公司价值的关键。上市公司进行信息披露时应注重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主动、充分地披露公司经营状况、财务数据、重大事项、发展战略等信息；不仅包括定期报告（年报、半年报、季报），也包括临时公告、业绩预告等。有效的信息披露能够减少信息不对称，降低投资者对公司价值的评估成本，提升市场对公司基本面的认可度，从而稳定或提升股价。截至2025年6月30日，A股5429家上市公司共披露了374667份公告，平均每家发布约69份公告，沪深北平均每个交易日约有3202份新公告向二级市场投资人披露。

在新“国九条”强调强化信息披露监管的背景下，上市公司更应将信息披露作为市值管理的第一要务，通过“讲好公司故事”，引导市场理性预期。例如，在发布业绩预告时，不仅要披露数据，更要解释数据背后的原因，展示公司应对挑战、把握机遇的能力。

重视投资者关系管理

重视投资者关系管理，发挥主观能动性引导市场关注公司长期价值。积极维护良好的投资者关系是实现市值管理目标的关键环节。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包括定期举办业绩说明会、投资者开放日、一对一沟通会，利用年报、网站、社交媒体等多种渠道与投资者互动，及时回应投资者关切等。良好的投资者关系管理能够增进投资者对公司战略、治理、经营的理解和认同，提升公司形象，吸引长期资金，降低融资成本。新“国九条”鼓励培育长期投资文化，投资者关系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上市公司应将投资者关系管理从简单的“接待”转变为战略性的“沟通”，主动引导市场关注公司的长期价值创造能力，而不仅仅是短期股价波动。例如，可以通过定期发布ESG报告和“提质增效重回报”报告，展示公司在ESG和提质增效等方面的努力，吸引更多的长期资本、耐心资本，在更长的产业周期里陪伴公司一起成长。

制定合理可持续的利润分配政策

建立健全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为导向的绩效评价体系，在符合分红条件下建立常态化分红机制。现金分红是上市公司回报股东、实现价值分配的重要途径，也是市值管理不可或缺的一环。稳定的、可持续的现金分红政策能够向市场传递公司盈利能力强、现金流充裕、治理结构稳健的信号，增强投资者信心，吸引偏好稳定现金流的投资者，从而对股价形成支撑。近年来受政策鼓励影响，上市公司分红比例保持稳定，2025年上半年，A股上市公司共披露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2567份。

新“国九条”多次强调要健全上市公司分红制度，鼓励上市公司建立持续、稳定的分红政策。上市公司应根据自身发展阶段和盈利能力，制定科学合理的分红方案，并在章程中明确分红政策，增强可预期性。例如，一些高盈利、现金流充沛的公司可以承诺较高的分红比例，而成长型公司则可以采取“低比例分红+股票回购”或“暂不分配+承诺未来分配”等方式，平衡再投资与回报股东的关系。利润分配政策的透明度和稳定性，本身就是公司治理水平和价值创造能力的体现。

开展有利于提高投资价值的产业并购

产业并购是上市公司实现外延式增长、优化产业结构、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手段，也是市值管理中价值提升的重要工具。通过并购行业内优质资产或上下游企业，上市公司可以快速扩大市场份额，获取关键技术，完善产业链布局，实现协同效应，从而显著提升公司整体价值。成功的并购能够向市场传递公司积极进取、战略清晰的信息，激发市场想象力，推动股价上涨。根据 wind 数据显示，截至 2025 年6 月 30 日，A 股上市公司 2025 年共披露并购重组事件 2810 件，其中以人民币交易的交易总价值 18375.28 亿元。其中，涉及重大资产重组事件 78 件，其中以人民币交易的交易总价值 4771.89 亿元，重组目的以横向整合为主，占全部重大资产重组事件的 38%。

新“国九条”鼓励并购重组、促进资源优化配置，产业并购的空间将进一步扩大。然而，并购也伴随着整合风险、估值风险等。上市公司应将产业并购作为市值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行审慎的尽职调查，制定清晰的整合计划，确保并购后的协同效应能够有效释放，真正实现1+1>2的价值提升。例如，一家软件公司通过并购一家具有特定技术优势的初创企业，可以快速补齐技术短板，增强在细分市场的竞争力，从而提升整体估值水平。上市公司在运用并购工具时，应注重其战略契合度和长期价值贡献，避免盲目扩张。

综上所述，信息披露、投资者关系、利润分配、融资引战和产业并购等共同构成了A股上市公司在新“国九条”下进行市值管理的实践工具。这些工具的有效运用，需要上市公司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制定系统性、前瞻性的市值管理策略，并在实践中不断优化调整，最终实现公司价值与股东权益的长期、可持续增长，同时促进资本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

（编辑  杨利红）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坚持从抓作风入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要求进一步落实到位。中信集团党委从严从实推进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持之以恒加强作风建设，以作风建设新成效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提高政治站位，增强改进作风的思想自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增强改进作风的思想自觉，要坚决同“小事小节论”“影响发展论”“行业特殊论”等错误思想作斗争，从思想上深化认识、校正偏差。
  坚持讲政治必须抓作风。作风问题关乎政治忠诚、政治立场、政治生态。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开展示范性联学，引导各级党员干部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深刻领悟加强作风建设的重大意义。近年来，中信集团积极推动普惠金融、养老金融增速提质，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6100多亿元，年金管理规模达1.28万亿元，累计开展“保险+期货”项目800多个、惠及100多万农户。中信集团坚持把作风建设作为践行金融工作政治性、人民性的重要保障，持续以中信所能服务人民所需。注重把纠治不良风气作为重点，严查严治以风掩腐问题，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良好环境。 

坚持促发展必须抓作风。作风转变倍增改革效能、激活创新动能、护航风险防控。当前，集团总部改革、绩效改革已经落地，随着改革向纵深推进，要大力弘扬担当补位、开拓进取之风，以过硬作风巩固总部机构改革成果、深入推进国际化战略。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模式创新是放大综合性企业竞争优势的关键一招，要弘扬顾全大局、闻令而动的作风，以协同的“化学反应”催生创新活力。安全是发展的前提，集团通报了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案例，要深挖风险问题背后的作风问题，引导各级党员干部把握抓作风、保廉洁、防风险的关系，以过硬作风筑牢廉洁防线、风险底线。

坚持强队伍必须抓作风。好作风育人于无声、管人于无痕、留人于无形。要以好作风感召人。把中信劳模工作室打造成创新攻关、孕育产品的基地和弘扬作风、培育新人的平台，大力弘扬“遵纪守法、作风正派、实事求是、开拓创新、谦虚谨慎、团结互助、勤勉奋发、雷厉风行”的中信风格，确保优良作风薪火相传。要以好作风引导人。党员领导干部带头转变作风，树好风向标，形成“头雁效应”，引导广大中信人在遵规守纪、清正廉洁前提下积极担当、放手干事。要以好作风凝聚人。既要以事业留人，也要以作风留人，营造清清爽爽的风气环境，确保广大人才安心扎根、建功中信。

    坚持纠树并举，抓住改进作风的关键要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四风’是违背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是当前群众深恶痛绝、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也是损害党群干群关系的重要根源。党内存在的其他问题都与这‘四风’有关，或者说是这‘四风’衍生出来的。”要坚持系统施治，深入纠“四风”、树新风，做到“四个弘扬、四个力戒”。
   弘扬求真务实作风，力戒形式主义。把实的要求贯穿经营发展各方面和全过程，做到战略上有定力、发展上求实效、落实上不打折。坚持深入调研，精准制定战略，坚定执行战略，配套实施金融“强核”、实业“星链”工程，打造“要出国、找中信”“来中国、找中信”服务品牌。举办“德国先进制造企业重庆行”“日本企业广东行”等系列活动，促成中外合作项目近百个，实现了政治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树牢正确经营观，坚持回归本源，反对脱实向虚，推动以创利和规模扩张为核心的短期考核，转向涵盖功能发挥、经营业绩、能力建设、风险管控等多维度的综合性考核，持续增强核心功能、提高核心竞争力。把抓落实作为推动发展的重要保障，坚决纠正拖延型、发令型、夸大型等“打折扣”行为，引导党员干部争做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
   弘扬“三办”作风，力戒官僚主义。从践行“由我来办、马上就办、办就办好”作风做起，在察实情、办实事、解难题中为基层助力赋能。强化“由我来办”的担当精神。推动党员领导干部深入一线，完成业务开拓、风险化解、创新攻关等重大任务，当好拎包就走、开疆拓土的“探路人”，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救火员”，集智攻关、勇攀高峰的“创新者”。提高“马上就办”的效率意识。坚持及时响应、快速行动，谋深谋实、干字当头，找准切口、抓点带面，深入实施科技创新“磐石”行动，用好干部人才制度改革成果，持续组织干部公开遴选，构建“金字塔型”人才梯队。提升“办就办好”的口碑效应。坚持真减负、减真负，听真话、办实事，扎实开展“一个部门高效办成一件事”活动，让基层干部职工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抓落实。

弘扬艰苦奋斗作风，力戒享乐主义。督促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走出舒适区，穿越阵痛期，啃下硬骨头。加快开辟“第二增长曲线”，以新质生产力赋能传统产业转型、新兴产业培育、未来产业布局，主动在产业链上下游寻找新的“破局点”和“增长极”。坚持以主动变革穿越改革阵痛，统筹推进压降层级，持续“瘦身”“健体”增动力，推动资源向主责主业集中，逐步实现轻装上阵。坚持以硬作风啃下硬骨头，举全系统之力推进原华融公司风险处置，承接并推动中国政企基金风险化解取得阶段性成效，引导党员干部在董家渡产融协同化险等重大任务中冲锋在前、探索突破，在为国家担当、解决难题中锤炼优良作风、体现中信价值。

弘扬清廉俭朴作风，力戒奢靡之风。把过紧日子的要求落到实处，全面监督强化“紧约束”，严于律己念好“紧箍咒”，把勤俭节约的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坚持集中资源办大事和精打细算增效益相统一，集团连续两年科研投入强度超过3%，取得高端轴承、生物育种等科技突破，2024年荣获金融科技发展奖12项，同步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超额完成开源降本目标。坚持他律和自律相统一，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落实清单化明责、项目化履责、常态化督责、系统化考责、精准化问责的“五化五责”机制，构建“随时、及时、限时、准时、常时”的“五时”大监督体系，推动责任体系与监督体系相贯通，业务监督、内控监督与党内监督相贯通，公司制度与党的纪律相贯通，坚守廉洁底线，筑牢反腐防线。

     把握特点规律，提高改进作风的实际成效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一个永恒课题，作风问题具有反复性和顽固性，不可能一蹴而就，毕其功于一役，更不能一阵风，刮一下就停，必须经常抓，长期抓。”要深入把握作风问题行业性、阶段性特点，抓住普遍发生、反复出现的问题，持续深化整治，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

把握内生性，由内而外抓作风。坚持以教育固根本，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以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为契机，加强党性教育、道德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正确处理是和非、公和私、得和失的关系，以信念坚定确保作风优良。坚持以见贤促思齐，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深入学习集团因公牺牲援藏干部王军强同志的先进事迹，形成明德向善的浓厚氛围。坚持以文化育心志，把弘扬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和推进合规文化、廉洁文化建设有机结合，推动文化培育进岗位、进车间、进网点，为作风建设筑牢文化根基。

