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很多企业进行农业农村投资，面临最大的问题是，最初带着情怀进入乡村，发展几年后，因为大量的政策不匹配导致企业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因此，企业投资农业农村一定要清楚地认识农业、农村和农民，正确分析投资的机遇到底在哪儿。

城乡融合是未来中国城乡空间发展的归宿。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就是要打破原来的城乡二元结构，包括以工业化的导向忽视农业产业的发展等问题。

绿水青山要变成金山银山，需要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需要企业在进行农村投资的时候，必须遵循农村生态本身的价值。如果有些投资项目把当地农村的生态环境破坏了，降低了整个乡村的生态价值，那么企业将很难在当地立足，也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城乡融合是未来发展的归宿

现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包含两大空间，一个是城市空间，另一个是乡村空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城市化率达到64%。在讨论乡村振兴时，要考虑到从以城市为中心到以城乡融合为中心的战略转变，企业投资乡村的时候，要考虑到现在的新发展阶段，而新发展阶段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其中最不平衡、不充分的就是城乡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解决城乡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要考虑到现阶段城乡之间到底处于怎样的发展阶段。

在新发展阶段中，我们要从过去单向的快速城市化发展阶段转向城乡融合的发展阶段。发达国家一般在城市化水平达到70%左右时就开始转向郊区化发展，即城市空间以外区域的产业发展，人口开始从城市向乡村流动，以及公共基础设施在乡村的发展。实际上，这是城乡融合的一种形态。

实际上，城乡融合形态是未来中国城乡空间发展的归宿。城乡空间发展不仅是城市化率的提高，或把城市发展得更漂亮，还包括城乡融合的空间。未来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就是要打破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真正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发展主业是社会责任的重中之重

在新的城乡融合形态下，企业进行农村投资的机会很多，但要明确哪些投资项目属于盈利性投资，哪些是公益性投资，哪些要在体现社会责任的同时兼顾经济效益。

在国家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从国家角度来讲，企业对粮食安全、食品安全责无旁贷，农业主业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重中之重。在小规模农业、小规模土地的基本约束下，整个中国的农业产业革命如何推动？这需要投资农业产业，尤其从事粮食和食品产业的企业，要与地方政府进行有效的合作。

首先，一个县域要能够做成相应的主导产业，应依托当地的比较优势，政府与企业之间开展合作。发展农村主导产业，就是要提高单位土地的报酬，实现土地、资本、劳动、技术和资产要素的有效组合，进而提高农业的规模报酬，使这个产业变得更有竞争力。这不仅需要企业认真探索，也需要政府与企业之间进行有效合作。

其次，要提高乡村产业本身的复杂度和知识含量。历来中央文件包括一号文件出台了很多关于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政策。在此背景下，要让企业有钱可挣，需要重新定义乡村产品。现在农产品的复杂度太低，基本局限于田间地头，缺乏知识的含量和人力资本的含量。提升农产品的价值含量，打造更多“名优特”产品，往往需要企业家的努力。

第三，在乡村与城市两个空间平等发展的前提下，整个县域级产业的发展应该为企业提供更多乡村发展的空间。

企业进入乡村投资，农民信任企业投资者的最重要指标，不是在这里圈了多少地、上了多少项目，而是看你是不是真干实干。如果一年365天只有5天在乡村，其他时间都在天上飞，当地农民估计永远不会相信你，投资项目也很难实现盈利。

当然，也有很多农村投资项目是非盈利性的。对于企业来说，村庄公共服务的改善，道路、桥梁和其他设施的改善，以及很多文化建设，都是体现企业社会责任的投资。这些项目不能完全依靠政府，而要把它们作为一部分社会责任进行投资，以此赢得农民的信任，从而为乡村投资项目获得盈利性机会。

乡村投资的特殊性呼唤社会责任

在乡村振兴战略下，企业进行乡村投资为什么一定要强调社会责任？其原因不仅是农村产业的弱质性问题，还包括乡村投资的特殊性。

第一是土地。乡村所有的投资都与土地相关。城市的土地可以盖房子，乡村的土地是农民的“根”和“魂”，一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为什么很多乡村投资项目强调集体所有制不能改，就是因为农村土地具有特殊性和可持续性。

现在很多土地投资项目都很注重土地整理，却忽视了对土地的长期可持续性的投资。日本的地往深挖，土还是黑黝黝的，因为他们使用了大量的有机肥。反观国内一些项目，一把化肥撒下去，大型农机高效率运转，土地被压得出现板结化，导致肥料下不去，土地的整体结构变得非常畸形。

第二是生态问题。生态环境决定了整个乡村和城市的特殊性。习近平总书记为什么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水青山要变成金山银山，需要对整个生态环境的保护，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因此，企业在进行农村投资的时候，必须承认生态本身的价值。

第三是乡村的人。城市是陌生人的社会，农村是熟人的社会，正如费孝通所讲的礼俗社会。如果只用法律、契约，我们很难和农民打交道，彼此之间的信任往往建立在大量非正式规则的基础上。

中国实现现代化必须解决乡村的问题，企业家进行乡村投资实际上是一种社会责任。如果企业在下一轮发展中不关注乡村问题，实际上是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漠视。解决乡村问题拥有大量的机会，我们进行乡村投资一定要认清乡村的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决定了乡村企业家其实就是社会企业家。

（编辑  宋斌斌）

区域问题是影响全局、关乎社会前途的重大问题。我国幅员辽阔，但地区发展很不平衡，运用国家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进而推动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是中国的一个创举，其效果已为过去几十年区域经济高速增长、日益协调的实践所展示和证明。可以说，区域战略在国家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与实践效果

严格地说，我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始于上世纪90年代的中期。针对日益拉大且比较显著的地区差距，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应当把缩小地区差距作为一条长期坚持的重要方针”，并强调“从‘九五’开始，要更加重视支持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逐步加大解决地区差距继续扩大趋势的力度，积极朝着缩小差距的方向努力”。[1]自此开始，缩小不合理地区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就提到了党和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之上。

遵循这个指导思想，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重大区域战略。到2006年，形成了以东、中、西和东北四大区域板块分类指导为特点的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针对“四大板块”战略覆盖的空间尺度仍然比较宽、“一刀切”状况依然是一定程度存在的事实，从2006年起，政府着手缩小区域政策的空间单元，通过为一些典型地区量身制订规划和方案，进一步将“四大板块”战略的实施加以深化、细化和实化。

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即“四大板块”战略的实施，特别是对之深化、细化和实化带来了十分明显的效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推动区域增长格局发生了革命性变化。所谓“革命性变化”，指的是前所未有的变化或根本性的变化。这个变化是，区域战略的实施扭转了长期以来东部地区经济增长一马当先、中西部与东部发展差距越拉越大的状况。2007年，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东部；而从2008年起，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全面超过东部。今天经济运行相对困难的东北地区，实际上从实施振兴东北战略的2003年起，一直到2012年，都曾实现了超高速的经济增长。实践表明，无论在计划经济年代还是在市场经济时代，东北地区经济发展都有过辉煌的表现。有人对东北经济运行有些担心甚至灰心，认为其发展难以出现新的转机，这种担忧是缺乏科学依据的，东北经济是可以搞好的，关键取决于我们怎样去做。

二是培育打造了一批重要的经济增长极。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东部地区的经济引擎能量得到进一步激发的同时，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皖江城市带、成渝经济圈等一批中西部地区的增长极迅速崛起，显示出蓬勃旺盛的增长活力。

三是有力促进了困难地区的转型跨越。一批革命老区、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和资源枯竭型地区摆脱贫困，驶入经济发展的快车道，这得益于中央出台的一大批直接服务于它们的政策文件与发展规划。例如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从实地调研到制定出台只用了90天时间。且这一文件措施实在，具有很高的含金量。经过这些年有针对性的扎实贯彻实施，赣南的发展面貌焕然一新，完全可以用“今非昔比”“翻天覆地”来形容。国家对乌蒙山、秦巴山等11个贫困连片地区和新疆南疆地区等三个深度贫困地区制定了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这些扶持政策为贫困地区加快脱贫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实践证明，基于适宜的空间板块运用战略规划和政策文件实施分类指导，对加快缩小地区差别、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十分有效的。这个过程不仅带来了显著的实践效果，而且实现了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理论和思想观点，完全可以构成一部中国独创性的区域经济学。

党的十八大以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得到进一步的重视，战略谋划实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党的最高层直接谋划与推动，一批区域重大战略陆续出台。与此同时，在政策指导上体现出一些新的特点，较为突出的有两个：一是更加注重跨区域、跨流域的经济区建设和一体联动。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等战略，所涉空间范围都是跨省域或跨区域、跨大流域的。二是更加注重聚力解决区域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最具标志性的就是实施扶贫攻坚战。绝对贫困是导致地区差距悬殊、影响区域协调发展的首要问题。经过艰苦努力，运用中国独创的方式，这场攻坚战成功实现了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在中华大地上第一次全面消除了绝对贫困，建立了全面小康社会。

今天，谋划、制定与实施区域战略和政策已列入各级党委、政府的核心议事日程，成为名副其实的“一把手工程”，也成为各地方各部门的自觉行动。地区的新领导、新班子到位后无一例外都把谋划区域发展格局作为优先开展的重点工作，区域战略与政策拥有的地位之高可谓前所未有。区域战略具有很强的感召力、集聚度和时代性，集高品位、强影响和大实惠于一体，作用举足轻重，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的根本支撑与关键抓手。中央要求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战略，促进东、中、西和东北地区协调发展。在今天，无论是短期谋划还是长期部署，区域战略与政策都成为当之无愧的主角。

实现区域重大战略协同联动的重要意义

我国地域广阔、情况复杂，尤其是区域发展严重不平衡。在实行“全国一盘棋”部署的基础上，根据不同区域板块的实际状况进行分类指导是十分必要的，能够大大提升区域战略指导的精准性、匹配度和有效性。虽然从空间上看，十八大以来所推出的区域重大战略是以跨省域或跨区域、跨大流域的，但从全国范围看，这仍然是一种区别了四大板块的另一种形式的分类指导。由于是一种基于较大地理空间的分类指导，换个角度看，它又是一种以自然地理为基础的相关省份间的一体联动，或者说是跨区域的一体联动。这样的一体联动有利于促进资源要素在更大范围流动和配置，从而能够提高区域整体经济运行的协调性和效率性。如果有科学理性的区域规划引领、坚强有力的组织机制推动、持之以恒的联动举措支撑等相配套，这种一体联动无疑有利于缩小战略覆盖区域各省份之间的发展差距，加快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我国国情区情复杂性的表现之一是，即使以单个省份而论，其内部各地区间的发展差距也是很大的。从这个角度看，任何基于较大地理空间的分类指导同时也是一种缩小版的“一刀切”。此外，一般的逻辑是，战略覆盖的空间范围越宽，务实操作的难度就越大，不仅会因责任主体不清而影响工作力度，也容易导致实际操作浅尝辄止、大而化之。这构成了区域经济理论中一对有趣的“矛盾”：从合作联动角度看，空间范围似乎越大越好；从分类指导角度看，空间范围似乎越小越好，而它们又都是有利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

不少学者的研究成果表明，近些年在地区分化加剧的同时，地区间的发展差距又有所扩大，其产生的具体原因是什么，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总结“十一五”及以后一个时期通过缩小政策指导空间单元带来的区域差距逐步缩小的成功经验，可以认定，秉持这样一种操作策略也是极为必要的，即在实施跨省域或跨区域、跨大流域的区域重大战略的同时，应着眼于一些空间尺度较小的特殊地带，量身打造具有针对性的战略规划和政策举措。这种基于区域板块细分的分类指导，能够弥补缩小版的“一刀切”或操作中“大而化之”带来的缺陷，从而有力地推动一些特殊地带摆脱困境、实现跨越发展。当然，这类基于较小空间板块的分类指导并非都需要由中央政府直接开展，其大部分应该是在国家指导下由省级行政区进行决策和实施。为了遏制区域差距扩大的势头，这项工作应与区域重大战略的谋划实施共同持续推进。

鉴于区域重大战略的独特功效和作用，必须促进各区域重大战略间的有机衔接和一体协同。这个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也会直接影响到对抑制不合理地区分化和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所做出的各种努力。

区域重大战略是依特定区域的自然环境、当前基础、主要矛盾、基本需求等基本因素而制定的，其所体现的基本目标、战略定位、主要任务、基本政策安排等各不相同。这种不同是“因区制宜”的必然选择，也是体现其实施效果的必由之路。但有着明确区域指向的区域战略，也为各战略间的相互隔断提供了潜在条件，如果对其进行封闭性实施就有可能形成两种情形：一是各自为战。各自独立贯彻所涉区域的发展战略成了一件十分自然也非常正确的事情，但这也使一些地区囿于圈中而跌入自我循环境地。从宏观层面审视，这就是一种地区间的战略分割，准确地说，是在相互独立运作中使战略差别演变成为战略分割。二是各司其政。实施不同的政策成为相关地区的当然职责，也相应阻碍了相关政策在地区间的融通和灵活运用，形成了地区间的政策极差。

“战略分割”将导致要素自由流动直接受到限制，一些基于先行先试所形成的经验与做法得不到及时扩展，而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性要素开放也面临障碍等后果；而“政策极差”必然带来地区发展环境的差异、所得红利的悬殊，造成各地区发展机会的不均等和发展权利的不平等。也就是说，战略分割和政策极差都可能给区域发展带来新的不平衡，也可能会带来不合理的地区分化。这个问题往往被人们所忽视，包括被区域经济研究者所忽视。大家更多关注的是区域战略本身对促进区域发展和国民经济发展的正面作用，而区域战略本身的显著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区域战略本身并不存在问题，但如何避免封闭性实施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正确的思路是，大力推动并实现区域重大战略间的协同联动。

推动并实现区域重大战略的协同联动要关注开发性和平衡性：一是最大限度保持区域战略间措施实施的开放性。除了存在较大社会风险的先行先试项目、地域特性很强的发展改革举措、需要中央特殊授权或特别审批的事项这三种类型，各区域战略中所涉及的改革发展安排原则上都应对所有地区开放。一些体现现代市场经济本质要求的制度规则，尤其应允许各地相互借鉴和自主移植。二是最大限度保持区域战略间直接政策红利的平衡性。除了对特殊困难地区明确给予的政策优惠，原则上不应通过战略规划等直接给予特定地区优惠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对处于经济发展高位的发达地区尤其如此。对这些地区的直接支持主要应集中在赋予其深化改革开放的先行先试权利上，而这种赋权又主要应集中于风险很大、成本较高、前景不明的试验项目上。一旦试验成功，应该及时向全国其他地区开放，防止因固化政策差别而形成或强化“马太效应”。

强化区域重大战略协同联动的探索空间

任何实践活动的推进都需要理论的引领和支持，区域重大战略的研究、制定、实施是如此，促进区域重大战略的协同联动也是如此。作为理论工作者，我们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担当和严谨的治学精神，在研究探索中应当把握住这样的导向或原则，即不仅要敢于批判，更要善于建设；不仅要讲否定什么，更要讲提倡什么；不仅要告诉不能做什么，而且要告诉应当怎么做；不仅要强调应当是什么，还要阐述只能做什么。总之，最为关键的是，既要提出问题，更要结合实际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与方案。

应当把推进区域重大战略间的协同联动作为一项重要使命，为之提供深刻的、源源不断的理论成果和政策建议。例如，各区域战略间的融合对接应秉持怎样的原则，可融合对接的主要内容有哪些，如何在实行战略开放中保障其直接覆盖地区必要的排他性探索权利，实现战略间协同联动需要构建怎样的体制机制，如何实现区域战略探索独特性和政策公平性的有机统一。与此相关值得研究的课题还有：不同层级区域战略实施对地区协调发展的影响、战略覆盖区域与非覆盖区域发展效应的差异、重大探索成果复制推广的原则与路径、区域战略协同联动的平台建设与运行，等等。

（编辑 杨利红）

值得注意的是，2016年以后，全球贸易和投资在全球GDP占比是上升的，发展速度快于世界平均GDP增长速度。其中数字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全球数字经济中，网络空间的视频、游戏、软件迅速增长，虽然这部分比重不是很高，但增长最快的是数字生产者服务。如果我们不能利用好这一部分高质量的全球流动的数字生产者服务，将会影响整个制造业转型升级。

数字技术为国际贸易复苏做出突出贡献

当前，学术界各方面对经济全球化包括国际贸易、跨国投资、技术流动，都持相对悲观的态度。但正是国际贸易的强劲增长，成为带动全球经济复苏的有力引擎，其中数字化贸易的表现是最突出的。

网络空间的数字贸易是可以复刻复用的，是“远在天边、近在咫尺”；无论是国外视频还是国内视频都是如此，所以数字技术的全球链接并没有额外的成本，跨境也特别方便。网络空间就是一个网络平台，和商品贸易有距离和运输成本不同，其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非常自然的现象。

2021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21.4%，跑赢各项GDP指标，“外循环”在这个特殊的时段不仅发展比较顺利，而且成为带动国内增长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同样，全球经济复苏中，国际贸易复苏明显快于GDP的增速。由于2020年是一个特殊年份，所以我们把2021年和2019年做了一个比较，可以看到，无论是全球、中国还是美国，国际贸易的复苏都显著快于GDP的增长。

在其中，数字技术为国际贸易的复苏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商品贸易总量中，数字技术含量最高的ICT(信息和通信技术)类商品贸易的比重明显上升，即该类商品贸易的增长速度最快。至于数据贸易占全球服务贸易的比重，近30年经过了三个阶段：上世纪90年代的比重比较小，2000-2010年期间开始明显增长，而过去10年，全球数据驱动服务贸易占到整个服务贸易的一半。所以说，当前数字带领的国际贸易是主要的增长驱动力。

数字技术的贡献不仅体现在宏观的贸易比重这个指标上，也体现在跨国公司微观指标上。联合国贸发会议最新发布的2021年数字跨国企业前一百名榜单，相比传统的前一百榜单，数字跨国公司成长迅速，资产总额、销售总额和净利润都看不出疫情的影响。总之，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数字贸易对全球经济复苏非常重要，起了非常强劲的引领作用。

全球数字生产者服务快速增长，带动了制造业转型升级。生产者服务是嵌入制造全链条过程中的，最前端有研发、设计、制造、服务，整个流程的安排、生产线的组织；其后有企业内部的管理、产业链的管理、供应链的管理、市场营销等。所以在制造过程中，服务所发挥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现代制造业的竞争能力除了硬科技之外，其他效率提升的节点都主要靠嵌入数字服务提升能力。目前数字生产者服务占服务贸易的比重在持续提升，在全球服务贸易中的比重已超过50%，成为主体部分。所以，我们不能把数字化仅仅理解为网上看视频、做游戏等等，数字生产者服务是数字服务中最重要的部分。

例如，数字设计服务平台可以聚合全球最顶级的、专业对口的工程技术人才一起参与研发。波音787的设计是30多个国家1000名以上的技术人员同步在平台上设计新产品，因为是有不同的零部件在不同国家的企业生产。以前工艺和功能的匹配是很复杂的问题，一般要靠头部企业逐个匹配，现在数字平台上直到最后形成实体样机之前，所有设计、图纸、零部件以及功能的匹配，全部可以在平台上实现。过去串联的研发工程现在变成并行研发，大大提高了进度，节省了工程时间和费用。因此，复杂数字技术嵌入工业设计，全球化的研发平台非常重要，正在成为一个主流的模式，可以利用全球的科技人员，而不仅仅是买一些技术专利或买一些软件。我们应该认真地对待这样一个新的机会。再高水平的经济体、再大的企业、再多的投入，也不可能在复杂产品上拥有世界最熟练、最成熟的工程技术人员，而是要动员分布在各国的科技力量共同努力，这是全球研发的过程。

数字贸易服务平台也正在发挥很大作用。海量的供应商和客户在平台上通过智能化的方式进行匹配，可以满足个性化、多元化的需求，并且和平台的规模经济很好地匹配起来，实现既有个性化又高效率的匹配，这是以往很难想象的一种贸易模式。全球国际贸易格局中，平台是非常重要的载体，平台有自己的治理体系和网上国际贸易纠纷的解决规则。因此，平台不仅是国内市场的共治者，也是国际贸易市场上的共同治理者。以前消费者投诉和赔付要通过国家之间的规则和程序，现在平台上的各方主要按照平台规则、平台守则来交易，效率更高、监管更有效。

数字时代最好的产品是集合全球多国能力的产品

当前，数字时代的国际技术交流合作日益频繁，最好的产品基本上是集合全球多国能力的产品。不能简单地以某国家进口技术的多寡来评价该国的技术实力。中国是ICT出口大于ICT进口，印度大量地做软件外包所以ICT软件出口最多，但国内做不了高端产品；美国是ICT技术出口和进口基本匹配，集成全球优秀技术做出了最有竞争力的产品。所以在技术迅速迭代、利用全球技术不是那么困难的情况下，每个经济体从品质、投入、速度各方面考虑，会尽可能地集合全球的技术优势发展自己。各国竞争力比较强的产品基本是进口技术和出口产品匹配比较好的产业。

数字时代，技术开源是主流。需要多链接，数据不断更新，技术能够运用到越来越多的场景，这是任何一个企业自身闭环做不到的。所以把软件基础部分开源以后，通过分步式的开发走得越来越远，连接越来越多，应用场景越来越广，这样的技术才有意义，除了自已谁也不用的技术，不符合数字时代最本质的特点，海量、链接和智能匹配，这些都需要开源的数字形态。

