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最终落脚点,一个国家现代化的标志最终体现在人的现代化程度、人的文明程度上。经过40多年的发展,我国夯实了物质基础,在过去“四个现代化”的基础上,进入了以人为核心的、贯彻以人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和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的现代化新阶段。因此,国民精神的认识和构建问题是中国式现代化重要的一环,塑造与现代社会相匹配的国民精神刻不容缓

构建现代国民精神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一环

国民精神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自然而然形成的文化、社会心理和行为模式的总和,是社会成员所共同拥有且反复出现的。而现代国民精神的构建意味着国民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等方面的深刻变化和全面更新。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思想观念可以指导实践、推动工作、锤炼党性,在以人为本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国民的政治素养和思想品格是否适应新时代主旋律,是影响国家前途的关键要素。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全面发展全过程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推进,使民主的观念深入人心;建设教育强国、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教育水平实现历史性跨越,使国民素质不断提高、国民思想获得解放;新型工业化的推进让人们有了足够的物质基础,使人们不断思考与进步。[①]

同时,国民精神提升也会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提供不竭动力。当前中国社会处于转型发展期,社会结构深刻变动,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新旧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冲突激烈,表现出积极向上的创造性活力和勤劳、包容、坚韧等正面品质,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起着不可估量的积极推动作用。这些深刻而独特的中华文化也是我们民族经历了无数苦难却能屹立不倒的重要原因。

国民精神现代化塑造会对社会发展产生助力,而和谐社会的建构又可为国民精神的形成提供更加有利的社会环境与条件,二者同向共进,互为基础。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国民精神的塑造

中国共产党对国民精神的改造和国民素质的提高问题十分关注。

毛泽东青年时期曾尖锐指出中国国民精神存在的缺陷,他曾在给朋友黎锦熙的信件中写道,“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用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至今,根种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②]毛泽东早期思想在吸收古今中外养分的基础上,立足先立人再立国的思路,不断探索形成了富有自身特色的思想,提出了以新道德观构建理想新国民,以及具体的国民性改造行动路径——既要进行思想革命,从根本上转换全体国民的思想和道德,又要发展教育。

邓小平关于人的思想塑造体现在他提出的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上。他认为,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③]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四有”新人塑造,对国民精神的塑造进行系统性布局,并且强调了国民精神塑造要从“娃娃”抓起。

进入新时代,党中央高度重视思想道德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④]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站在历史和全局的高度,基于社会现实,把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作为工作重点,进一步扭转社会风气;通过加强对文化、哲学等社会科学的普及,民众思想觉悟、道德素质水平不断提高,对社会不同文化的包容度提升,有力地促进了国民思想的多样性、高质量发展;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科学完整的战略部署,“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目标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中国共产党在持续推进党的事业发展的同时,为国民精神的重塑进行了伟大实践,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的奋斗实践中,不断凝练新的精神素质,并以各种不同的途径、方式将其转化为国民精神的新内涵。最终都成为当代中国人精神素质成长的丰富养料,沉淀为中国人的精神品格。[⑤]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对提升国家综合实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构建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国民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不仅关系我国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定位,而且关系我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⑥]构建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国民精神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应有之义。

我国是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国民精神不可避免地存在沉疴,与现代化的要求不相适应,比如礼制思想与法治观念的矛盾、趋同心理与创新意识的矛盾……这些陈旧的观念不利于实现人的现代化,也不利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培育国民精神任重而道远,更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在社会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中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

1.厚植物质基础塑造现代国民精神。

近现代的一些学者提出,生活习惯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良好的生活习惯只能是空中楼阁,而许多坏习惯都是贫穷的陋巷里的产物。[⑦]现代国民精神的重塑需要适宜的经济条件,推动经济现代化,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内生驱动力。

改革开放后,物质水平的提高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奋进向上的意识,为陶冶中国人的现代国民精神起到了重要作用,使人能够进行自我价值的实现。[⑧]“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我们不断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不断夯实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条件。”[⑨]党领导人民从物资极度匮乏中走向物质精神丰富多彩的新时代,无论是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还是推进共同富裕;无论是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还是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无一不体现出我国经济实力的历史性跃升。

2.传承创新传统文化塑造现代国民精神。

国民精神是文化的外在表现,是人在社会化的进程中社会文化对其产生影响和熏陶的结果。因此,国民精神与文化之间有着密不可分、具体和历史的统一性。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中华文化是与时俱进、不断改善的,培养当代国民精神,我们走了很长的路,从无数仁人志士坚定地发出“铁屋子里的呐喊”,让民众普遍存在的愚昧思想走向有意识的科学和理性,到创造性地改造和创新性地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唯有继续“以不息为体,以日新为道”,中华文化才能在滚滚向前的时代潮流中焕发出无比强大的生命力。

   3.汲取全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塑造现代国民精神。

   开放、汇聚全球性丰富养料的文化是社会发展的助推器。须立足于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着眼于汲取世界各民族的长处,积极学习、借鉴其优秀民族精神文明成果。

   西方社会首先进入工业文明时代并开启了人的现代化进程,其发展为我国国民精神现代化构建提供了参考和借鉴。西方国家以平等为交换基础的商业原则促进了个体意识的觉醒和成熟,独立人格与主体意识、个性解放与自我实现、尊严与宽容、人权与公民意识是其文化的主流。同时,重知识与尚方法的理性精神和客观态度,以及对探索真理的执着为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基础,比如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科技至上主义,对科学研究的投入世所罕见。[⑩]

以英美为代表的原发式现代化为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代表,其发展动力来源于社会内部,给了我们深刻的启发:社会进步应从内部自身需要角度出发,引起内在变革。但同时我们也意识到,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自古以来中华文化都具备积极吸收外来文化、为我所用却不失根本的强大意志力,中国式现代化破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难题,具有吐旧纳新的能力,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也给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带来重要的启示。

   4.完善教育培养塑造现代国民精神。

   教育是培养和改造人的手段,教育造就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人以提高社会发展水平。在人的成长过程中,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缺一不可,三者相辅相成,有的居主导地位,有的造成潜移默化的改变,形成同向合力可发挥对国民精神塑造的最佳效果。

   在课程和教材中渗透国民精神塑造内容、在培养教师的环节加大考核文化育人力度、在学习考试中考察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都应该把提高创新能力、道德教育等作为重点,同时摒弃机械式、单向灌输式的应试教育。国民精神的形成是历史的积淀,教育重塑也必将是长期的复杂的过程,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应遵循教育的规律,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5. 完善政治法律体系塑造现代国民精神。

近现代国民性问题的讨论是在救亡主题关照下的一种思想启蒙思潮,这就决定其必然是与国家民族政治生活相辅相成的命运。[11]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法律制度环境也是推动国民精神塑造不可或缺的条件。我国由具有浓厚宗法色彩的政体向民主政体转型,政治在内容、形式和功能等方面从专制走向民主。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民主政治化方面不断探索,为国民精神塑造提供了良好稳定的社会环境,以及稳定的民主政治结构和民主社会结构。党带领国家和人民深化改革,加强顶层设计,敢于突进深水区,敢于啃硬骨头,深入改革发展各领域的制度框架,在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充分尊重个人权利,提倡社会公平,形成了能保障人民权利、维护人民尊严、促进人全面发展的法律制度体系,使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不断得到强化。

(编辑  杨利红)



* 丁一帆,中国经济时报社总编室。

[①] 敖翔.当代中国转型期国民素质现代性及其建构[D].中共中央党校,2013.