把握示范性，以上率下抓作风。突出抓本级带下级，集团党委带头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以上率下带动各级党委健全制度、细化责任。突出抓机关带系统，集团总部和一级子公司总部从加大精文简会力度、统筹安排调研活动、加强信息化赋能等方面做起，带头转变作风，为基层作好表率。突出抓干部带群众，加强对领导干部、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落实“四下基层”制度，下沉一线、破解难题，不折不扣抓好改革发展任务落实。

把握演变性，防微杜渐抓作风。注重讲清小节大害，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采取集中教育、廉政党课、印发忏悔录、赴单位宣讲、旁听庭审等方式，把因小失大的教训讲清说透，引导党员干部破除“小节无害”的错误思想，杜绝“下不为例”的侥幸心理。深化违规吃喝专项整治，严查吃会所、吃公款、吃客户、吃下级等问题，杜绝“舌尖上的腐败”“酒桌上的公务”。针对铺张浪费等问题，定期开展自查，加大通报力度。注重强化小惩大诫，深化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利器，发现问题及时提醒，让红脸出汗成为常态。压实各级纪委责任，发挥基层纪检委员监督作用，加强群众监督，精准处置问题线索，提升案件查办质效。

（编辑  杨林）

2025年二季度，美国受关税冲击，商品价格明显上涨，但因能源及住房服务价格持续走低，其影响尚未充分反映在CPI中。同时，美国企业通过消化库存或暂时承担进口关税成本，延缓了关税向美国通胀的传导。尽管非农就业数据因教育幻象超预期，但匹配效率下降和工作时长缩短表明美国劳动力市场正在降温。总之，关税政策增加了美国再通胀风险，消费与投资趋于疲软，美国经济面临滞胀隐忧。

美国通胀整体温和但结构分化

2025年6月，美国CPI同比上涨2.7%，较5月上升0.3个百分点；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同比上涨2.9%，较5月上升0.1个百分点。总体看，2025年二季度美国通胀较为温和，这似乎表明特朗普关税政策对美国通胀的影响有限。实际上，受关税影响较大的商品价格已经上涨。比如，家电价格在4月和5月分别上涨了0.8%，为近四年来最高月度涨幅；玩具价格连续两个月上涨，5月环比涨幅超过1.3%，同样是四年来最高水平。6月，部分零售商如沃尔玛和塔吉特的玩具价格在1月基础上已经上涨了7.4%和6.1%，远高于3.8%的平均涨幅。尽管如此，美国整体通胀仍被其他因素所掩盖，例如汽油价格下跌、服务价格涨幅持续放缓，特别是租金和住房成本趋缓，因此关税效应尚未明显反映在CPI数据中。未来，美国通胀压力来自受关税影响的核心商品价格，房租和服务通胀因总需求放缓或将延续下行趋势。

关税政策对美国通胀的影响“虽迟但到”

随着特朗普在“解放日”正式推出“对等关税”政策，各界一致认为关税政策将会引发美国再通胀风险，但二季度美国CPI数据显示美国通胀总体呈现温和态势。这是因为，多种因素导致关税政策对美国通胀的影响有所延后。

一是关税政策处于不断调整变动中。许多已经宣布的关税政策要么被取消、要么被推迟执行或者减少适用范围、降低税率等。二是航运和供应需要时间。其他国家商品通过海上航运输往美国通常需要数周甚至一个多月时间，进口品抵达美国后不会立即出现在商店货架上，因为很多输美进口品并非成品而是零部件或原材料，需要进一步加工和制造才能用于终端销售。三是企业库存品缓冲了关税冲击。2024年年底，不少美国企业为应对美国东海岸和墨西哥湾沿岸港口罢工以及规避特朗普在2025年即将实施的关税政策，提前加大了进口订单，积累了不少存货。四是部分关税成本被外国出口商吸收且美国企业对涨价持谨慎态度。高盛估计，外国出口承担了大约20%的关税成本，另80%的关税成本由美国企业和消费者共同承担。由于消费放缓，不少美国企业在短期不敢轻易涨价，更多的是采取“缩水式通胀”（即商品包装减少但价格不变）策略应对，因此美国消费品价格还没有出现大幅上涨。过往的经验表明，零售商至少需要三个月时间才能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随着在8月前后特朗普新关税政策落定，以及受关税影响较大的商品在秋冬季家庭预算中扮演的角色比在夏季更为核心，因此，关税政策对美国通胀的影响可能要到未来几个月才能充分显现。

美国劳动力市场正在降温

超预期的美国非农就业增长：教育幻象

2025年二季度，美国非农新增就业人数分别为15.8万人、14.4万人和14.7万人，较一季度增加了11.6万人。总量上看，美国就业市场似乎依然稳健。但从结构上看，6月美国超预期的非农就业增长很大程度上来自政府部门，私人部门就业指标疲软显示美国就业市场正在降温。6月，州和地方政府教育部门用工激增导致政府部门新增就业人数达到7.3万人，为2024年4月以来最大增幅。相比之下，6月私人部门新增就业人数仅有7.4万人，为2024年10月以来最小增幅。其中，私人服务业的新增就业人数从5月的14.1万人大幅下降至6月的6.8万人，降幅超过50%，制造业连续两个月裁员，批发贸易行业就业人数创下一年来最大降幅。根据美国非农就业扩散指数（Non-farm Employment Diffusion Index），6月美国只有不到一半的行业实现了就业正增长。总体看，州和地方政府教育行业就业大幅增加支撑美国6月非农数据远超预期，这与春季学期末教育岗位招聘集中释放相关，若仅考虑私人部门新增就业，则远不及预期。未来，随着州和地方政府新增就业回归均值或出现下降，美国非农新增就业将面临较大降幅。

图1  私人部门新增就业人数      图2  政府部门新增就业人数

数据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     数据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

美国劳动力市场匹配效率恶化

贝弗里奇曲线（Beveridge Curve）描述了失业率和职位空缺率之间的关系，它是评估劳动力市场匹配效率的一个重要工具。将不同时期的失业率和职位空缺率配对，可绘制一条近似向右下方倾斜的贝弗里奇曲线，说明失业率和职位空缺率呈负相关关系。2023—2024年，美国贝弗里奇曲线总体呈现从左上方向右下方移动的趋势，表明美国职位空缺率下降而失业率上升，反映美国劳动力市场正在降温。2025年1—3月，美国失业率从4%上升至4.2%，职位空缺率从4.7%下降至4.3%；4-5月，美国失业率保持4.2%不变，职位空缺率从4.4%上升至4.6%，这说明企业虽然在劳动力市场发布了更多的岗位，但失业人口并没有相应地减少。也就是说，新增的职位空缺并没有马上被填补，这表明美国劳动力市场匹配效率出现恶化，未来美国结构性失业可能会增加。

由于求职者人数减少，美国失业率从5月的4.2%下降至6月的4.1%。根据彭博新闻社报道，6月美国整体失业率虽然出现下降，但非裔美国人的失业率却升至2022年1月以来最高水平，主要原因在于黑人男性失业人数激增。一般来说，非裔美国人大部分集中在低工资行业，这些行业在经济收缩时率先受到冲击，因此黑人往往是最早被裁员的群体。

图3  2023年以来美国贝弗里奇曲线

数据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

工作时长减少暗示美国需求趋缓

工作时长是观察美国需求动态的一个重要指标。当经济走弱时，企业往往会先减少工作时长而非直接裁员。6月美国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为34.2小时，较前值降低0.1小时。尽管数值变化并不显著，但需要注意的是，6月是今年以来美国平均每周工作时长首次出现下降，美国需求出现放缓。另外，平均时薪同比增速从1月的3.9%下降至6月的3.7%，由此衡量劳动总收入指标——每周总工资（等于就业人数工作乘以时间乘以时薪）为近一年来最弱表现。

图4  美国平均每周工作时间和平均时薪同比增速

数据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

美国内需面临放缓压力

关税提前透支私人消费后继乏力

美国私人消费已经出现放缓迹象，直到5月才在美国实际个人消费支出（PCE）数据中呈现。5月美国实际个人消费支出同比增长2.2%，较3月和4月分别下降0.6个百分点和0.7个百分点。3月至4月，美国个人消费支出涨幅很大程度上是受关税政策的影响，即居民提前抢购货物，耐用品消费支出变化直观表现出来。5月美国耐用品消费支出同比增长3.8%，较前值大幅下降3.9个百分点，降幅超过50%，说明居民在耐用品价格上涨前抢购，从而导致3-4月耐用品消费支出大幅增加，而5月支出又迅速回落。美国零售额环比增速的数据同样说明关税政策提前投资消费。3月美国零售额环比增长1.5%，5月环比降至-0.9%，私人消费后继乏力。

根据密歇根大学公布的数据，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在2024年12月至2025年5月下降了21.8%。随着中美经贸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在双方决定下调关税税率后，信心指数才出现改善迹象，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在6月出现反弹，不过仍低于关税政策之前平均水平，关税政策对私人消费产生较大负面作用。

图5 美国实际个人消费支出   图6 美国零售额环比和消费者信心指数

数据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  数据来源：美国人口调查局和密歇根大学。

企业投资微弱扩张仍面临较大不确定性

制造业PMI从5月的48.5%升至6月49%，服务业PMI从5月的49.9%升至6月的50.8%，新订单指数在6月回归扩张达到51.3%，较5月上升4.9个百分点。尽管6月美国PMI呈现微弱扩张是一个积极信号，但关税对供应链带来的巨大压力仍是限制美国制造业和服务业扩张的关键因素。目前，知识产权投资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非住宅固定资产投资子类。一季度，结构投资下降了1.1%，企业为规避关税在一季度加快了设备采购，导致设备投资增加了8.3%；知识产权投资受关税影响较小，以2.3%增速增长。随着抵押贷款率高企以及关税成本开始显现，二季度美国结构投资仍将承压，预计设备投资增速大幅放缓，但知识产权投资将保持稳健增长，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对冲结构投资和设备投资的下滑。

图7  美国非住宅固定资产投资

数据来源：圣路易斯联储。

注：结构投资是投资生产和经营长期不动产建筑及相关基础设施，设备投资指投资生产过程或提供服务的各类耐用设备器材，知识产权投资指投资研发和创新等无形资产。结构投资、设备投资和知识产权投资构成美国实际私人国内固定投资非住宅投资子类。

企业信心是投资增长水平的核心因素之一。企业只有对投资预期有信心，才会有动力扩大生产并增加资本支出。然而，面对当前关税政策所引发的巨大不确定性，企业信心正在减弱。美国全国独立企业联合会（NFIB）的中小企业乐观指数自2024年12月以来持续下滑，5月因中美经贸关系缓和略有回升。美国资本支出计划在2025年4月降至自2020年以来的最低点。此外，多家地区联邦储备银行的调查数据也反映出企业对美国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期相对疲弱。整体看，美国制造业和服务业虽呈现微弱扩张，但关税政策使企业家信心减弱，企业投资面临较大不确定性。

（编辑  杨利红）

2025年二季度，美国受关税冲击，商品价格明显上涨，但因能源及住房服务价格持续走低，其影响尚未充分反映在CPI中。同时，美国企业通过消化库存或暂时承担进口关税成本，延缓了关税向美国通胀的传导。尽管非农就业数据因教育幻象超预期，但匹配效率下降和工作时长缩短表明美国劳动力市场正在降温。总之，关税政策增加了美国再通胀风险，消费与投资趋于疲软，美国经济面临滞胀隐忧。

