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新中国成立近70 年来，中国一直在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本着“坚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的办刊宗旨，2014 年，本刊设立了“中国道路”栏目，以期总结中国改革发展实践中的经验，关注并支持有关中国发展道路的学术探讨和研究。

从本期开始，我们新设了“中国学派”栏目，希望能够在理论战线积极促进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中国学派的原创性研究，为社会科学各领域构建中国学派的思想阵地助力。

什么是“中国学派”？为什么要提出“发展中国学派”？在社会科学各领域怎样推进“中国学派”的发展？这是本栏目开篇推出的重要议题，在今后的讨论中将贯穿始终，逐步深化。任何学派的产生和发展都是特定时代伟大实践的产物，是对时代重大问题的思想回应，也是对时代特点的理论概括。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使国家越来越强大，还使很多学者有条件进行广泛的国际交流和比较，从“中国视角”放眼看世界。因而，中国学派的应运而生，带有历史的必然性。

中国学派并不局限于中国学者的贡献，却必定要求对“中国特殊性”有深刻理解。中国学派包含不同的理论流派，包含与国内外各派学者的竞争和相互借鉴，逐渐成长和增强“自信”，破除“他信”，从学术自觉到学术自信，进而到学术自强，深刻把握中华文明不同于其他文明的独特品质，彰显富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独特精神。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历史似乎正按照撒切尔夫人与福山预测的轨迹行进。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整个世界似乎都正转向经济自由主义，转向政治自由主义或西式民主，这是王绍光教授研究国家能力的时代背景。此时，海外有些人鼓吹，为了民主转型，哪怕国家分裂也在所不惜，国内外“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形势，促使王绍光教授将目光聚焦于中国将向何处去、世界将向何处去。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王绍光于1991年2月发表了一篇论文，题为《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民主国家：兼论国家能力与政权形式的区别》，随即，他的论文在海外引起长达数年的争议。有些人强烈反对他的观点，认为一个国家没有实现民主就不能谈国家能力。而王绍光教授的看法恰恰相反，他认为，没有一定的国家能力，民主将难以实现。他曾与耶鲁大学同事、俄罗斯问题专家Yitzhak Brudny等人组织学术会议，专门讨论国家能力与民主转型的关系。1992年初，王绍光随耶鲁大学代表团访问了俄罗斯，在目睹了俄罗斯当时国家的惨状之后，他坚定了自己的看法：国家能力是实现民主的前提条件之一。

为此，王绍光在海外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如1992年2月发表的《你到底要什么：苏联还是中国模式？》1992年3月发表的《短痛、壕堑与惊险的一跳：关于萨克斯的“休克疗法”与“求稳怕乱的新保守思潮”》；1992年8月发表的《“保守”与“保守主义”》等。1993年6月中旬，王绍光和胡鞍钢合作发表了《加强中央在市场经济转型中的主导作用——关于中国国家能力的研究报告》，此报告正式出版时，标题改为《中国国家能力报告》[①]。

上世纪90年代头几年，国家能力与转型的关系一直是王绍光教授的研究重点，几年以后，西方主流学者才认识到国家能力在转型中的重要性。芝加哥大学教授斯蒂芬·霍尔姆斯于1997年在《美国前景》双月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俄国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弱政府如何威胁自由？》。两年后，霍尔姆斯又与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桑斯坦出版了一本书，题为《权利的成本：为什么自由依赖于税收》。当坚持“历史终结论”的福山也开始认识到国家能力的重要性时（以他于2004年出版《国家建设：21世纪的治理与世界秩序》为标志），这种看法在西方主流学界几乎已经成为共识。

在20世纪90年代初研究国家能力时，王绍光教授关注的重点是国家转型的方式，他反对盲目冒进，主张稳扎稳打。到90年代下半叶，他开始质疑转型的方向，分别出版了挑战分权神话的《分权的底限》（计划出版社，1997）；挑战市场神话的《挑战市场神话》（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和《政府与市场》（计划出版社，2000）；挑战公民社会神话的《多元与统一：第三部门国际比较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新世纪之初，王绍光教授与一些学者组成一个松散的国家基本制度建设研究群体，将研究重心集中于内涵更丰富、更全面的“国家基本制度”。以前在谈汲取能力时，他偏重的是财政收入问题，这时，他开始将注意力转向财政支出问题，提出预算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出版了《美国进步时代的启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这个群体前后运作了四、五年，出版了一系列书籍、文章与报告，如《第二次转型：国家制度建设》（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2009年增订版）等等。在他和欧树军合著的《小邦大治：新加坡的国家基本制度建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中，他们还把九大国家基本制度作为新时期中国的区域研究的理论框架。

2005年以后，王绍光教授的研究更加偏向于探索国家转型的方向，既包括国家的经济转型、社会转型的方向，也包括政治转型的方向。关于经济、社会转型，他分别出版了《安邦之道：国家转型的目标与途径》（三联出版社，2007）；《波兰尼<大转型>与中国的大转型》（三联书店，2012年）。他的基本论点是，市场经济只是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手段之一，不能把市场本身变成目的，不能让市场原则渗透到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去。关于政治转型，他出版了《民主四讲》（三联书店，2008年）；《祛魅与超越：反思民主、自由、平等、公民社会》（中信出版社，2009；香港三联书店，2010）；《中国式共识型决策：开门与磨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中国·政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中国·治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以及《中国民主决策模式：以五年规划制定为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此外，他和欧树军合作出版了一本译文集：《选主批判：对当代西方民主的反思》（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并将出版另一本译文集：《超越选主：抽签民主的理论与实践》。他们这项系列工作的基本论点是，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实现民主理念也许可以采取很多种方式，不存在某种唯一正确的方式，选举不是，抽签也不是。推进民主应该多轮驱动，不应该单轮驱动，人们应该释放自己对民主理念实现方式的想象力。

最近，本刊记者就关于“发展中国学派”的问题与王绍光教授进行了深度讨论。

 

发展“中国学派”的五段论

鲁问学：你是如何理解“中国学派”这个问题意识的出现？为什么这几年讨论“中国学派”的领域越来越多？

王绍光：“中国学派”这个提法本身是一种以比较视野、国际视野为出发点的。原本是突出从中国人的角度解释外国的事情，解释跟中国没有什么关系的事情。

中国早就有两个学术领域的研究范畴可以产生“中国学派”，一个是“中国历史”，一个是“中国文学”，但是，因为它们是就中国谈中国，所以这两个领域中从没有人提出“中国学派”的概念。

可能提出“中国学派”的领域，基本都是用国际视野来比较和分析问题。最近二三十年，最早提出“中国学派”这个概念是比较文学领域，因为它要跟其他国家研究比较文学的人进行对话，而不仅仅是研究中国文学。例如动画片领域早就有人在提“中国学派”，因为好莱坞的动画片影响很大，中国的动画片也很有特色，背后就有一整套理论在支撑，所以提出“中国学派”。国际关系领域也在讨论，阎学通、秦亚青等不少学者为此已经论辩了十几年，论争“中国学派”的可能性。这几个领域都是中国学者与国际学界互动和比较研究较多的。

根据中国知网的统计指数，在2005年以前，几乎没有什么文章讨论“中国学派”，2005年以后，随着中外学术领域交流加大，相关讨论开始出现，最近几年讨论“中国学派”的领域越来越多了，管理学、逻辑学等很多学科都在讨论，当然还都没有真正形成气候。但是，从这十几年的趋势来看，可以说讨论“中国学派”的时候到了。

中国人以前相对封闭，从开始“走出去”到与外界接触了三四十年后，对中国的事情了解比较多，对国外的事情了解也比较多了，而跟国外学术界交往比较多的领域往往又不是中国研究领域，大家开始觉得自己有一些有特色的看法，提出“中国学派”好像成了不约而同、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事情。所谓“瓜熟蒂落”，能不能“落”下来还不知道，但是大家眼看着瓜要熟了，于是就希望讨论“中国学派”。

 

鲁问学：“中国学派”是说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分支，还是说一个中国只有一个学派？如何定义“中国学派”？

王绍光：“中国学派”的含义可宽可窄。宽到什么程度呢？宽到把“中国学派”看作一种视角（就是英文的Perspective），一种中国人的视角，一种中国人看问题的视角和观点。作为中国视角的“中国学派”未必成体系，未必有一套自己的概念、理论，但它是中国人自己的看法，这与狭义的、严格的学术流派意义上的“中国学派”（英文表达为School）可能有区别，因为后者往往要求有自己的概念体系和理论体系。

我首先是在这两层含义之间展开讨论。从第二层的严格定义来看，目前大概还没有太多支撑“中国学派”的学术论著。但从第一层的宽泛定义来看，这种论著其实已经很多了，很多人可以用新的视角去看中国、看世界，这些都可以叫做“中国学派”。比如，在心理学中，西方心理学其实是非常本地化的，有一个研究报告指出，西方心理学的测试对象基本都是西方的（Western）、受过良好教育的（Educated），来自工业化社会的（Industrialized）、富裕社会的（Rich）、民主社会的人（Democratic），换言之都是所谓“怪异的人”（WEIRD）。基于如此狭隘样本的西方心理学却提出了大量理论，仿佛这些理论能够适用天下所有的人，但这些人其实是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人里面很小的一部分，可以说完全没有代表性。

有一些中国学者，如清华大学的彭凯平教授、香港中文大学的张妙清教授，他们研究了中国人与西方人心理特征的异同，就可以归入“中国学派”。清华大学的阎学通教授也可以划入“中国学派”，因为他代表了一种中国人的视角，不仅仅是他们自我定位的“清华路径”（Tsinghua Approach），更多还是清华视角（Tsinghua Perspective），甚至有比较强的清华学派（Tsinghua School）成分。但是，成为“清华学派”并不妨碍其也是“中国学派”的一部分。现在国际关系领域还有“上海学派”、“华南学派”等等提法，它们之间肯定有不少差异，但都是中国人的视角，是中国人的学派，都可以称为“中国学派”，也就是说，中国学派是复数的（Chinese schools），不是说一个中国只有一个学派。

 

    鲁问学：中国视角这个说法表达的是某种“学术民族主义”吗，是否必然会追求某种例外论？比如，基辛格的《论中国》中也谈到中国人的视角或者说思考问题、处理问题的方式，他把它称为“中国中心主义”、“中国例外论”，并与“美国中心主义”、“美国例外论”并论。

    王绍光：不一定。认知学者也曾经普遍认为人类的认知机能是一样的，不论是美国人、英国人、亚洲人还是非洲人，人脑及其认知的总体架构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不同的人看到的东西不一样，所以会有不同的看法。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不同文化的人有不同的认知方式。美国心理学家理查德·尼斯贝特写了一本书叫《思维的版图》（The Geography of  Thought），开篇就说自己在和一个中国学生交流时，中国学生告诉他：中国人和美国人的思维方式不一样，美国人考虑问题非常注重细致、精确，而中国人考虑的都是大问题而不是细节。他当时不信，但后来越琢磨越有道理，就开始针对这个问题展开研究，最后就写出了《思想的版图》这本书。他提到的这个学生就是今天的清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彭凯平。2001年，彭凯平跟这位作者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讨论东西方的认知差别。东方的认知是整体性的（Holistic），西方的则是分析性的（Analytical），这篇文章引用率非常之高，大概有4000多次，《思想的版图》就是建立在这类研究基础之上的。

所以这不是某种“学术民族主义”的主张。从认识论角度和认知结构来讲，不同的文化认知本身就不一样。我看中国跟你看中国不一样，和美国自己看美国也不一样，我看你的历史，可能跟你自己看你的历史不一样。因为是我们的认知方式不一样，没有谁优谁劣之分，我不排斥你的认知方式，你也不能排斥我的认知方式。正是认知方式的差异带来了视角的差异，这跟基辛格讲的例外论没什么关系。

 

鲁问学：中国学派是否只有两分，如何理解中国学派的不同含义？

    王绍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视角，不管自觉不自觉。如果一个人有自觉的话，就会清楚自己的视角，不自觉就未必会那么清晰。从在不同文化之下人的不同视角和不同认知方式谈起，我觉得“中国学派”可以分为五个层面，越往上越严格。

第一个层面，中国人有了自己的看法。由于认知方式未必统一，所以在不同文化里面成长起来的人看待同一个事物的看法不一样。

    第二个层面，中国人有了自己独特的看法。中国人与其他国家的人看法不一样，但独特性未必那么清晰，只有向上走一步，才能形成中国人独特的看法。比如很多管理学院都有一整套公共关系课程，公共关系从业者最初认为公共关系可能是普遍的，但逐步发现在美国做公共关系所用的战略并不能适用于别的国家，所以他们对此高度敏感，觉得不同的视角对公共关系的看法不一样，就编了一系列书来讨论亚洲人、东欧人、西欧人、拉丁美洲人、中东人、非洲人、北美人的视角。他们说的视角在双重意义上都是复数（Perspectives），就是说亚洲不一定只有一种看法，但亚洲整体上可能跟拉丁美洲不一样，拉丁美洲又和欧洲不一样。因此，第二个层面说的就是不仅有看法，看法还要有一定独特性。

    第三个层面，中国人开始形成系统化的独特看法。比如吴飞的《自杀与正义：一个中国视角》跟西方大量研究自杀的学术作品就不一样（这本书的英文版就叫“Suicide and Justice: A Chinese Perspective” ）。我刚才讲很多论著说的视角都是复数的（Perspectives），意思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彼此之间未必一样。但是，这本书说的视角是单数的，就是某个人已经在某个问题上有了一整套系统的独特的看法。而在第三个层面说的是一套中国人的成系统的独特看法，可能会发展出一些不同于其他人的基本概念，作为所有分析的基本工具。基础概念的出现当然不是必然的，而是或然的，但如果没有出现独特的概念，就不能说达到了第三层。

    第四个层面，中国人形成了成系统的、独特的、统一的看法。开始是独特的，后来是系统的，现在是统一的，逐渐把对某个小问题的看法变成对某一个领域的看法。吴飞的自杀研究是在社会学领域开始出现的，他针对的是自杀这个领域内的“小问题”，但如果扩大到整个社会学领域，提出一套独特的、成体系的、统一的看法，就可能会走到第四个层面。这一层面除了要有概念，还要有独特的、成系统和统一的理论。比如阎学通等人探索的“清华路径”就是在往这个方向努力。

    第五个也就是最后一个层面，可能就不取决于中国人自己了，这就是独特的、成系统的、统一的、同时又被别人承认的“中国学派”。这主要取决于在对外交往层面是否获得别人的承认。当然别人承认不承认，也许跟学术水平关系不大，反而受很多其他因素的影响。

这就是发展“中国学派”的五段论，现在我们还处在初级阶段，逐渐开始有自己的看法，再往前推进一点点就是有一些独特的看法。当然，某些领域可能已经进入了第三个阶段，某些领域甚至已在试图进入第四个阶段，但总体上来讲，目前还在第一和第二阶段。

 

    鲁问学：亨廷顿在1987年美国政治学学会第83届年会的主席演讲中说，美国的进步主义运动直接推动了现代政治学的诞生，也让美国的政治学者以善好为价值追求。如果说存在政治学的“美国学派”或者国际关系的“美国学派”。如果说“美国学派”的确是以追求某种善好为价值目标，“中国学派”是不是也有自己的价值追求？

    王绍光：应该是有的。比如中国国际关系领域，很多国际关系学者有建立“中国学派”的冲动，阎学通也在其中，虽然他不承认，他们熟悉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但用这套理论来解释中国或者国际事务时却总觉得有点不对劲。无论回看历史，还是放眼现在，亦或展望未来的国际关系，总觉得这套理论大有问题，自然就希望寻求改变。

    中国人希望世界和而不同，这种希望和西方的既有理论可能是不融洽的，于是一些中国学者们便希望能够提出一套东西来促进二者的融洽，赵汀阳等人也在推进这些东西。

亨廷顿讲的是政治学，别的领域有时并不是有冲动去建立一种理论，而是有冲动去解决当下的问题，由此不经意就创造了一套理论。比如经济学的“美国学派”。19世纪的美国政治家、经济学家还有媒体人用一整套经济思想来指导当时的美国经济发展，这套东西就叫“美国学派”，但现在已经没有人提这个“美国学派”了。

 

    鲁问学：这说的是进步运动时代的制度学派吗？

王绍光：比制度学派还要早，而且参与建立“美国学派”的人，不一定都是真正的美国人，比如大家比较熟悉的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1825年，他当时在德国受到迫害，就跑到美国去了，到美国后又跟美国政客和学界的人联系密切，建立了“美国学派”，这套理论其实就是贸易保护主义，增加关税，保护国内幼小工业，这套思想几乎贯穿了整个19世纪，但是现在美国人不承认了。

 

    鲁问学：被遗忘的原因是因为这种“美国学派”的思想跟欧洲的重商主义很像，缺乏独特性？

王绍光：它有独特性。这套思想不仅在美国有影响，后来又影响了德国。李斯特被德国赶出来后到了美国，在美国风生水起之后，他又回到了德国，但德国人不接受他。美国学者说李斯特是“美国学派”的第一代，到第二代、第三代时又返回去影响德国，如林肯总统的经济顾问亨利·凯里的思想影响了俾斯麦。“美国学派”还影响了日本，有人出任天皇的顾问，所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日本也坚持重商主义，坚持保护国内产业。

如果按照我刚才讲的“五段论”，事实上的确有一个“美国学派”，但后来出于种种原因，美国不愿意承认。熊彼特就不承认，认为他们从理论上并未构成一个学派。如果要把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的思想变成一套理论，几乎不可能，但整体而言，这些学者的思想是一套系统的理论。另外，美国后来主打自由贸易旗号，如果再回头讲“美国学派”的话就不太对劲了。所以，反倒是一些中国学者和美国学者在挖掘这段已经被边缘化的历史，最近有本书就是讲李斯特在美国的那段经历。

因此，“美国学派”不被承认，不完全是学术上的原因。以“五段论”而言，我们大概能够做到第四步，至于第五步就不是我们的事了。

 

    鲁问学：假若跳过前面的步骤，先追求第五步，是没有可能性的吧？

王绍光：对，没有前面的铺垫，第五步就没有任何可能性。但是，做到了前四步，别人未必就会承认已经形成了“中国学派”。当然，“学派”这个词并没有严格定义，有人免费送你一个也完全可能，但它真正普遍接受的含义还是指一个独特的、成系统的、统一的、有自己的概念体系和理论体系的学派，要让它被别人承认还是比较难的，最终还是要取决于中国整体实力在国际上的影响，毕竟是“势”比人强。

 

“中国学派”是“开眼看世界”而非固步自封

鲁问学：这其中的一个问题意识是从探寻中国的独特性发展到中国的普遍性，中国在现代化发展过程当中必然会遇到一些普遍的问题，为什么不能够直接采纳西方视角、西方学派既有的观点？

王绍光：不是不可以，而是不可以全盘接受。中国很多问题跟西方可能有相同的地方，西方很多解决问题的方式也许对我们有借鉴作用，所以该拿来的都可以拿来，关键是要把心态调正，分清以谁为主，以我为主还是以别人为主。就好像是有人说特朗普政府制裁哪个国家，这个国家就是活该倒霉，因为你违反了他们说的普遍的什么东西，这是一种看法。

以我为主，就是说不是你要我开放才开放，我本来就是要开放的，以我为主就要摆脱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经常批评的“贾桂式的奴才心态”。毛泽东曾尖锐批评了某些人在外国人面前表现出来的“贾桂精神”。他说：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我们必须克服这种心态，坚持开放的心态，坚持平视的心态，你做得好我就借鉴，你做得不好我就摒弃，这本身没有任何问题。所以，“中国学派”并不是排他的、狭隘的，英国可以有英国学派，美国可以有美国学派，法国可以有法国学派，日本可以有日本学派，我们可以通过对话、交流、取长补短。

 

    鲁问学：“中国学派”和“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主义”、“中国化”、“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等等概念存在何种关联？

王绍光：如果只讨论中国问题的话，可能就没有必要提“中国学派”了。中国历史、中国文学是中国人擅长的领域，有一整套的解释方式，西方人可能根本没有办法比，但这难以构成一个“中国学派”，因为你谈的是你自己的事情。别人可以用美国的“加州学派”来重新解释中国。从外面来看，可以有一个“学派”，但是就中国来谈中国就很难说有个什么样的“中国学派”。

“中国道路”、“中国模式”这类概括，只是中国人自己解释自己，虽然也很重要并且仍然需要继续大量研究，但“中国学派”更多是在国际比较层面，我们在谈别人的问题时，谈人类的普遍问题时，我们自己有没有一套独特的看法，有没有一套理论，有没有一套概念体系，这是非常重要的。

 

    鲁问学：这也可能是中国和世界主要国家普遍面临的问题？

王绍光：对。比如罗马史，西方人已经做了大量的系统研究，相比之下，中国人研究罗马史也许有一个独特优势，那就是罗马帝国跟秦汉帝国差不多是同时代，从“中国学派”视角出发去看罗马帝国，去解释罗马帝国的兴衰，也许能产生比较独特的看法。这不是中国问题，而且跟中国模式没有关系，但是可以有一个“中国学派”来解释罗马史。对于其他方面也是一样，西方有一整套福利政策理论，中国人也可以从我们的角度来看社会福利问题，形成一套自己的看法。要讲“学派”，一定是在比较意义上谈别人的问题、普遍的问题，其中当然也包括我们自己的问题，但也要放在国际比较的视野里面来谈。

 

    鲁问学：这可以和您刚才说的中国学派的“五段论”相契合。

王绍光：有比较，“中国学派”才有意义；不比较，就没有意义。如果只是我们自己谈，我们已经在优势地位上了，那根本没必要让别人掺合，掺合也没有意义。别人谈论的是他们理解中国问题的不同看法，所以才会有“加州学派”之类。

 

    鲁问学：还有经济学、法学上的“芝加哥学派”之类。

王绍光：对。

 

鲁问学：这就是说，“中国学派”并不是仅仅讨论中国的海外的“中国学”或者是中国国内的“中国学”？

王绍光：那绝对不是这样，不是仅仅跟海外的中国研究（China Study）对话，甚至不是跟海外汉学（Sinology）对话，而是跟中国之外的所有视角的对话。动画片跟动画片对话，比较文学跟比较文学对话，还有历史学，世界史也有人开始提出要建立“中国学派”。比较早的是历史地理学。谭其骧等人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创办了《禹贡》杂志，主要是谈中国的解释，讲中国的历史地理，有一套自己的看法。还有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社会学者，费孝通、吴文藻等人也用中国的视角来谈，而且发展了一些中国的概念，他们已经不满足于用西方的概念体系来解释中国，但他们解释的现象还是中国现象，并没有用他们发展的概念体系理论来解释别国。他们做出了巨大贡献，跳出了用西方解释中国的窠臼，但是，他们并没有达到下一步，用自己发展出来的概念体系、理论体系来解释别国的现象、人类普遍的现象。在他们那个时代，历史地理和社会学的学术成就比政治学大得多，他们当时已经可以在美国最好的刊物上发文章。

 

    鲁问学：您认为政治学应该如何构建“中国学派”？

    王绍光：政治学本来就是美国人构建出来的。政治方面的研究早就有，但是政治学（Political Science）基本上是在美国兴起的，后来又传播到其他地方，所以很多政治学的概念、理论本来都是为美国服务的，美国学者专门研究过冷战对政治学的影响，区域研究、现代化理论、理性选择理论基本上都服务于冷战，跟冷战的背景和意识形态的转型都有关系。鉴于这种背景，政治学要建立“中国学派”，首先要认识到，美国主导的当代政治学是非常独特的，不是普遍的，不是像物理学那样可以适用于任何地方的、价值中立的学问。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就不可能发展出中国政治学的“中国学派”。我知道，政治学领域还有很多人坚持政治学是普世的，所以迈出第一步是很难的。只有首先意识到美国的政治学是独特的，有不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真正追求适用于其他地方、适用于全世界的东西。

所以，中国的政治学研究还是要从问题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和理论出发。在从问题出发，发现问题、研究问题之后，再倡导概念体系、理论体系，这样更有助于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我一直不倾向于“闭门造车”的做法，不是去发明一套概念体系，发明一套理论体系，那是不可取的，也很难实现。更重要的是解决政治领域的一些问题，对于这些问题，西方有西方的看法，我们有我们的看法。我们能否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逐渐提出自己的概念体系，哪怕和西方都用同一个词，我们也将在自己的概念体系中对其形成新的定义、新的理解，这才是在政治学领域推进“中国学派”的正确方法。

 

鲁问学：许田波在回应其他学者对其《战争与国家形成：春秋战国与近代欧洲之比较》一书的学术批评时，认为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派”要正视历史，她认为，中国早期的民族国家构建跟西欧的不一样，或者说，在历史进程上中国要更早一些。

王绍光：对，许田波那本书是有一些影响的，这个视角早就有人想做，比如跟我同时出去留学的史天健，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想用春秋战国各诸侯间的关系来重构国际关系理论，但后来他从国际关系转到了比较政治。中国的民族国家跟西方的民族国家构成是不一样的，这早就应该有人指出来了，所以她的研究是有贡献的。

 

    鲁问学：许田波的研究也被认为指出了中国国家建构的特殊性，事实上每一个国家都是特殊的。

王绍光：对，她的回应主要是针对国内的批评，国内有人说她并没有什么贡献，只是借用了外国人的概念体系来谈中国，所以许田波回应时才说构建中国学派要看历史史实。我觉得她还是有贡献的，对于国家建构或者民族建构理论研究来说，她用中国的案例指出，在西方模式之外，还有别的模式。

 

    鲁问学：这就意味着“中国学派”同样需要避免变成狭隘的区域研究或者区域主义。

王绍光：对，“势”很重要。以前我们跟别人接触比较少，中国的问题又比较多，所以我们主要关注中国本身的问题。当时我们觉得自己没有理论，就大量借用外国人的理论来解释中国而不是外国。这种现象从20世纪初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现在。但今天中国对外开放已经这么多年，经济体量也非常之大，许多人走出了国门，很多人不满足于做中国本身的研究，而是去做比较的、跨国的理论工作，这个“势”已经形成，人才储备、知识储备已经比较丰厚。所以，我们要开始了解、理解和解释世界的过去、现在、未来，不仅仅是西方，也包括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

 

    鲁问学：目前是否出现了非洲的中国学派、东南亚研究的中国学派之类提法？

王绍光：对。非洲人自己有自己的看法，但大量非洲研究是被西方人统治的，做非洲研究的中国人也往往没有自己的看法。但是，因为我们可能跟非洲人在某些方面有相同的经历，所以我们看到的可能会和西方不一样，我觉得现在中国人已经到了这个阶段，不仅仅是看中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而还要去看一个更广大的世界，今后可能更是如此。

 

鲁问学：建立中国学派的想法与中国如何跟世界打交道的世界观是否直接相关？

王绍光：对。当然也在于这套独特的、成体系的、统一的概念体系理论体系本身是否严谨，学术上是否能够站得住，论据是否充分，论证逻辑是否严谨。如果本身很粗糙，不管你有多强的希望要把它弄成一个招牌，别人都是很难接受的，不仅外国人不愿意，中国国内人也很难愿意。

 

鲁问学：在解释中国实践以及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上，现在是不是还没有一个独特的、统一的看法？

王绍光：我觉得慢慢会有的，刚出现时可能还会受到批评，外国人不满意，国内人也不一定满意。比如朱苏力的《大国宪制》，虽然是谈中国，但实际是在跟西方学者和全世界对话。什么叫“宪制”，他认为人们对宪法（Constitution）的理解可能太狭隘了。西方人写自己的宪法史往往追溯到很早以前，但那时候其实根本没有宪法。法学界会接受这种研究吗？恐怕也不一定。但是，这个研究做出来之后就不一样了，以前根本没有人往这个方向想，连想都不会想，现在之所以这么想，是因为人有底气了，而有底气很重要。今后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会往这个方向想，会有更多年轻学者跟进，慢慢就形成气候了。

 

鲁问学：中国越走向世界，也就越需要中国视角的区域研究，或者说服务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区域研究。

王绍光：从区域研究来讲，我觉得中国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时候。如果还没有自己的区域研究，可能连国家利益都得不到有效的维护。现在全世界几乎每一个角落都有中国人，甚至有一个武汉人在北极圈里开了一家中国餐馆，在那儿卖热干面，这是“中国的全球化”的自然结果。在以前这是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现在已经是时候了。但是，现在我们不要说对更远的外部世界不了解，对周边国家也不太了解，无论对中亚还是我们相对比较熟悉的日本和韩国，我们是否有深入的研究，是否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也都未必。最近朝鲜半岛一出现危机，很多人的看法是跟着美国走。有些中国人有不同的看法，但也往往不是基于深刻的了解和理性的深入的研究。所以，中国既到时候了，也到坎上了。

 

鲁问学：中国需要一个适应新形势的“列国志”。

王绍光：中国需要了解整个世界，不仅仅是今天的世界，还包括它的历史以及对其未来的预测，这些都是当今中国该做的事情。

 

代际差异与“势”所必然

鲁问学：对“中国学派”的形成来说，文化是不是很重要？是否首先需要中国人对中国文明的自信和自觉逐渐恢复？

王绍光：对。但是，仅有文化恐怕还不够。马克思曾经说过，有些阶级、有些民族“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尽管我们的认知方式并不一样，但当我们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时，往往不敢表达对外部事务的看法，害怕说错，被人耻笑，宁愿附和别人已经表达的看法。所以，迈出第一步其实是最难的。当有一天，我们突然意识到自己的看法是独特的，而且还是可以表达出来的。在整体上，中国是在过去不长的时间里才迈出了这一步，而且我相信还是有很多人不敢迈出这一步。就“势”而言，很多人还是认为世界上只有一种认知方式，自己的认知水平比别人低得多，没有独特性，很多人还没有迈出第一步。

意识到中国与外国的认知方式不一样，运用中国不同的认知方式看世界，形成独特的看法并表达出来，哪怕不成体系，哪怕只是只言片语，这已经是中国学派迈出的第一步。第一步看起来哪怕非常幼稚，歪歪扭扭不太稳定，但迈出第一步就像小孩子蹒跚学步一样，是最关键的，有了第一步，往后会更容易一点。

 

    鲁问学：越往前走，就越需要独立自主的问题意识，后者又需要真正认识西方世界和现代世界知识体系。在这个问题上，您觉得，“势”的代际差异会不会越来越明显？

王绍光：我估计是这样。无论自觉与否，我们这代人在成长过程中会形成两种时代塑造出来的观念，一种是1949至1978年这三十年形成的，在解放后的三十年，人们会觉得中国有一套独立的东西，尽管七八十年代以后成长起来的人说那套语言都是错的，但至少有个基因在那里，就是我们可以有独特的东西。再往后的很多年里，也就是1979年至今，我们又说自己是落后的，以前那些东西带来了巨大损害，现在要拥抱西方、拥抱普世的东西。

