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外部董事治理机制是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实施，外部董事在董事会中占多数已成为常态，且职权与责任显著加重。国务院国资委公布的相关优秀央国企特色治理实践案例，从制度、机制、能力、技术等维度协同发力，探讨提出一套聚焦央企上市公司、侧重实践的外部董事履职保障体系优化方案，以强化外部董事“外部性”与“专业性”特质，推动外部董事履职从“形式合规”向“实质有效”的根本性转变，为央企上市公司增强“治理软实力”、保障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构建完善外部董事履职保障体系的重要意义

随着现代企业治理制度的持续完善和国有企业改革的纵深推进，我国正在持续优化外部董事履职保障体系，推动公司治理现代化，赋能央企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对于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创造社会价值意义重大，不仅关乎企业自身，更关乎资本市场建设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整体进程。

（一）夯实经济治理根基的关键举措

董事会治理是企业健康高效运营的前提。央企上市公司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其以外部董事占多数的公司董事会结构对企业重大决策及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产生毋庸置疑的核心影响力。建立健全外部董事履职保障体系，不仅能够确保具有外部视野和专业能力的外部董事深度参与企业战略制定与风险评估，在重大投资、并购重组等涉及国有资本运营的关键决策中有效发挥“守门员”作用，防止“内部人控制”和国有资产流失，同时更是确保企业微观决策与国家宏观战略同频共振的关键。

（二）优化资本市场资源配置的核心抓手

央企上市公司是我国资本市场的“稳定器”与“风向标”，其治理好坏直接影响资本市场的公信力与供需关系。从信息对称角度看，维护外部董事的知情权与监督权，确保其独立、专业履职，不仅有助于显著提升信息披露质量与风险管控水平，制衡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而且能够增强股票等投资品的透明度，让市场“看得清、有信心”，从而引导资本脱虚向实，推动产业与资本实现有效融合。

（三）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内在要求

央企上市公司身兼政治属性、社会属性、经济属性，通常被作为行业发展的先驱，其决策涉及的资金规模、技术难度和社会影响都高于一般企业。面对当前国内外复杂的不确定性环境，加快健全履职保障机制，引入多元专业视角，保障董事会科学决策、防范决策盲区，而且有利于持续提升企业的运营活力与价值创造能力。

当前现状及存在的突出问题

目前，外部董事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决策权与执行权分离，优化治理结构，抑制代理风险；二是通过引入外部专业视角，丰富决策维度的多元化，提升战略决策质量；三是通过“外部”视角审查与监督，确保风险管控的深度与实效。

目前，对这方面的研究多从一般企业的制度设计（静态基础）、运行机制（动态实施）和评价体系（反馈优化）三个维度展开，强调“制度为骨、机制为血、评价为神经”的三维协同，但总体上存在明显局限：一是忽视央企上市公司在治理目标、政治责任与国家战略传导方面的特殊性；二是缺乏对保障体系各要素间协同效应的系统研究；三是未能充分响应新《公司法》取消监事会、相关职权由审计委员会承接等重大制度变革对外部董事（尤其是独立董事）履职带来的新挑战。

近年来，国务院国资委不断完善央企外部董事选聘、履职、考核及激励机制。尽管央企上市公司已实施董事会及外部董事制度的应建尽建，外部董事来源渠道有限多元化，信息化保障水平有所提升，履职服务形式不断创新，但部分公司仍然存在保障举措单一，或制度建设流于形式等深层次问题，具体表现为：

选拔机制。主要依赖大股东推荐，背景趋同，胜任能力的系统性评估不足。

决策参与。在实践中重表决轻过程，决策前沟通与决策后反馈流于形式，风控机制不健全。

信息与技术保障。主要依赖管理层单向提供，存在滞后与选择性供给，同时数字化赋能不足，行权救济路径不畅。

激励与容错。薪酬激励偏低且结构单一，评价指标重“过程”轻“结果”，董责险覆盖率不高，导致履职决策顾虑多、动力不足。

机构支持。董事会工作机构人员配备不强、职责定位不清、服务专业性不够。

央企上市公司的特别要求与保障需求要进一步落实。相较于一般企业的外部董事履职保障管理，央企上市公司的外部董事履职保障体系因兼具政治性、系统性和专业性而更加复杂，在董事会构成（外部董事占多数）、选聘与委派（强调出资人意志与战略匹配）、履职导向（要求“政治三力”与维护国资权益）、保障支持（需更系统化）以及监督评价（出资人主导）等方面均提出了特别要求。因此，央企上市公司外部董事履职保障体系必须超越一般的“条件保障”，深度融合“政治赋能”与“系统支持”，实现“程序合规”与“治理效能”并重，“责任明确”与“风险隔离”兼顾。

优化央企上市公司外部董事履职保障体系的建议

构建立体化、特色化的上市公司外部董事履职保障体系，是激发外部董事真正成为“战略专家、监督行家、治理管家”的关键，也是推动央企上市公司实现高质量发展、打造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新范式的坚实基础。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外部董事履职保障体系建设需要从选拔、培训、履职到评价全流程持续发力。

当前，央企上市公司外部董事制度正处于从 “有形”到 “有效”转变的关键时期，为更好地发挥外部董事的治理作用，央企上市公司可以因地制宜地从以下方面系统推进。

（一）构建“选育用留”全链条机制，提升队伍适配性

1.建立科学精准的选拔标准与渠道。

一是构建胜任力模型。参考优秀实践，从“通用能力素质”（如沟通合作、勤勉尽责、综合研判、战略洞察）和“专业能力素质”（如财务分析、风险评估、投资管理、审计监督）方面构建矩阵化评估模型，为外部董事候选人的准入贴上“能力标签”。

二是实施多维测评。利用职业性格测评（如MBTI）等工具，对候选人的执业风格进行把脉，优化董事会团队结构，在选人用人阶段尽量避免团队决策倾向过于偏激。

三是拓展选聘渠道。在参考大股东意见的同时，结合市场化方式选聘，充分利用行业协会、上市公司协会等第三方推荐渠道扩大选聘范围，提高来源及专业的多元化程度。

2.打造系统化、实战化的培养体系。

一是开发模块化课程。设计涵盖宏观经济、行业趋势、公司治理政策类理论模块，国内外同行业及本企业典型案例的分析模块，以及模拟董事会重大决策场景的沙盘仿真模块。

二是搭建交流平台。建立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交流平台，如举办专题沙龙、重大信息通报、组织外部董事进行专题调研、组织高层面对面活动等内外部交流。

三是推动课题研究。根据外部董事的专业背景，科学策划并支持其牵头或参与公司治理、产业链研究、成本工程、市值管理等专项课题，充分发挥其“外脑”智慧，为企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二）建立决策全流程标准化与风控机制

1.推行决策全流程标准化管理。

一是编制《外部董事履职指南》。汇编制度，规范履职情境，提供“履职工具箱”，给予实操指导。

二是落实“2+2+1”工作机制。决策前，建立“牵头人沟通机制”（董事会秘书就重大议案背景进行预先沟通）和“工作例会机制”（定期通报重大事项）。决策中，规范“参会机制”（明确表决流程）和“调研机制”（规定年度调研次数与报告质量要求）。决策后，完善“事项报告机制”，要求外部董事就重大决策执行情况向股东报告。

2.嵌入关键事项赋权与暂缓表决机制。

一是明确一票否决权。针对关联交易、重大资产处置、会计政策自主调整等敏感事项，可在章程或董事会议事规则中赋予外部董事（或审计委员会）一票否决权。

二是设立暂缓表决程序。规定若半数以上董事或两名及以上独立董事认为议案信息不充分、论证不明确，可提议暂缓表决，要求管理层补充材料。

3.加强独立董事“政治三力”赋能。

依托集团、国资委或党校资源，组织独立董事参加政策专题学习。在审议重大战略议题前，提供相关的国家战略与行业政策背景报告，确保决策的政治方向正确。

（三）创新信息保障、建立有效沟通路径

1.建设“全景式”信息支撑体系。

一是制定信息清单。根据监管和企业实际制定《外部董事履职信息保障清单》，明确信息提供范围、频率、责任人，并指定“联络专员”一对一保障。

二是打通信息系统权限。开展涉密信息分级授权管理，在符合保密规定的基础上，组织外部董事参加保密培训及认证，设置专门阅文室或开放涉密信息系统权限，使其可以直接查阅相关发展规划、经营数据、项目进度等履职所需资料。

三是实施分类推送。按照外部董事权责与关注侧重点，差异化推送监管指令、集团战略、行业动向、企业运营等信息（见表1）。

四是拓宽外部信息渠道。为外部董事订阅权威行业报告，支持其参加行业会议和行业调研，保持市场敏锐性。

表1 外部董事履职保障信息分类标准

注：严格履行涉密审批，非涉密董事不推送涉密信息。

2.强化双向沟通与反馈机制。

一是建立内外部董事联动机制。打破“内外”壁垒，在资源保障上平等对待内外部董事。鼓励外部董事与职工董事、内部董事召开座谈会或开展联合调研；组织管理层定期向外部董事汇报经营及授权管理情况，提升外部董事信息获取的丰盈度，推动“内外脑”协同，强化董事会决策合力。

二是落实意见建议反馈。对外部董事提出的意见建议，组织专题会议研究，责任到人要求限期书面反馈采纳情况，并纳入相关绩效考核。

三是畅通行权保障“双通道”。向上报告通道：涉及国家安全、重大风险的可直报集团党组；严重违法违规行为经反馈未整改，或履职被严重限制时，关联董事报集团，独立董事可同时向监管机构和集团报告；可提请股东会解聘不称职内部董事。向下质询通道：对明显失当的经理层决策，可发起“特别质询程序”并建议暂缓执行，必要时可提请董事会解聘相关高管。

3.聚焦压实“三单管理”。

一是权限清单。制定《外部董事决策事项权责清单》，明确其在党委前置研究、董事会决策、经理层授权管理中的角色与责权定位。

二是调研清单。梳理调研、检查需求，鼓励外部董事“自主命题”式调研，参照“四不两直”实行无陪同或最小化陪同，保障结果或问题的客观性，辅助形成报董事会报告。

三是整改清单。对外部董事的合理化建议或问题批示，建立跟踪台账，纳入专项督办管理，推动管理闭环。

4.创新数智化赋能体系。

一是建设数字化履职平台。开展议案审批、文件传阅、调研安排线上管理，重点记录质疑、弃权、否定意见及原因，推动履职全过程的电子化与自动化管理。

二是探索人机协同决策。在投资决策环节为外部董事引入AI工具自动评测分析IRR（内部收益率）、模拟环境影响，推动外部董事将精力聚焦于AI难以量化的社会价值、伦理校准及风险防控，当外部董事否决AI结果时，需在系统内录入具体决策缘由，形成人机协同与有效制衡。

（四）优化“价值化”考核激励与容错管理

1.完善立体化评价体系。

一是构建“过程－行为－结果”三维指标体系。将出席率、议案审议数量等过程指标，与所提战略建议质量、风险预警价值、决策独立判断等结果性贡献相结合。

二是推行任期制与契约化考评。将业务考核内容纳入外部董事的任期制与契约化管理，突出对实质性贡献的考核，强化考核结果运用，将其与津贴发放、职位调整强关联。

2.创新激励与约束措施。

一是保障并优化薪酬待遇。落实津贴保障，探索与公司治理成效、长期业绩挂钩的中长期激励机制。

二是建立荣誉激励机制。对贡献突出的外部董事授予荣誉，并推荐至更高平台。

三是强化约束追责。对失职失责行为，特别是造成重大投资损失的，建立津贴追索与扣减机制；连续两年考核不合格者予以撤换。

3.建立健全容错纠错机制。

一是购买董责险。为外部董事购买董事责任险，尤其是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者，可适当提高保额，以此消除外部董事正当履职的后顾之忧。

二是明确容错边界。细化在创新业务和战略投资决策中的容错免责管理，对于符合程序、勤勉尽责或不可抗力等非人为故意失误导致的问题，依法依规减轻或免除相关责任。

（五）强化董事会工作机构专业化建设

一是明确服务职责。清晰界定董事会工作机构在议案起草审核、会议组织、调研策划、资料归档等方面的服务内容与服务标准。

二是配强专业人员。选拔具备财务、法律、战略等专业背景的人才充实机构，并加强定期培训与考核，将服务质效纳入个人绩效。

三是推行专员对接制度。建立“首问负责制”，为每名或至多两名外部董事配备一名董事会办公室资深员工作为固定对接人，实现全流程、专人化的精准服务。

四是营造“有温度”的履职氛围。精心设计会议议程、创新会议方式、定制特色会议用品、印刷履职纪念册等，增强外部董事履职的仪式感。

（编辑  宋斌斌）

2024年以来，国务院国资委多次强调，支持企业开启增长“第二曲线”，要求国企从要素大量投入的“汗水型增长”向科技创新驱动的“智慧型增长”转变。“十五五”即将实施，国企如何开启增长“第二曲线”，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重要力量，在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中提供有力支撑，是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

国企开启增长“第二曲线”的深刻背景

穿越经济周期、保持基业长青的需要

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在2024年11月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上强调，推动中央企业穿越经济周期，支持企业开启增长的“第二曲线”。也就是说，企业开启增长“第二曲线”首先是穿越经济周期，实现基业长青的需要。

首次提出“第二曲线”理论的查尔斯•汉迪在1997年出版的《第二曲线：跨越“S型曲线”的二次增长》一文中提出，任何组织、技术或产业的发展都遵循“S型曲线”规律，即经历萌芽期、成长期、成熟期后，最终会因市场饱和、技术停滞或竞争加剧而进入衰退期；产业（企业）要想实现持续增长，保持长期的生命力，就必须在“第一曲线”传统业务到达顶峰前，开始另外一条新的曲线，即“第二曲线”。

当前，我国经济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呈现“温和复苏、结构优化”特征。2025年上半年，GDP同比增长5.2%，但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下降1.8%。其中国有控股企业利润下降7.6%，采矿业利润大幅下降30.3%，房地产开发投资持续低迷，地方政府债务化解仍处于关键期。国企急需开启增长“第二曲线”以保持一定的增长，为我国经济抵御外部冲击，穿越经济周期，实现高质量发展，发挥国企的“定海神针”“稳定器”“压舱石”作用。

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需要

我国正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随着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迫切需要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大力发展以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的新质生产力。当前，我们正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浪潮中，一些重大颠覆性技术创新正在创造新产业新业态。加快开启增长“第二曲线”的部署，正是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的要求，从依赖传统规模的“第一曲线”转向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技术突破为核心的“第二曲线”。

奥地利管理学家弗雷德蒙德·马利克在2015年出版的《转变：应对复杂新世界的思维方式》一书中提出“马利克曲线”，对“第二曲线”理论进行深化。他指出，新旧两条曲线交叠的转换区域，是企业管理最复杂、风险最高的“黑箱”，旧业务的惯性思维、资源配置模式和考核体系会与新业务的探索性、高风险特征产生剧烈冲突。成功跨越转换区，要求企业必须进行非连续性创新。国企在规模报酬效应逐步趋弱、传统增长曲线日趋平缓之时，必须坚定不移开启增长的“第二曲线”，把增长的基础、动力和条件更多集聚到创新驱动引领发展上来，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领域积极布局，形成新质生产力。

推进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需要

经过三年改革行动和三年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国有企业在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科技创新能力和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等方面都有显著成效，但自身的短板弱项仍然存在，包括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还没完全建立，监管和考核制度与突出科技创新的要求还有一些不适应的地方，激励与约束并重的市场化经营机制还不健全，等等。

根据“第二曲线”理论，在寻找“第二曲线”的路上，成功的管理者必须向死而生，另辟蹊径，一次次跃过那些由成功铺设的“陷阱”，开辟一条与当前完全不同的新道路，为组织和企业找到实现跨越式增长的“第二曲线”。“第二曲线”实质是企业自身突破成长天花板、追求持续经营而进入新的产业或领域，它不是被动响应，而是主动求生。国企通过开启增长“第二曲线”统筹推进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建立更加符合知识经济时代特征的管理体系，健全更加合理有效的尽职免责机制，弘扬敢于打破常规、宽容失败的创新文化，持续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建成世界一流企业。

国企开启增长“第二曲线”的主要路径

延伸主业链条

国企的核心优势在于产业链深度和规模优势。“第二曲线”的第一选择，不是“另起炉灶”，而是沿着主业链条进行延伸。如能源类企业可从传统发电延伸至储能、氢能、智慧电网，形成从能源生产到消费侧管理的全链条布局；通信类企业可由网络基础设施向云计算、工业互联网、数据安全拓展，实现“管道型”向“平台型”的跃升，等等。例如，国家电网成功地从一家传统的基础设施运营商，转型为全球能源领域的科技创新先锋和平台型生态企业。大力发展充电桩业务，成立“国网智慧车联网技术公司”，建成全球覆盖最广的充电网络之一，切入电动汽车生态圈，从“用电”侧寻找新增长点。为企业、园区提供节能改造、冷热电联供、储能、碳管理等一揽子解决方案，从“卖电”转向“卖服务”；发展特高压输电、大电网安全控制、柔性直流等技术，将这些技术优势转化为对外输出的工程服务和标准制定能力。其新业务不仅提升了电网本身的效率和韧性，更开辟了千亿级的新市场。通过“如何更智能、更高效地利用能源”全力开辟“第二曲线”——能源互联网。     

切入战略性新兴产业

“第二曲线”应与国家新兴产业规划紧密结合。如新能源与新材料，包括光伏、储能、氢能、稀土、半导体材料；数字经济方面，包括人工智能、算力网络、区块链应用；绿色低碳方面，包括碳捕集利用、绿色建筑、循环经济等。通过跨界融合放大优势，如能源+金融，发展碳交易、绿色金融服务；通信+数据，培育数据要素市场、数字身份认证；交通+服务，构建智慧物流、智能出行生态等。

如中国宝武集团提出“一基五元”战略（以钢铁制造业为基础，新材料、智慧服务、资源环境、产业园区、产业金融协同发展），跳出“钢”的束缚，发展多元“第二曲线”。中国宝武集团正在进军新材料领域，不仅生产普通钢材，还大力发展高性能金属材料、碳纤维、轻量化材料等，满足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等高端制造的需求；发展绿色低碳技术，积极布局氢冶金、碳捕集利用等前沿技术，将环保压力转化为技术优势；发展“智慧制造”，将自身庞大的生产基地作为试验场，打造“黑灯工厂”、应用工业互联网平台，将这些经过验证的智能化改造经验和标准，打包成解决方案向行业内外的制造企业输出，如旗下的宝信软件已成为工业软件领域的领军企业。

打造服务生态平台

国企传统上偏重“卖产品”，但“第二曲线”更应走向“卖服务”“卖方案”。如设备制造企业可从交付产品，到提供全生命周期运行维护，再到打造数字化运维平台；基础设施可从建设施工，到城市运营服务，再到智慧园区和智慧城市生态等。如先正达集团打造MAP模式（Modern Agriculture Platform），在全国建设数百个MAP技术服务中心，为农户提供“种、肥、药、机、技”一站式服务，通过数字化工具，指导农民科学种植、对接农产品销售，提升了产业链价值，实现了从“卖产品”到“卖服务+卖产品”的转变，也为公司带来了稳定的服务收入和更高的客户黏性，成功跳出了传统化工行业的红海竞争。

国企开启增长“第二曲线”的保障措施

机制保障

国企在推进增长“第二曲线”时面临一些机制问题，如国资监管部门已经为国企确定了主责主业，而“第二曲线”常常游走在“核心”与“边缘”之间，既有探索创新的要求，又要警惕“偏离主业”。再如“第二曲线”需要市场化、快速试错、容错迭代，但国企内部惯性的组织逻辑是“稳”，干部考核以短期财务和安全指标为主，人才引进依旧行政化，新业务团队缺乏独立性。

