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海外腐败法》给我带来了牢狱之灾（此后还须继续服刑4个月），而我对这部法律却知之甚少。我找到一份美国律所长达800页的研究文件，其中统计了所有因腐败而被指控的案件。我研究这些案例，将它们和我的案子进行对比。这部法从20世纪70年代末生效以来，就一直受到美国主要行业巨擘的质疑。他们认为这项法律可能会使他们在出口市场（如在能源、国防、电信、制药等领域）处于不利的地位。事实上，其他经济大国，特别是欧洲国家（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等）尚未通过类似的法律，这些国家的公司在许多腐败猖獗的国家继续求助于中间人服务。一些国家，比如法国政府甚至为公司制定了向财政部申报贿赂款项的制度，以便将这些款项从公司应纳税款额中扣除！这项制度在法国一直持续到2000年。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规则。然而，美国政府没有打压自己企业的倾向，也不想惩罚美国的出口产业，并没有全面实施《反海外腐败法》。1977～2001年，美国司法部只惩罚了21家公司，而且通常都是二线企业。这样算下来平均每年惩罚的公司还不到一家！而美国雇主协会并不希望这项法律“进入睡眠状态”,这些行业巨头很清楚他们能从这项法律中获得多少利益，为了达到目的，他们要让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对手卷入同一麻烦。1998年，他们终于如愿以偿：美国国会修改了法律，从此这项法律具有域外效力。此后，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同样适用于外国公司。美国政府自认为有权追诉国际上任何一家公司，只要它用美元计价签订合同，或者仅仅通过设在美国的服务器（如谷歌邮箱或微软邮箱）收发、存储（甚至只是过境）邮件，这些都被视为国际贸易工具。这项修正案是美国的一个把戏，他们把一项可能削弱自身企业的法律转变为干涉他国企业、发动经济战的神奇工具。  

美国司法部和证券交易委员会从2000年开始，不断地试探这种域外法权的底线。例如，毫不犹豫地审判外国医生——因为他们被委托从事公共服务，就像审判“公职人员”一样，从而对国际制药公司提起诉讼。企业因违犯美国《反海外腐败法》而支付的罚款总额在2004年仅为1000万美元，到2016年则猛增至27亿美元。

“9·11”事件后颁布的《美国爱国者法案》使这一大跃进成为可能。该法案赋权美国政府部门，可以借助反恐的名义，大规模地监视外国企业及其员工。2013年，“棱镜门”丑闻爆出，爱德华·斯诺登揭露了美国的秘密监控计划，世界各国这才意识到美国的主要数字企业（谷歌、脸书、微软、雅虎、美国在线和苹果等）也在和美国情报机构分享信息。这还不是全部，美国政府不仅用违规的手段获取情报，还在经合组织（OECD）内发动攻势，督促该组织成员也在国内或区域内进行反腐立法。法国在2000年5月签署了OECD颁布的《经合组织反贿赂公约》（9月正式生效）。[1]

 

只是这些欧洲国家没有颁布域外法律的手段和野心，这使它们最终都掉进了美国的陷阱。一旦某个国家加入这个公约，它实际上就授权美国可以起诉该国的企业，而它却没办法使用法律手段报复美国企业！这些事情环环相扣，是一个居心叵测的大阴谋。很多人都被骗了。

我不是认为不应该反腐败，是的，腐败是一种祸害。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01～2002年，有1万亿美元被用于贿赂，占同时期全球贸易总额的3%。我们也必须同这种恶行进行斗争，但是不应该搞错斗争对象。首先，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在道德的掩饰下成为一种非同寻常的经济统治工具，这项法律对美国财政部来说肯定是一件喜事、一座真正的金矿。其涉及的案件自2008年起呈爆炸式增长，其中惩罚外国企业的贡献最大。1977～2014年，只有30%的调查（474项）是针对非美国公司的，但是它们支付的罚款占总额的67%。在26个超过1亿美元的罚单中，有21个涉及非美国公司。包括德国公司西门子（8亿美元）、戴姆勒 (1.85亿美元)，法国公司道达尔（3.98亿美元）、德希尼布（3.38亿美元）、阿尔卡特（1.38亿美元）、法国兴业银行（2.93亿美元），意大利公司斯纳姆普罗盖蒂（3.65亿美元），瑞士公司泛亚班拿（2.37亿美元），英国航空航天系统公司（4亿美元），日本公司松下（2.8亿美元）、日本日挥株式会社（2.88亿美元）。请记住，这张令人印象深刻的“狩猎表”就是仰仗于这项美国法律。

在实施《反海外腐败法》的近40年里，美国司法部从来没有在石油业巨头（如埃克森或雪佛龙）或国防业巨头（如雷神、联合技术公司、通用动力）的交易中挑出什么毛病。我们该如何想象，为何这些美国巨擘无须支付巨额佣金，就能成功签订处于高度敏感领域的合同？我从事这个行业22年了，我不相信，这的确不可能。美国司法部不是独立的，而是长期处于美国强大的跨国公司的控制之下的。进一步深入研究，美国司法部都是在美国的大型企业被他国法院起诉之后，才会对它们提起诉讼（万幸，这一幕还是发生了）。随后美国收回调查权，让它们“回家”受审，然后它们就可以为所欲为！

认罪协议

美国哈里伯顿公司的凯洛格·布朗·鲁特公司事件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该公司和法国德希尼布、日本日挥株式会社，以及丸红株式会社（即塔拉罕事件中的日本公司）联盟，为尼日利亚的伯尼岛油田提供装备。为了赢得这个价值20亿美元的合同，凯洛格·布朗·鲁特公司为卖方联合体找到一个伦敦律师，通过他向尼日利亚的官员支付1.88亿美元贿款。此案被公开后，被送到了法国一个预审法官的桌上。该法官在2004年5月收审了这个伦敦中间人。美国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启动调查。最终法国和美国达成一项协议：法国法官放弃追究哈里伯顿公司及其子公司凯洛格·布朗·鲁特公司的法律责任，因为美国政府对该案进行过调查。美国检察官发现，鲁特公司的董事收取了大量回扣，不可能不对他们提出指控。但相对于涉案金额，判决实在太轻了。最终，主持支付1.88亿美元贿款、自己拿了1000万美元回扣的鲁特公司CEO艾伯特·杰克·斯坦利，只被判了30个月的监禁，鲁特公司总共被罚5.79亿美元，而德希尼布却被罚3.38亿美元。在一位法国法官揭露的案件中，一个法国公司被判处向美国政府（不是法国政府）支付3.38亿美元的罚款！这就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同样，我发现在美国司法系统里，不仅仅是我的案子，所有案子都是一场交易。美国司法部一旦怀疑企业行贿，很快就会与涉案企业CEO取得联系，然后给他提供几种可能的情景：要么同意合作，并自证其罪，然后开始漫长的谈判（99%的案子都是这种情况）；要么选择反抗，走诉讼程序；要么用拖延战术（就像阿尔斯通案），但要自担风险。因此，所有公司都倾向于与美国司法部或证券交易委员会谈判，最终达成交易。此外，有谁听说过阿尔卡特、德希尼布或是道达尔先后签署过和解协议？

不幸的是，我的案子进展不是这样的。显然柏珂龙试图让美国司法部相信他进行了内部清理，但他其实是在玩火。于是拥有雄厚实力的“FBI碾压机”开始启动了。美国政府其实将反腐败作为排在打击贩毒之后的国家第二优先任务。有超过600名联邦官员在执行反腐败任务，其中有一个特殊小组——国际腐败组——专门负责调查外国公司。例如，FBI会毫不迟疑地设计圈套（钓鱼执法）使公司上钩。这种行为在法国是被法律禁止的（除非是为了打击贩毒活动）。同样，2009年，美国动用了几名卧底特工（其中一个是法国人保罗·拉图尔），让他们假扮成代表加蓬国防部长的中间人。然后，这些假中间人上门向20多家企业推销，用合同引诱其支付佣金。一切都被记录在案。美国人还会招募企业内部人员作为眼线。我这个案子就是这种情况，他们想让我做线人，帮忙搜集证据。FBI已经做好准备，打击目标企业或瓦解棘手的公司。那些试图抵抗的公司都会遭遇不幸。

   7月30日，在我认罪的第二天，美国司法部“重新启动”针对阿尔斯通的调查。他们步步为营。在我被捕后，阿尔斯通的合作态度并没有完全说服他们。于是他们决定给它重重一击，指控阿尔斯通的一个新董事劳伦斯·霍斯金斯(他当时是国际关系部亚洲分部高级副总裁，职位比我高）在塔拉罕项目中行贿、并掩盖雇用中间人的行为。只要身处最高管理层（霍斯金斯几乎就要进入公司领导梯队了），那就肯定知道国际关系部团队实施的腐败机制，同时这也证明，美国司法部其实对阿尔斯通里每一个人的角色和责任都了如指掌。他们正在一层一层地重新登上阿尔斯通这艘“火箭”，马上就要到驾驶舱了。当然，他们最后一定会选择谈判。我很清楚，他们别无选择。阿尔斯通是一家大型的法国公司又如何？在美国FBI和司法部的重压下还是毫无招架之力。

解雇

“我们通知您：我们不得不考虑对您做出解除雇佣关系的决定……您被解雇的事实非常明确，我们知道您被监禁在美国，无法出席这次初步面谈……因此，我们已在信中附上启动本次解雇流程的正当理由。我们希望您能以书面形式对此事提出意见。”

我预料到我的认罪决定会产生什么后果。律师说，理论上，阿尔斯通有权在我认罪后的两个月解雇我。但不知为何，我还幻想着公司领导层能找到更恰当的解决方案，而无须解雇我。我这真是在自欺欺人！自我被捕以来，他们任由我在监狱里自生自灭，从不过问我的遭遇，好像已经把我忘了，现在想把我像垃圾一样扫地出门！

在写给我的这封邮件中，他们一上来就指责我擅离职守——简直欺人太甚：“您因为被监禁而无法履行您的劳动合同，考虑到您所任的职务级别，您的缺勤导致我们无法维持合同关系。”然后花了大量笔墨在我的认罪行为上：“您的认罪声明，将导致美国司法部给您判处有期徒刑，而这无疑会损害阿尔斯通在全球的形象。事实上，该行为已严重违反了阿尔斯通的政策与价值观，导致监管机构对我们产生了怀疑，特别是对我们全球业务的开展造成了难以估计的恶劣影响。”说我擅自离岗？他们还真好意思把这个作为解雇我的理由！同样无耻的是，他们居然还因为我承认了罪行而谴责我，其实他们心知肚明，我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这封信真是虚伪到了极点。他们试图向美国司法部证明他们的“诚意”。他们想向美国表明，他们甚至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而那个“牺牲者”就是我！

这么多年来，美国开发了一套弹性系统。在上游，美国利用强大的情报武器获得外国公司签订的大额合同信息；在下游，它动用复杂而严密的法律武器对那些不遵守规则的公司提起刑事诉讼。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没有这样的武器库，它使美国公司更加方便地削弱、打击，甚至收购它们的主要竞争对手。“任何损害我们经济的个人、公司都会受到法律的制裁。”美国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用一句话做了总结。

而且，他们的目标不仅仅是工业公司，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中期，特别是次贷危机以来，美国政府打击了一个又一个违犯禁运令的金融机构。2014年初，法国巴黎银行掉进了陷阱。它被美国司法部起诉，理由是它与美国的敌对国家（包括伊朗、古巴、苏丹和利比亚）达成了以美元计价的交易。银行不得不很快解雇及处罚30多名高级管理人员，并同意支付89亿美元的巨额罚款。法国兴业银行和法国农业信贷银行等法国金融机构，也不得不向美国支付高额罚款。

4月24日的宣告

2014年4月24日，一切都明朗了。大约早上7点半，节目主持人宣布法国阿尔斯通准备出售其70%的业务，将所有能源业务以约130亿美元的价格卖给它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国通用电气公司。“这是史上最大规模的商业交易，是历史性的一天！”新闻频道的播音员激动地评论彭博社的独家新闻，“此次收购将会是美国通用电气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收购，收购协议会在未来几天确定。”我目瞪口呆。这次收购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几个月前，为了提高资金流动性，柏珂龙不是打算将占阿尔斯通业务20%的运输部门出售给俄罗斯人，还准备和中国人合资成立一家能源设备公司吗？而现在他要把公司的“掌上明珠”——电力和电网部门——卖给美国人。虽然阿尔斯通正在经历衰退，但是其处境远未达到无法挽回的地步。

除非这次交易背后有不可告人的动机。也许柏珂龙认为，这是摆脱美国检方的解决之道：向通用电气出售它垂涎已久的所有电力和电网业务，以期得到美国司法部的优待。我很难想象他在没有事先达成任何协议的情况下，就敢承担如此大规模交易的风险，毕竟这么大规模的交易毫无疑问会引发政治动荡。

这就是柏珂龙希望解决目前困境的方法，很显然，这也是为什么过了6个月美国司法部还没有将我释放的原因。我是被美国牢牢控制在手上的“人质”。而且，由于美国司法部是唯一能够决定是否起诉个人的机构，所有这一切都是以完全“合法”的方式完成的。我不能相信，法国政府仅仅因为能源发展面临巨大挑战，就放任这场交易进行到底。

阿尔斯通负责法国境内58座核反应堆的所有汽轮发电机的制造、维护和更新工作，同时也为阿海珐集团在弗拉芒维尔建造的欧洲压水堆生产阿拉贝拉型号汽轮机，还负责法国75%的电力生产设备，并且拥有让全世界都羡慕不已的技术。阿尔斯通还为法国的戴高乐号航空母舰提供推进汽轮机。因此，它是法国本土的一个高度战略型企业。让这样的王牌企业流落到美国公司手中，简直是太不可思议了！

有一名法国政府高官和我的想法一致。他就是在曼努埃尔·瓦尔斯总理任期内负责经济和工业事务的部长阿尔诺·蒙特伯格，他一直都在密切关注着这家跨国公司的命运。2013年初以来，他将这家公司的事情列入最优先事项。他收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消息：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能源市场变得低迷，来自发电厂的订单量也远远低于预期。阿尔斯通虽然在法国是工业巨头，但仍然比它的主要竞争对手——德国西门子与美国通用电气——实力弱小得多。但法国真正担心的是阿尔斯通的大股东布依格公司宣布撤资。布依格公司希望出售全部股份，专注于电信业务，特别是4G业务。

法国财政部的分析师开始研究可以让阿尔斯通度过困难时期的方案，焦虑的部长把这项任务委托给享誉欧洲的工业战略咨询公司——罗兰贝格。罗兰贝格的报告提出“阿尔斯通需要战略联盟来加强自己的实力”，建议由阿尔斯通的运输部门与西班牙或波兰的合作伙伴达成联盟，能源部门与阿海珐集团进行部分合作。他们从未主张将阿尔斯通部分或全部出售。

2014年2月，媒体曝光了这份研究报告。柏珂龙很生气，他是肆无忌惮的自由派，而蒙特伯格是社会党人，是“大政府，小市场”的捍卫者，两人关系一贯不融洽。但因情势所迫，两人从2013年初开始合作，每一次谈话都重点围绕着阿尔斯通的未来展开。既然法国政府已不再是阿尔斯通的股东，就没有理由干预一家私营企业的事务。但在蒙特伯格眼中，阿尔斯通与其他私营企业不同。首先，近一个世纪以来，阿尔斯通主要依赖法国政府的订单存活至今。其次，法国政府在2003年出手干预，将其从破产危机中解救出来。最后，阿尔斯通开展的核能业务、高铁与地铁的交通业务体现了法国的切身利益。从这三个理由出发，蒙特伯格怎能够接受将法国的“工业明珠”拱手让人？

2014年4月24日，在彭博社宣布收购消息的几分钟后，通用电气法国公司总裁克拉拉·盖马尔向蒙特伯格证实，通用电气与阿尔斯通之间的谈判确实在进行中。柏珂龙在完全没有告知他的情况下，的确正在向美国人出售法国的“工业明珠”。蒙特伯格拒绝屈服于这样的勒索，命令柏珂龙必须向他汇报情况，柏珂龙则试图论证“阿尔斯通在短期内不会陷入困境，但面临结构性危机”。他说：“现在公司的规模对于已彻底改变的市场来说过于庞大。因此，我们必须釜底抽薪，出售能源部门来改善现金流，以此接济运输部门，使阿尔斯通东山再起。”蒙特伯格直接驳斥道：“看见这间办公室了吗？很快你就再也看不到它了！好好享受你在这里的最后一杯咖啡吧，这是将你定罪的咖啡。”

我认罪后的第二天，2013年7月30日，我的上级、公司的国际关系部亚洲分部高级副总裁劳伦斯·霍斯金斯被美国司法部起诉。在勒瓦卢瓦，公司高层对事情的发展趋势感到万分惊恐。他们一天比一天焦虑，每天都在想：美国司法部名单上的下一个人会是谁？美国打算一直起诉到首席执行官吗？在2013年下半年，阿尔斯通不得不开始与美国司法部进行合作协议的谈判，并且被迫解雇我，以及停止支付我的律师费。2014年春天，美国的一个跨国公司即将收购阿尔斯通——法国最具战略性的公司。这的确是美国向其欧洲伙伴发动的经济战的一个新的开始。

   （编辑  季节）

 

 

 

美国对中国发动的经济战，正快速升级到所有领域，无论经济战怎么打，首先还是要办好自己的事情。楚汉相争时，前线的韩信很重要，后方的萧何更重要。如果根据地没了，不管怎么打都要踏上长征路，甚至重上井冈山。   

社会治理体系的定义

中国自己的事情是什么？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认为，改善社会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是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任务。我认为这是非常准确、英明的判断。如果搞不清社会治理体系的定义，我们就不可能知道，什么是体系改善、如何提升治理能力。

定义社会治理体系，不是制订几项具体的政策，更不是重复或者重申官八股和洋八股。加强基层政权，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法治，加强德治，加强民主，加强自由，加强集中或者加强地方积极性，加强党政基层干部不忘初心的培训，提高公务员工资，调整社会与国家的关系，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等，都很重要。为什么这些政策和措施彼此间缺乏内在逻辑关系，又都称是为了改善社会治理体系？那么，到底什么是社会治理体系？定义社会治理体系，关系到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在我国，基础理论研究既不叫好也不叫座，不过重要的事情总要有人去做。

基于当代的认识，考古学给人类文明设定了三要素门槛：金属、文字、城池，用这三个要素区分史前和文明。也就是说，我们当代对文明的理解包含三大内容：实用技术、抽象知识和社会形态。因此，我们可以把文明定义为技术文明、知识文明和社会文明。

实用的技术是物质欲望推动的，有专利保护。抽象知识是精神需求推动的，属于全人类，没有专利保护。社会文明的驱动因素很多，差异也非常大，我们显然能判断技术和知识的先进和落后。但自从城池之后，我们始终缺乏衡量文明先进或者落后的标尺。社会治理体系显然属于社会文明。社会文明是指社会公共生活的形态，社会是指组织起来的人类群体，社会生活也就是公共生活，是群体内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总称。公共生活（社会生活）为技术和知识的创造以及普及提供或优或劣的环境，也是人类快乐和痛苦的直接来源。

文化是社会文明的一部分，文化是各色人文作品以及与人文作品互动的复杂社会心态。两者间的互动，重塑人类群体的社会规范以及演化。“汉语文化”一词源自《易经》提到的“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如此来看，制度包括政治体制，属于社会文明，而且范围比文化还小一些；制度是文化的一部分。不管是西方中心的西方制度优越论，还是中国中心的中国制度优越论，都属于历史唯心主义。

为什么考古学用城池来标示社会状态达到文明高度？因为自从人类驯化和培育了野生动植物，就有了产业，原本狩猎采集的部落就可以定居，定居的人群开始过上稳定的公共生活，这体现为公共场所的建设。例如彰显政治权威的宫殿，凝聚精神团结的庙宇，昭示社会规范的广场等。为捍卫本群体的公共固定资产，群体成员齐心协力，深挖沟、垒土方木石为城墙，这就是城池、城邦。城池所代表的稳定的公共生活，是社会文明的第一台阶。

聚焦精英与平民共同体建构

自从城池之后，我们为什么再难以找到衡量社会文明或者公共生活进步的标尺？因为强调精英与强调平民的悖论。这是一个魔鬼悖论，精英与平民之分，既是人类群体竞争胜利的条件，又是竞争失败的条件。常常出现强调社会团结的群体被强调个人智慧的群体所击溃，也常常出现强调个人智慧的群体被强调社会团结的群体所击溃。个人智慧相对贫乏的群体会因为愚蠢而被淘汰，个人智慧比较丰富的群体，也会因为社会分裂而被淘汰。

个人自由与所谓的群体自由高度一致，也不一致。差异导致秩序，它是秩序毁灭的原因，也是社会运动乃至于社会革命的原因，更是国家兴衰的原因。可以判断，较之群体内的阶级斗争，群体之间的生存竞争才是历史变迁的主要动力。若破解悖论只能放弃引发悖论的概念体系，去开拓新概念或者重新定义旧概念，从而完成对流行范式的替代。社会文明的进步不取决于壮大个人自由还是所谓群体自由，应跳出这些争议了两百年的话题，聚焦精英与平民共同体的现实领域，关注城市生活，我们能够发现融合个人智慧与群体生活的机制，并且比较准确地解释世界权力版图的变迁。

然而，谈论精英与平民的共同体容易，建立共同体艰难，构建什么样的共同体才能现实有效？理论上的标尺，不应当是脆弱的道德文化为意识形态的应然共同体，而是因应公共生活进步逻辑而凝聚的共同体，从而有助于解释群体在惨烈的生存竞争中何以能民富国强的逻辑。

最初级的社会文明标志城池，启示我们如何建构公共生活进步的衡量标尺。与乡村不同，城市是公共生活最密集的地方，是精英与平民相互依存的最实在的共同体。公共生活的先进与落后至今依然集中展示在城市里。比较乡村与城市，深入研究城市生活，能够发现衡量社会文明先进或者落后的标尺。

衡量治理能力的五个标尺

中国共产党把对中国治理体系的改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作为党的核心任务。我们可以从城市生活里抽象建构改善治理体系和提升治理能力的五大领域和衡量标尺：

第一，人均拥有先进基础设施的程度。第二，维护公共财产使用秩序的程度。第三，精算公权使用成本与收益的程度。第四，育小养老的社会化程度，也就是人类再生产的社会化程度。第五，拥有先进武器和军人素质及士气的程度。

上述五大要素是相对的，在发展程度上几乎没有上限，而且揭示了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的交汇区，这种标尺是独特的，更是简约的，而且因果分明，比起西方一些国家因果混淆的经济、政治、社会、国际方面的发展指标，这组标尺是原因，社会文明是结果。这组标尺自成逻辑体系，因为有密集的公共财产，所以要维护公共财产使用秩序，因为要维护公共财产使用秩序，所以要精算公权的收益与成本。因为要精算公权的收益与成本，所以要育小养老的社会化。这都是新的理论知识。第五个要素不是社会文明本身，却是社会文明的终极保障。

抛开争议了两百年的话题，关注精英与平民凝聚共同体的现实领域，从城市生活入手，从民权提升的实质领域入手。这项研究落脚于公共生活的进步和世界权力版图的变迁，落脚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这组标尺适用于衡量中国的社会文明程度，也适用于衡量全世界各主要国家社会文明的程度。

这组标尺可以用三大要素来证伪：第一，能否支撑较大人口规模群体的内聚力；第二，能否对群体外部成员产生较强的吸引力；第三，能否展示精英与平民的共同体，为技术和知识的创造和应用普及提供较好环境。显然，这三要素是群体竞争的核心力。这组标尺明显展示出替换主流理论的企图，没有强调平民推举领导人的方式，没有强调大众对决策的参与，也没强调保护私有财产的所谓自由霸权或者市场的成熟度，更没有讨论国家干预市场机制的所谓正确关系。因为那些两分的概念体系，不代表精英与平民的共同体，更不能解释世界权力地图的变迁。

（编辑  宋斌斌）

 

 

