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近年新型研发机构快速发展，取得许多进展，也存在不少问题。需要深入研究和解决。

新型研发机构的类型和进展

新型研发机构通常由多方共建，强调产学研资之间的紧密连接，在实验室的机制上进行与市场需求对接，力图将实验室的项目有效推向市场，整合从科研到商品化的创新链条。

新型研发机构的类型和特点

高校院所主导的研发型。 这类新型研发机构由高校或院所主导，侧重于学术研究与技术开发的结合，强调前沿科研成果的实际应用和转化。如清华深圳研究院、南京大学未来技术创新研究院、武汉光电工业技术研究院等。

高校科研院所主导的产业服务型。这种高校异地研究院类型最多。具有技术转移、转化、孵化、合作、对接功能的产业服务型产业研究院，多设在教育资源比较欠缺的地方，在对接产业经济和推动地方产业发展和技术创新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

地方政府与高校共建的产业研发创新升级型。这种类型的新型研发机构融合了科技、产业、资本及教育资源，以市场化运作为基础，注重科技成果的商业化和产业化。

    如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不仅进行前沿科学研究，还形成了一套高效的、社会化的技术转移和产业化机制。

政府与高校合作。如1999年深圳建立虚拟大学园，现有研究院68家。南京大学在省外建立了南京大学产业技术研究院总院等4家政产学研平台，再如长沙环保工业技术研究院和增材制造工业技术研究院，海安南京大学高新技术研究院，南京大学常州高新国际环保产业技术研究院。2000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与深圳市政府共建的电子科技大学深圳研究院。华南理工大学与广州高新区合作设立的华南理工大学广州智能装备研究院。还有北京大学、天津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华中科大、厦门大学等深圳研究院。

高校与企业联合的研发机构。包括清华大学与企业共建的研究机构，上海交通大学与临港集团合作建设的上海交通大学中英国际低碳学院，电子科技大学与四川长虹共建的雷达系统协同创新中心，北京理工大学与北汽集团、中科院等单位合作建立的北京电动车辆协同创新中心。

企业兴办的新型研发机构。它们以持续研发投入、聚焦前沿技术、开放合作、人才培养与引进来提升企业竞争力。如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中国华能集团清洁能源技术研究院、中国移动-东方电气5G+先进制造工程应用研究中心，还有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旗下的华为研究院、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达摩院、腾讯公司旗下的腾讯研究院等。百度公司旗下的百度研究院投入科研经费和AI居国内前列。

民营科技研发服务企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产业技术研究院。由高校院所人员出外创业兴办的研发服务企业。他们专攻细分技术领域、细分市场，有旺盛的生命力。

面向企业的技术研发服务研究院。如江苏产业技术研究院。

新型研发机构的进展和成绩

促进了高校院所的科技成果转化应用。高校这些新型研发机构的构建有效促进了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地方产业升级，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构建了集创新资源、产业需求和研发载体于一体的产业技术创新体系，向市场转移转化技术成果6200多项，衍生孵化科技型企业1200家。以其独特的运作模式和创新机制，在科技体制改革和服务产业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研究院在产学对接和服务产业等方面的作用是一般高校难以达到的。例如华科大异地研究院院长说，“有一个企业做零部件的涂层。以前都是用进口货，现在是我们撮合车厂部件商来和老师一起研发进口替代，合作非常紧密，现已达到细分领域前三了，在申请国家小巨人！”“我们亲自找企业谈，吃了多少饭，跑了多少路，花了多少时间，见了多少高层，真的很不容易！一般高校老师真不可能做到！”

促进了地方经济转型和社会发展。不同类型的新型研发机构各有侧重点，但共同的目标都是通过科技创新，推动社会经济发展。

清华苏州汽车研究院专注于汽车行业的技术创新和应用研发，围绕智能网联汽车、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开展工作。至今，该研究院已累计完成70多项高新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成为国内汽车技术创新的重要基地。

促进了新一代技术的发展。新型研发机构往往是在新的科技和产业背景下成立的，它们可能更加关注前沿技术、交叉学科以及创新能力的提升。

如清华大学苏州汽车研究院与深圳市至信微电子合作，共同在苏州吴江区建立了“碳化硅联合研发中心”，加速第三代半导体碳化硅在新能源汽车中产线前端应用的落地与定制开发。碳化硅技术能够有效提高电力利用效率，降低设备发热量，减轻车身重量，从而提升整体续航里程和充电速度。

新型研发机构存在的主要问题

定位功能和机制问题

一是新型研发机构在定位和功能上并不清晰、精准，存在模糊性。现实运行中，一些机构在研发方向、技术转化路径以及市场定位方面可能缺乏清晰的战略规划，导致资源分散、研发效率低下，一些产业研究院尚缺乏原创前沿技术产品开发，如AI产业。

二是机构的管理和运行机制不够成熟。一些产业研究院缺乏创新管理人才，缺乏科学的管理体系、合理的激励机制以及有效的项目管理制度，导致人员积极性不高、项目进度缓慢。

三是市场对接和成果转化机制方面，一些机构缺乏与市场的紧密联系，或者成果转化机制不够顺畅，导致研发成果难以有效转化为经济效益。 

问题的表现

研究方向与目标定位不明确。一些新型研发机构在成立初期，缺乏明确的研究方向和目标定位，导致研究内容与地方产业需求不匹配，难以有效支撑地方经济的发展。

体制机制不健全。新型研发机构在体制机制上存在一些不完善之处，如科研与市场脱节、科技成果转化难度大等。

人才队伍建设不足。人才是新型研发机构的核心资源。目前新型研发机构的科研、开发、管理人才配置不尽合理，高层次创新人才缺乏、人才激励机制不完善等，直接影响新型研发机构的创新能力和产业化效果。

财务管理不规范，资金使用效率不高。由于制度不完善，财务管理办法在学校与企业之间模糊不清，管理不规范，或项目选择不当等原因资金使用效率不高，而且获得社会资本较少而资金不足。

产学研合作不够紧密。由于在利益上缺乏合作机制的政策法规，一些机构难以有效搭建起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之间的合作桥梁，和企业合作模式单一，导致科研成果难以转为产业优势。

政策支持不到位。如政策不连续、支持力度不够等，影响新型研发机构的研发活动和产业化发展。

评价体系不完善。如过于注重短期成果、忽视长期发展等。导致新型研发机构过于追求短期效益，而忽视长期发展和可持续性。

市场对接能力弱。有些机构缺乏有效的市场对接和商业模式创新，可能导致科技成果难以实现商业化。

尚未形成市场化盈利模式。新型研发机构多数处于依赖政府或公共资金支持阶段，未能形成有效的市场化持续盈利模式。

国际化视野有限，国际化能力较弱。多数为国内产业服务。

参看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

  台湾工研院是台湾地区最大的非营利性产业技术研究机构，其功能是组织应用技术研究、产品开发和实验生产，致力于前瞻性共性技术领域的研发，并将科研成果转移到工业生产领域。可根据产业需求自主选择研发方向，与企业进行双边开发或委托，提供技术服务。

  ——坚持产业导向，注重与学术界和产业界的错位发展，形成了自我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和较强的全球服务能力。

  ——实行“技术+人才”双输出模式，每年有大量人才流动到产业中，同时积极招揽全球优秀科技人才，增加人才储备，并通过为员工提供海外进修等方式鼓励优秀人才。

 该院成功孕育了台电、台积电等世界知名企业，为台湾地区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人才和技术支撑，被誉为“创新引擎，台湾产业成功的推手”。

该院每年向产业界转移技术500项，提供15000次以上的技术服务；多年来向企业界转移人才16000人，其中6000人担任中高级主管。该院每年技术转移促成各类投资项目超过600项，带动投资金额每年平均180亿新台币。（史钦泰，2006）

参看国外的经验

  发达国家在产学研与金融资本融合方面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商业生态。他们更加注重从市场需求出发，通过产学研合作，共同推动技术的研发和应用。这种模式下，企业、高校和研究机构之间形成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共同推动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实现了技术与市场需求的紧密结合。

1970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制定了“试验性研发促进计划（ERDIP）”，“大学-工业合作研究中心(UICRC)”，1985年创建“大学工程研究中心(ERC)”，1988年之后创建“大学科学技术研究中心(STC)”。对设立这三类中心的共同要求是，中心必须设在大学，并有企业参与合作，其目标必须同时输出面向工业的研究成果和科技人才。（刘则渊）

美国工程研究中心（ERC）由大学牵头，吸引企业以会员或项目合作方式参与研究活动。经费来源为NSF对各工程研究中心资助1/3经费（100万-360万美元/年），30%来自企业，20%来自其他联邦机构，学校提供10%，还有10%来自州和地方政府。各工程研究中心有14-83个企业伙伴（平均35个），涵盖大中小型企业，世界500强占近50%。（何洁）

2012年3月，美国政府宣布启动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计划，在重点技术领域建设制造业创新中心。决定拨款10亿美元，5年内建立15个区域性的制造业创新研究中心，10年建设45个创新研究中心，每个州建设一个。中心大范围组织产学研用各方联合共建。

 美国建立了概念验证中心(Proof of concept center POCC）。从2001年第一个由私人基金会捐赠的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冯·李比希创业中心成立，到《美国创新战略：推动可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就业》（2009）和《美国创新战略：确保我们的经济增长与繁荣》（2011）两份政府报告出台，许多高校不仅有技术转移办公室（OTT）,而且建立了概念验证中心。概念验证实现的主要途径是：发现新原理，形成新概念；对新概念提出商用的多种可能性；从实验室技术到实用产品或服务验证；从概念产品到市场商品方案的验证；从产品到产业方案的不断验证；提出全程验证说明书，为企业发展和投资商提供可靠依据。（孙海鹰，2022）

概念验证中心的创建和发展历程表明“促进大学科技成果商业化，优化大学、政府、企业三者之间的协同创新能力，进而促进美国经济繁荣发展，是国家的重大发展战略”。

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是德国也是欧洲最大的应用科学研究机构，致力于面向工业应用技术研究和服务。塑造技术，设计新产品，改善生产方式和技术。该协会成立于1949年3月26日，在德国有69个研究机构。

美国伍斯特工学院（WPI）的金属工艺研究所（MPI）是产业与大学的联合体。MPI的宗旨是做企业共性技术问题的基础性研究，包括：企业现有技术的基础性研究，了解其机理，目的是解决行业中的一些重大关键问题；同时进行处于萌芽状态的新技术的创新性、探索性和跟踪性的研究，为企业的长远技术发展方向提供参考。（西工大黄卫东）

关于新型研发机构发展的思考和建议

新型研发机构改进和提高的方向

许多新型研发机构倾向于从高校的科研优势和现有成果出发，寻找市场的应用场景，他们采取的路径是从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业化的单向推进，而非从市场的实际需求出发；这种模式往往忽视了市场动态和用户反馈，导致科研成果难以有效转化为市场产品；科研成果与市场需求不匹配，就难以获得社会资本，实现有效的产业化和商业化。

对于大多数技术而言，供给方的技术推动必须与使用方的需求紧密结合，双方合作进行技术研发和产品迭代。才能实现广泛的市场应用和商业成功。新型研发机构需要更加注重市场导向，以市场需求引领技术创新，形成供需互动的良性循环。

当前，一些发达国家的市场化研发机构，其产学研合作模式更加注重市场反馈，通过与金融资本的融合，形成了以市场为导向的商业生态系统，更有利于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创新的持续推进。

新型研发机构需要采取的措施

新型研发机构应该积极与企业联系沟通，了解企业的技术需求和市场需求，根据需求来开展研发工作，可以与企业建立研发团队，共同推动技术的研发和应用。

除了与企业合作外，新型研发机构还应该加强与国内外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合作，形成产学研一体化的创新体系。通过共享资源、互通有无，实现技术的创造和创新。

新型研发机构可积极寻求金融资本的支持，通过引入风险投资、设立产业基金等方式，为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提供资金保障。

   新型研发机构发展的几个根本问题的思考研究

新型研发机构的发展定位。产业研究院是围绕成果转化找市场还是根据需求搞开发创新？高校是知识创造的主体。产研院重点应是创造新技术新产品。现在新型研发机构的主要问题是从学校的优势和现有成果出发去找市场，而不是从市场需求出发去和企业融合去深度开发，实现产业化商业化。原创技术推动都是有重大颠覆式技术引导大量市场需求，如PC机和手机。一般的供给方技术来推动必须和需求方市场紧密结合才行。所以单向的线性的成果转化还是忽视市场的重要性。

新型研发机构发展的方向。研究院是面向前沿还是技术服务？产业面向市场，还是面向成果？成果转化也是一个途径，但主要方向是，从市场需求出发，和企业一起同步、协同研发、创造新知识、新技术、新产品。

新型研发机构发展的作用。是桥梁纽带，促进创新联合体，还是自己作为产业主体？还是立足产业技术的开发服务？应当是兼有研发和服务的双重作用。

新型研发机构发展的机制。是学校的一个处室的附属还是独立的非企事业单位？或成为独立企业？要明确发展机制，又要有发展动力。还是单设好。

关于共性关键技术平台。对于新型研发机构来说，可以借鉴台湾工研院的成功经验，加强前瞻性共性技术领域的研发工作。

新型研发机构发展的国际合作。科研和创新必须加强国际合作，形成全球创新生态系统。力争与国外企业、高校、研发机构建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犬牙交错，共同发展”的格局。

新型研发机构发展法律法规政策。政策制定者应考虑提供更加明确和有针对性的支持措施，以促进新型研发机构的健康发展。各个研究院政策、财务管理不一致的问题如何以法规政策明确。

关于为企业服务的大型产业技术研究院问题。江苏产业技术研究院的模式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需要警惕其可能对企业创新机制和共性关键技术研究产生的潜在影响。为了实现高质量发展，建议产研院在发展现有优势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加强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培养，同时加大对共性关键技术的投入和支持，加强工程技术科学的研究，在原理科学和原创上下功夫，形成产业创新生态系统。

（编辑 季节）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把企业摆在产业链融合发展的重要位置。作为关系国家能源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骨干能源央企，国家能源集团具有“煤电化路港航”全产业链一体化运营的特点，煤炭生产、火力发电、风力发电、煤制油煤化工生产规模世界第一，产业分布全国31个省区市以及加拿大、南非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675个党委、9120个党支部（总支）、11万余名党员。国家能源集团立足一体化运营优势和产业链特点，结合点多、线长、面广的实际情况，积极探索开展产业链创新链党建赋能专项行动，形成产业链创新链党建赋能“153”模式，进一步增强能源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实现了党建加强、产业升级、创新突破的“三赢”工作格局，在建设现代化能源产业体系、构建新发展格局中迈出坚实步伐。

坚持“一体化”推进，党建链与产业链创新链协同发展

加强产业链创新链党建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产业要发展、创新要升级，必须坚持党企同进、一体发展：党企同进是方式，一体发展是目标，两者紧密联系、不可分割。通过党建“链”上聚力，“链”上聚势赋能，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企业发展优势和竞争优势。

坚持党企同进。瞄准产业链创新链发展方向，国家能源集团坚持党建工作和业务工作一起谋划、一起部署、一起落实、一起检查，把党组织建在“链”上、资源聚在“链”上、服务沉在“链”上，确保企业发展到哪里、党的建设就跟进到哪里，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就体现在哪里，推动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覆盖改革发展全业务、全过程和全员，做到链上基本组织更加严密、基本制度更加健全、基本队伍更加坚强、基本活动更加有效、基本保障更加有力。

坚持一体发展。聚焦产业链创新链发展路径，国家能源集团坚持党建工作和企业管理有机统一，党建与业务“目标一致、责任共担、同题共答、相互促进”，统筹推进、一体发力。深化拓展一体化独特优势，通过党建引领、联搭平台、联合攻关、联动创效，增强各级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聚焦高效运营做好固链，聚焦“集疏运”做好补链，聚焦战略接替做好延链，聚焦供应链优化升级做好强链，整合产业链创新链资源要素，全面构建“党建引领、互助共赢、融合发展”的新格局，以党建赋能产业跃变升级。

搭建“五个平台”，打造共建共享、多方共赢的党建工作新格局

国家能源集团全面发挥大一体化优势，构建党建与产业链创新链上下贯通、左右衔接、内外一体、立体交叉的工作体系，实现理论共学、资源共享、难题共解、活动共办、队伍共建，形成聚合效应。

搭建理论共学平台，提升政治引领力。一是联组共学。“链主”单位联合链上各方，全面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带动链上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在深学笃行中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产业链创新链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发展。二是同题共研。围绕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发挥“三个作用”、形成新质生产力等主题，开展大学习、大讨论，通过“专题学习+交流研讨”，持续迸发新思路、形成新举措。三是实践转化。推动学习研讨成果转化，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和实践成果，不断提升产业链党委领导力、支部战斗力、干部执行力。在金沙江旭龙水电站，链上各参建单位每季度开展1次学习讨论，汇聚参建单位、行业专家、科研院校的智慧和力量，成功培育出一批“首创”“第一”工程。

搭建资源共享平台，提升协同联动力。一是资源共享。充分利用AI、大数据、云协作等信息技术手段，加强链上各方党建资源共享、阵地共建。在疆煤出区大通道，链上单位打造党建工作云团队，搭建云端党建资源库，共享工作经验、学习资料和教育课程，每月开展共学共研。二是要素共用。充分发挥链上重点企业的辐射作用，带动各企业充分发挥优势特长，有机整合生产要素，推进产业技术协作和资源统筹利用，助力产业链协调发展。通过CCUS创新链党建赋能行动，推动链上各企业重点实验室、科研设备、办公场所等资源条件共建共享，为技术攻关节约时间和资源，实现目标更加同向、沟通更加顺畅、工作更加协同。三是成果共鉴。建立党组织统筹协调调度工作机制，及时将工作中的先进经验和做法、攻关中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成果，在链上各单位推广应用，提高产业链科技链创新创效质量。低碳院举办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讲座、科技成果转化路演等活动，组织链上各单位积极参加，丰富应用场景，推动创新链成果更好服务集团一体化运营大局。

搭建难题共解平台，提升企业发展力。一是目标更加聚焦。编制链上治理主体议事规则，着力增强党组织政治领导力，推动各单位聚焦重点任务、重大项目，制定工作举措，通过搭建链上党委、链间支部交流平台，聚合链上企业优势，着力锻长板、补短板，发挥党组织和党员作用，将重点项目打造成示范项目。二是难点充分研判。构建网格化党建工作机制，通过党建圆桌会，收集、对接、跟进、反馈项目研发、建设应用中的难点问题，深入分析原因，共商解决措施，形成了共谋发展、共解难题的良好链上生态。在疆煤出区大通道产业链上，各单位党委建立沟通机制，实施周统计、月总结、季优化举措，实时共享煤炭需求、运输、生产数据，实现供需储有效对接，产运销动态平衡。三是堵点高效疏通。强化产业链党建发挥作用，广泛开展“党旗在一线高高飘扬”活动，激发党员意识和党性观念，推动链上企业协同攻关发展短板、链间不畅等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堵点，让“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党员冲锋在第一线；哪里有硬骨头，哪里就有党组织战斗在最前沿”成为产业链创新链的共同行动，打造了新疆吉林台水电“支部联盟”、新能源院碳中和研究中心“一堡垒一旗帜一平台”、江西丰城电厂“岗区联动”等一批示范样板。

搭建活动共办平台，提升组织战斗力。一是推进标杆企业共建行动。聚焦能源行业特征和产业链各环节，以党建联建共建为纽带，推动煤矿、电厂、运输、港口、铁路之间的联动配合，集中力量联合一批在链上的标杆企业，一体推进产运需衔接、路港航协同，解决产业链创新链张力不足问题。低碳院与宁夏煤业、包头化工党委签订联建共建协议，将先锋力量聚在“链”上，合力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二是推进示范园区攻坚行动。立足集团能源企业特点，发挥能源保供优势，推进与所在社区、工业园区党组织开展共建，推动企业园区共同发展。江苏宿迁电厂与所在园区协作建设“无废城市”和“绿色港区”，发挥技术优势打造可再生能源多场景应用，实现与周边工业企业多能级能源需求灵活匹配，与地方城建实现双赢发展。三是推进外委队伍共管行动。聚焦作用发挥，打破企业隶属关系，与外委单位一体开展党支部攻坚竞赛和党员领题攻关活动，集中力量推动工程项目建设。在江苏常州2×1000MW机组建设项目中，通过“两进两同”党建工作法，组织共建单位党员进重点项目、进外委班组，外委人员同管理、同关心，协同开展组织生活、红色教育、班组会议活动，实现政策上传下达高效有序，安全管理规范提升。

搭建队伍共建平台，提升凝聚向心力。一是干部联合培养。组织链间企业互派干部挂职锻炼、交流培训，形成产业链一专多能的复合型斜杠培养机制，全面提升链上干部“想干、干事、管事”的能力，成为推动产业链创新链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二是人才裂变互通。树立链上大人才观，推动链上单位人才资源交流共享，组建专家、工匠人才库，根据业务所需，统一调配专业人才，实现人岗更加精准适应。疆煤出区产业链建设人才服务中心，组建科创论坛，借产业链发展共同培育人才。三是后备力量联储。协同推进链上青年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推荐青年力量担任链间企业重大科技项目骨干，为青年人才压担子、搭台子、铺路子。低碳院聚焦解决长链α-烯烃卡脖子问题，实施青年“尖兵向前”专项行动，高质量完成“制取α-烯烃技术”国家项目攻坚。

坚持“三个全面”，以“链”思维推动“链”上高质量发展

国有企业要坚决当好创新引领者。国家能源集团坚持围绕产业链创新链布局党建链，以党建赋能产业链创新链，推动企业从“国企思维”向“国家思维”转变，实现以点带链、以链促面，以“链”思维构建“链”上高质量发展，更好发挥了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作用。

全面扛起“链主”担当。国家能源集团坚决端牢能源饭碗，全面扛起能源保供职责使命，勇担能源产业链链长，发挥产业链上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作用，着力增强能源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以煤炭保能源安全，以煤电保电力稳定，发电装机突破3.2亿千瓦，煤炭产销量、发电量、供热量和铁路货运量分别占全国1/6、1/7、1/8和1/9，圆满完成多个重点领域、重大活动、重要时段能源保供任务，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良性融通，发展的韧性和竞争力不断提升。

全面树立“链式”思维。国家能源集团以党建为纽带，创造性地开展链上党建赋能行动，协同推动重大工程、重点项目、重要工作，有效打破条块分割和领域限制，实现产业跨越企业限制、创新跨越领域限制、人才跨越地域限制，聚链成群、集群成势。快速推进整合融合、区域电力体制改革，加快专业领军、双百、科改等试点改革，理顺煤电关系，增强区域协同，加快推进两端发力、一个重塑，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形成了“煤电路港航、煤电油气化、产运销储用”一体化的独特优势，企业核心竞争力进一步提升。