因此，需要加快构建适应“第二曲线”的一整套机制，在战略上把其从“附属地位”转向“未来主业”，在组织上从“刚性管控”转向“双轨运行”。在战略规划中，把“第二曲线”作为支柱业务培育对象。建立双组织模式，“第一曲线”组织守稳，“第二曲线”组织独立孵化，避免被传统机制拖累。实施双考核体系，主业以盈利和稳定为主，新业务以成长性和闭环验证为主。在人才机制方面，引进市场化人才，采用股权、期权和专项激励，形成差异化机制。在国企主责主业管理制度中增加开辟“第二曲线”的产业要求。在国企经营绩效考核制度中，突出科技创新的要求，对处于产业早期阶段企业拉长考核周期和落实容错纠错规定的要求。

从国企自身角度看，也要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如优化投资决策制度，推进中长期激励，培育鼓励创新的企业文化等，加快形成开启增长“第二曲线”的动力机制。

资源保障

开启增长“第二曲线”是在“第一曲线”传统业务到达顶峰前就须落实。因此，必然存在与“第一曲线”切分资源的问题。

在国企实践中，当主业较弱时，企业忙于维持基本盈利，无力抽调资源探索新业务。例如，一些传统煤电企业虽然意识到清洁能源的重要性，但受制于债务压力和现金流紧张，新能源布局始终停留在“零散项目”层面，推进缓慢。当主业极强时，企业反而安于现状，把第二曲线当作“可有可无的试验田”。如三大电信运营商在流量红利高峰期，都尝试过OTT业务和互联网金融，但因战略聚焦不足，最终无一跑出真正的规模化新曲线。因此，要对接现有政策，积极保障推进“第二曲线”的各方面资源。

一是国家的产业政策。确定“第二曲线”赛道既要考虑企业自身业务和资源，也要考虑国家战略和产业政策。要在国家、省、市的产业政策中寻找合适的赛道。

二是国家的金融政策。“第二曲线”业务的发展存在高度不确定性，要善于借用国家的金融政策降低风险。如通过资本市场、产业基金等方式，为企业新业务提供资金支持或通过并购重组快速获取新技术、市场或资源。可设立专项预算，如设立创新发展基金，避免新业务被主业预算挤压。

三是国家的人才政策。落实市场化机制，推行市场化选人用人和激励机制，激发活力。落实容错机制，鼓励创新和冒险。

策略保障

“第一曲线”转向“第二曲线”，并非“第一曲线”的简单延伸，而是通过非连续性创新实现路径切换。然而，这种路径转换具有高风险性和高回报性特征，初期投入大且回报不确定。如部分氢能公交车项目在补贴退坡后迅速停滞，因为没有市场化的付费客户；某些数字化平台虽然投入巨大，但缺乏自我造血机制，只能依赖内部订单，最终失去竞争力。国企的财务考核周期以年度为主，而创新往往需要三到五年才能见效。短期压力与长期培育之间错位，使得一些真正具备潜力的项目半途夭折。

因此，能否顺利迈上“第二曲线”，需要有科学的推进策略，统筹好“五个关系”。

一是资源投入转换的动态平衡关系。避免“代谢失衡”，过早转到“第二曲线”可能引发产业断层，过度保护传统产能也可能阻碍创新萌芽。

二是经营各环节的有序推进关系。推动“第二曲线”的核心不是数量多少，而是能否跑通商业闭环。先是小步快跑，用“小预算”快速验证客户、产品、现金流的闭环；再滚动试错，每6个月设验证节点，每12个月做去留的决策，避免长期空烧；最后要闭环优先，只有形成正向现金流的业务，才有资格进入规模化扩张。

三是单体企业与产业链协同的关系。“第二曲线”的成功不是单个企业孤军突战的成果，而是产业生态位重构的涌现现象。企业开启“第二曲线”布局后常常会陷入“先行者困境”之中，如电动车厂商需要自建充电网络等，但整体变革又依赖多主体行动的一致和协同，如电网、地产商、电池企业等同时行动和协调。

四是企业生命周期与经济长波周期的结构性耦合关系。企业转型会受到经济长波周期的影响，比如“第一曲线”的衰退往往对应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的下降期。国企决策受限于财务报表周期（如季度/年度），而产业技术成熟需10—15年，经济结构转型甚至具有跨越代际的特征。

五是组织基因突变与传统基因依赖的关系。当企业开启跨越式非连续性的升级时，必须通过“组织基因突变”手段改变原有的管理架构（如OKR取代KPI）、人才结构、文化基因等，并进行根本性重组。老企业转型最难的是改变“基因”，比如，诺基亚质量过硬却输给苹果，原因就是过于依赖其传统功能业务，且在操作系统和应用生态上滞后；柯达虽然发明了数码相机却不敢放弃胶卷，本质是组织僵化。因此，要想突破这个矛盾，必须建立“可进化韧性”，也就是企业既非追求绝对稳定，也不盲目追逐颠覆，而是构建模块化、反脆弱、具备学习能力的嵌套式结构。

（编辑 杨利红）

企业集团财务公司是独具中国特色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因兼具产业属性和金融属性，在培育新质生产力、支持企业科技创新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立场决定了“代表谁、为谁服务”的问题，是财务公司经营观、价值观的体现。通过认真研究金融监管政策，并结合运营实践，笔者认为，要真正发挥好财务公司的功能定位，切实以金融牌照为企业集团创造价值，财务公司必须站稳三个立场，即：所属集团、成员单位、独立法人。

财务公司行业发展情况

1987年我国第一家财务公司成立以来，经过近40年的发展，财务公司行业机构数量稳健增长，资产规模和质量持续壮大优化。截至2024年末，全国共有财务公司237家，表内外资产总额13.16万亿元，全年实现营业净收入1296.13亿元，净利润806.14亿元。财务公司行业整体保持稳健发展，服务实体经济的广度和质效不断提高。

服务实体成效显著。2023年10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召开后，财务公司行业积极落实金融“五篇大文章”，发挥贴近产业实体的显著优势，聚焦科技金融与绿色金融持续发力。截至2024年末，制造业贷款余额8568.02亿元，其中高新技术企业贷款占比36.57%，战略性新兴产业贷款占比33.94%。绿色贷款余额5056.64亿元，清洁能源产业占比77.29%。

助力集团司库取得积极进展。2022年，国务院国资委发布《关于推动中央企业加快司库体系建设 进一步加强资金管理的意见》，明确提出中央企业要依托财务公司、资金中心等平台建设司库体系。根据中国财协2023年统计，81%的财务公司在企业集团司库建设中作为实施平台，17%的财务公司与企业集团司库管理中心合一运行。财务公司在企业集团司库体系建设、司库功能发挥、司库基础设施保障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数智化转型加速推进。近年来，财务公司行业积极融入智能化浪潮，在深化业务场景系统应用，夯实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网络与数据安全管理，在探索新技术应用建设等领域取得积极成效，行业数智化水平进一步提升。2024年，财务公司行业信息科技投资总额达到28.92亿元，较2020年增长9.78亿元。截至2024年末，财务公司行业信息的科技人员已达1166人，较2020年末增加147人。

中国电建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国家金融监管部门核准的持牌金融机构和国资央企金融平台，坚守政治属性、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立足集团、站位全局、聚焦主业，突出服务导向、坚持功能性第一位原则，强化价值发挥和风险防范，成立十年来，累计为集团综合创效过百亿元，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集团高质量发展。

新时期财务公司功能定位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新时期金融工作决策部署，2022年，中国银保监会（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修订发布《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新《管理办法》），这是时隔16年后再次修订。2024年，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印发《关于促进企业集团财务公司规范健康发展 提升监管质效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两项制度对新时期财务公司的功能定位进行了优化重塑。

一是财务公司要为服务社会经济发展发挥必要且有益的补充作用。新时期金融业务应更加注重功能性，通过做好“五篇大文章”，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为政治使命。财务公司要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提高站位，将自己功能定位的发挥置身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集团发展新质生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中，强化重点领域金融服务，践行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

二是进一步突出财务公司的内部服务属性。新《管理办法》对财务公司经营范围有所收窄，进一步引导和鼓励财务公司发展专注集团内部市场、回归服务产业本源的业务，严格限制集团外融资业务和非核心功能业务。新时期财务公司的功能定位将更加明确，突出内涵式、本源化发展。财务公司要根据自身的资源、优势以及所处集团的产业特点和需求，采取有别于商业银行的发展路径，通过加强集团资金集中管理，提高其使用效率，进而降低集团整体财务费用。

三是坚持辅助企业集团管理属性。《指导意见》强调财务公司辅助企业集团管理的属性，就是要通过主动加强资金集中管理、完善资金支付结算服务功能、强化资金和票据监控、在集团投融资管理和资本运作等方面提供专业化服务来实现。《指导意见》更加突出了财务公司“助力集团司库体系建设”的功能，与国务院国资委有关要求一脉相承、同频共振。

站稳三个立场发挥功能定位

（一）站稳所属集团立场（三级标题）

新《管理办法》在对财务公司的定义中，即明确体现加强企业集团资金集中管理和提高企业集团资金使用效率的主旨。集团的货币资金就是财务公司经营的资源和生产要素，且金融监管部门通过颁发《金融许可证》的方式赋予财务公司在集团范围内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的业务资格。因此，站稳所属集团立场是财务公司的法定属性。在此基础上，财务公司工作应把握以下几个原则：

一是聚焦国家战略履职尽责。担实集团“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职责，以服务集团培育新质生产力为目标，聚焦集团主业赛道，整合有效金融资源，疏通难点堵点，为集团实体产业发展提供高质量服务和有力的金融支撑，紧跟国家战略导向，围绕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和安全支撑三个作用的发挥以及国务院国资委提出的“五个价值”的创造，强化战略性金融服务，主动对接集团承担的国家重点工程以及集团内专精特新企业、先进制造业、绿色低碳产业等重点领域，丰富产品谱系，调整产品供给结构，提供个性化、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着力承担并强化集团资金归集与结算中心、内部信贷中心、票据中心、外汇中心和境外财资中心。

二是主动加强集团资金集中管理。资金归集是财务公司存在的基础，也是发展的最主要目的。在财务公司成立之前，企业集团内成员单位之间不能直接进行资金借贷，而成立财务公司后，财务公司运用金融手段进行统一调配，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减少集团整体运营成本支出。这是财务公司生存与发展的基本逻辑。财务公司应作为企业集团资金归集的唯一载体，并将资金集中度纳入集团对成员单位的考核评价，主动拓宽财银直连、财企直连，推动跨账户、跨主体、跨地域集中，持续拓展资金归集范围和深度。同时，将财务公司作为集团外汇资金集中管理的平台，有效联通和运行境内外资金池；加强票据集中，建设集团统一的票据池。

三是谋求为集团综合创效。财务公司应坚持服务第一、兼顾效益的原则，不做企业集团的营利中心，其价值获取不应局限于资金归集与调剂的短期收益，不以其自身利益最大化为价值取向。集团应建立对财务公司的科学经营考评机制，考虑财务公司对服务集团战略、助力产业升级的长期价值贡献，以及对集团所在产业链和所承载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贡献，在集团层面算大账、总账，推动财务公司从单纯的“集团资金管家”向“产融协同赋能者”不断升级。财务公司要立足辅助集团管理属性，在集团层面谋划如何为“一利五率”管控指标的实现以及穿透式监管提供助力。同时财务公司应坚守不能在同业市场上过度融资的底线，防止异化为集团对外融资的平台。

（二）站稳成员单位立场

财务公司是承担特殊功能使命的企业，某种意义上更像集团的一个特设机构，但也和集团财务资金管理部门有所区别。所以，财务公司要在站稳集团立场的同时，站稳成员单位立场，在“管理者自居”和“独立金融服务商”两者之间找准平衡，在为成员单位提供服务时重点把握三个方面。

一是差异化发展适配成员单位需求。财务公司是为成员单位提供金融服务而生，所以任何时候都应以客户需求为中心。财务公司的金融业务与商业银行的对公服务有高度相似性，若只提供普适性产品，则与商业银行无异，且在价格、服务等方面不具备竞争力。所以财务公司应避免向商业银行盲目模仿和直接竞争，而是根据市场细分和集团特色，朝着差异化、特色化方向发展，深入挖掘和利用集团内部的资源优势，打造具有集团特色的金融服务产品，为各成员单位量身制定“一企一策”金融服务方案，适配其经营发展需求。财务公司应注重在绿色金融、数字金融、财务顾问等领域，结合企业集团主业特点，加大产品和服务创新。将金融服务前置，走向产业项目前期，融入项目投资建设团队，深入产业全生命链条，主动担当“集团产融结合顾问”，助力项目获取和落地实施。

二是实施普惠服务降低财务成本。财务公司的普惠服务体现在客户服务的感知上，通过资金资源在集团内部循环，尽可能让成员单位获得低成本金融支持；同时利用资金集中规模效用和牌照优势，在同业市场为成员单位创效。这是财务公司普惠金融的特色所在。财务公司需在监管规范框架下，结合市场化因素、风险管理需要和所在集团战略需求，建立科学、动态优化的业务定价收费机制，为成员单位提供超值性价比金融资源，投入实体产业。按照集团资金集中管理整体战略，将金融业务定价与成员单位资金集中度关联，在此基础上，按照监管规定，对金融业务费率能免则免，不能免则打折，存款利率取监管高限，贷款利率取监管低限。通过产融协同，为成员单位提供低成本的综合金融服务，在普惠服务方面体现相较商业银行的核心竞争能力。

三是高效运行赢得成员单位认可。服务的第一性原理是效率。金融服务效率重点体现于对市场环境变化的敏捷反应、对客户需求的即时响应、对内部管理程序的高效流转。财务公司应对标商业银行的市场化专业服务，以效率赢得集团成员单位的认可，一方面要融入当前大数据、智能化潮流，从“人治”向“智治”转型，通过一系列数智技术的应用、数智理念的接受，实现管理信息孤岛向智能协同转变、职能运作向端到端流程转变、经验决策向数据驱动决策转变；另一方面要主动发挥金融引领作用，在集团内部与产业业态、其他金融业态、数据和科技业态紧密结合，打造协同生态模式；其次是主动发挥资信优势，以低成本撬动商业银行金融资源，实现财银优势互补，支持成员单位重大项目融资落地。

（三）站稳独立法人立场

财务公司的运营质量与集团母公司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息息相关。一旦集团整体陷入经营困境，财务公司将面临巨大的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因缺乏商业银行的风险分散能力，财务公司与所处集团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此，新《管理办法》将财务公司的出资人、股东行为纳入监管，维护财务公司独立法人地位和经营管理自主权是防范财务公司风险的重要制度安排。

一是加强股东股权管理。据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披露，2023年全年共计有11家财务公司申请解散或破产，其中受母公司经营危机牵连的达7家。集团公司要从集团整体利益出发，作出相应制度性安排，主动避免干预财务公司金融业务的自主决策权，鼓励支持其在遵循法律法规、符合集团整体利益的前提下，根据市场变化和监管规则自主决策业务开展、资源配置等事项。财务公司应在章程中载明集团母公司的权责义务，明确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应维护财务公司独立法人地位和经营管理自主权，不得干预财务公司董事会、经理层依公司章程享有的决策权和管理权，不得越过董事会、经理层直接插手财务公司经营管理。

二是持续优化完善公司治理。国有财务公司要将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个环节，通过“三重一大”制度的建立，明晰党委、董事会、经理层的职责边界，实现各治理主体的有效运转和无缝衔接，形成坚守定位、良性发展的内生机制。按照国资监管和金融监管要求建立健全董事会和各专门委员会，且董事会构成中外部董事要占大多数。将董事会定位为财务公司经营决策的主体，落实董事会中长期发展决策权、经理层成员选聘权、经理层成员业绩考核权、经理层成员薪酬管理权、职工工资分配管理权及重大财务事项管理权。制定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严格遵守与企业集团内上市公司业务往来的监管规定。

三是筑牢合规风控基础。财务公司要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和资本能力，强化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集团外业务风险和信息科技风险防控，制定科学合理、符合集团资本实际的风险偏好。以集团战略部署和工作要求为出发点，做好中长期业务经营发展规划，防范和杜绝由于冲规模、赚快钱的短期行为带来的风险隐患。坚守“产业金融”本色，不开展与企业集团主业不相关的业务。建立健全风险管理体系，主动将一切经营决策、一切金融业务纳入金融监管框架之下，优化事前、事中、事后风险闭环管理机制，确保各项业务操作符合监管要求，风险可控。充分挖掘新型信息技术在风险管理中的各类应用场景，建立智能风控管理体系，实现风险信息的收集、统计、分析、监测、报告的全流程数字化。

总之，财务公司行业应牢记“依托集团、服务成员企业”的初心使命，站稳集团、成员单位、独立法人三个立场，结合监管政策和企业集团产业实际，强化核心功能，创新产品服务，努力在集团实施资金集约管理、助推国家重大战略实施中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

（编辑  杨利红）

今年9月，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突出强调“遵守国际法治”，彰显了中国倡导以国际良法促进全球善治的使命担当。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全球工商法治大会聚焦“加强法治国际合作，促进经济包容发展”，为各方对话合作搭建机制平台，必将为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注入更多正能量。

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中信集团自成立起就积极遵照国际规则，广泛开展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合作，为中国企业融入全球化发展探寻新路、聚势赋能。在46年的发展中，我们坚持当好依法合规治企的践行者，构建面向全球多元化经营的风险管理体系，严格遵守所在国法律法规、监管政策，夯实了高质量“走出去”的安全根基。坚持当好国际法治理念的维护者，秉承开放包容、互利共赢原则，深度融入多边贸易体制，形成了覆盖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全球业务布局，集团总资产超13万亿元，打造了一批广受赞誉的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项目；围绕综合金融、先进智造、先进材料、资源能源等领域，与所在国共享发展机遇，特别是在非洲点亮首座“灯塔工厂”，有效引领产供链数智转型、向优升级。坚持当好法商交流合作的推动者，发布“要出国、找中信”“来中国、找中信”服务品牌，依托咨询、出版、智库等优势，牵引多双边工商界、法律界交流互鉴；举办ESG全球领导者大会，为环境、社会和治理法治领域合作凝聚共识。

法治是全球经济发展的基石，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国际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既是全球工商法律界肩负的重要责任，也是顺应时代大势的必然选择。展望新征程，中信愿当好连接世界的“一座桥”，始终在法治轨道上服务和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优化全球治理体系、完善经济开放格局贡献力量。

一是以更优标准共促法治建设。我们将全面强化法治思维、弘扬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抓实投资经营、项目履约、社会责任等合规管控，不断提升全球服务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积极参与法学和行业协会，发挥在跨境金融、高端智造、先进材料等领域先发优势，助力国际规则标准制定完善、对接互认，以企业实践加快全球治理法治化进程。

二是以更实举措共塑营商环境。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特别是当前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国际经贸环境日益严峻，亟待构建更加公正透明的国际经贸规则和争议解决机制，强化国际投资贸易保护。我们期待与全球法律机构、专家学者一道，围绕出口管制、数据合规、绿色壁垒等现实议题，共同探讨解决方案，为企业跨国展业提供清晰法律指引，为保障全球产供链畅通筑牢坚实支撑。

三是以更强引擎共创全球发展。坚持以法治力量助推科技创新和产业蝶变，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合作，携手打造有利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开放创新生态；聚焦粮食和能源安全、绿色低碳等领域，推动成果、经验、能力互通共享，持续弥合数字鸿沟、智能鸿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编辑 杨林）

当今世界正站在技术变革的全新门槛上。人工智能，尤其是以大模型为代表的新一代AI技术，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企业运营、社会结构与人类认知边界。从自动化到智能化、从工具化到智能体，AI不仅重构了组织的能力体系，更深刻改变了企业战略、协作方式与价值创造逻辑。

在这一轮变革中，真正的挑战并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组织是否具备迎接变革的思维范式。正如历史反复验证的那样，每一次技术革新带来的不仅是“升级”，而且是“重构”。因此，如何理解并建立“AI思维”——一种跳出旧范式、适应未来的系统性认知框架，成为每一家希望穿越周期、持续成长的企业所必须回答的问题。