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是战后欧洲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从哲学层面看，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具有理想主义、理性主义、进步主义、集体主义的趋向，其政治目标是在不以暴力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努力通过改良使社会向更加公平、自由、民主的方向发展；通过制度的设计让社会逐步进步，在维护个人自由的前提下，更加照顾集体利益。

总体而言，战后欧洲国家的改革是在左翼的推动下进行的。社会民主党战后在北欧国家以及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都曾长期执政。每一代社会民主党在执政过程中都推出政治经济改革的措施，欧洲的福利国家制度就是社会民主党建立起来的。从战后到上世纪80年代前，多数欧洲国家都以左派执政为主。右派在间隔性上台执政时会把左派的政策修正，左派上台后又会调整推进，但社会的整体趋向还是前进的。

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前，欧洲处在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福利国家制度不断完善。石油危机后，经济全球化进入了新阶段，全球资源重新配置，社会民主主义改革所依赖的民族国家在与全球流动的资本的博弈中逐步处于劣势。但即使如此，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保护中低收入阶层利益方面仍然发挥着积极的作用。现在我们看到欧洲国家既拥有高水平的福利保障，同时不断完善市场经济制度，所有制结构高度私有化，这就是欧洲左翼和右翼政党相互制衡、反复博弈的结果。

从执政理念上看，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强调社会公正。维持经济自由与社会公正之间的平衡，是所有欧洲国家的共同追求，右派比较强调前者，左派比较强调后者。而社会民主党长期执政的北欧国家，更加强调社会公正，国民的生存状态更加平等。按照联合国1990年首次发布的人文发展指数（简称HDI）（包括人均GDP、以预期寿命和平均寿命衡量的健康指标、以受教育年限和义务教育年限衡量的教育指标），北欧国家远远领先于北美。此后，虽然北欧国家也对福利国家制度进行了相应改革，但至今仍然是比较平等的。社会民主党在治理中更强调平等、公平、公正，倡导国民要拥有公共财富的观念。在欧洲，北欧人的财富观和其他地区有很大不同。他们认为财富不属于自己，而是全社会的，任何个人只能作为财富的管理者和使用者，不能作为财富的独占者。其实，中国人同样有财富“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说法，北欧国家的特点是用高税收和继承法将财富理念制度化。北欧整体的民风比较朴实醇厚，吃喝穿用崇尚俭约，人与人之间崇尚互助，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之所以在北欧占据优势地位，与这种社会文化环境是分不开的。社会民主党执政期间将社会理念制度化并在治理中不断完善。

第二，强调国家作用。社会民主党的经济政策主张和传统资本主义的理念不同，强调国家的作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由于经济体量小，结构相对简单，“政府充当守夜人”的理念较容易实现。当经济总量达到一定规模后，如果没有适当的国家干预，经济难以平稳运行，这对任何国家都是一样的。欧洲国家虽然经济体量无法与我国相比，但没有国家干预也无法维持经济正常运行。例如，福利国家制度的核心是强制保险体系，国家通过高比例征税，给每个人提供保险。这种事情是任何商业机构无法独立完成的，没有这个保障体系就无法持续推动现代化进程。在这个意义上，社会民主主义顺应了现代化社会的发展规律。但是高福利意味着高税收，虽然取之于民又用之于民，但在全球化的冲击下也遇到了很大的挑战。

1972年起，我国与西欧多数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当时欧洲的福利国家政策已经显现出一些弊端，过高的福利导致劳动积极性降低，加上石油危机和人口老龄化，整体经济增长开始放缓，财政税收不堪重负。上世纪80年代后，欧洲国家普遍对福利国家制度进行改革，同时推行私有化以提高国际经济竞争力。但即便如此，欧洲社会模式跟英美还是存在很大差别，其中重要一点就是国家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第三，更讲国际责任。北欧国家都是几百万人口的小国，但是在推动可持续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等方面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1992年的联合国大会上，丹麦率先提出了绿色可持续发展和开放包容的概念。丹麦是一个小国，却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引领了发展的潮流，近30年来其影响力一直没有衰减。现在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已成为我国发展理念的有机组成部分。北欧五国提出的这些发展理念，之所以能在世界政坛发挥很大影响力，主要原因是这些国家具有很强的国际责任感，客观上也构成了他们国家的软实力。在我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背景下，很有必要汲取北欧国家这方面的成功经验。

虽然社会民主党的执政理念在欧洲经济社会治理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它仍然无法解决私有制条件下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问题，更难以突破民族国家边界，有效制约资本。目前，欧洲国家普遍面临高福利导致劳动积极性降低、国际竞争力下降的困境。上世纪90年代后期，欧洲社民党在“第三条道路”的旗帜下，执政理念开始向右转，逐渐变成中间党派，包括法国社会党、德国社会民主党、英国工党等社民党。由于失去中低收入选民的支持，它们对民众的影响力逐步衰减，党员人数下降，执政前景黯淡，甚至正在沦为中右政党的“小兄弟”。

但是，战后欧洲社民党的执政理念依然拥有很大的影响力。目前欧洲出现了一批得到民众支持的激进左翼组织，如希腊的激进主义联盟、意大利的五星运动、西班牙的“我们能”等，这些“新政党”的理念不太符合实际，组织形式也完全不同于传统政党，但号召力很强。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替代了传统社会民主党，用更极端的方式强调社会民主党的基本理念，比如强调平等、人权以及改善民生，政治上强调民主，经济上强调国家干预。换句话说，欧洲传统社民党理念的群众基础还在，只是不再支持传统左翼政党，而是支持新型的左翼党派。正如德国左翼党领袖奥斯卡·拉封丹在其自传《心在左边跳动》中所说，一个社会中永远会有左翼和右翼，但是进步和发展是要靠左翼推动的。

（编辑  宋斌斌）

　

北欧模式的形成和发展

北欧模式，主要是指北欧国家的福利制度及其经济社会治理体系，它是在特定的经济社会和历史文化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一百多年的发展进程中经历了萌芽、诞生到崛起、鼎盛，再到陷入危机、进行转型等历史阶段。

19世纪中期，北欧各国开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当时就出现了对劳工问题、社会保障和社会政策等问题的讨论，并催生了早期的社会立法活动。笔者在丹麦工作时，曾组织大使馆馆员参观丹麦工人博物馆，里面展示了19世纪末哥本哈根产业工人家庭的悲惨生活，楼内没有供水、厕所和排污等设施，十几口人挤在十多平米的房子里，婴儿甚至被放在抽屉内睡觉。在这种情况下，丹麦工会和社会民主党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政府立法保障劳工权益。

19世纪末、20世纪初，北欧各国陆续颁布了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卫生方面的社会保障法律。这些法律制度的颁布实施，不仅确保了北欧各国经济的增长，也推动了北欧社会改革和社会政策的发展。上世纪20-30年代，经济大萧条席卷西方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各种矛盾暴露无遗。在此背景下，形形色色的福利国家理论陆续出台，北欧各国社会民主党与农民党建立了联盟，确保全面的福利计划和经济刺激计划得以实施。如1936年，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联合农民党执政，推行财政经济改革，促使经济复苏，并提出建立“人民之家” 的福利国家口号，实行失业救济、养老金、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险和福利政策。

二战结束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生产率空前提高，为进一步推行具有社会规模的福利制度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为了调整本国劳资关系、缓和社会矛盾，稳定和巩固金融寡头的统治，北欧国家接连通过了关于养老、残疾、疾病、住房等方面的福利方案。20世纪70-80年代，北欧国家形成了受到国际认可的福利国家模式，并进入了黄金发展时期。1957年，瑞典和丹麦的社会公共开支在GDP中所占比重分别为27.4%和27.1%。1985年，这一指标上升到33.2%和35.1%。在这种既照顾社会公正、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治理模式指导下，北欧各国建立形成了“从摇篮到坟墓”的高度社会福利制度，并围绕这一制度形成了“高就业、高福利、高税收”为基本特征的社会经济治理制度。北欧地区由原来的“欧洲穷汉” 一跃成为世界上人均产值最高、社会福利最发达的地区。

丹麦的幸福指数在世界上排名很高。我在丹麦工作过一段时间，我认为，丹麦民众的幸福感并不在于现代化的高楼大厦，而是有一个相对公平、公正的制度和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人们的生活有相对的安全感，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很高。比如，你开车在路边停下打双闪，路过的人不管认识不认识，都会停下来设法帮助你。北欧国家非常重视青少年的道德品质教育，国民素质普遍比较高，注意维护公共利益。如果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仅仅围绕着利益展开，在公共领域就会无人关心，社会发展将有很大缺陷。在这方面，北欧的社会治理模式和运作方式值得我们研究借鉴。

北欧模式的问题和改革

北欧模式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也不是完美无缺的。上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全面推进和新自由主义的不断扩张，北欧国家面临失业、老龄化、财政、社会制度和文化等多重危机和挑战，经济社会治理也出现不少问题。首先是财政可持续性问题。北欧福利国家面临的财政压力不断攀升，社会保障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大大超过了其经济发展水平所能承受的程度。第二是老龄化问题。日益老龄化的人口强化了养老金、医疗保健制度的压力。第三是“福利陷阱”效应问题。丰厚优渥的社会福利，导致一些人劳动积极性不高、劳动效率低下，甚至形成一批依赖福利制度、坐享其成的懒汉，拖累经济活力和社会就业率。在这一背景下，“瑞典病”、“北欧病”的说法开始出现，北欧模式在国际上也受到不少质疑和批评。

上世纪90年代开始，北欧各国对其治理问题进行调整和改革，涉及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地方政府改革和新公共管理改革三个方面，以减少政府负担为主要目标。具体改革措施包括：减少向失业人员发放福利金；实施私有化、逐步放开政府对经济的控制；下调所得税税率；下调带薪病假、产假、儿童住房等补贴；延迟退休年龄；提高政府和公共机构的透明度、效率和廉洁度，等等。譬如，丹麦政府通过实施弹性退休政策，将退休年龄从过去的65岁提高到目前的67.5岁，并计划2020年提高到69岁。从2001年以来，丹麦多次对地区和地方政府进行调整，完全改变了地方政治版图，包括撤销省级和大区政府设置，合并减少市政府数量，重新划分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和权力职责等等，新一轮改革直到今年才完成。从目前情况来看，丹麦的改革成效比较显著。

全面客观看待北欧模式

经过近年来的改革，北欧模式重现活力，在国际上也受到广泛肯定和赞誉。在联合国的人文发展指数、世界幸福指数、全球最具创新力国家、城市宜居指数等诸多排行榜中，北欧国家都名列前茅。在很多人看来，北欧是“一个鱼和熊掌兼得的特殊地区”。包括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福山在内的很多学者认为，北欧模式是解决资本主义制度危机的一种有效方案，福山甚至提出“走向丹麦之路” 的说法。

对于这一模式，我们要从以下几点进行客观认识和看待：

第一，北欧模式的理论基于民主社会主义理念。社会民主党或其他左翼政党在这一模式的形成过程中打下了深刻烙印。其基本保障是正确处理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的关系，较好地实现效率和公平的结合。长期以来，北欧国家一直采取社会福利“多元融资”的方法，即由政府、企业、个人和保险市场共同负担社会福利支出。正是由于北欧国家建立了较为公平、正义的社会福利制度和保障体系，才使其发展模式获得较高的社会认可度，国民的生活满意度也一直位居世界前列。

第二，在社会经济治理上“左右兼顾”。随着欧洲社民党力量普遍减弱，右翼政党的理念和主张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欧洲国家的经济社会治理始终在左右摇摆中，北欧也不例外。在近10多年的改革中，北欧国家力图避免单纯地偏向社会主义民主或偏向自由市场，而是力求将二者的优点相糅合，继承社会民主主义理论，走“第三条改革道路”。一方面，北欧各国保留和发展了私有制，借助市场和竞争激发经济活力；另一方面，与传统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北欧国家政府建立了庞大的公共财政和福利部门，较为追求社会公平。市场经济体制、政府调控和社会福利的完美结合，使得北欧政府较好地实现了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的结合，尽可能地避免传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缺陷。

第三，北欧模式是适应北欧国情的一种社会治理模式。北欧福利国家实质上并没有超越资本主义，只是把私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制度与高福利、高税收的社会福利制度有机地结合起来。北欧各国并没有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基本矛盾中把握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因此北欧福利国家不可能彻底改变资本主义制度，也就不可能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从实践上看，近年来受到欧洲债务危机、难民危机等问题的冲击，北欧模式也在不断调整其社会和福利政策。

第四，北欧模式值得借鉴，但不能模仿照搬。无论从制度上，还是从国情上，中国与北欧国家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别。我们可以学习北欧国家许多有益的经验和做法，但更应当从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经济社会现实出发，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持“四个自信”，自主探索构建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独具中国特色的经济社会治理体系。

（编辑  宋斌斌）

 

北欧五国包括瑞典、挪威、芬兰、丹麦、冰岛，总人口2500万人，虽然该地区寒冬漫长，光照不足，然而其经济科技社会发展水平和居民幸福指数均位居世界前列。从20世纪初至今，这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包括工党、社会党、社会劳动人民党、左翼党等）在绝大部分时间处于执政地位。

欧洲社会民主党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早期多数是无产阶级政党，后来因种种历史原因，演变为改良主义的、代表工人农民和中等资产阶级的左翼政党。它们在执政中，注重维护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社会多数人的利益，有些社会民主党的党纲，仍然没有放弃走向社会主义目标的追求。研究借鉴北欧社会民主党治理国家的经验，对我们提高执政能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会有所助力。

北欧国家政策体制的主要特点

概括北欧五国政策体制的特点，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实行政府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一战前，北欧五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明显落后于英、德、法等西欧国家。社会民主党在长期执政的过程中，采用与英美式“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有所差别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即政府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体制。议会和政府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制定必要的法律和政策，通过财政政策和金融调控手段，引导经济运行。政府致力为企业竞争提供公平环境，不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北欧国家也经历过不少危机，但经过政府、企业和民众的共同努力，最终都能克服，并使经济体制得到改进和完善。比如，20世纪70年代，丹麦遭遇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1982年丹麦克朗和德国马克挂钩，推行了一系列严厉的紧缩计划和灵活的劳动市场政策，最终度过危机。20世纪80年代末，挪威因信贷管理不善出现系统性金融危机，政府实行了长期紧缩政策，稳定工资和汇率，以及北海石油的开发，最终推动挪威经济走出危机带来的阴影。芬兰、瑞典在上世纪90年代经历了严重的经济衰退，社会福利不堪重负，不得已采取了降低福利水平、央行独立、严格预算管理、放松经济管制等一系列措施。瑞典改变了固定养老金收益体系，实行新的“半固定供款公共养老金体系”，使养老金运营进入良性循环。北欧国家把市场经济活力和政府作用有机结合，使经济体制有较强的应变能力、抗风险能力。

第二，推行福利社会制度、注重社会投资。社会民主党把实现收入分配上的公平，作为维护工人利益、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途径。在执政过程中实行高税收、高福利，各国福利支出占GDP比重均在43%-48%之间。为全体居民提供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比如瑞典，每生育一个孩子，父母可享受480天带薪假期；从学前教育到大学的教育均免费；由政府或雇主支付职工病假工资；劳动者每年至少五周带薪假期；从61岁开始领取养老金，享受居家老年护理服务。高福利增强了居民的安全感，北欧国家基尼系数保持在0.25左右，远低于我国0.467的水平，在全球范围属于收入非常均衡的国家。

北欧国家在推进国家福利制度中发现，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群对福利基金的净贡献率越高。因此，这些国家越来越重视对社会、特别是对人力资源的投资。居民素质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大超过其所享受的社会福利。芬兰、瑞典的R&D投入占GDP的比重保持在4%左右。芬兰只有500多万人口，但有100多种工业技术全球领先。在我国技术进口来源国中，芬兰一度位居第一。芬兰科技部官员曾经说过，“总结我们的经验，第一是教育，第二是教育，第三还是教育”。

第三，实行国家持股和员工持股的多种所有制结构。社会民主党执政初期，一度较为重视国有化。1924年后，北欧各国基本放弃了国有化计划，转而在分配方面做文章，但国有经济在北欧国家中始终占有较高比重。各国国有经济占GDP比重如下：挪威72%，瑞典68%，芬兰56%，冰岛52%，均超过我国的水平。北欧国家的大公司，几乎没有自然人和家族控股者，控股权的法人结构逐步社会化，不少企业由工会代表职工持股。

举一个例子，我国吉利公司并购瑞典的沃尔沃后发展势头良好。我不久前在瑞典碰到吉利驻沃尔沃的资方代表，我曾建议由高管持股，对方则认为，这一措施在美国可行，但是不符合瑞典的惯例。因为瑞典国民不追求个人财富，更把“炫富”作为一种耻辱而不是荣耀，社会平等理念在公众心目中已经深深扎根。瑞典的智库和企业高管认为，经济激励机制主要不是靠物质利益，人的素质提高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在北欧国家，劳动已经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适应个人自身发展的需要，因为工作和不工作的收入差距只有大约20%。在当地就业的中国留学生感受不到生活的压力，在街上看不到流浪汉和乞讨者。北欧国家实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住有所居。

第四，在农村重视并坚持发展合作社经济。北欧国家的农业发达，畜牧养殖业占农业的70%左右。农业劳动生产率高于二三产业，务农收入要高于二三产业的水平。一个农业工人可以养活200人以上的人口。一个家庭农场一般加入多个合作社，合作社开办农产品加工和销售的平台公司。农户即是公司的源产品提供者，也是公司的股东，从而形成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如果公司的产品质量出现问题，就会损害农户利益。比如在丹麦，人口只有500多万，但其猪肉出口居世界第一，就是靠产品质量建立起来的市场信誉。丹麦计划在2020年实现有机食品率达到60%的目标，鼓励农户种植不使用化肥农药，养殖业不使用抗生素。挪威的海水养殖业非常发达，他们从中船重工定制直径上百米的巨型网箱，放在距离海岸较远的水域，以避免对近海水域的污染，一箱可以养几十吨三文鱼。北欧通过发展合作经济，把各种生产要素联合起来，实现了农业的社会化、现代化。

第五，注重发展中小城市和乡村特色小镇。北欧各国在城市化过程中，注重城乡布局的平衡、结构的优化，引导生产要素向中小城市和特色小镇集聚，实现城乡共同发展，乡村和城市环境美丽宜居，避免大城市过度膨胀。政府主要通过采取财政转移支付、改善边远地区的交通和公共服务、引导企业和人口在城市和乡村地区合理流动。在芬兰，教育部规定全国各地——无论是首都还是边远乡村，教育资源的配置都要力求平衡，对幼儿园和中小学每个班的人数、配备教师的人数、对教师职业素质的要求、对学生免费午餐的质量等，都有统一规定。北欧各国没有城乡市场之间的行政和政策壁垒，人员资金可以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城乡差距、工农差距、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距已大大缩小。

第六，北欧国家十分重视绿色可持续发展。这一发展理念是北欧国家首先提出来的，并得到联合国的认可。1992年，丹麦的社会发展指数就在全球居于前列。北欧的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已经深入到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也已经深入人心。今年1月15日北欧五国发表联合声明，提出2050年率先实现碳中和，即碳的零排放；并准备在今年9月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大会上提出倡议，呼吁各国人民共同努力，在本世纪末将全球温度上升幅度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瑞典斯德哥尔摩为了申办绿色奥运，建立了哈马碧生态城。2012年习近平同志曾到访这里，并指示无锡要学习哈马碧建立生态示范区。目前，我们正在推动建立中国-北欧绿色可持续发展促进会，已经得到北欧各国的积极支持。

此外，北欧国家在男女平等、妇女参政、就业及同工同酬等方面也走在世界各国前列。

北欧国家的治理经验值得认真借鉴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比较中国和北欧国家在国家治理方面的理念、体制、政策和实际效果，北欧有很多方面值得我们借鉴。

第一，我们应当认真研究和借鉴北欧社会民主党治理国家的成功经验。北欧各国社会经济发展之所以取得如此突出成就，在西方世界独树一帜，与社会民主党的执政理念密切相关。北欧社会民主党能够在100多年的历史中长期执政，和他们从本国实际情况出发调整方针政策、维护人民利益的方针密切相关。我们必须承认，北欧国家在社会治理方面是成功的，学习他们的经验，有助于实现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第二，把绿色可持续发展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容。北欧五国率先提出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已达成全球共识。近期提出2050年率先实现碳中和的目标，体现了他们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的担当精神。我们应当积极响应他们的倡议，并把减少碳排放、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作为保护人类共同家园的重要举措。特别是在美国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协议》的情况下，支持北欧五国的倡议，更具有特殊意义。

第三，努力扩大和北欧五国的科技教育合作和贸易投资关系。北欧五国科技教育发达，对中国前去投资持欢迎态度。与北欧五国发展科技教育合作，有利于我们在全球范围内开辟市场。北欧国家有先进的制造业、发达的农牧渔业和航运业，金融实力雄厚。中国和北欧之间的投资贸易仍有很大的扩展潜力，特别是要吸引北欧来中国投资，把北欧的技术、资本和中国的巨大市场需求相结合，可以实现双赢。对此，北欧的智库、企业和政府也有共识。

第四，积极寻求路径以加强与北欧社会民主党的关系和国家间关系。比如，从扩大双方智库交流开始，研究社会主义的多种发展模式和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的途径等问题。同时还应改善和发展与法、德、意等国社会民主党的关系及其国家的关系。

                              （编辑   杨利红）

 

 

为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性、合理性、有更深刻的认识，也为了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情况，新形势、新进展有更深入的了解，6 月2 日，由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高等研究院联合举办政策科学论坛，邀请到外交部部分驻欧洲国家的前任使节，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几位著名大学的专家学者，大家围绕着欧洲社会民主党的一些政策和国家举措，进行了热烈的交流研讨。

莱茵模式和北欧模式

我国学界比较熟悉甚至崇尚英美模式。实际上，西方国家尽管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但美国和欧洲有很多差异，欧洲内部也是多样化的。专家们指出：我们应该学习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好的经验，但必须放宽眼界，尤其不应该忽视对欧洲模式的研究和借鉴。

欧美各国都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但就社会经济政策的倾向上看（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社会福利程度等），可分为四种模式：崇尚自由市场经济的英美模式，实行社会市场经济制度的莱茵模式（德法奥荷等）、社会民主党长期执政的北欧（斯堪的纳维亚）模式，和介于英美模式与莱茵模式之间的南欧模式（西葡意希腊等）。

流行于欧洲大陆的莱茵模式主要有以下特点：

第一，欧洲国家强调有秩序的市场竞争，强调政府宏观调控（包括局部的国家计划）、强调对资本的监管。

第二，重视二次分配，在高收入、高税收基础上实行广泛的社会福利制度，公共资源分配向社会领域包括科研、教育、医疗、住房保障，以及失业救助和养老事业倾斜。

第三，保护企业职工权益（政府、资方、劳方三方的动态博弈）、职工参与管理。比如德国的《共同决定法》规定，2000 人以上企业的监事会的成员中本企业职工必须占一半以上；企业重视利益相关者，而非单一向资本方负责。

第四，国有经济地位高于英美等国，国企收益用于社会惠及广大民众。

第五，许多国家的农村政策鼓励合作经济。

北欧模式和莱茵模式基本相似。北欧国家是福利制度的发源地，更突出高收入、高税收、高福利。和欧洲大陆相比，北欧还有几方面较为突出：一是国家较注重国家的宏观调控作用，二是国有经济在北欧国家具有重要地位，如挪威国有经济占GDP的3/4，特别在金融、石油、电力、交通通讯等领域占绝大优势，其主权财富基金成为调整产业结构和支持全民福利的重要平台。第三，高比例的科学研究投入和高比例的教育投入，使得北欧国家在人才培养，公民素质、高科技产业发展方面都有优异表现。这是社会民主党在北欧多年执政的业绩。

有学者认为，欧洲经济模式是兼顾经济效率、宏观经济稳定和社会公平，追求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是以欧洲大陆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为主，以北欧的福利国家市场经济模式为辅的混合模式。

和美国式的极端崇尚个人自由的价值观相比，莱茵模式以社团主义为主流意识形态，即强调社会是不同群体的组合。北欧则被认为是典型的社会民主主义。

欧洲有一百多年社会主义运动的传统，社会民主党有较广泛的群众基础。欧洲模式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混合了部分社会主义因素。社会市场经济理论是深受社会民主主义影响的资本主义经济理论。