美国通胀整体温和但结构分化

2025年6月，美国CPI同比上涨2.7%，较5月上升0.3个百分点；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同比上涨2.9%，较5月上升0.1个百分点。总体看，2025年二季度美国通胀较为温和，这似乎表明特朗普关税政策对美国通胀的影响有限。实际上，受关税影响较大的商品价格已经上涨。比如，家电价格在4月和5月分别上涨了0.8%，为近四年来最高月度涨幅；玩具价格连续两个月上涨，5月环比涨幅超过1.3%，同样是四年来最高水平。6月，部分零售商如沃尔玛和塔吉特的玩具价格在1月基础上已经上涨了7.4%和6.1%，远高于3.8%的平均涨幅。尽管如此，美国整体通胀仍被其他因素所掩盖，例如汽油价格下跌、服务价格涨幅持续放缓，特别是租金和住房成本趋缓，因此关税效应尚未明显反映在CPI数据中。未来，美国通胀压力来自受关税影响的核心商品价格，房租和服务通胀因总需求放缓或将延续下行趋势。

关税政策对美国通胀的影响“虽迟但到”

随着特朗普在“解放日”正式推出“对等关税”政策，各界一致认为关税政策将会引发美国再通胀风险，但二季度美国CPI数据显示美国通胀总体呈现温和态势。这是因为，多种因素导致关税政策对美国通胀的影响有所延后。

一是关税政策处于不断调整变动中。许多已经宣布的关税政策要么被取消、要么被推迟执行或者减少适用范围、降低税率等。二是航运和供应需要时间。其他国家商品通过海上航运输往美国通常需要数周甚至一个多月时间，进口品抵达美国后不会立即出现在商店货架上，因为很多输美进口品并非成品而是零部件或原材料，需要进一步加工和制造才能用于终端销售。三是企业库存品缓冲了关税冲击。2024年年底，不少美国企业为应对美国东海岸和墨西哥湾沿岸港口罢工以及规避特朗普在2025年即将实施的关税政策，提前加大了进口订单，积累了不少存货。四是部分关税成本被外国出口商吸收且美国企业对涨价持谨慎态度。高盛估计，外国出口承担了大约20%的关税成本，另80%的关税成本由美国企业和消费者共同承担。由于消费放缓，不少美国企业在短期不敢轻易涨价，更多的是采取“缩水式通胀”（即商品包装减少但价格不变）策略应对，因此美国消费品价格还没有出现大幅上涨。过往的经验表明，零售商至少需要三个月时间才能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随着在8月前后特朗普新关税政策落定，以及受关税影响较大的商品在秋冬季家庭预算中扮演的角色比在夏季更为核心，因此，关税政策对美国通胀的影响可能要到未来几个月才能充分显现。

美国劳动力市场正在降温

超预期的美国非农就业增长：教育幻象

2025年二季度，美国非农新增就业人数分别为15.8万人、14.4万人和14.7万人，较一季度增加了11.6万人。总量上看，美国就业市场似乎依然稳健。但从结构上看，6月美国超预期的非农就业增长很大程度上来自政府部门，私人部门就业指标疲软显示美国就业市场正在降温。6月，州和地方政府教育部门用工激增导致政府部门新增就业人数达到7.3万人，为2024年4月以来最大增幅。相比之下，6月私人部门新增就业人数仅有7.4万人，为2024年10月以来最小增幅。其中，私人服务业的新增就业人数从5月的14.1万人大幅下降至6月的6.8万人，降幅超过50%，制造业连续两个月裁员，批发贸易行业就业人数创下一年来最大降幅。根据美国非农就业扩散指数（Non-farm Employment Diffusion Index），6月美国只有不到一半的行业实现了就业正增长。总体看，州和地方政府教育行业就业大幅增加支撑美国6月非农数据远超预期，这与春季学期末教育岗位招聘集中释放相关，若仅考虑私人部门新增就业，则远不及预期。未来，随着州和地方政府新增就业回归均值或出现下降，美国非农新增就业将面临较大降幅。

图1  私人部门新增就业人数      图2  政府部门新增就业人数

数据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     数据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

美国劳动力市场匹配效率恶化

贝弗里奇曲线（Beveridge Curve）描述了失业率和职位空缺率之间的关系，它是评估劳动力市场匹配效率的一个重要工具。将不同时期的失业率和职位空缺率配对，可绘制一条近似向右下方倾斜的贝弗里奇曲线，说明失业率和职位空缺率呈负相关关系。2023—2024年，美国贝弗里奇曲线总体呈现从左上方向右下方移动的趋势，表明美国职位空缺率下降而失业率上升，反映美国劳动力市场正在降温。2025年1—3月，美国失业率从4%上升至4.2%，职位空缺率从4.7%下降至4.3%；4-5月，美国失业率保持4.2%不变，职位空缺率从4.4%上升至4.6%，这说明企业虽然在劳动力市场发布了更多的岗位，但失业人口并没有相应地减少。也就是说，新增的职位空缺并没有马上被填补，这表明美国劳动力市场匹配效率出现恶化，未来美国结构性失业可能会增加。

由于求职者人数减少，美国失业率从5月的4.2%下降至6月的4.1%。根据彭博新闻社报道，6月美国整体失业率虽然出现下降，但非裔美国人的失业率却升至2022年1月以来最高水平，主要原因在于黑人男性失业人数激增。一般来说，非裔美国人大部分集中在低工资行业，这些行业在经济收缩时率先受到冲击，因此黑人往往是最早被裁员的群体。

图3  2023年以来美国贝弗里奇曲线

数据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

工作时长减少暗示美国需求趋缓

工作时长是观察美国需求动态的一个重要指标。当经济走弱时，企业往往会先减少工作时长而非直接裁员。6月美国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为34.2小时，较前值降低0.1小时。尽管数值变化并不显著，但需要注意的是，6月是今年以来美国平均每周工作时长首次出现下降，美国需求出现放缓。另外，平均时薪同比增速从1月的3.9%下降至6月的3.7%，由此衡量劳动总收入指标——每周总工资（等于就业人数工作乘以时间乘以时薪）为近一年来最弱表现。

图4  美国平均每周工作时间和平均时薪同比增速

数据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

美国内需面临放缓压力

关税提前透支私人消费后继乏力

美国私人消费已经出现放缓迹象，直到5月才在美国实际个人消费支出（PCE）数据中呈现。5月美国实际个人消费支出同比增长2.2%，较3月和4月分别下降0.6个百分点和0.7个百分点。3月至4月，美国个人消费支出涨幅很大程度上是受关税政策的影响，即居民提前抢购货物，耐用品消费支出变化直观表现出来。5月美国耐用品消费支出同比增长3.8%，较前值大幅下降3.9个百分点，降幅超过50%，说明居民在耐用品价格上涨前抢购，从而导致3-4月耐用品消费支出大幅增加，而5月支出又迅速回落。美国零售额环比增速的数据同样说明关税政策提前投资消费。3月美国零售额环比增长1.5%，5月环比降至-0.9%，私人消费后继乏力。

根据密歇根大学公布的数据，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在2024年12月至2025年5月下降了21.8%。随着中美经贸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在双方决定下调关税税率后，信心指数才出现改善迹象，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在6月出现反弹，不过仍低于关税政策之前平均水平，关税政策对私人消费产生较大负面作用。

图5 美国实际个人消费支出   图6 美国零售额环比和消费者信心指数

数据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  数据来源：美国人口调查局和密歇根大学。

企业投资微弱扩张仍面临较大不确定性

制造业PMI从5月的48.5%升至6月49%，服务业PMI从5月的49.9%升至6月的50.8%，新订单指数在6月回归扩张达到51.3%，较5月上升4.9个百分点。尽管6月美国PMI呈现微弱扩张是一个积极信号，但关税对供应链带来的巨大压力仍是限制美国制造业和服务业扩张的关键因素。目前，知识产权投资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非住宅固定资产投资子类。一季度，结构投资下降了1.1%，企业为规避关税在一季度加快了设备采购，导致设备投资增加了8.3%；知识产权投资受关税影响较小，以2.3%增速增长。随着抵押贷款率高企以及关税成本开始显现，二季度美国结构投资仍将承压，预计设备投资增速大幅放缓，但知识产权投资将保持稳健增长，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对冲结构投资和设备投资的下滑。

图7  美国非住宅固定资产投资

数据来源：圣路易斯联储。

注：结构投资是投资生产和经营长期不动产建筑及相关基础设施，设备投资指投资生产过程或提供服务的各类耐用设备器材，知识产权投资指投资研发和创新等无形资产。结构投资、设备投资和知识产权投资构成美国实际私人国内固定投资非住宅投资子类。

企业信心是投资增长水平的核心因素之一。企业只有对投资预期有信心，才会有动力扩大生产并增加资本支出。然而，面对当前关税政策所引发的巨大不确定性，企业信心正在减弱。美国全国独立企业联合会（NFIB）的中小企业乐观指数自2024年12月以来持续下滑，5月因中美经贸关系缓和略有回升。美国资本支出计划在2025年4月降至自2020年以来的最低点。此外，多家地区联邦储备银行的调查数据也反映出企业对美国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期相对疲弱。整体看，美国制造业和服务业虽呈现微弱扩张，但关税政策使企业家信心减弱，企业投资面临较大不确定性。

（编辑  杨利红）

土地制度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生产关系安排，是一切制度中最为基础的制度。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将其作为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重要内容。二战后至今，日本稳慎有序推进土地制度改革，为农业现代化和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日本在改革过程中，也存在土地调控滞后、农村“过疏化”与城市“过密化”、耕地“非农化”“非粮化”等问题，并需有效防范化解各类潜在风险，提升高质量发展的土地保障效能。

日本土地制度改革演进历程

在经济高速及中高速增长时期，实施以支撑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和城镇化为目标的土地制度改革的政策。1950年，日本颁布《国土综合开发法》，据此建立起国家、广域、都道府县、特定区域四级国土开发规划体系，旨在优化产业用地布局。

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每隔7～10年编制一轮国土综合开发规划，前两轮规划重点在于据点式开发和大型项目开发，在经济维持中高速稳定增长的背景下，第三轮规划转向注重改善人居环境。1974年，日本颁布《国土利用规划法》，要求编制国家、都道府县和市町村三级国土利用规划，以及都道府县层面的土地利用基本规划，并制定了土地交易管制制度。为扩大农业经营规模，1962年，日本修改《农地法》，放宽农户占地面积限制，允许农户更自由地流转农地和农业生产法人取得农地。同年，日本还修改《农协法》，创设农地信托制度，赋予农协作为受托方的法定地位。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农地制度改革方向由鼓励所有权流转变为鼓励经营权流转。1980年，日本颁布《农地利用促进法》，允许农户在市町村政府推动下自由缔结和解除农地租赁合同，不受《农地法》制约，合同到期后农地自动归还原主。

在泡沫经济时期，实施以抑制地价过快上涨为目标的土地制度改革。面对东京都市圈人口和资源过度集聚、地方产业经济和就业收缩的局面，日本在第四轮国土综合开发规划中，重在构建多极化、分散型的国土开发格局，提出打造“全国1日交通圈”。在地价飙升的背景下，1989年，日本颁布《土地基本法》，明确了土地利用的四条基本原则，即公共福利优先、合理和有计划地利用、抑制投机交易、开发利益与责任对等。在1991年出台的《综合土地政策推进纲要》中，日本进一步提出打破“土地神话”、实现适当的地价水平、确保土地合理利用三大目标。同年，日本实施土地税制改革，按0.3%的税率对持有土地的法人和个人征收地价税，并强化持有土地转让所得税和特别土地保有所得税。