比我们稍微年轻一点的人，恐怕前面那个东西少一点，后面的那个东西更多一点，对于中国有没有独特的东西还没有形成坚定的信念，因此也往往会彻底拥抱西方、拥抱普世。但是，再往后的年轻人，一开始也许会拥抱西方，但他们的生活环境已经和之前的两代人不一样了，尤其是现在的“90后”已经没有了当初的那种自卑，他们会用平等的眼光去看世界，这也是当下这代年轻人的优势。

总之，第一代人两种东西都有，中间这一代基本上是仰视，年轻一代人已经是平视了。此时，我觉得更容易出现独特的、不同的看法。看法这个词（Perspective）很有意思，在学术上有三种用法。第一种是指各种不同的看法（比如European Perspectives），无论中国人还是欧洲人，都有各种各样的独特看法，彼此之间未必完全一样，因为不成体系也不统一。第二种是说对某件事情有一个独特的、自洽的欧洲视角（An European Perspective）。第三种用法就是对某件事情有一种独特的、自洽的、成系统的欧洲视角（the European Perspective）。三种看法，大致对应于我们之前说的阶段。我们现在恐怕还是在第一个阶段，即各种各样的看法是独特的，但不成体系，不自洽，这种状况可能要在不同的领域持续很长时间。吴飞的自杀研究是一种中国视角（A Chinese Perspective），阎学通的国际关系研究是一个清华路径（A Tsinghua Approach）、清华视角（A Tsinghua Perspective）；中国人独特的但未必是统一的看法已经星星点点了，下一步就是在更大的范围内形成斑斓纷呈中国视角（Chinese Perspectives），然后再往下一步才是真正形成“中国视角”（the Chinese Perspective）或“中国学派”（The Chinese School）。究竟什么时候走到第三、第四步尚未可知，关键是第一、二步。

 

    鲁问学：美国的影响是否也存在代际差异？

王绍光：有些人已经开始产生冲动，觉得需要跳出以前束缚自己的思想枷锁。这个枷锁是自愿戴上的，因为当时认为美国那些东西很先进，至少是一种时髦的装饰品，现在才意识到它是一套枷锁，但能否摆脱是另一码事。有些东西是潜移默化的，即便你想往东走，你潜意识里面的东西还是在引导你往西走，这种影响还是存在的。但是，一旦有了这种冲动，你就不会再一直往西走，至少有了往东走的可能。所以，即使是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人，也有人开始慢慢在不同程度上走出完全被美国和西方束缚的那套思维模式，进入一个不同的境界，他们能做到什么程度还有待观察。

更年轻的学者也许有更好的机会、更大的可能走出这一步。20世纪的80年代、90年代，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都在大量吸收西方文化，但是，年轻一代的自卑心态可能比老一代少一点，平视的心态可能会多一点，往后走的人这种心态也许会更强一点。所以，越是年轻一代，越可能发展出自己独特的政治学概念体系、理论体系，他们更有潜力。当然，这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时间，不能拔苗助长。必须理解别人是什么，自己才能有独特。不理解别人，自己所有的独特都不独特。因此，首先必须了解其他的国家、其他的学派如何看世界及其原因，才有可能提出自己独特的东西。

 

    鲁问学：了解别人是必要的，同时，了解自己也是必要的，“中国学派”的可能性是否也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我们的历史？

王绍光：对，就了解别人、了解自己来说，有愿望是一码事，而有没有能力跟学术功底有关。要了解中国历史，一定要读很多东西，了解很多东西，还得了解别人怎么看他们的历史，都了解以后，才能够有底气地说，我们可能不一样。比如对罗马帝国，如果不深入研究，你会觉得它和秦汉帝国相差无几，只有通过大量的阅读、深入的了解，才能去排除这种定见。这个定见可能是别人给的，比如西方人给的。你了解他们的看法，但又可以独立地站在更高的层次来看，你马上就会意识到，这两者有相似之处又各有独特之处，这两个大帝国的走向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后续发展。罗马帝国的衰亡，影响了从小亚细亚地区到地中海的非洲部分，一直到整个欧洲，甚至包括俄罗斯，它们后来的发展走势都受到了影响。中国也是一样，既影响中国本身，也影响周边国家的历史进程。要重新解释的话，就需要了解别人如何解释罗马史，如何解释中国史，然后再看能不能提出自己的看法。

 

    鲁问学：理解中国，是否需要自己的方法论？

王绍光：在方法论上，我一贯主张没有最好的方法，只有更适合的方法。概念体系和理论体系更重要。中国学派是否会在逐步构建自己的概念体系、理论体系的同时，构建自己的方法论体系，这可能并不重要。方法可以借鉴别人的，只是当你有特殊的需要，觉得借来的方法不适用，才有必要构建一种新的方法。这个方法也不能一概而论，不同领域也许并不一样，动画片领域与国际关系领域不一样，国际关系领域跟政治学领域不一样，所以方法是次要问题。如果在没有解决概念问题、理论问题时，就着急去找独特的方法，就有点刻舟求剑了。

 

    鲁问学：您特别强调政治与社会历史进程对学术思想和学派构建的影响，美国政治学也直接受其进步时代、大萧条和二战的触动。中国年轻一代也有自己的历史进程体验，这种体验更有利于他们形成平视的心态和视角。做个不恰当的类比，中国今天是不是有点类似一百年前的美国？

王绍光：有可能。因为从美国的崛起过程来看，它以前也是一个很穷的国家。世界上第一个从“低收入”跨入“中低收入”水平的国家是荷兰，约在1827年。美国超过中低收入水平是在1860年，此前的美国也属于“低收入”，相当于今天的非洲国家，也就是今天世界上最穷的国家。1860年的美国并不发达，才刚刚超过贫困线。从1860年算起，美国用了81年（亦即到1941年）才从“中低收入”迈入“中高收入”阶段。19世纪的美国领土扩大了10倍多，人口都扩大了25倍；到1880年前后，美国在经济总量上开始超越英国，但人均收入还是比英国低；20世纪头40年，美国的人均GDP时而高于英国、时而低于英国；直到二次大战全面开打后，美国的人均GDP才持续稳定地超越英国。

在这个意义上，今天中国的经济总量（按国际通行的购买力平价法计算）已超过美国，且发展速度是美国的几倍，但是人均GDP比美国等发达经济体还是低不少。由此可见，崛起不能用年头计算，要用年代计算。在以后几十年，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将用平视的眼光看世界，这将是历史性的大变化！

 

    鲁问学：当时美国的很多年轻学者是从中产阶层出来的，中国的“势”与“中国学派”形成有何关系？

    王绍光：二战以后，美国的人均收入已经超过欧洲很多传统大国的水平，所以美国不仅仅有大萧条的痛苦经历，还有更自豪的平视欧洲的经历，那就是美国的人均收入水平持续稳定地超过了英国。19世纪末的美国有1亿人，他们还没有这个自信。今天，中国经济体量巨大，每年的GDP增量就相当于一个俄罗斯；虽然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还比美国低得多，但我们的体量很大，大概已经有3亿人可能跟美国人生活水平差不太多，这些人很可能就产生平视心态。3亿人也不少了，与美国的总人口差不多；况且，这个群体还会不断扩大。所以，这种能够平视、在全世界有走动经历、对各种世界事务都了解的人已经很多，总量上很大，这批人看世界的方法，就可能跟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六七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人不太一样。

这就是中国的“势”，没有这个“势”，“中国学派”这个概念也许根本没人去想，极少数人提及是不成气候的。有了这个“势”以后，人们就会发现，这个地方有人提，那个地方有人提，虽然不成熟，但都是“势”在背后起作用。形成一股浪潮，形成主导性的思维方式，可能还需要很长时间，但它的出现就跟小孩子迈出第一步一样重要。

 

    鲁问学：我想这个“势”对知识分子、对政治家群体都有影响，也会有代际差异。

王绍光：对，知识分子的学术自觉意识的出现，跟整个中国社会其他群体是同步的。政治家是这样，企业家也是这样，有“平视的自信”的人越来越多了。以前是我们只能“引进来”，只能模仿、山寨西方，现在很多人越来越自信了，我们的技术在很多领域并不比别人差，我们的文化艺术也是这样。所以，这个“势”一旦形成，就可以作用于社会的方方面面。因此，我们在学术界里谈“中国学派”，无非是大“势”的一部分。

 

鲁问学：“势”是一种来自硬实力的软实力吗？

王绍光：我不太同意软实力（Soft Power）这个提法，没有硬实力（Hard Power）就没有软实力，软实力几乎就是硬实力的副产品，并不是产品本身。而“势”是一个大国的体量构成的，哪怕你不想去影响别人，你的一举一动依然会影响别人，你跟某个国家的关系会影响第三国，但这种关系及其影响都只是一个副产品。

 

鲁问学：这个判断比较乐观，如果“势”发生了变化，如果十年二十年以后中国的经济进入下滑期乃至停滞期，“中国学派”的成长是不是也会受到影响？

王绍光：这要看你怎么预测未来走势。在1774-1909年间，美国经济以平均每年3.9%的速度增长，英国的年均增长率是2.2%，美国只比英国高1.7个百分点。但这看似不多的1.7个百分点，如果持续时间足够长，就会造成巨大区别。19世纪开端的美国经济体量比英国小很多，到19世纪结束时，美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英国，之后人均收入也超过英国。所以，如果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速度比世界平均水平要低，比发达国家要低，这个“势”才会发生大的变化，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几乎不存在。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未来可能会往下跌，但在未来的很长时间里，中国的年均增长率都会持续高于美国、高于西方国家。

今天很多人都在讲“中等收入陷阱”，其实他们忘了还有“高收入陷阱”，大量国家其实是在“高收入陷阱”里面走不出来，日本就是典型的例子。瑞士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瑞士的经济增长率都不算高，但因为它的经济发展水平很高，所以大家都不去观察它是否落入了陷阱。所以，你说的那种可能性几乎就是要做最坏的打算，也就是这个国家全乱套了，政治家们发疯了，企业家都不见了，才会出现那种情况。但我认为这种情况是不会出现的。

我的判断是，2025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将跨入高收入门槛，按照现在的汇率计算，达到1.3万美元的水平，这是大概率事件。无论用什么方法计算，这个水平都是一定会达到的。一旦达到这个水平，“势”就更上层楼了。如果中国进入高收入国家经济体，世界格局会发生重大变化，即属于高收入俱乐部的经济体将占世界总人口的40%左右，到那时候中国的国民心态也会发生很大变化。

 

    鲁问学：中国对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会不会变成新形态的帝国？这对“中国学派”的构建有什么影响？

王绍光：帝国是一个被滥用的词，这个词的使用者往往没有给它严格的定义。比如我就不会把罗马帝国和秦汉帝国归为同一类型的“帝国”，实际上它们不是一类的。此外，帝国跟帝国主义也是两码事。在严格定义上，帝国的疆土是连续的，不能说如果我在美国、在菲律宾都有一块地方，我就叫帝国，那是帝国主义或者帝国主义加殖民主义，不是传统意义或者历史学意义上的帝国。你刚才问的问题实际上是，中国会不会变成帝国主义而不是帝国，我的判断是应该不会。

但是，虽然中国人主观上不会有帝国主义的想法，但客观上周边国家还是会感到威胁。前两天我们跟韩国学者做学术交流，有个韩国学者在发言里就表露出这种情绪，韩国觉得跟中国做邻居压力太大，中国咄咄逼人，比如中国批评韩国接受美国的萨德系统驻韩，韩国就觉得中国是帝国主义。中国主观上认为是你威胁我，而不是我威胁你，但韩国觉得是我要保护我自己，这是我自己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主观上中国人不管是政府层面还是社会层面应该不会变成帝国主义，我现在看不到任何人主张这种东西。但客观上因为体量太大，就像一个大象在草丛里走来走去，根本没想侵犯别人，别人也会觉得有阴影、受威胁。

如何消除这种客观的帝国主义印象，这应当是中国未来的发展战略必须考虑和注意的事情。如果用中国的传统概念来讲，中国今后需要在对外关系上“少用力、多造势”。“势必在我，力需慎用”。势必在我，势的形成自然有利于我，这几乎没什么疑问，但是力需慎用，少用力，“势”在我这一边就够了，没必要在任何地方都用力量加强影响。《孙子兵法》对势和力这两个概念分得很清楚，现代国家也应该分清这两个东西。

（编辑  季节）

 

附录：

王绍光，山东荣成人。1954年出生于湖北武汉，1972年至1977年任教武汉市堤角中学，恢复高考后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1982年获北京大学法学士学位，1984年获美国康乃尔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1990年获美国康乃尔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1990年至2000年任教美国耶鲁大学政治系。2000-2017年任教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期间，任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讲座教授，曾任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主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大学服务中心主任、英文学术刊物《The China Review》主编、香港特别行政区策略发展委员会委员，以及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江讲座教授。

2017年至今，王绍光教授任清华大学苏世民学院、公共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国情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截至2018年4月，王绍光教授共出版16本中英文专著、17本中英文合著作品，并在中英文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百余篇。

 

 

 毛泽东说过许多名言，其中很著名的一句是：“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什么是精神

为什么说“人要有一点精神”？所谓精神，如果按马克思的说法，就是社会意识。人生活在自然与世界之中，人能够意识到世界、自身和他人，能够自我反思，而且，还能够通过实践改造自我与世界，而动物就没有这个能力，所以，动物没有精神。

人认识世界、解释世界，这需要理性，而人欲改造世界，则需要意志与热情、信念与想象。黑格尔认为，宗教和艺术比哲学高明，哲学又比科学高明。一个缺乏信念与想象能力的“理性人”，他的认识越客观全面，往往就越无所作为，因为意志让他行动，理性却劝说他必须顾及代价不要行动。鲁迅也曾经自我反思说：看事太细，既多疑虑，往往不能勇往直前——他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黑格尔的著作《精神现象学》是在拿破仑大军打进普鲁士时期写的，完稿于黑格尔逃难的路上。这部书的主题，却是讴歌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运动。拿破仑是“骑在马背上的世界精神”，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大革命开启了世界现代史——这些观点就是黑格尔提出来的。

列宁说，黑格尔的哲学是“革命的代数学”，黑格尔开启的现代性叫革命现代性，他所谓的“精神”，如果说白了——那无非就是指“革命精神”。

马克思批判黑格尔，但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里，却公开宣告自己是黑格尔的学生。

斯诺访问延安，问毛泽东是否读过黑格尔的书，毛回答说当然读过，不过他又说，我自己的书，是中国革命战争经验的总结。

多年之后，路易·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中指出：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是对黑格尔思想的发展，尽管对精神运动的描述，毛的书比黑格尔的著作还要复杂一些。

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毛泽东就是黑格尔所说的“精神哲学家”，是鲁迅所谓的“精神界之战士”。他24岁时，为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一书做了1.2万多字的批注。那时的毛泽东，关注的是认识活动和意志活动，他认为：认识活动和意志活动是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实际上，青年时代的马克思也是这样的“精神哲学家”，马克思曾经是“青年黑格尔派”，而毛泽东也曾经是“青年康德派”，后来的马克思并不是抛弃了黑格尔，而是“颠倒”了黑格尔，他认为：人的社会交往活动、特别是经济交换活动，是认识活动和意志活动的基础，而不是相反。

同样的，后来的毛泽东也不是抛弃了康德、黑格尔，而是“颠倒”了他们。

毛泽东曾经告诫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们说：马克思的书，必须与康德、黑格尔的著作一起读，否则，你们根本就读不懂马克思。

你没读过马克思，如何谈得上反对马克思，你没读懂毛泽东，谈何“非毛化”？

鲁迅还说过，“伟大也要有人懂”。

 

精神不等同于理性和知识

柏拉图在《理想国》里说，精神活动分为四个部分，一部分叫知识，二部分叫理智，三部分叫信念，四部分叫想象。一、二部分合称理性，三、四部分合称意见，后者是前者的动力，后者产生了前者，因此他说：理性是关于实在世界的，意见是关于产生世界的。实在世界与产生世界的关系，就是辩证法。

康德发展了这个说法，他说，纯粹理性是经验的总结，它遵循的是数理逻辑，而实践理性针对的是人类社会，观察人类社会需要辩证法，由此产生的学问便是社会科学。至于判断力，则需要主观的训练与修养，对于非音乐的耳朵，再美的音乐也无济于事。

康德的“三大批判”，划分出人文、社会、自然三大不同学科。

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毛泽东，对于今天的世界有什么意义？

康德的三大批判背后，有一个惊天的预言：离开了实践理性和判断力，纯粹理性片面发展的结果，就是那些掌握了机器的人统治世界，而最终便是机器统治人类。马克思说：机器排斥人类劳动，人发明了机器反而被机器所控制，这叫异化。而劳动者要掌握机器、掌握生产资料，要不被后者所控制，那就只有通过革命——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其实是对康德问题的破解。

马克思所说的革命，当然不仅是指阶级斗争，毛泽东说：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这都是革命，这都需要革命精神。告别疾风暴雨的阶级斗争，不等于告别革命。中国有些知识分子，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就畅言“告别革命”，他们的真实用意是“学术淡入，思想淡出”，他们要告别、排斥的不是“理性”，而是“精神”——是马克思和毛泽东所说的“革命首创精神”。

事实证明：那种没有精神和思想的学术，等于扯淡。今天的某些所谓学者，不过就是打字机和复印机。

康德、黑格尔，他们当然都很理性，但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人只有理性是不够的，因为精神还包括信念、想象，还包括热情、意志。因此，黑格尔比较看不起英国的学问，哲学上的经验主义，经济学的功利主义，政治学的自由主义——他统统看不起。康德、黑格尔以为，如果只有理性而没有精神，人类思想就会“偏科”，自然科学就会离开了人文社会科学去片面发展，理工科思维就会统治世界。

毛泽东青年时代也偏科，但他偏的是人文社会科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那么长的书，竟然被他翻烂了。数学考零蛋，他干脆旷课。

看不起毛泽东的人，说他没读过北大，比较没有知识。但在毛泽东看来，北大人是有那么一点知识，但缺乏的却是精神，是信念、是热情、是想象力。所以，他们充其量是些被知识压垮了的哈姆雷特，不但精神上萎靡不振，而且身体上也萎靡不振。无论在精神还是肉体上，他们不是青年，而是老年。

中共一大代表中，北大学生起码有三位，会议主席张国焘、北京代表刘仁静、湖北代表包惠僧，结果是一位叛党、两位脱党，他们的共同特点是：知识上很强，但相比于知识能力，这三个“学霸”的信念和意志能力就差了那么一点点。

 

认识毛泽东，认识现代中国

仅凭所谓纯粹理性，你不可能认识毛泽东、读懂毛泽东，也不能认识现代中国、读懂现代中国。仅凭经验主义、功利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也不可能解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成事、能成开天辟地之大业。

1921年召开的中共一大，有13位代表。这13个党代表里面，有7个脱党，但是，你不能说，他们当时做出脱党的决定，那不是出于“理性选择”。如果“理性选择”是趋利避害，那么，许多叛徒的选择就是“理性”的。如果“理性选择”就是保存自己，那么，选择在1921年、1927年、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那就是完全不理性的。

1921年7月7日，《共产党》月刊发表了一篇《短言》，算是中共最早的一篇“宣言”。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宣言足够短，只有千把字，但却如电光石火般照亮了中国与世界。其中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是产生了两个新兴帝国主义国家，一个是日本，一个是美国。世界上的新老帝国主义国家为了扩充自己的力量，势必把中国和中国的劳动者当作自己发展的肥料。中国未来的前途，一个是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一个是成为美国的殖民地，而为了避免这样的悲惨结局，中国就不能避免革命。宣言说：中国跟着日本人走没有希望，跟着美国人走也没有希望，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参阅俄国人的路——而这就是结论。

如今一百年就要过去，看看世界和中国走过的路，你不能不承认：中国共产党从创党伊始，就预见了中国和世界的未来，就认识了真理，而且人家用千把字的“短言”，就说清楚了真理。

但是，更要紧的却是：认识真理、说明真理，与践行真理——这期间相隔不啻十万八千里。

中共一大代表中的陈公博、周佛海何其聪明，但他们先选择跟汪精卫，后来又当汉奸，绝非一念之差。而正是他们的聪明和理性，正是他们的“智商”害了他们自己。

陈独秀、李立三、张国焘、王明，哪一位不聪明，哪一位不理性？哪一位不学霸？他们难道一点不明白冒险主义会葬送革命？他们难道丝毫不懂让向忠发、博古领导党，让李德指挥红军这是开玩笑？但是，关键时刻，恰恰是个人权位的“理性考虑”战胜了理想信念。

在一大、二大期间，中共还是一个松散的组织，而中共设立健全的中央领导机构，是从三大始。在中共三大上，毛泽东便当选中央局五人成员——这不是白当的，因为当时中国最大的现代企业是汉冶萍公司，而毛泽东则成功地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协助他的刘少奇，则是毛创办的俄罗斯研究会送到苏俄留学的。

张国焘回忆说，正是在三大上，毛泽东提出了农民革命的道路，这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也是第一次。

毛泽东不仅是思想家，更重要的是实干家。实际上，早在中共四大上，共产国际就有撤换陈独秀总书记的设想，理由就是：陈不是领导国共合作的理想人选。而据郑超麟的回忆，那个时候，最有资格竞争总书记位置的就是毛泽东，因为毛泽东当时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是在国民党中最能干的共产党人，但毛泽东却对国共两党的领导职务弃置不顾。郑超麟说，这恰恰说明，毛泽东的境界，要大大高于其他人。因为在毛泽东看来，他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干，而当官非我所愿。

邓小平负责了八七会议的会务工作，他后来说，在八七会议上，只有毛主席一个人的意见是正确的。但是，毛主席刚开始发言，就被打断了。毛泽东很守纪律，人家不让说话就不做声。八七会议决定，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占领广州，然后中共中央由武汉搬到广州去。南昌起义前，张国焘带着共产国际的指示赶来，要求推迟或者取消起义，为此，谭平山和周恩来一起对张国焘拍了桌子。南昌起义后，谭平山先后被国民党和共产党开除，他是张国焘的北大师弟，也是一个大学霸。而周恩来与张国焘也因此结怨。毛泽东晚年曾经对周恩来说，“说许多空话，不如办一件实事”。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都是伟大的先觉者，他们个个都是人杰。如果说他们都不想当党的领袖，那不是事实。陈独秀、张国焘、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哪一个没有领袖欲？如果说其中有例外，唯一的例外是毛泽东。如果说有一个时期，这个领袖没人想干、也没人能干，那就是在湘江会战之后，是在红军由出发时的8万人减员到3万6千人之后，而毛泽东就是在这个时候——在中国共产党山穷水尽的时候，被硬推出来的，可谓是“奉命于危难之间，受任于败军之际”。

1935年1月8日，政治局会议通过《遵义会议决议》，开头第一句话是：“看了博古同志关于五次围剿总结的报告及周恩来同志的副报告之后，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博古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

这是典型的毛泽东的语气。实际上，《遵义会议决议》基本上就是根据毛泽东在会议上的发言整理的，此前这些道理，毛泽东讲过多次，而毛泽东坚持这些道理，并不是要做党的领袖，恰恰相反，他正是因坚持这些道理而被多次撤职。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只是被选举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两河口会师后，由于张国焘反对周恩来当总政委，而莫斯科派的洛甫、博古、王稼祥又反对张国焘负责军事工作，毛泽东才被一致推举，接替周恩来负责党的军事工作。而毛泽东对此的感慨是：你们这是把我架在火上烤。毛泽东说过，我的理想就是当个教书先生，从来没想过当党的领导人——这句话，是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

只有聪明人才能当官，而毛泽东却不是这样的聪明人，正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毛泽东根本就不是当官的材料。毛泽东之所以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就是因为他不“聪明”。因为认识真理与践行真理不是一回事，前者需要理性，后者则在理性之外，还需要信念与意志。中国革命不仅是认识真理的过程，而且更是践行真理的过程，这个过程是精卫填海、夸父逐日，是愚公移山。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闭幕词中举了中国古代寓言“愚公移山”的例子。愚公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感动了上帝，他就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两座山背走了。

毛泽东说：“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

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这个闭幕词，就是中国人的《圣经》，我以为它比《共产党宣言》一点也不差。

 

新中国的“第一桶金”是打出来的

有人说，毛泽东搞革命还行，但搞建设不行，这些人的理由包括：你不能一上来就搞重工业、军事工业。军事工业高投入低产出，如果不打仗，收益为零，你那么搞很蠢，不符合比较优势理论。

说这种话的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鸦片战争一声炮响，西太后、李鸿章、蒋介石哪个不想优先发展军事工业？他们都想，而且不是假想、是真想，只是都没搞成，反而把自己搞得身败名裂而已。

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梦”是什么？林语堂说：“只是希望国中有小小一片的不打仗、无苛税、换门牌不要钱，人民不必跑到租界便可以安居乐业的干净土。”1949年，中国的货币就是解放区的小米。马克思说，决定经济发展的不是市场，而是资本，这真是一针见血啊。西方的资本是哪儿来的呢？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里的一篇《所谓原始积累》中说，西方的资本，他们的“第一桶金”，都是通过打仗，通过掠夺世界抢来的。新中国的“第一桶金”当然也是打出来的，但与西方列强不同，毛泽东不是选弱国打，而是选世界上最强的美国打。抗美援朝，毛泽东死了儿子，中国死了19万人，打出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发言权。而且，我们更不要忘记还有关键一条——这就是资本一定要对制度说话，而这也是现代世界的“公理”。苏联的贷款当然也是资本，绝不因“社会主义情谊”而改变。于是，赫鲁晓夫方才说，中国搞不了空军、海军，还不如跟苏联一起搞算了。

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当苏联对外援助在一夜之间撤走，导致一切在建工程全面停工，这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意味着什么——她的命运必然是：银行破产、政府垮台、社会动乱。

而这，恰恰是中国在1960年所面对的局面。

但是，我们没有停工，我们没有垮台，在共和国的脚手架上，我们的人民挥汗如雨。我们回答说，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当时的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中这样写到：遵化县的合作化运动中，有一个王国藩合作社，二十三户贫农只有三条驴腿，被人称为“穷棒子社”。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在三年时间内，“从山上取来”了大批的生产资料，使得有些参观的人感动得下泪。“穷棒子社”——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而中国的、人民的现代化，则由此开辟。

什么叫“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什么叫“人民万岁”，什么叫“农民万岁”，什么叫“人是要有点精神的”？

用尼采的话来说，在精神面前，你们张口闭口的理性，不过就是一种市侩哲学而已。

 

世界上最好的关于中国的文章

我以为，世界上最好的关于中国的文章，并不见得就是中国人写的。比如说，关于长城的最好的文章——《当中国修建长城时》，就是捷克人卡夫卡写的。

我们的国歌里有一句：“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而卡夫卡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中国的国歌当然还没诞生。

卡夫卡说：长城是分段修的，每二十人一小组，负责五百米，而那些垒墙的民工，他们起初想的只是一点工钱，他们只想赶紧完成自己负责的那五百米回家抱老婆孩子，对他们来说，修长城这件异想天开的工程根本不会完成，而即使修成了也毫无意义，它根本不能阻挡高度机动性的游牧民族的铁骑。

那些民工们的视野只限于他们的家、他们的村庄和乡镇，由此构成的狭小而具体的社会关系，乃是他们得失忧乐的唯一源泉。由于视野有限，他们的忍耐度是有限的，如果超过了工时，他们要么逃跑，要么就会造反。

而“奇迹”却发生在他们交差回家的路上，史诗般的乐章就此开始。

卡夫卡这样写到：

在他们终于交差回家的路上，在旅途中，他们不时看到一段段竣工的城墙巍峨耸立，路经上司的驻地时，他们得到颁发的勋章，他们耳中听到的是新从内地涌来的筑墙大军的欢呼声，他们眼里看到的是为做手脚架而伐倒的森林，一座座不可逾越的石山被敲成了城砖，在各个圣地，他们还能听到虔诚的人们祈求工程竣工的歌声。

这一切都缓和了他们焦急的心情。他们终于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个微不足道的垒墙者，而是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修筑长城的人”。

“修筑长城的人”所享有的声誉四处传诵，传遍天下。人们听他们讲述修长城时的虔诚敬意，沉默的普通老百姓对长城终将完工的信心，这一切又绷紧了他们的心弦。

在家乡过了一段平静的生活，他们变得更加健壮。于是，这一次，他们像永远怀着希望的孩子一样再次辞别了家乡，这一次，他们胸中再为民族大业尽力的欲望变得无法抑制。这一次，他们还没到时间就从家里出来，而这一次，半个村子的人一直把他们送出好远好远。

在每条路上都能看见一队队人，一面面角旗，一面面彩旗，在大路上，他们仿佛是第一次发现：自己的国家这么辽阔，这么富裕，这么美丽，这么可爱。每个农人都是兄弟，要为他们筑起一道屏障，为此他将用他的一切感激一辈子。

多么协调！多么一致！胸贴着胸，一种民间轮舞，血液不再被禁锢在可怜的体内循环之中，而是在无边无际的中国甜蜜地往复流淌。

其实，数位伟大的西方人曾经被称为、或者自称“中国人”，例如，康德曾被尼采称为“格尼斯堡的中国人”，而在这篇文章里，卡夫卡就自称是“中国人”，但我知道，卡夫卡心中的祖国——中国，却有着今天的人们难以理解的意义。

一个人，并不能因为只是生在中国、长在中国，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中国人”。

实际上，那些只能看到眼前和现在的人，那些为了工钱应付公事的人，便不是卡夫卡所说的“中国人”，因为卡夫卡所说的中国人，其实有一个共同的、也是特殊的名字——修建长城的人。

卡夫卡所说的“中国人”、“修建长城的人”，就是能够从人类整体利益的角度去思考和行动的人，正是从这样的角度出发，他们方才能够为整体、为未来做出巨大的牺牲，并心甘情愿地付出沉重代价。

正是在挥汗如雨的共同劳动和牺牲中，他们发现了历史，发现了自己，发现了“中国”、发现了“中国人”，发现了“精神”。而他们的牺牲与代价，就是这样凝成了“中国”、造成了人类和中国历史、造成了人间奇迹，形成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精神。

 