[②]毛泽东早期文稿[M].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73.

[③] 邓小平文选: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20.

[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

[⑤] 陈正良,舒英,王珂.中国共产党对国民精神素质的百年重塑[J].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1,43(04):1-9.

[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198.

[⑦] 张宏杰.中国国民性演变史[M].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

[⑧] 孙念超.国民性的改造与人的现代化[J].船山学刊,2008(03):198-200.

[⑨]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⑩] 敖翔.当代中国转型期国民素质现代性及其建构[D].中共中央党校,2013.

[11] 贾建梅,王新亮.人的现代化与国民性重塑[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7(09):10-11.

 

创新是怎么来的

创新驱动和需求导向推动科创企业发展,是构建新质生产力的一种有用的方法。

科技创新在很大程度上是科技基础理论的突破推动的,由理论来指导实践,同时基础理论的突破与工程的设计实践是互相促进的,科学理论与工程技术不可分离。基础研究和工程技术是互相促进的关系,在工程实践和生活实践中发现问题,提出来科学研究的问题,科学以应用理论来回答它。

跟很多人的直觉相反,科技进步的速度是非常缓慢的。现在的人工智能,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讲了,到现在才有突破。机器学习的算法是在20世纪80年代就突破了,而工程实践要到21世纪20年代,工业界提供了巨大的算力与大量的数据,以及高通量的算力网络,才产生突破进展。

在创新过程中,我们不仅仅需要做科学、做工程,还有很多是艺术、是人文,人文学科和理工科也是紧密联系的。这几种因素放在一起,它最终的作用点,既不是企业,也不是组织,而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单个的个体在其中发挥了巨大的、独特的历史作用。在英美教育体系里面,一直都有liberal arts,而且它被视为教育中最珍贵的部分。技术与科学也叫art,技艺或者艺术。我们讲解放生产力,也是要解放人的精神与自由。

科技工作者如何做创新的工作呢?其中一个方法是借助于科学原理的突破,重估当前的设计假设,从而把原理的潜力释放出来。埃隆·马斯克强调的“第一性原理”,从原理出发重新设计。具体到我们的“广域RDMA(远程直接数据存取),容损RDMA”的工作里面,深入了解工业界过去20年在相关领域的原理级研究并提出自己的框架,然后根据工业界实践经验,重估了设计的假设,扬弃很多老的设计。就好比建房子,地基变了,我们就要重新建房子。

    我们在容损RDMA”领域的原始创新,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例如,我们在缓存资源的占用上只有美国对标算法(DCQCN)的三百分之一,这是上百倍的提升,从而可能支撑10万以上节点的大规模算力集群。在广域RDMA”这个领域,我们彻底抛弃了原有的算法,在2000公里以上长途数据传送测试中,我们的吞吐量是美国技术的10倍以上。这些原始创新是我们支撑东数西算、超算互联网、大集群大算力的基础技术。原理创新的威力是巨大的,原理创新的突破也是很艰苦的。

理论创新、工程创新要与需求契合

科技工作者在科技上的创新,就是创新成功。但从产业的角度,从生产力的角度,创新成功还不够。创新的价值要形成生产力的推动,助力新质生产力,另一个关键在于创新要满足市场需求,尤其是释放市场的潜在需求。从生产力、产业、企业的角度来讲,创新转化成生产力的最大挑战,是将理论创新、工程创新与需求契合,需要企业与企业家们深度理解需求。

    企业贡献社会价值的基本原则是满足需求,创新要在商业上取得成功,就要满足市场潜在的需求。比如大家想不想把盐碱地搞好,愿不愿意装上一个翅膀在天上飞,愿不愿意八个小时飞到月亮再飞回来。这些潜在需求都存在,但是如果没有创新的技术方案,这样的潜在需求就释放不出来。所以,新的生产力、新的产业是通过创新满足潜在的需求来实现的,这是我们对创新驱动,建设新质生产力的一些认知。

    具体到广域RDMA容损RDMA”,国家规划对创新产业化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文件明确东部不建大型数据中心,并且要求把长途网络成本降下来。这样东数西算大规模数据传输的需求就产生了。例如,贵州的天文台有大量的数据,他们的数据是在北京计算的,我们通过跟中国移动的合作,从北京到贵州,把我们高吞吐的“广域RDMA数据快递用上去,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我们跟中信网络合作,从北京到广州的数据传输,取得了100G线速吞吐的水平。经过实地部署的检验之后,现在我们就可以大胆讲,中国要建超算互联网、东数西算、大规模算力集群,我们在工程、技术、产品已经完成了初步的工作,有信心揭榜挂帅,把这个活儿做好,这样企业才能发展起来。

新质生产力的构建是在生态协同中完成的

创新的产业化与新质生产力的构建是在生态协同中完成的,不能仅靠一个企业。美国科技工业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它自始至终,无论是苹果、英伟达、开源,还是Wintel联盟,它都在生态中处于压倒性的优势地位。更难能可贵的是,美国的产业生态是具有多样性的,闭源是一种生态,开源又是一种生态,多寡头垄断也是一种生态,这是美国工业界巨大的优势。反过来看,有一些著名的企业、企业家做的很了不起的创新,但因为当时的(产业或市场)生态不能支撑这一新技术,所以没有成功。比如说电动车一点都不新鲜,20世纪20年代就有电动车;苹果曾经在1990年左右开发出牛顿PDA”,是第一代“个人数字助理”;还有网络工业著名的ATM(异步传输模式)商业失败的案例,都因为生态不适应而失败。所以一个好的技术创新,如果不能适应当下的生态,就不能转化为新质生产力。我们的“广域RDMA容损RDMA”技术路线强调整个生态的兼容,不需要改造中国现有的电信网络,我们在现有的生态里面兼容演进发展,满足行业需求,才有可能成功。

金融高质量发展对新质生产力的支撑作用十分重要。在新质生产力、创新型企业构造中,非常需要一些新的金融方法来支撑。现在美国的风险资本撤出以后,谁来担当中国科技金融创新的领头雁的角色,需要在发展中寻求解决方案。

(编辑  季节)



* 刘运渠,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资深研究员,江苏为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本文根据作者在中信基金会近期举办的“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专题研讨会上的发言编辑整理。

 


 

增加研发投入,以科技进步提高企业生产率和促进产品升级换代,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必然途径。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可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也是克服经济增速下滑,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现弱化的根本