在经济长期低迷时期，实施以释放土地利用潜力为目标的土地制度改革。泡沫经济崩溃后，由于地价迅速下跌，日本逐步转向刚柔并济的土地调控，陆续出台了《新综合土地政策推进纲要》《关于土地政策的再构筑》《土地政策的中长期构想》，旨在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日本在第五轮至第八轮国土综合开发规划（第六轮开始更名为国土形成规划）中，加大了对地方自主规划建设的支持，倡导多主体共同参与，发展广域地方生活圈，同时推动三大都市圈一体化。随着人口增速放缓乃至出现负增长，土地权属不明问题日益突出，为盘活存量闲置土地，日本于1999年和2020年两次修改《土地基本法》，对土地所有者管理土地的义务和各级政府开展地籍调查的义务作出规定，并专门制定《所有者不明土地法》。经由都道府县知事裁定，日本各市町村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等主体可将权属不明的土地用于建设公园、直销店、可再生能源发电设施等项目，最长使用期限为20年。为推动农地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集中，日本逐步提高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补助标准，降低农业规模经营的土地成本，并通过修改《农地法》，取消对一般法人进入农业的限制，将其农地最长租赁期限由20年延长至50年。此外，日本还颁布了《推进农地中介管理事业法》，允许各都道府县政府成立农地中介管理机构，承担“农地银行”的角色。该机构在对农地进行平整改良的基础上，可绕过农地转出方，优先将成片的农地租给符合政策需求的规模经营者。

日本土地制度改革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

（一）重视发挥国土空间规划的引领作用。日本将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与国家经济政策紧密联系起来，根据不同阶段、不同地区的发展需求设定规划目标，为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提供依据，从而顺利推动了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的优化和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这一体系纵向上囊括国家、广域、都道府县、市町村四个行政层级，横向上涵盖国土形成规划、国土利用规划、土地利用基本规划三类规划。

首先，国家和广域层面的国土形成规划重在对国土开发保护方向进行综合性、长期性战略部署，国家层面的国土利用规划重在设定全国和各地区不同用地类型的规模目标，并明确具体举措。

其次，都道府县既要基于全国国土利用规划以及土地利用审查会、市町村长的意见，制定本地区国土利用规划，还要基于全国和本地区国土利用规划以及合议机关、国土交通大臣、市町村长的意见，制定土地利用基本规划，明确不同类型土地的调整方向和管制要求。

再次，市町村在制定本地区国土利用规划的同时，还可依据《城市规划法》编制专项规划。

（二）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作为重要突破口。早在1961年，日本颁布的《农业基本法》中提出扩大农业经营规模的目标，其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推进始终围绕这条主线，由此成功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

一是放宽农地租赁限制。日本尽管实行土地私有制，但农地流转的主要方式仍是经营权流转，其重视通过立法保护出租方利益，以打消出租方顾虑。鉴于法人经营具有高效率、可持续等优势，日本将其作为家庭经营的补充，逐步放宽公司法人租赁农地的限制。

二是实施土地改良。战后日本出台《土地改良法》，依托土地综合整治和基础设施建设，使土地尽可能规整化和均质化，并在引导土地互换归并的过程中，扩大地块规模。国家补贴比例高达1/2—2/3，其余成本由地方政府和农户共同承担。

三是发展政府主导下的农地流转中介服务组织。农协和农地中介管理机构分别在不同时期为日本农业规模经营作出重要贡献，后者的优势在于不再被动等待供求双方的委托，而是积极助推土地资源的精准配置。

四是对农地流转进行奖补。日本自1971年开始实施农民年金基金制度，向在65岁前出租农地的农民发放“经营权转让年金”，以引导农地向青年农民转移。此外，日本农地中介管理事业采取多样化补贴形式，既向退休农民、农地继承人和协助农地流转者发放补贴，也向推动农地成片出租的市町村和及时转出农地的中介管理机构发放补贴。

（三）土地调控滞后问题。1991年日本土地税制改革可谓失败，在资产泡沫已开始破裂的情况下，紧缩性土地调控的实施使地价下跌势头加剧，日本地产市场自此步入长达20余年的低谷期。日本《土地基本法》将抑制投机交易作为土地利用的一大基本原则，地价税直到1992年才开始征收，错失了土地调控的窗口机遇。此后，日本逐步实施以减税为重点的土地税制改革，先是1996年将地价税税率减半，1998年和2003年又分别停征地价税和特别土地保有税。这一纠偏仍显迟缓，加之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政府未能有效处理不良债权，缺少更有力度的土地调控，最终难挽地产市场颓势。

（四）农村“过疏化”与城市“过密化”问题。日本三大都市圈集中了全国约一半人口，其中东京都市圈人口甚至超过大阪都市圈和名古屋都市圈人口之和。多年来，日本试图通过完善国土空间规划助推区域协调发展，但农村“过疏化”与城市“过密化”问题却愈演愈烈，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地方具有较大的规划自主权，各层级规划之间衔接不够顺畅；二是地方振兴主要依靠中央财政，地方自身未形成独特竞争优势；三是大城市与地方中小城市及农村间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布局明显不均，后者难以吸引大城市居民定居。近年来，日本政府提出“数字田园都市国家构想”，旨在通过推动数字基建和培养数字人才激发地方活力，但地区间数字鸿沟的存在，可能进一步引发资源单极集中。

（五）耕地“非农化”“非粮化”问题。为防止大米生产过剩，维持高米价，日本政府自1971年开始实施大米减产补贴政策，一方面加剧了耕地低效利用、撂荒和非农转用，另一方面促使农民为获取更高单位面积收益而改种经济作物，该政策直到2018年才被废除。

同时，日本在农业现代化时期未建立遵循科学用地规律的“非农化”“非粮化”治理体系，相关约束规范不全面、不严格，直到2009年修改《农地法》，强化对弃耕地和耕地非农转用的管制，加大对违规转用的处罚力度。近50年，日本耕地面积下降24%，撂荒和非农转用是主因，粮食作物种植面积下降48%，且其在农作物种植总面积中的占比下降超过10个百分点。

几点启示

（一）建立健全覆盖全域全类型、统一衔接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规划许可制度。第一，推进国土空间规划法立法，及时将“多规合一”改革成果上升为法律制度。发挥总体规划的战略引领作用，推动总体规划与专项规划和详细规划有机衔接，总结地方先行先试经验，健全规划实施传导机制。第二，完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规划许可制度，提高差别化、精细化用途管制水平。按照业态类型和用地特点制定分类管理措施，明确农业、生态、城镇空间在规模、结构、布局、用途等方面的底线边界，推进用途转用审批和规划许可“多审合一”。第三，加强国土空间规划实施和用途管制监督管理，严肃查处各类违反规划和用途管制要求的建设行为。推动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网络建设，严格依据规划条件开展规划核实，确保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切实履行监督管理职责。

（二）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一是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完善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促进农地确权、“三权”分置改革和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政策有机衔接，稳步探索建立农户承包地自愿有偿退出机制，支持农民“离土”退休金制度创新。二是健全土地经营权流转服务体系，推动形成土地经营权风险防范及保障机制。采取明确职能、整合力量、以效定补等方式，充分发挥农村产权交易平台作用，鼓励各地探索建立土地流转风险保障金、履约保证保险制度，助力解决土地流转动力不足、不稳定问题。三是加大对规模经营主体的支持力度，健全工商资本租赁农地风险防范机制。采取投资补助、以奖代补、财政贴息等方式，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设高标准农田，推动各地建立工商资本流转土地资格审查和项目审核制度，坚决遏制“非农化”“非粮化”倾向。

（三）健全同宏观政策与区域发展高效衔接的土地管理制度。第一，提高土地政策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用好土地政策工具箱，加强财税、就业、产业、区域、环保、土地等政策协调配合，确保各领域政策同向发力、形成合力。第二，完善土地市场制度和规则，增强土地要素对优势地区高质量发展保障能力。改革完善耕地占补平衡制度，健全建设用地二级市场交易规则、交易服务平台，有序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第三，探索跨区域一体化的土地管理机制，促进跨区域资源要素优化配置。支持探索跨区域统筹土地指标、盘活空间资源的土地管理机制，健全跨区域土地开发合作互助机制和利益补偿机制，推动土地管理与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紧密结合。

（编辑  尚鸣）

美国农业的风险管理与金融保障机制

由于高度依赖自然条件与市场环境，农业始终是一种高风险的产业，因此有效的风险管理机制对于保障农业持续发展具有基础性意义。美国农业长期面临天气灾害、价格波动、市场失灵等多重风险，联邦政府与农业金融机构通过构建多元化的风险管理工具与金融服务体系，农业风险管理制度不仅在国内农业中发挥关键作用，也为全球农业政策提供了重要借鉴。

有效的风险管理体系需从风险源头分类、工具匹配逻辑和制度协同机制出发，构建覆盖事前预防、事中缓释与事后补偿的系统性框架。

农业风险可大致分为四类：自然风险（如干旱、洪涝、极端天气、病虫害）、市场风险（如价格波动、需求萎缩、能源和农用物资短缺）、政策风险（如贸易摩擦、补贴和退税调整）以及财务风险（如利率变化、汇率波动、信贷紧缩）。

美国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逐步构建起由政策工具、市场机制与金融服务构成的三维风险管理体系，并按照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农民参与的方式付诸实施。

政府主导：农业政策工具的顶层设计与风险兜底

美国政府高度重视农业数据系统建设，建立了全国性农业统计、价格监测与风险评估平台，确保风险管理的科学决策与公共监督。

基于《农场法案》，联邦农业风险管理署（RMA）负责设计与实施农业保险政策。保险产品由私人保险公司开发并承保，政府补贴农民支付的保费，并为保险公司承担部分赔付风险，从而实现政府兜底与市场运营的有效结合。主要包括：

1.作物保险计划。2023年，美国联邦农业保险项目已覆盖超过3亿英亩农地，保障额度超过1万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规模的农业保险体系。其中涵盖100多种作物与牲畜，险种包括因自然灾害导致的产量损失保险、因减产或价格下跌导致的收入损失保险、因饲料短缺或价格波动导致的牧草与畜牧损失保险，由联邦政府补贴保费（平均达60%以上），为主要作物提供气象灾害和价格波动双重保障。

2.灾害援助计划。对于未能纳入保险的农业项目，提供临时救助、畜牧损失补助、树木灾害补助等。

3.农业收入保障项目（如ARC/PLC）。为缓解市场价格剧烈波动对农户收入的冲击，美国政府设立了多种逆周期收入保障计划。农业风险覆盖计划（ARC）根据历史平均收入与当前年度农产品实际收入的差距，若市场价格下跌至一定阈值，则对农户进行差额补贴。该机制强调收入稳定性，帮助农民在价格或产量显著下降时维持经营能力。

4.营养援助与库存调节机制。政府通过食品券（SNAP）、学校营养餐计划以及战略库存收储政策稳定粮食消费与市场供需，间接缓解价格风险。

5.贸易摩擦的补偿机制。美国没有一套专门针对“贸易摩擦”的永久性法律框架，但为了缓解对农业部门造成的冲击，联邦政府（特别是农业部）可临时启动财政援助计划，对受害农户提供直接补贴或库存收购，并帮助其扩大出口渠道。补贴分配并非完全依靠具体的个体损失核算，而是以县为单位、作物类型为基准设定每英亩定额补偿（表1）。