全面发挥“链条”效应。国家能源集团有效发挥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激活和培育各产业的比较优势，以多元快速创新保可再生能源规模质量发展，提升能源系统多元融合性，构建“煤火风光水”“化油气氢核”能源谱系，加快形成能源绿色链。国家能源集团可再生能源装机已突破1.1亿千瓦、占比超35.5%，风电装机保持世界第一。聚合链上企业创新优势，以一体化数字化国际化保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以大项目建设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装备升级，攻克研发了一大批原创性、前沿性、引领性重大成果，在工业控制、风电运维、节能环保等领域实现多个“首台套”“首突破”“首批次”“首版次”重大科技成果，彰显了科技创新活力和实力。

（编辑 尚鸣）

跨境电商市场既充满机遇也存在风险挑战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和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让跨境电子商务实现了爆发式增长。跨境电商作为推动经济一体化、贸易全球化的技术基础，有效地降低了国际贸易门槛，较少了国界限制，正在引起世界经济贸易的巨大变革。借助互联网技术的快速提升，全球跨境电商规模呈现出爆发式增长趋势。跨境电商不仅冲破了国家间的障碍，使国际贸易走向无国界贸易，也正在引起世界经济贸易国际规则、法律的巨大变革。对企业来说，跨境电商构建的开放、多维、立体的多边经贸合作模式，极大地拓宽了进入国际市场的路径，促进了多边资源的优化配置与企业间的互利共赢；对于消费者来说，跨境电商使他们非常容易地获取其他国家的信息并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

我国跨境电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正处于从扩张到成熟的阶段；当前跨境电商已经成为我国外贸发展的新引擎。然而，在这个充满机遇的市场中，跨境电商企业也面临着一系列挑战。首先，要面对各国法律法规、商业习惯、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差异性，企业在制定营销策略时，往往不能全面了解这些差异，由此出现触犯当地法律、业务不合规的问题。其次，跨境业务面对的是全新的市场环境，这要求企业在制定政策时因地制宜，具备精准的市场分析和营销策略选择的能力。第三，跨境电商比传统外贸电商增加了跨国物流、支付、税收产生的成本，以及为提高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扩大市场份额、提供优质客户服务而产生的高昂的营销费用，这些费用的增加使跨境电商企业经营面临较大的风险。面对这些问题和挑战，一些传统的营销方法可能不再适用。本文在充分剖析跨境电商出现的新特征、新问题的基础上，从目标市场、产品定位、品牌建设、营销渠道选择、客户关系管理等方面，结合对市场以及跨境消费者行为的分析，对跨境电商营销策略进行了优化研究。

我国跨境电商发展迅速

数据显示，2019-2020年中国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增长迅猛，近两年增速趋于平缓，但总体规模仍逐年增长。预计2024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有望达到2.95万亿元。随着全球贸易活跃度继续上升，外部需求呈现回暖迹象，中国企业预期将持续改善，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将持续增长。

总体来看，目前跨境电商发展主要呈现如下特点：

（1）市场规模庞大。据《2023年跨境电商行业数据报告蓝皮书》，2022年中国跨境电商市场规模达15.7万亿元，较2021年的14.2万亿元增长10.56%；预计未来几年，国民购买力和发达的电商供应链将有效促进了跨境电商市场的持续增长。另外，从调研情况看，只有大约12%的跨境电商出口企业办理了海关的进出口资质，导致海关的监管数据与企业的真实出口数据无法有效匹配，跨境电商营业额的实际体量可能要大得多。

（2）发展速度飞快。从2019年到2022年，跨境电商市场规模增速分别为16.66%、19.04%、13.60%、10.57%，一直保持10%以上的高速增长趋势。2023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额为2.38万亿元，较5年前的0.13万亿元增长近20倍。由于全球互联网的普及，尤其是移动设备的普及，以及消费者对海外商品的需求增加，过去几年里跨境电商的增长速度超过了传统的电子商务。

（3）贸易伙伴多元化。我国跨境电商的贸易伙伴几乎遍布全球，跨境电商的发展不仅改变了我国的外贸格局，而且对全球贸易产生了深远影响，促进了全球经济的互联互通。这使我国跨境电商的发展更具全球化特征。在全球范围内寻找贸易伙伴，可以有效分散因单一市场变动带来的风险；利用全球各地的资源，降低生产成本。此外，随着跨境电商平台的不断涌现，企业有了更多的选择，可以更方便地开展跨境电商业务。例如，阿里上线的外贸AI产品“生意助手”，拼多多旗下Temu推出的“全托管”模式，京东物流在国际供应链领域的加速布局等，都为企业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总的来说，跨境电商贸易伙伴多元化是我国跨境电商行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也是我国外贸发展的一种重要方式。在未来，我们可以期待看到更多的企业参与进来，共同推动我国跨境电商行业的发展。

（4）跨境电商主体数量增长。由于政府对跨境电商行业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通过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为跨境电商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互联网技术不断发展和普及，跨境电商的技术门槛逐渐降低，更多的企业有能力进入这个领域；消费者购物习惯和消费观念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线购物、跨境购物，推动了跨境电商行业的发展。目前我国跨境电商主体已超10万家，进出口额1亿元以上的约7800家。我国设立跨境电商海外仓超1500个，总面积超1900万平方米，近90%的海外仓已开展信息化智能化建设。这些数字表明，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涉足跨境电商领域，利用互联网技术和全球化的商业环境，寻找新的市场机会和增长点，这不仅有利于企业拓宽市场，提高经济效益，而且推动了产业的优化升级，促进经济发展。

图1 我国跨境出口电商发展现状

跨境电商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跨境电商行业发展迅速，但面临的挑战也很多。如何更好地适应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法规带来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包括税收政策、进出口管理、知识产权保护、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等。如何提高物流配送的速度和质量，如何提升消费者的购物体验等。此外，跨境电商还要面临支付和货币汇率风险、客户服务和售后难度等问题。

物流特点与难点

跨境电商需要面对跨国物流的问题，增加了运输时间和成本。相较于传统的物流模式，新兴的物流模式采用了规模化运输模式，减少了货物配送的环节与成本，但缺点是客户需要等待较长的运输时间，退换货也较不方便。跨境电商的供应链链条较长，涉及采购供应、物流配送、报关清关、电子支付、售后服务等多个环节，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影响全局。常见的国际物流模式有海外速递、跨国专线运输、海外仓、直邮、国内物流国际化等方式。这些国际物流模式在降低运输成本的同时，提升了国际货物运输的效率和品质，还能带来更为完备的规划方法，如信息化、供应链设计、咨询服务、物流综合管控能力等。

市场特点与难点

跨境电商市场涉及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市场正在逐步崛起，五个东南亚国家（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和泰国）的电子商务零售额增速位居全球前十；美国、英国和德国是全球跨境网购消费总额前三名的国家，消费者可以从全球范围内挑选自己所需的商品，而卖家则可以快速拓展海外市场，实现全球销售。技术进步、消费者行为的变化等因素都对跨境电商市场产生了显著影响。例如，安全支付、订单追踪与客户服务等支持性技术的快速生长，使得全球电子商务市场规模呈现指数级增长态势。为了在跨境电商市场中取得成功，企业需要深入了解和分析竞争对手的优势和劣势，深入进行市场分析和周密的战略规划，了解不同市场的法律法规、汇率政策、语言和文化差异、物流配送等问题。评估市场需求和消费者行为的变化，并制定合理的市场策略。

法律和文化差异性问题

各国关税政策不同，对跨境电商的定价和利润会产生一定影响，并且跨境电商还要克服语言和文化差异，以吸引和留住不同国家的消费者。当今时代，移动互联网具有极强的传播能力，全球的支付能力、物流能力、供应链能力都已明显增强，技术支撑给整个市场来了积极变化。随着中国经济国际化发展不断深入，跨境电子商务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法律问题。跨国电子商务链条包括很多环节，各个环节的服务企业之间互相交叉，构成了一个巨大的联系网络。而“灰色海淘客”和“人肉代购”产品售假等事件，严重地破坏了跨国电子商务的正常营商环境，进而影响了网络平台的合法性。

品牌和消费者服务难度大

一是拓客渠道较少。虽然近年来跨境电商的营销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但品牌推广是一个持久的过程，目前主要依靠口碑营销方式，即忠实的经销商自用、收益，而后以亲身体验通过朋友圈、微博、抖音、小红书、直播、社群等方式进行体验传递。因此，如果未将产品独特优势通过更为直观高效即时的方式传递给消费者，便很难达成在众多看似同质化的产品中脱颖而出的效果，有可能导致潜在客户群体的流失；二是用户忠诚度无法在限定周期内有效建立。由于跨境购买最初的购物价格不一定实惠，加之一些产品的特殊性，因此在顾客下单后，若不连续使用，很难留住一些老客户，客户的品牌忠诚度也难以建立；三是线下活动链接作用有限。由于距离问题，一些线下活动很难开展，主要依靠线上推广者、经销商、消费者之间通过聊天软件沟通联系，难以拉近与客户的关系，服务效用性较低。消费者在跨境电商平台上的购买决策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但不限于商品的价格、品质、品牌、物流速度、售后服务等。例如，在美国电商市场中，消费者更关注商品价格和价值，66%的美国消费者更愿意购买大型零售商自有品牌而不是独立品牌。此外，消费者还关注商品的外观、产品评论、快速发货等因素。消费者的购物习惯和渠道选择也是跨境电商消费者行为洞察的重要部分。随着数字化和智能化的不断发展，跨境电商消费者行为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如更加注重个性化定制、更加注重购物体验、更加注重社交媒体的影响等。

跨境电商营销策略面临新挑战

在全球市场竞争愈发激烈的背景下，有效的营销策略可以使企业更好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和消费者需求。对于跨境电商而言，深入研究营销策略是解决跨境电商发展问题的重要途径。然而，目前传统的跨境电商营销策略已经无法适应我国跨境电商发展面临的新挑战，需对以下方面进行相应的优化：

（1）营销难度。由于每个消费者的需求和喜好不尽相同，因此卖家需要针对每个消费者调整营销策略。特别是针对线上营销问题，需要设计出既能吸引消费者，又能展示自身产品的直播内容。

（2）经营成本具有不确定性。目前跨境电商平台上商品价格整体偏低，而跨境电商交易存在税费，故市场和互联网平台的经营成本具有不确定性。虽然通过平台的补贴可使商家在一定程度上设立低价，但低价并不能使商家和平台获得长远的发展。跨境电商企业在进行海外营销时，需要平衡成本和销售额，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3）渠道问题。跨境电商的营销渠道非常复杂。在进行海外营销时，企业需要注意一系列“雷区”，才可以确保营销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很多跨境电商卖家在旺季过后会面临销售低迷的问题，需要不断调整销售策略来刺激消费者的购买需求。

（4）产品的售后服务问题。产品是跨境电商平台发展的基础，产品种类数量决定了用户可供选择的范围，产品的质量决定了用户的体验感。然而，产品的售后服务才是提升消费者购买欲望的关键。由于地域、文化、时间差异，产品的售后往往褒贬不一，消费者难以对企业产生较高的认知度。

（5）运输难点问题。由于海外物流中跨境贸易、关税、清关等问题复杂，不少跨境电商企业会遇到快递物流成本高、物流复杂等诸多问题。物流一直都是跨境电商需要解决的难点问题。

总的来说，跨境电商营销策略面临的挑战多样且复杂，需要企业具备强大应变能力和创新能力，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持续优化跨境电商营销策略的建议

面对挑战，中国跨境电商企业必须深度定制营销策略，才能更好地走出国门，获得国外消费者的信赖和认可。具体来说，跨境电商可以从目标市场、产品定位、品牌建设、营销渠道选择、客户关系管理等方面优化营销策略。

跨文化视角下营销策略优化方案

跨文化壁垒是影响跨境电商营销取得成功的主要因素之一。跨境电商企业在进入他国市场时，首先要对目标市场进行文化调研，包括宗教信仰、社会习俗、行为规范，以及颜色喜好、数字喜好等。基于文化调研结果，制定有针对性的营销策略，根据目标国消费者的消费观念进行营销策划。如在目标国的传统节日时推出相应的促销活动；对商品进行本地化改进，在商品包装和标签上添加当地偏好的动物形象、颜色和图案元素；在产品定价时，针对目标地消费者的数字偏好进行设计。对于大型跨境电商企业，还需在发展规划中考虑本土化品牌建设，如招聘目标国本土的网红达人，通过创造各种具有创意的内容推广销售产品，与当地消费者产生共鸣，推动品牌传播。同时针对不少本地商家对跨境业务不熟悉的痛点，采取通过与当地政府合作，多方举措助力新商家成长，如在官网上开设专门学习课程，商家入驻后有专门的客户经理进行一对一指导等。在不同的地区，也可以根据需要采取不同的营销活动。例如，在美国市场，可能需要更多地利用社交媒体进行营销，而在中国市场，可能需要更多地利用电视和广播进行营销。在实施本地化营销策略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地进行数据分析和优化，以便及时调整策略，使其始终符合市场的最新需求。

基于市场动态调节营销策略

跨境电商企业需要面对的是复杂多变的国际市场。正确地预测市场走势能够对营销策略的着力点进行有效指导。跨境电商企业可以借助大数据和AI技术，对目标市场中具有高搜索引擎排名的关键词进行研究和优化，同时利用当地流行的搜索引擎和平台（如谷歌，必应，雅虎，百度等）的广告服务。分析目标市场的舆论走向，用户行为热点，从而预测市场趋势和用户需求，快速响应市场，定制个性化的营销活动，根据市场变化动态定价等。

产品策略优化

产品策略是决定企业能否在市场中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跨境电商的产品策略优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产品定位：产品定位是产品策略的核心，它决定了产品在市场中的地位和方向。在跨境电商中，产品定位应基于目标市场和消费者需求进行，以确保产品能满足目标市场的需求。

（2）产品特性优化：产品特性优化包括产品功能、设计、包装等方面的改进，目的是提升产品的竞争力和吸引力。例如，提供详细的产品描述，优化产品图片，提供多样化的产品选项等。

（3）产品价格策略：产品价格策略是产品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合理的价格策略可以提升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在跨境电商中，价格策略应考虑目标市场的购买力、竞争对手的价格策略、产品的成本等因素。

（4）产品推广策略：产品推广策略包括搜索引擎营销、社交媒体营销、电子邮件营销等多种方式，目的是提升产品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在跨境电商中，产品推广策略应根据目标市场的特点和消费者的行为习惯进行调整和优化。

因此，企业需要根据市场需求和消费者偏好，选择合适的产品类型和规格，并进行有效的产品设计和改良。同时，企业还需要建立完善的产品质量控制体系，确保产品质量达到消费者的期望。

促销、分销策略的优化

在跨境电商领域，促销是决定企业品牌影响力、产品销售量的有效手段。跨境电商企业可以针对经销地不同的节日习俗，推出相应的促销活动，同时在促销手段上要做到因地制宜，如一些西方国家消费者有超前消费、举债消费的习惯，相较于发优惠券、满减活动等，延长分期、免息分期等促销手段更容易促成其购买行为。要善于利用数字营销手段为促销活动造势，通过社交媒体、网络广告等方式，深入与消费者进行接触，让消费者快速获得有价值的信息，从而吸引消费者的关注，进行品牌推广和宣传。

分销策略是影响企业销售渠道和市场份额的重要因素。企业需要根据市场情况和自身实力，选择合适的分销渠道。选择正确的平台或市场对跨境电商企业十分重要。同时，选择合适的物流和仓储服务，确保快速、可靠及经济高效的物流服务。还可以通过建立完善的物流配送体系，如使用本地化的配送或退货服务，提高商品的送达速度和服务质量，提升消费者的购物体验。

跨平台和多渠道营销

首先，通过一致的战略规划，确保在不同平台上的店铺相互支持，共同推动业务增长，以及在不同的销售平台和渠道上进行协调一致的营销活动。其次，选择合适的平台对于成功的多平台运营至关重要。根据自身的产品类型、目标市场和资源能力来选择合适的平台。要考虑各平台的用户群体、市场潜力和费用结构，优化产品在各大电商平台（如亚马逊，eBay，Alibaba等）的表现。最后，为了有效管理多个平台上的店铺，使用专业的跨境电商管理工具非常关键。这些工具可以帮助企业在一个统一的界面中管理库存、订单、物流和客户服务等，大大提高了运营效率。

综上所述，跨境电商营销策略的有效性可能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产品类型、目标市场、品牌定位、竞争对手的策略以及执行的质量等。成功的跨境电商营销策略往往需要在各种策略之间找到正确的组合，并持续优化以适应市场的变化。

（编辑 宋斌斌）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合资企业曾经是汽车产业的主导力量，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中一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近年来,随着新能源汽车在中国市场的快速兴起，中国汽车合资企业的发展面临市场占有率下滑、品牌边缘化、经营亏损以及结构调整等诸多难题，有的合资品牌甚至已黯然退出中国市场。而汽车合资企业在电动化、智能化转型过程中面临的诸多新的困境与挑战，以及对合资企业的未来发展前景是本文分析的核心点。

合资品牌在国内汽车市场的新困境

在中国的消费制造产业，合资企业最多的是汽车行业。从1983年北汽与克莱斯勒合资成立“北京吉普”、1984年上汽与德国大众合资成立“上海大众”开始，中国汽车合资企业已有40多年的发展历史。

中国汽车产业在追赶国际先进技术、提升国际竞争力时，与大众、奔驰、宝马、丰田、本田、日产、现代、通用、福特、标致、雪铁龙等国际汽车著名品牌先后在中国建立了合资企业，经过持续稳定的长期发展，这些合资企业在中国汽车产业一直占据着主流地位。最近几年，新能源汽车在中国异军突起，合资企业在中国汽车市场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市场份额与品牌影响力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

合资企业整体市场占有率大幅下滑

   合资品牌乘用车的市场占有率很长一段时间都保持在60%左右，2016年合资品牌的市场占有率为59%，到2020年已上升至63%。从2021年开始，合资品牌的销量和市场占有率逐年下降，到2023年，国内乘用车的销量达到创纪录的2556万辆，但合资品牌的整体市场占有率却下降至44%，比三年前下降了19个百分点。德系企业在2019年曾占据国内乘用车市场25%的份额，但到2023年，市场份额降至17%。降幅最大的要数韩系品牌，2016年韩系品牌的销量达179万辆，市场份额8%；到2023年，韩系的销量仅为41万辆，市场份额降至不到2%。

合资企业在新能源汽车市场被边缘化

在国家财政补贴、示范推广、消费政策鼓励等一系列政策支持下，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蓬勃发展，2018年新能源汽车销量首超100万辆，达到125.6万辆， 2021年市场销量突飞猛进，突破350万辆，2023年达到949.5万辆，并连续9年保持新能源汽车销量全球第一。

在我国新能源汽车庞大的销量市场份额中，绝大部分是由我国企业自主品牌和美国独资企业特斯拉占据，合资品牌的市场占有率仅有7%，其中表现最好的是华晨宝马，其2023年新能源汽车的销量为13.4万辆，在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占有率为1.4%；上海大众新能源汽车的销量为13万辆，市占率为1.3%；上汽通用新能源汽车销量为10万辆，市占率为1%，广汽丰田的新能源汽车销量仅为0.5万辆，市场占有率连千分之一都不到。而国内自主品牌新能源汽车销量前5的企业比亚迪、广汽、长安、吉利、五菱销量均超过了40万辆，比亚迪更是以年销301.3万辆、市占率31.7%的成绩独占鳌头。

合资企业燃油车豪华品牌优势地位受到威胁

长期以来，合资企业的豪华品牌如奔驰、宝马、奥迪、凯迪拉克等都是中国消费者最为青睐的品牌，随着中国汽车市场快速向新能源汽车转型，这些燃油车的豪华合资品牌正在遭受冲击。

自2022年开始，凯迪拉克的销量已连续两年大幅下滑，品牌已逐步被边缘化。BBA三个德系豪华品牌（奔驰、宝马、奥迪），虽然凭借燃油车市场的稳定销量承受住了冲击，但在45万元-50万元的豪华车市场，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已达51%，超过一半的豪华车主选择了新能源汽车，这些新能源车大部分是蔚来、理想等自主品牌，奔驰、宝马、奥迪的高端新能源车占比较低，在这个细分市场，中国的高端自主品牌新能源车已直接对BBA构成了威胁。

部分合资企业外方已退出中国市场

销量下滑、市占率降低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企业亏损、经营困难。有很多合资企业，如南京菲亚特、广汽菲亚特、昌河铃木、广汽三菱、长安PSA、东风雷诺等都因为经营困难，外方撤资退出中国市场，合资企业停止运营。而销量大幅下滑的长安福特、东风标致雪铁龙、北京现代等则处于连年亏损的境地。如2022年长安福特销量仅有25.1万辆，同比下降17.61%，是巅峰时期2016年（销量94.38万辆）的27%。2022年长安福特亏损24亿元，2023年亏损额则升至40亿元，对中外双方股东而言都成为一个沉重的负担。曾经生产过富康、标致407等畅销车型的神龙汽车（东风标致雪铁龙）也深陷销量下滑的泥潭，销量已从高峰时的70万辆下降至2023年的8.03万辆，企业也处于严重亏损的危急状态。

为何汽车合资企业电动化转型迟缓

近几年，中国汽车市场正经历一个新能源汽车快速替代燃油车的转型过程。2017-2023年，新能源汽车市场份额由2.7%持续上升至31.6%，而燃油车市场份额却由97.3%持续下降至68.4%，合资企业显然没有跟上市场转型的步伐。为何合资企业的电动化转型普遍较为迟缓呢？

外方产业和技术发展战略较为滞后

在世界汽车产业发展史上，最先推出电动车的是丰田、日产、通用等国际著名企业，丰田的普锐斯混合动力汽车、日产的铃风电动车、通用的沃蓝达插电式混合动力轿车也都先后实现了规模化量产。

而后起的中国新能源汽车率先实现了市场化普及，中国市场由于品牌众多，竞争激烈，许多造车新势力将手机等快消产品的研发模式带入汽车行业，大大缩短了新能源汽车的研发周期，因而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产品迭代非常迅速，创新产品层出不穷。相形之下，合资品牌的新能源汽车在产品规划上慢于自主品牌，同时产品上市时间较晚，有的合资企业至今尚未推出一款纯电动汽车，客观上造成了合资品牌新能源汽车产品竞争力不足，直接导致市场表现不佳。