两大制度在博弈中互相借鉴

曾经担任社会科学院领导的一位著名学者指出：研究和讨论北欧社民党的治理模式，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我们的讨论，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出发，对照欧洲国家的发展情况和问题，探索研究值得我们借鉴学习的理念和经验教训。

从大的历史视角看，从资本主义萌芽到现在，全世界就是两大潮流在推动发展：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当今这两种制度的博弈，不是简单的对抗，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社会主义如果只实行计划经济，不经历市场经济历史过程，就无法持续发展。但市场经济不能将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度和公正、公平理念相结合，资本主义也会走向灭亡。

欧洲社会民主党是从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一路发展过来的。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历史博弈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变化的产物。现代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为缓解社会矛盾引入一些社会主义因素，从而限制了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两极分化，所以才有相对和平的状态。

我们的社会主义在发展进程中得到的基本经验是，不搞市场经济不行，但如果单一重视市场经济，不提倡社会主义的平等、公正等社会建设，也是不行的。从这个视野出发，有助于我们从欧洲社会民主党的治理模式中吸收有益的经验。

研究欧洲社民党治理模式的现实意义

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领导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对立面是资本主义国家，但资本主义国家不只有一种英美模式，而是多种模式，可以进行比较。研究欧洲社会民主党的治理模式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社会民主党率先在北欧的瑞典上台执政，执政时间最长。这以后，社民党在西欧国家参与选举，轮流执政。在当时，共产国际认为他们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但是，纵观两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历史，欧洲社会民主党作为资本主义体系的组成部分，它们的施政措施还是代表工人阶级、代表社会底层、代表多数人。应该说，欧洲社会民主党所推行的理念和政策措施，对于纠正和改良资本主义制度弊病作了贡献。

实事求是地看问题，应该承认，在欧洲、特别是社民党长期执政的北欧国家，其治理模式含有社会主义因素。资本主义社会在其历史实践中，确实在逐渐产生社会主义的萌芽因素，其中一些成型的经验，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可以借鉴使用的。比方说，北欧、西欧国家在社会公益领域，包括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实行普遍的福利制度。法国前总理若斯潘就说过，不是所有领域都可以市场化。

我国前30 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中，国家为8 亿多人民提供了教育、医疗、住房等福利。改革开放40 年，我们在经济发展方面成绩显著，但是在提供社会公益方面做得不够，在教育、医疗等很多社会领域的改革政策过于强调市场化，而国家对资本逐利的行为缺乏有力制约，这已经成为当前社会的短板。我们既要促进经济增长，也要兼顾社会发展、社会进步、社会稳定，不能一味求快。

我们要兼顾城市和农村、农业。习近平同志讲，不要把农村变成一个留守的农村、荒芜的农村，不要把它变成一个记忆中的故园；提出了振兴乡村战略。要坚持农村发展的政治方向，一是坚持党组织领导，二是发展集体经济，三是共同富裕。欧洲社会民主党从上世纪至今长期推进农村的互助经济。

当前，我国民营经济已经占了国民经济主体部分。如果这样走下去，能不能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迈向中级乃至达到高级阶段？我国几千万家民营企业的生产关系是怎样的，除了雇佣劳动关系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形态？我国农村集体经济怎样恢复活力？权力要关在笼子里，资本也要关在笼子里，国家对治理模式要研究，除了研究借鉴西方的治理模式之外，对中国的企业模式、中国的治理模式也要深入研究。总之面对新时代丰富的实践要认真总结，从实践上升到理论，个别上升到一般，这才是理论的创新。

 

      （编辑  苏歌）

 

2014年6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明确提出了“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的重大能源战略思想。中国能源需求的压力巨大，能源供给的制约较多，能源技术水平总体落后，能源生产和消费对生态环境损害严重。与此同时，伴随着世界能源转型的大趋势，中国作为能源大国和负责任大国，也肩负着推动技术创新、促进地区能源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任。

 

能源认知革命：能源的本质属性是可以持续创造价值的资本

 

能源革命的基础，首先是认知革命，是正确认识和理解能源的本质属性。各种能源形态都有一个蕴含着潜在价值的“内核”即资本，这是一种对于能源形态本质属性的认知革命。

迄今为止，人类经历了四次重大能源转型或能源革命，每一次都是对能源的资本属性进行揭示，并将其价值凝结和积累的革命性进步。第一次，人类学会了钻木取火，可以称为“植物能源时代”。第二次，西方工业革命中催生的蒸汽机需要大量的煤提供动力，可以称为“煤炭时代”；随着技术的进步，使用更加方便的石油和天然气被发现并固定下来，可以称为“石油时代”。第三次，人类将蕴藏在原子核深处巨大的能量释放出来为人类所利用，人类进入了“核能时代”。第四次，目前面临能源革命浪潮，各种新型能源形态的价值潜能被发现并固定下来，可以称为多元化的“新能源时代”。

在每次能源转型革命中，各类能源形态的价值潜能即资本属性被挖掘出来。能源资本是由能源资产转化而来的，这种转化需要四个因素。

一是货币资本。能源资产转化为资本的过程，就是一个商品生产和交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用货币资本所购买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包括各种能源形态）中，已经凝结了上一个生产循环中所创造的货币资本的价值。能源资产转化为资本后，投入到其它经济活动之中，其价值凝结在生产过程所形成的商品中了，由此完成了一个被马克思称为“产业资本”的循环。正是由于这种循环，货币资本才成为能源资产转化为资本的要素之一，它也就成为携带着能源资本持续创造价值的“遗传基因”了。

二是人力资本。人是所有经济活动的发动者、参与者与直接的价值创造者。在经济活动中，人力所蕴含着的资本要素在发挥作用。在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三是技术平台。能源资产要想转化为资本，必须要有一定的技术平台。技术平台涉及不同形态的能源资产转化为资本的各种技术手段，因此它也是能源资本持续创造价值的“遗传基因”的“孵化器”。

四是市场环境。商品交换和经济运行必须在特定的市场环境中才能进行。不同的市场环境，影响或决定着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状况的异质性。能源资产只有在市场环境中，才具备了转化为资本的必要时间和空间。

人们经常把能源资源与其它自然资源视为同样的生产资料。实际上，能源资源与以矿产资源为代表的其它自然资源的本质区别，就是能源资源具有资本的属性，也就是说，当能源资源通过资产这种社会形态转化为资本后，可以持续创造价值；而矿产资源大多数只是某种生产资料，在这种商品中也许需要这种生产资料，而在另一种商品中也许就不需要了，因而在商品生产的过程中具有使用价值的独特性。能源资源在任何商品的生产过程中都是需要消耗的，因而具有使用价值的普适性。这种普适性与作为商品价值表征的货币类似，可以购买任何商品。因此，使用价值的普适性是区别能源资源与其它矿产资源（或生产资料）的内禀特征。

资本是人类在创造财富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权力，这种社会权力的恰当运用，结合人类的新的劳动，又可以创造新的价值，形成新的财富。这个过程循环往复，各种能源形态在这个价值创造的过程中，犹如“细胞分裂”一般，从劳动和资本中分离出来，成为在某种正规所有权制度下的资产，然后再通过前述货币资本、人力资本、技术平台和市场环境这四种要素而转化为一种独特的、可以持续创造价值的资本形态——能源资本，这四种要素便是构成能源资本DNA结构的四种“遗传基因”。

 

能源消费革命：消除由于能源资本过度消耗而形成的“迭加蝴蝶效应”

 

能源消费的本质是资本的消耗。所谓不合理，就是消耗了能源资本而没有创造出更大的价值，同时对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动能源消费革命，抑制不合理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改善产生正向干涉效应。

能源资本DNA结构的每一种“基因”，既有作为资本的创造价值、驱动经济增长的“遗传”功能，也有阻碍资本发挥其价值创造能力的“变异”功能。这两种功能的载体分别是驱动因子和约束因子。能源资本的驱动因子，指各种能源形态所含有的能量值及其价值潜能，主要以能源资本投入数量的多少来表征，反映货币资本和人力资本投入的强度。能源资本的约束因子，指把各种能源形态的能量值及其价值潜能释放出来的水平和效率，决定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的好坏，主要以能源资本使用效率的高低来表征，反映技术进步的水平。

能源资本的双因子类似于生物学中DNA的双螺旋结构，通过某种机制形成能源资本的内部稳定性，就是一个因子发挥作用，是以另一个因子发挥作用为条件。比如，货币资本和人力资本供给充足时，能够有力推动能源资产转化为资本的过程，对经济增长具有驱动作用；反之，对经济增长就具有约束作用。推动能源消费革命、抑制不合理的能源消费，就是尽可能协调能源资本的双因子执行功能，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尽可能少地消耗能源资本，并使生态环境受到较少的破坏。在生产过程中消耗能源，二氧化碳排放逐渐增长并不断积累，使得地球生态环境持续恶化。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迭加蝴蝶效应”。

过去很多人认为，污染是进步的代价。但从长远来看，污染对经济增长的阻力可能更大。如果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有意识地制约能源资本驱动因子的职能，加强约束因子的职能，“迭加蝴蝶效应”就会受到制约甚至消除，这种现象为“逆蝴蝶效应”。

不同的能源形态，对环境的影响不同；相同能源形态的不同使用方式，对环境的影响不同；能源资产转化为资本的技术平台不同，对环境的影响也不同。为了消除或缓解能源资本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必须对构成能源资本DNA结构的四种“基因”的性状进行改造，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其“遗传”特性。这种改造的具体化，就是实现能源形态的转型，其实质就是在特定的市场环境中，通过货币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恰当投入，开发出某种新的能源形态转化为资本的技术平台。通过这种“基因”改造，有效地促进能源资本的双因子协调执行职能，达到既促进经济增长，又减少对生态环境的污染，也就是更好地发挥双因子的正向干涉效应，从而有效消除生态环境的迭加蝴蝶效应，努力促进逆蝴蝶效应的形成。

 

能源供给革命：夯实能源资产转化为能源资本的物质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动能源供给革命，建立多元供应体系”，蕴含着两项重要内容：一方面，要不断扩大各种能源形态的供给渠道和总量，为能源资源和能源资产转化为能源资本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要加快能源转型的步伐，为绿色发展提供新的能源形态和能源利用方式。

现代文明的能源利用趋势，是由“高碳”向“低碳”转变，由“低密度”向“高密度”转变，由“黑色”向“绿色”转变。这种转变是能源形态和能源利用方式及效率的转变，各种能源形态所蕴含着的资本属性并没有发生变化。

能源转型，主要针对的是能源消费量的转化、能源形态的转变以及能源资本的转移。能源消费得太多了，就需要减下来，这是转化；“精英能源”不够了，就需要新能源，这是转变；资本追求高额利润的本质属性，促进了能源在更大区域的流动和配置，这是转移。能源转型的过程，是对庞大的社会工业体系、生产方式、经济结构重塑的过程，关系到许多行业的生死存亡和对人民生活方式与消费观念的颠覆。这对所有国家都是巨大的挑战，尤其是对于尚未完成工业化进程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不在经济上有所牺牲，就很难在环境约束和成本约束中达成平衡。

历史的经验表明，能源系统作为现代社会最复杂、资本集中并且体量庞大的基础设施，具有强大的内在惯性。能源转型不是单纯地用一种能源形态替代另一种能源形态，而是牵动着整个社会的综合转型，意味着能源资本供应体系的重塑，也就是对能源资本DNA结构的四种“基因”进行一场艰苦卓绝的“基因改造工程”。

能源转型的一般含义，就是由新能源代替旧能源。什么是新能源？需要从两个维度来认识：一是某种能源形态利用的先后次序，二是某种能源形态利用的技术手段的新旧程度。以煤炭为例，它是典型的老能源，但燃煤未必会造成严重的大气污染，只有不清洁地燃煤才会造成严重的大气污染。如果采用先进的清洁化利用技术，比如，采用超临界和超超临界的高效燃烧发电技术用煤来发电，然后用电来采暖，就比燃烧散煤采暖和陈旧的燃煤发电的方式清洁得多。再比如，如果用煤来制油和制氢，而且同时用被弃的风电和太阳能作为这种工业化生产的能源，那么就可以大幅降低现代煤化工的二氧化碳排放。另外，煤炭中的有效成分被提取之后，剩余的煤渣可以制成有机肥料，既可以改良土壤品质，又可以种植各类植物，为人类进入更高水平的种植能源时代创造条件。这是一种利用煤循环分解原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思维和路径。

从传统能源与可再生能源之间存在着三个不同：第一个不同是有限的可用性与永久的可用性，越用越少的能源形态总要被理论上来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新能源形态所替代；第二个不同是有排放物与零排放物，落后的能源利用技术总要被先进的技术所替代；第三个不同是它们的体系差异，也就是打通传统能源与可再生能源之间的体系转换通道。自然界并不存在“终极能源”，总是需要多种能源形态的组合。

能源转型是一场革命，应该分两步走：第一步，低碳取代高碳（油气取代煤炭）；第二步，无碳取代有碳（非化石能源取代化石能源）。从现在国际上的一些实践来看，这是可以做到的。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方面都要减少能源的消费，逐步加大非化石能源的供应比例，采用更加先进的技术提高能源的转化效率，这是能源供给革命的本质要求和目标。

 

能源技术革命：促进能源资本与技术创新之间的乘数效应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动能源技术革命，带动产业升级”，其核心是实现绿色和低碳，这是一种全新的人类生态文明观。科学技术之所以在生产力诸要素中占据第一的位置，就是因为它在发展过程中通过不断创新而持续创造价值。

人类进入第三次工业革命后,出现了各类新能源形态，极大地丰富了可以转化为资本的能源资产的种类和数量。每一阶段都伴随着重大的技术创新，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能源资源转化为能源资产的技术创新；二是能源资产转化为能源资本的技术创新；三是能源资本利用的技术创新。每次重大技术创新都离不开能源资本的驱动，这种驱动的效果表现出一种“乘数效应”。也就是少量的能量就会雪崩式地产生巨大的能量。能源资本的投入可以使技术发明和技术创新产生“乘数效应”，而技术发明和技术创新又促进了能源形态的转型和能源资本使用效率的提高，也产生了一种“乘数效应”，因此，能源资本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着一种“双向乘数效应”。

随着能源互联网的进一步发展，为技术创新提供了一个平台，同时也促进了各种技术与商业模式的深度融合。技术领域的真正颠覆，来自于边际的革命，影响能源的很多技术并非出自能源行业自身，能源领域的技术创新，将会对其它领域的技术创新带来某种“乘数效应”，而其它领域的技术创新，也会对能源领域的技术创新带来某种“乘数效应”。我们称这种现象为“搭车乘数效应”。能源资本与技术创新之间的“搭车乘数效应”表现出两个特征。

一是老能源支持了新技术。太阳能是最古老的能源，它是未来世界最理想的能源之一，其资源量远远超过地球上包括石油、煤炭、天然气等在内的所有化石能源总量，太阳能发电被视为可再生能源行业最有前景的发展方向。

二是新技术驯服了老能源。技术创新的突破，并不是停留在简单的转型层面，而是将形成新的生产力以及与之相应的生产关系。煤炭是古老的能源，但把煤炭转化为各种机动车都要使用的油类，则是最新的技术。煤制油作为一个新生事物，经过许多技术创新和突破，最终形成了一个有序发展的产业。

人类社会中的各个技术领域都与能源有着密切的联系，任何一项技术的突破，都离不开能源资本的投入；反过来说，只要任何一项技术创新取得突破，都会对能源资产转化为资本的技术平台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以人工智能（AI）为代表的智能化技术正在掀起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以5G为代表的移动通信技术正在与人工智能、大数据紧密结合，开启一个万物互联的全新时代。5G技术将支持能源领域基础设施的智能化，并支持双向能源分配和新的商业模式，以提高生产、交付、使用和协调有限的能源资源的效率。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电网通信、智能电网等领域将成为5G在能源行业的重点应用场景。能源互联网技术将实现以能源为本质、信息为支撑的信息能源基础设施一体化，正在越来越成为能源资本在全球范围流动的一种新渠道和新方式，有望成为实现世界经济脱碳、提高电力使用效率乃至促进全球范围扶贫事业的关键技术创新。

 

能源体制革命：构建有利于能源资本创造和流通的市场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动能源体制革命，打通能源发展快车道”，通过体制革命“还原能源的商品属性”。能源的资本属性，决定了能源是一种商品，也就是把能源资产转化为资本，使其价值凝结在商品之中。这就需要通过能源体制革命创造出一种有利于能源资产转化为资本的市场环境。

将资源转化为资产，再将资产转化为资本，核心的问题是要挖掘资源的价值潜能，资产只不过是为资源的价值潜能找到一个“主人”。能源资源一旦被投入人类的生产活动，其所有权属性就变得重要了。资源一旦纳入所有权的范畴，便具备了转化为资产的社会条件。能源资产转化为资本，需要一个必要的社会条件——确立一种规范的所有权制度，通过恰当的形式来表述资产的特性，使人们将资产重新组合，使之变得更有价值，创造出资本。经济增长的核心就是以低价值的投入获得高价值的产出。

理解所有权问题的重要性，必须放在全球性的工业革命浪潮的大背景下，资本进行全球配置，市场决定价格也有诸多制约的因素，市场环境既包括市场竞争，也包括政策调控。这两者的有机结合，才能发现和确定合理的能源价格，其最终的市场效益应当是：有利于能源技术的创新与进步，有利于新能源的广泛利用，有利于能源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最佳利益平衡。偏废任何一个因素，都不是真正的市场，更不是“好”的市场。这种市场力量和功能的发挥，必须在正规所有权制度的基础上才有实现的可能。

 

能源国际合作：确保全球范围内的能源形态供应和能源资本流通

 

中国的能源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这是对能源供应安全的最大挑战，在某些特定的时空条件下会成为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自然法则告诉我们，一个孤立的系统只有向外系统开放，吸取更多的外界能量，才能维持自身的正常运作。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实现开放条件下能源安全”，就是要求中国能源领域通过向外系统开放而吸收新的能量，从而取得新的发展和进步。

大国和强国的标志很多，但无一例外都是能源大国和能源强国，这种大和强包括供应和消费两个方面。中国是第一能源消费大国，能源对外依存度逐年提高。对于这个事实，我们必须从两个方面来看待：积极的一面，与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不断从外系统吸收能量，以保持最低的熵增加；消极的一面，一旦能源安全成为问题，国家的总体安全失去了物质基础和动力来源。面对这种严峻的现实，中国必须加强能源领域的国际合作，主要解决三个重大问题：一是解决中国能源供应的充足问题；二是解决中国能源技术的进步问题；三是解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动力来源问题。

中国油气对外依存度持续升高，意味着中国油气消费逐渐以依靠国内资源为主转向以依靠国外资源为主。目前全球油气资源丰富，但油气分布的不均衡性十分突出，少数国家或地区占据绝对垄断地位。随着各国把油气确定为本国安全战略的主要目标，全球油气资源争夺愈演愈烈。从某种角度看，能源领域的技术差距更能影响中国的能源安全，技术应用不仅是技术本身的问题，它还涉及到诸如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和能源效率及人均能源消费水平提升等问题。目前，中国在这方面的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还有较大的差距，需要通过广泛深入的国际合作，结合自主创新而取得能源技术和其它相关技术领域的发展，为中国能源供应安全提供强有力的技术保障。

如今，中国已经逐渐形成了与西方传统能源安全观较为不同的“新能源安全观”，既包含了更多供应含义的安全，又包含了更多社会含义的安全，对内强调能源效率和新能源及可再生能源，对外主张全球能源安全的共营共治共享。在“新能源安全观”的指导下，中国能源国际合作在合作途径、内容、机制、合作对象等方面都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不仅强调“引进来”，也鼓励“走出去”。2013年10月，中国政府首次把核电“走出去”上升为国家战略，并推动将核电“走出去”作为中国与潜在核电输入国双边政治、经济交往的重要议题。中国当初引进西方的核电技术，经过自己的消化、吸收、再创新，从“跟跑者”到“并跑者”，再到某些领域或项目的“领跑者”，这都是改革开放这一强国之策的结果。实践证明，只有继续改革开放，大力加强国际合作，中国的“新能源安全观”才能得到具体的落实。

当代世界处于一个“大能源时代”，能源权力被重新构建，不再以“油权”为唯一核心，还包含“能源供应权”、“能源需求权”、“能源技术权”、“能源金融权”以及相应的“能源碳权”等。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能源消费国和原油进口国，巨大的消费力和消费市场使之拥有了对能源价格的影响力，也在重新塑造其对外能源关系。中国将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能源治理，提升国际话语权。中国在能源领域的影响力增大，也就是增强了能源安全性。

从能源供应、能源技术开发、能源价格确定和国际能源资源分配等几个维度来看，中国参与国际合作的程度越深，能源资本的创造与供应的安全性就越高，杠杆效应也就越明显。通过更加广泛的国际合作，一定能够确保全球范围内的能源形态供应的充足和能源资本流通的顺畅，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便有了坚实的能量和动力基础。

（编辑  季节）

 

经济全球化作为一个复杂的政治经济过程，其发展必然曲折反复。近期，经济全球化出现了一些不利的动向，发达国家以自我利益为中心，对未来自由贸易规则的竞争不断加剧，而政治矛盾激化将在未来一个时期显著制约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经济全球化的新动向

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总体低迷

近年来，国际贸易持续低增长，贸易增速出现低于经济增速的转折性变化。国际贸易快速增长、特别是快于GDP的增长态势，曾经被认为是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重要指标。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打破了这两者相互促进推动世界发展的固定关系。2009-2017年世界贸易平均增速仅1.24%，较高峰时期（2000-2008年）下降超过10个百分点，并且2009-2017年国际贸易增长明显慢于GDP增长，这表明贸易全球化遇到了较大障碍。

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增长放缓，尚未恢复到危机前水平。以跨国公司为主体推动资本跨国流动，是促进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另一重要力量。资本的大规模跨国流动带动了技术和知识等要素的全球扩散，有助于提升全球资源配置效率。但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FDI占GDP比重持续下滑，2017年约为2.35%，较危机前2007年峰值水平低1.92个百分点。

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多边贸易体制面临困境

多边贸易规则的发展陷入停滞不前的状态。虽然2013年世界贸易组织（WTO）各成员国通过了《巴厘一揽子协定》，但在主要议题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分歧仍无法协调。发达国家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试图以区域贸易协定取代WTO的倾向。

近期WTO本身面临生存危机。由于美国的持续阻挠，WTO争端解决机制濒临瘫痪。争端解决机制是世贸组织三大功能之一，上诉机构是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常设终裁机构。自2017年8月起，美国持续阻挠WTO启动争端解决机制上诉机构成员候选人甄选程序。目前上诉机构仅3名成员在任。若当前仍不启动甄选程序，则至2019年年底，上述机构将仅余1名成员在任，上诉机构和争端解决机制将陷入瘫痪。

主要经济体对WTO如何改革存在立场分歧。美国本届政府改革WTO的方针是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美国要求本国贸易政策的自由高于其在WTO履行的义务，主张美国必须拥有自由的政策空间来处理贸易问题，政策空间包括关税等手段。美国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在WTO享有的差别待遇极为不满，要求取消大批发展中国家在WTO享受的差别待遇。美对WTO改革的重点之一是针对中国，企图通过改变规则来平衡中美贸易，遏制、减缓中国科技进步，按照美国中心原则来构建中美经贸产业关系，按照美国意志来改变中国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

欧盟提出了以“规则现代化和公平竞争”为基本方针的WTO 现代化方案。在世贸组织的谈判功能上，欧盟主张以灵活的多边主义来推动谈判和规则的进展。欧盟主张对发展中国家推进“毕业”程序；主张在未来协定中，除最不发达国家以外，不应根据某一单一标准给予某一类国家在履行规则义务方面的集体豁免，而必须依据特定成员的具体要求和相关证据，并且该成员必须明确豁免义务的范围和期限。