新中国应该怎样发展经济

毛泽东曾经预言：革命胜利以后，我们的斗争更伟大，道路更艰苦。

在中国革命即将胜利之前，“冷战”就已经开始了，1950年，美国和西方世界，建立了一个西起巴格达、东到日本的新月型包围圈，从南边把中国围起来了。1960年以来，苏联又在中国北方陈兵百万——看看世界地图，很容易认识到：人类历史上、全世界从来没有这样一个新生的国家，被最强大的两个世界霸权及其阵营在四周包围。

中国共产党过去讲“反围剿”，讲的是反蒋介石和日本帝国主义的铁壁合围，但新中国成立之后的那种包围，则是人类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的。

所以，如果说“反围剿”、如果说“突围”，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反围剿”和“突围”，才是更艰苦、更伟大的斗争。

而“站起来”不容易，这只是一个方面。

还有一个问题：新中国刚刚成立，毛泽东说，严峻的经济建设的任务摆在我们面前。

新中国应该怎样发展经济呢？对于今天的经济学家来说，那就是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追求效益最大化，通俗地说，就是“什么赚钱生产什么”，即发展“比较优势”。但真实的历史并不是这样。重工业、军事工业是没有什么效益的，用今天有些人的说法，就是没有“比较优势”。生产核武器，不能用，研制、保存起来很费钱，这是高投资，但没有产出的东西。生产钢，它也不顶饭吃，也不能穿。但是，为什么要生产呢？道理很简单，你没有这个，人家就打你。

毛主席、周总理，他们是不是不懂比较优势，不懂市场呢？绝对不是这样的。建国之后，陈云就提出来，要搞重工业，就必须重视轻工业、农业，因为轻工业、农业产品能赚钱嘛！赚了钱，我们才有积累去搞不赚钱的重工业，这就是“有计划、按比例”，即农、轻、重、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简而言之，用今天人们能够理解的话来说，就是用市场来补计划。

这个问题，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说，“你对发展重工业究竟是真想还是假想，想得厉害一点，还是差一点？……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厉害，那你就要注重农业、轻工业，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些，积累更多些，投到重工业方面的资金将来也会更多些”。

中国与苏联道路的区别，就是尽可能地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基础建设服务。农、轻、重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邓小平后来说，市场是手段，不是目的，社会主义有市场，资本主义有计划，从历史上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这么发展来的。这就是一个历史连续性的问题。

怎么叫“站起来”？总的来说，中国革命胜利之后，新中国建国之后，在帝国主义和敌对势力重重包围之下，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建立了我们国家的现代产业体系，走了我们自己的路，这样才真正站起来了。这个过程，既是一个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当然也是一个突破空前的封锁的过程，必须认识到：这是一个波澜壮阔的突围的过程。

中国突破封锁，是花了很大的代价的，可以说是代价空前。但是，必须看到，美国、苏联封锁我们，他们也花了很大的代价，越南战争把美国的经济和社会都拖到了泥潭里，这样，才有尼克松的访华。他们也是代价空前。

所以，世界上没有天上掉馅饼的事。美国是在经济大危机的时候，才向太平洋的那一边，向中国伸出了和平之手。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主动的，不是被动的。没有包围，哪来的突围？没有代价，哪来的和解？

因为要理解毛主席，就必须理解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理解鸦片战争以来170年，建党以来97年、新中国以来的历史，而且是一以贯之的理解。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的思想和战略部署。

习近平同志说，功成不必在我，他还说，不需人夸颜色好，要留清气满乾坤。他更说，如果不得罪成百上千的腐败分子，就要得罪13亿人民。毛主席也是这样，他为什么要得罪苏联呢？为什么要走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呢？跟着苏联走，不是更安全更省力一些吗？但是，如果是那样，我们的党，就会像苏共那样垮掉，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被瓦解。没有毛主席奠定的那个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就不会有我们后来改革开放的发展。

在一个继往开来的伟大事业中，不仅是接过前人的接力棒，而且更是为后人扫清前进的道路，为开辟新的伟大时代奠定基础，真正理解毛主席，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只有理解了五千年、170年、98年的一以贯之，才能理解我们今天的时代。

伟大也要有人懂，如果不懂历史，那就搞不清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个根本问题。

 

毛泽东留给中国的三个法宝

现在西方世界观察中国的角度需要转变，这个转变是指，人们日益认识到：不了解中国共产党，就不能了解今天的中国，不了解毛泽东，就不能了解中国共产党。而一个时期以来，世界对于中国误解的根源则在于：对于中国共产党98年艰苦卓绝奋斗的忽视，以及对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片面理解。

实际上，毛泽东留给中国、中国共产党乃至世界的，是非常简单的三个法宝。

第一是实事求是。毛泽东在长征路上曾经说过，我们第一要找饭吃，否则肚子不答应；第二要有地方住，否则娃娃没有摇篮；第三跟枪辩论没有用，因为枪能够打死人。实事求是，意味着必须在严峻的危机挑战下活下去、还要争取活得好一点，为了这件头等大事，我们没有时间吵架，不能把时间浪费在毫无意义的争论上。

第二是群众路线。中国共产党要解决中国的问题，不能靠自己的想象，不能靠模仿外国，只能把中国老百姓的意见收集起来，靠大家一起想办法。因此，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工作就是调查研究，它的基本方法就是开会，收集意见，就是大家一起想解决问题的办法，开会不是正襟危坐，而是随时随地，最好是在田间地头、工厂车间、甚至作战的间隙。

第三是独立自主。在毛泽东之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都是大学里的知识分子，他们有许多外国的知识，他们争论的基本上也都是外国的问题，而毛泽东说，正是这些外国知识，使中国共产党人不能用自己的头脑思考自己的问题，不能用自己的脚走自己的路。他还说过，中国知识分子的缺点不在于没有知识，而在于没有自信，在中国人面前，他们以外国人派来的钦差大臣自诩。在那些人眼里，第一等是西方，第二等是他们自己，中国则属于第三等。他们看不起第三等，看不起“第三世界”，他们以知识的等级制的方式，维护着这个世界的不平等，却没有丝毫的反思。

因此，国家要独立，人民要解放，首先是思想要独立，文化要自信，知识要解放。

在中国，我们把这三个如此简单明了的东西，称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正是按照这样的思想，中国共产党走过了98年的艰辛路程。

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并不是人们所说的上帝、救世主，更不是某些人所说的魔鬼。实际上，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就被世界称为“土共”，因为这是一个朴素的党，有着极为朴素而简单的信念和思想。

正是这些“土共”最“土”的东西，而不是别的什么“普世价值”，使我们能够与世界分享苦难辉煌、艰辛光明，毛泽东说过：越是中国的，就越是世界的。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就是这样的人，尽管他们是人并不是神，但是，在共同劳动和斗争中，他们却做出了只有神才能完成的工作，而他们的事业印证了康德所说的话：作为个人，他们是必死的，但是作为“人类”，他们却是不死的。

毛泽东晚年，喜欢一首词，这词是元初蒋捷的《梅花引·荆溪阻雪》：

白鹭问我泊孤舟，是身留？是心留？心若留时，何事锁眉头？风拍小帘灯晕舞，对闲影，冷清清，忆旧游。旧游旧游今在否？花外楼，柳下舟。梦也梦也，梦不到，寒水空流。漠漠黄云，湿透木棉裘。都道无人愁似我，今夜雪，有梅花，似我愁。

从青年时代的“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到晚年的“旧游旧游今在否？花外楼，柳下舟。梦也梦也，梦不到，寒水空流”——这当然不是过去对未来的嘱托，因为是未来对于现在的质疑和批判。

鲁迅说：“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安在？”

 

                                      （编辑  迟晨光）

 

南怀瑾老师诞辰百年之际，回忆多年来与南老师的交往，有着无尽的感念、感怀和感恩。

大食堂

1984年我到香港的光大集团工作，90年代初在香港初次认识了南老师。有一次我应约到南老师家里的“人民公社”大食堂，参加他的聚餐，与他畅谈，从此一发而不可收，跟南老师有了频密的交往，多次聆听他的教诲。

南老师一直以来对我嘉勉有加，说我这个人平生有豪气，遇事沉得住气，勇于任事，敢于担当，做事认真，做不好的事宁可不做，要做一定要做好。

我在我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光大集团和中信集团工作多年。在这过程中，时时都会有很多困惑，遇到很多挑战、很多困难、很多问题。这些疑惑不仅是一些具体的问题，也包括对国家和民族、对人生一些大方向上的思考。

每次见到南老师，都如沐春风。南老师以他精深的学养、博大的胸怀和远大的精神志向感染了我，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使我得到多次的点拨，很受教益。

 “保护费”

1999年1月，我到南老师在香港半山坚尼地道的寓所拜访南老师。握手寒暄后，南老师还给大家递烟、点烟。不知怎么说起太极拳，南老师说，打太极拳就像搞政治，推、拖、拉而已。一起手的作辑，乃“天下第一拳”，意思是说对方：“你什么都对。”

南老师之前一直以为我是山东孔子后裔，问是第几代，我告诉他：我是假“孔”，我家和孔夫子的孔家一点关系也没有。我的祖籍是江西省萍乡市安源的张家湾村，我的父亲孔原的原名为陈开远，曾化名为陈坤元，大家都叫他坤元。江西、湖南一带的发音，“坤元”音似“孔原”，就这么叫成孔原了。南老师听后大笑，并称要收“保护费”。因为多年来，他一直在为孔夫子辩护，一直在为他平反。

南老师极力提倡小朋友背诵。背诵不须都理解，到一定时候会无师自通，一通百通。他戏称，以前老师坐、学生站，现在反过来了，老师站、学生坐，将来老师怕要跪下了。他觉得看书还是线装的好，可捧着看，字又大。南老师说，没有多少人配作父母，很多人就知道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南老师还笑称，毛泽东自己背了很多好东西，自己也作诗，却叫别人不要去背。

南老师说，自信能讲好近百年之历史，既清楚共产党，又清楚国民党，以客观论之，一定精彩。还称历史只有时间、地点、人物是真的，事是假的，小说则反然。

《破阵子》

1999年9月，我与几位朋友去看南老师。晚上11点多，送南老师回到住处时，南老师见我晚上有些焦躁，于是说要给我题一幅字，警醒我不要太急。后来，他断改了辛稼轩那首广为流传的《破阵子》而得句：“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死后名，可怜白发生。” 他断写并改了一字，“身后”改为“死后”，让我除却那种烦恼悲切的心态，为国效力，要发扬那种家国情怀。

 

夹生饭

2011年6月26日下午，我到苏州太湖大学堂拜访南老师，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南老师。

南老师一见面就拥抱我，然后调侃说，“你为什么这么久不来看我？是不是对我有意见？”他说我退下来要心境平和，没有不平之气；退了则少俗务，正好修身学道，不妨小住几日，可以对生命科学方面做一些探索。

谈起有些人过于崇尚西方那一套，南老师笑道：那是对西方的东西没弄懂，中国的东西也没弄懂，弄成了“夹生饭”，就会戴着有色眼镜看问题。近百年来很多事都坏在照搬西方的人手上。

南老师说，推翻满清已百年，明年全世界都会变，关乎体制。南老师还提到，80年代他在美华盛顿曾开讲中国之未来，共43讲，曾预言美之衰败，而不通汉语则会失去更多的机会。美国因华人黑人而繁荣，现在要还账。

饭后，宏忍师教客人打坐，不拘形式，不一定非要盘腿。后再回到饭桌，南老师请宏忍师教念阿弥陀佛，再唱诵，客人及老同学跟唱，氛围气场极佳。南老师总结念佛三昧，凝定功夫，儒释道同，目标都是至善，将来要除去宗教外衣，定了才有智慧。

没想到第二年他老人家就驾鹤西去，跟南老师学道的愿望成了我的终生遗憾。

 

守望者

南老师是中国文化的守望者，践行者，集大成者，传承者，发扬者，光大者！

南老师在1955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著作《禅海蠡测》，书的封底印有一行醒目的文字——“为保卫民族文化而战”。南老师的一生，是为保卫民族文化而战的一生，是为中国文化勤恳耕耘的一生。

南老师一直对中国文化充满自信，这一点大家能够从他的著作和交谈中强烈地感受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在中国文化被摧残得最严重的时候，在中国人民缺乏自信的时候，南老师犹如严冬的梅花，凌寒绽放。

南老师从不夜郎自大，从不泥古不化，而是与时俱进，注重学习西方文化先进的东西，兼收并蓄，始终都是轻松活泼，通达无碍，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不断激活中国传统文化自身的免疫力，赋予中国传统文化蓬勃的生机。

南老师的奋斗、守望，没有白费！几经辗转，从台湾到美国，从美国到香港，从香港到上海，再到太湖大学堂，南老师用他的足迹诠释着中国文化的顽强，诠释着中国文化的活力，诠释着中国文化的复兴，诠释着中国文化的未来。

 

新时代

南老师离开我们的那年，正是十八大召开的那一年。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是中国砥砺前行、在多个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五年，世界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2017年10月召开的十九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南老师多次提到，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我们迎来了长达两百多年的国运昌隆时期。我认为，国运就是历史规律的客观必然性，通过人民和领袖的主观能动性来实现。我们国运昌隆是有扎扎实实依据的，十九大就是国运昌隆的集中体现。

十九大期间，王岐山同志参加湖南省代表团的讨论时指出，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根本上扭转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从严治党不力的状况，真正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校正了党和国家前进的航向”[1]。

我在学习十九大精神时谈过一个观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在长期的实践中产生的。习总书记在今年1月5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实践中得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70年的持续探索中得来的，是在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97年的实践中得来的，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17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得来的，是对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宝贵成果。”[2]他还说，邓小平说过，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他自问自答，那是多少年？1000年。这是何等的历史站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特征是什么呢？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真正的千年大计！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3]，是毛泽东向全世界作出的庄严宣告。“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4]在新时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成为中国共产党为人类作贡献的目标模式。今天，中国共产党人正一代一代地把光荣梦想变为伟大现实。

北宋著名理学家张载留下四句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是儒家和士子的最高理想和追求。

南老师主张，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主义的福利，资本主义的管理，中华文化的精神。

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这不是偶然的。中国共产党的追求所体现的，在一定意义上正是张载的理想，正是南老师的主张，正是古往今来仁人志士的情怀，正是人类美好的愿望，正是中华文化的精神！

我深信，在新时代里，南老师的精神和学问一定能够得以发扬光大！一定能够助力我们中国人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助力中华民族复兴，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感恩这个时代，感恩南老师。

                                               （编辑  杨利红）

 

特朗普政府2017年底至2018年初发布的一系列文件显示，美国已放弃了使中国最终走上西方道路的幻想，将中国视为挑战者和战略竞争对手。在美国调整对华大战略、中国崛起进入关键期、国际体系深刻演变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之下，中美关系正在进入质变期。

为准确研判中美关系走向，“中美战略博弈：表现、根源、影响及对策”研讨会于4月28日在北京举行。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中国前驻欧盟大使丁原洪、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原秘书长丁奎松、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带一路”研究中心秘书长王晓泉、中国社会科学院地区安全研究中心副秘书长任晶晶、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田文林、航天推进技术研究院科研生产计划部副处长柴卫东、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雷少华、国投创新研究部研究员简练、新华社编辑毛伟等学者与会，围绕中美贸易战、中兴事件、朝核问题、台湾问题等中美关系中的热点焦点问题展开深入研讨，取得了丰硕成果。

 

清醒认识中美根本性矛盾

“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是长期以来我国学界对中美关系的一个基本判断。与会学者普遍认为，在中美关系不断演变的新形势下，关于中美关系的这一判断应该被重新审视。合作面收窄、竞争性甚至对抗性因素上升，正在成为中美关系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发展的主要趋势，主要原因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新定位。近几十年，美国对华战略的主基调是通过“接触”把中国逐渐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通过经济自由化使中国实现西方式政治“民主化”。但近些年来，中国崛起的势头超乎预期，美国政界和学界就“对华接触战略是否成功”问题出现了大的辩论。中共十九大以来，“对华接触战略已经彻底失败”成为美国朝野共识。

丁奎松认为，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前助理国务卿坎贝尔近期在美国《外交事务》刊发的《中国重估算：北京是怎样让美国期望落空的》一文，反映了近十年来美国对华政策大辩论的结论性看法。该文提出了三个值得注意的观点：一是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美国对华既用过大棒、也用过胡萝卜，都以失败告终；二是美国政府原来认为中国会通过改革开放走上西方道路，这一判断错了，中国不仅没有跟着美国走，还“另搞一套”，并且已经强大到可以跟美国竞争的程度；三是认为特朗普对华政策的大方向虽然正确，但手法过于片面，把双边经贸关系作为抓手处理中美关系缺乏效率。丁奎松认为，准确研判中美关系走向的前提就是要认清：“美国对华定位的转变是战略性转变，千万不能当成策略转变”。

雷少华介绍了近期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与美国学者、官员与智库代表团交流的情况。美国方面对华的新判断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中国将“输出政治模式”，美国认为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是准备输出中国模式的信号，例如“管控网络”和“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等，这将极大地挑战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自由世界”价值观。第二，美国军方认为中国业已壮大的海军对美太平洋舰队构成巨大挑战，美海军已逐渐失去在南海的优势地位，制衡中国海军的能力将越来越弱；由于缺乏南海周边国家的支持，美国将越来越无力应对中国海军实力的快速增长。第三，中美处于1972年以来关系最坏时期。布鲁金斯学会等智库认为，虽然中美关系经历了天安门事件、轰炸南联盟大使馆、南海撞机等相对困难时期，但是中国当时因力量对比悬殊，“声音虽大，但行动妥协”；现在是“声音大、行动坚决不妥协”的态势。这次中国对美国贸易战的快速而强烈的反制远超美国各界的预期，对美国政界造成了不小震动。

丁原洪认为，对中美关系大势的认识要有历史纵深感，要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视野下看待中美关系。从长远角度看，中美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根本性矛盾，即美国试图永远称霸世界，而中国追求民族复兴、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在这样的逻辑下，出现中美之间摩擦不断的情况无法避免。事实上，在中美关系发展过程中，美国始终抱有把中国视为挑战者加以防备和打压的思路。老布什时期，在苏联颓势已现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就认为，未来为维持其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必须全力防止再出现类似苏联那样的大国或大国集团；中国在当时就已经被美国视为应该防备的对象。美国之所以后来提出对华接触战略，不是出于和平的考虑，而是全面遏制已无法奏效时的策略改变，希望通过接触战略达到“西化”中国的目的。显然，美国现在认为接触战略已经失败，美国不仅没有能够系统地遏制住中国，对中国开放美国市场、容许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允许向中国进行技术转让和促进投资等行为还极大地帮助了中国崛起。曾参与中美建交工作的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奥克森伯格曾说过，中美关系最关键的时刻，将是中国真正崛起时美国是否能容忍。中共十九大让美国意识到，中国崛起已不可改变，所以公开把中国当作战略竞争对手。今后保持中美关系比较平稳的局面不容易，要抛弃过去那种通过双边会晤就能够缓和关系的幻想。

柴卫东也认为，中美关系未来将是全面的、长期的、全域的“掰手腕”关系，不会因一时一事而改变，我们对中美关系一定要摒弃幻想和幻象。所谓“中美国”的提法是一厢情愿。只要中国做个严格守规矩的“好孩子”，美国就会放过中国吗？市场换技术可以拿到我们想要的高端技术吗？诸如此类的问题必须加以澄清。在双方博弈过程中，幻想、幻象会妨碍对对方行为的客观判断，可能有三种情景：不知道、知道而不相信、知道也没办法。而中国目前很多情况属于第二种，即抽象肯定、具体否定，虽然承认美国对华存在威胁，但遇到具体问题仍心存幻想，以为它“不至于对我那么坏吧”，如此只会让我们对美国对华敌对行动缺乏准备、甚至不准备。

 

中美或形成全面竞争态势

与会学者普遍认为，未来美国将在战略、安全、经济、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对中国持续施压，从而实现对华全面遏制，以打断中国的崛起进程。

针对近段时期引起广泛关注的中美贸易摩擦战，雷少华认为，国内关于“特朗普是为了中期选举而发动对华贸易战”的评论是错误的，因为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对华贸易以及阻碍中国发展方面已经达成空前一致。奥巴马时期已经认为中国利用全球化、WTO和美国市场获取了巨大经济利益并推进了科技发展和产业升级，当时民主党的策略是通过建立新的国际贸易体系（TPP和TIPP），将中国与美国主导的世界贸易体系“隔离”。而特朗普政府则认为，这个过程太复杂、太慢，因此通过直接发动对华贸易战，直指“中国制造2025”。民主、共和两党在这一问题上并无分歧。由于对华强硬态度，特朗普在美国的民众支持率持续上升。

雷少华认为，中美贸易战的实质是中美两国产业政策及其实现方式的竞争。中国的产业道路和德国、日本不同，德日重视依托零部件带动产业发展，而中国主要通过整装带动产业发展，其竞争势头正迫使德日企业节节败退。一旦产业集群成熟，中国会通过国有企业迅速推动其升级。美国过于强调靠市场竞争，产业升级速度慢。中美两种不同的产业升级决策和执行模式，导致两国在产业领域高度竞争，二者的冲突无法解决。美、欧、日虽有矛盾，但都属于美国的盟国体系，故美国不必担心产业链是否完整。而中国工业所需中高端零部件目前还依赖美、日、韩和欧洲，随时可能断供，加强上游零部件和元器件升级、建立尽可能完备的产业链体系是必然的选择。当前西方对中国产业升级的势头怀有很深的疑虑，在此形势下，日本和欧洲势必跟美国拴在一起。

“中兴芯片事件”引发了舆论对中美科技竞争的高度关注。学者们认为，这一事件说明，美国在中美博弈中直取命门而来。虽然中国有庞大的制造业，但在芯片、控制系统等核心技术方面和美国还有10年以上的差距。这个迟滞非同一般，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时间、资金、产业政策等，需要一个过程。 “中兴芯片事件”直接针对“中国制造2025”，它的实质是美国力图在尖端科学技术领域遏制中国的追赶速度，所以不是孤立的事件。

以地缘政治冲突为代表的传统国际政治领域的博弈，仍然是中美对抗的主要领域。丁奎松分析美国的“印太战略”，指出这是美国拉拢日、印、澳搞小圈子，打造对冲“一带一路”的战略菱形，构造新的对华遏制圈。但“一带一路”如果争取到印度的支持，不管是在亚欧大陆还是亚非通道，就将基本打通。从全球战略考虑，美国试图通过加速推进“印太战略”，加大对中国的地缘政治压力。

与会学者普遍认为，台湾问题可能成为美国手中的王牌，在极端情况下可能挑起中国开第一枪，进而形成全球舆论压力，进而对中国全面制裁。目前美国跟蔡英文政府很热络，美国国防部亚太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是坚定的亲台派，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踩中国红线不足为奇。而且“台湾牌”已经摆在了美国对华博弈的桌面上，近段时间以来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动作频频。例如，在“台湾旅行法”生效后，美国国务院东亚暨太平洋事务局副助理国务卿黄之瀚就赴台访问，讲了一通“印太战略”以及台美关系。丁原洪认为，美国的确在打“台湾牌”，但并非无所顾忌，它也在不断摸底，测试中国底线。它担心刺激中国真正收复台湾，这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

除了经济、军事等硬实力之外，中美也将在软实力方面展开激烈竞争。毛伟分析了中美在国际话语权方面的博弈。美国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全球战略传播体系。战略传播是美国国防科学委员会2004年提出的概念，以政府为主体推动实行，调用各方资源实现对目标受众的信息传递和施加影响，最终达到“洗脑赢心”的效果。美国战略传播活动由国家安全委员会统领，直接向总统负责，具体分工是：国务院负责公共外交和公共事务，国防部负责心理战、信息战和舆论战的信息运作，广播管理委员会负责媒体传播及网络传播，国际发展署负责对外援助相应的传播活动，很多NGO也参与其中。此外，中情局等17个国家情报机构负责情报搜集。目前中国对战略传播的认识、安排和理论研究还不到位，尚未形成战略传播的整体思维。

任晶晶提出，中美之间的终极对抗是文化对抗。话语权的争夺，意识形态的冲突，反映的是文化层面的战略力量的对冲。中国学术界在引领文化思想建设方面走了不少弯路。从国际问题研究学界来说，应该注意三方面不良倾向：一是唯美国是从，很多概念来自美国，不少国别问题研究专家喜欢拿美国人的说法为依据，当了传声筒还不自知。而美国人正是想通过中国学者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传播或表达美国的声音。二是看任何问题都从“经济决定论”出发。例如关于朝鲜半岛问题，有人认为半岛局势的改变是因为朝鲜内部经济即将崩溃，但实际上金正恩执政以来朝鲜经济有很大起色，即使在1994-1998年的极度困难时期，朝鲜都没有因经济困难而生变，认为现在朝鲜会因为经济而垮掉的观点岂不太天真？近40年来，唯经济决定论成为一些人判断国际形势的根深蒂固的镜像式思维，这种思维方式应该改变。三是被第三方因素所干扰。很多做国际动态研究的学者，细节掌握得很充分全面，但是不看大势、不看战略，在国别或区域研究、特别是具有战略性意义的双边关系研究中，要改变被第三方因素干扰的现象。

 

认真应对中美关系的新变化

在美国政界对华辩论已经结束、民主共和两党以及美国社会对华认识重新定位的新局面下，中国如何确保中国崛起进程不被中美关系所干扰，成为与会学者讨论的核心议题。

第一，增强战略定力和耐力，走自己的路。丁原洪认为，中共十九大让我们对自己的发展道路充满信心，要相信在中美博弈中，时间于我有利。而且在朝核等很多问题上，美国依然需要中国的合作。我们的心里要踏踏实实，“我该怎么走就怎么走，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威胁我，我也不怕，但我也不主动挑事”。

第二，慎重判断中美关系中的特朗普因素。作为非建制派的代表人物，特朗普独特的执政风格对处于转变中的中美关系增添了不确定性因素。未来特朗普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美关系发展，需要认真观察和全面评估。尽管特朗普在国内面临“通俄门”、“招妓丑闻”等一系列麻烦，对民主党、共和党、媒体等各方力量的掌控也显不足。但同时，特朗普通过减税等措施抓经济建设，在美国民众中保持了相当高的支持率；特朗普的后面有军工、金融和能源三大集团的支持。对手民主党内部混乱，缺乏有竞争力人选。不论特朗普是否连任，保持与美国各方面精英的接触十分必要。

第三，大力加强军事力量建设，强化底线思维。没有国家安全的保障，就没有和平发展的可能。历史为我们发展中美关系提供了镜鉴。没有强大的国防力量，再怎么说走和平道路也走不动，别人不让你走。美国对华竞争是全方位的，包括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各方面全面博弈，哪扇门能推开就从哪扇门进。在中美博弈加剧的情况下，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解至关重要。

第四，加速核心技术独立研发，完善自主创新软环境。中兴芯片事件让“造不如买，买不如租”和“被动服从国际分工”的逻辑受到全面质疑，尤其凸显了核心技术独立研发的重要性。柴卫东表示，我们在自主创新方面往往存在幻想，不仅芯片，军舰、飞机、导弹等所有发动机的核心技术都存在不小差距。要掌握核心技术，首先要坚定基本方针，不能过一段时间美国人态度松动，表示可以卖芯片，就再度动摇自主研发芯片的决心。我们已经有不少前车之鉴，很多重大研发项目因为偶发事件的干扰而下马。凡是任何被外国“卡过脖子”的技术，就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自主研发，不怕被诬为“极左”和“冷战思维”，不怕国际制裁与封锁。

简练认为，中兴芯片事件客观上对近年来无序并购海外技术资产和国内风险投资乱象，起到了拨乱反正的作用，有利于将资本引入支持国内高技术行业发展的正轨。美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中，许多华人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有理由对中国庞大的人才库充满信心。只要有合适的创新制度和竞争机制，我们一定会成为自主创新大国。中美未来以竞争关系为主，但并不妨碍我们向美国学习，尤其要积极学习美国在上世纪50、60年代一些成功的科技和产业发展经验。美国由国家招标的高科技项目的竞争机制很值得借鉴。军方设定目标，找五个团队进行竞争，从中筛选出最优的团队。我们过去一般是指定A子目标由A团队负责，B子目标由B团队负责，缺乏竞争的结果往往是A、B团队都垮掉。当前中国已经兴起一大批新兴力量，例如在高端数控机床领域，民营企业大连光洋的崛起势头强劲，要给这样的民营科技企业以公平竞争的机会。军民融合就是要给那些不靠关系而靠硬实力的民营企业以机会。

雷少华认为，为完善自主创新的软环境，改革高校科研的评估体系十分必要。目前高校以SCI为导向的评价体系正在摧毁中国工科制造研发优势。一些名牌工科大学在这一评价和激励机制下，很多不相关的学科（如精密仪器应用）也纷纷转向人工智能，因为这个领域发文容易。结果国家资助的大量科研经费用在发SCI文章上，这种扭曲的评价体系对我国科技和产业发展，贻害无穷。

第五，适度与美国经济脱钩，夯实“一带一路”建设。有学者指出，中国过去的快速发展部分得益于美国市场；中国对美市场过高的依存度将越来越成为美国制裁中国的武器。我们要有步骤、分领域逐渐减轻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度。中美贸易战，凸显了“一带一路”的对冲战略的重要性，也揭示了中国调整国际市场布局的紧迫性。中国急需加速与非发达国家的市场融通。要统一协调“一带一路”建设，避免一窝蜂；要把中国的利益与当地百姓的利益融合在一起，避免走偏而被西方利用作为攻击我的口实。也有学者指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社情复杂，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只靠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力量太薄弱，国家要在多方面提供支持。

第六，尽可能扩大“朋友圈”，减少掣肘因素。与会学者普遍认为，中美竞争不是要搞“新冷战”，中国不会跟着美国搞拉帮结派的集团对抗，但要尽可能扩大“朋友圈”，减少掣肘因素。要加深中俄间的战略协作。要更好地发挥上合组织平台的作用，加强与各国的经济合作，通过经济合作寻求解决地区热点问题的协商机制。美国的盟国体系也并非铁板一块，也有可以做工作的空间。中国可以共建“一带一路”为抓手，积极和印度、日本等国发展关系，努力减少对抗性。也有学者指出，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时代实际上已经结束，当前世界正在进入“班农主义”发挥作用的时代，包括班农本人、意大利的五星运动党、德国的另类选择党，我们都有必要与之建立联系。要尽可能争取中间力量的支持。

                                              （编辑  碣石）

 