燃油车依然有赢利空间

从全球汽车市场来看，新能源汽车整体上占比仍然较低，燃油车依然是车企市场的主力产品。丰田汽车2023年财报显示，丰田共销售汽车1109万辆，纯电动车型仅17万辆，占1.5%，但公司利润高达4.945万亿日元（约2294亿元）。现代汽车2023年销量73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仅70万辆，占比9.5%，营收达162.66万亿韩元(约合8799.9亿元)，营业利润为15.13万亿韩元(约合818.0亿元)。2023年奔驰集团销量249.16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销量40.2万辆，占比16%，总收入为1532亿欧元（约12016亿元），净利润达145亿欧元（约1137亿）。由此可见，燃油车的利润依然是各大国际产品收入利润的主要来源，而新能源汽车除特斯拉、比亚迪实现了赢利之外，大多数自主品牌仍处亏损阶段，这也是合资企业不愿立即转向电动化市场的主要原因。

我国新能源汽车竞争力较强

我国自主新能源汽车品牌众多，传统车企与造车新势力共推出数十个新能源品牌，例如，仅比亚迪一家公司就有王朝、海洋、方程豹、仰望、腾势5大系列，共有20多款在售车型，为消费者提供了极为丰富的产品选择。同时，自主品牌新能源车普遍更具性价比，相同的配置与续航里程，自主产品往往比合资产品要便宜，更受市场青睐。另外，自主产品的智能化水平普遍高于合资产品，以比亚迪元PLUS、广汽埃安Y、大众ID.3产品为例，在价格接近的情况下，前两者均配备了自动泊车、360°全景影像等，而这些配置却是ID.3不具备的。就连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都忍不住在推特上写道：“根据我们的经验，中国汽车制造商是最具竞争力的。”

中国消费者的偏好变化

合资品牌曾经长期占据国内汽车销量的排行榜，丰田花冠、凯美瑞、大众宝来、帕萨特、本田雅阁、C-RV、奥迪A6、宝马3系、奔驰E级都曾是各个细分市场的明星产品。近年来，随着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崛起，中国自主品牌汽车无论从外观设计、质量做工、科技配置、售后服务等各个方面都有了质的提升，与合资品牌的差距越来越小，有些方面甚至已经超过了某些合资品牌。同时，年轻一代的消费者对于国货潮品有更高的接受度，勇于尝试一些新出炉的自主品牌汽车。《21世纪经济报道》新汽车研究院与尼尔森IQ共同推出的《2023中国汽车消费趋势调查报告》显示，最为年轻的Z世代更喜欢中国品牌，占比为39.3%，而70、80和90后则比较喜欢合资品牌。对于新能源汽车，中国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也很高。报告显示，近四成总体用户计划购买新能源车型，而再购和潜在用户对新能源偏好度更高，占比分别为52%和53%。从年龄段看，新能源偏好随代际的降低而增长，00后的偏好度最高，达到了56.6%。

表1 2018年、2023年国内乘用车销量前十车型对比

         数据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合资企业采取多种措施扭转困局

中国各大汽车集团旗下的合资企业,在很长一段时期一直扮演着 “利润奶牛”的角色，对于中国本土的经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众多合资企业逐步陷入转型困境，对于中方股东的行业地位与经营状况均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以上汽集团为例，上汽集团曾由于上汽大众、上汽通用两家合资企业的优异表现于2018年销量达到705.17万辆，营收9021.9亿元，归母净利润360亿元，成为国内首家销量突破700万辆、营收超9000亿的汽车集团。然而到2023年，上汽集团的销量降至502万辆，营业收入7447亿元，归母净利润为141亿元，同比下降12.48%，创下2020年以来的新低。上汽利润的下降主要受到上汽大众、上汽通用利润大幅下滑的拖累。上汽大众归母净利润31.32亿元，同比下降64.12%，而上汽通用净利润为25.43亿元，同比下降54.42%。为了扭转合资企业的经营困境，中外双方股东都在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变革以适应国内汽车市场的新变化，中外形成战略共识。

加大研发投入推出新产品

投入研发生产市场可接受的新能源汽车产品，是合资企业扭转困局的不二法门。这就需要中外股东双方形成战略共识，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全力开发适应国内外消费者需求的新能源汽车产品，在新的细分市场中重新塑造品牌影响力。在这方面德系品牌走得最坚定，同时加大投资力度。2018年2月，梅赛德斯-奔驰集团与北汽集团签署协议，将投资113.6亿元在中国新建豪华车生产基地，用来生产EQ系列纯电动车型和其他奔驰车型。2020年，北京奔驰首款纯电动车EQC正式量产。2023年5月，大众汽车集团宣布，将对合资企业大众安徽投资231亿元，其中生产基地与研发中心投资141亿元，产品研发90亿元，将在大众安徽投产SSP纯电平台的新车型。2024年4月，宝马集团宣布，继2023年11月对沈阳基地投资100亿建设电池工厂之后，将再追加投资200亿元，对华晨宝马的大东工厂进行大规模升级与技术创新，以迎接宝马“新世代”车型的国产化。

加强与中国企业的技术合作

近年来，中国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均取得了重要突破，海量数据的积累、新型算法的成熟、高算力芯片的创新和高精度传感器的问世，使中国企业在智能网联、智能驾驶领域取得了明显的技术优势。一些合资企业的外方股东，积极寻求与中国的ICT企业进行跨界合作，以求快速弥补与中国自主品牌的技术差距。2022年宝马集团宣布与宁德时代、亿纬锂能、远景动力签订超过百亿欧元的第六代动力电池生产需求合同。在数字化领域，宝马与诚迈科技成立合资公司、与腾讯、阿里巴巴达成战略合作，以“家在中国”为目标重塑数字驾驶体验。在循环经济领域，宝马与河钢集团携手，打造绿色低碳汽车用钢供应链，逐步实现钢材生产环节碳减排95%。丰田汽车也与中国的比亚迪、小马智行、华为等电动汽车领先企业达成合作，以全面提升中国市场产品的竞争力。

借助中方合作伙伴力量谋求发展

20多年前，日产CEO卡洛斯·戈恩曾称，“中国合作伙伴除提供劳动力和本地销售渠道外，对实际经营和管理的贡献几乎为零”。这句话曾经刺痛了多少中国汽车人的神经。随着中国汽车自主品牌综合实力的显著提升，如今中方股东在合资企业的作用和地位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发挥着外方股东无法替代的作用，真正形成合资双方的互补效能。

首先，中方股东成为合资企业产品、技术的输出者。2019年和2022年，广汽丰田和广汽三菱先后推出了电动轿车iA5和电动SUV阿图柯，这两款产品都来自广汽集团旗下的自主品牌——广汽埃安。这是日系品牌较早利用中方技术资源来打造合资产品的案例。2024年5月20日，上汽集团和奥迪汽车正式签订合作协议，开发多款高端智能电动新车并联合开发Advanced Digitized Platform智能数字平台。充分利用上汽集团行业领先的智能电动创新技术，赋能上汽奥迪，开发后续一系列电动车型。提升上汽奥迪的新车型开发速度，而且提升新车型的软硬件水平与电动性能，扭转上汽奥迪在豪华车市场的被动局面。

其次，中方成为合资企业经营的管理者。长安福特在陷入经营困境后， 2023年福特决定减少在华支出，只专注于产生最高回报的业务领域。未来主要负责福特国产车型、福特电马后续车型的生产，而产品规划、营销规划方面的事情则交给长安汽车全权把控。

第三，中方成为合资企业冗余资产的收购者和合资品牌的守护者。2023年10月，东风集团宣布以人民币17.14亿元对价收购合资企业神龙汽车的目标资产，包括位于中国武汉和襄阳的特定土地使用权、建筑物和构筑物。目标资产已被神龙汽车主要用于生产其现有的标致和雪铁龙乘用车以及富康车型。收购完成后，东风集团又将目标资产出租给神龙公司。这样的操作其实是中方股东变相为合资企业注入资金，以缓解神龙汽车的经营压力。同时，外方股东没有同比例出资，完全由中方股东对合资企业单方面输血，说明中方在合资企业中主动承担了更大的责任。

主动瘦身调整产能布局

市场大幅萎缩之后，如何活下去成为许多合资企业的棘手问题。关停出售工厂、大幅裁员、削减开支，成为一些企业的常规操作。2023年7月，上汽大众宣布关停上海安亭的一家工厂，清退职工5500人。北京现代近两年则先后出售了北京顺义一家工厂和重庆工厂，关闭了沧州工厂，将产能削减三分之二，以应对销量下滑的不景气局面。法系车在中国市场失去吸引力之后，深陷困局的神龙汽车也已出售了两家工厂，剩下的两家工厂以租赁东风资产的方式在艰难运行。

加大海外出口

当下，国内市场的变化迫使外方改变过去将市场目标定在中国国内的策略，迅速开拓海外市场，转向将合资企业变为其海外出口基地之一。目前，长安福特、神龙汽车、悦达起亚、北京现代、东风本田、上汽通用等合资企业，都将重点转向开拓海外出口市场。相对国内企业，合资企业海外出口有其独特优势，利用其本身国际品牌知名度，,借助合资外方母公司的海外营销渠道。更重要的是，海外市场目前仍是燃油车占主导，这正好可以让合资企业扬长避短，避开在国内与自主品牌在新能源汽车市场的正面竞争，拓展更大的生存发展空间。

福特已计划将长安福特打造成其在中国的出口中心，计划向南美、澳大利亚和墨西哥等市场出口价格较低的电动车和商用车。神龙汽车也开始将目光投向海外出口市场，2022年，神龙汽车出口销量达到3.7万台。神龙汽车还成立了国际事业部，全面启动出口项目，神龙的外方股东斯特兰蒂斯计划把神龙汽车打造成整车和零部件全球出口业务中心。北京现代也提出“在中国，为全球”的口号，它将成为现代汽车全球出口基地。北京现代投放的所有产品，包括燃油车和新能源车都将面向国际市场，力争三年内出口量达到10万辆的规模。悦达起亚2023年出口达8万辆，占其总销量的一半，并计划到 2026 年，实现盐城工厂的年出口规模提升至 20 万辆以上。上汽通用是国内最早做出口业务的合资企业，20年来累计出口量已超过百万辆。目前，上汽通用产品已远销北美、中美、南美、非洲、亚洲的多个市场，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继续助力“中国制造”拓展海外版图。

以包容心态看待合资企业发展

合资企业的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产物，是我国在民族汽车工业比较落后的情况下，通过与外国企业合资经营，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与资本，提高我国汽车工业制造水平的一个重要手段。合资企业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中国汽车产业从以商用车为主转变为以乘用车为主的产品与市场结构，汽车由主要是生产工具转变为家庭的交通工具与耐用消费品，汽车合资企业都功不可没。合资企业不仅是中国汽车产业的销量、收入、利润、税收的最大贡献者，同时也是培育和塑造中国消费者对于汽车产品的认知与消费习惯的最大推动者。从20世纪80年代的“老三样（富康、捷达、桑塔纳）”，到21世纪初的豪华首选BBA；从涡轮增压、全时四驱到DCT变速箱、分区空调等等，都是合资品牌在引领技术与消费潮流。40多年来，汽车合资企业对于国民经济和地方社会发展都做出了难以替代的贡献。

经过多年发展，合资企业已成为中外股东相互融合、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成为中国汽车产业中难以分割的一部分。合资企业作为一种可以调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进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具有独特优势的企业组织形式，仍会在新的历史时期发挥它的独特作用。许多中外股东都看好合资企业的前景，对于双方的继续深化合作充满信心。美国通用董事长玛丽·博拉在2023年到访上海时已宣布，上汽通用再延长合资30年，至2057年（1997-2057年，共60年）。而一汽大众早在2014年就宣布双方延长合作至2041年。宝马在2022年将华晨宝马的股比提升至75%以后，再次宣布将华晨宝马的合资合同延长至2040年。

为应对电动化转型的浪潮，国际巨头开始在中国建立新的合资公司，进一步扩大在中国市场发展电动车的参与度。2019年12月，宝马与长城的合资企业光束汽车正式成立，在江苏张家港投资51亿元，建设产能年产16万辆的工厂。光束汽车生产的宝马MINI纯电动车也已在中国市场上市。2020年底，大众将合资企业江淮大众的股比提升至75%，并更名为大众安徽，并陆续投资300多亿元，使大众安徽成为大众在中国最重要的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2020年1月，吉利与德国奔驰成立合资公司，共同生产奔驰Smart品牌纯电动车型。2023年，一汽与奥迪汽车合资成立了一汽奥迪新能源汽车公司，成为奥迪打响新能源汽车翻身仗的一枚重器。

合资企业依然是中国汽车产业的重要参与力量,通过与中国伙伴的深入合作寻找出路，正在走着一条从“合资”到“合创”，从基本的中国化到深度本土化，从完全面向国内到一定程度的国际化的发展道路。

当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会有一部分合资品牌退出中国市场，这会对中国汽车产业和汽车市场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首先，他们的退出将使市场竞争格局发生变化，消费者可能会面临产品种类减少、服务多样性降低等问题。其次，合资企业退出会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产生冲击。这些企业通常与本土供应商、经销商等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他们的退出会导致这些合作伙伴面临业务缩减甚至倒闭的风险。同时，这也可能影响到合资企业员工的就业和当地社会的稳定。此外，合资企业退出还可能对技术转移和创新产生负面影响。一些合资企业在与中国企业合作的过程中，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了本土汽车产业的升级和发展。合资企业的退出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整个产业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

合资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既是一个历史过程，也是保持汽车产业多样性与发展活力的内在要求。产业生态的多样性是生态健康的标志。我们应以更加开放的胸襟，以自身的技术能力支持推动合资企业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让消费者、让全社会用他们的选择来决定汽车企业和汽车品牌的未来命运。

（编辑  杨利红）

美国学者希尔顿﹒L﹒鲁特和刘宝成两位作者的合著《全球经济的颠覆性变革：复杂经济学的根源、结构与竞合》（以下简称《颠覆性变革》），足以作为近年来兴起的复杂经济学的代表性作品。特别是在将社会网络理论用于解释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可谓别开生面又发人深省。以下根据我对作者的基本分析框架的理解，分享一些思考。

（一）

《颠覆性变革》一书有个副书名：“复杂经济学的根源、结构与竞合”。序言是复杂经济学的创始人、在技术经济学和系统科学方面有极高造诣的布莱恩·阿瑟所写。言简意赅，概括性极强，体现了大师一贯的风采。如果没有大块时间消化整个著作中关于复杂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仅读完这篇仅3000余字的序，也已给我们理解“复杂经济学何以必要”提供了较大启发。

我们知道，作为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经济学，研究对象是资源配置效率，没有关于经济体系架构的理论，或者说，默认的是将市场体制作为前提。自1932年罗宾斯发表《经济科学的性质与意义》，到1947年萨缪尔森出版《经济分析基础》，新古典经济学越来越数理化，越来越精致化，并发展到完全抛弃经济体制架构的考虑，或者说基本没有关于经济制度的讨论。制度的起源及其演化、制度的调整及其适应性以及制度变革与创新等话题，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被新制度经济学所重视。但是，新制度经济学早期的成果，很快被新古典经济学强大的影响力所涵摄，并且被其作为宣扬“有效市场”理论（Efficient Markets Hypothesis，简称EMH）的一部分。而新古典经济学的“黑板经济学”趋势也愈发明显。

现实经济世界的国别多样性分岔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让新古典经济学信誉受到致命打击，也催生了复杂经济学。复杂经济学不承认新古典经济学讲的均衡，转而认为经济主体为了应对经济体的动态变化，也在反复选择其合理化应对方式，其结果是使经济体不断迭代并趋向更复杂的经济模态。这为我们描绘了一个伴随历史变迁而持续演化的经济世界。

在各种复杂经济学理论中，网络理论目前发展得相对较为完善，并且又恰与新制度经济学集大成者——诺斯晚年的观点相关。对此，我曾在《新制度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还是社会经济学？》（《管理世界》2009年第3期）一文中有详细阐释。简单地说，诺斯晚年已抛弃了他早年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中关于“正式制度决定论”的观点，转而在制度分析中引入非正式制度包括文化与意识形态等因素，认为无论是单个人的行为选择，还是制度的效率，都必须嵌入社会网络中加以理解。而只有一个内生于其社会网络中的制度，才具有应对外部冲击的“适应性效率”。

在诺斯晚年观点的基础之上，复杂经济学认为，经济系统是典型的复杂系统。而复杂系统都是由各类要素相互交织而成的相互嵌套的网络。这张网络之中又蕴藏着数量庞大的社会子网络。任何层级的网络，都是由大量自由运转的结点（即经济主体）组成。结点间即经济主体间的交互模式决定了网络的结构，即“拓扑”结构。采用网络来分析经济主体交互关系，包括信任、合作、宽容、沟通、商品与服务的分配，以及信息的传播、创新的扩散等等，已被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所认可。

不过，网络理论的真正成熟，是因为大量借鉴了复杂系统科学最近的成果。如本书中三个名词，对理解网络的类型与变化具有特殊的意义。因此，有必要用更简易的语言加以解释。

关于网络集中度。是指其中某些或某一个结点在网络中的权重。最极端的情况，是人为设计的“星形网络”，所有结点被一个结点所控制，一个网络的参与者控制其他所有参与者；网络集中度低，是指网络中的结点在网络中的权重相差不大，最极端的是所有结点具有相同中心性的环形网络或完全连接的网络。当然，更多的社会网络处于二者之间，即多中心化的网络，网络中存在多个权力中心，或多个主体分享控制权。

关于渗流现象与级联效应。尽管著作中写得较为学术化，但究其实质，与新制度经济学所讲的制度变迁中的“慢变量”“快变量”有对应关系。渗流现象，是由网络中某个结点的变化，导致整个网络的缓慢变化，这种变化在短期内不为人所觉察。它所改变的是网络结构，影响的是政治和意识形态。不过，一旦渗流突破某个阀值，“就会开启席卷式的蔓延之势”。比如，作者以中国改革为例，当中国人意识到新的时代到来，改革政策进入稳定轨道之后，全国上下空前活跃，下海经商、追求利润立即成为潮流。级联效应，则是短期内一系列连锁反应，是一个事件引发另一个事件甚至一连串事件，是骤然发生的剧烈变革，如一场突如其来的社会动荡或重大社会革命，当然也包括重大创新。但它首先改变的不是网络结构，而是借助网络结构改变流动性及结点的行为。此外，“渗流”现象突破阀值后，也会导致级联效应。

关于复杂网络的外生性与内生性。网络的相变发生，是因为系统内的自组织“交互作用”达到某个阀值，这就是复杂网络的内生性。从此定义看，它往往与上面所说的渗流现象联系在一起，即内部的改变一开始是静悄悄的，累积到一定程度，相变就发生了。如果网络相变的发生，是因为系统受到外部冲击引起的，这是复杂网络的外生性。不过，内生性与外生性无法完全分开。如书中所言，“在复杂系统中，没有什么是独立存在的，因为系统是始终开放的。”更多情况是，内部正在起变化，正好遇到外部冲击，刺激内部变化加速，导致相变更快发生。更应该看到，“严格来说，系统演化的结果并不取决于其结构的外生性。”作者可能更倾向认为，外部冲击通过内生因素即网络自身属性起作用。

借助上述三对名词，可以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网络的基本架构进行描述。它完全突破甚至是颠覆了新古典经济学范式。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只是对三个市场的主体——居民、企业、政府进行静态分析，而复杂经济学的网络理论建立起一种全新的既根植于现实世界、又同样可分析的全新范式。认为这一理论根植于现实世界，是因为现实世界的确是一个普遍联系的网络状结构；而所谓“可分析”，这一点非常不容易。现实世界的复杂性，使得更多研究者只能尽其所能描述，而无法在复杂中加以探究其规律性。比如，以凡勃伦、康芒斯等为代表的老制度经济学，尽管看到了新古典世界已经越来越远离现实且导致解释力与预测力日衰，但他们自己建立的体系，更多只是描述了现实世界的复杂性，而无法进行更多科学研究。而复杂经济学对网络理论的应用，则是通过数理与技术方法的赋能，得出一些规律性结论。

在我看来，正如熊彼特所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就是经济社会分析法，是一种网络理论。特别是马克思关于“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观点，就是一种嵌入式网络分析的视角。也正因此，在著作第一章“政治经济学与复杂系统”中，暗含作者这样的思想：网络理论就是政治经济学理论。

（二）

作者在对网络理论进行概述之后，就运用之一理论，分析了欧洲与中国不同的经济社会体系架构，以及两个经济体如何在历史中历时变化并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趋势。

在作者看来，传统欧洲政治经济的组织方式属于“小世界网络”。当时欧洲邦国林立，是一个由数百个不同的政治单元汇聚而成的、由众多城邦和小国构成的网络，这一网络呈现出多个权力中心，却又通过血缘或联姻关系，相互松散地联结在一起。其网络拓扑结构特点是“分布式”“去中心化”、可拆解性，甚至是相互竞争的。换言之，网络的每个小中心是一个小生态，具有一定自主性。这保证了任何一个结点的变化，对网络总体的影响有限。与此同时，自16世纪开始，由工商业催生的“渗流”效应，推动社会走上契约化法治化进程之后，欧洲的“小世界网络”变得更趋韧性，“内生性”更强。其变化则主要来自于外部冲击。然而，在外部冲击面前，欧洲“小世界网络”的拓扑结构，却可以使网络保持较强的冗余度，并在确保其基础架构稳定的前提下，同时具备吐故纳新的能力。

欧洲的“小世界网络”的缺点主要体现在稳定性不够，从短期看，效率较低下。 “小世界网络”的不稳定性主要体现在，因为网络有多个中心，各中心竞争以及剧烈的创新，导致全网络几乎时刻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在极端性情况下，也包括竞争资源引发的战争。这使得自15世纪以来，欧洲各国内部社会经常处于动荡状态，是包括一战、二战在内的战火不断的根本原因。当然，这种不稳定，与欧洲社会与政府始终保持很强的张力并不矛盾，即高度不稳定与高度韧性共存，甚至是相辅相成的。在效率方面，由于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心，没有自上而下的强制性系统，欧洲经济社会在短期内的效率与其执行力一样，都是较低下的。但从长期看，其累进式创新效率却很高。因为其创新进程不会轻易被外部冲击所中断。或者说，欧洲“小世界网络”是能够继承历史进步的几乎每个成果。

与欧洲的“小世界网络”相比较，作者认为，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结构是“星形网络”。这个网络只有一个中心，即皇权或中央政权。与欧洲的多中心、平行化网络结构相比，中国传统“星形网络”是一个枢纽性权力中心支配下的垂直层级化结构。这个网络自上而下由四个层级构成，皇帝属于顶层，拥有无上的权力；包括太尉、丞相、御史大夫在内的“三公”处于第二个层级；包括卫尉、郎中令、太仆、廷尉等等在内的九卿属于第三个层级；而地方一级及基层官员构成第四个层级。但四个层级都是以皇权作为中心结点。因此，中国经济社会这张大网，只有一个中心：即皇权或中央政府。这是一种以皇权或中央权威为轴心的“轴辐式治理”。