中国支持对WTO进行必要的改革。中国的WTO改革方案包括三个基本原则和五点主张。三个基本原则是：（1）WTO的改革应该维护多边贸易体制、非歧视和开放的核心价值。（2）WTO改革应该保障发展中成员的发展利益。（3）WTO改革应该遵循协商一致的决策机制。中国对WTO改革有五点主张：（1）应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主渠道地位。（2）应该优先处理危及WTO生存的关键问题。（3）应解决规则的公平问题，并且回应时代的需要。（4）应保证发展中成员的特殊与差别待遇。（5）WTO织改革应该尊重成员各自的发展模式。[①]

双边和有限多边贸易安排迅速推进

双边和有限多边的贸易安排则迅速推进。近期有三个重要的贸易安排获得较大进展，分别是美墨加协定（USMCA），欧日之间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以及美国退群之后由日本和澳大利亚牵头推动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

1、美墨加协定

2018年9月30日达成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USMCA）。新协议要求贸易区内75%的汽车零部件由三方生产，40%-45%的零部件由时薪不低于16美元的工人生产。新协定在数字贸易、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凸显出所谓贸易高标准。新协定还在国有企业、货币操作等方面树立新规则。美加墨协定包含毒丸条款，即限制缔约方与所谓的非市场经济国家缔结自由贸易协定。该条款主要针对中国。

2、欧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2018年7月17日，欧盟和日本签署了欧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该协定重点涉及欧洲的农产品和日本的汽车。欧盟方面最终将取消日本产品99%的关税；日本方面最终将取消欧盟产品94%的关税。欧日自贸协定也是所谓高标准自贸协定。除传统的议题外，欧日自贸协定还包括国有企业、知识产权、监管合作等所谓21世纪高标准自贸协定通常包含的内容，未来也将对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形成示范性影响。

3、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2018年3月8日，日本、加拿大等11国在智利签署《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CPTPP覆盖全球4.98亿人口，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3%。该协定具有广覆盖、高标准的特点，突破了一般自由贸易协定范畴，对与贸易投资相关的诸多软环境因素，如竞争政策、监管一致性、行政透明度等进行了规范。在关税减让、服务贸易、劳工、环境、政府采购等领域的协议标准，超过一般自贸协定的水平。CPTPP对国家主权范围内的行政和经济政策进行了渗透。

近期政治因素对经济全球化造成严重干扰

近期政治因素对经济全球化造成显著的干扰。霸权主义是政治干扰的主要思想意识根源，美国是策动对他国发展对外经济关系施加政治干预的主要国家，中国则是美国“经济围堵”的重点对象。

伴随中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增强，美对华政策总体采取防范与遏制。特朗普执政后将中国定位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一方面通过极端的单边主义政策破坏中美贸易关系,另一方面将政治干预的重心转向对中国对外科技交流合作和全球化战略进行围堵，采取多种措施限制中美科技交流。针对中国与第三方的科技合作，美国也动用其政治资源加以围堵，突出表现为针对华为的打压。美国对中国全球化战略的政治围堵，重点指向“一带一路”倡议,不断对中国与第三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方面的合作设置政治障碍。比如公开质疑意大利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计划，在亚洲散布“警惕中国投资”、“小心来自中国的债务陷阱”的言论。

美国的政治干预不局限于针对中国，任何有可能威胁美国目标和利益的行动，都可能招致美国的政治反对。比如针对德俄之间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对德施加政治压力；退出伊核协议；通过二级制裁干涉欧洲与伊朗经济合作。

美国对经济全球化的逆潮流干扰，乃至对一般的全球多边治理机制的反对，比如退出巴黎协定，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等，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它对当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焦虑及其战略诉求，即：以“安全威胁”为名打压他国技术进步、力图保持其技术优势，打压他国发展模式对其新自由主义发展理念的威胁，维护其世界秩序领导权的地位。

经济全球化的新趋势

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基本因素仍在发挥作用

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基本因素仍然在发挥积极的作用。

一是市场机制日益展现出全球性的影响。市场机制在全球扩张，决定了各方面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优化配置，是国际分工体系形成的体制基础，是全球经济融合的制度性推动力量。二是技术进步推动经济活动“无国界”发展。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进一步降低了跨国沟通和信息搜寻等成本，“无国界”开展经济活动的便利性越来越突出。三是新兴中产阶级的大量涌现将进一步推动全球化需求的发展。在新兴发展中国家中，涌现出规模庞大的新中产消费者。他们更易于接受全球化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支撑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深入发展。四是价值链全球分布的生产模式不可逆转。全球价值分工已经成为国际生产模式的核心。以中间产品贸易为代表的全球价值链贸易，对世界各经济体的重要性显著增加。在价值链贸易模式下，各国产业结构的关联性和依存度大增。

对贸易规则主导权的争夺加剧

经济全球化的整体推进陷入停滞，各个经济体积极寻求自由贸易安排的局部突破，以寻求对未来贸易规则的主导权。主导政治力量缺位是争夺贸易规则主导权的直接原因之一。以双边规则为基础的双边和区域经济融合则发展迅速，本质上是主要经济体为维护自身利益的竞争性自保行为。但是，不同自由贸易安排的水平和侧重也有所不同。不同自由贸易安排之间存在明显的壁垒。欧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美墨加协定就是两个双边安排的典型情况。

欧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是发展水平相当条件下的对等自由贸易安排。欧日EPA的利益契合点之一是确切的经济收益。预估EPA安排下欧盟对日出口将增长48%，日本对欧出口将增长33%。[②] 利益契合点之二是彼此提供搭建自由贸易网络的重要节点。一方面彼此确保对方市场的开放，避免各自在与第三方的贸易竞争中处于劣势，另一方面也为彼此通过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获取竞争优势创造条件。利益契合点之三是试图共同主导未来高水平自由贸易安排的规则。EPA使欧盟和日本率先树立了新规则标杆，有助于欧日在规则制定上对美协调立场，迫使美国在更大程度上对欧、日规范妥协。

美墨加协定是美国强势主导下以美国利益为导向的贸易安排。美墨加协定的特点，一是封闭区域市场，典型表现在协定的汽车原产地规则和劳工标准上，以及美限制加、墨与所谓非市场经济国家达成自贸协定条款。特点之二是广泛干预他国行政权、限制政策自主空间。该协定对广泛的贸易相关议题设置了规则，限制东道国对经济行为的行政监管、调控，使外国投资方和贸易商便于直接挑战东道国的行政权威，其实质是以美国监管规则施加于整个区域。特点之三是美国以谈判优势强推美国规则。这是美国未来推进自贸谈判的长期策略。

欧日EPA和美墨加协定是今后一段时间，各国实施贸易自由化政策时的两个典型情境。两者力求以市场优势推行其规则、遏制贸易竞争以保护既得利益，区别在于具体规则的设置。

政治矛盾成为妨碍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主要矛盾

主权边界是政治干预经济全球化的基础。经济全球化是一个政治经济过程，必然伴随保护或打破既得利益和争取新利益的斗争，这种斗争需要政治解决。同时，在全球经济格局和政治格局的相互独立、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以及国家集团之间存在根本对立的矛盾，或者部分国家依据局部的利益有意塑造某种政治矛盾，以至于必须以斗争的形式加以解决的情况下，经济合作和经济全球化就失去了发挥作用的基本条件。

经济全球化未来面临三个方面的政治矛盾：一是经济全球化带来资本与劳动矛盾的加深转变成国内政治矛盾；二是经济全球化带来利益链条的全球重组引起的国际间政治矛盾；三是传统的政治矛盾。

经济全球化会加深资本与劳动矛盾，并转变为国内政治矛盾，表现为反全球化运动和民粹主义，对外表现为保护主义政策。经济全球化产生的另一方面矛盾是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对当前发达国家主导且居于优势地位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挑战。经济全球化必然带来价值链重组，必然出现保护与打破既得利益和争取新利益的斗争。这种斗争不是经济手段所能解决的。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后起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更加集中于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

自奥巴马政府实施重返亚太战略以来，国际政治重回大国对抗的老路，政治矛盾再度激化，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冷战思维是近一时期国际政治矛盾激化的根源。制造政治矛盾是美国牟取政治经济利益的惯用手段，经济对抗则是美国开展政治对抗的固定组成部分。传统政治矛盾对经济全球化的阻碍将加大。

经济全球化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存在经济全球化的方向之争

在整体上，全面推进经济全球化面临的最主要矛盾，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发展方向上的根本分歧。

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目的是发展自己，共享人类发展成果。发展中国家一般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富集，但经济科技发展水平普遍低下，经济结构单一，要求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保障其发展权，需要对发展模式的自由选择和更大的自主政策空间，在多边规则中，要求履行相对较少的义务，但又平等地获得他国开放的条件，要求以有保证的规则来纠正全球利益倾向发达国家的、不平衡的分配格局。

发达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根本目的是开拓市场和投资场所，保护利润。发达国家凭借其技术、资本、市场和先发优势，在全球化体系中获得畸高的利益，并力求维持其份额，通过主导超主权规则的制定和运转以保障其贸易和投资利益。

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根本矛盾，经济全球化的整体推进需要某种形式的政治解决方案。

经济全球化中的国际分工和收益分配固化

发达国家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并未明显改善，全球分工体系趋于固化。在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下，经济全球化形成了以发达国家为中心、众多发展中国家为外围的“中心-外围”的发展格局。从全球价值链的微笑曲线变化看,微笑曲线比40年前变得更加陡峭了，这意味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工更趋固化。

经济全球化并未显著缩小高收入国家与大多数中低收入国家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发展不平衡问题仍很突出。1980-2016年，仅有东亚和太平洋区域的中低收入国家的人均GDP水平与高收入国家之间的差距显著缩小，而欧洲和中亚、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中东和北非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四个区域的中低收入国家与高收入国家人均GDP水平之间的差距，并没有明显缩小甚至还有扩大。

自由贸易理论和华盛顿共识，不能解决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分工固化和收益分配不均衡问题。发展中国家要想突破既有的国际分工体系、进入价值链高端、改善自身分配地位，就必须寻求更加务实的发展模式。

经济全球化的动力机制面临严峻挑战

以资本的全球扩张为主导，不断做大全球化“蛋糕”，构成推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主要动力机制。这一动力机制是由三个支柱共同支撑并发挥作用的：一是以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为核心的贸易自由化，二是以市场开放为重点的资本全球化，三是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的全球经济治理。

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进入周期下行阶段，全球化动力机制严重削弱。一是世界经济增长传统动力弱化，对数量扩张型粗放式全球化发展模式形成挑战。二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力量对比发生质的变化，西方主导型全球化推进方式受到挑战，发展中国家整体性崛起，针对全球化收益分配再平衡的要求越来越强烈，必然提出改革呼吁。三是新自由主义为主导的全球化治理理念不适应全球化发展的新格局。

（编辑  杨利红）

 

 

从2018年一季度开始，由于特朗普政府片面追求“美国优先”，奉行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大打贸易战，打破了国际市场按规则开展竞争与合作的传统格局，国际市场大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世界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石油天然气产业发展遇到一系列新问题，我国未来能源安全面临着许多新挑战。

世界油气市场的新变化

全球油气供需总量基本平衡，供需格局已经改变。

2018年，全球生产原油44.5亿吨，比2017年的43.9亿吨增产1.2%；生产天然气3.97万亿立方米，比2017年的3.67万亿立方米增产7.9%。全年原油增加库存2500万吨，天然气富余近200亿立方米。全球石油、天然气资源丰富，常规石油剩余可采储量近2350亿吨，天然气剩余可采储量193.5万亿立方米，按目前消费水平，至少还可以开采40-50年。加上新发现的常规和非常规资源，全球石油、天然气可供使用100年以上。

全球油气市场，已经形成以美国、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为主力的供应主体，欧佩克（OPEC）的影响力逐渐减弱；以中国、美国、印度为主力的消费主体进一步增强。消费增量50%以上在中国，供应增量50%在美国，中美之间在世界油气市场形成最重要的供需关系，中美之间的竞争与合作也已成为全球油气市场关注的焦点。

美国“能源独立”已见成效，进而图谋世界能源霸主地位。

美国凭借“页岩油革命”成功，油气产量近10年来迅速攀升，2018年原油平均日产1095万桶（折算年产5.45亿吨），比2008年平均日产500万桶，翻了一番还多。按照美方公布的数字，实际生产能力每日可以达到1700万桶。2005年美国页岩气产量232亿立方米，2018年达到3600亿立方米，全美天然气产量已超过7000亿立方米。美国从单一的能源消费国，一跃又成为全球第一大油气生产国。美国已制定了一个能源输出计划，企图利用美国的技术优势，制造低油价，拖垮传统的石油输出国，达到美国优先的目的。美国还拉拢沙特，挤压俄罗斯，制裁伊朗，搞垮委内瑞拉，瓦解OPEC，希望以此获得更多的市场，并 恢复上世纪70年代以前的地位，重新成为世界能源霸主。

能源转型的大趋势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清洁、低碳、绿色、高效、安全发展的理念形成基本共识。

由于特朗普高调宣称要退出巴黎协定，彻底推翻了美国前奥巴马政府制定的清洁能源计划，鼓励使用化石能源，全球碳排放2018年略有回升。但从全球的大趋势看，煤炭的消费总量仍然呈下降趋势，美国借助页岩油、页岩气的发展，加速用天然气替代煤，并开始用气替代油，大力推进新能源技术研发。美国能源发展的战略目标是2050年之后，一次能源消费，新能源不低于40%。

世界其他地区能源转型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发展的速度都很快，欧洲已开始用新能源替代石油和天然气；亚洲各国在加快石油、天然气替代煤的步伐；非洲还处在煤、油、气并举的时代，近几年天然气产业发展的速度也很快。世界能源市场虽然发生了一些波动，但从总体趋势看，世界能源转型，正在推动新一轮工业革命向纵深发展，人类正在朝着清洁能源的大目标快速前进。

普遍重视技术创新，提高综合竞争能力。

    导致世界油气市场发生变化的根本动力，是新技术推动能源供应和能源消费两个方面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未来油气产业的发展，已经从“资源主导”、“资本主导”向“技术主导”转型。能源革命的本质就是技术革命，市场竞争首先是技术竞争。世界油气产业向深海、深层、新层系、新领域进军。整个能源领域的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迅速发展，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层出不穷，勘探效率越来越高，开发成本越来越低，产品质量越来越好，新能源替代传统能源的速度越来越快。

地缘关系复杂，风险因素增多，国际油价将会长期波动。

国际油气市场传统的不安全因素主要是供应、价格、运输问题，现实市场的风险因素，除三大传统因素之外，美国因素上升到十分引人注目的地位。第一，面对美国成为油气生产供应大国，传统产油国——欧佩克国家加上部分非欧佩克国家，要“限产保价”保市场；而美国则要实行“增产降价”抢夺市场。为了打破“减产联盟”，美国使用各种手段，企图各个击破，将市场的主动权（即定价权）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目前国际油气市场处在重新洗牌的过程中，所有的产油国都在调整自己的政策，以保护自己的利益（如伊朗出口涨价，俄罗斯增加出口关税，3月19日美国白宫能源报告明确说，美国油气出口已成定局，油价上涨对美国有利）。由于市场竞争激烈，地缘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国际油价时高时低，剧烈波动，这种情况有可能成为常态。中国油气企业进行海外投资时，要特别重视远期风险评估。

上游连年资本投入不足，未来供应安全缺乏保障。

国际市场油气需求呈上升趋势，由于世界经济不景气，增速有所放缓，国际油价低位运行，影响上游产能建设投资的积极性，2014年以来，从年投资7800亿美元，锐减到4500亿美元。由于消费疲软，目前市场供应略大于需求。一旦经济形势好转，产能建设滞后，就有可能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

中国如何应对能源安全

    面对国际油气市场格局的新变化，结合讨论制定“十四五”规划，提出以下六点建议：

加强战略研究，调整产业结构，确保能源安全。我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证明，能源战略是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能源安全虽然不能完全决定国家经济的基本面，但可以产生重大影响。作为经济大国，一旦能源安全受到威胁，国家发展的经济基础就会受到严重挑战。

我国是一个“富煤、少油、缺气”的国家，我们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安全可靠的能源发展战略。当前要重点考虑的问题：一是我国的能源结构，煤、油、气如何优化资源配置，在一次能源消费中各占多少比例，如何协调发展。要重点研究煤和气，从当前形势看，盲目去煤不可能，盲目发展气更要慎重，全面实行气改煤根本做不到。我国不具备“敞开口子”用气的条件；二是如何减排，用什么方法降低碳排放，减少环境污染？三是节能潜力很大。开源节流，提高能效，是我国能源安全最可靠的保障。

加大国内油气勘探开发的力度，提高资源保障能力。习近平主席2018年对加大国内勘探开发过批示，各方面都在积极落实。我国油气资源丰富，由于地质条件复杂，资源禀赋较差，勘探开发技术难度大、成本高，但还有较大发展空间。新中国刚成立时，我国年产原油仅12万吨。针对当时的具体情况，毛泽东主席指示“看来发展石油工业，还得革命加拼命”，加之在苏联的帮助下，找到了大油田，甩掉了贫油的帽子，直到现在年产还能维持在2亿吨左右，成为世界第五大（现降到第七）产油国，这都是前辈们为我们打下的基础。现在，进入新时代，我国发展石油工业还有潜力，看来要“改革加创新”才行。改革就是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吸引更多的投资主体投资油气勘探开发，把各方面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创新就是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只要突破技术瓶颈，我国石油产量还可以上一个台阶，年产量达到2.5亿吨还是有可能的。

我国现在石油对外依存度为70.7%，天然气为43.5%，国际市场风云突变，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过高的对外依存度总是一个让人放心不下的问题。有人说：“世界上油气供应过剩，只要有钱就能买得到。”这种看法，不利于我国能源安全建设，也不符合当前国际能源市场的实际情况。

推进“一带一路”产能合作，建设海外油气供应基地。全球能源市场格局发生了新变化，更加突出了“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一带一路”有关地区石油可采资源量占世界总资源量的63.57%，待发现资源量为21.34%。亚洲地区产销两旺，美国实现“能源独立”以后，对亚洲（主要是西亚）的能源依赖程度大大降低；欧洲能源转型进展较快，对化石能源的需求逐渐减少，美欧联手抵制俄罗斯，俄罗斯的油气出口必然掉头向东亚寻求市场。澳大利亚的西澳地带是唯一能够给中国供气的亚太地区，美、欧甚至东南亚都不需要油气，所以，不管澳大利亚如何跟美国结盟，从市场结构上看，其油气只能卖给中国。中国能源企业要抓住这些机会，积极参与“一带一路”油气资源开发投资，参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动亚、欧、非三地能源市场融合，打造新型的能源地缘政治关系，建立多元、多点、多渠道的油气供应基地，建设我国能源安全的海外屏障。

务实推进中美能源合作，缓解中美关系，优化海外投资环境。美国推行单边主义的政策，改变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一方面我们要积极向内，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同时，我们要努力提高国际化的水平，向外扩大开放。单边主义的逆流，无法逆转全球化的大趋势。要增强自信心，相信有机会扩大中美能源贸易，只要价格合理，可以增加美国油气进口量。这样做既能缓解中美贸易摩擦，也有助于优化海外投资环境，提升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水平。

加强政策指导，大力开发新能源。发展新能源，是保障未来能源安全的根本出路。我国新能源发展已有相当规模，风能、光能装机容量已是世界第一，但由于政策不落实，弃风、弃光、弃水现象十分严重。要加大技术创新的力度，加速分布式能源基地建设，加大政策扶持的力度，推动新能源发展。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建设好油气管网，配套建设好电网、路网，改革能源管理体制，探索建设智能化能源供应和能源消费体系。美国能源独立之所以能够成功，源于其历届政府坚定不移地实行能源独立政策。这一点我们要学习美国。

发展期货市场，扩大国际贸易。石油天然气是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大宗商品，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石油天然气进口国，我们的定价话语全是很低。要通过发展期货市场，发现价格指数，规范定价机制。要在完善油气管网、储气调峰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上，提高公共服务的水平，逐步建立开放统一、竞争有序的油气市场体系。

（编辑  三友）

 

 

对今年经济形势的分析，可以先看全国油、电、煤、运基础供应的情况。今年1至4月份，我国原油产量比上年同期增长了3.9%，成品油、天然气销量分别增长了4.2%和4.1%，电网售电量同比增长2.7%，航空运输和水运的总周转量分别增长6.3%和15.1%。我国经济活动的各方面还是基本向好的。

再看中央企业经营情况。今年1至4月，中央企业的营业收入累计同比增长6.3%。其中有17家企业收入增幅超过20%，44家企业增幅超过10%。同期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0%，净利润同比增长13%。中央工业企业的运行明显企稳。1至4月，工业企业实现净利润同比增长13%，工业企业的净利润额占中央企业净利润的增量比重达到57.2%。从目前的数据看，1至3月整体情况较好，4月有所回落。

国资和国企改革进展概况

习近平总书记在很多场合，对国有企业的地位、作用，以及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做了明确指示。2016年10月，在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通过深化改革、优化调整、创新发展，国有企业逐步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和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点基础设施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产业集中，向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优势企业集中。国有资产规模实力稳步提升，国有资本布局结构逐步完善，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国际竞争力、抗风险能力不断增强。

十八大以后，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工作方面，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完成国企改革顶层设计、形成“1+N”政策体系，十项改革试点以及后续的“双百行动”，区域性改革和综合实点。

国企改革顶层设计与“1+N”政策体系

所谓“1+N”政策体系的“1”，指的是2015年中央和国务院联合下发的《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N”指的是现已出台的30多个配套文件。

配套文件大致有三种类型：一种是“四梁八柱”，就是支撑总体框架的重要政策，这些文件虽然有的是以部委名义发出的，但很多都是经过中央讨论的。还有一种就是推动工作、指导部署的文件。

现在，顶层设计“1+N”已经完成了，关键是落实。在中央深改委的领导下，我们正在逐项检查这些文件的落实情况，并总结经验。

统筹推进“十项改革试点”

在进行顶层设计的同时，国资委统筹推进了“十项改革试点”。目前试点工作处在不同的阶段，有一些试点项目已经结束，例如央企重组兼并试点、国有企业信息公开试点等。有些试点已取得重要成果，例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试点、剥离企业办社会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试点、部分重要领域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试点等。还有些涉及到企业机制层面的试点项目我们还在进一步推进，例如落实董事会职权试点、企业薪酬分配和差异化改革试点、市场化选聘经营管理者试点、推行职业经理人试点等，下一步还要统筹推进。在中央企业集团公司下属的二级公司及以下层面，这些工作推进的力度也很大。

目前，试点已经在25家央企集团、60户央企子企业和部分地方国企梯次展开。“十项改革试点”实际上是进行十项改革，或者是其中某一项，或者是整体的试点。

开展国企改革“双百行动”

从2017年开始推动“双百行动”。企业的改革方案纳入这个行动之后，可以直接报到国务院国企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而不需要自下而上的审批程序，体现了我们对基层直接产生的改革方案的支持。目前参与“双百行动”的企业有444户。国务院领导指出，抓“双百企业”也是动态的。企业积极推进改革的，就可以纳入“双百企业”。

“双百企业”要有“五突破、一加强”的格局。这些企业要在稳妥推进股权多样化和混合所有制改革方面率先突破，要在健全法人治理结构方面率先突破，在完善市场化经营机制方面率先突破，在健全激励约束机制方面率先突破，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方面率先突破。“一加强”是指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党的建设。

为了推进国资国企改革的综合联动，我们还推进了上海、深圳、沈阳的区域性国资国企综合改革试验。通过这个方式，我们系统地去总结一个地方、一个地区的改革经验，在面上进一步扩散。这些工作目前都在积极推动过程当中。

总的看，几年来国有企业改革实现了全面推进，全面突破，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取得了新的历史成就。一是以管资本为主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推动了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职能转变；二是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制基本完成，混合所有制改革稳步推进，灵活高效的市场化经营机制正在形成。三是推动中央企业结构调整与重组，布局进一步优化。四是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得到全面加强。

体制层面：完善国资监管体系

国企改革可以概括为三个大的层面：体制、机制、结构。体制问题是解决国家和企业关系的问题，机制层面是解决国有企业内部的运营机制、解决企业活力的问题，结构层面是在改革过程中不断推动国有经济结构的进一步优化。