1997年7月1日零点，香港会展中心的米字旗缓缓落下，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一场中国人民期待了近百年的政权交接仪式顺利完成。从此，香港迎来了历史发展的新纪元。在香港土生土长、年仅24 岁的我，在此历史时刻，一种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内心也产生了想要更加了解内地，参与到内地经济发展浪潮中去的强烈冲动。在回归后的第二年，我便只身来到内地工作和生活。这么些年过去了，我深刻感受到祖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以及香港发生的变化。

初归内地，实践三大信念

1973年我在香港出生，中学毕业后去了加拿大读大学。那个时候我对金融一无所知，1995年我回到香港，通过管理培训生计划加入汇丰银行总部，开始了我的金融职业生涯。

1997年香港回归，在此历史时刻，年轻的我胸中充满了民族自豪感，想要参与到国家经济发展的大局中去。1998 年10 月，我得到了一个去上海工作的机会。我早就想了解内地，带着对内地的憧憬与热情，只身一人前往上海。

然而，拥有热情只是第一步，融入国家发展的漫漫长路，实力才是支持我走下去的坚实资本。刚到上海，我与大多数香港青年一样，在内地欠缺能力，没有良好的人脉关系，普通话也不行，对内地的工作环境与生活文化更是百般不适应。到上海刚半年，我就遇到了工作上的“重大挑战”，领导要求我为交通银行的400多名员工上一个培训课程，用普通话向他们讲解贸易融资、电子银行的运作等内容。这无疑是对我语言实力的一大考验，那时候我还未能掌握好普通话的聆听与表达，所以在开讲前几个月压力非常大。那年的6月，我度过了这辈子最难熬的生日，一字一句在讲稿上记拼音、学发音，反复练习, 务求在培训当天的演讲是完美的。现在回想起来，这段经历最值得高兴的是，经过几个月的“修炼”，我的普通话不知不觉变得流利，突破了与内地伙伴的沟通障碍。难关、挑战是上天送给每个年轻人的礼物，只要勇敢接受，在困难中砥砺前行，这份挑战就能迫使人突破自己的能力边界，打下一生受用的实力基础。

以上只是我在内地金融之路的开端，接下来的二十多年仍有一个又一个难关等待我去跨越。我本着“勤学、实干、谋新”的信念，克服了重重困难，一直走到现在。我坚信，新一代的香港青年如果同样能够实践这“三大信念”，未来他们一定比我走得更好、更远。

从零开始学，爱“拼”才会赢

在上海工作一年后，也就是我进入汇丰银行的第四个年头，汇丰总部让我主导设立了中国地区的电子银行部。那个时候汇丰在内地的规模远远不及其他大型外资银行，于是我努力与商务部负责人、各跨国企业的首席财务官等联系，搭建了“圆桌会”平台，凝聚广大金融界人士。后来，我们获得参与者的信任，并促成电子银行部和内地四大银行的合作，让汇丰成为了内地管理最好、电子交易额最大的外资银行之一，我也带领团队拿下了那几年几乎所有的行业奖项。

就在这个时候，我对投资银行的业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周围很多人不理解的情况下，我申请调去投行部工作。当时的汇丰投资银行亚太区主管认为我不是做投行出身，缺乏执行的经验，以“香港人在投行里没有价值”为由拒绝了我。我提出降级从商业银行转到投资银行学习，如果两年内没有任何业绩就可以被辞退。在我看来，即使两年之后被辞退，起码我也学习了一些非我所长的东西。

从上海到北京，没有任何背景、人脉和经验的我一切从零开始。头两年非常辛苦，由于我的知识和经验有限，有时候甚至要向一线的分析员询问基本情况。为了兑现我的承诺，我分析了国内一些知名集团的业务，主动向他们提出合适的融资、合并方案，成功与中信、中投、中化工等企业建立了商业联系。2006 年，“两年之约”的期限将至，我为汇丰拿到了第一份首次公开募股的合同，这在当时凭借个人力量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两年后，我成为汇丰投资银行的北京首席代表。

在汇丰，我处理过中国最大的海外收购项目，亦曾与内地四大银行合作过，这些经历为我积累了宝贵的知识、人脉基础。

初生之犊不畏难，现今年轻人就如当年的我，缺乏背景、人脉、业务能力，但只要拥有探求未知领域的热情、魄力和良好的学习能力，就能够迅速融入行业文化，说到底，只要能“拼”，就会有成功的机会。

我觉得，如果青年们因为少了动力与机会，而无法把握中国广阔的机遇，甚至被边缘化，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因此我现在常常鼓励学生跳出框架，积极了解与融入国家，同时提升自己的能力，包括良好的语言能力、做到“接地气”，对内地金融生态、内地投资标准的认知等等，努力把握每一个机遇，才能为未来储够本钱。此时勤奋不怠，他朝成就必定非凡。

认清自身定位，融入国家发展

2010年，再三思忖后，我决定在事业上寻找新的突破，于是在北京成立了自己的投资公司，刚开始做私募股权，投资了上市前的阿里巴巴，后来转型做风险投资，投资领域包括金融科技、游戏电竞、音乐、医疗、O2O等。

这个年代，做投资不是容易的事情，从互联网到“互联网＋”时代，许多行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消费者的需求越来越多元化、个性化，作为投资者，我们永远需要比市场认识更多、想得更远、做得更新，挖掘新消费需求。现在公司的大部分项目都是投资内地的新经济公司，包括新三板上市公司等。

我的投资理念是：投资不仅是找到好的公司，还要帮助这些公司成长为更好的公司。我做投资人和策划者，只希望做全世界最好的“配角”，配合企业家去做，我的定位是告诉企业家如何有效借力资本市场去实现利益最大化，从资本的角度来帮助企业。而对企业自身的经营运作，则给予充分的信任。

我相信，新一代的年轻人不缺创新念头，但要把想法变成现实，需要经过一条崎岖长路。希望香港的年轻人认清自己的定位和长处，眼光放远，将自身的优势融合国家发展大局，才可以闯出一片天。

成立香港金融青年会，培养未来金融领袖

作为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在内地从事金融业，无论是我自己当年转入投行时遭到拒绝，还是身边朋友的故事，都让我陷入思考：我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不只是我个人的问题，而是这一代香港年轻的金融从业者都将面临的问题。

回归后的这二十一年，内地经济的发展，金融体系的不断壮大，都给香港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除了两地在文化上需要交流融合以外，在香港一直引以为傲的金融业发展上，双方的融合也至关重要，特别是港人对新的经济形势和发展趋势，需要有更加深刻和清醒的认识。以前做IPO（首次公开募股），十个人坐在一起，可能八个是香港人，但如今，可能只有两个是香港人，其余都是内地人，或者是新加坡人、韩国人。当年香港人英文基础不错，更了解美元金融体系和西方文化，所以在美元金融时代可以形成自己独特的优势。如今时代变了，香港在金融领域逐渐被边缘化的现象越来越明显。我们背后的祖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金融体系，慢慢取代了原先香港的部分融资功能。在经济建设、产业发展方面，祖国的发展亦是一跃千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多个产业迅速攀上国际水平的巅峰，例如科技、通信、医疗等产品已在海外落地，使“中国标准”成为“国际标准”。因此，现今对内地市场和人民币金融的了解，成为金融人才新的竞争优势。香港年轻人倘若不去主动了解内地的文化，融入内地社会，就无法在这个人民币金融越来越占主导的金融市场中保持竞争力。

基于自己的真实经历，为了帮助那些和我一样希望融入内地的香港年轻人，我在2013 年成立了香港金融青年会，旨在帮助香港年轻人及早认识人民币金融，并让香港金融从业人员加深对人民币金融体系的了解，提升竞争力，融入国家发展。未来10年，香港金融青年会可为2000名青年提供实习机会，实习结束后采取导师制，跟进学生的学习及就业需求，打造香港金融界“一条龙”模式的人才培训链。

创办香港金融青年会的初衷，是希望帮助更多香港年轻人突破自己，更顺利地融入内地。长远而言，我希望能够改变香港新一代青年的就业和生活文化，使他们更勇于拥抱改变，把握机遇，积极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让年轻人能够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为祖国的金融事业、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实习交流薪火相传，青年强则国家强

自2015 年起，举办实习计划和导师计划，金融青年会至今已安排逾200 名有志于金融业发展的香港大学生在北京和上海的知名金融机构实习，如中投公司、中信集团、丝路基金、国开金融、蚂蚁金服等，并邀请两地金融业精英担任学生的职业导师。今年，金融青年会进一步将实习城市拓展到深圳，推出以“金融科技”为主题的实习计划。2017年的“金融青年汇”北京实习计划中，来自香港的同学们不但收获了在北京最顶尖金融机构实习七周的宝贵机会，还在周末时参观了亚投行、新三板以及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新经济”企业，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央“一带一路”倡议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参加实习计划的香港同学对内地的了解日益增进，也慢慢意识到融入内地和人民币金融的重要性。

2017年10 月，我们还在国家行政学院举办了第一届“未来金融领袖培训班”，帮助香港金融业精英进一步认识人民币金融。我们希望学生在成才后也能成为新一代导师，薪火相传，教学相长，将每年看似独立的计划变成有生命力的生态体系，并不断提升整个生态体系的竞争力。回归21 年来，香港得到了很多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遇到了种种挑战。“天下者，青年之天下也”，一个地方青年人的思考和选择，将决定这个地方未来发展的命运。我相信，未来会有更多像我一样的年轻人来到内地生活和发展事业。香港青年融入国家后，将会重新找到自己的定位，利用自身丰富的国际视野，帮助内地的产业迈向国际化；同时，他们也需要正视自己的不足，从内地青年身上学习创新技术与知识，取长补短，方可在国家高速发展的路上站稳阵脚，贡献力量。

                                        （编辑  宋斌斌）

 

 

内容提要：企业传播是一个交叉学科，包含公共关系学、广告学、市场营销学、传播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视角。随着企业实践的发展，这些研究视角与分析框架难以满足当前以塑造企业声誉为主要目标的需求。新时代的中国企业可以从全球维度、社会维度、精神维度来思考企业传播的方向。围绕企业声誉塑造需求，本文提出三个原则，以实现全方位、持续性、专业化的企业声誉塑造。

关键词：企业传播；企业声誉；企业形象

 

中国经济正在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将品牌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给新时代的中国企业发展提出更高要求。伟大的企业都经历过从小企业到大企业的发展过程。作为伟大企业，企业形象与企业声誉对企业至关重要，企业传播能力也成为企业竞争的战略能力。国际上对企业传播的研究经过半了个多世纪，包含了工具说、过程说、职能说、战略说等认识。[①] 相对国际领先经验，中国的企业传播理论与实践发展相对落后，主要问题在于企业传播的理论研究和分析工具框架没有有效建立起来。

企业传播研究的多视角

企业传播处于公共关系学、广告学、市场营销学、企业管理学、组织传播学等多学科交叉的领域，相关研究的学科定位是综合性的，因而在研究上更加突出问题导向，也就是说，基于企业传播现象，要综合使用各个学科的研究方法与研究理论。

企业传播研究最早出现在广告与公共关系范畴内。广告是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桥梁，公关则进一步扩大了企业传播的范围，深入到企业的营销、危机管理等方面。公共关系传播学派认为，企业传播应当是运用有说服力的传播手段去影响企业内部员工和外部公众。[②] 桑德拉·奥利弗在《企业传播原则、方法与战略》一书中说，引用“企业传播”是为了表达在后现代和后技术时代发生在企业组织内部和外部的传播、公关、公共事务、管理以及媒体研究中的范式转换。[③] 这表明企业传播开始逐渐超越公共关系领域。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企业传播是指企业内部成员之间或企业与外界组织的信息交流行为，侧重传播渠道和传播效果的研究。从企业管理的角度来看，企业传播是指通过对信息的有效管理来提升企业的效率，侧重对传播行为的管理。从市场营销学角度考察，企业传播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企业营销目标，整合营销传播（Integrated Marketing Communications）正是这一视角的代表性理论。

公共关系理论、整合营销传播理论、“5W”模式及企业形象识别系统（CIS）等是目前常用的企业传播分析框架。对于企业传播战略目标的分析多结合公共关系理论，注重分析企业传播的特点和策略，以实现维护企业公共关系的目标。对于企业传播管理的分析则基于整合营销传播的分析框架，有学者提出“营销传播管理者”的概念[④] ，是企业内部集经营管理、营销和传播为一体的新职位，以营销传播管理者为纽带构建企业传播体系，整合企业内外部资源，最终实现营销目标。对于企业传播实践的研究多参照传播学领域拉斯韦尔的“5W”模式进行分析，将企业大众传播划分为传播者、传播内容、媒介选择、受众和效果反馈五个环节[⑤]，针对不同环节研究企业传播的策略、效果等。还有部分研究引入企业形象识别系统，分析企业形象（CI）方面的具体策略。

 

新时代中国企业传播的认识维度

新时代的中国企业正以更大范围、更高层次融入全球化进程，而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企业更是发挥着主力军作用。在国际竞争与合作中，中国企业存在明显的“软实力与硬实力不匹配、贡献度与美誉度不匹配”[⑥] 问题。从实际情况看，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中普遍存在“只做不说”、“多做少说”的情况，尽管中国企业提供了优秀的产品和服务，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但这些行为却没有得到有效传播。我们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调研表明，中国企业的形象与声誉与美国、日本等企业相比还有较大差距。

从三个维度来看中国企业传播的方向

从新时代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角度来看，可从全球维度、社会维度、精神维度来思考中国企业传播的方向。

从全球维度看，在新一轮全球化中中国企业将发挥重要作用。目前，中国企业在全球竞争方面已经取得相当成绩，在《财富》杂志发布的2017年世界500强榜单中，中国企业占据115家，仅次于美国的132家，遥遥领先其它国家。然而，在该杂志发布的“全球最受赞誉公司排行榜”中，中国企业却无一上榜。声誉与企业业绩不相匹配，成为全球维度认识中国企业发展的重要挑战。对照新时代中国日益走入世界舞台中央、引领新一轮全球化发展的目标，分析国际优秀企业业绩与声誉并重的经验，中国企业全球形象建设应设定两大目标：一是成为优秀的国家形象代言人，二是成为优秀的全球企业公民。[⑦]

从社会维度上看，中国企业面临着建设“社会企业”的迫切要求。企业是社会的建构者，仅追求商业和利润的企业不会被社会长期接纳，只有将社会责任作为愿景，企业才能实现有机的可持续发展。这样就要求企业具有商业性和社会性的双重属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认为，社会企业是指可以产生公共利益的私人活动，以达成特定的经济或社会目标，且有助于解决社会排斥及失业问题，而非以利润极大化为主要追求。[⑧]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企业理念，是基于企业发展阶段提出的判断。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做社会企业，是更具本质意义、政治意义的企业属性。事实上，中国的国有企业始终承担了经济责任、政治责任与社会责任三大责任。在技术进步与企业发展日益活跃的当代中国，企业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日益显著与深刻，就更需要全社会的企业都能树立社会企业的发展理念，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协助解决社会问题。

从精神维度上看，中国企业不仅仅是创造物质财富的主体，更应成为创造精神财富的主体。伟大的企业都具有伟大的企业文化与企业精神，企业文化与企业精神作为企业重要的精神财富，营造员工凝聚力，同时塑造社会影响力。用价值观创造并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企业理论的新趋势。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杨斌教授提出了“人文红利”的概念，重视人心的力量、人文的力量，重视信仰、愿景、人性等人文精神也可以从精神力量转化为物质力量。[⑨]

 

中国企业传播实践与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

中国企业传播的实践与理论发展经过了三个重要阶段。第一阶段是信息传播阶段，企业传播以信息沟通为主要目标，采取单向的信息发布，对于负面问题进行被动应对；第二阶段是形象构建阶段，企业传播以形象构建为主要目标，重视与公众的双向互动，主动进行危机传播管理；第三阶段是声誉管理阶段，企业传播以声誉塑造为主要目标，强调企业价值观的凝练与传播，基于价值观进行利益相关方的多向沟通，做好社会关系管理与企业形象构建。目前，中国企业特别是大企业的传播正处在向声誉管理阶段迈进的时期，关键是提升以企业价值认同为核心目标的战略传播能力。对于中国企业来说，不但要“大而强”，还要“大而美”，不但要有好业绩，还要有好行为与好声音。

 

企业传播研究新工具：基于企业声誉的3S分析框架

企业传播作为一个交叉学科，长久以来一直借用其他学科的分析框架。随着企业实践的发展，这些研究框架已经无法满足当前以企业声誉塑造为主要目标的企业传播行为的分析需求。围绕企业声誉塑造需求，我们提出企业传播的3S（Strategy- System- Skill）分析框架，并基于此框架提出企业声誉管理的三个原则：战略上主动，体系上健全，手段上专业。从战略目标到体系建设，再到手段分析，企业传播的3S分析模型从宏观到微观，全面覆盖企业传播领域的研究问题，同时符合企业传播实践的发展逻辑。

 

  图1 企业传播的3S分析模型

战略（Strategy）：企业传播的目标分析

传播战略是企业传播的目标和方向。英国学者桑德拉·奥利弗提出，传播战略在理论和实践层面要进行四元控制，即向着核心价值、要规避的风险、不确定的战略因素和关键履行标准等方面进一步发展。[⑩]企业的传播战略是对企业战略的传播，源于对企业愿景、发展阶段与社会环境的把握。通过企业传播，实现企业内部运行的稳定与外部环境的健康。在企业声誉塑造过程中，企业传播从关注“品牌-顾客”关系以实现中短期的盈利目标，向着关注“形象/声誉-公众/社会”关系发展，以实现中长期的声誉塑造目标。

企业传播的战略目标包含短期、中期、长期的目标：短期，提高企业品牌认知度（acknowledge），为业绩增长创造动力；中期，提高企业形象认可度（accept），为新业务发展创造条件；长期而言，提高企业声誉认同度（approve），为企业持续发展创造良好外部环境。品牌目标是基于商业维度的，形象目标是基于社会维度的，声誉目标是基于价值维度的。企业传播战略的最终目标是构建长时期内良好且稳定的企业声誉。

从战略上分析企业传播行为，不仅要关注企业传播的目标，还要关注企业传播战略在企业中的位置。换言之，好的企业传播战略是企业战略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而不是企业战略的支撑与补充。对企业战略传播能力来说，首要要体现企业传播的战略性地位，根本目标是企业声誉的持续性提升。

从战略上分析企业传播行为，以企业声誉塑造为核心着眼点，以企业占据舆论制高点、理论制高点和道德制高点为着力点。舆论制高点强调企业要主动发声、持续发声，理论制高点强调将企业发展、企业模式、企业精神等理论化，道德制高点强调企业实现情感性、人格化的传播，讲述企业故事。对企业战略传播来说，重点是建构企业的社会公民形象。

对于企业声誉的分析，可以从经营业绩、创新能力、社会责任、战略传播四个维度进行评价，经营业绩包括产品与服务质量、财务表现、管理水平、人才吸引力；创新能力包括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社会责任包括合规经营、环境保护、社区融入、社会公益；战略传播包括品牌传播、形象公关、危机管理。[11]这四个维度是研究者基于企业调研、参考国际评价体系得出的分析框架。

    体系（System）：企业传播的机构、机制、渠道分析

传播体系是实现企业传播战略的保障，也是推动企业传播行为实施的基础。从体系上分析企业传播行为，重点在机构设置、工作机制、渠道建设等方面。

机构设置是企业传播体系建立的组织基础。企业传播在不同企业的受重视程度不同，企业传播机构作为非业务部门，在不同企业的角色、定位和职能也存在很大不同。可以以“中心-外围”特征来分析企业传播机构的设置情况。居于中心位置的传播机构体现了企业传播在企业中的战略性地位，而居于外围位置的传播机构体现了企业传播在企业中的支撑或补充地位。同时，传播机构负责人在企业内部的位阶也体现了企业传播的地位，较高位阶的传播机构负责人体现了企业传播的较高地位。

工作机制是企业传播有效运转的制度保障。企业传播的工作机制主要包括：信息发布机制、舆情处置机制、对外合作机制、队伍培训机制等。信息发布机制的分析重点是企业信息传播的准确性、长期性、有效性，让企业成为舆论场中关于自己信息的第一信源。舆情处置机制的分析重点是企业危机应对中的速度、态度和可信度，能够形成有效的舆情监测、研判、处置流程。对外合作机制的分析重点是企业传播部门与社会各界沟通合作的广泛性与多样性，包括企业与政府部门、专家学者、媒体、公关公司等的合作程度。

传播渠道是企业传播体系运行的具体载体。常见的企业传播渠道主要包括人际传播（如企业内部的会议、学习及成员间的非正式传播等），组织传播（如企业内的报刊、广播、电视台和网站等），大众传播（如公开发行的报刊、广播、电视台和新闻网站等），社交媒体传播（如企业自媒体、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平台），其他传播渠道（形象代言活动、公益活动、企业开放活动等）。企业传播渠道建设应紧跟媒介技术趋势及公众行为习惯，广交朋友、广搭平台、广发声音。

    手段（Skill）：企业传播的效果分析

传播手段体现了传播的技能与技巧，重点是企业传播的专业性和实效性，能否适应媒介化时代的传播特征，利用创意传播的内容与形式将企业信息有效地传播给公众。

社交媒体时代的到来，提高了对企业传播手段的专业化要求。移动化、碎片化、视觉化的传播行为，要求企业传播的内容更加具有吸引力、趣味性、人情味。企业传播的手段，不仅要关注企业传播的覆盖面，更要关注到达率，还要关注接受度。专业化的企业传播手段要实现传播内容人性化、人性内容故事化、故事传播视觉化。

在社交媒体时代，企业自身也成为媒体，企业自媒体的建设成为评价企业传播手段的重要内容。通过企业自建的微博、微信公号、新闻网站等传播平台，可以提升企业传播的自主化与高效性程度。

企业传播手段受媒介技术发展的影响很大，企业运用“三微一端”、AR、VR、AI等新技术手段，对企业传播内容进行创意包装，可以形成丰富多样的企业传播手段。充分采用新的媒介技术，也成为分析企业传播手段的重要内容。

在完全依靠传播媒介进行的线上企业传播活动之外，还有许多企业传播活动结合了线上传播与线下活动，体现在各类公益传播、社区传播、企业开放日活动等形式上，对这类活动的分析也是企业传播手段分析中的内容。

企业传播的3S分析框架综合了传播学、企业管理学、市场营销学多学科视角，紧密结合了当前企业传播的实践，可以成为当前企业传播分析的有效工具。更重要的是，这一分析框架既可以对企业传播活动进行分析，也可以指导企业传播活动创新，实现全方位、持续性、专业化的企业声誉塑造。

                                          （编辑  杨利红）

 

食品药品安全是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的重要民生问题，也一直是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2017 年末舆论哗然的“方舟子普洱茶致癌事件”，以及2018 年初遭到舆论围猎的“鸿茅药酒事件”是近期食药领域发生的较为典型的舆情事件。

 

食药领域的主要矛盾

2013年到2017年间，有关食品药品安全的热点事件一直占据舆论场的风口浪尖，频频引发舆论爆点，蝴蝶效应显著。如2016年3月爆出的“山东非法疫苗案”，山东警方破获案值5.7亿元的“非法疫苗案”，疫苗未经严格冷链存储即运输销往24个省市；2014年7月发生的“上海福喜过期肉事件”，上海电视台爆出麦当劳、肯德基等知名洋快餐连锁店的肉类供应商——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存在使用大量过期变质肉类原料行为；以及2016年年初，引起社会恐慌的“媒体报道僵尸肉事件”。起因是某主流媒体网站发表了一篇题为《走私“僵尸肉”窜上餐桌，谁之过？》的文章，指出一些走私冻肉“肉龄”长达三四十年，这个舆情随后演变为真假新闻信源之辩。

这里要提及2017年末引起舆论广泛关注的“方舟子普洱茶致癌事件”。方舟子在《科学世界》杂志2017年第7期发表了一篇题为《喝茶能防癌还是致癌？》的文章，在网络上引发了一场持续两个月之久的舆论口水战。再比如，近期引起舆论场哗然的“鸿茅药酒事件”，广州医生谭秦东因在网上发布题为《中国神酒“鸿茅药酒”，来自天堂的毒药》一文被跨省抓捕，舆情持续发酵成为对“鸿茅药酒”的网络声讨。在食品药品领域，面临的主要矛盾即为人民日益增长的健康需要与食品药品的安全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直接通过食药舆情得以外化。

 

食药舆情的传播规律

食品药品话题在近五年内，整体舆情热度持续高位水平，部分食品药品话题成为了舆论场的高风险议题，并且间歇性地引发舆论爆点。表现在：

第一、部分话题成为“顽疾”，尤其是涉及婴幼儿这个最为敏感的群体、面向更广泛大众的食品药品安全问题，以及疑难杂症的相关话题。例如，“山东毒疫苗案”引发的对疫苗问题的关切、“史上最严”奶粉新政引发对婴幼儿奶粉的关注、方舟子“普洱茶致癌论”引发对防癌致癌问题的大范围讨论。这些议题不仅关系国计民生，而且关联政治生态。

第二、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事件不断、话题多焦点，议题复杂纷乱。表现在一个事件带出一个话题，再产生各式各样的议题；事件本身复杂，既穿插了违法案件，也涉及食品药品安全事件，甚至关系到行业利益和企业利益。例如，2017年9月曝出的天津独流镇调料造假事件，其焦点除了造假商品本身，还有多年来独流镇形成规模化链条式的造假行为。这种造假行为涉及到行业内的恶性竞争、资本利益的裹挟等复杂因素，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已经超过了产品安全的范围。

第三、舆论场乱象丛生。舆论商战、有偿新闻等现象时有发生，为博取眼球，不负责任的“标题党”报道甚嚣尘上，常常在文章中出现“毒奶粉”“毒疫苗”“僵尸肉”等主观定性的标题描述，而报道内容却往往缺乏基本的科学逻辑，夸大问题的严重性，给民众带来心理恐慌，导致“疫苗”“奶粉”“肉类”等相关话题长期陷入被“污名化”的境地，难以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

第四、关于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改革，舆论场一直未形成坚定而一致的主流声音，各方利益博弈有加剧趋势。在食药领域，相关政策的出台需要主流媒体传播和解读，但这些专业性的政策解读并没有实现有效的传播效应，公众对相关的政策、监管方的操作并不知情。现在无论哪种形式的食药问题一出现，即使是企业及个人出现的问题，最终舆论都将归咎于政府部门，从而引发民众对党和政府的不信任、不理解。

一些企业、媒体乃至别有用心的网络大V等，利用广大消费者脆弱的信心，在一些相对专业的问题上刻意做文章。这些打着“揭露真相”旗号的文章不但不利于解决食品行业存在的质量安全问题，反而无限制地增加民众对食品药品安全问题的“夸张想象空间”。这些舆论口水战混淆视听，加剧社会恐慌情绪，一些问题被无限放大，对整个食品药品行业的发展乃至我国食品药品出口产生严重的冲击和影响。

社交媒体为主要发酵地

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自媒体社交平台成为网民们发声的主阵地，微博、微信、贴吧等一系列社交、服务类客户端的兴起和蓬勃发展，改变了传统媒体单向传播的模式，取而代之的新媒体平台的意见多元化、舆论多元化、多阵营格局慢慢形成并趋渐成熟。

社交媒体有两个特点值得特别关注，第一，匿名化的社交媒体发布的匿名信息难以分辨曝光人背后的意图，增加舆情的不可控性和风险性。第二，社交媒体重塑权威性。在传统媒体时代，是传统媒体赋予信息源的权威性；而在新媒体时代，社交媒体的权威性来源于“粉丝经济”的赋权，搏眼球、比颜值、比出位等手段成为“权威”产出的主要逻辑。因而，食品药品领域的话语权未必能够掌握在那些真正的专业领域权威人士手中。

在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一系列食品药品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代表行业、企业利益的自媒体开始发声，声音日趋多元化，而某些大V和意见领袖在集结一定体量的粉丝群体之后，便在舆论场上占据一席之地。典型如方舟子在微博平台上集结起660多万的粉丝量，在普洱茶致癌事件中，微博成为其发声的主要舆论阵地，辅之以微信公众号“方舟子”很快主导了这个话题的舆论场，主流声音似乎就只能去推翻和验证方舟子的观点，而不能有力地主导舆论的发展走向。

风险不确定性强，蝴蝶效应显著

第一，从行业上来看，食品药品的个案问题容易引发全行业的风险。分析过往食药舆情事件不难看出，此类舆情往往从一个企业的个案扩大到全行业的普遍危机。例如 “鸿茅药酒”事件中，媒体和民众从对事件本身的追踪很快扩展到对“药酒”的疗效及安全、“非处方药的进驻标准”等行业话题的讨论。再比如2016年 “上海假冒雅培婴幼儿奶粉事件”中，从刚开始对犯罪分子的谴责推升至对奶粉市场的讨论。

第二，从地域上来看，食品药品的安全问题很容易从某地扩展到全国，甚至从国外扩散到国内。典型如 2017年8月“海底捞后厨现老鼠”事件，事件爆发于北京，随后经由互联网的传播，很快成为全国各地的关注焦点。“麦当劳冰激凌机发霉”等事件，则是从美国扩散到国内的典型舆情事件。

泛意识形态化趋势明显

近几年对民生问题的炒作，使食品药品成为舆情的头号热点，并且多次上升到体制机制问题，社会信任危机加剧。对此类舆情的炒作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政治化倾向明显，提出超越发展阶段的不切合实际的利益诉求，进而将个案归结为“体制问题”；第二，抓住政府治理的薄弱环节反复炒作，食品药品安全与人们的生存需求密切关联，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引发社会不安情绪。例如，山东非法经营疫苗案中，有媒体以“这是在杀人”的标题迅速引爆舆论场，地方政府部门仓促回应中的不当措辞，经媒体断章取义报道后引发民众强烈的抵触情绪。对于民众来讲，最关注的莫过于疫苗的流向，是否涉及到自身的安全。而当得知，非法经营的疫苗主要流入农村地区，无形中又牵引出城乡食品药品的安全治理和水平差异问题，引发阶层固化的讨论。这种议题设置的不断转换，形成了舆情信息叠加、持续发酵的效应。

 

食药舆情的话语逻辑

食药舆情在传播上形成了一套语法逻辑和话语修辞，表现在话语范式化和由此带来的对社会阶层以及意识形态的隐性投射。在2017年7月的“方舟子普洱茶致癌事件”以及2018年初的“鸿茅药酒事件”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叙事范式化

“方舟子普洱茶致癌”事件的舆情走势呈现出波浪式特征，舆情发展过程大抵分为以下几个发展期：

（1）酝酿期：9月1日-9月5日，舆情处于酝酿期，“普洱茶致癌”的议题再度引发舆论热议。沉寂近两个月的《喝茶能防癌还是致癌？》一文成为茶业界微信公众号热议的对象，“普洱茶是否致癌”又一次成为舆论场关注的焦点。5日，方舟子在其新浪微博上转发此文，舆情正式开始发酵。