中国传统星形网络，因其只有一个中心，因此，最大的问题是网络缺乏韧性。按照布莱恩·阿瑟的说法，一旦处于核心枢纽的中央政权遭受冲击，其破坏力经由层级网络迅速传递至各下属层级，导致整个体系立即土崩瓦解，使举国上下陷入一片混乱，结果是王朝周期不断周而复始地上演。

传统中国“星形网络”的枢纽性中心的形成有外生性原因，比如经常受到北方游牧民族侵扰。但更主要是内生性的。因为各垂直层级都受一个中心控制，因而处理本层级结点互动与异动的自主权与空间非常有限。与此同时，单一中心垂直管理，从下而上的信息，以及从上而下的信息，在经过各层级过滤之后，往往前者成为报喜不报忧，后者成为层层加码。这将导致星形网络中的矛盾历时累积得不到释放，在越过一定阀值后，先是导致局部民变，然后经由级联效应，起义或暴乱成为全国性的，并且矛头只有一个：皇权。这在王朝后期往往表现得十分明显。

近代以来，中国“星形网络”受到的最大外生冲击，就是来自西方的殖民者以及来自日本的侵略。其直接后果是晚清的灭亡。但究其根本原因，还是因为王朝的政治经济架构内部缺乏韧性，导致内外交困。内部矛盾引发的太平天国运动及其他大大小小的叛乱，几乎耗尽了王朝借以维系这张“星形网络”的各种资源；此时，来自外部的侵略不过是压垮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但中国传统“星形网络”亦有其优势。首先是非常有效率。强大的皇权或中央政权的决心与意志，可以通过垂直性网络，上下级政府机构之间保持政令畅通，且几乎无障碍贯通到全社会，并立即得到贯彻执行。所以，在决策能力及决策的执行效率方面，中国的核心枢纽式网络理优于欧洲，在一个新兴王朝初期更是如此。其次是“轴辐式”治理有助于维持全社会的稳定。因为网络结点和连接线路简洁明了，中间不存在过多冗余，信息流向轴心的效率得以大幅提高，方便中央政权掌控全局，亦方便中央政权随时调配资源以应对可能的意外，当然也包括应对外族入侵；因此每一个王朝都能维持社会的相对稳定。不过，这种稳定往往因为“枢纽”作为唯一中心而走向僵化。此时也就临近王朝的末期，随着一场大规模动荡发生，网络会因为中央政权这个唯一结点被摧毁而塌陷。此时，中国社会将经历一段群龙无首、狼烟四起、天下大乱的局面。

因此，总体上讲，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社会构架，是高度稳定性与高度脆弱性的结合；所以有人形容中国传统政权与中国传统瓷器相类似：外表稳定、坚硬，但经不起一敲。

当然，这里有一个悖论：不管是欧洲的“小世界网络”，还是中国的“星形网络”，都是在历史长河中演化形成的，本身具备内生性。这符合诺斯的观点，也符合笔者的观点。比如，书中明确指出，中国式网络，特别“适合从事修筑大型基础设施”，“致使一个强大的帝国可以做到完全自给自足”，且这种网络结构适应了“帝国的核心使命”，即“维持国内的长治久安，而不是大举对外扩张”。欧洲式网络，其形成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欧洲是一个由众多小国参与竞争的集合体”，“最终目标是增强其经济优势，以保护自己免受强国欺凌”，“不仅参与军事和经济竞争，还利用社会和外交手段加强安全，扩大势力范围”。这些论述，与中国学者钱穆观点有类似之处。钱穆认为，欧洲文化是游牧文化及由其发展出的商业文化，是扩张性的；而中国是农业文明，是防御性的，保守性的。问题在于，既然两种网络形态都是内生于环境与文明，都具备诺斯所说的“适应性效率”，但为何欧洲与中国相比较，自19世纪初始，就占据了相对优势呢？这就是彭慕兰所谓的“大分流”问题。

在彭慕兰看来， 18世纪的欧洲与中国相比较，并没有明显优势。只是在19世纪欧洲工业化充分发展以后，欧洲相对于中国才居于支配地位。彭慕兰认为，19世纪欧洲与中国“大分流”，原因仅仅是欧洲煤炭资源分布的优越地理位置，以及新世界的发现使美洲成为其初级产品主要来源地，二者结合解决了欧洲后续快速发展面临的生态制约问题，使欧洲能够转而走上资源密集型、劳动力节约型的工业化道路。与此同时，中国却因经济重心南移与煤炭产区分离，加之内部初级产品资源使用已到最大限度，而不得不在劳动密集型和资源节约型的农业上“越来越卷”。但本书则用经济社会网络架构，重新解释了欧洲与中国的大分流。

书中认为，欧洲的多中心网络，决定了每一个小国在小国林立的复杂环境和激烈的竞争中，必须致力于保持自身的竞争力，这为创新提供了动力与需求牵引；与此同时，尽管“小世界网络”的结点分布不遵循完美冥幂律，但在“平均路径最短上却堪比随机网络”，这使得每一个局部创新，都能够很快扩散到全欧洲。而“小世界网络”的韧性，更是为以资本集团为代表的创新先行者提供了庇护，也为创新成果的积累提供了宏观基础环境。由此，引发一波波创新浪潮，并且历次创新浪潮成果的积累，推动欧洲走上了工业化与对外扩张的道路，并率先实现了现代化。

与此相反，中国大一统制度下的“唯一中心”型网络，内部没有竞争压力，当然也就很少创新动力。不仅如此，为了维持帝国的稳定，“甚至还会有意过滤掉可能不利于帝国的创新”，更不允许商人集团结盟。再有，因为这种“星形网络”缺乏韧性，本来就很稀缺的创新成果，常常被“内生渗流”与“外部冲击”所中断而无法累积，这造成传统中国未能经由一波波创新浪潮的推动而走向现代社会，直到1840年外部入侵，强制中国在屈辱中被动开启现代化进程。

（三）

《颠覆性变革》用网络理论对欧洲及中国历史及其分流的分析，在理论上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与震撼力。但最能引发我深入思考的，其实还是书中所涉及中国改革开放内容。

关于当代中国改革开放部分，内容主要出自鲁特的合作者刘宝成教授。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程进行了描述，包括双轨制、乡镇企业兴起、地方政府竞争以及对外开放等；还对制度变迁进行了总括性梳理，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将中国传统、法治因素及国际规则进行三重结合。书中认为，中国已创造了一种有别于西方的独特的模式。当然，书中也对中国当下所面临的挑战进行了相当精彩的阐述。

但是，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如何重塑了中国经济社会基本架构，尤其是如何使得中国治理网络结构既维持了传统的高效率与稳定性，同时还展现出韧性、适应性和创新性，这部分内容则相对需要在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中继续深入阐发。

我注意到书中有两点涉及上述论题。一个是，作者回顾中国历史时认为，每当帝国出现危机时，中央权力总需要地方甚至社会力量即更多的“枢纽”，能够担负起为中央“轴心”纾困的责任，但可能都已为时过晚。另一个是，中国改革开放从农村开始，安徽凤阳农民摆脱“中心”控制、自愿承担风险尝试承包制，后来他们的行为得到中央政府支持并推广，并且上升为中国改革的经验：“鼓励地方试点、对其中成功的地方国家予以认可并推广”。书中认为，这一做法是在“维持社会稳定的同时提高了结点的活跃性，进而稳步增加了整个网络的弹性”。

关于中国“星形网络”的观点，我认为仍然是一个方便分析的简化说法。实际上，无论是传统中国还是当代中国，中央权力与地方政府之间，绝非简单的“完全控制”与“完全被控制”的关系，而是一个“统到什么程度”与“放到什么程度”的关系。但对传统中国而言，有一个关于治理的基本经验教训：如果枢纽性权力管得太死，其他局部中心结点就会毫无自主权，长期下去，则体制会僵化，经济无活力；但如果枢纽性权力太弱小，地方势力做大，网络可能由“一个权力中心”变成“多个权力中心”，面临的就是国家分裂与内乱。比如，周王朝衰败导致的春秋战国；汉王朝初期的“八王之乱”以及后期的“天下三分”；唐王朝历经的“藩镇之乱”等等，这才是传统中国尤其是明王朝与清王朝最高统治者更加强调单一中心无上权威的必要性的原因，由此维护了中国社会长期稳定，但也进一步削弱了中国治理结构的韧性。而清王朝晚期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又是由于在外部冲击下被迫改革、然后地方势力做大，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民国初期的地方军阀混战。而国共合作北伐的历史使命，就是再度尽快实现中国统一。因此，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理想的状态是，维持一个“枢纽”性权力中心前提下，最高的唯一的权力中心适当授权，允许区域性中心拥有一定的权力空间。但在主导性方面，则仍然是维护网络中枢纽权力的绝对中心地位。

新中国成立以来，执政党在探索国家治理中，也特别注意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关系。毛泽东将此作为必须处理好的“十大关系”中非常重要的一对关系，以避免陷入“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逻辑怪圈。作为后发国家，为了实现现代化，又同时肩负实现国家统一和维护国家安全多元目标，执政党打造了一个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所无法比拟的具有强大控制力与凝聚力的枢纽式权力中心，这一中心既维持了历史上“轴辐式”治理模式，但与此同时又注意维持全社会的活力与创造力。

当然，由于网络的稳定性与韧性之间固有的矛盾，在现实政策层面，亦有不少教训。改革开放前夕，国民经济发展存在诸多困难，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央绝对控制式的“条条”管理，使得“块块状”的地方积极性无从发挥。而改革开放开启之后，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允许并鼓励地方“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这一举措进而发展成为中国式的“地方政府锦标赛”：一方面，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的评价和使用的关键性标准之一，是看经济发展；而另一方面，各省及各级官员，都围绕如何快速发展本地经济，争相招商引资，争相出台政策。这种中央政府控制下的地方政府竞争，使中国治理网络中权力结点，由原来无冗余的“单一中心”，变成有结点冗余的在“单一中心”下的“多中心”。这种更为复杂的网络结构，兼具了稳定性与韧性。

中国经济社会架构变得富有韧性，不只是因为围绕地方政府这一结点，形成了局部中心网络，还因为多种经济成分的成长。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网络经济结点，只是单一的国有制与辅助的集体所有制，且都受中央权力中心控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最早是主要由地方政府控制的乡镇企业崛起，后面是自主性更强的民营与外资经济的迅猛发展，使网络上的经济结点呈现多元与多主体化。另一方面，国企与集体所有制企业改革，也是使其朝着市场“自主经营、自主发展”演化。这使得中国经济社会网络中，围绕多元经济主体及其从业者，形成了更多的小结点、小中心，也由此增加了中国国家与社会抗压与抗冲击的能力。

与此同时，也必须承认，“规律总是在起作用”。在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网络增加了韧性的同时，我们也看到，地区发展分化、群体收入分化，致使作为枢纽的最高权力中心的凝聚力下行；而局域网络结点中心权力扩张，导致“政令出不了中南海”以及资本与权力相勾结导致的强势集团腐败等现象的出现，更是冲击中央政府的权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颠覆性变革》一书认为，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当下经济社会网络，正朝着更加强调枢纽权力中心控制力的方向发展，“轴辐式”治理模式有可能得到重现。

因此，总体上看，如何既能维护中央权威又能有效发挥地方积极性主动性，如何在政府、社会与市场之间寻找平衡，对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来说，仍然是在探索解决之中的课题。这个题目真正解决，就可以让中国走向兼具稳定与韧性的治理。届时，中国社会将实现执政党一贯坚持的理想：“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

（编辑  季节）

投资者和上市公司是证券市场中最重要的主体。投资者关系管理（简称IRM或投关管理）作为公司重要的战略管理活动，是上市公司对外传递价值的桥梁。有效的投关管理，能够提高公司信息披露透明度，降低公司融资成本，改善公司的经营管理和公司治理，实现股东价值和公司价值最大化双赢。

军工上市公司是武器装备供应的主力军，也是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2023年底，全A股5363家公司中有137家军工上市公司，军工上市公司总市值2.13万亿元，营业收入5873亿元，缴纳税费271.71亿元，从业人员41万人。军工上市公司的表现，对资本市场“气候”和武器装备的供给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新形势下，如何有效开展投关管理对军工上市公司的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投关管理的重要性

投关管理是资本市场供给侧改革的战略需要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建设“金融强国”；国务院“新国九条”提出要“推动上市公司提升投资价值。制定上市公司市值管理指引”；国务院国资委《提高央企控股上市公司质量工作方案》提出要“强化投关管理，增进上市公司市场认同和价值实现”；中国证监会提出要“积极深化投关管理工作，构建中国特色的估值体系”。

据统计，中小市值即百亿以下规模上市公司占A股数量的70%，但创造的利润和税费仅占不到10%。[1] 随着注册制发行改革带来的供给侧竞争加剧，证券市场二八分化的资源配置态势和市值“马太效应”[2] 日益明显，大量的企业（包括部分国有企业）不太注重投资者关系沟通，导致市值低迷，市值低迷又进一步加剧市场关注度的流失，从而陷入内外价值失衡的“市值陷阱”。这不仅干扰中小投资者的投资判断，而且影响资本市场的良好运转。因此，通过精益的投关管理解决利益相关方的诉求，是解决资本市场供给结构性矛盾，顺应投资者保护监管要求，加速打造资本市场良性生态长效机制的战略需要。

投关管理是军工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承制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任务是军工企业的使命。但由于资金需求量大，长期以来，财政拨款和银行贷款是军工企业融资的重要途径，[3] 受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收入、国防预算等约束，财政拨款难以满足军工企业、特别是“非保军单位”的可持续发展需求。因此，积极开展投关管理，拓宽融资渠道，利用资本市场募集资金以支撑企业核心能力建设和创新，是一条有效的路径。但由于军工行业技术风险高、信息公开程度较低等特点，外部投资机构难以对企业的内在价值进行可靠评估，导致投资者对投资军工行业持谨慎态度。如何通过投关管理，合规促进投资者对军工行业的了解与认同，提升军工上市企业的市场形象吸引投资者，是推动军工行业发展的一个必然选择。

投关管理是军工企业价值管理的关键手段

在新一轮改革中，国务院国资委将市值管理纳入央企负责人业绩考核。公司上市后，要面对产品和资本两个市场。

产品市场方面，军工企业要以用户需求为导向，持续投入研发和条件建设，全力以赴保型号研制、保批产交付；但受军品定价模式影响，企业利润率相对受限。

资本市场方面，受军工保密管理制约，影响收入利润等经营展望相关的技术竞争力和重要项目不便解读、不便参观，加剧了投资者走不近、听不懂、看不清的困境。尤其是近年来，武器装备承制竞争择优采购、价管改革等不确定事项，不仅给企业经营带来较大影响，也给市场估值带来不确定性。如何通过精益投关管理打造互信共赢的投关生态，是推动军工上市公司内外价值齐头并进的重要抓手。

国内外军工上市公司投关管理现状

投关管理最早发源于美国，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欧美发达国家的上市公司将与投资者的沟通作为公司的一项义务型文化建设，要求董事和高管人员必须投入相当的精力，关注市场诉求，合规公平地向所有投资者沟通，披露可能影响投资者作出价值判断的消息。通用电气公司在1953年组建了专门的IRM部门。[4] 随着资本市场发展，投资群体壮大，股东积极主义兴起，“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等法治监管不断完善，尤其是以机构投资者为主的境外资本市场，基于激烈的资本和市场营销竞争，更加重视IRM管理。以美国知名的军工上市公司洛克希德马丁为例，第一大股东道富集团持股16.19%，且整体呈现下降趋势，第二大股东先锋集团持股7.15%,其他股东主要为基金和金融机构，[5] 相对分散的股权结构决定了公司必须积极沟通、争取多方股东的支持。正是积极的IRM管理支持其收购西科斯基等重大决策，公司股价在2013年-2023年间年均涨幅20.49%，远高于其营业收入与净利润年均涨幅4.07%、8.79%。[6]

根据文献研究，[7] 国外上市公司IRM管理理念，聚焦战略融入和价值管理，内外专业机构联动的组织架构相对系统，线上和线下方式媒介工具相对多元，沟通内容从定性和定量多角度相对更加丰富，同时引入后评价机制进行闭环管理。

在国内，2000 年监管机构开始从制度层面加强投关管理的规范化要求。2005年《上市公司与投资者关系工作指引》首次为投关工作的开展指明了方向。2022年修订后的《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指引》，进一步规范了上市公司投关管理工作，重新界定投关内涵、丰富投关内容、方式以及强化对关键少数的约束。国内上市公司根据监管要求和资本市场融资等需要，不断探索优化投关工作，取得了系列显著成效。

就国内军工上市企业整体而言，投关管理水平和国内外其他公司还存在显著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理念认知存在偏颇。一些企业认为，投关是以我为主的一项日常事务性工作而非价值性工作，只是锦上添花，尤其是军工企业保密要求严格，能不说就不说；产品交付是第一位，企业市值不直接影响绩效，对敬畏投资者和资本市场缺乏足够重视。75.82%的受访公司反馈，企业的主要目的是满足监管基本要求、不违规、无处罚即可。[8]

二是组织机制不健全。研究显示，超过80%的受访企业未设置独立的IR部门，30%以上的企业未设置专职IR岗位；有近50%的企业投关团队人数或专业能力不足、无法完全胜任工作要求；预算支持有限，约70%的企业年投关投入30万元以下；[9] 94.62%的受访企业表示日常沟通主要是董秘参与，董事长或总经理参与的样本占比仅16%左右；缺乏科学的考核机制，30.38%的样本公司未将投关纳入考核，69.92%已纳入考核的样本公司中，主要考核标准为“公司股价走势与经营业绩（大盘走势）的变动比较”、“卖方分析师覆盖变化或研报情况”。 [10]

三是4R沟通管理缺乏策略。未根据不同类型对象分类管理沟通需求，“千篇一律”沟通效果欠佳；沟通主体以分析师和监管机构为主，但仍有43.23%的受访企业还没有被分析师正式覆盖；[11] 主要的沟通形式或渠道以现场接待、电话、交易所互动问答平台、参加股东大会或业绩说明会为主，无法满足重大信息临时快速响应需要；对外沟通的主要内容为强制性信息披露，自愿披露和非财务信息披露相对有限。

四是内务性基础管理相对缺失。必要的投关基础工作如：定期整理股东名册分析股东持仓变动、梳理投资者互动高频问题、提取分析师研究报告关注要点和估值逻辑、智能舆情监测、分析行业及对标公司态势等相对缺位，无法为精准有效地开展双向沟通提供方向、对象和内容支撑。

军工上市公司投关管理的解决方案

经过市场检验的优秀案例或许是解决问题的最直接参考，H军工上市公司以“五心文化”为引领的投关管理，多次获得国资监管机构、上市公司自律组织和财经媒体评定的央企控股上市公司强化投关管理工作参考示例、资本市场最佳实践案例、投关金奖等。本文结合H公司的投关案例和笔者的管理实践，尝试提出军工企业改善投关管理的思路和主要举措。

“五心”投关文化理念

H公司明确区分价值创造和价值传播，重视二者联系，将投关管理作为一项价值性活动纳入公司发展规划，以顶层规划强化投关工作牵引，结合内外部形势，明确长期、中期、短期目标，相应分解制定年度重点工作方案、月度重点工作计划，在年度董事会评价上年工作及明确本年工作重点。

围绕让投资者“走得近、看得清、听得懂、有信心”，持续完善开放、积极、常态化、高质量的投资者管理策略。以合规性为前提，以投资者权益为中心，以特色“五心”投关文化为引领，主动融入资本市场，深化多层次、多维度互动，创新管理工具运用，精准传递高科技、稳增长价值属性，让投资者认识、信赖、有获得感，形成互信共赢的投关生态圈。

图1 “五心”投关文化

改进投关管理主要举措

1.领会监管精神，夯实基础能力建设

一是抓源头学习，提升管理认知。通过集中学习、案例研究、对标先进等形式，领会投关监管要求，研究优秀实践做法和问题差距，强化“敬畏市场、敬畏法治、敬畏专业、敬畏风险”的理念，化“点线”为“面”建立健全投关管理体系（图2），将投关提升为长期战略、系统性管理行为。

二是抓制度设计，确保管理规范。对标监管新规，修订公司投关管理制度，明确董秘在投关工作中的管理职责；完善投关渠道，将常态化的业绩说明会以及关键少数出席固化为“标配”；与时俱进增加ESG（环境、社会、公司治理）沟通内容，细化档案管理要求等，结合实践将制度清单化、流程显性化。

三是抓团队建设，提升履职实效。建立以董事长为第一责任人、董秘为直接责任人、总经理与独立董事积极参与、董办具体执行、子公司支持保障、保荐机构与投关媒体等中介专业辅助相结合的矩阵化投关管理组织模式。定期组织专业知识和监管政策等培训，鼓励业务骨干参加内外部交流和课题研究，持续开展资本市场定位与市场估值反馈研究等，结合交易所、上市公司协会等机构的“评先评优”要求，建立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投关评价与激励机制，内外兼修持续提升队伍专业能力。

四是抓内务管理，强化信息化赋能。定期更新投关管理档案，利用软件工具加强对来访人员机构记录、互动问题、分析师研报等沉淀数据开展可视化分析。持续完善股东名册分析，结合舆情监控，开展快反分析，关注重要股东异动及市场对公司或行业重要信息的刺激效果，助力投资者交流目标清晰、内容精准、过程高效。

图2 投关管理体系

2. 深化主动交流，丰富沟通渠道与形式

一是积极主动开好业绩说明会。建立定期、高质量的业绩说明会沟通机制，精选交流平台、精审对外沟通数据、精细宣传物料制作、协调军工首席云主持、邀请投服中心嘉宾助阵等，增强活动影响力和公信力。董事长、总经理、独立董事等“关键少数”出席并做业绩解读，积极参与行业集体业绩说明会，利用视频宣传片、PPT讲解、财报可视化等多元形式，与投资者进行多层次、多维度深度互动沟通，提升投资者获取信息的全面性。

二是规范做好调研接待管理。结合军工企业管理实际，制定“一站式”标准化服务流程，细致做好投资者在总部及各子公司的线下调研接待工作，组织符合保密要求的人员到可参观的场所感受经营发展实况；做好录音、录像，事后及时复核，整理发布交流记录、上线回放，实现未参会股东共阅共知，确保合规底线贯穿全过程。

三是持续用好传统沟通渠道。设立专门的投资者咨询电话和电子邮箱；持续优化官网建设，设立投关专栏、留言模块关联深交所互动易平台，指定专人收集、更新、回复信息。

四是积极拥抱新媒体手段。通过集团公众号等科普行业知识，分享产业信息；利用腾讯会议、机会宝、进门财经等新媒体，就市场高度关注的经营改革发展事项，及时组织一对一、一对多交流活动，提高信息传递透明度。