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

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

第一，实行清单管理。把出资人的权力、职责用权力职责清单界定出来，清单以内的事项也要减少审批，或事前备案。除此之外，我们每年要做一个放权授权的清单。

第二，强化章程约束。大家都说章程是企业的“宪法”，但实际上很少有人特别关注或明了企业的章程。所以我们要求“一企一策”制定公司章程，规范出资人代表机构、股东会、党组织、董事会、经理层和职工代表大会的权责。企业要严格依照公司章程行使权力、履行义务，强化章程约束，充分发挥公司章程在公司治理中的基础作用。

第三，更好地发挥董事会的作用。出资人代表机构主要通过董事会来体现出资人的意志。要依据股权关系向国家出资企业委派董事或提名董事人选。我们也在配合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来进行这项改革。

第四，创新监管方式。作为监管单位，要按照企业功能分类，进行分类管理和分类授权放权。向企业放权的同时，不能不监管，不能管不住。

改组和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

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的主要职能是推动产业积聚和转型升级，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结构。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的主要职能是通过股权运作、价值管理，促进国有资本合理流动，实现保值增值。

目前一共是21户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现在地方约有100户左右的投资、运营公司。下发“两类公司”的意见和授权经营体制的文件，将更进一步地推动投资、运营公司的改革。

投资、运营公司试点，做了以下工作：（1）根据国家战略的要求，根据国务院和国资委提出的要求，投资、运营公司要重新明确它的战略定位。（2）投资、运营公司进一步调整自身的产业格局。（3）重新确定公司的管控模式，即实行“小总部、大产业”，总部更侧重于战略管控和财务管控。（4）投资、运营公司对下面的参股控股企业要采用市场化的机制，只要符合条件，就要实行混合所有制、争取上市。（5）资本优化，按照重新定位的战略和产业格局进行必要的结构调整，没有必要保留的资产必须退出，把资金投向国家战略急需的产业和领域。（6）加强党建保障。

推进国资监管机构职能转变

   推进国资监管机构的职能转变。一是实现以“管企业”为主向以“管资本”为主的“一个转变”，对国资委的机构职能进行适当调整，更好地适应职能的转变。“两个清单”是指建立监管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三个归位”是指在基层改革中，逐步将企业自主经营决策的事项归位于企业；延伸到子企业的管理事项原则上归位到一级企业；配合承担公共管理职能的归位于相关政府部门和单位。职能转变的四个重点，就是重点管好国有资本布局，规范资本运作，提高资本回报，维护资本安全。

职能转变中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有容错纠错机制。在哪些情况下需要对企业进行容错纠错？（1）以促进企业改革发展稳定或者是履行经济责任、政治责任，社会责任为目标的。（2）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党章党规党纪和国家法律法规没有明确限制或者禁止的。（3）决策是符合程序、贯彻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和“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的。（4）没有为个人、他人或者小集体谋取私利等违规违法行为的。（5）没有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在某种意义上，国资委在追责过程当中也同样遵循了这几条原则。

机制层面：激发微观市场主体活力

激发微观市场主体活力，建立有效制衡的法人治理结构和灵活高效的经营机制。

推进公司制股份制混合所有制改革

首先，推进公司制、股份制混合所有制改革。公司制改革在2018年就基本完成了。我们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很多企业进行公司制改制以后，应按《公司法》操作，国家是以投资额为限，对企业负有限责任。

在《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对不同类别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政策上是非常明确的。对于商业一类企业，原则上都要实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革，积极引入其他国有资本或者各类非国有资本，从而实现股权多元化。国有资本可以绝对控股、相对控股，也可以参股，并着力推进整体上市，稳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于商业二类企业，政策上希望国有资本要保持控股地位。工业类企业也可以采取特许经营，委托代理的方式，也可以积极推进股权多元化，混合所有制改革。

   从目前企业数量来看，实现混改的户数已经占到中央企业总数的70%，其中商业一类企业超过73.6%。如果分层级看，三级、四级企业，以及四级以下的企业，基本上都实行了混合所有制，没有独资企业。2018年全年，新增的混改企业户数有2880户，其中央企1003户，地方企业1877户。这几年，央企对外参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超过了6000户。现在混改是双向的，有央企改制、民营资本进来的，也有央企直接参股民营企业的。

    从所有者权益看，2018年年末，央企的资产总额达到58.2万亿元，所有者权益19.9万亿元。其中，少数股东权益达到7.2万亿元，占36%。这36%的少数股东也有国企之间相互参股的，但大部分是民营资本、社会资本。

从2013年到2018年，中央企业通过产权市场吸引社会资本超过2600亿元，通过证券市场吸引的资本超过1万亿元，其中多数是社会资本。

    从实现形式上看，目前上市公司是混改的重要载体，中央控股的境内上市公司现在已经达到403户，央企资产总额的65%、营业收入的61%以及利润总额的88%，都来自上市公司。

    混改是国有企业发展成果共享的一个重要平台。从利润角度看，2018年全国国资监管系统企业利润总额是3.4万亿元，净利润2.4万亿元。2.4万亿元净利润中，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部分是1.3万亿元，少数股东权益是1.1万亿元。看一个中央企业的效益，不仅要看利润总额，还要讲净利润和归属利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少数股东权益也体现了国有企业混改以后发展成果的共享。

混改已经成为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重要推动力，通过混改，有效推动了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混改已经成为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调整优化的重要渠道。比如说国企退出，可以通过混改，然后逐步将股权退出；混改已经成为国有资本功能放大的重要途径。因为吸收各类资本，不仅带动了各类资本的发展，也能够放大国有资本的功能。

推动规范董事会建设

要建立外部董事占多数的、规范的董事会。只有外部董事占多数，才能进一步实行经理层的任期制、契约化、市场化，才能把决策层和经营层有效地分离开来。中央企业的母公司中，已有83家建立了外部董事占多数的规范董事会，央企所属的15000户二级、三级公司有76%建立了董事会，各省级国资委出资的一级企业已有90%建立了董事会，进展比较好。

要切实落实董事会依法行使重大决策、选人用人、薪酬分配等权利，保障经理层经营的自主权。需要专门提出，法无授权，任何政府部门和机构不得干预。

加大市场化选人用人力度

加大市场化选人用人力度，要进一步推动真正由董事会选择经理人、聘用经理人、考核经理人，对经理人进行奖惩。这种机制和党内干部采用不同的管理方法，要经过党组织推荐、董事会选择、市场化选聘、契约化管理、差异化薪酬、市场化退出。这方面工作，在二级以下的层面做得更多一些，在集团公司层面正在积极推动试点。很多企业——尤其是在市场化程度非常高的企业，已经完全解决了这个问题。

强化激励约束机制

企业内部薪酬分配，要由企业依法依规自主决定。要形成既有激励又有约束、既讲效率又讲公平，既符合企业一般规律、又体现国企特点的分配机制。要建立健全与劳动力市场基本适应、与企业经济效益和劳动生产率挂钩的工资决定机制。

结构层面：结构调整、优化布局

推动布局结构调整，我们做了“四个一批”——巩固加强一批、创新发展一批、重组整合一批、清理退出一批。在当下中美贸易战的博弈中，我们深深地感到，创新发展一批还很不够，这方面工作还需要积极推动。

大家很关注重组工作，包括以钢铁、煤炭行业为重点，压减产能；压缩管理层级、减少法人单位；积极稳妥处置“僵尸企业”；多措并举降杠杆减负债。中央企业目前的负债率在2018年年末达到65.7%。我们到2020年要能够下降两个百分点，当然实现这个目标要付出很大的努力。要加快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今年还要推动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的社会化管理。退休人员一定要实现社会化管理，预计这几年将在试点的基础上积极推进。

（编辑  杨利红）

 

 

中美贸易摩擦让大家真正发现，基础领域是谁也绕不过去的坎儿。从世界发达国家的工业发展史来看，只有基础产业不断变强，才会有整个产业的快速发展。

德国制造业的经验表明，“隐形冠军”是制造强国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制造强国的基石。培育隐形冠军是我国打造制造强国的关键任务。

工业基础是制造强国绕不过去的坎

以往很多人喜欢讲“弯道超车”，以及互联网+、人工智能+、物联网+、智联网+等等；但美国发动这次贸易战让大家真正发现，基础工业对一个制造业大国成功迈向强国的重要性。从目前的现实来看，制造业仍然是我国实体经济的主战场。

目前，中国制造业位于全球第三方阵的格局始终没有发生绝对的变化。2015年，中国的制造强国综合指数是105.18，日本是107.13，我们寄希望于在2016年中日交叉进入第二方阵。但是恰恰在那一年，日本汇率的影响直接导致日本经济的重振，实现了整个日本的崛起。中国制造业一直在努力，我国从2012年开始推进工业强基工程，2015年正式实施《中国制造2025》规划，但迄今为止，我国基础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依然不高。2012年这一比例是11.54%，2017年只有6.91%；而德国2012年是18.77%，2017年是24.65%。

虽然我们与日本的差距在缩小，但日本和德国的差距却在拉大，德国在工业领域的一些实践经验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上，中国能够维持在第三方阵第一名的核心原因并不是我们做得多强、多好，而是我们的规模指数非常大。但与此同时，我国的工业基础仍较薄弱。以汽车产业为例，在2018年汽车零部件百强企业中，中国只有6家，其中最大的企业潍柴为125亿欧元，而德国博世达到467亿欧元，潍柴只有它的四分之一。对于汽车产业来说，没有零部件企业绝对不可能有整个汽车产业的发展。

中国制造业缘何大而不强

世界发达国家的工业发展史证明，只有基础产业变强，才会有整个产业的发展，中国制造业规模巨大，但却难以摆脱“大而不强”的困境。

我们经过梳理发现，中国制造业的结构性优势已经逐步建立。《中国制造2025》规划提出了十大重点领域，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等等，其中目前能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的只有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中的通信设备、先进轨道交通装备和电力装备三个领域（见表1）。

表1 《中国制造2025》规划十大重点发展领域

重点领域	产业	综合水平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集成电路及专用设备	差距巨大
	通信设备	世界领先
	操作系统与工业软件	差距巨大
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	高档数控机床	差距大
	机器人	差距大
航空航天装备	飞机和航空发动机	差距巨大
	航天装备	世界先进
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		世界先进
先进轨道交通装备		世界领先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	节能汽车	差距大
	新能源汽车	世界先进
电力装备		世界领先
农业装备		差距大
新材料		差距大
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	生物医药	差距大
	高性能医疗器械	差距巨大

 

日本著名商业周刊杂志《东洋经济》曾经发表了一份名为《中日50领域的企业实力彻底对决》的报告，认为中国在某一些领域已经超过日本，但大多数领域我们跟日本保持持平或者落后于日本。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究其原因，工业基础企业仍是“阿喀琉斯之踵”。

首先，我国在基础领域的全球差距不断拉大。在制造强国指数上，中国结构优化指数已连续两年下降，与美国、德国、日本依然存在较大差距（见图1）。2013-2017年，我国基础产业（主要包括：基础零部件、数控机床、仪器仪表产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从11.54%跌至6.92%，与美、日、德的差距拉大，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基础材料、基础工艺的制约性日益凸显，已成为制约我国建设制造强国的最大瓶颈。

其次，产业共性技术研发体系无法适应新时代。2017年每百万从业人员中的研发人员数，中国仅为1789人，而美国、日本、德国都接近2万人。德国人说我们的专利数已经超过德国，但实际上每亿元制造业增加值的全球发明专利授权量，我们只有6项，美国有15项，日本是10项，德国是5.75项。我们创新产出效率低。从基础研究来看，2017年全国基础研究经费占R&D的比重为5.54%，占GDP的0.12%；而美国基础研究投入占研发经费的比重约为15%-20%。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对“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的认识还存在一定的误区。虽然我们设立了很多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工程中心，但是设在企业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实验室或工程技术中心，其性质实则为企业的技术中心，并没有为整个行业服务，导致整个技术创新体系的基础创新几近塌方。

第三，从事基础制造业的人才奇缺。近些年来，经济、金融、管理等专业已普遍成为高中毕业生的首选；大类培养的模式导致学生专业能力缺乏；互联网企业挖人现象导致一批企业的高技能人才流失，这是当前一些集成电路企业面临的较大问题；高校、企业的对接“鸿沟”不断扩大。

全面提升我国制造业的基础产业能力，需要多管齐下：

第一，凝聚共识。到底实体经济重不重要？制造业是不是实体经济的主战场？我们的产业基础搞不搞？在这些问题上，我们一定要有共识。

第二，系统梳理和认识中国制造业的短板。我们到底有多少被“卡脖子”的地方，有说4000多项的，也有说700多项的，迄今为止尚没有人说得清楚，这些方面需要我们做调研和详细的梳理。

第三，因事施策。解决基础问题不像别的问题那么容易，需要针对每一件事做一个策略，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地解决。要在发挥市场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所有基础问题都是根源于创新和技术水平问题。

第四，人才和教育是根本。现在我们可以通过实施千人计划，从美国挖回优秀人才。十年以后怎么办？现在高校高质量生源很少报与制造业相关的学科，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十年之后制造业可能真的将无人可用。

隐形冠军的涵义和主要特征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就提出要发展基础产业。德国著名管理学家赫尔曼·西蒙教授率先提出了“隐形冠军”的概念。

隐形冠军是指在制造业的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基础材料、工业软件领域的隐形世界冠军企业。其中，“隐形”是指这些企业的主要产品“隐形”于终端产品内部，不易被人发现，也不易引起消费者关注。“冠军”表明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的某一细分市场中，所占据的市场地位和技术领先程度。隐形冠军是世界级的“专精特”“小巨人”，而非一般意义的“专精特”“小巨人”企业。

从特征来看，隐形冠军的主要业务在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基础材料、工业软件和工业互联网基础（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领域，包括生产制造和生产性服务业；主要产品在某一个细分市场居于领导甚至统治地位，市场占有率居世界前三名或国内第一名，并且全球市场占有率不低于15%；产品技术水平为国际先进水平，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能够代表细分行业的发展水平；自主创新能力强，专利（特别是国际发明专利）数量和研发经费投入均不低于同行业国际领先公司的水平；经营业绩好且稳定提升，年营业额不低于5亿元（某些细分行业可放低）。

隐形冠军是制造强国的重要标志

我们曾经走访了全国各地的几乎所有基础类制造企业，发现中国的隐形冠军企业大概有200-300家，与德国1307家隐形冠军企业相比，差距依然很大。德国能够率先从金融危机中走出来，其强大的装备制造业至关重要。中国历年来巨额设备投资所采购的大量基础零部件和关键设备很多是从德国进口，就充分说明了德国制造业的实力。

以汽车产业为例。从节能汽车到新能源汽车，再到现在的智联网汽车，这个产业看似红红火火，但是国内制造的车辆却“缺心少魂”，零部件主要依赖外资企业或者国外进口，从制动系统到发动机、从电控系统到尾气处理装置，都被德国博世、日本电装、德国大陆等企业垄断；智能网联汽车、无人驾驶汽车的关键零部件和核心元器件也尽数被国外垄断。

隐形冠军是制造强国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制造强国的基石。纵观世界各制造强国，他们都是既拥有若干叱咤风云的跨国公司，也拥有一大批在细分行业里深耕细作多年的隐形冠军，无一例外。正是这些隐形冠军，为制造强国的产品品质提供了保障，也正是制造强国的“强”之所在。因此，对我国而言，促进“专精特”“小巨人”企业成长壮大，培育一大批隐形冠军，是建设制造强国必须完成的重要任务。

隐形冠军企业代表了先进技术。随着产业分工越来越细化，细分市场的技术先进与否直接决定了一个重大工程和重大装备的成败。我国一些地区培育隐形冠军的工作与科技创新、建立创新体系和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工作完全协调一致。如上海市“专精特”“小巨人”企业所在的行业与上海科创中心的“核心产业”高度匹配，吻合度达到70%以上。在苏南“专精特”“小巨人”企业216家企业中，高新技术企业共有201家，占总数的93%。

隐形冠军代表行业高质量供给。产品质量是隐形冠军企业的生命，企业必须以高质量才能保持全球市场的竞争力，能够在国际市场占有率达到第一或者第二。企业在产品、服务质量、技术创新、材料等方面拥有独特的核心竞争力，成为行业内及目标客户心目中冠军地位的主要条件。

链式创新推动培育隐形冠军

隐形冠军的成长模式主要有如下几种：

模式一、按照全产业链，集中推进高端产品研发和产业化模式。

江苏恒神股份有限公司坚持“三全”定位（全高端化定位、全产业化模式、全系列化产品），打造“碳纤维-织物-预浸料-树脂-设计应用服务”的全产业链，成为行业内国内唯一拥有自原丝、碳纤维、上浆剂、织物、树脂、预浸料到复合材料制品的全产业链企业。

模式二、对标世界最先进技术，研发颠覆性技术和产品模式。

例如，上海和伍复合材料有限公司建有国内领先水平的焊接材料研发中心、石墨烯研发中心、石墨烯增强电接触材料研发中心，成功开发出单层石墨烯、纳米银离子石墨烯、石墨烯增强银基电接触功能复合材料等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系列产品。同时，在全球电接触行业首次制备出高导电性、高延伸性、长寿命的银/碳系列铆钉产品，并建立年产量50吨石墨烯增强银基电接触材料示范线，填补了国际空白。

模式三、以高质量产品赢得用户信任，准确切入市场模式。

江苏恒立液压股份有限公司立足于油缸的高质量、高市场占有率，首先选择的突破口是为非主导产品6吨级“小挖”配套的280公斤压力多路阀，经市场认可后，又突破了350公斤压力多路阀的关键技术，从而打开了向业内公认的20吨级中型挖掘机升级的大门，实现了为三一重工、徐工、柳工等龙头企业供货，并成功打入卡特彼勒、日立建机、神钢建机等欧美日系企业的全球供应链体系。

模式四、走产学研合作创新之路，向高端领域进军模式。

宁波柯力传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大学、宁波大学、宁波工程学院、中科院宁波材料所等院校，合作研发新型传感器，建设国际一流的物联网公司。该公司建厂初期是一家做称重传感器的8人小公司，如今已是拥有2000多名员工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年销售额逾9亿元。

模式五、零部件与整车（整机）企业联合创新模式。

上海万泰公司通过与上汽通用公司协同研发汽车发动机关键零部件，不断提升公司的工艺技术水平，逐步形成与整车同步开发的能力，缩小了我国自主品牌汽车零部件产品与外资企业产品之间在一致性和可靠性方面的差距。

为此我们提出：通过链式创新，推动培育隐形冠军。链式创新主要包括全产业链创新和产品的全生命周期创新两个部分。

其中，全产业链创新主要通过产业链上中下游企业协同创新，解决下游不信任上游、上游找不到应用场合的矛盾，以及国产化应用难等问题；创新要素集中投入；以重点产品为龙头，集中该产品的上中下游关联企业，形成“链式推进”的解决方案，实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与此同时，政府的作用应该围绕重点产品构建攻关联合体，充分发挥制度优势；支持具有综合集成能力的第三方牵引重点产品技术进步，做好政府服务。

在全生命周期创新中，企业要推进重点产品的持续创新能力建设，解决产品技术能力滞后、竞争力薄弱的问题，应对颠覆性技术涌现；以产业需求和技术变革为牵引，及时融入传感器技术，将人工智能与基础零部件、基础材料深度融合，实现数据创造模型、模型自我学习；以生产制造为主体，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应用（消费者）、试验验证，协同开展创新。对于政府部门而言，要按照“研发、工程化、产业化”分工合作支持创新，关注资金链、政策链的协同。科技部（教育部）统筹负责国家科研计划，专注于基础研究的经费支持；工信部统筹负责工程化计划，专注小试、中试和试验验证平台建设；国家发改委负责产业化计划，专注产能建设和产业布局。

（编辑  宋斌斌）

 

中国经济从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新旧动能不断接续转换，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出现十大变化趋势。

第一，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第一拉动力。

从2014至2018年连续5年，消费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第一动力。而且，消费品的大众化、排浪式消费，正转向追求高品质、差异化、多样化的选择性消费。2018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8.1万亿元，比上年增长9.0%，增速比上年放缓1.2个百分点，但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76.2%，比上年提高18.6个百分点。过去美国把中国经济定义为出口导向型经济，这个判断对美国政界、政策研究部门影响极深，相当一部分人至今仍这么认为。但事实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现在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国内市场消费。 

第二，服务消费在消费中的比重不断上升。

近年来，中国服务消费一直保持较快增长。旅游、文化、体育、养老、家政等服务消费十分活跃。2017年服务消费占居民消费比重是49.2%，比2012年提高了5.2个百分点，年均提高1.04个百分点。2018年前三季度，服务消费占居民消费比重达到52.6%,消费升级更明显,这同时也解释了2018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下滑的原因。

随着商品消费比重的下降，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明显下降。欧美国家服务消费占比则保持平稳或小幅上升，按照中国过去5年的增长速度，服务消费占比赶上德国只需两年，赶上日本要8年，赶上美国要18年。

第三，生产中生产消费（生产过程的投入品）趋向升级。

2018年，中国全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比上年增长11.6%，与GDP之比为2.18%，比上年提高0.03个百分点。当然，只观察R&D的比值并不全面，在大数据时代，各行各业都在采用数据及分析作为其生产经营规划重要的参考依据，数据已成为新的生产要素被消费。中央政治局就“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进行了集体学习，提出“要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首次明确数据是一种生产要素。

   第四，数字经济成为新兴产业。

以数据为关键投入要素的数字经济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数据就是未来的石油。根据《世界互联网报告2017》，全球22%的GDP与数字经济紧密相关。2016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总量高达22.58万亿元，跃居全球第二，占中国GDP比重为30.3%；美国数字经济规模总量为11万亿美元，排名全球第一，占美国GDP比重为59.1%。

发展数字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的国家战略。2016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加大投入，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互联网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做大做强数字经济，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2017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加快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同年10月，数字经济被写入十九大报告。

中国目前在电子商务、电子服务和金融科技领域位居世界第一。

数字经济不仅是一个概念的变化，它依托数字化、网络化、平台化这样一种形态，生产、消费、流通基本上都在网络虚拟空间进行。传统的GDP的统计方式已经难以覆盖所有的经济活动。比方说，传统的统计方法是按照支出法计算投资流向，作为固定资本形成。但现在的网络空间是平台企业，无形的APP也成了生产工具，怎样体现？所以GDP增减0.1或0.2个百分点的意义已经不大。它对统计学和现有的经济学都形成了挑战。

第五，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正在改变经济结构。

《中国制造2025》指明了中国工业经济结构变革的方向。2018年，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在轨道交通装备、高端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智能机器人、智能汽车、现代农业机械、高端医疗器械和药品、新材料、制造业智能化、重大技术装备等重点领域，组织实施关键技术产业化专项行动。

制造业新动能在逐步增强。以中国高铁、大飞机为代表的高端装备制造业，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薪技术产业保持快速增长态势。Wind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高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1.8%、8.3%和8.8%，成长性均快于规模以上工业产出。新动能推动经济结构优化，2018年高技术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达14.4%，同比提高1.4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16.1%，高于全部制造业同比9.5%。

智能制造成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趋势。2017年7月，国务院正式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2018年11月，工信部发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创新重点任务揭榜工作方案》提出，到2020年，我国在关键技术、计算能力、通信能力、车辆智能化平台相关标准等领域都将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国内人工智能行业快速发展，在基础技术产业中，一些创新企业纷纷涌现。

“智能+”首次被写入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2019年3月1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促进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指导意见》。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这意味着中国推动人工智能为传统产业赋能升级的步伐大大加快。可以预见，人工“智能＋”将成为2019年重要发展方向，也将成为促进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的新动能、新引擎。

人工智能运用广阔。除了安防、金融、医疗等热门领域外，人工智能在港口码头、卫星遥感、制造业等各种传统产业中应用也很有前景。自动驾驶是人工智能领域最具商用前景的落地领域之一。不少科技企业也争相布局新一代智能终端平台。一汽、上汽、北汽、长安、东风在内的中国传统汽车企业都在智能化、自动驾驶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投入。