马克思很早就对生产率理论进行了研究,认为劳动时间有两层含义:一是活劳动的消耗量;二是包含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消耗量。意味着通过活劳动的消耗量来测算的劳动生产率是考虑单一要素的劳动生产率,而同时考虑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劳动生产率,则蕴含着预付资本即所有投入要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这其实就是全要素生产率思想的体现。马克思比其他西方学者提出的全要素生产率思想早了大半个世纪。可以说,马克思关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认识,开启了科学探索全要素生产率理论的先河。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经济发展产生一系列新变化,要素投入日趋多元化,全要素生产率概念被正式提出。2018年版《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关于“全要素生产率”词条指出:全要素生产率是产出中投入要素不能解释的部分。这一概念描述简单明了,同时,全要素生产率也可以理解为扣除要素生产率的技术进步贡献率。

我国三个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在不同层面的变化

全要素生产率不仅是实现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也在三次产业增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987-2019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速和贡献率分别为2.81%31.52%(见表1)。

1987-1994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保持较快增速,这一定程度上与改革开放以来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激发,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有关。伴随着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全要素生产率进入稳速增长期。

2005年以来,受投资过热以及阶段性、地区性、结构性的能源短缺影响,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首次出现负数。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国内投资需求疲软,资金主要投向交通基础设施等领域,使得投资的需求与投向错位;加之技术引进难度加大,国内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有待增强等原因,2010-2014年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降至-2.95%。随后在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探底后快速回升,但仍有较大上升空间。

从产业层面来看,我国三次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虽历经波折,但其增速整体呈现波浪式下降趋势。1987-2019年,三次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速和贡献率分别为:一3.47%6.71%、二产1.35%18.67%、三产3.72%32.01%;第二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可见,在新发展阶段,提升第二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成为我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动力及其变化

由马克思对劳动生产率影响因素的分析可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加快技术进步,这需要加强人力资本建设,加大研发投入、引进先进技术等;二是优化要素配置,重点从制度层面解决资源错配问题。1987-2019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依赖技术进步,但在时序上呈现出技术进步-技术效率[1] -技术进步的交替性驱动现象,且三次产业的效果各异(见表2)。

 

2 1987-2019年全国及三次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分解项增长率(单位:%

2004年以前,资本、技术等的引进带来了全行业技术水平的提升,技术进步增速整体高于技术效率增速;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各类要素不断流向效率更高或相对更高的部门,使得我国技术效率增速整体高于技术进步增速。在全球总需求不足等背景下,2005-2014年技术进步增长率的下降成为制约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动因。伴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快速发展,2015-2019年技术进步增速整体超过技术效率增速,技术进步成为抑制我国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1 1954-2019年韩国、日本、中国全要素生产率(以美国=1为基数)

 

2021年,中国的GDP总量已经达到美国的76%,但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仅有美国的40%左右。与其他发达国家日本、德国等比较,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仅仅是日本的63%、德国的44%左右。

中美经济增长、股票市场收益率比较

2 1959-2023年美国GDP增速与标普500指数收益率对比

3 1982-2022年德国GDP增速与DAX股指收益率对比

4 1984-2022年日本GDP与股指收益率对比

 

从以上图表看,美德日股市长期收益水平并没有被经济增速绑定,甚至出现了经济增速下降,股市收益反而回升乃至创新高的现象。

当经济增长中枢下移发生时,短期确实对股市收益形成冲击,但新的中枢企稳以后,美股收益率不仅快速回升,甚至表现得比过去高增速环境更为强劲。从整体股市来看,20世纪8090年代,美国股市的ROE水平尽管有一些波动,但中枢始终维持在12%的水平,并没有像GDP增速一样呈现出降档迹象。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美国GDP增速中枢进一步下降到1.8%,但美股ROE的均值依然维持在12%附近波动。标普500指数的ROE水平略高于美股全市场,但二者趋势一致。过去30年尽管经历了互联网泡沫和金融危机的冲击,标普500ROE依然能快速修复,重回14%的中枢附近。

德国经济减速后,股市收益经先抑后扬,2012年以来的10年平均收益水平维持在10%左右。尽管低于8090年代的水平,但这个收益水平相较英国、法国等成熟市场也是比较高的。

日本经济维持了多年的极低增长甚至负增长,但股市收益仍然在2013年以后展现出了强劲恢复的势头。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从表征上看,当一国身处低收入阶段时,可通过扩大要素投入量,以高速增长的方式摆脱贫困陷阱。这不仅在供给层面表现为低收入国家的生产要素成本低廉且丰富,还在需求层面表现为市场规模随经济发展过程而不断扩张。随着经济发展摆脱“贫困陷阱”,供给层面和需求层面也随之发生系统性变化。我国自2010年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特别是进入经济新常态以来,经济增长动力从要素驱动”的传统增长点转向“创新驱动”的新的增长点。在此过程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尤为关键。

实际上,全要素生产率是在要素投入既定条件下,通过要素使用及其优化配置实现最大产出,从投入产出的视角来看,其本质是技术、人才等要素质量和资源配置效率。而要素生产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稳步提高,即是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重要表征。因此,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这也意味着高质量发展应该不断提高劳动效率、资本效率、土地效率、资源效率、环境效率,不断提升科技进步贡献率,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从国际经验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历程在中等收入阶段停留时间越长,跨越的难度就越大,保持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增长,是一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关键。概言之,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的扩张拉动经济增长,转变为主要依靠要素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带动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是决定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成效及质量的关键所在。

(编辑  季节)



* 范珣,中信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国科开研资本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兼董事。本文根据作者在中信基金会近期举办的“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专题研讨会上的发言编辑整理。

[1] 技术效率:由Farrell1957年提出的概念,指在相同的产出下生产单元理想的最小可能性投入与实际投入的比率。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作出重要部署,提出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统筹能源安全供应稳定和绿色低碳发展,对能源领域的未来发展提出了重要战略安排,也为能源低碳转型发展指明了方向。

以化石能源为主导的能源体系,终将无法满足人类发展的需要。随着能源消费量的不断增长,化石能源的资源枯竭、环境污染、高碳属性,将使人类社会日益接近“增长的极限”。尤其是,随着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不断增加,地球气温不断增高,导致全球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事件增加等一系列严重问题。科学表明,当二氧化碳浓度超过450ppm(百万分之四百五十)时,气候和生态系统的突变不可逆转,将导致各种灾难性后果。因此,二氧化碳的威胁已经被广泛认定为地球面临的最大环境挑战之一。

逐步放弃化石能源,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

按照《巴黎协定》,要把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低于2℃之内,并努力将气温升幅限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1.5℃之内,就必须逐步放弃传统的化石能源,大力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积极向绿色、低碳、清洁能源转型,进入可持续发展的新时代。 

前不久,在阿联酋迪拜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八次缔约方大会(以下简称COP28),再次呼吁各国以公正、有序、公平的方式减少能源系统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在关键的10年中加快行动,以便在2050年实现与科学相符的净零排放

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就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而言,2025年将达到20%左右,2030年将达到25%左右,2060年将达到80%以上,并明确提出,要全面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和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

在双碳目标背景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走上全面绿色转型轨道,风力发电的成本降低了80%,光伏发电成本降低了90%,可再生能源装机已经超过煤电装机容量,风、光、水、生物质发电装机容量均居世界第一,并已成为风电光伏设备和动力电池主要供应国,为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做出了突出贡献。

