嘎措乡位于西藏那曲市双湖县北部，辖区面积2.74万平方公里，平均海拔高达4900米、曾经被称为“生命禁区”。从双湖县再向北，沿着一条2003年建成的沙石土路，翻越70多公里的高山草原，一路所见，地鼠野兽，河湖雪山，偶尔路过一两个放牧点，牛羊成群，忙碌的牧民在帐篷里烧火切肉，做酥油，做酸奶……给苍茫的草原增添了一点人烟。嘎措人民公社成立于1976年，目前共有123户，578人，分布在两个行政村——玛威容那村（简称“一村”）和瓦日香琼村（简称“二村”）。

1982年，西藏和全国其它地区一样解散了人民公社，但是嘎措按照70%社员的投票意愿，保留了集体经济体制，至今是全自治区唯一还实践人民公社时集体经济制度的乡镇。

保留集体经济体制的唯一乡镇

图1 嘎措乡乡政府和“一村”全貌（图片提供：丁玲）

在生产上，嘎措两个村的劳动分工和管理都依据全乡统一制定的254条《工分细则条例》，但是两个村各自独立核算。草场、牲畜等生产资料由村集体所有，集体以按劳分配、劳动均衡为原则进行管理和分配。每年年末，社员们根据自己全年的工分，从集体获得现金分配和包括奶制品及牛羊肉在内的实物分配。但是酸奶和燃料（牛羊粪）则分别按人均和户均分配。嘎措的集体制度从一开始就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其人均收入水平在双湖县的七个乡镇中历年名列第一。

2016年，嘎措乡人均现金收入为18494元，远高于本地区那曲的人均8638元，也高于同年西藏各地区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见表1）。2016年嘎措乡人均纯收入中，集体各项分红为人均11145元，占纯收入的60%，政策性收入占40%。因为嘎措草场面积大，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资金高于其它地方。不过，即便完全不算政策性收入，2016年嘎措人均集体分红也与西藏人均收入最高的林芝地区（含政策性收入）几乎齐平。2017年全乡人均现金收入达19461元，其中集体各项分红所得为12125元，占纯收入的63%，政策性收入占37%。

图1 2016年嘎措乡与西藏自治区各地区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  单位：元

（来源：《西藏统计年鉴2017》，中国统计出版社，2017年）

在分配上，集体组织兼顾社员们在养老、医疗、教育等方面的需求。对于缺少劳动力的贫困家庭，集体会把他们的主要劳动力安排在工分比较高的岗位上；对于有长期病号的家庭，集体会尽量安排他们的子女学习兽医、驾驶等技能，增加这些家庭的未来收益。与其他闻名全国的集体经济村庄相比，纯牧业的嘎措乡集体经济有它自身值得称道的特点：

第一，依靠自身的劳动力，以内需为导向。嘎措产出的牛羊肉、酥油、酸奶等产品大约70%用以满足本乡牧民的需求。

第二，针对牧业自身的特点，发展出一套精准的按劳分配制度，也兼顾“劳动均衡”原则，既保证了大多数人的劳动效益，也能惠及部分劳动力弱势家庭。 嘎措还首创为牧民提供“退休”基本保障，同时也使他们能积极养老，继续参与力所能及的劳动，发挥余热。

第三，探索出了一种“各生产组长监督组员，村干部监督生产组长，所有的人监督干部”的循环式民主治理模式。其中，尤为突出的措施是村干部的收入由全体村民来评估和决定，将群众监督干部落到实处。

第四，既兼顾集体生产的生态化，同时也坚守周边的生态环境保护。牧民们保持了传统信仰和祖辈放牧的方式，从不轻易给牲畜施用疫苗或兽药。嘎措乡地处羌塘国家自然保护区腹地，北跨可可西里国家自然保护区。集体也极为严格地维护草场和周边生态的可持续性。根据国家权威部门测试，嘎措的草场资源可畜牧21万只绵羊单位，但是嘎措的畜牧总数保持在低于5万只绵羊单位，而且为保护草场实行了严格的轮牧时间表。

与此同时，嘎措乡的人文环境也非常和谐。2017年，嘎措没有一起纠纷反映到乡里，全年实现了全乡“零纠纷”。

党的十九大从战略的高度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如何发挥乡村集体守护和统筹协调公共资源的作用？如何使留守乡村的人们安居乐业，按劳分配？如何理顺基层的干群关系，使得干部愿意接受群众监督、把群众监督落到实处？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嘎措在坚守雪地冰川的生态保护上，在按劳分配的制度建设上，在平衡生产和再生产的需求上，在群众参与式的民主监督上，都有比我们的预期还要丰富的成果。

集体经济如何让社员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集体经济如何有效、精准地按劳分配是人们关注的问题。今天嘎措实施的254条《工分细则条例》就脱胎于人民公社时期的自创性实践，既保留了当年管理细则的主体原则，也根据实际对它进行了与时俱进的更新。我们将从村集体、生产小组和家庭这三个不同的层面来揭示集体的生产和分配制度是如何运作的。

集体经济如何立足于内需

嘎措乡集体经济的主要特点是立足于内需、自给自足、丰衣足食。嘎措乡两个村的畜牧产品大约70%都用于满足社员们的需求，市场的需求是相对次要的。2017年底，全乡存栏牲畜34456头，包括牦牛、绵羊和山羊。嘎措乡2014年注册了“普若岗日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这两年开始对两个村的剩余畜牧产品进行统购统销，提高了村集体在畜牧产品上的收益。

值得注意的是，牧业公司销售畜产品时，并没有追求“靓女先嫁”的市场逻辑，也没有把“市场”凌驾于内需之上。牧业公司把一等肉留给辛苦的社员们自己消费，凸显了立足于内需的原则。2017年一村按工分分给社员的黄酥油、白酥油、奶渣、肉分别占该村总产量的63%、95%、89%、72%，一般能够满足社员家庭的日常需求。如果有额外的实物需求，牧民可以向集体购买，价格则远远低于市场价。

年终时，村集体在计算出收支结余后，扣除下一年的预留资金和预算资金等，就得出可实际用于全村分红的资金，再除以当年全村的总工分，算出当年的工分值。2017年嘎措一村一个工分是44元，二村是43元。

集体如何精准地按劳分配

劳动分工和分配可以说是集体经济最重要的环节。在嘎措，劳动的基本组织形式是生产小组。每年3月份，村集体对全体社员进行一次最重要的劳动分工，分工周期为一年。这次分工后，每四个月还会有一次辅助性的分工调整。生产小组能否公平有效地运作，能否体现按劳分配，是集体经济的关键所在。下面我们以一个牧养产奶牦牛的生产小组为例，来展示生产小组从组成，到分工、评估、奖惩、工分记录直至分配的过程。

首先，形成生产小组。为了相互监督，只有来自不同牧户的社员才能组成一个生产小组。由村委为该小组划定轮畜草场，并提供各项生产设备和工具。

第二，村委对该小组提出量化的产量达标和奖惩要求，一是年底交牛数量，二是酥油、奶渣、牛绒的产量是否达标。

第三，小组内要进行管理分工。

第四，每日考勤。生产小组组长负责每日在《工分手册》上记录每个成员的考勤和各项劳动分，村委里指定的干部要到各生产小组走访一遍，做每月汇总。每个季度，村委会领导对工分记录做一次盘点汇总。

图2 生产小组使用的考勤计分表 （图片提供：戚莉霞）

图3 放牧点上牧民给绵羊挤奶（图片提供：丁玲）

第五，年底验收，对小组全年的各项劳动分以及小组的产出进行总结，算出全组一年的总分（10分=1个工分）。

第六，小组把全组的总分分配给各组员。

在组内分配总分时，影响组员得分主要有两个因素：实际在岗天数以及贡献度，即平时的工作表现和责任担当。贡献度是小组民主讨论的结果。组长在小组中担当最多的责任，所以他的贡献度比其他组员略高。如果组里有人喜欢偷懒，或有人因为年龄小或身体不太好干活效率差些，那么开民主评议时，大家给他的贡献度可能降低。

扎西小组的案例让我们看到，每个生产小组本身就是一个劳动合作社。这其中关键的是：村集体对全组的产出有一套全面而精准的评估体制；而组内分配是组内成员民主评议的结果，跟每个人的出勤和贡献度紧密相关。

集体内部的平等和对弱势家庭的扶持

嘎措一村共有72户，2017年有54个家庭投身于集体劳动，领取了相应的工分收入。工分收入包括现金和实物，总体来看，54户的劳均工分现金收入为13678元，人均为7942元，其中有过半家庭的工分收入都大于3.2万元。

在按劳分配为主的原则下，集体对劳动力短缺的家庭如何进行扶持？以一村的塔尔布一家为例，2017年该家庭的工分收入为17325元，在54户中属于最低的20%收入组。塔尔布76岁，儿子布日50多岁，身体不好。儿媳妇已去世，两个孙女都在上学。

图表3：塔尔布家工分结算（2017）

布日是这个家庭唯一的劳动力，考虑到他的身体情况，村委安排他参加了多项力所能及的劳动，这些劳动都不是重活，比如给弱牲畜喂饲料、编织绳子和麻袋、看护出栏羊等等，这些劳动内容给塔尔布一家带来了将近300个工分。

除了劳动工分外，塔尔布家的老小还有福利工分。2018年以前的政策是男性60岁开始每年有40个工分的补贴，以后每过一年增加0.7分，2017年塔尔布的老年补贴是51.2工分。嘎措还给所有学生提供一年10个工分的学生补贴，塔尔布家有两个学生，因此有学生补贴共20工分。

这样算下来，2017年塔布尔一家能够获得393.75个工分。集体实行了“劳动均衡”原则，尽管布日的身体条件比较差，但在集体的安排下，他也可以尽其所能，劳有所得。而塔尔布家的老年补贴加学生补贴，共91.2工分，占到家庭总工分收入的23%。越是劳动力缺乏的家庭，劳动均衡原则和集体补贴对家庭收入的相对意义就越大，集体扶持的重要性就越凸显。

集体如何解决社区的民生事业问题

市场化改革以来，服务于社会再生产的民生事业，包括养老、教育、医疗等逐渐成为人们沉重的开支负担。嘎措乡却在国家支持与集体兜底的双层保障之下，依靠集体的力量解决了这一难题。

在医疗救助方面，嘎措乡于2016年开始设立医疗救助基金，主要用于填补政策优惠之外、需牧民自行承担的医疗服务与救助费用，包括不予报销的医药费、路费、住宿费等等。这两年，嘎措乡已经有43个百姓通过医疗救助基金得以免费去拉萨和北京等地就医。

嘎措对教育事业也非常重视，适龄儿童只有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后，才有资格接任务挣工分。 到目前为止，嘎措乡在校学生人数达到131人，占总人口的23%，九年义务教育的入学率为100%。在校学生除了有工分补贴，乡里还积极帮助他们寻找助学金、奖学金的机会。从2018年开始，所有外出读书的学生可以报销65%的路费。

嘎措乡还首创牧民退休制度。老人在集体的照管之下不仅可以安度晚年，也有空间继续发挥余热。嘎措乡老人的权益保障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二是集体赋予的牧民退休制度。从2018年2月开始，嘎措乡牧民只要到了55岁，都会成为退休牧民。除了发放实物，还有现金补助部分，按上一年一个工分44元计算，55岁时的老年补助为40个工分，即为1760元，现金补助随着年龄增长相应增加。

但是，嘎措乡的牧民退休制度不同于城市职工的“全身而退”，在嘎措的集体中，养老与劳动并非彼此对立。虽然牧民55岁以后原则上可以不参加集体劳动，但在身体条件允许与自愿接受任务的前提下，嘎措牧民还可以继续参加适当的劳动，获得工分。

图4 退休牧民在嘎措乡牧业公司参与劳动（图片提供：丁玲）

嘎措乡也存在孤寡或失能老人无人照料的情况，对此乡里专门建了养老安置中心来安置这些老人，并有专门的看护人员轮流看护，由集体给看护工分。

嘎措没有高利贷。对于因突发情况、有额外现金需求的牧户，如孩子上学，治病等，集体还提供免息借贷作为一种临时救助。村集体不要求借贷牧民当年一次还清，而是每年分红的时候，从分红现金中扣除贷款的20%或30%。

不难发现，嘎措经验在于：一方面，集体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民生事业都是公共品而非商品；另一方面，在超出集体力所企及的范围时，嘎措乡依托集体经济的实力，能够很好地帮助牧民抵御教育医疗等市场化带来的风险和成本压力。

集体经济的可持续性：好干部重要，还是好制度重要

长久以来，社会上对集体经济的一个质疑是：集体经济都是靠能人，缺乏可持续性。如果能人不在了，集体经济就会垮掉。接下来，我们将介绍嘎措乡集体制度的落实情况，并以此为基础来探讨干部和制度的辩证关系。

   嘎措的基层民主治理

嘎措乡《工分细则条例》的制定与更新并不是干部说了算。每隔一两年，根据群众的意愿和实施的效果，这些细则就要进行修改或调整。通过召开群众大会和人民代表大会来商议决定。

图5 牧民们在群众大会上举手表决（图片提供：白玛久美）

在历年的实践中，嘎措还摸索出“各生产组长监督组员，村干部监督生产组长，群众监督干部”的循环监督模式。在这一监督制度中，尤其可称道的是群众监督干部这一环节：村干部将基本工资全部上交给集体（其他的绩效考核、奖励补贴等可自己留用），年终再由全民投票，决定干部的工分等级，干部根据评议的工分等级获得他（她）当年的收入。目前两个村共有14名村干部的收入都由本村群众决定。通常来说，干部们从群众投票决定的工分中得到的收入比国家发的基本工资要高，因而村干部对于群众决定干部工分的民主监督从未有怨言。

干部与制度的辩证关系

自2002年白玛老书记退休至今，嘎措乡一共经历了七任书记。在谈及干部与制度的辩证关系时，老书记打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领导就好比发动机，嘎措这辆车能不能很好地运行，最主要在于有没有一个好的领导班子。与此同时，制度也是很重要的，二者相辅相成。”

    嘎措两个村的差异似乎正说明了“领导就好比发动机”的洞见。我们发现嘎措乡两个村虽然制度一样，但是二村相较于一村，集体感更强，只有2名脱离集体的单干人员，而一村的单干人员达到37名。在每季度分工时，二村总是快速有效地完成，很少需要调整，但一村每到分工时，领导总要做很多人的思想工作才能将工作安排下去。为什么会有这些现象呢？白玛书记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一村的村领导缺乏集体意识和责任心，因而拿不出办法来减少单干和管理不服从分配的人。

    总之，老书记认为集体经济最核心的问题是领导，是组织人员，一个好的领导团队是实现集体经济、落实制度的关键。白玛书记说，“虽然现在也开群众大会，乡规民约一直在更新，但真正去落实的时候没有落实到位，这样的话对老百姓的心理也会产生影响，人民公社也会慢慢失去凝聚力。”

    事实也是如此，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嘎措人民公社从来没有出现任何纠纷，社会稳定性极高，村里也没有闲散青年。老书记在任期间，一直对集体的畜产品进行统购统销，在外面市场上的议价能力很强，定什么价就卖什么价。而在老书记和他的班子退休后，没过一两年，脱离集体单干的牧民就出现了，畜产品销售也出现私卖的问题，甚至一度集体不再统购统销，而是大家自己去卖，或者商贩过来收购。

从嘎措乡的变迁中我们可以发现，领导团队、制度和文化是引导集体经济走向成功的“三驾马车”，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优秀的领导团队是良好的发动机，能驱动制度发挥最大的作用；好的制度既能保障社会公平，也能使干部愿意接受群众监督、把群众监督落到实处，让干部愿意为人民服务；与此同时，平等合作、富有凝聚力、关爱集体的团体文化是集体经济之所以能吸引人、留住人的必备法宝。

一年四季，嘎措牧民最高兴的日子是入秋剪羊毛的那几日。每到此时，所有老百姓都聚在一起，一边剪羊毛一边唱劳动歌，剪完了还有很多娱乐活动，包括体育竞赛、民歌比赛等等。大家宰杀牛羊，吃上当年的第一块新鲜肉，做酥油、奶渣，喝青稞酒，男女老幼一起分享最丰盛的食物。

这样的集体是令人向往的，也是值得嘎措群众去珍爱、维护的。

嘎措乡未来面临的挑战

在自身有限的资源条件下，嘎措乡实现了老有所养、幼有所教、病有所医，很大程度地贴近了十九大提出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目标。然而，嘎措也面临着一系列挑战。

 近些年，牧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受到城市生活的吸引，长期在放牧点的牧民60%都是中老年社员。这一情况不免让人产生牧区生产“后继无人”的担忧。这一挑战也是全国农区和牧区普遍面临的问题。对于嘎措，解决这个问题可能需要在嘎措集体文化的重建中引入年轻化的因素，为年轻人创造存在感。此外，全乡共有39个劳动力脱离集体，其中一村37人，二村2人。根据反映二村的干部班子比较团结，社员分工协作比较容易。显然集体对人的吸引力和集体的凝聚力有正相关性。如何加强村集体的凝聚力仍有提升的空间。

嘎措还面临着再一次的搬迁任务。上级政府已经下达了“高海拔生态搬迁”的指示，新的落脚点在山南市贡嘎县的农区。这将带来两重挑战：首先，牧民们将如何适应农区的生产和生活？其次，集体经济体制能否得到保留？在即将到来的搬迁中，我们相信集体经济仍然可以发挥团结互助、再造家园的作用，也只有集体的力量，才能让牧民们更顺利地实现从牧业到农业的转型。

                                      （编辑  杨利红）

国有企业的功能界定与分类监管，是新形势下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逻辑起点和首要任务，是因企施策、分类推进改革的基本前提和重要依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重大任务以来，中央企业和地方国资委普遍以分类作为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切入点，进行了有益探索。

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进展

准确界定国有企业功能并实施分类改革管理，是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重要举措。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明确提出“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2015年9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发〔2015〕22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中，对不同类别国有企业如何差异化推进改革、调整股权结构、完善考核等提出了明确的方向性要求。2015年12月，国资委、财政部、发改委联合发布《关于国有企业功能界定与分类的指导意见》（国资发研究〔2015〕170号），对商业类和公益类国有企业提出不同的改革、发展、考核、监管方案，开启了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的大幕。

各地国资委按照《指导意见》有关要求，结合地方特点和企业实际，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划分所监管一级企业功能类别，纷纷出台监管企业分类的实施意见，逐步探索开展分类发展、分类考核、分类监管工作，着力提高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针对性、国资监管的有效性、考核评价的科学性，更好地发挥各类国有企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功能作用。

从分类具体情况看，中央企业集团层面的功能界定与分类工作已基本完成。中央企业被划分为商业一类企业、商业二类企业和公益类企业。随着集团层面功能分类的尘埃落地，中央企业正全面启动对所属子企业的功能界定和分类工作，逐层明确各级子企业功能类别。各地国资委所监管国有一级企业也基本完成功能界定和分类工作。各地在落实国企分类改革时，基本是在商业类和公益类两个类别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发展阶段和地方特点，对所属国有企业进行功能分类，方法主要有“三分法”“两分法”，以及在“两分法”上作进一步细分（见表1）。

表1：各地国有企业分类情况[1]

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的实践特点

从中央企业和地方国资委对国有企业功能界定与分类的方法来看，主要呈现“五大共同点”：一是明确国有企业功能界定与分类原则，体现出资人的战略意图和现阶段企业改革特点。二是清晰国有企业分类的职责边界，国资委和国有企业各司其职，共同推进分类工作。三是遵循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类方法，确保分类工作科学有效。四是明确分类结果运用的重点与方向，提高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针对性、考核评价的科学性和监督管理的精准性。五是建立企业功能界定与类别动态调整机制，确保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始终符合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战略需要，这也是本轮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最大的特点。

从中央企业和地方国资委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践来看，主要呈现出分类改革引向深入、分类发展构建优势、分类考核注重导向、分类监管突出重点等四方面经验。

一是分类改革引向深入。准确界定不同企业功能并科学分类，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前置性工作。分类改革主要是以清晰界定企业功能与类别为前提，根据不同类型企业特点，有针对性地推进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等重要改革举措的落地，将改革引向深入。从中央企业看，国务院国资委不断完善配套文件，夯实建章立制基础，为分类改革发展提供政策依据。2016年8月，国务院国资委联合财政部、证监会共同印发《关于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开展员工持股试点的意见》（国资发改革［2016］133号），按文件要求，国务院国资委在主业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的商业类的中央企业所属子企业中，选取10户企业开展首批员工持股试点。2016年12月国务院国资委印发《中央企业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关事项的规定》（国资发产权［2016］295号），明确了中央企业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操作流程、方案制定等有关工作要求。截至2017年底，超过2/3的中央企业及其所属企业引进各类社会资本实现了混合所有制。其中，商业一类企业混合程度最高，混合所有制企业户数占比达73.6%；商业二类企业中混合所有制企业户数占比达62.6%；公益类企业中混合所有制企业户数占比31.1%。[2] 从地方看，各地纷纷出台系列改革配套方案，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北京根据不同功能定位的企业，综合考量业务特点、企业目标、企业运营、考核指标等，进一步推进对市属企业的分类定责、分类配备不同功能特征的董事会、分类考核等改革措施，引导企业按照不同目标发展。广东对准公共性企业和竞争性企业分别给出明确的改革路径。准公共性企业，积极探索政府购买服务、约定回报、“项目+资源”等综合开发模式，引入社会资本参与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建设和运营，实现准公共项目资金投入多元化。竞争性企业，采取改制上市、引进非国有资本、管理层和员工持股等多种途径与社会资本混合交叉持股，其中，对科技型企业，鼓励探索管理层和员工以现金、技术、虚拟股权等方式持股。广东已在省属二、三级企业中，择优选取50家企业开展体制机制改革创新试点，重点通过改制上市、引入战略投资者和国企发展基金、探索员工持股等方式，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

二是分类发展构建优势。我国国有企业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承担着多重责任和使命。对国有企业进行功能界定与分类，区分不同企业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功能定位，明确不同企业的战略定位和发展目标，形成差异化发展路径，有助于增强国有企业的发展活力与动力。从中央企业看，根据不同功能定位，分类实施主业优化管理，推进中央企业之间的资源整合，推动国有资本向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优势企业集中，进一步增强在相关领域的影响力和带动力。2016年至2017年，完成了7对15家中央企业重组。同时，探索中央企业结构调整新路径，推动中粮集团、国投集团、中国诚通等10家具备条件的企业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提高国有资本运营效率，推动产业集聚和转型升级，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结构。从地方看，各地根据所监管国有企业的产业特征、行业特点、股权结构和发展阶段，促进分类发展，推动企业强强联合，打造资产运营平台公司，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结构。天津加大竞争类企业重组，培育金融龙头企业；围绕提升城市能级和服务民生能力，加快公共服务类企业整合；围绕服务实体经济和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吸收社会资本，做实做强功能类企业。目前，天津超过51%的市属国有资产集中在平台公司。上海推进上海国盛和上海国际等18家国有上市公司资产重组，提出到2020年80%以上的国有资本集中到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基础设施与民生保障等关键领域和优势产业。北京围绕首都功能优化布局，提出到2020年80%以上的国有资本集中到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前瞻性战略性产业等领域，目前44.5%的市属国有资产集中在14家平台公司。

三是分类考核注重导向。对各类企业实施分类考核，有利于进一步促使企业有针对性地发展，从整体上增强国有经济的质量和效率。从中央企业看，根据不同功能定位，实施更加精准有效的分类考核，积极探索分类激励机制。2016年8月24日，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印发《关于完善中央企业功能分类考核的实施方案》（国资发综合〔2016〕252号），明确了不同类型国有企业的经营责任，按照企业的功能和业务特点确定了差异化考核导向和内容。同年12月，国资委印发《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办法》（国资委令第33号），明确提出对中央企业实施分类考核，差异化设置不同类别中央企业的考核指标及其权重，强化不同功能定位中央企业政策导向。研究探索中央企业工资总额分类管理，开展中央企业工资总额备案制试点工作，并积极配合人社部牵头组织的市场化选聘经理层和职业经理人员薪酬差异化试点工作。从地方看，各地普遍对竞争类企业重点考核股东价值、主业发展、持续能力；功能类企业以完成战略任务或重大专项任务为主要目标；公共服务类企业以确保城市正常运行和稳定、实现社会效益为主要目标。北京于2016年实现分类考核全覆盖，初步形成“一企一策”的考核工作体系。上海制定11个涉及功能分类配套文件，进一步提高监管的针对性。广东对竞争性企业和准公共性企业设计收益率等经济效益指标，在基数工资与效益工资占比、效益联动指标选择以及调节指标设定等方面，有针对地构建体现企业经营性质特点的工资效益联动机制，将子企业的工资总额管理职能下放给省属企业总部，子企业工资总额管理逐步向事后备案过渡。重庆对商业一类市属国有重点企业，重点考核经营业绩、保值增值和市场竞争能力；对商业二类市属国有重点企业，合理确定经营业绩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指标的考核权重，加强对国民经济运行、发展前瞻性和战略性产业以及完成特殊任务情况的考核；对公益类市属国有重点企业，重点考核成本控制、产品质量、服务水平、运营效率和保障能力，考核中引入社会评价机制。同时还对所属不同功能的企业，确定不同的绩效年薪调节系数，参与市场竞争程度高的企业，其负责人薪酬高于参与市场竞争程度低的企业。

四是分类监管突出重点。分类监管是一项长期持续性工作。明确国有企业功能定位，对不同类别企业关键业务有针对性地实施监管，有利于提高国有资产监管的有效性。从中央企业看，根据企业不同功能类别和特点，“一企一策”落实监管目标和责任，促进中央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机统一。从地方看，上海先后出台10份分类改革监管配套文件，包括监管内容、跨类业务认定、法人治理建设、任期制契约化管理、经营业绩考核、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资经营预算、企业信息披露以及市国资委履职清单等相关政策，充分体现企业的不同功能。天津按照不同国有企业功能类别实施差异化管理，对竞争类企业重点关注经营绩效指标和主业持续发展能力，对公共服务类企业重点关注安全、产品品质、成本控制和服务质量，对功能类企业重点关注融资能力和风险控制。重庆对商业一类市属国有重点企业，重点加强对集团层面的监管，落实和维护董事会、监事会权利，积极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对商业二类市属国有重点企业，重点加强对国有资本布局的监管；对公益类市属国有重点企业，着重监管其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的预期和展望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结构调整、战略性重组，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有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要全面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离不开科学合理的功能定位和分类。可以预见，国有企业功能界定与分类工作将继续走向深入，针对不同类别国有企业，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发展，并在改革、发展、监管和考核等方面继续采取差异化政策，提高国有资本效率，增强企业创新力和竞争力，全面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一是全面推进国有企业子企业功能界定与分类工作。过去几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指导和推进下，各地根据本地情况制定具体政策，已对所属各大企业进行了初步分类。现在全国已基本完成国有一级企业类别的界定和划分，但有待进一步完善和深入，特别是国有企业子企业功能划分尚不明晰。国有企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占有主导地位，对于经济、社会发展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其功能界定难以一概而论。一些地区，如北京，国有企业功能界定工作推行较为深入，已经在国有一级企业划分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落实国有二、三级企业功能划分。可以预见，加强对国有企业子企业分类的指导，全面推动国有二、三级企业的分类工作，是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已经落实国有一、二级企业分类工作的地方，将加强对国有企业子企业分类的动态管理，强化目标导向，深化分类改革发展、分类考核监管，使功能定位与分类工作效果落到实处。

二是分行业制定国有企业发展方向与监管政策。党中央国务院指导国有企业根据功能划分为商业类、公益类等类别，其根本宗旨在于细化国有企业类别，因地制宜、因企施策，根据企业具体情况设定不同的发展规划，有效实施分类监管。各行业内的国有企业发展具有一定的共性，因此，将发展政策与监管原则细化至各行业，是深入贯彻落实这一精神的重要体现。可以预见，各级国资监管部门将以管资本为主，突出国有企业的功能作用，进一步强化目标导向，创新监管方式和手段，根据企业主营业务所在行业具体情况明确差异化的考核标准，落实保值增值责任，提高监管的及时性、针对性、有效性。在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实施进展较快的地方，如北京、上海、广东等，在分类考核的基础上，找准细分行业和领域，在绩效考核评价体系中增加对企业在同行业中盈利能力、成长能力、竞争能力，以及业务布局和创新能力的对标考察，促进企业的经营发展，值得期待出现按照 “因企施策”或“一企一策”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情况。

三是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本轮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国有企业功能界定与分类监管有效提升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针对性，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推进奠定了良好基础。可以预见，基于企业功能分类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力度将进一步加大，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将更加注重政策实施的针对性与精准性，更加注重改革的质量和效果，更加注重提升企业整体功能与经营效益。中央企业和各地国资委将按照“完善治理、强化激励、突出主业、提高效率”的要求，加快推进主业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的商业类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有效探索重点领域混合所有制改革，并在引导子公司层面改革的同时探索在集团公司层面推进股权多元化和混合所有制改革。在此基础上，中央企业和各地国资委将进一步积极探索建立有利于各类国有企业发挥混合所有制优势的决策管理机制，稳步加大国有二、三级企业员工持股的探索，大胆探索建立优先股、国家特殊管理股制度。

四是完善基于国企功能界定与分类的公司治理结构。合理的功能界定与类别划分使得国有企业更加明确自身定位，为分类完善公司治理建立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提供了坚实基础。可以预见，各地将分类分层推进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的创新，全面推进董事会建设，使董事会真正成为企业的决策主体。基于国企功能界定与分类、具有不同功能特征的董事会建设将会更加受到关注，探索建立符合公益类、商业类等不同类别企业特点、规模、市场化程度的差异化公司治理机制，在董事会规模、外部董事比例、董事会职权等方面作出有针对性、甚至“一企一策”的安排。

                                                    （编辑  季节）

走出经济困局

据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资料显示，占人口2.5%的巨富阶层控制着70%的俄罗斯资产。200位最富有的俄罗斯人掌握的财富总额高达12.5万亿卢布，这超过了俄罗斯联邦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

经历了戈尔巴乔夫6年的“改革”和叶利钦近9年的自由化经济改革，俄罗斯经济跌入崩溃的边缘，俄罗斯在世界国民总值中所占的份额不及2%，在世界贸易总额中只占1%，国际地位降低。俄罗斯工业产值减少了70%，农业下降了50%。俄罗斯的国内总产值下降了一半左右。 1999年12月31日，刚刚代理俄罗斯总统职务的普京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的演说中指出：“俄罗斯正处于数百年来最困难的一个历史时期，大概这是俄罗斯近二三百年来首次真正面临沦为世界二流国家，抑或三流国家的危险。”

1、打击财阀寡头、掌控经济。痛定思痛，2000年，普京正式当选俄罗斯总统。在2000—2008年的两个总统任期中，普京着力恢复俄罗斯政府的经济掌控力，连续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政治治理和经济整顿的举措。

普京强调，国家权力不应被少数寡头收买或私有化。普京巧妙利用矛盾，抓住机会，“稳、准、狠”出击，各个击破，有效打击了寡头势力，防止寡头操纵媒体、插手政治和恣意妄为。他动用安全、检察、税务等部门的力量，在 2000—2003年的两三年时间里，先后下令查处了传媒大亨古辛斯基、号称“克里姆林宫教父”的别列佐夫斯基和全国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这些不可一世的俄罗斯寡头，可谓是杀鸡儆猴、敲山震虎；顶住了国内外包括来自西方国家的强大政治压力，顺利地收回了一些重要部门如电视台和石油公司的控制权，强化了国家对经济的掌控能力。2004年以后，在第二个总统任期内，普京进一步强化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主导作用，重新控制了战略性资产，通过市场和司法手段，拆分私人寡头企业；促进国企强强联合，组建超大型国家公司；强化国家对战略性行业的掌控。借助打击寡头的机会，俄政府成功收回并控管了大多数传媒机构和能源、银行、航空、核能、军火出口等主要战略性产业及装备工业，同时确定涉及国防、石油天然气、运输、电力、外贸、银行、渔业、钢铁制造业等领域的 1063家大中型企业为国有战略企业，规定政府无权对这些战略企业实行私有化。2004—2007年间，国有股份在俄资本市场中的占比从24%上升到40%，2009年达到50%。1997—2009年，国有经济比重从30%回升至67%，在银行业、加工业、石油天然气行业中，国有股份占比分别达到60%、50%和40%。

普京的社会经济政策，主要集中在发展教育、医疗、社会服务、公共交通和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是政府职能的物质基础，也是政府调控经济的工具。俄罗斯政府通过将能源私企重新国有化，通过立法保证战略性国企的核心地位、让重要领域的核心国企拥有垄断地位，扶助国企实施资源、市场和资本扩张，以提高国企对经济的调控能力。

2、重新工业化，还是后工业化？坚持现代化，还是发挥原材料优势？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工业在短时间内下降了60%，产业-技术链崩溃，产品失去竞争力和传统市场。普京在2012年1月30日刊发的《我们需要新经济》一文中提出：“俄罗斯超过1/4的GDP靠的是向世界市场出售天然气、石油、钢铁、木材等原料或初级产品。如今俄罗斯依赖世界经济，依赖程度比多数国家更大……我国的大体地位是原料型国家。实际上我国经历了一场大规模的非工业化，丧失了发展质量，全面简化了生产结构，从而高度依赖消费品进口，依赖进口技术和复杂产品。”