（2）爆发期：9月6日-8日，新闻媒体开始介入“普洱茶是否致癌”的话题讨论，媒体的关注度推高舆情走势。

（3）高潮期：9月9日-22日，连续出现4次舆情波峰，舆情在此时间段到达高潮。期间，云南普洱茶界的专家，陈君石和陈宗懋两位院士，云南省卫计委、昆明市食药监局等相关部门，以及云南农大等学术机构，与方舟子掀起“此起彼伏”的舆论战，推动舆情不断发展。

（4）回落期：9月23日-10月13日，方舟子发表《全面反驳为普洱茶站台的“专家”们》，列出一系列“证据”逐个反击专家的观点。10月13日，昆明市食药监局部门和云南农大先后再次公布“未检出黄曲霉毒素”的实验结果，方舟子依然在微博遥相回应，但舆情热度逐渐下降，争论渐渐平息。

根据对方舟子“普洱茶是否致癌”这一舆情的整体监测，其中有两次“10万+”现象非常值得关注，一次是8月1日，方舟子在其个人微信公众号上发表《喝茶能防癌还是致癌》一文，阅读量达到10万+；另一次是9月26日，方舟子在其个人微信公众号上发表《全面反驳为普洱茶站台的“专家”们》一文，阅读量达到10万+。从舆情监测的数据看，舆论场的主阵地在微博上，微信平台这两个10万+的文章不仅带来了阅读量，更带来了传播力和民间舆论场的蓬勃之势。

    舆论围猎化叙事增强

“鸿茅药酒事件”舆情走势呈现出“L”型，舆情爆发期，媒体和网络关注度极高，波峰过后，整体舆情较为平缓，舆情回落期偶尔有小波峰出现（见图2）。

 

图2  “鸿茅药酒事件”舆情走势图

 

“鸿茅药酒事件”有三个关键时间节点值得关注。第一个时间节点是2017年12月19日，广州医务人员谭某在网上发了《中国神酒“鸿茅药酒”，来自天堂的毒药》一文，目标直指“鸿茅药酒”，将其定性为“毒药”。

第二个时间节点是2018年1月25日，内蒙古凉城警方对谭某实施跨省逮捕，罪名是“损害商品信誉罪”，此时距谭某发文已有近一个月的时间。

第三个时间节点是2018年4月13日，成都传媒集团所属微信公众号“红星新闻”发布了《广州医生发帖称“鸿茅药酒是毒药”涉嫌损害商品信誉被警方跨省抓捕》一文。此文一出，澎湃新闻、《新京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主流媒体几乎全员跟进，在社交媒体引起一轮又一轮的舆论声浪。

在此事件中，得到舆论“围猎”的关键点大致有以下五个，第一是“谭某是商人还是医生”；第二是“警察跨省抓人”；第三是“民事纠纷刑事化”；第四是被舆论声讨的“鲍洪升的经销体系”；第五是“对媒体广告投放的质疑”。对这些关键点的关注似乎比对“鸿茅药酒”本身要更多，舆论似乎已经默认“鸿茅药酒就是毒药”，并没有围绕其进行充分的实证验证和相应的报告，反而去追踪和围猎被制造出来的外围舆论热点。质疑警察跨省抓人的法理性，质疑民事纠纷刑事化，质疑国家食药监非处方药的认证标准，质疑鸿茅药酒广告投放监管部门的失责等等，而这些似乎与核心议题相去甚远。这种舆论多焦点化、声东击西的新形式值得关注，围猎化的方式最终目的是引起全民关注中医药相关话题，放大舆情事件的相关焦点，质疑公权力，最终引发公众对公权力的集体怀疑。

 

食药舆情的舆论引导启示

从目前食药舆情的整体发展态势来看，其主要特征是信息源的多元化、信息生产平台的公共性以及民意的非典型性，需要较长时间的制度建设才能改善食药舆情的现状，我们建议：

第一，建立公正公开的信息共享平台，主管部门主动设置议题。建立专业、权威的信息发布平台，掌握设置议题的主动权，重塑政府部门和国家主流媒体在议题中的权威角色非常重要。信息共享平台要与新媒体社交平台形成一种信息供给结构的多样化平衡性，尽量保证信息的真实、准确，形成社会主流的一致声音。改变他人设置议题、议程，有关部门和主流媒体跟在后面不停澄清的被动局面。

第二，提升突发食药舆情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由于食药舆情的涉及面广，爆破性威力非比寻常，甚至危及社会秩序的稳定，在舆论引导方面相关部门要提升应急处置能力。一方面，监管部门要加强实时舆情监测，并且及时对热点事件给予回应；另一方面，在突发舆情时要早介入，对问题不回避不敷衍，积极对问题予以正面回应，准确发声，第一时间消除民众的疑虑和恐慌。同时，建立问题反馈机制，真正从基层获取社情民意。

第三，建立起健康、安全的信息环境。分析诸多舆情事件，发现背后都有一个隐蔽的团体，即“水军”，他们以在网络上发布谣言作为赚钱的途径。这些不真实的信息、谣言，影响了民众的认知，一些准确的权威信息被湮没、消解，破坏了互联网的共享公开性。管理部门应加强对谣言制造者和违规传播者的惩处力度，防止某些力量和境外敌对势力的蓄意操纵，保证信息传播的真实性、准确性。

第四，政府部门、企业和媒体共建良好的社会氛围和舆情环境。首先，要从提升全民的科学素养做起，减少食药舆情中谣言传播的“土壤”。其次，企业作为食品药品生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有必要公开食品药品生产的过程和加工工艺，保证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从根源上避免谣言的产生。同时，媒体应加强自身的建设，既要勇敢发声，又要防止被不实舆论带偏方向，增强识别能力，避免出现主流媒体与新媒体交相呼应而产生的舆论极化现象。

                                          （编辑  杨利红）

 

中央明确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的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如何防控金融风险，是一个需要我们运用战略智慧，审视国内外形势环境，正视主客观条件，审时度势，认真思考的问题。

 

金融安全的战略思维

由美国人挑起的贸易摩擦和“中兴事件”吸引了国人的眼球，但贸易战背后还会有什么战略企图却是我们必须考虑的问题。在现代世界，威胁国家安全、争夺国家利益的最主要形式有热战、显战和暗战。军事斗争的热战和贸易纷争的显战在大国之间往往是两败俱伤，真正对国家安全危害最大的往往是防不胜防的暗战。其中尤以金融战对国家安全杀伤力最大，不仅摧毁国内的经济，还会颠覆国家政治制度。

在应对美国挑起贸易战之际，我们不能就事论事，应该透过现象，看清美国对华战略已经发生重大调整的客观事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美之间经历过朝鲜战争的热战和随后的冷战对抗关系；在尼克松访华之后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中美之间由于各自的战略利益又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接触与有限合作关系。然而时至今日，中国的迅速发展壮大让美国感到深深的挫败，认为中国的发展是对他们全球霸权的挑战与威胁，在美国的战略逻辑里没有和平互利双赢。因此，美国朝野上下将会高度一致地形成中国威胁的战略共识。好战的美国为了维护他们的世界霸权，就会调动一切资源，使用一切手段对付中国。

我们必须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并从战略安全高度，审视我们的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等各个方面，查找最容易被攻破的薄弱环节。

美国是全球金融市场的霸主，是金融规则的制定者，金融工具的原创者，拥有因美元印钞权和发债权而获得的雄厚的资金，具有丰富的投机套利和狙击他国金融的实战经验。因此，美国不会让他们兵器库中的金融武器闲置，他们是不会错失攻击最薄弱防线的机会的。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战略清醒。

对于当前的中美贸易冲突，我们的应对是积极的，正确的。一方面我们应该清楚，这绝对不是美方简单的贸易平衡诉求，而是美国全面遏制中国、包括打压中国高技术产业的重要一环。另一方面我们要谨防醉翁之意不在酒，对美国利用贸易冲突，敲诈谋求金融不平等、不对等开放，布局“木马”保持高度的战略警惕。

金融安全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方面，在新时代、新的国际安全环境下要贯彻落实好中央的这一战略部署。

 

中国金融市场发展模式与金融安全

近十来年，中国金融业务发展出现了逐渐偏离服务实体经济的现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拨正了金融发展的方向，但现实中热衷金融衍生交易的势头有增无减。交易融资高杠杆依旧，场内特别是场外衍生品不断推出，却打着服务实体经济的旗号，风险隐患继续增加，金融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在此趋势下，如何防控金融风险需要新的战略思维。

防控金融风险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是积极防御；二是被动防御。被动防御是最传统、最普遍的防御战略，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在金融市场上的被动防御表现为承认金融市场的基本现状、资源配置方向、利益格局关系，寄希望于加强监管来防控金融风险。但是如果在金融自我服务的取向下，政策出了问题，资源配置方向错误，无论怎么加强监管，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金融不会纳入服务实体经济的轨道，贪婪还会如洪水猛兽冲垮任何高高筑起的监管大坝。2008年的美国金融海啸绝非偶然不再。

因此，要贯彻落实中央防控金融风险的攻坚任务，就必须摆脱传统思维定势禁锢，开展主动防御：改革金融发展模式。只有把金融资本关进笼子，让其回归本原，做正确的事情，才能在源头上清除风险隐患。

改革中国金融发展模式绝非易事。不仅金融既得利益者会坚决反对，以各种理由干扰阻挠，而且金融从业者普遍受美国金融模式样板迷惑，以为仿照美国金融样板天经地义，经济金融化、金融复杂化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必然；金融市场愈益复杂的结构化、衍生品化、杠杆化是有效对冲风险、配置资源的必需。并且认为随之而来的金融风险、金融危机也是现代经济必须付出的代价，是现代经济的宿命。因此，要使金融回归本原，改革金融发展模式，首先应该破除金融迷信。我们应该明白，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金融的宿命，在金融自由化的旗帜下，放任金融以创新为名自我服务，必然会妨害实体经济，导致经济金融化、金融投机化，杠杆泛滥，泡沫破裂，周期性的金融危机不可避免的成为资本主义金融的劫数。

金融复杂化并不等于现代化，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金融在现代经济中扮演了一个让实体产业和金融业此消彼长的角色。目前美国虚拟经济的规模是美国经济总量的50倍，世界经济总量的10倍。全球每天的外汇交易量约5.1万亿美元，这其中97%的交易量是和对外贸易、对外投资无关的投机交易。这样的金融如何为实体经济服务？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凭什么要为这样的金融背书、为因此而发生的金融风险买单？

因此，我们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破除迷信，在中国金融发展中要理直气壮、旗帜鲜明地反对照抄照搬美国模式。金融的本意就是资金融通，金融应该严格恪守为借贷双方、买卖双方和投融资双方提供信用中介服务的角色定位，重点是为实体产业提供融资服务。应该禁止金融中介参加金融交易、禁止杠杆交易、禁止为投机者套利对赌服务的金融衍生品交易，把金融交易市场严格定位为融资活动提供流动性支持和价格发现的融资配套市场。

对于金融创新，我们要理性分析产品属性、业务方式、参与主体，要考证对实体产业的助益传导机制、传导方法、传导路径？以此作为是否服务实体经济的试金石。服务实体经济的鼓励支持，投机套利的坚决摈除。只有这样，金融才可能回归服务实体经济正路，金融风险才可能被有效控制。

 

金融开放的风险管理

在美国对华战略全面调整的大背景下，在坚持改革开放的前提下，我们应该根据国际形势做出针对性的调整，以确保国家安全、国家利益。金融开放应该是有管理的开放，管理的重点是风险管理。

金融开放是国家战略，在实施过程中则是商业利益博弈、国家利益的博弈。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申请金融业务牌照，批准与否除必须符合中国法规条件之外，应该考虑在其母国的中国金融机构相关业务牌照批设情况。批准任何国家在华同类金融业务牌照上限不得超过对方国家批准的中国金融机构同类业务牌照数量。

美国是一个高度重视国家安全和风险防范的国家，对于外国特别是中国对美投资的国家安全审查十分认真，也十分专业、严密、严格。很多中资企业对美高技术投资和金融投资均被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不予批准。在金融与国家安全的审查防范方面我们要与美国采取对等的标准和准入条件。

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的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特别是控股中国金融机构之后，一是中国公民、企业、教育、科研、军队、政府等等的金融行为信息不可避免地被外资金融机构收集，国家的政治、经济、科技、社会、国防等国家安全信息也应防止泄露，以免危害国家安全。

二是对于任何申请中国金融牌照的外资机构都要进行严格、全面、详尽的国家安全审查，审查其股东、实际控制人背景以及该机构与母国军方或特殊部门的关联背景，盈利模式与构成，合规经营情况。

三是应审查拟投资的金融机构的政治背景。若拟投资金融机构具有国家安全敏感性，应该一律以国家安全为由拒批。

为保护国家安全，在华外资金融机构和境外机构一律不得参与中国包括场内和场外的衍生品发行、创设和交易。并限制外资对冲基金申请相关金融业务牌照，境外对冲基金不得投资中国金融市场。

四是重视金融规则话语权。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应该是为我所用，因此按照什么规则展业就非常重要。美国金融近三十多年以来已经由“产业服务模式”异化为“金融交易模式”，其金融通过金融交易自我服务，不仅掏空了美国产业，而且不断制造金融危机。因此，我们必须按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精神，规范来华金融机构业务活动范围。明确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只能从事有关金融中介业务，禁止自营交易活动，使外资金融机构的在华业务纳入服务中国实体经济轨道，将金融风险控制在有限范围。

五是守住资本账户管制底线。当前中国私人部门、政府部门与对外部门的债务风险交织且紧绷缺乏调整腾挪弹性，房地产泡沫和金融市场风险都比较严重。由于我们对资本账户的管制长城阻隔了外部风险的传导和抵御了可能的金融攻击。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不能再幻想“美国信用”，我们应该清醒认识，在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的情况下，资本账户管制是我们的生命线，万勿自毁。

六是预见和做好应对风险预案。金融开放是党中央的战略部署，预见困难做好充分的金融风险防控预案是贯彻落实中央战略部署的必然要求，是金融开放成败的关键。

金融是经济的命脉，重要且脆弱，关系国家的兴亡安危。因此，我们必须确定健康的发展方向，从国家安全战略高度维护金融安全。

                                             （编辑  季节）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时代之际，对发展中遇到新情况、新困难和战略思维这两个问题须高度重视。

 

对困难局面的准备

在党的历史上，七大是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转折点。毛泽东在七大的结论中特别强调了不仅要看到光明，更要准备困难，并提出了十七条可能出现的困难。历史证明，毛泽东预见的许多困难情况后来都发生了，但有备确保了无患，我们党在不到五年里就领导建立了新中国。这充分说明了“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没有领导就没有胜利。”因此“为了领导，必须预见”。[1] 预见，既要在曙光初现时能预见光明前途，也要在向夺取伟大胜利进发时准备困难，这是我们党成熟的标志，也是不断前进的保证。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到2050年分三步走的宏伟蓝图，但还需要对可能的困难进行设想和充分准备。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实现伟大梦想，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何谓伟大？毛泽东讲得很清楚：因为很艰巨，才很伟大。不艰巨就不能说伟大。何谓艰巨？就是要克服许多前人没有遇到过的困难。立足于这样的思想准备和方案准备，我们党才能确保夺取伟大胜利。这方面我们党有着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讲安全风险，这是首先需要重视的问题。

 

战略思维至关重要

从冷战开始，美国就建立了四年一次对国家安全进行战略评估与规划的制度。虽然受帝国主义立场、霸权心态、形而上学思想方式、国内政治制度的影响，手又伸得过长，但像美国这样在全球范围内界定自己的国家利益和主要威胁、提出国家安全战略、发现战略性风险与机遇、发展和组织战略资源去实现战略目标成为制度的国家，全球并不多见。美国的战略覆盖全球，关注长远，情报基础扎实，分析专业，涵盖经济、政治、科技、军事、外交、文化诸多方面。这是它的长处。没有这一点，美国难以长期称霸。

目前我们对美国的判断更多的是经验性的：好不到哪里去，也坏不到哪里去。而美国考虑对华关系是以国家安全战略为基础的：冷战时为遏制战略，冷战后为接触战略（Engagement Strategy），现在认为接触战略失败了，转为美国优先战略，进行零和性质的战略竞争。在国家安全战略框架里，美国界定了主要威胁，就很容易动员舆论，集中各种战略资源来对付。虽然不同党派与总统在对外政策上的特点与风格不同，但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主轴是稳定的。

我们需要对美国战略思维有更多研究，不能只注重党派与总统个人的特点，而忽略其国家安全战略；关注美国的具体政策，而忽视政策与战略逻辑的关系。过去，中国作为地区性大国韬光养晦、专注自己的发展，问题还不突出。当我们宣布到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明确了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大力开展“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时，客观上已经作为全球性大国在行事，不可避免地被美国认为是对其霸权的挑战，改变现存的国际秩序。因此，美国的战略矛头一定会转到对付中国上来。而此时，我们许多人仍习惯从“夫妻关系”、合作共赢的思维，从贸易战、台湾问题、南海较量等具体问题的冲突来看美国对华政策，它反映了中美之间在思维逻辑上的差异。比如：

中方认为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和平互利双赢应该是美国能接受的处理双边关系的准则；美方应尊重多边组织的规定。而美方的逻辑是：地球只有这么大，不允许任何一个国家挑战自己的霸权；中美不是互利双赢，而是零和关系；多边组织的规则如有利于美国应受尊重，如有利于中国则美国单边利益高于多边组织规定。中美之间在思维上的差异，陈定定教授的观察一针见血：“现在大多数分析都是就贸易战论贸易战，格局太小！去年以来我接触的美国官员，智库学者，企业人士，都不同程度认为中美是争霸关系，是两种制度之争，是两种体系之争，是两种文明之争。”中美之间在认识上的差异，反映了我们对美国战略的逻辑缺乏理解，也反映了我们在战略性思维上的弱点。

随着美国战略调整、中美冲突面突出后，又有一些同志认为：“美国的本质从来没有变过。从来是亡我之心不死！”仿佛只要强调美国霸权的本质规定性就可以替代对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这同样要不得。为此，有必要搞清楚美国从“接触战略”到“美国优先战略”发生了哪些变化？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

 

美国对华战略为何调整

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制定了“接触战略”。它的逻辑是作为世界唯一霸权，只要坚持对世界的领导和与新兴大国的接触，就可以将其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确保美国的利益。

所谓“接触”，就是通过交往与防范两手改造新兴大国的发展轨迹。美国对华“接触”的依据是：只要促使改革开放，中国就可能成为与世界和平相处的民主国家；只要把北京拉入国际体系，中国就可以通过接触而被“驯服”，接受美国的规则，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在战略上，把中国当成朋友，就可能成为朋友，把中国当成威胁，就可能成为敌人。另一方面，中美实力太过悬殊，即使中国想改变国际秩序，那也是一个遥远而不值得担心的挑战。因此，按照接触战略，美国当时并未担心中国的强大。

但是，以经济同化、安全阻吓、国际规范塑造的“接触战略”没有能够“驯服”中国。中国迅速发展，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正在建设一个跨地区基础设施和对外经贸网络，也正在努力建设一支世界级军队。“中国制造2025”意味着中国力图在高科技产业领域实现赶超。在美国看来，中国这些目标一旦实现，就意味着自己的霸权地位将要失去。

当前美国战略界的共识是：对华“接触”已经失败。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必须调整到优先提高战略能力，以保持政治、经济、军事、技术的优势。按照这种战略，美国对华还是两手：不排斥在双边、地区、全球的问题上与中国合作，以扩大战略空间；迟滞、破坏中国的发展，在竞争中重建自己的绝对优势，以维护霸权地位。由此，中国从美国的战略伙伴变为战略竞争对手。这就是美国为什么要在贸易、投资、经济制度上找中国的麻烦；要在台湾问题上挑战中国的底线；要千方百计排斥中国的孔子学院；要搞印太战略；要谋取在核态势上绝对优势的原因。

美国的战略转变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转变的不只是具体政策，而是战略方向；第二，美国战略界的共识在推动着总统的行政，而不是总统在主导战略界共识的形成。如果我们循着原来的思路处理中美关系，对美国还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就会吃大亏。只有把中美关系的本质看清了，把它的长处与短处都看透了，我们才能说真正建立起了自信，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对美关系只是新时代国家安全中的一个问题。从到2050年要实现的目标来看，我们党在未来的奋斗过程中还会遇到更多的困难局面。对此预则立，不预则废。强化战略思维，才能达成战略性目标，成为世界强国。这是我们党在新时代必须要树立的观念。 

                                             （编辑  季节）

 

中国金融的外部安全面临的挑战是多方面的。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和中国金融体系与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的深度融合，中国金融的安全形势变得日益复杂。对中国金融安全可能造成的威胁包括：热钱流入导致资产泡沫化、资本外逃导致的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与外汇储备积累相关的美元陷阱（美元指数贬值、美国通胀、美联储货币超发、美国扣押中国美元资产)等。这里我想谈谈美国通过对中国金融机构罚款（类似对中兴罚款）对中国进行敲诈勒索的问题。这种实例目前还不算很多。但是随着中美关系的恶化，其可能性及危害性不能低估。

 

监管者如何进行敲诈勒索

2009至2015年7月间，诸如纽约金融服务局(NYDFS)这样的美国监管机构对在美经营的银行处以罚款的金额高达1610亿美元。

在正常情况下，要将违法公司成功定罪，必须通过法院的审查。公诉人必须全面地收集证据（还要避免程序瑕疵），认真分析法律条文，扎实严密地论证自己的指控，再和被告的辩护人在法庭上针锋相对，最后由法院居中裁决。即使是司法部同被告达成认罪协议，这个协议的内容也要经过法院的审查方可生效。理论上，在司法审查的过程中法院并不会偏向任何一方。

美国监管机构收取大额罚金的基础是其撤销银行执照的权力以及同金融机构达成不公开的和解的特权。美国监管机构首先对金融机构以“暂停业务或吊销执照”相威胁。但在何种条件下可以令金融机构暂停业务或吊销其执照的规则，却是模糊不清的。在这种情况下，当面临失去执照的威胁时，金融机构只能在 “和解或死亡”之间做出选择。这样，美国监管机构就可以迫使金融机构与之达成暂缓起诉协议（Deferred Prosecution Agreement,“DPA”）或不起诉协议（Non-Prosecution Agreement,“NPA”）。换言之，金融机构通过缴纳罚款以求生存。

通过DPA和NPA与调查对象达成和解，基本上不需要经过法院的审查。很多以DPA和NPA结案的案件，如果真的放到法庭程序中，无论是在证据还是法律依据上都是有颇多可商榷之处的。这类结案方式的最大问题是和解的不透明性：公众从来不知道这些案例的全部事实。由于这些案件从未经过法庭审判，公众无法知道被告到底在什么地方触犯了法律。可以说，在DPA和NPA的执行过程中，监管机构既是公诉人、执法者又是法官。《经济学人》把这类“和解”讽刺为“敲诈勒索”（an extortion racket）：看上去是在行使公诉权力，但实际上是在利用公诉权威胁调查对象。金融监管机构通过DPA和NPA与调查对象达成和解，被《纽约时报》、《新闻周刊》等形容为“敲诈”和“勒索”（extortion、shakedown or screw）。NYDFS对渣打银行、日本东京三菱银行、法国巴黎银行（BNP）就是这样做的。甚出现过渣打与纽约金融服务局间通过媒体互骂“无赖机构”（rogue）的事情。

N（某监管机构）也是通过这种手段整治XXXX银行的（某中资银行）。2016年９月底，XXXX银行突然接到由律所P（XXXX银行的代理律师）转来的N的口信，指称XXXX银行在反洗钱方面存在严重问题，要求交付X亿美元的罚款，且必须在一个月之内了结此事。由于事前毫无征兆或提示，而且是通过同N存在特殊关系的律所间接转来的非正式指控，XXXX银行希望拜访N，当面了解监管者的指控和要求，在弄清事实真相的基础上再商谈具体事项。N则通过律所Ｐ告知A，没有必要面谈。在双方没有就罚款金额达成一致之前，没有必要澄清事实，更谈不上提出依据。

为威逼Ａ就范，N频频出招：一是出示了一份要求XXXX银行集团高层人员立刻来美国进行质证的名单。而且有意把质证时间安排的十分紧迫；二是向媒体释放Ａ的负面消息，促使股票波动；三是威胁XXXX银行公司立刻暂停业务；四是威胁临时吊销执照（90天），且不举行任何听证会；五是威胁吊销执照。其态度极其蛮不讲理：不给钱就拿命来。

对于是“和”还是“打”，XXXX银行聘用的代理律所P（P实际是N强加给XXXX银行的，N告诉XXXX银行: 除了P律师事务所，N将不予理睬其他律师事务所）建议：一定要“和”，而且要速速“和”。唯一可以谈判的不是事实，不是道理，只有价格。只有速速“和”才能保牌照，才能降价。律师强调这是“赎金”，唯一的办法就是以赎金保牌照，同时避免对抗造成今后的恶意监管。同时P律所称，诉讼几乎没有赢的可能：一是美国政府赋予监管者比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法律存在大片灰色地带和人为因素。二是诉讼打官司都将是州层面的，N就是XXXX银行所在州的一部分。律师强调说，一旦被N咬上，你就别指望它松口。不难看出，在这里监管者不仅是自己民事诉讼案子的原告，还是这个案子的法官和陪审员（也就是说它们自己的案子自己审，完全可以为所欲为，还可以用刑法惩罚作为威胁）。

 

手握“长臂法则”获取大额罚款

美国是第一大经济体，美元是全球最主要的清算货币，纽约是全球最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而且美国执法之手握霸王条款“长臂法则”。这也是为何即使渣打有英国政客、议员以及时任央行行长Mervyn King，BNP有时任法国总统萨科齐出面协调和施压，最终仍没改变被拉下马的命运。

正如《经济学人》指出，尽管满嘴都是公众利益，这些付出罚金的公司已经成为利润中心。2014年1月份，时任美国司法部长Eric Holder宣布说，2013年司法部通过单独对公司提取刑事诉讼直接获取的罚金达55亿美元，与其他联邦、州机构等合作获取的罚金达26亿美元。同年2月份，曼哈顿联邦法官Preet Bharara宣告说，2013年财务年度曼哈顿联邦检察官办公室获取的罚金达到了29亿美元。另据彭博社报道，在2011年纽约金融服务局成立的4年间，通过处罚世界性的大型金融机构（主要为欧洲大银行）为纽约州创下60亿美元的收入。

《福布斯》将NYDFS（纽约金融服务部）称为“池塘里的小梭鱼”，而这条小梭鱼对华尔街（尤其是在美的外资银行）恰是最为凶猛的食肉动物。美国财政部和司法部对渣打银行违反美国对伊朗、苏丹和古巴制裁的行为进行了长达几年多年的调查。2012年8月，NYDFS在最后的时间段出人意料地介入调查，并抢在两机构前对银行提出了民事指控，威胁要撤销渣打银行的纽约银行执照，除非其进行和解。仅一个月后，渣打银行便同意向NYDFS支付3.40亿美元。6个月后，司法部、美联储、财政部和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也与渣打银行达成和解，渣打对这四个机构的支付得罚金也仅为3.27亿美元。同样，2013年6月NYDFS就反洗钱问题对东京三菱银行处以2.5亿美元的罚款，而首先发起对东京三菱银行进行调查的美国财政部罚款额仅为820万美元，就金额来说DFS是美国财政部的30倍之多。更甚的是，NYDFS指控渣打银行和东京三菱银行整改不到位，2014年对两家银行又分别处以3亿美元和3.15亿美元的第二次罚款。

又如法国巴黎银行，2014年6月美国司法部及其曼哈顿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美联储、美国财政部、NYDFS以及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等五个执法和监管机构对BNP处以89.7亿美元巨额罚款。其中22亿美元被NYDFS拿走，美联储为5.08亿美元，不到NYDFS金额的四分之一。NYDFS获取的罚款成为州政府重要的收入来源，纽约州长Andrew Cuomo曾将此宣称为“天上掉下的馅饼”（basically a gift from above）。对此《经济学家》提出质疑：我们弄不清楚，为什么一个州政府会从对违反联邦政策的外国银行处以的罚款中获取如此高的利益。

对此，Margaret Lemos和Max Minzner在《哈佛法律评论》2014年1月期刊文指出，公众执法者常常出于自身利益而寻求获取大额的罚金，而这与公众期望执法产生威慑力的愿望相背离。尤其是当执法机构被允许保留所有或部分罚款时，这些激励是最有力的。这种制度安排在州一级普遍存在，目前开始出现在联邦的执法行动中。

我们往往只看到美国作为法制国家的积极面，而忽略它的阴暗面。中国的舆论往往只指责自己工作人员的失误（失误可能是有的，有些可能还很大），而不知道美国金融监管机构有时也可能非常蛮不讲理。这样，我们就会因为自己的天真而吃大亏。 XXXX银行的教训值得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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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过程中，以创新为驱动的实体经济结构升级将会引起创新活动与制造过程分离，加速服务业占比上升。从德国工业4.0和美国先进产业发展所表现的趋势来看，受数字革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影响，我国传统的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区分变得模糊，以数字制造和数字传输技术为代表的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高度整合，相互支撑。以数字技术统领制造技术，以创新提升制造业价值将成为实现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核心。在此过程中，压缩过剩产能、淘汰落后制造会引起制造业占比下降，这与提升制造业质量，增强国际竞争能力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

 

关键词：现代化经济体系  先进技术产业  增长方式  产业空心化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在2018年1月底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经济增长动力的迫切要求。” 在中国即将完成工业化进程，迈进高收入经济发展阶段门槛时，有关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构想具有重要战略指导意义。

 

三次产业结构演进与实体经济发展

三次产业结构演变有着内在的规律性

库兹涅茨的研究表明，现代经济增长过程可以表达为三条相互关联的倒U型曲线，即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一是收入分配差距先扩大而后缩小；二是以工业为主体的第二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从持续上升而后降低，代之以服务业为核心的第三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体；三是城市或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从急剧扩大到趋于收敛。三次产业结构演进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第二产业占比持续上升转为下降的峰值，是一个国家大体完成工业化、进入高收入阶段的标志；二是相对于资本偏向的工业化过程，第三产业发展的劳动偏向特点更加突出。由此可以推论，收入分配和区域之间发展差距趋于缩小与工业化占比越过峰值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1]