3.分类做好4R管理，发挥价值传播合力

一是分析师方面，建立具有行业影响力的分析师数据库，通过参加策略会、邀请军工首席分析师主持业绩说明会、交流估值逻辑及点评定期报告、现场参观等活动，合理引导市场预期。探索开展分析师互动质量评价，持续提升与主流分析师的合作成效。

二是投资者方面，立足军工行业和企业特色，主要领导出席与外部专家助阵相结合，主动从国家政策、产业发展和投资逻辑等多层次、多维度剖析行业产业、公司的高精尖特性、价值底蕴和增长潜力，同时建立行业重要信息的收集与影响分析导入机制，保障双向循环的价值传导始终聚焦市场关切。对股价异动及重要舆情快速启动响应机制，管理层第一时间出面交流，不误导投资者，不蹭热点，发挥知名公募和卖方分析师的“头雁效应”，溯本正源引导价值投资。

三是财经媒介方面，“顺水而行、借水前行”，筛选行业主流财经媒体纳入媒体库，根据线上和线下交流与路演需要，主动联系媒体，以媒体的权威影响市场舆论，消除认知偏差。

四是监管方面，加强与监管机构的日常沟通，定期主动向监管机构汇报公司经营发展情况；对军工行业特殊事项提前沟通，主要领导上门沟通，持续做好高质量信息披露；积极响应窗口指导和日常调研任务，积极参与监管机构的课题研究，为行业监管建言献策。

4.注重权益保障，发挥价值传播合力

一是重视股东回报，坚持盈利必分、现金优先，持续提升回报水平。

二是贴心做好中小投资者交流服务。坚持同理心代入，通过现场、电话、网络等多种形式，便利中小投资者交流，确保投资者的关注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指定专人协助投资者参加股东大会行权，在会后另行设立与公司高层面对面交流环节，提升投资者参会获得感。

三是强化重点关注事项的沟通交流。针对市场重点关注领域，董秘组织团队专题研究，深刻剖析根因、测算影响及应对举措，确保答复简明清晰、准确全面、通俗易懂。

加强精益投关管理的建议

结合当下资本市场监管更加从严、二级市场无序震荡、舆情传播迅猛影响力大以及ESG投资理念的兴起等情况，为持续提升投关管理质量，保障企业健康有序发展，本文提出相关建议如下：

一是健全重大信息内部共享和应急管理机制。主管部门加强与各治理主体和职能部门、子公司的信息收集、通报机制，建立定性与定量结合的清单化报告条目，明确报送信息事项的类型、触发额度、节点和形式，月度零报告、定期通报、年底考评形成闭环管理，确保生产经营重大信息的及时传递，为重要决策和对外沟通提供可靠全面的信息支撑。针对舆情工作，加强监测和股东分析软件的使用，聚焦敏感事项、重大舆情，制定完善应急管理框架方案和具体方案，确保高层参与、统一口径，合理运用3T原则（以我为主提供情况、尽快提供、提供全部情况）、CAP原则（关心关注、采取动作、观点引导），保障公司掌握舆论的主动权，合规妥善解决。

二是善于借助中介力量做好事件性投关。投关涉及业务、财务、法律等多方面知识，涉及多类沟通对象，不仅需要处理日常事务，更应及时处理资本市场的非日常事务，如再融资、股权激励、并购重组等。尤其是非日常事件的应对需要多方资源，公司内设的投关机构可能无法面面俱到，或者投入产出比较低，有必要借力专业机构的优势补短板，保障公司既定投关目标的高效达成。

三是主动提高ESG信息披露质量。随着资本跨境流动、全球化贸易发展等，国际资本不断加大对我国资本市场的投资，ESG投资成为国际投资的主流趋势。全球可持续投资联盟（简称GSIA）数据显示，以欧美为代表的五大市场，2020年可持续投资总额已超过35.30万亿美元，较2016年上涨54.35%。[12] 证监会《上市公司投关管理指引》就投资者沟通内容新增了ESG信息沟通。国务院国资委《关于新时代中央企业高标准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指出，中央企业上市公司要“加强高水平ESG信息披露，增强资本市场价值认同”。因此，加强ESG信息的主动高质量披露，不仅有助于向利益相关方传递可持续发展价值，更有助于发挥内外合力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转型。

投关管理没有定式，随着国内外宏观形势变化和资本市场的改革发展，上市公司应当从思想上高度重视，以合规为前提，以投资者为中心，以利益相关方共赢为导向，以最佳实践为标尺，与时俱进，针对不同场景、不同主体、不同诉求分类施策，多层次、多维度、多渠道结合，持续精益投关管理，有利于在资本市场竞争中突显价值优势，推动产业经营与资本运营有机融合，实现主业突出、优强发展。

（编辑 宋斌斌）

战略传播的基本概念

    第一，战略传播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战略传播。首先，将战略传播界定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战略传播，对什么是战略传播，厘清中华民族共同体战略传播与战略传播核心概念。

    第二，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战略传播的最基本的理念、路径和逻辑，回归到民族问题和新闻传播最基本的理念和逻辑，从这些最基本的理念和逻辑当中寻求中华民族共同体战略传播的逻辑内核。

    第三，做好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战略传播。由此，我提出两点，一是坚持人本，二是聚焦实践，共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关于战略传播的基本概念。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提出要加强顶层设计和研究布局，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做好国际传播和对外宣传工作的最新要求。不同于一般的公共外交或对外宣传，战略传播是一种精心设计或系统规划的传播。战略是控制和使用一个国家种种资源的方式，它关乎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平衡，更加非常强调宏观性和系统规划性。

    战略传播在传播过程上，强调整体性和协同性，强调多元主体统筹协调形成合力。它要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强调各个部门和各种力量在传播过程中的高度协同。

美国战略传播的发展

    战略传播是怎么发展过来的？战略传播来自美国企业界，从大型跨国公司进行涉及企业发展和企业形象的营销推广活动起源。在“9·11”之后美国特别突出了思想战、心理战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提出了这些新的战略发展概念，不断在这个基础上推广实施。

   以美国战略传播为例，2001年美国在联邦政府层面建立了专门机构，强化公共外交和对外传播作用。2001年11月，美国政府设立了战略影响办公室，这是美国作为国家层面推动战略传播的源起。

    2004年后，美国开始研究将政府各部门的对外传播资源进行全面整合，提出了国家战略传播的理念。它的标志性事件是2004年国防科学委员会的报告《战略传播：国防部、国防科学委员会的报告》，直接把战略传播作为这个报告的核心支撑。

    2010年之后，美国的战略传播对整个体制进行全面系统设计，并逐步实施。奥巴马向美国参众两院提交的《国家战略传播构架》，对美国的战略传播诸方面进行了非常全面的梳理，美国的战略传播从设想逐步变成了现实，在政府层面形成了系统的传播机制。

    美国的战略传播体系主要有如下特征：

    第一，以价值观、国家利益、国家安全为核心诉求，更加集成化、系统化和专业化，强调战略传播的宏观性的主要特点。

    第二，建立由总统负责、国安会统筹、部门分工合作的国家战略传播组织架构和工作机制。

    第三，着眼于国家发展中重大战略需求和现实问题，加强战略传播的理论和政策研究。

    第四，特别重视针对目标受众的精心运作的传播和接触，与利益相关者保持良性互动。

   战略传播强调的传播内容是什么？

从战略传播体系的主要特征可以看出，美国非常重视在战略发展的顶层设计，强调价值观和国家利益的核心观念，而不是一个具体的事件，或者某一个故事，甚至不仅仅是简单的国家的形象，其实传播的是美国的价值观，它的国家利益，这是更好地服务于美国战略利益的基础和前提。

如何做好中国的战略传播

    做好中国的战略传播有几个方面。

    第一，以提高国际传播影响力为着眼点。最近比较少提舆论战了，更多的是提认知战。战略传播本身就是通过传播策略来影响人的观念、态度和行为，强化或维持有利于本国的利益和目标。战略传播本质上是作用于人的认知。新闻传播的基本理论表明，新闻不仅是对现实图景的反应，某种程度上也是人们建构日常世界的一种认识框架，从话语到叙事都体现了认知系统化、连续化的建构过程。如何采用战略传播影响人们的认知，如何更好地塑造我们自己的形象，如何在这个基础上打破美西方对我们形象的建构，是我们战略传播非常重要的着眼点。

    在国际舆论引导力方面。2010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把战略传播列为八项国家实力之一，非常重要。任何一个大国的发展，不仅仅是经济和军事中硬实力的提高，更多的是价值观和思想文化软实力的提高进程。这关系到我们在世界范围内能够更好地争取民心，提高中国在世界上的威望，得到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应以提高国际传播影响力为着眼点，以提高感召力、亲和力和说服力为切入点，以提高国际舆论引导力为落脚点。

    我们一直提分众传播和精准传播，提高感召力、亲和力和说服力，对不同的目标对象有不同的含义。应关注的是，不同国家对于中国的需求是完全不一样的。非洲国家希望了解的内容不仅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他们想知道中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如何实现现代化的路径，中国的经验能不能为他们所用。而美国和西方对于这样的叙事内容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另外一套逻辑。我们讲感召力、亲和力、说服力时要将不同的传播对象分开来进行，在传播当中实现比较好的效果。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战略传播，在宏观架构下已超越了传统的民族议题对外传播，同时强调要和国家宏观整体上的战略传播目标相一致、相配套，置于共同的架构中。比如说单一民族的历史文化，同样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里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它对于整个中华传统文化的意义和价值。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华民族共同体战略传播就是对传统的民族议题传播的升级，同时又与宏大的传播有着相近和一致的目标。

    中华民族共同体战略传播是一个非常新的内容，它还没有形成一个成熟完备的体系，这个体系涉及哪些方面？应该如何建构？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传播的主要面向；第二，传播的方式方法；第三，涉及哪些重要的核心议题。

    中华民族共同体战略传播不仅局限于民族话题，还应包括历史、现实、制度、文化和政治等多个维度，涉及的维度是比较多的，简单的分类应该覆盖中华民族共同体战略传播的主要方向。

    一是民族议题的维度。这是传统战略传播的核心，也是西方或者外部对我们特别关切的方面，我们不能主动放弃。和民族历史维度相匹配的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塑造与民族议题的对外传播，这个形象的塑造不是某一个单一民族，甚至不仅是一个国家形象，其实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形象，就是说，我们作为中华民族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形象。

    二是历史的维度。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的形成，与中华文明的叙事之间是什么样的联系？最近很多学者写文章，研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是如何在相互冲突、相互融合当中形成和发展，历史的维度也是一种非常好的切入点。

    三是现实的维度。要更多的和国家认同构建联系在一起，讲中国的民族议题，首先不能认同西方对我们民族国家的设定，如果与它相对应，我们怎样做我们国家认同的构建，在多极化世界中去寻找能够实现中国国家认同的方向和维度。在当前特别是在国际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面。

    四是制度的维度。民族区域制度实质是解决民族问题的中国道路，这是中国对于民族问题的道路和制度探索中非常有优势的领域。区域制度作为中国道路的一个主要的代表方面，在全球有非常大的影响力。

    五是文化的维度。比如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国际上很多国家讨论民族问题都和文化认同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很多认同取决于你选择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认同什么样的文化。在全球化的时代，文化认同在取向上受西方各种影响，特别是受资本的影响，我们在这种文化冲突当中不断地改造融合，不断构建我们的文化认同。

    六是政治的维度。中华民族的概念有非常强大的政治属性，孙中山时代提到五族共和，中华民族的概念是一种建构，这个建构和中国共产党和政党政治有非常密切的联系，这是不能够回避的。中华民族概念本身具有非常重要的优势。中国共产党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在建立一个完整统一的新中国的过程中，需要整合各种力量，中华民族的概念本身内在的政治属性，也是讨论的一个重要的维度。

中华民族共同体战略传播的逻辑和方式方法

    中华民族共同体战略传播方式方法涉及主体协同、国际舆论斗争、国际形象建构和分类精准传播等方面。

第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战略传播的主体和协同。战略传播与其他的传播不同，强调宏观的规划性、主体和协同性。体现主体和协同，要明确以谁作为传播主体，哪些机构和人员作为重要的协同方。

    第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战略传播与国际舆论斗争。中华民族本身的形成过程也是在斗争中形成的，战略传播作为国家层面的规划，毫无疑问是要参与到国际舆论斗争中去。

    第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战略传播和中国国家形象的构建。通过战略传播不仅仅是要树立好中华民族的形象，还要明确与中国国家形象之间的构建的关系。

    第四，中华民族共同体战略传播与分类传播、精准传播之间的联系。作为一个传播的整体，它需要宏观的设计和整体的规划，但是具体到每一个不同国家，每一个不同的文化领域，又需要进行分类和精准传播，这里也有冲突和矛盾。

    中华民族共同体战略传播的核心议题。不仅包括传统的涉疆、涉藏传播，更重要的是将中华民族共同体上升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层面。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践中提炼出解决当代民族问题的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内核。这些内容其实是能够被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所接受所理解的。

回归民族问题和新闻传播的理念和逻辑

    探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战略传播的逻辑和路径，需要探索民族问题的道路逻辑和新闻传播的理论逻辑。

    一是民族问题的基本理念和逻辑。在民族问题上，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条经验，是中国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华民族的历史形成有它自己的独特逻辑和规律，恰恰是遵循了中华民族历史形成逻辑和规律，我们才找到了这样一条道路。

    在某种程度上，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也包含了对中国历史、中国传统、中国文化的吸纳和接受。

    不能局限于西方民族国家的概念框架，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历史实践的结合中理解中国所形成的民族、国家和文明形态。在两个结合过程中，我们形成了什么样的新型的民族形态，形成什么样新型的国家形态，最后形成什么样的文明形态，这是讲民族议题非常重要的内容。

    新型的民族形态。中国的民族与西方的民族有非常多的区别。我们的民族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解放、民族理论和中国历史传统构成下的一个新型的民族形态。研究民族问题的专家马戎老师说，中国的民族在西方能够对应的概念是族群，并不是一个完全的西方的民族概念。从这一角度来讲，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中国历史传统来看中国的民族，它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历史过程论与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规律的深度的结合。从共同体来讲，它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民族交往联合论与中国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客观实际的深度结合。从方法论的角度提出正确把握四对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与中国传统辩证思维的深度结合。从治国理政角度强调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理念，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国家理论与中华民族大一统演进规律的深度结合。我们的民族概念是在既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有中国历史传统构成的一个新型的民族形态，不能被西方的民族概念所框定。

    第二个结合体现的新型民族国家理念，体现了中国所形成的民族、国家和文明形态，表现为多民族国情与单一制国体有机的统一，是和而不同的多民族国家。从这个概念来理解，在对外传播、国际传播时要讲清楚我们的民族是什么概念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是一种什么样的国家形态，这和西方的民族国家是完全不同的，是不能够被西方民族国家概念所统辖的。

    中华文明是新型的文明形态。西方有一个线性的历史观，某种程度上是以古今来代替中外，它以历史纵向来代替横向多样性存在的可能，西方的历史观轨迹永远是从不发达到发达、从野蛮到文明，其实就意味着从东方到西方，所以当中国这样一个东方的大国，它有着与西方从人口、经济规模各方面体量总和相当的一个国家，它的复兴将对西方带来非常大的冲击。这就是中华文明作为新型文明形态所带来的影响，是我们能够为世界作出的贡献。

    萨义德作为一个学者在很多领域都有思考，萨义德比较了东方和西方不同的逻辑，他所著的《东方学》很清晰地梳理了西方关于东方是怎么形成的脉络。《东方学》从时代和政治讨论两方面问题，一是西方关于东方的政治理念，实现一种政治理念向学术表达的转化。最早西方的探险者在对东方的描述中深深印刻了当时西方对东方的政治理念，在它进行知识生产的过程中，把时代的一种政治理念变成一种学术化的表达，而且不断地通过学术的传承承袭下来，成为西方共同的知识库中的重要内容。

    知识的形成孕育了当时时代的特点，从当代知识的运用来讲，现实学术从政治运用当中得到了赋权和再确认，比如我们申请一个课题，或者讨论一个问题，要得到有关部门的认可和接受，事实上是新的赋权和确认，将进一步强化当代的政治理念在学术中的渗透。

    萨义德从《东方学》奠基人的角度提到三个方面，一是个人的论述变成权威的论述。新闻传播也是这样，有一些大家名师是后辈学者学习和效仿的榜样，他们具有个人色彩的论述，慢慢就成为这个学科的经典，成为我们共同所认识到的或者是不断反复引用的知识。这种历代学者不断的征引实际上形成了宗教化。萨义德讲，一个学者，一个非常重要的奠基人，他有很多徒子徒孙，他们占据了各个学科的要径，所以作为个人的奠基性学者的一种知识理念，一方面通过不断的直接传授，另一方面通过徒子徒孙相互的争议形成了牢不可破的宗教或者偶像的体系。这样牢不可破的宗教和偶像体系又形成了阻碍人们认知现实而不断自我强化的“博物馆”。很多人认识东方或东方的世界，不是通过现实去认识的，往往是通过历史文献和研究来认识的，其实这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偏见和时代因素，而他们对活生生的现实视而不见。

要打破西方对于东方建构出的这样一套观念和逻辑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可以通过一点点去交流和灌输，跳出西方的框架。

    从中华民族共同体角度来看待民族问题，它是一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战略传播，不能仅局限于涉民族的议题，而是要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中国道路联系在一起，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从文化上，即文化主体性和共有精神家园的建构，从政治，即民族凝聚力和大一统的格局形成，从经济上，则是推动经济互补共生和中国式现代化。

    现在文化认同是非常热的词，在文化主体性与共有精神家园方面要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战略传播，它所认同的文化应该是中华民族整体性文化，打造的是共有的精神家园，而不是具体的某一个单一民族和某一个区域的精神家园。要讲好这个故事，就要从历史和各个方面讲清楚中华文明的发展故事，在发展中与各族文化之间的互鉴融通之间的联系。从中华民族形成的角度来讨论文化主体性的问题，建立各民族共同认可的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

    如果把文化的整体性割裂开来，只强调某一个民族或者某一种文化，事实上就把这些区域上的整体性破坏了。更好地讨论和传播区域文化，我们这个国家的文化是怎样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由各个民族形成的，只有在这里才能够找到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

    民族凝聚力与大一统。其来源于共享的文明核心价值，来自近代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想信念。我们如果把它当成一个连续体，从满清末年改革派洋务运动，到后来孙中山领导的民国，再到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它不断地解决中国各个历史阶段复杂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凝聚起来形成今天的中华民族，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在以前积贫积弱的中华民族，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在朝鲜战争中却可以去和美国军队拼刺刀，这中间发生了哪些根本性的变化，其实和革命斗争中民族凝聚力有非常大的关联。

    这个问题也是近代以来中国很多志士讨论的问题。蒋廷黻提到，近百年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他说西方这么小的国家为什么能侵略中国，就因为它构成了以民族关系为主体，能够吸取民间各种资源整合起来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是中国所不具备的。

    传统的中国并没有现代国家的概念，也没有相应的动员机制，没办法调动国民的力量，国民是一盘散沙，又是国家的力量不能激发出来。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革命，把工农大众很好地组织和动员起来了，形成了非常强大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建党一百周年大会讲话中提到，回顾中国历史过程，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台，但都以失败而告终。而中国共产党最大的贡献，就是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所以中华民族的振兴和新中国的形成，都在于通过这种革命将各民族人团结起来。

    经济互补性共生与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是一家，谁都不能落下，都要实现共同富裕过上好日子。很多民族问题和经济有密切的联系。很多问题和经济发展有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讨论民族问题时，要讨论如何让更多民族地区的百姓，更好地参与到现代化的构成当中，让他们在经济增长中更多受益，这样才会有共同的命运感。由此，怎样在中国式现代化和经济互补共生中去解决民族问题，就变得非常重要。

    二是新闻传播的理论逻辑。在新闻传播的理论逻辑方面，我们看到西方新闻学在数字时代和科技发展中表现出来的普适性错觉。

    先从例子来说。新疆棉事件被西方舆论炒作得沸沸扬扬，西方以所谓强迫劳动作为借口排斥新疆棉出口。如果把它作为新闻传播的问题来审视，可以看到西方的新闻自由和新闻最基本的原逻辑，到了报道里面就突然失效了，他们只想看自己愿意看到的。为什么西方的新闻自由到了国际传播当中变得非常虚伪与现实不相符呢？其实它有很多逻辑，在某种程度上需要迎合所谓的民意。在西方知识体系培养出来对于东方和中国的认知，纳入这个叙事话语里，西方的受众才能够理解和认同。

    从国际报道来讲，这种新闻自由体现的是西方对于非西方的控制，通过树立一个诬蔑化的他者形象，来不断强化西方对自身的认同。凭借对表达权的全球垄断，西方以新闻自由为借口还剥夺了其他国家的发展权力，不断维护和巩固西方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它剥夺你的发展权，剥夺了你在全球市场上的自由贸易，从此获得利益权力，更有利地来控制你。新闻真实是新闻最基本的逻辑，为什么这样的理论放在国际上会遇到困难和问题，特别是这样的一套理论逻辑在当前的数字化时代又遇到了一些新的危机。传统的新闻理论在讨论西方的新闻自由和新闻价值的时候，还有一些范例能够证明它的适配度，在当今的数字时代，当技术席卷一切时，我们有时候会形成一种误区和假象，似乎是在技术发展背景下，新闻传播的理论都是普世的、共通的，没有东西方差异的，这显然是一种普适错觉。

    互联网带来的新科技革命，不断在重述新闻与人、新闻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新闻媒体的泛化成为现实的存在，特别是新闻理论，这些理论表面像是西方希望理论创新，并作为理论资源来运用，这样的学科理论的爆炸和花团锦簇的局面并非真的是一个理论研究的大发展，事实上它恰恰体现了西方自身的情况和西方自己的一些内容。

   以数字新闻学为例。数字新闻学至今并没有一个完整的概念，但是如果把它作为对象来看，会发现它首先强调技术，以技术可供性作为原概念，讨论数字新闻生态和数字新闻行动者的研究范畴，高度重视用户的主导地位和叙事事件中的情感转向和介入性，这些关键词都是现在新闻创新中特别喜欢尝试的内容。

    把技术作为一种媒介环境来看待，强调技术可供性、媒介化行动者往来等等，特别强调关系和互动，强调网络。由于人工智能、AI的出现，由于各种技术元素的出现，由于各种大结构语言模型的出现，人就不再是整个信息网络中心的主体，行动者在互动关系中共同构成新的主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发现，更多与传统新闻学的理念强调情感、强调介入不同的东西。我们则强调客观和理性，如果诉诸情感，理性放在什么位置，如果不断强调介入，这种情况下跟客观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西方的理念为什么强调情感和介入，不仅仅是因为技术的影响，更多是与西方自己的政治社会有密切的联系。