落实能源革命战略,建立新型能源体系

新型能源体系是以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核能等零碳和低碳能源为主,以传统化石能源为辅,依靠先进科技与工业体系打造的现代能源体系。以此建立相关的技术体系、产业体系、标准体系、市场体系、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等,进而推动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

新型能源体系与现代能源体系的内涵高度吻合,是现代能源体系的“加强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提出,2035年,基本建成现代能源体系。能源安全保障能力大幅提升,绿色生产和消费模式广泛形成,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将在2030年达到25%的基础上进一步大幅提高,可再生能源发电将成为主体电源,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取得实质性成效,碳排放总量达峰后稳中有降。

新型电力系统是新型能源体系的核心,新型能源体系也是新型电力系统的“扩展板”。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新型电力系统发展蓝皮书》强调,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顺应发展形势、响应变革要求,主动实现“四个转变”。即:电力系统功能定位由跟随经济社会发展向主动引领产业升级转变;电力供给结构以化石能源发电为主体向新能源提供可靠电力支撑转变;系统形态由“源网荷”三要素向“源网荷储”四要素转变;电力系统调控运行模式由单向计划调度向源网荷储多元智能互动转变。

近年来,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能源领域的“1+N”政策体系基本确立。我国在坚持节能提效,大力推动风电、光伏发电发展,积极发展水能、地热能、海洋能、氢能、生物质能、光热发电,加快储能技术研发推广,火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提升电网智能化、数字化水平,推动农村发展生物质能,促进燃煤清洁高效开发转化利用,开展二氧化碳捕集、利用和封存试验示范,建立新型电力系统等各个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强有力地推动了能源的低碳转型和高质量发展。

新型能源体系的提出,更加强调能源供应的安全性,各种能源的协同与互补,更加强调能源绿色与低碳发展的导向性。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是建立新型能源体系的总遵循。规划建立新型能源体系,要着力推动能源生产革命、消费革命、技术革命、体制革命,加强国家合作,妥善处理好能源转型与能源安全的关系,传统能源与新能源的关系,碳达峰与碳中和的关系,一次能源与二次能源的关系,推动能源高质量发展,为21世纪中叶如期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碳中和目标,提供绿色、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保障。

全面推进能源转型,助力能源高质量发展

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是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能源产业链上下游、各能源品种、各用能行业和领域。在实际工作中,必须立足国内能源资源禀赋,坚持系统观念和问题导向,统筹发展和安全,稳步推进能源低碳转型与高质量发展。

一是推进风电和太阳能发电大规模开发和高质量发展,要重视西部地区的分布式开发利用和就地消纳。推动中东部地区高耗能产业的梯度转移,力争将西部地区的绿色电力变成绿色产品、形成绿色产业,助力地方经济发展。分布式开发不是分散开发,要充分发挥分布式能源的聚合作用,在一定范围内,形成局域电网、局域调度、局域市场,重视水能以及天然气、生物燃气、氢气等气体能源与新能源的有机组合,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源网荷储”一体化,推动综合智慧能源的健康发展。

二是在推进火电灵活性改造、电网优化调度的同时,要重视将电力系统的“源随荷动”向“源荷互动”转变。风光资源丰富,清洁、零碳、可持续,但具有明显的间歇性和波动性,在加大各类储能、灵活性电源、风光水火互补的同时,也要加强需求侧响应,结合新能源特点,建立价格调整机制,推动实现“源荷互动”或在一定程度上的“荷随源动”。

三是建设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要重视区域电力市场建设。全国统一电力市场,更应是统一规划、统一规则、统筹建设、集中监管,在建设省级电力市场的基础上,还要按照国发〔20025号文件,积极推进区域电力市场平台建设。尤其在新能源富集的东北、西北和西南地区,水、火、风、光、储互济,可以利用地域差、季节差、昼夜差,在更大范围优化资源配置,降低支撑风光发电的系统成本,更好地促进风光资源的远程消纳。

四是在建设新型电力系统的同时,要重视加强全国能源市场体系建设。使煤炭、电力、油气的终端价格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市场供需关系和环境成本。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打通煤炭、电力、油气等专业市场的堵点,完善价格传导机制,畅通专业市场之间的关联。同时,推动绿色电力交易与绿证交易、碳排放权交易的有效衔接,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安全高效、治理完善的能源市场体系。

五是大规模推动风能、太阳能发展的同时,也要重视能源创新发展的科技前沿。2020年,20国部长级能源会议认为,实现碳中和目标的一半技术还没有开发出来。当今科学发展日新月异,技术更迭风云变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

颠覆性技术是一种颠覆了某一行业主流产品和市场格局的技术,可能是全新的创新技术,也可能是基于现有技术的跨学科、跨领域的创新应用。如新一代核裂变/聚变发电、固碳技术、天然气水合物、液态阳光绿色氢能、等离激元人工光合技术等,都有可能改变传统的碳-氢(C-H)技术路线与技术思路,为实现碳中和开辟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

(编辑  季节)



* 孙耀唯、郑冬冬,中国投资协会能源投资专业委员会。


 

202310月,德国反华“学者”郑国恩(Adrian Zenz)发表所谓“学术文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劳动力转移扶贫的概念演变》一文,通过引用西方反华势力提供的虚假信息,以及对我国政府文件进行曲解的方式,抹黑新疆劳动力转移就业政策。长期以来,郑国恩炮制所谓“学术报告”,频繁散布中国新疆存在“强迫劳动”“种族灭绝”的谣言。为此,本文在研究国内相关文献和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分析新疆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的发展历程,用事实和数据证明了郑国恩所散布谣言的荒谬性。

新疆劳动力转移就业政策的发展历程与成效

现代化是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并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基础,是农民非农化、职业化和组织化的过程。劳动力转移就业是我国向工业化、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必由之路,旨在调整农村就业结构,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新疆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其目的是推动新疆与全国各地的改革发展建设保持同步,通过组织动员的方式,推动农民流入城市,流入工业。满足工业劳动力需求和推进城市化建设,实现充分就业,促进脱贫攻坚,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本文将新疆的劳动力转移就业在三个时期的特点进行分析。

1. 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是农村的劳动力由农村和农业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的行为。”[①]数据显示,1949年新疆的耕地面积为1814.6万亩,人均耕地为4.2亩。1953年,新疆总人口为4893608人,其中城镇人口728930人,乡村人口4144678人,城镇人口比例为14.9%1978年,新疆常住人口达1233.01万人,其中城镇人口为321.4万人,乡村人口为911.61万人,城镇化率为26.07%(同期国内城镇化率为17.92%),人均耕地面积进一步下降。

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和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明确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必然性并调整户籍管理制度,新疆农业人口开始自发到城市和疆外就业。例如,1984年北京北沙沟出现第一家新疆籍维吾尔族商人创办的餐厅,1987年,仅这一带的新疆餐厅就增至15家。到1993年维吾尔族餐馆达33[②]

1982年,党的十二大将“小康”作为经济建设总目标,提出到20世纪末,力争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其中,不断提升城镇化水平,推动劳动力有序流动,扩大就业规模,提高就业质量,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是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也是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途径。