表1美国针对贸易摩擦的农业扶持机制

这些政策工具体现出联邦政府在农业风险管理中的“基础保障者”与“制度提供者”角色，目标在于为农业经营者提供一定的收入安全网，以稳定农业生产预期与市场信心。

市场运作：商业保险与期货市场的风险定价机制

除政府兜底之外，美国农业高度依赖成熟的金融市场与商业机制，形成了以保险公司、期货交易所、农业银行等主体参与的市场化风险缓释系统：

1.商业作物保险公司。农业社区保险服务公司（RCIS）、ARMtech保险服务公司等与联邦机构保持长期沟通协作，为农业生产者提供多样化的险种（产量型、收入型、指数型等）；

2.农业期货市场。早在1948年成立的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ME）已成为全球农业产品定价与套期保值的主要平台，通过远期合约、期权等工具为农户、贸易商提供价格风险对冲服务；一些大型农场使用收入稳定账户与私人农业保险公司提供的“天气衍生品”进行收入平滑。

3.农用信贷风险控制机制。美国农业信贷体系（FCS）是由政府创设、合作社运营的农业金融机构网络，围绕土地购买、设备投资、运营周转、农村建设等项目，以非营利模式为农业经营主体提供长期、低利率贷款，结构完善，功能多元，体现出“合作社+政策金融”的制度优势。截至2024年年底，该体系总资产已超过3900亿美元，显示出其在农业金融领域的持续增长和稳健运营。

4.扶持性专项贷款与风控。以普惠包容为指针，农业服务署（FSA Loans）为新型农户、小规模农场、退伍军人等弱势群体提供政策性担保贷款与直接贷款，涵盖土地购置、灾后恢复、青年创业等项目。

5.“智能农业金融”。近年来，随着大数据、物联网（IoT）、人工智能（AI）等技术在农业领域的深度融合，美国农业金融体系迎来智能化转型。一批金融科技（FinTech）平台逐步进入农业金融服务领域，为农户提供基于精准数据的风险评估与融资服务，推动“智能农业金融”体系的建立。典型平台如Indigo Ag、FarmTogether、Farmobile等，通过收集农作物生长环境、土壤状况、历史产量、市场行情与农户信贷历史等数据，建立精细化的农场经营图景，从而实现信用评级的动态更新与贷款风险的个性化定价。这种机制显著提高了农业贷款的可获得性和风险识别能力，突破了传统“抵押+担保”模式的局限。更重要的是，这些平台往往将金融产品与农技咨询、供应链服务相结合，提升了整体农业生产效率。

6.保险型信贷产品创新。在传统农业信贷中，土地一直是核心抵押物。为提升土地价值评估的科学性与金融可转化能力，美国农业金融机构基于遥感数据、区域土地收益能力、市场交易频率与环境敏感度，建立了一套土地抵押评估标准体系。这一体系不仅增强了土地资产在贷款中的定价能力，也成为信贷产品定制的核心依据。更具创新性的是，部分信贷产品将贷款利率与浮动市场利率挂钩，并引入天气指数（如降雨量、干旱指数、霜冻发生概率等）作为风控变量。例如，“天气挂钩信贷”产品在农户遭遇自然灾害时，自动触发利息缓交、还款期延展或信用重定价机制，从而增强农业信贷系统的韧性和灵活性。另一些产品则引入“产量指数保险”或“收入保障保险”作为附加抵押，构建起“保险+信贷”双保险结构。此类产品往往通过与联邦农业保险署（RMA）数据接口联动，鼓励私人信贷机构向高风险地区农户发放贷款，以补足市场失灵的部分空白。

此外，部分平台还与农业银行、农场信贷体系（FCS）合作，构建API接口，实现风险数据实时对接，形成了政府、金融机构与科技平台三方联动的农业风控生态。

这些机制充分利用了政策引导、科技赋能和市场机制，在多元主体之间实现了资源配置和风险分担功能的优化。

农民参与：信息获取、工具选择与风险感知能力建设

在美国农业风险管理架构中，农户并非被动接受补贴与保险的对象，而是被赋予了较高的信息接触能力、金融工具识别能力和风险感知能力，其在微观层面的策略性行为显著提升了风险治理的整体韧性。具体而言，农民参与风险管理体系的能力建设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信息获取与决策支持。各州农业推广局为农户提供定制化的技术培训、病虫害预警、气象预测、保险评估与金融咨询服务。农户能够实时获取本地农业气候、价格趋势、政策变化等多维数据，从而提升其在种植结构调整、投保决策、财务管理等方面的判断能力。部分推广机构与私人农业科技平台合作，提供基于大数据的精准播种建议与风险评估模型，增强了农业生产的科学性与前瞻性。

2.工具选择与风险分散。农户可根据自身经营类型（如种植业或畜牧业）、地理位置（如干旱区或易涝区）、历史产量记录和市场参与程度，自主选择作物保险、收入保险、天气指数保险等多元化产品组合。此外，部分大中型农户还会运用期货市场、期权合同、收入平滑账户等风险管理工具实现套期保值，以应对农产品价格波动带来的收入不稳定问题。这种 “工具匹配+组合使用”的策略，体现了农户在制度框架下的主体性与专业化水平。

3.金融素养与风险意识提升。风险管理的核心在于预期与认知的制度内化。美国农业院校与推广机构普遍开设“农业金融与风险管理”课程，涵盖保险机制、信贷产品、市场工具与财务决策等内容，部分课程还被纳入农场主认证与青年农民培育计划之中。如爱荷华州立大学、康奈尔大学等农学院设有专门面向农户的“农业管理教育平台”，配合模拟系统帮助农民演练气候灾害、市场波动等情景下的应对策略，提升其认知风险、选择工具、进行风险对冲的综合能力。

美国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已由早期以灾后补贴为主的被动补偿机制，演化为一个多维度、前瞻性、制度化的综合性风险治理结构。该体系体现出以下几个关键特征：

首先，联邦政府通过建立“底线”机制（如最低价格支持、作物保险计划和紧急救助）为农业领域提供基本稳定性，防范系统性风险蔓延。其次，市场机制在风险识别、价格发现和风险分担中发挥核心作用，通过期货市场、收入保险和多样化金融工具引导资源有效配置。第三，农户作为农业生产的决策主体，既是政策受益者，也是风险承担者，其参与程度和风险管理能力直接影响政策效果与体系韧性。

构建政府—市场—农户三元互动的治理架构。有效提升了美国农业应对各类风险的能力，成为支撑其农业全球竞争力的重要制度基础。

美国农业风险管理体系高度体现了制度设计的系统性与政策执行的市场化取向。在联邦财政支持、专业机构运作（如联邦作物保险公司、农业服务机构）与农户积极参与的共同作用下，逐步构建了覆盖保险、补贴、信贷与金融工具等多个维度的多层次风险管理网络机制，在缓解农业周期性波动、对冲自然灾害风险、稳定农业收入与促进农村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标志着美国农业已从“救灾型”转向“治理型”风险管理范式。

美国现代农业对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启示

美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不仅在技术、组织与政策层面展现出高度成熟的体系性特征，也为其他国家探索农业现代化路径提供了有益借鉴。美国农业对中国的主要启示可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构建清晰稳定的农业产权制度

美国农业生产资料（尤其是土地）权属明确、流转顺畅，有效降低了交易成本与制度性不确定性，中国应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加快推进土地“三权”分置改革的制度化与法治化进程，健全土地流转市场体系，为农业经营主体提供稳定、可预期的发展环境。

推动以科技为核心的农业现代化战略

美国农业现代化的根本动力在于农业科技体系的系统构建与持续创新。从陆地赠地大学体系、农业实验站，到精准农业、生物技术与数据驱动运营，美国形成了“科研—教育—推广—应用”一体化的技术扩散体系。相比之下，中国农业科技在成果转化率、基层推广能力、技术适配性等方面仍有差距。未来，中国应进一步优化农业科技创新链条，推动高校、科研院所与产业部门的协同合作，强化数字农业、绿色农业和种业科技等关键领域的技术突破，同时提升农业技术服务体系的普惠性与实效性。

完善多元化的农业风险管理体系

美国建立了制度化、市场化与综合性的农业风险管理机制，有效覆盖了自然灾害、市场波动和收入不确定性等多类风险。其以联邦作物保险为核心，辅之以补贴、信贷、金融衍生工具等手段，形成政府、市场与农户共担风险的治理格局。中国当前农业风险管理体系仍以灾后救助和价格干预为主，缺乏系统性与前瞻性。建议构建覆盖保险、收入保障、灾害预警、市场工具与社会救助的综合性风险管理架构，提升农业抗风险能力与政策的精准性。

强化农业组织化与市场化经营机制

美国农业的高效运行得益于其成熟的农业企业与合作社组织体系，广泛运用合同农业、纵向整合与农企协同等方式构建产业链条，实现了农业与加工、流通、零售等环节的高度耦合。中国应加快推进对农业经营主体培育，通过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和农业龙头企业协同发展，完善产加销一体化机制，提升农业全链条的市场竞争力。

农业现代化不仅是技术层面的进步，更依赖于制度、政策、组织与市场机制的协同演化。中国农业现代化必须立足国情，吸收国际经验，构建以产权明晰、科技驱动、风险可控、组织高效为核心的农业发展体系，从而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与农村现代化的战略目标。

（编辑 季红）

美元稳定币的出现和加快发展

  （1）最早发行的稳定币是Tether 于2015年发行的USDT。现正在加快发展，市值已超过1600亿美元。

   美元稳定币的出现，是为适应比特币等加密资产（不是货币）的发展需要。因为加密资产是线上全球化7×24交易和清算，而各国法定货币兑换业务交易时间和交易速度无法满足这一要求，于是加密资产线上交易发展成为撇开银行和SWIFT的全新支付清算体系。

   2009年1月，比特币正式推出。当时还没有得到社会广泛认知。2013年推出以太坊，把比特币的区块链做了改进（把全节点参与的工作量证明法，变为少数节点参与的全域证明法，提高效率），推出智能合约。在此基础上，推出ERC20的通用发币协议标准（谁下载此协议后就可领到一个币）。但如果发币直接募集法定货币涉及非法集资，它就发“新币”募集比特币和以太币（ICO）。 在比特币、以太币等纯区块链链生资产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很多衍生的加密货币，给区块链、ICO带来了应用场景。此后参与的人越来越多，推动比特币价格从最初的200$+/枚，涨到1200$+/枚。互联网支持的区块链和比特币、以太币等加密货币的交易，颠覆了传统主权货币。

2015年，USDT正式投入运营。USDT与美元这个全球中心货币挂钩，率先推出与美元挂钩的稳定币，它也称为去中心、去监管的加密货币。Tether 的注册地说法很多（主要经营地点是中国香港，注册地有马鞍岛、维京群岛等说法）。

2014年，中国央行也起步抓紧研究数字人民币CBDC技术，并于2020年开始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地区进行试点。可以说数字人民币是紧跟USDT起步的。