在科学发现领域，全球合作也日益深化。美国最近新发射的太空望远镜韦伯，比此前的哈勃望远镜提升许多。现在大科学项目也是多国合作的项目，韦伯是美国航天局、加拿大航天局和欧洲航天局合作的项目，欧洲航天局的成员单位有二十多个国家，这些国家的科技工作者一起来做这个项目。我国去年批准加入了世界平方公里阵列天文台项目，在1平方公里的地面布设数千碟形天线组成巨型望远镜阵列，可极大地提升巡天的深度、广度和速度。但是这样的项目，无论是资金能力、科技人员的力量还是数据分析能力，单个国家都做不了。所以现在高能物理基础研究项目、人类基因组项目、大型宇宙探测项目等，大都是全球合作的项目。这类项目的合作，需要一个数字平台把多方连接起来，平台本身就非常复杂。总之，数字时代的研发、销售和科学发现都是多国合作的项目，既有理念也有数字技术的支撑，这一切才有真正的平台和载体。

利用数字全球化的机遇提供发展新动能

中国月活移动端用户达到11.8亿，人均每日上网时长7小时，中国每天国民移动端上网时长将近80亿小时。所有互联网平台不管是干什么，社交也罢，购物也罢，娱乐也罢，总归要在网上实现。我们有这么大的互联网市场，真正可以做到规模经济和竞争效益的双重效应。一个超大市场允许规模效应和竞争效应同时存在，相关企业能够在国内成长起来，就可以成为非常有竞争力的数字企业，走出去也会很有竞争力。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技术领先的网络基础设施，5G基站、5G用户数量都是全球的60%-70%，这些是数字经济的发展所依托的重要基础设施。我们也有很好的制造业基础，有全球最大的制造业集团，产业生态完整，因此企业可以投几十亿、上百亿，从头部往下延伸，投入可以被分摊，带动的产业规模特别大，这是中国非常大的优势，我们可以在很多产业做到全球链接企业数量和产值最大的互联网平台。

中国产业门类齐全，很多产业研发从开始到消费端，链条都是齐全的，这也和国际上很多中小经济体不一样。我们在任何一个环节如有创新创意的加入，前后延伸的链条都很长，产业规模都很大，可以形成非常有成长性的产业。所以数字技术能够带来多环节增值，提升全产业链的国际竞争力，这些都是企业参与国际竞争非常好的机遇，一定要利用好这个机遇。以现在中国的市场、中国的企业、中国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参与到全球化的进程中是很有竞争力的。

总体上看，数字时代，跨境链接、跨界链接的成本极大地降低，收益可以显著提升。在数字时代，全球范围内资源配置和产业分工新一轮的红利已经出现，而且会延续相当长的时间，推动数字全球化时代到来，将成为疫后复苏和长期发展强劲的推动力量。我们的产业基础和企业竞争力，和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已经极大地改善，数字技术发展潜力尤其巨大，我们要推动数字时代的高水平开放，利用数字时代的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继续提升产业竞争力。

（编辑 尚鸣）

近期，全球市场对持续高通胀和经济增速放缓的担忧日趋严重。滞胀最为显著的时期是美国20世纪70年代，彼时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出现了经济停滞、大量失业和严重通胀并存的现象，被称作滞胀。形成滞胀的成因，学术界认为主要是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的供给因素带来通胀冲击。当然，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劳动生产率的停滞不前也对当时的滞胀产生重要推动作用。

2022年,世界市场出现了原油、天然气、粮食等方面的供给冲击。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主要经济体持续宽松政策对通胀的累积作用，全球主要经济体劳动生产率近十年以来的停滞，也让我们对潜在的通胀和经济停滞开始产生担忧。面对逆全球化对产业链的影响、全球宽松政策的后续效应以及疫情对供给侧的影响，全球会不会出现类似于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我国会不会面临通胀和增长停滞的风险？本文试图从不同经济体的供给状况来探讨中长期内可能的滞胀风险。

滞胀成因的现实比较

通胀的成因主要来自总需求的加速扩张、供给侧的冲击、超额货币的拉动、通胀预期的自我实现等。

来自供给侧的负向总供给冲击是20世纪70年代滞胀形成的重要原因。两次石油危机是彼时美国高通胀的直接导火索。由于地缘政治冲突引起的能源价格飙升，使得工业品石油价格压力增加，与之伴随的粮食价格同样出现上涨。1974年、1979年和1980年美国的通胀率都超过了10%。虽然美国彼时的核心通胀率的统计口径不断修改，货币政策制定者不希望能源、食品等供给方面的冲击影响宽松的货币政策趋势。但是，到了中后期，美国核心通胀率逐渐攀升，与整体通胀的差距逐步缩小。来自总供给的冲击是从成本端推升通胀水平，即便部分时间美国实施了价格管制，但换来的是通胀的报复性上涨。总供给侧的冲击是推升通胀的重要原因，但不是唯一的原因，更深层次的滞胀因素来自于需求侧和实体经济生产率。

 我们的研究发现，总供给冲击并不是形成滞胀的唯一原因，甚至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总需求和实体经济劳动生产率等因素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供给冲击发生之前，美国的趋势通胀率已经先行上升了一段时间。在1965-1970年期间，美国通胀率已经明显提高，主要原因是持续扩张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名义工资增长率等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加上通货膨胀率,实际工资增长在理论上应该与劳动生产率增长一致。劳动力价格不能根据生产率的变化作出相应的调整，在现实的经济运行中屡见不鲜。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放慢始于20世纪60年代，而且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劳动生产率的趋势增长率已经低于二战后20年平均增长率1个百分点，显示出实体经济的劳动生产率的疲态。

目前全球经济面临地缘政治引起的原油、天然气、粮食等价格高企的供给冲击，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主要经济体持续宽松政策对通胀的累积拉动作用，主要经济体劳动生产率近十年以来的停滞，让人们对潜在的通胀和经济停滞产生担忧。如果我们面对的通胀和经济衰退压力只是周期性的，比如持续1-2年，还不能称之为持续的滞胀压力；如果我们面对的压力是结构性的，通胀和经济增长放缓将是长期现象，甚至如美国在20世纪的整个70年代，那么我们就要高度重视目前可能的全球滞胀苗头。

地缘政治冲突的因素如果能在短时间内结束，那么全球滞胀的风险将大为缓解。逆全球化带来的全球产业链割裂和分工不畅，将人为地提升工业品和消费品的价格中枢，不利于全球通胀的缓解。2008年以来出现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如果谨慎地消化巨量的货币存量、资产价格泡沫，逐步退出非常规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也将对全球滞胀风险产生重要的影响。人类对于疫情的控制，总需求和总供给的恢复，对缓解中长期的滞胀压力具有重要的意义。现实的全球经济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带来了经济发展高度不确定性，不过困难只是暂时的，我们一定能战胜那些阻碍人类进步的暂时的沟壑，使供给侧、需求侧和政策面的问题一一迎刃而解。

中长期来看全球不同经济体的滞胀风险

从历史上看，中国的通胀水平与货币发行增速之间相关性并不强，且略滞后。相对而言，部分国家实施了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释放了较大数量的货币，却带来了恶性的通胀，比如南美等部分经济体。从近十几年各国的实践来看，宽松货币政策确实与通胀存在正相关的关系，但不一定带来恶性的通胀。本部分阐述近期对于各个经济体不同供给函数对通胀和经济增长的不同反应的思考。

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否带来持续的通胀和经济停滞的压力，取决于这一经济体整体的生产供给能力。我们将经济的生产供给分成两个部门：低生产效率部门和高生产效率部门。按照货币数量方程的角度，古典理论（）认为，货币政策宽松对生产并没有显著影响，所以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主要体现为价格的上升，即为通胀。事实上，货币政策宽松对生产有影响，且各行业影响不一。

低生产效率部门(比如说资本深化较低的部门)在面临货币宽松的时候，供给能力较弱，不能在低利率环境下迅速扩大供给，那么宽松的货币政策很容易体现为产品价格的上涨。高生产效率部门(比如说资本深化较高的部门)在面临货币宽松的时候，供给能力较强，可以在低利率环境下迅速扩大供给，那么宽松的货币政策不会体现为产品价格的上涨。当供给增加较快时，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供给，有可能体现为产品价格的下降，即宽松的货币政策与部分行业的通缩共存。

低效率部门的生产效率较弱，宽松货币政策很难提高供给产出：

高效率部门的生产效率较强，宽松货币政策容易提高供给产出：

那么，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各个不同经济体为何反应不一样？主要因为各个经济体中低生产效率部门和高生产效率部门的比例不一样。比如，当一个经济体中高端制造业(较高资本深化，近似高生产效率部门)占比达到一定的阈值，宽松的货币政策虽然在低生产效率部门表现为产品的通胀，但在高生产效率部门则表现为通缩。当一个经济体里高生产效率部门占比超过阈值(这一阈值可以通过国际比较和历史数据得到一个大致的经验数值)，那么宽松的货币政策未必带来较高的整体通胀水平，比如制造业较强、工业部类较广的中国、未来的越南等。反之亦然，低生产效率部门占主导的经济体，宽松的货币政策带来的很可能是通胀，比如南美部分经济体。美国的货币政策具有外溢效应，从全球范围来看，只要全球高生产效率部门的国家足够多，占比足够大，那么即便美联储持续宽松，也不会带来显著的通胀压力。

综上所述，宽松的货币政策对于不同的经济体效果并不一样。中国制造业较强、工业部类较广，具有较高比例的高生产效率部门，也有较大的空间可以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所带来较为持续的显著的通胀压力可能性较小。即便来自于供给侧的原材料价格上涨，经过工业部分等实体经济部门的较高生产效率的对冲，实际落到最终产品的价格上涨将不会出现持续的上涨压力。一些低生产效率部门占比较大的经济体，因为供给能力较弱，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很快体现为通货膨胀。因此，从中长期来看，全球不同经济体的滞胀风险主要取决于各个经济体实体经济的生产效率。

短期而言，美国通胀压力不减，明年将面临衰退风险

按照我们的模型分析的结果，美国通胀模型基于美国超额货币需求、大宗商品涨价和通胀预期等因素，美国整体通胀在未来一个季度不会出现明显的缓解。由于夏季出行等季节性因素和基数效应，美国通胀三季度可能维持在7.0%-8.5%之间。同时，在油价的中性假设下，美国通胀在2022年年底可能维持在6%-7%的水平，美联储紧缩货币政策的进程仍将持续。

美联储等机构之前低估通胀压力的一个原因，是通胀预测模型沿用了传统的产出缺口模式，这一模式在全球疫情严重影响总供给的背景下会产生对通胀趋势的误判。由于全球疫情的影响，全球部分生产国的总供给函数出现收缩，严重影响了依靠产出缺口的通胀预测模型。

我们的通胀预测模型主要依赖于超额货币需求、大宗商品和通胀预期等因素。随着利率市场化和金融市场的发展，总量的货币数据在预判通胀和资产价格泡沫等方面的作用在下降，大量的信用货币使得总量的货币统计和定义变得非常困难，因而对政策的指导意义下降。但是，总量货币数据如果剔除实体经济真实交易部分的货币量，对于通胀预测(提前两个季度)和资本市场信用扩张的预判将有较好的引领作用。传统意义上的货币供给统计，并不一定在当期全部进入实体经济进行交易和流通，有部分货币可能被微观主体闲置、进入金融市场或其他虚拟经济的资产领域。为了进一步探索通胀与货币量之间的关系，我们重新定义并通过计量模型测算了真实进入实体经济流通和生产领域的货币量，即为本文所称的真实货币量。

按照公式的定义：

真实货币量=货币当局公布的货币量-闲置的货币量-虚拟经济的货币量

短期而言，我们发现，这部分的真实货币量领先于通胀大约两个季度，即真实进入实体经济的货币量可能会在1-2个季度以后影响通胀水平。当资金流入资产领域较多时，货币当局公布的货币总量增速虽然较高，但很多并没有流入实体经济(或者虽然一开始流入了实体经济，但实体经济的资金不进行再投资和生产，资金空转再流入资产领域)，实体经济的通胀水平依然可以保持平稳。当资金真实地流入实体经济较多时，货币当局的货币供给较大时，通胀可能被这部分真实流动性推动到较高的位置。

短期美国通胀对于供给冲击的敏感性风险是：如果地缘政治引起的原油价格、粮食价格能在短期内得到缓解，原油价格逐步回落，2022年年底回到85-95美元/桶，那么2022年年底美国通胀可能降低至6%-7%的水平；如果地缘政治局势没有在短期内得到缓解，原油价格2022年年底仅回落到110美元/桶左右，那么2022年年底美国通胀可能维持在7.5%的水平。当然，如果原油价格因为各方面的因素持续攀升，那么对全球通胀的影响将更加显著和深远。

与此同时，美国房地产市场、企业设备投资和产成品库存数据，以及近期的PMI数据和消费者信心指数显示，持续高通胀对于经济增长产生压力。同时，美联储接下来的加息和缩表政策，也将在1-2个季度以后开始影响企业生产性投资的资金成本和劳动力市场。种种迹象表明，美国在2023年可能面临经济增长放缓的风险。就全球而言，欧洲的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甚于美国，经济增长压力在货币政策收紧的预期下更加显著。

我国是否会面临通胀和增长停滞的风险？中长期而言，我国在全球各大主要经济体中，实体经济的劳动生产率较高，虽然近年来呈现下降趋势，但是横向来比，还是远高于部分发达经济体。因此，面对同样的全球大宗商品价格高企的压力，实体经济通过较高的生产率实现了对终端产品价格上涨的对冲，我国2022年的通胀压力并不显著。从增长趋势上看，虽然近年来我国潜在产出缓慢下降，但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机会层出不穷，经济结构变化、产业内结构变化日新月异，依然是全球最富活力的经济体。随着疫情的缓解、宽松政策的发力，我们相信，中国经济并没有遇到经济增速停滞的风险。短期而言，中国可能受到大宗商品价格的成本传导，猪肉、粮食等价格的缓慢传导，通胀水平可能出现缓慢抬升，但是幅度和持续时间显著低于全球其他主要经济体。整体而言，如何摆脱滞胀风险，全球应该减少供给方面的冲击，顺应全球化的趋势，做好做强实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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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了制度型开放[1]，这是在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挑战背景下，中央为继续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而做出的重大决策。对于制度型开放的基本内容和重大意义、制度型开放面临的严峻挑战、实施制度型开放需要做什么、如何贯彻中央的重大决策，本文提出一些看法和建议。

制度型开放的重大意义

持续发展背景下的主动对标

“制度型开放”这一表述，是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的新要求，“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要适应新形势，把握新特点，推动由商品和要素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 2021年3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进一步强调，“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持续深化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稳步拓展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构建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2]中央就对外开放提出的新要求，尤其是对制度型开放，包含以下基本内容：

第一，逐步由政策型开放转变为制度型开放。在商品和要素开放的初级阶段，我国的经济体制正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对市场经济体制中的许多机制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进行探索，因此不可避免地需要以灵活的政策型开放为主。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化，“放管服”改革向纵深推进，政府行为的规范化，使得这些改革逐步以制度、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形式固定下来，需要促使我国在对外开放中逐步转变为相对稳定的制度型开放。

第二，国内规则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我国不仅要在商品和市场要素层面上对外开放，在规则和制度层面上也要对外开放。规则和制度层面上的对外开放要求我们既要统筹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3]，又要主动对标国际通行规则，包括主动对标WTO多边经贸规则中的基本原则和制度，在法律移植和法律输出[4]过程中建立起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国内规则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

增创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习近平主席在谈到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时指出：“要深入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增创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5]适应新形势，把握新特点，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要通过实现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增创我国国际合作与竞争的新优势：一是通过制度开放解决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方向问题。制度型开放需要主动对标国际通行规则，这一主动对标过程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来推进，同时要朝着国内制度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方向推进；改革我国经济制度中不符合竞争中性原则的制度；改革政府管理中不公开、不透明的制度；要实现我国经济制度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这些制度型开放是以对标改革为基础，决定下一步深化改革的方向，对于增创国际合作与竞争具有重大意义。二是通过制度型开放解决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中成本优势减弱的问题。走向全方位对外开放，即从货物贸易到服务贸易、技术贸易、数字贸易、碳中和贸易；从实体经济到金融、虚拟经济；从国际贸易到国际投资；从商品和要素市场到其规则制度等，各方面都要提升对外开放的质量。在改革开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我国传统的土地、劳动力等低成本的竞争优势正在减弱，尤其是在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经济领域中，土地、劳动力等传统低成本竞争优势呈现出边际效益递减的趋势，而制度比较优势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因此，通过制度型开放发挥比较优势在新经济领域具有重大意义。制度型开放是适应新形势、新特点的对外开放；是促成国内规则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对外开放；是高水平增创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对外开放。

中央提出制度型开放的决策，是将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更好地融合在一起的战略自觉；是对国际通行规则体系这一国际经贸领域里的公共产品的一次主动对标，意在建立更加平等、公开、公正、可预期的国际通行规则体系；是一次需要克服固有观念，伴以思想解放的一种更加主动、更高格局的对外开放新策略。

制度型开放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作为一项对我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具有重要意义的决策，制度型开放在贯彻实施过程中将不可避免地面临严峻的挑战，能否有效、有力地回应挑战是决定其成败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国际规则层面：三大矛盾被激化带来的严峻挑战

2022年6月17日，WTO副总干事张向晨在接受澎拜新闻记者采访时指出：“WTO的结构性问题、体制性问题没有解决，各方的利益如何在越来越复杂的全球化的竞争中来加以平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发达国家之间内部的矛盾、发展中国家内部的矛盾怎么来处理？这些都是非常复杂的问题。”他指出的WTO结构问题中出现的各种矛盾，也折射出我们在国际化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各类矛盾的挑战。

龙永图曾经说：“入世谈判时中国始终坚持了两个很重要的原则：一是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二是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6]这表明中国入世时就在发展利益和制度利益两个方面同美西方国家存在矛盾，现在无非是矛盾激化，引发了安全利益的对立和冲突。结合国际经贸规则发展的历史，我们认为，中国和美西方国家在国际经贸规则领域里的关系始终涉及三方面主要矛盾：

第一，发展利益矛盾。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低于发达国家，导致发达国家企业与发展中国家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可能获得不公平竞争利益，从而在各国之间产生矛盾。我国和美西方国家在发展利益矛盾方面的核心冲突问题包括：中国是否仍属于发展中国家，是否在利用其发展中国家的待遇获得不合理的竞争利益。

第二，制度利益矛盾。由于各国在与市场经济相关联的国有企业和国家产业政策等制度方面存在差异，导致相关国家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可能获得不公平竞争利益，从而在各国之间产生矛盾。我国和美西方国家在制度利益矛盾方面的核心冲突问题包括：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是否属于市场经济，是否与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形成的国际经贸规则的基本原则和制度相对立和冲突，是否必然导致国家间不公平竞争。

第三，安全利益矛盾。由于国家自身经济竞争和发展，可能导致对其他国家安全利益的影响，各国为维护其自身国家安全利益，进而在各国之间产生矛盾。我国与美国在安全利益矛盾方面的核心冲突问题包括：中国的制度安全是否需要得到承认和保护，中国发展的哪些事项威胁了美国的国家安全，美国是否在滥用国家安全，用不合理的制裁、脱钩等方式损害中国利益，抑制中国发展。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三大矛盾交织在一起产生了“共振”，加剧了三大矛盾的对立和冲突，极大地增加了我国国内规则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型开放的难度，这是我们必然面临的严峻挑战。

美西方国家策略层面：美国提出的投资、结盟、竞争策略带来严峻挑战

美国错误地认为，发展利益矛盾和制度利益矛盾已经发展到了对立和冲突的程度，并导致制度利益矛盾和安全利益矛盾不可调和，因此提出了投资、结盟、竞争的应对策略。为此，美国联合其他西方国家在国际上企图促成以下共识和措施：

第一，达成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不属于市场经济的所谓“志同道合”的共识，并以制度利益矛盾不可调和为由，主导将WTO多边经贸规则向“拉帮结派”的区域性规则转变，建立不包括中国的区域性规则，同时联合区域规则体系各成员国与中国形成所谓竞争关系，共同遏制中国经济的发展。例如，美国联合欧盟、日本从2017年开始发表了数份联合声明，认定中国特色的经济制度是非市场经济制度；[7]2022年5月启动的由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IPEF）[8]等等。

第二，以完善发展中国家享有的特殊和差别待遇制度为由，取消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待遇，激化中国和美西方国家的发展利益矛盾，进一步遏制中国经济的发展。

第三，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国家安全例外条款，并依据其国内法对中国施加各种不合理的制裁、脱钩措施，意在从国际供应链中排斥中国，激化中美之间的安全利益矛盾，继续维护其全球霸权地位。美国这种错误判断可能严重激化矛盾，其主导将WTO多边经贸规则向“拉帮结派”的区域性规则转变的做法，是制度型开放必然面临的严峻挑战。