1990年,国务院要求各地“必须继续努力做好就业工作,保证大局稳定和深化改革的顺利进行。积极拓宽就业渠道,扩大就业训练规模,提高待业人员素质。采取同农业本身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相适应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政策”[③]将推动劳动力就业工作与维护社会稳定和推进改革开放紧密相连。同年,劳动部颁布《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就业管理暂行规定》,进一步规范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管理,加强和完善政府主导的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新疆响应国家的号召,采取一系列措施拓宽农牧民转移就业渠道。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城镇化和工业化水平的提升,转移就业人员的就业途径逐步扩大。“2000年,新疆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624.41万人,占总人口的33.82%,居住在乡村的人口1221.85万人,占总人口的66.18%。”[④]根据《新疆统计年鉴2011》的数据,2000年,新疆的农村劳动力总数为354.1万人。其中,非农从业人数为105.7万人,这意味着当时有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已经转移到非农业部门就业,大量农民通过外出务工和劳动力转移就业流入非农业领域并增收致富。“新疆农村转移劳动力人均寄回现金5360多元,远远高于当年农村(农业)劳动力平均纯收入2820/年。”[⑤]

2002年,中央提出“要促进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拓宽农民增收渠道”。[⑥]农业部要求“各省市做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推动农民跨区域就业”。[⑦]

在城市化过程中,转移就业人口如何融入城市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问题。为此,《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提出,要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技能培训,提升他们的就业能力。这是国际通用的有关保障劳动者权利的举措。美国的《莫雷尔法》、英国的《农业培训局法》、日本的《农业改良助长法》、德国的《职业教育法》均对加强农民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设立相应法规,纳入国家规范管理。

2004年,新疆提出,“充分认识到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是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加快我区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必然趋势。建议成立自治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各县(市)、乡(镇)都应建立负责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与开发就业的工作机构。定期发布市场信息,开展劳动技能培训。”[⑧]“乡(镇)以上各级党委政府,都要成立职业培训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实施计划。”[⑨]这些文件中还确定当年“要50万富余农村劳动力进行转移就业培训,并实现100万农村劳动力向非农行业转移创收的目标”[⑩]此后,新疆将加强农村富余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作为提升劳动力就业能力的手段。

2002年,《土地承包法》明确了农村耕地可流转,土地流转有利于减少耕地闲置,推动规模化经营,增加农业产值和效益。由于新疆农村人口不断增加,人均耕地面积逐渐下降,出现碎片化经营和闲置,导致生产资料效率低下。例如,2005年,新疆耕地总面积为406.34万公顷,相比2001年减少10.06万公顷,减幅为2.42%,人均耕地面积从2001年的3.4亩降为3.1亩。

为有效推动劳动力转移就业,2009年新疆提出“在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工作时,要结合各地实际,自愿有偿,规范、有序、稳妥地进行”。[11]2011年,新疆再次提出,“鼓励农牧民转产就业,加快促进劳动力转移。”[12]相关研究表明,“劳动力转移会显著促进土地流转,”[13]“土地流转具有显著的增收效应,”[14]“土地转出使得农户贫困脆弱性降低。”[15]

我国将就业当作最大的民生工程。2014年召开的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指出,“就业是新疆最大的民生问题,而民生牵着民心。要从稳疆安疆的战略高度出发,以增加就业为重点,加快改善民生,促进社会稳定。有序扩大新疆少数民族群众到内地接受教育、就业、居住的规模,促进各族群众在共同生产生活和工作学习中加深了解、增进感情。”[16]

2016年,新疆再次提出,“切实把就业作为新疆最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立足援疆促进,着重拓展就业渠道,努力促进城乡居民就业。引导各族群众有序进城就业、就地就近就业、返乡自主创业。积极引导各族群众有序到内地就业,积极配合援疆省市做好疆外就业工作。在十三五期间,全区平均每年实现新增就业44万人以上,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1100万人次以上。” [17]可见,新疆从促进社会和谐、增进各族群众之间的感情、改善民生的高度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坚持的是民生优先原则。

2. 脱贫攻坚时期。消除贫困人口是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2016年,《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到2020年如期实现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确保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的合理目标。同时,党中央提出要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其内涵包括精准识别、精确帮扶和精确管理,避免扶贫资金流失。

新疆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围绕确保劳动力充分就业,实现稳定收入,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展开。20194月,《新疆日报》评论指出,“脱贫攻坚已进入攻城拔寨的关键阶段,尤其需要各级党委和政府把贫困家庭劳动力转移就业摆在突出位置,打好就业扶贫‘组合拳’,让贫困群众早日摆脱贫困。”[18]

根据中央的部署,全疆数万名各族干部驻村推进精准扶贫,并通过对农民就业意向和就业能力进行调查和建立小型工厂(当地称为“卫星工厂”)的形式,帮助农民就地就近就业。据媒体报道,“2018年,喀什地区成立1218座卫星工厂吸纳3万余人稳定就业。当年,喀什地区60%的行政村都设有卫星工厂,基本形成服装加工、电子组装、农副产品加工、手工艺品制作、家具制作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体系,能够为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提供就近就地就业。”[19]

实际上,卫星工厂是乡镇企业体系的延伸。改革开放以后,党和政府始终强调乡镇企业在推动农业农村经济、提升农村劳动力就业水平和经济收入中的作用。1993年,国务院提出要“把加快发展乡镇企业作为中西部地区经济工作的一个战略重点。”[20]2002年,“新疆乡镇企业总数达35.19万家,完成现价总产值362.95亿元,实现营业收入373.95亿元。”[21]

2017年,为推动农牧民外出务工和转移就业,新疆全面取消农村义务工,并要求“各地各相关部门要通过市场化途径、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妥善解决相关问题,确保农村各项事业持续健康发展”[22]。当年,全疆农村富余劳动力累计转移就业达275万人次。2018年,新疆以农村贫困家庭劳动力、高校毕业生等就业群体为重点,开展“千乡万村”行动计划,促进城乡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实现稳定就业和就业增收脱贫目标。该行动计划是“促进南疆四地州城乡富余劳动力三年10万人有组织转移就业工作的具体措施[23]2020年,全疆包括南疆在内全部实现脱贫,累计脱贫308.9万人、退出3666个贫困村、摘帽32个贫困县。年均转移就业农村富余劳动力270万人次。新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319元增至3.48万元,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19元增至1.4万元。全区所有乡镇和具备条件的建制村实现了通硬化路,近500万名农牧民住进抗震安居房。

3. 乡村振兴时期。2018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同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2021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即中央一号文件发布。同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明确提出2021年至2025年是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向乡村振兴全面推进的过渡时期。

2022年,新疆提出,将“巩固就业扶贫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持续抓好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十四五时期,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1375万人次。[24]2023年,新疆再次提出,“扩大农村劳动力务工就业规模。坚持就近就地就业与有序转移输出就业的有机结合,多渠道促进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全区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275万人次以上。”[25]