2012年，在总统竞选前夕，由梅德韦杰夫亲自担任监事会主席的智囊机构——现代发展研究所出台了一份名为《探索未来：2012战略的研究报告》。报告作者认为，俄罗斯不应选择（普京倡导的）国家主导的重新工业化道路，而是应当走后工业化发展道路、后工业化战略：建立在开放性、私人企业家的广泛参与以及竞争基础上的道路更具吸引力。”

普京认为，处于原材料产地的国际分工定位对于俄罗斯则是“不可接受的”。普京提出，俄罗斯要想在世界范围内赢得竞争，必须在高科技领域占据一席之地，但由于私人资本不愿进入高科技领域承担风险，所以政府制定优先发展方向并提供扶植是发展高科技产业所必需。普京还具体提到了几个应该占据领先地位的产业：制药、高科技化学、复合材料与非金属材料、航空工业、信息通信技术、纳米技术，以及仍然保持传统优势地位的原子能与宇航工业。普京认为，发展这些战略性高新技术产业必须有国家的引导和支持。普京引用韩国和中国这些国家顺利实现经济现代化的经验，指出必须由国家推动战略性产业的发展，这将利大于弊。普京认为，俄罗斯要想恢复国际竞争能力，就必须发挥国家和国有战略性大企业的作用。

民主化陷阱

    2005年，普京总统在国情咨文中强调，苏联解体是 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之一，这对于绝大多数俄罗斯人民来说是一场真正的悲剧，许多人失去了信仰和价值追求。

1、民主梦幻及思想迷失。1988年，也就是戈尔巴乔夫上台两年多之后，苏联社会的思想舆论彻底转向，苏共在改革模式、发展道路的选择问题上迅速“右倾”。1991年底，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新思维”使苏联彻底走进死胡同。

在政治改革过程中，戈尔巴乔夫把一些民主原则如多数原则、公决原则、选举原则、公开原则等绝对化和简单化。他把 1800万苏共党员贬为“保守力量”。15年后，普京反思说，我们在民主自由问题上犯了“幼稚病”，多数原则、选举原则、公开原则在任何国家都不是绝对的，都要根据国情施以具体的规定，避免滥用。

戈尔巴乔夫使“公开性”成为其推行政治改革的关键，结果“公开性”成为瓦解苏联社会思想的突破口。1987年，戈尔巴乔夫所著《改革与新思维》一书在苏联和美国同时出版。书中倡导用所谓全人类的价值代替“阶级观点”，在外交战略上主动向西方让步，西方轻而易举地赢得了冷战。戈尔巴乔夫发起的“公开性”、“民主化”、“多元化”使苏共逐渐丧失了主流意识形态领域的阵地。1988年以后，苏联社会上某些势力利用反思历史的机会，积极推动所谓“平反历史错案运动”，造成了强大的声讨苏共历史的舆论声势。值得注意的是，推动这股“历史热”的并非专业的历史学家，而是一些作家、电影人或记者编辑。当时的苏共主要领导人亲自策划、组织和领导了这场反思历史和平反错案的运动，借否定过去否定苏共历史，否定社会主义。“历史热”彻底颠覆了苏联社会部分人的信仰，民族虚无主义和崇拜西方、诋毁国家之风甚嚣尘上。

2.权威散落与治理失败。开弓没有回头箭，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政治改革迅速演变成一场“政治拆毁”的大戏。此时，各地方抗缴税款、你争我夺、各自为政，经济割据现象严重；地方分离、民族分裂的危险步步逼近，苏联已危在旦夕。以叶利钦为首的俄罗斯联邦起了领头羊的作用，他们与苏联境内的民族分裂势力遥相呼应，反苏共、反中央，拉起了“独立”“自由”的大旗。这样，苏联和苏共已是腹背受敌，“民族独立”和“民主化”像两把利刃直逼而来。苏共的失败是从党内的分裂开始的，而民族主义、分离主义则是导致苏共分裂的重要创口。1989年末，立陶宛共产党脱离苏共宣布独立，拉开了苏共分裂和苏联解体的序幕。

3.政治改革与民族分裂。苏共二十八大以后，各种政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各派政治斗争日趋激烈。“8·19”事件加剧了危机，最终，1991年12月25日，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黯然落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完全解体了。

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组涉及了苏联政治体制的关键性要素：苏共、宪法、选举、议会等。首先是修改宪法，取消苏共领导地位。苏联宪法原第六条规定，苏共是社会的领导力量，是政治体制和国家机关的核心。这一原则性的规定，成为戈尔巴乔夫推行政治“民主化”改革的主要障碍。1990年1月13日，戈尔巴乔夫在全会的报告中公开提出苏共的“地位不应当依靠宪法来强行合法化”，苏共应“放弃某种法律和政治优越地位”，苏共执政地位的获得，要“严格限制在民主程序范围内”（即依靠选票）去“争取”。苏共中央提交苏共二十八大的行动纲领草案进一步提出，“苏共不攫取国家政权的全权”，“它不追求特权和在苏联宪法中规定自己的特殊地位”。这意味着苏共要放弃对国家的领导权，变为与其他参政党平等竞选，才能获得执政地位。1990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戈尔巴乔夫正式提出设立总统制以赋予“总统一切必要的权力来贯彻改革的政策”。1990年，苏联境内非政府组织发展到9万个，其中多数是有目标、有组织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组织。这些组织遥相呼应，目标一致对准苏共和联盟中央。苏联各地的政治热潮很快汇成汹涌澎湃的海啸，直逼联邦国家和苏共中央。1990年2月4日，莫斯科有20万人举行集会游行，喊出了“取消苏共领导地位、审判苏共、实行多党制”等口号。

4.执政党的瓦解与分裂。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共成为政治改革的对象，5年左右的时间，苏共遭受了“被改革—被改组—被边缘—被分化—被抛弃”的悲惨命运。戈尔巴乔夫把 1800万各级管理人员都看成“改革的阻力”，使他们经常受到“激进派”的攻击和干扰而无法正常工作。政府每天都受到攻击，打开报纸，都在骂政府。当社会上自上而下地出现了意识形态危机和政治多元性后，苏共党的宗旨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戈尔巴乔夫欲将苏共转变为议会党，向西方的议会制模式靠拢。在咄咄逼人的民主派面前，苏共先后在许多共和国、州、市丧失了执政地位。

5．国家裂变与经济崩溃。1988年，戈尔巴乔夫在经济决策上出现重大错误，他宣布，“党的工作是意识形态”，不允许政府官员干预生产和经济活动。一些政府部门被解散，仅仅在一年内中央部委的人数从170万削减至70万。他打乱了苏联的外贸秩序，宣布“经互会”内部实行用西方的硬通货结算，导致“经互会”成员之间的经贸关系混乱不堪。1988年10月，爱沙尼亚宣布主权独立后，各地纷纷拒缴税收，有的甚至开始发行自己的货币，国内局势失控。戈尔巴乔夫急忙向西方大国哀求经济援助。他一直相信西方“神圣的诺言”。1991年3月底，戈尔巴乔夫请求美国提供15亿美元贷款。他说，如果美国不提供援助，俄罗斯可能出现饥荒。布什总统冷漠地说：“应该给他上一堂古典经济学课，他应该明白生意是生意。”当时西方的外交官都为戈尔巴乔夫的肤浅和可怜感到震惊。苏联经济陷入困境，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也走向尽头。

6．民主迷途与亡党亡国。2005年和 2007年，俄罗斯总统普京曾两次在公开发言中强调，认为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之一，对于绝大多数俄罗斯人民来说，这简直就是一场悲剧，许多人失去了信仰和价值追求。

2006年，《环球人物》杂志第五期刊登了中国记者对戈尔巴乔夫的专访。戈尔巴乔夫表示搞“民主化”是惨痛失误。他说：“我给中国朋友的忠告是：不要搞什么‘民主化’，那样不会有好结果! 我深深体会到，改革时期，加强党对国家和改革进程的领导，是所有问题的重中之重。在这里，我想通过我们的惨痛失误来提醒中国朋友：如果党失去对社会和改革的领导，就会出现混乱，那将是非常危险的……”

民主畸变

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俄罗斯政治变革，特别是“民主化”转型的研究成为俄罗斯国内、中国学术界以及西方学者共同关心的热门课题。

1.民主：从浪漫到毁灭。在俄罗斯领导人看来，“告别社会主义”，选择一条新的、西方式的发展道路，俄罗斯会在两年的时间内踏上文明、复兴之路。此时在俄罗斯的官方舆论中到处充斥着打碎旧制度、与社会主义决裂的声音。梦想加入到西方民主大家庭中去，等来的却是“野蛮资本主义”和“寡头资本主义”。

俄罗斯政治学者威廉·斯米尔诺夫在《俄罗斯政治改革：从浪漫到现实》一文中指出，“就其性质而言，这属于一场反革命政变。这场政变的绝大多数拥护者都曾浪漫地相信，同时对苏联政治体制实施全面拆除，在经济领域进行激进的市场改革，在社会政治领域建立民主的法治国家和公民社会，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伴随着经济私有化和政治改组行动的狂飙突进，俄罗斯经济不但没有实现市场充裕，反而陷入了全面的“休克”。1992年，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14.5%，工业生产下降18%，固定资本投资大约下降了40%，与此同时，面对社会急剧转轨中出现的大量复杂而棘手的问题，“浪漫的民主”显得无能为力。各级新的政权体系几乎陷于瘫痪，各种黑势力乘虚而入，叶利钦从为“民主”而战，转为为权力而战。1993年10月，坦克开进莫斯科街头，炮打“白宫”，解散最高苏维埃，逮捕了副总统和议会议长等人；同年12月，强行通过了为自己定制的、以加强总统权力为核心内容的新宪法。以叶利钦为代表的“自由民主派”最后选择了依靠武力驱散议会的方式，形成了以超级总统制为核心的政权体制。

俄罗斯百姓经历了短暂的民主之梦后，发现梦想加入西方大家庭但等来的却是“野蛮的资本主义”和“寡头资本主义”，不但国力急剧下降、政局反复、社会秩序混乱不堪，而且国家的完整与统一都受到巨大威胁。俄罗斯人民开始怀疑从西方移植来的民主是否能够带领俄罗斯走出困境。

20世纪末，这场俄罗斯民主化浪潮来势凶猛，却黯然退场。10年间，俄罗斯政治舞台上，一些政客说唱着各种政治言辞，试穿不同颜色的政治外衣，显得热闹非凡。广大普通百姓是“沉默的大多数”，被迫游离于政治和经济生活的边缘。

1993年新宪法所确立的超级总统制，赋予总统比原苏共中央总书记、比任何西方国家总统大得多的权力。在这种总统大权独揽的情况下，国家各方面的大政方针都依靠总统个人的决策，这导致了政治失衡。20世纪90年代后期，叶利钦常常绕过议会，在电视上即席签署“总统令”，俄罗斯被弱化的国家权力既不能从制度上推进民主和治理，也不能在实践中解决国家所面临的各种问题。

2．黑帮政治与寡头干政。叶利钦时期，俄罗斯在“私有化”过程中以瓜分国有财产的方式造就了一批金融工业集团和金融寡头，俄罗斯也由此获得了“寡头资本主义”的称号。俄罗斯寡头不是一个经济现象，而是一个政治现象。这些寡头通过从事商业活动接近政权或对国家决策施加影响。他们的行为是一种篡夺政权的行为。暴富的私人财阀已经不再满足于拥有巨额财富，他们开始将触角延伸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开始渴望影响或直接掌握权力。90年代中期，俄罗斯财阀积极在幕后操纵政府的人事安排和国家的重大决策。在1996年的总统选举中，金融工业集团积极活动，出资高达5亿美元，利用他们控制的新闻媒体肆意抹黑政治对手，阻止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当选，保证维护他们利益的叶利钦以微弱的选票优势继续执政。而再次当选后的叶利钦则投桃报李，为财阀们继续侵吞资产和进军暴利行业大开方便之门。这种回报是通过将俄罗斯最有价值的一些国有资产（包括能源、交通和通信）进一步私有化给“少数人”来实现的。俄罗斯私人金融工业资本的代表开始直接进入俄罗斯政治经济领导核心层。

20世纪90年代后期，俄罗斯官僚垄断和金融寡头一方面贪婪地吞食社会财富，另一方面极力插手政治，将政府置于他们影响之下，公开表示要分享国家权力。七大财阀寡头控制了俄罗斯经济的70%，围绕瓜分国有资产，爆发了一次次的“银行大战”“股权大战”。俄罗斯寡头的贪婪，政府官员的贪污和渎职，导致俄罗斯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1998年，俄罗斯政府搭建的短期国债金融“金字塔”终于崩塌。

3．民粹政治与资本控制的传媒。叶利钦执政时期，俄罗斯媒体进行了向私有化和自由化过渡的尝试，新闻传媒在相当程度上与国家和政府脱离了所属关系，失去了国家和政府的财政支持，委身于资本和权势，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寡头和各大财团广泛参与媒体运作，寡头们也热衷于通过向媒体渗透操控舆论，影响政府的改革政策和政治进程，并在这一过程中赢得政府给予的好处。寡头和大财团通过投资、融资等形式在短期内掌握、控制了大量的媒体。由于有雄厚的资金做后盾，这些媒体的规模急剧扩大，成为“传媒帝国”。几乎俄罗斯所有重要传媒都被各大财团瓜分，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也乘虚而入。

普京总统表示，如果（俄罗斯）新闻受控于“两三个”钱袋子，那么，新闻媒体本身就不会存在任何的自由，相反，媒体会成为利益集团的保护者。新闻媒体只有在确定自己角色之后，才能实现新闻自由。

4.贪腐盛行。私有化过程中，各级官员和黑势力相互勾结，贪腐行为更加肆无忌惮。俄罗斯私有化暴露出西方势力参与俄罗斯私有化进程，甚至内外勾结从事国际“洗钱”等不法行径。1999年 8月下旬，美国《纽约时报》披露，据美国执法官员调查，一些人内外勾结，利用纽约银行的账户进行非法“洗钱”，俄罗斯黑社会势力渗入欧洲商界，瑞士有约500家公司受俄罗斯黑社会势力控制，涉案资金达 400亿美元。1991—1996年期间，俄罗斯流失外汇1500亿—3000亿美元。权钱勾结、大量资金境外循环。叶利钦统治的8年是腐败的高峰期，也是俄罗斯私有化快速推进的时期，其关键在于掌权的权贵阶层通过分割社会财产，占尽先机，及时将权力转化为资本。叶利钦宣称的“人民资本主义”蜕变成了“腐败的资本主义、野蛮的资本主义、犯罪的资本主义（索罗斯语）、权贵资本主义、寡头资本主义”。俄罗斯不仅没有被西方揽入怀抱，反而被逐步挤到国际舞台的边缘。

十多年来，贪腐在俄罗斯蔓延泛滥，愈演愈烈。本来肩负维护法律、打击腐败的一些部门如海关、税务、消防、缉毒、检察、内务公安、交管、法院、军队等也成了腐败的重灾区，且相互掣肘。更加严重的是，腐败的癌细胞已经浸透到了社会肌理，蔓延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严重恶化了社会道德风气。行贿受贿、金钱铺路甚至演变成了社会规则，成为一种社会常态。有许多数据都表明了俄罗斯社会的腐败程度有多严重：近一半的国家财政预算拨款被贪污转移，三分之一的军费流入不法之徒手里，企业约30％的成本用来行贿各级官员，等等。

2007年11月21日，普京总统在莫斯科的一个讲话中，毫不留情地指责以叶利钦为代表的20世纪90年代身居高位的当权者，为了迎合寡头而不惜损害俄罗斯社会和国家的利益，把国家财产挥霍殆尽。普京愤怒地说，他们把胡作非为当成民主，把洗劫千百万人的血汗和一小撮人的暴富当成市场和市场关系，放纵瓜分和盗窃本属于全体人民的巨大资源和财富。普京把这些当权者称为“人民的敌人”。普京的批判并非只是其个人意志的体现，而是代表目前俄罗斯社会主流的思想共识。

俄罗斯一些学者提出，社会发展的“目标模式”不能等同于社会发展的“过渡模式”；过渡时期经济改革需要强有力的政治保障；俄罗斯有近一半意见认为，缺少社会方向共识，缺少政治凝聚力是造成社会危机的主要原因。

主权民主与威权稳定

1.社会乱象与政治遗产。2000年，普京执掌国家大权之初，正值俄罗斯社会处于危机的历史关头。普京接手的俄罗斯社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

1998年，俄罗斯经济总量下降到世界第16位，到 1999 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约合苏联时期的25％。普京上台时估算，俄罗斯的GDP只相当于美国的 1/10，中国的1/5左右。当时俄罗斯在世界 GDP的比重不足2％，在世界贸易和金融领域的比例则更低。俄罗斯的国际影响大大降低。据俄罗斯高层战略专家预测，俄罗斯如果要避免坠入“二流”国家，保持一极地位，那么按人均购买力计算， 俄罗斯 GDP 应占世界总量的4％—5％，只有这样，才能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然而要实现此目标，按现在的发展速度，俄罗斯需要追赶40—50年；俄罗斯必须保持 5％—6％的经济增长速度。叶利钦掌权不到10 年期间，上演了一场场“私有化”大戏，实际上是一次空前的“财富大瓜分运动”。7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积累的巨大财富被瓜分殆尽。普京上台之际，城乡到处是落魄、衰败的景象。自1992年起，俄罗斯人口逐年减少，死亡率高于出生率；在 2000 年的总统国情咨文中，普京承认，俄罗斯人口每年减少75万人。当时俄罗斯专家预计，15年后俄罗斯人口将减少2200万，相当于俄罗斯现有居民人数的 1/7。2001 年，刚刚接任总统大权的普京指出，苏联留下的“家底”已经被戈尔巴乔夫的“改组”和叶利钦的“改革”折腾殆尽。20 世纪末，步入政治绝境的叶利钦将权柄交给普京。普京接过了叶利钦的权棒，也接过了叶利钦留下的烂摊子，他面临的是大国崩溃后的一场空前的政治灾难。

2．普京的治国理念。普京最大的特点就是务实的精神，以解决问题为目的，以俄罗斯实际为坐标，普京的历史观和社会价值观集中反映在普京初期的治国理念中，具体体现在其对时代、阶段、战略、目标、方向、任务、手段、策略等问题的认识上。普京认为，在一个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社会里是不可能有建设成就的，应当寻找能够凝聚全社会的“俄罗斯思想”。俄罗斯新思想是一个合成体，它把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与经过时间考验的俄罗斯传统价值观，尤其是与经过20世纪波澜壮阔的历史考验的价值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普京的价值观概括为“爱国主义是旗帜，强国意识是核心和支柱，国家主义是手段和动力，社会团结和稳定是基石”。

普京上台后明确提出了“强国富民”的口号。俄罗斯的目标是，保住自己有价值的东西，不丢掉肯定的成就，找到俄罗斯自己建设民主、自由、公正的社会和国家的道路。

普京提出，俄罗斯决不能简单地回到过去，必须寻找一条符合自己国情的渐进改革道路，不能照搬别国的经验，更不应照抄外国教科书。2004年普京高票赢得大选，蝉联俄罗斯总统。在执政的5年中，他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果断而强硬的政治举措：出兵打击分裂势力、维护国家统一；整顿联邦秩序、恢复和加强中央权威；出台相关法律，强化政党管理；打击寡头势力，规范和控制传媒；提倡爱国主义，凝聚国民意志等。这些拨乱反正的政策和治理整顿的措施，适应了俄罗斯社会摆脱危机的现实要求，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治国理念和执政风格。普京表现出坚定的政治意志和独一无二的政治魅力，通过灵活而有效的政治手段和斗争策略，在稳定大局和恢复秩序方面赢得了民心，取得了政治优势。

今日俄罗斯社会的症结与其说是在经济领域，不如说是在政治领域。因此普京首先从政治领域入手，出兵车臣、打击分裂势力、维护国家统一；出击寡头、整合传媒秩序。他上台伊始，就宣布将与各财团、寡头“保持同等距离”。几个月之后，开始巧妙地分别出击寡头势力，迫使别列佐夫斯基、古辛斯基等财阀寡头流亡境外，赢得了全社会多数人的赞誉。2002年，在普京的授意下，俄罗斯最大的国有控股公司天然气工业公司出资将原来由古辛斯基私人控制的“桥传媒”公司改组，实现控股。2004年10月，俄罗斯政府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和西方的压力，由几个强力部门联合对俄罗斯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掌控的“尤科斯”（ЮКОС）石油公司进行查处，逮捕了霍多尔科夫斯基。之后，将嚣张一时的霍多尔科夫斯基等人投入监狱，并且以偷税、洗钱、诈骗等罪名几次延长刑期。

2001年，普京敦促政府和有关方面，开始对俄罗斯的老大难问题——自然资源垄断行业进行改组。着手改组天然气、电力、铁路、运输等传统垄断部门，在复杂利益争夺和政治较量中，普京表现得十分稳重，步步为营，强调“行业改组要以社会利益为主，而不是以公司或公司领导人的意愿为主”。2001年夏天，俄罗斯宣布成立国家统一的价格和收费委员会，防止垄断部门自行定价。

普京多次强调加强政府对媒体的管控，对于与官方不和谐的声音，当局开始采取行动，并迫使个别财阀寡头放弃了对包括电视台在内的媒体的控制。在政党制度方面，普京多次呼吁建立成熟的政党体制，逐步使俄罗斯形成三个或四个大党的体制；推进行政改革、增强政治效率和执行力；推进司法改革及社会领域的改革。

3.西方的政治围剿。普京执政以后，西方政要和媒体对俄罗斯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批判。2005年2月，美国国务院正式表态，将停止对俄的援助。在美国眼中的“民主国家”，应该是一个听从美国领导的、不对美国构成威胁的“乖孩子”。

2005年5月，普京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采访时说，“民主是不能输出的，民主是一个国家社会内部发展的产物。”在极力向俄罗斯兜售自由民主的同时，美国在民主问题上惯于使用“双重标准”的手法也暴露无疑。亲美的、美国扶持的国家轻易地被美国贴上“自由民主”的标签。

面对西方的批评和指责，俄罗斯针锋相对，在政治和外交上积极开展与西方面对面的交锋。普京多次与小布什在不同的场合就民主话题直接交锋。俄罗斯政府也利用各种机会，通过国际传媒阐明俄罗斯对民主问题的看法。

面对来自西方愈来愈强的政治压力，普京强调，俄罗斯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有权根据自己的历史和国情决定自己的民主道路。普京提出，俄罗斯不去照搬西方的民主模式，但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的民主化之路陷入了停滞。他不止一次地对西方记者直言，与通过选举人选出总统的美国选举制度相比，俄罗斯通过不记名的全民直接投票选举总统的办法参与性更加广泛、更加民主。

普京在政治思想上最重要的成果便是“主权民主论”。“主权民主论”的提法既是对西方兜售民主、发动“颜色革命”的回应，同时也表明要与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西化、民主化”和叶利钦时期的“寡头式的自由”划清界限，体现了以普京为代表的俄罗斯政治精英的思想共识。

俄罗斯专家认为，“主权民主”追求的不是一种特殊的民主形式，而是提出未来的政治发展方向，是保证长远的发展条件。俄罗斯舆论认为，“主权民主”的思想体现了普京总统的政治哲学，就是在混乱后首先实现政治稳定，通过政治治理，完善体制，巩固国家，而民主化要有序地进行。俄罗斯学者认为，在苏联解体后 20年，“主权民主”的概念首次明确回答了一直困扰俄罗斯社会的问题，即“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需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等。一些媒体提出，这是俄罗斯首次无须别人的教导，实现真正的思想上的独立。俄罗斯围绕“主权民主”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俄罗斯的“国际观”和“时代观”。时任俄罗斯第一副总理、国防部长谢•伊万诺夫撰文，论述俄罗斯思想和未来俄罗斯的国际定位。

“主权民主”的提法反映了俄罗斯力争俄式民主的权利和要求，也反映了俄罗斯与西方在民主问题上的差异和较量。这种争论与较量有着很深的战略考虑和文化根源。除战略和道路上的差异外，无疑西方和俄罗斯在民主问题上的争论还是意识形态和思想上的差异所致。

民主标准与发展困境

近两年来，随着经济危机的加深，俄罗斯各阶层的社会不满情绪也在增长。得到西方舆论支持的自由反对派势力频频举行游行示威活动，他们喊出了“不要普京”的口号，矛头直指普京。他们提出，普京实行的是强权政治，对于平息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混乱局面起到了很大作用，而现代化和技术革新需要的是个人的自由、创造性和自尊心，因而俄罗斯要改变社会主义的制度、发展方式和道路，面向西方走欧洲的现代化之路。普京总理对自由派的批评毫不留情。他几次强调，自由派的目的就是借机重新掌权。

普京掌管俄罗斯后，政治上开展整顿治理，经济上强化国家掌控，逐渐稳定了社会秩序。依靠几年间巨额的石油收入，俄罗斯终于在15年后恢复了元气，站稳了脚跟。在西方的打压下，普京敢于挑战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在国际事务中俄罗斯重新树立了政治大国、军事强国和能源大国的形象。

2012年12月12日，普京向议会发表第三次就任总统以来的首份国情咨文。普京说：“21世纪在全球经济、文明和军事力量的格局重新配置的背景下，俄罗斯应当成为一个具有影响力的主权国家。我们不仅应当坚定不移地发展，同时也应当保留自己民族和精神的特点，俄罗斯民族不能迷失自己，俄罗斯永远依旧是俄罗斯。”

2013 年，美国《福布斯》杂志将普京选为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将他排在美国总统奥巴马之前。2014年，由于普京果断应对乌克兰危机，敢于与西方较量，顺利收回了克里米亚，普京在俄罗斯社会的支持率也达到历史高峰。

政治大国之梦

在2013年世界政治的赛场上，俄罗斯总统普京无疑成了一颗耀眼的明星。普京秉承“稳、准、狠”的一贯作风，在决策效率和领导能力上显然更胜一筹。

“普京道路”正成为新时期俄罗斯立足于世界舞台最大的“政治品牌”。然而，俄罗斯能否再度实现政治上的大国梦，这不仅取决于“普京道路”的政治道义与核心价值，能否真正转化为促进俄罗斯内部团结与社会政治整合的动力，而且取决于“普京道路”特有的政治发展力与竞争力能否带领俄罗斯顺利通过新时期的重重考验。

俄罗斯近200—300年来首次真正面临沦为世界二流国家抑或三流国家的危险。经过8年、两个总统任期的拨乱反正和励精图治，普京由一个勇猛果敢的政治“救火队员”，逐渐成长为政治的中坚和全民的领袖。

普京通过铁腕式的治理整顿，实现了俄罗斯社会的政治稳定，又通过提出“主权民主”，回击了西方的政治打压。如今，又重新唱响了振兴俄罗斯的大戏。当然，俄罗斯未来发展的内外环境并不太平，掣肘因素很多，振兴俄罗斯仅靠宏大的计划和美好的目标是不够的，齐心合力的团队和精干向上的官员干部队伍是普京成功必不可少的条件，否则俄罗斯的振兴无疑将是普京一个人的独舞。

2017年2月14日，据俄罗斯《观点报》网站2月14日报道，俄罗斯舆情调查机构——列瓦达中心公布了一项民调结果。调查的问题是：“最近100年来，我国经历了不同的国家管理体制，您认为，哪个时期俄罗斯的生活最好？”结果显示，俄罗斯人选择现阶段即普京执政时期的公民最多（占 32%）；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支持者略微少一些（占 29%）；认为1917年革命前和斯大林执政时期生活最好的公民均为 6%；选择戈尔巴乔夫改革和叶利钦时代的公民分别仅占2%和1%。这是自苏联解体后，公民首次认为当下好于过去。从社会认知的角度来看，这一转折非常重要。尤其是人们对当前生活质量给出正面评价时，其实经济没有处在最佳状态。相关统计数据和社会调查表明，当前俄公民的实际收入和消费水平均出现明显下滑。”

2017年2月14日，美国作家莉萨·迪基在美国沃克斯网站刊登文章称，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普京在俄罗斯拥有强大的支持率。他在文章中说，在俄罗斯的三个月期间，他目睹了普京拥有的巨大的公众支持。迪基得到的印象是：很多普通俄罗斯人坚信，普京已经让俄罗斯变得再次伟大。

曾经梦想一步迈入西方式民主天堂的俄罗斯，在短暂的“自由民主之梦” 后蓦然惊醒。曾经长期作为西式民主“小学生”的俄罗斯，在付出了苏共垮台与苏联解体等沉重“学费”之后，并没有实现对大多数人的民主，结果只是“财阀当政和寡头式的自由”：个人专权、寡头政治、犯罪猖獗、黑手党为非作歹、腐败贪污盛行。因此，普京当政后，俄罗斯当局痛定思痛、改弦易辙，力图探求一条符合俄罗斯实际的“普京之路”。俄语中，“普京”这一姓氏，与“道路”一词有着同样的词根。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决定探索一条属于自己的“俄罗斯发展道路”。

为什么俄罗斯人需要普京？俄罗斯有着自己的回答：因为他给俄罗斯人带来了民族复兴的梦想和自豪感，并使国人振奋精神，重新燃起对大国地位的强烈渴望。

俄罗斯人不会忘记，正是普京结束了叶利钦时代的内政混乱、经济衰退及国际地位的下降，开辟了“普京道路”，俄罗斯人知道，普京之所以敢强硬地同西方国家抗衡，是因为他内心充满重塑国家大国地位，重返先进国家之列的决心。俄罗斯人希望拥有一个强大的国家，一位有才华的领袖以及永不熄灭的造福人类的渴望。他们希望享有尊严和荣耀，他们拒绝平淡、毫无色彩的生活。普京就像一面镜子，他让俄罗斯人看到了内心的渴望，因此他成了人民心目中的英雄。普京之所以能征服俄罗斯人的心，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无私无畏，他敢于代表人民利益。在普京当总统期间，俄罗斯收获了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国力增强以及人民的富裕。普京还打击了靠国家大发横财的寡头，平息了民愤。

西方指责普京推行的是“可控民主”，但在俄罗斯人看来，普京象征着稳定、发展和秩序。他们认为，没有“秩序”就谈不上“稳定的民主社会”和“繁荣的市场经济”。民主社会离不开国家实力，民主是一种建设性力量，不应该与国家精神背道而驰。

路线关乎命运，道路关乎存亡。近年来普京领导的俄罗斯与西方围绕政治道路和民主问题而发生的激烈斗争，突出反映了国际政治领域思想和政治较量的险恶程度。普京陷入西方大国政治围攻和舆论围剿并非源自个人恩怨，这乃是冷战后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折射和写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显然不喜欢俄罗斯的特立独行甚至离经叛道，它们既害怕俄罗斯的重新“崛起”，又不满俄罗斯“脱离西式自由民主模式”。因此，西方政要和媒体多年来对普京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批判，而批评和丑化普京的目的，显然在于妖魔化和瓦解俄罗斯。西方更愿意看到一个衰弱、破碎的俄罗斯，他们极不希望俄罗斯重新崛起。

经过十多年磨炼，普京已经成为国际政治中的“柔道高手”，他以鲜明性格和独特领导风格征服了俄罗斯，也常常成为世界舆论的聚焦点。西方国家一些人总在声称，俄罗斯在政治和国际影响力上已经沦为“二流国家”，在经济上更是无足轻重。但普京领导着俄罗斯以突破西方重重围剿的方式，努力塑造着自身政治大国形象，彰显出强大的政治影响力。

                              （编辑    季节）

在联合重组中进行调整

实施供给侧改革，化解过剩产能1542万吨。2016年，中国宝武去产能997万吨，2017年压减产能545万吨，两年共压减产能1542万吨，减少了重复建设，节省了上百亿投资。除此之外，联合重组促进了两家取长补短，有效降低了人工成本和财务成本。在产品研发和渠道整合方面，集中研发优势，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重点围绕高端产品做精做优，结合采购销售优势，整合渠道，深度挖掘协同效应。2016年，中国宝武实现降本增效119亿元；2017年实现降本增效124亿元，联合重组产生了极大的降本效应。

瘦身健体，借治压东风提质增效。压减工作既是经济任务，又是政治任务。中国宝武将压减工作与扭亏增盈、治僵脱困、整合融合、企业改制等相结合，坚持“企业不消灭亏损，就消灭亏损企业”的原则，全面、全力、全体系推进。2017年，中国宝武亏损子公司户数同比下降61户，累计完成33户僵尸和特困企业的处置，压减、关闭和处置180户低效和不符合产业发展方向的法人，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为发展新业务腾挪了空间、减轻了负担，为实现跨越式发展创造了条件。