国内制度层面：我国经济制度与国际通行规则的差异带来的严峻挑战

随着中国全方位开放的深入，中国诸多开放领域都与国内制度密切相连，例如服务贸易的商业存在，投资的国民待遇，数字经济的国家安全，绿色发展中碳中和的国家责任等。只有使这些国内制度与国际经贸规则中的相关规则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不再形成制度障碍，全方位开放才能得到制度保障并顺利实现。由于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国的市场经济与美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是有所不同的，制度差异导致的矛盾，既需要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属性，又需要改革其中不符合国际经贸规则和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原则的相关制度。如果不能很好地厘清应该坚持什么、改革什么，也会使国内规则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型开放面临新的挑战。

应对挑战，推动制度型开放的措施：对内改革与对外融合并举

坚持合作发展，是应对制度型开放所面临挑战的基本策略。中国要继续坚持经济全球化，在认清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国家间矛盾冲突本质的基础上，提出解决国家间矛盾的中国方案；以最大的诚意避免或减缓矛盾和冲突，促使相关国家逐步重新回到合作发展的道路上，维护经济全球化的继续发展。制度利益矛盾在我国入世时就存在，美国主导的区域性规则针对的主要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有必要以解决制度利益矛盾为基础，在缓和或解决制度利益矛盾的前提下，循序渐进地推动缓和或解决发展利益矛盾和安全利益矛盾，避免三大矛盾同时激化产生共振。与此同时，将各国在新形势、新特点背景下产生的新需求，通过法律移植和法律输出体系性地融和在一起，两大举措并举。

一方面，我国需要通过法律移植主动对标国际通行规则，改革国内不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制度，使得我国制度在与国际通行规则的衔接中更加通畅；另一方面，我国需要将经济发展中形成的有益于其他国家借鉴的成果经验和有益于缓解或解决各国矛盾的成功方法形成法律输出。只有这种双向的制度型开放才能使我国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结合起来，使我国国内规则和国际通行规则衔接起来。

对内改革：通过法律移植对标国际通行规则，深化国内经济改革

我国与美西方国家在制度利益矛盾方面的核心分歧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否仍然属于市场经济？这是一个国内规则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过程中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条、第七条和第十五条的相关规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是主导力量、按劳分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三项原则[9]，这三项原则是实现我国经济能够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社会主义属性的制度保证。现有多边经贸规则既没有规定国家只能按什么比例设立多少国有企业，也没有规定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只能起什么作用，更没有规范各国的分配制度。实践中有不少国家，比如新加坡和一些发展中国家，不仅设立了大量国有企业，而且这些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其在历史上和现实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相似的经济制度。因此，依据中国宪法规定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与多边经贸规则并不是矛盾的，也是中国必须坚持和维护的。

我国和美西方国家在制度利益矛盾方面对立和冲突的关键问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三项原则的实现路径是否与多边经贸规则相一致。根据国际经贸规则基本原则和立法精神，除非涉及国家安全，在企业市场竞争微观层面，政府应该促使和鼓励各种所有制企业通过市场竞争机制公平参与竞争，在各种所有制企业公平竞争基础上，实现国家宏观层面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的经济制度。换言之，政府不应该通过对不同所有制企业适用不同的行政保护措施和产业政策来实现国家的宏观经济制度。这与我国反对美西方国家在国际经贸规则中专门加入针对国有企业的规则有着同样的道理和逻辑。

因此，我国可以输入上述基本原则和立法精神，并从以下三个方面考虑借鉴对标、深化改革：

第一，改革不符合商业考量原则的公有制企业相关制度。对于为了实现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而专门针对公有制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实行的国有企业分类、国有企业经营指标等制度中可能存在的不符合商业考虑原则的相关制度进行改革，使得各种所有制企业在竞争中性的法治环境中充满同样的竞争活力。

第二，改革不符合公平竞争原则的非商业援助相关制度。对于为了实现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经济制度，专门针对如何整体性发挥国有经济主导力量实行的产业政策、市场准入、指定垄断、对产业政策和国有企业的财政金融支持等制度中可能存在的不符合公平竞争原则的非商业援助相关制度进行改革，使得整个国家宏观经济能够在促进公平竞争的条件下发展。

第三，改革非公开透明和可预期的政府管理经济模式。改革政府部门某些通过政策性文件、部门规章，而非法律法规管理经济的方法，使得政府部门对市场经济的管理模式转变为更公开透明、更具全局性和更可预见的法治管理模式。

上述三项国内制度改革，既可以吸引外资发展经济，以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推动外资量增质升，也是我国经济发展成为自主创新经济所必需的。

对外融合：通过法律输出针对各国新需求，提出国际通行规则改革新方案

在国内规则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过程中，我国要对标国际通行规则深化改革，也要适时推动国际通行规则进行相应改革，完善和丰富关于缓和或解决矛盾方面的规则，使各国国内规则更易于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国际经贸规则在其发展过程中，为了缓和或解决矛盾，形成了针对不同国家的不同情况而适用不同规则的差异性规则体系：为了解决发展利益矛盾，形成了以特殊和不同待遇为核心内容的差异性规则；为了解决制度利益矛盾，形成了以替代国价格、反补贴等调整不公平价格为核心内容的差异性规则；为了解决安全利益矛盾，形成了以国家安全例外为核心内容的差异性规则。这些成体系的差异性规则在过去比较有效地缓和或解决了三大矛盾，防止了矛盾发展到对立和冲突的程度。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形势和新特点下出现了新问题，面对美国提出的以“选边站”的区域性规则替代包容性的多边规则的解决办法，挑起矛盾更加对立和冲突，是“逆经济全球化”的；真正能够继续维护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方法，将在坚持多边经贸规则基本原则和制度基础上，以前述成体系的差异性规则的方式，关联性、体系性地解决三大矛盾中产生的新问题（三大矛盾分别适用各自对应的规则解决），避免矛盾各方发生对立和冲突。

在三大矛盾中，制度利益矛盾是主要矛盾，因此，首先通过制度型开放的方式加以缓和或解决制度利益矛盾。第一，反对美国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定性为非市场经济，制定能够进一步合理调整由于制度差异形成的不公平竞争利益的新的差异性规则。第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一个很重要的特色是在有效市场基础上，对市场失效的领域发挥有为政府的积极作用，这对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其经济发展中摸索出来的这一经验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在缓和或解决制度利益矛盾的同时，我国更在缓和或解决发展利益和安全利益矛盾方面，提出国际经贸规则应当改革和完善的建议。这些建议可以包括：第一，反对不合理地取消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特别待遇，但争取在发展中国家资格认定、特别待遇给予和取消问题、经济全球化导致的国家间产业转移可能引起的国家产业利益保护问题等方面形成共识，制定能够进一步合理调整由于发展差异可能导致的不公平竞争利益的新的差异性规则。第二，反对美国任意将制度利益矛盾转变为安全利益矛盾，在国际范围滥用其国内法长臂管辖，并依据其国内法对其他国家实施制裁、脱钩的行为。在推动限制一国依据其国内法实施制裁、脱钩以及有效适用阻断法等问题上形成共识，制定能够进一步缓和或避免政治冲突的新的差异性规则；争取在国家安全制度包括事项中加入制度安全，保护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顺利发展，防止被恶意诋毁和不合理侵害。

综上所述，2018年中央工作会议做出了国内规则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重大决策，确定了下一步深化改革的方向。2001年中国入世后，随着经济发展，围绕着中国是否属于市场经济国家，是否仍然应给予发展中国家待遇，是否危害着美国的安全利益，产生了制度利益、发展利益、安全利益三大矛盾。其实这三大矛盾在其他国家之间也存在，国际通行规则中已形成了调整矛盾的三类差异性规则，并且比较好地避免了矛盾发展到对立和冲突的程度。但是面对三大矛盾，美国不是在现有差异性规则框架下调整矛盾，而是提出投资、结盟、竞争的策略，企图以拉帮结派排斥中国的区域性规则调整矛盾，这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必然面临的挑战。为了应对挑战，贯彻深化改革的重大决策，一方面应该以调整制度利益矛盾为抓手，主动对标国际通行规则中市场公平竞争的基本原则和制度，深化改革国内规则中不符合公平竞争的基本原则和相关制度，尽可能缩小与国际通行规则之间的差异。另一方面应该将各国对规则的不同诉求相互融合起来，特别需要针对美国滥用安全例外行为，研究制度安全诉求，坚持以体系性改革和完善差异性规则的方式调整矛盾，循序渐进地缓和或解决三大矛盾，避免三大矛盾发生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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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对印太地区的关注

印太地区作为一个地缘政治概念，可以追溯到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2012年的阐释：“太平洋的和平、稳定和自由通航与印度洋的和平、稳定和自由通航密不可分。日本作为最悠久的海洋民主国家之一，应该与澳大利亚、印度和美国一道，在维护两大区域的共同福祉方面扮演更加伟大的角色。”无论是从地缘政治还是经济增长角度，印太地区已然成为大国角逐的重心。

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呈现出“抱团出海”的趋势，以军事联盟护航，以“民主”、“人权”及可持续发展等价值观为引领，筹措巨额资金，准备大举介入该地区的经济合作与开发，并且明确宣示将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一争高下。                                     

2019年12月，日本发布《自由与开放的印太战略》，并呼吁其“四方安全对话”伙伴（美、日、澳、印）加入。根据其“优质基础设施伙伴倡议”，日本承诺要拨付2000亿美元用于投资非洲和南太平洋地区。同时，日本2021年3月份与印度和澳大利亚达成《供应链韧性倡议》（Supply Chain Resilience Initiative），分别提供200万至1亿美元的赞助，用于在伙伴国家建立和加强关键产品的制造能力，意在弱化这些国家对中国制造的依赖。

2019年11月，针对中国“红色的一带一路”，美国联合日本和澳大利亚提出了“蓝点网络——另类一带一路”（Blue Dot Network – BRI Alternative - SDN），其中制定对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评价标准，提供了国际认证。具体包括财务透明度、环境可持续性以及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其目标是动员私人资本进行负责任的海外投资。2021年6月，经合组织（OECD）宣布承诺支持将该计划向全球推广。这一计划正好迎合了拜登大举推行海外基础设施建设的战略构想，在零利率和负利率的情况下，对外长线投资变得现实起来。

2021年6月，拜登在七国集团（G7）峰会上提出了一项“重建更好世界倡议”（Build Back Better World - B3W），宣布至2035年筹集40万亿美元，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基础设施建设及援助资金。

2021年12月，欧盟委员会推出了“全球大门战略”（Global Gateway Strategy - GGS），决定在2021至2027年之间斥资3000亿欧元，在数字技术、气候变化与能源、交通运输、公共卫生、教育与研究共五大领域与发展中国家伙伴展开合作。已启动价值1350亿欧元的欧洲可持续发展基金，并积极筹备欧洲出口信贷平台（European Export Credit Facility）作为后续的金融杠杆。

表1 主要经济体的印太经济计划

自2018年至今，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荷兰、澳大利亚、印度、印尼和东盟纷纷发布了印太战略报告或印太政策指南，归结起来有四层意涵：（1）高度重视印太地区的战略地位和经济价值；（2）维护自由、开放、安全的印太空间与通航；（3）联合志同道合的盟友与伙伴开展价值导向的合作；（4）遏制中国在印太地区不断加剧的军事和经济的“扩张”，并防范中国“武统”台湾。

美国印太战略的演进

奥巴马政府提出了“重返亚洲”，意在以亚洲为重心，推进亚太地区经贸自由化进程。自2002年开始，借助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平台与11个亚太国家达成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特朗普一上台，便于2017年年初宣布退出了TPP，认为该协定对美国制造业是一场灾难，代之以扩张版的“印太战略”。此举一方面淡化了与该地区开展经贸合作的战略意图，同时加强了对该地区防务方面的协调和军力部署。自2017年美国官方在《国家安全报告》中将“亚太”转为“印太”之后，美国国家安全理事会和国防部接续出台了《美国印太战略框架》和《印太战略报告》，二者均聚焦于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安全，明确表明要应对来自俄罗斯、中国和朝鲜的挑战，以保持美国对该地区的战略主宰地位（strategic primacy），为如今的“四方安全对话”、美英澳安全协定（AUKUS）和“五眼联盟”的翻新奠定了基础。

2021年10月，拜登政府提出了《印太经济框架》（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 IPEF，简称“《框架》”）。这表明，美国政府对印太地区的经济价值，特别是对其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提起高度重视，希望在“地区安全维护者”的基础上，增加一个“地区经济协调与合作者”的身份。

然而，《框架》是否证明美国的印太战略向前推进了实质性的一步？能在何种程度上实现其设定的战略目标？价值引领，叙事宏大，广泛结盟，避实就虚，构成了拜登政府典型的内政外交作风。《框架》是这一作风的又一力作，已由拜登总统在2022年5月23日正式公布。

《框架》的核心内容和战略目标

《框架》将印太地区定义为美国经济战略的核心。在过去半年多的时间里，美国各相关政府机构试图为这一框架充实内容，并与盟国、伙伴和利益相关者广泛协商，征求意见，以期使之实质化。

《框架》在战略上确定了与印太地区开展合作的四个支柱领域：

1.公平和富有韧性的贸易，包括劳工、环境和数字标准等分主题；

2.供应链韧性；

3.基础设施，清洁能源和减排；

4.税收和反腐。

在四个支柱领域中，贸易一项由贸易代表（USTR）牵头，其余三项由商务部牵头，二者将根据具体议题会商财政、农业、通讯等部门制定实施计划。

按照拜登政府的计划，在今年上半年就每个支柱领域向相关国家和地区征求意见，然后利用18个月的时间展开协商谈判，力争在2023年11月召开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领导人峰会之前达成一系列协议。

《框架》的战略目标一开始就在美国内外制造了一个错影现象。拜登政府在国内强调地缘政治意义，声称意在遏制在该地区不断加剧的军事和经济威胁；而对希望笼络的印太伙伴则突出经济价值，声称是为了促进该地区的经济一体化，以增进参与各方的收益水平。

然而，拜登政府所谋者大。其总体原则在于，以最低成本编织盟友与伙伴网络，以实现壮大自身、削弱对手和控制世界的三重终极战略目标。

针对中国，拜登政府布局形成四面围堵的战略格局：（1）增强亚太地区的联合军事部署，以武力遏制中国的地缘扩张（重点在于南海与台湾）；（2）以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U.S.-EU Trad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 TTC）为抓手，增强对供应链上游的把控力，在高端技术设备领域对中国实施双钳封锁；（3）以《框架》为制度性安排，遏制中国在印太地区的经济影响力，并控制供应链的制造环节，以弱化对中国制造的依赖；（4）推进价值观和政体认同，动员主要经济体选边站队，提高社会责任审核标准，并抛出海量投资诱饵，以“重建更好世界倡议”、“蓝点网络”和负责外宣的“对抗中国影响力基金”来贬损和阻遏中国“一带一路”多边项目合作。

到目前为止，《框架》仍然停留在原则性的倡议阶段，许多关键细节尚付阙如。

《框架》的性质及缺陷

首先，《框架》既没有框定清晰的范围，也没有设定明确的标准。美国一再声称，《框架》是开放、包容和自愿的，决不是“内部人俱乐部”（insiders’club），但没有定义印太地区的范围以及自愿加入的资格标准。这种模糊性将直接影响《框架》的覆盖范围和潜在的成员资格认定。按照美国一贯的外交政策、拜登的口头禅——志同道合（like-minded）及其上任以来所接触的国家领导人来判断，《框架》将采取画圈分层的模式。连同美国自身，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日本、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越南、文莱、印度共13个经济体已成为首批成员，他们在表面上认同美国主张的民主理念、经济体制和经贸政策与规则，而实际上则采取观望的态度，看看究竟能从中得到怎样的好处。至于南亚和西亚的柬埔寨、老挝、巴基斯坦、尼泊尔、斯里兰卡、孟加拉国等众多国家，以及更边缘的巴布新几内亚、东帝汶以及其他太平洋岛国，则不在美国考虑之列，更不包括印度洋西岸的非洲国家，而缅甸则是在政体和人权问题上继续遭受美国制裁的对象。尽管加拿大、墨西哥、秘鲁、智利均属CPTPP和APEC成员，但美国迄今无意邀请他们任何一国加入其中。与其说这是一个印太框架，倒不如说是一个西太平洋框架。

拜登在5月12日东盟领导人会议上承诺，将为东盟提供1.5亿美元的援助，用于基础建设、安全、防疫等项目，并声称派出一艘海岸巡逻艇帮助当地抵御中国的非法捕捞。这一看似具体的承诺仍然属于零星而吝啬的打赏，说明其泛印太地区的经济战略计划远未成型，徒然以示好的方式动员东盟对抗中国。

其次，《框架》没有明确经济合作的形态。美国明确声明，《框架》不是一项类似CPTPP的紧密型的多边经贸协定，而是一份建立在意识形态基础上的合作倡议，试图以分散而灵活的方式构筑多渠道、多领域的经贸协调机制。如此一来，美国凭借其优势地位，可以摆脱众口难调的集体谈判和一揽子协定的约束，根据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挑选合作对象，并确定优先选项。就美国参与的机构而言，除了贸易代表和商务部牵头之外，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财政部、农业部等多个部门均可共同介入。鉴于他们各自有着不同的侧重点和利益诉求，这种方式也让白宫扮演了一个和事佬的角色。更致命的缺陷在于，《框架》属于白宫的行政决策，并未得到国会的授权和批准，因此不排斥被国会或下一任政府否决的可能，既而重蹈TPP胎死腹中的覆辙。

再次，《框架》没有系统的蓝本和磋商机制。《框架》提出了一份开放式的邀请，原则上印太地区的任何国家和地区均可就一揽子项目或者就某单一项目加入磋商。然而，且不论成型的范本，就连具体的操作方式也模糊不清，这包括对口的磋商机构、时间表和路线图、具体议程、操作规范、早期和最终收获。可以想见，效率低下的拜登政府当前的主旨，一方面是在国内响应国会的压力，另一方面是在向印太地区发出示好的信号，表面上拿出一副开放包容的姿态，实际上是官僚机构没有信心和能力拿出一套系统而具有预期约束力的方案作为磋商的蓝本。

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其他行动

随着美国《芯片法案》的出台及其配套资金的落实，美国盯住的直接目标是集中在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高端芯片的制造能力，企图进一步锁定其半导体产业链的稳定供应，甚至动员这些产业迁移至美国本土。这是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极力鼓吹的重点项目，也是其亚洲之行的目的之一。

针对印太地区，美国贸易发展署在2019年启动了两个为期3年的项目，一个是覆盖广泛的“贸易回流培训计划”（Reverse Trade Mission - RTM），一个是“印太标准与技术合作计划”（U.S.-Indo-Pacific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 Cooperation Program - IPSTC）。培训内容包括能源、通讯、公共卫生和交通运输共四大领域，其中暗含了两个条件：一是这些国家代表向美方提供这四大领域的信息，并接受美国指导实施规范管理；二是美国借此向这些国家输出设备、技术和管理咨询服务。“印太标准与技术合作计划”也预设了两个战略目标：一是以信息共享的名义系统收集印太地区的地理、产业及基础设施信息；二是向该地区输出美国技术及监管标准，为美国的安全和经济战略铺平道路。美国贸发署委托美国国家标准研究所成立了12个专业团队，围绕智能电网、交通运输、能源储备、智慧城市、网络安全和医疗器材共六大领域制定技术和监管标准。这些标准规范一旦在印太地区得到推广，“蓝点网络”就有了在该地区对主要项目进行审计评价的标准，而更为严峻的是，可能对其他国家参与这些领域的项目在技术和监管标准上建立排他性。

美国国会专门创建了一支“对抗中国影响力基金”，用于支持其全球媒体部署在中国台湾设立“亚洲区域新闻基站”，以扩大意识形态宣传，一则笼络印太地区的基层民心，二则诋毁中国形象。

IMF在华盛顿会议上明确表示，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贷款及约定缺乏透明度是国际金融机构至为关切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制定一套新的国际贷款规则，集中强调透明度。建议规定：（1）对于未披露的贷款，债务方可以主张免除偿还义务；（2）任何国家向国际机构以及“巴黎俱乐部”成员提出贷款请求，必须披露向其他国家的借贷以及相应的借贷协议，否则将取消其告贷资格。倘若付诸实施，这将对中国在印太地区以及整个“一带一路”的贷款项目带来新的挑战。

印太地区的反应

多数印太国家和地区对美国意欲深化与该地区的合作表示欢迎，但其中不乏迷茫与分歧。不难理解，除了精英阶层的美国情节之外，美国的技术、美元和市场对他们有着巨大的诱惑力；当然，少数国家和地区也希望美国在该地区的深度介入能够对中国发挥制衡作用，使之可以在两大政治经济体当中两头下注，左右逢源。

美国知名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经济部的调研结果显示，印太地区的潜在伙伴态度积极，但感到无所适从。通常的谈判都有一个围绕核心议题进行讨价还价的过程，而《框架》仅仅勾勒出了关键的合作领域，因此他们不知道从何处谈起，也不清楚各方应承担怎样的义务。

多数CPTPP成员国反映，美国与其另立一套规则，倒不如干脆重返CPTPP。如果说奥巴马政府推动的TPP排除了中国，而拜登政府的《框架》意在将排斥中国作为前提条件。鉴于拜登政府表里不一的双重战略目标，印太国家担心会成为美国地缘政治的工具，最后堕入地区安全和经济增长双双落空的窘境。他们希望维护自身的主体地位，在美中两大政治经济体之间寻求一个最佳的发展空间，而不是充当其中任何一方的代理人。另外，他们对中国台湾的敏感处境心知肚明。倘若中国台湾作为独立经济体被允许加入，则中美之间可能的矛盾升级必然带来殃及池鱼的消极影响。