以中国、美国和德国为例，假设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与经济结构有关，按照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实证结论，中美德三国因人均GDP差异导致制造业占GDP比重的差异，人均GDP越高，制造业占比应当越低。从图1可以看到，过去20年，以2010年不变价美元计算，美国人均GDP与德国人均GDP比值波动幅度很小，基本稳定在1.17倍；美国对中国人均GDP的倍数从29.7倍下降到7.6倍。美国制造业占比明显低于德国，德国的制造业占比又明显低于中国。可以看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三国制造业占比稳定下降符合内在的客观规律。

 

 

 

 

 

 

按照2010年不变价美元计算的德国人均GDP对中国人均GDP的倍数，从26.2倍下降到6.6倍，但德中两国制造业占GDP比例之比则从0.67上升为0.78。与此同时，美国人均GDP对德国人均GDP的比值相对稳定，制造业占比的比值却在持续明显下降，1996年美国人均GDP是德国的1.13倍，2016年是1.15倍，美国和德国制造业占比的比例却从0.75下降为0.53。对此可以解释为德国制造业相对于中美更具有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等价推论是，美国和中国产业结构演变与库兹涅茨提出的一般规律相符，但与德国相比，美中两国制造业占比下降可能过快。

从美德两国的经济规模与制造业规模之间的比例关系看，1996年美国经济总量约为德国的3.3倍，2016年美国经济总量已是德国的5倍；虽然美国制造业在经济中的比重持续下降，但制造业总规模始终维持在德国制造业总规模的2.4倍以上，最大值出现在2000年前后，四年平均超过了3.34倍，2016年美国制造业与德国制造业的规模之比为2.84：1，仍然明显高于1996年的水平。可以解释为，一是相对于服务业，制造业产品是可充分贸易产品，能在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上出清。经济全球化极大地扩张了全球商品市场，全球经济经历了历史性繁荣和持续扩张期，但是国家之间贸易不平衡始终是经济发展中难以消除的障碍。中小型经济体，甚至包括德国、日本等少数大型经济体，可以发挥本国制造业比较优势，形成较强的国际竞争能力，形成高于均值的制造业占比，同时保持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出清的制造业规模。对于美国以及中国这种超大型经济体而言，却很难以国际市场作为规模巨大的制造业实现市场出清的场所。二是从德国作为在高收入阶段依然保持着强大的制造业比较优势的现实可以看到，国际贸易规模在时空上的有界性也会对大型和超大型经济体的经济结构产生外在的约束。这种外在约束有界性清楚地表明，重商主义只能是短期或局部行为，重商主义在全球泛滥会引发全球市场割裂和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引发长期的世界市场萎缩与经济停滞。

产业占比的变化有两种表现形式，国民经济总量不变时，一个产业占比的下降表现为该产业规模的萎缩；另外一种情况是，国民经济总量增加，但一个产业比另外一个产业增长得慢，引起结构占比的相对下降。在工业化过程完成后，第二产业相对于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占比中下降，是长期结构升级的现象。但值得注意的是，产业占比变化也经常出现短期波动。在常见的3-5年的金融周期中，往往可以观察到资产价格快速上升，引发大规模的资产价格泡沫现象，同时发生的结构性特征是，服务业占比上升，其中金融业及与资产价格泡沫密切相关的房地产业等是主要贡献因素。由此构成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结构中长期变化的短期扰动因素。如何科学合理地判断短金融周期扰动对中长期产业结构趋势的扰动，这对经济研究是一个挑战。

中国的经济发展与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化

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快速提高，人均GDP已接近高收入门槛，基本完成了国民经济的工业化过程。表1的数据取自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可以看到中国进入21世纪以来产业变化情况。

2000年按现价美元计算的中国人均GDP接近1000美元，5年后接近2000美元，10年后达到5000美元，15年后超过了8000美元。与此同时，中国三次产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第一产业持续下降了约6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在2006年达到了47.6%的峰值后转为下降，10年后下降了近7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工业占比从42%下降为34.3%；制造业占比下降相对缓慢，从32.5%下降为29.7%，中国是现价美元计算的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从中不难看出，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与三次产业结构演变同时出现，当中国人均GDP超过8000美元后，过去40年以第二产业（主要指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增长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阶段已经被历史性地跨越了。值得注意的是，依据世界发展指标数据资料所做的横向比较表明，中国制造业占比已略高于处于同等发展阶段经济体的平均水平（见表1）。

表1 2000-2015 我国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变动

年份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二产中工业（%）	工业中制造业（%）	人均GDP（美元）
2000	14.7	45.5	39.8	40.1	31.8	959
2001	14.1	44.8	41.2	39.6	31.3	1053
2002	13.3	44.5	42.2	39.3	31.1	1149
2003	12.3	45.6	42	40.3	32.5	1266
2004	12.9	45.9	41.2	40.6	32	1509
2005	11.6	47	41.3	41.6	32.1	1753
2006	10.6	47.6	41.8	42	32.5	2099
2007	10.3	46.9	42.9	41.3	32.4	2695
2008	10.3	46.9	42.8	41.2	32.1	3471
2009	9.8	45.9	44.3	39.6	31.5	3838
2010	9.5	46.4	44.1	40	31.5	4561
2011	9.4	46.4	44.2	39.9	31.3	5634
2012	9.4	45.3	45.3	38.7	30.7	6338
2013	9.3	44	46.7	37.4	29.7	7078
2014	9.1	43.1	47.8	36.3	30.3	7684
2015	8.9	40.9	50.2	34.3	29.7	8069

注：制造业增加值占比数据取自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2017/11/21 Last Updated，各行业增加值占比按照当期现价美元计算。

 

经历40年高速增长，中国也已经成长为超大型经济体，1996年中国制造业的产出规模还只是德国制造业的52%，2005年前后与德国制造业规模相当，2010年达到德国制造业的三倍，2016年已经是德国的四倍以上。中国是一个人口和幅员辽阔的大国，城市化还在进行当中，从规模看接近完成工业化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2] 这表明中国制造业发展已经越来越接近于“有界性”的客观限制。未来中国经济结构演进的总体趋势应当在第三次产业占比稳定提高的同时，加快实现制造业的升级，完成工业化过程从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的转变。

 

制造业的数字化改造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当今时代，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孕育兴起，互联网日益成为创新驱动发展的先导力量，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有力推动着社会发展。”要“把握创新、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数字经济的历史性机遇”。[3]数字经济是经济发展的最新形态，现已成为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是全球新一轮产业竞争的制高点和促进实体经济振兴、加快转型升级的新动能。2016年《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把“数字经济”定义为：“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4] 信息技术、移动互联、泛在互联，数字传输以及由此出现的大数据搜集处理技术是一种商品；数字经济高度依赖技术，有生产过程、有产权和价值。因此信息产业依然是实体经济，参与物质的创造，是决定未来物质生产质量的核心创新内容。

数字技术正在成为决定工业制造的核心因素

20世纪80年代以来，数字技术发展一浪高过一浪，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生产生活及科技创新的主导性技术。移动互联技术的突破，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的重大进步，人类社会借此进入了网络和信息社会。短短数十年，人类将几十亿台计算机连接在一起，实现了几十亿人的即时通信。2011年，中国腾讯公司的微信平台一经推出，不足10个月，注册用户就超过了5000万。2017年，微信与QQ用户已经超过了10亿。进入信息社会，物质生产与价值创造过程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工业化时代的交通运输业通过巨大的运输网络运送物质产品到世界各地；在信息化时代，互联网以泛在的移动互联技术即时地输送着各种信息。与即时通信相统一的是，物联网技术快速发展，传统的交通运输网在物联网统筹之下，完成物质产品空间转换,以数字方式传播的信息对于人类物质生产过程发挥着决定性的意义。

德国工业4.0战略是以数字技术重组制造业

2011年4月的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德国2020高技术战略》的公布引起了全球关注，其核心是迎接数字革命的挑战，以数字技术重组德国制造业，以数字技术与传统制造结合提升德国制造的质量和竞争力。传统的德国制造专注于创新工业科技产品的研究和开发，以及对复杂工业过程的管理，拥有强大的精密设备和车间工艺管理等历经百年精益求精的工业化积淀。第四代德国工业技术的目标就是充分利用物联信息系统(Cyber-Physical System简称CPS)将生产中的供应、制造、销售信息数据化、智慧化。传统制造业生产方式将被改组为高度灵活的个性化和数字化的产品与服务模式。制造业将成为信息产业的一部分，而带有信息功能的系统成为硬件产品新的核心。制造业的企业家们要在制造过程中尽可能多地增加产品附加值，拓展更多、更丰富的服务，提出更好、更完善的解决方案，走软性制造与个性化定制结合道路，传统的行业界限将消失，并会产生各种新的活动领域和合作形式。

传统制造业的价值创造取决于产业链分工中的固定位置，智能制造将打破原有产业链的限制。未来的德国制造将集中表现为生产场地、生产工艺、物流和创新空间的数字化、智能化、虚拟化。互联网技术成为技术创新的主导力量，能够有效在虚拟空间上实现资金、技术和人流、物流最有效的连接与整合，从而极大地提升制造业创新能力，提高创新速度。数字技术创造的虚拟空间能够发挥出巨大的实体创新能力的条件，源于路由器对数字空间有效隔离与有效接入。这是保证无数企业与多个生产领域和产业部门进行多维度协同，跨行业、跨部门、跨企业协作的关键，也是数字技术不间断突破、无休止膨胀，将一切人类活动卷入数字空间的吞噬性的力量。在此过程中，传统的制造业与服务业划分将被产业融合所打破，数字是看不见，摸不到，但是实实在在的物质，将成为引导制造业创新的决定性力量。

美国先进产业加速产业融合

美国是数字革命的策源地，是全球科技创新的高峰。以科学技术提升竞争力，专注具有未来战略意义的新兴产业发展是美国产业发展的基本目标。美国布鲁斯金学会经过深入的对比研究，将美国先进产业定义为两个可以识别的统计特征，一是R&D支出密度；其次是创新型人才比重。具体的统计指标为，行业员工年R&D支出不低于450美元； 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专业）员工占比不低于22 %。美国先进产业由50个行业部门构成，包括了35个制造业行业，3个能源行业和12个服务业行业。2015年布鲁金斯学会关于先进产业的报告显示，美国先进产业就业超过1200余万人，约占全国劳动力的9%，年创造2.7万亿美元增加值，约占美国GDP的17%，雇佣了全美80%的工程师，完成了90%的私营部门研发，产生了85%的专利，贡献了60%的出口。^[5]

先进产业同时支持着多条供应链以及其他形式的附属经济活动。一名先进产业从业者每年从其他产业购买23.6万美元的商品和服务，远超其他产业从业者的6.7万美元，因此对美国经济增长和就业具有更大的带动作用。先进产业中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相得益彰，相互支撑。我们可以看到，先进服务业占美国先进产业就业的50%，占先进产业产出的40%。人均研究开发支出相当于先进制造业的58%，但STEM员工所占比例比先进制造业高20个百分点。这一点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美国的先进服务业是名符其实的高科技创新行业。^[6]

数字经济在制造和数字创造、信息传输方面已经深深渗入了美国经济，成为了主导性技术经济力量。数字技术产业部门包括：先进制造业中的计算机和附属设备制造，通讯设备制造，导航设备、半导体、电子设备等；先进服务业则包括了软件业、有线网、无线网、卫星传输、其它通讯和信息业、数据处理、计算机系统设计等，这13个生产部门构成了狭义的数字产业。^[7] 数字经济部门占先进产业总产出的将近三分之一，数字经济部门人均研究开发支出是先进产业平均水平的1.73倍，以STEM员工标志的创新人才占比是先进技术产业平均的1.28倍。其中，数字产业服务的就业与产出分别是数字产业制造业的2.37倍和2.05倍。因此，是服务业领域的信息业在引领美国信息产业发展，数字经济的物质生产性质不因生产差异而不同，也不因生产过程所处阶段差异而不同。美国数字经济服务中软件、计算机系统设计与各种信息处理和传输行业对数字经济制造业的发展提出了日益多样化的规模巨大的需求，也决定了计算与通讯设备的效率。英特尔公司为计算机提供了微处理器，微软公司为计算机提供了操作系统，二者缺一不可。二者结合而成的数字经济对美国经济和产业规模水平与创新效率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也成为美国制造业不断高数字化、高附加价值化的基础。

 

生产和创新中心的分离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

在工业时代，制造业中心与母国经济水平、交通运输（尤其是海运）能力和金融资本规模紧密联系，但这三个因素仅属于伴生性支持因素，真正的决定性因素是科技创新能力。蒸汽机时代一系列重大科学技术出现在英国，使英国能够在长达一个多世纪担当全球制造业中心。在数字革命时代,全球制造中心有了与工业化时代不同的特点。概括而言是全球科技创新中心与全球制造业中心出现分离，制造中心依附和依赖于科技中心的趋势已经出现，并且，全球制造中心的地位不再是国家综合竞争力的首要因素。

首先，在信息化时代，福特主义的大规模生产发生逆转，制造业规模、制造业中心地位与产业能力的关系弱化。其次，制造业产品的价值决定于创新知识的含量，创新知识和要素的价值决定了制造业的竞争力。其具体表现为制造中心与科技创新中心相对分离，全球科技中心控制着制造中心。第三，通过跨国公司内部分工、外包，强化了低端产品对高端产品的依赖，利用核心技术、市场需求的掌控力实现对生产的控制，以及市场需求等方式,实现全球科技中心对制造中心的控制；最后，大规模网络化的采购系统成为直接有效市场需求。网络化的市场需求不仅是信息产业的生产和制造的基础，也已开始成为传统制造业的市场需求基础。大规模网络化的集成采购体系的拥有与控制大幅度地降低了生产和消费者市场交易成本，也能形成并发挥全球市场中枢功能。^[8]

 

工业发展的转型升级与产业空心化问题

在工业经济的演进中，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往往伴随产业空心化这一现象。压缩过剩产能，淘汰低端产品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内容，这是国民经济从规模外延扩张（数量型）转向内涵增长（质量型）的一个重要方面。但与此同时，也可能出现国民经济增长失速，以及低端产能比重过高的局部地区陷入经济衰退，形成产业空心化现象。这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必须付出的代价，也是加快实现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内在要求。此外，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受国际分工比较优势的影响也会形成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因产业外迁引发的产业空心化现象。

产业空心化概念

一般国际上将因经营资源规模的转移而发生的行业性或地区产业空白现象，称之为“空心化(Deindustrialization)”， 即指特定产业的崩溃和衰亡。产业空心化也被看作是新产业的发展不能弥补旧产业衰退而导致地区经济的不同程度的萎缩。早期对产业空心化的担忧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全球殖民体系瓦解，海外直接投资兴起，国际格局变化引发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大环境出现的变化。英国不能继续独霸殖民地作为原材料的供应地和工业品市场，导致本国工业迅速衰退，Singh（1977）把这一过程称为“去工业化”（De-industrilization）^[9]。Thirlwall （1982）进一步认为制造业衰退会影响国民经济中的其他部门，引发连锁反应^[10]。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产业空心化的担忧，是基于当时美国汽车和电动机械等重要制造业向西欧转移的背景，B.Bluestone和B.Harrison(1982)把产业空心化定义为实业资本撤退现象^[11]；Bluestone（1984）把去工业化和失业问题联系在一起。^[12] 小岛清（1978）认为对外投资引起产业空心化，会给母国带来贸易逆差和失业率上升等负面效应。

产业结构调整与低端产业退出引发的产业空心化

周振华 (1998)指出，产业空心化是新产业发展不能弥补旧产业衰退而形成的经济萎缩，导致特定产业的崩溃和衰亡。各国在其发展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遇到过这一问题。中国理论界有人将产业空心化理解为国民经济过度服务化或超工业化，是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投入与流动日趋不合理，造成经济结构的失衡，蚕食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但我们要看到，目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新旧产业交替中的“空洞”化。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买方市场的特征比较鲜明，消费品市场和投资品市场产能过剩现象都比较突出，包括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生产能力也有相当程度的“放空”。其实质是产业新陈代谢失调，相当一部分产业处于衰退状态，新兴产业又没能及时跟进填补衰退产业退出的空白，导致经济增长趋缓。因此，产业空洞化形成的根源与机理，因具体环境条件不同而有所差异，不同国家、乃至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其产业的替代更新可能具有各自的特点。

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分工引起的产业空心化

Kotabe以实证方法研究了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美国企业所采取的生产外包以及全球供应链方式进行全球资源配置与美国产业空心化现象。Kotabe（1989）认为，如果创新者不能一以贯之地将最初的创新优势转换成一种全球主导战略，仅仅关注于细分化市场竞争力，发展中国家的追随者就能够通过模仿获得比较优势。由于新产品在国外推出的速度随着创新领先时间的缩短而逐步失去竞争优势，美国企业因高工资和低劳动生产率，就会失去了产品制造的竞争力。美国的创新领先优势下降，迫使美国跨国公司更多地使用生产外包降低成本，以提升价格竞争力。不过单纯生产外包会改变既定产品的生产成本和需求函数，也会改变美国公司的创新者的行为，可能会造成美国公司向单纯设计师转变，从而丧失长期形成的“研发—制造”双重竞争能力，并引起传统优秀企业与新兴技术分离，在新的制造和生产过程中落后。

他运用1977-1982年美国海外投资数据，实证研究了美国跨国公司通过外包生产提高竞争力以及由此产生的美国产业空心化效应^[13]。所得到的基本结论是选择新的生产地点，发挥研发资源分散在世界各地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优势，以高度协调的方式，在美国跨国公司内部组织设备、产品生产和研究开发的分工，跨国公司内部跨地域跨国界的分工提升了自身在全球范围的竞争力，也构成了不对称的国家间的产业分工格局。海外子公司可以共享母公司研究开发成果，母公司可以对其外国子公司进行内部产品采购，特别是加大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的制造品的采购后分销到世界各地，包括美国，从而可大规模使用廉价劳动力来降低生产成本，但不降低创新竞争力综合利益，这是美国跨国公司的战略推动力，也符合美国整体的国家利益。

他将美国企业海外投资对产业空心化的影响具体化为四个路径，进行实证研究结果为，路径（1）主要的分工方式：母公司研究开发-输出零部件-海外控股子公司进行装配制造；路径（2）母公司和海外控股子公司的研究对于零部件分工有重要影响，对美国本土的产业空心化影响不显著；路径（3）母公司研究开发活动强化了输出设备的能力，对产业空心化影响不显著；路径（4）跨国公司的母公司和子公司之间的研究开发活动持续增强，显著增强了美国跨国公司的国际竞争力。其中。尽管利用廉价劳动力可以发挥立竿见影的短期效果，但提升美国跨国公司研究开发密度是提高美国产业全球控制能力的基础。从Kotabe定量化的研究结果可以看到，美国企业全球化配置资源的就业效应是，在美国本土就业人数会下降；与此同时会出现就业结构的变化，即研究开发人员增加，非研究开发岗位减少；研究开发就业增长具有比非研究开发就业增长更强的就业带动效应。与此同时，因研究开发岗位逐渐独立于制造过程而列入服务业范畴，美国就业与经济结构开始更加明显地转向服务型导向的经济，这被称为去工业化或是产业空心化。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过外包采购方式整合跨国资源获得全球竞争优势的产业空心化过程，实际上代表了美国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再工业化过程。

 

结 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由社会经济活动各个节点、各个层次、各个主体和各个领域相互关联和内在联系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我们建设的现代化经济体系，既要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和有益做法，也要重视中国国情、体现中国特色。这需要考虑如何提升产业划分的科学性，反映当前数字产业的需要，尊重知识产权，推进数字化产业的大发展，强化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实现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

在实践中，我们需要认真研究产业升级和建设现代经济体系可能出现的问题，一是传统产业领域淘汰过剩产能与新一代产业崛起之间出现过长的时滞引发经济衰退；二是要防止没有科技创新产业组织模式和创新支撑引发产业升级的虚化；三是要防止脱离数字革命，简单重复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重化工业化升级。坚持中国制造业2025是以数字革命带动加工革命、材料革命、工序工艺创新和生产组织方式创新。要充分尊重与发挥企业家的创新示范带动引领作用，采取有效措施，为企业提高创新效率，降低创新风险提供更加强有力的公务服务，提供更加有力的前瞻性基础科学研究的支撑。

有关产业更替与全球配置资源引起的产业空心化的分析则表明，压缩过剩产能，淘汰落后产业是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应当也必须付出的转型代价，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代表在全球配置资源也是作为全球大国必须做出的长期战略选择，但从短期看也会引发产业空心的效应。这提示我们需要研究有效转型与稳定发展，保持长期与短期相对平衡的政策体系。加快推动创新型产业增长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其中的关键。

                                    （编辑  王蕴）

 

   

在改革开放40年中，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本文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和民营经济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分析民营经济发展遇到“玻璃门、弹簧门和旋转门”的原因，探讨我国民营经济未来发展的前景。

我国经济和民营经济发展的奇迹

1978年，我国还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世界银行的统计显示，1978年，我国人均GDP仅为156美元。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集中在撒哈拉沙漠以南，被称为“黑非洲”。当时，这些国家人均GDP是490美元，我国人均GDP不及其三分之一。我国81%的人口生活在农村，84%的人口每天的生活费达不到1.25美元的国际贫困线标准，出口和进口分别仅占GDP的4.1%和5.6%，两项加起来仅占9.7%。

 从1978年到201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高达9.5%，这在人类经济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超出所有人的预期。

邓小平同志在推动改革开放之初，提出的目标是20年“翻两番”。这意味着，中国每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必须达到7.2%。根据当时国际经济学界流行的“自然增长率”理论，任何一个国家，除了在战争破坏以后或是大的自然灾害破坏后的恢复期间，可以取得两三年7%或稍高点的经济增长外，正常状况下，很难实现7%的增长。而我国不是连续20年平均每年增长7.2%，而是连续39年平均每年增长9.5%。如按照39年年均增长7.2%计算，我国现在的经济规模是1978年的15倍。事实是，我国以年均9.5%的速度增长了39年，现在的经济规模是1978年的34倍。

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贸易增长也非常迅速。统计显示，过去39年间，我国进出口贸易年均增长高达14.5%。1978年，我国贸易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仅为9.7%，现在已超过30%。从贸易依存度看，在人口超过1亿的大国中，我国的贸易依存度最高。

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条件下，2009年，我国经济规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我国出口总额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而且出口的产品结构产生很大变化。1978年，我国75%以上的出口产品都为农产品或农产品加工品，现在97%以上的出口产品都是工业制造品。所以中国在国际上被称为“世界工厂”，是世界制造业的基地。2013年，我国贸易总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14年我国GDP总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到2017年，我国人均GDP已达9480美元，成为中等以上收入国家。

一般认为，在2025年之前，我国就能跨过人均GDP12700美元这个门槛，成为高收入国家。从统计数字看，二战后至今，全球20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仅有2个经济体成功地从低收入迈入高收入阶段，一个是我国台湾，另一个是韩国。到2025年之前，我国很可能成为第三个。目前全世界高收入经济体的人口只占世界总人口比重的15%，如中国跨入高收入经济体，这一比重将从15%增加至34%。

二战后，所有发展中经济体都在致力于发展经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国际机构都在努力帮助发展中国家和发展中经济体发展经济，减少贫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有7亿多人口摆脱了日均1.25美元生活费的国际贫困线标准，对世界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为世界减贫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出现金融经济危机的国家。不仅如此，当国际上爆发金融经济危机时，我国经济发展还为世界经济复苏做出了重要贡献。

1997年爆发亚洲金融危机，当时国际上认为东亚经济可能从此将一蹶不振。但实际上，2000年东亚经济体恢复到过去的快速发展。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奇迹？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人民币没有贬值，为东亚经济提供了安定的锚。在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依然维持了8%的强劲增长，并有效拉动了周边经济体的复苏。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爆发，来势汹汹，如同1929年纽约股市崩盘，世界经济陷入萧条。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迅速制定和推出了4万亿元投资的经济刺激政策。2009年第一季度就开始恢复增长，并带动世界其他地区稳定了经济增长态势，拉动了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恢复经济增长。对于上述贡献，我们都是引以为豪的。

从1978年至今，我国民营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非常迅速。统计显示，1978年，我国国民经济组成中，全民所有制占80.8%，集体所有制占19.2%，城乡个体经济、私营企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都是零。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时，全民所有制经济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51.4%，集体所有制经济占35%，城乡个体经济占7.8%；私营企业、合资经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占5.8%，两项加起来不足14%。根据全国工商联最新的统计数据，截至2017年年底，我国民营企业有2726.3万家，个体工商户6579.3万户，注册资本超过165万亿元，对国家的税收贡献超过50%，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以及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占比均超过60%，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占比超过70%，城镇就业占比超过80%，对新增就业贡献率超过90%。现在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的主力军。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取得的经济发展成绩是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那么，民营经济的发展当属奇迹中的奇迹。

民营经济发展中遇到的制度瓶颈

民营经济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发展并非一马平川，面临着制约发展的“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的问题。我国改革开放既要保持稳定的环境又要能够高速发展，可以说这是一体的两面，既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有利环境，但也难免在某些领域、某些阶段存在着限制民营经济发展的情况。

前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也允许民营企业发展，但转型为其带来的结果是经济的停滞、崩溃，危机不断。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国际的主流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在计划经济时代发展不好，是因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扭曲太多，造成资源错误配置，滋生寻租腐败，导致效率低下。“华盛顿共识”倡导这些转型国家以休克疗法来推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一次性消除各种干预和扭曲，以建立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但推行这样的转型方式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实行计划经济的政府对经济干预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和补贴那些资本密集、技术先进、规模巨大的重工业。这些“先进”产业违反了西方经济学的比较优势，企业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开放竞争中缺乏自生能力，因而取消保护补贴后，必然崩溃，造成大量失业，社会政治不稳定，经济也难于发展。在这种状况下，即使实行了全面的私有化，也只有少数在私有化过程中攫取大量自然资源或是电信、电力等自然垄断行业的企业成为寡头，其它民营企业在经济发展总体状况差、危机不断的情况下，也就难以做大做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能够实现稳定、快速增长，民营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改革走的是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与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地区相似，都是以国有制为主体、集体所有制为补充的公有制经济。当时之所以要建立这种经济体制，是为了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迅速建立起资本密集型、技术先进的重工业体系。对于资本短缺，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国家，要发展资本密集型重工业，需要政府直接动员资源、配置资源，提供大量的保护和补贴，并给予国有企业市场垄断地位，不允许其他所有制企业与其竞争。与前苏联和东欧等国家采取的休克疗法方法不同，中国在改革道路的选择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采取了双轨渐进的改革道路。一方面，继续给予计划经济时建立的资本密集型大型重工业国有企业必要的保护补贴；另一方面，则是放开传统上受到抑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准入，大量非国有企业，包括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外资公司由此得以参与到中国经济建设中来，并成为中国经济最富生机的力量。这种转型方式的好处是，维持稳定的同时，给予了广大民营企业家发挥聪明才智，追求个人价值的机会，民营经济从1978年的零起步，逐步达到1992年初的13.6%，现在已成为半壁江山。

但是在此过程中，一些大型国有企业仍然缺乏自生能力，没有保护补贴就难以生存。而在一些领域，又出现了限制民营企业进入的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改革需要与时俱进，2013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让各种所有制企业在市场公平竞争。因此，民营企业行业准入的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也应随着改革的深化而逐一消失。

民营经济发展将对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

2017年，在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的民营企业占16家。这让我回想起2003年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华商大会，请我去做主旨演讲，当时我查到的数据是，2002年，在财富500强企业中，中国有11家，美国有198家。在演讲中我做了一个预测，到2030年，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将可能有120家，美国大约也只有120家，中国与美国将会旗鼓相当。当时国际上“中国崩溃论”盛行，而我认为，到2030年，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将与美国的数量一样多。很多人认为我太乐观。但是实际发生的比我当时的预期还快，2017年，在世界500强企业中，美国企业有124家，而中国已有115家，其中民营企业有16家。

我在2003年做出上述预测的依据是，世界500强的企业数目与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总体规模是正相关的。2002年，中国经济规模占全世界的4.2%，美国占32.9%，世界500强企业中国有11家，美国有198家，两者高度正相关。我认为，只要我们走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推动改革开放，到2030年，即使按照市场汇率计算，我国经济规模也将超过美国。

2003年以后的发展比我上述的预期还快，到2017年时，我国经济规模已占全世界的16%，美国的经济规模占全世界的23.4%。现在国际上已经普遍接受我在1994年出版的《中国的奇迹》一书中所作的预测，到2030年时，我国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占全世界经济规模的比重应该在20%以上。届时，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企业至少有125家。到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时，我国经济规模很可能是美国的1.5倍以上，占全世界经济规模的比重将超过25%。届时，在世界财富500强企业中，中国企业很可能达到150家。2017年，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有115家，其中民营企业16家，超过十分之一。民营企业的内在增长动力强于其他所有制企业。到2030年，如世界500强企业中的中国企业达到125家，我相信，民营企业可以占到40家。到2050年，世界500强企业中，如中国企业达到150家，民营企业有可能达到75家之多。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走过的历程，我对民营企业家充满了敬意。民营企业家抓住改革开放的机遇，积极奋起，快速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重申“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我相信，只要有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广大民营企业家一定能更好地发挥企业家精神，实现个人价值和企业发展，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贡献。

                                             （编辑 季节）

 

历史巨变时代的来临

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盛行的新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下，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推动了全球经济整合的加速发展，并让跨国资本的渗透力量首次覆盖全球，导致经济权力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以及各国内部贫富分配极度不均。

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的反全球化运动风起云涌，西方国家的反主流政治风暴此起彼伏，战后美国建构的国际秩序正面临空前的裂解危机。危机来自于三方面：

首先，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权力基础全面动摇，美国正在失去生产与贸易、科技创新和意识型态领域的支配地位，勉强维持安全与军事，以及金融与货币领域霸权。

其次，现有美国主导国际秩序正遭遇空前的合法性危机，面临内外夹攻的困局：一方面西方社会涌现右翼排外民粹主义与左翼反全球化运动，肢解对经济自由化的社会共识，以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模式难以为继；另一方面，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发展势头强劲，正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非西方国家会以更大的力度要求全球治理改革，追求更公平、包容与可持续的国际经济秩序，带动全球秩序重构的新期待。

最后，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美国加速转向专断的单边主义与保护主义，抛弃维护国际秩序责任，拒绝履行国际条约义务，并逐步升级与中俄的战略对抗，不惜让现有多边体制陷入瘫痪。