    西方社会科学一直存在个人和结构的二元对立，特别强调行为的非预期的现象，非预期性的现象又会带来新的环境，成为下一位行动者所面临的即有社会背景，所以强调结构化、动态的过程，通过这种方式来弥合个人和社会之间的二元冲突。西方的社会行动者网络，包括各种理论，放到这个框架里看是由于西方自证理论不断发展的循环或者推进。

    西方新闻学讨论的核心话题是新闻与民主的关系，新闻怎样促进和影响民主。民主是多数人的意见，而新闻是能够报道事实的真相，但当社会越来越复杂的时候，事实的真相是不可能在短期内被把握的，不像墙上的钟一样，所有人往那看，都看到墙上有一个钟。很多的问题是社会性的，它会淹没在各种各样的对社会的间接的塑造当中，淹没在各种统计数据里，淹没在人们很难在短期内确切地去求证的事实里，所以变得非常模糊。这个时候，民主就发挥了非常大的威力，最后媒体会有意无意的把多数人认为是真实的东西，当成真正的东西来传播，民主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对于新闻真实的界定。

   目前西方的政治生态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传统的民主政治不断失灵，民粹主义浪潮中精英与大众对立带来社会连接困境。

    当代的数字新闻学背后的普遍和特殊的关系，一方面新闻的理念对新闻生产的垄断不断被新媒体所打破。另一方面新的概念和逻辑，比如说讲透明性可以来代替客观性，成为当前新闻方面的主导性的逻辑。但是透明性代替客观性，核心的内在逻辑和客观性是一样的，仍然是一套新闻专业的话语逻辑。当公众已经不再相信传统媒体能够保持第三方客观公正的立场的时候，要求自己更多参与进来，更多发表观点，新闻从业者怎么办，它强调你可以来看看，我真的是很客观的。我们会发现相对于以前的客观性，当我们更多的讨论透明性的时候，它是西方专业主义理念的倒退和衰败。

   （编辑  季节）

今年8月是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成立10周年，这十年也是中国进入新时代后取得辉煌成就的十年。可以说，十年来，基金会以及基金会建立的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以下简称“研究院”），广泛汇聚了新时代发展倾心尽力的有识之士，建立起来自政产学研的咨询委员和青年学会会员两支学者队伍，发挥出“立时代之潮头、发思想之先声、做致用之学问、建中国之学派”的作用，形成了中国社会科学界和高端智库领域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十年来，我有幸参与到基金会的许多活动中，既受益匪浅，也感慨良多，在此谈三点深刻感受。

广纳人才，发挥众长

党的十八大以后，由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和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治国理政都遇到了许多新变化、新问题，既需要继续“摸着石头过河”，加强实践探索和理论认识，也迫切需要登高望远，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协调好经济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的关系，处理好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关系、发展与安全关系、城乡关系、央地关系、改革开放与社会稳定关系，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要解决的打通堵点、解决难点的反腐防腐、供给侧改革、脱贫攻坚、防范金融风险、生态环境保护等重大战略性问题。于是，政产学研各界的各层级、各种智库应运而生，一时遍地开花。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这个由特大型国有企业成立的高端综合性民间智库，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产生的。

从一开始，我就注意到中信基金会的特点和独有优势：中信基金会是一个跨地区、跨行业、跨学科的智库。一是参与成员真正是来自全国各地，包括港澳台地区；二是跨行业，广纳人才，咨询专家和会员来自党政部门、企业、科研单位和高校，以及来自社会各阶层，可谓不拘一格，唯才是用；三是年龄结构跨度大，既有退休的领导干部、企业家、科研人员和教师，也有在职的党政干部、企业家、科研人员和教师，还有在校博士生，可谓老中青“三结合”，发挥各个年龄段的优势和所长；四是学科跨度大，“基金会研究院”下设7个学部，分别为：文史哲学部、经济学和管理学学部、社会学学部、政治学学部、法学学部、传播与新闻学学部、战略和国际学学部。还专门设立了青年学会和博士学术促进会，接纳青年学者参加进来，两者成立初期即有成员近150人；为了培养和鼓励博士研究生更好更快成长，还设立了优秀博士生奖金。据我观察，基金会的咨询专家上至“30后”，下至“90后”，其中以“50后”“60后”“70后”“80后”居多，在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上实现了可持续发展和后继有人。

基金会的上述组织模式具有明显的优势。它打破了现在许多智库所受的地域限制、行业或专业限制、机构限制以及在职限制，既能够站在实践和理论的前沿，又能够自由组合、灵活安排时间，使各种人才在基金会可以充分发挥各自所长，分工合作、各得其所。

实事求是，建言献策

有实事求是之心，无哗众取宠之意。提倡“研究真问题、真研究问题、拿出真见解”的“三真”学风。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成立之时就明确了自己的宗旨、目标和任务。那就是：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和战略思想为指导，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果为基础，立足具体国情，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积极配合党和国家重大决策和部署，围绕社会科学各领域重大问题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等深入开展研究，正确引导学术思想和研究方向。

中信基金会的定位非常明确，那就是：紧密围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服务党和政府决策为宗旨，以政策研究咨询为主攻方向，强化问题导向意识，发挥咨政建言作用。与此同时，还提出了要发扬“研究真问题、真研究问题、拿出真见解”的“三真”学风。

十年来，就我所知和参与的科研活动来看，确实严格遵循了上述宗旨、落实了定位、体现了“三真”学风。每个阶段，都针对党、政府、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及时召开研讨会、发布招标课题、形成内部报告和公开发表的论著。

在参与研讨交流活动和承接研究课题过程中，我深切体会到，在研究问题、提出建议时，基金会都要求吃透中央精神，准确把握研究的政治性和政策性，解决“是什么、为什么、有什么影响、怎么办”的问题。要求课题组要脚踏实地，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情况，掌握一手材料，避免“想当然”。对于一些长期性的重大问题，提倡做好长期跟踪，积累经验，久久为功。中信基金会将主业始终围绕经济发展和改革的重大问题和难题，开展理论和对策研究，大的如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问题，具体的如经济形势、金融安全、依法治国、收入分配、农村土地流转、医疗改革、股市问题、新型举国体制，等等。

例如：针对新时代以来如何通过深化改革，使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做优，基金会多次举办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设立了“以国企混改适应与引领经济新常态”“国有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功能与作用研究”“中国‘举国体制’形成演变研究”等课题；还与国资委合作，开展《当前国有经济重大基础理论问题研究》《国有企业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贡献与时代使命》等重大项目研究，对于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发挥了重要建言献策作用。

打破研究壁垒，构建中国学派

作为特大型国有企业成立的高端综合性民间智库，中信基金会成立十年来，可以说很好地履行了“坚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的宗旨，充分发挥了“研究问题的平台、正面发声的窗口、建言献策的渠道、对外交往的桥梁、凝聚健康力量的阵地”等功能，形成了一支跨学科、高水平、具有较强影响力的学术人才队伍和独特的运行机制。按照孔丹理事长在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成立时的话来说，中信基金会作为一个民间智库，相对于党和政府以及体制内的智库作为“主力军”，我们要发挥好“偏师”的作用，与主力军配合好，甚至在某些方面、某些时候，还要冲锋在前。

中信基金会从成立之日起就志存高远，在积极为党和国家治国理政和解决重大问题建言献策的同时，还努力在重大理论问题和学术话语体系方面进行探讨，为推动“中国学派”的发展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季红社长和高梁总编辑在编辑学术期刊《经济导刊》时组织发表很多重要学术文章，并建立《导刊内参》，为建言献策开辟内部报告渠道。基金会推动的这些工作都要求成员要“站位高、格局大、视野广、思路新、措施实”。

中信基金会还经常性地召集学术活动，“走出去”和“请进来”相结合，开展国际交流，提升中国理论界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例如中信基金会成立不久，即于2014年11月中旬，邀请《21世纪资本论》作者、法国著名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访华，并举办“公平和发展—资本与人本”论坛，并由中信出版社翻译出版了这本著作，当时在国内产生了很大影响。2015年10月31日，基金会与中信出版集团共同主办、《经济导刊》协办“2015京城国际论坛——世界秩序与中国角色”，并请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就世界秩序问题进行主旨演讲及高端对话。

又如中信基金会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在2015年11月6-7日，与全国政协主管、陈元副主席担任理事长的丝路规划研究中心以及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合作，联合举办 “丝路论坛：一带一路与共同体建设”。论坛以“一带一路与共同体建设”为主题，积聚政府、企业、科研、教育等各领域的智库资源，提供一个多元开放的思想平台，全面诠释“一带一路”与建设共同体之间的有机联系，并从经济、政治、安全、文化等多角度协同研究，为“一带一路”和共同体建设在实际工作中面临的挑战，提出具有思想内涵、实践价值的应对方略。这次论坛共邀请62位来自国内外政界、商界、专家到会发言，共约500人参会，26家媒体与会报道，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

为了扩大影响，中信基金会还举办“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季红社长在中信出版社组织出版《中国道路丛书》和《中国学派集成丛书》，精心编辑出版了很多高质量的有关中国式现代化和经济发展方面的学术丛书，为推动中国学派的学术成果的出版和传播做了很大贡献。

十年来，中信基金会在中国智库建设、为党中央和国务院建言献策、推进中国社会科学发展、支持中国学派，建立和提升国际话语权方面，虽为“偏师”，却上了主战场，发挥了主力军的重要作用。

时光荏苒，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走过了十年里程。2014年8月，在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的亲自推动下，中信基金会应运而生，并成长为我国高端智库建设中的一支生力军。

大约在2018年左右，季红同志引介我成为中信基金会的资深研究员，随后参加了中信基金会组织的相关研讨会和几项研究工作，对中信基金会的发展有了更多的感悟，也在中信基金会的指导下有所进步。

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开展研究工作

中信基金会具有强烈的使命责任担当。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做出了系列重要指示，要求建设一批国家亟需、特色鲜明、制度创新、引领发展的高端智库，重点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开展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政策研究。总书记强调，“智库建设要把重点放在提高研究质量、推动内容创新上”……在研究解决事关党和国家全局性、根本性、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上拿出真本事、取得好成果。中信基金会成立伊始就旗帜鲜明地提出“坚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孔丹理事长要求，基金会的研究工作，要深刻认识新的历史时期、新的历史特点、新的挑战性的问题、新时期的关键重要目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处理好国家和市场的关系是一个重要本问题，涉及“有限政府”还是“有为政府”的争论。实际的情况是政府的越位、缺位都存在，有些该管的没管住的地方应当强化公权力的作用，比如食品安全问题、环境问题；在持续推进经济增长时还要重视解决日益突出的环境问题；要推进收入分配改革，解决贫富分化问题和消除贫困，没有政府作为就谈不上分配公平。根本前提是中国共产党如何驾驭市场经济，如何保证自身不变质，始终保持和广大群众的密切联系。

形成一套使“三真”能落地的课题管理办法

中信基金会一贯提倡“三真”学风：研究真问题、真研究问题、真解决问题；致力于提出切实可行、可实施可操作的政策建议，但要从实际出发，避免重视政策建议利弊分析。现实中不存在纯理论研究中只有利而无弊的最优方案，所有政策决策都会面临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的抉择。同时，任何决策都是在时变性的特殊条件下做出的。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原有决策过程所依据的条件会发生变化，利弊关系也会发生变化，决策之利有可能转化为弊。因此，智库决策建议的研究，应当清醒地把握和探索动态发展可能出现的利弊转换，从复杂动态而不是简单静态提出建议，才是研究真问题，真研究问题，才能真解决问题。

十年来，中信基金会在做好国家高端智库研究中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一个重要做法就是摸索形成了一套使“三真”能够真正落地的课题管理方法。首先要吃透中央精神和交办部门需求，反复沟通，准确把握研究的政治性和政策性，解决“是什么、为什么、有什么影响、怎么办”的问题。其次，要脚踏实地，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情况，掌握一手材料，避免“想当然”。第三，要加强课题负责人制度，组建好课题团队，注重交叉学科，多角度研究，发挥协同作用。第四，要做好长期跟踪，积累经验，久久为功。

总体而言，中信基金会要求课题组在承担国家高端智库课题时，站位要高、格局要大、视野要广、思路要新、措施要实，前瞻性要强，能从静到动。在“如何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贯彻中央战略部署”、“如何深入调查研究，掌握一手材料”、“如何与交办部门做好沟通，把握课题的要点和要求”、“如何实行课题负责人制度，发挥协同机制，增强时效性”和“如何建立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做到奖优罚劣”等方面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研究规范。我曾几次参加基金会组织的国家综合部门交办的高端智库课题，尤其是参与国家发改委交办的国家级课题，基本是跨领域、多团队合作，我在其中组织了子课题团队，紧密配合总课题报告，在严格的流程管理、热烈的观点碰撞、严谨深入的质疑过程中获益。

形成了比较成体系的智库认识论和方法学体系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认识论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论。智库是充分发挥专家学者的作用，将专业学术知识转为决策参考意见的有效组织方式。智库的成功离不开学术的经世致用。但是，既有的学术成果是对过往实践的总结，新的实践会不断催生出新的时代性的学术成果。中信基金会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强调实践对理论的前提性和决定性作用，专家学者要与实际紧密地结合，使自己的研究紧跟上不断发展的实践。在课题研究中和在日常工作中要坚持实践性原则，在调查研究中积累，在调查研究中提升对真实世界的认知能力。孔丹同志对青年学者们说，中国共产党哪个阶段的奋斗纲领都不是先验的，方针政策的制定也不是一次到位，是在实践中不断调整完善的。历史是实在的、生动具体的，只从纸面上理解是不够的，要注重理论和实际紧密联系。

中信基金会形成了比较成体系的智库认识论和方法学体系，其一是强调看问题全面性而不是片面性。坚持两点论而不是一点论，分析形势，要讲足成绩，也要看透问题。讲成绩要充分，讲问题要透彻。其二是遵循问题导向，强化实践意识，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提升认识水平。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提出了问题，就要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提出了问题，就要下力气寻找解决问题的合理途径和依据。其三是坚持新理念与新实践之间的相互正反馈，形成理论与实践的相互推动，不断深入。

在承担“对外开放回顾展望”课题的研究中，基金会组织课题组对制度型开放的新理念的内涵与外延进行深入研究，从广泛的中外法治实践对比中，印证制度型开放理念的重要性。用制度型开放的新理念衡量近些年我国对外开放的实践，总结经验并发现不足。从实践层面来丰富制度型开放的内涵。

坚持点面结合的实践观。我国是一个大国，是发展水平很不平衡的大国，是存在显著地区差异的大国。从实践出发就是要承认重视差异性，在差异中发现确定的一致性。深入植根于差异性实践，发现各地可以广泛复制的实践探索，是中信基金会重要的实践引领的研究方法。我个人长期在深圳工作，对深圳经济增长向高质量发展方式转型比较熟悉，对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实施以来广东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也比较熟悉。我曾经觉得这只是一地的局部性做法，但中信基金会先后两次安排我的大会发言题目，都是肯定深圳、广东的做法对于加快全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意义，推动专家学者在调查研究中向实践学习。

重视数据分析。实践调查研究，既要重视定性研究也要重视定量研究。特别是重视定量研究中的横向可比性研究。中信基金会在组织香港问题讨论时，包括了广泛深入的国际与国内定量对比研究，反映了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正在崛起的科学中心所具有的可以量化识别的优势，也透视出香港科学中心建设取得很大成绩的同时，客观上仍存在着的产业技术创新发展滞后、动力不足的问题，正确认识优势和劣势，这样的研究对于香港渡过发展模式和产业结构、社会结构转型的困难显然是有帮助的。

构建中国特色研究体系

“研究中国，讲好中国故事”是中信基金会正在发力的重要领域。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两条道路、两种制度的斗争更加尖锐复杂。我国发展机遇、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因素持续增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面临更多难题和挑战。构建中国特色研究体系，是关系国家治理完善和中国学派建设的当务之急。要坚持求真务实，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好各项工作，发挥五个功能平台的作用，即：研究问题的平台、正面发声的窗口、建言献策的渠道、对外交往的桥梁和凝聚人才的阵地。

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中信基金会在公共外交等方面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在世界舞台上亮相发声，形成具有广泛国际影响力的国际智库的担子会更重，任务也会更加突出。

（稿件来源：季红约稿    字数：5950字）

内容提要：20世纪后，在经济运行与发展方面的最重大变化，是现代市场经济取代了传统市场经济。传统市场经济是一只手——“看不见的手”调节，现代市场经济是两只手——“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共同调节。

从传统市场经济转为现代市场经济，企业制度、政府功能与市场秩序都发生了脱胎换骨的重大变化。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只有经济好股市才能好——这是传统市场经济的资本逻辑；股市是经济的发动机，只有股市好经济才能好——这是现代市场经济的资本逻辑。在社会的优质资源高度汇集在股票市场的情况下，没有股市的健康发展，就难有经济的生机勃勃。要在经济全球化的群雄逐鹿中使股票市场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国重器”，就必须让股市具有超凡脱俗的核心竞争力。中国应当实施积极的股市政策，把股票市场从随机漫步式的发展模式提升为国家战略。

关键词：现代市场经济；股市核心竞争力；积极股市政策

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以后，在经济运行与发展方面的最重大变化，是现代市场经济取代了传统市场经济。这种转变不仅体现在企业制度、政府功能与市场秩序上，更重要的是经济发展的引擎——社会资本流动的主渠道与资源配置的主机制发生了脱胎换骨的重大转变；现代股票市场作为现代市场经济的最耀眼标志登上了社会经济运行与发展的主舞台。

从对经济的依附地位转变为枢纽地位，是股票市场发展进程中的革命性变化

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先进技术、先进趋势与先进潮流都将首先体现在股票市场上，绝大多数一流企业都把股票市场作为持续发展与不断跃进的主战场，成为股票市场的中坚力量。正因为如此，股票市场的功能与作用才能日益强大，股票市场的变动与演进才更加瞩目，日益成为经济运行与社会发展的主导环节与驱动力量。[1]

通过横向竞争、纵向竞争与立体竞争，股票市场给社会经济提供了一个资源配置与再配置的优化场所，最充分也最有效地利用与整合了社会资源。

股票市场疏导整体经济。从货币的角度来说，它是从资金向资本转换的枢纽；从产品的角度来说，它是从发明、发轫向成熟转换的枢纽；从产业的角度来说，它是从初级向高级转换的枢纽；从竞争的角度来说，它是从无序向有序转换的枢纽；从发展的角度来说，它是从预期向信心、信任与信仰转化的枢纽。

一个具有较高关注度、较宽辐射度、较大影响度、较厚响应度与较佳美誉度的股票市场，对经济运行与发展的影响不可估量。

股票市场锻造现代企业。股票市场既是训练场又是竞技场，企业在进入市场、从事市场活动与退出市场的全过程中，都要接受健全、健康、严格与统一的规则。

从宏观到微观、从行业到企业、从生产到消费，现代企业制度的熔炼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将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企业理念与企业范式，进而形成有利于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的微观基础。

股票市场形成了与自然人所有权完全不同的法人所有权，进而使得生产社会化、资本社会化、风险社会化与经营社会化在上市公司中实现了完美的和谐统一。没有股票市场的创新、发展与完善，就没有现代企业制度这一崭新的企业形式。

股票市场引领资金流向。在运动中实现增值，在竞争中寻求发展，是资本这种现代市场经济最稀缺资源的显著特点。如果没有股票市场，或者股票市场不规范、不健全，对社会公众没有吸引力，社会资金就只能躺在银行里，而不能较快地从资金转化为资本，资本的生成机制、组合机制、竞争机制、增值机制与创新机制都无从产生并有效地发挥作用。

股票市场优化资源配置。股票市场进行资源配置，分为内部配置与外部配置。内部配置机制在于，市场竞争的压力迫使企业最有效地利用市场环境与市场资源，在聚财→用财→生财的过程中整体有效、有序、有力。外部配置机制在于，资本在市场上流动性的好坏将使社会资源通过价格信号在各个企业间流入与流出，使企业在运用资本与资本机制的同时，主动或被动地接受市场调节，进而使稀缺的社会资源流向最有效率也是最有前景的行业与企业，形成社会经济的有效运转与良性循环。

股票市场整合社会预期。股票市场的本质就是预期。股票市场的投资者人多面广，辐射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与各个层面，因而其运行最能在整体上反映社会大众对国家发展的预期与对社会稳定的预期。

从本质上来说，股票市场的长期走势实际上是投资者对未来的一种公共投票。对股市预期向好，协调机制就会产生并对社会经济运行起积极作用；对股市预期向坏，紊乱机制将会形成、并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破坏作用。

利用股票市场来引导预期、稳定预期、转变预期、整合预期与强化预期，已经成为现代市场经济中宏观管理的主要途径与重大课题。

股票市场制衡宏观政策。股票市场的运行是千百万人在利益驱动下的合力结果，它对宏观政策的反应最及时、最真实、最深刻也最准确。决策科学，市场会以昂扬向上的态度做出正面反应；决策失误，市场会以决绝果断的方式做出负面回应。股票市场在整个社会的高关注度、高响应度与高扩散度，使得宏观政策不可能过深、过久、过大地偏离社会经济的运行轨道，从而有利于形成科学的决策机制、失误的发现机制与错误的矫正机制。

股票市场矫正企业行为。企业的健康发展与有序运行来源于科学与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在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下，投资者可以通过双重投票权来及时、准确、客观地表达对公司决策与发展前景的鲜明立场。

在股东大会上，投资者可以通过用手投票来对公司决策进行表决，“少数股东权”机制的引进保证了每个投资者正当权利的有效行使；在股票市场上，投资者可以通过卖出股票来“用脚投票”，特别是在公司决策出现重大偏差时，“用脚投票”可能会导致公司股价大幅下挫，进而促使公司尽快矫正走偏行为，重回正常发展轨道。

股票市场培育金融意识。股票投资是一种风险投资，它可能带来很高收益，也可能蕴含巨大风险。投资者进入股市，即从工资劳动者变成了市场投资者，实际上也是进入了“雷区”，必须审时度势，谨慎选择。

在当今社会，没有任何阶层比投资者更加关心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也没有任何人比投资者更注重宏观政策的变化乃至世界经济的总体趋势。这支队伍越发展壮大，就越有利于培育整个民族的投资意识、投机意识、利率意识、风险意识与信用意识，进而也越有利于国家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革。