在4月18日与戴琪的一场视频会议中，台湾当局“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总谈判代表、“政务委员”邓振中强烈恳求成为《框架》的正式成员，但戴琪刻意岔开了话题。在回答国会质询时，她将台湾地区称作“基干性的伙伴”（essential partner），但以《框架》没有详细的会员计划为由回避了这一问题。美国议会则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甚至将台湾地区的“会员资格”问题当作一项故意激怒中国的手段，继续向行政部门施压。美国参议员Bob Menendez坚称，实行“民主治理”的台湾是一个与美国经济安全密切交织的关键战略和贸易伙伴，将之排除在《框架》之外，意味着使美国丧失了一次战略机遇。国会两院由200名议员签名致函贸易代表戴琪和商务部长雷蒙多（Gina Raimondo），明确敦促其邀请台湾加入《框架》。信函声称，“台湾的加入也会发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即美国与盟友和伙伴站在一起，不会使其受到中国政府的欺凌。”不过，除了打出“民主”牌之外，中国台湾地区的半导体产业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关键地位，是令美国垂涎的，也是台湾要求加入《框架》的筹码。

结论

鉴于印太地区作为国际地缘政治和经济重心的特殊地位，在最近三年中，西方发达国家快速构筑起针对该地区的战略框架与合作模式。不同版本的印太战略是多个角色交织博弈的综合性产物，美国虽然担当了一贯的霸主角色，但其他国家的战略动议和利益诉求亦不容忽略，尤其是日本基于显见的历史轨迹和现实野心，在其中持续扮演着主要操作者和协调者的角色。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些国家纷纷祭起“民主”、“人权”与“善治”等意识形态和伦理标准的大旗，试图以卫道士的姿态冲淡对该地区战略和经济利益的觊觎。

美国从来没有淡忘对印太地区的主宰地位，只是每届政府的侧重各有偏差。《印太经济框架》是美国地缘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教育等多重印太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聚焦于经贸合作的规划尚处于雏形阶段，缺乏具体而实质内容，但不容忽视的是，美国与该地区的多个经济体已保有多项双边和小多边的安全及贸易协定，而且多个政府部门、高端智库和非政府组织一直与该地位的不同国家保持密切沟通及项目合作。另外，美国的跨国公司在其中始终发挥主力军的作用，政府的动作主要是为本国企业开拓海外市场铺路的。因此，有必要将《框架》置于美国乃至整个西方国家印太战略的大背景之下进行解读。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纷纷制定多个版本的印太经济战略，并公开声言是中国“一带一路”的替代版本，意在贬抑和排斥中国与该地区不断深化的合作，并试图教唆当地国家改弦更张，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以《框架》为标志性信号，美国此番以重塑全球供应链为核心的战略计划，将对多个西方国家产生长远的启示作用。

印太国家和地区的主体意识虽然有所增强，但他们一方面希望在大国博弈中多头取利，另一方面又担心自身成为大国博弈的工具和牺牲品。在基础建设和经贸合作领域，他们无疑视中国为最重要的伙伴，但在地缘战略上又纠结于西方国家的萝卜和大棒。而且，各国之间也存在不同的政治偏好和利益诉求，因此他们很难形成一致立场和共同行动。

毕竟，在过去十年来，中国与印太地区特别是东盟国家的经贸合作呈现出蒸蒸日上的势头，在基础建设领域为该地区做出了有目共睹的突出贡献；十五国于去年底达成的RCEP开局顺利，而且中国正式申请加入CPTPP，更是表明了中国与该地区持续深化合作的决心。因此，中国在该地区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贡献也是无法抹杀的。尽管如此，我国的官产学研媒以及民间组织应密切跟踪西方国家在该地区的具体动向，深入了解当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具体国情和价值偏好，以对方喜闻乐见的姿态和话语加强沟通与交流，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结出更丰硕的果实。

（编辑  季节）

美国为何要谋求在中国推行它所谓的“民主”呢？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并不一贯支持民主。在沙特阿拉伯和埃及建立起稳定的政权，始终是美国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在美苏冷战的大部分时间里，当美国把中国视作对抗苏联的重要伙伴时，也没有试图向中国输出“民主”。但政策成功与否只能用政策设计目标来衡量。不论美国人多么期望中国变得美国化，美国的政策几乎完全是为了改变中国的外部行为，而不是改变它的宪法秩序。

当前，美国安全机构的一个关键目标是，尽可能长时间地保持美国的主导地位。因此，如果“民主”是这样一个经济增长引擎，那么在中国推进民主显然会违背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的安全机构中一些有思想和智慧的人，他们也许会认为，美国应该立即停止向中国输出民主，以免制造出一个更大的对手。

然而，美国安全机构却继续推动向中国输出民主。为什么呢？因为在实践中，“促进民主”会产生与理论上相反的效果。它会破坏和削弱社会，而非加强社会的团结稳定。基于近代以来的历史背景，许多中国领导人有理由相信：当美国在中国推进民主时，它并非是想让中国变得更强大；反之，美国是试图使中国变得更加不和、分裂，遭受混乱的困扰。如果中国陷入这样的困境，美国将在未来一个世纪或更长时间里继续保持世界第一强国的地位，这才是在中国推动民主的那些美国人的真实目的。在这一点上，中国很多精英有着高度的共识。悠久的中国历史教给中国人民重要的一课：当国家的领导人软弱时，这个国家就会分崩离析。

习近平主席极有可能为中国提供一种“哲学王”的领导方式。他年轻时曾经吃过很多苦，他认真研究过这个世界，他的公开讲话都经过深思熟虑，很有分寸。在当今世界，很少有领导人像他那般胜任。如果他能在今后一二十年里使中国保持政治稳定并实现经济增长，他最终会承继前几代共产党领导人为之奋斗的目标——将中国从几个世纪的贫困中解放出来，使中国成为最好的现代化发达经济体。中国和美国的竞争不会是短期的，这将是一场马拉松。

美德假设

改善中国和美国关系的最大障碍，是一个强大而无形的心理构想，它深深地植根于美国人的心中——美德假设。

“美国例外论”的说法深深植根于美国人心中，他们认为，美国的价值观、政治制度和历史是独一无二、值得全世界钦佩的。这些说法暗示，美国注定也有资格在世界舞台上发挥一种独特而积极的作用；美国拥有独一无二的美德。这种想法也许会安慰美国人，但可惜，事实并非如此。

美德假设，不仅仅基于美国一直在世界舞台上扮演正面角色的说法，还依托于这样一种观点：美国为其公民提供了世界上最佳的生活质量。简言之，在改善公民生活方面，美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这一信念有着牢固的历史基础，从殖民时代起，美国白人的生活水平就比同期的欧洲人要高。

现在，全世界有越来越多睿智的美国观察家发现，美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许多关键指标变得很糟糕。1980—2010年的30年中，美国是唯一一个底层50％人口的平均收入停滞不前的发达国家，这个事实相当惊人。

约翰·罗尔斯——美国近代最伟大的道德和政治哲学家之一，他提出了一项关于如何衡量社会公正的测试：美国如果想评判自己是否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需要研究本国“社会最弱势成员”的情形。

美国政治学家杰弗里·温特斯在其著作《寡头政治》里，描绘了美国的不平等状况何其可怕：最富有的100个美国家庭的平均财富相当于美国90％贫穷家庭的平均财富，近似于罗马帝国鼎盛时期一位罗马元老院议员和一个奴隶之间的财富差距。从1980年至2010年的30年里，财富差距增加了不止3倍。

可以用两种方式来解释这些数据。第一种解释是：这一时期是暂时的，类似1929—1939年大萧条时期社会经济短暂失调。当时美国很快从危机中恢复元气，并迎来了几十年的繁荣，这次也可能发生类似的情形。美国有望全面复苏，人们相信美国的民主政治体制具有自我纠正的基因。然而，在民主运作的表面伪装下，在所有的投票仪式幕后，美国已然成为一个被富有的贵族统治的国家，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决策都由金钱来指挥。因此，富有阶层可以实现美国社会有史以来最大的财富转移。

罗尔斯解释道：“只要那些拥有更多私人收入的人可以用他们的优势来掌控公共辩论的进程，美国的民主将被颠覆。”

这正是在美国最高法院于2010年推翻“公民联合会诉联邦选举委员会”这一里程碑式的裁决和其他判决中发生的事情。公共廉政中心的一份报告指出：这一裁决推翻了企业和工会不得独立出资资助竞选活动的禁令，从而给企业和工会开了绿灯，允许它们把无数的钱砸到广告和其他政治工具上，呼吁选民选择或反对某个候选人。这一裁决影响甚大，实际上它可能正在改变美国的政治体系。

过去，美国广大的中产阶级有很大的发言权，来决定或影响美国社会的基本方向。如今他们不再拥有这样的发言权了。美国国会的决定不是由选民而是由资助者说了算的。在一个理想的民主社会中，所有公民都应有平等的发言权，而美国正相反，它看起来越来越像一个富豪统治的国家，少数富人拥有不成比例的权力。

研究政治制度的美国学者喜欢引用阿克顿勋爵那句有名的话：“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所有这些学者都应该考虑一下阿克顿勋爵名言的变体：“金钱导致腐败。绝对的金钱导致绝对的腐败。”

在大多数社会中，当个人或公司利用金钱来影响公共政策决策时，这都被称作腐败。在第三世界国家，人们普遍遭受着腐败的困扰，哪怕经常对此无可奈何，但也清楚这么做是非法的。但在美国，人们不认为利用金钱影响公共政策决策是腐败行径，因为最高法院已将它合法化了。在这里，罗尔斯警告说，如果“允许那些拥有更多私人财富的人利用自身优势来操纵公共辩论的进程”，那么就会产生腐败的结果。

这恰恰是过去几十年来所发生的：富人在对其有利的事情上获得了压倒性的力量。财富和政治权力也发生了相对转移，从绝大多数美国人手中转移到享有特权的极少数人手中。

在一个真正机会均等的社会里，所有年轻人都享有公平的竞争环境，得以在其中成长、发展并脱颖而出；我们本不应看到收入最高的1％的人口和收入最低的50％的人口之间有着如此之大的收入差距。

显然，“美国是一个机会均等的社会”这一神话并未被打破，尽管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实际情况正相反；但美国人仍对机会平等持有强大的信念。这可以说明，为何极少有美国人仇视亿万富翁。在过去30年里，从比尔·盖茨到拉里·佩奇，从马克·扎克伯格到杰夫·贝佐斯，许多亿万富翁的经历让“人人都有机会”的“美国梦”保持鲜活。但实际上，美国已经成为一个阶层分化的社会。

同样重要的是，机会均等的神话与这个神话相连：美国之所以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社会，是对个人自由的限制最少。在美国人的语境中，“自由”是一个神圣的字眼。鉴于美国人享有政治和经济自由，他们相信，无须通过立法来保障收入平等，他们就可以达到舒适的中产阶级生活水平。

美国崇尚自由，但美国也崇尚理性。大多数美国人相信美国本质上是一个理性社会。所有想法都暴露在公开辩论的阳光下（如今通常是在网上）。与其他许多国家相比，美国的话语很少受到限制。因此，许多美国人认为美国社会没有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

那么，为什么没有更多美国人质疑用金钱来影响选举的做法呢？答案是，他们跟最高法院的大多数成员一样，认为任何对使用金钱的限制都是对参与选举自由的限制。既然在美国社会中，对言论自由的任何限制都不可接受，那么对在竞选活动中使用金钱的任何限制也是不可接受的。

更隐蔽的是，大多数普通美国人不知道，他们实际上比超级富豪们缴纳了更多的税，因为超级富豪能够通过无伤大雅的税收规定来有效降低他们的适用税率。就这样，新贵的利益战胜了大多数人的利益。

事实是，美国的社会契约已建立在“自由”这一意识形态的支柱上，而非民主的两大传统支柱——自由和平等上。从功能上讲，美国的政治体制背离了开国元勋们的理想，正从民主国家向富豪统治国家转变。

想象一下，美国的开国元勋们会如何评价美国当前的社会契约呢？首先，他们会指出，应该用那些伟大的欧洲政治哲学家阐述的原则来评判美国的社会进步。欧洲先哲的思想曾激发美国人写下《独立宣言》和《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例如，托马斯·杰斐逊就从孟德斯鸠的著作中汲取指导原则。

罗尔斯若看到当代美国的不平等以及这种不平等如何扭曲了政治体系——使其偏向富人而非弱势群体，定会感到苦恼。洛克、卢梭和康德都强调了自由和平等的重要性，因为他们经历过欧洲世袭贵族统治所造成的扭曲。美国的开国元勋们从这些哲学家那里继承了对贵族观念的深恶痛绝。如果一位18世纪的欧洲贵族“穿越”到了现代美国，他可能真的会对有钱的贵族为自己创造的世袭特权艳羡不已。

美国的制度有效地创造出一个新的富有的贵族阶层。攻击这种制度的人经常被贴上“社会主义者”的标签，这意味着他们不赞成美国开国元勋们的理想；而实际上，正是美国这种制度本身辜负了这些理想。新的富有思想的精英正在世界各地涌现，他们中许多人接受过西方一流大学的最佳传统教育，许多人清楚地看到当前美国社会契约的优势和弱点。虽然他们受到美国企业家活力的鼓舞，但很少有人愿意在自己的国家复制当代美国的社会契约。当他们想要抉择一种社会政治模式时，他们可能会看向北欧国家，那里的制度同时重视自由和平等，美国的制度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欣赏，也有严重的缺陷。

许多美国人会说，美国的政治制度当然比中国好，改革一个民主制国家远比改革一个共产党执政国家更容易。这就是摆在中国面前的挑战：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将发展成世界上最大的中产阶级社会，届时它将赋予人民更大的政治发言权。

在社会福利的许多关键指标上，大多数美国人的状况正在倒退，而非进步。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意识到，美国的政治和经济体制需要进行重大改革。范琼表达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在美国，我们面临着一场持续的治理危机。我们需要去学习意料之外的成功案例——哪怕它们来自中国。中国的成功挑战了我们在国家治理方面深信不疑的意识形态和根深蒂固的假设。”

其他国家地区会如何抉择

虽然美国不明智地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但其他11个成员国却以一个新的名称——《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继续实施该协定。更重要的是，最大的贸易协定（按覆盖人口数量和占全球GDP的比例计算）在2020年达成，它包括10个东盟国家以及澳大利亚、中国、日本、新西兰和韩国，稍后将吸纳印度进来。这就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这必将促进亚洲国家之间的经济一体化。这表明，特朗普的顾问们缺乏智慧，他们成功地推动了美中经济“脱钩”的进程。但是美国不光要与中国“脱钩”，还将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的15个经济体的巨大增长前景“脱钩”。如果中国或美国认为其他国家会自动站队支持它们，那将是不现实的。每个国家都将认真捍卫本国的长期利益。中国和美国的地缘政治竞争将不可避免地到来。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必须做出最艰难的地缘政治选择。在国防和文化方面，它几乎完全与美国绑在一起。2003年，美国总统小布什曾形容澳大利亚是美国的“副警长”；澳大利亚热情地支持美国的全球遏制政策，毫不犹豫地派兵参加美国主导的战争，包括血腥的越南战争。作为冷战中美国最忠实的盟友，澳大利亚也获益匪浅。今天，澳大利亚如果加入美国阵营去对抗中国，它可能损失很多，获益很少，因为它的经济与中国的联系远比同美国的更紧密。2018年，澳大利亚与中国的贸易总额为1740亿澳元，与美国的贸易额仅有440亿澳元；如果澳大利亚听从美国极端人士的呼吁、主动与中国经济“脱钩”，这实际上是澳大利亚国家经济的自杀。澳前驻华大使芮捷锐曾说：“我们的利益与美国的不一致。但这并不等于我们无法与美国建立亲密、友好的关系。可是我们不能加入美国把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的敌对政策中。”然而对澳大利亚来说，这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在21世纪及未来，这是它必须尽力解决的一个基本身份认同问题。随着西方势力稳步地缓缓退出亚洲，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可能会成为留在亚洲的仅存的西方式实体。澳大利亚正在应对极其困难且几乎事关生死存亡的挑战，以适应一个亚洲世纪。可以预见，澳大利亚未来将面临许多政治施压。它应该停止在外交政策上的被动，采取主动姿态来说服中国和美国给自己更多的空间，使其在即将到来的地缘政治角逐中扮演一个独立且中立的角色。

欧盟

在即将到来的中美地缘政治较量中，美国当权派中的大多数成员希望欧盟成员国与它们保持一致。当几个欧盟成员国宣布将考虑使用华为的设备来建设5G通信技术时，特朗普政府做出了强烈的反应。

与桑德兰和蓬佩奥的观点相左，比尔·盖茨批评了助长当前美国与中国高科技竞争的“偏执的”观点。他说，试图阻止中国开发创新技术是“不现实的”；“华为的产品，像所有的商品和服务一样，应该接受客观的测试”。对美国来讲，向欧洲施加这种压力是不明智的，因为欧洲和澳大利亚一样，需要应对自身的地理挑战。基于密切的文化联系，美国和欧洲的决策者有着高度的信任和战略合作。确实，文化亲和力很重要。然而，文化亲和力无法压倒地缘政治的现实。

如果欧洲想维护自身的长期利益，就应该与中国合作。如果欧洲国家决定与中国一道投资非洲的未来，那么美国对其欧洲盟国的施压肯定会加剧。然而，美国要求欧洲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忽略自身的长期生存挑战，此举显然不明智。

日本

在20世纪前后，与中国关系最糟糕的国家是日本。在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日本一次又一次地欺侮中国。1895年，它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了中国，此后又强加给中国苛刻的停战条件，包括吞并中国的台湾。1937—1945年，日本对中国的军事侵略更为野蛮残酷，据保守估计有1400万中国人死于日本侵华战争，包括南京陷落后短短几天内杀死30多万人（中国方面估计）。美国人有时对中国人的抵日行为感到困惑，他们其实应该问问自己，如果美国遭受了同样数量的伤亡，他们是否可以原谅日本。

理查德·尼克松决定在1972年访问北京、并开启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这在日本引发了一场真正的政治冲击。

在世界上所有无核大国中，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开发和部署核武器的国家就是日本。日本人可以在几个月甚至几周内，调集他们的钚和铀供应、他们的技术知识，以及他们的火箭技术专长，开发出一系列可怕的核武器。实际上，日本有能力发展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核武库。这样一来，美国和中国都必须建立可靠的防御能力来应对日本，这不符合中美双方的利益。

然而，即使与美国保持同盟关系，日本也应与中国发展出一种独立的、适度友好的关系，否则也是不明智的。中国和日本存在发展长期友好关系的希望。多年前，周恩来总理就说过，后来邓小平又重述过，中日关系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真正陷入困境的时间只有半个世纪(1894—1945年)。早在一千多年前，在中国的隋唐时期（对应日本的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日本人从中国获得了他们的基本文化，包括文字、佛教、儒学、建筑、政府组织、城市规划和艺术。

中日之间的文化关系令人神往。理论上，中国代表着“母文明”。许多日本文化都源自中国文化：日本的文字、宗教倾向、美学、艺术形式、陶瓷和陶艺、儒家哲学，以及占卜和风水。在历史上，日本人借鉴了更先进的中国文明。在实践中，日本人把许多中国艺术形式发展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东京都前知事石原慎太郎曾自豪地对我说，日本诗歌是独一无二的，“俳句是世界上最短的诗体。这不是中国人创造的，而是日本人发明的。”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现在有那么多中国人选择去日本旅游。很多人常在电视上看到中国人举行反日示威的场景，而没在电视上看到的是：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选择去日本游览，欣赏许多日本文化产品呈现的美。可以想见，中国人也许真的从日本文化中看到了中国文化未来在许多领域的提升潜力。

中国和日本的这种文化共生关系，为两国能够翻过20世纪上半叶的痛苦篇章，回归千年以来平静和谐的传统关系提供了希望。从地缘政治角度看，如果随着时间推移，这种情形真的发生了，许多美国地缘政治思想家或将其视为美国的“损失”。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理论上，日本已经成为西方俱乐部的一员，尤其是在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七国集团之后。实践中，日本仍是一个在文化和社交方面保守的社会。日本的“灵魂”还没有被西化。因此，美国和日本之间经常出现文化不适应。

日本照搬了西方民主国家的选举方法，结果却截然不同。实际上，50多年来，它一直是一个一党制国家。日本在采纳西方选举的表面做法后，一直保持着政治稳定、社会保守和文化正宗。

印度

印度的民主则表现为高声喧哗，这反映了印度人好争辩的精神。虽然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存在显著差异，但二者仍然属于亚洲文化。这两种文化的部分根源是相同的。例如，佛教起源于印度，却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灵魂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中国和印度的这些共同文化根源，必将在两国未来的关系发展中发挥作用。在原则问题上，印度的做法绝对正确。然而，更富有智慧的地缘战略思想家在做出长期战略决策时，总会在原则与实用主义之间寻求平衡。

中国政府做了一系列谨慎且务实的长期考量。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领导人决定实行对外开放。40年后的今天，我们才知道中国当时做出的这个务实决定是何其英明。1979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仅相当于美国的10％左右。到2014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显著扩大，这表明了在国际关系中务实重于原则的价值。