整合融合，协同效应逐渐释放。联合重组一年来，整合融合“1+1＞2”的协同效应充分体现，业务整合协同成效显著。钢铁产业成绩斐然，通过首日计划、百日计划和年度计划，宝钢股份共完成1150项任务、335个里程碑和53个项目，以信息化建设倒逼业务整合，职能业务管理全面覆盖武汉青山基地，实现了研发、销售采购部分业务集中管理、协同运作；组建铁区、炼钢、热轧、冷轧技术管理推进委员会，建立整合融合推进落实工作机制，体系能力大幅提升；按照“两角一带一边”空间布局，持续推进钢铁板块结构调整。同时，按照“专业化、市场化、平台化”的原则，充分挖掘内部资源，建设专业化发展平台，选择有实力走向全国、做大做强的产业进行重点扶持和培育，非钢业务跨单元协同整合也持续突破，为后续深度融合奠定了扎实基础。

进行从工厂化管理到集团化运营、国际化经营的重组改革

1.建立“集中一贯”的工厂化管理模式，创造世界一流的劳动生产率。

要创造世界一流的劳动效率，必须有世界一流的现代化管理。宝钢一期工程投产后，当时尚处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宝钢，根据主生产线设备大型化、生产连续化、操作自动化的特点，改变了我国钢铁企业分级管理、分散经营的旧模式，借鉴日本经验，通过不断实践，确定了“集中一贯、统一经营、主要管理权力集中在公司”的原则，实现企业管理层级的扁平化和面向业务流程的全过程管理。所谓“集中”，是指纵向生产管理功能的高度集中，即企业的主要管理权力和管理业务集中在公司，实行统一指挥、统一经营。宝钢的各项专业管理，包括计划、销售、生产、技术、物资、运输、财务、人事、劳动工资、安全环保、设备、能源、信息、备品备件管理等，均由各职能部处负责。这一点与我国大中型钢铁企业二级管理的传统做法明显不同。生产厂厂长的工作只负责带好队伍、管好生产和跟踪国内外先进技术信息三件事，其他事统统不管。所谓“一贯”，是指前后工序的有机衔接，即企业从接到合同开始到完成合同为止的管理业务，从原料进厂到成品出厂为止的所有工序，统一由公司生产管理部门实行一以贯之的管理。

“集中一贯”管理模式的实行，大大精简了机构，减少了管理层级，减少了人员，减少了扯皮，减轻了基层的负担，使主生产线保持高效运行，极大地提高了公司的整体效率。

2.以财务管理为中心，建立适应市场竞争的企业经营管理体制。

上世纪90年代初期，宝钢在国有企业中率先提出了“企业管理以财务管理为核心，财务管理以资金管理为中心”的经营理念，改变了传统企业以产品生产为中心的工厂化管理体制，把财务管理提升到企业经营管理活动的中心地位。财务管理由“核算型”转变为“经营型”，建立了贯穿于企业生产经营全过程的全面预算制度。

实施全面预算管理。预算管理是宝钢经营思想的具体体现，在生产经营的各个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经过不断的探索实践，宝钢形成了以经营规划为导向，年度预算为控制目标，滚动执行预算为控制手段，覆盖生产、销售、投资、研发的全面预算管理体系。预算管理促进了财务管理中心地位的确立，使企业的财务管理与计划管理形成合力，通过预算编制、执行监控、结果衡量、差异分析、绩效评价、考核激励和改进完善的闭环管理，保障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有序运行。在全员参与、全面覆盖和全过程控制的全面预算管理中，公司从投资、采购、生产到销售等每一环节都处于预算控制之下，实现了战略、规划、预算三者之间的有机统一，实现了柔性控制与刚性控制的结合以及预算与标准的结合。

建立标准成本管理制度。宝钢是高度自动化、连续化的钢铁生产企业。由于钢种繁多，规格尺寸不一，制造过程不同，发生的成本亦不一样，一般的分步或分批成本管理制度很难适用。标准成本制度通过对成本中心各项成本指标及其成本动因的细化分析，寻找规律并设定相应的成本标准及预算因子，运用标准与实际对比揭示差异并加以分析的方法，实施对成本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过程控制，通过成本中心的成本绩效衡量，着力于成本改善，并运用成本标准服务于经营决策的成本管理体系。运用标准成本的原理，通过对生产技术指标的收集，结合市场行情，建立按品种、规格、牌号为明细对象的产品标准成本及小时边际贡献排序模型，利用产品小时边际贡献排序指导组织生产，引导市场定价，支持营销决策。

通过现金流量监控强化资金管理。资金是企业的“血液”，资金管理的好坏是衡量企业财务管理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准。宝钢把实现现金回笼作为最重要的目标。通过融资权、调度权、运作权的高度集中，保证了资金运用的集约高效。以现金流量为“控制元”，通过对现金流向的监控，使各项业务活动的发生符合公司经营目标的要求；通过对现金流速的监控，促使各项活动按计划节点进行；通过对现金流量的监控，保证业务发生量的合理性、有效性。

突出以经营贡献衡量企业经营业绩。企业要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形成自我发展的机制，必须有一个科学评价企业经营业绩的指标。宝钢在国内首创经营贡献制，以这一综合指标衡量企业的经营业绩，引导和规范企业行为。经营贡献主要包括三部分：一是税收部分，二是社会公益费，三是企业资金净流量，包括税后利润、折旧基金、大修基金、技术开发费等，是企业用于发展的资金，这代表了企业真正的实力。资金净流量的增加就是国有资产的增值，并且预示着企业对国家的贡献更大。

宝钢在实践中全面追求经营贡献的增长，形成了科学的“出资人—企业—员工”利益驱动长效机制，极大地增强了企业发展后劲，有效地避免了企业行为的短期化。

3.建立适应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公司治理结构，由企业化管理体制向集团化管理体制转型。

在跻身于国际先进钢铁企业行列的同时，宝钢践行现代企业制度，建立规范的大集团治理结构。

实施了宝钢与上海钢铁企业的联合重组。经国务院批准，1998年11月17日，以宝山钢铁（集团）公司为主体，吸收上海冶金控股（集团）公司、上海梅山（集团）有限公司，联合组建上海宝钢集团公司。上海宝钢集团公司作为国家授权投资机构和国家控股公司试点企业，负责经营管理国务院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对有关企业的有关国有资产依法行使出资人权力，并相应承担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

宝钢股份成功上市，规范法人治理结构，不断提高管理透明度。2000年2月3日，宝钢股份正式创立，按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抓紧进行改制和改革。规范的公司法人治理体制为宝钢股份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2000年12月，宝钢股份A 股成功发行。

加快构建现代企业制度，全力推动董事会试点的有益探索。2005年，作为首批七家试点国企之一，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宝钢率先开展规范董事会试点，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探索中国特色国有企业治理模式，为中央企业乃至全国国有企业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宝钢始终坚持规范化、制度化的董事会运作模式，厘清党委和董事会、经理层、监事会等其它治理主体的权责边界，建立不同决策主体的决策清单；策划推进子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优化，发挥股东作用，强化子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的作用，使子公司法人治理跟上产权多元化、混合所有制改革步伐。

4.实施宝武联合重组，全面深化改革，大胆探索国有资本投资公司体制机制。

作为首批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企业，中国宝武积极探索投资公司“以管理资本为主”的运作模式。

深化改革，打造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的核心动力。中国宝武加强改革系统规划和顶层设计，制订出台改革治理的相关文件，明确了改革总体架构。结合联合重组、改革创新、转型发展实际，形成了《中国宝武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框架方案》并获得国资委批复，中国宝武正按照框架方案所列的改革举措稳步推进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运营试点。

积极推进总部变革，着力强化总部能力建设。深化改革总部先行，中国宝武集团总部成立了钢铁业发展中心、服务业发展中心、产业金融发展中心、城市新产业发展中心等四大业务中心，定位更加清晰，业务流程不断优化。按照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定位要求，优化总部机构设置，精简人员配备，突出“分类管控、投资运营、整合协同、服务创新”核心功能，集团总部从管资产向管资本、从战略管控型向价值创造型转变，着力强化“投、融、管、退”等能力建设。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三项制度改革。宝武联合重组以来，按照国务院国资委的统一部署，深入推进“瘦身健体”工作。通过把“瘦身健体”与钢铁去产能相结合，与专业化整合相结合，与扭亏增盈、治僵脱困相结合，与转型发展相结合，为企业转型发展腾挪空间。

中国宝武将劳动效率提升作为一项战略性任务，强化人力资源统筹配置和人员招聘源头把控，分类提升子公司劳动效率，1842名员工从钢铁板块转岗到非钢板块。两年来，上海地区403名员工成功转型从事社区工作，探索出了一条政企协作推动员工转型发展的有效路径。

同时，中国宝武在一级子公司层面全面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宝钢股份和宝信软件相继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欧冶云商实施第一轮股权开放计划。下一阶段，中国宝武将以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为契机，在新业务、新产业的新建企业设立伊始，就联合各种市场主体，以多元化的方式推进混合所有制，实现共建共享。

5.坚持扩大开放，加快走出去步伐。

坚持每年10%的产品出口，接受国外最挑剔用户的检验。上世纪90年代初，宝钢就作出了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合作的决定，对标世界一流进行企业发展的顶层设计。1985年10月，宝钢焦化厂生产的化工产品首次出口。1990年起，宝钢坚持每年拿出10%的产品出口到海外发达国家，接受国外最挑剔用户的检验，与世界先进企业同台竞争找差距。宝钢的高精产品以稳定的高质量与优质的服务在用户中获得了良好的声誉。2016年，宝武重组以来，扩大钢材供应与技术服务的国际合作，特别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一步加强了对战略用户的开发与服务支撑。2017年，集团出口钢材411万吨，其中，钢铁产业核心企业宝钢股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216万吨，同比增长8.5%。

合资开发海外铁矿，确保资源稳定供应。宝钢90%左右的铁矿需从澳大利亚、巴西等国进口。为确保资源的稳定供应，宝钢积极探索与世界三大铁矿公司的合作，除每年签订铁矿石长期供应协议外，还通过直接投资海外铁矿锁定部分优质资源。2001年8月，宝钢与巴西CVRD合资组建宝华瑞，取得了600万吨／年铁矿资源的稳定供应。2002年６月，宝钢组建宝澳矿业，与澳大利亚哈默斯利合资开发宝瑞吉项目，取得了1000万吨／年铁矿资源的稳定供应。这两个合资铁矿项目获取了良好的投资回报，与国外铁矿公司实现了双赢。同时，有力地支持宝钢打破了资源垄断，提高了配矿能力。

向海外延伸供应链，形成国内外一体化营销服务体系。从上世纪90年代起，宝钢率先在海外设立了四类公司，一是以销售钢材为主要业务的贸易公司，二是以原材料采购为主的贸易公司，三是承担海外原材料运输的航运公司，四是与铁矿公司合资设立的矿业公司。此外，还在海外设立了服务于下游用户的钢材剪切加工服务中心，与海外贸易公司一起构建起完整的海外营销服务网络，包括宝新、宝欧、宝美、宝和四个区域总部以及20个营销网点，为提升全球竞争力提供了强大的支撑。宝武重组后，宝钢和武钢的海外经营业务逐步整合，中国宝武“走出去”的实力更加强大。

双向开放，协同共享，引领钢铁行业发展。中国宝武通过双向开放，更好地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一方面引入国外资本助力中国钢铁业调整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另一方面以更高的站位和更加自信的姿态扩大海外业务，提升公司在全球供应链中的配置能力和竞争地位，为成为世界钢铁业的引领者夯实基础。

为推动钢铁行业“去产能”，中国宝武发挥产业龙头的行业优势，联合美国WL罗斯公司、中美绿色基金、招商局集团三家具有各自优势的合作伙伴，共同组建中国第一支钢铁产业结构调整基金——四源合钢铁产业结构调整基金。致力于通过全球化资源嫁接，有效释放行业存量资产资源并高效优化配置，有效支撑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国宝武灵活运用多种融资方式，加强境内外资金联动，拓展低成本融资渠道。公司利用设立在上海自贸区和香港的外汇集中管理平台，打通境内外资金融通渠道，降低了整体融资成本。

中国宝武大力拓展多元化产业的海外业务：实业方面，宝钢包装公司在越南建立了具备国际竞争优势的制罐企业，旗下越南平阳公司2017年产销量达到6.3亿罐，越南顺化公司产销量达到5.2亿罐，意大利公司实现销售收入9730万元，均取得了较好的经营效益。中国宝武还在伊朗、马来西亚、菲律宾等新兴市场大力开拓工程承包业务，在印度积极开拓工业信息化技术的国际合作。物流方面，“宝武班列”于2015年1月23日从乌鲁木齐始发，终点站为哈萨克斯坦最大城市阿拉木图，开创了新疆出口班列先河。在互联网领域，中国宝武旗下跨境电商平台欧冶国际2017年实现交易流量200万吨，并大力布局海外仓，海外仓布点总数已达到21家，分布在四大洲十个“一带一路”沿岸国家。

坚持绿色低碳制造，走出一条节能环保、可持续发展之路

宝钢从创建开始就按世界一流的目标，对节能和环境保护高度重视，改变传统企业“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以争创世界一流环境为目标，以严格完善的环境管理为基础，以生产工程治理和绿化工程治理相结合为综合防治对策，和各利益方紧密互动、开放共享，开创了一条建设、生产和节能环保同步发展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1.创新发展能源环保工艺技术与装备。

坚持能源环保工艺技术与装备建设高起点。宝钢在建设过程中同步引进了先进的能源环保工艺技术与装备，如干法熄焦（CDQ）、高炉炉顶余压发电(TRT)、转炉配置煤气回收（OG）、转炉烟道余热蒸汽和煤气干法回收（LT）等。对几乎所有易于造成环境污染的生产设备，宝钢都设计安装了国际先进的环保装置。宝钢一、二、三期环保相关设施总投资达43.4亿元，约占工程总投资的5%。当主体生产设备投产时，环保设施也同时投入运行，有效控制了生产过程中的环境污染，缩小了我国钢铁企业在节能环保领域与国外的差距，为追赶世界先进水平打下了良好基础。

坚持节能环保工艺技术与装备的创新发展。宝钢在做好对引进的节能环保设备“消化、吸收、用好、管好”工作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发展，开发制造了一批具有宝钢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水平节能环保工艺技术与装备，确保宝钢在钢铁节能环保领域始终处于世界先进、国内领先，成为国内钢铁企业节能环保领域的“领头羊”。宝钢将在国内最先“吃螃蟹”并成功应用的许多节能环保工艺技术，向国内钢铁企业敞开参观、交流、学习的大门，并在我国钢铁行业得到重点推广和普及应用，有的甚至成为新建钢厂的技术门槛，有力地推动了我国钢铁行业节能环保的技术进步。

在研究和实践中，宝钢通过提高转炉煤气回收率、降低电耗等，在国内第一个实现了“负能炼钢”，为国内钢铁企业大力开展转炉煤气回收利用技术起到了积极作用；为解决高炉煤气富余问题，宝钢与国外ABB 公司、三菱公司、川崎重工联合开发、建设了世界第一台150兆瓦单烧低热值高炉煤气的燃气轮机，大幅度降低了高炉煤气放散率，也为国内钢铁企业有效利用副产煤气开辟了新途径；改造能源中心集散监控装置技术，为优化能源系统平衡、高效合理使用能源介质做出了贡献，成为冶金企业和全国能源管理信息化的样板；此外，高炉热风炉余热回收技术、高炉富氧大喷吹技术、连铸坯热送热装技术、各类加热炉加热制度的优化和计算机控制技术的研究等等，都为宝钢进一步降低能耗、改善环境提供了新途径。

2015年，湛江钢铁1号高炉点火，这家立志成为世界效率最高的绿色碳钢薄板生产基地顺利投产。湛江钢铁采用了海水淡化等116项先进成熟的节能环保技术，环保投入资金达80亿元。同时通过产业链设计、公用工程、物料传输、环境保护四个“一体化”，与中科炼化一体化项目合作，建立钢铁、石化基地共享的配套产业和循环经济园区，将湛江东海岛打造成为生产清洁、资源节约、低碳发展的国家级循环经济示范区。

中国宝武成立后，继续加大环保工艺技术和装备的研究。韶关钢铁通过烧结脱硫废水重金属处理技术改造，废水经处理后含铊量小于5μg/L，不仅解决了重金属废水处理难题，也为处理同类废水提供了经验，成为国内钢铁行业第一个成功案例。宝钢节能承担的《焦炉荒煤气显热回收技术研究与开发》是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顺利通过了中国炼焦行业协会专家鉴定，标志着对破解焦炉荒煤气余热回收这一世界难题提供了新路径。

2.创新建设能源环保管理体系。

坚持能源环保管理高标准、严要求。宝钢把实现世界一流节能环保目标作为创建世界一流企业的重要内容，以高于社会标准的企业标准为依据，实现从工厂设计、施工管理、生产试运行、达标验收、纳入正常管理的一条龙管理，严格项目环评制度、工程“三同时”（环保设备与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运）制度，创建了以源头控制为主的环保管理模式。宝钢还根据企业运营实际和国际节能环保工作的发展趋势，多次制定和修订工程项目设计的能源环保标准，保证工程项目、生产过程能源环保管理工作的高标准、高要求。

持续创新能源环保管理理念与管理模式。宝钢在能源环保管理工作上不断创新与实践，形成了具有宝钢特色的能源环保管理理论与体系。宝钢坚持一贯制能源管理方式，能源管理经历了由指标管理向指标与项目管理、由事后管理向事前管理、由实物量管理向价值量管理的三大工作重心转移。贯彻“控污染、节资源、兴利用”环保管理理念，全面推行清洁生产，坚持绿色制造和营销，实现了环保管理由末端治理到过程管控再到源头减量和循环经济的不断升级。由最初的能源、环保分头管理发展到现在的能源环保一体化管理模式，确立了环境经营、促进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绿色发展战略。

率先建立并不断完善能源环保管理体系。强化能源环保管理体系建设，是实现能源环保管理有效性的前提与保障。1996年9月，宝钢成立工作小组，按照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标准建立了环境管理体系。1998年1月，在国内冶金行业首家获得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经过长期探索与实践，宝钢逐步建立了完善的能源管理体系。2008年以来，宝钢在钢铁行业率先实施了以“三流一态”（能源流、制造流、价值流、设备状态）为特点的能源综合管理，并于2011年首批通过国家《能源管理体系标准》（GB/T23331）认证，在体系运行中通过“能耗源”与“能效因子”，明确了所有相关部门与岗位人员的目标、职责和激励政策，实现了能源管理“纵向到底，横向到边”，使能源管理成为全流程覆盖、全员参与的自主性活动。2014年，宝钢股份《现代钢铁企业“三流一态”能源价值管理》获得上海市管理创新成果一等奖、第二十一届全国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一等奖，并成为我国钢铁行业能源管理体系国家标准的编制者。

中国宝武成立后，进一步强化风险管控，确保能源环保管理工作全覆盖、环保风险全方位可控；持续加大能源环保技术投入，确保节能减排工作的可持续发展；以能源环保系统降本增效为抓手，持续提升公司竞争力；以“固废不出厂”、“产城融合”为目标，积极推进城企和谐发展、绿色发展。

3.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节能环保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自投产以来，宝钢遵循“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的原则，采用国际、国内先进的固废、废水处理工艺和设施，并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和管理完善，在固废和废水综合利用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并逐渐形成了产业，特别在新型建筑材料和磁性材料领域具备了一定的竞争优势。在钢铁固废处理与综合利用方面，开发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工艺技术与装备，其中的滚筒法钢渣处理工艺技术获得2007年国家科技发明二等奖。

随着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进程，中国宝武提出了建设都市型钢厂的目标，利用冶金装备和工艺技术消纳城市废弃物，推进城市矿山开发，为城市提供环保服务，实现钢厂和城市的和谐共生。2016年以来，武钢集团的海绵城市建设、宝钢股份利用转炉消纳城市废油漆桶等国内首创项目，均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与此同时，中国宝武的主要能源环保管理绩效指标持续优化，达到了国内外同类型钢铁企业的先进水平。吨钢综合能耗从1985年投产时的1133千克标准煤，到2017年已降至591千克标准煤；每万元产值能耗，从1987年的16.84吨标准煤，到2017年已降至1.21吨标准煤。自投产初期到2017年，尽管年产钢量大幅增加，但各种污染物排放总量却逐年减少。吨钢二氧化硫排放量、吨钢化学需氧量（COD）排放量分别由1986年的14.55千克/吨和369.2克/吨下降至2017年的0.47千克/吨和32.3克/吨；吨钢烟尘、粉尘、废水、二氧化硫排放量等指标始终保持世界先进水平。

4.与外部利益相关方紧密沟通、开放共享。

宝钢建厂初期就按照厂区绿化与工程建设同步的要求，在四维绿化、地被物绿化、特色园林绿化、厂区动物园等方面做了大量的投入和努力。1995年，上海市环保专家对宝钢厂区作了统计，绿地率达32.74%，标志着宝钢建成了一流的特色生态园林工厂。

2004年，宝钢加入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宝钢是最早加入该组织的三家中国大陆企业之一。2005年，宝钢是唯一以全权会员身份参加国际钢协living-steel（国际民用钢结构住宅）项目的中国企业，宝钢的研究成果成功应用于2008年汶川灾后重建的“幸福家园”项目。2006年，宝钢加入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委员。2008年，宝钢成功开展CDM项目。2011年，宝钢股份发布行业第一份绿色宣言，向全社会公开承诺：优先与环保绩效良好的供应商合作，集中全公司智慧，开发高能效和高资源效率的制造工艺，向社会提供环境绩效优良的产品和服务，并与用户分享先进的环境设计理念和技术。2012年，宝钢担任国际钢协中国2020项目的主席，牵头开展需求、可持续发展和2020愿景板块等研究工作。2017年，在中国宝武成立不到一年之际，马国强董事长就荣膺国际钢协“年度行业传播者奖”，这是中国钢铁企业领导人首次获得该荣誉。

全面落实党建责任，发挥国企独特优势

中国宝武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并将思想政治工作作为各级党组织一项经常性、基础性工作来抓，围绕中心工作，强化思想引领和组织保障，不断增强领导人员政治素养和业务水平，努力建设一流员工队伍，为建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提供了坚强政治保障。

1.宝钢加强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践。

初创阶段。建厂初期，当国家作出宝钢一期工程停建、缓建的决定时，宝钢党组织稳定队伍情绪，做到了“人心不散、队伍不乱、设备不坏、材料不丢”，为续建创造条件。续建后，党委及时开展了“三感”（光荣感、责任感、紧迫感）教育；在生产准备阶段，开展了群众性的标准化作业、自主管理活动，确保了一期工程投产成功。投产以后，党委又开展了“85·9”精神教育。面对特大寒潮、原料码头引桥撞断、甲肝流行等突发情况，各级党组织聚集各方智慧，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保障了生产经营的稳定运行。

生产经营阶段。1982年，成立宝钢党校，开展党员干部轮训。1986年，开展职业道德建设，首次提炼宝钢精神。1989年初，成立宝钢职工政治学校，开展全员政治轮训。1994年，在党员中开展“思想政治觉悟高于群众、操作业务技能高于群众、生产工作业绩高于群众，培育一流党员队伍”的“三高一流”活动。

经济体制改革阶段。宝钢各级党组织充分发挥政治核心作用，推进市场意识培育和经营理念创新。宝钢在积极参与国际竞争的同时，探索形成了以“集中一贯”管理体制为核心、以“五制配套”管理为基础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企业管理模式，还开展用户满意工程教育。在率先实行“精干主体，分离辅助”、竞争上岗、精简定员、岗效薪级工资制等一系列改革举措的过程中，宝钢党组织积极发挥作用，卓有成效。

技术创新赶超世界一流阶段。宝钢各级党组织发动全员技术创新，在广大员工的努力下，宝钢自主创新建设三期工程，设备国产化率超过80%，宝钢综合竞争力进入世界一流。公司还积极倡导蓝领创新，弘扬工匠精神，率先提出管理和技术“双通道”发展模式，建立了“产学研用”一体化的机制和平台，涌现出孔利明、王军等蓝领创新领军人物、大国工匠，以及一大批以工人名字命名的先进操作法、创新工作室。其中，王军先后两次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工人）。

宝钢与上钢系统联合重组阶段。1998年，宝钢与上钢系统实施联合重组，公司党委统一员工思想认识，并通过宣传解读、基层调研、工作交流，切实做好结构调整、资源优化过程中的员工思想工作，切实维护员工切身利益，确保联合重组的文化融合和大局稳定。2003年，宝钢确定了企业文化的主线：即严格苛求的精神、学习创新的道路、争创一流的目标，并确定以“诚信、协同”为企业基本价值观，使企业有了更高层面的思想引领。2006年，以“保持先进性，党员再登高”为目标，实施党员“登高计划”，结合党员自身和岗位实际设定登高目标，党员每年根据完成情况提出下阶段目标，实现持续改进和提高。

“练冬”阶段。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影响，钢铁行业进入冬常态。宝钢各级党组织不断加强自身建设，通过“练冬”化危机为转机。一是提高形势任务教育实效，坚持把国家发展战略、行业和公司严峻形势、企业自身的“危”与“机”以及和员工个人的关系讲清楚。二是多渠道调查了解员工思想状况，掌握“原生态”情况，找准关注点、利益点、需求点。三是加强先进典型的宣传引导，以宝钢投产30周年、湛江钢铁一号高炉点火为契机，大力宣传弘扬“85·9”精神和宝钢文化。2015、2016年，宝钢实现利润稳中有升，在行业中始终保持领头羊的地位。

2.中国宝武加强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践。

中国宝武成立以来，围绕中心工作不断提高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成效，为公司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转型发展保驾护航。

举旗定向，将思想引领摆在突出位置。一是加强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中国宝武党委以“四个坚持”努力抓好思想理论武装工作。突出坚持原原本本学，领导带头学，联系实际学，结合培训学，确保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进基层、进车间、进班组。二是传承优良学风，扎实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学理论、悟真理、严学风蔚然成风。三是坚持党管意识形态，落实党委责任制，把意识形态工作与生产经营和党建工作同部署、同落实、同检查、同考核。加强阵地建设和管理，高度重视互联网，打造中国宝武资讯平台，严格规范党员干部网络行为，贯彻落实网络安全工作责任制。

围绕中心，将党建工作贯穿改革发展。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把党组织内嵌到公司治理结构之中。明确了党组织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健全党组织议事决策机制，明确了党委参与公司重大问题决策的前置程序。二是完善责任体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在公司落地落实。牢固树立责任意识，切实履行党建工作第一责任人职责。三是夯实党建基础，大力推进基层党组织建设。推进“应换必换”，优化党组织设置；优化党务工作力量配备，落实资源保障。四是管好关键少数，建设高素质、清正廉洁的领导干部队伍。

制定成为世界级企业的战略发展规划

中国宝武以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的要求为指引，制定了首轮战略规划：以成为“全球钢铁业引领者和世界级企业集团”为愿景，以“驱动钢铁生态圈绿色智慧转型发展，促进企业各利益相关方共同成长”为使命，以“诚信、协同、创新、共享”为核心价值观，努力构建在钢铁生产、绿色发展、智能制造、服务转型、效益优异等五方面的引领优势，打造以绿色精品智慧的钢铁产业为基础，新材料、现代贸易物流、工业服务、城市服务、产业金融等相关产业协同发展的格局。

钢铁产业是承担国家产业责任的主要载体，也是中国宝武从产业经营向资本运营转变的关键一环。中国宝武将钢铁产业定位于成为中国第一、世界领先的精品钢铁制造服务商，以宝钢股份为旗舰，与八一钢铁、韶关钢铁、鄂城钢铁、宝武特冶、宝钢德盛、宁波宝新、宝钢金属等，形成与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和长江经济带战略相匹配的空间战略布局。

至规划期末2021年，中国宝武将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钢铁产业资本投资公司：适应“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化布局完成，产能规模为8000万-10000万吨；钢铁产业建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精品智造服务商，成为“中国制造2025”钢铁行业的领先者；围绕钢铁产业生态圈，通过投资融资、产业培育、联合重组、有序进退，推进中国钢铁企业转型升级。相关产业聚焦向外、资源配置优化取得理想成果，集团构建平抑周期风险和投资回报率波动的产业组合，完全具备公司稳健盈利、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能力。最终形成若干个千亿元级营业收入、百亿元级利润的支柱产业和一批百亿元级营业收入、十亿元级利润的优秀企业。

                                         （编辑  季节）

摘要：本文梳理了围绕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制度改革的30余年历史，分辨了人民公社集体、股份合作制集体和社区合作集体；合作经济、集体经济、股份经济与社区（社群）经济的不同，提出不宜将适合发达地区的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推向全国。本文以蒲韩模式和金店模式为例说明，借鉴东亚综合农协经验和本土经验的社区性、综合性乡村合作组织，是能够激发村庄活力和形成经济社会良性循环的第三条路。

关键词：集体经济  综合农协  第三条路

1987年1月，中央政治局发布“将农村改革引向深入”的文件，提出要构建“社区性、综合性”的“乡村合作组织”。2016年12月29日，中央再次发文“稳步推进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接续了30年前改革的基本精神：一是重视集体经济；二要将集体经营性资产确权到户。

将近40年跨两代人的中国农村改革，解放了农户、让农民家庭经济破土而出的成长史，这是人们熟知的。而不太熟悉的却是曾经的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变身为乡、村、组后的集体经济到底怎么样了？集体经济是不是已经消亡了？其实，历经坎坷的集体经济并没有全部消亡，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以不同的方式仍有一部分存在，这才是中央政府在30年后的今天，针对集体经济出台文件，而且部署未来若干年重大改革的原因。

通过对30年来中国农村集体经济制度改革的实践梳理，本文探讨，在人民公社集体制和村庄股份合作制或公司制之外，有没有第三条路？也就是说，在广大乡村地域，能否以一个更有突破性的方式和承载它的组织框架兼收并蓄，唤醒正在衰败或消逝的村庄，让村庄再次充满生机和活力。

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回顾

农村改革政策的演进

20世纪70年代末期启动的中国农村改革，是一场伟大的历史变革。在政治上取消了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体制，改为“政社分设”；在经济上取消了“归大堆”式的集体经济，开始确立“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崭新制度。这一新制度不是改革前就设计好的，而是在实践中逐步推出并加以完善的。

1982年以后，中央在5年之内连发5个一号文件来推动农村改革。在分户经营成为主体经营形式之后，政策界和理论界就一直争论是实行土地私有，还是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联产承包、双层经营？最终后者的主张占了上风。1982年，中央提出“联产承包制的运营，可以恰当地协调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并使集体统一经营和劳动者自主经营两个积极性同时得到发挥”，“宜统则统，宜分则分，通过承包把统和分协调起来”；1983年将统分结合明确为一种经营方式， “在这种经营方式下，分户承包的家庭经营只不过是合作经济中的一个经营层次。”而合作经济的集体统一经营层次之所以必须存在，是要承担“一家一户办不好或不好办的事。”1991年的十三届八中全会决议，则将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我国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一项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直至1999年写入宪法。

在人民公社体制实行“政社分开”后，原来的“社”即承担集体经济功能的乡、村组织还要不要，如何改革？对此，中央在1983年提出“人民公社原来的基本核算单位即生产队和生产大队，在实行联产承包以后，……它们仍然是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经济”，而且为了“管理集体的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和其他公共财产，为社员提供各种服务……这种地区性合作经济组织是必要的。其名称、规模和管理机构的设置由群众民主决定。”1984年再次提出：“为了完善统一经营和分散经营相结合的体制，一般应设置以土地公有为基础的地区性合作经济组织。这种组织，可以叫农业合作社、经济联合社或群众选定的其他名称；可以以村（大队或联队）范围设置，也可以以生产队为单位设置；可以同村民委员会分立，也可以一套班子两块牌子。”1987年进一步提出，这种地区性合作经济组织“主要是围绕公有土地形成”的“乡、村合作组织”，它“与专业合作社不同，具有社区性、综合性的特点。”组织的基本职能是“生产服务、管理协调、资产积累和资源开发”。

可见，当时的指导思想，对人民公社“政社分开”后的“社”，是要改造成一个新型的乡村合作组织。它是地区性或社区性的，是综合性的，既能承担集体土地所有和承包发包的土地经营，各类公共资产和资源的管理和开发，又能为农户提供生产、生活中“办不好或不好办的事”的服务。它的性质是“个人与个人、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合作经济，由此区别于将全村、全乡的农民视为同一个经济主体的公社集体经济。这样的社区性、综合性的乡村合作组织，就是中国农村实现“统分结合、双层经营”基本制度的组织载体。

“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从提出及至今日，这个制度一直未能建立起来。尽管文件“有了概括性的规定”，但是“没有出台相关法律”，“使得乡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地位和基本内外关系一直处于一种模糊状态”。

集体经济的兴起和衰落

各地设立乡人民政府的工作到1984年末全部完成，将“政”分出来，而原公社时期建立的集体所有的“社队企业”在向“乡镇企业”迅速发展的过程中，以“政企合办”的新方式继续“政社合一”，而乡镇企业成了乡政府的“钱袋子”，自然不会再设立“地区性合作经济组织”。村组也通过大办乡镇企业让集体经济获得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并支持了村组的公共事务。乡、村两级的“社”都难以分设。

当时的乡镇企业并不是政府刻意扶持的，而是顺其农村经济发展需要，农民自发设立的产物。源自社（乡）队（村）企业的乡镇企业，抓住了城市企业改革尚未全面深入推行的机会，先行一步，大办乡村工业，为农民也为集体找到了农业之外的增收出路。