AI时代的显著特征

我们正迎来全新的人工智能时代，AI技术正以空前的速度演进。从早期仅能理解语言、进行基础对话的聊天机器人，迅速发展为具备复杂问题求解能力的推理器，正加速迈向拥有自主规划与执行能力的智能体。更前沿的发展趋势还包括AI助推在科学创新与组织任务协调方面的潜力拓展，预示着真正具备群体智能与自主协作能力的AI系统正在形成。无论是早期的ChatGPT横空出世，还是以DeepSeek为代表的推理模型的“破圈”普及，每一次模型能力的提升都开启全新的应用场景。

全新的AI时代具有三大显著的特点：

首先，AI实现了从数据分析到知识归纳的本质飞跃。与互联网时代主要依靠算法分析大数据和流程自动化不同，AI展现出更高层次的智能，能从海量数据中自主提炼知识并进行洞察。这种智能并非人类按规则编写，而是通过算法对亿万用户行为数据的训练而“涌现”出来的，是互联网时代人类集体行为的镜像。AI不仅能高效提炼和沉淀组织内的隐性知识，还能支持复杂环境下的战略判断与实时决策，实现真正的“以数赋智”。

其次，AI应用呈现更少的架构限制和更强的自主智能。随着大模型算法日益复杂，其能力已超出人类用明确逻辑可定义的范围。现代企业需要让AI可以自主处理无数变量、寻找最优路径，以更加灵活的方式完成任务，打破传统应用的架构限制，灵活应对各种复杂情境。这种端到端的自主智能，赋予企业前所未有的敏捷性与创新空间。

第三，AI时代实现了更紧密的人机协作关系，AI智能体的出现和发展正在推动更为深层次的人机协作。随着AI智能体的出现与不断成熟，AI不仅能够承担大量标准化和重复性的工作任务，而且能够通过对知识的总结和有效传递，帮助人类高效地释放创造潜能。人机之间的协作将迈入更深层次，极大地拓宽了企业的价值创造空间，形成人机协同的新型生产力模式。

当下我们为何要讨论“AI思维”

历史告诉我们，只有少数企业能够成功穿越技术变革的周期。以美国道琼斯30家蓝筹股为例，这些企业在各自时代都是技术的弄潮儿，如工业化时代的通用电气（GE）、信息时代的IBM，以及互联网时代的苹果等。然而，从1975年到2025年的50年间，我们发现1975年蓝筹股榜单上的“元老”企业，仅有3家仍位列其中。曾经的明星企业如GE（2018年被剔除）、柯达（因错失数码时代而衰落）等已被淘汰出局，失去了昔日的辉煌。

值得深思的是，许多旧时代的成功企业其实已经预见到了新时代的来临，但却因为组织的思维惯性，未能充分拥抱变革而落后，甚至被淘汰。雅虎早期便看到了算法和数据驱动的搜索趋势，却坚持人工编辑方式，最终被全力押注PageRank算法的Google超越。同样，尽管诺基亚在2007年已占据全球手机市场近40%的份额，却因过度关注垂直整合和技术指标而未能识别出智能手机时代平台经济与生态系统的战略价值，导致其市场地位崩塌。

相比之下，那些成功穿越周期的企业无一例外地建立了新的思维模式。以微软为例，纳德拉2014年接任微软CEO后，将公司战略从“Windows优先”调整为“云优先、移动优先”，并率先在AI领域布局，与OpenAI合作推出了一系列AI助手工具，实现了公司“第二曲线”的跃升。

同样，贝壳的成功转型也源于其对新商业逻辑的深刻理解，主动对自身原有线下业务链进行变革，通过建立覆盖2.26亿套房源的真房源数据库，利用数字化重构了房产交易的信息关系和协作机制，逐渐从传统地产服务商向数据驱动的科技平台进化。贝壳重构了客户关系、经纪人机制与组织文化，打造出一个更高效率、更强协同的平台型企业。

这些案例表明，技术变革时代的致命风险往往不是来自技术能力短板，而是对新兴商业逻辑的认知障碍和组织惯性。企业成功的关键在于敢于打破原有“舒适区”和“利益链”，重塑思维模式和组织逻辑，主动适应变革新模式。

在技术变革时代，决定企业能否穿越周期的，往往不是技术本身，而是对技术背后“资源配置逻辑”变革的深刻理解。技术不仅改变了产品和服务，更重塑了企业如何组织资源、扩展规模、实现增长的底层方式。

在互联网时代，企业的扩张方式从“客户与收入同步增长”变为“先规模化用户，再构建商业变现模型”；在AI时代，颠覆性的变化则体现在——相同的收入增长目标，所需的资源投入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下降。这意味着组织结构、人才配置、决策机制等传统运作方式都必须被重新审视。

因此，企业要真正把握新一轮技术变革的红利，关键在于建立一种“AI思维”：这不仅是一种对技术趋势的敏锐认知，更是一种打破路径依赖、重塑组织活力与竞争力的管理新范式。唯有如此，企业才能在AI时代完成从跟随者到引领者的跃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跨越式发展。

全面重构企业的“AI思维”

AI时代，商业逻辑将发生根本性变革。从工业时代的“经营资产”，到互联网时代的“经营用户”，再到AI时代的“沉淀智慧”与“创造洞察”。在新时代，利用AI提炼、总结所有显性、“隐性”乃至“反面”的知识，创造独有的洞见将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同时，AI时代正在推动前所未有的生产关系转型，未来企业组织将从单一的人力结构，演变为“碳基智慧”与“硅基智能”深度协作的复合型实体。这一根本性变革将催生高度灵活的任务导向型业务流程，使组织结构趋向“扁平化”乃至“原子化”，同时也对人才提出了更高要求——注重思辨能力、创新思维和引领变革的领导力。

AI思维意味着全新的系统思维范式，不仅包含对AI技术和应用的理解，更需要从战略定位、组织架构、业务流程到人才结构和企业文化的全面重构。

1.经营逻辑：从资源经营到洞见“创造”

在AI广泛成熟与普及的未来，企业将具备前所未有的“认知能力”：不仅可以系统性掌握内部知识资产，还能实时提取与融合外部世界的结构化洞察。这意味着，曾被视为“核心竞争力”的经验壁垒与知识积累，将因知识传播的平权化而大幅削弱。尤其对于以知识密集型为优势的企业或者企业中的部分职能而言，必须重新思考如何构建不可复制的“新型核心能力”。

在AI时代，企业真正的护城河不再是“掌握知识”，而是持续“生产知识”和“创造洞见”的能力。这里需要特别区分两个关键概念：数据是原材料，知识是提炼后的结构认知，而洞见则是知识背后的深刻规律和本质。唯有在AI协同支持下不断生产新的知识和洞见，企业才能实现知识的价值循环与价值跃迁。

这种底层逻辑的变化，将重构企业的经营思路与规模模型。过去，企业规模往往由资金、人才、渠道等稀缺资源的获取能力和领导层的管理能力所决定，而组织扩张不可避免地带来管理复杂度的非线性上升。但AI的引入，使得企业决策效率得以突破人类认知和管理极限，实现高频决策、高精响应、低成本复制，企业可在更大规模下保持组织高效。

某大型保险公司在银保渠道引入AI销售陪练系统，正是这一逻辑的典型体现。针对客户经理培训成本高、实战能力参差不齐的问题，该公司通过与企业级AI解决方案提供商RollingAI合作，基于大量顶级销售对话样本，提炼出高效话术逻辑，并开发“智能陪练”系统。通过多轮对话模拟真实投保场景，AI可实时分析客户经理的响应策略、情感表达和专业度，并给出个性化改进建议。系统上线后，不仅显著降低了培训时间，还有效提升了转化率与邀约成功率，实现销售能力的标准化复制。这种从“依赖人力”向“算法驱动”的能力转变，正在重塑组织扩张的边界。通过将隐性销售经验转化为可量化、可复制的AI评价体系，企业能够突破传统培训与管理的人力瓶颈，达成大规模高质量复制的新型增长范式。

企业是否具备AI驱动下的“知识经营和洞见创造能力”，可以通过以下问题来进行判断：

是否基于AI，全面提炼了组织内外部的显性、隐性知识？

上述知识中，除了“正面案例”，是否还包含对培训 AI 更加珍贵的“反面案例”？

是否打通了数据/知识、AI和业务，构建了持续闭环的知识学习与生产机制？

是否已经建立人机（AI）协作，充分结合AI所提炼知识，不断创造洞见并应用到业务中，产生持续价值？

需要强调的是，虽然大模型主要是由技术平台企业主导，但真正发挥AI价值的关键在于企业自身的“数据治理能力”与“知识生产机制”。唯有掌握数据资产、打通组织知识流动路径，构建适用于自身场景的定制化AI模型，并从数据治理进阶到知识治理，企业才能真正建立起属于AI时代的“智慧型护城河”，确保持续的知识创造力。

在这一过程中，企业能否训练出真正贴合业务需求的小模型，往往取决于“错题集”数据的质量与管理能力。所谓“错题集”，即企业在实际运营中出现的种种失败案例，这些数据往往比“正确答案”更能揭示训练模型所需的边界与优化方向。然而在现实中，大量“错题”并未被系统性地保留下来，散落在企业的不同部门的各类手工文件甚至个人记忆中，大大增加了这类数据的整合梳理难度。领先的AI应用企业，尤其是一些走在转型前沿的医药企业，已经开始意识到“错题集”数据的战略价值，并尝试通过跨部门错误案例分享、模型反馈闭环流程、错误追踪激励等制度化机制，确保这些关键数据能够转化为组织智能的一部分。

从这个角度看，企业推动AI落地的真正挑战，并不在于是否引入了最先进的大模型，而在于是否具备将自有数据通过持续治理转化为知识的能力。换言之，未来企业之间的差距，将体现在谁能够更系统、更体系化地管理“错误”，把错误变成能力，把学习转化为洞察，并构建起AI与组织协同进化的内生能力。

2.协作方式：从AI工具到“硅基员工”

随着AI技术的飞速发展，AI思维下的协作方式正在从简单的AI工具升级为真正意义上的“硅基员工”。AI智能体正从现阶段针对单个任务的赋能工具，进化为能够负责多个任务流程甚至实现智能体间自主协同的数字化“同事”。这种转变标志着协作模式的根本性变革——从“人指挥AI执行”到“人与AI协同思考”，最终迈向“AI之间的组织协作，人类进行高层次指导”的多层级协作网络。

在这种新型协作体系中，AI智能体已不再是简单的执行工具，而是逐步成为知识伙伴、决策助手与任务协调者。人与AI之间的关系也从单向命令转变为基于知识互补、策略共创的双向协同。人类员工将更专注于设定目标、把控方向与评估结果，而AI则在任务执行、知识整合与数据推演方面不断进化，共同完成任务的“闭环”执行。

为支撑这一转型，企业亟需构建全新的AI智能体“培养”和“管理”机制。未来，业务人员尤其是一线业务专家，将成为AI智能体的“训练师”和“产品经理”。这种机制突破了传统软件开发模型，采用更接近人才培养的方式：由业务专家来“教导”“培养”，而非仅仅向数字化或者IT部门输出需求。业务专家通过示范性工作展示、反馈纠错、情境练习等方式，让AI智能体逐步内化专家的思维模式、判断标准和应对策略。

蒙牛通过数字化团队搭建AI助理开发平台，将AI“工具开发”能力下沉至业务团队。借助“无代码”或“低代码”方式，业务人员可自主构建、迭代、培育、管理专属的AI智能体，实现AI的个性化进化与深度业务融合。这种机制打破了传统“技术－业务”分离的壁垒，使AI智能体从中心化开发转向分布式共创，推动组织构建起以任务为中心的人机混合型运作体系。

在管理层面，企业需要建立AI智能体的“用进废退”机制：通过员工的使用反馈以及效果，定期考核AI智能体能力水平和输出质量；构建智能体版本迭代机制，确保持续优化；设计智能体协作规则和交互协议，保证信息流转顺畅；同时明确人类与AI的职责边界，建立必要的人类监督与干预机制。

这种全新的开发管理范式将推动企业构建“人+AI”混合型组织运作体系，遵循“人”的培养逻辑，创造并训练AI智能体。未来，企业核心竞争力将部分体现为其独特的AI智能体网络及其管理能力，实现从“人带团队”到“人带AI团队”的转变，从以岗位为单位的组织设计转向以任务与智能体为单位的动态组织配置。最关键的管理者角色可能转变为“AI团队领导者”——善于调动和整合人类与AI的复合型团队领导者，共同实现业务目标，最终为企业带来敏捷性与生产力提升。

3.组织流程：从标准化托底向潜能释放

企业管理的核心思想是通过标准化的流程，让总部“托底”一线的运营。但即使是最底层的流程，尚有大量的隐性规则（或知识）并未被固化。随着AI对这些隐性知识的提炼，可显著激发提升能力，并带来新的流程、组织乃至生产关系的变革。

 随着人类与AI智能体协作方式的变化，我们将看到更为动态、任务导向的流程。未来AI智能体将推动从Task（任务）到Workflow（工作流）再到Process（业务流程）的自下而上的管理变革。由于AI智能体的高度智能化，它们将自主负责多个任务乃至整个工作流程，甚至根据任务需要自主安排流程，从而带来高度动态、以任务为导向的全新流程。

当然，流程变革的节奏与形态，在不同类型的行业和企业中将呈现出显著差异。2C导向的快消等行业，由于其业务链条短、用户触点多、数据反馈快，更容易在营销、客服、内容生产等领域率先实现AI赋能与流程重构。以医药、化工为代表的2B企业，则面临物理流程复杂、协作专业、合规约束强等特点，业务流程重构的幅度和节奏将更为稳健。

随着流程的变革，组织架构将逐步扁平化，甚至“原子化”。许多企业家和管理者已经预见到，在新的协作方式和流程下，传统企业决策的三层结构（高层决策－中层传递－底层执行）将变得更加扁平，中层角色的定义亟待寻求新的价值定位。对于知识密集型的团队和组织，不仅可能产生跨职能、跨部门的整合（例如市场营销和销售组织的有效合并），更可能转变为独特的“原子化”组织，由具备高度专业和项目管理能力的少数精英员工，带领多个AI智能体“员工”开展工作。

更进一步，未来企业的“生产关系”也可能发生变化。海尔集团创始人张瑞敏所说的“自组织，小微生态圈”理想将可能成为现实。未来的企业将可能成为知识和投资平台，而员工则成为被投资和知识赋能的个体。相应地，这种新的生产关系将带来新的业绩和激励模式创新，实现企业运营模式的根本性变革。

4.人才能力：从技能培训到思维教育

长期以来，技能知识的学习一直是人才能力建设的核心内容。随着AI具备了基础知识与技能执行的能力，企业中真正具备价值的，将是如何解锁AI的能力，即人的思维方式；以及如何基于 AI 输出后进一步创造价值的能力，即人的创造能力。

系统性的批判性思维将成为每一位员工的必备素质。只有具备清晰的逻辑判断能力和反思能力，员工才能有效输入指令、检查、反馈并优化AI提供的建议或成果，与AI同事一起迭代成长。在这种情况下，思维类的培训在企业内将成为学校教育的自然延伸，而企业则转变为员工终身教育的平台。以日本企业为例，丰田等大企业从上至下都形成了对成人教育中思维培训的共识，如将批判性思维融入精益生产理念，并嵌入到每个员工的日常行为中。

同时，“创造能力”在AI时代将日趋重要。创造能力不仅指提出新想法的能力，更包括在复杂情境中重新组合知识、生成新解法、突破性解决问题的综合思维能力。

在此背景下，专业技能的价值正在重新定位。专业领域知识不再是简单的技能积累，而是转向两个关键方向：一方面是如何有效赋能AI，将专业知识转化为AI可理解、可执行的指令和框架，从而最大化解锁AI的能力；另一方面是培养对AI输出结果的专业判断能力，能够敏锐识别其中的价值、缺陷和改进空间。未来的员工要么需要具备跨学科的通识思维，能够连接不同领域创造新价值，能培育AI形成最有价值的产出；要么需要在特定领域拥有深厚洞察能力，能对AI产出进行高水平研判和指导。

随着AI能力从单纯的工具助手向共创伙伴进化，员工更需要激发非线性、跳跃式的想象力，引导AI突破已有知识边界进行共创。此外，人际沟通、情感共鸣、同理心等软性能力，也将在AI日益普及的背景下愈发凸显其不可替代性。这些“软技能”不仅维系组织内部的协作效率，也将在客户关系管理、组织文化建设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在这个人机协作的新时代，思考方式的培养远比特定技能的传授更为关键。

5.理念文化：从业绩导向到愿景驱动

价值观的定义始终是企业基石，而其重要性在AI时代尤为凸显。互联网算法时代，员工价值观对AI执行结果的影响显而易见。滴滴模型算法的转变就是典型案例——其算法从单纯追求效率到效率与安全并重的转变，显著提升了行车安全。这一变革源于企业价值观的重新定位。

随着AI深度融入企业运营，理念文化的价值正被重新定义。当AI承担越来越多的信息筛选、趋势预测与决策建议功能时，最后留给人类员工的，将是那些涉及价值判断与战略选择的关键问题。也就是说，当AI过滤掉大量确定性事项后，决策者面对的将是最复杂、最具道德张力的不确定性判断，这正是价值观发挥作用的核心领域。

值得注意的是，AI并非完全“中立”“客观”的技术工具，它的行为逻辑和演化方向，深受“人如何训练它”的影响。员工在训练、标注、调校AI系统时所体现的判断、偏好和倾向，都在无形中塑造着企业未来的“技术性文化”底色。与此同时，管理者的价值观将成为整个组织AI战略导向的决定性力量：AI最终将为谁服务、朝什么方向进化，取决于企业文化所定义的目标与边界。

因此，在AI时代构建领先组织，不能仅靠算法与算力等技术能力，更要依赖于高度清晰且广泛共识的价值观体系。从企业到个人的价值观不再是软性的加分项，而是决定企业能否安全、有序、负责任地使用AI的硬性基石。真正的AI原生企业，必须是理念文化先行的企业。只有那些建立了清晰、统一价值观体系的组织，才能确保AI技术被正确应用，避免技术偏离企业使命。价值观不是挂在墙上的口号，而是融入决策和技术应用的指南针，指引企业在AI时代保持人文关怀与技术发展的平衡。

6.领导力：从发号施令到思想领袖

在技术与组织变革周期中，领导力对于企业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纵观那些实现跨越式成长的企业，其领导者往往不仅具备清晰的战略判断和前瞻视野，更能体现出灵活、多元的领导风格，以及驱动变革的强大内在禀赋。

在AI时代，领导风格需要更清晰地被分解与重塑。一方面，企业依然需要具备决断力的领导者，他们能在不确定性中快速做出方向性判断，这类风格更偏“独断型”或“变革型”。另一方面，伴随组织日益知识密集化、员工AI赋能增强，企业更需要“赋能型”“教练型”领导风格，激发员工个体与AI智能体的协同潜力。这要求领导者能够根据环境变化灵活切换风格，以适应多元化的人才管理与决策机制。

AI时代也重新定义了CEO或创始人在组织中的角色。过去发号施令的领导模型逐渐失效——员工借助AI工具掌握大量实时知识，信息和决策权不再被垄断于高层。因此，企业治理结构需要在集中与授权之间寻找新的动态平衡：领导者必须将部分决策权下放至一线，以激活组织活力，同时又必须牢牢把握战略方向、价值观塑造与关键能力建设三个锚点。CEO在AI时代的本质职责，是作为企业的“思想引领者”（Thought Leader），聚焦提出关键战略问题、定义系统框架、培育组织价值与文化，并守护企业发展的根本逻辑。

在AI赋能下，企业不再是传统的金字塔型组织，更像一个多节点协同、演化的“聚合体组织”（Clustered Organization）。每个团队、每位员工乃至每个AI智能体都可能是价值创造节点。领导者必须学会在这种系统中引导方向、激发潜能。这种领导力的跃迁，不是“放弃”权力，而是转向更高级别的系统性赋能。