今天，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印度的经济大约是中国的40%。印度傲慢地拒绝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就等于牺牲了一个快速发展经济的宝贵机会。然而，拒绝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并非印度唯一一次战略失误；2019年底，印度还宣布不会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这就像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印度最终将成为一个大国，但如果想快速崛起为一个大国，就必须像中国那样认真规划自己的经济。2000年美国的经济规模约相当于中国的8倍，而到2016年，美国的经济规模相当于中国的1.5倍。

印度接连放弃了几个可以让经济以更快速度增长的机会，这只会使其在更大的地缘政治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印度商务部长皮尤什·戈亚尔宣布，印度将加快推进与欧盟的自由贸易协定，而不是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但他可能忘记了，鉴于印度经济相对薄弱，欧盟会试图增加一些羞辱性的条件。在前几轮谈判中，欧盟试图在欧盟–印度协议中加入一些标准人权条款——它们已被纳入所有欧盟合作协议中。这些条款要求印度尊重一些基本人权。2013年的一份报告称：一些（欧盟）成员国推动了在自由贸易协定中加入某些条款，而印度始终坚持的立场是：人权条件、环境标准或防止核扩散条款不应该包括在自贸协定中、或与自贸协定挂钩，由此判陷入僵局。印度知名学者拉金德拉·杰恩认为，欧盟需要改变态度，寻求与新兴经济体合作，而不是要求其遵守自己的价值观。

欧洲人对此感到困惑不解：如果其他国家都接受了这些标准人权条款，为何印度人会认为受到了多么大的侮辱。2012年，时任联合国副秘书长沙希·塔鲁尔在专栏中写道：印度人很反感别人的说教，而欧盟–印度伙伴关系的一大败笔就是，欧洲倾向于对印度说教，这令印度人很反感；他们认为自己完全有能力独立处理自己的问题。印度建立民主制度已有60多年的历史（比几个欧盟成员国的民主化历史还要长），印度所有的人权问题都是被印度公民、记者和非政府组织率先揭发并在内部得到处理的，而不是等待被国际特赦组织、人权观察组织等国际机构揭露。印度人认为，贸易不应被欧洲有关人权宣言的政治因素绑架，人权的实质远比语言和形式更重要；印度的民主和欧洲的一样健全。印度的人权记录并不完美，欧洲的又何尝不是如此。因此，这种有原则的、缓慢的，而非务实的、快速的经济增长路线，给印度造成了真正的损害。只要印度的经济增长持续低迷，它就无法在全球享有中国受到的那般尊重。

印度人必须面对的一个残酷的真相是：美国对印度并不尊重。这一失败的悲剧在于，平等的伙伴关系本会为美印两国都带来巨大的利益。在未来几十年里，随着“美国世纪”日薄西山，“亚洲世纪”冉冉升起，美国将需要搭建桥梁来接触新的自信的亚洲社会。显然，中国将被视为美国在未来几十年里的主要挑战者，所以它无法为美国提供通往新亚洲的桥梁。

(编辑  季节)

新闻学的时代之问，是在当今世界秩序面临失控和失衡之时产生的，它是世界之问、中国之问、人民之问。在这个时代当中，究竟有没有一个整体性的解释，来概括我们面临的问题与困惑？而寻找这种整体性的解释，就是“时代之路”。

重构“时代之路”

在“时代之路”中，尽管现代的传播技术、数据整合和资讯连接的能力要强于以往，但思考路径亟需调整，学术理论面临危机。答案就是我们要“告别学徒期，成为中国”。

何谓“告别学徒期”？中国在过去一百多年当中，曾经学习西方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然而，在学习西方知识秩序的同时，中国并没有完备自己的精神秩序，就是要找到整体性的解释，统筹中国的知识和精神两种秩序。在中国革命时期的探索是“立足中国土，构建整体性”的范例，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革命斗争中发挥了救治中国的作用。这给我们以“走出西方，回归中国”的启示。

中国新闻传播学之困

人类社会是语境化的，各种文明的演进方式是“并联”而非“串联”，现代化的解释路径因存在先验的文明优劣之分而令人难辨，我们应当回到具体的文明本身。

聚焦于中国语境，我们亟需回答两个问题：新闻传播学从何而来？新闻传播学之困是什么？

作为一种知识体系，新闻传播学是知识脉络中晚生的子集，虽然有诸多成熟学科提供知识储备和资源，但其所拥有的学术权力和知识权力较为低下。不可否认，中国的新闻传播学借鉴了西方的结构化知识，但缺乏以中国本土的知识传统为本。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科的“工具箱”因为散装理论和弱范式变成了知识的“八宝箱”，甚至因为“既有钥匙又有锁”而陷入认知失调、知识不分泾渭的焦虑和混沌之中。

从知识的追求角度来说，新闻传播学科需要整理出一个自洽的秩序，这是业界学者需要努力的方向。虽然当下尚无法用统一的秩序和逻辑串联起所有关于新闻传播学的知识，但是可以通过分类的方式去伪存真。虽然新闻传播学无法成为罗素所言不存在水分的“逻辑的木乃伊”，但也不能再继续作为“一堆知识的乱码”存在。

新闻传播学的三个维度

在知识维度上，新闻传播学要以“求真”作为知识生产的宗旨，以科学研究作为样板，追求命题与事实的一致，具有准确性、一致性、简明性和预见性。在价值维度上，新闻传播学要追求正当、合理、逻辑这三个标准，关注于“人”的存在。在规则维度上，新闻传播学要确立知识典范，建立学术共同体共识性的理念和共同遵循的典范。

在上述三个维度之下，新闻传播学科还存在如下三个问题：一是我们的学科知识是边缘性、专业性、地方性的“弱知识”，二是我们的学科价值是弱正当、低认同、小逻辑的“弱价值”，三是我们学科的规则是缺乏共同体普遍认同和足够硬度的“前范式”。

新闻传播学创新要善做加减法

今天，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科面临着作为“西方理论搬运工”的外部张力，以及作为“学科洼地”“知识洼地”和“话语权力洼地”的内部压力。

展望未来，新闻传播学科的创新路径，应形成问题导向，进行整个学科的话语体系创造，形成知识、价值和规则上自成逻辑的结构化秩序。新闻传播领域的学者要做的，一要跳出“茧房”，避免“内卷”，关注学科大树的“枝干”而非“落叶”；二要善做“加法”，面对涌现的新问题，基于在场进行内生原创的理论创新；三要勇做“减法”，去掉学科中的中低端产能，做创新意义上真正的理论构建。

（编辑  宋斌斌）

多年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和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一直致力于推动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已在诸多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团结了一批热心支持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建设的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

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突破美西方的打压封锁，建立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在国际话语权斗争中赢得主动，已成为当下的迫切任务。

攻坚突围是中国新闻学的当务之急

我国新闻学的当务之急是在国际话语权斗争中攻坚突围。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总趋势下，美国逆历史潮流而动，动用一切手段维护冷战以来形成的世界霸权，维持其在国际舆论斗争中依靠美军、美元和美国价值观所支撑的话语霸权。在中美贸易战、美国大选、全球抗疫和乌克兰危机中，美国政府制造假新闻、直接操控舆论的行径，已经撕破了美国新闻自由、独立自主的外衣，露出了话语霸权的真面目。目前，国际舆论斗争不断激化。尤其针对中国，美国利用话语霸权抹黑、丑化、造谣、诬陷无所不用其极，压制不同声音与不同观点的传播，对中国新闻媒体和社交平台进行多方面的封堵制裁，使中国处于“有理讲不出、讲也没人信”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亟需在国际舆论斗争中提升话语权，增强传播力，掌握主动性，这是目前中国新闻传播战线服务国家战略最重要的任务。

当前，国际舆论交锋异常错综复杂，话语权斗争和话语对抗升级，话语体系的建设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问题。我国新闻传播领域有责任响应中央的号召，在打破西方话语霸权、争夺国际话语权方面做出贡献，让世界人民听到、听懂中国的声音和故事，了解当代真实的中国，建立一套既有中国特色又有国际价值的话语体系，以此提升中国话语权的质量和话语斗争的能力。

中国话语权建设要解决的突出问题

打破西方的话语霸权，传播中国声音、中国形象以及当代中国的道路和制度，必须要在话语权建设上解决诸多突出问题，主要包括五个方面：

第一，要理直气壮地举起马克思主义理论旗帜。西方千方百计污名化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在全世界推行一整套办法摈弃马克思主义世界观，鼓吹所谓民主自由人权的美国价值观。这是质疑中国崛起的动因，也使一部分中国人不自觉地弱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特别是在新闻传播学领域，很多人崇尚美国的假科学伪学术，放不下“新闻自由”“专业主义”“第四权力”那一套。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美国媒体是被资本控制的。乌克兰危机中，所有西方的精英、大众、社交媒体都被美国收编在列，为美国政府发声，这就是美国所谓的“自由”。

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融入新闻传播学的教学研究和人才培养体系中，才能培养出敢于与美国话语权针锋相对斗争的新闻战士。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中国共产党一百年的实践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使中国走上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要揭露西方话语中的“西化陷阱”。几百年来，资本主义构建了一套以学理为名的资本主义神话，用资本主义的话讲是“资本主义终结了人类的历史，是人类最好的社会制度”。这一高度西化的语境使很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未来前景持怀疑态度，反而信奉西方所谓“资本主义是最好社会形态”的说教。中国在发展历程中始终存在被西化的风险，要通过改造话语体系避免陷入这一政治陷阱，不要被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人权所迷惑。

第三，要粉碎西方话语中的“分化图谋”。最近几年，借助新冠肺炎疫情和世界大变局，美国拉帮结派，企图分化世界的进步力量。比如美国支持欧盟对抗俄罗斯，召开东南亚峰会、拉美峰会、世界民主峰会等各类活动，拉拢各方力量维护其霸权地位，把中国等不赞成美国霸权欺凌的国家排除在外，大力推行美国独霸世界的规则和秩序。这是美国一以贯之的分化图谋，妄图长期统治世界。我们要时刻警惕美国的野心，粉碎其分裂世界、遏制中国和世界进步力量的图谋。

第四，要及时批判美国丑化、抹黑、污蔑中国的言论。美国公然制造假新闻，编造谎言给中国栽赃抹黑，近年来先后就西藏宗教、新疆所谓“强迫劳动”、香港民主制度、台海局势等问题制造假新闻、假消息，并通过其立法与制裁扩大影响，让世界认为这些假新闻好像是真的——其实都是美国栽赃诬陷的结果。新冠疫情和乌克兰危机以来，这一特征更为突出。新闻传播领域的专家学者要带头识破美国编造的谎言和假新闻，用中国的话语体系真实、立体、全面地传播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让世界人民看穿上述谣言的真相，了解当代中国的形象，了解当代中国的发展和人权事业的成果。

第五，要突破美国对中国新闻舆论的封堵。近几年，美国频频推出制裁、限制我国新闻传播平台、合法媒体和新闻采访活动的措施，社交平台账号也不时被打压和查禁，这暴露了美国宣扬民主自由的虚伪。对此，我们要敢于亮剑，要在世界新闻领域斗争中不怯场、不缺位、在世界话语权争夺中不后退。我们要建设独立自主的话语体系，占领传播制高点，使世界更多了解中国、理解中国、亲近中国，对中国有更丰富的认知、支持，从而助推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的伟大事业。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既要突破、又要出彩，要着力研究、提出对策，帮助党和国家建设强大的国际舆论斗争力量，提升我国的新闻传播影响力，用中国话语引领世界创造新的文明，不仅是我国当前新闻传播工作的任务，也是对外交流传播坚定不移的立场和态度。从学理、学术、学科层面构建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为提升国家话语权、争夺国际话语权贡献智慧和力量，使国际舆论和国内社会舆论中主流声音更强大，主旋律更响亮，为党的二十大召开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和文化环境，这是我们当前最紧迫的任务。

（编辑  宋斌斌）

前两年，我曾提出“人民政治”概念。力图将我们国家的政治类型与西方的政党政治区别开来。历史证明，“人民政治”不仅是不同于西方政党政治的新型政治文明，而且是推动中国百年来高歌猛进，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新型政治文明。在此，我将进一步讨论何谓“人民”的问题。

人民并非是天然的存在物。从历史的视角看，在中国，人民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不断生成、塑造出来的崭新社会政治主体。这里从“人民”的历史性建构入手。

马克思主义是如何理解“人”的

我们的政治是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政党政治”的一种新的类型。毛泽东是一位语言大师，他未采用“执政党”来标定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共产党。有中央领导同志的文稿中曾经说我们的党是“执政党”，毛泽东把它修改为“执政的党”，并未以“执政党”作为标定我党的规范性概念。因为，新中国的政权是属于人民的，叫做“人民共和国”。执政本身就是人民的事业。新中国的政治就是以“人民”为中心、为基础建构起来的“人民政治”。中国共产党的作用是“领导核心”。他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1]。在中国塑造出“人民”这一崭新的社会主体，实质上是遵循马克思主义思想逻辑的产物。

马克思主义如何理解“人”的问题呢？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里强调，“人不是蛰居于世界之外的抽象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强调国家与社会都是人的活动的创造物。如果你把人与人的世界割裂开来，看不到人与人的世界的相互作用，就不能理解人的变化、发展。撇开人生活于其中的世界。

马克思有一个著名论断：“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这个所谓人的本质，实质上就是一种革命的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它本质上是反对个人主义而体现“人类公共意志”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资产阶级哲学在人的理解问题上的重要分野。所以，马克思主义历来之所以强调“人民”，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种哲学的必然逻辑要求。

“人民”在中国出场的历史际遇

产生于历史中的重要范畴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人民”在中国的出场，并成为一个重要范畴，是应对近代中国深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况的产物。随着国家日益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各种民族救亡、复兴运动不断高涨，救国方案接二连三，如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共和救国、新民救国等等都不成功。根本的原因在于国际帝国主义与国内封建专制势力的勾结所造成的“死局”。

1919年11月，列宁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指出：“我们知道，东方的人民群众将作为独立的斗争参加者和新生活的创造者起来奋斗，因为东方亿万人民都是一些不独立的、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至今仍是帝国主义国际政治的客体，它们的存在只是为了给资本主义文化和文明当肥料。”

面对这样的困局，实现救亡与复兴，就必须善于破局，最为关键的就是摆脱帝国主义体系的羁绊，建立基于国家主权独立的、能够有效持续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制度。这是近代中国走向复兴的必答题。“人民”在中国的出场，就是这种历史场域的重要产物。

“人民”在中国出场的主要节点

考察“人民”在中国出场的主要节点，有助于对问题历史脉络的清晰把握，也有利于对“人民”概念的具体理解。

第一个节点是“五四运动”时期。从现有文献看，探索“人民”对民族救亡与复兴意义的思想历程，主要始于“五四运动”时期，标志是毛泽东提出“民众大联合”。

在此之前，虽然中国的志士仁人提出过种种救国方式，但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作为战胜国的权益，遭受列强的根本无视。在帝国主义主导的国际政治体系当中，中国根本就不享有“主体”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唯有突破和摆脱帝国主义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实现国家独立，并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全新政治体，国家才能真正走上救亡、复兴的康庄大道。这是理解毛泽东的“民众大联合”思想的重要背景。

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指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在中国社会黑暗到了极点的条件下，“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努力，猛进，破坏，建设，固然是不错，有为这几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

那么，民众大联合的政治合法性在哪里呢？毛泽东的回答是：“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这里的逻辑是民众为国家主权的拥有者，即“主权在民”。

民众大联合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毛泽东认为，民众大联合必将改变一盘散沙的状况，并不断催生出“我们”、“同类”和“我们的共同利益”等崭新政治意识。所以，民众大联合既是克服强权的手段，也是革新社会的重要方式。

第二个节点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一时期，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具体分析，不仅使“敌、我、友”的认识达到了自觉的程度，也深化了民众大联合的思想。

毛泽东运用“人民”概念，主要始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一方面高度评价“贫农”在农村社会中的革命地位，强调“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另一方面，他开始自觉使用“人民”去概括包括农民，也包括“贫农”，但又远超于农民的概念。他指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的是农民”。显然，此处的“人民”清晰的呈现为一个具有多样性构成的，因而属于具有非同质性特征的概念。

第三个节点是抗日战争时期。这是“人民”上升为中国革命核心范畴的重要时期，主要思想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瓦窑堡会议”后，中国共产党改“工农共和国”为“人民共和国”。毛泽东指出：“这是因为日本侵略的情况变动了中国的阶级关系，不但小资产阶级，而且民族资产阶级，有了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性。”[3]他还指出：“人民共和国不代表敌对阶级的利益。相反，人民共和国同帝国主义的走狗豪绅买办阶级是处于正相反对的地位，它不把那些成分放在所谓人民之列。”[4]“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虽然也住在中国的土地上，可是他们不顾民族利益，他们的利益是同多数人的利益相冲突的。”所以，“住在中国的土地上”的国民，并非都可以等同于“人民”。

借助“人民共和国”概念阐释人民的问题，我们可以得到两个基本认识：其一，人民是一个“非同质性”的存在。它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等等。这意味着任何以简单化的方式去处理人民内部不同人群之间的关系，都有可能导致消极的后果。其二，人民的本质性内涵可概括为国家主权参与者和国家主权认同者的统一。只有两者的统一，尤其对于国家主权的认同，才是构成人民的本质性内涵的基本要素，这也决定着“人民”是一个可以迁移的概念。一旦人们对于国家主权的认同出现背离性表现，例如背叛或危害国家利益，国家就可以视其情节轻重，依法限制甚至褫夺其公民资格与权利。

二是明确提出了“组织起来”的“人民”发展道路。人民并非天然的存在物，而是政治发展的产物。如何使处于一盘散沙的“国民”变成“人民”，“组织起来”是根本的方式。毛泽东在《组织起来》的演讲中指出，农民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劳动，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态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就是通过合作社组织起来，“我们就可以把群众的力量组织成为一支劳动大军”，还可以“发动群众的创造力和积极性”。

三是形成鲜明的“人民史观”。这一史观最集中最概括的表达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并由此形成一整套基于人民史观的“群众路线”的理论、方法和价值观。这说明，人民不仅是政治上体现为国家主权参与者的主体性范畴，也是历史观上的主体性范畴。而“组织起来”是实现这种主体性的中介。

第四个节点是新中国“建政”时期。新中国成立前后，围绕国家新政权建立，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不懈探索。党的“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本身就是一种探索。“七大”过后不久，毛泽东与黄炎培曾有过著名的“窑洞对”。毛泽东提出“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也是建政思想的鲜明表达。1948年的“五一口号”提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倡议，直到1949年9月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完成新政权建立的一系列法定程序，毛泽东主席宣告：“我们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现在是站立起来了，我们民族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他特别感叹：“自古以来没有这样的人民，自古以来没有这样的共产党。”“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级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军队叫人民解放军。”人民共和国必须永葆人民的本色。关于政治制度的建构，不论新国家的国体还是政体，都必须是能够阻隔党争不断、政客横行的西方式“政党政治”的，为国家复兴提供持续的强有力的政治保证。对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他明确指出包括“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及爱国民主分子”。此外，这一时期还明确界定与“人民”相区别的“国民”概念。它主要指完成改造成为“新人”之前的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等社会成员。这意味着，随着新政权的建设和社会改造工作的推进，非人民的“国民”也将不断成为“人民”的范畴。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不仅要实现政治上的民族独立，还要实现经济上的民族独立，为此，国家必须努力解决“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的问题。在国家经济文化仍然处于“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实现这一目标，唯有继续“将全中国绝大多数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克服旧中国漫无组织的状态，用伟大的人民群众的集体力量”。这就是说，建设依然必须坚定不移地依靠人民组织人民。

第五个节点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提出并努力实践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贡献，也是人民概念的丰富和发展。长期以来，苏联固守于社会主义是人民利益高度一致的认识。中国共产党认为，人民是以共同利益根本一致为基础的，但人民毕竟是一个差异性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非同质性”的存在，人民内部之间客观地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差异与矛盾，如果处理不当，矛盾也会激化，导致冲突，甚至演变成敌我矛盾。因此，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应当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主题。

在社会主义时期，何谓“人民”呢？由于“人民”包括着不同阶级、阶层和群体，人民内部的矛盾是纷纭复杂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

 “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所谓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同时，人民与人民政府之间也存在着统一性和差异性：“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5]人民内部的矛盾不仅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是错综复杂的。

怎样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般说来，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处理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是非的辨别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这是“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的工作”。而对于人们之间的实际利益关系的矛盾，则必须坚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无论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他各项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做出各种适当的安排。”

当然，统筹兼顾不是和稀泥。毛泽东指出，“应该承认：有些群众往往容易注意当前的、局部的、个人的利益，而不了解或者不很了解长远的、全国性的、集体的利益。不少青年人由于缺少政治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不善于把旧中国和新中国加以比较，不容易深切了解我国人民曾经怎样经历千辛万苦的斗争才摆脱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而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要经过怎样的长时间的艰苦劳动。因此，需要在群众中间经常进行生动的、切实的政治教育，并且应当经常把发生的困难向他们作真实的说明，和他们一起研究如何解决困难的办法”。这里充满着对于“人民”的依靠、信任、教育、引导的辩证思维。