乡镇企业的突出作用，一是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2000年在乡镇企业就业的职工已经达到12819万人，比1980年增加了近1亿人。二是实现了农民、村集体、乡财政统统增收，改善了乡村福利。三是支持了中国改革初期的经济高速增长。

90年代中期以后，乡镇企业开始走下坡路。这固然有城市经济改革加快、乡镇企业生产的初级形态难以升级等历史原因，但当时政府要求改制，则是让其遭到灭顶之灾的根源。改制是从集体企业改制为私营个体企业。以1995年为分水岭，此前乡镇集体企业的增长速度一直高于私营个体企业的增长速度，之后就开始下降。从1995年到2000年，乡镇集体企业从业人数比从47.12%下降到29.9%，营业收入比从54.1%下降到34.2%，利润比从46.05%下降到29.47%（杨晓光、樊杰，2008）。改制的重点是被农业部称为“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的股份合作企业，文件规定，两、三个人就可组成股份合作企业，结果，集体企业大部分半送半卖给了私人（秦晖，2006）。这种改制有所有制改革动因，即认为资产由集体拥有就是不清楚的，产权只有归属个人，按股拥有才能清晰。

从“要创造出一个新型的乡村集体组织”这一改革初衷看，这次改制的负面影响深远。尤其大面积推行改制后，乡村集体企业基本私有化了，乡村公共开支来自本土集体经济的链条被切断了，侥幸留存下来的乡村企业也脱离了过去替政府承担的“以工补农”和解决农村就业的职能。

在乡镇集体企业改制之后，乡村集体经济又遭受两次打击，一是延长承包期，这削弱了集体对于土地的调剂和管理权力，加之在第二轮土地承包中，大部分地方取消了集体留存的机动地，全国村集体经济组织基本上没有了收入。二是在农业税取消后，连同农业税一起收缴的村集体提留也取消了。

取消农业税、由国家承担本是重大惠民政策，但同时将村集体提留也一并取消，这不但取消了农民对村社集体应尽的义务，还让农村集体组织更加彻底地退出农户经营环节，个体农户不得不孤立地面对农业生产中“办不好和不好办的事”。联产承包之初，村社集体在共同生产事务上还有一定的统筹能力，现在这个统筹能力不复存在了。

在传统集体经济衰落的同时，股份合作制兴起，甚至成了农村新集体经济的代名词。股份合作制早期是乡镇企业转制后一种类似个人合伙的经济形式。村集体最先试验股份合作制的是先期卷入城市化、工业化浪潮的沿海地区。随着城市的发展，征地越来越多，人地矛盾突出，传统的土地种植已无法进行；征地补偿款等新项目让集体资金积累增加。这笔因农村城市化而得来的资金如何分配？传统方式引起诸多纠纷。为调动群众积极性，改革一开始就以第二次分配即解决村级集体福利分配的需要为目标，以折股量化为手段，以成立股份合作社为改制最终结果。广东省动作最快，1990年5月、8月连续出台规定，接着浙江、上海和江苏等地在少数经济发展条件较好的村以建立股份合作社、股份公司等形式，对集体经济组织产权改革进行探索，此后股份合作制成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改革的路径依赖。

回顾这一阶段，我们应当承认：后人民公社时期的乡村集体经济既存在内部管理机制不健全及相应的“产权不清”问题，又展示了自发创造、令世人震惊的乡镇企业奇迹的生命力，并适应了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需求，而乡镇企业改制又将重点转向清晰化产权。我们还应当承认：一旦集体经济被削弱或被分开、隔离在乡村事物之外，乡村基层失去经济来源之后，就会陷入处处掣肘的困境。

21世纪以来的农村发展现状

乡镇企业改制后，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下降，农民更多进入城市打工，到2016年末农民工总量达2.8亿人，其中1.7亿人外出务工。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城乡经济发展差距快速拉大，农村基层财政窘迫，农村状况每况愈下。

2007年，《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提出要解决“分”有余，“统”不足，“小生产”与“大市场”脱节的问题，要加强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以各种新型主体实现“集体统一服务”的功能。但是，1987年提出的“统”是集体经济组织统一经营的统，是“一串葡萄”的统；而专业合作社时期提出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统”是“一袋土豆”的统，内涵大不一样。

一开始，专业社的设立不太顺利，经政府行政手段推动，合作社数量有了迅速增长。2009年只有20多万家，2013年年中达到82.8万家，占农户总数的25.2%；到2016年11月底，已高达177.4万家，占农户总数的43.5%（农业部 2016）。不过，大部分合作社规模很小，社均成员只有61户，而且相当部分的合作社是“空壳社”，只挂名，不运作。据一些地方的调查，空壳社占到总量的30-40%。

在实际运作的合作社中，不少由外来资本的农业公司操纵，农民社员基本上没有发言权，更有资本和部门与大农联合，强势主体“利益共谋”形成的合作社。这种大农主导的合作社在部门、资本与小农中间增加了一个类似于合伙制企业的中间商，购农资低买高卖，卖产品低收高出，对内“大农吃小农”，对外交易成本的节约也止于汇集社员的购销需求，而真正得到垄断收益的是资本和大农（温铁军，2013）。这类合作社与股份制企业无甚区别，内部治理是大股东控制。

2008年以后，中央加大了倡导土地流转的政策力度，意在解决耕地撂荒和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之前的流转主要在农户之间，之后政策给企业创造了整片租用土地建立规模化农业的机会。但受益者是企业，农民得益有限；且实现土地规模经营的企业绝大部分是靠行政干预实现，农民并非完全自愿。现在看来，原想以土地流转政策破解农业效率问题，却导致更为复杂的部门、资本、大农、小农、村集体相互博弈。更出乎意料的是，短时期内，公司制农业企业快速崛起并成为中国农业规模经营和现代农业的主体，这在全球农业大国中是“独有的现象”。

农村改革的经验总结

农村改革走到现在，道路曲折，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现在国家经济发展翻天覆地，农民经济收入也有所提高，但是农村社会怎么样了？大批农民外出打工，大量村庄成了空心村和空壳村，土地抛荒，集体无能为力。

30多年的农村改革路就像打钟摆，在传统和现实之间，集体和个体之间，行政和市场之间不停地摇晃，没有找到可以稳定住的中间位置。

笔者认为，“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集体经济体制当年并非没有成功的可能，失败在于功亏一篑，就是没能在当时将已经认定的双层体制的组织载体——社区性、综合性的乡村合作组织，采取上下结合、政府推动的方式真正建立起来，框架还没建好就被“一风吹”，错过了建立新型集体即农村社区合作组织的最好时机。

真正适应中国农业、农村、农民需要的，能够获得农民真心信赖的姓农、为农的集体组织究竟长什么样？为了农村的繁荣和农民的利益，新型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走向合作社、股份公司还是其他什么形式？核心问题是改革的方向和目标要明确。

集体性农民合作组织模式分析

超级村庄模式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折晓叶，自上世纪80年代起就开始研究一类依靠村集体力量，以村社合一为组织形态，自主发展的村庄，并且将其命名为“超级村庄”。老牌超级村庄只有1000多个，占当时68万个村庄的万分之三。这些村都属于没有包产到户、坚持生产大队式集体经营层次的模式。其中最有名的是华西村。该村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办起了社队企业，农村改革之后继续集体统一经营，主要依靠乡镇工业致富，村集体变身为社企合一的股份公司。

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陆续出现了一批新的超级村庄。他们大都地处市郊，因土地增值、经营非农产业有了大额资产收入，农民得到较多分红，集体也有积累，这些村庄全国约有7000到1万个。

地处贫困地区的贵州安顺的塘约村是不同凡响的一个。他们在2014年洪灾后组织了村社合一、全体村民加入的集体合作社，对全村土地、林地、集体建设用地、宅基地、小型水利、集体财产等七权确权，将土地流转回村，集体统一经营，并分专业以不同形式组织各种非农产业项目和接受政府扶贫项目。三年间，该村人均纯收入提高了一倍多，摘掉了贫困村的帽子，村集体存款增长50倍，不仅吸引了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就业，还吸引了周边的村庄联合起来走合作之路，确实展示了村集体将农民组织起来的力量。

股份合作制模式

这条路的改革尝试，源自1987年。

当时，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红利释放已经基本用尽，农业生产和农民收益又陷入连续停滞不前状态。而人民公社改制后的生产大队、生产队集体经济组织的重建，就被提上日程。最早的试验是在1987年成立的农村改革试验区“合作经济组织与基本经营制度建设”项目下展开的，以“清理集体财产、明晰产权、促进公共积累”为切入点，重在“搭建县、乡、村的合作经济组织网络”，但是未能取得明显效果。

这类改革都采取将集体经营性净资产折股量化，设置股权，建立以资产为纽带、村民为股东的股份合作社，或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或有限责任公司。这类集体组织之所以选择股份合作制，是出于解决村集体福利分配的需要，并不是为解决管理体制问题或探索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模式。

蒲韩模式

山西省运城地区永济市蒲韩乡村社区，是一个由农民自发组织、规模最大、时间最长（19年），符合1987年中央提出“社区性、综合性”要求的乡村合作组织。它覆盖蒲州、韩阳两镇24个行政村、43个自然村，6700户、2万多人口。2004年正式登记注册为“蒲韩农民协会”；2007年，按照政府兴办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要求，将会员组合成18家合作社和一个有机种植联合社，农民协会也变更为蒲州镇果品协会。不过，他们一直没有打乱2004年登记时农民协会的核算体制和组织方式，且在原组织基础上，以有机联合社为依托创建资金互助部、城乡互助中心、农民技术学校、红娘手工艺中心、青年有机农场等各类经济、社会组织，形成了多目标、多功能的综合农协式的组织网络，并按照所在乡镇的地名，取名为“蒲韩乡村社区”。

经多年探索，蒲韩乡村社区在带头人郑冰的带领下，走出了一条完全依靠农民自组织的可持续发展之路。2016年销售收入超过7000万元，净盈利超过300万元。自2012年起，3865户骨干农户连续5年在农业上的增收幅度都达10%。

这些业绩是协会总干事团队带队做出来的。该团队的总干事卫淑丰带领主要由当地村民及县地市青年组成的113人的职业团队，其中大中专学生占比达70%多，是一支本土化、年轻化、专业化的队伍。他们全体拿工资，经费完全来自协会为农民服务的收入。自2012年起，这里成为非营利社会组织——北京农禾之家咨询服务中心贯彻“禾力计划”的农民培训基地。

这个组织的基本特点，是千方百计满足农民的真正需求，围绕需求做综合服务。

农民卖农产品最难，他们就在农产品流通上下功夫，目前形成了三条销售通路：一是城乡互动中心和消费合作社，在所在地县发展了8000多户城市居民为消费合作社的社员；二是协会培养的组织化经纪人，培训他们与市场打交道，打入了县城和地市的超市；三是面向本地大农户的农产品内部市场，将种植户的玉米卖给农协内部的养殖户，实现了农产品保价流通。现已经基本解决了农产品销售难的问题。

围绕农民贷款难、不方便的问题，协会建立了资金信用部，而且将以往专事信贷的岗位改革成辅导员岗，将所有与农户面对面直接沟通的协会业务工作全都整合起来，负责农户信息调查沟通、业务辅导、团购物资收发等工作。协会的几十名综合业务辅导员各自对一定范围的农户包干，经常下户了解农民对9项业务的需要，建立农户家庭动态档案，并与协会各部门进行信息连接。通过这个真正与农民紧密连接的制度，为小额贷款、农产品销售、老幼服务等奠定了厚实的基础。目前，每年的贷款余额达两千多万且没有一笔坏账，合作金融不仅满足了小农户贷款需求，也给协会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收益。（王小鲁、姜斯栋、崔鹤鸣，2015:285-306）

围绕农业食品安全和农技推广的需要，协会先是做青年农场、农技学校、城乡互助中心，2017年又设立生态大树3年计划，以此将城市居民与乡村的土地和生态更紧密地联系起来。按照农户家庭老幼照顾的需要，协会为75岁以上老人设立不倒翁学堂、为2岁以上学龄前儿童设立蒙学堂、为小学和初中儿童设立夏令营等等，这些社会服务项目都已经推广到十多个村，并拟将社区为老服务项目推广至外县的25个村。协会还发动各村村民成立了以妇女为主的志愿者队伍，形成尊老爱幼、邻里和睦、相互信任的和谐社会氛围。

蒲韩协会为我国乡镇级改革提供了经验。这个地处我国中部的普通乡村的自组织的社区合作集体，不仅维护了小农利益，还为解决乡村当下诸如生态安全、农食品安全、社区服务、社区治理乃至就业等多目标复杂问题探了路。建在乡镇的东亚综合农协，用经济收入支付协会任用的事业人员工资，担当了本由政府担当的农技推广、社区服务等职能，而蒲韩也正是这样做的，而且收到很好的效果。

金店模式

河北内丘县金店镇新农协是一个目标直接对准社区性、综合性乡村合作组织的试点。目前试点的目标组织——金店镇新农村综合发展合作协会成立刚满一年。该试点的目的，是将基层供销社改造成集生产、金融、供销、推广等多项服务于一体的乡镇全体农民参与的社区合作组织，既是为深化供销社体系改革探路，更是为破解“统”的难题探路。

试点是在地方政府和供销社体系主导下，将乡镇基层供销社改革成为“姓农”、“为农”、“务农”的综合性合作组织。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与北京农禾之家咨询服务中心共组的试点研究组（简称研究组）负责方案和制度设计，以及全程跟踪、协助和指导。选择了河北省内丘县供销社和下辖的金店镇供销社作为试点单位，试点方案将这个新型社区合作组织命名为金店镇新农村综合发展合作协会。

新农协成立一年间，一是把农民比较有效地组织起来了。所覆盖的全镇33个村，自愿参加新农协的农户已有六成，近6000户，其中6个试点村的约2000多户农户几乎全体入会。

二是逐渐彰显了为农民服务的综合平台作用。新农协从日用品、种籽、化肥团购起步，逐步向生产生活的深层次拓展，农技培训、撒药服务、玩具加工、汽车保险等等，每笔经济服务都为农民带来了经济实惠。还举办年节联欢会、各种赛事、冬令营和夏令营、五点钟课堂、老年日间活动等，为农民带来了不输于城市的多功能活动场地。这些生产生活服务对农民很有吸引力。众多农户参与的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增大了新农协的话语权，建设银行、中国旅行社、省农资企业纷纷与新农协探讨合作。

三是组织体制和机制初步形成。新农协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了由农民组成新农协理、监事会。以选聘分开为原则，形成由理事长、监事长、总干事组成的新农协领导核心。同时选择了一批农村妇女任村组织员，组成了一支包括农民和供销社员工的总干事团队。村组织员通过组织村内的舞蹈队、健身队发现骨干成立了多支志愿者服务队伍，开始自主地组织各种经济、社会、文化活动。

直接参与策划和指导试点的河北省供销社副主任郭志江感慨道：“我做了这么多的基层试验和试点，感到最能体现供销社服务宗旨就是金店镇新农协。”新农协试点给供销社改革开了一扇窗，让供销社贯彻中央11号文件有了抓手，改变了供销社的思想和业务，改变了过去单纯的买卖关系，重塑了供销社的群众基础，姓农为农的服务让供销社得到了农民群众的好评。县供销社倾力支持新农协，将金店镇供销社人员、资产与金店镇“新农协”融合，朝向新农协嵌入基层社的目标前进，形成乡镇一级以“新农协”为核心的供销社系统的综合服务体系。

这样的供销社/新农协，成为党和政府联系农民、服务农民的重要载体和抓手，得到党委政府的重视和支持。过去供销社埋怨“政府不为供销社搭台，我们怎能为农民搭台”，现在供销社为农民搭平台，政府就为供销社搭平台了。2017年3月，邢台市委、市政府发文要求在全市12个县推广金店镇新农协，认为新农协“顺应了新时期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体现了政府管理职能，但是没有行政命令”，“兼顾了协会、政府、农民三方的利益。”

蒲韩乡村社区和金店镇尽管历程不同，但基本思路类似：都是建在乡镇地域、广泛覆盖当地农民的综合性农民合作组织；都以权能分立为组织原则，建立得力的总干事团队；都用经济服务和经营收入“养”团队，走自负盈亏的路；都因“姓农”、“为农”、“务农”得到农民群众的信任和欢迎。而两地最大的区别，在于自发还是政府主导。蒲韩完全是农民自发组织起来的，也得到了县领导的支持。但是地方党政领导对中央精神吃不准，往往班子一换届就可能发生支持断裂。这导致很优秀的农民合作组织很难在政府领导下推广其经验。而金店试点既借鉴了东亚农协（农会）经验，又吸收了本土的蒲韩经验。研究组多次请蒲韩社区接待金店试点组的供销社干部和新农协组织员、志愿者，帮助将蒲韩经验嫁接到金店模式上，从而促进和推动了金店新农协的快速成长。

探索农村集体经济的第三条道路

中国在“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农村合作经济道路上已经探索了30年。30年前，中央曾这样勾画这个探索的方向:“引导农民走合作经济道路，是我党坚定不移的方针，但合作经济的组合，要求平衡多方面利益并形成共同遵守的契约关系，需要有一定的发展过程，很难在短时期内覆盖一切地方和一切领域。”

这里的告诫含有对我国以往农村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经验教训的总结——不能急功近利，搞一刀切。指导农村工作不能只专注于形象显赫、方便看见的典型模式(例如城郊村)，而要更多关注广大农区农民合作组织自创的做法并给以总结和支持。工业化、产业化、高科技农业企业、经商、“脱农入城”等是现代化进程的必然产物，也是我们应当珍惜的成就。但是真正的挑战不是这个，而是实现全国多数农村自己的进步、繁荣与安康。世界上并不缺少在局部取得显赫现代化成就的国家，但是比较全面地摆脱落后或失衡的国家有多少？从一些目前还基本没有解决的真正难题看，如农村凋敝、涣散，又如终于得到城市反哺的农村，却发现利益的返还是被动消极的，且以隔断其天然信任纽带为代价，诸如这些，都与农民没有自己的组织有直接关系。

而一个健康的农民组织起来的“发展过程”，需要决策者特别注意：

第一，警惕在发展农民合作组织中的单纯经济思想。即片面以农业产业经济视角理解社会-经济-政治混杂的“三农”问题，将社区性这类非经济因素从合作中剔除。

第二，警惕用简单化的观念拒绝现实的复杂性。例如，我们需要在力求集体产权或收益权的清晰与发挥合作经济效力即集体整合力之间做明智的权衡。手段不能成为目的——在农村集体中，追求 “一切分净”与追求 “一切归公”一样，最终都会使合作失败、集体解体。

第三，看到国家与社区间的建设性博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笔者认为，历经坎坷的中国乡村改革空间已经不大了，能用的方式和时机已经不多了。所以珍惜是第一位的。看不准的，宁可慢，不要忙着推。将城市化地区与广大农区分类指导，多花气力在中西部农村的创新研究上，给予类似蒲韩、金店的乡镇级社区合作组织更大的政策空间，支持其重建党和政府与农民之间的信任，建立与村集体间的互补关系，承担村集体“办不好或不好办的事”。

蒲韩、金店这样的农民合作组织所走的既不是行政化的集体经济组织道路，也不是打着集体牌子的私有化道路，而是以人为本、社区合作、自主经营的第三条道路。它是中国本土长出来的农民组织化的新芽，是从强化集体社会资本、突出人性与合作的方向上探索统合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的做法；它兼具经济性和公益性、以经济支持公益，从而形成可持续生长的机制。尤其在“脱农入城”快速发展中，如果国家支持，放手让其再造乡村基层组织，并给予土地制度改革超越性的赋权试验，就有可能走出破解诸多难题的新路。

这种组织既不依赖于行政力量，又不依赖于资本力量，不做任何主体的附庸。它的力量来自农民的合作，来自整合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和生态目标的综合性发展策略。同时，它既要政府的支持，也要资本在市场上的运作。正如庞朴先生论及“一分为三”和中道时所说，“中之能介，中之能融，便正是它独立于左右之外、独立发挥作用的表现，而绝非其附属于左右之下、仰赖左右鼻息的结果”。未来的30年，厘清方向、解放思想、允许多样性、尊重群众创造、排除万难、坚韧不拔地走下去是最难也是最重要的。只有更好总结这30年的经验教训，才能为下一个30年打下坚实基础。

                                    （编辑  宋斌斌）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这是一个理论性很强的提法。把混合所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作为培育世界一流企业的重要途径，表明中国共产党对现阶段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已经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充分认识“混合的力量”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混合所有制是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财产所有权制度。按照这一提法，国有资本是清晰的，集体资本是清晰的，非公有资本也是清晰的，那么“等”又包含哪些资本，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由公有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经过混合形成的产权制度，就是混合所有制。

混合所有制拓宽了企业发展空间

首先，混合所有制企业发展空间巨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这一结构要求发展混合所有制。而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的重组，不管它是国有控股或国有参股企业，只要发生公有资本与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不管各自占比多少，都属于混合所有制企业。如同一条线段，纯粹公有或纯粹私有的资本只能代表资本组合这条线段的两个端点，而其间公私资本各种占比的情况有无数个点。在不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下，需要和适应线段两端这种一元产权结构的企业是有限的，而线段中间这些不同资本比例形成的产权结构，才能更好符合社会各种不同企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例如，由国企改制形成的上市公司，不管是国有资本控股或参股，占多少比例，都属于混合所有制企业，而不再是国有企业。因而，从“股份制是公有制的重要实现形式”到“混合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的提法，显然后者更准确，更科学。

其次，混合所有制企业资本来源充足。混合资本包括公有资本、私有资本、混合企业资本再出资以及社会资金组合资本。混合企业资本再出资以及社会资金组合资本，正是上面混合所有制定义中的那个“等”。以美国为例，洛杉矶的退休公务员基金规模达到5000亿美元，它是社会投资中最大的机构投资者之一。再比如，信托基金、保险，以及各种各样用于投资的理财产品等，共同参与构成了混合所有制资本。可以说，混合资本是来源广泛、数量巨大、支撑能力最强的一种资本。

第三，混合所有制包容有限合伙等新型企业制度，能更好促进资本和人本的有机融合。我们认为，有限合伙可以作为混改的一种重要方式。有限合伙分为三个层次：基金管理公司、基金和受资企业。其中，GP（普通合伙人）、LP（有限合伙人）之间达成合伙协议，组建基金管理公司、成立基金，在这个层面资本已经混合了，在基金这个层次还可引入一些社会资本；最后一个层次的受资企业自然也会有私有资本、国有资本。因此，从基金管理公司到基金，再到基金的受资企业，通过三层交叉持股，可以更好地实现资本与人本的有机融合。近十几年来，有限合伙制度发展得很好，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它是混合的，是按照节点共识机制形成的自组织发展方式。

作为一种企业制度，有限合伙制度在以人为本上执行的更加彻底。LP承担有限责任，GP担负无限责任，成为以有限责任融资机制和债务责任闭口的责任机制相结合的企业制度。它具有如下几大优势：一是出资人有限责任制度，保持了同样的资本集中能力；顺应信息化时代人的脑力是主要生产力的客观要求，明确管理者以人为本，可以按一定比例分享企业红利；承认资本与人本的平等地位；二是在保持资本集中能力的同时，强调管理者对于企业债务的无限责任（有能力必须还钱的责任），这就使企业债务责任能够完整地找到具体承担者，实现企业债务闭口。在有限责任公司制下，股东责任限度外的债务责任，要由债权人承担，当债权人也出现问题时，需要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来补窟窿。当所有的市场主体都处在债务责任敞口的状态，整个社会经济的风险就增大了。然而公司经理层总是倾向于在有限的时间内追求最高收益的投资，这其中必然隐含着高投资风险，但在债务敞口机制下，经理们缺乏债务责任压力，为求高利益，不会理性规避高风险。随着社会杠杆率的提高和风险的累积，形成经济危机风险。而有限合伙制度可以抑制公司制企业因债务敞口而导致的管理层过度冒险经营倾向。

此外，对于深化国企改革过程中要解决好创新、效率和活力等一系列问题，有限合伙制度也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有限合伙企业采取8-10年的中长周期整体考核激励机制，而中长周期运作的有限合伙制度把责任机制、容错机制、激励机制全面结合起来，是更适应于创新需要的企业制度。可以预见，随着时代进步，企业制度从独资企业走向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未来基于公司平台基础的有限合伙企业将成为时代趋势。

第四，混合所有制有利于调动员工特别是管理骨干的积极性。混合所有制企业将允许员工持股，管理层、科技骨干、企业员工可分别成立持股公司或合伙企业参与持股，各方股东都有话语权，共同按照法律法规和相互商定的章程办事。我国很多国有企业的员工持股之所以不能有效开展，其原因之一是被“内部”两个字所限。真正敢于持股伴随企业共同发展的股东，在产权上应代表自己与国有资本合作，不必再追求所谓的“内部人”利益，更不能再以个人身份代表国有股东说话。实际上，不少企业的重要人物在参与持股之前都放弃了原有身份，要经过市场化选聘，凭真本事获得混改企业的新岗位。

同时，国有股东的意志也要接受市场的博弈。公有和私有资本共同持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应该遵照双方协商达成的企业章程办事。在制订企业章程过程中，非国有股东和国有股东之间既要能够合作起来，又要能够保障好各自的利益，因此需要把一个主要用于工商登记的企业章程，变成作为企业治理依据的企业章程。

混合所有制合乎中国国情和文化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实现形式，包括公有制、非公有制和各种类型的混合所有制。如图1所示，从这所房子的构成来看，它的顶层支撑体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产权架构，其重要实现形式是公有制加非公有制加混合所有制，其中的混合所有制已经把上述“等”的问题解决了，这是一个非常鲜明的制度安排。我们也可以用反证法来证明混合所有制的重要性。如果只有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这两根柱子，没有中间那面大墙，你会看到一种怎样的景象？

图1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实现形式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迅猛，我们几乎每10年就完成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第三次工业革命也已经完成。当我们冲击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时候，我们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新能力显著提升。但中国的发展历程与发达国家不同，我们的经济发展是“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城市化”并联发展，而发达国家的农业、工业、服务业是分期依次“串联”完成的。串联与并联的区别在于：前者的每一阶段都进行得相对完整，相应的企业制度也会演变与发展得比较充分。在并联发展背景下，各种不同水平生产力共存发展，包含各种产权结构的混合所有制就成为合乎中国国情和文化的制度选择。

一方面，混合所有制是中国“四化并行”时代最需要的企业制度。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种各样的生产力状态，产生各种各样的生产关系，要求建立各种各样的企业制度，不能指望以某一种特定产权关系作为范式来容纳各种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必须要实行混合所有制。

在40年改革进程中，关于公有制和私有制的关系，一直争论很多。有一种观点是只要纯粹的公有制，但近70年的国际国内实践说明，在初级阶段的生产力水平下和世界市场中，单一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会导致发展不足，出现短缺经济，这种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能再走。但是，如果改掉公有制，只发展私有制，就会导致发展不平衡，在我们这个人口众多、发展不平衡的大国，就会因严重的两极分化和区域落差导致社会动乱和国家分裂，这种改旗易帜的邪路决不能走。

因此，我们国家在改革开放中一直坚持两条腿走路，坚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这一原则。20世纪末，中央抓了两件事，一个是抓大放小，一个是三年脱困。“抓大放小”的战略性调整，使整个国有经济的结构得到了优化，同时让民间企业获得了发展的空间，形成了良好的发展局面。在这个过程中，国有经济发挥了应有的功能，私人经济在市场环境下获得很好的发展。两种经济做大了，社会财富扩张了，但是中间的连接部位却被相对拉细了，引起争论的事情也越来越多。每当发生涉及具体企业体制变化的事情，都会出现“国退民进”或“国进民退”的争论，出现“发展不足”、“发展不当”、“发展不稳”的问题。

实践证明，只要公有制经济，不要非公有制和混合所有制经济，经济发展将缺乏效率，不能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出现发展不足问题。只要私有制、不要公有制，否定混合所有制，则背离了中国国情和发展规律，会出现发展不当问题，陷于不公平、不稳定的混乱状态。若仅坚持公有制，鼓励私有制，但不大力推进公有-非公有资本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社会就会进入不同体制之间彼此孤立、相互排斥、缺少合作、丧失和谐的不良状态，社会财产的所有制结构朝着“哑铃型”变化，出现发展不稳问题。

基于中国社会中产阶级增加等特点，我们不能朝着一个“哑铃型”的所有制结构发展。如果我们的所有制结构是“哑铃型”的，公有制部分和私有制部分都很大，两者之间的部位非常薄弱，那么两股力量的较量容易带来社会关系的紧张。正确的做法是把中间部分做大，使社会财富分配状态朝着“橄榄型”结构发展，既坚持和保护好公有产权和私有产权，又推进了各种形式的混合所有制发展。

发展混合所有制，形成一个“橄榄型”的社会财产结构，进而稳中求进、稳中提质，实现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这既符合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理论，也符合中国的传统文化（见图2）。

图2橄榄形的社会产权结构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源流来自于儒释道。佛家强调善待众生，因果循环。儒家崇尚中庸之道，强调适为常道，要求永执其中。当我们把公有制、私有制的资本投进来形成混合所有制，混合所有制发展之后再把利润分回去，壮大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这就使得投资的正反馈机制得以完成。道家讲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里，“道”是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规律；“一”就是一种基本经济制度；“二”就是公有产权和私有产权，“一生二”指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必须平等保护好公有产权和非公有产权两种产权，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三”就是公有经济、私有经济、混合经济三种经济，“二生三”要求处理好公私产权关系，促进三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三生万物”是指三种所有制经济特别是混合经济能包容多种多样、气象万千的产权组织形式。

发挥产权市场对混改的独特作用

由于混合是资本的市场化混合，因此混改离不开资本市场。在我国，资本市场由标准化连续交易的股票市场和非标准化非连续交易的产权市场两块市场复合形成。从客观上讲，由于绝大多数企业是非上市公司，资本的混合更多需要在产权市场上展开。因此，在推进混改过程中，需要在继续用好股票市场的基础上，大力发挥产权市场对于混改的独特作用。

混改的五大问题

一般来讲，混改项目都面临五大难题：该不该混、该由谁混、该与谁混、该以什么方式混、该以什么对价混，这些都是世界性的难题。

按照我国法律，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国有产权就是全国人民的产权，全国人民是实实在在的股东。但是对于西方国家来说，由于一届执政党的任期只有4-5年，他们没有一套可以持续执行的制度和班底，没有能力处置混改的这些难题，他们只会简单地选择改制上市的道路。中国的国有企业数量众多，从全球数据分析，改制上市平均只能解决万分之一企业的问题。有人说，六个想法（idea）才可以产生一个企业，而一万个企业才会产生一个公司上市，即要六万个idea才可以构成一个上市公司。因此通过上市来推进企业改革，这个力度对于中国远远不够，我们必须寻找其他市场化的方法。

与其他国家只有单一的资本市场不同，全球只有中国的资本市场是复合的资本市场，既有股票市场，也有产权市场。在股票市场进行混改是国际共识，而在股票市场和产权市场同步推进混改，把资本市场建立在同时为上市和非上市公司服务这样一个基点上，就是中国的特色和创造。混改应该到什么地方“混”？由于混改涉及各类资本融合，是不同性质产权的嫁接，因而应在资本市场上公开操作，以增加诚信、提高效率、降低交易成本，优化资源配置，让人民知情满意。对于中国企业来说，能上市的就去股票市场，不能上市的就去产权市场。其中，股票市场服务于上市公司，产权市场服务于所有非上市公司，包括上市公司的母公司和子公司。

科技与市场推进时代变迁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同时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如图3所示，在瓦特发明蒸汽机之前的农业经济时代，那时的生产力主要是依赖人的体力，那些处于萌芽状态的工商企业的制度安排只能是独资企业或合伙制度。进入工业经济时代之后，机器成为生产力跃升的主要因素，大资本需求环境推动创造了有限责任制度，而有限责任制度适应了工业大生产的需要，促进了工业化进程，创造了巨大的价值；但这一制度也导致了风险的高度集中和社会的两极分化。从20世纪80-90年代开始人类进入信息智能时代，科技文化产业成为最重要的新兴产业。对于中国而言，现在是科技文化产业最好的发展阶段，也是该产业最具优势的发展阶段。除了自身的大发展之外，科技文化产业还将进一步带动、改造和提升一二三产业发展，多途径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在科技文化产业发展的阶段，纯粹的资本力量已经难以支持社会发展，人成为了最重要的资本，人的智力劳动成为最主要的生产力，必须要以人为本，进而催生了有限合伙制度，未来还将进一步催生其他信任型企业制度。

                   图3 科技与市场共同推进时代变迁

影响企业制度变革的另一大要素是市场。农业经济时代，人们理解的市场就是产品市场，如常见的农贸市场、集贸市场。第二个市场是股票市场，它是由荷兰人创造的，包括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股票市场促进了社会化大生产，同时也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第三个市场——产权市场则是中国的独特创造。最近几年信任市场正在逐渐形成，比如区块链技术应用市场。总体上讲，这些市场本身会对企业制度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