股票市场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具有如此广泛的功能与如此巨大的作用，这是在传统市场经济中根本无法想象也完全无法做到的。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只有经济好股市才能好——这是传统市场经济的资本逻辑；股市是经济的发动机，只有股市好经济才能好——这是现代市场经济的资本逻辑。在社会的优质资源高度汇集在股票市场的情况下，没有股市的健康发展，就难有经济的生机勃勃。

我们说股票市场的“晴雨表功能”已经被“发动机功能”取代，并不是说股市的晴雨表功能已经彻底消失，在某些情况下，股市的晴雨表功能还在或明或暗地发挥着作用，只不过其主体功能已经被发动机功能所取代。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4年4月发布的报告，2023年，全球GDP总量约为104.79万亿美元。[2] 这年年底，世界股票市场市值前10名企业的总市值约为15.45万亿美元，约占世界GDP总量的14.74%，约占美国GDP的56.47%，约占中国GDP的87.48%，约占德国GDP的346.61%。[3] 股票市场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对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与产业升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强大助力、推力、张力与扩散力。很多科技企业在创业之初都得到了依托于股票市场的天使投资基金的支持、并得到了各类投资机构的持续投入，才得以快速而又持续地发展起来。微软公司在近十多年间，股票价格上涨了十多倍，几十年来，它以一张巨形的网络，推动了整个世界电子计算机的普及、应用与升级，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与进步做出了难以估量的重大贡献；苹果公司的数字化转型不但促进了全世界电子消费品市场的智能化飞跃， 而且其股票市值也在2023年底以3.07万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一；特斯拉公司成立于2003年，股票上市后长期处于亏损状态，但由于它代表了世界汽车领域发展的新方向、新趋势与新势力，因而股票市场一直以巨大的包容性推动其股价上涨，为公司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资金支持与精神激励。直到2019年以后，特斯拉才开始进入持续盈利状态，不但其股票市值跃进全球前十，而且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意义深远的电动车革命。

英伟达公司曾经面临破产边缘，依靠一笔巨额的天使投资才得以摆脱困境，并且在芯片与人工智能领域逐步实现了弯道超车，近年来在股票市场上表现亮眼，特别是在2024年上半年，股票价格涨了一倍多，其股票在市场上的每一次波动都给全世界的相关股票带来重大影响，对推动世界范围内人工智能的创新、发展与更迭换代实在是功不可没。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股票市场的好坏，取决于股票市场能不能成为经济运行与社会发展的“定海神针”。2008年，美国遭遇了历史上空前的次贷危机，经济与社会面临崩溃边缘。依靠强力的量化宽松政策，美国政府迅速稳定了市场预期，股票市场在危机中走出了持续16年迭创新高的超级大牛市，巨大的财富效应不但帮助美国经济走出了次贷危机，而且还出现了持续的经济繁荣。日本在经历了“失去的20年”以后，也是依靠前无古人的宏观政策激活了股票市场，不但股价指数在35年后创出了历史新高，还引领经济走出了长期停滞的阴影，经济与社会开始重新出现生机。而在印度，长达20年、涨幅近20倍的大牛市给经济发展注入了巨大的活力与能量，经济增长速度更是跃居全球之首，股票市场的发动机功能与加速器作用一览无遗。

股票市场要成为经济全球化群雄逐鹿中的“大国重器”，就必须具有超凡脱俗的核心竞争力

一个好的股票市场，其基本制度与运行规则必须符合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制度底线与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准则，并且是螺旋式上升的制度型牛市而不是指数型熊市，更不可能是长期在低位徘徊的牛皮市。没有股票市场的波澜壮阔，股市的存在就失去了意义。

具有核心竞争力的股票市场，必须是法治化的市场。法治给市场信心，制度给市场前景。法律的稳定性进而投资环境的稳定性是股票市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基础条件。投资者对股票市场的信心来源于对市场法律环境与基本制度的辨析与信赖，投资者对市场信息、发展趋势与游戏规则了解得越多、越深、越具体、越透彻，投资者对市场的信心就会越强，参与市场的热情就会越高；反之，如果没有一个健康完善与行之有效的法律保障体系，市场就会陷入混乱无序的偏狭状态，投资者就会对市场的变化原因与发展趋势感到无助、无奈与无力，这将会大大降低投资者对市场的评价度、信任度与参与度。

建设法治化的股票市场，必须把握好三个重要的基点。一是股票市场的法律必须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法律的制定与实施必须充分体现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原则，并且要覆盖投资端、融资端、交易端与监管端，进而把股票市场的所有领域与所有行为都置于法律的调节与制衡之下。二是现代股票市场是一种国际化、开放性的运行体系与发展机制，国内的企业要出去，国外的资本要进来，因此，股票市场的法律制度必须具有国际视野，要在制度制定中与国际惯例接轨。在经济全球化越来越深入、广泛地向社会经济的每一个领域扩散的宏观背景下，很难想象会有一个与国际惯例完全相悖的股票市场及其法律制度。三是股票市场的法治建设必须突出以投资者为本的市场定位与发展理念，把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作为重中之重。监管机构不仅要依法行政，而且本身更要受法律的强力约束，不存在任何的“治外法权”。类似于限售股转融通这样的政策就明显违反了《证券法》的制度约束，严重损害了投资者利益，因而根本就不应该使其有任何的存在空间。

具有核心竞争力的股票市场，必须是市场化的市场。市场化是股票市场安身立命的基础。一个完全市场化的有效股票市场，扩张应该是市场的自我扩张，收缩应该是市场的自我收缩，协调应该是市场的自我协调，选择应该是市场的自我选择，市场机制应该在运行与发展的整个过程中自始至终地发挥主导作用。消除市场中的利益积弊，引领成长中的产业导向，积蓄发展中的社会动能——资源的优化配置与产业的升级换代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完成的。如果股票市场的市场化基础与机制被侵蚀甚至取代，市场的正常机理就会发生错位甚至扭曲变形，其运行就难以避免会出现重大的机制走偏。

一个行政色彩极其浓烈的股票市场，不可能按照市场化原则来配置资源，股票市场本应具有的内在机制都会被破坏殆尽，进而会使股票市场从发展因素变为迟滞因素，从稳定因素变为紊乱因素，从正面因素变为负面因素，不但不能助力国民经济，反而会成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大拖累与主要羁绊。

建设市场化的股票市场，需要处理好三个方面的关系：

一是融资与投资的关系。一级市场是进入股票市场的台阶，二级市场才是股票市场神威凸显的广阔舞台，股票市场的功能、地位与作用大都体现在二级市场上。如果把发展的重心与重点过多过久地放在一级市场而忽视甚至放弃或放任二级市场，就把股票市场变成了不需要还本付息的融资场所，这对社会与经济的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股票市场不以投资者为本而以融资者为本，那就是将股市发展战略的逻辑颠倒了，这样的股票市场就很难有持续的存在价值与发展前景。道理是不言自明的：投资者既是市场资金的提供者，又是市场交易的参与者，更是市场风险的承担者。没有投资者的付出，融资者不但得不到直接融资，更不可能享受市场倍数，正因为有溢价融资与溢价交易，才必须给投资者以相应回报。如果只有一级市场有财富效应，二级市场的财富效应丧失殆尽，参与二级市场的投资者都亏损累累，股票市场的发展就是本末倒置；长此以往，市场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二是上市与退市的关系。股票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来源于充分竞争与优胜劣汰，一个只进不出或大进小出的市场，本质上不可能具备股票市场的核心功能与积极作用。最近5年，中国股市上市数量达到1840家，平均每年368家，而5年退市的企业只有100多家。[4] 市场的盲目扩张使得供求关系严重失衡，市场机制严重紊乱。在一个垃圾遍地的股票市场上，风险识别与价格定位都将不可避免地会陷入混乱。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无论是上市还是退市，都应该是市场自我选择的结果，而不能是行政机制下的人为导向。在投资者损害赔偿机制极不健全的情况下，退市给投资者带来的只是灾难而不是福音。因此，打通退市机制的关键是建立与完善上市公司的违法惩戒机制与对投资者的损害赔偿机制，没有这样的机制，上市与退市的关系就不可能真正理顺。不尊重市场的供求关系，人为地进行股市扩容的“大跃进”，股票市场就会从资源配置的载体变为社会寻租的场所，在这种情况下，不但IPO的积极作用会被完全扭曲，一级市场与二级市场的内在制衡机制也会严重变形。其结果，就是积极功能被大大削弱，消极作用被无限放大。在这样的股市生态环境下，企业上市的目的就很可能不是为了公司发展而是为了高价套现，财务造假、市场操纵与五花八门的怪象也会层出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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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对国家治理提出明确要求

公报首次提出了明确的时间表，即“到二〇三五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公报中有14处提到了“治理”，包括“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完善公共安全治理机制，健全社会治理体系”、“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引领全球治理，主动塑造有利外部环境”等等，表明党中央已把治理问题视为新时代背景下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头等大事。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现代化之路是在不断探索中铺就的，新时代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需要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以确保改革沿着正确的轨道加速现代化进程。

治理是一个调配资源以实现目标的决策范式和运行机制，治理体系的优劣和治理能力的高低决定了调配资源的效率和实现目标的速度。在管理学中，核心能力建设依赖于资源与能力的有机结合。对深度融入全球化的中国而言，对外以高水平开放深化合作网络、拓宽合作领域；对内以统一大市场建设为契机，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的宜商环境，是充分调配国内外两种资源、服务于国内外两个市场的最佳战略选择。

治理体系的改革需要具备明确的价值导向，具体来说，需要同步接受效率和公平两个维度的检验。改革不是单纯意义上对现状的改变，更不是文牍主义的花样翻新，而必须真正在实践中取得“改善”的成效。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一直是检验改革成效的黄金法则。

制定决策需要在多重矛盾中找到最优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面临百年变局下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环境，需要以沉稳的心态和开阔的视野，在纷繁芜杂的现象中认清事物的本质，把握其运行规律，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协调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对外开放和国家安全、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等一系列对立统一关系。如果突出强调任何一端，即使在局部看似合理的，但有可能使整体偏离理想的目标。

认识问题需要从界定和解构问题入手。决策的效果源于决策者的认知水平，其中一个是事实问题，一个是逻辑关系问题。供给侧改革成效存在一些问题，原因有三，一是缺乏对需求侧的针对性；二是改革不能仅关注个别领域商品的供应，更需要关注公共品的匹配度；三是不能轻视市场自身对于供需两侧的调节作用，包括不能忽视国内某些行业的过剩产能问题。毕竟，产能是否过剩是相对于现实的需求市场而言，弥补市场失灵是政府经济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但前提是建立明确的判别市场失灵的标准，并根据失灵的程度决定纠偏的力度，而不可轻易“一噎之故，绝谷不食”。相应地，在加速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中，中国的住房存量能够满足现实市场多少比例的需求？取缔教培行业1000万个高端服务业岗位，能够实现“双减”目标吗？能够鼓励育龄夫妇多生孩子吗？这都需要有准确的判断标准。

在经济学上，最佳的决策要趋近帕累托最优边界。边界之外的资源配置即使是可行的，但不是最优的，因此是低效的。公报中讲“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同样一块楠木，可以作劈柴，可以作家具，也可以雕刻成工艺品，其价值和作用则大有分别。相信一位北大的核物理学博士可以胜任朝阳区城管的岗位，拿到北京户口，进入体制编制，这可能是他自己的最优选择，但对于宏观的国家和社会可能造成人才资源的低效使用。同时，科技创新不同于工农业大生产，可以全国人民一起加油干，而创新是梯次级的，不能搞地毯模式的一哄而上；创新成果的扩散是瀑布式的。因此，对于创新的投入要更加侧重纵向一体化的布局，充分发挥各地在创新链和供应链不同环节的比较优势。针对全国各地争相抢滩“三新”的热潮，公报提出“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恰逢其时。

缺乏实施条件的政策无异于空中楼阁，会招致对政策权威性的反噬。缺乏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单凭良善的主观意志频频出台新政未必能结出理想的硕果。

治理需要最大程度地兼顾各方的利益诉求。“问道于野”是一种常识性的智慧，任何政策在出台之前都要深入了解施政对象的感受和期待。在经济利益面前，个体和组织都将有自己的一本账。顾炎武提出的“合天下之私以成大公”，其核心思想在于，服务于全局利益的政治意志要努力找到与无数个体意志的重合点。改革开放的经验证明，全局性的倡议能否得到积极响应，改革的举措能否得到顺利贯彻执行，取决于其能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满足众多局部以及广大公民个体的实际利益。

经济治理首在主体身份和权利平等。只有平等，才能实现公平竞争。决议在“两个毫不动摇”的基础上提出：“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在确保平等方面，所依据的法规以及解释和执行必须是高度一致的，公正而透明的，因此需要清理那些与之相抵牾的歧视性政策、法规和做法。

依法治国是国家现代化的根本特征

公报提出，“法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必须全面贯彻实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协同推进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改革，健全法律面前公屏购买和公正的保障机制，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要深化立法领域改革，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健全公正执法司法体制机制，完善推进法治社会建设机制，加强涉外法治建设。”“必须完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统筹推进财税、金融等重点领域改革，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下一步需要建立可衡量、可评估的标准，并定期向全民公布在各个方面取得的实际进展。

国民经济治理有两件事：一是增长，二是分配。增长需要效率和活力，分配需要公平。而公平并不意味着平均主义，公报中出现了四处“公平”，两处强调了公平的市场环境，两处强调了社会的公平正义，前者在于促进增长的原则，后者强调劳动成果的分配原则。

完善信用体系是治理体系建设的核心内容。信心来自信任，而信任是相互的。完善的治理并非一路收紧权力，政府要信任基层和个体的自主决策能力。近半个世纪以来，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效，主要源于自上而下的放权和赋权。与之相对应，先富起来的人对自己的财产是否有信心，投资对未来的获利能力是否有信心，消费者对就业和持续的收入来源是否有信心，直接关乎中国经济韧性与发展潜力。改革开放当中所产生的“挤牙膏”“发红包”“急转弯”“急刹车”政策模式不利于建立稳定预期。全会公报提出制度化、法治化，就是要改变政出多门、朝令夕改的现象，约束政策制定者的随意性，同时抑制市场主体的投机性，从而坚定各类利益相关者对政府、法治和政策的信心。

经济善治可以总结为六项基本原则：（1）产权明晰且受到严格保护；（2）各类市场主体，不分国籍与权属，身份和待遇一律平等，政府及其所支配的机构亦鲜能例外；（3）契约自由，进出市场自由，信守承诺；（4）竞争规则公平；（5）法治化的市场规则明确、统一且稳定；（6）政府运用公权依照正当程序集中提供公共服务，守护市场规则，纠正市场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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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要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就要主动去发现矛盾、消解矛盾，创造好的条件，让外部环境有利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和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要把国际上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联系起来，看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美国一直是所谓的“世界老大”，维护着以它为中心的“单极化”国际秩序，这背后是有很强的经济逻辑的。美国市场经济支持下的资本与企业，美元体系和美国控制的国际金融体系，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贸组织和所倡导的华盛顿共识等等，这是一个体系，不是简单靠军事实力或安全条约维护的。经济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经济是服务于政治的。在现实情况下，当它要制裁、要打压、要限制别人的发展时，经济制裁之类的手段是首选。

当前世界处于百年不遇之大变局，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无论是从政治上，还是经济上。从国内看，我们的二十大到现在的三中全会，各项应变战略都很清晰。看国外环境，看英国大选、法国大选和正在展开的美国大选等等，都以各自的方式反映了目前的国际变局，也反映了各自对国际变局的理解以及对策。所以在决定对策时，我们横向和纵向动向都要看清。横向看，就是周边的情况，包括发达经济体的情况；纵向看，就是历史维度，看他们走到今天的历史路径。结合这些，考虑我们的对策。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指导下，具体谋划如何“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如何引领全球治理，如何主动塑造有利外部环境”等等。

国际环境的有利因素

现在国际上存在一个有利因素，一个不利因素。有利因素首先就是政治上有利。不利因素首先是经济上不利。所谓政治上有利是指冷战结束以来，国际上以美国为霸主的多元体系目前正在瓦解。具体看，英国左翼的工党上台，明确它是不认同美国单极逻辑，英国工党提出的愿景是做全球“南方国家的超级大国”、经济发展的领导力量。希望大家都依赖和需要它。其实它就是利用英联邦国家的影响力让自己重新成为世界的一极。法国的左翼和右翼都不认同美国单极化秩序。例如英国的工党，法国左翼的梅朗雄都是同情巴勒斯坦，表示将要承认巴勒斯坦国。这就是多极化世界观的很具体的表现。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各个体系，像金砖国家、上合组织、伊斯兰国家等，正在以不同的方式组合，都不喜欢美国单极体系，希望有一个多极化的世界，包容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政治形态，不同的发展路径和不同的历史解释。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比如对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态度，对俄乌冲突的态度，特别这次乌克兰和平峰会上，这些南方国家的参与和表态，都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来。

最后是美国内部。特朗普、共和党和民粹右翼是倾向孤立主义的，想退回美国本土，他们和冷战时期长大的华盛顿精英不同。他们实际上并不认同单极逻辑，或者说至少不愿意让美国再为单极的世界买单，无论在军事上、经济上还是文化上都是如此。实际上，特朗普的理念就是对拜登所代表的传统美国单极政治秩序的一种挑战。总之，从国际环境看，美国正在相对衰落，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在强调谋求各自的发展，都希望有一个更加多极化的世界。这一趋势对于我们是有利的，因为和我们有共同语言的国家越来越多，我们是多极化秩序里面最为重要的一个力量。

应对国际经贸挑战：出口和海外投资

从经济角度看，不利因素较多，需要我们高度重视。一方面，大家都能看见美国的相对衰弱，但这只是相对的衰弱。因为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在集成电路、在AI体系方面还非常强大，在一些领域还有拉大距离的可能。它有很强的创新能力和技术储备，其产业链上还带着日、韩、荷兰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技术和制造能力，而且这些经济体都是遵从单极秩序的。美国高技术产业还有金融资本的支持，应该说非常强大，甚至在一些领域，还有和中国拉大距离的危险。譬如说，中国创业企业之前在金融和资本方面是非常依赖美国的，美国“断链”对我们就会有影响，我们“独角兽”企业的数量也减少了，创业企业退出困难了。美元资本一撤，对我们创业生态都会有影响。当然，芯片和AI不是全部，我们搞自主研发和产业升级也不是要完全替代进口。

经济问题还涉及方方面面。中国制造业的崛起，意味着美国西方工业的相对衰落。现在我们能看到一个大的方向，就是以中国制造为基础的国产品牌产品出海。和以前的区别是，中国不再简单地以被动加入全球供应链方式参与全球经济，而是中国品牌的国际化、在海外销售。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中国制造已经相对成熟，在工艺、质量、设计、品牌价值方面已经基本达到了国际水平，在成本、性价比方面极具竞争力。在国内可以看到系统性国产替代在发生，国际品牌正逐步被挤出市场；许多企业积极出海，把中国品牌销往全球。这是这些年强调和鼓励高质量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本土制造业具备了为全世界提供高质量生产的能力。

在这一过程中，还伴随着对中国不利的一面，就是我们遇到了反经济全球化的力量，特别是来自发达市场的抵制。本来他们已经存在反全球化反资本的思潮和运动，在中国制造输出、中国产能释放情况下，他们认为我们品牌出海会给他们带来冲击，影响到他们在全球市场的垄断地位，必须遏制中国的发展。

这里就讲大家明显感知的。首先是新能源车。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对汽车市场非常敏感，这是他们极少数还保留的较强大制造业。中国新能源车在国内市场“卷”完之后大规模向欧美输出，当我们大量生产的新能源汽车运到欧洲，给他们是很大的心理冲击，认为是侵占了他们的市场。他们大张旗鼓地宣传，说中国新能源车的竞争优势来自中国的产业政策、补贴和低工资成本，以及忽视环保和工人权益等等，于是他们出台种种反倾销政策。他们给我们的电动车加关税，我们就给欧盟的猪肉加关税。本来我们是希望跟欧洲搞好关系，这样一来等于多了一个冲突议题，双方人员一见面，就争执有关贸易问题、关税问题。

我们是否可能到欧洲去投资设立新能源车的合资公司？共同搞研发，本地制造、本地销售，以此增加当地就业和税收，让欧洲能够分到一杯羹。回想当年我们发展汽车产业走过的路也是这样的，为绕过进口车关税，欢迎外商前来建合资厂，在本地销售，我们从中学到管理和技术，构建供应链体系，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现在欧洲国家希望我们去他们国家合作去。据报道，英国工党声称重新评估和中国的关系，希望经济上要加强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在英国投资，创造就业，带来税收。经济合作的密切也会加强政治上的互信。

再一个是零售，最有特点的就是跨境电商。比如Shein, 还有拼多多的Temu，主要卖服装、日用品、电器等消费品。这和一般的品牌零售店不同，中国厂商很多可以直接触达出口国的消费者。那边的终端消费者和中国制造、中国供应链直接见面，这边掌握了消费者的最新的潮流款式，结合一些大数据、算法等技术，可以马上研发新产品，然后通过物流体系运输、配送到西方国家的消费者手里。国内制造业一方面产能极大，国内需求市场无法完全容纳，竞争激烈，企业利润率有限。另一方面国产品牌在海外已经有竞争力，出海向这些有购买力的发达国家市场发展是重要选择。企业搞跨境投资和供应链转移是“没办法的办法”，可能的话还是希望在本土制造，然后以贸易的方式销售到海外。国家对发展跨境电商很重视，因为这可以创造新的增长点，通过出口、释放国内产能、弥补内需不足，对人民币国际化也有帮助，加强国家间的经济交往也有利于政治交往。最近，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拓展跨境电商出口推进海外仓建设的意见》，指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跨境电商等外贸新业态发展，多次就跨境电商、海外仓等工作做出部署”。很多国有企业、主权基金都参与海外建仓的工作，也就是铺好跨境电商的基础设施，帮助把中国制造“铺”出去。

但问题是欧美怎么看这件事。你中国的产品很好，但你跨境电商的发展冲击了他们的零售商，以及本土品牌产品的制造业和就业，他们的生计和社区就会被消灭。从他们角度来看，这是零和博弈：你中国制造是不是要赢者通吃？这样他们就搞反倾销，加关税，对中国的所谓“不公平贸易”措施进行调查，最后的结果就是小院高墙，把你堵在外面，说你搞倾销，说中国的电商以及整个中国制造，从基础设施到电信网络搭建，都是举国体制和产业政策的结果，而非市场化的结果。

他们千方百计找理由抵制中国制造，背后有着深刻的民众基础，因为他们要保护自己的就业和产业，这关系他们社会稳定的问题。所以他们认为，全球化条件下中国制造的输出会损害他们的利益。故此，他们大造不利于中国的舆论。特别是美国政客善于把所有的问题都推到中国身上，变成反华政治。这仅是欧美日，那么这个问题会不会影响到其他国家？我认为，只要是有产业发展需求的国家（有些国家没啥产业，如一些阿拉伯国家）就会认为你这样的模式，对他们是一种冲击，会伤害他们。