毛泽东还特别强调，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善于努力促使矛盾由坏事向好事的转变。以群众闹事为例，闹事本身是坏事，“但是这种事件发生以后，又可以促使我们接受教训，克服官僚主义，教育干部和群众。从这一点上说来，坏事也可以转变成为好事”。实际上，正是由于正视人民内部矛盾，新中国形成和创设了许多防范和解决这种矛盾的好办法，例如建立人民调解员制度。中国共产党努力形成一系列关于防止官僚主义，关于吸纳人民群众参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事业管理的方式与机制，积累了协商民主、全领域人民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等丰富经验。毛泽东认为，“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少数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他还认为，苏联讲“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由此，新中国探索了多种多样的关于“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实践方式。毛泽东提醒全党，“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这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而避免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减少我们工作中的脱离客观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这都是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主题下，对于人民的内涵，尤其对于协商民主、全领域人民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等等问题的积极探索。

关于“人民”问题的延伸讨论

第一，关于中国共产党“人民”理论的总体逻辑。上述关于“人民”出场的重要历史节点的梳理，贯穿其中的逻辑是清晰的。问题的出发点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如何建立支持国家走向全面复兴的强有力的人民政权。问题的起点是“民众大联合”，组织起来实现“人民”的建构，结束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获取人民的集体力量，进而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并在新中国时期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上升为社会生活的重要主题，最终形成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政党政治”的“人民政治”新形态。这种政治的最大特点是基于阶级分析，把握人民的非同质性特点，把各种具有一定特殊利益追求的人群，在民族复兴的旗帜下，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形成协同合力的政治局面。所以，这种政治也可以称为“协同合力的人民政治”，凝练和创造共同利益，进而实现异中求同，以同化异，最终协同合力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前行的好政治。从这一意义上看，从人民的生成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提出与在实践中的不断展开，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人类崭新的政治文明形态的重要过程。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的“决议”指出，党“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汇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正是这种政治的准确诠释。

第二，关于“人民”概念的公意取向。区分“公意”跟“众意”是卢梭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创见。他说：“众意和公意之间往往是有很大的差别：公意只考虑共同的利益，而众意考虑的则是个人的利益。”“公意之所以能成为公意，不在于它所得的票数，而在于其间有使人们结合起来的公共的利益。”根据这种划分，卢梭总是将“公意”概念置于他的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的核心地位。在他看来，实现这种结合的前提就是人们为了共同的利益而让渡出自身的某些权力、财产和自由权利。在这里，政治结合的目的，道德上的美德，无不以公共利益的存在与维护为前提。公意的基础即是人们之间的公共利益。

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就公开谴责资产阶级对于个人主义、自私自利原则的推崇。他批评资产阶级的人权主张所维护的是“没有超出封闭于自身、封闭于自己的私人利益和自己的私人任意行为、脱离共同体的个体”。

肩负着国家救亡与复兴使命的中国共产党向来不仅高举民族和国家的公共利益的旗帜，而且明确以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公意”作为政治号召。1935年8月1日发表的《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指出，“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是绝对尊重人民公意的政府”。在《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一文中，毛泽东批评蒋介石“对于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的公意而提出的召开党派会议和成立联合政府一项主张，则拒之于千里之外”。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中，提出“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等八项主张，也明确指出：“上述各项条件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公意”等等。所有这些都表明，执持公意的理念，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推进中国革命的重要理论武器。“公意”是人民的“公意”，本质上是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公共利益的立场。没有这一基本立场的确立，民众大联合就会缺失共同的利益基础，甚至会变成拉帮结派的幌子。所以，执着于“公意”，也就是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共同利益，是“人民”概念的重要特质。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人民”概念的公意取向并不排除“众意”。“众意”是卢梭理论中表达与“公意”相对应的另一个范畴。如何合理安置“众意”，其实就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根据和要求。罔顾公意，社会必定陷于纷争而分崩离析，甚至一盘散沙。尤其在国际列强侵略和包围的情况下，这样的国家和民族是无法成长为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主体”的，甚至只能落入充当国际列强发展其文化和文明的“肥料”的尴尬境地。但缺乏对于“众意”所体现的特殊利益、个人利益的考量，无法理解人民具有“非同质性”的特点，也会在实际工作中忽视人民中不同群体的当下的、特殊的利益，挫伤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甚至可能导致某些严重的政治后果。因此，不论在民族救亡还是国家复兴的进程中，任何时候，都必须在坚持人民主体性的同时，坚持“公意”与“众意”的对立统一，把人民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与人民日常生活和利益的差异性有机地结合起来。

1. 坚持人民主体性与反对“民粹主义”问题。

   坚持人民主体性必须反对“民粹主义”的干扰。人民是实践的主体，人民的结合与形成基础在于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人民的日常生活和具体利益则具有不可抹杀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必定反映在不同群体与个体的意识和行为倾向上，形成全社会意识构成与行为取向的复杂性。如果人民政府的重要政策和社会性行动的选择，忽视这种复杂性，简单化地以一时的多数票决为依据，而失落了对于人民群众公共的根本的利益的应有考量，实际上就是在“公意”与“众意”的问题上，失去应有的平衡，那么将会导致后续相关的消极后果。这就是为什么必须认真地反对和克服“民粹主义”的基本根据。

   在中国，有效克服“民粹主义”的最重要因素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来自于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它光明磊落地宣布没有任何不同于国家、民族和人民利益的特殊利益，并以“群众路线”的理论与方法，确保它永远与人民群众同在同行，以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及经常性整风活动，不断荡涤自身的社会污垢，增强自身的自洁能力，以民主集中制的根本制度，为防止任何特殊利益集团对于政策与决策的干扰设置了制度性防护栏。可以说，坚持人民的主体性与防止“民粹主义”两者的统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所创造的新型政治类型的重要优势所在。

   在坚持人民主体性的同时，还要重视对于人民的不断教育以及人的不断改造。人民是实践的主体。在实践的过程中，人们在不断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不断改造主观世界。环境的改变与人的改变的一致性，都统一于社会实践中。因此，在实践论的视界里，根本不存在着不需要改造的人。在中国，共产党人需要改造，工人阶级需要改造，农民阶级需要改造，小资产阶级需要改造，民族资产阶级需要改造，知识分子需要改造。这种改造的结果是人民的不断进步和“新人”的不断产生。

   （编辑   季节）

1992年出版的《摆脱贫困》一书探讨了当年闽东地区如何摆脱贫困落后面貌。习近平同志在书中表达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立场、观点、方法，构成了20年之后(即2012年党的十八大)我国启动脱贫攻坚战的坚实思想基础。三十年之后即2022年，我国已经赢得了脱贫攻坚战的彻底胜利，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迈上了实现共同富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征程。

这部著作深刻论述了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就是农村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营体制，并对如何巩固和完善这一体制进行了系统论述，特别强调了发挥“统”的功能的重要性和途径。要把双层经营体制优势发挥出来，需要从发展市场经济的角度深刻认识“统”的制度优势，纠正阻碍发展集体经济实力的错误观念和举措。

《摆脱贫困》关于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基本观点

    1990年的闽东，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滞后，农业经济比重很大且分散落后。习近平同志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为闽东地区指出了念好“山海经”、发展大农业的产业发展战略。同时，他高度重视与发展大农业相匹配的农业农村经济制度建设，要求闽东地区处理好农村大包干之后“统”与“分”的关系，注重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实力。

    《摆脱贫困》一书首先对闽东农业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基本区情作出了科学判断。该书开篇写道：“闽东，交通闭塞，信息短缺，是小农经济的一统天下。商品经济的发展较其他贫困地区，显得更为步履艰难。”[①]但同时，闽东又“是念‘山海经’，发展大农业的好地方”。[②] 寥寥数语，既阐明了闽东地区贫穷落后的根源，又展现了闽东农业发展的美好前景。

    二是明确闽东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坚持问题导向是习近平同志研究问题和推动工作的基本方法论。在深入农村基层调研和理性思考的基础上，习近平同志着眼于发展大农业，指出了闽东发展农村商品经济面临的制约因素：（1）农民与土地圈守一块，自给自足，备受自然经济束缚，难以投身于商品经济生活中；[③]（2）分散的、单个的农民家庭很难把握市场需求的变化；[④]（3）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中放松了“统”的功能，乡村两级集体经济实力出现了弱化现象，表现为集体经济实力总体水平不高、发展不平衡、收入渠道少。[⑤]

    三是分析集体经济实力薄弱的原因；主要是在指导思想上忽视了乡村集体经济实力积累和发展工作，没有把发展集体经济实力摆到应有的位置。[⑥] 一些农村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时，没有很好地理解统一经营和“归大堆”的区别，放松了“统”的方面，需要统的没有统起来，不该分的却分了，结果是原有的“大一统”变成了“分光吃净”，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⑦]

四是提出解决问题的大思路。首先要端正对发展集体经济实力重要性的认识。有人认为，只要农民脱贫了，集体穷一点没有关系。针对这种认识，习近平同志指出：不是没有关系，而是关系重大。加强集体经济实力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证，是振兴贫困地区农业的必由之路，是促进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推动力，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后盾。

发展集体经济实力，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要化为切切实实的行动。第一，在指导思想上，必须确立“统”与“分”的辩证观；第二，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原则；第三，积极探索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实力的具体形式和路子；第四，建立、健全积累与投入机制；第五，实行优惠政策，为乡村两级集体经济实力发展创造外部环境；第六，加强领导，改善和强化农村经济组织，增强乡村集体经济发展机能。[⑧]习近平同志还要求，要以县为单位，制定乡村两级集体经济实力发展规划。

   农村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营体制优势再认识

    习近平同志1988年6月到福建宁德地区工作。他在宁德工作期间，给每一位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提出了新的历史使命，要在发展市场经济中践行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可以说，这是改革开放直至今日，共产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都必须面对的新课题。回答这个问题不能停留在书面和口头表态上面，必须有脚踏实地的实际行动。习近平同志要求发展集体经济实力，正是为包括他本人在内的所有在“三农”领域工作的共产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提供了现实可行的行动方案。

    改革开放之后，历届中央领导集体都明确要求，现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坚守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要体现在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上，落实在行动上，就是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好。那么，具体到“三农”工作领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现在哪里？习近平同志在《摆脱贫困》一书中给出了明确答案：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就是“农村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营体制”，[⑨] 它能够促进共同富裕，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

    过去我们在讨论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制度优势时，往往片面强调“分”的优势，而对于“统”的制度优势则认识不到位，甚至有的人把“统”作为人民公社体制残余对待，主张一分到底；这才导致农村改革中出现了习近平同志指出的“需要统的没有统起来，不该分的却分了”问题普遍存在。严峻的现实给我们提出了必须回答的问题，就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如何认识“统”的制度优势。

    首先，我们有必要重新明确什么是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改革开放从农村起步。农村改革最先取得的制度性成果就是推广安徽小岗村大包干经验，其实质是尊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当时主要是指生产队，即现在村民组的前身）经营自主权，[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户成为与集体经济组织相对应的独立经营主体；利益分配基本格局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是自己的”。这就是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的由来，时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来称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这项制度有三个要点：一是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二是集体土地由农户承包经营；三是集体向农户提供统一经营服务。正是靠这一改革成果，我国长期被压抑的农业生产潜力得到了解放，实现了农业生产快速增长，很快解决了农户温饱问题，也大大缓解了我国农副产品市场供应短缺难题。

对于这一制度优势的认识，过去几十年，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只注重了“分”的优势，却忽视了“统”的优势是什么，以及如何体现出来。“统”的优势是客观存在的，体现在农村改革与发展实践中，就是凡是能够坚持当年创立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初心的农村，都比那些一味强调分的农村发展得更好。比如，广东省清远市有个叶屋村（村民组），35个农户，900多亩农田。为了解决农户承包地分割细碎带来的土地撂荒和农户贫困问题，该村在村民组长带领下，经过2009年近一年的反复民主讨论，决定重新收取承包费，用于农田水利建设和农道建设。由此，叶屋村从2010年起就做到了农户承包地集中连片，不仅有效解决了土地撂荒和粗放经营问题，实现了适度规模经营，还解决了邻里矛盾、增加了集体积累，一举甩掉了省级贫困村帽子，跨入富裕村行列。

从“统”的角度看，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优势可归纳出以下三点：

一是土地集体所有制赋予了农民尤其是新生代农民无偿获得土地的权利，切实保障了“耕者有其田”，做到了农业领域的土地要素与劳动力要素的零成本结合。这是“统”的制度根基。农民从集体获得土地，才会产生依靠集体、维护集体的愿望和行为。在叶屋村，自发改革前，一些老人户没有能力耕作却占有大量承包地，导致土地撂荒，而娶进媳妇添了孩子的农户却土地很少，劳动力闲置浪费。通过改革，他们重新按人平均分配土地，新增劳动力无偿获得了土地，农业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

二是农业中土地的所有者、经营者、劳动者三者利益和谐统一。承包户作为集体成员，向作为土地所有者的集体上缴承包费，集体有了经济收入后用于为交纳承包费的农户服务，首先是改善生产经营条件，其次是改善农户生活。土地的所有者与经营者分离，以承包费——其实就是普通民事行为中的租金——确立两者之间的利益关系，说明农业领域的市场经济关系已经确立起来。租金用于为交租金的经营者们提供统一经营服务，这就彻底消除了土地私有制基础上的“地主－佃农”利益对立关系，经营者使用自家劳动力完成农事作业，也消除了“雇主－雇工”的利益对立关系。这种土地经营制度，是基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来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经过改革开放建立起来的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有理由说，它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农业生产关系，为高效率利用农业资源，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三是为现代乡村治理奠定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土地集体所有制彻底消除了土地私有造成的两极分化，为土地权利人人平等奠定了制度基础。这是我国农村社会主义制度的底色。在这个基础上，集体的土地资源如何发挥出更大效能，如何给集体和集体成员带来更多的收益，要通过集体成员民主协商进行决策。叶屋村自发进行改革，是经过35户代表会议反复讨论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农民不会仅仅讨论土地问题，还要讨论村庄整治、伦理道德、邻里关系、教育、文化、卫生、生态等诸多事务，制定乡规民约，等等。所以，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也是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过程。

综上所述，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确如习近平同志所论，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经营体制。其主要制度优势不仅仅是“分”，更主要的是体现在“统”上面。可以说，只讲“分”，只能分出个低水平、无序竞争的市场经济，还不是社会主义，只有“统”才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统分结合”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发挥“统”的优势要勇于破除私有化误区，增加集体积累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讲话中指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是乡村振兴的制度基础。”[11]可见，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在今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共同富裕历史进程中仍然是最重要的制度安排。但是实事求是地说，缺乏统一服务功能的农村集体至今还普遍存在，如何把“统”的制度优势发挥出来，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容回避的重大课题。习近平总书记还说：“改革是乡村振兴的法宝。要解放思想，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破除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藩篱，让农村资源要素活化起来，让广大农民积极性和创造性迸发出来，让全社会支农助农兴农力量汇聚起来。”[12]应该说，只讲“分”，忽视“统”，集体经济薄弱，是重大体制机制弊端。要发挥双层经营“统”的优势，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突破固有观念及相应的体制机制。

（一）破除事实上的土地私有化，旗帜鲜明地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

农村集体经济实力普遍薄弱，与过去的一些农村改革举措不利于集体经济巩固和发展关系极大。1987年，贵州省湄潭县在一些专家指导下，搞“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农村改革试验，[13]其目标很明确，就是把承包地固定到现有承包户，永远不再调整；今后土地如何经营乃至于是否流转、撂荒，都完全由承包户自行决定，与发包土地的集体不再发生关系，等于集体事实上不存在了。按照这个做法，农户普遍认为土地就是私有了。从事后披露出来的相关文献看，试验的主导者认为土地集体所有制产权不清晰，搞市场经济就要彻底改革这种制度，把土地产权清晰地固定给农户。

按照湄潭试验搞农村改革，集体经济事实上彻底瓦解了。湄潭的做法推广后，农村再讲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主要是靠我们党在政治上对农村的领导权，土地集体所有制已经很难发挥作用。今后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发展集体经济实力，必须从理论到政策来一个正本清源，旗帜鲜明地反对土地私有化理论观点和政策措施。习近平总书记说：“我多次强调，农村改革不论怎么改，不能把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粮食生产能力减弱了，不能把农民利益损害了，这些底线必须坚守，决不能犯颠覆性错误。”[14]

所以，农业部门领导干部和相关学者应对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认真反思一下对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认识是否端正，是否认识到了经过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独特制度优势，是否敢于正视“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政策造成的种种弊端。

（二）“保持土地承包关系长期稳定并长久不变”是完善双层经营体制的政策基础，不是推行事实上的土地私有化的借口。

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视察安徽小岗村时指出，农村改革的主线是处理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如何处理？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双层经营体制就是最佳处理方式。为此，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深化农村改革大原则和底线。

那么，如何理解长久不变的“关系”？回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农村改革历程就不难明白，十九大报告中所讲的“关系”是指生产关系，也就是像当年推广小岗村大包干经验那样，是为了调整不适合生产力发展客观要求的农业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发展。如果承包户手中的承包面积乃至承包地块长久不变，必然产生一些农户因为人口老化或就业选择等多种原因不能或不想耕作土地现象，造成耕地撂荒和粗放经营。这一现象已经在全国各地农村普遍出现。而且，这样僵化地理解党中央的政策，直接损害了农村家庭新增人口的利益，导致这个代表农村未来希望的群体对土地和集体不再拥有基于利益的亲和力，村庄自然而然就失去了长久发展的活力，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更是对年轻农民脱离农村、脱离集体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所以，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应该是指土地集体所有制长久不变，集体土地由农户承包经营长久不变，集体向农户提供统一经营服务长久不变。否则，让农户把“长久不变”理解成土地私人所有，土地撂荒集体也无权干涉，农村改革就犯了颠覆性错误。巩固和完善双层经营体制，发挥“统”的功能，应该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党的领导下，走群众路线，由干部群众民主讨论决定。广东叶屋村在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方面为全国农村树立了榜样。

（三）科学区分“集体提留”与“农民负担”，让土地集体所有权在经济上得以实现，为发展集体经济实力和农民走共同富裕道路提供物质保障。

土地的位置是不可移动的。土地归谁所有，一方面要看国家法律规定由谁支配使用，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要看土地产生的收益如地价或租金归谁占有使用，也叫土地所有权的经济实现形式。

自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直至2005年，农户都要按照“留足集体的”承包制约定，每年向集体交纳土地承包费，体现了集体的土地所有者权能，表明在法权关系上没有改变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性质。但是，从2006年起，农村完成了税费改革。为了减轻农民负担，从国家政策层面取消了农地承包户的农业税和“三提五统”（“三提”是指土地承包户交给村组集体的公积金、公益金和共同生产管理费；“五统”是指土地承包户交给乡镇政府的农村教育事业费附加、计划生育费、优抚费、民兵训练费、乡村公益事业费），农户不再因承包集体土地而交纳各种费用；不仅如此，国家征用农业用地的补偿款和承包地流转租金，在大多数地方也完全归承包户占有。这样，集体土地所有权就失去了经济上的实现形式，集体也就随之失去了所有者权能。

面对农村集体出现的经济窘境，我们应该思考，如何区分集体提留与农民负担的关系。从当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初衷来看，农户向集体上交“三提五统”费用，是为了集体拥有为农户提供统一经营服务能力。但由于当时国家还处于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工业剥夺农业、城市剥夺农村”局面，各级财政向农村的投入很少，无法覆盖农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只能挪用“三提五统”来解决经费不足问题，让集体提留蜕变成农民负担。农村税费改革后，少量农村像前述广东省叶屋村那样，农民集体自主决策向土地承包户收取承包费，用于为农户提供统一经营服务，才恢复了集体提留的本来面目，形成了土地所有者、经营者、劳动者三者利益和谐统一的新型农业生产关系。

习近平同志在《摆脱贫困》一书中对集体提留高度重视并寄予厚望。他写道：“在积累方面，首先要完善土地承包责任制，逐步推行土地有偿承包，使各项集体提留真正落到实处；其次，要完善专业承包办法，逐步解决承包费过低，集体收入下降的问题；再次，要完善集体企业各项承包指标，逐步实行集体承包和全员抵押承包；第四，要推行全方位提留，凡从事林、牧、副、渔、工商、建、运、服务各业的个体农民，应按照纯收入的情况，确定合理提留的比例，向集体交纳一定数额的资金作为公共积累；第五，充分发挥劳动力丰富优势，增加劳动积累。总之，应通过发展各业生产和各类服务，积极开拓积累途径。”^[15]

习近平同志还高度重视集体积累的科学管理和合理使用问题。他写到：“要搞好农业集体经济的公共积累，则要注意正确处理四个‘软件’：一是要使农村干部和群众真正懂得，扩大公共积累不仅不会改变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政策，而且有利于家庭经营的进一步发展，从而使他们自觉地关心农村合作经济的发展和公共积累的壮大。二是要完善集体经济组织。否则，扩大经济积累就难以顺利实现，原有的一些积累也可能会被破坏掉。三是要划清合理提留和强制摊派的界限。在尊重农民合法权益的前提下，搞好提留，防止资金流失。四是要管好用活公共积累。要把积累用在帮助农户解决农业生产中紧迫性问题上，用在办农民迫切要求办的公共福利事业上。要严格财务制度，取信于民，坚决杜绝少数人侵吞公共积累的现象。”^[16]