同时,新疆“持续开展就业状态动态监测,健全脱贫人口、农村低收入人口就业帮扶长效机制” [26]就业状态动态监测是我国长期坚持的制度。2009年,人社部提出“建立失业动态监测制度对更好地把握经济形势变化对就业、失业的影响,有针对性地采取预防和调控失业的政策措施,进一步促进就业和稳定就业具有重要意义”[27]2014年,新疆已实现“14个地州市失业动态监测工作全覆盖”[28]可见,新疆通过完善监测机制,动态监测劳动力就业情况并有针对性地提供就业服务,有效提升了各族劳动者的就业水平。2022年,新疆脱贫人口人均纯收入同比增长12.1%,比全国脱贫人口人均纯收入水平高609元。全疆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和集中供水率分别达到了97.9%99%4G网络实现行政村全覆盖。[29]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覆盖的行政村比例达90%以上。2023年,新疆完成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305.05万人次,城镇零就业家庭继续保持动态为零。全疆的村容村貌、农牧民居住环境和经济收入均出现较大提升。

新疆存在“强迫劳动”纯属不实之论

郑国恩对我国政府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动机进行污名化,对我国政府转移就业具体措施进行扭曲,引用虚假文件并对我国政府文件断章取义和恶意解读,采取无中生有和恶意揣测对新疆进行抹黑攻击,上述事实和数据表明,所谓新疆存在“强迫劳动”纯属不实之论。

1. 对我国政府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动机进行污名化。郑国恩的“研究报告”称,“劳动力转移就业是由国家安全驱动的,是一种国家控制”。实际上,新疆的劳动力转移就业围绕推进改革开放和促进新疆城市化、现代化水平,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进行,以发展农业农村经济和改善民生为根本驱动,旨在通过有序推动农村居民流入城市就业,保障新疆各族群众的就业权和发展权。通过增加农牧民收入和改善生活环境,促进社会和谐。数据显示,2014年新疆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276.3万人次,2022年达303.24万人次,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4年的8724元增至2022年的1.65万元。通过劳动力转移,新疆人民实现了收入增加,提高了生活水平。我国的《劳动法》《就业促进法》以法律的形式切实保障劳动者的就业权益,劳动力转移就业以劳动者的就业意愿、劳动能力和企业的用人需求为依据,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强迫”“控制”。

2. 对我国政府转移就业具体措施进行扭曲。郑国恩的“研究报告”称,维吾尔族农民被迫在当地购买耕地,并以当地政府规定的价格出售农产品”。实际上,为了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我国各地政府向农民收购粮食的价格高于市场价格。1998年,国务院办公厅明确指出,“当市场粮价高于收购保护价时,参照市场粮价确定;当市场粮价低于保护价时,定购价按不低于保护价确定。”[30]郑国恩扭曲精准扶贫的工作是为了“识别人员进行教育”“改变农民选择就业的思维方式”。实际上,新疆基层的“访惠聚”工作队是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增进干群关系的重要举措。参与访惠聚工作的是党政、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既有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员,也有普通工作人员,入户走访旨在了解民情。截至2018年,“全疆参加访惠聚工作的干部达35万人次,覆盖了新疆所有行政村和社区”[31]

3. 引用虚假文件并对我国政府相关文件断章取义和恶意解读。郑国恩在其“研究报告”中,采取对我国政府相关文件断章取义、恶意解读的方式,将新疆启动的“千乡万村”行动计划污名化为“政治灌输”。同时,大量引用所谓“新疆文件”“新疆QQ件”“新疆警察档案”等材料。实际上,这些材料毫无事实依据,“充斥着虚假信息,其本质是美西方反华势力和‘东突’势力抹黑诬蔑新疆的工具”[32]

4. 采取无中生有和恶意揣测的方式进行抹黑攻击。郑国恩的“研究报告”中编造了各种谎言,如“被转移的维吾尔人构成了廉价和容易被剥削的劳动力”,“他们的薪酬比其他工人低得多”,新疆是“极端强制性的环境”“选择不能自由”,“转移劳工不能自由离开工作”,造谣“拒绝参与就业运动将导致维吾尔族人被拘留”。

实际上,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是国家扶贫政策的组成部分。2023年,全国脱贫劳动力务工人数3396.9万人,其中新疆305.05万多人次,约占9%。随着稳定就业人数的增加,全疆各族群众的经济收入持续提高,地区人均生产总值(GDP)从2017年的45476元达到2022年的68552元。新疆各族劳动者都是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职业和区域,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并获取报酬,不存在任何强迫行为。

劳动力转移就业作为国家富民致富的重要政策,其内涵随着改革开放和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提速变得更加丰富,所承担的使命变得更加突出。新疆的劳动力转移就业始终围绕改善民生这条主线,不断扩大就业渠道,充分保障各族群众的就业权,符合全疆各族群众的根本利益。西方反华势力通过卑劣手段抹黑中国新疆的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终将沦为笑柄。

(编辑  杨利红)



* 新疆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研究员,本文系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资助项目《应对美西方所谓涉疆“强迫劳动”荒诞谬论研究》(项目编号为:F2206);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疆对外宣传话语系构建研究”(21AZD010)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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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圣敏,王汉生. 北京“新疆村”的变迁——北京“新疆村”调查之一[J]. 西北民族研究,2008(02):1-9.

[]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做好劳动就业工作的通知.2007-7-12.https://baike.baidu.com/item/国务院关于做好劳动就业工作的通知/22271495?fr=ge_ala.

[] 国家统计局:第五次人口普查公报——新疆. 2002-1-7. http://www.stats.gov.cn/sj/tjgb/rkpcgb/dfrkpcgb/202302/t20230206_1902009.html.

[] 阿里木·哈德尔. 抓住机遇 加快新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步伐[J]. 新疆农业科技,2002(05):4-7.

[] 国务院: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02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意见. 2000-1-16. https://www.gov.cn/govweb/gongbao/content/2000/content_60664.htm.

[] 农业部. 关于印发《农业部关于做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服务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2002-12-17. http://www.kjs.moa.gov.cn/tgjy/201904/t20190418_6185332.htm.

[] 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自治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等七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自治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意见的通知2004-04-23. https://code.fabao365.com/law_340061_2.html.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开展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工作的意见.2004-02-10 https://law.lawtime.cn/d387781392875.html.

[] 2004年新疆将实现百万农民农转非增强就业培训. 2003-12-25. http://news.sohu.com/2003/12/25/71/news217417105.shtml.

[1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办公厅. 关于做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工作的意见. 2009-4-1.https://wenku.baidu.com/view/b90597540875f46527d3240c844769eae109a318.html?_wkts_=1706266224842&bdQuery=新疆+关于做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工作的意见&needWelcomeRecommand=1

[1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 2013-07-03 http://www.mredu.cn/xxgc/ShowArticle.asp?ArticleID=20562.

[13] 张庆红,毕冉. 农户劳动力转移规模对土地流转的影响[J]. 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2(02):51-58.

[14] 齐万里、杨俊孝,张亚洲. 土地流转与农户减贫效应研究——基于新疆南疆地区1928户农户调查实证[J]. 中国农机化学报,202142(07):215-221.

[15] 张亚洲,杨俊孝. 土地流转与农户贫困脆弱性研究——基于新疆南疆地区1640户农户调查实证[J]. 中国农机化学报,202243(04):198-205.