美国国际领导威信的殒落，以及西方社会政治体制普遍出现衰败迹象，意味着西方中心世界加速没落。在此新旧秩序交替的历史关键时刻，中国正被快速变化的形势推近世界历史舞台的中心，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正为全球化注入新的动力，将以更积极进取的态度推进全球治理机制改革。当前，中国需要审慎应对美国冷战思维重现与新一轮战略围堵。中美战略对抗形势可能日益险恶，中国应牢牢把握对历史大趋势以及中国战略抉择的基本判断。

我们的基本判断是：

一，全球政治经济大格局变化正从西方中心世界秩序过渡到以非西方世界为主体的新秩序轨道上；

二，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模式已经难以为继，需要新兴市场国家为世界经济注入新动力与活力。同时，西方全球治理机制明显不足，需要新兴市场国家参与改革，有效回应当前各类全球议题挑战。中国推进全球化路径与游戏规则的修正，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机制改革，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最终得到广大非西方世界愈来愈积极的支持。欧亚大陆更紧密的经济整合也可以给陷入停滞的欧洲带来经济生机。

三，在新旧秩序及模式并存磨合过渡期，局部震荡与战略摩擦难以避免。中国决策者要争取营造最好的结果，但也要做最坏的打算。

 

美国对华战略全面转型

美国感到霸权地位遭遇空前挑战，激发对华战略调整

1.美国政府正式将中国视为国际体系中的头号竞争对手。

特朗普政府在近期相继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战略报告》中重新定位了中美关系。此前的奥巴马政府也把中国当作潜在的竞争对手，但执行的是长期以来美国两党都奉行的建设性交往政策，当时中美在许多全球和区域性议题上都有合作而把中国定位为战略合作伙伴。特朗普政府则明确把中国和俄罗斯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对美威胁程度仅次于伊朗和朝鲜；将中、俄称作“改变现状的国家”，在价值观和利益上与美国对立。

美国对中国态度的转变，丝毫不让人意外。美国习惯于一超独霸的体系，但近年来中国的理论、道路、制度与文化自信，宏大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在G20架构下的积极作为，完全超出美国朝野的预想，他们第一次强烈感到其霸主地位受到挑战。而美国国家利益的核心就是维护其全球霸主地位，维护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并从中获益，绝不允许任何可能凌驾自己之上的挑战者出现。

当前，重新思考对中战略已成为美国两党的共识。民主党过去一直主张与中国开展建设性交往，其假设是：中国会被吸纳进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当中国融入后，美国就可以影响中国的发展道路，让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上逐渐向西方发展模式靠拢。然而，这个发展趋势并未如他们所愿。

2017年2月，美知名中国问题专家夏伟（Orville Schell）与谢淑丽（Susan Shirk）召集跨党派中国专家小组撰写的《美国对华政策：给新政府的建议》明确指出，中美关系正处于“惊险的十字路口”，过去的很多假设已与客观事实的发展脱节。报告建议下一任政府更果决而有力地回应中国对美国价值观与经济利益的负面作用，凡是不符合或挑战美国主导的秩序、价值观的行为都必须有所回应。

最近，美前资深外交官坎贝尔(Kurt M. Campbell)和拉特纳(Ely Ratner)在《外交政策》杂志发表的《评估中国:北京是怎样让美国期望落空?》中指出：过去美国主张交往政策的决策者一直都怀抱一种不切实际的假设，以为通过交往政策，美国可以影响中国的发展道路，可以将中国吸纳进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这个天真的假设已经破灭。

美国发起了新一轮的战略对抗，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惩罚性贸易措施不断加码，试图全力阻挠“中国制造2025”计划，针对萌芽阶段的中国高科技产业采取精准式打击，并对潜在行业对手例如华为、中兴通讯等进行封锁。

尽管中美之间贸易大战一触即发，但中国仍可以沉着从容的应对。当前特朗普政府的战略转向未必能持久，因为美国此举将严重破坏全球高科技行业的生态结构，最终会削弱全球产业链对美国高科技供应体的依赖，逼使对手强化自主研发能力与开发多方面供应来源，使美国长期垄断的核心领域面临更多的竞争者。

美国精英感受到中国对美国核心利益的“威胁”，很大程度上不是基于客观事实，而是心理不适应与意识型态框架塑造。就中美战略竞争的本质而言，中国并没有正面挑战美国国际地位的战略意图，中国谋求的是与美国和平共处，全面经济交往，以及协同其他国家共同应对当前人类社会面对的各项挑战与难题，中国与美国之间不存在无法化解的地缘政治利益冲突，更没有称霸的野心。

当前国际体系的利益格局已经多元化、复杂化、网络化，关键的行动主体既包括各国政府，也包括国际组织、跨国企业，以及不同层次的全球化参与者，特朗普的国家安全团队仍用传统冷战零和游戏思维来处理国际关系，早已与现实脱节。全球相互依存格局下，绝大多数国家都不希望中美之间出现激烈战略对抗，危害和平发展与国际合作的前景及新冷战再现。因此，美国很难整合国内外全面围堵中国，对中国发起一场新冷战。

加之，在过去三十年的高速全球化过程中，美国与中国的经济依存关系已经构成盘根错节的利益连体，美国如果真要动手拆解这个结构，将给自己以及世界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

2.中国要有战略定力，认清并把握好历史大趋势。

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树大自然招风，在美国对华战略转向的新形势之下，中国要非常审慎、冷静地应对美国的敌意和对抗性的态度。习近平主席曾在一篇重要讲话里引述古言“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中国要把握好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以及中国战略抉择的大判断。

第一、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世界秩序正从西方中心过渡到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的轨道上，这个进程始于上个世纪最后30年，2008-2009年又迈入一个关键历史转折点，成为带动全球秩序转变的最重要的推动力。此前，世界已在中高速增长的轨道上运行了多年。尤其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扮演了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的角色。以中国和印度为主的新兴市场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第二、美国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治理机制已滞后于全球化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无法有效应对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的大格局变化。新兴市场国家参与的全球治理机制改革势在必行。

第三、在新旧秩序及模式并存的过渡期里，局部震荡与战略摩擦在所难免。转型或许会持续较长时间。

 

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已成为世界经济的骨干

中国很多重要经济指标已赶上美国

根据许多国际组织与智库的分析报告，近年来中国在很多重要经济指标上与美国并驾齐驱。包括：对外贸易规模、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规模、国际旅游支出、国内零售消费总量、新能源投资规模、跨国电子商务、科技研发成果与科研预算等。中国依靠自身的国内需求拉动了世界经济的消费总量。这对中国的贸易伙伴们有非常大的吸引力，也是强化国家间经济合作与交往的根本动力。

在科技研发成果与科研预算方面，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统计表明，随着科研团队的扩充以及预算的增加，在科学与工程论文发表数量上，中国已超过美国；虽然美国在论文被引用量上仍维持领先，但中国已呈追赶之势。美国在专利、知识产权收入和创新技术的风险投资等方面依然领跑全球。

中国在绿色能源领域快速跃升为全球的领军者。根据能源经济与金融分析院（Institute for Energy Economics and Financial Analysis）的一份最新报告，中国在风能、太阳能、水力发电及其他可再生能源领域已经在全球居于首位，中国的投资规模已超过欧盟与美国的总和。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力推展绿色能源，已经投入的项目的规模超过320亿美元。

在绿色金融领域，中国也走在世界前缘，2016年共新发行了362亿美元的绿色债券，占当年全球发行量的39%。最近，中央结算公司发布2017年中国债券绿色市场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12月31日，中国债券市场上发行贴标绿色债券2486亿元，占全球份额22%。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绿色债券市场，在过去两年，中国的发行债券规模占全球份额的30%。此外，中国也被认为是绿色经济相关领域的全球创新引领者，包括发展绿色运输工具、污染防治、节能建筑、智能型都市、资源回收与生态保护。

中国带动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的作用明显超越美国

2015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92个国家的第一大出口市场以及第一大进口来源国，而美国只有57个。近几年，中国对欠发达国家的援助规模加大，把各种不同形式的援助加总，总量可能已经超过美国。尤为重要的是，中国协助发展中国家克服基础设施瓶颈的努力非常显著。比如，依托中非合作论坛架构实施的“非洲信息高速公路计划”，中国电信集团带领中国设备厂商兴建覆盖非洲大陆“八横八纵”宽带骨干光线网络，投入约150亿美元，8年修建长度达15万公里，穿越48个国家与82个城市, 预计2023年完成。这对于非洲大陆具有跨时代的意义。西方国家从未设想能启动这样一种跨世纪的，而且是贯穿整个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

    麦肯锡顾问公司最近发布了一份关于“中国在非洲企业的经济带动作用”的评估报告，它们在非洲8个大的经济体里，针对抽样的1000家中国企业做了深度调查。目前非洲至少有10000家中国企业，其中90%是民营企业。抽样调查的这1000家企业给当地创造了30万个工作岗位，其中89%的员工都是当地人，超过三分之二企业都对当地员工进行培训以提升其专业技能。报告估计，中国企业给非洲地区创造的就业机会超过200万个。

制订国际经济合作游戏规则的主角将由G7转到E7

根据普华永道的预测，到2030年，中国的GDP（以市场汇率计算）将超过美国，未来（2050年）全世界经济的主角将不再是传统的七大大经济体（G7），而是七大新兴市场国家（E7），即中国、印度、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墨西哥、巴西。2017年由中国主办的金砖国家峰会是一个新起点——通过邀请墨西哥等国的元首或政府代表参加，金砖国家峰会从一个封闭的五国协商机制，逐渐扩大成为非西方世界最重要的高层协商平台。如果用购买力等值衡量，1995年E7的经济规模是G7的一半，2015和G7的经济规模已经相当。据估算，到2040年，E7的经济总量将是G7的两倍，成为全球经济的骨干与带动增长的火车头，而到2050年，现在的G7只剩下美国与日本。

世界经济将要经历一个巨大的变化，所有西方所主导的多边体制都要进行调整，包括决策机制、责任分担等等，将更大程度反应新兴市场国家和更广大国家的需求。

 

战后美国建构的国际秩序面临空前的裂解危机

西方主导的战后国际秩序的合法性、包容性、可持续性早已存在严重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权力基础全面动摇，美国正快速失去在生产、贸易、科技创新、意识型态等领域里的支配地位，勉强维持军事与安全、金融与货币等领域的霸权；（2）自由贸易的社会支持基础崩解，近年来在西方内部涌现的右翼排外民粹主义和左翼反全球化运动，不断肢解社会的共识；（3）面对非西方国家呼唤全球新秩序，要求全球治理改革，追求更公平、包容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呼声，西方国家显得十分无力，回应缓慢且不足。

西方国家内部出现了许多令外界和自己吃惊的政治风暴，有人称之为“黑天鹅”现象，即主流政治人物纷纷被反主流、反自由经济秩序、反区域整合的力量击败或削弱。英国的脱欧公投，意大利的五星级运动崛起，德国的“另类选择党”动摇默克尔总理的多数联盟，都是这股反全球化潮流的最佳写照。

特朗普变局带来新的危机

特朗普的异军突起更是让原已动荡的政治结构重组过程出现更大波折。他主张美国优先、美国利益最大，将所有国际领导责任、政治信用、价值理念原则等都视作美国的包袱，皆可抛弃；对于既定的国际承诺、多边体制与外交政策框架，皆可放弃或修改；对推进民主化、经济自由化与全球化的长期目标，则毫不留恋；美国原有的国际经济交往规则皆可重新设定，既有的经济协议则可重启谈判。

特朗普政府的许多举动与美国一直想要扮演的全球领导者的角色格格不入，包括美国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定》，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全球移民协定》，并威胁随时准备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减少对联合国各个专业机构的预算承诺，将美国一手创建的世界贸易组织（WTO）称作“灾难”并威胁不受制于其裁决。特朗普政府准备无视任何它认为有意侵犯美国主权的WTO裁决。其恶劣影响之一就是，2017年底在阿根廷举行的WTO部长级会议在对全球贸易没有任何实质共识的情况下落幕，惨交白卷。WTO协商体制已经完全失去功能，陷入瘫痪，完全无力纾解中美之间可能爆发的大规模贸易冲突。这些迹象都显示，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已经摇摇欲坠。

面对自由国际秩序的裂解，美国主流外交精英担忧“世界正迈向金德尔伯格陷阱”。哈佛大学著名政治经济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当下炒得很热的“修昔底德陷阱”可能是个伪命题，因为这种历史悲剧重演的可能性太低。真正需要更严肃面对的是“金德尔伯格陷阱”，即当美国抛弃国际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角色，而中国又没有能力和意愿来填补这个真空时，世界经济可能会出现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严重短缺的危机。

依照已故美国经济学会会长金德尔伯格的霸权稳定(hegemonic stability)理论，在缺乏世界政府的情况下，国际经济体系的稳定运行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或领导集团，提供必要的国际公共产品。国际公共产品包括两个范畴：一是经济交换与合作的基础条件，即和平的国际秩序、跨境产权保护、开放的贸易体系、海上自由航行、通用的交易货币、稳定的汇率、交易规则标准化等，只有具备了这些条件，跨国贸易和投资才能实现。否则，这一体系将极难保持稳定，贸易战和货币战也就难以避免，并进而走入一种恶性循环。二是世界经济的危机管理机制，即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在出现危机时扮演两个角色——当经济出现巨大周期波动或金融危机，第一，经济出现严重紧缩时，这个国家是最后的购买者，它不但不会闭关自守，还会进一步开放市场，并且用财政刺激等多种手段维持旺盛的需求和购买力；第二，在资本市场陷入恐慌时，这个国家是最后的信用担保者，可以实时为世界金融体系注入流动性，防止其陷入流动性陷阱，只有唯一的超级大国或紧密团结的少数核心大国才能扮演这样的角色，其他经济体都只能搭便车。

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全球化模式不可持续

“镶嵌自由主义”有效维护了二战后头三十年的自由国际秩序。金德尔伯格的“霸权稳定论”逻辑，确实可以用于解释二战结束后的30年美国在国际秩序重建上发挥的关键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美国为主导，构建了战后国际秩序以及相应的多边体系。在美国的引导下，国际社会逐渐形成共识：一方面建构以开放、合作、互惠为原则的国际经济秩序，为贸易自由化逐步建立规范，提供以美元为定锚的稳定汇率，并设置IMF与世界银行等机构，协助发展中国家因应国际收支失衡问题及满足发展融资需求；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国内普遍设置相应的机制来调和资本主义破坏力量和社会保障需求之间的矛盾。这些与自由国际经济秩序相配套的机制包括：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推行社会保障体系、福利国家体制、累进课税、财政移转性支付等政策，其中特别关键的是严格限制跨国资本流动和跨国劳动力流动，维持阶级之间的权力平衡，资本家必须在国内寻求与劳工阶级和中产阶级的政治妥协。这种体系被称为“镶嵌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即不是完全放任市场主导的自由主义。

美国主导建立的战后秩序涉及很多领域，包括安全、维和、贸易、货币、金融、运输、通讯等等，甚至包括海洋、航空、外层空间等。其中最重要的贡献是：战争不再是通行的解决国家间争端的工具，国际法不承认以武力夺取领土的合法性；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国际社会将集体予以抵制，联合国安理会也会出面干预。这一新秩序开启了人类近代史上最长的和平繁荣时期，尽管有美苏冷战与局部代理战争，但没有爆发全面性战争，美国也趁机极力向外推广其价值观和发展模式。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时任美国总统里根推动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模式，逐步侵蚀了社会阶级间的力量均衡，民粹主义和右翼极端反全球化也由此时开始逐渐累积力量。首先，过去30多年里，许多西方国家（也包括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的政府都变成面对经济巨兽的政治侏儒，政府的经济与社会职能被架空，放任跨国企业在全球市场里的垄断行为，最终导致全球化利益与风险分配严重不均。几乎在所有国家内部，跨国资本取得绝对支配地位——压缩工会权力、放宽劳动条件，全面减税、厉行财政平衡，长期执行紧缩政策、倒逼社会福利体制逐步减缩等等。其次，金融市场本身变成创造巨额短期暴利的来源，大量资本被吸纳进虚拟经济，金融凌驾于实体经济之上；施行大幅度金融松绑，拆除金融防火墙，全面开放衍生性金融产品，最终导致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

跨国资本在全球化经济中的主导地位

过去30多年，美国根据新自由主义蓝图打造的国际经济秩序，让跨国资本在全球取得前所未有的主宰地位，民主与市场都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的俘虏。如果我们把国家也视为经济体，将所有国家的财政收入与全球大型企业的营收作为比较基础，全球前100大经济体只有30个是主权国家，其余都是跨国企业。全球营收最高的是沃尔玛，只有8个国家的财政收入超过它。作为一个经济实体，沃尔玛的规模远超过西班牙、韩国、澳大利亚。而在这些企业巨兽面前，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都是侏儒，没有任何谈判筹码。资本主义全球化使得极少数跨国企业与最富裕阶层成为全球权力行使主体，他们排斥所有限制其行动自由与资本回报的全球治理或监管机制，他们有能力影响各国的法律、政策与国际规则。

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全球化导致“寻租资本主义”（rentier capitalism）愈演愈烈。“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发布的“2017年贸易与发展报告”，特别指出“寻租资本主义”对世界经济结构的扭曲作用。现代经济里典型的寻租就是企业藉助政治影响力来取得特殊竞争优势或巩固自己的独占或寡占地位，然后藉此压榨供货商、消费者或政府以获取超额利润。

UNCTAD这份报告首先指出，过去30年的全球化可以称之为“超级全球化(hyberglobalization)”，全球经济整合的深度与广度，在以史无前例的超级速度前进。超级全球化导致了产业结构的高度集中，也让极少数的享有垄断地位的超大型跨国企业囊括了愈来愈高的超额利润。根据UNCTAD的分析，在1995年，如果我们把全世界所有非金融业上市公司的市值从最大到最小进行排列，前100大的总市值是最后段两千家公司的31倍，而20年后这个倍数已经暴增到7100倍。在过去20年中，这100大企业的超额利润比例也不断攀升，跟它们同业平均获利率相比，在1995年它们的超额利润占利润的比例是16%，2015年则上升到40%。

这些超大型跨国企业之所以能急速扩张，又能享有惊人的获利能力，主要不是靠它们的创新或效率提升，而是它们可以藉助自己的政治影响力来扭曲法律、政策与市场监管体制，让自己透过收购专利与滥用专利诉讼来压制对手与阻挡潜在竞争者，可以在全球范围逃避课税，以及设法解除反托拉斯法的束缚，让自己可以通过并购而快速巩固市场垄断地位，并让自己暗中侵占消费者权益的商业模式规避消保法的管控，甚至还可要挟各国政府给予特殊优惠的财政补贴。在全球寻租资本主义盛行的时代，贫富两极化是必然的结果。

                                               （编辑  季节）

 

 

周总理对我的几次批评

（一）

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退出现役后，曾在1960年5月访华。毛主席、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会见了他。他要求除会见我国领导人外，还要访问几个不对西方开放的城市。总理原则同意。外交部制定日程，组成接待小组，全程陪同。

9月7日，蒙哥马利在陈毅副总理主持的欢迎会上发表讲话，提出“和平三原则”：（1）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2）都承认有两个德国——东德和西德；（3）一切地方的一切武装部队都撤退到他们自己的国土上去。

周总理认为蒙哥马利很有政治头脑。他要我参加接待小组，陪蒙哥马利去外地。总理指示，要放手让他看，旧中国遗留下的贫穷落后和新中国取得的成就，都是客观存在，让他自己看了做出结论。结合参观访问，帮助他尽量从本质上了解新中国。

从9月9日起，蒙哥马利先后访问了包头、太原、西安、延安、三门峡、洛阳、郑州、武汉，9月20日傍晚回到北京。21日凌晨2时许，总理找我到西花厅向他汇报。我的汇报较简短，总理问得很仔细，对政治性问题问得特别细。汇报了两个多小时，看来总理还满意。我觉得总理该休息了，准备告辞。但总理又问我，在各地看了些什么文艺节目。我谈到在洛阳时，当地为蒙哥马利准备专场文艺演出，他不看，晚饭后让我们陪他到街上散步，走过一个小剧场，他闯了进去，演的是豫剧《穆桂英挂帅》，翻译向他简介了剧情。他说：这出戏不好，怎么让女人当元帅。我说：这是中国的民间传奇，群众很爱看。他说：爱看女人当元帅的男人不是真正的男人，爱看女人当元帅的女人不是真正的女人。我说：中国红军就有女战士，现在解放军有位女少将。他说：他对红军、解放军一向很敬佩，不知道还有女少将，这有损解放军的声誉。我说：英国的女王也是女的，按照你们的体制，女王是英国国家元首和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这一来，他不吭声了。

总理严肃地对我说：你讲得太过分。你说这是民间传奇就够了。他有看法，何必驳他。他提出了和平三原则，难能可贵。你搞了这些年外交工作，还不晓得求同存异？弄得人家无话可说，就算你胜利了？鲁迅讲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引申一下，讽刺和挖苦决不是我们的外交。总理的批评很尖锐，但使我心服，我很想听他多批评几句，但总理却改了语气和话题。问我：蒙哥马利最喜欢什么文艺节目。我答：杂技，特别是口技。总理问：他看了杂技《抢椅子》没有？我说：没有。总理从文件框里取出为蒙哥马利安排的文艺晚会的节目单，其中没有杂技和口技，却有一出折子戏《木兰从军》。总理说：又是一个女元帅，幸亏问了你，不然他会以为我们故意刺他。总理马上打电话给外交部礼宾司，要他从节目中撤掉《木兰从军》，加上口技、《抢椅子》和中国戏法，并指定了演员。

9月22日晚，总理在饯别蒙哥马利的宴会上发表讲话，称赞蒙哥马利提出的和平三原则是“抓住了解决国际重大问题的关键”，表示“完全赞同和支持”。总理还说，这次蒙哥马利“亲眼看到中国人民正在辛勤劳动，从事和平建设”，但“我们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还要经过几十年的长期努力，我们需要和平，需要朋友”。蒙哥马利在讲话中说，这次访华“使我了解了“中国的命运现在已经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二）

1962年8月，我到伦敦担任驻英国代办。9月间，英国贸易大臣埃儒尔通知我：英国政府拟邀请中国外贸部副部长卢绪章于当年12月访英。我请示国内后，回答埃儒尔：中国政府感谢英国政府对卢的邀请，卢将会如期访英。埃儒尔非常高兴。他说：这是英中关系中的一件大事。第二天，英国政府宣布了这件事。

10月，印度再次在中印边境挑起武装冲突，我国被迫自卫还击。英国一些政客和报刊借机反华。《苏格兰人报》称，英国政府对中国外贸部副部长访英之事将另作考虑。过了几天，埃儒尔紧急约见我。他说：英国政府决定无限期推迟卢的访问，半小时后就正式宣布。我竭力抑制愤怒的情绪，指出：英国政府出尔反尔，使我惊讶。卢的访问日期是英国政府提出、中国政府同意的。现在英国政府不同中国政府商量，单方面决定无限期推迟，而且马上就要宣布，对这种不正常的做法，我个人表示遗憾。我将报告本国政府。

回到代办处，我召集主要外交官开会。我说：对英国政府这种帝国主义的态度，应当予以打击。根据我的意见，急电外交部和外贸部，说明埃儒尔同我谈话的情况以及我的表态，并提出3点建议：(1)向英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2)主动宣布取消卢绪章的访问；(3）削减从英国的进口。外交部复电同意我对埃儒尔的表态，并要我以中国政府的名义向他重申，但不提保留进一步评论的权利。但复电中指出，3点建议不妥，不予采纳，要我结合我国总的外交政策和对英工作方针，进行研究考虑并复。这显然是认为所提建议不符合我国的外交政策和对英方针，让我作检讨。我感到不能接受。在给外交部的复电中，我只表示，所提建议仅供参考，现服从部里决定，今后将在实际工作中加深对我国外交政策和对英方针的理解。

1963年春，卢绪章应邀访英，访问很成功。这年秋天，我回国休假。总理找我谈话，总理说：去年你提出3点建议，当时外交部和外贸部基本同意，到我这里挡住了。我让外交部给你泼了冷水，希望你考虑。从你的电报看，你思想不通。现在我问你，当时提出这3点建议，出于什么考虑？我说：我本想当场对埃儒尔提出抗议，鉴于外交工作授权有限，我只表示遗憾；我觉得不够分量，应该用政府的名义提出抗议。英国虽已衰落，有时还有强烈的帝国主义气焰。他们认为需要，就迫不及待地宣布邀请卢绪章访英；他们认为不利，就单方面宣布推迟。这有些“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味道。我们主动取消卢的访问，可以表现我们的高姿态，英国的经济很大程度上靠外贸，削减从英国的进口，才能刺痛它，加深它的内部矛盾。对英国该拉就拉，该打就打。当时我觉得对这件事有必要给它沉重打击，这是针锋相对。

总理说：针锋相对要看全局。美国对我们封锁禁运，英国却邀请我们外贸部副部长访英，这就有区别，有矛盾，先要抓住这一点。印度是英联邦的重要成员。中印发生武装冲突，英国要是按原计划邀卢绪章访英，就不好向印度交代。他们的态度有反复，说明内部有争论。他们决定无限期推迟，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中印冲突会持续多久。它只是推迟，留有余地。你为什么要把文章做绝？当然，英国的做法不大对头，你向埃儒尔指出来，表示遗憾，这很好，再用政府的名义口头重申一下就够了，何必小题大作提抗议？我们的建设以自力更生为主，也要在平等互利的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外贸易。这在开国的时候就宣布了。我们是计划经济，突然削减进口，首先对我们不利。英国同我们做生意的都是私营企业，对我们的态度比较友好，削减订货，受损失的是他们，还会落下一个不遵守合同的坏名声，你想到这些没有？

我说：卢绪章访英成功，证明我原来的想法和建议错了，但我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总理从方针政策上作了具体分析，使我豁然开朗，对我是很大的教育。

总理说：我记得你是1919年出生的，已经不是少年了，有时还那么“气盛”。外交工作不能意气用事，要有全局观点，从多方面考虑。我这样讲，是希望你成熟一些，但不要因此就不勇于提出建议。

（三）

1971年7月9日至1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周总理让我以他的助理名义参加会谈。7月15日，中美双方同时宣布：尼克松将于1972年5月以前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新闻震动了世界。

这年10月，基辛格一行14人来北京，为尼克松访华作具体安排。总理主要同基辛格谈判被称为“上海公报”的内容，并商定尼克松访华日期为1972年2月21日至28日。

1972年1月，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一行18人（包括白宫发言人齐格勒）来华作技术安排。齐格勒提出，在尼克松访华期间，随行的大批记者将通过通讯卫星播发电视、图片、电讯等，请中国政府给予方便。他指出，在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几乎家家都有电视机，亿万人民渴望通过电视看到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况，尼克松本人对此极为重视。

周总理让我约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开会讨论此事。会上，国务院文化组负责人于会泳抢先发言。他说：我们绝对不能在中国向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为尼克松进行电视宣传，这也是“首长”的意见。与会的其他同志听后，一言不发，大家都明白，于会泳的“首长”是江青一伙。

我向总理作了汇报。总理说：岂有此理！过去美国政府一直敌视中国，现在美国总统要来中国访问，这是历史性的转变。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亿万人民将通过电视看到尼克松访华的情况，就会引起思考，增加对中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这是为尼克松做宣传，还是为新中国做宣传？

总理说：你告诉齐格勒，中国政府原则上同意他代表美国方面提出的这一要求。我们现在还没有通信卫星，请他帮助我们租用。在转播技术方面，也请美方协助。对此，齐格勒表示，尼克松访华8天的租金估计要100万美元，中国政府不必花钱租用，因为美国政府已经准备了卫星终端站，只要求中方在北京、上海、杭州修建地面工程，费用由美国承担。我说：修建地面工程的费用由中国政府支付，只要美方技术协助。

我向总理汇报，并说：既然美国政府已做了准备，我们不必花那么多钱为美国记者租用电视、通信设施。总理立即批评我，他说：这不是花多少钱的问题，这是涉及我们主权的问题，在主权问题上绝不能有丝毫含糊。你告诉齐格勒：第一，请他负责为中国政府租用卫星终端站，租用期是北京时间1972年2月21日上午1时至2月28日24时。第二，在租用期间，卫星终端站的所有权属于中国政府。美国方面事先向中国政府申请使用权，中国政府将予同意。中国政府向使用者收取使用费。第三，租用费和使用费都要合理，要齐格勒提出具体数目。我们通过其他途径了解国际上的一般价格，不做“冤大头”。

我将总理的指示向齐格勒讲了，他很惊讶，想了一会儿说：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谈判对手。我完全接受中国政府提出的前两点办法。请放心，租用费一定很合理。我很佩服你们的精明，我更佩服你们处处注意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尊严。我将把这一深刻印象报告尼克松总统。我还要坦率地说：现在我完全同意基辛格博士的看法：周恩来总理是世界上罕见的、令人衷心敬佩的、伟大的政治家和外交家。

 

1972年毛泽东同尼克松的谈话

1972年2月21日至28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21日下午，毛泽东主席会见尼克松总统，在座的有周恩来总理、基辛格博士；译员是唐闻生，记录是王海容。

（一）

（1）这次谈话是这样开始的：[1]

毛主席谈笑风生，寓意深刻。他向尼克松表示欢迎和寒暄后风趣地说：“今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要我们谈的问题限制在哲学方面。对于这个问题我没有什么可说的，应该请基辛格博士谈一谈。”基辛格马上说：“我过去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指定我的学生要读主席的文选。”下述照抄原纪录相应部分：

毛：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说是我们几个要吹的问题限于哲学方面。（众笑）

尼：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读了主席的诗词和讲话，我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

毛：（指基）他是博士。

尼：他是一位思想博士。

毛：（指基）今天主讲要请他，博士，philosopher（哲学家），哲学博士。

尼：他是一位哲学专家。

基：我过去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指定我的学生要读主席的选集。

（2）关于这次谈话的开始部分，基辛格作了如下描述：

毛评论了尼克松在飞机上对乔冠华说的一句话，即他认为毛泽东是可以同他谈哲学的人。（这是又一个例子，说明中国人内部联系特别迅速，而且对毛的汇报很详尽）他开玩笑说，哲学可是个“难题”。对于这个题目他没有什么有意思的话可说，可能应该请基辛格博士谈一谈。

基辛格判断：尼克松在飞机上对乔冠华说，毛泽东是可以同他谈哲学的人，中国人很快向毛主席汇报，因此，毛主席会见尼克松时就说，哲学可是个“难题”。

但是，在这次谈话中，尼克松和毛泽东都没有谈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之类的哲学问题。尼克松所说的“哲学”究竟是什么意思？对此，基辛格未作解释，《访华》未作探索。其实，按原记录作些查证，答案就在新华社编印的《参考资料》1972年2月21日上午版第一页的合众国际社的一则电讯中，现节录如下：