   2017年后，中国政府主管机构叫停持牌金融机构参与加密资产的交易。

   往后加密资产交易在全球愈益频繁。它们具有数字化、去中心化、无国界的特点，其交易可以在线上全球7×24不间断交易。与之相比，中国的线下交易（股票、债券、大宗商品）一天为4小时，其余大量时间做线下的交易处理。国外很多交易所尽管都在延长交易时间，也需要留出几小时做线下清算工作。而USDT抓住了这个机会，以自己快捷低收费的优势，服务于加密资产交易。稳定币和加密资产的交易互相促进，此后稳定币的应用场景（NFT、RWA、跨境汇款等）不断拓展。大家发现：比特币、以太坊等加密货币很难成为真正的货币，因为其价值剧烈波动，不符合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币值须稳定的要求。比特币总量只有2100万枚，每10分钟一个broke，第一个4年50个币，之后每4年砍一半，现在还剩12.75个币，到2140年将结束，只有0.9999%。其总量和阶段性新增量由系统锁定、无法人为调控，同时无法随全球可交易财富的增长而增长。

这样，比特币价格的剧烈波动就不可避免。例如，2010年5月12日，有人拿1万比特币买了价值25美元的两张披萨饼（一个比特币值0.0025美元），这是比特币第一次跟法定货币兑换。2013年初，比特币突破了200美元。比特币是加密资产，而非加密货币（今天“币”字已经用滥）。

   现在比特币区块链是完全封闭的，解决不了现实世界的任何问题，人们一直在探讨打开比特币，比如NFT（非同质化通证，或非同质化代币）的问题。真实世界资产的通证化（也译作币），就是数字化、证券化、可交易化，可在线上交易。

   因为USDT是去中心、去监管的，一度在交易中随比特币的价格而剧烈波动（尽管名义上它与美元比价是1:1），从而引起了社会震动。所以，2018年出现了一个号称公开、透明、接受监管的稳定币，就是USDC（Circle和Combat两家合作、在美国注册）。期间又催生出其他种类和法定货币等值挂钩的稳定币，现通称为法币稳定币。此外还出现了其他类型的稳定币。比如，以比特币或以太坊等加密资产作为抵押物来稳定币值的，或用算法来稳定币值的，或者用黄金做抵押品稳定币值的。但这些方法从法理上、从理论上都无法稳定。

   今天的稳定币，占交易量95%以上的是美元稳定币；而法币稳定币里边99%也是美元稳定币，这是其发展的过程。

   （2）2020年疫情以来，各国加大了货币投放。社会上产生了法定货币可能贬值的预期，很多人希望把法定货币的资产变成加密资产（包括稳定币资产），所以稳定币一度发展较快。但2022、2023年加密资产价格大跌，FTH的一个交易所和他们发的稳定币（包括USDT）都出了问题，2023年之后基本停滞了。

   （3）2024年特朗普在总统竞选中表示，支持加密资产的发展。特朗普在美国第一次任期时对加密资产并不友好，但特朗普在竞选中得到了币圈的大力支持。特朗普上台后，加密资产和美元稳定币加快了发展，2023年稳定币值为1700亿美元，今年6月份突破了2600亿美元。与此同时，也给其他国家的金融监管带来很大的挑战。

         法币稳定币纳入监管后的新变化

   法币稳定币纳入监管后，可能发生质的变化。

   5月19日，美国参议院一审通过《稳定币创新法案》（《天才法案》），6月17日参议院终审通过，交众议院再审。特朗普又催促众议院通过，在中国香港《稳定币条例》8月1日正式生效前，美国的法案能够生效。

   5月21日，香港立法会三审通过了《稳定币条例》并发布公告，8月1日正式生效。

   由此，稳定币和加密资产的监管立法成为全球趋势。新加坡6月30日发布公告：所有非持牌的数字资产服务商一律清场，此前他们并没有严格监管。

   目前美国与中国香港等地的监管规定大同小异。相同之处是：

  1.法币稳定币必须持牌经营，接受监管要求。

   其他种类稳定币未纳入监管，是因为它们不跟法定货币兑换，对现实世界的影响可以忽略，但稳定币如跟法定货币可兑换，将把虚拟（加密）世界和现实世界打通，如果交易规模快速增长而不加监管，对所有国家都会产生很大影响。

   监管要求包括：对KFIC的要求；对客户认知的要求；IMF反洗钱要求；CTF反恐怖融资的要求；消费者保护的要求等等。美国法案规定：列入黑名单的发币机构及参与其运营的机构，须按政府要求冻结有关账户，并帮助追溯资产。

   这样，USDT 标注的“去中心”属性将被架空。接受当局监管就会强化其中心化属性，如拒绝监管就会被禁止与其他持牌机构交易，影响力就会大减。

  2.严格限制稳定币超发，不得替代美联储和银行体系自造货币。

   法案要求：法币稳定币储备率不得低于100%，储备物须由第三方托管、须接受独立的审计机构定期审计、至少每月审计和披露结果；发行人不得给持币人支付利息或相关的好处。

   按此要求可知：稳定币的发行不会造成货币的超发，它其实是挂钩货币的代币。

   有人说，特朗普支持稳定币是要搞一个他能控制的货币替代美联储，这是不可能的，稳定币是挂钩货币的代理（通证），如果作为发行根据的货币没有了，它同样不能存在。今天它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与之挂钩美元的国际影响力上。跟其他货币挂钩的稳定币，目前很难与美元稳定币竞争。

   该法案强化了法币稳定币的代币属性和支付功能，所以被称为支付稳定币，它不再具备投资和收益的功能。原来很多人买USDT不仅用于支付，而且炒它的价值；但如果监管到位，买稳定币将没有升值空间，跟美元1:1比值偏离的概率将大大缩小。

   3.稳定币的监管将带动相关方面的配套监管和全球协调。

   第一，对加密资产的监管一定会加强。欧洲已经出台了一个加密资产分类监管的条例，相信很多国家将会在这方面加强监管。

   第二，对加密资产交易平台的监管也将会跟上，主要针对交易平台和法定货币兑换的环节，以防法币－加密资产的兑换阻碍反洗钱、反恐怖融资等措施的执行。目前，美国在这方面不予监管是不规范的，本来20国集团关于反洗钱已有若干协议，但美元是国际中心货币，美国若不配合其他国家对美元进出的合法性进行足够的审查监管，国际监管就会落空。

   第三，除美元之外，现在其他一些国家都要推出本币的稳定币，这样就会出现不同国家法定币-稳定币的竞争，将带来全球如何协调的问题。可能会出现一个新的不同于传统银行和SWIFT的清算体系。而通过公共区块链和互联网，只要大家在一个平台上注册，就可以实现点对点支付，省去很多中间环节，几秒钟就可到账，清算成本大大降低。但如果兑换环节的监管增强后，可能比没有监管时结算成本大大提高，并使整个加密资产领域的规范性大大提高。

  4.美国声明大力推动加密资产和稳定币发展，可能有重要的战略考量。

   第一，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区块链加密技术带来的数字世界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并非凭空捏造的东西；通过数字世界可分得现实世界的资产。特别是很多年轻人对物质的追求越来越弱，但是对精神世界的追求越来越多。美国如果率先占领加密世界的制高点，对其未来发展非常重要。特别是美国国债已超过37万亿美元且继续增长，“大而美”法案还要增加开支，大家对此很担心。

   第二，美国频繁使用美元清算体系作为武器，打压制裁使用这一体系的国家和个人，导致美元国际影响力减弱。如果抓住加密（虚拟）资产发展的机会，可带动美元的广泛应用，甚至带动美债需求的增加，这对它非常重要。

   第三，如果美国政府对加密资产不加以监管，即使美元稳定币也无法控制；如纳入监管，一方面可继续鼓励技术创新，同时实现可控。所以稳定币纳入监管，不是货币（金融）去中心化的胜利，而是国家主权的宣示，是对去中心化模式的“招安”。这也不是加密资产的胜利，而是新的支付工具（体系、模式）的成功，是效率提升、成本降低、风险被监控的体现。

法定稳定币发展带来的一些思考

   法定稳定币的出现，对货币理论、货币的管理，带来了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

   （1）法币稳定币与其挂钩货币的关系。如前所述，纳入监管后的法币稳定币，实质上就是挂钩货币的代币，不可能替代所挂钩的法币。

   一些大机构预测，“2028年稳定币突破2万亿美元、2030年达3.7万亿美元”。随着监管的加强，稳定币发展的空间不会如这些机构想象得那么好。USDT号称仅150人、年利润140亿-150亿美元，一些人（机构）也动心要去挖币。我认为，纳入监管后和纳入监管前不一样，原来就USDT 一家占领加密领域空间，未来会产生更多空间；如果你没有一个大的应用场景，你的引流成本降不下来，你的技术和运行效率不能与前面的稳定币相比，几乎就没有生存空间。

   （2）我国央行数字货币CBDC，跟美国USDT几乎同步起步，为什么CBDC 至今没有成功进入实际应用，其影响力和USDT 拉开如此大差距？

   我认为，美国USDT的目标很清晰，开始就是为了满足加密资产交易、满足线上7×24全球交易的需求。它根据这一目标改进技术，把加密资产的一些技术照搬过来，很快就能起步。再加上它是去中心化且私有化的，利益驱动强烈，所以很快就起来了。但在我们央行，怎么把中心化的央行数字货币跟区块链、加密技术结合起来，情况比较复杂。其次，我们可能还要考虑应对加密资产、打压加密资产的交易，对这些问题如何解决准备不足。数字人民币是人民币的数字化，数字人民币定为M0以替代现金（零售型），这个定义明晰吗？现在一些基本问题还没弄清楚。所以需要借鉴美元稳定币的做法，看看我们的数字人民币有没有改造的余地。

   （3）越来越多国家的法币稳定币，甚至功能赶超稳定币的数字法定货币出现，相互竞争必然加强，也会给监管带来很大压力。这会对国际货币体系产生何种影响，如何加强这方面的国际协作，推动相关监管制度的国际标准建设与执行，值得关注。

   （4）对货币的本质和运行方式应有重新的认知。现在很多研究还停留在金属本位制纸币阶段。今天货币已成为纯粹的信用货币，基本要求是货币总量和可交易财富的价值总额要对应、随交易财富价值总额的变化而变化，这才有可能起到价值尺度、交换媒介、可流通的价值通证的作用。

   货币发展史从自然实物货币到金属铸币、金属本位制纸币，到不与实物挂钩的纯信用货币，这是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进步，也是突破原有货币供应不足带来的困境。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把国际货币制度拉回到金本位，注定要崩盘，这跟特里芬难题没有必然的关系。当然纯信用货币可能出现另一方面问题，即货币超发。

   货币发展的方向，将是无形化、数字化、智能化，最终表现为一串字符代表的智能账户或钱包。

   中国人民银行投放基础货币，最大量的是以信贷方式投给商业银行，打到银行在央行的存款账户上，银行将资金贷出，打到借款人的存款账户里。人类使用过的贝壳币、铸币、纸币都是货币的载体。今天货币大量的表现形态是存款，货币运行的主要方式是存款的转账支付、记账清算，而非现金支付。现金早晚也会像铸币一样退出货币舞台，变成以字符表现的智能账户或钱包，它在本质上都是存款。

   今天的纸币上有很多加密的东西，未来就不需要了，需要的是对账户及转账支付的全流程进行加密。这样它才可以用公共的通信基础设施实现广泛的互联，或者跨境支付。现在银行间往来都是走专线，要用局域网，因为安全性要求非常高。这也是运营成本很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认知问题就是管理问题。一些人把很多金融问题归结为信用货币不好，要为信用货币寻锚，要回归金本位制等等；甚至主张比照SDR跟多种货币结构性挂钩、打造新的货币，包括所谓“一带一路”货币、金砖国家货币等等。我认为，信用货币跟黄金挂钩是倒退、不可能成功，跟多种货币结构性挂钩也不可能落实。