[16] 新华社. 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在京举行. 2014-05-30. https://www.gov.cn/guowuyuan/2014-05/30/content_2690332.htm.

[17]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2016-6-1. https://www.ndrc.gov.cn/fggz/fzzlgh/dffzgh/201606/P020191104643495152910.pdf.

[18] 天山网. 转移就业助力脱贫攻坚. 2019-4-30. http://news.ts.cn/system/2019/04/30/035673624.shtml?utm_source=UfqiNews.

[19] 天山网. 喀什地区1218座卫星工厂吸纳3万余人稳定就业.2019-4-30. http://news.ts.cn/system/2018/12/12/035495734.shtml.

[20] 国务院. 关于加快发展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的决定. 1993-2-24. http://gzsrmzfgb.guizhou.gov.cn/gzszfgb/199302/t19930224_1943326.html.

[21] 匿名. 新疆小城镇发展中存在问题对策研究报告. 2022.6.25. https://wenku.baidu.com/view/0f093c30cf1755270722192e453610661fd95a7a.html?_wkts_=1700825005016&bdQuery=新疆乡镇企业总数‘&needWelcomeRecommand=1.

[22] 观察者. 新疆全面取消农村义务工 鼓励农村富余劳动力外出打工. 2017-02-07. https://www.guancha.cn/society/2017_02_07_392982_s.shtml.

[23] 新疆日报. 新疆启动2018年促进企业就业服务“千乡万村”行动计划. 2018.4.19. http://www.moa.gov.cn/ztzl/nmsjyyjnpxzl/hddt/201804/t20180419_6140611.htm.

[2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十四五”就业促进规划的通知.2022-10-16. http://rst.xinjiang.gov.cn/xjrst/c112676/202211/5e025b35030442df828e3cb0e1056e3d.shtml.

[25]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自治区党委 自治区人民政府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的实施意见. 2023-2-19. https://www.xinjiang.gov.cn/xinjiang/xjyw/202303/df25dbc77a8c476ea35ae59faf9f9954.shtml?eqid=db6271de00030e3000000006645ca53e.

[26]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十四五”就业促进规划的通知。2021-12-14. http://rst.xinjiang.gov.cn/xjrst/c112676/202211/5e025b35030442df828e3cb0e1056e3d.shtml.

 

[28]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进一步做好失业动态监测工作的通知. 2014-12-12.http://rst.xinjiang.gov.cn/xjrst/c112737/201412/7209ff412b8b43a1b3571d924805536b.shtml.

[29] 中国新闻网. 新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何以行稳致远?——专访新疆乡村振兴局局长马缨. 2023-10-11.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79438817698582965&wfr=spider&for=pc.

[30]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关于完善粮食价格形成机制意见的通知.1998-5-19. https://code.fabao365.com/law_26589.html.

[31] 新疆日报. 进村入户聚民心扶贫帮困强基础——新疆35万人次“访惠聚”干部5年接力驻村服务基层. 2018-11-2. http://www.moa.gov.cn/xw/qg/201811/t20181102_6162210.htm.

[32] 中国新闻网. 新疆民众现身辟谣:“维吾尔司法档案库”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库”.

2021-02-01.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0498713009727790&wfr=spider&for=pc.


   

2023年,汽车行业出现了令人瞩目现象大众、丰田、斯特兰蒂斯(Stellantis)等国际汽车巨头纷纷与中国企业小鹏、比亚迪、零跑等合作组建合资企业,而且在汽车供应链的上下游,也出现了外国车企与中国零部件和ICT企业建立合资公司的多个案例,一股新的合资合作浪潮正在汽车行业兴起。这种现象被称为反向合资逆向合资,以表示这种新的合资模式与三四十年前汽车行业合资热的显著差异,凸显了中国汽车产业在新一轮合资浪潮崛起的标志性意义。

大众、丰田等国际巨头争相牵手中国车企

2023年疫情后,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均出现高速增长的局面。据市场调研机构 TrendForce集邦咨询发布的数据,2023年第三季度,全球新能源车总销量为345.5万辆,相比上年同期增长28.1%,特斯拉、比亚迪、广汽埃安、大众和上汽通用五菱分列前5名。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更是一骑绝尘,前三季度国内市场销量达627.8万辆,同比增长38%,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已超过30%。出于对市场前景的良好预期,国际汽车巨头纷纷加大在中国市场的投资,开启了新一轮合资合作的热潮。据不完全统计,仅2023年,国际整车和零部件巨头与中国企业建立合资公司20多起,其中大众、丰田、斯特兰蒂斯、日产等国际品牌的合作最令人瞩目。

2023726日,大众汽车集团宣布计划向小鹏汽车投资约7亿美元,收购小鹏汽车约4.99%的股权,大众在全球和中国市场长期的统治地位与小鹏汽车仅有5年造车历史的巨大反差,使这次收购在业界引起震动。其实大众早已悄悄在中国布棋落子。2023530日,大众中国宣布与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签署协议,在合肥投资10亿欧元建立大众(中国)科技有限公司,将雇佣近3000名员工。113日,大众旗下软件公司CARIAD与中国手机供应商VIVO达成合作,共同建立手车互融联合实验室。128日,大众CARIAD又和中国芯片企业地平线正式宣布,在北京经开区成立合资公司酷睿程(CARIZON),据悉注册资本为67.57亿元。

丰田因在电动化转型方面动作迟缓而为业界诟病,但它知道缺啥补啥20204月,丰田与比亚迪合资成立比亚迪丰田电动车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3.45亿元,双方持股比例为5050。合资公司的第一款产品是双方为一汽丰田打造的bZ3纯电轿车,底盘采用丰田e-TNGA架构,动力系统采用比亚迪的弗迪刀片电池与电机。bZ32022年上市后反响不错,成为丰田最畅销的一款纯电车型。初尝合资甜头的丰田再度出手,20238月与广汽丰田一起出资,与中国领先的自动驾驶企业小马智行成立自动驾驶出租车(Robotaxi)相关事业合资公司,以支持未来自动驾驶出租车(Robotaxi)前装量产和规模化部署,总投资额超10亿元。除智能驾驶外,丰田还与国内氢能科技企业亿华通等成立合资公司,共同研发面向商用车市场的氢燃料电池系统。

斯特兰蒂斯汽车集团是2021年由法国PSA集团和克莱斯勒菲亚特集团(FCA)合并组建的全球第四大汽车集团。法国PSAFCA在中国一直都找不到存在感,在中国的合资项目业绩不佳,标致、雪铁龙两大品牌销量连年下滑,广汽菲亚特更是直接破产退市,但是斯特兰蒂斯仍然没有放弃中国市场。20231026日,斯特兰蒂斯集团与零跑汽车宣布,斯特兰蒂斯将投资约15亿欧元以获取零跑汽车约20%的股权,这将使斯特兰蒂斯集团成为零跑汽车的一个重要股东。双方将以51:49的比例成立一家名为零跑国际的合资公司,承担除大中华地区以外全球市场的出口和销售业务,以及独家拥有在当地制造零跑汽车产品的权利。1121日,斯特兰蒂斯和宁德时代宣布合作,宁德时代将在欧洲当地向斯特兰蒂斯集团供应磷酸铁锂(LFP)电池的电芯和模组,助力斯特兰蒂斯在欧洲市场的电动汽车生产,同时双方正探讨以对等模式成立一家合资企业的可能性。