［合众国际社关岛阿加尼亚二月二十日电］（记者：诺曼·肯普斯特）尼克松总统今天说，他准备同中国领导人进行马拉松式的会谈，如果这些会谈证明在缓和中美紧张局势方面有成果的话。

尼克松在他的蓝、白、银三色的“七六年精神号”喷气式飞机上对记者们说：“我们的主人想参加会谈多久，我就准备参加会谈多久。”总统说，他期望他同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和周恩来总理的谈话从哲学的角度来进行，而不是只集中讨论眼前的问题。

（中略四段）

尼克松说，毛和周都是“有哲学头脑的人物，他们不是仅仅讲究实际的、注意日常问题的领导人”。他说：“他们是一些眼光看得很远的人。”他说：“我自己对世界上的长期的和双边的问题的态度不是策略性的。美国领导人的眼光必须看得很远——我们的政策辩论必须根据一项妥善地制订、并且为人们充分了解的哲学，这是我们国际关系的基础。”

在这里，“哲学”具有特殊的含意。尼克松所说的“哲学的角度”，是指“不是只集中讨论眼前的问题”，而是“眼光看得很远的”。他说，他对（中美）“双边的问题的态度不是策略性的”，美国“国际关系的基础”是（由他）“妥善制订”的“哲学”。这里的“哲学”实际上是“战略”的同义语。

（3）这次谈话一开始，毛泽东就对尼克松说：“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这句开场白真是高明之至，精彩之至。然后，毛泽东借尼克松的话并揉进自己的意见，用幽默的口吻明确提出：“要吹的问题限于哲学方面。”这就是说，不吹眼前的、具体的、日常的、策略性的问题，只吹问题的长远性、原则性、宏观性、战略性的方面。

尼克松简述了他在飞机上“这样说”的原由，赞誉毛泽东是“思想深刻的哲学家”（这里的“哲学家”意为“战略家”）。毛泽东避开了尼克松的赞誉，转而一再促使基辛格发言。在尼克松引导下，基辛格讲了他在哈佛大学时指定他的学生“读主席的选集”（《访华》将“选集”改成“文选”）。接着，《访华》写出了内容与记录相同的三句话，即：毛主席说：“我那些东西算不得什么。”尼克松则称赞说：“主席的著作感动了全国，改变了世界。”毛主席说：“没有改变世界，只改变了北京附近几个地方。”

尼克松将这三句话以基本相同的字句写进他的回忆录，起语用的是“毛用典型的谦虚口吻说”；他称赞毛泽东的那句话则写成“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

1994年尼克松逝世后，人们发现在他尚未出版的最后著作《超越和平》一书中，首先提到毛泽东，说毛泽东是“富有领袖魅力的共产党领导人，曾运用他的革命思想推动了一个国家并改变了这个世界”。[2]

（二）

尼克松在对同毛泽的会见有点睛之语，他写道：“我同毛会见，主要谈到我们之间有发展潜力的新关系的他所谓的‘哲学方面’。”（此处及以下所引用尼克松的话，均见《尼克松回忆录》中册，第249至253页。）简言之，这次谈话的主题是中美关系的“哲学”方面，亦即中美关系的长远性、原则性、宏观性、战略性的方面。

毛泽东牢牢抓住这个主题，主动对尼克松和基辛格说了五段话：

第一段。《访华》称，毛主席说：“我们共同的老朋友，就是蒋委员长，他可不赞成。他说我们是‘共匪’。其实我们跟他做朋友的时间比你们长得多。”其实，这次谈话中，毛泽东根本未提台湾，只讲了上述这段话。基辛格认为，这是向尼克松“传话”：“中国人最终是会找到自己的解决办法的”（指不许美国及任何外国干预）。这就从“哲学”方面阐明了中美关系中的根本问题。

第二段。据《访华》称，毛主席向基辛格说：“你跑中国跑出了名嘛，头一次来公告发表以后，全世界都震动了。”这一段的文字与记录相同。记录中“头一次来”之后有一逗号，《访华》删去了，这有损原意。“头一次来”，是指基辛格1971年7月9日至11日秘密访华。当时周恩来同他商定了“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的公告，由双方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于7月16日同时发表。

基辛格确因“跑中国跑出了名”。他说：当尼克松派他秘密访华时，“我感到十分惊讶”。因为“对于广大公众来说，我基本上是默默不闻的，我任职两年半以来从未举行过公开的记者招待会”。[3]毛泽东这样说，是对他“跑中国”表示赞许，激励他继续“跑中国”，为发展中美关系而努力。

“公报发表以后，全世界都震动了。”这是完全符合实际的描述。基辛格说，在他秘密访华时，“周恩来指出，这一宣告会震动世界。他说对了。这不仅使新闻界震惊，而且一夜之间改变了国际政治结构。”[4]毛泽东讲这句话，似在向尼克松和基辛格表示，中美关系不只是两国之间的事，而是具有世界意义和世界影响的，应从这样的战略高度来审视和处理中美关系。

第三段。《访华》称，毛主席说：“讲老实话，这个民主党如果再上台，我们也不能不同他打交道。”毛泽东讲这句话的因由是：尼克松1969年入主白宫后，“特别感到苏联已成为美国的一个‘非常强大、有力和咄咄逼人的竞争者’，想通过改善中美关系，增加美国对付苏联的资本”。[5]此外，尼克松也想借助改善中美关系多捞选票，连任总统。毛泽东早就看出这一点，1970年12月18日，他对斯诺说：“1972年美国要大选，这年的上半年，尼克松可能派人来。”[6]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我国有关部门邀请并批准了美国乒乓球队和一些友好人士、新闻记者等访华，但对美国政界人物的访华申请则不予安排。据基辛格称，在他1971年7月，准备秘密访华时，“尼克松还想要中国人保证，在尼克松之前，其他政治家不许去中国。”[7]基辛格抵京后，在同周恩来会谈中，婉转地表露了此意，周恩来明确告诉他，我们收到了美国政界许多人士申请访华的函电，但我们都未邀请。基辛格立即代表尼克松感谢中国领导人的“明智”。并说，美国走向同中国友好之路应由尼克松总统亲自开始，美国其他政治家步尼克松的后尘才是合适的。

毛泽东的讲话意味着，中美关系不是权宜之计，应该超越美国党派政治的框框，高瞻远瞩地持续地发展中美关系。

第四段。摘抄原记录（《访华》所作的删改则不提及）：毛泽东在会见中对尼克松说“我是喜欢右派的。人家说你是右派，说你们共和党是右派。”毛泽东指的右派”，是作为“哲学问题”讲的。从“哲学”即“战略”上讲，当时西方一些国家中，在“苏攻美守”的形势下，右派主张对苏强硬，或可称之为抗苏派，左派主张对苏妥协，或可称之为亲苏派。为了抗苏，也就主张改善对华关系。由于对苏妥协，往往不愿或不敢接近中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把尼克松、基辛格说成右派，并把“英国的希思首相”以及“西德的基督教民主党”也说成右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说“我喜欢右派，比较高兴右派当政”。对此，尼克松做了心领神会的回答。基辛格犹感不足，以向尼克松提醒的方式补上一句，毛泽东马上做了回应：

基：总统先生，我觉得左边的人是亲苏的，他们不鼓励我们向人民共和国这边移动，而且批评你这样做。

毛：就是啰。我们国内有一派也反对我们跟你们往来，结果坐一架飞机跑到外国去了。

第五段。摘抄记录（《访华》所作的重大删改则不提及）：

毛：……所以我们两家也怪得很，过去二十二年总是谈不拢，现在从打乒乓球table tennis起不到十个月，如果从你们在华沙提出建议时算起，两年多了。我们办事也有官僚主义。你们要搞人员往来这些事，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死不肯。十几年，说是不解决大问题，小问题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所以就打乒乓球。

……从杜鲁门到约翰逊，我们也都不那么高兴。这个中间有共和党，那个时候，你们也没有想通。

这一段内容丰富，试作如下解释：

“过去二十二年总是谈不拢”——是指1949年初夏至1971年初夏；“总是谈不拢”是指中美关系问题。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却留在南京，并派秘书傅径波向我南京外事处处长黄华传话。毛泽东得报后，于5月10日致电南京市委：“黄华可与司徒见面”，告以“如果美国政府愿意考虑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的话，美国政府就应当停止一切援助国民党的行动，并断绝和国民党反动残余力量的联系”。“司徒表示，愿同新中国建立新关系。后又表示，目前尚无一个新政府成立，没有承认对象。[8]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6月27日，杜鲁门命令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阻止我解放台湾，并宣称台湾地位未定。不久，美国在台湾设立军事基地。1954年12月，美蒋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对此种种，中国政府均发表严正声明，一再宣告“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

在一些国家斡旋下，中美大使级谈判于1955年8月1日在日内瓦举行（后移至华沙）。到1960年9月，会谈了100次，除开始时就“平民回国问题”达成协议外，别无结果。美国政府实行对华贸易禁运，不准中国人去美国，不准美国人来中国。1960年9月13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发表声明说，“中国政府曾经设想”，双方先就“一些比较次要的问题”达成协议，“以便为解决中美两国之间的根本性问题创造有利条件。为此，中国方面在中美100次会谈中，曾经先后提出消除两国贸易的障碍，消除两国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的障碍以及在平等互惠基础上互换记者等等一系列的合理建议”，但“都遭到美国政府”的“无理拒绝”。“中国方面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今后在会谈中没有必要再在次要的问题上浪费时间，而应首先致力于解决中美两国之间的根本性问题”，即“美国政府同意把它的武装部队从中国领土台湾和台湾海峡全部撤出的问题”。[9]

如果借用毛泽东的语汇，把“根本性问题”称作“大问题”，把“次要问题”称作“小问题”，则可对中、美两国的态度作这样的描述：中方本想先解决一些“小问题”，以便解决“大问题”；而美方的态度则一直是“不解决大问题，小问题不干。”经过100次谈判之后，我方改变了态度，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后来毛泽东说：“美国人想跟我们做生意，我们就是不做。他们想派记者来，这也不成。我们认为，大问题没有解决以前，这些小问题、个别问题可以不忙着去解决。”[10]

直到约翰逊总统下台，中美大使级会谈共进行了134次，未取得任何成果，毛泽东说“从杜鲁门到约翰逊，我们也都不那么高兴”，是指他们都坚持敌视中国、霸占台湾的立场，因而“我们总是谈不拢”。“这个中间有八年的共和党”，总统是艾森豪威尔，副总统是尼克松，“你们也没有想通”，当然属于我们“不那么高兴”之列。

自1949年5月黄华会见司徒雷登算起，整整22年，“总是谈不拢”。

尼克松就职后，美国政府在别的方面向中国做些姿态：1969年7月21日，美国国务院宣布：放宽（但不是取消）对中国的贸易限制（允许美国旅游者购买不超过100美元的中国制的非商业货品），放宽美国公民到中国旅行的限制。当获悉在日本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赛的美国乒乓球队有访华的要求时，毛泽东立即决定邀请该队访华。这一举世瞩目的“乒乓外交”，起到“小球推动大球”的作用。但毛泽东对美国放宽对华贸易限制则不予重视。在基辛格秘密访华前，毛泽东指示，不同美方谈贸易问题。其后美方多次要求开展中美贸易，我方均表示不感兴趣。直到毛泽东会见尼克松时，提到可以“搞点小生意”，双方贸易才开始起步。

以上五段中，毛泽东深入浅出地讲了中美关系的“哲学”方面。如此答问，体现了毛泽东鲜明的立场和超人的智慧。

还应提到，《访华》指出：“这次会见因毛主席大病初愈，到3时50分即结束。”其实当时已80岁的毛主席尚未痊愈。会见时，医护人员藏在附近房间内准备随时抢救。但毛泽东仍与尼克松谈了70分钟。尼克松写道：“他的思绪显然像闪电一样敏捷。”基辛格写道：“我从没有遇见过一个人像他具有如此高度集中的、不加掩饰的意志力。”“他身上发出一种几乎可以感觉到的压倒一切的魄力。”

 

 三个“最后一次”

（一）

1974年5月20日下午3时许，原周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打电话通知我：总理今晚7时宴请黄春谷夫妇，命我参加。青长同志让我提前半小时到达北京饭店西一楼会客室。

黄春谷夫妇是美籍华人，在檀香山经营杂货店，不久前到北京旅游。黄春谷对接待人员说，1913年到1917年，他在天津南开学校读书时和周恩来是同学。如果方便，他想见见这位老同学。总理正在病中。5月6日，医生让他尽量减少外事活动。外国记者作了报道。我不理解，病中的总理为什么要宴请黄春谷夫妇。

当晚6时半，我到了北京饭店，总理比预计的时间早20多分钟。我已有一段时间没见到总理了。他更显得清癯，脸上的老年斑也似乎增多了。但他握手时仍然那么有力，双目仍然那么炯炯。总理说，本来打算不见黄春谷，看到他写给我的问候信，叫我“翔宇吾弟”，是老同学的口气，不落俗套，我很欣赏，决定还是见见他，如果他在信里叫我“总理”，写些恭维话，我就不见了。

总理询问美国、英国、西德的政局，青长同志作了简要回答，我也补充几句。总理说：经济是基础，对西方国家的经济情况应该认真研究，近来冒出一个“石油危机”，西方国家惶惶不可终日。它们离不开石油，都向中东产油国插手，环绕石油问题的斗争错综复杂，将来很可能在中东爆发一场石油大战，你们要注意。

总理问：墨西哥的石油是不是很丰富？我说：储量大约五六十亿吨。总理又问：前不久墨西哥总统的儿子来北京，你见了他没有？我说：外交部没有安排，大概因为我已不在外交部工作。总理说：不在外交部工作为什么不可以见见？过去你同他们一家人那么熟，不见不好，是我忽略了，事先没有提醒外交部。

陪同人员引导黄春谷走进会客室。总理迎上去握手致意。他对黄春谷说：老同学！57年不见了！我们都老了！又对黄春谷夫人说：春谷兄比我大几岁，我怎么称呼你呢？就叫你黄大嫂吧。

两位老同学并肩坐在双人沙发上。黄春谷从皮夹里取出5张照片，一张张平放在沙发茶几上。他对总理说：57年前的东西全丢了，只有这5张照片舍不得丢，现在送给你作纪念。原来那是5张剧照，男女演员都穿着民国初年的服装。黄春谷指着第一张剧照问总理：还记得这出戏的名目吗？总理看了看，说：这是《一元钱》。总理又依次看了另4张剧照，边看边说：《恩怨缘》《华娥传》《仇大娘》《一念差》。我感到困惑，探询这5张剧照的来由。黄春谷说：1915年10月，南开学校举行建校11周年庆祝会，事先几位同学商量，在庆祝会上演一出新剧——你们现在叫话剧，翔宇多才多艺，大家请他编剧、导演，还请他扮演女主角。这出戏就叫《一元钱》，很受欢迎，以后又编演了几出。

总理说：当时封建思想很重，女同学不演戏，有的不愿，有的不敢，戏里的女角只好由男同学演。那年我17岁，还不知道马克思主义，想用新剧感化社会，这当然办不到。总理同黄春谷辨认这5张剧照中其他扮演者的姓名，叙谈往事，仿佛回到了青年时代。

在进餐过程中，总理向黄春谷夫妇提出一些他们熟悉的、也是总理希望了解的问题。气氛轻松愉快。餐毕，总理对黄春谷夫妇说：“现在我们一起照个相，洗出来送给你们做纪念。”

没有想到，这竟是我最后一次陪同总理进餐，最后一次当面聆听总理的谈话和指示。

（二）

港台一些报刊把总理减少外事活动同“批林批孔”联系起来进行渲染。总理于5月24日会见美籍物理学家李政道（总理听说李政道建议选拔一些小学生，从小进行基础科学培养，认为很重要，特意同他商谈）；5月26日，毛主席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总理参加；5月29日，总理宴请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这都使我认为，总理已经康复。可是，从那以后，总理的名字忽然又从报纸上和广播中消失了。

6月中旬，叶剑英副主席找我谈话时，我问他：最近总理在做什么？叶帅叹了口气，表情沉重地说：两年前已发现总理有病，但总理坚持工作，现在撑不住了，毛主席、党中央决定让他住院治疗。6月1日，总理搬到305医院，医生尽心尽责，总理身体的底子再好，但他毕竟是76岁的人了。叶帅没有讲总理患的什么病，我也不好询问，但我意识到，总理的病情很重。

我患颈椎病多年，久治无效，可能瘫痪。我于7月6日赴沪就医。华东医院内科主任肖文炳诊断我患急性肝炎，短时期难以痊愈，劝我耐心治疗。我每天看报，每天都希望看到总理复出的消息，但每天都使我失望。9月29日下午4时许，我接到罗青长同志从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青长同志告诉我，邓大姐转达总理的指示，今年是新中国成立25周年。国庆招待会的规模比往年大，总理要我同医生商量，能不能请几天假回北京，过了国庆节再回上海继续治疗。如果医生不同意，就不必勉强，但总理希望我能回北京参加国庆招待会。不参加，名字不见报，可能引起猜疑或误解。究竟行不行，由医生决定。

我心情万分激动，接完电话已热泪盈眶。我知道总理不只是关心我，他还在关心其他许多老干部，关心出席国庆招待会的所有名单。他是作为政治问题来关心的，因为那时人们常从报上出现的名单观察中国的政治动态。

第二天（9月30日）上午，我收到请柬，外页国徽下印着红字“1949—1974”，里页红字铅印：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五周年订于一九七四年九月三十日（星期一）下午七时半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招待会

请参加

周恩来

我于6时3刻到达人民大会堂宴会厅，10人一桌的圆桌几乎摆满，绝大部分人已经就座，不到7点就到齐了。我听到许多人在议论：总理今晚来不来？有的说：总理身体不好，不会来。有的说：请柬是用总理的名义印发的，他一定来。我远远看到英籍女作家韩素音，走过去同她打招呼。她也问我：今晚总理来不来？我反问她：你看呢？她说：我是作家，也是医生。作为作家，我希望他来；作为医生，我希望他不来。邻桌一位不相识的中年妇女插话说：我们是工人，我们希望总理来，我们非常想念他。另一位不相识的老人说：我是公社社员，特别希望总理今晚来，和我们一起过个团圆节。——原来这天恰好是旧历八月十五。

宴会厅东侧入口处的帷幕拉开，水银灯亮了，军乐队奏起迎宾曲。入口处附近的座位上先响起了掌声，发出“总理来了，总理来了”的欢呼声。热烈的掌声顿时响彻全场。人们自动站起，一面鼓掌，一面翘起脚尖看。后面的人，包括许多外国人，站在椅子上鼓掌。看到的人也相继发出“总理来了，总理来了”的欢呼，夹杂着“总理瘦了，瘦多了”的感叹。

我看到了总理，他还是穿着那套灰色中山服。他瘦了，瘦多了。他的步履比过去缓慢，鼓掌的节奏也比过去缓慢，但他仍然展现着特有的魅力和风采。总理走到主宾席中间，掌声更加热烈，许多人含着眼泪在鼓掌。

军乐队高奏国歌，人们暂时安静下来，但还有许多人拿着相机对准总理拍照。总理在声振屋瓦的掌声中缓步走上讲坛，人们的眼睛盯住他。总理开始致祝酒词，他每讲完一句，就响起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他的祝酒词不到400字，人们鼓掌的时间超过他致词的时间。当总理请大家为中国各民族大团结、为世界各国人民大团结干杯时，会场的情绪达到最高潮。人们举着酒杯目送总理回到主宾席的座位上，遥向总理祝酒，祝愿总理健康。

司仪宣布招待会结束。我随着人们蜂拥着往前挤，想再看看总理，多看看总理。总理频频挥手，陪着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缓步离去。

这是我最后一次参加总理主持的国庆招待会，最后一次亲耳听到总理生前的讲话，最后一次亲眼看到总理生前的身容。

第二天，《人民日报》刊载了新华社9月30日的电讯，开头说：“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今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五周年。”其中说，“我国领导人以及各条战线、各个方面的代表和人士，来自世界各地的来宾，共四千五百多人出席了招待会。”接着，分21类报道了出席招待会的2282人名单。

这份名单是当时主持政治局日常工作的王洪文于9月28日晚交给总理的，并说毛主席已经一一听过，毛主席提出增加3人，其中包括肖华和相声大师侯宝林。总理于9月28日夜“匆匆看过”，提出增加齐燕铭。9月29日晚，总理“又将两千多见报名单细细翻阅”，提出再增加韩权华（卫立煌夫人）、郭翼青（程潜夫人）、洪希厚（张治中夫人）、刘芸生（傅作义夫人）及张学铭（张学良之弟、张学思之兄）。[11]

对毛主席“一一听过”的名单，重病中的总理连夜“匆匆看过”，次晚又“细细翻阅”。对名单中已有的某些同志，总理嘱咐要参加；对名单中没有的若干人士，总理提出书面意见。总理对此的考虑，不须多说了。

（三）

1975年9月5日下午，罗青长同志给我看总理对一份材料的批示。这份材料是香港一家杂志所载一篇文章的摘要，文中分析蒋介石逝世后的台湾局势，介绍蒋经国的经历以及他的若干情况。

总理的批示很短：请约王昆仑、屈武一谈。紧接着是四个字“托、托、托、托”。总理的批示是用铅笔写的，有些笔画显得弯曲，看出来总理写的时候，手在发抖。我看后忍不住哭了。问青长同志：总理的病究竟怎么样？

青长同志流着眼泪说：三年前就发现总理患膀胱癌，癌细胞已经扩散，由吴阶平大夫领导的医疗小组尽了最大努力，现在只能尽量延长生命、减少痛苦。青长同志嘱我保密。对此我已有耳闻，从青长同志处第一次得知详情。总理病到如此程度，还在关心台湾情况，还在亲自看材料，还在用颤抖的手亲自作批示，还在为祖国的统一大业殚精竭虑。我不禁痛哭失声。

9月8日下午，青长同志在政协礼堂第一会议室约请王昆仑、屈武两同志座谈，总理办公室的钱嘉东、赵茂丰同志，中央统战部的李金德同志和我参加。事后，我和几位同志搜集蒋经国发表过的文章，加以摘要，拟分10辑，用大字铅印，陆续送总理便中参阅。出到第4辑，总理逝世了。

“托、托、托、托”是我最后一次看到的总理生前的批示。

总理逝世已16年，祖国统一大业尚未完成。祖国统一是海峡两岸所有中国人的共同愿望。我认为，“托、托、托、托”不是总理“托”给哪一个人的，而是“托”给所有的中国人的。台湾当局和台湾同胞也该不负这一重“托”——这是周恩来总理为了所有炎黄子孙千秋万代的利益所作的重“托”。

 

邓颖超向杨振宁谈周恩来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4月15日上午，邓颖超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会见杨振宁博士和他的母亲罗孟华、妹妹杨振玉。陪见的有著名科学家张文裕教授。我也有幸参加。

邓颖超同志首先向杨振宁博士表示感谢。她说：我收到美国的华文报纸，看到在恩来同志故去以后，纽约各界侨胞举行了规模盛大的追悼会，杨振宁博士致悼词，使我非常感动。

杨振宁说：在美国，我所认识的华侨、华人和美国人，尽管没有见过周总理，但都敬佩周总理。我这次来北京，他们要我做代表，向周总理的灵位献花圈，表示大家对周总理的无限怀念。我到北京以后，才知道并没有周总理的灵位，这个任务我无法完成了。

接着，邓颖超向杨振宁谈了三个问题：

关于周恩来的遗体处理

杨振宁说：我对周总理不仅非常敬佩，还有一种难以用言语形容的感情。当我从广播中听到周总理逝世的消息时，我十分悲痛，我还能控制自己。但当我听到周总理遗言要把骨灰撒到祖国的江河里和土地上时，立即在我心里引起十分强烈的感情与理智的冲突，我实在控制不住自己了（说到这里，杨振宁失声痛哭。在座的除邓颖超同志外，也都痛哭失声）。邓颖超对杨振宁说：我很理解你的感情。请你不要难过。你是世界上著名的科学家，比我懂得物质不灭的道理。既然你这样关注恩来同志的遗体处理，我可以向你讲讲对这件事的决定过程。

在五十年代初，我们党中央决定提倡死后遗体火化，但不要强加于人。几千年来，中国人死后都是土葬。从土葬到火化，这是丧葬习俗上的一场革命，不是轻易能够实现的。我们党的中央委员自愿带头，签名表示自己死后将遗体火化的决心。当时恩来同志和我个别交谈，他说：我们死后不要增加活人的麻烦和负担，遗体火化以后，不保留骨灰。把骨灰撒在江河里，可以做鱼的饲料，撒在耕地上，可以做庄稼的肥料。虽然只有那么一点点，也许还可以最后起一点点为人民服务的作用。我说：完全同意。我们两人就这样约好，还相互作了保证，后死者保证实现先死者的这一愿望。恩来同志又说：我可以履行对你的保证，你未必能履行对我的保证。那时我想，他的看法有道理。他是中央的一位负责同志，我是普通的共产党员，如果他先我而去，后事处理要由中央决定，我难以保证实现对他的诺言。当时我没有把这一想法讲出来。前年，恩来同志住进医院，我常去看望他。有一次，他对我说，从前我们两人相互约好、相互保证过的，死后把骨灰撒掉。那时他的病情已经很严重，我没有回答他。恩来同志的心脏停止跳动时，政治局的几位同志在场，我向他们提出恩来同志生前的要求，把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里和土地上。毛主席、党中央很快批准了。这使我感到欣慰和鼓舞。恩来同志的这一愿望终于实现了，我对他做过的保证也终于履行了。在这一点上，我对得起他。

杨振宁问：周总理的骨灰一点也没有保留吗？邓颖超回答说：没有。也曾有同志建议，保留一点骨灰，象征性地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我不同意，那样不彻底。保留一点同全部保留实际上没有区别。结果还是按照恩来同志生前的愿望，把他的骨灰全都撒掉了

看到杨振宁用手帕擦眼泪，邓颖超又说：对遗体的处理，我可以再举几个例子。在五十年代末期，恩来同志同我商量，我们不宣传，不张扬，在征得近亲同意以后，把我们先人的坟墓改为深埋，把原来的墓地交给人民公社使用。我们认为这样处理是适当的。恩格斯和他的战友们把马克思的遗体葬在伦敦，苏联的党和政府永久保留列宁的遗体，越南的党和政府永久保存胡志明的遗体，这都是完全必要的。毛主席称赞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我们的党和政府一直注意保护南京的中山陵，这也是完全必要的。我们提倡死后遗体火化，党内、党外许多已故同志的骨灰盒安放在公墓的灵堂里，这是符合中央规定的。但是如果本人要求不保留骨灰，也应该满足本人的要求，据我所知，恩格斯逝世以后，他的战友们遵照他的遗言，在他生前经常散步的海滨，把他的骨灰撒进大海。鲁迅夫人许广平同志的遗言也是把骨灰撒掉。所以，在中国，第一个把骨灰撒掉的并不是恩来同志，并不是他开了这个先例。

关于周恩来的结婚照片

杨振宁说：在纽约为周总理举行的追悼会上，陈列了周总理的一些照片，有一张是周总理同邓先生两人的合照。有人说，这是你们二位从法国回到广州时结婚的照片。

邓颖超说：不是。有许多误传，有人说我是天津人，在南开学校和周恩来同学；还有人说，某某人是恩来同志和我的介绍人。其实，我的祖籍是河南光山，我从没有到过那里。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开南宁，到了天津，靠母亲教书生活，她还会中医。后来我在天津女师上学。1919年，我在天津和周恩来同志一起参加了“五四”运动。介绍我和恩来同志认识的不是某某人，而是“五四”运动。1920年，我在天津女师毕业后，到北京教书，以后又转到天津教书。我入党以前，大约当了五年的小学教师。由于我要维持我和母亲的生活，我没有去法国。1924年9月初，恩来同志从法国回到广东。我从天津到广东是1925年8月上旬，恩来同志和我都坚决反对旧习俗，我们不要结婚仪式，不请人喝喜酒、吃喜糖，也不照结婚相。1925年10月，恩来同志第二次东征打陈炯明，出发以前我们两人合照了一张相。你讲的可能就是这一张。

周恩来的工作精神

在得悉杨振宁的母亲心脏有病时，邓颖超说：恩来同志也有心脏病。杨振宁惊讶地问：周总理也有心脏病？邓颖超说：他患心脏病已经十年了。不过，使他致命的不是心脏病，而是癌。她告诉杨振宁：1973年，恩来同志见你时，他自己已经知道得了癌症。杨振宁感慨地说：那时我一点也看不出周总理有病，感到他还是那样精力充沛。既然已经知道得了病，为什么不让他休息，还让他继续工作？邓颖超说：谁也没有强迫他，是他自己乐意的。从我认识他起，几十年来，他一直是这样。一位美国记者报道说，周恩来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不要睡眠而能生活的人。这是夸张的说法。没有人能够不要睡眠而能生活。不过比起一般人来，他的睡眠时间确实少得多。也有人说，周恩来工作起来不知疲倦。这种说法也不确切。工作时间长了，他也感到疲倦。他不吸烟，夜间工作感到疲劳了，他喝咖啡提提神。以后喝咖啡不灵了，困乏的时候就在额上抹万金油。后来，抹万金油也不灵了，他在要打磕睡的时候就用热毛巾擦擦脸，擦了以后还可以继续工作。有好些同志对我说，这样会损害他的健康，你为什么不劝阻他？他们对恩来同志不了解。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社会的标志之一是，劳动不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现在离共产主义社会还远得很，但是我深切体会到，对于毛主席和恩来同志这样的人来说，工作（包括学习）早已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生活的其他需要，如像吃饭、睡眠、娱乐等，都得服从于、服务于生活的第一需要。生活的第一需要得到满足，哪怕再苦再累，他们的内心也是舒畅的、愉快的。如果生活的第一需要得不到满足，他们就会感到很苦恼，这对健康的损害更大、更严重。恩来同志得了癌症以后，他知道余下的日子不多了，只要还能支持，他就格外加大了工作量，这样有时还能减轻他的病痛感。恩来同志逝世以后，中央发出的讣告中，说他，“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我认为，这句评语，恩来同志确是受之无愧的。

握别时，邓颖超对杨振宁说：恩来同志没有灵位，你代表那些朋友向他灵位献花圈的盛情，我心领了。你回到美国以后，请你向他们作些解释，还请你向悼念恩来同志和关心我的朋友们，转达我衷心的谢意。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