综上所述，“AI思维”并非某一项固化的技术或知识，而是一种全面认知、系统建构的能力体系，它贯穿于企业的战略制定、组织机制、流程设计、人才能力与文化理念之中，并随着AI技术和商业环境的发展不断进化。这一思维将成为企业在AI时代穿越周期、持续创造价值的根本驱动力。 

 （编辑  宋斌斌）

“一带一路”建设即将开启下一个金色十年，步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作为我国重要的国土安全、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的腹地，向西开放的桥头堡，新疆不仅是古丝绸之路上的璀璨明珠，也是当前“一带一路”建设中重要通道走廊的密集交汇地，新疆在国际地缘政治博弈中的战略地位将会越来越重要。在新的发展格局中，新疆自身的区域性开放战略将纳入国家向西开放的总体布局中，要认准自身战略定位，继续以“一港、两区、五大中心、口岸经济带”建设为抓手，聚焦重点国别、重点区域、重点产业、重要项目，不断提升向西开放的能力，致力于将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打造成中国周边（中亚）命运共同体先行示范区。

高质量建设立体化互联互通交通网络体系

积极融入国家向西开放大战略。为充分挖掘开放的潜力，摆脱经济发展落后的现状，需要国家和自治区层面在政策与资金上进行重点扶持。如：对于具有重大战略意义、重点区位平台的重大交通项目，建设周期长投资巨大，需要中央政府给予一定比例的国家专项交通基础设施基金配套支持，以及自治区政府的相应政策，包括吸引社会资本合作参与基础设施建设。

以重要开放平台、重大项目建设为抓手，全面提升新疆向西开放的承载力。

一是积极推动中欧班列新疆（乌鲁木齐）集结中心高质量建设，支持集结中心完善集疏运功能和设施，支持乌鲁木齐陆港区申建粮食、药品等进境指定监管场所、保税物流中心（B）型、国家级棉花交易中心，从而完善集结中心的对外开放功能，推广内外贸货物混编，提高货物运输效率。二是布局和建设一批重点支线机场，提升乌鲁木齐国际航空枢纽功能。三是结合国家边防需要，着力推进国际航线网络建设，优化与周边国家航路航线网络的衔接。建议加快实施乌鲁木齐国际机场改扩建工作，开辟、加密国际国内航线；用好现有航空口岸，培育和拓展国际航空市场。在对外航权谈判中，坚持平等互利，积极争取乌鲁木齐航空枢纽建设所需包括第五航权在内的国际航权。

持续推进公路、铁路、航空、信息、管网互联互通重点项目建设，着力打造多式联运新模式。

一是加强组织协调中欧班列枢纽综合能力提升工程建设。支持阿拉山口、霍尔果斯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实施兰新铁路精河－－阿拉山口段、精河--伊宁--霍尔果斯铁路扩能改造工程，助力喀什建设国际多式联运物流中心，推动物流集疏运提质增效，争取国家重大交通建设专项支持。二是稳步推进与周边互联互通的铁路项目合作，提升各类交通方式的衔接效率，大力支持境内外企业在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开展以铁路运输为纽带的海铁、公铁、空铁多式联运业务。三是鼓励将国际跨境货物运输业务与中欧班列进行对接，探索“铁-公-铁”、中欧卡航等多式联运新模式。

提高重大交通网络智能化、绿色化水平，助推核心区交通建设高质量发展。

推进新疆交通基础设施网与运输服务网、信息网、能源网融合发展。建议在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规划建设中欧班列智能场站系统，积极支持集结中心纳入国家“安智贸”试点，与乌鲁木齐综合保税区联动发展；吸引内地货物在集结中心集结编组，发展集拼集运，增强集结中心高效通关、便捷换装、服务全国的能力。同时，推动5G、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与交通设施、装备等深度融合，提升运营效率。应将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理念贯穿新疆交通基础设施寿命周期全过程，在重要交通网络、重大交通枢纽规划中统筹土地、口岸、锚地等资源，尽量减少对生态敏感区的占用。同时，在施工过程中大力推广节能环保材料、工艺工法的应用，积极推广废旧路面、沥青、疏浚土、建筑垃圾等各类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降低交通基础设施全生命周期能耗和碳排放。

加强外向型产业体系培育，助力经济通道变身通道经济

立足新疆现有工业发展条件和产业集群的主体框架，致力于打造辐射中西亚的经贸合作新高地。建议加强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与地区的产业合作，鼓励、支持新疆本土企业与周边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建立资源加工区、产业园区等。

积极推进新疆本土产业结构调整，充分利用内地陆港区、综保区在招商引资、产业发展、园区运营等方面的优惠政策，进一步提升新疆纺织服装、能源资源、农副水产、机械装备制造、手工艺品制造等传统重点产业补链、延链、强链的能力，加快形成产品出口优势；同时，合理规划产业的相关配套集群体系建设，积极承接东中部地区出口导向型、高附加值产业落地，依托边民互市进口商品落地加工试点政策，夯实地区进口落地加工产业，力争将核心区建成深度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合作的开放型经济平台。

积极谋划支持新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深挖核心区未来发展潜力。  

新疆有条件依托亚欧大陆产业链合作的重要枢纽地位，积极培育新兴产业，如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化工、生物医药等产业，强化先进制造引领，推动优势产业延链、新兴产业建链，以先进制造促进商贸物流进一步发展，前瞻性布局超级工厂、零碳工厂、创意工厂等。建议继续加强“三基地一通道”建设，锚定新疆构建向西开放桥头堡的战略支点，就周边国家的丰富矿产资源进行经贸合作，统筹煤炭、油气、石油、天然气化工、煤制清洁燃料、煤制化学品等领域，推动形成多元主体参与、多元产品交易的现代能源交易市场体系，促进新疆能源资源开发利用，培育国际能源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同时，超前布局新能源的前沿科技生产转化和产业应用场景，助力新疆成为中国乃至亚洲的能源合作中心。

抢抓国家“东数西算”重大工程的东风，加速新疆主导产业实现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

通过智能生态建设和产业创新集聚，构建“从高端整机智能生产制造到信创基座高标准建设运维、再到数据服务高效管理运用，以及数字产业人才集聚”的全产业链生态，助力新疆成为“一带一路”西向数据交换中心、数据灾备中心，为新疆“智能化”引领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做好规划，打好基础，以期充分释放新疆数字经济发展的“后发优势”。

打造智能高效的现代物流体系，稳步推进国际贸易提质增效

构建覆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布局合理的跨境电商服务体系。建议加大与中亚、欧洲等国家跨境电商平台合作力度，努力推动跨境电商标准互联互通，持续优化跨境电商供应链整合能力。以乌鲁木齐跨境电商综试区高质量建设为抓手，进一步扩大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增加海外仓数量，发运跨境电商班列和包机。应同步加快跨境电商信息平台、境内外仓库、国际物流、跨境支付系统、公共监管服务平台及场站操作系统等建设，促进跨境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

以新疆自贸试验区重点改革试点任务为抓手，加强商贸物流领域制度创新实践。

建议制定更加优惠的税收政策、土地政策等，吸引国内外物流企业和投资者在新疆自贸试验区发展。如乌鲁木齐片区，可考虑协调财税、海关部门，将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含综保区）纳入陆路启运港退税试点；协调国铁集团支持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与乌鲁木齐集装箱中心同等享受运价下浮政策，降低物流成本等。鼓励物流企业和商贸企业合作，开展共同配送、供应链金融等创新业务，提升物流服务水平。支持新疆有条件的市场集聚区申报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等。

构建高效协同的物流组织工作联系机制，统筹优化物流资源配置。

建议结合对外经贸开展的实际情况，加强乌鲁木齐、喀什、霍尔果斯、阿拉山口、石河子等城市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和培育工作，重点加强物流产业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特别是铁路专线建设和专业仓储建设；支持大型物流企业整合生产型企业物流板块，推动专业仓储资源、生产性仓储资源和物流仓储资源重组；大力发展高效物流的新业态、新模式。支持阿克苏、奎屯、阿拉尔、图木舒克、北屯等区域性物流节点城市建设，推动多式联运和集拼集运业务发展，加强航空、铁路、公路物流园区建设，给予国家物流枢纽和专业物流园区以功能定位确认，优化出口转关申报方式，实现“铁公机”无缝衔接。

加强物流技术的推广和应用，提升核心区物流产业信息化、标准化、智能化、国际化水平。

建议政府相关部门关注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大物流通道、枢纽体系，建立全疆铁路国际联运发运货物情况相应运行调度机制和货物发运协调机制，共同研究班列（或航班）铁路、公路或航线的培育、班列（或航班）发运平台、班列（或航线）物流组织、班列（或航线）政策完善、班列（或航线）通关服务等事项，形成更加高效有序、公开透明的物流组织服务体系。同时，加快物流领域对外开放步伐，积极构建“一带一路”沿线物流技术的国际通用标准。

推进科技创新国际交流与合作与核心区教育对外开放

全面深化科技创新国际合作。

积极与周边国家搭建具有核心技术竞争力的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技术创新中心、企业技术创新合作中心等平台。重视科技创新成果的应用转化落地，建议重点支持农业、环境、能源、信息技术、水资源等领域的科技创新转化，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共建技术转移中心、技术培训中心、数据共享平台等，争取将新疆打造成中国－中亚科技合作总部。

稳步推进教育对外开放。

继续推动新疆高校与周边及沿线国家开展合作办学，研究设立“丝绸之路职业教育学院”“中亚国际学校”等教育平台，大力建设来华留学示范基地、援外培训基地等；鼓励疆内高校学生与周边及沿线国家开展留学互访活动，对周边及沿线国家留学生设立专项奖学金、助学金，研究启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国际合作人才培养工程”等，并对在国际化办学方面表现优异的学校给予基金支持和表扬奖励。

完善金融服务保障，创新金融领域国际交流与合作

加强区域金融中心顶层设计规划。

建议依托新疆核心区建设规划，整合优化各类金融机构资源要素，进行统筹配置，致力于建立健全要素齐全、体系畅通、功能完备、机制健全、环境友好的金融服务体系，不断提升资本配置能力和金融服务能力。研究设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产业投资基金，支持开发性、政策性金融机构参与核心区标志性、示范性项目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研究支持国内外金融机构在疆设立分支机构或结算中心，大力发展地方金融机构，同时，加强与国际性金融组织、周边国家央行、金融机构的交流合作等。

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核心区重大标志性项目的特殊支持。

金融机构可加大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园区发展、口岸建设、产业升级等方面提供绿色通道服务和专营机构，以及针对临空经济区、中长期制造业贷款项目、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加大信贷支持力度。针对中小微企业、科技型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建议研究出台专门针对重点企业、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政策，进一步完善贷款风险补偿、贷款贴息、政府引导产业基金、政府性融资担保、股权融资等方面的自治区、地市、区县三级政策体系，争取发挥出金融机构在核心区建设中的最佳效能。

完善推进跨境人民币创新业务合作的政策体系。

积极推进央行乌鲁木齐中心支行境内外金融信息互联互通平台建设，完善新疆联通内地和周边国家的跨境支付系统；推进与周边国家双边本币直接清算平盘业务，逐步拓展计价结算交易和储备功能；积极引导市场主体在与周边国家开展政府采购、投资合作、基础设施援建等项目中优先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支持符合条件的境外金融机构在新疆设立分支机构，提升本外币合作水平。

创新旅游业态与产品，加强文化交流互促

大力实施“旅游兴疆”战略，打造一批国际精品旅游品牌和线路。

立足新疆国际旅游目的地的定位，发展“全域旅游”和巩固旅游“井喷式”发展态势，加快补齐全链条全要素全季节供给短板，全力推进新疆旅游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有序增加民用航班，设立乌鲁木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际签证中心，支持“一带一路”沿线友好国家在国际签证中心设立办事处，便利化通关手续办理流程；同时，争取旅游购物离疆免税政策，落实境外旅客离境退税政策等，建成并运营新疆游客集散中心，推动设立阿勒泰跨境旅游合作区、霍尔果斯边境旅游示范区；注重树立文化旅游精品路线，全力唱响“新疆是个好地方”。

积极融入国家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共建计划，传承丝路文明再现辉煌。

进一步加大新疆与内地省区文化交流，在中华民族文化交流互鉴基础上，完善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的资金补助、税收补贴、出口奖励等政策体系。围绕新疆国际文化交流功能，持续优化文化交流的软硬件环境，以会展中心、文化中心、奥体中心等重大场馆和大南山世界级生态资源为依托，积极承接国际性的外事外交、会议会展、体育赛事、文化交流等重大活动，提升新疆城市运营能力。通过打造红光山国际都市区和面向国际文化交流的大南山国际会客区，建设向世界展示“一带一路”文化内涵的重要窗口。

定期进行全方位风险评估监测，更好地统筹发展和安全

优化核心区安全保障工作组织协同体系。

加强核心区安全防控体系，建立健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安全保障工作主体责任，定期更新安全体系责任清单。加强自治区、地（州、市）、县（市、区）三级党委国家安全领导机构统筹协调，整合各方资源，形成地方联合执法工作合力，确保安全管理通道实时畅通。加强安全文化建设，营造全社会关注安全、参与安全的良好氛围。

加强核心区安全保障工作国际合作。

加强新疆与国际组织和周边国家安全领域的全面合作。遏制、打击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思想的网络传播。重视与周边国家开展重大传染病防治、防灾减灾救灾等资源共享合作，积极参与“一带一路”自然灾害防治和应急管理国际合作机制建设。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商（协）会、法律服务机构等共建国际商事争端预防与解决机制。

提升核心区安全保障工作科技智能水平。

继续加大对核心区重大安全技术、维稳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支持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提升安全精准管理、边境管控以及违法犯罪打击能力，加强网络数据跨境安全管理，同步规划建设网络安全防护措施，健全完善省级网络安全态势感知系统，实现与国家网络安全协调指挥平台的对接联动，实时报送网络安全资产与态势信息，夯实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安全发展环境。通过定期动态梳理核心区海外公民、机构、企业、项目基本情况，建立完善境外项目（机构）数据库，实时掌握境外项目风险情况，做好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和对外投资风险评估，建立健全金融风险预警和防控预案，指导涉外企业提升识别、管理、应对境外风险的能力。

（编辑  杨利红）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下称《建议》）明确提出，要“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推动高质量发展，最重要是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积极发展新质生产力，在推动科技创新、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上取得实质性、突破性进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推进，必然要求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又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为现代化注入新动能；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前提。因此，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四中全会重要论断，精准把握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演进的时代脉搏，清晰指明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核心支撑与动力源泉。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逻辑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对新质生产力的引领作用，并非简单的线性叠加，而是通过 “技术突破—要素重构—产业升级”的三重传导机制，实现从科技优势到生产力优势的转化，构建起完整的发展逻辑链条。

（一）通过技术突破，筑牢新质生产力的技术底座

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首要前提。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目标，就是突破一批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关键核心技术，为新质生产力打造坚实的技术底座。在数字领域，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自主研发，能够推动生产过程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大幅提升生产效率；在高端制造领域，航空发动机、高端芯片、精密仪器等核心技术的突破，能够打破国外垄断，推动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在绿色低碳领域，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等技术的创新应用，能够推动能源结构调整和产业绿色升级，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些技术突破不仅能够直接提升单个产业的生产效率，更能通过技术扩散效应，带动整个产业链供应链的技术升级，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科技自立自强，强调“自立”与“自强”的辩证统一。“自立”意味着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知识产权，摆脱对外部技术的依赖；“自强”则意味着在技术领域具备持续创新能力，能够紧跟甚至引领全球科技发展潮流。这种“自主可控+持续创新”的技术体系，能够为新质生产力提供稳定、可持续的技术支撑，避免因外部技术封锁或技术迭代而陷入发展停滞，保障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二）通过要素重构，激活新质生产力的内生动力

生产力的发展本质上是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的过程，新质生产力的核心特征之一，就是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重构。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通过推动技术与各类生产要素的深度融合，实现生产要素的质量提升、结构优化和效率提高，为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大内生动力。?

在劳动力要素方面，科技自立自强推动劳动者素质的全面提升。前沿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对劳动者的技能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倒逼劳动者从“体力型”“传统技能型”向“创新型”“复合型”转变。同时，科技自立自强带来的教育科技资源优化配置，能够培养更多具备创新思维和技术能力的高素质人才，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在资本要素方面，科技自立自强引导资本向创新领域集聚。自主创新技术的产业化前景，能够吸引各类资本参与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形成 “技术创新—资本投入—产业发展”的良性循环，推动资本要素从传统产业向战略性新兴产业流动，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在数据要素方面，科技自立自强为数据要素的开发利用提供技术支撑。数字技术的自主研发和应用，能够打破数据壁垒，实现数据资源的整合共享和安全利用，充分发挥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的放大、叠加、倍增效应，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开辟新空间。?

（三）通过产业升级，拓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空间

产业是生产力的重要载体，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最终要体现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上。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通过推动技术创新与产业深度融合，催生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推动产业结构从“低端锁定” 转向“高端攀升”，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拓宽空间。

科技自立自强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通过将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应用于传统产业，能够对生产流程进行重构，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推动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例如，工业互联网的普及应用，能够实现生产设备的互联互通和智能调度，大幅提升制造业的生产效率；农业领域的智慧农业技术，能够实现精准灌溉、精准施肥，提高农业生产的规模化、集约化水平。

科技自立自强催生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技术突破的基础上，一批具有重大发展潜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加速崛起，成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增长点。例如，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得益于电池技术、电机技术、电控技术的自主创新，不仅改变了汽车产业的发展格局，更推动了能源结构的调整；生物医药产业的技术突破，能够为人类健康提供更多新型治疗手段，同时带动相关产业链的发展。此外，科技自立自强还能推动跨产业融合发展，催生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业态、新模式，打破产业边界，形成新的产业生态，进一步拓展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空间。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支撑体系

依据《建议》的战略部署，要真正发挥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引领作用，将理论逻辑落地为实践行动，需要构建相互支撑、协同发力的四大体系。

（一）强化战略突围，构筑创新策源体

《建议》明确提出“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核心在于突破原始创新瓶颈，掌握颠覆性技术话语权，为新质生产力筑牢技术底座。

一是完善“攻坚机制”，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围绕战略性关键重点领域，采取超常规措施进行全链条突破，部署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实现战略导向的体系化攻关。这方面已有经验可循。例如，“嫦娥六号”作为探月工程四期的核心任务，由国家航天局统筹协调，形成了跨部门、跨领域、跨行业的协同创新体系。其中，航天科技集团负责探测器、运载火箭的总体研发，中国科学院相关研究所承担月球样品分析、地形数据研究等科研任务，还有众多高校、民营企业参与到材料研发、测控技术等细分领域。其中，“鹊桥二号”中继星的研发与发射，就需要测控、通信、航天制造等多个领域力量协同，为月背与地球的信号传输搭建桥梁，这种协同正是新型举国体制中政府统筹、多元主体联动的典型体现。

二是优化“战略布局”，加强基础研究的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提高投入比重并给予长期稳定支持，为颠覆性创新孕育土壤。为落实《建议》“健全基础研究多元投入机制”要求，将基础研究经费占研发经费比重提升至15%以上，重点聚焦量子信息、脑科学、合成生物学等前沿领域。我国在量子计算领域持续投入十余年，2025年“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研制成功，我国首次在光量子路线上实现量子计算工程化应用条件，打破美国‌超导技术路线垄断，正是基础研究厚积薄发的典型成果的体现。

三是营造“创新生态”，强化原始创新导向，改革科技评价体系，优化项目评审与人才评价机制，营造鼓励探索、宽容失败的环境，催生更多标志性原创成果。例如，江苏省推行的“基础研究人才长周期评价”机制，对科研人员实行5年一周期考核，不与短期指标挂钩，2024—2025年已催生8项“中国科学十大进展”成果，其中量子精密测量技术直接推动高端传感器产业突破，彰显了评价改革对原始创新的激励作用。

（二）深化融合赋能，构建产业应用体系

《建议》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核心任务是打通创新链与产业链，实现新质生产力的价值转化。