习近平同志之所以高度重视集体提留形成集体积累，他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要求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集体经济是农民走共同富裕道路的物质保障，不仅可以为农户提供各种服务，还可以发挥调节作用，某些方面个人收入过高时，可适当增加集体提留，防止收入差距过大；当部分农民靠诚实劳动仍无法脱贫时，可以凭借集体经济实力对其实行物质上的扶持。

从事“三农”工作的领导干部，可以把《摆脱贫困》一书作为破解“三农”工作难题的经典来读，对照书中有关双层经营体制“统”与“分”辩证关系的深刻论述，扪心自问，是否真正认同，是否为发展集体经济实力真抓实干了，干得怎么样。在这个基础上，“三农”领域的领导干部和相关理论工作者，有必要以参加伟大斗争的姿态来一场“三农”领域的自我革命，主要是排除土地私有化论调对农村改革发展的干扰，坚决纠正只讲“分”不讲“统”的片面性错误。

我们有理由相信，一旦“三农”领域领导干部的思想真正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上来，尤其是每年数以万亿元计的财政涉农资金用于扶持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把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的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让亿万农户在发展个体经济的过程中得到集体经济的强有力支撑，同时也为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贡献力量，那么，农村必将彻底摆脱贫困，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越走越宽广。

（编辑 杨利红）

从组织特性看：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四种类型

以公共性为纵轴，经营性为横轴，可将农民集体组织划分为四种类型（表1）。其中的公共性，指集体组织举办经济、社会、文化事业以解决“一家一户办不好或不好办的事”的有效程度；经营性，指的是为实现公共性采取的市场的、半市场的、公益慈善的等多种经营方式组合的有效程度。

第一种：人民公社制集体。

人民公社集体的公共性强，经营性很弱，是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下的集体。其实现形式即组织方式、经营方式、分配方式都是单一的，表现为集体占有、集中经营、集中生产、集中分配。这类集体现已不再存在。

第二种：村庄自治集体。

村庄自治集体的公共性和经营性都比较弱。我国目前大部分村庄属这一类。尽管有了宪法规定的村委会，尽管在免除农业税后大部分省份都给村两委的干部发了月津贴，但是仍然没有可用于产业经营的村集体资金和有效资源。相当数量的一些村因无人愿意干而常年选不出村干部。国家曾启动大学生村官计划，想要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力量，但非但未能改变现状，反倒还要多花气力解决这些村官任期结束后的再就业问题。

这种状况在党的十八大之后有较大改观。尤其脱贫攻坚全国规划将832个贫困县、12.8万个贫困村都一一入账，全国派出几百万干部入县、下乡、到村助力脱贫。截至2020年年底，所有贫困县摘帽，所有贫困村出列。但依靠外力脱贫的村庄缺乏内生动力，农户与集体的疏离问题并没能克服，可持续发展堪忧。

第三种：股份合作制集体。

股份合作制集体是以股份制强化了经营性，但公共性并未上升的一类村集体，其特征是村集体组建村社合一的股份合作社，推动了经营性资产的开发。这类组织更近似股份公司。

出现近公司性质，大都因为这些村庄毗邻城镇或就在城镇且脱离农业。村集体成为因“脱农入城”而失地的农民的靠山。这些农民大多受上世纪90年代乡村集体企业向着私人、个体方向改制的思潮的影响，甚至他们本人就是改制时将集体资产化公为私的获利者。这类抽空了集体精神内核的村集体股份合作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成为一些人为自己和为个体向国家争利的招牌。

第四种：社区合作制集体。

与前不同，社区合作制集体是兼顾公共性和经营性的集体。它既有“社”又有“区”的概念。“社”指的是社群，即“基于强烈的人际互动关系构成的相互信任的一个群体……在发展中的经济体里，表现为通过血缘和地域性姻亲关系捆在一起的典型的群落和村庄。”[1]

其实，1978年改革之前的生产大队、生产队，尽管有很强的行政管理色彩，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还存在。历经30多年改革后，农村曾出现基层管理上的真空状态。基层组织，无论村两委还是合作社，都更像是政府行政机构或政商合体的延伸。村社传统消失了，乡里空间萎缩了，“通过紧密的个人关系和相互信任来引导成员进行自愿合作”的社区性农民合作组织变得十分罕见，社会被“通过基于价格信号的竞争来协调逐利个体”的公司组织、“通过政府命令来强制人们调整资源配置”的行政组织占据了绝大部分空间。这就是上文列举的第二、三类村集体的现状。

社区合作制集体重在“社群”即人的集合，重在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双赢，即“义利并举”。在乡村变革中，笔者认为，有一类曾被误认为股份合作制的集体其实应划归第四类。前文所述的村党支部领办村社企合一的农民集体合作组织应属这类。尽管这些村集体都设有村股份制合作社和集体资产管理公司，不过，他们的股份合作社一没有将村集体资产以股份全部量化到村民，二没有把股份只当作为分红利的工具，三没有只顾生产不顾生活，四没有干部贪腐，侵占集体和个人利益。这些村集体的股份制是为壮大集体资产的项目做融资的，不但注重村集体资产建设，集体收入来自多种途径，而且尤为重视集体收益的分配。收益的绝大部分都用于持续壮大集体经济和增加集体福利，从而持续提升村民的获得感和满意度。所以，这些村集体建设的，其实是1984-1987年中央提出的具有新型集体经济性质的地区性或社区性的合作经济组织。

例如，始建于2007年的陕西礼泉县袁家村集体经济源自小吃街。村集体发动全体村民办小吃作坊，100多种小吃村民各自认领，村集体择优选定一家，以避免同质化恶性竞争。村集体鼓励各作坊自设股份制，吸收其他作坊入股。村集体收益来自无形资产品牌使用费和集体资产入股分红。集体分配方式中专有一项是为利润微薄的作坊（如蒸馍作坊)补差，补到年收入10万元。村集体设定同类生产单元的收益底线并予以保障，以“损有余而奉不足”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中道智慧经营村庄，正是这种社区集体规制推动袁家村形成相互持股、各得其所、共建共享、可持续发展的社区经济。

再如2008年起步的何斯路村。10年间村民年收入增长了9倍，村集体收入从欠债到年收入2000多万元。而村民们取得这样的成绩一不靠外来资本建厂筑楼，二不靠卖地租房，而是自我振兴的田园革命。他们引种薰衣草，古法酿酒，通过整修古迹、绿化荒山、清理废墟、修池建塘、栽花种树来改造环境。村集体将收益重点投入社区公共基础设施、环境改造、运营支出和文化福利。优美的生态人文环境吸引全国各地的游客、会务、摄影团体纷至沓来。而为其配套的食宿、交通、伴手礼等服务和产品统统由村集体带动村民自造自营解决。他们依托薰衣草研发的衍生产品70余种，不是全发给工厂生产，而是推动家庭作坊手工生产，村集体优质优价出售。为提升村民素质，村集体办起了每日晨读和功德银行，将全村农户善言善行记录在册并积分表彰，积分到一定量后就可凭借其信用值在银行获得无抵押贷款。这样的社区合作集体让老村民获得感满满，还吸引了十多户城市人全家落户成了新村民。

前述县乡农民合作组织联合会(社)，是将乡镇范围内的大部分甚至所有村庄进行资源整合、资产建设的社区合作组织。它较好体现了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制度框架。它以镇村两级组织的方式覆盖全体农户，以专职团队与村委、合作社相结合，提供生产、信用、供销、社区一体化服务，服务团队与农村各主体尤其农户关系密切，送服务也送温暖，将整个社区凝聚成利益和情感共同体。所以，它们也应归属社区合作制集体。

集体经济的辨识：推进真正集体经济健康发展

如何区分合作社与股份公司

目前尚存在概念的混淆。将出资股与投资股、股份合作社与股份公司混为一谈是其中突出的混淆。出资股是个人参与合作事业的凭证（后被称为身份股），[2] 而投资股是针对项目的个人商业投资，常用在合作金融和加工事业。股份合作社是合作社的一种特殊实现形式，股份公司是企业而非合作社。“成员民主制、按惠顾返还盈余和资本报酬有限”^[3]是国际合作社联盟百年未变的三项原则，股份合作社的内部业务、分配和治理达不到这三原则的，必须转为股份制公司。[4] 若用这三原则衡量中国的股份合作社，违反者颇多。例如城中村股份合作社的社员，不参与任何劳动，就因“天赋资产”坐享分红。当按劳分配被按股分配挤出，资本报酬成为唯一报酬时，这种合作社与私有的股份制公司就完全没有了差别。

合作社股份制如何区别于公司股份制？当下而言，区分资格股和投资股，资格股不分红，投资股设项目股份制并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有盈利才可分红，严禁以满足社员分红需求为名摊大成本、降低效率，侵占集体和个人资产，才是正途。

如何认识合作经济与集体经济的差异

合作经济与集体经济的异同，一直存在争议。笔者依据实践经验的判断是，中国的合作经济其实是公私融合的关系经济，而非产权经济。这是因为，中国乡村社会的结构是差序格局式的，私人经济非单纯的个人产权经济，而是与家庭、家族、亲友密切相关的关系经济，由关系的连带形成一种“集体”的“公”。这方面，沟口雄三关于东西方甚至中日两国的合作机理因“基体”不同而不同的观点很值得关注。

合作社集体与村集体不同。前者是人的自愿组合，没有地域和财产限制。后者是以国家法定的土地集体所有权为前提，以地域为界限而形成的特定群体组织。值得一提的是，中央在1983年和1987年的文件中，没有提集体经济组织，而是采用“地区性合作经济组织”，“社区性、综合性”，“乡村合作组织”的提法。这表现了中央当时想用合作经济改造公社集体经济、合作组织改造公社集体组织的政策构想。

合作社集体中，专业合作社和综合合作社还有所不同，综合合作社有社会功能，资合与人合并举。专业合作社往往只有经济功能。不过，目前北京农禾之家咨询服务中心帮扶的几百家合作社中，相当一部分顶着专业合作社的牌子做综合合作社。正是他们付出的努力，一砖一瓦地改善着本社区的社会基础结构。

合作经济另一表现形式是协会。日本、韩国农协和中国台湾地区农会都是协会，吸收了当地乡镇社区90%以上的农民，其“组织与功能设计为政治性、经济性、教育性、社会性兼具的多目标功能，且各目标间可收连环互补功能之效”。[5] 另外，这三个基层农协体系都可容纳专业合作社（台湾地区称产销班），都依照合作经济原则进行惠顾分配。

从公共性上看，合作经济系互助性经济，较集体经济更靠近私人经济；集体经济的共有程度要超越合作经济，更靠近公有经济。经营方式侧重上，合作经济侧重成员之间相互扶助，强调互助合作，按交易量分配；集体经济侧重成员的整体意识和综合利益，强调集体共建、按成员权利分配。在产权规定上，集体经济组织拥有山水林田湖草等资源性资产、企业等经营性资产和公益性资产的集体产权，具有不可分割性和非排他性；合作经济的载体即合作社产权由多人投资形成，是私与私连带形成的共有产权。

当下，随着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和经营性功能的成熟，合作经济的范畴在延伸，不再是原初单纯和单层的互助性经济，而演变为包涵集体经济和私人经济的多元混合体。集体经济的内涵也在发生变化，演变为涵盖私人经济、互助合作经济、公益经济等主体多元、形式多样、组织多种的综合性社区经济。总之，现代社会中，合作经济与集体经济的相契性在增加，在一定条件下两者可以存在交集。

如何辨认集体经济组织

中国的集体经济组织因“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而具继承性，今天是历史的延展。笔者认为，改革创新就是允许多方探索，应在坚持必要原则[6] 的前提下于实践中择优选择。

目前，作为建立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必备步骤的股份合作制改革，将集体资产折股量化到成员，^[7] 作为其按股共有和按股分红的依据，走的是资合而非人合的路，似可商榷。其目标是要摆脱集体资产看似“人人有份”、实则“人人无份”的状态，变“共同共有”为“按份共有”，[8] 实现“资产变股权、农民当股东”，农民享有分红，财产性收入稳定增加。[9]

这是牵涉如何认识集体经济组织根本性质的重大理论问题。“在法律和社会实践中，‘共同体’与‘共有体’是集体所有的两种典型形式，有明显区别。”“‘共同体’偏向于社会学和政治学概念，成员对共同体财产有平等的所有权, 也承担均等义务，对外负连带责任。而‘共有体’偏向于经济学概念, 与《物权法》中的‘共同共有’和‘按份共有’相对应”，“‘按份共有’要求把整体的权利完全分割到所有成员，按份分享权益, 分担义务。对共有财产除协商处分外, 各共有人对自己的份额可以出卖、赠与，并可继承”。[10]

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到底是共同体还是共有体呢？在集体组织内部, 集体资产产权的属性是集体公权，每个成员不可分割地共同占有，不能量化为成员份额。否则，按照市场股份制通行规则走下去，集体就可能类似企业一样破产或通过成员决定解散。另外，目前集体资产折股量化组建股份合作社明显重在按资分配，如何体现按劳分配原则？笔者看到有些试点将成员股分出劳动贡献股，似在探索新的出路。只是，股份制是私有制下高效的经济工具，要想移植到公有制的确很难。可否走出一条社区集体共富共融的新路？这些均有待进一步探究。

不过，按照“按份共有”理论改革的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现已准予股份继承转让，以适应农村人口就业居住频繁变更和流动的大趋势。这样走下去，不出两代人，集体即使不解散，成员的共同体意识和行为也将消散，集体经济组织就会名存实亡。按照期待集体组织承担和发挥的功能做系统化的制度设计并付诸试验，制度设计可考虑把集体组织成员的保障和福祉权利与新发展带来的利益分开，新发展强调参与贡献，旧福祉可持有和继承，但含金量要随时间衰减。资源价格涨价归公，即归于真正参与集体经济建设的在地成员。为此，集体组织在地成员有话语权、选择权、决定权是关键。

总之，新型集体经济及其组织是乡村振兴改革创新的主题，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要成为管长远、管根本、管全局的重大制度安排，从实践到理论就应允许长期坚持的多样化探索。

壮大集体经济是乡村振兴必由之路

对中国而言，乡村的重大价值还在于乡村是中华五千年文明传承的载体，是中华文明的根。乡村不仅有经济价值，还具有重大的生态价值和文化价值，将乡村振兴矮化和窄化为经济事业，将乡村振兴视为政经分立、政社分立，都是错误的。只有理解乡村具有多元统合的长远价值，有独立发展、自主成长的基因，才能认可乡村的独立存在。这种存在和发展需要社会性的载体，它就是一种“人的集合”的集体。抽离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这种人的集合体具有与天、地类似的自然性。顺着它，就羽翼丰盈；违背它，就日渐凋敝。

中国的乡村制度上千年来一直是经济、社会、文化的治理统一体。乡村中有公田、公祠、义学等集体性资产，有里社、保甲、宗族组织，乡绅不仅兴办义塾、祭祠，还可赈灾济贫、催征，仲裁民事纠纷，还参与乡里事务管理。今天的好村庄无一例外都弘扬了乡贤领衔与民众互助的社区合作传统。

从现实看，壮大乡村集体经济是土地集体所有、分户承包制度的必然。国家宪法规定农村土地归村集体所有，税费政策改革又规定将村集体土地分包给农户的地租全部留给农户，那么，这就断绝了村集体经济收入的来源。土地地租不仅是短缺经济时期村集体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在城镇化进程中，其效益更是被放大无数倍。村里没了收入，村干部工作津贴、村务运转费用和公共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提供等费用只能由国家承担。但是当经济跨越了短缺阶段，进入新时期，城乡发展面临不平衡不充分困局时，各地纷纷出现超越基本需求的一般需求和超额需求，国家不应也无力提供。面对新时期，改革阻碍集体经济发展的制度和机制，建立国家与乡村集体之间的法治关系，才能推动乡村整体跃迁到富足经济时代。

今天，富足经济已经走入信息时代，其发展的基本动力正在从物质生产演化为观念生产，^[11]从而让工业时代彻底改观。2020年全球抗击新冠疫情中，中国的成效全球公认第一，显然不是依靠物质力量，而是国民对“家国一体”观念的高度认同，以及在抗疫行动中通过各类有形载体无限加强和自我升值这一观念而实现的。决定观念产生的是有知识、有能力的人，是用观念武装起来的人。[12] 正是有一批甘愿为村民奉献的村集体带头人带领群众，坚决摒弃那些脱离村民消费需求，盲目追求农业现代化、农村城镇化的观念，唾弃那些背离公共利益、个人利益至上、无视道德伦理的行为，才能够开拓出乡村集体经济的一片新天地。

乡村振兴要树立怎样的观念？乡村集体追求的是社区范围内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与村民福祉的可持续性，而不是人均GDP。乡村集体经济组织应恪守中道，处理好公私关系，坚持义利并举，不走极端。

当前，阻碍乡村集体和集体经济组织发展的，主要是观念。迄今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包括政府官员，一提及农村集体，他们就认为是走回头路、要回到人民公社时代。他们不认同要确立乡村和集体经济组织的主体性地位，也不认同推动这类组织发展才是乡村振兴的主题。还有人一谈及建立与人民公社不同的新型集体，就直指股份合作社，村集体资产全部折股量化到全体村民，其效果是村集体只能做资产管理，却难以独立经营。[13] 还有的人将乡村振兴视为简单的农业现代化进程，认为只要实现了农业规模化、体系化、资本化、效率化，就大功告成。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国家和社会资源被大量投入涉农的市场竞争性行业，包括对大规模土地流转项目实施倾斜。更有甚者，将乡村振兴直接“一分为三”：经济增长靠农业农村部拉动，市场机制占主导地位；公共品靠国家补给，财政部按清单统一提供；基层治理保稳定，乡村集体和集体经济组织多给村民分红、满足经济利益，达到无刑事案件、无上访告状就算保职尽责。在这些观念影响下，努力创新者屡屡碰壁，本本主义者常受嘉奖，得过且过者日子安逸，乡村振兴内生动力从何而来呢？

当集体缺乏独立运营的主体性，没动力没能力做经营，不能依靠集体经营振奋和团结村民振兴村庄时，乡村振兴就成了一句口号。人们关注点还是聚焦于通过竞争性产业的利润获得摄取私利。更糟的是，各地视年经济收入达5万元、10万元、20万元的村集体占比为实现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绩效指标。[14] 但据笔者多地考察，这些数据大都是制造出来的。这种做法不但蒙混上级，还让农村基层再次刮起浮夸风，被假大空笼罩。甚至还由此总结出所谓集约化发展的创新模式：即将国家财政投给村集体经济的资金打捆，投入短平快的企业项目做股份，要求投资项目必须以每村红利5万元为分股红的最低标准。再将预期分给各村的红利作为村集体收入向上报账。至于企业是否达到了这个效益并分给各村，则无人细究了。尽管难题、困惑、阻碍多多，但总有矢志推动乡村集体经济发展的人们知难而行，攀岩而上。一些村之所以同时设立集体资产管理运营公司和股份合作社，之所以采用个人代表集体资产入股公司或合作社，甚至以个人身份担保贷款给集体投融资，都是在当前体制机制下的应对之策。

乡村集体经济的探索还将继续

为什么当前中国乡村特别需要集体经济？为什么乡村振兴一定要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说到底，取决于农民是否真正需要它。农村集体经济是否能为乡村家园的幸福提供非常必要、但眼下十分稀缺的帮助，包括政府做不来的，企业不屑于做的，非营利社会组织做不了的，但对社区生态保持、农民生产生活、维护社区关系和发展潜力实属必要的服务。这正是乡村集体经济存在的价值。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集体经济在中国的实践一直被政府和社会担心和怀疑。而在这些年的艰难探索中，不论有多少困难，总有一批人多年在乡村坚持走自己的路，屡战屡试并获得了局部成功。这些成功者的意愿很质朴，就是不负乡亲，造福乡里，建设家园。他们以自身为村庄的导电体，连接政府和市场，将个人能力与社区建设智慧地相结合，创造性地绕开重重阻挠，探索出无数攻坚克难的办法，百折不挠地屡屡尝试，让人惊叹不已。应该说，这些真心为乡村长远幸福而奋力搏击者并不在少数，且来自四面八方，还在不断在增长。他们的热忱、努力和坚持甚至完全超乎人们的想象。

在乡村振兴的召唤下，这样的一股社会力量正在日益壮大。他们勇敢面对多领域、多目标、多要素错综交织的复杂局面，为乡村集体经济探路的伟大事业，必因他们的努力而弘扬光大、传承下去。

    （编辑 杨利红）

当前，民主、自由、人权等已经成为国际思想舆论交锋的焦点。而围绕民主的话语权争夺和政治较量，不仅是概念之争、学术之争，更体现了大国之间的制度之争、道路之争。

世界政治中的民主之争，关乎发展道路，关乎人类命运。在国际上民主、人权、自由等话语较量中，我们首先应坚持正确的民主观，坚定政治自信和价值自信，加快构建起兼具中国特色和世界风范的民主话语和政治叙事体系。同时应加快提炼和传播中国政治价值和中国治理理念，解码中国之治，弘扬中国之学、中国之道。还要切实澄清民主、人权、自由等被西方垄断、混淆并用滥了的政治概念，突破以美国为首的昂格鲁-撒克逊政治圈层的舆论围攻和价值围剿，打赢这场政治和舆论攻坚战。我们相信，历经国际政治斗争风浪的洗礼，中国政治文明将更加美丽绽放，人类政治文明百花园将更加多姿多彩。