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一开始就是外商直接投资（FDI）驱动，一开始吸引港台企业，然后是日韩欧美企业来投资。最早是来料加工方式，发展外向型经济，然后是技术升级，可以生产更复杂的产品如电器、合资汽车，面向本土消费市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学到了许多，也让投资的外方分享到了收益，形成互惠关系。这是一种双方互利互惠的状态。现在如果我们仅仅单向输出，就会变成一种冲突，双方矛盾加深，减少彼此的信任。

所以，经济和政治的互动并不一定总是良性的，有可能因为经济交往反而削弱了双方政治互信的基础，甚至导致反制的力量，希望摆脱对对方的经济依赖，这就不利于塑造好的外部环境。在目前这个历史时点，是绝对不能低估这个问题的，要提前看到促进国际经济和政治关系良性互动的问题，避免发生冲突。

企业出海必须注意的一些问题

政治和经济相互关系对两者之间的张力和潜在的矛盾要有清醒的认识。二者不是相互孤立的。要结合历史和当下，看横向也要看纵向，把问题把握清楚。

要看到，简单的依靠外贸出口可能不能解决问题，或者仅解决了部分问题，但可能导致另一方面的问题和不利后果，这个后果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严重一些。所以，我们要允许企业出海投资，进行一定的产业转移，在满足当地市场的同时，也照顾当地政府的诉求。就是刚改革开放时外资来华投资的模式，只不过是我们投到国外去。但同时要注意另一方面的问题：产业外移的同时伴随就业与技术外移、税收减少等问题，甚至资本无序外流问题。特别是企业国际化后，对母国的忠诚度，对国家战略的理解和坚持可能会削弱。但如果我们要和各个国家搞好关系，一定不能简单依赖贸易国际化，一定会有资本国际化，这是一个没法绕过去的趋势。

企业出海投资必须守住底线

第一，要防止为满足本土需求的制造业外流，防止国内制造业中空，因为制造业一旦转移出去就很难重建。我们不能走欧美日当年的老路。

第二，要保持住自己的核心技术不能外流，外国也有知识产权盗窃的问题，美国打贸易战中搞的很多措施和机制可以供我们借鉴。

第三，要注意防止资本无序外流。全球化了，怎么保证这些企业对国家、市场、社会、人民的忠诚和投入。它是不是还是国家发展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一个基本的导向问题。

第四，要保证本国民众在企业出海过程中也可以受益，分享全球化带来的好处，让企业更多地回馈祖国。第五，尽量让这些海外投资项目能够和中国的外交战略有所匹配，而不是孤立进行。比如华为到土耳其投资，搞了全球第二大研发中心；阿里在土耳其收购了一个本地电商公司trendyol，非常成功。是否在此基础上加强和土耳其这个地处亚欧要冲的国家的双边关系？又比如英国希望中国企业前去投资，应该就此机缘，加强双边政治交往。政治和经济要联动，政府和民间也得联动。我们走出去不能都搞基建，还得有产业投资，让人家也发展起来，产生可持续的经济效益。

第五，要有底线意识，要居安思危。国际环境复杂，政治经济联动、企业政府联动不容易，变数很多。所以不能简单依赖外贸出口来解决我们的产能过剩问题，根本出路是扩大内需，不能都依靠外国需求。还得靠内需，特别是未来两三年非常重要，所以要增加信心，扩大内需。

（编辑  尚鸣）

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大国博弈更加激烈。面对国内外新挑战和新形势，如何化解国际舆论疑虑，如何回应人民群众对改革发展的期待，真正的、切实的、有效的改革创新是制胜法宝，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绝招。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锚定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总目标，紧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个主题，坚决破除妨碍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着力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和结构性矛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劲动力、提供有力制度保障。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必将极大促进了在全社会形成更加广泛的改革共识，更加明确了改革路径，更加增强了改革动力，更加优化了改革方法，更加锚定了改革重点，必将汇聚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激发全社会创新发展的活力，为中国式现代化赋能更强劲的动力。

“天下之势不盛则衰，天下之治不进则退”。当今世界，国际局势跌宕起伏，发展鸿沟不断拉大。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相互交织的背景下，大力推进制度体制革新，找准改革的突破口，增强改革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提升人民群众改革的获得感，对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具有实质性、关键性的作用。

坚持人民至上，坚持改革发展依靠人民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坚持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做到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

天下之重，莫重于民生；天下之大，莫大于民心。激励人民群众首创精神、激发治理动力与活力，进一步提升治理水平和群众工作能力，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与基层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首先要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发展成果由谁享有的根本问题。

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起，就把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确定为自己的根本宗旨，形成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工作路线。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克服艰险困难，从弱小到强大，正是依靠人民一以贯之的拥护和支持，带领和依靠人民不断由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未来也在人民。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创新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至上等重要观点，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人民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人民观明确了党的根本立场、根本价值、根本观念，关系党的性质宗旨、国家的方向道路、民族的前途命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含的人民观，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民观，谱写了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新篇章。

与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谋之。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我们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成效都不是由自己说了算，必须而且只能由人民来评判。”人民作为历史的创造者，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坚持人民至上，牢固树立人民观念，是坚持党的性质宗旨、坚守党的初心使命的生动体现，是新时代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价值理念。

坚持人民至上，提升改革的含金量，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贯彻好党的群众路线，坚持社会治理为了人民”。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发展为了人民，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注重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让人民群众不断提高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治国有常，利民为本。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继往开来，将继续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强调，“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要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兜住、兜准、兜牢民生底线”。 听民意、解民忧、聚民心、惠民生，要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不裹足不前、铢施两较、该花的钱也不花，也不好高骛远、寅吃卯粮、口惠而实不至。要广泛汇聚民智，最大激发民力，让多元活力竞相迸发，让社会资源充分涌流，人人尽责、人人参与、人人享有、人人都有。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考察时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发展中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补齐民生短板，增进民生福祉，让各族人民实实在在感受到推进共同富裕在行动、在身边。” 坚持人民至上，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要全面落实就业优先政策，把推动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摆在突出位置，完善政策体系，强化培训服务，精准有效实施减负稳岗扩就业各项政策措施，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重点抓好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农民工等群体的就业。要开拓就业渠道，加强对脱贫家庭、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残疾人等困难人员就业兜底帮扶。要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推动参保扩面，加大社会救助、医疗救助、低保和困难家庭保障扶持措施，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促进脱贫县加快发展作为主攻方向，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把制度完善起来，把责任落实下去，尽最大努力防范各类重大安全事故的发生，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奋进新时代，必须坚持在改革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坚持人民至上，坚持问题导向，以有效改革促发展、惠民生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兼顾、系统谋划和整体推进，要正确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战略与策略、守正与创新、效率与公平、活力与秩序、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等一系列重大关系。这六大关系既辩证统一又一脉相承，既着眼长远又脚踏实地，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是我们党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为我们驾驭复杂局面、战胜风险挑战，坚定不移推进革新事业，提供了根本遵循。

当前，我国在推进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方面取得了一系列伟大成就，但一些深层次问题仍然存在，一些突出矛盾亟待解决：

一是地方改革创新的探索积极性正在下降；

二是干部担当作为精神缺乏的现象日趋严重；

三是区域发展差距仍然存在，治理现代化在区域间不平衡不充分矛盾仍然突出；

四是国家治理现代化面临的挑战不断增强，层层压力传导和制度刚性有余，而弹性活力不足；

五是社会利益关系逐步进入内卷化的“存量博弈”时期，调整利益关系牵一发而动全身；

六是国家治理制度叠加堆积、固化僵化倾向明显，运行受阻而成本增高。

面对新挑战、新问题，只有准确认识国家治理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正确把握和处理好国家治理中的复杂关系，找准改革突破口，把握改革关键点，才能使中国改革取得新突破、新进展和新成效。

坚持系统观念，处理好经济和社会、政府和市场、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发展和安全等重大关系，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努力做到老百姓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我们就要抓住什么、推进什么，提升全党改革创新能力，使新时代改革充分体现人民性、实效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今后一个时期，我们要注重善于化解前进中的矛盾和问题，进一步有效推进全面改革创新：

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系统观和辩证法，

二是正确把握并着力处理好以下若干关系：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制度体制与方针政策的关系；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长期目标与近期任务的关系；重点工作与一般要求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整体与局部关系；常态化治理与非常态治理的关系；整齐划一与重点突破的关系；发展为先与治理为要的关系；民主与集中的关系；管治模式与创新导向的关系；秩序规范与活力效率的关系；全面领导与主观能动性的关系；民主与民生的关系；上级压力与下级动力的关系；成本与成效的关系；顶层设计与地方创新的关系；有所为与有所不为的关系；舍与得的关系，等等。

以上改革与治理中二十组关系，折射了当前改革与治理过程中广泛存在的一些中观、微观层面的突出问题和难点痛点。进一步明确和处理好上述问题，有利于理顺国家治理与推进改革的内在逻辑，有利于认清和解决改革发展过程中的现实矛盾，有利于准确把握和科学回答改革和发展的矛盾和问题，有利于有效化解前进中的各种风险和隐患，持续增强治理能力，不断提升国家治理的水平，从而实现国家治理既井然有序，又生机勃勃、活力迸发，实现百姓安居乐业，社会海晏河清，政治清明景和，进而迈向协和万邦、国泰民安的良政善治境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取得重大成就，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蕴含着完善社会治理方式的新要求，主要体现为政治引领、法治保障、德治教化、自治强基、智治支撑，续写了经济长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的中国奇迹。

坚持人民至上，推进改革创新，需要坚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好惠及全体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要做到一切工作都为了实现人民利益而展开，做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广泛集聚发展力量，使发展成为造福人民的发展。要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积极回应人民现实需求，找准做好工作的着力点、切入点，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美好生活期盼。要广泛凝聚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坚守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要走好群众路线，站在群众的角度看问题，学会设身处地换位思考，努力使各项政策举措体现民意、增进民利、赢得民心。要把人民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工作的根本标准，让民生工作经得起群众检验，经得起实践检验和历史检验。

坚持人民至上，共创美好生活。需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要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贯彻到国家发展和社会治理的各个环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生活过得好不好，人民群众最有发言权。要从人民群众普遍关注、反映强烈、反复出现的问题出发，拿出更多改革创新举措，把就业、教育、医疗、社保、住房、养老、食品安全、生态环境、社会治安等问题一个一个解决好，努力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要努力增进民生福祉，提升共建共治共享水平。进一步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努力缩小地区、城乡和收入差距，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逐步健全国家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加快补齐基本公共服务短板，着力增强非基本公共服务弱项，努力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围绕教育、就业创业、社会保险、医疗卫生、社会服务、住房保障、公共文化体育、优抚安置、残疾人服务等，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要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美好愿景。

  坚持人民至上，持续推进改革创新，改革没有终点站，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始终牢记让人民生活幸福这一“国之大者”，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采取针对性更强、覆盖面更大、作用更直接、效果更明显的改革举措，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积极贡献。

（编辑  季节）

    2024年7月20日，中信基金会在京举办学习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座谈会，来自不同领域的十六位专家学者参会，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等议题发言。孔丹理事长主持座谈会，他指出，二十届三中全会公报对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做了概括而全面的表述，《决定》提出“要用钉钉子的精神抓好改革要求的落实”，可以看到中央落实改革的坚定决心，并将有序推进这一重大战略部署的落实。

围绕党的中心任务谋划和部署改革，是党领导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

    卢周来（中信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国家创新研究院战略研究中心教授）指出，党的二十大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党的中心任务，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二十届三中全会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高质量发展、科学的宏观调控和有效的政府治理、教育科技人才、城乡融合发展、对外开放、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和改善民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国家安全、国防军队现代化和坚持党的领导等方面，进一步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保障、重要任务、战略支撑。这一系统的表述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走向现代化的中国方案就是以人民为中心、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自我发展的全新道路。”[1]

市场和政府的关系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

    三中全会公报指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必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化、效益最大化，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更好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动力”；“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孔丹认为，这是十年来我国经济工作实践中总结的更为完整准确的表述，体现了我们思想认识上的重要进展。   

    贾康（中信基金会咨询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认为，我们要承认市场化资源配置机制的基础作用，同时也要承认市场的缺陷或失灵（特别在维护公平正义方面），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不可缺少。同时，中国作为一个追赶的经济体，更要讲追赶赶超战略，资源配置层面上有一个市场决定论和政府作用论的有机结合。

    李玲（中信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中国健康发展中心主任）认为，改革开放45年，初期改革的基本取向是“放活”，极大地激发了微观经济活力，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今天我们更需要综合性的改革，围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形成全面、全局、全方位的合力。

总结历史经验，在探索中不断开拓进取

    李克穆（中信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原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回顾了自己20世纪80年代在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参与研究谋划改革方案的情景。当时老中青研究者经常一起讨论研究，氛围宽松，领导重视听取大家意见，年轻人敢于争论。大家都是为了探索适合国情的改革道路、促使中国走向繁荣富强。1982、1984年在莫干山分别召开了两次改革研讨会，一次是老一辈学者邀请外国学者参与讨论，另一次是年轻学者召集的改革研讨会。1985年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等部门在“巴山轮”召开了中外宏观经济问题研讨会，国内一批知名专家学者和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宾在内的国外著名经济学家参会，提出了不少中肯的建议。

    改革方案的制定和实施是渐进曲折的过程，中国的改革开放道路是在实践中一步步摸索过来的。邓小平南方谈话重在进一步解放思想、推进改革。改革的先行者们开创了中国特色的改革道路，来之不易。今天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仍然要继续探索，不断总结经验，开拓进取。冲破一系列阻力需要勇气和智慧，要敏锐地预判和应对各种不确定因素和变数，在改革中不断寻求和完善中国式现代化路径。

以创新为第一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三中全会公报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高质量发展就是创新作为第一动力的发展。李玲认为，要适应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主动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动态迭代，新一轮改革要在教育、科技、人才领域推动相应的改革，创造有利于人才培养发现和适应激发创新活力的体制机制环境。   

    王郡里（中信基金会咨询委员，原广州军区副参谋长、驻香港部队原副司令员）和鄢一龙（中信基金会研究员，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认为，要追求跃升式的新质生产力，以及伴随着一种新的生产力质态的形成。随着数字化人工智能技术的爆发式发展，我们面临数字化、智能化的革命。这是一个非线性变化的时代，本质是新生产力的革命，是继农业、工业之后的新的产业革命，将可能导致现有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未来的改革更需要高质量发展的导向。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关键是处在各领域方向、决定性岗位的高级干部要有战略自觉性，要老老实实、恭恭敬敬地学。

    李玲认为，培育新质生产力，也包括推进新质生产关系的动态迭代。我们的目的是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的最大化，这与西方单纯强调个人利益最大化和微观效率是完全不同的。

    实事求是，联系群众，解决实际问题

    李克穆指出，改革开放正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例如推动高质量发展面临若干难点，经济社会发展处于矛盾凸显期，意味着改革进入深水区；国际上政治经济紧密交织，地缘政治错综复杂；人工智能的发展与监管呈现出全新的态势。对于这些问题都要做深入的跟踪研究。

    张树华（中信基金会咨询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认为，从国家治理角度看，国内社会利益关系正逐步进入内卷化的“存量博弈”时期，牵一发而动全身。目前政府工作存在一些亟须改进的问题：制度叠加堆积和固化僵化倾向明显，层层压力传导，制度刚性有余、弹性活力不足；基层普遍缺乏担当作为精神和改革创新探索的积极性；区域间发展和治理水平差距仍然存在。这些年各部门的改革文件很多，但实质进展不如人意，形式主义长期存在，影响党风、政风、文风、会风。这些问题不解决，我们的改革也搞不好。

    刘宝成（中信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院长）：社会信心来自相互信任，决策者要信任基层和个体的自主决策能力，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效首先来自对市场主体的放权以及科学的宏观调控。其次，改革政策的制定和出台要建立在深入细致调查和全面论证的基础上，缺乏实施条件的政策反而会损害政策的权威性，频频出台新政未必能结出理想的硕果。企业界反映经济政策的出台常有“挤牙膏、发红包、急转弯、急刹车”现象，不利于建立稳定预期。投资者对未来的获利能力是否有信心，消费者对就业和持续的收入来源是否有信心，关乎中国经济的韧性与发展潜力。

    多位专家指出，目前基础工作中，很多干部以避责为主、以不出事为上。改革的目的是发挥全社会活力，如何处理好“放活”与“管好”的关系，需要深入研究。我们多年来着力解决传统体制下的条块分割现象、以求发挥多方面积极性，但目前还没有走出“放乱收死”的循环。如当前一些地方为解决财政困难搞了一些侵犯企业利益的土政策，失信于民，且为害经济大局。中央制定的改革方案都很好，但往往一个很好的政策执行不下去，或不了了之或走样。如房产税改革。经济发展处于低谷，社会上有一种失落和迷茫感，存在“躺平”心态和“改革综合疲劳症”。

    刘纪鹏（中信基金会资深研究员，中国政法大学原资本金融研究院院长）说，三中全会提到，以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更加注重突出重点和改革实效，要让人民群众获得幸福感。但是目前来看资本市场在这方面上还是比较欠缺。股市是一个很大的风险隐患，普通百姓是带着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进入股市的，但因种种原因，股市多年低位徘徊，2亿股民中很多人的情绪从失望到绝望。

    孔丹谈到，中央部门的权威解读提出“要扎实推动人民群众和企业可感可及的改革”，“要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要完善劳动者工资决定、合理增长、支付保障机制，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有效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这里不仅提出了改进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体制问题，也包括提升居民收入、支持扩大内需问题。居民财产性收入也包括房地产收入和股票、基金及各种理财项目。

    到会专家们建议，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系统观和辩证法，提升全党改革创新能力。切实了解群众的主要关心和期盼，把握改革关键点，抓住真问题和主要问题，重点突破，务求实效，真正让人民群众得到实惠。为有效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必须下大力气坚决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基层作为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的“最后一公里”，更不能被这个“顽瘴痼疾”束缚手脚。要解决好党风、政风、文风、会风问题，精文简政，简政放权。要处理好顶层规划、系统集成和发挥基层首创精神、鼓励大胆实践探索的关系、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既要鼓励基层试错又要审慎评估风险，及时出台规范措施，处理好“发展中规范”和“规范中发展”的关系。要认真研究对各种类型企业落实平等待遇问题，切实营造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

    任何政策出台前都要深入了解施政对象的感受和期待，尽量兼顾各方利益诉求，而不是坐在办公室主观构想理想的图景。三中全会提出加强制度化、法治化，就是要改变政出多门和政策制定随意性的问题，同时抑制市场主体的投机性，从而坚定各类利益相关者对政府、法治和政策的信心。  

    解决好有序扩大对外开放中的具体问题

    李克穆提出，改革离不开对外开放。金融开放要把握好尺度和时机，推进人民币自由兑换需要十分审慎。

    任意（中信基金会资深研究员，中金公司投资银行部董事总经理）认为，国际政治和经济是紧密联系的。我国在国际经贸方面受到发达国家市场的反经济全球化势力的抵制，说我国用非市场化手段搞不公平贸易，认为中国制造输出损害他们的利益（产业安全和就业），制造不利于中国的舆论，并采取制裁、提高关税和反倾销政策。中国企业出海投资，必须守住底线，保护满足本土需求的制造业体系，防止核心技术外流和资本无序外流，最好和国家的外交战略有所呼应。

    陈少波（中信基金会资深研究员，正思香港顾问有限公司总裁，香港特首政策组专家组成员）提出，香港在对外开放中，可协助国家在目前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中，拓展自己的影响力。香港在长期的国际化条件下，形成了多种国际交往网络，包括政府机构网络、各专业协会、工会组织、慈善团体、宗教机构、学术平台、商会和财团等；香港还可以利用自身条件拓展华人同乡社团的跨洋亲情网络，以及强化香港国际传媒中心的优势和潜力。可以统筹考虑运用这些力量，助力大陆化解逆全球化挑战、解决科技卡脖子问题，以及增强我国国际话语权的软实力问题，为中国式现代化伟大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孔丹指出，我们曾专门讨论中信在香港经济重振中如何发挥更大作用的问题。过去香港在推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解决现在香港遇到的困难，要根据香港所需，尽国家所能，通过举国体制优势来帮助香港、反哺香港。我国在进一步改革开放中，香港可以依托它特定的优势，发挥自己的特长。国家所需和香港所能是一个互动的关系。

    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

    王郡里认为，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必须面对来自外部的较量，即美国对我全方位的遏制竞争。三中全会提出的国防军队建设现代化目标任务要求5年完成，有一种紧迫感，斗争即将猛烈到来；外部影响也不可避免地与当前内部矛盾叠加，使经济发展和安全稳定形势越加复杂和严峻。要考虑一个大的战略问题，就是继承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理论的方法，解决好依靠谁、团结谁、争取谁、打击谁的问题。

    王湘穗（中信基金会副秘书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说，三中全会提出，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要统筹好发展与安全，引领全球治理，塑造外部有利环境。我们要努力保持全球总体的安全稳定，以保证发展目标的实现。当前国际斗争形势有一个重要变化：国家间冲突以军事性战争为最高形势，而现在大国间冲突更多表现为混合战争样式，包括科技战、认知战、舆论战、金融战、贸易战和各种制裁等等和军事战争交织的混合战争方式。特别在国家决策层面，对这一点应有高度的认识。我们要致力于构建周边安全共同体，对冲北约的全球性进攻，需要我们投入很多工作。

    王晓泉（中信基金会中俄战略协作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带一路”研究中心秘书长）谈到，面对美国对我国的极力遏制打压，我们应加强与俄罗斯的合作，对冲美国这一战略图谋。中俄在国际政治上有共同的理念和主张，俄罗斯始终保持对我国核心利益的支持（涉疆、涉藏、涉台、涉港等），中俄应该携手共同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发展，中俄两国在经济领域也有广泛的合作空间。

    改革开放推动了中国经济奇迹，未来的发展还要依靠改革

    张树华、王郡里指出，在三中全会胜利闭幕之际，中信改革发展基金会第一时间学习贯彻研讨，非常必要，也非常及时，显示了中信基金会高度的政治敏感力和政治执行力。

    专家们一致认为，改革的本质是要解除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束缚和弊端，要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和阻力。要用“钉钉子精神”推动改革。

    中国改革开放的进展使我们有更充分的信心，就是在基本原理密切联系实际的过程中，我们有希望按照人民美好生活的意愿去进一步认识客观规律，按照中央的战略部署，把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和中国式现代化事业推向前进。

  （编辑  碣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