一是加强“力量协同”，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企业、科技创新平台基地建设，形成定位清晰、优势互补、高效协同的攻关合力。《建议》明确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承担国家科技攻关任务。这方面，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实践颇具示范意义：比亚迪联合清华大学、宁德时代组建创新联合体，攻克磷酸铁锂电池无热蔓延技术，使搭载该技术的车型续航突破1000公里，带动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量占全球比重在2025年升至72%，成为新质生产力的标杆产业。这种“企业出题、高校解题、市场验题”的模式，已在生物医药、高端装备等领域广泛推广。

二是搭建“转化加速”通道，布局建设概念验证、中试验证平台，加大应用场景建设和开放力度，破解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难题。我国在应用场景建设上具备显著优势，超大规模市场能为科技成果提供广阔测试与落地空间，多元产业体系可覆盖从高端制造到民生服务的全领域场景，海量数据资源还能为技术迭代提供支撑。利用好这一优势，要推动政府、国企等主体发布“场景清单”，定向对接高校、科研机构的技术成果；搭建跨区域场景试验平台，如在智慧城市、智能制造领域设立试点，让技术在真实场景中验证优化；完善场景配套政策，鼓励企业与科研团队共建场景联合体，加速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应用。

三是真正确立“企业主体”地位，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承担国家任务；落实《建议》“支持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要求，通过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科技型中小企业提至200%）、实施首台（套）装备保险补偿等政策，激发企业创新活力。

（三）科教人才协同，强化要素供给

《建议》将“一体推进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作为战略举措，目的在于构建教育培养、科技攻关、人才集聚的良性循环，为新质生产力提供根本支撑。

一是建立“协同机制”。通过强化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资源统筹、评价联动，打破部门壁垒，形成一体化推进的强大合力。可考虑打破教育、科技、人才领域的部门壁垒，建立三部门联动议事机制。在地方实践层面，浙江省推行的“人才政策一码通”已升级2.0版本，整合学位授予、科研项目申报、人才公寓保障等12类服务，实现“人才需求精准匹配、政策服务自动兑现”，2025年已引育战略科学家78 名、卓越工程师3200余名，为智能装备、生物医药等新质生产力领域提供了人才保障。

二是改革“育人模式”。《建议》要求围绕科技创新和产业需求协同育人。为此，要优化高等教育布局与学科设置，强化“双一流”高校、科研机构、企业的共同培养功能。哈尔滨工业大学对接“十五五” 高端装备发展需求，增设“智能机器人工程”专业，核心课程涵盖机器视觉、自主导航等前沿技术，2025届毕业生就业率达99%，其中85%进入航天科技、三一重工等重点企业，缓解了高科技研究与技能复合型人才短缺压力。

三是建强“人才方阵”。建强“人才方阵”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支撑，更是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要锚定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等关键群体，构建分层分类培育体系。针对战略科学家，依托国家重大科技任务“揭榜挂帅”，选拔具备全局视野的顶尖人才；聚焦科技领军人才，支持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攻克“卡脖子”技术；培育卓越工程师，深化产教融合，推动高校与企业共建实践基地；打造大国工匠，完善技能等级评价制度，搭建技能竞赛平台。优化人才服务保障，落实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配套政策，让各类人才安心干事，为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筑牢人才根基。

四是扩大“全球引智”。落实《建议》“实行更加开放有效的人才政策”，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探索建立高技术人才移民等制度，在开放中汇聚天下英才。上海临港新片区推出“国际人才创新创业便利化 15条”，为芯片、人工智能领域外籍专家提供“工作许可+居留许可” 一站式办理、税收优惠等服务，全年引进外籍高层次人才4500余人，其中20人入选国家海外高层次人才计划，为新质生产力注入国际创新资源。

（四）拥抱范式革命，打造数字赋能体系

《建议》将“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作为重要部署，提出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以数字化、智能化塑造新质生产力典型形态。

一是筑牢“基础制度”，健全数据要素基础制度，建设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释放数据核心价值。要以《建议》要求为指引，加快完善数据确权、定价、交易等基础规则，明确数据产权归属与收益分配机制，为数据流通筑牢制度根基。同时，推进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设，打破区域、行业数据壁垒，依托贵州、上海等试点交易中心，建立统一数据交易平台与标准体系，提升数据流通效率。此外，需平衡数据安全与开放利用，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要求，加强重要数据保护，推动工业、金融等领域高价值数据有序流通，让数据要素充分融入生产、分配、流通各环节，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二是强化“核心驱动”，加快人工智能等数智技术的基础理论与核心技术突破。这是顺应科技革命浪潮、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关键之举。需要聚焦人工智能等领域，加快基础理论创新与核心技术攻关，突破大模型算法优化、多模态交互等关键瓶颈，抢占技术制高点。强化算力、算法、数据高效供给，升级“天河四号”等超算基础设施，完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推动高价值数据有序流通。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在制造业、农业、服务业等领域打造智能化应用场景，助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为 “十五五”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数智动能。

三是完善“治理规范”，加强人工智能治理，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伦理准则与应用规范，在鼓励创新的同时防范风险，推动平台经济健康发展，确保技术向善、发展可持续。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制度保障

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离不开顶层设计与制度环境的坚实保障。《建议》从国家治理现代化高度，明确了制度保障的核心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是新型举国体制的现代化建构。核心是在关键领域体现国家意志，同时充分激发市场活力。要将国家战略目标的组织力、动员力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有机结合，形成“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协同发力的现代化攻关模式。二是创新治理体系的全局性优化。要系统推进科技领域的规划管理、资源配置、评价激励、法治保障等改革。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树立以创新质量、贡献、绩效为导向的评价标准；加强科技法治、伦理与诚信建设，营造公平、公正、透明、可预期的创新环境。在规划管理与资源配置上，需打破部门壁垒，建立跨部委、跨区域创新资源统筹协调机制。例如，针对人工智能领域，整合科技部“新一代人工智能专项”、工信部 “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工程” 等政策资源，避免重复投入，同时引导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创新密集区域，共建人工智能算力枢纽与数据共享平台，实现资源高效利用。在评价激励改革上，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三评” 改革，彻底打破“唯论文、唯职称、唯项目”导向，树立以创新质量、贡献、绩效为导向的评价标准。在法治保障上，加快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完善科技伦理审查制度，针对基因编辑、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出台伦理治理指南，明确创新边界，同时建立科技纠纷快速处理机制，营造公平、公正、透明、可预期的创新环境。

三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践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不是封闭排外，而是要在立足自身的基础上，更加主动地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引进来”方面，聚焦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的高端人才、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优化外资研发中心支持政策，同时鼓励外资企业在华设立全球研发中心，参与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在“走出去”方面，要在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国际大科学计划与合作中提升自身能力，如牵头或参与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SKA）等项目，在全球科技治理中争取话语权，同时支持国内企业、高校在海外建立联合实验室，推动5G、新能源等优势技术标准“走出去”，在开放合作中实现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四是完善“环境建设”，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弘扬科学家精神与创新文化，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在知识产权保护与运用上，强化全链条保护，加大对侵权行为的惩处力度。我国已建立跨部门知识产权执法协作机制，在长三角、珠三角等产业密集区域设立知识产权法庭，同时完善知识产权转化运用机制，建设国家知识产权运营公共服务平台，推动高校、科研院所专利技术向企业转移，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技术支撑。在弘扬科学家精神与创新文化上，通过媒体宣传、进校园进企业等活动，讲好钱学森、屠呦呦等科学家的创新故事。建立容错纠错机制，为科研人员“松绑减负”，允许在探索性研究中出现失败，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勇气。完善创新服务体系，建设一批专业化科技服务机构，为企业提供技术咨询、成果转化、融资对接等服务，全方位助力创新生态优化。

（编辑 宋斌斌）

“人工智能＋”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并快速向重点行业全面铺开。2024年国家开展“人工智能＋”行动，在技术、产业、民生、治理等领域作出整体部署，带动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在制造、医疗、教育等领域形成一批示范性场景。

“人工智能＋”发展的同时，暴露出算力和数据资源分布不均、产业智能化改造成本高、标准和治理体系滞后等结构性短板。相关研究指出，中小企业和欠发达地区在获取高性能算力与专业人才方面仍面临较大障碍，产业智能化改造普遍存在设备改造成本高、数据孤岛和标准不完善等问题，人工智能风险治理和伦理监管仍处在框架搭建阶段。

综合研判，“人工智能＋”将在新质生产力培育、产业体系重构、公共服务优化等方面形成持续放大效应，同时也在安全等方面带来新的不确定性。我国需要围绕底层能力、行业场景和治理体系三个层面系统发力，推动“人工智能＋”从分散试点走向深度嵌入和安全可持续发展。

“人工智能＋”总体进展与应用格局

“人工智能＋”已从政策倡议演进为覆盖技术、产业、民生和治理的国家行动体系。2024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在“深入推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部分明确提出“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研发应用，开展‘人工智能＋’行动，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标志“人工智能＋”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25年8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围绕科技、产业、消费、民生、治理和国际合作等领域，提出“塑造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新形态”的总体目标，明确通过“人工智能＋”涌现“新基础设施、新技术体系、新产业生态、新就业岗位”等一揽子目标任务。与此同时，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国家人工智能产业综合标准化体系建设指南（2024版）》，在基础共性、技术产品、行业应用和治理规范等方面构建了标准蓝图，“人工智能＋”的政策框架和标准框架正在逐步成形。

“人工智能＋”行动带动我国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和普及率实现双重跃升。据中国信通院数据，2024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已超过90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4%，成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力量。工信部指导编制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4）》显示，截至2024年7月，面向公众提供服务并完成备案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大模型超过190个，同年6月相关产品用户规模已达2.3亿人，占全国人口约16.4％，其普及率显著提升。国际调查显示，中国企业在生成式人工智能采用方面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一项覆盖金融、医疗、制造等行业的全球调查显示，83％的中国受访企业决策者已在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高于全球平均水平54％。

“人工智能＋”在制造、医疗、教育等关键领域正由试点示范迈向体系化应用阶段。在工业领域，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智能制造典型场景参考指引（2025年版）》，围绕工厂建设、产品研发、生产制造和供应链协同等8个环节凝练出40个典型场景，提出通过部署工业软件、工业互联网和行业垂直大模型等手段，推动工厂实现数字孪生建模、生产过程智能优化和供应链全链路协同，“人工智能＋”制造正在从局部工艺优化走向系统解决方案。工业和信息化部随后在2025年人工智能产业及赋能新型工业化揭榜挂帅任务中，将“人工智能＋制造”和智能装备列为重点方向，要求遴选一批“技术创新强、应用落地快”的关键技术产品，加快人工智能与工业深度融合。

在医疗领域，多份智慧医院和互联网医疗研究报告表明，物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逐步融入临床诊断、医院管理和医保控费环节，人工智能辅助影像识别、病理分析和智能随访逐步普及，互联网医院和远程诊疗打破了时间和空间限制，诊疗效率和患者体验明显改善。

在教育领域，教育部提出要打造国家智慧教育平台2.0智能版，引入智能交互、知识图谱和多模态数据分析，聚焦学生学习、教师教学、教育治理和科学研究四个方面，在线教育平台逐步叠加智能推荐、学习分析和自适应测评等功能，“人工智能＋”教育从资源汇聚走向智能供给。

地方层面围绕“人工智能＋”加快布局特色产业集群和应用示范高地。多地出台“人工智能＋”行动方案，纷纷规划产业集聚区和应用标杆场景。例如，辽宁提出到2027年培育300家以上人工智能规模以上企业、5家以上行业龙头企业和8个人工智能融合发展产业集群，打造100个以上可复制推广的标杆应用场景、并发布200个以上融合示范案例，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力争达到1000亿元。天津提出到2027年将形成3至4个特色产业聚集区，人工智能基础核心企业营业收入突破1000亿元。安徽则规划“人工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文化旅游”等区域应用集群，推动合肥都市圈打造人工智能核心产业高地。多地路线图将与国家层面“人工智能＋”意见形成呼应，产业布局、场景建设和制度创新将呈现出“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推进格局。

“人工智能＋”面临的突出问题与演进趋势

“人工智能＋”总体进展明显，但算力、数据和人才等要素供给仍存在结构性失衡。据信通院数据，截至2025年9月，我国人工智能企业总数已达5300余家，覆盖从基础层、框架层、模型层到应用层的较完整体系，技术和产业基础较为坚实。但在要素供给层面，算力基础设施、高质量行业数据和复合型人才仍呈明显的集中分布，新一代智算中心和数据中心更多聚集于东部发达地区，中西部地区和中小企业在获取高性能算力和优质数据资源方面仍面临成本高、门槛高的问题，因此建议在“追求算力效率、模型效率的极致优化”的同时，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设计大幅降低智能技术应用成本，实现更高性价比的普惠供给，避免“人工智能＋”放大地区和企业之间的“数字鸿沟”和“智能鸿沟”。

产业智能化改造在成本、数据和标准方面的瓶颈对“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构成掣肘。制造业等传统产业推动“人工智能＋”改造面临的现实困难主要集中在设备改造成本高、专业人才短缺、数据孤岛突出，以及标准体系尚不完善等方面，大量企业虽然认识到智能化改造的重要性，但在“怎么改、改到什么程度、如何评估收益”等关键环节存在明显不确定性。从数据要素看，行业数据长期分散在企业内部业务系统中，跨企业、跨地区、跨行业的数据共享机制尚不健全，高质量标注数据和专业行业知识库供给不足，制约了行业大模型和垂直算法的训练效果。标准方面，尽管国家层面已发布人工智能综合标准化体系建设指南，但在行业应用层面，围绕数据格式、接口协议、模型评测、安全治理等细分标准仍处于加快完善阶段，企业在系统集成、跨系统互联互通时仍面临较高的协调成本。

“人工智能＋”的行业应用深度不足与中小企业应用能力偏弱相互叠加成现实短板。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显示，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办公协同、内容生成、客服问答等通用场景中应用较快，在复杂生产流程优化、供应链协同决策和高风险行业专业决策等“深水区”场景中探索仍处于起步阶段，产业融合总体呈现“广覆盖、浅嵌入”的特征。调研显示，大型企业往往通过自建平台和自主可控技术体系，将人工智能嵌入核心业务流程，而中小企业更依赖外部标准化工具，倾向于选用轻量化第三方人工智能产品以降低成本与试错风险，在场景选择和系统改造深度方面相对保守。一方面，“人工智能＋”在头部企业内部的效果较为显著，另一方面，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群体仍以局部工具性应用为主，尚未形成对行业整体效率的规模化重塑，“人工智能＋”在“长尾企业”和“长尾场景”的渗透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

“人工智能＋”在安全、伦理和治理方面的制度供给仍需前瞻布局和统筹推进。人工智能在加速赋能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同时，也在算法歧视、隐私泄露、虚假内容泛滥、系统性风险等方面带来新的挑战。《求是》网刊文强调，要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潜在风险研判和防范，维护人民利益和国家安全，完善人工智能相关法律法规和伦理规范，构建更加安全、公平、可持续的智能社会治理格局。

信通院发布的人工智能风险治理报告，在总结国内外实践基础上提出“系统治理—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应对”的治理框架，强调需要打通技术治理与制度治理，形成全链条、穿透式风险管理能力。在财富500强企业中，提及人工智能作为重大风险因素的公司比例已从2022年的9％上升至2024年的56％，反映出算法的可靠性、数据的合规性、监管不确定性和成本失控等问题正在成为全球企业管理的重要议题。在我国“人工智能＋”快速推进背景下，若风险治理、监管机制和司法保障体系配套不到位，可能出现应用扩张过快与治理能力不足之间的张力，影响社会信任和长期的发展空间。

推动“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的政策建议

加快健全“人工智能＋”统筹推进机制，强化顶层设计与任务落地闭环衔接。一是建议有关主管部门围绕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尽快细化跨部门协同工作方案，将“人工智能＋”与数字中国建设、新型工业化、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等重大战略统筹谋划，形成时间表和路线图；二是建议在国家层面建立“人工智能＋”重大项目库和“重大场景清单”，通过揭榜挂帅、以赛代评等机制按年度滚动更新，推动政策资源、财政资金和金融工具向标志性项目和具备可复制推广价值的场景集中；三是建议依托现有部际协调机制，建立“人工智能＋”重大事项评估与动态调整制度，对政策实施成效、区域推进差异和潜在风险进行跟踪评估，形成“规划—实施—评估—修正”的闭环管理。

聚焦重点行业和薄弱环节实施“人工智能＋”攻坚，提升应用深度和普惠性。一是建议有关主管部门联合地方政府，在制造、医疗、教育和交通物流等关键行业设立“人工智能＋”工程包，在智能制造典型场景、智慧医院、智慧课堂和供应链智能调度等环节组织一批跨地区、跨企业的联合攻关项目，推动从示范工厂、示范医院向行业整体升级延伸；二是建议围绕中小企业和欠发达地区的现实需求，推动开源大模型、行业算法组件和场景化解决方案打包下沉，通过“模型即服务”和“即插即用”的工业软件形态显著降低应用门槛和综合成本；三是建议在国家和省级层面建设若干“人工智能＋”公共服务平台和行业数据空间，为企业提供算力租赁、模型托管、数据治理和安全评测等综合服务，把地方“人工智能＋”应用标杆场景与国家级工业互联网平台、智慧教育平台、智慧医疗平台紧密衔接，形成分层递进、上下联动的应用体系。

同步完善“人工智能＋”治理和保障体系，夯实安全、标准与人才基础。一是建议在现有人工智能综合标准化体系基础上，加快制定面向重点行业的细化标准，重点围绕数据采集与脱敏、模型安全评测、行业知识图谱构建和人机协同流程等方面，形成一批可执行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并推动在揭榜挂帅项目和政府采购中优先采用；二是建议有关主管部门牵头在金融、医疗、政务等高敏感领域布局人工智能风险治理试点，运用“沙箱监管”“算法备案、评估与审计”等工具，探索形成覆盖全生命周期的风险识别、评估和处置机制，同时加强与司法、监管机关协同，完善证据规则和责任认定；三是建议系统推进复合型人才培养，通过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协同发力，布局“人工智能＋制造”“人工智能＋医疗健康”“人工智能＋教育”等特色专业方向，并鼓励龙头企业与高校、职业院校共建实训基地和联合实验室，为“人工智能＋”长期健康发展提供稳定的人才和智力支撑。

（编辑  季节）

中国出口的超预期韧性

今年以来，在全球经济复苏不均、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加剧，尤其是美国对华加征高额关税的多重压力下，中国出口同比依然维持较高增长，展现出超市场预期的强大韧性。2025年前三季度，中国出口总额达2.8万亿美元，同比增长6.1%，为近三年来同期最高水平。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同比增速的拉动达1.5个百分点，创近十年同期次高，仅次于疫情恢复后的2021年。

中国出口增速虽低于越南，但显著高于韩国、日本等其他主要出口型经济体。2025年前三季度，韩国和日本出口同比分别增长2.3%和2.5%，明显低于中国；越南虽以16%的高增速领先，但由于出口基数较小，对全球贸易总量影响有限。综合来看，预计2025年中国出口占全球出口份额将继续提升，继续巩固其在全球出口竞争格局中的相对优势。

针对中国出口超预期的表现，此前有观点将其归因于上半年的“抢出口”“抢转口”效应，即企业为规避美国关税政策而提前发货，造成阶段性出口冲高，但这种解释缺乏充分支撑。一方面，若出口高增长主要由“抢出口”驱动，增长应集中在上半年，但4月以来美国进口同比增速明显回落，6月更是由正转负，而中国出口在三季度仍维持较快增长。另一方面，出口高增长的动能并非来自美国市场，也并未主要集中在以东盟为代表的转口贸易中枢，而是体现在对东盟、欧盟、非洲、拉美等多个市场的同步扩张。由此可见，中国出口的韧性不应被视为阶段性波动现象，而是由长期经济增长动力的结构性重塑所驱动的。