高技术产业正在吸引高投入。2018年上半年，全球人工智能领域投资额达435亿美元，其中中国的投资规模高达317亿美元，占全球70%以上。根据清科资本的投研数据监测，2018年，全年人工智能行业融资额超过450亿元，相比2017年的260亿元呈现较大幅度增长。

   第六，部分公共品供给成为新兴服务产业。

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变成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发展不充分主要就是在公共品和公共服务方面。所谓公共产品，大体是两类，第一类是交通、城市基础设施（水电气热等），第二类是科教文卫体险（保险），这些产品短缺或供给不足、质量不优，所以满足不了大家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部分公共品的供给，需要引入市场机制才能解决供给不足、不优的问题。要给予消费者选择空间，公共品的定价要有灵活性，这才能吸引更多社会资本进入公共品的生产和供给领域，形成新产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共品既具有福利性，也具有不同程度的商品性，应当恰当分类、区别对待、具体施策，差别定价，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缓解政府投入资金的不足。例如：教育、医疗应实行福利性由政府保障兜底，商品性由政府指导定价和规范市场。公共交通应实行分时、分日、分季节差别定价，体现不同时段的福利性和商品性。这些特殊产业不以盈利为唯一目的，带有普惠性特征，但它需要解决投资回报和企业发展的商业利益问题。

此外，健康产业是融医疗、康复、养老、休闲、旅游为一体的新兴产业。在西方发达国家，健康产业是仅次于金融业的第二大产业， 2017年，美国健康产业在GDP中占比达到17%，中国正在步入老年化社会，中等收入群体占社会阶层的比重不断上升，健康需求日益增长。需要把医疗、康复等具有公共服务特征的供给与休闲、旅游等竞争性服务供给结合起来，通过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创造供给。

第七，湾区经济和城市群的崛起。

中国经济将在粤港澳湾区、上海与长三角湾区、京津与渤海湾区集聚，成为中国经济的中心地区。截止2016年，粤港澳湾区人口数量、土地面积和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均在世界四大湾区首位，GDP总量达到1.38万亿美元，超越旧金山湾区且仅次于纽约湾区。

雄安新区、北京城市副中心也是区域经济集聚的标志。经中共中央同意，国务院批复了《河北雄安新区总体规划(2018—2035年)》，紧扣雄安新区战略定位，有序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打造优美生态环境、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塑造新区风貌特色，打造宜居宜业环境、构建现代综合交通体系、建设绿色低碳之城、建设国际一流的创新之城、创建数字智能之城。

中国的新型智能城市建设引发国际关注。《日本经济新闻》2018年5月20日刊登题为《中国将诞生自动驾驶“新都市”》称，建设新型城市“雄安新区”是中国作为“千年大计”提出的宏大计划，将建设使用新一代尖端技术的智能城市。

第八，新型城乡、区域关系形成。

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的对立，物理化学经济与生物经济的对立，曾是传统的城乡交换以及城乡关系的基本内容。而现在和未来，这些都将发生颠覆性的变化。大城市和经济核心区以智能服务（科技研发设计等）、数据信息、数字经济与公共品生产为主。中小城市以工业经济、劳动服务经济为主；乡村以生物经济和生态经济为主，形成新的三者交换关系。城市与城市轨道交通的发展为城市间的分工协作提供了更大便利，城市间的“通勤”现象日益频繁，意味着服务劳动可贸易性增强，服务贸易进一步拓展。

   第九，乡村振兴出现新的契机。

1.农业必须成为人力资本密集的产业。乡村振兴我们说了很多年，真正乡村振兴首先要解决农业问题，也就是农业应该向哪个方向变。要实行农业经营专业化，培育现代化新型农民队伍。新型农民积极参与合作、信贷和互助组织建设，这些农民应该是现代化高效率的商品农业的劳动者，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人。

2.要支持农业科研推广，建设稳定的科技支撑体系。科研支撑和人才培养是现代农业的基础，是解决资源要素瓶颈约束的重要途径。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科技不同，农业科研及推广对自然条件依赖性大，需要开展定点对比试验，需要长期不断积累。过去我们曾经把农业作为城镇失业的蓄水池来看待，这个观念要改变，否则农业就搞不好。种地应该是最有本事、最有知识、最有技术的人去种，这个产业才有前途。

3.土地整治是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德国的经验表明，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乡村土地利用的结构、布局、功能都会发生急剧变化，仅靠土地市场难以适应这种急剧变化，需要政府以法律、规划、建设项目等方式介入。应赋予中国农村土地整治更完整的功能，将其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平台，推动土地整治与农业规模经营、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景观和环境保护等相结合。

4.创造中小城镇“新节点”。要创造“在乡村生活、在城镇就业”的人口迁移模式，带动乡村地区的发展。1996年中国迈过30%的城镇化率关口，进入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但“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并未出现。今后应在基础设施投资、医疗和教育资源布局、土地指标分配等方面为县城和小城镇发展创造条件，把小城市和镇这个节点做活。

第五，建设美丽乡村，发展生态经济。“村庄更新”提升乡村生活品质，实施以“厕所革命”为标志乡村建设，提升乡村宜居生活品质，创新发展推动乡村“再振兴”。通过实施村庄更新项目，应使大部分乡村形成了特色风貌和生态宜人的生活环境，并推动生态经济发展。

第十，中国与开放型世界经济联系更紧密。

中美贸易战不可能割裂中国和世界经济的联系。2018年中国的货物贸易额是4.6万亿美元，全球是39万亿美元。同时，我们对外投资存量全球第二。

中国和“一带一路”国家的经贸合作，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进展。2017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57个国家新增投资额201.7亿美元，同比增长31.5%，占对外投资的比重升至12.7%；2018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新增非金融类投资达156.4亿美元，同比增长8.9%，占对外投资的比重进一步升至12.8%。

金融合作持续强化。共有11家中资银行在27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了71家一级机构。与非洲开发银行、泛美开发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多边开发银行开展联合融资合作。人民币已经在7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人民币清算安排，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覆盖41个沿线国家和地区。

深化民心相通。中国已与60多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订了文化合作协定，确定了300多个文化交流执行计划，在沿线国家建设了17个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举办境外办学机构和项目85个。

健全“一带一路”对外投资信息平台建设，降低企业对外投资信息的不对称性，以合理引导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方向，推动优势产能向这些国家转移，完善企业在“一带一路”的重点行业及重点区域的战略布局，提高对“一带一路”投资的质量，降低企业对外投资的盲目性。

深化经贸规则合作。中国已与25个国家和地区达成了17个自贸协定。虽然尚未达成与欧盟的双边投资协定，但已与欧洲众多国家单独签署了相关的双边投资协定，而且中国与欧盟已经进行了18轮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取得了积极进展并进入新的阶段，中欧经贸合作的不断深入将加快推进双边投资协定谈判进程。

（编辑  三友）

 

 

20世纪80年代，国外知名汽车企业以合资的形式大举进入中国市场。当时国外乘用车除高档品牌车外，基本上都使用钢制轮毂，对于中国企业来说，用铝轮毂替代钢轮毂的制造还是一个梦想。中信戴卡经历了30年的发展，实现了这个梦想，现已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铝合金车轮制造企业，销量连续十年位居全球第一。中信戴卡是国内铝车轮产业发展变迁的一个缩影，同时也是铝车轮产业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典型案例。

把“戴卡制造”打造成“中国符号”

1988年，时任中信集团副总经理王军在美国考察工厂时，看到了美观、安全、轻型化的铝车轮毂，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王军以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当即下决心引进铝车轮毂项目。在荣毅仁董事长的支持下，当年中信集团在秦皇岛组建了中国第一家铝车轮毂制造企业——戴卡轮毂制造有限公司。

30年来，一代代戴卡人埋头苦干，成就了中信戴卡成为最大的铝车轮和铝底盘零部件供应商的地位。

虽然中信戴卡起步时是行业先驱，但在创业初期一直是举步维艰，甚至面临生存危机。公司成立之初，国内汽车铝车轮还是一个无人涉足的市场，由于产品难以进入国内外整车配套市场(OEM)，戴卡的销售人员身背车轮样品，前往发达地区的汽车配件店进行销售活动。1990年8月，中信戴卡在深圳一家汽车精品店和珠海一家汽车修配厂各拿下100件销售订单，开启了中信戴卡国内销售的艰难历程。到1992年，零售市场逐步打开，中信戴卡开始扭亏为盈。

差异化发展：从零售市场到整车配套市场

随着中国消费者对铝车轮认知度的提升，零售市场逐步打开，国内众多的铝车轮销售企业也纷纷加入到以价格竞争为主的市场竞争之中。人无我有，中信戴卡决定进入为整车厂配套的市场，采用产品差异化竞争策略。

在这一阶段，能否掌握铝合金车轮生产的专业技术，是企业发展成败的关键。虽然欧美国家的铝合金车轮制造技术强，产量质量较高，产品配套完善，市场份额高，但由于生产成本偏高，产能已逐步向亚洲转移。

在此背景下，中信戴卡从国外引进成套设备和技术，对先进技术着力进行消化吸收，使技术工艺逐渐成熟稳定。同时大力培养专业技术人才和市场营销人才，多方拓宽融资渠道，推动公司发展策略的实现。

1993年，中信戴卡建立了完整的销售团队和企业开发中心，激励销售人员开拓国内外市场。继中信戴卡争取到金杯面包车5万只车轮供货合同后，以配套沈阳金杯和北京吉普为标志，中信戴卡正式进军国内整车配套市场（OEM）。中信戴卡成立初期，产品百分之百出口到美国的售后服务市场，因为当时国内还没有装配铝合金车轮。随着国内汽车工业的发展，中信戴卡管理层看到国内市场的发展潜力和效益，果断决定开拓国内市场。

1993年，中信戴卡进军国内OEM市场，国内OEM 和 AM（后装）订单不断攀升。同时中信戴卡精益求新，进行合作研发，争取国外高端整车企业信任，开辟国际OEM市场的拓展工作。不过在1998年前，由于国际高端市场不信任戴卡的技术能力，中信戴卡在技术方面的工作还主要是图纸转换。

在科技创新方面，戴卡公司为进入国际市场进行了一系列国际认证、技术提升方面的准备。 1995 年 11 月获得 ISO 9001认证；1997年3月其开发中心被河北省认定为省级开发中心；1999 年 4 月通过 QS 9000认证；1999年5月建立CIMS研究中心；1999 年 9 月获得VDA 6.1认证。2001年，中信戴卡取得德国奥迪和大众两家公司“A级供应商”资格认证，大踏步开进欧洲市场。2002年2月开始建立欧洲技术中心开始，中信戴卡陆续建立了日本技术中心、北美技术中心，对国外市场的一些汽车车轮项目进行合作研发。

为应对订单不断攀升的态势，中信戴卡首先加大资金投入二期工程，使其超前具备了满足各汽车厂骤增订单的能力。中信戴卡不断攻克难关，终于获得代表汽车行业最高标准的德国奥迪的质量认可报告。1998年，中信戴卡争取到奥迪铝车轮配套的OEM项目，实现了中国汽配为国际著名厂商配套生产零的突破。2000年，公司正式成为德国奥迪车配套供应商，是国内第一家率先进入国内外整车配套市场的企业。2001年之后，站稳国内市场并走出国门的中信戴卡订单需求急剧增加，2002年9月，中信戴卡成功进入美国市场。中信戴卡的品牌、声誉对吸引人才、企业文化建设、融资成本等带来了积极的影响，为公司开辟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相较于AM市场，为汽车主机厂配套供货和同步开发，是对铝车轮企业技术、质量控制等综合能力的重大考验。中信戴卡通过一系列技术创新、人才队伍建设、融资平台支撑等协同配合，在技术开发能力、体系管理标准等方面，迅速补齐了发展短板，实现了重大跨越，达到了全球高端汽车厂客户的标准要求，为公司的未来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开创轻资产发展的商业模式

 进入新世纪，中国汽车工业开始高速发展，中国人拥有轿车的梦想逐步成为现实，汽车销售量逐年大幅增长。

2003年，中国汽车行业出现井喷式增长，汽车零部件行业迎来重大发展机遇。中信戴卡订单需求也急剧增加，公司200万只的产能出现巨大缺口。受制于资金短缺、投产周期长等制约因素，短时间内难以突破产能瓶颈。国内铝车轮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行业竞争十分激烈，如果不能迅速扩大产能，有可能在机遇来临时丢失市场。此时，中信集团领导提出要在商业模式上创新，实行轻资产扩张的集团联营模式。中信戴卡以技术、管理、品牌、市场销售等无形资产出资，以“五统一”(统一产品开发、品牌、技术质量、生产计划、销售)为原则，组建了多家合资企业，形成“本部核心+制造基地”的集团化经营模式，利用自身在行业中的优势地位，与昔日的竞争对手建立战略联盟，成立了以中信戴卡为核心，以合资企业为生产基地的联营集团。通过这一方式，在短时间内实现了产能扩张，满足了市场需求。经过十余年的市场考验，集团联营模式不仅实现了低成本的产能扩张，并发展了铝车轮产品所涵盖的低压铸造、铸造旋压、锻造三大类型、千余个品种。通过这种发展方式创新，中信戴卡迅速拉开了与同行业竞争的差距，快速占领了国内市场，带来经营业绩和国际竞争力的大幅度提升。

2003年到2007年，中信戴卡铝车轮的产量、销量、净利润、资产、营业收入呈线性增加。自2005年开始，中国车轮产品出口首次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车轮出口国。

2005年，美国福特赋予中信戴卡公司Q1认证，并将其视为全球战略合作伙伴；2006年与2007年，美国通用分别将中信戴卡公司确认为全球战略合作伙伴和赋予全球采购特别贡献奖；2007 年，德国大众将中信戴卡公司评为全球优秀供应商。

中信戴卡的科技创新持续引领行业发展，在国际认证和科研工作水平方面，不断追赶国际领先企业。2003年8月，公司获得ISO/TS 16949认证；2003年底，中信戴卡建设亚洲第一条铝车轮锻造线；2004年2月，获得ISO 14001认证；2005年10月研究开发中心被认定为国家级开发中心；2006年5月戴卡成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2007 年，中信戴卡公司产品试验中心落成，并于同年通过了国家委员会 ISO/IEC 1702的合格评定认可。

中信戴卡于2003 年获得的ISO/TS 16949认证，是一项整车生产企业对零部件供应商所要求的基本认证。2007年建成的产品试验中心，是国际上铝车轮检测手段最先进，检测能力最强的实验中心之一。同时，中信戴卡研究中心成为国家级研究中心，通过积极吸引、激励、培训更多优秀的人才，形成轻资产、高端人才聚集、技术创新的良性循环。

 中信戴卡的经验表明，经营理念、发展方式和商业模式的转变，是企业应对市场变化，保持持续竞争力的有效手段。商业模式是一个企业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商业经济关系，必须随着环境和资源条件的变化做动态的调整。通过转变企业发展方式和商业模式是达到结构性改革目标的重要创新手段。

 从“中国制造、全球服务”迈向“全球制造、全球服务”

2007年，中信戴卡启动了股份制改造工作。当年10月，中信戴卡轮毂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成立。股份制改造的顺利完成，成为中信戴卡战略发展的新起点。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全球制造业遭受重创，但中信戴卡凭借自身优势，实现了弯道超越，一举成为世界最大的铝车轮生产企业。

金融危机席卷而至，美国三大汽车厂通用、福特、克莱斯勒相继申请破产保护。从 2009 年开始，国内铝车轮企业先后遭遇欧盟、澳大利亚和印度的反倾销调查。这些反倾销调查对中国的铝车轮出口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国际OEM市场萎缩，造成铝车轮业60%产能大量闲置，大批铝车轮厂减产或倒闭。2009年8月，欧盟贸易委员会决定对中国出口欧盟的铝车轮发起反倾销调查，位列中国铝车轮出口第一的中信戴卡被欧盟排在调查名单的第一名。欧盟反倾销，造成中信戴卡欧洲市场订单大量损失，并直接影响到在华欧系车厂产品的开发和市场份额。一直以来，由于缺乏海外“根据地”，中信戴卡不论在技术研究、产品开发、工艺质量、内部管理，还是市场营销、售后服务方面，都与国际市场要求有较大的“隔阂”，不利于中信戴卡参与国际竞争，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自身转型发展和抗御未来市场风险的能力。

面临以上困难，中信戴卡采用了技术抢单、规模跨越模式。

首先，利用轻资产联营模式和工艺技术创新提前抢单，获得产量规模化发展的机会，有效地规避了风险。2008年后，公司加大轻资产产能扩张的力度，先后以联营的方式与多家同行业企业开展合作，发挥以中信戴卡为核心、以合作企业为生产基地的联营集团的重要作用。同时，加大研发投入，中信戴卡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3%-4%左右，大力开展工艺技术研发，着重铝车轮制造的尖端工艺；利用博士后工作站整合国内行业顶级专家聚焦行业技术难题。2009年，中信戴卡锻造线技术团队通过大量的研发实验，探索出制造高端锻造车轮的技术工艺，公司拥有完全自主研发的车轮表面光整技术。在金融危机中，中信戴卡虽然个别月份订单下降，但由于前期在获得订单、占领市场制高点以及在企业认证、生产工艺技术研发方面所做的努力，使得企业在全球汽车市场恢复增长时，迅速抓住了机会，全年整体销量不降反升，成功超越竞争对手，成为全球最大的铝车轮企业，实现了跨越式增长。

第二，中信戴卡公司获得国际化企业的国际声誉和全球行业地位，对吸引高端人才、融资成本降低等方面带来了更多积极的影响。

通过对未来市场形势的准确判断，中信戴卡以极大的勇气和责任意识，继续全力支持全球客户，并与联营企业继续保持紧密的合作关系，共同抵御市场风险，度过危机，体现了国有企业的担当。公司在危机中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其效果在危机过后迅速显现，公司市场份额迅速提升，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铝车轮企业，与全球客户之间的合作关系更为紧密，同时也锤炼了公司的商业模式，增强了凝聚力和竞争力。中信戴卡逆势飞扬，在销量、净利润和销售收入等方面持续上扬。在工艺技术不断改进的同时，2010年以来，中信戴卡的订单已超过公司可能满足的最高产量。

2011年，中信戴卡成功收购德国KSM铸造集团100%股权，大大缩短了国内铸造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之间的差距。公司制造的范围，从单一铝车轮产品拓展到汽车动力总成部件、底盘零部件、转向系统、车身零部件、动力总成等，同时，对德国KSM先进技术的吸收引进，极大提升了中信戴卡在全球轻量化汽车零部件市场的竞争力。

在收购阶段，提升了中信戴卡的资本运作能力和国际化管控人才，这成为企业发展的关键要素。中信戴卡完成对KSM的股权交割之后，当务之急就是要解决双方的融合和管控问题。中信集团王炯等领导希望，中信戴卡及新成员KSM作为集团核心制造板块，在技术发展、商业模式创新以及企业价值提升方面有新的作为。

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中跨文化管理的成功经验并不多，而KSM又是一家比中信戴卡历史更久、品牌更响、技术和市场经验更丰富的德国企业，对它的管控是难度更大的课题。戴卡董事长徐佐认为，取得理念价值共识是开展后续工作的基础和最大前提，因而提出“One world  One  team”的理念。在此基础上，双方共同谋划经营管理方式、未来发展战略和业务发展方向等关乎双方重大利益的事项。在经营管理方面，中信戴卡提出了“胸怀管控与制度管理并举”的经营理念，尊重对方文化背景，提升管理弹性。坚持全球化思维、本土化运作的经营思路，保留KSM原有的管理方式，而不是把自己在中国行之有效的管理模式生硬搬套到德国KSM，每年在中国开董事会、监事会，讨论重大事项，着眼长期发展。在2014年底，制订了五年规划——“KSM2020发展战略”,不断提升企业的竞争力。

2011年10月以来，双方积极进行技术交流，内容涵盖前瞻性铸造技术研究、工艺研究以及行业前沿新材料的应用，技术交流近200人次。KSM累计专利申请114项，专利注册68项，新增专利22项，连续两年荣获“德国中小企业创新100强”殊荣。2012年，KSM成为唯一获得德国联邦政府“环境保护企业”奖殊荣的铸造企业。着眼于KSM的国际化布局，在原有的欧洲生产基地基础上，中信将生产基地扩充，中国的秦皇岛KSM工厂于2014年投产，KSM高管团队称赞其比德国本土工厂制造技术更加先进；美国KSM工厂也于2015年顺利投产。中信戴卡通过并购及引进技术，提升中国轻量化汽车零部件生产水平，实现德国研发、全球制造。KSM的生产基地扩展到全球，也实现了客户市场的有效开拓，突破了KSM欧洲制造、欧洲供货的局限。特别是KSM秦皇岛工厂及成都工厂的建成投产，快速提升了中信制造的能力和水平。

2015年5月，在KSM北美谢尔比工厂生产爬坡关键时期，中信集团王炯总经理专门对其生产运营进行远程调度，解决其遇到的实际困难和问题。每一个新的生产基地都成为当地制造业升级的标杆工程，受到当地政府和民众的欢迎。更为重要的是，戴卡从市场国际化转变为真正的国际化大型零部件企业集团，实现了从管理、研发、制造及市场的全面国际化，带动了中国汽车零部件产业追赶世界的脚步。

2011年到2017年，中信戴卡公司的产量、销量、净资产、营业收入、利润持续上扬。2017年末，中信戴卡已成为全球最大的铝车轮供应商及全球最大的铝制底盘零部件供应商，在全球汽车零部件100强中排名第71名。铝车轮年产能超过6000万件，销售收入约300亿元，客户涵盖奔驰、宝马、奥迪、丰田、通用、福特等几乎所有世界一流汽车制造商。铝车轮产销量连续10年全球第一。

 2011年，中信戴卡的研发团队达到300多人，承接客户同步开发的项目400多项。2012年12月，成立了工程技术研究院；2013年，工程技术研究院组建了华东研究分院和东北研究分院；2014年组建了KSM项目开发部；2015年成立院士工作站，同年进入戴卡智能化数字制造系统“DMS1.0”时代，海内外授权专利数量位居全球铝车轮行业第一；2016年，工程技术研究院组建了KSM工艺部、材料研究中心、工程仿真中心、前瞻技术研究部；2017年公司成立了创意设计中心。中信戴卡开始进入创新引领多元国际化模式。

第一，以科技创新为引领，驱动企业经济高端、高品质、高诚信发展。目前，中信戴卡已经形成有特色的行业集成产品开发体系，研发制造满足客户各种不同需求的铝车轮。同时，建立了系统性材料研究体系，产品研发能力、工艺研发能力、试验检测能力、技术管理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前瞻技术研究能力持续提升。公司还建立了促进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的体制机制。

第二，2016年制订了“十百千人才工程”，并配套执行 “领航计划”等一系列人才发展计划。除总部的工程技术研究院外，公司目前还在北美、欧洲和日本，以及国内的长春、上海等客户集中的区域分别建立了研发分支机构，初步完成了全球化研发机构的布局。

第三，面临新的挑战，中信戴卡通过资本外溢，在海外建厂、海外并购，规避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所谓“反倾销”带来的风险，走向多元化、国际化发展新阶段。2011年并购KSM铸造集团，缩短了中国和世界先进铸造技术之间近15年的差距，成功将产品线拓展至汽车轻量化铝铸件领域，形成了以车轮、汽车底盘配件、动力总成部件、车身部件等多元产品组合，以及以装备制造、产品表面处理、模具制造等服务支撑业务的新平台。目前，中信戴卡销售收入超过50%来自海外，拥有近一半海外员工，产品销售国际化、生产基地布局国际化的大型汽车零部件企业集团已初步形成。

第四，充分利用公司品牌声誉，吸引科研合作团队、吸引高端人才、吸引投资、降低融资成本。公司强大的品牌和能力已经反作用于人才、资本、科研要素。目前已形成良好产学研合作氛围，放眼全球吸引国内外人才，积极影响和利用供应链金融引领行业发展，初步形成了不易复制的竞争优势，体现了公司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从“最大”到“最强”的转变。