世界见证美式民主之衰：民主失灵、治理失效、输出失败

西式民主本质上是资本的统治，是金钱政治，是寡头政治。西式民主有着先天性基因缺陷，经过两三百年的演变，始终没能洗去其阶级差异和种族歧视的印痕。

冷战结束30多年来，西式民主严重透支、过度超载。以选票为导向的西式民主操作系统漏洞频出，政治软件程序携带并传播病毒。加上金钱、传媒、种族、战争等因素的影响，西式政治基因蜕变，西式民主已经异化变质。选举变成了“选主”“争主”“乱主”“烂主”。大选变成一场政治下注、情感赌博和权术赌场。西式民主演化成几年一次的选票市场、选举闹场、政客秀场。在这种赌博性、表演性的民主秀场之上，人民主权被改造为人民被动地选择“统治者”，民主的实质也被分解为简单的、碎片化的选举操作。

近年来，西式民主在理论上走入极端，在逻辑上陷入悖论，在实践中落入泥潭。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西方社会深陷经济和政治危机而难以自拔。2016年以来，伴随着民粹和排外浪潮的冲击，西式自由民主陷入空前困境。2021年1月，美国国会山暴乱，彻底撕下了美式民主“国王的新装”，让全世界看到了美式民主的乱象和丑态。

冷战结束以来30多年间，“民主”一词被西方阵营强行垄断并蛮横地滥用。在西方阵营内部，民主赤字化、异化、劣质化。在西方阵营之外，民主被绝对化、教条化、工具化、简单化、武器化。然而，几十年来的世界政治现实刺破了西式民主的伪善和完美神秘表象：非西方国家因照搬西式自由民主而政治乱象频发；西方政治阵营暴露出越来越多难以克服的制度性痼疾。这些都彻底颠覆了西式自由民主的种种神话，击碎了在少数西方大国不断煽动下所泛起的诸多“民主泡沫”。

冷战后30多年的历史表明，世界政治动荡的乱源在美国。美式民主模式失灵了，美式民主对外输出失败了，美国频打民主牌失效了。有着基因缺陷、又身染政治病毒的美式自由民主神话破灭了，在全球实施民主化改造的战略破产了。美国引以为豪的自由民主式软实力大幅度缩水，国际形象与政治影响力大跌。如今，西方世界不得不承受“民主赤字、社会撕裂、政治对抗、治理失能”之累；俄罗斯等所谓转型国家不得不承受“全盘西化、自由化、民主化、私有化”之害；一些发展中国家则不得不承受移植西式民主失败、民主异化变质和劣质民主之苦。

世界政治发展规律深刻证明：民主是历史的、发展的，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能唯我独尊，将民主工具化、武器化，将民主变成称王称霸、肆意打压他国的工具。民主是成长的、多样的，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能独断霸占，将民主垄断化、私有化，变成强行出口、普遍适用的操作软件或灵丹妙药。

人民至上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逻辑起点和政治本色

以国家为关怀，以人民为依归，这是我们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本色和政治品格。中国发展民主始终是从全体人民根本需要出发、以人民群众是否满意为指针，而不是“穿外衣、照镜子、摆样子”，更不是比照他国，为了取悦外人。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中国共产党的生死存亡。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是中国民主的本质特征和深厚的底色。

当代中国的民主观是马克思主义民主观，是全新的、科学的、正确的民主观。中国共产党的人民观是新时代中国民主观的本源。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就要坚持好人民观、践行好党的群众路线，这也是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的逻辑起点和思想源泉。

中国共产党历来将群众路线视作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做到守民心、惠民生、聚民意、汇民智、解民忧、护民权，在治理实践中全面体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宗旨和价值。

民主真不真，根基在人民。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人民支持和拥护是中国共产党最大的力量源泉和政治底气。全过程人民民主本质上体现的是人民之治，对民主制度的评价也应以人民满意不满意为标准。

民主好不好，民生最重要。中国民主的人民属性不是虚的或空的。一切来自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中国民主是实实在在的，是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在中国老百姓心中，促进民生就是民主，发展民权是就是民主，守护民心就是民主，疏解民忧就是民主，倾听民意就是民主，汇聚民智就是民主。简而言之，中国发展民主就是为民、富民、安民、顺民。

中国民主是一种全过程民主，是自主型、内生型民主，是以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民主。发扬民主、践行好群众路线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关键和重点。因此，中国之治是人民政治，是良政善治，是国泰民安，是安居乐业。

民主假与真，关键看民心。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际性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民众中享有超高信任度，这是世界上一些国家政府或政党难以企及并羡慕不已的。2020年7月，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艾什民主治理与创新中心发布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自2003年以来，中国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稳步攀升。这项名为《理解中国共产党韧性：中国民意长期调查》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民众2016年对中央政府的满意度高达93.1%。2022年5月30日，美国《新闻周刊》网站发表文章称，由丹麦民主联盟基金会和德国拉塔纳数据跟踪公司开展的调查显示，受访对象中83%的中国人认可中国是民主国家。

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受到中国人民的普遍支持和拥护，这就是人民民主在当今世界行得通、走得稳的底气所在，也是中国之治的力量和源泉。中国民主有真、实、行、好！在民主问题上，我们完全有理由充满价值自信、政治自信！

全新的民主观、全新的发展路

中国的民主是当今世界一种全新的民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以协商民主、全过程民主为主要特征的中国人民民主，代表了当今世界上一种独特而全新的民主观，走出了一条全新的政治发展之路。

中国的民主是自主的、内生的。中国民主的历史历程与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相一致。世界历史经验证明，民主不能脱离主权而存在，失去主权的国家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有的只能是被外部主宰的傀儡式民主、殖民化式的宗主国操控式民主。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保卫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捍卫民族尊严，为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赢得了稳定的国内外政治环境和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基础。

中国民主建设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相辅相成。民主政治不是空中楼阁，不能脱离特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发展阶段，不是单行道，也不能单兵突进，而是与经济发展、社会治理、民生改善等多个维度并存并行并进。7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为中国的民主建设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人民生活满意度、幸福感的不断提升，也是党领导人民民主建设取得伟大成就的最好证明。

中国民主的全要素、全过程保证了民主是广泛、真实、有效的。中国民主不是周期性、间歇性的投票，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旨在保障和实现人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广泛权利的民主；是融合了选举、协商、监督、参政议政等诸多环节和形式的全方位民主；是重视民主形式和民主效能相互统一的高质量民主。西方式“民主”片面地强调竞争性选举和票决，是对民主形式的过度简化，也是对民主实质的阉割和扭曲。

中国民主全面纵横畅通、形式丰富多样。经过长期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民主制度不断健全，民主形式不断丰富，民主渠道不断拓宽。中国的民主有着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实现了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相结合、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相衔接、民主程序与民主成果相统一、纵向民主与横向民主相促进。这其中，既有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也有党际民主和人民民主；既有政治民主，也有经济民主、社会民主；既有立法民主，也有执法司法为民，等等。

民主就是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中国的民主是一种全过程民主。全过程民主意味着民主的所有要素、所有环节都发挥应有的效能。比如，中国的重大立法和决策都是经过民意征集、民主酝酿，通过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产生的。在这一过程中，基层民意经过听证、函询、座谈、网络问政等多种方式，被广泛纳入决策程序中。

再比如，中国正在加快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形式多样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不断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统筹推进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等各个领域的协商民主建设。尤其是基层协商民主的蓬勃发展，在基层群众中深入开展的类型多样、范围不一的协商活动，有效发挥了协商民主在了解民情、反映民意、疏解民忧上的重要作用。

中国民主的全过程运作，切实防止了人民只有投票的权利而缺少真实地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避免了政客在选举时轻易承诺、漫天许愿，选举后抛诸脑后、无动于衷的现象。全要素、全过程的民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切实地实现当家作主、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基本经验。

以质量和效能为先，发展优质民主

民主必须与一个国家的基本国情相适应，服从于人民需求，由人民来参与实践，由人民来检验。中国全新的民主观和民主道路，体现了中国独具优势的国家治理能力，突破了西式民主既往的发展模式和逻辑框架，大大推动了政治发展进程，为中国社会全面协调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思想保障和动力源泉。

在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将民主比较叙事的重点放在实践成效和政治效能，更加关注民主质量。优质民主以主权安全、政治秩序稳定、经济社会稳步发展为前提，政治制度的吸纳整合能力与人民权利的有序扩展相互促进、相互融合。

而劣质民主破坏政治稳定，影响政治效能，激起政治对立，进而引发社会混乱，导致民族分裂和国家解体，阉割了民主应有的内涵和本质。

民主政治建设必须是高质量的和真实有效的。民主不是用作摆设的装饰品，而是要解决人民所期望解决的问题。围绕着社会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建设以解决问题为导向，以发展实效为目标，长期不懈地查短板、补漏洞、抓整改、促提升。

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的人民民主建设更加注重高质量发展，更加凸显出真实性、有效性。高质量的民主本质上就是真实有效的民主，真实性、有效性则系于人民在政治生活中的主体地位的彰显。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人民民主的最新概括，是社会主义民主理论与实践的最新结晶。以民为本的当代中国的民主观，是马克思主义民主观的继承和发展，是正确的、科学的民主观，是当今世界上全新的民主观。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一种全新的民主，是中国人民伟大的政治创造。

在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清晰，实践做法多样，现实效果良好，是真实、广泛、高效、全面的高质量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成长在中国大地上，沐浴着党的阳光雨露，吸吮着中国大地丰厚饱满的历史文化营养，鲜花盛开，绽放光彩，成为人类政治文明百花园中引人瞩目的靓丽景观。

（编辑 碣石）

2022年7月25日至31日，由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中国新闻史学会中国特色新闻学专委会、中共丽水市委宣传部共同主办，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等承办的第五届中国特色新闻学高级研讨班在丽水市缙云县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八十余位新闻传播学教师、新闻工作者和博士研究生参加了此次研讨活动。开班仪式上，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发表了视频致辞，中共丽水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李一波，中共缙云县委书记王正飞出席并致辞。

围绕“立足中国土，回到马克思，中国新闻传播学再出发”这一主题，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的一些学者教授，从新闻与新闻观、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实践转向、新闻传播学的时代之问、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等议题进行了研讨。

叩响中国新闻学时代之问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列举了11门“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其中就包括新闻学。这标志着建设中国特色新闻学科的目标提升至国家层面，如何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是中国新闻理论工作者的重要使命。

2017年，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与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共同创办首届“中国特色新闻学高级研讨班”，今年已经是第五届了。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在开班仪式上指出，中国特色新闻学高级研讨班是基于对西方理论的反思、建构中国新闻学主体性与中国特色新闻学体系的尝试，希望更多的学者立足于中国本土的实践基础，从中国自己的需求视野出发，推动和实现思想创新、理论创新、话语创新，在新闻学领域发展出独树一帜的中国学派。这一核心目标和主旨思想也是贯穿本届研讨班的主线，即“立足中国土，回到马克思——中国新闻传播学再出发”。孔丹表示，我们希望直面当前中国社会和学界业界的真问题、大问题，走出书斋，深入乡土，感受新时代的脉搏。举办中国特色新闻学高级研讨班是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坚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的举措之一。

占领传播制高点，争夺国际话语权

当今世界动荡不安，大国竞争博弈异常激烈，国际竞争不仅包括经济、科技、国防实力，在话语权方面的竞争也异常激烈。深入了解这一背景，有助于认清新闻学建设的当务之急以及新闻工作者承担的时代使命。

开班仪式上，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表示，当前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面临挑战。近几年，针对中国的国际舆论矛盾斗争不断激化，美国压制不同声音与不同力量的发展传播，对中国新闻媒体和社交平台进行多方面的封堵制裁，给中国造成了传播压力，使中国处在“有理讲不出、讲也没人信”的状态。亟待解决的是增强传播力，在国际舆论交锋和斗争中掌握主动权的问题，这是目前新闻传播战线服务国家最重要的任务。

    在讲述“融通中外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时，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清华大学人文讲席教授赵月枝介绍了国际意识形态斗争中的话语转型背景，以及当前我国面对的严峻形势。她表示，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主导话语权，但是到了七十年代，由于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构建的成功，使得美西方的统治阶级利益集团十分焦虑，此后他们某种程度上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竞争变成了民主与专制竞争的话语体系。一旦进入这个话语体系就掉进了他们的陷阱。那我们该如何应对呢？对方讲资产阶级人权，我们可以讲社会主义人权、马克思主义人权，只有在主导话语逻辑上树立自己的立场定位，才能打赢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主动仗。

对于学科自身发展来说，构建中国自主的新闻学理论研究体系至关重要。孔丹理事长指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两条道路、两种制度的斗争更加尖锐复杂。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研究体系成为关系到国家治理和中国学派建设的当务之急，中国的新闻学者和新闻工作从业者也亟需凝聚共识，共同参与到这一研究体系的构建中来。 

一直以来，西方新闻学话语对中国新闻学建设产生了广泛、持久、深刻的影响，而当前新闻学面对的政治、经济、文化、技术条件发生显著变化，而中国新闻学要具备学科发展的长远视野，超越西方新闻学的局限。在“新闻传播学如何回应时代之问——关于中国新闻传播学的思考”课程上，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张涛甫教授表示，过去40年，中国新闻传播学是不断向西方学习的过程，我们不断地把西方的工具放进工具箱，这个工具箱看起来是饱满的，但是很多理论却是分散、凌乱、无秩序、不成体系的。

张涛甫指出，我们拥有充满矛盾的知识，一方面，我们没法给这些知识一个秩序，这种逻辑的不自洽使得我们出现了认知失调，经常在知识界的内部自己跟自己做斗争。所以需要给新闻传播学整理一个自洽的秩序。

另一方面是知识的无序，知识理论与中国实际的脱节。过去中国努力把西方的新闻理论知识移植到中国来，但这种趋于进化的理论移植与中国问题缺乏根本性的关联，在西方颇具解释力的理论框架，进入中国语境就沦为空洞的学术修辞，我们称作在内核里面兜圈子，没有产生与中国社会大转型中新闻传播革命相匹配的理论。张涛甫指出，这不仅导致话语体系的懒散，也难以形成大逻辑上的有机建构，更谈不上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话语理论。我们要从知识、价值、规则三个层面去努力，建立中国自主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理论体系。

 对于中国新闻学如何建设，孔丹理事长也给出了建议。中国特色新闻学首先要坚持鲜明的“中国特色”，即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立足中国国情、聚焦中国发展。要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基于中国视角，在全球视野下对人类新闻活动规律展开学理性探讨。   

孔丹表示，与西方新闻学相比，中国特色新闻学为人类新闻活动提供了“另一种解释”，开辟了“另一种道路”。它表现出的特有内涵包括：人民性的新闻立场，有机性的新闻参与，正向性的新闻效果，伦理性的新闻技术，人文性的新闻文化。这根植于中国历史文化与新闻实践，也来源于建立更加公正、民主、自由以及更加符合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国际传播新秩序的需求。对于当代世界而言，要推动建立文化多样性的现代化，而不是文化单一性的现代化。“中国特色新闻学正是人类文化多样性的体现，也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环节。”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杨林从新闻传播学学风建设的角度深入讨论了“立足中国土，回到马克思”的内涵与要求。立足中国土，要紧密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走进新闻一线的火热实践；回到马克思，要读原著悟原理，克服形式主义的学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教学既要讲清专业层面的理论、原则，也要把整体的科学理论体系传授给年轻一代。

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王润泽教授从实践的角度指出，新闻传播学理论的诞生完全从实践中来，要立足中国的新闻传播学实践转向的研究路径，在实践中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知识体系、推进中国特色新闻学知识体系创新。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王维佳教授指出，国际传播目前成为我国国家发展的卡脖子领域，尤其是基础理论和历史研究非常薄弱。他由全球史的视野出发，从“世界的连接方式”的角度重新理解传播。王维佳认为，人员、物品、信息通过一系列的通路相互交换、传输构成网络，涉及技术、标准、创新、资本、文化想象、国家体系、战争与和平等重要问题。网络跨越了各种流动性边界，影响着个体、群体之间的互动方式，进而决定着世界的样貌。全球传播网络的拓扑结构就是世界权力体系的镜像。国际传播和全球传播是极具潜力的研究领域，是传播学研究的蓝海。观念之网、制度之网、物流之网、信息之网和文化之网，是打开国际传播研究的重要切口。

破除西方新闻观迷思，高扬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闻观是新闻舆论工作的灵魂。要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引导广大新闻舆论工作者做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研讨班上，多位专家、学者就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重要意义、内涵，以及当前高扬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面临的挑战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讲解。

赵月枝表示，高扬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难点就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和资产阶级新闻观拉锯式的博弈。长期以来我们受到西方新闻观念的影响，当前要重新建立起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就要对这样的理念思想进行清理。这需要我们从理论逻辑上破除“三个半”迷思，建立起对中国特色新闻制度“看山还是山”的制度自信。一是从经济逻辑破除资本主义的媒体自由市场迷思，二是从政治逻辑破除美国新闻自由和国家角色迷思，三是从专业逻辑破除新闻专业主义和“看门狗”迷思，“半”是从抗争逻辑破除“白左”的反权力迷思。

赵月枝表示，以市场为导向，以资本盈利为目的的传播制度有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和“自然而然”地边缘化工人阶级意识形态的结构性倾向，因而要警惕市场自由主义甚至市场民粹主义把“受众商品”转换为政治含义上的“人民”的意识形态诉求。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李彬教授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闻与新闻观”为题，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以及当前新闻工作者在新闻观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阐述。他表示，目前存在几种比较典型的影响媒体从业人员的新闻观。第一是信息时代要信息共享、不讲政治的信息论；第二是客观中立、不偏不倚的专业论；第三是社会公器论和无冕之王；第四是等级的自由论等。李彬认为，当前流行的种种新闻观让人担心，需要予以纠正。

     李彬指出，马克思区分了两种新闻观——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而是否实事求是则是区分两者的重要依据。唯物史观是根据事实描写事实，不做任何曲解和增减，而唯心史观则是根据希望、想象和设想来描写事实。美国部分新闻记者根据个人感知来描写事实的特点就比较鲜明且由来已久，例如美国发动了伊拉克战争，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美国主流媒体跟着宣传鼓噪，声称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是这个武器并不是真实存在的，而是构陷出来的。

李彬认为，中华文化本身特别注重实事求是，这样一种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高度契合，形成了中国共产党新闻观一以贯之的核心理念——实事求是。国共第一次合作后，毛泽东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于1925年12月主持创办《政治周报》时就曾指出，“我们反攻敌人的方法,并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周恩来有一句话也很精辟：“只有忠实于事实，才能忠实于真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要根据事实来描述事实，既准确报道个别事实，又要从宏观上把握和反映事件或事物的全貌。

李彬指出，辩证唯物论要求我们全面地、历史地看问题，而不能孤立地、随意挑选地看问题。正因如此，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党的几代领导人都是一以贯之地，从总体上、本质上、发展趋势上认识问题，而不仅仅是表象上。只有宏观真实和微观真实相统一，才能抓住事物的本质，才能秉持新闻的真实性。

新闻工作要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要坚持党性原则，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及时把人民群众创造的经验和面临的实际情况反映出来，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徐俊忠教授以《何谓“人民”——历史的视角》为题进行了授课。人民并非天然的存在物。在中国，人民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不断生成、塑造出来的崭新社会政治主体。

徐俊忠认为，“人民”在中国的出场并成为一个重要范畴，是应对近代中国深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状况的产物。关于何谓人民的问题，大致有两个基本认识。第一，从实际性存在而言，人民并非一个同质性的存在。它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等等。这意味着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第二，人民的本质性内涵可概括为国家主权参与者和国家主权认同者的统一。其中国家主权参与者的资格体现，一般以公民资格的获得为标志。国家主权认同者则体现在国民行为对于国家根本利益与价值取向上的正向关系。这两个方面的统一构成了“人民”的本质性内容。

    李彬从群众路线的角度分析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新闻工作要坚持群众路线，群众路线就是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党性和人民性是一对一、有机统一、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没有现代意义的先进政党的党性，就没有人民性以及人民性的主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人民性，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思想、崇高理想、伟大真理，才召唤起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才有了人民。

李彬认为，新闻观群众路线的具体表现就是全党办报、群众办报，这一理念从延安时期就形成了我们的优良传统，并一以贯之。不同于旧中国或美西方的文人办报和资本办报，共产党创办的报纸是人民事业的一部分。在中国土壤上，报纸绝不会成为独立的、自行其是的存在，必须是整个社会事业的有机构成部分。

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这篇经典文献中做了精辟的论述，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我们党和人民的两个百年大业就像有机高效运转的大机器，而新闻工作者只是中间的一个齿轮和螺丝钉，所以要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也重申这一点，不断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个根本问题。

王润泽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一直坚持人民性原则、群众路线原则。党的群众路线实践过程中每个阶段都有重点，有着基本的线性轨迹，即教育、鼓动群众、反映群众生活和心声、向群众学习、为群众服务的过程。我们的新闻工作也要向群众学习，学习群众的表达和语言，反映群众的问题。中国新闻实践过程中最重要的属性是沟通，我们的报纸就是沟通的桥梁和纽带，这是我们文化的特点、社会结构的特点，也是整个国家的政治属性所决定的。

   （编辑  杨利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