中国出口韧性的来源：市场多元化发展与商品结构升级

（一）从出口市场看：非美市场出口高增，对冲对美出口下滑

尽管中国对美出口持续下滑，对总体出口形成一定拖累，但对多数非美市场的出口均保持较快增长，从而对整体出口提供了有力支撑。2025年前三季度，在主要出口市场中，中国仅对美国、俄罗斯、韩国的出口同比录得负增长。其中，对美出口受贸易摩擦冲击，同比下降16.9%，拖累整体出口2.4个百分点；对俄出口同比下降11.3%，主要受俄国内经济疲软及去年同期高基数影响；对韩出口同比下降0.3%，与韩国自身经济动力不足有关。与此同时，对非洲、东盟、印度、英国、欧盟、拉美和加拿大等主要市场出口同比均实现显著增长，增速分别为28.3%、14.7%、12.9%、8.7%、8.2%、6.9%和5.1%，合计拉动总体出口增长约6.3个百分点。

欧洲需求复苏与新兴市场加速推进工业化为中国出口创造了有利的市场条件。欧盟经济逐步走出低谷，进口需求随之回升。2025年1—8月，欧盟进口（以欧元计价）累计同比增长4%，扭转了过去两年的负增长态势；其中，欧盟自中国进口同比增长9.4%。与此同时，新兴市场加快推进工业化和基础设施建设，拉动了相关设备与零部件的进口需求。截至2025年9月，新兴市场制造业PMI连续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2025年前三季度，中国对东盟7个主要成员国出口的机电产品和车辆等运输设备同比分别增长28.3%和42.7%，成为支撑对东盟出口高增的核心动力；2025年1—8月，中国对非洲出口的船舶、车辆设备、机械器具同比分别增长80.1%、55.4%和32.1%，均高于对其整体出口增速。

中国企业积极开拓海外市场，推动主要贸易伙伴自中国进口占其总进口比重显著上升。对于欧盟等发达市场，2025年1—8月，欧盟自中国进口占其总进口比重升至21.9%，较上年同期提高1.1个百分点；对于新兴市场，2025年1—8月，印度、巴西、马来西亚和南非自中国进口占其总进口比重较去年同期分别上升1.4个百分点、2.1个百分点、1.5个百分点和0.4个百分点。

得益于新兴市场的崛起，中国对美依赖度持续下降，这使得对美出口下滑对整体出口的拖累效应明显减弱。美国仍是中国重要的出口市场，但中国出口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度已较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时期显著下降。2018—2024年，中国对美国出口占整体出口比重从19.2%降至14.7%，2025年前三季度进一步降至11.4%。随着中国出口重心从传统发达经济体向新兴市场加速转移，对美出口下滑对中国整体出口的拖累程度较上一轮贸易摩擦时期明显减弱。

（二）从商品看：消费品出口承压、中间品和资本品出口增长支撑整体出口

分析出口结构变化时，通常依据商品生产过程中的用途和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环节位置，将出口商品分为中间品、资本品和消费品三大类。中间品是生产其他产品所需的零部件、原材料和半成品，体现一个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配套与供给能力；资本品是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设备、机械和技术密集型产品；消费品则是面向终端市场的最终产品，更多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结构中，中间品和资本品比重上升、消费品比重下降，被普遍视为“结构升级”的体现，这反映出口从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环节向高附加值、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环节转移。

由于部分跨境电商的包裹在混装或简化申报时使用未分类商品编码出口，且这些包裹主要是服装、家居、小家电及电子配件等终端消费品，因此将此类未分类商品（主要来自跨境电商包裹）归入消费品类别。

出口的商品结构显著升级。2017—2024年，中间品出口占总出口比重从41.7%升至45.4%，提高3.7个百分点；资本品出口占比从21.2%降至20%，回落1.2个百分点；消费品出口占比从37.2%降至34.6%，回落2.6个百分点。2025年前三季度，中间品出口占比进一步提升至47.4%，消费品占比降至32.5%。

中间品和资本品已成为拉动整体出口增长的主要动力，消费品出口承压。2025年前三季度，中间品出口同比增长10.2%，显著高于2024年全年的5.1%，拉动整体出口4.7个百分点；资本品出口同比增长6.9%，虽低于上年的11.1%，仍拉动整体出口1.4个百分点。相较之下，消费品出口同比仅增长0.2%，拉动整体出口约0.1个百分点，主要受跨境电商商品出口高增支撑，剔除跨境电商商品后，消费品出口同比下降2.4%，拖累整体出口0.8个百分点。

消费品出口承压，主要源于低端制造环节向东盟、印度等低成本经济体转移以及持续的贸易摩擦。一方面，美国对华加征关税抬升出口成本，消费品由于可替代性强、需求弹性高，受冲击较大。2025年前三季度，家具、玩具、鞋靴出口同比分别下降4.8%、8.3%和9.0%。另一方面，随着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快向东盟、印度等低成本经济体转移，中国在部分低端消费品领域的产能与市场份额被取代。消费电子产业链尤为典型，2025年前三季度，中国手机出口同比下降9.8%。2025年1—7月，美国自中国进口智能手机占自全球进口比重降至41.1%，较上年同期下降34个百分点；印度则首次成为美国最大手机进口来源国，占比升至45.4%。尽管面临上述压力，由于全球主要经济体需求持续增长，2025年上半年，全球商品贸易同比增长4.9%，中国消费品出口仍凭借成本和品质优势保持相当韧性。

“出海”企业依赖从中国进口关键零部件和核心原材料，带动中间品和资本品出口增长。部分中低端产业因成本上升及贸易摩擦等因素向成本更低的经济体转移。同时，为开拓海外市场，中国企业选择在当地投资建厂。然而，由于中国在关键零部件、机械设备及原材料领域具备技术与规模优势，即使低端环节转移，海外企业仍高度依赖中国的产业链上游，从而带动中间品和资本品出口增长。2017—2024年，中国对东盟和拉美出口中间品年均增速分别高达11.6%和11.8%，占对其出口的比重分别提升至54.6%和45.9%。东盟凭借与中国产业链的高度互补，成为制造环节外溢的主要承接地。2024年，中国对东盟中间品出口占全球比重接近20%，居全球首位。

与此同时，国内产业链加快向中高端升级。2017—2024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由12.7%升至16.3%。2025年前三季度，高技术产品出口持续增长，汽车、船舶和集成电路出口同比分别增长10.8%、21.4%和23.3%，高附加值资本品和中间品成为出口主力，显著增强了外贸稳定性与竞争力。

中国与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贸易关系面临重塑

中国出口结构的转型，正在深刻地重塑其与不同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关系：

对处于高端环节的美欧发达经济体，中国在高技术制造业的竞争力提升，正对其传统优势产业形成冲击。

对处于中端环节的东盟、墨西哥等发展中经济体，中国产业链的外溢效应强化了区域分工合作，但随着这些经济体本地制造能力提升以及地缘政治摩擦加剧，它们将寻求从承接加工向研发、设计等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以期在区域供应链中扮演更主动角色。

对仍处于价值链低端环节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国向其输出的中低端装备与基础工业产能有效契合当地的工业化需求。

（一）美欧等发达经济体：中国对其出口承压，中间品和资本品出口仍有空间

中国与美欧等发达经济体的贸易关系，正由过去的互补为主，逐步转向“互补与竞争并存”的新格局，贸易摩擦和产业竞争对双边贸易形成持续压力。在中国出口以中低附加值商品为主的阶段，中国商品与欧美消费市场形成高度互补关系，美国和欧盟长期稳居中国出口前两大市场，对两国出口占总出口比重一度达到40%。随着中国在新能源汽车、机械设备、关键零部件等高技术领域竞争力提升，美欧为保护本地产业利益，对华采取产业保护措施，出现政策性贸易摩擦。2024年，中国对美欧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已降至29.1%。

尽管美欧通过贸易保护措施干预正常贸易活动，但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产业发展的内在规律与全球分工的大势。2017—2024年，中国对美欧出口的中间品占其总出口的比重分别上升1.6和5.4个百分点，资本品和消费品比重相对回落。

预计未来几年，中国对美欧等发达经济体的出口增速和占比，难以回到过去的高位水平，但高附加值的中间品和资本品出口仍有空间。一方面，中国在高技术领域的竞争力持续增强，高附加值中间品和资本品的出口有望逆势增长，并进一步提升中国关键零部件在发达经济体供应链中的渗透率；另一方面，劳动密集型消费品因可替代性强、价格敏感，对发达经济体的出口更易受到外部冲击。若美国强行推动与中国“脱钩断链”，中国对美出口可能继续承压。

（二）东盟、墨西哥等发展中经济体：中国对其出口持续增长

对东盟、墨西哥等发展中经济体而言，受益于中国产业链的外溢效应与本地消费能力的增强，自华进口快速增长，东盟已取代欧盟和美国成为中国第一大出口目的地。2017—2024年，除2023年外，中国对东盟出口持续保持较快增长，其中5年出口同比增速超10%；中国对墨西哥出口占整体出口比重从1.6%升至2.5%。从商品结构看，中国对东盟出口的中间品、资本品和消费品占中国同类商品全球出口的比重均显著提高，分别上升4.1、3.7和3.4个百分点。

随着这些发展中经济体制造业能力提升和本地产业链逐步完善，其生产的部分消费品正逐步替代中国原有的市场份额。以纺织服装产业为例，中国针织服装出口占全球针织服装出口的比重从2013年峰值的42.0%下降11.2个百分点至2024年的30.8%，同期孟加拉国和越南的份额分别上升6个百分点和2.6个百分点。

然而，在承接产业转移的发展中，经济体对中国相关产业链上游的中间品和资本品的需求持续增加。根据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价值链实验室（UIBE GVC）数据，中国是越南纺织服装业出口中最大的国外增加值（FVA）来源国，2015—2021年，中国在越南纺织服装业FVA中的占比从22.0%快速提升至42.8%；2021年越南纺织服装业的出口总额中，约有25%的增加值归属于产业链上游的中国。

东盟、墨西哥等发展中经济体正寻求由加工组装环节向更高端制造领域延伸，未来对中国高附加值商品和关键中间品的进口需求有望进一步提升，支撑中国对其出口的持续增长。一方面，美国推行“转运税”政策，将削弱东盟、墨西哥作为传统转口贸易枢纽的避税功能。由于“转运行为”的界定较为模糊，即使仅在东盟、墨西哥进行简单组装或贴牌加工的商品，也可能被视为转运贸易而被征税。这一政策将迫使企业在“撤离”或“加大投资”之间做出选择，或推动部分企业加快在东盟、墨西哥布局中上游产业链。另一方面，越南、印尼、马来西亚等国出于产业升级与制造业本地化的考量，出台税收优惠和产业激励政策，吸引高附加值制造业投资，推动本国制造业由简单加工环节向研发、设计和整机制造等更高层次延伸。

（三）非洲等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国出口增长与产业延伸的新支点

以非洲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正成为中国出口的重要增长市场，对非洲出口的商品结构正在由以消费品为主转向以资本品和中间品为主。过去中国对非洲出口以纺织、家电、日用品等消费品为主，当前则以挖掘机、油船、运输船、货车、牵引挂车等工业机械设备出口为主，主要得益于中国早期在非洲的投资布局。通过产能合作、工业园区共建及基建项目援助，中国深度参与非洲工业化进程，并在制造业初期阶段展现出显著的比较优势。2017—2024年，非洲整体进口占全球比重基本维持在3%左右，但其自中国进口的比重却显著提升，占非洲总进口的比重上升6个百分点至21.6%。

从全球对比看，非洲正处于以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初步成型为特征的“进口建设期”。一般而言，产业链建设遵循“直接投资建厂—带动资本品进口—形成中间品稳定流动”的路径。东盟和拉美的资本品进口高峰期出现在2010年前后，近年来，随着本地产业配套能力提升，资本品进口增速持续放缓，反映其已逐步进入“本地化生产阶段”，对外部装备依赖度下降。相比之下，非洲资本品进口需求仍处于高速增长阶段，2021—2024年，中国对非洲出口资本品的年均增速达18.4%。

展望未来，这些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需求潜力有望持续释放。随着新兴市场经济体工业化进程加快，当地产业将从基础设施建设阶段逐步过渡到产业体系初步完善阶段，对机械设备、电力装备、交通运输工具等资本品的需求仍将持续扩张，对零部件、电子元件、金属材料、化工原料等中间品的进口需求也将随之上升。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发展与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当地人民的消费能力将不断增强，家电、手机、日用品等消费品需求也将快速增长。

展望与建议

（一）展望未来，中国出口将进入一个高质量的稳健增长阶段

尽管中国对美出口面临下行压力，但通过对欧盟等发达市场的深耕，以及产业链适度转移带动中间品和资本品对新兴市场的出口扩张，中国出口的稳定性和韧性将不断增强。因此，若仅以中美贸易关系来判断中国出口前景，可能产生误判：片面聚焦短期波动会高估风险，中国忽视了由结构优化、新兴市场崛起和企业出海所构筑的长期韧性。

历史经验表明，德国和日本也曾经历相似的出口增长阶段转换：在20世纪70—80年代，两国出口均呈现高速增长；随后，因面临贸易摩擦加剧、低成本优势减弱与部分低端产业外迁等挑战，出口增速出现明显回落；面对压力，两国积极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与技术革新，逐步将出口驱动模式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进入21世纪后，两国出口增速中枢逐步趋稳，维持在3%—4%区间。对于中国，得益于制造业体系更为完整、升级潜力更大，且高附加值与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仍有显著增长空间；叠加出口市场日趋多元，形成了“发达经济体基本盘稳固、新兴经济体快速扩张”的韧性格局，预计中国未来出口增速中枢将略高于德国和日本，维持在4%—5%左右。

但中国出口的风险亦不容忽视。一方面，随着全球新一轮产业链转移深入，东盟、墨西哥等发展中经济体将逐步形成本地化生产能力，对中国中间品的进口需求可能出现边际回落，从而对中国出口形成压力。然而，全球产业链重构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简单、快速的“去中国化”进程并不现实。凭借完整的产业体系、工程师红利，以及高效协同的配套产业链集聚效应，中国仍将是全球制造业网络中不可或缺的关键枢纽。另一方面，中国制造业竞争力不断提升并加快向中高端升级，与发达经济体在机械装备、造船、电子信息等领域的产业重叠度上升，将形成一定竞争压力，或加剧贸易摩擦风险。

（二）政策建议

1.加快产业升级与科技创新，形成中国产业链向上向新升级的良好态势，同时大力发展服务业应对经济结构转换带来的就业压力。一是加大科研投入力度，攻关产业链关键核心技术和零部件薄弱环节，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充分发挥新型举国攻关体制，在政府统筹引导下，集中攻克一批“卡脖子”难题。鼓励民营企业发挥创新主体的作用，激发民企的创新活力。二是进一步鼓励和支持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传统产业是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不能认为是低端产能简单退出，也不能放任将传统产业过快迁出。通过扩大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适用范围与规模，对工业企业节能环保、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提供税收减免，并降低税收优惠政策的申领门槛，支持传统制造业企业参与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评定，实现技术升级与结构优化。其三，大力发展服务业，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应对经济结构转换带来的就业压力。产业转移与产业升级必然带来就业结构的调整，因此必须将稳就业置于更加突出的位置。应大力发展服务业，充分利用现代服务业吸纳劳动力，缓解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就业压力。同时通过职业培训和技能提升，提高劳动力适应新兴产业和高附加值岗位的能力，实现就业与产业升级的协同发展。

2.通过系列改革形成强大的内需市场，逐步从出口导向和外需依赖转向内外需平衡的格局，形成强大的内循环和相互促进的内外循环。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但人均消费支出金额和消费率均远低于美国，全方位扩大内需尤其是补齐消费短板显得更加紧迫。一是提高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占比，推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真正破题，主要通过国企上缴财政并转移支付给居民、鼓励企业提高工资、上市公司加大分红力度、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等方式实现，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二是尽快加大国资上缴财政比例并专项用于社保体系建设，提高城乡居民养老金水平至低保水平，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三是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继续提高育儿补贴发放标准，将免费学前教育从学前一年逐步拓展到三年。四是加快推进大中城市以家庭为单位的流动人口城市化进程，“家庭整体进城”将显著提升流动人口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五是继续推进文旅、医疗、养老、教育等服务业领域的改革，在放宽准入的同时强化事中事后监管，促进市场竞争和优胜劣汰，为消费者提供更加多元化、高质量的服务。六是优化休息休假制度，为服务消费增长创造时间条件。

3.推动企业稳步、有序、有条件出海。产业布局调整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应理性看待符合产业发展规律的产业转移现象，对关键核心技术等相关产业，明确划定留在国内的范围清单，维护经济安全和就业相对稳定。对具备技术和品牌优势的企业，应支持其通过投资建厂、并购合作等方式深度融入当地市场；对以出口为主的中小企业，则应引导其通过海外仓、跨境电商和本地服务网络拓展市场，而非简单产能外迁。通过建立完善的出海风险评估与政策协调机制，防止过快的产能转移造成国内产业链空心化或出口波动，确保“走出去”与“稳出口”相互促进、协同发展。

4.完善企业出海服务体系。通过强化金融支持、信息服务等方式，为中国出口企业和“出海”企业提供全方位保障，为其在全球市场竞争中保驾护航。创新海外投资金融支持模式，提供更加多元的融资渠道；优化出入境管理服务，开辟员工护照办理便捷通道；及时跟踪海外国家的相关市场准入、环境保护、数据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等政策法规，编发国别贸易指南；加强外交保护和领事服务，为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提供安全保障。

5.深化双边与多边经贸合作。通过自由贸易协定、投资协定及区域合作机制，积极推动互利共赢的贸易关系，在扩大合作中减少摩擦、在共同发展中化解分歧。中国在推进出口市场多元化的同时，应兼顾合作伙伴的产业承受能力，避免因产业竞争或市场冲击引发新的贸易摩擦。应积极参与新兴市场的发展进程，通过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配套合作和本地化生产，开发契合当地需求的产品与服务，促进其工业化与消费升级，实现中国产业“走出去”与当地经济发展繁荣的良性互动。

（编辑  尚鸣）

建成全球最大规模现代化基础设施（续）

我国水运基础设施总体规模保持世界第一，2024年底全国港口拥有生产用码头泊位2.09万个，万吨及以上泊位2659个，内河航道通航里程12.8万公里，其中，高等级航道超1.6万公里。由此，我国已经形成沿海运输通道、长江干线、西江航运干线、京杭运河—淮河等水运主要通道。我国是全球海运连接度最高的国家，已与100多个国家的主要地区和港口建立了海运航线联系，已成为世界班轮指数最大的国家。2020年，全球前十大港口集装箱吞吐量港口为上海港、新加坡港、宁波舟山港、深圳港、青岛港、广州港、釜山港、天津港、杰贝阿里港、巴生港，中国有6个。这标志着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海洋运输强国。

我国输油（气）管道里程从2012年的9.85万公里提高至2024年16.00万公里，天然气生产量从2012年的1106亿立方米提高到2464亿立方米。

我国成功构建了世界级的超大规模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交通强国。我国旨在加快发展世界最大的绿色低碳交通体系，促进交通运输行业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交通基础设施现代化极大地促进了国内统一市场各类要素的流动，极大地推动和有力支撑了中国式交通现代化的发展，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坚持交通先行，建成了全球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世界级港口群，航空航海通达全球，综合交通网突破600万公里。我们坚持创新引领，高铁、大飞机等装备制造实现重大突破，新能源汽车占全球总量一半以上，港珠澳大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等超大型交通工程建成投运。”习近平指出，“交通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开路先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加快形成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综合交通体系”。

我国交通运输现代化大发展，重塑了中国经济地理，加速了国内经济与市场一体化，与此同时，也正在重塑世界经济地理。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提供的数据，中国货柜码头吞吐量占世界比重从2000年的18.2%上升至2022年的32.0%，相当于世界第二位美国占世界比重（7.4%）的4.3倍，已接近OECD国家总和占世界比重的32.5%，这就大大加速中国与全球经济贸易一体化，为国内国际双循环创造了世界最大现代化综合性交通运输体系。