第五，完善供应链体系。铝车轮行业上游供货商是大型的工业原材料企业，如电解铝生产商，它们负责生产基础原材料；其下游是汽车整车厂商和售后服务厂商，它们对铝车轮行业的产品质量和创新能力有严格的要求。由此，铝车轮企业需要不断提升自身领域内的技术研发能力、生产组织和管理水平，不断使其下游的汽车厂商客户多元化，以增强其在产业链中的谈判能力，提高盈利能力。铝车轮行业内企业与其他上下游企业的实体经济，通过品牌、规模、声誉相互成为对方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从而实现产业链实体经济的协同发展。

铝合金车轮供应体系基于行业本身所具有的生产复杂性及专业化特征，并满足汽车厂商对于服务质量的严格要求，逐步形成金字塔式的多层级供应商体系结构。对于行业内部企业而言，由于技术特色、人力资源特色和资本投入特色不同，形成优势差异化和市场错位发展。

现代企业的竞争能力已经不再是同层次企业之间的竞争，而转变为产业链联动的市场竞争。铝车轮行业的发展必须保证整个产业链上的所有企业都能够有效运作。

中信戴卡的发展中，经历了“产品差异化、开拓OEM市场、集团化商业模式创新、产业规模跨境发展、多元国际化”五个发展阶段。

从2011年全球制造布局的版图不断扩大开始，中信戴卡的国际化步伐骤然提速，进入第五个发展阶段即全球化、多元化发展阶段。在过去7年多的时间里，中信戴卡在完成全球生产基地布局、全球销售网络布局、全球研发技术布局、全球管理中心布局的版图上不断扩充。

    2016年5月，北美铝车轮绿地工厂第一批产品向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发货；

2018年9月，中信戴卡摩洛哥铝车轮工厂正式开工建设,在“一带一路”的发展平台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2019年，KSM全球管理中心正式搭建，进一步提升了中信戴卡的国际管控能力。

KSM北美工厂以及在建的墨西哥工厂，拥有海外员工3000多名，占员工总数的50%。从乘用车、商用车车轮的生产到F1赛车车轮研发制造，中信戴卡用实践证明了中信制造走向海外以及迈向全球顶尖制造领域的能力。中信制造逐渐成长为中信制造海外腾飞的新力量。

并购只是中信戴卡全球生产基地布局的第一步，而海外绿地建厂则是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最大考验，也是中信戴卡全球生产布局的必由之路。

目前，许多国家把目光纷纷聚焦到制造业发展上来，特别是美国，加速推动“再工业化”和“制造业回归”，并加速改变美国的全球制造业格局。与此同时，我国的经济环境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要素成本上涨、人口红利、资源等优势逐渐丧失。为应对新的变化，政府积极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引导制造业转变生产发展方式。面对国际竞争趋势，中信戴卡进一步推动“走出去”战略，到海外去建设生产基地。

在中信戴卡的出口份额中，北美市场始终占全部出口份额的50%以上，是中信戴卡最大的海外市场。多年来，通用汽车、福特、克莱斯勒、北美本田等美国客户，一直希望中信戴卡能够到美国建厂，提供本地化供货服务。同时，随着中信戴卡产业园竣工投产、铝车轮一号线升级改造、宁波戴卡的建设运营、成功收购KSM等，中信戴卡的技术研发、生产制造、装备制造、国际化管控能力有了明显提升，到美国去建设铝车轮厂的时机已经成熟。2014年，中信戴卡启动了北美铝车轮工厂投资项目。

2014年11月，经过近一年的项目论证和安排部署，中信戴卡确定了在美国密歇根州格林维尔市建厂。这个项目是中国汽车零部件在美国最大的投资项目，项目总投资为1.5亿美元。在全球汽车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建设工厂，中信面临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不仅要有敢为天下先的勇气，还要有扎下根的能力。

面对北美建厂的“考题”，王炯总经理提出，要把我们的新设备、新技术以及可以发挥的资源优势集中用到这个项目上。要提升管控能力，关键是进一步破解跨文化管理的难题。为此，中信戴卡提出了“管理技术新，设备工艺稳，数字智能化、全球新标杆”的建设目标。

中信戴卡成立了北美项目管理部，实现多部门协同，克服重重困难。密歇根州当地政府在能源成本、税收等方面提供了优惠条件。

在北美戴卡海外人员培养和管理上，中信戴卡力求以文化凝聚共识，推动企业的发展。各个国家的文化背景不同，融合方式要随当地情况确定。与KSM德国文化融合不同，在北美戴卡的文化建设中，将西方工业文明与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结合的核心价值理念“仁（凝聚）、义（担当）、礼（合规）、智（创新）、信（诚信）”向北美戴卡员工输出。基于价值的共识和文化认同，为推动项目按计划落地提供了最坚实的保障，中信的文化精神在北美戴卡得到弘扬。

中信戴卡在北美戴卡的工厂设计和生产流程方面运用了诸多独创的先进技术和装备，全部采用由本部设计生产的自动化铸造机设备和智能化机械手。同时，引入中信戴卡自主研发的数字智能制造系统（DSM）,实现了对生产运营中的“人、机、料、法、环、数”实时显示。在中国本部办公室，就可以看到北美戴卡生产的实时数据，实现了跨地域、跨时差的生产信息反馈和生产状态跟综，方便了本部与北美的互动和资源调动，实现了智能化制造水平的行业领先。为做好运营管理，中信戴卡设定核心生产运营指标，对北美戴卡指标完成情况进行全方位支持，并运用对标管理的方式对北美戴卡进行生产管理。功夫不负有心人，2016年2月， 北美戴卡工厂涂装线、机加工序一期如期完成，生产出首件成品。2016年5月，北美戴卡向美国通用发了第一批货。中信戴卡着力将北美戴卡打造成全球领先的铝车轮制造标杆厂。

2016年至2018年，中信戴卡向北美戴卡派出专业技术工程师200余人次，“成建制”团队支援北美工厂，他们在北美戴卡进行现场管理，和美国员工共同奋斗。中信戴卡以多年积蓄的能力，成功建设了北美戴卡，全方位提升了中信戴卡的体系能力、产品开发能力、装备研制能力和国际化管控能力，把过去立足于中国本土制造、全球销售的中国零部件企业推向全球先进制造、全球配套服务的更高领域。

2018年，中信集团董事长常振明视察戴卡北美工厂，高度评价了该厂智能化制造水平和取得的经营成果，为北美戴卡题词“美国戴卡、卓越制造、中信名片”。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铝车轮生产国，2017年产量为11015万只，约占世界铝车轮产量的57.8%，其中一半在国内销售，另一半出口到国外，出口部分一半以上是销往美国市场，销往美国的铝车轮产品金额达22亿美元。当年，中信戴卡铝车轮在国内市场占有率约48%，在国际铝合金车轮市场份额为30%。

改革开放40年，炼就了中信人全球化发展能力和国际文化的视野，北美戴卡的健康运营，为我们应对贸易危机提供了宝贵的时间和空间。中信戴卡率先在中国大陆开始生产铝车轮以来，经过了30年的探索、实践以及经验积累，掌握了先进的制造技术，领先的管理能力，优秀的企业文化，成功实现了“走出去”发展战略。

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形势严峻，中国铝合金车轮出口被列入追加关税名单。这给中国铝车轮行业发展带来巨大的挑战，也给中信戴卡带来了直接的冲击。

F1赛道检验“中信制造”

    与国际先进制造对标，展现国人的工匠精神和中国制造的新形象，不得不提到中信戴卡作为中国汽车零部件企业创造的一件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事件，那就是中信戴卡成为威廉姆斯车队2018赛季的车轮供应商，使中国汽车零部件企业在国际汽车顶尖制造领域实现零的突破。

经过30年的发展，目前中信戴卡年营业收入近300亿元，实现了“地球上有汽车的地方就有中信戴卡的产品，有主机厂的地方就有中信戴卡人的足迹”。在注重规模、速度发展的同时，中信戴卡清醒地认识到，作为行业领先者，更重要的是不断创新，自我革新、提升发展质量，为“中信制造”腾飞提供持久的动力。那么，中信戴卡的研发制造能力是否能与世界顶尖制造“比肩”？2018年，F1赛道带来了验证的机会。

F1代表了世界汽车制造领域最顶端的技术。从后置引擎发动机到空气动力学的运用，F1以技术革新追求着极限速度，引领着汽车制造技术的革命。随着F1赛事逐渐成为影响全球汽车文化的体育盛事，很多中国品牌企业以赞助商的身份出现在赛事中，但是60多年来没有一家中国企业以制造厂商身份参与其中。2011年以后，随着工程研发能力和试验制造能力的提升，中信戴卡不断尝试与国际知名车队建立联系，不断谋划并推动在新材料运用、结构优化、轻量化研究等相关方面的创新。闯入赛车制造领域成为中信戴卡的目标，并作为“中信制造”的责任和使命。

汽车零部件供应商与F1车队之间的合作，并不是简单的商业性合作，而是一种更加紧密的技术合作，需要汽车零部件企业有足够的实力和极高的商业诚信度。2016年，得益于中信品牌的国际影响力、美誉度以及中信戴卡扎根汽车零部件制造领域28年的不凡成绩，威廉姆斯车队伸出了橄榄枝，与中信达成合作共识。7月26日，中信集团总经理王炯与Claire Williams女士在英国签署合作协议，共同开发威廉姆斯2018赛季车轮，这标志着中信戴卡成为第一个进入国际顶尖汽车制造领域的中国企业。

经过40年的发展，威廉姆斯车队成为拥有超过600名顶尖工程师，战绩彪炳的F1老牌劲旅。他们创造了F1历史上最快的换轮世界记录1.92秒，对车轮有着上百项严苛的技术标准，特别是对车轮的韧性、强度和轻量化有着近乎极致的要求。中信戴卡充分发挥技术研发积累和研发试验能力，用精密的研发数据和产品体系标准，与威廉姆斯紧密沟通，从产品设计、材料性能、微观组织分析、强度分析、风阻优化、试验测试等诸多方面开展工作。

从2017年1月项目研发开始，到11月第一批合格的10只车轮发货，在短短的11个月中，中信戴卡的工程技术团队经历了一场极限速度、极致质量的挑战。双方往来邮件达2500余封，现场交流100余次，工艺优化及技术改进200余次。经过不懈努力，最终通过匈牙利站的试车，完成预定交付任务，这给威廉姆斯车队带来意外与惊喜。也正是在威廉姆斯产品标准体系的引领下，中信戴卡进一步完善了车轮研发制造体系，将工程技术研发能力提高到新的水平，成为中信戴卡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新成果。2018年，威廉姆斯车队赛车搭载着中信戴卡车轮在赛道上飞驰，在中信人及更多世人的注视中呈现了中信制造的新速度。

改革开放40年，锤炼了中信人国际化的视野和自信，中信戴卡人紧紧抓住国际化发展的机会与空间，千锤百炼，厚积薄发，不断提升国际竞争能力。中信集团董事长常振明和总经理王炯为中信戴卡人“点赞”。他们说，中信戴卡人没有辜负历史，也没有辜负实业报国的初心和追求，以海外实践的新成果，回应新时代的新要求。贯彻落实中信集团提出的“战略引领发展、创新驱动发展、价值提升发展”的总体要求，为制造强国做出中信人应有的贡献。

创新驱动——打造“未来工厂”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利用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新技术，去拓展新动能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挖掘传统产业中的新动能，新的经济增长点不断涌现。中信戴卡以轻量化技术体系为主线，以轻量化设计技术为牵引，在推动轻量化材料的应用和轻量化制造的同时，产品的安全性也得到不同程度的提升。公司拥有位居亚洲第一的锻造技术，拥有国内首家铸造旋压技术。中信戴卡公司成为同行业专利拥有量最多的企业，也是国内车轮行业新产品开发数量最多的企业，建立了成熟的技术积累和知识管理制度，并不断提高设计和工艺水平。公司拥有5400多项国内外专利，主持和参与制定30多项行业、国家标准，在技术上由被动的追随者转变为主动的标准制定者。中信戴卡拥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并在欧、美、日建有合作研发机构，建有国家级车轮试验中心、车轮行业虚拟工程研究开发中心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除公司总部设有工程技术研究院外，还在北美、欧洲和日本，以及国内一些地区建立了研发机构，基本完成了全球化研发机构的布局。中信戴卡近500位遍布海内外的专家、工程技术人员可以实现24小时不间断接力式协同开发。为进一步加强工业设计和创新能力，中信戴卡2016年建立创新中心，配备数字模拟系统、3D打印机，5轴数控加工中心，以及可以和客户进行整车造型同步效果展示的虚拟现实评审系统，将进一步完善和增强企业的研发能力，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同步开发。以价值链中价值最高的研发和市场销售两个环节为中心，全面带动铝车轮企业价值创造能力的提升。构建大数据驱动的全球智能研发和开放式创新研发平台，实现从概念设计到产品交付的端到端无缝集成。建设覆盖全球的客户服务网，不断增强产品营销和客户服务能力。

中信戴卡不会止步于现在拥有的能力。作为行业领头羊，戴卡人始终关注技术前沿，充分利用“制造+互联网”，全力打造引领制造技术升级和行业未来发展的“未来工厂”。

瞄准“中国制造2025”，聚焦高端智能制造，凭借着在制造技术及数字化、信息化上深厚的技术积累与沉淀，中信戴卡自主开发数字制造系统，并将最新研究成果运用于“未来工厂——铝车轮六号线”的建设与规划，确定了“环境像电子工厂一样安静整洁，过程像涓涓流水一样欢快顺畅，产品像古典诗词一样优美浪漫”的升级目标。

为了实现既定目标，戴卡人将近30年的制造技术经验进行汇集，与设计院、成员公司、著名跨国公司等进行充分交流，绘制30多版布局草图，成立关键技术验证公关小组50多个，从项目筹备到全线贯通近300天，刷新了“戴卡制造”建设速度。

在铝车轮六号线中，自主设计、制造的设备达到70%，实现了全数字化设备、DMS(数据库管理系统)、3.0智能管控、高端定制化生产和非接触式制造、节能环保绿色制造。

书写 “一带一路”新故事

北美戴卡投产运营后，中信戴卡的国际化制造基地布局并没有停止。在合作共赢、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感召下，公司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摩洛哥继续推动中信戴卡铝车轮工厂项目新的国际化布局。

摩洛哥铝车轮工厂项目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中信戴卡将其概括为“解欧洲市场之围、救美国市场之急、占领非洲市场发展先机”。第一，长期受欧盟反倾销的不利影响，中信戴卡欧洲市场份额所占比例有限，需要进一步开拓。第二，中美贸易摩擦给中信戴卡带来直接挑战。经测算，美国加征关税的政策一旦开始实施，中信戴卡每年将多承担1.5亿～2亿美元的关税。且北美戴卡产能有限，戴卡摩洛哥铝车轮工厂对于缓解贸易摩擦带来的冲击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三，近年来，非洲更加注重发展汽车工业，市场前景和发展潜力巨大。已有国际主流汽车厂在摩洛哥等地建厂，这对中信戴卡来说，是不可错过的客户资源与发展机遇。

中信集团领导鼓励中信戴卡将国内已经验证成功的轻资产运营商业模式运用到此项目中，通过商业模式创新和盈利模式创新，提升全球竞争能力。以中信戴卡的品牌、技术、装备制造、生产管理能力和掌控的市场资源，带动社会资本投资的轻资产运营商业模式，将被首次运用到海外项目上，致力于成为“一带一路”国家项目合作中值得借鉴和推广的新典范。

2017年9月17日，中信戴卡与摩洛哥工业部签署项目备忘录。2018年7月27日，中信戴卡与摩洛哥工业部、财政部签订合作框架协议。项目计划分4期完成，到2024年实现全部投产运营，届时将为摩洛哥提供近1200个工作岗位。中信戴卡将践行“先予后取，多予少取，必要时做到舍利取义”的价值观，书写 “一带一路”中信制造的新故事，让五星红旗在中信制造的海外生产基地高高飘扬。

（编辑  碣石）

 

 

 新中国的发展成就，是现代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毛泽东主席在1956年首次提出：到2001年，我们应当对人类做出较大贡献。本文将用更多的数据进行国际比较，把中国放在当代人类发展的视野来讨论。作为一名中国学者，见证并且总结中国发展的奇迹及动因，是我们这代人必须承担的学术使命。

从“一盘散沙”到具有强大的社会凝聚力的世界政治大国

从政治的角度看，新中国完成了从“一盘散沙、四分五裂”到国家的高度统一、各民族的空前团结、具有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同时具有强大的国家能力的世界政治大国。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这一天，毛泽东向全世界宣告：“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

新中国的历史，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甲午战争失败之后的历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中华民族摆脱了100多年以来受帝国主义侵略、欺负、控制的半殖民地的局面，维护了国家安全、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从此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于侵略中国的领土。

中国在现代化历程中，首先必须解决一个核心问题，即必须形成一个中央政府，它有极强的社会整合能力，能够有效地动员和利用全社会资源，在极低的起点，尽快推动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一个国家如何能够具备强大的国家能力，特别是落后国家如何发动工业化和现代化，这是二战后纷纷独立的后进国家共同面临的突出问题。

在中国，只有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根本解决中国内部长期分裂、相互争斗的局面，从而实现国家长期的政治稳定、高度统一、各民族一体多元的空前团结。我这里特别强调的是一体多元，特别是进入现代国家，这个“一体”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多元”就是由56个民族组成，并且采用中国特色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新中国的工业现代化的启动，不能不提的就是1950-1953年的抗美援朝战争。这是我国在赢得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与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进行的一场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的全面较量。在当时，中央下这样大的决心是十分艰难的，也是伟大的。毛泽东不仅考虑当时中华民族的处境，同时谋划着中华民族的长远与未来。当时有人提出美国人手里有原子弹，毛泽东说“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当然，在这一场战争中，中国和朝鲜在与美国的较量中都付出了重大的代价。但是抗美援朝的胜利，为新中国的发展和壮大奠定了和平的基础，捍卫了我国的独立安全，树立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赢得了长期的和平红利。1972年中美关系缓和，1979年和美国正式建交，我国基本上获得了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对越自卫反击战之后40年没有再发生战争。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和平环境，我们才能够实现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建设，直到今天。一个国家从“一盘散沙、四分五裂”到高度统一、各民族空前团结，这不是所有后发国家都能实现的必要条件，但是我们做到了。 

回望1901年的《辛丑条约》，中国在世界上处于极其悲惨的境地。再看今天的“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政治大国。从这个意义看，中华民族复兴的含义，就是在整个民族多次挨打之后，进行了一次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次建设（社会主义建设）和一次改革（改革开放），成为世界大国。这几个历史发展阶段是紧密衔接的，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是在之前发展基础上的飞跃。1971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为后来我们打开对外开放的窗口创立了战略机遇期。由此，中国逐渐进入世界舞台中心，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力量，特别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

 

从世界的“饥荒之国”到世界第一大农业生产国

70年前，美国时任国务卿艾奇逊在白皮书中预言，中国共产党解决不了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所以无法治理国家，只有靠美国人的面包才有出路。毛泽东在《唯心史观的破产》一文中批驳了这种历史唯心论。毛泽东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1]

从1949年的数据，我们就能理解当时中国农业的困难状况。当年中国的粮食和棉花产量分别比历史最高产量下降了24.5%和76%，全国平均每亩粮食单产仅为71公斤，人均占有粮食209公斤，农业总产出比历史最高峰下降了20%，为历史最低点。中国需要解决占全球20%人口的吃饭问题，农业生产就成为现代化起步的一个重要基础。因此毛泽东说，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一定会地动山摇。

从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60年代之前，中国已经成为粮食净出口国，到60年代以后才变成净进口国，这和“大跃进”失败有一定关系。70年代起，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粮食净出口占国内粮食生产的比重趋于下降，从农村起步的经济改革使最穷的人优先受益，极大地发挥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目前，中国主要农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的有12种，居第二位的有2种，第三位的有4种。[2]

中国从1949年的起点发展至今，基本依靠自给自足解决了养活自己的问题，这是很不容易的。中国的粮食单产在1961年低于世界水平，而后一路上升，现在已大大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客观地说，中国很大一部分土地的质量并不好，有大量超过25度斜坡甚至更陡的土地开垦为耕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完全是靠自己的努力来一步步提高粮食单产。中国的耕地面积在1949-1957年是持续扩大的，在1957年达到高峰，而后就开始下降。从那时起，中国农业产量的提高从两条腿走路即扩大耕地面积、提高单产，变成了依靠提高单产一条腿，解决我们这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的吃饭问题。

 

表1 中国与世界谷物耕地面积、产量、单产变动趋势（1961年-2016年）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我国在全世界谷物耕地面积的占比在10%～20%，但是我们的谷物产出大体都在20%以上，[3] 我们有效地利用稀缺的耕地资源，解决了自己的吃饭问题。1994年，美国学者布朗质疑“2030年中国能否养活自己”。我当时写了文章批驳他，告诉他缺少历史知识，他所预测的2030年中国粮食产量相当于中国1973年的产量。在中国农业发展的过程中，不仅有艾奇逊预言的破产，也有我亲眼见证的布朗预言的破产。

我们从农业增加值的角度来比较中国、美国和OECD三个经济体（当然美国也属于OECD）。图1显示，中国从1997年农业增加值占世界的20%，到2015年达到24%。OECD国家从31.9%下降至大体和我们差不多，但是OECD耕地面积的比例远超过中国，我们是在不利的农业资源条件下取得的农业发展，我们也大大超过美国。[4]

 

图1 中美OECD与其他国家农业增加值占世界比重（1997-2016，%）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其他国家指不包括中国的南方国家

 

 

表2 四大经济体农业增加值占世界总量比重（1997-2016，%）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其他国家指不包括中国的南方国家

 

从四类国家人均谷物的产量（见图2、表3）可以看到，OECD国家不仅耕地面积大，而且单产和农业现代化程度也比较高，始终保持比较高的人均谷物产量；而中国基本处于世界平均水平。通过具体数据可以看出，中国的人均谷物产量远高于比我们农业资源更发达的南方国家。很多比我们农业资源条件好得多的国家，比如南非，谷物的单产是很低的。在中国，解决好吃饭问题是一个巨大挑战，70年来我们基本解决了这个问题。当然，我国农业在农业科技等方面的进步，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图2  中国、OECD、其他国家与世界人均谷物产量（1961-2016年，公斤）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其他国家指不包括中国的南方国家。

 

表3 中国、OECD、其他国家与世界人均谷物产量（1961-2016年，公斤）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其他国家指不包括中国的南方国家

 

从工业落伍国到世界第一工业生产大国

发展工业化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必须有一定的资本。从1861年洋务运动到1949年的88年间，中国工业积累的全部固定资产只有100多亿元（1952年价格），当时我们有超过5.4亿人口。中国的基本国情不仅是人口多、耕地少，最重要的是底子薄，“一穷二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5] 新中国刚成立时，人均固定资产只有20多元，工业净产值只有45亿元，人均工业净产值只有8元，占国民收入的12.6%，这就是旧中国留下的极其微薄的工业基础。新中国搞工业化，必须解决建设资金从哪里来的问题。中国不像西方国家靠殖民主义、侵略和掠夺，而是靠自己进行工业化的原始积累。

1949年，毛泽东提了一个“一九开”的说法，把工业的现代化部门、交通运输的现代部门、金融的现代部门、服务业的现代部门加在一起。他在七届二中全会讲到“中国已经有大约10%左右的现代性的工业经济，这是进步的。”“中国还有大约90%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这是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6]，这就是当时的基本国情。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报告上提出中国工业化的构想：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与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和金融等事业。[7] 到1956年党的八大，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都提出这样一个构想：为了把我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我们必须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内，建成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8]

今天，我们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的工业体系。[9] 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提供的资料，按照国际标准工业分类，目前在22个大类中，我国制造业占世界的比重在7个大类中名列第一位，在15个大类中名列前三位，2017年中国有172类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10] 到2018年，我国手机产量达到18亿部，占世界总量的90%，计算机生产量达到3亿台，占世界总量的90%。包括美国人用的计算机、手机，很大部分也是在中国生产的。彩电生产量达到2亿台，占世界生产总量的70%。类似的例子太多了。今天中国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占世界总量比重和在世界上的位次都在不断提高（见表4）。2015年，中国铁矿石产量占世界比重为41.6%，煤炭产量占世界比重为47.7%，粗钢产量占世界比重为49.5%，只有原油的资源条件较差，占世界比重为4.9%。从本世纪以来，中国的工业化开始向绿色化转型，清洁能源占能源消费比重持续提高，从2000年9.5%上升至2018年的22.1%，可再生能源（不包括水力发电）占世界总量比重从2000年的1.46%上升至2015年的17.26%，居世界首位。中国需要的不只是工业化，更需要绿色工业化，这在人类历史上也是巨大挑战，对我们更是巨大机遇。