我认为，生产力是企业制度进化的充分条件，而市场是企业制度更新的必要条件。一旦这两个条件变化了，企业就应及时调整企业制度。

市场的四种形态

市场有离散化市场、中心化市场、平台化市场、分布式市场四种形态。离散化市场的典型代表是集贸市场，节点市场之间无互动机制，无中心、无关联；股票市场是典型的中心化市场，市场有中心，中心节点制定规则并配置资源，节点之间以多对一机制上下关联形成节点链，但任何两个节点之间都没有横向互动，多条节点链彼此激烈竞争中心市场上的各种资源。产权市场是平台化市场的典型。平台化市场有中心节点，既形成非中心节点与中心节点的多对一互动，更有非中心节点之间的多对多互动。比如互联网平台，给人的感觉似乎是一个无边无际的、真正的分布式去中心的平台。但其实互联网是有中心的，由美国等控制的13台根服务器就是全球互联网的中心节点，我们的网络都在他们根服务器的服务和监测之下。平台市场是两极节点的市场。产权市场是平台化市场典型的代表。分布式市场的典型代表是信任市场，其特点是节点间无主次，有横向互联，无上下关联，只有多对多互动机制。

产权市场在中国的产生与发展

1984年，沈阳出现第一家国企破产案例。国企产权处置成为企业改革中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1988年，国内第一家产权交易机构在武汉成立。历经30年的改革完善和曲折发展，中国产权市场已经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历史性变化。2003年底，国务院国资委会同财政部发布了第3号令《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建立起了国有产权进场交易制度，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由此进入产权市场公开公平公正竞争交易。2009年《企业国有资产法》明确，企业国有资产转让要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机构中进行。2015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将产权交易市场与证券交易市场一同平行纳入“资本市场”范畴，产权市场的资本市场属性正式在国家顶层设计层面得以确立，为产权市场指明了发展的方向和目标。

2016年7月，国资委会同财政部发布第32号令《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进一步明确将企业增资扩股业务和资产交易业务纳入产权市场交易，弥补了之前相关规定的缺憾，赋予产权市场产权流转、市场融资和资产配置三大功能，完善了产权市场的资本市场定位，确立了产权市场成为支撑混改的主要平台的功能定位。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特有的资本市场结构图（见图4）。

                  图4  产权市场和证券市场边界

在这个市场象限图中，第一象限就是全球都有的股票市场，它的特点是标准化的股票的连续交易，实行T+0、T+1、T+2、T+3的交易制度。

第一象限的对面是第三象限，为产权市场。产权市场是服务于“两非”的市场，即开展非上市公司的非连续交易。这说明产权市场是专业为非上市公司产权交易服务的市场平台。

第四象限是股权市场。产品是标准化的，但因产品品质不足不能实现连续交易。各地的区域股权交易所就是这一类。第二象限是“类证券”交易市场。产品是非标准的，交易是连续的，比如邮票、字画。这其中因容易滋生内幕交易而风险很大，目前在各国都还属于不允许交易的领域。区块链技术的进步能否成功解决好这一块市场的技术问题，有待观察。

目前，区域股权市场比较尴尬。一是这个市场中的产品良莠不齐，别人就选择投资已经是标准化的可以连续交易的产品。二是由于是非连续交易，投资者匮乏，导致这样的市场很难“发现”价格。而产权市场实际上是可以发现价格的，如果产权市场和股票市场实行联动，通过把产权市场中的股权在交易所公开交易，可以发现一个月度、季度乃至半年的阶段性价格，通过每一个阶段的市值来表现出其成长性，进而促进大家一起投资合作。

在理论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否存在和发展，核心的问题就是国有产权能不能在市场中形成和流转。如果国有产权不能市场化形成和流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不能够建立健全。实践证明，这个问题是有解的！前提是我们要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市场——一个能够同时服务上市公司和非上市企业的资本市场，一个可以使公有产权得以形成和流转的资本市场。

产权市场的独特作用

传统资本市场采用的市场机制是投行中介机制——“多对一和一对多”的机制。“多对一”就是多个卖方和买方对着一个投行，而投行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一般不会让卖方和买方见面。投行有一个大的买方和卖方数据库，把这两个数据库中的相关企业配对连接起来尝试达成交易。这就是投行的中介机制，由于没有买卖双方自主的互动，这种中介机制只能服务于少数企业。在产权市场上，我们创新形成了一个“多对一、多对多”的自组织交易机制，“多对一”指很多买方和卖方共同对着一个产权市场，到了这个市场的平台上后“多对多”互动，所有的买方卖方自主联系和交易，产权交易市场作为一个平台提供所需的行为规范、交易流程、交易见证，过程监测，保证市场交易诚信。

多对多互动机制使产权市场吸引了大量的交易主体和服务机构。产权市场开放平台和普惠服务的特性，能吸引众多公有企业、非公企业、个人和银行、券商、基金、咨询机构、评估机构、法律服务机构的广泛参与。良好的交易定价结构、支付担保机制和诚信监管方式，不断促进多边主体的合作互动、跨界集成，为各类交易主体提供全方位服务。

在具体操作中，通过各类会员发现交易项目标的，发挥交易中介作用，不断向纵向横向延伸交易服务链，为买卖双方的复杂项目及时提供疑难诊断，不断挖掘价值亮点，提高交易成交率。通过国资委和产权市场组织的场前的诚信打造、场中的能力打造和场后的服务打造，我们构建了一个为资本运动全生命周期、多交易方式、全流程服务的新型资产市场，这个新的资本市场为非上市企业的产权服务——可以服务于产权形成，可以服务于产权运营，也可以服务于产权流转。

科学构建国企混改市场路径

2014年“两会”期间，习总书记指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关键在细则，成败也在细则，不能借改革之名把国有资产变成谋取暴利的机会。”改革的关键是公开透明。实践表明，产权市场具有很好的发现交易对象、发现交易价格的能力，可以充分发挥规范化和市场化功能，促成资本混合，推进资本融合，作为公开推进混改的主渠道和主平台，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提供全方位服务。

产权市场服务国企混改主要有几个途径。第一是产权转让（反过来也就是并购投资），第二是增资扩股，第三是合资新设，第四是PPP，第五是资产处置，当然也包括这些方式的不同组合。我们对这几种业务做一个简要说明。

产权转让：国有股东向私人股东等转让部分产权后，标的企业就成为混合所有制企业，反之亦然。国有产权能不能转让，须由企业先进行可行性研究，立项后做出资产评估，然后在企业内部进行方案制定与审议。如有必要，再附上相关政府部门如劳动、税务及银行的意见。如果这些部门同意改制方案，就报送国资委。国资委做出资人初步审批。国资委审核同意进场转让后，企业就可以到产权交易所挂牌，通过互联网和多种媒体广泛披露信息，多渠道吸引买方，组织起各具特色的竞价交易，实行价高者得机制。整个交易过程都采用信息化方式完成，国资委等监管机构对交易实行全程监测，确保转让公开、公平、公正、竞争完成。

增资扩股：国有企业通过增资扩股引入民间资本，以国有资本参与民资创新企业的增资控股，都会形成混合所有制企业。国企增资扩股的流程和产权转让大体相同，不同之处在于：一是增资扩股时国有产权的存量不动，没有显性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二是增资扩股时可能有两类投资者，即战略投资者和策略投资人。策略投资人只关注投资效益，投资期限是短期的；战略投资人关注产业协同，属于长期投资人。对这两类投资人应该区别对待而不是一视同仁。针对增资扩股业务，产权市场有责任增强专业会员的服务能力，在交易所公开征集意向投资人的基础上，由专业会员重点做好对主要投资意向方的定向信息推送，创新价值揭示和交易撮合方式，形成有效的市场询价机制，完善融资服务能力，并利用市场化方式解决好国有企业管理层和员工入股方面的问题，切实为资本混合发展做好全程全面服务。

合资新设：公有资本和私人资本共同出资新设一个企业，当然就产生一个新的混合所有制企业。这种形式看上去简单，其实也可能很复杂。与谁合资新设应由市场决定。应该通过产权市场发布信息寻找合作股东，做好产权登记见证与托管服务，增强公司设立过程的透明度和规范性，并为日后的增资扩股和并购重组打下诚信基础。问题复杂化的情况，出现在公私双方中有一方或双方都涉及以资产特别是无形资产出资。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在充分做好资产审计与评估基础上，参照上述产权转让和增资扩股方式，坚持通过市场发现价格（控股相当于增资扩股，参股相当于产权转让）。

PPP：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是政府在自身资本预算不足时，携手社会资本更早开展基础设施等社会公共品建设的一种创新尝试。这是近10多年发展起来的一大热门事项，加拿大、澳大利亚、欧洲、美国以及中国都在积极进行PPP业务的探索，形成了巨大的投资规模。在建设和运营期间，PPP属于混合所有制状态。2015年，国办转发的财政部、发改委、人民银行《关于在公共服务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指导意见的通知》指出，要依托各类产权、股权市场，为社会资本提供多元、规范、市场化的退出渠道。至于政府PPP项目具体与谁合作以及合作的条件，也应该通过产权市场公开操作来加以认定。这既能为公益类项目找到最佳合作者，也能让社会大众了解合作情况，并可以防止项目展开过程中因政府人事变动造成项目变故。

产权交易机构要“秉承公益性、市场化的理念，努力促进公共资源、产权要素优化配置”，加强PPP项目市场融资方式及社会资本退出方式研究，设计对接产品，创新服务手段，以更好地引入社会资本参与。

除了非上市、非标准化的产权股权等企业资本品外，产权市场还可交易形态各异的房产、土地、机器设备等实物资产。在信息技术支持下，企业的产权、股权、债权、知识产权乃至资产租赁权、未来收益权等不涉及所有权流转的产权束的流动，都可成为产权市场交易业务创新的标的。企业既可通过产权市场寻找自身发展壮大需要的资源，也可通过资产转让流转变现再投资，推进结构调整，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混改企业可通过各种方式在产权市场进行融资和流转，从而为企业实现资源整合、完成资本运营目标提供更多选择。

当然，我们讲产权市场的时候，不能忘记现在央企的资产有60%以上在上市公司，所以依托股票市场是混改非常重要的一个渠道，混改过程应该同步利用好股票市场和产权市场，建立一个“三主体”的模式（见图5 ）：国家出资企业、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国家出资企业参与的PE（Private Equity）基金三者共建一个互动的孵化注资模式，由集团公司和PE基金一起来合作进行孵化，由集团公司和上市公司一起合作来进行注资扩张，通过事前的合约让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PE基金所进入的企业达成一个协议，协议把上市公司三五年之后需要做的事项委托给集团公司和这个基金去做。这个业务风险大但价值巨大，一旦企业孵化成熟，达到上市公司收购的条件，就可以由上市公司买回去。当然，集团公司和PE也可以把它放到交易所挂牌，给出价更高者。二者退出来后再合作去进行第二项、第N项这样的操作。实践中，“三主体”模式已经让很多央企集团取得了优秀的投资经营绩效。

图5 孵化注资的三主体模式图

综上所述，我国已经建立起了有中国特色的复合资本市场和国有产权进场交易制度，国企各类混改可以也应当在资本市场上阳光操作，通过进入市场公开公平公正竞争，可以减少对混改的质疑，更好激活国有资源的价值，优化企业结构，创新企业运营机制，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

                                         （编辑  宋斌斌）

微型计算机和手机可以被理解为将原料性质的数字和字串符号[1]——人机互动形成的数字脉冲信号原体——加工形成半成品和终端数字符号产品[2] 的机器。20世纪80年代以来，亿万台这类机器进入车间、办公室、家庭，它们和人形影不离，且通过地下光纤和地表移动蜂窝互联网连结起来，将数字信号进行加工、传输、存储和消费。如此形成的新经济与以制造业为基础的传统经济叠加或者平行，成为国民经济整体中一个成长最快的板块——数字技术及互联网板块。

2017年，中国互联网的线上销售总量超过27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当年GDP总量的32%。面对数字技术支持下互联网经济的成长前景，这种新经济的内在展开机理及对应的时代特征已经展现出来。

数字经济的定义及时代畅想

工业革命发生在18世纪后半叶，但是直到200年之后的上世纪60年代，人们才完整地理解了工业革命和工业经济为传统的农业经济带来了什么性质的飞跃：（1）改变了生产的动力基础，工业技术将原来依赖人和动物的体力驱动的经济，升级为用化石燃料驱动的经济。（2）改变了生产的流程环节和工作场所，工业革命将依靠季节性周期的农艺生产变为车间内的流程生产。（3）改变了生产的规模和效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相比传统的农业经济呈几何级数的增加。相对于大车间制造经济而言，数字经济是不是也会重复工业经济替代农业经济的传奇呢？通过对数字经济的定义及后续考察，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

数字经济的定义

20世纪80年代，随着微型计算机大规模的应用，人们敏锐地注意到，与传统上替代人的体力的机器不一样，它从功能上部分地替代和放大了人的脑力劳动。随后几十年，专家们陆续用计算机革命、电子通信技术革命、信息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等概念来解释上述变化过程。

如果把不再使用传统的三维物质材料、而是用数字材料作为加工对象形成的经济活动称为数字经济的话，那么数字经济已经存在近半个世纪了。但数字经济现象在数年间不断创新，随着近些年数字技术的积累和进步，不仅是微型计算机等机器对人的存量脑力劳动的单纯替代和放大，而是以数字替代经济为基础始发点，延伸出一种与数字替代经济成分完全不同的数字创造经济。

什么是数字经济呢？我们认为，数字经济是经济人——厂商和消费者的集合——在生产过程中不依赖三维物质材料为对象的生产，而是依赖数字材料为对象来加工、存储、传输、配对、平台分发等形成生产活动，以及由线上定位、搜索、扫描、支付和终端使用等形成消费活动的综合性均衡收敛过程及资源配置行为的总和。

数字经济定义有两个方面的观察特征：一是大车间制造经济中出现数字替代经济。这种技术的出现往往使传统技术升级，大幅度节约生产成本形成替代。亦即数字替代经济（the economy of substitution）的内涵。这是制造经济向数字经济萌生过渡的特征。比如，早些年数码照相技术出现后，传统照相过程中的胶卷三维物质材料，被数码相机中的电磁脉冲单元转换成的数码所替代，节约了照相、成像、修像、复制及获取图形的实体物质材料，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再比如，过去的车床、加工件和刀具运动之间的切削关系是靠车工的技艺来调整控制的，但受自然人肉眼和臂力的限制，瞬时控制两个以上方向的变化过程是非常困难、或是不可能的。但是，一个多轴联动的数控车床就可以轻易地解决这个问题。这其中，一个具有多维传感器、数据捕获输入、预设零部件图形比对、流程环节联动以及软件更新的非传统车床的数据生产过程并行在原来的基础之上，以非常高效、超级精准并节约原材料的方式完成原来的生产任务。

二是，数字技术累积出现了原有生产过程中完全不存在的图形图像获取、传输及复制过程，以此形成独特的物理设施群和对应实体机构新设，我们称其为“数字创造经济”（the economy of innovation）。还是以数码照相技术为例，当数字成像技术应用范围扩大时，巨量的电磁数码图形图像传输、编辑、制作以及动漫和流程再造，引发了厂商间数码传输通道高速化升级的需求。这一过程超出了单个企业配套高速传输设施的能力，要求社会范围的地下光纤互联网和地表蜂窝移动互联网，通过地面关口站“超网”联结，引发信息通道增容及元器件单元传递通量代际升级。

对应在消费领域，类似于阿里、腾讯和头条等第三方消费平台出现，传统的百货商场被替代，引发网络预售、支付账户绑定、预付许可、路由器超高频支付、小微灵动物流中介产生，中央顶层账户系统结算以及具有价值凝聚颗粒的大数据赋值根服务器出现。显然，这些都是无数字大车间制造经济所不存在的新经济成分。

广义数字经济定义

在数字替代和数字创造二合一的意义上，数字经济不再是与大车间制造经济因成本节约优势而如影随形般出现的数字双生子（the digital twin of real economy）式的生产：凡是传统车间的零部件加工过程，都可以在节约和更精准的意义上用数字技术来生产，而是更升级一步，基于产业替代积累之后新增的厂商经济人之间的数据传输的需要，在始发数据凝聚区块，在人类有限但较高智慧[3] 导引下，生成动态数据“干-支”线区块链及网，使万物在智能互联的基础上向智慧互联、价值互联甚至美学互联等超大智能智慧网联体——成熟数字经济阶段迈进的经济活动总和。

在这个意义上，广义数字经济是继依靠人和动物的体力、对太阳和土地及自然资源的再生能力进行初级整合生产的农业经济，继依靠化石能源和机械动力、在车间内进行精细复杂批量生产的工业经济，再向依靠人和互联网资源的组合动力，在“空-天-地”一体化半径内、在“宇观-人观-微观”的绵密空间内进行智能智慧化生产的第三次经济革命，或者简称“数字革命时代”。

数字经济时代到来的技术路径演进

数字经济时代到来的征兆

20世纪80年代之后，大车间长流水线制造开始向多功能模块化制造过渡时，学者们发现，与长流水线的标准化生产过程不同，模块化的短流水线多功能制造所需要处理的信息难度和总量，远非在车间内部增加机件、升级布线和系统整合所能相比。更具挑战性的是，在实现上述过程的时候，需要厂商和厂商之间、市场和市场之间、经济人实体和社会实体之间在信息传输速度、规模和实时处理等方面，出现数量级的经济技术结构跃迁。

海量数字信息的处理要求在人类自身之外，不仅看得远，而且能无处不察；要求人类自身之外出现第三只“超级眼睛”等第二类“五官”，不仅能无所不在地感知，而且能够“绕地-升空-穿微”，绵密无间断地24小时可持续感知，基于卫星技术的多功能、高分辨的编组、编队甚至星座卫星，逐渐完成或逼近完成这个任务。“数字地球”是完成这种任务的科技结晶，与GPS系统以及将要完成的北斗卫星系统配套的地面服务全球信息系统GIS（global information system），使得在地球村的宏观口径下实现了这种传输的可能。在今天，百度搜索、高德定位、今日头条和滴滴出行几乎成了人们一日生活的“标配”。

更为深刻的变化来自于下述领域。GIS系统的联通产生了下述新的需求，在人类有限的几种思维能力（比如形成理念能力）之外，在定位、搜索、扫描、识别、成像、传输、存储、色彩、记忆、场景触发、回忆、配对、粘性、绑定、反馈，甚至自成长和可持续等方面出现超自然人的传感过程，呼唤数字技术创新时代的来临。

技术的超高速进步，使得宏观管理战略家发现，人类20世纪经济资源动员和交易的诱致性制度进步（the induced institutional advancement），而忽略了这一经济技术时代到来的对应规制性制度预设（the inforced institutional design），致使大车间制成品——竞争性产品资源——动员[4] 过度，非竞争性的具有正外部性的第三方市场平台资源的动员出现极度匮乏。因而，当数字技术补偿了人类经济制度演进的逻辑短板时，当出现了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BAT）以及后续“互联网+”平台类企业，头条、小米、滴滴（TMD），这些企业一个个市值越过千亿万亿大关的时候，专家们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了对时代辨识的困惑：凭什么“BAT-TMD”会逼近或超越中国工商银行和中石油等“共和国长子”的超大型企业呢？没有实体经济（其实是大车间经济）的支撑，它们行吗？

数字经济时代到来前经济技术[5] 进步路线的反思

提出上述问题在方法论思考上的滞后，可以用这样一个例子来比拟：到底是人体骨骼和肌肉的物理化学成分——人的实体部分重要呢？还是人体的神经系统、血液循环系统等重要呢？一个正常身高的人，如果不加节制地鼓励其骨骼和肌肉实体增加到600公斤，在八大网络集成方面不加调整的话，那么该自然人的行为功能不是增强了，而是削弱了。正确的提问应该是：什么样的物理实体部分和系统集成部分的结合，才能使人体的功能达到最优？同样，在经济拟人体中，除却实体经济成分之外，与之关联的“系统集成部分”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到，新经济系统与大车间经济相比完全不同的成分——基于凝聚核数据源和智能化管理的中央顶层账户经济系统。从不同成长路径动员网络资源的企业，比如“BAT-TMD”类实体的出现，表面上看，它们是活动在搜索、零售、社交网群及平台类运营等的非实体生产行业，但更深层次却是它们蘖生于传统经济，延向新一维（异）度（cyberspace）网络经济空间之后，又在更广阔的新场景（neo-scenario）空间中整合实体经济和中央顶层账户系统的新经济成分（虽然还处在婴幼阶段），一种数字、智能和智慧资源可以大放异彩的地方。20世纪的生产方式，在穷尽性地动员车间流水线资源和对应技术之外，几乎废弃了对网资源技术的制度预设。在数字技术支持下的21世纪新经济体系的发展，完全扭转了20世纪经济技术制度进步的方向。

数字经济核心功能板块浅析及未来展望

数字经济相对独立的基础设施新群

20世纪后半叶以来，“大车间”制造经济对应的基础设施群是“公-铁-高（速）-高（铁）-港-桥-涵-隧”。当“公路-铁路-高速-高铁”在港口、桥梁、涵洞和隧道等基础设施单元配套下，将我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构建成“五纵七横-八纵八横-四纵四横”的基础设施网格，“一日同城”经济和同城生活化后，沿海和内地、都市和边陲在动员资源和交易资源方面的差距大大缩小。2010年以后，在新交通设施群的支持下，中国经济倍加式快速放大。

21世纪以后，数字技术支持下的现代经济体系对应的基础设施诸群，除了上述动员物质产品生产的基础设施资源之外，还得再添上“网（地下光纤互联）-网（地表移动蜂窝互联）-网（卫星互联网）-星（授时坐标星座）-通（通讯卫星群）-导（导航卫星群）-定（定位卫星群）-遥（遥感卫星群）-器（临空和平流层浮空及指控飞行器群）-关（地面枢纽关口站）-站（基站）”。

当数字创造经济成分逐渐在经济中占据主导和主流之后，经济活动中处理的数字通量，将会由现在呈现的海量大数据向天量超大数据规模升级，要求地下光纤互联网、地表移动互联网和天空卫星互联网在“空-天-地”一体化意义上实现“三网合一”。对应数字高速通道网将天量数据赋值、确权、授权、存储，交易互动基础设施单元将应运而生。比如，在地面陆港、河港、海港和空港中处理货运单元及编组的“港务-航道-集装箱-疏浚-运营”，在空中传输的卫星也有对应的“星座-通信-导航-定位-遥感”功能之分。当然，加上各种浮空和滞空设施单元，数字资源的生产、传输、交易和消费更为节约和经济。可以想象，在一次和二次两个基础设施群的托举之下，将从车间制造产品转向数字智慧生产，才会有可靠的基础设施基础（图1）。

数字经济核心功能板块浅析

数字资源是数字经济时代的基础资源。数字经济的第一个核心板块是数字资源网格地址赋权功能。当噪音性质的无价值数字或低价值数字被基础设施单元处理归类后，具有凝聚颗粒的始发数据区块以及“干-支”区块的确权、授权、持有和交易的权利就能够有效分配和流转。这不仅能让一个国家站到数据库话语权的顶端，也为国家安全带来根本性的保障。

第二个核心板块是基于网格地址赋权、授权形成的一日管理和运营系统。这是数字经济用平台来生产（区别于制造经济用车间来单生产）的基础功能源泉。

第三个核心板块功能是网格内和网格间联通技术合成优化升级系统，智能元器件的标准化设计和制造是这种系统的车间经济底层基础。

第四个核心板块功能是网格运营数据资源价值化后分类存储部分，通常所谓的枢纽关口站及大数据库是这一经济的底层基础。

第五个核心功能板块是节点网络枢纽和综合枢纽构成的“前台-中台-后台”中央账户系统部分。这是处在顶端，但是可以和网格根部数据赋权进行瞬时联通的经济大脑（图3）。

图3  网络枢纽和综合网络枢纽构成中央账户系统

数字经济时代展望

站在数字经济时代的高度看工业经济的成熟阶段——“大车间-流水线-模块化”的生产，虽然与工业革命早期的生产能力相比有巨大的进步，但仍属于工业经济阶段。和数字时代的经济相比，它还是个缺智少智的“蒙昧时代”经济。

在数字经济的较高阶段，智能智慧意义上的生产规模将是人类历史上所有经济总和的几何倍加。那时候，任何一处城市和乡村的独立功能实体，都会有感知能力（feeling），它们在组网之后的互联网世界中并存，并且能够将这种感知传递（pass-on），在交互及交易过程中实现存储和场景唤醒（thinking），并能在经济体之内，经济人之外，产生一种和生物智能不同的第三种经济智能——数字经济的高级阶段。处在人类引导下的超智时代，对环境保护和宇宙诸空间层的开发将具有“人-神”合一的童话世界效果。数字技术革命将会像工业革命一样，继续延续工业经济替代农业经济的人类经济增长传奇。

                                           （编辑  杨利红）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 1978年，中国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当时人均GDP只有156美元。中国当时也是一个内向型发展的国家，出口占GDP的比重只有4.1%，进口只占GDP的5.6%，在出口产品结构中，75%以上是农产品或农产加工品。在这样薄弱的基础上，中国40年来保持了年均9.5%的GDP增长和14.5%的贸易增长率。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

2017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8640美元，成为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在这样的背景下，习近平主席在中共十九大上宣布中国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有很多层面，我想强调其中的四个方面：

    第一，改革永远在路上。

    第二，中国仍然拥有巨大的经济发展潜力。

    第三，中美之间的经济结构互补，美中经贸关系是双赢的。

    第四，中国需要为世界的发展承担更多的责任。

改革永远在路上

过去40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所以能够避免像前苏联、东欧等其他转型中国家的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是因为中国采取了一个务实、渐进的双轨制转型方式。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对于传统的大规模的资本密集型国有企业提供了转型期的保护补贴，以维持经济的稳定。同时，对新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放开了准入，并以经济特区、工业园、出口加工区等解决了软硬基础设施的限制，迅速变成竞争优势，经济快速增长。

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中国也为渐进双轨的改革付出了一些代价，包括收入差距扩大和腐败现象的出现。在改革的初期，中国是一个收入水平低、资本短缺的国家，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企业由缺乏自生能力变为具有自生能力。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必须把双轨制遗留下来的保护补贴以及市场干预扭曲消除掉，才能根除腐败和收入分配扩大的难题。正因如此，在2013年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决定全面深化改革，消除各种对市场的干预扭曲，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自2013年以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已经推出了数百项改革举措，以求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这些举措的落实当然需要时间，但是，即使这些举措都落实到位，随着中国的发展，各种新的问题仍然会不断涌现，结构性问题会是一个野草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问题。正因如此，中国必须有改革永远在路上的态度和思想准备。

中国仍然拥有巨大的经济发展潜力

即使过去40年来中国取得了年均9.5%的高速增长，中国仍然有巨大的增长潜力，因为中国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方面还大有可为。发达国家技术和产业已经处于世界前沿，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仅能靠自己发明，投入大风险高，百多年来年均增长维持在3%-3.5%之间。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上具有后来者优势。在未来，中国是否还有潜力维持快速增长？答案在于中国还存在多少后来者优势，这取决于中国和高收入国家总体劳动生产率水平的差距，这个差距可以由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来反映。根据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研究，2008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人均GDP是美国人均GDP的21%，这是1951年日本、1967年新加坡、1971年中国台湾、1977年韩国和美国差距的水平。这些东亚经济体恰恰是利用了和美国收入水平差距所代表的后来者优势，实现了连续20年的8%-9%的年均GDP增长率。他们能实现就代表中国有可能，因此，从2008年开始中国还有20年以年均8%的速度增长的潜力。

另外，这些年出现的工业革命4.0的新产业部门，其产品和技术的研发一般周期比较短，12个月、18个月就有新一代的产品和技术，这些产品技术的开发以人力资本的投入为主，中国作为一个13.9亿人口的大国，拥有巨大的人力资本供给，同时，中国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和完整的产业配套能力，在新经济上具有比较优势。

从上述两个角度来说，我认为中国未来仍然还具有巨大的高速增长潜力，对此我是有信心的。但是，这种潜力反映的仅仅是供给侧的技术可能性，到底多大程度上能够得到实现？这取决于国际经济的外部需求形势，也取决于中国是不是能够进一步深化国内改革，同时，还取决于中国政府是否能够克服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时必然存在的外部性和协调相应软硬基础设施完善的市场失灵问题。中国政府制定“中国制造2025”就是为了克服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所存在的市场失灵所做的一项努力，这和德国的“工业4.0”、印度的“印度制造”，以及美国克林顿政府的“信息高速公路”和美国现政府的“让美国再次伟大”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作用相同。

中国充分利用增长潜力，固然不会是过去接近二位数那么高的经济增长，但应该有可能在未来几年保持6%以上的速度。这样的增长速度有利于中国实现其发展目标，目前，国际经济尚未完全从2008年的危机中复苏，中国保持稳定和快速增长对全球其它国家也是一个利好消息。

中美经济相互补，两国之间的贸易是双赢的

2017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8640美元，美国的人均GDP则高达6万美元。根据市场价格来衡量，中国的人均GDP只是美国人均GDP的15%。用PPP来衡量，中国的人均GDP也只有美国的25%。中国的产业生产的主要是中低端、低附加值的产品，美国的产业则在高附加值的部门。贸易意味着中国可以向美国的消费者提供廉价的商品以及向生产者提供较低成本的中间品。中国也可以为美国高附加值的产品和服务提供巨大的市场。所以，中美贸易应是双赢。

即使未来中国的收入水平达到了日本、韩国、德国的水平，中国和美国的贸易仍然是双赢的。这是因为贸易取决于比较优势，在收入水平差距大时，比较优势取决于要素禀赋结构不同所造成的要素价格的差异，收入较低的国家在劳动力较为密集的产业有比较优势，收入水平较高的国家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有比较优势。当两个国家的发展水平相当时，比较优势则转为专业化生产所形成的规模经济，不同的国家会在不同的产业形成专业化，各自形成比较优势。只要各自拥有比较优势，贸易就会有共赢。不管是中国人民或是美国人民，大家希望的都是有更好的生活，公司、企业希望的都是有更高的利润。中美之间不管现在或是未来都会各有比较优势，两国的贸易往来都会是互利双赢。希望能够经由交流沟通，消除误解和不信任，使得有利于两国人民的经济理性成为两国互动贸易往来的基础。

中国需要为全球发展承担更多的责任

目前中国是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有可能在2025年左右跨过人均GDP12700美元的门槛，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像其他高收入国家一样，中国需要向全世界做出贡献，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增长、消除贫困。

二战以后，OECD（经合组织）的高收入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超过3万亿美元的发展援助。援助的金额不可谓不多，但是，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仍然深陷贫困之中。当中国加入援助国的俱乐部时，中国需要思考能不能更好地帮助其它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增长，减少贫困。根据我担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任上开始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来看，经济发展是一个结构变迁的过程。从低附加值的农业转型到制造业，不断向上攀登制造业的阶梯，最后迈向高附加值的服务业，这样一个经济结构转型过程。在这样一个发展的过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少数几个成功实现从低收入向高收入转型的经济体，都抓住了国际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的窗口机遇期，实现了现代化和工业化。比如，二战后的日本、20世纪6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以及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中等偏高收入国家，不远的将来也会成为高收入的国家，现在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将会失去比较优势，给其它尚未成功转型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窗口机遇期。中国现有制造业的雇佣人数为1.24亿人，其中劳动密集型产业雇佣的人数达8500万人。这8500万个就业机会的释放几乎可以让南亚、中亚、非洲收入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同时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要抓住这个机遇，则这些国家需要克服基础设施的瓶颈，才能使其劳动力多的比较优势变成在国内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目前他们发展的最主要瓶颈就是基础设施的严重不足。有这样的认识以后，就能够了解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国际发展合作主要内容的精神实质，它的“五通”以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为抓手，在刚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中国也强调了以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中非合作的重点工程。

把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中国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一个主要合作方式要发挥良好的作用，需要在项目设计、实施、管理上有良政，透明度、高标准，还要与其他国家和国际发展机构通力合作。当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对世界承当起更多责任时，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有可能像中国过去四十年改革开放一样迎来一个快速发展，消除贫困的时代。中国新的时代不仅仅意味着中国的复兴，也会意味着所有国家的共同繁荣。

                                     （编辑  季节）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取得巨大成就，同时也进入新的发展时代。中国许多著名学者将新思想、新理论的研究视为使命。本刊编辑部最近走访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张文木，对中国地缘政治研究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张文木是当代中国地缘政治研究的重要学者，其研究的重要性并不表现为他的论著量大小，而是他在战略研究中国化方面所作的突出贡献。

以战略研究中国化为基本方向

中国学派在战略研究中要结合中国国情并为国家利益服务

张文木教授一直致力于推动战略研究中国化，并做出成绩。在1998年的一篇文章中，张文木提出“建成贯通经中国内陆通往中亚南亚乃至中东的石油管道线路，对我国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他分析了修建这条管道及保障安全的可能性。后来 “西气东输”成为现实。