建成世界最大的现代化电力公司——国家电网。2005年我国有了第一条750千伏的特高压输电线路，比西方发达国家晚了40年。2010年以来，国家电网规模实现大幅增长，到目前国家电网已经建设了29项特高压工程，包括15个特高压交流工程和14个特高压直流工程，总线路长度已达了4.6万公里，在世界上率先建立“大一统”超大规模电网。2024年，国家电网经营的全社会用电量达到9.85万亿千瓦时、并网发电总装机容量33.5亿千瓦，其中新能源发电装机首次超越火电，达到14.5亿千瓦。截至2024年底，国家电网经营110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长度131万公里；在运行及在建31项特高压输电工程线路长度达到4.1万公里，截至2023年底特高压累计输送电量超过3万亿千瓦时，均居世界首位；清洁能源发电量1.8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31.2%；已建成10条联通俄罗斯、蒙古国、吉尔吉斯斯坦等周边国家的跨国输电线路，累计实现电量交易超过310亿千瓦时。

根据英国石油公司能源研究所（Energy Institute ）发布的《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24》（Energy Institute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提供信息，中国发电量于2007年超过了欧盟，2011年又超过了美国，2021年，占世界比重从2012年的21.9%上升至2023年31.6%，相当于美国发电量占世界比重（15.0%）的2.1倍； 按2021年国际元计算，2024年中国GDP相当于美国的1.31倍。 这更准确地反映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以及在当代世界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中心地位。

进入世界创新型国家前列

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到二〇三五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是：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大幅跃升……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我们定量评价了2000—2024年中国科技实力的跨越式发展，中国从科技追赶型行列进入科技创新型行列，从世界科技第二方阵进入第一方阵，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取得了历史性的跨越式发展。这充分体现了党的全面领导政治优势、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优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科技创新优势、人力资源优势、国内市场规模优势。在中国最大的政治共识和社会实践就是：科技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创新已经成为第一动力，人才已经成为第一资源。

提高研发经费投入强度，成为世界最大的研发投资国。研发经费投入（研发经费支出）总量和增速以及其占GDP的比重是反映一国科技创新能力的一个关键指标。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统计，中国研发经费支出占GDP比重从2000年的0.88%提高至2024年的2.68%（其中北京市连续6年在6.0%以上），已高于OECD国家排在第12位冰岛的2.60%（2020年数据），但仍低于美国的3.59%；我国研发经费支出从2000年的896亿元上升至2024年的36130亿元，名义年均增速为16.7%，按2021年国际元计算的年均增长率为13.2%，是世界研发经费支出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对GDP增长弹性系数高达1.630。《纲要》提出“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7%以上，力争投入强度高于‘十三五’时期实际”。实际上中国研发投入从2020年的24426亿元增至2024年的36130亿元，年均增速为10.3%，与同期名义GDP年均增速的7.0%的增长弹性系数为1.471。预计到2030年，我国研发强度将从2024年的2.68%提高至3.0%左右；到2035年力争达到3.3%以上。

从研发投入的构成看，2023年，企业等市场主体研发资金投入占全国研发投入的78.3%，政府资金投入占比仅为 17.1%。技术市场成交额从2020年的28252亿元上升至2024年61476亿元，年均增速高达29.6%。这充分体现出技术创新市场驱动型特征，即企业和其他机构的研发成果（发明专利）通过市场交易向实际应用转化的良性循环。

我国政府长期支持基础研究，同时积极鼓励社会特别是企业投资基础研究。预计基础研究投资占研发总经费比重将从2024年的6.91%提高至2030年达到10%左右。

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科学与工程指标》数据库的统计，从2012年至2020年，中国科技论文发表数呈现持续增长趋势，一直居世界第二位。到2022年中国占世界比重达26.9%，相当于美国占世界比重（13.7%）的1.96倍，相当于OECD总数占世界比重（48.2%）的55.9%。 2013—2023年，我国各学科被引国际论文数据量达5.8万篇，占世界份额的30.8%，仅次于美国的7.7万篇，居世界第2位。根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2024年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报告》（2024年9月20日发布）显示，中国热点论文数量达2071篇，占全球总量48.4%，连续保持世界首位；国际论文篇均被引用次数首次超越世界平均水平；材料科学、工程技术等7个学科领域论文被引次数排名世界第一。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科学研究中心之一，并建成若干个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中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2013年第35位上升至2024年第11位，已经进入世界前列。2023年我国创新投入居世界第25位，创新产出居世界第8位，2023年，我国在全球前5强科技集群中占据3个席位，百强集群数量达24个，首次超过美国跃居世界首位，这标志着中国科技创新指数已提前进入中等发达国家（指38个OECD国家）的前列。中国创新产出位次明显高于创新投入，显示了在中国任何一项创新，如公共科技知识、科技专利等都会产生巨国（高于OECD国家总人口）规模效益，并形成了由北方（OECD）国家、中国、南方国家（除中国之外）所构成的“世界三元科技创新格局”。这也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特征之一，体现了党的二十大报告的“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目标要求。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坚持创新在我国全局建设中的核心地位。我国创新体系更加完备，长期稳定支持并建成一批世界一流的科研机构和创新型企业，这有助于我国成为世界最大规模的创新中心和研发基地。我国集中力量、协同攻关，实施一批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超前部署前沿技术和颠覆性技术研发，如在国家“十四五”规划中，科技前沿领域攻关项目为7项、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3项。中国科学院等国家级科技团队已经成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了我国科技创新的最高水平，特别是在重大基础研究和重点领域方面。目前，我国高校建立了60%以上的国家重点实验室，聚集了60%以上的全国高层次人才，承担了80%以上的国家自然基金项目。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合作、共同建设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特别是支持发展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培养更多的基础研究人才。我国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博士后的规模不断扩大，2024年全国研究生在校生规模已经达到了409.5万人，仅2020—2024年累计毕业生达到373.4万人，均居世界首位。充分发挥研究型、应用型等各类高校所长，加强培养规模宏大、创新力与竞争力强的研究型（学术型）、应用型（专业学位）高层次人才。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努力培养造就更多大师、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青年科技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为此我国将适时制定到2035年第二个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2026—2035年），为建成世界人才强国提供战略目标及路线图。

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我们要在主要战略新兴科技领域走在世界前列，在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攻克制约国防科技的主要瓶颈问题；在重大领域实施强国战略，将我国建成世界航天强国、信息强国、网络强国、知识产权强国等。

建成世界最大的知识密集型产业。我国商标注册量、专利拥有量、国际专利申请量已经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位。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正在成为我国重要的支柱性产业，其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提高到25%左右。其中，专利密集型产业已经成为我国最重要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之一。我国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从2020年12.13万亿元上升至2023年的16.87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从11.97%提高至13.0%，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8.3%；预计到2035年，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将达到15%以上，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

国家“十四五”规划中，衡量专利水平已开始采用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的指标。此指标拥有量从2020年的6.3件上升到2024年的14件，提前达到2025年12件的预期目标，高价值专利总数从2020年的88.9万件上升至2024年的197.8万件，提前完成“十四五”规划预期目标，全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已经突破400万件。我国已连续四年成为《专利合作条约》（PCT）国际专利申请量最大国，2024年，中国PCT申请量为70160件，占世界总数（27.39万件）比重的25.6%，相当于美国（54087件）的1.30倍、相当于日本（48397件）的1.45倍。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4世界知识产权指标》提供的信息，2023年中国专利申请量占世界比重的47.2%，商标申请量占世界的47.2%，工业设计申请量占世界比重的54.2%。这表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技术创新中心，不断提供原创性的中国技术发明、技术创新和技术应用，也成为推动世界科技进步最重要的贡献国。

  建成世界最大的数字经济体。信息通信基础设施量质齐升，高速传输网络加速构建。我国已经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光纤和4G、5G网络，5G网络建设和应用正加速推进。截至2024年底，我国5G基站数达425.1万个，占移动电话基站数比重达33.6%，5G移动电话用户数达10.14亿户，达到全球平均水平2.3倍。2024年全国光缆线路总长度达7288万公里；宽带用户普及率明显提高，千兆用户占比已超三成。移动物联网终端应用快速增长。截至2024年底，我国移动物联网（蜂窝）终端用户数达26.56亿户，同比增长13.9%，本年净增3.24亿户；占移动终端连接数比重达到59.7%。5G应用已融入80个国民经济大类，应用案例累计达13.8万个，千兆光网应用案例近4万个。工业互联网实现41个工业大类全覆盖，重点行业加快融合步伐，“5G+工业互联网”项目超过1.7万个。

  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是以数据资源为关键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主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融合应用、全要素数字化转型为重要推动力，促进公平与效率更加统一的新经济形态。我国数字经济正在迈向全面扩展期，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2020年的7.8%上升至2023年的9.9%，已经成为我国重要支柱产业和基础性产业。

  工业互联网平台应用普及率达到45%；全国网上零售额从2020年的11.76万亿元上升至2024年的15.52万亿元，年均增速高达6.7%，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比重从2020年的30.1%上升至2024年的32.1%，电子商务交易规模从2020年的37.21万亿元上升到2024年的46.41万亿元，年均增速达5.5%。

  数字化创新引领发展的能力大幅提升，智能化水平明显增强，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取得显著成效，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更加完善，我国数字经济竞争力和影响力稳步提升。2035年，数字经济将迈向繁荣成熟期，力争形成统一公平、竞争有序、成熟完备的数字经济现代市场体系，数字经济发展基础、产业体系发展水平位居世界前列。以数字经济引导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高质量发展，将推动我国数字企业、数字社会、数字学校、数字政府、数字家庭、数字消费者获得长足健康发展，建成世界最大的数字经济之国。

建成世界最大的国内技术市场。技术市场交易额迅速增长是我国成为创新强国的重要标志之一。2020—2024年，我国技术市场交易额从2.82万亿元增长至3.68万亿元，增长30.5%，年均增速为13.2%，高于同期研发经费年均增速（10.2%）；技术市场交易额相当于GDP比重由2.8%提高至5.1%，后者已高于2024年研发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2.68%），由于技术市场产出增速超过了研发投入增速，我国形成了研发投入与技术市场产出增长的良性互动，成为世界最大规模的研发产业体系和技术市场体系。根据《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到2035年的目标是我国知识产权综合竞争力跻身世界前列，知识产权制度系统完备，知识产权促进创新创业蓬勃发展，全社会知识产权文化自觉基本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参与知识产权全球治理的国际合作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基本建成。中国将从世界最大的国内技术市场成长为世界最大的国际技术市场。

进入世界创新型国家前列。目前，我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到中高速增长阶段，并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随着经济增长速度有所下降，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更加凸显，经济增长模式将逐步从要素驱动型转变为创新驱动型。

科技创新将对基本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目标发挥根本性、长期性、全局性的支撑作用。为此需要：一是重提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目标，以其作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核心目标之一，以建成世界创新型国家为核心战略目标，充分发挥科技现代化对实现经济现代化的根本支撑作用，以科技现代化引领经济现代化。二是明确提出10年（2026—2035年）科技目标及量化指标，到2030年基本实现科技现代化，到2035年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三是着手制定第二轮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与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制定到2030年和2035年总体目标、具体指标和总体部署、重大创新工程和重点项目，使科技成为第一生产力、创新成为发展第一动力、科技成为国家第一实力，推动中国实现从世界科技大国向世界科技强国的重大转变，进入世界创新型国家前列、第一方阵。

建设全球最大规模现代化城市

  我国城镇化水平显著提高。全国城镇总人口从2012年的7.22亿人上升至2024年的9.43亿人，增加了2.21亿人，相当于同期世界城镇人口增加总数8.54亿人的25.9%，成为驱动中国经济社会变迁的最大发动机。我国城镇化率从2012年的52%提高至2024年的67.0%，高于世界城镇化平均水平（58%）9个百分点，提前达到《国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的2025年常住人口城市化率65%以上的预期目标。我国加快推进“两横三纵”城镇化战略格局，全国城市建成区面积达到6.24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陆地面积的0.65%，承载了约三分之二的总人口，产出了90%以上的GDP总量和国内外贸易总量，并通过现代化交通、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向农村全面辐射，带动了农业农村的现代化。随着我国城市基础设施能力与服务水平不断提高，城市综合承载能力逐渐增强，人居环境显著改善。到2024年底，我国城镇住房总套数约为3.9亿套，按全国城镇9.44亿人口计算，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到44.3平方米，已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截至2023年年末，全国累计建设各类保障性住房和棚户区改造安置房6400万套。截至2022年末，全国建成建制镇、乡、村庄供水普及率分别为90.8%、84.7%、86.0%。行政村通光纤、通4G比例超过99%，村村通宽带全面实现，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65.5%。力争在“十五五”期间上述服务设施均达到全覆盖，这标志着美丽乡村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农村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

  中国正在开展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超大规模的新型城镇化，“实现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推进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险、住房保障、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等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2020—2024年期间，全国城镇总人口增加了4130万人，平均每年增加1000万人以上，预计到2030年中国城镇总人口将达到10亿人左右，提前进入中等发达水平行列。

加快建设世界贸易强国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发展数字贸易，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我国正在全面加快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更大规模更深度融入全球经济，大幅度增强对外贸易综合实力和竞争力，使自身第一大货物贸易大国地位更加巩固，实施全面开放进口促进战略，加快经济增长模式从出口导向增长转变为进口导向增长，尽早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进口国，也是世界贸易强国的重大标志，与此同时积极提升国内居民消费福利和市场主体生产福利。我国能够为世界24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巨大的“中国市场”，实现货物进口与出口基本平衡（进出口差额与GDP之比小于1.0%），有助于减少巨额的外汇储备（2024年高达3.2万亿美元）机会成本，大幅度增加进口总额，更好地利用世界资源；大幅度提高对外服务出口能力，实现服务进口与出口基本平衡；大幅度增强对外投资实力和竞争力，为世界提供“中国投资”，实现吸引外资与对外投资基本平衡；加快贸易投资服务自由化进程，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有效减少美元外汇储备；大力支持南方国家整体崛起，积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截至2022年，我国在共建国家的承包工程年均完成营业额达1300亿美元，建设了中老铁路、雅万高铁等一系列标志性项目；中欧班列成为贯通亚欧大陆的国际运输大动脉，通达欧洲25个国家的217个城市，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提供了保障；我国联通了国内国际双循环，通过建设开放型国内经济和国际经济，构建贸易投资经济技术共同体；继续加强与国际机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更有效地应对国际经济危机与金融危机，充分发挥世界经济增长最大的发动机、宏观经济稳定器以及全球最大自由贸易国作用。

（编辑  季节）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了“十五五”规划建议，高度评价“十四五”期间国家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明确提出“十五五”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并提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和目标任务。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首要维护政治安全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坚持六项原则：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其中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核心，这既是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根本保证，又是以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国家发展，确保国家政治安全的基础。

一是必须坚持党对国家发展和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坚持把制度安全、政权安全放在核心位置，才能防范和化解意识形态等领域重大风险，筑牢国家发展的牢固政治防线，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穿始终。从全局看，政治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生命线”，为实施“十五五”规划提供了根本性保障。政治安全是国家发展方向的“定盘星”，只有确保国家政权稳固、制度体系健全、意识形态安全，“十五五”时期的科技自立自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新发展格局构建等战略部署，才能始终沿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正确方向推进。政治安全是风险防控的“压舱石”，唯有筑牢政治安全屏障，才能有效抵御外部的遏制打压、防范内部风险隐患，为产供链安全、金融安全等重点领域安全提供根本保障。政治安全更是凝聚合力的 “黏合剂”，通过维护国家政治统一和社会稳定，汇聚起推进“十五五”各项任务的强大合力，确保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协同推进。

二是只有坚定不移地把维护政治安全置于首位，才能为经济社会发展筑牢坚实根基。一方面，要坚决防范和打击各种渗透颠覆破坏活动、暴力恐怖活动、民族分裂活动、宗教极端活动，严密防范和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另一方面，要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善于从政治上观察和处理问题，确保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以政治安全保障“十五五”规划顺利推进，实现国家长治久安与持续发展的有机统一。

三是深化政治安全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建设。围绕“十五五”时期国家发展战略，构建健全国家级政治安全风险分析平台，完善政治风险研判机制，定期开展政治安全形势分析评估，建立跨部门、跨层级的风险会商制度，提高风险研判的科学性和精准性，确保政治安全风险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坚决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为“十五五”规划顺利实施奠定坚实政治基础。

深刻把握发展与安全的辩证关系，深入领会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正如新华社评论指出的，发展与安全如同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贯穿“十五五”时期改革发展全过程。“十五五”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承启期，既要巩固“十四五”发展成果，又要破解深层次矛盾、应对不确定风险。实践证明，脱离安全的发展如同无源之水，没有发展的安全则是空中楼阁，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十四五”时期，我国之所以能顶住疫情冲击、抵御外部压力，实现经济科技实力与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根本在于始终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以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护航发展大局，以国家发展成果强化安全保障。“十五五”期间，面对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逆全球化思潮扩散引发的复杂环境，唯有牢牢把握二者辩证统一关系，才能在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考验中行稳致远。

“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升，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国家安全屏障更加巩固。对比“十四五”规划，“十五五”规划目标最突出的变化，一是强调科技自立自强，二是突出建设国家安全屏障。从发展与安全角度理解，科技自立自强与国家安全屏障建设密切相关，关乎未来国家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必须把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作为战略重点，聚焦半导体、信息、生物、材料等关键领域，加快构建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供应链，提升应对各类风险挑战的能力。同时，健全国家安全制度体系，强化风险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确保在复杂环境下维护国家主权和发展利益。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把发展建立在更加安全、更为可靠的基础之上。

在当前和未来更加动荡的国际环境下，随着中美博弈的持续激化演进和逆全球化浪潮在世界蔓延，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可能接踵而至，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的内外风险将持续上升，“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的难度更大、挑战更多。这就要求我们更加关注发展与安全的辩证关系，既要以高质量发展促进高水平安全，又要以高水平安全确保高质量发展。

以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为抓手推进“十五五”规划建议落实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加强重点领域国家安全能力建设。

从落实“十五五”规划建议的角度思考，需进一步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国家应急管理体系等，构建全域联动、立体高效的国家安全防护体系。在重点领域，如经济安全、科技安全、网络安全、生态安全等方面，加大投入和建设力度，提升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能力，确保国家长治久安。

一是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提高国家安全法治建设自觉性。持续完善国家安全相关法律法规，细化法律条文和立法研究工作，明确各部门在国家安全工作中的职责与权限，确保国家安全工作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为国家安全构筑起坚实的法律屏障，严厉打击各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二是深入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制定科学合理、具有前瞻性的国家安全战略。立足国内国际形势，深入分析“十五五”期间可能面临的各类安全威胁，明确国家安全在不同阶段的目标与重点任务。将国家安全战略与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紧密结合，使国家安全工作服务于国家发展大局，为国家发展创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三是进一步提升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水平。国家安全部门强调：在确保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绝对领导下，强化一切向战、一切为战的实战体系，加强一体化指挥平台、专业化保障支柱、体系化实战团队，提升国家安全工作打赢能力。同时，全面加强涉及国家安全重大战略问题研究，提升为党中央服务、为实战服务的能力水平；全面加强涉外国家安全工作，特别是不断强化中国海外利益风险预警、防控、保护体制机制，完善共建“一带一路”安全保障体系；全面加强科技赋能增效，锻造克敌制胜的尖兵利器，增强运用科技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能力。同时，为确保顺利推进国家现代化发展，必须抓紧出台一系列配套的安全政策措施，涵盖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从而使专业部门与社会各界联系更加紧密，将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落到实处。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是“十五五”规划建议的重要亮点，提出“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这是我国强大的军事力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保驾护航的重要原则。

在目前风云诡谲的国际环境中，坚决维护党的全面领导，辩证处理发展与安全关系，加强和实现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对确保我国“十五五”期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乃至“十六五”期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据统计，截至2024年年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超过3.14万亿美元，连续8年保持全球前三，占全球比重提升至7.2%。中国投资者已在全球190个国家和地区布局，设立超过5.2万家境外企业，其中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设立的境外企业就有1.9万家。可以预见，到“十五五”结束时，我国境外投资规模将进一步拓展，在经济上“再造一个中国”并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有鉴于此，全面准确理解和把握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既是落实“十五五”规划建议各项任务，实现“双循环”战略的重要抓手，也是保护中国日益拓展的海外利益的重要依托，更是确保未来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突出任务。