建议切实加快数字人民币的进程

   我国数字人民币国际化从2009年起步，到现在做了很多工作，包括传统银行不断改进运行方式，还有第三方支付机构（移动支付）、跨境人民币结算体系以及数字人民币mBridge（跨境桥）等。

   （1）我们现在面临美元稳定币带来的效率成本优势的挑战。如果人民币在支付效率、清算成本等方面不能跟上美元稳定币，人民币国际化发展将面临很大束缚。稳定币与加密资产领域已成大国必争之地。

（2）稳定币从起步到现在，最重要的应用场合是支持加密资产交易，正在寻找新的应用领域。我国要发展数字人民币稳定币，必须解决加密资产的问题，否则稳定币就难有生存空间。

建议国家调整对加密资产和稳定币的有关政策，至少应面向境外推动人民币稳定币的发展，加快提升自身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应鼓励我们的大电商平台、科技公司参与这方面的交易活动。其中很重要的，是通过香港先行先试，参与海外加密资产交易。

   （3）人民币稳定币可以先行先试。中国的重点应是加快数字人民币，特别是其海外版的改造与推出，抢占国际数字法币的先机。数字人民币在技术方面已经是国际领先了。不能因发展数字人民币稳定币，就把前者停下来。

  （4）将数字货币与数字身份相结合，形成新的国际优势。这方面我国已经起步。今年5月底，公安部国家网络身份认证服务平台发布公告，我国的数字身份通过网号和网证双机制，马上要推出。如果把数字人民币和数字身份相结合，可使其在效率和成本等方面，尽快实现对美元稳定币的赶超、在境内外的广泛使用，这样就可形成领先的国际优势。

最近特朗普公开表态，不允许美联储推出数字美元，用美元稳定币就可以了。但我们看到，美国现在的监管方式会面临一个挑战：不同的机构发行的美元稳定币，而不是统一的稳定币。有人提出，港币不就是一种美元稳定币吗？但港币三家发钞行的背后有金管局统一监管、财政司兜底。如果美国做不到这个程度，就是不同的稳定币，根本监管不过来。

（编辑  季节）

我将从一张图片开启有关民主的话题。这张图片是2025年5月《民主学刊》的封面，标题为“民主不运作了”。《民主学刊》创办于1990年，长期以来是美国政府兜售民主的伪学术平台。如今，它也不得不承认西式民主已深陷危机。

西式民主危机的根源究竟何在？回答这一问题，说难也难，毕竟民主话题宽泛；说简单也简单，回答这个问题只需了解两个方面：其一，民主的来龙去脉，包括其兴起与衰落；其二，当下所说的西式民主究竟是什么性质？推动者是谁？体系如何构建？又有哪些内在弊端致使如今陷入严重危机？

围绕这两个问题，本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西方民主制的来龙去脉，第二部分剖析其固有弊端，第三部分探讨它的危机；而且并非一次危机。实际上，自西式民主形成之初，危机便如影随形，并非今日才出现，当下的危机已是第三次。是否会有第四次，难以预知，若有，于西方而言是幸运；若无，那便叫“无可奈何花落去”也。

民主的来龙去脉

西方政治传统的流变

先勾勒一下民主来龙去脉的大致路径。从公元前5世纪至19世纪末，近2400年中，民主在西方一直被视作“坏东西”，这与许多人所听闻的西方有民主传统的说法大相径庭。

在20世纪的前90年（即1990年以前），西方人在思索民主到底为何物，试图对这个“坏东西”进行改造，如同做一场“变性手术”。对民主进行改造、阉割，最后衍生出“自由民主”。

1990年至2010年前后，自由民主摇身一变，成为“好东西”。很多人或许正是在这一时期出生，即便年龄稍长，也基本是在民主被视为“好东西”的氛围中接受教育，因此普遍认为民主是“好东西”。十多年前，中国学者俞可平著有《民主是个好东西》一书。然而，民主被视为“好东西”的历史实则短暂，需梳理方能知晓。

由此，什么是民主？为证明上述说法并非空穴来风，有必要追溯文献。

最早使用“民主”一词的是古希腊的希罗多德（公元前484年-前425年），他著有《历史》一书；第二位使用“民主”一词的人，真名不详，通常被称为伪色诺芬（约公元前5世纪中至5世纪末），也有人称其为“老寡头”，因其对民主制度进行激烈批判。

“民主”一词由两部分组成：在西文中由“demos”（人民）和“cracy”（权力）两部分组成。“demos”意味着人民自己当家作主，“cracy”意指“权力”或“统治”，即人民自我统治，无需他人代劳（精英统治），这是民主原本的含义。

民主的实现方式是什么？当时，民主的实现方式是抽选，即在符合资格的人群中通过抽签选出担任公职的人员。有人称2000多年前雅典就有公平自由的选举，实则不然，选举在雅典民主中作用极小。

古希腊有众多城邦，大的如雅典，总人口约15万 - 25万，相当于如今的一个镇；小的城邦仅有几百人或几千人，如同一个村庄。如今常有人将雅典与中国相提并论，实难具有可比性。

在民主城邦中，官员大多通过抽签产生。雅典的立法机构为公民大会，任何公民都有权利与义务出席。例如，雅典民主重要机构之一的500人议事会，主要职责是处理与公民大会的相关事宜，其成员由抽签选出；议事会的执行委员会同样通过抽签产生；每日会议的主题也是抽签决定。此外，雅典的“法庭”每年有6000位候选审判员（并非陪审员），由抽选产生，公职人员大约350～700人，绝大部分也由抽签产生。  

可见，民主最初与抽签紧密相连，与选举并无关联。古希腊谈到过民主的思想家几乎都把抽选看作民主的标志。选举则是寡头政治。亚里士多德（前384年～前322年）在《政治学》中明确指出：“用抽签方式产生执政官被视为是民主，用选举方式产生官员则被视为寡头政治”。选举并非近代产物，只是当时人们认为选举是不公平的体制，与民主无关。

这种民主与抽签的紧密联系，不仅在古希腊妇孺皆知，而是从公元前500年往后，人们谈及民主时，依旧将其与抽签相联系。例如，1680年法国第一本法文辞典对民主的定义为：大众政府、大众国家——一种由抽签分配职务的政府形式。直至18世纪中后期，抽签依然广泛被人视为民主政体的精神。孟德斯鸠（1689—1755年）和卢梭（1712—1778年）谈及民主时，仍强调民主的特点是抽签。

在这2000多年间，抽签这一方式被当时的思想家普遍视为是个“坏东西”。古代史学家琼斯（1904～1970）在《雅典民主》中提到，雅典民主时期存在鲜明反差：广大民众对民主深感骄傲并热情支持，而几乎所有留下文字的古希腊政治哲学家与政论家都在不同程度上支持寡头制，反对抽选，即反对民主。

不仅在古希腊，从公元前2500年到19世纪末，民主一直被看作是坏东西。众多权威人物都对民主理念持反对态度。帕灵顿（1871-1929）说：“回想一下‘美国立宪’大辩论唇枪舌剑中不断被提及的那些权威们吧。在这些伟大人物中，没有一位不对民主理念持反对态度。”17、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对民主心怀恐惧，他们用“群众”“群氓”“乌合之众”“畜生”“怪异的野兽”等负面词汇来形容普通老百姓，认为民主是“多数人的暴政”。如弥尔顿用“暴裂”来形容民主。

从谷歌工具展示的过去四五百年里的3500万种出版物的数据来看，1900年以前，“民主”一词出现的频率与描述人民的负面词汇出现的频率形成鲜明对比，表明当时对民主的恐惧高涨，热情低落。20世纪初的学者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如法国学者法盖表示，在19世纪，难以找到支持民主的人；法国思想家勒庞称，从柏拉图到20世纪初，从未有伟大思想家为大众民主辩护。 

好东西？坏东西？西方民主的转变

当代研究民主的重要学者、丹麦人汉森形象地说，从古代到启蒙时代，民主如同沉睡了2000年（实际应是2400年）的睡美人，当她苏醒时，却遭众人厌恶，所有的王子都害怕她，哲学家都厌恶她，政治家认为其不可行。在当时人们的认知中，民主意味着翻天覆地的、内斗不止的暴民统治，直至大约一个世纪后，民主才在经过“变性手术”后变成受人尊重的“淑女”。

“民主”如何从坏东西变为坏东西？这一转变分三步完成：破、替、立。

破，即对民主原本含义进行污名化，与此同时，与民主紧密相连2400年的抽签在19世纪神秘消失。例如，美国的汉密尔顿、潘恩，英国的老穆勒、边沁等，在著作中将人民直接当家作主或使用抽签的民主称为“古代民主”“纯粹民主”等，给民主加上负面形容词，引导人们认为原本的民主不可取。

替，是将原本与民主无关的概念与民主捆绑在一起。例如，原本与民主无关的选举取代抽签，成为实现民主的工具。19世纪上半叶到20世纪初，“人民主权”“代议”“宪政”“自由”等概念与民主挂钩。人民主权虽听起来美好，但实际上只强调人民拥有主权，却将治权交给精英。此时，民主被重新定义为“代议民主”“间接民主”等，选举替代了抽签，以至于后来很多人遗忘了抽签在民主历史中的重要作用。19世纪末20世纪初，勒庞的《乌合之众》以及韦伯、帕累托等人的著作都推动了民主的转型。

立，是用精英统治理论对民主进行“五马分尸”后的“民主”理论。20世纪，西方先后出现了“代议民主论”“多元民主论”和“自由民主论”。代议民主论出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为应对当时的社会危机，它告诉人们只能通过代议实现民主；多元民主论出现在20世纪中叶投票权基本普及之后，旨在让人们接受被统治的现实，只保留在不同统治集团间进行选择的自由；自由民主论出现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新自由主义兴起之时，包含了代议民主论和多元民主论。

经过破、替、立三部曲，民主成功“变性”，从被视为“坏东西”变成“好东西”。

民主的固有弊端

经过改造的西式民主存在诸多固有弊端。研究古典民主学的权威学者汉森认为，现代自由代议制民主并非真正的民主，而是多种政治制度的混合，其中只有部分具有民主成分，更多的是贵族制或君主制，甚至可被描述为暴政、寡头政治或暴民统治的混合体。另一位学者著名古典学者保罗·卡特里奇也指出，现代民主对于古典民主主义者而言，可算作寡头政治，选举系统性地偏袒少数富有公民，现代民主已失去反映和实现民意的作用。

西式民主名为民主，实为“选主”，是偷换概念的产物，存在名不副实、以偏概全的问题。西方教科书将民主定义为人民当家作主，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是代议政治、多元民主、自由民主，这本身就存在矛盾。而且，现在西方实行的民主就是熊彼特式的最低限度民主，但兜售给老百姓时却宣称是真正的民主。

西式民主通过授权论和问责论来论证其体制的合理性。授权论强调选举的授权功能，认为老百姓可通过选举授权给符合自己心意的政党或政客；问责论强调选举的惩罚功能，认为政客若不为民就会下台。这两论暗含选举是实现民主的最佳方式。