张文木在其著作《论中国海权》中提出，中国的全球商业力量必须要有一个可以用来支撑它的强大海军，后来，鉴于中国海上力量已有长足推进，他的这一立场又有深入。他提出绝对的制海权要依托于绝对的制陆权，反之，绝对的制陆权也要依托于绝对的制海权，在整体上概括了陆权与海权的作用与反作用理论。在2014年出版的《论中国海权》（第三版）和《印度与印度洋》中阐释了这一理论，他认为，中国因超大的近海大陆板块，特别是具有中远程导弹打击技术，使得当代中国对太平洋和印度洋有着强大的反作用力以及由此形成的较强的近海制海能力。这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被西方人认为的海权技术上的短板。继而，他提出中国具有 “东接太平洋财源（市场）、西接印度洋资源”的独特的地缘政治优势，这就打破了近代西方“海权”神话，对中国海洋安全研究有了革命性的视角，即中国是一个天然具有海权资质的大国。他提出中国应该树立“海洋自信”“海权自信”，因为目前中国虽不是世界一流的海权技术大国，但中国以自身的地缘政治优势，将比西方英美国家以更快的速度步入海权大国行列。

张文木的著作在国外日益受到关注。《论中国海权》一书在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中国海事研究所非常受欢迎，研究所的所长Peter Dutton教授在邀请张文木教授访学的信中写道：“我一直非常钦佩您的学术研究，读过您的很多文章，都非常耐人寻味。您写的《论中国海权》在我们研究所非常受欢迎。”“目前在中国很多人在讨论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但是我认为您写的文章很有见解。”

张文木将台湾看作是中国安全的重要瓶颈，因为它牵制了中国海上力量的全面发展，而中国海上力量的全面发展是中国终极安全的重要保障。近来他在文章中呼吁用“西太平洋中国海”的概念统合“南海”“东海”“黄海”分立表述，并将并排于中国东部海域的南海、东海、黄海三大海上力量合编为统一的西太平洋舰队指挥体系。他提出，在这样的海上力量体系中，台湾回归祖国以及捍卫东海、南海海域的中国主权已成应有之义，同时又不至将其力量伸展过远，大体在远东雅尔塔体系安排之内。他认为，只要中国坚持不懈地努力，在不远的将来，切实将中国海上实际控制线前移至台湾东界——这原本就是中国领土的东界，届时台湾和平回归就将是可想象的事。

有人称张文木是中国的“强硬学者”，甚至给他贴上“鹰派人物”的标签。张文木则认为自己是“实事求是”派，自己的学术定位是由中国面对的主要矛盾决定的，该“鹰”就“鹰”，该“鸽”就“鸽”，怎么对中国好就怎么来。在本次访谈中他说，对两极分化现象日益严重的国家来说，“左”一点较好；对受压迫的国家来说，还是“鹰”一点比较好，哪里有压迫，哪里自然就有反抗；但是对一个强国来说，还是鸽派好一些。他多次提出“大国崛起于地区性守成，消失于世界性扩张”的警示，提示中国不应该像某些大国那样“过度扩展”。他认为，中国在崛起过程中不能重复苏联、美国四面出击、分散力量的前车之鉴，中国将会更加生机勃勃。如果一定要贴标签，他认为“龙派”对他比较贴切：该屈就屈，该伸就伸，怎么对中国好就怎么来。

谈到中国学派的学术研究的立场，张文木在访谈中再三强调，战略研究需要结合中国国情并为中国的国家利益服务。所谓国际政治研究中的“客观”“中立”之说的态度是他所不容的，学问尤其是国际政治这门学问是要扎根于祖国这片土地上的。对此，他的态度很明确，如果脱离了这个立场，恐怕就不是一般的学术性错误了。

对于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张文木提倡二者的和谐与宽容，主张 “学而优则学，仕而优则仕”。他认为，学者的任务是实事求是地研究问题，提出正确的见解；为政者的任务是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双方各有其短，而相互不必尽究其短；只有双方取长补短，学术与政治才能发挥建设性的和自觉的合力作用。他认为，学者要求为政者应尊重学术规律，同时也要尊重为政者的难处和他们独立思考和选择的权利。学者向为政者建言，要考虑对方接受的程度或建议可行与否，要留给对方理解和消化的时间。

张文木的研究带有明显的问题意识和经世色彩。他认为，经验介入学问是学问成熟的标志，也是学者成熟的标志。学问须经世，而经世需要的主要是经验。传世之作多是经验的集结，而非猜想大胆和逻辑严密的结果。他强调，偶然性是牵动历史变革的先锋，而应付历史偶然性的成功经验，尤其是其中的政治经验往往是社会科学变革的伟大杠杆。

知青岁月是人生经历的重要起点

四年的知青岁月让我知道了知识人应当向人民学习

经济导刊：您曾经当过4年的知青，知青的实践经历对您此后的学术和人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张文木：如果说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送我进入大学校园，那么，是毛主席让我在此前先上了4年社会大学。当时很多知青下乡迫于形势，而我则是半自愿地参与其中。毛主席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对我这个刚步入社会的青年人很有吸引力。从1975年到1979年，我听毛主席的话到农村插队煅练。现在看来，到农村插队对我是一笔超值财富，在人生开始阶段，我在中国最基层的地方得到煅炼：帮农民办沼气、搞夜校，与他们一起会战黄河大坝。与农民的朝夕相处，使我知道了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知道了知识人应向人民学习。知道了中国的农村和农民，也就了解了中国的多半国情。这种只有从生活，特别是基层生活学到的知识又使我得以在后来的社会动荡中保持冷静。现在有的知青小说有把那段历史妖魔化的倾向，其实那段人生经历对青年人的人生进步绝对是有益的。即使是那些书写知青历史而成名的作家们，也不能否认正是那段历史给了他们相当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我个人而言，我后来的人生动力、对祖国的感情都与那段经历分不开。习近平主席说，梁家河里有大学问。感谢毛主席，他让我在上大学之前先得到这种大学问。

形成中国学派的国际战略理论

     中国的学问更多的是经验型学问，这是比西方的先验型学问高明之处

经济导刊：上大学时，您学的是英语专业，为什么兴趣却主要在历史方面？

张文木：我在中学读过范文澜写的《中国通史》，此后就一直对历史很着迷。大学4年我始终是在上课学英文，下课自学历史。西北大学是综合性大学，这一特点对我的知识结构产生了较好的作用。我在三年级时，到外系疯狂听课，世界文学、世界历史等就是在西北大学文学系及历史系课堂里打的底子。跨专业学习，这在20世纪80年代算是挺叛逆的。父母、老师都不赞同我的做法，我还面临毕业分配的压力。但我的兴趣已经形成，加上个性使然，我更加努力扩展知识：除了正常上课时间，我几乎用了全部业余时间和假期阅读大量历史、地理方面的书籍。三年级时我决定考西北大学历史系的硕士研究生，笔试通过，但面试时失败。

经济导刊：你在读硕士研究生时，选择的专业不是历史也不是英语，而是科学社会主义，为什么？

张文木：我认为这个专业具有极强的综合性，可以跨越一切专业读古今政治人物和政治大家的著作，这些人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方面把握得比较好。这个专业其实应验了庄子的“无用”为大用的思想。司马迁说他的理想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比较而言，这个专业最接近这个理想。读这个专业使我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著作比较熟悉。这些人都是非常有成就的人，经历非凡，必有值得研究学习的地方。历史上从古罗马时代的凯撒、汉尼拔到近现代史上从拿破仑到罗斯福这样一大批人物都值得了解。试想一个学生了解了这些知识和思想，这将对未来我在国际政治研究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经济导刊：你后来选择去山东大学读科学社会主义专业的博士研究生，是出于怎样的想法？您怎样看中国学问与西方学问的差异？

张文木：1992年前后，中国文人“下海”风盛，也有很多人转行学经济。但我感到如果自己也赶时髦，那永远只能是跟着别人后面爬行。当时，“科学社会主义”基本是最冷门的专业，但我看好这个学科，1994年我考上山东大学科学社会主义专业博士生。

历史中，有许多被冷落的人后来却成了新时代的先锋。因此，我认为，在人生的跑道上，只有第一名和最后一名可以成为赢家。人生是循环，当人生回转时，最后一名就成了第一名，陈景润就是这样。但是，等待时的努力是很孤独的。文人往往在孤独的时候读书多。“四书”《老子》《庄子》等作品对我思想的震撼是很大的。东方学问多重结果轻程序，西方学问与西方社会一样，不问结果如何而是先问程序是否合理，或问你用了什么工具。这表现在我们目前学问研究中，就是所谓的“科学主义”。鲜活的思想在此完全僵化和凝固了。因此我深不以为然。中国的学问，不管是出世或入世，更多的是经验型学问，这是比西方学问高明的地方。西方也有经验型的学问，如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乃至尼克松、基辛格的著作等，但这些著作均以“不科学”或“不是学问”为由为西学文人所轻视。中国“四书”中渗透着的“学以致用”的思想，对我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力，并在我的思想中扎下了根。这一点在我现在的文章和著作中有明显的烙印。此后我少了许多激扬文字，知道了好文章不在个性张扬，也不仅在于所谓“逻辑严密”，而在实事求是。爱因斯坦的学问告诉人们，不同参照系下的速度是不同的；实事求是的道理告诉我们，不同参照系下的事物，其中的道理也是不一样的。

经济导刊：您曾讲过毛主席的著作对您的影响是第一位的，读毛著对您的学术研究有何影响？

张文木：毛泽东同志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并应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典范，他也是中国学者学习的榜样。我一直都很喜欢读毛主席的文章。上中学时，毛主席号召青年人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当时我不知天高地厚，一上来就学历史、学哲学、学马列主义。按当时流传的所谓毛主席为青年人开的书目，我有计划地读了几年书。它们对我影响较大，在我知识结构的形成中确实起到了“取法乎上”的效果。当然这还要感谢当时没有考试的特殊历史条件，也感谢毛泽东为中学生大幅“减负”的教育政策。当时自己对所读的著作其实似懂非懂，有时还有些偏激，一味地只想再造天地，也常被社会思潮弄得颠三倒四。但不管怎样，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书，尤其是毛泽东那种结合中国实际的学风、明白如水并具有中国气派的文风，使我在后来的学术研究乃至整个人生中获益极大。现在有的学生让我推荐好书，我还是推荐《毛泽东选集》。

学问须经世，而经世需要的主要是经验

经济导刊：1997年，博士研究生毕业刚好40周岁的您写了一篇散文《40岁，真好》。不惑之年您对人生、对学问有了一些什么样的感悟？

张文木：那是我在博士研究生毕业之前写的一篇散文，当时的兴奋主要是因为我在读博士研究生期间完成了思想大转变。我明白了经验介入学问这是学问成熟的标志，也是学者成熟的标志。学问尤其是文科的学问须经世，而经世需要的主要是经验。传世之作多是经验的集结，而非猜想大胆和逻辑严密的作品。在偶然性尤其是在偶然突发的重大历史事件面前，这些“逻辑”尤其是所谓“科学”的逻辑却往往束手无策。偶然性是牵动历史重大变革的先锋，而恰恰是经验而非“科学”逻辑为历史的偶然性留下了较多的余地，经验也使人的思维在把握历史偶然性方面更有弹性。

其次，四十不惑，我对人生成败有了更深的体验。回想40岁前我的人生，成功多是由一系列失败和挫折构成的。1978年我差点应征入伍，到西藏当兵；1979年上半年也因一分之差没被县里招工。这两次失败曾使我对自己的前途极为悲观，但又正是因此造成我人生的重大转机。由于学习好的知青在上半年的招工考试中“一网打尽”，这使我在1979年下半年得以考上大学。1993年，我曾尝试“下海”或出国，也都失败了，结果，由于优秀人才被商潮和出国潮大批卷走，这又使我能够考上博士研究生。鉴于这些人生经验，我不主张“在哪里跌倒在哪里爬起来”，我也不喜欢“好马不吃回头草”的说法，人在具体道路的选择上，不必强求一隅，也不必强求一事，更不必强求一途。成败是可以转化的。

经济导刊：中国儒家所谓“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40岁您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工作，当时有没有这样的抱负？

张文木：心情好时总想“振长策以御宇内”，心情不好时则要“明朝散发弄扁舟”，这是文人的通病。博士研究生毕业时，我的确有勃勃入仕雄心。现在看来，当时读懂了几本历史书，却没有完全读懂自己。刚到现代研究院时，我曾踌躇满志，后来慢慢地才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知道了自己的能力是有限的。其实，学者不一定都要学而优则仕，除非老天爷逼着没办法，关键是要做好自己能做的事。

经济导刊：您在研究院工作期间，推出一系列很有影响的学术成果。您如何评价在研究院的8年？

张文木：我在时叫“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 我现在还是喜欢这个称谓，觉得它比较踏实。可以设想，如果英国的“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缩写IISS）也改为“伦敦国际战略研究院”，那将是什么感觉。学校的研究容易脱离实际，教师们一味为建立所谓学术体系、概念、逻辑等皓首穷经。这些东西用于教书是有必要性，但缺少问题意识，更难抓住问题的要害。学院里的学者往往看不到这些，总想弄些以不变应万变的东西，而以变应变的学术在他们眼中就是“不科学”或被认为“不是学问”；对资源、地缘政治及以地缘政治为基础的现实问题却熟视无睹；对于国家的基本需要如资源需求等问题，他们则认为“俗气”而不愿深入研究。我不喜欢为此类经院式的“科学”去搭上我生命的大好时光。国家之事不可学院气太重。研究国际政治的学者如果成了账房先生，百害而无益。

在现代国际所工作的这些年是我学术生涯中最好的时光，我的学术思想得到了升华，国家意识得到提升和强化，从过去的问题意识升华为国家意识，从国家意识中又抽象出战略意识。尤其是后者深深地渗入到我的学术“骨髓”之中。因此，我非常感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非常感谢在这里曾帮助过我的领导和同志们。

经济导刊：作为学者，您追求的目标是什么？国内外对你的学术评价很多，你认为客观性如何？

张文木：马克思在那篇被恩格斯称为“包含天才世界观萌芽的第一个宝贵文件”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我们这一代人也在从事着改变中国的伟大事业。人总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以前读书使我找到了学问生长的根底，这个根底就是中国，就是毛泽东、邓小平同志开创的这份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是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为这个事业奋斗终生的选择。中国人受了百年压迫，正直的中国人没有理由不为中国崛起而奋斗。人明白了生死，其他许多事情就简单了。我信仰和平与善，和平是不要欺负人，善是反对压迫。既然上苍给我一个好的学术环境，我就应做对国家民族有价值的事。我的躯体就像一条船，能把理想渡到彼岸，这条“船”就可以复归自然。老子说：“少则得，多则惑。”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惟事业永存。国内外对我的评价有很多，我认为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中国海事研究所的副教授Lyle J. Goldstein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网站发表的评价比较客观。Goldstein认为：“张文木，是中国外交政策争论中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a major fixture of the Chinese foreign policy debate）。他不像许多在中国外交政策领域的同事，他并不是经常和西方的那些同行们进行研讨和切磋，而且与那些每月飞行数万里到华盛顿与不同的智库交流的官方发言人的浮夸研究保持明显的距离。张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工作，导致他缺失了许多其他著名中国战略家所拥有的清华、北大和复旦的学术背景。不过这点也正好帮他树立了‘真正的中国战略家’的名声，因为他拒绝被西方的机构和教条所迷乱和吸引。”

《经济导刊》：Goldstein先生正是从中国学派和中国学风的角度来认识你的。事实正是如此，地缘政治理论中国化，使中国战略研究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形成有中国学风的国际战略理论，看来，这些一直是你致力的学术目标。你很少参加学术活动，还曾说：“学术活动，如果过多，就会变成活动的学术。”什么是活动的学术，你指的是学风方面的现象吗？

张文木：活动的学术，在我看来是一种无原则无方向的“学术”，是对学术的亵渎。除2000年公派到印度访学外，我基本没有出国游学的经历，也没有出国尤其是到美国的兴趣。当年国民党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国民党将领出国的太多。延安时毛泽东没出国，在窑洞里、煤油灯下照样写出《论持久战》。这本著作迄今仍是战略学研究的经典范本，而这样的著作，靠出国、靠课题费等是写不出来的。意大利的杂志《Limes》( 《意大利地缘政治》) 的记者对我的《中国地缘政治论》给予很高评价，该杂志是意大利涉及外国政治的最重要刊物。

地缘政治研究要结合中国国情

地缘政治和资源政治的统一是当代地缘政治的最基本特点

推进对中国海权的研究

经济导刊：您在早期的研究中为何特别关注海权？

张文木：这是由于中国的现实需要，世界上没有一个市场经济大国不走海权这条路。中国有大量的经济利益卷入海外，中国主权还面临着日益严重的被分裂的危险，中国没有海权能行吗？国家命运促使我关注这些问题，这也是中国现实需要。现在天气预报都全球化了，自卫手段难道还不需要全球化吗？自卫，对中国而言，主要矛盾在海上。国际政治研究中的唯物主义不可丢。天使也是要吃饭的，国家所有的行为要受资源和市场的制约。出远门得背干粮，这是我们的产品，还得拿上打狗棍，这就是我们的海军。那么什么时候我们不需要海军呢？恐怕只有等将来天下大同的时候。2003年，我在《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海权》一文中说，没有一支强大的海军，中国肯定就没有伟大的未来。

经济导刊：关于中国海权，您提得较早，您的理论紧扣中国的国家利益，您近期研究的重点在什么方面？

张文木：我在研究中国地缘政治的初期曾把海权置于很高的地位，那是因为当时中国海权正处于起步阶段，需要矫枉过正。而我在2014年出版的《论中国海权》（第三版）和《印度与印度洋——基于中国地缘政治视角》两书中，鉴于中国海上力量已有长足推进，这一立场开始有适度回调。我提出了绝对的制海权要依托于绝对的制陆权，反之，绝对的制陆权也要依托于绝对的制海权。在陆权和海权的边际地带，制陆权可以反作用于制海权，同样，制海权也可以反作用于制陆权。占据较大版图的制陆权可以在较大范围内影响（反作用）周边的制海权，同样，占据较广阔海域的制海权也可以影响（反作用）制陆权。比如，在印度洋地区，因占领了印度半岛，近代英国在此地区拥有比当代美国更高水平的制海权；同样，由于拥有广阔海域的制海权，近代英国曾使陆权霸主沙俄帝国多面受敌，疲于应对。马汉也曾论述过海权与陆权的这种相互作用的关系，他说：“海权和陆权都不是单独存在的东西，而是彼此相辅相成。就是说，陆上强国也需要推进至海边以利用海洋为己服务，而海上强国也必须以陆地为依托并控制其上的居民。”但他并没有从整体予以强调，更没有形成理论概括，出于是美国国情的需要，马汉更多强调的是远海。

地缘政治本质上是资源政治，地缘政治和资源政治的统一是当代地缘政治的最基本特点。因此，评价国家制海权强大与否，仅仅用传统的根据海军装备技术的强弱而忽视国家陆地版图濒海线长短及其与资源丰富地区的距离远近，是不全面的。与能量传输距离越远损耗越大的原理相同，对于体量相同或相近国家而言，其濒海线的长短及其与资源地区的距离远近，从相当意义上影响着该国海权评级的权重。比如我们常说印度是印度洋上的海权大国，并不是说印度比西方海权国家有更强大的海洋作战能力，而是说它在印度洋的中心位置及其在直插印度洋的大陆主体板块可释放出对印度洋的巨大反作用力。

与大西洋不同，太平洋是世界新兴市场国家最密集因而也是市场潜力最大的区域，印度洋是世界包括石油天然气在内的工业资源最丰富的区域，因而也是工业大国的必入之地，现在也是中国政府倡导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

但中国不同于远离印度洋的西方海权国家，远道而来的西方海权国家在印度洋只能靠占领岛屿而存在，目前我们能读到的海权理论，特别是马汉的海权理论提供的都是这样的视角。尽管中国海权起步较晚，但自然条件相对于英国和美国还是有比较大的优势。青藏高原的存在使中国天然具有了优于英美的东接太平洋财源（市场）、西接印度洋资源的地理优势。中国依靠全球战略制高点青藏高原，尽占两洋地利。这种地缘优势——如能在高空远望印度洋中部迪戈加西亚岛上的美国空军基地，或由此反视青藏高原，我们就会对中国在印度洋所具有的地缘政治的天然优势毫不怀疑——又使中国得以避免了英美国家为获取世界优质市场和优质资源/能源而不得不劳师远涉西太平洋和西印度洋的困境，并由此可以避免英美国家通过建立漫长的海上岛链的方式推进中国海权。

陆权与海权的作用与反作用理论告诉我们，最有效的制海权是有大陆板块依托，因而可以获得可持续的巨量资源跟进制海权。中国因超大的近海大陆板块，特别是具有中远程导弹打击技术，使得当代中国对两洋有着强大的反作用力以及由此形成的较强的近海制海能力。由此反观西方国家因距离印度洋太远而产生“岛屿链”思维，实属无奈之举。在远海建立岛屿链则需要巨大的资源支持，英国和美国要控制或占领印度洋，首先要从大西洋经过地中海或太平洋过来，而中国进入印度洋遑论太平洋则可就近直达，这种地缘政治中的大陆板块所具有强大的海上反作用力的优势，如果再考虑到中国沿海已具有的强大的空防力量，使得中国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被西方人认为的海权技术上的短板。有利的地理位置，大大降低了中国处理海洋事务的成本，并因此有远比西方国家更从容的等待时间。

中国所独具的“东接太平洋财源（市场）、西接印度洋资源”的地缘政治优势，打破了近代西方“海权”神话，使中国海洋安全研究有了革命性的视角，这就是：中国是一个天然具有海权资质的大国；帮助西方远涉来到印度洋的是工业，而帮助中国就近步入印度洋的则是“上帝”。目前中国尚不是世界一流的海权技术大国，但中国以自身的地缘政治优势，会比西方英美国家以更快的速度步入海权大国行列。由此，“海洋自信”，继而“海权自信”应是中国文化中的应有之义。

经济导刊：您曾经呼吁，用“西太平洋中国海”的概念统合“南海”“东海”“黄海”分立表述，它在战略上意味着什么？

张文木：西太平洋关乎中国重大的主权利益，又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起始线，在全新的视角下，我们对西太平洋的制海权建设也会有革命性的变化。

1958年，毛泽东主席一直考虑适时解决台海祖国统一问题。10月6日，毛泽东在起草《告台湾同胞书》中告诫美国人说：“西太平洋是西太平洋人的西太平洋，正如东太平洋是东太平洋人的东太平洋一样。” 1959年2月22日，毛泽东在审阅并修改陈毅报送的《陈毅外长答新华社记者问》一文再次强调“西太平洋”的概念。毛泽东写道：“所有西太平洋各国人民不了解，处在遥远地方的美国人，为什么，有什么理由，要跑到西太平洋这些国家来，以其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力量，对这些国家加以控制呢？实在说不出理由的。所以总有一天，不论迟早，如同美国要从世界其他地区放手、缩回家去一样，美国也一定要从世界的西太平洋这部分地区放手，缩回家去。如果美国人自己不走，硬是要无限期地赖在这些国家的话，那末，总有一天，各国人民要起来把它赶走的。”

在不到半年的时间，毛泽东两次用“西太平洋”的概念，显然是对台海祖国统一后中国在太平洋的战略利益及其力量布局的深入考虑。我们可沿着毛泽东从中国视角提出的“西太平洋”的构想，用“西太平洋中国海”的概念统合“南海”“东海”“黄海”分立式表述。其中，用“西太平洋中国海南方海域”表述南海中与中国主权相关的部分水域，用“西太平洋中国海东部海域”和“西太平洋中国海北部海域”表述与中国主权相关的东海和黄海水域。这样可以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政策倾向，并以此推动中国人对中国海的整体认识。

根据英美等海洋国家海军建设的经验，以及中国近现代失去台湾后即失近海制海权并由此反遭大规模入侵的教训，将并排于中国东部海域的南海、东海、黄海三大海上力量合编为统一的西太平洋舰队指挥体系实属必要。在这样的海上力量体系中，台湾回归祖国以及捍卫东海、南海海域的中国主权已成应有之义，同时又不至将其力量伸展过远，大体在远东雅尔塔体系安排之内。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地努力，在不远的将来，切实将中国海上实际控制线前移至台湾东界——这原本就是中国领土的东界，届时台湾和平回归就是可想象的事。台湾回归祖国意味着中国有效的安全边界真正推至西太平洋深海海域。有了深海，中国的核潜艇才可发挥终极反击作用，中国航母建设才能大步向前迈进，中国大陆的经济建设成果才能得到有效保卫，中国内陆安全的压力将会大幅降低。

经济导刊:有些人认为大陆与台湾必有一战，您怎么看？

张文木:我今年在一个讲话中提出解决台湾问题的“怀柔”思路。我认为，台湾没有资格与中央政府做军事“叫板”。台湾的背后，一个是美国，一个是日本，将这两个国家关系摆平了，台湾自然就回来了。今天，除非不得已，直捣黄龙式的思路对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是不利的。随着中国的强大，依靠“怀柔”政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是很有希望的。所谓“怀柔”，就是将台湾抱在怀里，可以对“台独”分子使劲揉的政策，不能对“台独”分子以震慑和打击，就不能对主张统一的台湾同胞给以希望和温暖。孩子之所以是自己的，不是因为喂奶而是因为能抱住。抱不住的孩子，那也只能是白喂，我们对台湾应该有针对性的扶持，我们只支持台湾主张统一的爱国力量并给他们以温暖。比如，可以给愿意成为大陆公民的台胞的孩子在大陆上学、高考升学以优惠条件，在大陆居住可以有一系列优惠房贷政策等。如果有越来越多的台胞自愿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身份，那两岸和平统一的条件就日益成熟了。

中国国内安全是一个相互联动的整体

经济导刊：您在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中，非常重视东北方向安全和西南方向安全的互联互动，这是基于什么考虑？

张文木：这是历史经验。如果说在明朝之前，中国东南安全与西北安全紧密联动的话，那么明朝之后，中国西南方向的安全日益紧密地与东部，特别是东北部安全相联动。明代中期，中国东海尚未出现大的危机，此前西南方向对于中原诸王朝而言，只是稳边安民的问题。但到明末，东海倭患蜂起，特别是清兵入关后，西南便成了各类反清力量的啸聚之地，缅甸之于中国地缘政治的战略意义也随之上升，而渐成为中国大西南诸力量获取外援的重要通道。

清末，中国东部出现乱局，英俄境外势力也加大对西南地区的打劫。1902年，英日签订《英日同盟条约》，1903年10月英印军队便向藏边发起攻击并于年底进占拉萨。1907年8月31日，英俄签订协约，调整了各自在中亚的势力范围，协约把伊朗分为三部分，北部属俄国势力范围，东南部属英国势力范围，中部划为“缓冲区”；俄国承认阿富汗为英国的附属国，规定双方“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这个协定表明俄国退出与英国在西藏问题上的争夺。

1937年，日本全面侵略中国，东海的制海权沦落日本之手，中央政府迁至重庆。缅甸通道对于中国的战略意义陡然增升，西康设省已刻不容缓。1938年11月22日，行政院议决西康准予建省。在中国东部被日本全面封锁的情况下，中央政府急需打通滇缅公路，于1937年10月开始征调云南民工20万人，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修成了连接昆明至瑞丽的中国境内段公路，进入缅甸后又继续修建了经过缅北的公路，两段合称“史迪威公路”，中国由此从境外获得大量战略物资，为抗战胜利提供了有力支持。而所有这些举措得到有力执行，西康省的设置功不可没，而以西藏为重心的青藏高原的主体部分在中国境内的存在则为中华民族一次次战胜外敌入侵提供了坚不可摧的后方支撑。

鉴于这些历史的经验，毛泽东始终将中国东部安全与西部安全、继而东北安全与西南安全联系起来考虑。1953年，就在朝鲜停战协议即将签字的前夕，毛泽东即从抗美援朝前线抽调秦基伟至云南，当年6月1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接见秦基伟，告诉他：“调你到云南工作。云南是我国的西南大门，处于重要的战略位置。” 1959年中苏交恶后的一系列事件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为了对付“从中间突破”的可能性，在各种方案中，毛泽东首选以西南为重心的“大后方”建设。集中投资于四川东部山区和中部平原，特别是重庆一带，在四川西南端的攀枝花和甘肃酒泉建造钢铁基地。毛泽东提议“三线建设”。为了消除大三线建设的外围干扰，1962年，毛泽东指示在西南中印边境发起自卫反击战，有力遏止了印方对中国边界的蚕食。1969年3月，中国在东北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珍宝岛针对苏联入侵发起反击，随后毛泽东迅速将目光移至中国大西南，12月18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西藏阿里地区工作的指示》，指出：“阿里地区地处我国西南边疆，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中国和印度之间存在一个和平交往规律

经济导刊：去年中国和印度曾因边界问题而一度关系紧张，后来又趋于缓和，您的著作《印度与印度洋》影响很大。从地缘政治视角您对印度有深入的研究，您是怎么看中印关系的长期趋势？

张文木：研究印度不能就印度研究印度，而应当结合中国的国家利益研究印度。如果说中国周边外交有规律可循，那么，其间使这种规律比较稳定地得到展现的是中国和印度的关系。纵观两千多年中国版图，其伸缩变化最小的就是中印边界，究其因，非不为也，实不能也：北面下去不可继，南面上来不可守。正因此，当年走到印度河上游的亚历山大（公元前356~前323年）和成吉思汗（1162年~1227年），面对唾手可得的印度，都思考再三后最终放弃了顺水南下的打算。与这两位伟大的君王稍有不同的是14世纪末南下进入印度的帖木儿。帖木儿自称是成吉思汗的后裔，史载他于1398年由中亚进入印度并攻陷德里，“繁荣的德里毁于顷刻之间，多年积累的财富被劫掠一空”，即使如此，帖木儿没在印度久留，“15天后，帖木儿离开德里返国（1399年1月）”。与此相反的是唐贞观年间唐使王玄策令“天竺响震”却无所建树的例子。与进入印度而又迅速退出的帖木儿、王玄策完全不同的是帖木儿后裔巴布尔，他以喀布尔为根据地力图复辟帖木儿帝国的辉煌，失败后进入印度，其结果是他在1526年建立了莫卧儿王朝的同时，自己也脱离中亚、融入印度并脱胎成印度人。

据基辛格披露：1962年10月，“毛泽东告诉手下的军政领导人，历史上中国和印度打过‘一次半’仗，北京可以从中吸取经验。第一次中印战争发生在1300年前的唐朝（公元618～907年），中国出兵支援印度王国打击非法作乱的敌手。中国出手干预后，中印两国之间开始了长达数百年繁荣的宗教交流和经济交流。用毛泽东的话说，这场战争给人的启迪是，中国和印度并非注定是宿敌。”基辛格说：“在毛泽东脑海里，那‘半次’中印战争发生在700年后，当时的蒙古统治者帖木儿攻陷了德里。”这一次“毛泽东叮嘱中国军队要做到‘有理有节’”。

青藏高原北缓南陡的地形使西藏地区与中国中原政权发生天然联系而不与南面的南亚次大陆国家联系遑论冲突，这使西藏天然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同时还使中国在不需要巨大国防投入的条件下，在西南方向天然获得了居高临下的地缘优势。阿里地区位于中国西南边陲，在巴基斯坦和缅甸从英印统治下获得独立后，印度与中国的关系从地理上反倒更有了和平的保证。

最能够说明中印之间这种因地理环境造成的和平交往规律的案例，是崛起于公元7世纪的吐蕃王朝（公元618年—842年）。该王朝崛起于西藏山南地区并迅速向北扩张，历时200余年。吐蕃王朝曾强大到几乎可以和中原唐王朝“谈婚论嫁”，即使如此，尤其是在王玄策带着吐蕃的军队将天竺国统一政权打碎后，印度陷入为时长达五百多年分裂的历史中，吐蕃王朝的边界也“不从这个根据地向南方的印度发展”，而是“越过他们领土中最荒凉、最困难的漫漫地区，向中国西部及中亚发展”，同期吐蕃王朝的南境也没有受到南方印度的侵略；与中国西域相反，此间中印之间留下更多的并不是冲突，而是唐玄奘西去天竺国取经的和平佳话。对此，拉铁摩尔解释得比较有力，他说：“在西藏地区，山岭代替了长城。”

但是，“和平规律”并不是没有冲突，而是说，如果有，与中国周边其他地区相比，其冲突的概率、规模和烈度，都是最低的，其对边界线的影响也是最小的。

1962年的对印自卫反击战——比较抗美援朝战争——是对这一规律的辩证运用。在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境全线停火的第二天，即1962年11月23日，据《毛泽东年谱》记载，毛泽东让身边工作人员找来除《宋史纪事本末》以外的其他各朝纪事本末。次日，又要《续通鉴纪事本末》。毛泽东说，读完《元史》，再读《通鉴纪事本末》，然后读《续通鉴纪事本末》。基辛格写道：“难以想象，除了中国还有哪一个国家的现代领导人会借用千年之前的战役的战略方针作出一项牵动全国的决定。同样难以想象，他确信他的同事能够领悟他借鉴历

史事件的深意。”

未来中国国家利益的拓展原则

经济导刊：您曾提出过一个欧亚大陆战略力量的分布及其消长规律，是不是您提出欧亚大陆战略力量分布的“黄金分割率”？

张文木：“黄金分割率”是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发现的美学定理。他曾经过反复比较，最后确定1：0.618的比例最完美。事实上，欧亚大陆战略力量存在也有一个天然比例。