 

表4 中国主要资源型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的位次及占世界的比重（1949-2015，%）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摘要》

 

按照2010年美元价格计算工业增加值，1997年中国是世界第四大工业生产国，到2011年已经跃居世界第一，2017年中国占世界工业产出的比重为20.8%，2016年相当于美国的1.27倍（见图3、图4）。[11]

 

图3 五大国工业增加值（1995-2017）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制造业增加值、工业增加值占世界总量比重，2000年之前只有5%和6%，2017年已经分别达到24.5%和20.8%（见图4），[12] 还没有达到美国在二战后的最高点，但是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占比已经超过了美国当年的比重。

图4 中国制造业、工业增加值（2011年美元价格）占世界总量比重（2004-2017，%）

       计算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中国在2000-2013年期间，制造业增加值保持了16.7%的增速，而美国只有2.0%的增速。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相当于美国的赶超系数，从25.0%上升至143.2%（见表5）。制造业的快速增长，使中国成为世界当之无愧的工业大国，进而成为新型工业化大国。2017年，我国高科技产品出口占制成品出口的比重达到23.8%，也明显高于经合组织（OECD）的平均比重（13.9%），^[13] 显示了中国在全球高技术产品市场不断增强的国际竞争力。

 

表5 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相对美国的赶超（2000-2013）

            计算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从基础设施落后国到世界现代化基础设施大国

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方面就是基础设施现代化。1949年，全国仅有5万公里破破烂烂的公路，没有什么柏油马路，而二次大战时的德国、意大利、美国已经有了高速公路；我国铁路里程为2.18万公里，还不及印度的一半；只有十几架小型飞机，这就是中国基础设施现代化的历史起点。^[14]

截至2018年年末，我国已基本完成了最大规模的高速铁路网建设（见图5）。这是国家中长期高速铁路网规划到2025年的目标，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已提前实现了这些目标。2018年高速铁路运营里程达到了近3万公里，连接80%以上的大城市，基本连接省会城市和其他50万以上人口的大中城市，高铁运营里程居世界第一，占世界总里程的66.3%。这一指标可能是铁路或高速铁路的历史最高纪录，中国拥有了世界上最大、最快的铁路网。

 

图7  2025年国家中长期高速铁路网规划图

 

中国的公路网2018年已经达到了486万公里，居世界第二，其中高速公路达14.1万公里，居世界首位，^[15] 2017年占世界总里程（36.5万公里）的35.6%。高速公路的发展，也大大地促进了我国区域一体化进程。1991年我去美国学习，刚下飞机看到纽约肯尼迪机场，让我感觉很震撼，当时北京机场只有T1航站楼。而当时中国的高速公路只有500公里，今天高速公路总里程已经超过了美国。衡量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程度要看它的基础设施现代化程度，中国正在构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最先进、最高效（例如海关通过时间）的交通基础设施。^[16]

建设长江大桥是当时的一件大事。1956年毛泽东写下这样的诗篇，“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这是“一五”计划156个苏联重点援助项目之一，在武汉建一座由苏联设计、施工和监理的长江大桥；1968年我们才有了自己设计和施工的南京长江大桥。今天我们的长江上有多少座桥？根据最新的统计，已建和在建的超过200座，还没有包括江底隧道等。中国南北之间的“天堑变通途”，我们今天已经实现了。

我国目前有多少座公路桥梁？1963年是8.3万座，1978年是12.82万座， 2018年达到83.25万座，中国修建的桥梁达到全世界当年修建桥的60%甚至70%，“要想富先修路”，有了路才能富起来，富起来才可以修更多的路。我们现在又通过“一带一路”让更多国家的人民也像中国人民那样富裕起来。

中国是一个地理不平的国度，地理不平又造成经济发展水平不平。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华大地，只有通过基础设施现代化，通过修路修桥实现全国和各地区互联互通，才能重塑中国经济地理。1994年我去贵州，当地最大的问题是“地无三尺平”，除了贵阳到黄果树100多公里的快速公路，既没有公路桥也没有高速公路。但是今天通过基础设施现代化，贵州已经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后来居上。2018年全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6453公里，高铁营业里程1127公里。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是怎样迅速发展起来的？通过这些数据可以告诉国人，也可以告诉世界，这就是中国的现代化道路。

一直以来，我们都认为中国是大陆之国，但是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海洋大国、海运强国。中国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已经连续7年位居世界第一，其中8个港口进入世界前20强，上海港多年成为世界第一大港。洋山港四期7个集装箱泊位，设计年通过能力4000万标箱，这是美国全国之总和。2016年开始使用已经超过了3700万箱，还将进一步扩大。第四期是全自动化的无人智能码头，而且还在美国的长滩港口建了一个小规模的智能码头。美国人做不到的我们可以做到。

我们用国际上更专业的指标“班轮运输相关指数”来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是真正意义上的海洋大国、海运大国。这个指数包含船舶数量、船舶集装箱承载能力、最大船舶规模、服务量、在一国港口部署集装箱船舶的公司数量，共5个指标。计算时取最领先的国家定义为100%，也就是中国2004年的数据，到2018年已经达到了187.8%。同期美国仅提高了13.4个百分点，目前该指数仍滞后于中国2004年的情况(见表6)。这表明了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海洋大国，通过“一带”更通过“一路”辐射到全世界七大洲所有的港口，因为海运承担了全国90%以上外贸货物运输量，也占了世界主要港口货物吞吐总量的1/3以上。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有能力、有意愿打造世界最大的海上丝绸之路，为世界提供巨大的公共产品，促进各大洲、各国、各地区的互联互通。

 

表6 班轮运输相关指数国际比较（2004-2018）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在航空运输方面，1975年中国乘坐飞机的只有100万人次，2017年已经达到了5.5亿人次，2018年超过了6亿人次。我国民航客运量相对于世界的比重，从0.23%提高到13.85%，不过相比美国还有很大差距。中国今后发展民航事业的空间相当之大，作为地级市拥有了机场以后，物流业发展会非常之快。

我国的通信基础设施也实现了快速发展。建国初期，我国通信设备、通信方式和通信手段十分落后，而目前电信业已建成包括光纤、数字微波、卫星、程控交换、移动通信、数据通信等覆盖全国、通达世界的公用电信网，电话网络规模跃升世界第一，电话、互联网用户数跃居全球之首。目前，我国是世界最大规模的信息化社会，是世界最大ICT技术的生产国、消费国和出口国。2001年时，我们还在思考中国如何应对日益扩大的“数字鸿沟”，但是今天我们已经成为数字大国。

从“一穷二白”到“世界最大经济体”之一

我们以1952年为基期，按照不变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指数（见表7）进行纵向比较。2018年，我国GDP是1952年的173.5倍，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是1952年的9.46倍；第二产业增加值是1952年的860倍；工业增加值是1952年的972倍；第三产业是1952年的204.3倍；人均GDP是1952年的70.92倍。

1952-2018年期间，我国GDP年均增速是8.1%。其中，1952-1978年期间为6.1%。1978年至2018年，GDP年均增速9.4%。以人均GDP来看，1952-2018年的年均增速达到了6.7%，其中1952-1978年期间为4.0%。按照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统计，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GDP年均增速超过3%，就可称之为高增长类型。改革开放之后至今，我国人均GDP增长率更是高达8.4%。^[17]

这些数据都表明，我国的经济现代化取得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它最大的受益者是从1949年5.4亿人口变成了今天的14亿人口，这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发达国家经过了200多年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才发展到今天的水平，OECD国家人口总和是13亿人，比我国少了1亿人。我国后来者居上，为二战之后的发展中国家开辟了一条新的现代化道路。

表7  国内生产总值指数（1952-2018）

年份	GDP	第一产业增加值	第二产业增加值	工业增加值	第三产业增加值	人均GDP
1952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978	471.4	170.1	1525.2	1694.0	392.7	280.5
2018	17347.2	945.6	85990.8	97247.5	20431.0	7092.2
1952-2018年均增速（%）	8.1	3.5	10.8	11.0	8.4	6.7
1952-1978年均增速（%）	6.1	2.1	11.0	11.5	5.4	4.0
1978-2018年均增速（%）	9.4	4.4	10.6	10.7	10.4	8.4

计算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编：《新中国六十五年》，第681页；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摘要2018》，第26-27页。

 

再看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一是汇率法，按照2010年不变价格的美元来计算（见表8），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从1960年1.13%提升至2017年的12.69%。^[18] 二是购买力平价，^[19] 按照2011年国际元计算（见表9），中国GDP占世界总量比重从1990年的3.66%提高到2017年的18.21%，^[20] 尽管我国当前的经济增长率有所减缓，但这一比重大体是每年增加0.5个百分点左右。这两种计算结果也都表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一，成为提供世界经济增长最大动力的国家。

表8  中国GDP（汇率法，2010年不变价美元）及占世界比重（1960—2017）

	1960年	1970年	1980年	1990年	2000年	2010年	2017年
中国（万亿美元）	0.13	0.19	0.34	0.83	2.24	6.10	10.16
世界（万亿美元）	11.33	19.12	27.92	37.98	50.06	65.97	80.09
中国占世界比重（%）	1.13	0.98	1.22	2.18	4.47	9.25	12.69
中国居世界位次			11	11	6	2	2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表9  中国GDP（PPP.2011年国际元）及占世界比重（1990-2017）

	1990年	1995年	2000年	2005年	2010年	2015年	2017年
中国（万亿国际元）	1.73	3.09	4.67	7.46	12.74	18.61	21.22
世界（万亿国际元）	47.29	52.85	63.39	76.31	91.37	108.78	116.54
中国占世界比重（%）	3.66	5.85	7.37	9.77	13.95	17.11	18.21
中国居世界位次	5	3	2	2	2	1	1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从“文盲充斥”“人才匮乏”大国到世界人力资源大国

中国现代化最有意义的还是全体人民的现代化，就是要不断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使得所有人的文化素质不断提高。1949年中国的文盲率高达80%，1912年到1948年，中国累计大学毕业生只有21万人，[21] 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1.0年，[22] 大大低于美国8.38年的水平；具有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累计18.5万人，只占全国5.4亿人的0.034%。文盲充斥、人才匮乏，也就是毛主席所说的“一穷二白”的“白”，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23]

今天，中国成人识字率已经超过了96%，15岁以上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了10.23年，是1949年10.23倍。2017年，中国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生在校生达到了2754万人，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了3700万人。这也是中国现代化的人力资本的基础。我们估计，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现在已经超过了1.8亿人，我国平均每年进入大学的学生人数约700多万，再加上各类在校生或者非在校的高等教育类型，人数将超过1000万。这样到2020年，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基本上可以达到两亿人。如果有了两亿大专以上人口，那么无论是经济生产力，还是文化生产力、生态生产力、社会生产力包括国防生产力都将有质的提升。

  从“东亚病夫”到“健康中国”

看人口的健康程度，最重要的指标是人口预期寿命。1949年之前，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35岁左右，低于世界平均期望寿命（1950年为49岁），更不要说像美国（68岁）、日本（61岁）等国；1950年中国婴儿死亡率为200‰，高于欠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175‰）；建国初期，全国吸毒者达2000万人左右，占全国总人口的3.7％。新中国成立后几年内，就全部解决了禁毒问题，这就是我们国家治理的有效性。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不断地发动卫生革命，尤其是第一次卫生革命，在国家还很穷的时期就有效地控制了传染病。当时毛泽东为江西消灭血吸虫病而欣然写作了一首七律诗《送瘟神》。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发展报告》，将中国列为极低收入或者低收入国家，但1980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已达到66.8岁，高于中等收入国家水平（61.0岁），这本身也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奠定了人力资本基础。

到2017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了76.7岁，高于世界平均水平（72.2岁），婴儿死亡率降至6.8‰，也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2.9‰），已接近美国水平（5.7‰）。中国主要健康指标总体上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2016年召开了全国卫生健康大会，国务院印发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我国首次提出全方位、全周期维护和保障人民健康，大幅提高健康水平，显著改善健康公平，明确提出到2030年，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其中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0岁，人均健康预期寿命显著提高。

 

表10   中国、印度、美国和世界人均预期寿命（1950-2017）

注：中国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摘要2016》，第18页；

其他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从世界最大贫穷人口之国到世界最大“全面小康社会”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什么概念？简要地说，就是上中等收入水平社会。我们通过这些数据可以明显地看出来，无论是人均收入还是人均GDP，还是城乡恩格尔系数，以及人类发展指数，70年沧桑巨变：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中国是世界贫困人口最多的国家，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足10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44元，到2018年城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39251元与14617元，相当于1949年的393倍与332倍。[24]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按汇率法计算，2016年人均GDP约为8123美元，居世界（230个国家或地区）第91位，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比例的79.7%。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上中等收入国家。根据OECD年度报告，一个出生于贫困家庭的人，需要经过四至五代（约150年）才能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在中国，仅需要一至两代人就能达到中等收入水平，而且人口规模达到14亿，占世界上中等收入国家总人口（25.76亿人）比重的53.8%。

建国初，我们估计城市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在70%以上，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在80%以上，属于极端贫困类型。到2018年，城市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下降至27.7%，属于富足阶段；农村居民已降至30.1%以下，[25] 即将进入富足阶段。2017年城乡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分别为36.9平方米和46.7平方米。

我国人类发展指数（HDI）从0.225（1950年）的极低水平,提高到1980年的0.456，2017年提高至0.752，进入世界高人类发展组，成为过去40年世界各国中提高幅度最快的国家,1990-2017年平均增长率为1.51%，相当于世界平均增速（为0.73%）的两倍。

再来观察中国和世界减少绝对贫困标准的情况。基于世界银行数据库国际贫困线标准（每人每日支出不足1.90美元），1981年中国有8.8亿绝对贫困人口，到2013年已经下降至2500万人；而世界上其他国家1981年为10.19亿人，2013年降至7.66亿人，减少了3.6亿人（见表11）。中国减贫对世界贡献率达到了75.5%，这说明中国的成功就是世界的成功，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成功。

 

表11 中国与世界减少绝对贫困人口（1981-2013）

年份	中国		世界		中国贫困人口占世界比重（%）
	贫困人口   （万人）	贫困发生率（%）	贫困人口（万人）	贫困发生率（%）
1981	88383.59	88.3	190292.74	42.15	46.45
1984	79060.86	75.8	185859.60	39.06	42.54
1987	66498.12	60.8	174581.47	34.81	38.09
1990	76122.91	66.6	184959.86	35.01	41.16
1993	67554.69	57.0	185460.13	33.49	36.43
1996	51464.57	42.1	166595.80	28.78	30.89
1999	50993.64	40.5	169218.92	28.04	30.13
2002	41040.73	32.0	158750.77	25.3	25.85
2005	24516.75	18.8	132689.36	20.37	18.48
2008	19455.49	14.7	120500.53	17.83	16.15
2010	14991.37	11.2	107732.52	15.56	13.92
2013	2517.33	1.85	76640.66	10.68	3.28
1981-2013变化量	-85866.26	-86.47	-113652.08	-31.47	43.17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贫困线标准为1.90美元：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I.POV.GAPS?locations=CN

 

习近平总书记在脱贫方面作出了庄严政治承诺。可以这样讲，没有一个发达国家、也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敢于作出这样的政治承诺。因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是全体人口、包括绝对贫困人口彻底脱贫的小康社会。中国作为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国家，即将告别人类历史中上百年、上千年延续的绝对贫困，这个意义远远超过了中国自身发展的意义。

从科学技术“空白之国”到世界“创新大国”

建国初期，国内仅有30多个专门研究机构，全国科技人员不足5万人，相当于就业总人数的0.028%，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不足500人。^[26] 1956年，国家制定了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1956-1967），提出要“重点发展、迎头赶上”，迅速壮大我国的科学技术力量，力求某些重要的、亟需的部门在12年内接近或赶上世界先进水平。^[27] 之后又编制过多次科技发展长远规划。

40多年过去了。我们看中国从事研发的人员折合全时人数，2018年已经达到418万人年，相当于美国总数（2014年为135万人年）的3.1倍。我国人口占世界比重已降至19%以下，而2015年我国研发人员数量占世界的比重已经达到44.4%。大量的科技人员是我国最宝贵的人才，人才是第一资源。

1984年，我国制定了《专利法》。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数据（见图6），1985年，我国居民发明专利申请数占世界总量比重仅为0.9%，到2017年已经上升至57.6%，相当于美国总数的4.24倍，相当于日本总数的4.79倍，相当于经济合作组织（OECD）的1.49倍。

 

           图6 中美日及经合组织居民发明专利申请量（1985-2017）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IP.PAT.RESD?end=2017&locations=CN-JP-US-OE&start=1985

 

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知识生产国。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最新公布的数据，在发明专利申请量授权量方面，我国是第一大国。^[28] 在商标、工业品外观设计等各类知识产权申请量方面，也位居世界第一，特别是商标。更关键的是高质量的、国际化的数据即专利合作协定（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PCT），2000年至2017年，中国这一指标的年平均增长率高达28.4%。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 WIPO IP Facts and Figures 2018》，2017年中国PCT达到48900件，超过日本（48206件），跃居世界第二位，排在美国（56680件）之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弗朗西斯·高锐说，中国已经从技术使用者转变为技术生产者。世界技术创新的中心正在从欧美向中日韩等东亚国家转移。

从世界最大的传统农村社会到世界最大的现代城市社会

中国从一个世界最大的传统农业社会，转变为世界最大的现代城市社会。1949年，全国仅有城市132个，城市市区人口3949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7.3%。100万人口以上城市仅有10个。[29] 1978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城市人口国家。经过40年的发展，中国的城镇人口已达到8.3亿人，相当于美国城镇人口数的3.1倍，相当于欧盟城镇人口数的2.1倍，相当于印度城镇人口数的1.84倍（2017年）。[30]中国的现代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城市人口的进一步扩大，同时也包括两亿多农民工变成市民，使得他们享受到的现代化因素和公共服务因素越来越多。

在城市基础设施方面，2016年，用水普及率为98.4%，燃气普及率为95.8%，城市污水处理率93.44%，这些指标在很大程度上都已经接近或者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现在我国的问题主要还是在农村。[31] 目前中国正在加速城市化战略格局，将环渤海、珠三角、长三角三大城市群逐步打造成世界级城市群。

从农村社会到城镇社会，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1992年我国农村人口达到最高峰后，开始持续下降，城乡人口比例原来是二八开，现在已经达到并超过了四六开。短短几十年走完了西方国家上百年或者更长时间的城镇化道路。

1952年，全国城镇就业人数为2486万人，仅占全国总就业人员的12.0%；2017年全国城镇就业人数达到42462万人，相当于1952年的17.1倍，相当于1978年的4.46倍，年平均增长率为3.91%，占全国总就业人员比重的54.7%。我国城镇规模显著扩大，人口集聚效应更加明显，城市数从1978年末的193个增加至2017年末的667个，其中5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数从1个提高至16个，300万-500万人口城市数从3个提高至25个，50万-300万人口城市数从60个提高至271个，50万以下人口城市数从129个提高至349个。城镇化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动力，也是最大的潜力，还有两亿左右的非户籍人口需要成为城镇户籍人口。

从封闭社会到全面开放社会

1950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额为11亿美元，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为0.9%，只相当于美国的5.5%，相当于德国（西德）的23.4%。1978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额为211亿美元，占世界贸易总额的0.8%，相当于美国的6.4%、德国的8%。^[32] 2017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7.79万亿元人民币，其中出口15.33万亿元；进口12.46万亿元，我国连续8年保持货物贸易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我国也将变成世界最大进口国，为世界提供更大的市场。1982年到2017年中国的贸易增长率，无论出口和进口都达到14.2%。同期美国出口增长率是5.9%，进口达到6.7%（见表12）。如何通过进一步对外开放实现出口和进口相对平衡，是下一步的目标。

 

表12 中国、美国、世界货物进出口（1982-2017）

	1982年	1990年	2000年	2010年	2017年	1982-2017年均增速（%）
中国货物出口 （百亿美元）	21.1	51.5	111.3	1486.4	2216.5	14.2
美国货物出口 （百亿美元）	211.2	387.4	784.9	1290.3	1553.4	5.9
世界货物进口 （百亿美元）	1837.8	3444.3	6254.1	14980.9	17498.3	6.7
中国货物出口占世界比重（%）	1.1	1.5	1.8	9.9	12.7
美国货物出口占世界比重（%）	11.5	11.2	12.6	8.6	8.9
中国货物进口 （百亿美元）	16.9	42.4	124.9	1240.0	1740.3	14.2
美国货物进口 （百亿美元）	247.7	498.4	1231.7	1939.0	2360.9	6.7
世界货物进口 （百亿美元）	1771.9	3371.2	6254.3	14581.1	17094.8	6.7
中国货物进口占世界比重（%）	1.0	1.3	2.0	8.5	10.2
美国货物进口占世界比重（%）	14.0	14.8	19.7	13.3	13.8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世界投资国，2017年末，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到1.48万亿美元，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5万亿美元。尤其是开展“一带一路”建设，直接促进了对外投资快速增长，对外承包工程规模迅速扩大，累计签订合同额近2万亿美元，完成营业额1.34万亿美元。^[33] 这是中国最开放的时代，是中国走进世界舞台中心的时代，更是中国对人类和平与发展贡献最大的时代。

从封闭落后的文化之国到开放、先进的中华文化软实力大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已经进入到大发展、大开放、大繁荣的时代。2012年，全国出版图书高达37万种，一年的出版量就大大超过了古代到辛亥革命2000年出版量的总和（20万种）。[34] 中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2004年的2.15%提高到2017年的4.29%，进入了世界文化产业大国前列。我国公共文化事业迅猛发展，到2017年末，全国广播电视节目综合覆盖城乡14亿人口和3亿多户家庭，[35] 广大人民群众以极低的成本享受各种文化服务和个性消费，进入了历史上中国文化建设的最好时期。在国内，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既发扬中国优良的传统文化，也要创作反映时代特征、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化成果。在国际上，坚持“对外开放、以我为主”，积极吸收世界各国文化发展的有益成果，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以我为主，为我所用。

从“一大二弱”之国到综合国力跃居世界前列

古代中国曾是世界文明中心之一。到了近代，中国沦为世界工业化、现代化的落伍者，落后必然挨打。直到新中国成立，现代中国开始崛起，成长为世界政治大国、经济大国。诚如邓小平所言：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大大提高的，才使我们这个人口占世界总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国，在世界上站起来，而且站住了。[36]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建设飞跃发展，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巨变。到2000年，有两个指标居世界第一位；到2010年，有7项指标居世界第一；到2017年，共有11项指标居世界第一，有5项居世界第二，有1项居世界第三（见表13）。这反映了中国进入21世纪走向世界舞台，到2017年，已经进入世界舞台中心。

表13 中国主要指标位居世界第三、第二、第一的年份

 

百年来中国的历史，就是从被挨打、被歧视的世界弱国，[37] 建成世界社会主义大国，进而跃居世界综合国力前列的过程。在近代以来世界性的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中国曾是落伍者，但是后来居上，仅用了70年的时间，就赶上和超过了发达国家200多年达到的工业化、现代化、城镇化和信息化成就，从“一大二弱”之国到综合国力跃居世界前列。当然，这个现代化过程还远未结束，按照中央制定的宏伟蓝图，我们到2035年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2050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中国现代化发展之路，是世界上人口最多、最贫穷、经济最落后的欠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现代化发展转型之路；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继续探索和实践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创新之路；是由十几亿人民，56个民族，以及港澳台地区，海外侨胞共同推动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是中国走向世界强国的和平发展之路。中国的和平发展打破了“国强必霸”的大国崛起传统模式。[38] 其政治意义、社会意义在人类历史上都是罕见的。[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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