然而，这一套理论若要成立，需满足11个假设，其中授权论需满足4个假设，问责论需满足3个假设，选举需满足4个假设。

授权论的4个假设均不成立。

第一个假设：选项充分。但实际上，选民的选择极为有限。以美国为例，选举选项往往如同“朝三暮四、朝四暮三”的故事，实质并无改变。即便马斯克成立美国党，虽有大量人表示支持，但由于美国选举制度不允许第三党崛起，选民依然缺乏选择。

第二个假设：授权充分。但在任何一个选区，至少有20%的人因年龄、移民身份等原因不具备选举资格；有选举资格但不参加选举的人数也在增加，美国和欧洲的选举投票率大幅下降，总统选举投票率约60%，国会议员选举投票率在40% - 50%之间，州议员选举投票率约30% - 40%，地方选举投票率仅20% - 30%。而且，即使当选者获得的选票超过50%，也意味着至少有49%的人未授权给他，此外还有尚未出生的人以及选区外的人也未授权。因此，当选者认为自己获得选区所有人授权的想法是虚妄的。

第三个假设：选民理性。但美国大量研究表明，选民并不理性。例如，很多选民对美国政府结构、民选官员身份以及外交政策基本事实了解甚少，甚至连伊拉克在地图上的位置都指错，却认为总统有权力轰炸伊拉克。

第四个假设：政客实诚。但在美国，竞选承诺往往如同氢气球，又大、又好看，但选举结束后便弃之不用。以特朗普为例，他曾承诺开放爱泼斯坦档案，如今却认为开不开放无所谓。对奥巴马、拜登和特朗普恪守承诺情况的打分显示，他们的得分都不理想。

再来看看问责论的三个假设。问责论指的是，当民众对政客或政党不满意时，可通过选举将其替换。这一理论基于以下三个假设：

第一个假设：确责易行。即当察觉到某个政党表现不佳时，能够轻易判定这究竟是该政党自身的责任，还是其他方面因素所致。也就是说，能够轻松确定责任主体。

第二个假设：追责严厉。问责论中所提及的最严厉惩罚，就是相关政党或政客在选举中失去当选机会。然而，这样的选举方式往往是追责严厉，却名不副实的惩罚。

第三个假设：替补更好。但实际上，这三个假设都难以成立。

确责实际上是难以实现的幻想。在现代社会，确责真的不容易。政客最大的本事就是卸责，出了问题就互相推诿，“这不是我的责任，是国会的责任”，国会又讲是另外一个党的责任，然后推给州政府，没有人愿意承担责任。而且，民众确实也没有办法知道谁应该负责任。罗斯·佩罗，也是马斯克之前要组一个第三党参与竞选的人，既是企业家，也在华盛顿工作过，还竞选过总统，所以他深知其中的门道。他说在企业里边，人们会对责任进行问责，但在华盛顿却没有人真正负责任。例如，追责严厉，即做得不好就会被选下去，好像选下去是一个严重的惩罚。但选下去的惩罚到底有多严重呢？

先看国会议员。美国的国会议员被选下去以后，找工作的最大出路是当说客，将近50%。也就是说，离开了国会，他们就去找以前来游说自己选举的公司，自身也变成这些公司的游说人员。国会议员的收入与游说公司付给他们的钱相比，简直是毛毛雨。到游说公司赚的钱竟然是当国会议员时的好几倍，这能算惩罚吗？

再看总统。以奥巴马为例，2009 - 2017年，奥巴马担任美国总统，上任时净资产有人估计约500万美元，在美国称得上富豪。卸任后，他的净资产达到了7000万美元。赚的钱越来越多，这样的“惩罚”，大家愿意接受吗？美国卸任的政客没有一个受到了严重的惩罚，所谓的问责又从何谈起呢？

问责论的第三个假设是替补更好，这也是换汤不换药的无奈。即问了一个人的责，企求新上来一个会比他更好。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有两张漫画形象地展示了这种情况，要么选豺狼，要么选虎豹，哪一个更好呢？还有一幅漫画说，一个民主党人，一个共和党人，进入政治体系后就像进入了屠宰场，本质上并无区别。所以，把一个人问了责，选上来的人几乎一样，问责又有什么意义呢？

由于问责论、授权论的基本使用机制是选举，很多人认为，选举是公平、透明、公正、公开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要赢得选举，往往要使用见不得人的阴招。有人专门写书介绍如何赢得选举，里面全是阴招。最近还有人把古罗马共和国时期西塞罗弟弟写的《怎么赢得选举》翻译成英文出版，由此可看出，2000多年前罗马共和国的选举和今天并无太大变化，所谓的公开不过是公开地搞鬼。

选举操作是不可能透明的。恰恰相反，它是迷雾重重。大量研究表明选举操作并不透明。

选举更不公平，很容易被操纵。归纳起来，操纵手段为各种方式就是买票、抢票、骗票、诱票。

·买票：贿选从古罗马到现在一直存在。

·抢票：从古罗马到现在都有抢票现象。2020年，美国仍存在与政治相关的暴力抢票事件，这一类信息一般人往往不会在主流媒体上看到。

·骗票：美国人在这方面玩得炉火纯青。1812年，美国麻省州长为了赢得选举，他重新划分了选区，确保自己能够当选。如今美国两党仍在玩这种选区划分的游戏，尽管弊端明显，却无法立法禁止，因为这是两党生存的关键。现在，美国绝大多数选区要么共和党躺赢，要么民主党躺赢，毫无竞争性可言。2026年美国国会中期选举还没有开打，81%的席位现在就已确定了赢家。

·诱票：实际上也是一种买票。通过花大价钱找公关公司宣传，影响民众认知，引导其投票，导致选举变成天价选举，花费巨大。 

如果关于西式民主的11个假设都不成立，那么它到底能不能为民做主？到底代表什么人呢？

有一项研究对1981 - 2002年不同群体对1779个问题的立场，以及这些立场是否在政策制定中得到反映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一般老百姓只有5%的诉求得到满足，一般的利益集团有24%，而代表收入最顶尖10%的顶级富豪利益集团，其诉求有78%得到满足。可见，选出来的人并不代表一般老百姓。

民主的危机

西式民主名不副实，存在严重的固有弊端，经过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改造，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民主概念已被彻底转化，所谓“民主”变为“代议民主”“多元民主”，实际上就是“选主”，民主变为争取选举权、民权运动，人民的作用是隔几年选出一批政客。20世纪代议民主论、多元民主论、自由民主论三种民主理论，在历史上出现了三次危机。

第一次危机：代议民主的困境（20世纪初）

代议民主出现在19世纪末年到20世纪初年，声称是人民选出代表来代表自己。但在当时，绝大多数西方国家没有普及投票权，直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才真正普及。代议民主一方面声称代表民众，另一方面大量民众却没有选举权利，这必然导致危机。

当时出现了很多批判代议民主的书籍。1912年美国学者威尔确斯写的《全民政治论》，批判当时的代议民主，主张用新的方式实现民主。这本书经孙中山推荐，最终由廖仲恺翻译完成。一战前后，欧洲也出现了一批关于民主危机的书，其中拉斯基的书对中国有间接影响，中国早期一批政治家是他的学生。

1908年，章太炎在《代议然否论》中提出“代议政体者，封建之变相”，认为在中国实行代议制，由于人口众多，选出的议员很可能是有钱有势的土豪劣绅，选举法实施后会导致“上品无寒门，而下品无膏梁”，国会势必沦为奸府。1917 - 1924年，中国报刊发表抨击代议民主的文章。1923年元旦，孙中山发布《中国国民党宣言》，批评代议制“已成民权之弩末，阶级选举易为少数所操控”。可见，代议制的危机不仅在欧美，也波及了中国。

第二次危机：多元民主的挑战（20世纪70年代）

多元民主出现在二十世纪二战结束后的五六十年代。从熊彼特四十年代开始到五六十年代，一些人开始宣扬民主，但大家觉得效果不佳。多元民主面临来自外部和内部的麻烦。

外部方面，当时美国不好意思称自己为民主世界，而把自己叫作自由世界。1947年，杜鲁门提出“自由世界”概念，同年苏联共产党代表日丹诺夫提出两个阵营理论，社会主义阵营高举民主大旗，西方在民主话题上处于守势，于是推出多元民主的说辞为自己辩护。1990年以前，美西方对民主的研究很少，也不敢大张旗鼓对外推广。

内部方面，多元民主受到很多批评。罗伯特·达尔的《谁统治》认为，美国实行的是多元政治，不同利益集团都有影响。但很快有人出版《谁统治美国》，指出是一小撮精英统治。六七十年代，批评多元主义的书籍明显增多，越战与民权运动激起美国内部抗议运动，戳穿了多元民主的面纱。

此外，福利国家的危机也加剧了多元民主的困境。二战后，欧洲国家为了与社会主义阵营竞争，逐步出台福利政策，成为福利国家。但福利国家成本高昂，民众既想要福利又不想多交税，导致财政危机。1973年《国家的财政危机》一书指出了这一问题，哈贝马斯也认为福利国家的危机造成了正当性危机。1975年亨廷顿的《民主的危机》指出，政治参与的民主扩张给政府造成严重负担，加剧通货膨胀趋势。亨廷顿提出两条出路：一是把很多事情划到民主决策以外；二是让老百姓尽量不参与政治。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执政时采取了这些策略，引发了新自由主义风暴。  

第三次危机：自由民主的衰落（2010年以后）

冷战结束后，社会主义阵营分崩离析，新自由主义扩张，自由民主出现。1990年以后，美国开始在全球推广民主，出现了“民主化”等关键词，当时西方有不少人极为自信，认为民主制度可以定制。但好景不长，2013年以后，关于民主的研究急剧下降。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揭示了很多问题，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指出，美国体制是为顶尖1%的人设计的，随后爆发了占领华尔街运动。人们对美国体制的认识逐渐深入，开始用寡头政治、富豪统治等词形容西式民主。现在出版了很多关于民主危机的书籍，认为自由民主陷入危机的根源是名不副实，它声称民主，实际却并非如此。

（编辑  季节）

中国式现代化及主要特征

（五）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基础

   中国式工业化、现代化战略设想和基本路径，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在新的发展起点上提出更高的发展目标。

2015年《中国制造2025》明确提出建设世界制造强国的“三步走”战略：第一步，力争用10年时间，迈入制造强国行列；第二步，到2035年，我国制造业整体达到世界制造强国阵营中等水平；第三步，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制造业大国地位更加巩固，综合实力进入世界制造强国前列。

中国已经基本实现工业化，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工业制造国。按不变价格计算，我国工业增加值从1952年到2024年增长了1052倍，年均增速高达10.8%，创下200多年来世界工业化历史纪录。中国建立了完整的强大的工业体系，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当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在世界5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当中，中国约有220多种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按现价美元计算，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比重从2004年的8.6%上升至2024年的27.7%，2010年超过美国制造业增加值，2024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相当于美国的1.60倍；2023年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为33.6%，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为15.7%，两者合计比重为49.3%。中国工业增加值占世界比重从1991年的2.1%上升至2024年的23.6%，2023年中国工业增加值相当于欧洲联盟的1.59倍。根据联合国《国际工业统计年鉴》，全球22个制造业门类中，中国有16种门类产业份额占世界第一位，在纺织品、服装和皮革行业，中国占世界份额比重超过50%，在电气设备、基本金属和计算机等行业所占世界比重超过40%。而美国仅有6种制造业门类产业份额位居世界第一。中国为发展中国家开拓了新型工业化道路。习近平指出：“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用了200多年时间。我们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