在欧亚大陆分区并存有欧洲、中亚和中国三种战略力量。历史表明，在欧亚大陆的主要区位即北纬30°至60°之间可容纳战略力量只有2.5个，也就是说，在三种战略力量之间，必然有一个生存空间要受到其他两个的严重挤压并因此出现破碎地带。比如上古时代在欧亚大陆分区并存的是欧洲罗马帝国、中亚诸帝国和中华帝国。此间欧洲罗马帝国和中华秦汉帝国强大，中亚地区力量受到挤压并分出安息、贵霜诸帝国。此时欧洲、中亚和中国之间的力量比为1：0.5：1。罗马帝国解体后，欧洲中世纪陷入碎片化时代，这为中亚阿拉伯帝国继而蒙古帝国、奥斯曼帝国乃至俄罗斯帝国的崛起和大面积扩张腾出空间。此时中华帝国保存完好并转入隋、唐、宋、元、明的持续统一朝代。同期，欧洲、中亚和中国之间的力量比就转为0.5：1：1。进入工业革命后，欧洲又开始复兴和强大，中亚伊斯兰力量在欧洲、中国尤其俄罗斯的挤压下日渐式微，此间欧洲、中亚和中国之间的力量比又恢复到1：0.5：1。俄罗斯在北方崛起并向南强力插入中亚地区，部分地取代了原来夹在欧洲和中国之间的伊斯兰力量及其比例。此后原来的欧洲、中亚伊斯兰和中国的三种战略力量并存的格局就为欧洲、俄罗斯-中亚伊斯兰诸国和中国（1：0.5/2：1）并存的格局所取代。近代历史经验表明，在欧洲、俄罗斯、中国三者中很少有一支力量能单独扩充到1.5的水平，即使有，比如唐帝国、蒙古帝国都勉强接近这个水平，英国、沙俄、苏联也都曾入侵阿富汗试图填充中亚，其结果也都是短命和失败的。如果将中亚战略力量比喻为欧亚高地的“堰塞湖”，那么，不管是欧洲还是中国，在近代以后还有俄罗斯，其中若有任何一方衰落——比如19世纪末清王朝的衰落，20世纪上半叶欧洲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衰落。20世纪末的苏联解体——并由此造成的战略力量的收缩，都会引发中亚战略力量（主要是伊斯兰力量）在欧亚接合部即中亚地区的崛起及向其他战略力量坍塌的方向扩张。今天出现大规模涌入欧洲的“难民潮”与欧盟分裂相伴而生便是这一规律的历史再现。

认识欧亚大陆战略力量“黄金分割”规律，有利于我们看清欧亚大陆此起彼伏的战略力量消长规律及其成因，并由此认识在这个规律作用下中国国力在中亚地区伸张的极限。而认识国家力量的极限，是成熟和成功外交的前提。

麦金德先生以天才的想象提出了欧亚大陆的“枢纽地带”理论，他没有认识到欧亚战略力量存在着这样的一个“黄金分割”规律，以致他的理论成了英国将国力延伸到中亚和印度洋，并由此造成大英帝国衰落的诱因。凯南、布热津斯基步麦金德后尘，他们的理论成为将美国驱至印度洋和中亚，并由此造成美国衰落的元凶。

对中国未来而言，麦金德、凯南、布热津斯基等留下的前车之鉴是有教益的：大国崛起于地区性守成，消失于世界性扩张；即使中国未来崛起，中国人，首先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要更加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

经济导刊：伴随着中美贸易磨擦日趋严重，关于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成为国内外热议的焦点，您怎么看美国、俄罗斯、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

张文木：美国和俄罗斯作为民族国家，因其拥有巨大的战略回旋空间而拥有超强的生存能力和超强的反侵略能力，它们是保证世界战略平衡的主角，是“真老虎”；但作为帝国，它们也为其巨大的本国版图所拖累，它们又是“纸老虎”，其扩张和帝国控制能力是脆弱和不堪一击的。与俄罗斯和美国不同，中国不是保证世界战略平衡的主角，却是决定主角间输赢的关键砝码。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战败和苏俄十月革命胜利，决定了世界格局，而中国在太平洋战争中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只是加强了雅尔塔格局和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相对于欧洲而言，中国政治具有很强的整体性，在大陆中心国家和海洋边缘国家之间，中国砝码的倒向——相对于法国、德国而言——对于两边平衡具有更为关键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中国在世界变局中扮演着“The last straw that breaks a camel's back”即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的角色。

经济导刊:有人将特朗普上台以来的中美关系概括为“新冷战”，你同意这种概括吗？

张文木：这是一种没有矛盾分析的糊涂认识。新时代中国外交的首要问题仍是毛泽东同志指出的“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的问题。毛泽东说：“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毛泽东同志的这一论断对于观察新时代中国面临的国际矛盾仍有指导意义。

“问题就是矛盾。”20世纪50年代世界出现两个阵营及其相应的“冷战”，这是当时以“军工美元”为主体的国际金融垄断集团根据其军工利润需要制造出的一种政治幻影，而“冷战”的概念恰恰就是这种幻影的恰当描述：它用意识形态中的“两个主义”的斗争掩盖了国际垄断集团对军工利润的现实需要并由此诱使美利坚民族及欧洲国家走向战场。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当年苏联接受了有失辩证法的“冷战”的概念，造成了苏美间的巨大冲突并使自己在这种冲突中受到巨大的损害。1962年，赫鲁晓夫挑起的“古巴导弹危机”， 由此刺激了舆论按着国际资本集国的需要，将本不愿跟随美国的西方国家推向美国，将正在反对华尔街军工资本集团的美国人民推向越南战场。与此相应，苏联也在与美国全球争霸中，不自觉地将自己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异化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1974年2月2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第三世界领导人时说：“这个世界上是有帝国主义存在，俄国（指苏联——笔者注）也叫社会帝国主义，这种制度也就酝酿着战争。”

值得研究的是，与苏联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认识不同，毛泽东总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矛盾分析的方法看待世界局势。通读毛泽东外交文献，他在谈外交问题时，罕见用“冷战”而较多的是“三个世界”的概念来描述当时的国际形势。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基本判断。1963～1964年，美苏联手反华期间，毛泽东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的观点，他说：“我看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日本、加拿大对美国是不满意的。” 10年后，毛泽东将这个分析概括为“三个世界”的论断，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在谈到世界形势时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较第三世界要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

二战后的历史表明，苏联接受了“冷战”概念使苏联在苏美冲突中受到重创，并使“冷战”的挑起者华尔街垄断资本集团利用所谓“美苏矛盾” ，成功地避开了世界的关注和指责。与此相反，中国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科学论断，使新中国外交从一个胜利走向新的胜利。这反正两方面的经验，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确实是需要深入总结。

                           （编辑  季节）

2009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到中信重工，听取了焦裕禄同志在洛矿九年的工作生活情况，把焦裕禄精神精辟地概括为“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

1962年12月，党组织派焦裕禄来到当时内涝、风沙、盐碱“三害”肆虐的河南兰考县，担任县委书记。他带领全县人民战天斗地、奋力改变兰考贫困面貌，积劳成疾患上肝癌，于1964年5月14日不幸病逝，时年42岁。焦裕禄用实际行动塑造了一个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县委书记的光辉形象，铸就了“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

焦裕禄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有着丰富深邃的精神内涵。其中，亲民爱民是焦裕禄精神的本质；艰苦奋斗是焦裕禄精神的精髓；科学求实是焦裕禄精神的灵魂；迎难而上是焦裕禄精神的重要内容；无私奉献是焦裕禄精神的鲜明特点。

焦裕禄精神在洛矿积累和锻炼形成

焦裕禄在兰考工作、生活总共才14个月，“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始于垒土”，焦裕禄精神并不是凭空掉下来的，它是焦裕禄同志在党的教导下，在多年的革命工作锻炼特别是在洛阳矿山机器厂9年间孕育形成的。

2009年5月21日，河南省焦裕禄事迹宣讲团成员到中信重工（原洛阳矿山机器厂）参观、追寻焦裕禄足迹。焦裕禄的女儿焦守云动情地说：“父亲焦裕禄在洛阳矿山机器厂工作了9年，他的精神正是这9年积累和锻炼形成的。”

回顾焦裕禄同志的生平，从1946年参加工作到1964年因病去世，为党和人民工作了18年，其中在洛阳矿山机器厂的时间占据了他参加革命工作以来一半的时间。在这里,他从一个革命者转型成为一个建设者，亲历了中国第一批被誉为“共和国长子”的重点工业企业的建设；在这里,善于钻研、迎难而上的焦裕禄,从农村基层干部成长为新中国知识型的工业管理人才，带领职工制造出了国内首台直径2.5米的双筒卷扬机,这台额定使用年限20年的机器,后来一直坚持服役了49年……

2014年5月17日，大型纪录片《永远的焦裕禄》的导演海涛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说：“焦裕禄在兰考做了两件重要事情：一是打开了改变兰考的‘窗户’；二是绘制了兰考发展的蓝图。这种宏观的战略、科学管理的方法、综合治理的理念、刻苦钻研的精神，跟他在洛矿从事9年工业生产和管理工作有着十分重要的联系。在洛矿的这些年，焦裕禄积累了知识、经验和才能，随后将知识、经验和才能带到了兰考，有了他对兰考更全面、理智的认识和兰考面貌的迅速改变。”

现代工业管理涵养了科学求实的作风

1953年，百业待兴的新中国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包括洛阳矿山机器厂在内的156个重点项目陆续开工建设。1953年6月，31岁的焦裕禄服从党组织的安排，满怀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热情，从共青团郑州地委第二书记任上调到洛阳矿山机器厂。焦裕禄先后任工程管理科副科长、车间主任、生产调度科科长、厂党委委员等职，期间被洛矿厂党委选派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工农速成班学习深造。9年的工业建设与工厂管理生涯，开阔了他的视野，培养了他大工业的气魄和宽广的胸怀，涵养了他科学求实的作风和精神。

扑下身子解决问题。1963年6月,时任兰考县委书记的焦裕禄召开各公社书记和各局委负责人会议。焦裕禄提出,要自己动手写文件:“重要文件不要委托秘书写,特别是讲话、做报告,更不要别人写好,自己在那里干巴巴地念。”他说：“我的体会是: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还是自己做的饭菜香。” “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生动地体现了我党“实践出真知”的工作作风，这句话在兰考大地上闪耀着恒久的光芒，它诞生于洛矿的机床边。在车间做实习副主任时，焦裕禄每天从早到晚泡在一线，在各个关键位置跟班。有一个时期，他整天和计划员在一起，一起到计划科领计划任务，一起编制车间计划，一起向小组、工段下达计划；一个时期他又和调度员在一起，一起到小组调度领零件，一起到别的车间催材料；一个时期，他就一头扎到最关键的地方几天不出来。有一次车间任务突然增加，有些人就叫喊完成任务有困难。什么人力不足、设备不够等等，焦裕禄听说后，二话没说，一头扎到最关键的工段——减速器工段。他详细了解每个零件、每道工序、设备台数、工人数目、每月定额等情况，并和工人一起算了细账，发现完成计划的潜力还很大。之后，焦裕禄主持召开了第一次生产会议，把情况作了详细分析，大家心服口服，计划很快就落实了。焦裕禄无论是在一金工车间当主任还是任厂调度科长，人们很难在他的办公室找到他，找他要到车间机床边的工人中去。

依靠群众战胜困难。焦裕禄经常说: “没有办法时，要到群众中找办法。”轴瓦浇注难题解决不了，焦裕禄组织干部、技术员和工人组成“三结合小组”，分析研究攻关，决定用离心浇注的办法进行试验，轴瓦终于达到了100%的合格率。搬运机器零件的电瓶车没电了，为解决充电难题他找到电工周学才，一起苦战了三天两夜，经过反复试验，自制了一台土充电机，不但解决了一金工车间电瓶车充电问题，而且使全厂十几辆电瓶车全部开动起来。还有一次，由于3.2米立式车床上的车刀质量有问题，提升机大齿圈加工时卡了壳。这车刀是驻厂苏联专家茹拉鲁廖夫设计的。焦裕禄先去和他商量，希望能争取到他的支持。可专家说这个工艺已经载入他们国家的百科全书，刀具不会有问题。焦裕禄找到了两个有经验的车工师傅和技术员，改进了断屑槽，加宽了负切削刃，加工一个大齿圈只用6个小时就完成了。试验成功后，焦裕禄在车间组织了一个“刀具表演”，请茹拉鲁廖夫到现场观看。这其实就是一场新旧刀具的比赛，工人们设计的车刀钢屑流畅、全工序一气呵成，茹拉鲁廖夫设计的刀具连坏了好几把。

“在洛矿的9年，给了焦裕禄受用不尽的财富和智慧。这个财富是在党的培养教育下，相信和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集合群众的力量，去战胜面临的艰难困苦。”大型电影纪录片《永远的焦裕禄》中这样解说。

以科学的方法推进工作。在工程建设中，当设备安装进入紧张阶段。为解决5米立车的安装问题，焦裕禄召开业务骨干座谈会集思广益，组织带领职工绕道一金工车间铁路专用线，采用千斤顶升高、轨道平车两头抬、进入车间再换圆木滚等作业方法，克服重重困难，成功安装了巨大的5米立车。卷扬机的整铸齿轮加工过不了关，他两天两夜守在滚齿机旁，细心观察、计算装卡方法、滚齿周期、吃刀数量、辅助时间，和工人一起研究改进了工艺，提高了效率。为了实现高产，他将不同型号的提升机同类零件和各种型号桥式起重机的通用零件组织在一起，批量生产，工效成倍提高。在担任车间实习副主任期间，焦裕禄还为车间基层干部总结了十条工作经验：一要依靠群众；二要发扬民主；三要经常总结工作；四要学习政治；五要依靠积极分子做工作；六要了解群众思想，关心群众生活；七要依靠党的领导；八要搞好团结；九要学习党的政策；十要主动向上级汇报情况。

焦裕禄之所以能在短短一年多时间内改变兰考面貌，靠的就是科学求实的精神。焦裕禄的女儿焦守云说，从洛矿到兰考工作时，父亲已经成长为一名成熟的干部。有了在洛矿9年时间的“充电”，使他能够在兰考发出自己的光和热。

红色熔炉淬炼出担当作为的脊梁骨

1953年焦裕禄到洛矿时，洛阳西郊一片辽阔的田野已经搭起了席棚，新中国的重工业建设艰难地迈开了脚步。新来的焦裕禄为成为建设大军中的一员倍感自豪，也深感责任重大。他自豪地说：“我们是共产党人，这个担子也只有我们才能挑得起！”他以一个共产党人的担当积极投身到新中国“长子”工厂的创业实践中。

担当体现在组织临时公路的修筑。当时，工厂建设所需的物资要从洛阳火车站运送到建设工地，交通成为突出瓶颈。焦裕禄主动向洛矿筹建处请战，担任修筑临时公路的指挥部总指挥。接到任务，他卷起铺盖就到了建设工地，就像一颗铺路的石子，吃在工地，睡在工地。遇到雨天席棚里到处漏水，焦裕禄和大家一样，赤着脚在工地上往返奔波。碰到施工难题时，他就召开由技术人员、老工人、民工队长参加的“诸葛亮会”，群策群力共同解决。关键时刻更是身先士卒，以自己的行动来带动大家。在焦裕禄的带领下，不仅提前完成了筑路任务，而且带出了一支过硬的筑路队伍，打响了建厂的第一炮。

担当体现在“为革命决心学会搞工业”。焦裕禄说：“党叫我们搞工业，我们就得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学会搞工业。”到哈工大学习深造，他白天上课晚上复习，熄灯以后打着手电筒钻研数学题。在大连起重机厂实习，为了摸透产品和性能上的问题，他把许多产品零件绘成小图，记在日记本上，以便随时学习；为了辨别各种钢材的化学成分，他收集了不同型号的钢材碎块在砂轮上打出火花熟悉鉴别方法；为了弄清一个零部件的工艺线路，他都要跟着工序走过几十台不同的机床；为了弄清一个不懂的问题，他会深更半夜敲开老工人的房门请教。当一金工车间主任时，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对全车间近百台机床的名称、用途、主要结构都能如数家珍，在车间走一圈就知道当天任务完成的情况。工人和技术人员说他是一部“活工艺”，同志们称他是“最棒的车间主任”。在调度科工作时，他对全厂各车间的生产进度、毛坯供应、质量和安全等情况了如指掌，谁也唬不了他。有一次，一个外国专家向他提出了一些工业管理方面的问题，没想到他脱口而出，对答如流。当时这个专家惊讶地赞叹说：“中国人有办法，这个人真了不起！”

担当体现在新中国第一台2.5米卷扬机的成功制造。1958年4月，新中国第一台2.5米卷扬机决定在一金工车间试生产。刚刚担任车间主任的焦裕禄，带领职工经过3个月的奋战，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成功制造出新型2.5米双筒卷扬机，填补了我国矿山机械生产史上的一项空白，缓解了我国矿山采掘提升矿石和煤炭作业的燃眉之急。交工时，苏联专家茹拉鲁廖夫围着卷扬机看了又看，嘴里不停地念叨：“奥秦哈拉绍，奥秦哈拉绍（很好，很好）！”他还说要向苏联报告这个奇迹。

作为一种先进的思想意识，焦裕禄精神说到底是在社会时代背景下，焦裕禄同志在工作实践中不断锤炼与升华的映像。他的先进形象集中聚焦于共产党干部的担当作为上。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工业建设为焦裕禄提供了大舞台，大工业熔炉的淬炼练就了焦裕禄的真本领，创业时期的艰苦工作磨砺出焦裕禄的铁肩膀，这一切为焦裕禄在兰考带领人民群众谱写战天斗地的壮丽篇章奠定了重要基础。

大工业造就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知难而进、迎难而上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宝贵品格，也是焦裕禄精神的重要内容。在洛矿的9年，焦裕禄以“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大无畏气概，带领职工攻坚克难，书写了那一代共产党干部平凡而不朽的传奇。

为保住临时公路和浮桥，他带头跳进洪水抢险。1954年的炎夏，焦裕禄带领民工正在抢修从火车站通往工地的临时公路，横跨涧河的临时浮桥刚铺完最后一块木板，突然风起云涌，暴雨倾盆而下。两端路基的排水沟还没有挖好，公路随时有被冲毁的危险，新建起的浮桥在洪水猛烈的冲击下左右摆动。焦裕禄挺身而出，拿起铁锹带头跳进洪水中，带领大家一起顺流挖沟，并下到涧河，将上游冲下的木材、树枝、杂草一一捞上岸来。经过两小时的抢险战斗，使新建的公路和浮桥免遭冲毁。

为制造新中国第一台2.5米卷扬机，他连续50多天没回家。1958年，设备安装进入最后阶段，厂党委把焦裕禄派到了全厂最大的车间——一金工车间当车间主任，并要求在“五一”节前试制出新中国第一台2.5米双筒卷扬机。他以革命战士冲锋陷阵的精神，不分昼夜地奋力工作。他用解剖麻雀的方法，和技术人员、老工人，对整台机器上千个零件，从图纸资料、工艺规程，到工具准备、材料准备、外协作件准备，一一熟悉，连一个螺丝钉都不放过。他经常在夜静更深的时候看资料，将卷扬机上的关键零件草图以及加工方法、所用工具，一一记在本子上，并密密麻麻地写了许多说明，打了很多记号。在制造2.5米卷扬机的日子里，车间的干部、工人们都是晚上12点下班，而焦裕禄则每天在工人下班后，主持召开30分钟的生产例会，总结当天的情况，部署次日的生产任务。焦裕禄用车间装箱板钉成的长条板凳当床，盖上棉衣眯一觉，连续50多天没回过家。他经常一个馒头，一杯白开水，就算吃了一顿饭。那时，焦裕禄有严重的胃病，疼得扛不住了，就顺手从兜里掏一片苏打片放到嘴里。大伙儿心疼他，劝他回办公室休息一会儿，焦裕禄幽默地说：“我扛得住。屁股和板凳结合得多了，腿就会软，人就会懒，就会和工人疏远了。”那段时间焦裕禄熬得双眼血红，两腮深陷，整个人又黄又瘦，老战友周锡禄见到他，怜惜地说：“老焦呀，几天不见，怎么瘦成这个样子?”焦裕禄风趣地说：“瘦好嘛！走起路来方便。”

为突破800吨铸钢件，他用筷子顶着剧痛的肝部翻阅了600多张图纸。1959年初，焦裕禄被任命为总厂生产调度科科长，主管全厂生产。正当生产大步前进的时候，胃病、肝炎、神经官能症，像毒蛇似的一齐向他袭来。就在那时，铸钢备件任务突然增加了800吨。时间短，任务急。他用筷子顶着剧痛的肝部，熬了十几个深夜，喝了三瓶500CC的胃痛药水，翻阅了600多张图纸。有时痛得头上直冒汗，他就用大腿使劲顶住。他经常一边吃着药，按着胃，一边主持生产会议，落实增产任务，从来没有听他说过一个累、一个难、一个痛字。1960年底，焦裕禄住进了医院。医生为焦裕禄作了第一次全面检查。当焦裕禄解开衣服纽扣后，露出的是一根缠在腰间和胸部像筷子一样粗的绳子。焦裕禄笑着说：“我经常觉得身上有什么东西像锅滚了一样咯噔咯噔地跳，就用绳子勒起来，然后就感觉好受一些。这也算是我发明的一种器械疗法吧！”医生知道，这是肝病恶化的前兆。但是，看着焦裕禄爽朗乐观的面容，他沉默很久说了一句话：“焦科长呀，真是一条铁汉子！”

迎难而上，是工业创业文化的一种体现。洛矿“一五”建设，在百废待兴的情况下，那样一批人不怕苦不怕累，战胜困难，最终造就了中国重工业的一个基地、一个摇篮。焦裕禄在这里发挥了重要作用，焦裕禄迎难而上的精神在这里孕育形成。

被誉为出色的“政治科长”

焦裕禄在洛矿被誉为出色的“政治科长”。总结他的“政治”，可概括为“三高”。

高度的政治敏感。洛矿把第一台2.5米卷扬机的试制任务交给一金工车间，车间主任焦裕禄在动员会上对工人们讲：“我们生产的不仅是卷扬机，而是六亿人民的志气，是新中国工人阶级的气概！”工人们听了精神振奋，摩拳擦掌，能为新中国生产自己的卷扬机贡献力量，人人心中都充满了自豪感。1958年，厂党委为了贯彻一个重要会议精神，确定召开全厂范围的群众大会，当时一金工车间团总支书记问焦裕禄，车间生产任务很忙，是不是少去一些人。焦裕禄说：“这次会议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生产再忙一个都不能少！”1960年，全厂任务大幅度增加，在生产主任的调度会上，生产调度科科长焦裕禄一不讲计划，二不讲零件，先给每人发了一张纸，他说：“同志们，今天的生产会，先来个考试，题目是党委今年的方针、任务和行动口号是什么?”有的人交了白卷。焦裕禄语重心长地说：“今天不是给大家出难题，我想通过考试，让大家更明确一个问题，一个生产管理干部，首先要吃透上级党委的指示，如果心中不了解全厂的中心任务，不了解党委的意图，那是很难带好队伍、完成党交给的任务的。”

高远的政治站位。家居上海、毕业于复旦大学的青年技术员小张，由于受不了建厂初期的艰苦生活，借出差的机会回到上海，不愿回洛阳了。围绕小张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团组织开会讨论，有的说把他开除算了，有的则主张争取教育，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参加会议的焦裕禄支持了后一种意见。他说，第一，我们要正视现实。我们现在是比较困难，像小张这样的青年，由于长期在大都市里生活，对艰苦的环境还不习惯。第二，要对他予以信任，耐心等待。小张在校时是一位高材生，而且是自愿报名来洛阳的，来时怀里还揣着一份决心书。现在思想有了反复，要等他醒悟过来。我们国家培养一个大学生不容易。会议最后决定先发信，后去人，耐心地说服动员他回来。小张接到团组织的信，在父母的支持下，扛着行李回来了。回来后，他怎么也没想到，等待他的是一场非常热烈的欢迎会。会上，焦裕禄亲自致欢迎词，他首先欢迎小张归来，肯定了小张前一段的进步表现和这一次的实际行动，接着帮他分析了当初不愿再回到洛阳的思想根源，最后对他寄予期望。小张听后放声痛哭，沉痛地检讨了自己的错误，表示今后坚决按照党的要求努力工作。后来小张确实变了，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很有威望的工程师。焦裕禄对知识分子尽量给予力所能及的关照。技术人员中有一些南方人吃不惯北方的面食，焦裕禄回家跟爱人商量，把家里仅有的几斤大米拿出来给技术人员。这体现了党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体现了他很高的政治站位。

高明的领导艺术。焦裕禄同志常说：“人是最宝贵的。不了解人，不首先做人的工作，其他工作就会走进死胡同。”他当修路总指挥的时候，从四面八方集中到厂的职工暂时挤在草席棚里，工作环境艰苦，职工思想波动较大。焦裕禄一面以深厚的阶级感情关心他们，席棚不够，自己就和干部带头睡在露天，让工人睡在席棚里，给他们烧水、洗衣、盖被，一面以自己革命斗争的经历和老前辈艰苦创业的精神鼓舞大家。在洛矿9年，他经常讲：“一个好的调度员，首先必须学会调思想。只抓零件不抓政治，是亏本生意；先抓思想带动零件，是一本万利。”他初到调度科时，发现不少人有思想包袱，有的认为干调度两头受气，出力不落好，有的认为干调度整天跑腿学不到技术。一连几个晚上，他到党、团员家走访，到有病的和生活困难的同志家里走访、做思想工作，并召开了党员会、团员青年会，进一步统一思想，启发调度员要当好政治宣传员、联络员、技术员和调度员。他像一团火，把全科同志的心熔化在一起。大家说：在焦科长领导下，工作有使不完的劲，个人杂念消除得快，废铁也能变成钢。

新中国工业建设孕育形成的高度自觉的政治修为，化作同困难和灾害斗争的英雄壮歌，在他最终栖息的兰考、在他曾经工作过9年的洛矿、在祖国大地亿万人民心中耸起一座永不磨灭的精神丰碑。

骨肉深情彰显共产党人亲民爱民的公仆情怀

在焦裕禄看来，一个共产党员，以什么态度对待群众，关心群众，这不是什么方法问题，而是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纯不纯，无产阶级感情深不深的问题。他视职工为亲骨肉，在党心民心交融中，团结带领职工一起撸起袖子加油干，以最朴素的方式阐释了什么是群众路线、什么是公仆情怀。

在群众最需要的时候出现在群众面前。老工人吴永富家里生活出现困难，他立即送去10元钱。老工人刘辅臣的爱人生小孩想喝点小米稀饭，他知道后，把自己家仅有的2斤小米送到了刘辅臣手里。老工人窦月发爱人要生孩子，因缺木柴屋里冷，他派人送了一大堆木柴。邻居张泉生的爱人不会针线活，孩子衣服没人做，他动员爱人和岳母连夜做出了五件小孩衣服。一金工车间四名单身职工春节没回家，焦裕禄和车间书记一起来到单身职工宿舍，和他们共度除夕，初一又邀请他们到家里吃饭。厂里分给焦裕禄一套50平方的新房子，但他听说一对新分来的夫妇没有房子住，就找到厂长，让出了房子。他说：“他们比我更需要。你千万别说这房子本来是分给我的，就说是厂里安排支援新职工的。这份情谊记到党的账上，记到厂的帐上，与我焦裕禄无关。”

心里装着群众，惟独没有他自己。焦裕禄得了胃病、肝炎和神经官能症，他对自己丝毫没有在意，但他对有病的阶级兄弟却念念不忘。调度科副科长周连壁患了肝炎，他三番五次催他去检查，并送他去住疗养院。工人刘耀宗有病不能下床，他从三楼背他下来去看病。徐魁礼昏倒在路上住进医院，他守了一天一夜，直到没有危险了才离开。劳资科张天资因患肝硬化住了医院，他听说后一早五点钟便赶去看望，并给他带去了毛主席给王观澜同志的信的剪报，说：“老张呀，好好读读毛主席给王观澜同志的这封信吧，要有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战胜病魔。”二金工车间老工人陈好富和焦裕禄并不相识，在一次偶然接触中，听说他有心脏病，思想压力很大，焦裕禄就处处留心给他找个好医生。在涧西医院找到了一位有名的中医大夫，焦裕禄便立即找到陈好富，带他一块去看病。陈好富感动地说：“焦主任啊，你为我们工人把心都掏出来了。”

在生活上关心群众，在思想上赤诚帮助。周学才从上海调来洛阳，刚来生活不习惯，工作不安心，焦裕禄知道后便鼓励他说：“我们是来干革命的，做一个革命者，就要像松柏一样永不变色，要像杨柳那样，栽在哪里，就在哪里生根发芽。”周学才在党组织和焦裕禄的关怀和帮助下进步很快，后来入了党，成了工程师。曾在地方工作时犯过错误的调度员何卓林，思想包袱沉重，工作不大胆，焦裕禄到他家跟他促膝长谈了三个小时。1962年5月，焦裕禄调离工厂前又专门到何卓林家里，给他留下了两句话：第一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依靠党，听党的话，有什么事多向党说；第二要积极工作，在实践中改造思想，只有思想上没有包袱，才能真正做好工作。焦裕禄病逝后，何卓林流着泪写了一篇七千余字的回忆——《终生难忘的教诲》。

亲民者民亦亲,爱民者民亦爱,为民者民亦赞。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同志不幸逝世的噩耗传来，洛矿职工万分悲痛。当时调度科正在召开组长会议，得知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同志们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大家难过得会也开不下去了。老工人于荣和一连跑到党委要求了三次，要到郑州去吊唁，他含着眼泪说：“焦裕禄是俺们工人的亲骨肉，让我最后去见他一面吧!我要给他擦擦脸，洗洗手，给他扣好扣子，让他安静休息。”曾经和焦裕禄一起工作四年的初玉玺和他的爱人几天都吃不下饭，老初的爱人说：“老焦和老初活象兄弟俩，那时老焦一件黑棉大衣，老初一件破皮袄，两个人在厂里不知度过多少夜晚，老焦来到俺家，碰见啥吃啥，现在我一端起碗来就想起了老焦。”一金工车间职工心情更加难过，车间在“继遣志干革命敢于流血牺牲”，“接红旗为人民不怕吃苦受累”的誓言面前，举行了追悼焦裕禄同志的大会。老工人赵玉龙一走上台就说不出话了，哭着说：“我刚从抚顺调来时正逢春节，人生地不熟，他在年三十深夜冒着大雪到我家来，问我生活有什么困难，还缺什么东西。自他调走后，每次过年我就想起了他。”五好工人李治邦泣不成声地说：“那时我在大连，不想来洛阳，焦科长和我谈话，什么也没有说，从兜里掏出来一本《关于重庆谈判》叫我看，是他在我迷路的时候给我指明了方向，是他从错误的边沿帮助了我。”

正是焦裕禄时刻保持着为民爱民亲民的优良作风，才谱写了一曲又一曲共产党人与百姓水乳交融的鱼水深情。正是党员干部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情感和公仆情怀，才使得共产党真正得到了人民的拥护，百姓的爱戴。

焦裕禄精神在洛矿薪火相传

焦裕禄在洛阳矿山机器厂工作9年，足以载入史册。大工业熔炉的淬炼，使焦裕禄成长为一名国有企业的优秀党员干部；平凡而伟大的感人事迹，无不折射出焦裕禄的崇高精神。

1966 年 2 月 7 日，人民日报整版刊登了新华社记者穆青、冯健、周原的长篇报道《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和《向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学习》的社论。焦裕禄的事迹感动了广大干部和群众，成为鼓舞新中国一代人忘我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精神力量。

2009年3月31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到河南视察，他第一站就到了中信重工（原洛阳矿山机器厂），瞻仰了焦裕禄铜像，参观了焦裕禄事迹展室，听取了焦裕禄同志在洛矿长达9年的工作生活情况汇报，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在焦裕禄精神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强调指出：“一个人的精神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随即又专程奔赴兰考拜谒了焦裕禄纪念园，深情回顾了向焦裕禄同志学习的亲身经历和感悟，并把焦裕禄精神精辟地概括为“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

也正是这次视察，把焦裕禄同志革命工作中最重要的两个根据地——洛矿和兰考联系了起来，也让焦裕禄这个光辉形象更加充实、丰盈、生动。

2014年3月17日到18日，作为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的联系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再次视察兰考。总书记说：“我们这一代人都深受焦裕禄精神的影响，是在焦裕禄事迹教育下成长的。”“焦裕禄同志是县委书记的榜样，也是全党的榜样……他的精神同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雷锋精神等革命传统和伟大精神一样，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在接见焦裕禄同志的子女时，焦守云向习近平总书记汇报了纪录片《永远的焦裕禄》的拍摄情况，总书记当即问道“洛矿有没有拍”，“焦裕禄铜像有没有拍”。

孕育并形成于洛矿的焦裕禄精神，是习近平总书记概括的“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他从洛矿走向兰考，在兰考战天斗地的宏图伟业中放射出夺目的光彩，并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永远屹立在人民心中。