（编辑  杨利红）

刚闭幕的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向世界传递出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中国要走出一条大国新路，并给出了清晰的路线图。

首先我们要正确判断中国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置身世界大国发展历程中，我们做出两个基本的战略判断：一是中国的发展水平已经处于世界第二个阶梯，正向世界最高阶梯迈进；我国人均GDP已经迈进中高收入经济体门槛，一个更有意义的标志性指标是我国的人口预期寿命达到79岁，超过了美国。二是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经济规模最大的国家，虽然按汇率法计算的中国GDP居世界第二位，但是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15年我国经济总量已经是世界第一，现在是美国的1.3倍；中国工业增加值占世界的30%左右，有20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

历史上，先行的世界大国达到这个发展阶段之后，要么开始实行对外扩张，要么将产业向海外转移而国内经济发展结构出现金融虚拟化和产业空心化。我们当然不能走这些国家的发展道路，我们要走出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大国新路，2026年开始实行“十五五”规划将这条大国新路描绘了超级蓝图，提出了五大超级战略组合。

超级产业体系

前不久一个美国的网友到中国旅游10多天，回去后发了一个帖子，说她漫步在成都的街头，非常感慨普通中国人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而这种生活本应是普通美国人所拥有的；假如美国持续走工业化的发展道路，就不会爆发全球性金融危机，出现产业空心化今天这种状态。历史上的美国曾经是中国这样的“工业克苏鲁”，二战后，美国工业产值巅峰时期占到全球比重的40%以上。

几年前我到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简称中车株机）调研。我向企业领导提出一个问题：与西门子这些世界性企业相比，他们的竞争优势在哪里？他们回答是：在核心技术上他们已经赶上了西门子，同时他们还有一个西门子没有的优势。西门子制造机车需要全球产业链的配套，而中车株机可以在喝一杯咖啡的时间里，把所需零部件在国内采购配齐。

这两个故事告诉我们，强大的生产制造体系，是我们的强国之本；我们的科技产业创新、城市建设、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乃至金融强国建设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建立在实业发展的基础之上。美国金融服务业在产业经济中比重很高，对应的却是在结构调整中将制造业空心化，发展虚拟金融。所以，“十五五”规划建议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十二个战略部署的第一位。

我们的工业增加值占世界的比重已经达到30%，未来可能进一步提高。我们如何部署超级生产体系？有个网友很形象地将它概括为“八四六七工程”，部署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三条线上的“棋子”。其中的“八”是八个传统产业。我们的传统产业产值约占工业总产值的80%，要通过改造提升继续维持优势。今年3月我去神东煤矿调研，这个位于内蒙古与陕西交界的煤炭基地，历经几代人持续奋斗。如今传统的煤炭产业已经完全不是“傻大黑粗”的刻板形象，而成为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产业。我们下到这个亚洲最大的地下矿井去看，除了检修和少数掘进面还有一些工人在现场，井下已全部实现了自动化作业。中央控制室对全矿区生产进行智能化控制。整个设备已达到全球领先水平，而且绝大多数实现了国产化。为解决煤炭开采形成的土层塌陷问题，他们将塌陷区改造成生态公园。煤炭的输送、转运都是全封闭、自动化作业，煤炭燃烧后形成的排放物，也都是想办法吃干榨净。

“四”是指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低空经济这四个新兴产业，即将形成新的支柱产业，实现集群化发展，形成新的产业优势。

“六”是指量子科技、具身智能、可控核聚变等六种未来产业，这是我们下的先手棋，也许要到“十六五”才会真正有所收获，未来继续引领发展。

“七”是支撑这个庞大的产业体系的七类新基础设施。

如果说“一五”时期的“156项工程”是为我们工业打基础的历史性工程，那么“十五五”的“八四六七工程”将是推动中国成为工业强国的历史性工程。

超级科技创新体系

很多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就进入内卷化陷阱，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产业和技术不能升级。中国发展到今天，如果要避免进入内卷化陷阱，我们的科技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一定要持续提高。我们必须牢牢把握科学技术革命的机遇，依靠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新兴产业的成长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十五五”时期将要构建的超级科技创新体系，可以概括为“一体两翼”。“一体”就是通过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原先我们的科技发展更多是“跟跑”，现在我们不仅要做好1-100的工作，更要做好0-1的工作，大力发展原始创新能力，特别要占据数智革命的制高点。

“两翼”之一是将科技创新体系和强大的产业创新体系融合在一起。中国拥有26个科技创新集群，是世界拥有科技创新百强集群最多的国家，而香港－深圳－广州集群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科技创新集群。在这里，依托完整的产业链体系，可以迅速形成新创意样品的设计并实现量产、投入市场，之后快速实现技术迭代。生产制造能力对技术创新能力形成支撑作用，技术创新同时也促进了产业升级。

“两翼”之二，是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融合发展。著名科学家钱伟长任上海大学校长时提出：大学要拆“四堵墙”，即学校与社会间的墙、教学与科研间的墙、学科与学科间的墙、教与学间的墙。今天仍面临着的一个任务，如何拆除教育、科技、人才之间的墙，推动三者一体化发展，相互促进。

通过“一体两翼”的构建，我们的科学技术大鹏将展翅高飞，形成引领、领跑的优势，引领新质生产力的全面性跃升。

超常增长战略

经常跑步的人知道，一时跑得很快的人不能以高速度坚持很久，跑得最久的往往是以中等速度、稳定的步伐，善于控制并调整步伐和节奏的人。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百年的马拉松赛，中国的快速增长已经持续了70多年，它将怎样持续增长？就是要通过调整步幅、节奏和姿势突破长跑的极点状态，进入一个更顺畅自如的阶段。“十五五”时期要推进高质量发展，经济增长要保持一定的速度，而且是进入一个中等速度而高质量的发展阶段。“十五五”规划提出，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2035年实现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意味着未来十年中国仍将保持中高速增长，这在全球范围内是没有发生过的超常增长奇迹。

中国如何实现这个超级增长奇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点在哪里？“十五五”规划做出了明确的回答。核心是要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要以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一是向新产业拓展，发展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将新增10万亿的市场空间，发展新兴产业则会催生数个万亿级的市场空间，绿色低碳产业也会有10万亿元以上的新增市场空间，未来产业的兴起将再造若干高技术产业。二是进一步拓展经济发展空间，向低空经济、航空航天、海洋经济、地下经济拓展。通过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中国经济能够实现超常增长。

新型超稳定社会

什么是超稳定社会呢？这里也先说两个故事。一是去年末和今年初，中美网友之间发生“小红书对账”的趣事。美国网友突然发现中国不像媒体宣传的那样穷，实际上中国人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中国网友对美国这个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美好生活”的“滤镜”也被打破，原来美国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么富裕，很多学生欠着大量的贷款，很多普通人的日子过得不如中国。

二是最近美利坚共产党（ACP）执行主席在中国访问时发表感想，说过去的一个苏联笑话：冷战时期有一个苏联代表团到美国访问，看到美国商店里货物琳琅满目，他们说如果苏联人民知道美国人民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他们会起来暴动。今天他访问中国也有类似感受：如果今天美国人民知道中国已经建立起怎样的一个现代化社会，他们会对美国政府感到愤怒。

“小红书对账”是海外网红对中国人真实生活状态的传播，这其实就是21世纪的“厨房辩论”。不管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不管你怎样自吹“高大上”，归根结底是要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这恰恰是社会主义制度对普通人提供的保护。

我们正在构建一个新型超稳定社会，本质上是以人为中心的社会，是让普通人过上更好生活的社会。“十五五”规划建议非常重视人的发展，强调“两个推动”之一就是推动人的全面发展，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提出了“坚持人民至上”，不断推动“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

这个新型的超稳定社会，我们要推进共同富裕，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社会结构，我们中等收入群体要实现倍增，在未来十几年要从4亿多人增加到8亿人。

这个橄榄形建筑物有五大支柱：第一是生育，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第二是就业，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第三是健康，建设健康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将达到80岁；第四是教育，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第五是养老，要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这个建筑物的天花板是一个现代的高效能的社会治理体系，地面就是一个普惠性、公益性的社会保障安全网。

我们要建设一个以人民为中心、让人民过上高品质生活、既充满活力又有秩序的新型超稳定社会，我们不但要续写我们的经济增长奇迹，还要续写我们的社会保持长期稳定的奇迹。

新型的超级全球化

1912年，19岁的毛泽东在湖南省立图书馆第一次看到世界地图，受到很大的震撼，感叹世界这么大，从那时起，他下决心要为中国受苦的人、为世界受苦的人服务。中国自古就是一个以中国为本、天下为怀的国家，而中国共产党就是要为世界谋大同。

今年8月我去西藏日喀则调研。令人难以想象的是，我们在海拔4000米的高原上，创造了一个内陆开放型高地。他们的国际陆地港一片火热，今年上半年进出口增长近50%。现在很多义乌商品卖到尼泊尔、印度，途经日喀则陆上通道所需运输时间比走海上通道节省20多天。不仅是小商品，新能源车等高档产品出口也在快速增长。

实现新型的超级全球化，中国需要拥有更强大的引领全球化和塑造全球化的能力，我们要从“跟跑”变为“领跑”，而引领的方向就是实现一个更为均衡的全球化，改变当前全球化不均衡状态。人类工业革命至今已几百年，但只有发达国家俱乐部的十几亿人享受到现代化的福利，还有六十几亿人没有发展起来。如果这六十几亿人追求发展的动力充分发挥起来，能够带动一个巨大的全球化动能。

与美国宣称的“本国优先”理念不同，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是一艘大船，世界上八十亿人都能坐上来，我们在国内实现共同富裕，在世界上也要追求共同繁荣，通过这艘大船到达一个共同繁荣的新世界。

中国有个成语叫否极泰来。当今世界变乱交织，根源是一些国家穷奢极欲的日子过得太久了。怎么走出这个状态？《易经》说要“同人”，只有天下“大同”，才能“大有”。

中国是一个具有现实感，也具有未来感的国家。我们能够描绘出未来的宏伟蓝图，同时也清楚地意识到，我们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我们有充分的自信，将我们的蓝图落笔成真，让我们的梦想变成未来的现实，不断推动我们的国家迈向更美好的未来。

（编辑  宋斌斌）

中国崛起并非自然生长的，是中国人民奋斗的结果，也是规划指导实施的结果。

中国特别重视规划的制定和实施

政治周期与经济周期如何匹配？规划如何落实？这是世界性难题。国家发展规划并非中国独有，但一以贯之，且基本上都能实现，中国在这方面的成绩实属罕见。“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中国特别重视规划。规划的制定实施是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也体现了我国独特的制度优势。中国的规划种类繁多，主要的规划有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如“十三五”“十四五”规划，区域发展规划如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重大专项规划如新型城镇化规划、乡村振兴规划等。

“十五五”规划建议的十大逻辑

笔者担任过北京市、天津市“十五五”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通过参与讨论两市的“十五五”规划，可以概括出其中十大逻辑，这些逻辑折射了战略规划的中国哲学。

第一个逻辑：一以贯之。一张蓝图绘到底，久久为功，步步为营，绝不三心二意。“十五五”规划建议再次强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风高浪急”“惊涛骇浪”，但重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

第二个逻辑：实事求是。好的规划能够起到鼓舞斗志、增强信心和凝聚力量的作用，规划不能“假大空”，制定时必须上连天线，下接地气。要与国际环境、世界经济科技发展大势、国家战略目标与政策导向紧密结合，体现要求、对接机遇，切不可与之背向而行；与此同时，应坚持从具体实际出发，着眼于反映诉求，激发潜力，克服短板，突出优势。不可人云亦云、照搬照套，更不可凭空想象、闭门造车。

第三个逻辑：知行合一。规划制定注重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口号深入人心，并以生态法典予以固定下来，是对人类民法典的巨大贡献。 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

第四个逻辑：因地制宜。中国模式是世俗伦理与社会主义精神的结合。数字化、电动汽车发展快，一个重要原因是系统兼顾，既全国一盘棋，制订2030 -2060碳达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又因地制宜减排，不搞“一刀切”。发展思路落地和奋斗目标的实现，最终依赖于一些实实在在的抓手。一个规划，需要高屋建瓴，需要大气宏阔，更需要具体实在，留足发展空间，否则就是空中楼阁。有价值的规划必须有丰富的政策工具和操作平台，它们是重大战略、重大工程、重大项目等的体现或延展。例如，中国国家“十三五”规划所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有165项、“十四五”规划有102项，细化的项目就更多。同时规划要充分赋予操作者从实际出发处置具体经济活动的权利、结合时代需求和战略使命先行探索的权利。规划应提供约束，但不能捆住操作者或实施者的手脚。

第五个逻辑：统筹协调。站在战略高度，秉持全局视野，坚持系统思维，周全把握与审视每一个维度、领域和层面，做到统筹兼顾，基于时代经济科技发展大势和自身资源产业比较优势，突出重点，廓清主线与主攻方向，避免平均用力、四面出击。只有这样，规划才能为一个地区走跨越式高质量发展之路提供行动指南。比如，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加速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西电东送，北电南供，水火互济，风光互补，跨国互联的能源互联网。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双轮驱动。统筹生产－生活各环节的绿色生态转型。统筹把握、重点部署。

第六个逻辑：以人民为中心的指导思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也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根本动力。中国绿色转型是逼出来的。2010年4月15日，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接受澳大利亚电视台采访时称，“如果超过十亿的中国居民也像澳大利亚人、美国人现在这样生活，那么我们所有人都将陷入十分悲惨的境地，因为那是这个星球所无法承受的”。这也提示中国人民要迈向美好生活，不能走美国式发展道路，只能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丁仲礼院士说，不是拯救地球，是拯救人类。这是真正的人本主义思想，而不是人文主义。在中国共产党强有力领导下，“减碳不达标，小心乌纱帽”形成各级政府的硬约束。这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最好诠释。

第七个逻辑：辩证的思维。规划动态调适，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规划相衔接。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核心是环保产业的发展，使得环境保护不再仅仅是花钱，而是兼顾收益，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市场力量。党的四中全会《公报》特别指出，“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必胜信心，积极识变应变求变，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勇于面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以历史主动精神克难关、战风险、迎挑战……”。

第八个逻辑：从后天看明天。从中共中央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制定经济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可以看到，“十五五”规划着眼于2060 碳中和、2050（49）建国百年、2035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碳达峰，社会主义中级阶段）、2030“十六五”目标， 以伟大复兴牵引“十五五”战略规划。“远处着眼，近处着手”：四中全会公报指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需要不懈努力、接续奋斗。‘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发力、夯实基础的关键时期，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

第九个逻辑：并联式发展。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绿色数字化，数字绿色化。人工智能的底座是电力，中国新能源发展兼顾数字绿色双转型。“十五五”规划建议还特别重视融合发展。“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要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加快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

第十个逻辑：立己达人。从愚公移山到一定要治理好黄河，从绿色中国到绿色世界，中国积极对国家与世界的可持续发展作贡献；从中国式现代化到世界共同现代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中华文明永续发展到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彰显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初心使命。

（编辑  季节）

1953年到2025年，我国先后编制实施了14个五年计划和规划，有力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综合国力提升、人民生活改善，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个奇迹。

“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发力、夯实基础的关键时期，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和意义。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对“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科学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令人鼓舞，催人奋进。

制定和实施国家发展规划是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 “70多年来，我们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这是中国成功的重要密码。”持之以恒制定和实施国家发展中长期发展规划，是一个伟大的制度创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经济社会发展奇迹的重要秘诀。

众所周知，1928年苏联就开始制定实施国家五年计划，有力推动了苏联重工业和经济现代化水平的迅速提高，并为赢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奠定了重要物质技术基础。苏联计划的极大成功，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1929—1933年“大萧条”之后，以美国罗斯福新政为标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开始制定实施宏观经济政策和国家发展战略。二战以后，制定国家计划或战略规划也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施政手段。因此近代以来，从世界范围看，制定和实施国家战略规划或计划，是许多国家的通行做法。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由于社会制度的不同，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或规划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计划或规划不仅存在性质上的重大差别，而且在实践效果上也存在重大差异。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定实施的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计划或战略，也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指令性计划，而具有自己独特的性质和独特的优势。同时，我们党在长期领导国家经济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总结实践经验，逐步形成了科学运用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规律性认识和一整套系统性规范化工作规程，成为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大利器。

中国的国家发展中长期规划具有独特的优势

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定的国家发展中长期规划具有独特的优势。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立足中国国情、在充分调研掌握全局的基础上制定和实施国家战略规划，从而确保了它的持续性和稳定性。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是具有计划性的社会大生产，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从“一五”计划到“十五五”规划，虽然前后经历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两种不同的发展阶段，但是，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始终坚持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用计划或规划来组织和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全国一盘棋的整体优势，从而有效保障了党和国家制定的阶段性目标的接续实现，稳定推进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从“一五”到“十五五”，并不是直线式的发展路径，而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发展，党领导经济工作的方式发生深刻变化，逐步从指令性计划过渡到指导性计划，最后成功转型为国家规划，创造性地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治理的新制度；另一方面，我们党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总结领导经济工作的经验，不断深化认识国家计划和规划制定和实施的规律性，不断创新和完善计划与规划制定和实施的法律保障和组织保障，从而使实施国家发展规划的实践效果不断得到提升。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高度重视规划体系和实施机制的建设。中共中央、国务院2018年印发的《关于统一规划体系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战略导向作用的意见》，对理顺规划关系、统一规划体系、完善规划管理作出了重要安排，明确国家发展规划居于规划体系最上位，是其他各级各类规划的总遵循，国家级专项规划、区域规划、空间规划均须依据国家发展规划编制。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调机制”，强调“健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制度体系，强化规划衔接落实机制”。2025年4月、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两次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规划法（草案）》，推动国家发展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在法治化轨道上进行，为建立“以国家发展规划为统领，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基础，以专项规划、区域规划为支撑”的规划体系提供法律支撑。坚持运用国家计划和规划来组织引导社会生产和经济社会发展，正是我们党始终不渝坚持并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体现。
    党领导制定实施的国家发展中长期规划具有独特的政治优势。我国发展中长期规划是由中国共产党组织制定和实施的，从而确保了它的可行性和有效性。中国共产党是最具有创新精神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从成立之时，就明确地制定了自己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牢固确立了为人民谋解放和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全人类谋大同的初心使命和崇高理想。在领导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长期实践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锻造形成了超级强大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感召力和亲和力。在领导制定和实施国家战略规划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坚持将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把远大理想转化为一个又一个中长期发展计划和规划所要达到的阶段性目标；把顶层设计与问计于民相结合，使规划的核心内容既体现党的意志又顺应民心；把长远利益和短期利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相结合，既注重抓“牛鼻子”，又注重“十个手指弹钢琴”。可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定和实施国家战略规划的过程中，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本质特性和高超领导能力，而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这一点做了最为生动和有说服力的诠释。
    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定实施的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具有独特的经济制度优势。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计划的实施和目标实现提供了牢固的经济制度基础。1953年我国开始制定和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我国经济条件非常差。毛泽东在1954年6月14日《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指出：“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即使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通过制定实施4个五年计划（即“一五”到“四五”，其间1963—1965年是三年调整期），我国已建立了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改革开放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重要物质基础。1976—2005年，我国连续制定实施了6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体制机制环境，从2006年起，我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五年计划”正式更名为“五年规划”。这不仅是名称的变化，而且是我国国家战略的重大升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制定和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同样是党治国理政的重大创新。实践充分证明，制定和实施国家五年规划，是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胜法宝。世界上很多国家虽然也制定和实施相应的国家战略或计划，但由于没有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支撑，其效果就很难与我国取得的巨大成功相提并论。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同心协力共同努力下，“十五五”规划预定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一定能够取得决定性进展，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将得到更充分彰显。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