作为焦裕禄精神的形成地，昔日的洛矿、今日的中信重工一直没有停止过对焦裕禄精神的追慕传承。中信重工把焦裕禄精神确定为企业精神，出版了《精神的路标—焦裕禄在洛矿》一书，把厂区中央干道命名为焦裕禄大道，改扩建了焦裕禄事迹展览馆，把焦裕禄带领工友研制的新中国第一台2.5米双筒卷扬机隆重迎回，安放在焦裕禄大道上。协助拍摄了电视连续剧《焦裕禄》、微电影《焦裕禄在洛矿》和大型纪录电影《永远的焦裕禄》，再现了焦裕禄在洛矿这段鲜为人知的故事，记录了焦裕禄精神的形成过程，展现了其崇高精神背后的人格魅力和人性情怀。在焦裕禄精神的感召下，洛矿、中信重工涌现出一大批传承弘扬焦裕禄精神的时代标杆：取得30多项技术革新成果，创造了当时国内外领先的“煤气平焰烧嘴”技术的全国劳动模范孙富熙；带领21名女工搞技术革新，成倍提高生产效率的姑娘组组长刘玉华；十年如一日，从旧砂中拣回再利用十万斤钉子的曲绍惠；身患肝癌仍不离岗位，生命最后一刻还惦记着工作的“焦裕禄式好干部”杨奎烈；创造了“刘新安工作法”的党的十九大代表、全国劳模刘新安……

焦裕禄精神正像焦裕禄大道上枝繁叶茂的梧桐，已深深扎根于洛矿、扎根于中信重工这片沃土，融入到企业的血脉，薪火相传，成为一代又一代洛矿人、中信重工人推进企业发展的精神动力。中信重工这家“共和国长子”企业，历经风雨、茁壮成长，目前已成为我国最大的重型装备企业之一，国家创新型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矿业装备供应商和服务商，国家级首批企业“双创”示范基地，国内最大的特种机器人研发与产业化基地。

一种精神的产生、形成来自于实践，它的生命力也正是基于实践，基于不断的传承和弘扬光大。

作为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焦裕禄精神和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红船精神等一样，永远激励着广大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编辑  宋斌斌）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与世界的全面交往和海外利益的扩大。但日趋复杂的国际安全环境，使大批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和人员面临着严重的安全风险和隐患。为保证海外利益的安全，建立新型现代化海外安保体系的任务日益迫切。

我国海外利益的拓展亟需提升安保机制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极大地促进了我国海外利益的拓展，但海外安保机制相对滞后。海外利益是国家利益向境外的延伸。从形态上看，海外利益应有现实、潜在和直接、间接的区分。而海外人员、企业、机构和投资，则是海外利益的直接载体，构成我国现实直接的海外利益。

随着国家经济的迅猛发展，中国的海外利益也快速拓展。特别是习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更是极大地促进了海外利益的发展。一是对外投资进一步扩大。2014—2016年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直接投资超过500亿美元。[1] 2017年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59国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达到143.6亿美元。[2] 另外，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已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放贷款超过1100亿美元。[3] 丝路基金已签约19个项目，承诺投资70亿美元。[4] 二是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2014-2017年，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签署工程承包合同额累计超过4490亿美元。[5] 2017年国家主管部门共备案、核准境外投资企业6172家，企业常年驻外人员达到100万人。[6] 目前中国在境外设立企业总数已超过3万家。[7] 三是海外合作项目激增。截止2018年4月，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经贸合作区75个，累计投资255亿美元，入区企业超过3800家。[8] 六大经济走廊建设陆续铺开，涉及铁路、公路、港口、能源、通信等一大批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据不完全统计，中国企业参与建设海外工程项目总数超过1600个。[9] 四是出境旅游人数激增。2017年出境人数超过1.3亿人次[10]。五是外贸联系日益密切。2014—2016年，我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贸易额约20万亿元人民币；2017年达7.4万亿元人民币。中欧班列累计开行6235列，2017年开行3271列，2018年可达4000列，年运送货物总值达到145亿美元。[11]

海外利益的快速发展，客观上需要国家建立相应机制加以保护。中国政府对海外利益的保护高度重视，相继建立安全管理、风险预警、领事保护、应急救援、油气管线安保等机制，特别是实施大规模撤侨行动，彰显了大国力量和担当。但总的看，我国的海外安保机制仍相对滞后。主要是顶层设计和政策引导不够、安保机制建设体系化不够、投入不够，导致海外安保工作明显落后于形势发展，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海外利益保护的现实需要。

“一带一路”建设项目在海外面临的安全风险

日趋复杂严峻的国际安全环境，迫切要求建立全面综合的新型海外安保体系。与中国海外利益快速拓展相伴随的，是国际安全环境的日趋复杂恶化。特别是“一带一路”建设项目大多处在欠发达国家和高风险地区，境外人员、企业、机构和投资面临的风险挑战不断增多。

一是国际和地区形势持续动荡，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此起彼伏。叙利亚冲突、也门战乱直接导致中东地区长期动荡。南亚、东南亚、非洲等地区安全形势复杂不稳，直接影响到企业人员和项目的安全。过去非洲地区局部动荡就给中国企业和投资造成严重损失。

二是恐怖极端主义活动日益向全球各地蔓延。南亚、东南亚、中东、非洲等地恐怖袭击持续高发，阿富汗局势危及中亚地区，欧美等地也逐渐沦为恐怖袭击的重灾区。“伊斯兰国”作为国家形态虽被打垮，但残余势力扩散，仍在各地活动。

三是一些国家政治、经济、宗教、种族和社会矛盾突出，政局动荡不稳，社会治安混乱。在这些国家投资的政治、经济、社会、法律和经营风险上升。投资所在国政权更迭和高层人事变化、与投资相关的政策调整等诸多因素，都可能对企业投资和经营造成直接影响。由于不少国家处于政治转型期，社会动荡不稳、治安管理混乱，企业机构在外遭打砸抢劫，人员在外遭绑架、袭击事件也时有发生。

四是国际力量的地缘政治博弈和世界经济形势的复杂变化，使项目投资的风险和变数增多。面对复杂严峻的安全环境，中国企业不应在海外“裸奔”。我们应该将保护海外利益作为当前和今后对外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建立科学、可靠、综合、全面的现代化海外安保体系，确保我国驻海外人员、企业、机构和投资的安全。

政府与企业共同推动新型海外安排体系建设

海外安保体系建设，需要政府和企业共同推动实施。新型海外安保体系建设，应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入手。在宏观层面，政府应建立一整套常态化工作机制，对海外安保工作实施统筹协调，对威胁和风险进行准确评估，对危险及时发出预警，对危机事态及时做出反应和处置。在微观层面，海外项目建设和管理方应建立起综合完善的安全防护系统，既要建立系统全面的技术、物质和人力监控与防护措施，又要建立和实行一整套组织管理、教育培训、风险评估、预警防范、危机反应、善后救援、内外协调制度。当前应重点做好三方面工作：

首先，要及早出台相应专项政策和法规，规范指导海外项目安保业务的实施、运营和管理。第一，应尽早出台《海外安保工作条例》。通过立法手段明确海外安保的目标、任务、宗旨、原则、适用对象、实施程序、协作机制，规定政府相关部门、企业和个人的权限、责任和义务。第二，应及时出台《海外项目安防系统建设规范》。从项目安全风险评估、项目安保系统要素构成、方案设计、技术和质量标准、建设和验收程序等各方面出台明确规定，推动海外项目安防系统建设的科学化、集成化、规范化。第三，应出台安保服务企业参与海外项目安防系统建设、运营和管理的指导意见，扶持国内优秀保安企业随着海外投资大潮走出去，促进海外项目安保服务专业化发展。

其次，要构建国家海外安保体系，为海外投资企业保驾护航。主要是建立健全八项机制：第一应建立海外安保工作常态化协调领导机制。统筹协调涉外安保相关部门的行动。第二应建立海外投资风险评估机制。强化源头把关，规避风险。第三应进一步完善海外投资审批监管机制。对海外投资的流向、标的、安全性、合法性进行审核把关和跟踪管理服务。第四应进一步完善海外安保综合情报预警机制。多手段、多渠道搜集上报涉及中国公民、企业和机构在海外面临直接和潜在安全威胁的线索性情报信息，及时发出准确具体的威胁和风险预警。第五应健全海外安保应急反应机制。组建跨部门、集散式海外应急快反力量，完善相应预案，加强演练，确保能在第一时间作出快速反应，有力有效地应对各种涉我海外突发事件。第六应普遍建立海外安保国别合作机制。加大外交和领事保护力度，就保障海外人员、企业和投资安全，与相关国家和部门在法律保护、信息交流、行动协调等方面开展全面协作。第七应建立海外投资风险补偿机制。由国家出部分资金，海外投资企业按比例缴存一定风险基金，由国家按规定程序管理和使用，保证个别企业因不可抗力因素蒙受巨大损失时，能得到足够补偿，消除企业后顾之忧。第八应建立海外人员统一保险机制。由政府主导，按强制保险模式，推动所有海外经营企业按规定办理海外人员保险，切实维护海外人员权益。只有建立健全上述机制，国家这张保护伞才能真正起作用。

第三，要推动海外项目安防系统建设规范化，实现运营管理专业化。一是项目投资前必须通过专业、科学的风险评估。确保投资经营安全可靠，防止盲目投资、冒险投资。二是要切实搞好项目综合安防系统硬件建设。应制定项目综合安防系统建设统一的标准和规范。根据项目规模、性质和特点，科学整合技防、物防、人防手段，将目标监控、信息感知和传导、信息处理、预警报警、物理防护、人力响应等功能融为一体，提升项目安保现代化、集成化、智能化水平。在海外项目建设审批时，应将综合安防系统构建作为工程项目不可或缺的分项工程对待，在工程总费用中列支安防专项工程费，实行安防系统工程设计、建设、运营管理分包制，与其他分项、分部工程同步规划、同步设计、一体施工，形成布局合理、稳定可靠、集成高效的综合安防系统。三是推动海外项目安保服务管理专业化发展。要彻底摈弃落后的自我安保模式，将项目安保工作分包给专业化安保服务供应商来运营和管理。投资企业专注主营主业，安保企业按合同要求提供专业化服务和管理。四是切实加强企业内部制度化建设。建立健全内部安保组织管理、教育培训、安全生产、检查巡视、风险评估、防范预警、应急处突、善后救援、上下通联、内外合作等工作制度，并设立专门机构严格监督执行。

从机制建设角度看，只有将宏观和微观两方面的机制和措施建立健全并有效对接整合，建立起完整的安保体系，海外人员、企业和投资的安全才会得到更充分的保障。

（编辑  杨利红）

中国农村正处于一个千古变局中。几千年来，农民一直把土地视为养家糊口的命根子，而如今不少农民把土地看作是穿破的旧鞋不留无情地抛弃了，很多村庄人走屋空，村里满目萧条凋零。近年来我国耕地面积趋于缓慢下滑，农村劳动人口逐渐减少，土地撂荒现象比比皆是。又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我国粮食累积进口13112万吨，较上年增加13.9%。农村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农业生产劳力不足，农村社会治理存在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

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制是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建立起来的农村土地使用制度，村民可以有偿将土地流转给其他人种植，流转了土地的人拥有对土地的经营权。虽然从理论上说，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的划分是明确的，但实际上有的地方是“马虎”的。比如村集体对土地的管理权是空置的，如果村民把土地撂荒了，县乡政府和行政村没有得到法律授权，无法把村民的撂荒地收回来，只能看着土地撂荒干瞪眼。当初土地下户时，多数地方采取的是见地分地的方式，一户村民30亩承包地，要分成五六块，这是一种不科学的经营方式，与农业现代化的要求背道而驰。村民之间流转土地价格不高，亲友代种，甚至是无偿的。但是土地整片成规模流转，一般流转费是以该土地常年亩产量来计算的，租金过高导致流转土地者经营成本太高，风险太大，因此出现流转了土地不种“跑路”的现象。以内蒙古乌兰察布卓资县为例，城市下乡流转土地搞规模经营的能人大户，真正能坚持下来盈利的最多不过三成，而血本无归者大有人在。

为什么会出现目前这种没有务农积极性的现象呢？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生产事关我国长治久安，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要立足自己解决。人多地少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我们没有不珍惜土地的权利，科学合理地经营土地，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新时期如何有效把农民组织起来

如何破解农村、农业困局呢？我的建议是：把农民重新组织起来，整合土地等生产资源，尊重多数农民的意愿，发挥他们的首创精神，实事求是，因地制宜，采取灵活科学的土地经营方式。

建国以来，党和政府通过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把一盘散沙的农民组织起来，进行农业集体生产，其历史功绩不容否定。要保证了五亿农民有饭吃。农民不组织起来，就是一盘散沙，难成气候。当初日本鬼子侵略中国，进入农村，把农民就像赶羊群一样驱赶屠杀。共产党进了村，把农民组织起来，农民就由绵羊转变为雄狮，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把敌人赶了出去。新时期农村建设也是一样的道理，不把农民组织起来，就不可能建设成社会主义新农村，脱贫成果就难以巩固。

如何将新的时期把农民有效组织起来？并不是要恢复人民公社的模式。但必须看到，改革以来“一刀切”地搞包产到户也已经显现了一些弊端。在华西、刘庄、周家庄几个并没有搞包产到户的地方，却都发展成富裕幸福的新农村，它们的实践经验值得认真总结。

2014年6月，贵州省塘约村遭受到特大洪水灾害，房屋塌了，路冲垮了，农田冲毁了。面对毁村大灾，塘约行政村党支部带领村民绝境求存，抱团发展，将土地等七项财产权利重新收回集体经营，结果三年大变样，如今外出打工村民纷纷回到村里搞生产，塘约村已经成为富裕村、明星村。

乌兰察布市也有这样的例子。察右中旗乌素图镇，土地属于沙板地，原来是一个出名的穷地方，包产到户前十年里，三分之一人口流落他乡。在镇党委的领导下，主动求变，组织村民将零散承包地调换成大块地，在大块地上打井种红萝卜和瓜菜，建红萝卜种植协会、合作社，结果乌素图红萝卜创出了全国名牌，乌素图成为全国红萝卜第一乡，每年秋收时还有2万外地人来乌素图打工。乌素图镇党委和政府将村民组织起来开发产业，是当地发展和农民致富的根本动力。

组织农民的三个原则

新时期把农民有效组织起来，要坚持三条原则。

一是，一定要坚持群众路线。那些没有经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所谓上层精英决策，其主意往往是误国伤民的纸上谈兵。应该放手让农民群众自己去搞，发挥他们的首创精神。察右中旗巴音乡中不浪行政村，利用政府帮扶资金起步，行政村建立了一家农资服务公司，代销山东一家老牌国企生产的专用肥料，厂家派技术员专程指导。过去当地马铃薯最好亩产为4000斤，技术员保证使用专用肥料，按照技术标准规程做，亩产可以达到6000斤。通过经销农资产品，该公司今年可获利七八万元。贫困户也能用上专用化肥，采用了科学种植方法，丰收有望，扶贫工作见到了实效。中不浪行政村取得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

二是坚持村民自治的原则，村里的事让村民自己做主来处理，按照一定的程序，民主表决来决定。土地可以继续分户承包经营，也可集体收回来，按照各家地亩多少以股份制的合作社的模式来经营，还可以集体招标转让经营，村民按地亩收取转让金，也可以集体雇工采用机械化耕作，村民按地亩分摊生产费用，分享粮食成果。如果大多数村民同意，村集体可以调整村民的承包地，将分散的小块地调整为大块地，便于耕作。愿意合作经营的社员，把土地集合起来集体经营，愿意家庭经营的，通过调整土地，在自己大块承包地上经营，一个村也可以采取两种体制。总之，采用哪种生产经营形式，让村民自己来选择。

三是，要坚持党在农村的组织领导核心作用。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依靠人民群众、发动组织人民群众、带领人民群众向伟大理想目标奋斗，是共产党的看家本领。将农民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是当前党在农村义不容辞的责任。

如今，有的基层党支部已经行动起来。我在察右中旗中不浪行政村采访，问党支部书记张德兵，你们行政村集体开办的农资服务公司，性质是集体所有制，不是农民专业合作社，这是为什么？张德兵告诉我，合作社是村民强强联合的组织，这种组织也应该鼓励支持。但是，那些经济弱势的贫困户怎么办呢？党支部不能不管吧。行政村成立了农资公司，有了帮助贫困村民购买或者赊欠使用化肥、实行科学种田的条件，这才能让他们脱贫致富，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张德兵的话让我很感动。如今国家对农村帮扶力度空前的大，财政投资到贫困村、贫困户的钱不是一个小数目，将政府的财政帮扶款变成帮扶基金，形成集体产业，用来帮助贫困户生产致富，这才是长远之道。农村扶贫工作不能采取运动式的方法，说到底，扶贫工作应该主要依靠当地人自己来搞。政府和社会的扶贫资金是必要的，但是帮扶资金的使用，扶贫项目的上马，应该由当地人自己来做主。当然，扶贫单位和当地政府也应该出主意想办法，特别是要加强监管，但是不能以客代主，取代行政村党组织和村委会的主体作用。村集体有了集体产业，有了集体财产收入，农村各项工作才能顺利推进，振兴农村才有希望。

（编辑  杨利红）

2018年的夏天，一部国产电影引发了舆论场有关药品监管的全民大讨论。《我不是药神》（以下简称《药神》）自今年7月5日公映之后，以其现实主义的题材和精良的创作水准获得了30亿元人民币的票房，累计观影人次超过了8600万，关于药品研发和价格的话题讨论占据了各大舆论场的主阵地。然而这部电影引发的舆论还未平息，一起企业违法违规生产疫苗的事件再一次戳中了公共卫生领域的痛点，7月15日国家药监局发布《关于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违法违规生产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的通告》引起媒体和公众的广泛和持续的关注。

两起事件均涉及到“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部门，也均涉及到最大的民生问题、看不起病、吃不起药、不敢用国产药等全民都在关注的大事。通过两个事件舆情对比走势图（图1）可以发现，《药神》事件相对于疫苗事件可以看作一个舆情酝酿期，疫苗事件在这场关系国计民生的舆论场探讨中才迎来真正的高潮。

图1 《药神》事件和疫苗事件舆情对比走势图

这两起重大舆情事件引起了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高度重视，相继做了四次批示。国家主席习近平就疫苗事件做出重要指示，他强调，确保药品安全是各级党委和政府义不容辞之责，始终把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放在首位，以猛药去疴、刮骨疗毒的决心，完善我国疫苗管理体制，坚决守住安全底线，全力保障群众切身利益和社会安全稳定大局。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就《药神》爆款电影做出批示，要求有关部门加快落实抗癌药降价保供相关措施，让群众有切实获得感。同时就疫苗事件在7月22日和7月30日分别做出两批示，强调要从健全疫苗管理机制入手，确保群众用药安全。

《药神》：“资本”无法控制

《药神》改编自慢粒白血病患者陆勇代购抗癌药的真实事迹，电影讲述了一位药店店主从一个交不起房租的男性保健品商贩，因一位慢粒白血病患请求其从印度代购价钱便宜且治疗效果与原研药相近的印度仿制药“格列宁”，使得主人公程勇一跃成为印度仿制药“格列宁”的独家代理商。收获巨额利润的他，生活剧烈变化，被病患们冠以“药神”的称号。

而现实问题是此种代购在中国的法律框架和药品监管下实则为“走私”，在情理法的权衡中，程勇最终被判了刑。公众对影片现实问题进行热议，根据舆情监测数据，如何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同时让更多患者享受抗癌药品科研创新红利、如何让印度仿制抗癌药在国内获得更多的市场准入空间、在抗癌药零关税下如何切实惠及终端用户群体、在民生诉求与药企利益之间，政府如何体现监管责任以及反思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等成为舆论场的主要议题。此次事件的舆论场主阵地在微信自媒体平台（图2），辅之以微博，主流媒体报道量相对来说较为平稳。

图2 《我不是药神》事件舆情走势图

对《药神》涉及的药品管理政策问题，主流观点有：第一，认为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或将倒逼原研药降价。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表示，关于药品保护，要做好企业和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平衡，国家正在考虑完善药品专利相关制度，让老百姓用得起好药。第二，认为应推进国家层面的药价谈判和抗癌药降税等措施，推进药品进口管理。北京大学教授、著名医改专家李玲在接受广东卫生在线专访时谈到：“要从根本上解决解决药价虚高的问题，还是要深化改革，改变目前医院的逐利机制，建立一套能够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新机制”，同时认为抗癌药进医保只能在短期内解决部分问题，并非长久之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江宇认为，《药神》事件可以让大家重新反思“资本”的作用。《药神》这部电影把“药价贵”的原因归结为垄断药企定价，并且通过故事情节渲染了资本的冷血无情，这一点成为初期一些舆论的主旋律。之后，很快便出现了为资本辩解的声音，认为资本逐利是本性，是无法控制的，而且如果没有垄断药企，患者连吃高价药的机会都没有，将其存在合法化。这种声音一度成为舆情的主流，这也体现了在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不少人对市场和政府的关系缺乏清晰的认识，对市场违法违规现象则多处于无奈状态，监管缺失、市场无序，难以进行治理。而且媒体声音不一致，社会监督的功能难以发挥。舆情进一步发酵之后，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有人指出：事实是格列卫（电影中药品格列宁的原型）的研发并不是垄断药企的功劳，主要是美国政府出资的NIH等公共部门基础研究的贡献，药企只是享受了政府提供的公共基础研究的红利。而且，在早已实现了盈利之后，药品仍然利用专利维持高价，获得数十倍于成本的垄断利润。同时有评论援引古巴的例子和美国对比，认为古巴的药品研发从患者的实际需要出发，发挥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势，研发成本低，药价低廉。

“在《药神》中，刻画了政府两个方面的角色。”江宇说，一方面是以警察的角色出现，却为垄断药企“站台”，这一角色受到公众的指责；侧面体现的是一些政府部门不能约束资本，政府的监管责任缺失，不能有效保护人民的利益。另一方面则是政府将格列卫纳入医保的角色，这看上去是给了观众一个正面的交代，但仅仅是一笔带过，公众并没有很深的印象。这反映了在医疗卫生等公共领域，政府的信用透支，公众对政府也不够信任。

“疫苗事件”：政府监管仍是痛点

从舆情监测的分析结果来看，疫苗事件大体分为三个阶段：酝酿期、高潮期和回落期（图3）。7月15日-7月21日为酝酿期，国家药监局发布《关于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违法违规生产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的通告》，因涉及疫苗话题较为敏感，网民情绪多为愤怒、批评，值得注意的是，不少评论将“数据记录造假”等同于“产品造假”。7月21日-26日为高潮期。微信公众号@兽楼处《疫苗之王》文章引爆舆情，随后各主流媒体开始深挖疫苗事件，舆情热度迅速高涨。22日晚，李克强总理就疫苗事件作出批示。23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就疫苗事件作出指示，要求一查到底，严肃问责。疫苗事件立即成为微博热搜榜头条，达140万转发量。25日，世卫组织就疫苗事件发布媒体声明，国务院调查组开始赴吉林调查疫苗案件，使得舆情各主流媒体纷纷转载报道，又带来新一轮舆论热议。25日晚，国家药监局主动发声，发布了《国家药监局：疫苗监管问答》，详细披露了长春长生狂犬病疫苗案件调查的进展情况。舆论场进入理性评估阶段，反思疫苗事件和建言献策成为舆论关注焦点。

图3 疫苗事件舆情走势图

经过对疫苗事件舆论场分析得知，疫苗事件引起的讨论非常热烈。 2010年山西疫苗案以及2016年山东非法经营疫苗案依旧让公众记忆犹新，此次疫苗再出事端，使得“疫苗之殇、唱衰中国”的言论甚嚣尘上，舆论焦点放在政府监管。目前，舆论场认为疫苗事件产生的原因大致为以下几点：我国疫苗监管体系存在严重问题、违法成本过低、疫苗产业私有化、系统内腐败，以及我国自主研发创新能力不足。也有观点认为，疫苗事件的本质是整体社会道德底线缺失。

清华大学健康传播研究所副所长苏婧认为，疫苗事件暴露了疫苗生产、流通的诸多漏洞及薄弱环节，也对现有疫苗生产、流通、接种管理体制造成冲击。这一问题持续发酵对我国免疫规划事业造成重创，影响了公众对预防接种和疫苗安全的信任；造成国产疫苗质量不被信任的后果，可能导致公众无法通过预防接种形成免疫屏障，疫情一旦局部爆发甚至全面爆发，社会将付出沉重代价。

政府监管与资本的逐利本质

《药神》谈论的是百姓吃不起药源于“国家过度监管”，不让印度生产的与原研药疗效一致的仿制药进入国内市场所致；疫苗事件谈论的是百姓用过期疫苗和问题疫苗源于国家缺乏监管，放任私人资本垄断国内疫苗市场，危机广大群众健康乃至生命。在疫苗事件中，二级疫苗市场的私人企业，凭借其控制的巨额资本，足够的生产经营规模和市场份额，控制药品生产或流通，违反工艺规程、控制价格，以获取高额利润，贿赂官员逃避监管。更有评论文章追溯了长生生物的发家史，认为医药行业在改制过程中存在大量国有资产流失的现象。在关系到百姓健康和生命利益的医药领域，为什么会出现严重的质量问题，为什么国内很多初创或中小型研发型的生物技术公司中，80%以上去建厂从事生物药生产，而绝大多数没有完备的生物药质量管理及CMC团队，却仍然能够从事生产，甚至在拿不到生产批件和药品生产证书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将产品投放市场。政府不立规矩，在这些“大事”上怎么能真正体现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充分发挥政府对资本的调控作用。

学者于中宁认为，医药从政策的角度可以划分为四大类，第一类可以称为是信用药，是指以政府信用为担保，强制推行的药品，疫苗就属于这一类药。第二类药称为市场药，是由医生开方，医院采购，市场化生产的药。第三类是引进药，第四类是创新药。医药改革的头号问题就是信用药，因为它是以政府信用为担保的，是强制推行的，利润是强制收取的。这类药出了问题，政府和药监系统的信用就会崩塌，会辐射到所有药业。信用药的生产只能以两种方式进行，一种是国企，一种是国家特许，药监系统必须有驻厂特派员，监督整个生产流程和检验，务必做到万无一失。第二个重要的问题是创新药。创新和巨额资本投入是紧密联系的。中国药企无序竞争使得利润滑落到边际成本，根本不可能搞创新。中国医药产业必须在政府和资本市场的引导下，进行大规模的整合。信用政策和产业政策，这才是监管部门的战略任务。扩大来说，中国所有重要的产业，都需要具有战略眼光的产业政策和产业战略。希望医药系统的改革能够成为一个中国经济管理的典型，逐步将中国经济管理现代化甚至智能化。

（编辑  杨利红）

一

30年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相继发生了一系列政治突变。这些突变直接导致共产党下台、国家政权更迭、发展道路改弦易辙、社会制度改变颜色。苏共垮台、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严重挫折，使得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

20多年前，由意识形态同源、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相同、历史经历相近的共产主义大党执政的中苏两国，为什么选择了截然相反的道路？如今，一个在世界东方巍然屹立；一个业已分崩离析。

是什么原因导致苏共走向瓦解？

苏联瓦解后，俄罗斯选择了一条什么道路？

近30年来在风云变幻的国际背景下，俄罗斯内政外交又是如何跌宕起伏的？

在原苏联大地上新生的俄罗斯社会发生了哪些深刻的变化？

面对俄罗斯步入衰落的历史境遇，新世纪开启后，普京又是如何披荆斩棘、以非凡的胆识和超常的洞察力带领俄罗斯勇敢地迎接挑战、走出困境的？

二

我们认为，研究苏共败亡和苏联瓦解既是一项严肃的、跨学科的学术课题，也是一项政治性和思想性很强的研究项目。多年来，苏共兴衰史始终是一面很好的“镜子”，应时刻对照检查，引以为鉴。苏共有光荣的革命历史，苏联在抗击法西斯侵略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过辉煌成就。但有着光荣传统和顶着金色光环的苏共在成立90多年、执政70多年之后，彻底失去了政权，遭受了惨败的命运。有人形象地讲，苏联共产党在拥有20万党员的时候夺取了政权，在拥有200万党员的时候打败了凶悍的德国法西斯，却在拥有近2000万党员的时候丢掉了政权、致使大国分崩离析。这一结果令人唏嘘不已，其中原因令人深思。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面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困境，苏联和东欧国家也想进行一些调整，但在西方等各种势力强大攻势下，这种调整偏离了正确方向。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交织，推波助澜，终于导致1989年东欧国家先后发生剧变，1991年苏联解体、苏共解散，世界社会主义遭受重大挫折。

苏东剧变近30年年来，国内外政治界、学术界对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原因进行了大量的探讨和研究，可谓角度和方法不同、结论各异、众说纷纭。对于苏联解体的原因，国内外学者先后提结出50多种，如“体制僵化说”、“经济落后说”、“民族矛盾说”等。实际上苏东剧变不仅指通常意义上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瓦解、社会主义阵营的垮塌，还包含了社会制度改变颜色、道路改弦易辙、共产党的衰亡、国家政权更迭等含义。由此看来，因素复杂而繁多，可以罗列出政治性、经济性、社会的、思想的、历史的、现实的、军事的、民族的、体制性、主观性以及内部和外部等诸多因素。

三

俄罗斯有句谚语，鱼从头上开始烂。而苏共蜕变正是先从党内高层开始的，苏共高层的蜕变又是以思想理论的蜕变为先导。

党的理论正确和牢固与否，直接关系着党的兴衰存亡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之所以会解体，具有光荣斗争历史的苏联共产党之所以会失去政权并顷刻瓦解，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理论上、政治上出了问题。从赫鲁晓夫背弃、抛弃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公开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前后经过30多年，指导思想上的多元化导致党内思想混乱，思想政治被彻底解除武装。苏联共产党从思想涣散走到组织瓦解，教训是很深刻的。今天，研究和反思苏共垮台的那场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我们认为，苏联剧变关键在苏共，而导致苏共蜕变的关键问题又出在苏共内部。

四

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事业之基。党的领导关键是确立正确的路线与方向。路线是纲，纲举目张。党的正确领导是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成败的关键。

在戈尔巴乔夫担任总书记的6年多时间里，推行了一条“由削弱到放弃苏共领导地位”的错误路线。戈尔巴乔夫通过修改苏联宪法，取消了关于苏共作为领导核心的规定，盲目推行西式的多党制和三权分立，削弱了国家力量，搞乱了社会，结果导致地区分离主义和民族分裂势力甚嚣尘上。苏共在境内外反共势力的合力进攻下被攻击、被瓦解、被摧毁。苏共作为国家政权的核心，作为凝聚苏联各民族的政治领导核心被动摇了、被打垮了、被推翻了，完整的苏联被瓦解也就不可避免。一句话，没有党的正确领导，就没有苏联，也就没有社会主义事业。

苏共的失败不是发生在战争中，而是在和平的条件下发生的；苏东国家共产党自己培养了“掘墓人”，并将党推进了“火葬场”。正是苏共执政后期高层领导人在思想上的背弃、在路线上的背离、在政治上的背叛导致苏共的败亡。

坚持党的领导必须高度重视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使党的最高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忠诚于马克思主义、忠于党、忠于国家和民族的人的手里。必须制定正确的组织路线，高度重视培养党的事业接班人，必须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加强对各级权力机关的监督。

五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最后，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作鸟兽散，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

苏联的问题关键在党，关键在路线，关键在党的最高领导集体，关键在思想理论武装。思想理论于党，就像人有无精气神。生命后期失去了精气神的苏联共产党犹如失魂落魄的泥足巨人，土崩瓦解，轰然倒下。

意识形态指的是代表社会中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信仰和一整套思想观念体系。它体现为人们对所在世界和社会的系统看法、见解、信仰、追求，对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新闻学、法学、史学、宗教学、伦理学等学科的思考。意识形态工作就是以主导思想观念体系为基础而进行的宣传、解释、研究、传播、教育等活动，通常涉及理论研究、文化艺术、宣传鼓动、政治教育、大众传媒等众多领域。

在阶级社会里，意识形态领域历来是各种政治势力争夺和较量的战场。在意识形态领域，无产阶级政党不去占领，甚至拱手让与他人，无异于思想上自动解除武装，无异于政治上的投降。

意识形态工作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政治安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意识形态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1]

与某些资产阶级政党蓄意隐瞒或模糊意识形态工作不同，无产阶级政党始终鲜明地重视思想理论建设，关注政治教育工作，时时刻刻防御西方敌对势力的“心理战”和“信息战”。

在长期党建和执政过程中，苏共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起初形成了一些经验，但在末期却犯了严重的错误。在74年执政的中后期，苏共意识形态工作由教条、保守、僵化演变成意识形态自由化、多元化、西化等，脱离、背离、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造成党员丧失信仰、思想分裂，成为失魂落魄的“泥足巨人”，思想方向上摇摆不定，社会随之一盘散沙。面对内外敌对思潮的侵袭，苏共毫无还手之力，最终被送进了火葬场。因此，研究苏共败亡和苏联解体的思想根源和舆论原因，有助于科学地总结苏共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失误和教训。前车之鉴，应引以为戒。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