以上三家都是企业层面的合资合作,2023年在车型平台技术层面的合作也在深入开展。20238月,日产与东风汽车展开合作,日产汽车将基于东风汽车最新开发的量子智能电动架构研发日产品牌的新能源车型。虽然日产很早就在中国市场推出了纯电车型Leaf(铃风),但销量一直不佳。东风日产由于新能源车型不给力而导致销量大幅下滑,20231-9月,东风日产销量为54.6万辆,同比下降34.7%。焦虑的不止日产,20237月,德国《汽车周刊》首先透露,奥迪正在考虑直接从中国本地的电动车企业购买一个电动车平台的授权,以缩短开发时间。中国媒体很快就证实,奥迪寻求合作的是上汽集团。虽然在中国市场奥迪已推出了Q4e-tron Q5e-tron等四款电动车型,但销量均很惨淡,与蔚来、小鹏、理想等中国新势力差距明显。

除整车企业的合作趋势以外,外国零部件企业与中国企业的合资合作更加活跃。今年以来,世界零部件巨头博世集团先后与中国企业禾川科技(出资2.76亿元)、庆铃集团成立了合资公司,与赛力斯达成深度战略合作,计划在自动化与电器控制、氢能系统、驾驶辅助等领域开展合作。大陆集团与地平线建立了合资公司,专注于高级辅助驾驶和自动驾驶软硬件解决方案。此外,佛瑞亚与比亚迪深化合作将在泰国新建座椅总成工厂。美国康明斯联手戴姆勒卡车及帕卡共同出资26亿美元,与中国电池企业亿纬锂能在美建电池工厂。

中国企业缘何成了香饽饽

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转型的新要求

传统汽车产业在电动化、智能化转型中,在能力提升中进行了革命性新的要求和变化。正如陈清泰所说,当前我们正在经历一场伟大的汽车革命。经过130多年的发展进化,全球汽车产业进入一个新的加速变革的历史时期,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革命性变化,称之为汽车革命也不为过。这场革命就是从21世纪初兴起的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的深刻转型。

电动化是汽车驱动方式的变化,由传统化石能源驱动变为电力驱动。100多年前,美国的托马斯·达文波特就发明了世界上第一辆电动汽车但是由于当时电池性能低下,汽车产业一直由内燃机为主导。直到20世纪80年代,锂电池得以商用化,特别是到了1997年,随着世界首辆混合动力汽车丰田PRIUS的问世,以及日产推出世界第一辆锂离子电池的电动车Prairie Joy EV,汽车的电动化进程才真正起步。进入新世纪,随着特斯拉、比亚迪等企业的兴起,以电动化为主的新能源汽车成为世界汽车产业发展的主流。电动化的核心内涵是由电力驱动的汽车能源动力的变革,它带来的是汽车驱动方式的革命性变化,即由以石油为主的传统化石能源向以电力为主的新型能源方式转变,由此引起汽车的研发、制造、产业链、价值链等都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尤其是动力电池成为电动化浪潮中竞争最激烈的一个焦点。

汽车的智能化主要是指汽车控制方式的变化,即由机械控制为主向智能控制为主转变。1969年,约翰·麦卡锡提出电脑控制汽车的设想近年来逐步变为现实,智能化技术在汽车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当代智能汽车集中运用了计算机、现代传感、信息融合、通讯、人工智能、大数据及自动控制等最新技术,使汽车成为一个集环境感知、规划决策、多等级辅助驾驶甚至完全自动驾驶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系统,成为电子电器架构、智能驾驶、智能座舱、车联网等各种智能技术的最佳载体。智能汽车的发展给我们的交通出行提供了更高的安全性与舒适性,以及更加人性化的人车交互界面,带给人们更好的驾驶体验,汽车产业由此进入了软件定义汽车的时代。

汽车产业的电动化、智能化转型带来的不仅是汽车产品功能的变化,即由交通工具向移动智能终端、储能单元和移动生活空间的转变,同时,对汽车产业来说,更重要的是汽车的电动化、智能化发展极大地扩展了汽车产业的边界,汽车产业与电力、信息通信、集成电路、人工智能、软件系统、传感器等行业的跨界融合越来越紧密,使汽车企业的研发、采购、制造、服务等环节都发生了显著变化。汽车企业的研发日益从封闭式研发转向开放合作式研发,充分利用全球的研发资源,与跨界企业如芯片、操作系统公司进行联合研发。这就对传统汽车企业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在传统燃油车领域的技术积累的基础上跨界合作,弥补自己的短板弱项。这也是国外汽车企业转向与中国企业合作的一个大背景。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形成了明显的技术势能

在这场汽车产业的百年变革中,由于国家产业政策的有力引导、中国汽车企业的共同努力,尤其是一些造车新势力的加入,以及中国强大的资本市场的支持,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在全球已是处于领先地位。从市场规模看,2023年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为1465.3辆,其中,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就达到949.5万辆,占全球销量的65%

从企业发展来看,一批具有核心技术的本土企业强势崛起,如宁德时代成为全球最大的动力电池制造商,比亚迪的刀片电池技术全球领先,蔚来、小鹏的智能驾驶技术在全球占有一席之地。中国已形成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新能源汽车的基础材料、电池、电机、整车、电控、生产装备等产业链上下游基本实现了贯通,产业配套环境不断优化,全国已累计建设充电站3.8万座,换电站449座,建设了各类充电桩130万个。同时,我国还建成了“十纵十横两环”4.9万公里高速公路快充网络。

更重要的是,我国汽车产业在智能化等领域有望成为未来全球新型产业链的主导力量。罗兰贝格一份名为《颠覆趋势下的全球与中国汽车行业展望》的跟踪研究显示,中国在“MADE”(M-mobility移动出行;A-autonomous driving自动驾驶;D-digitalization数字化;E-Electrification电气化)这四大颠覆性指数上持续位于世界前列,综合得分连续三年保持首位。《中国知识产权》杂志网站公布的2021年全球自动驾驶领域发明专利企业排名显示,百度以3477件的申请量居榜首,高于丰田3392件、博世2552件、本田2466件、现代2024件。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自动驾驶专利布局目标市场。据统计,全球共有58%的自动驾驶专利在中国布局,约有43%的自动驾驶发明专利来自中国,领先美国25%、韩国9%、德国9%、日本8%等国家。中国汽车产业正在从以往先进模式和成熟技术的接受方,转变为智能化发展趋势最为迅猛、前沿技术储备领先的变革引领者。中国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集聚的强大技术势能,使外国汽车企业对中国企业刮目相看。

外国品牌与中国车企合资可以快速弥补技术差距

 近两年来,外国品牌纷纷开始探寻与中国企业进行合资合作,最直接的原因是它们在中国市场的吸引力下滑,市场份额正快速被中国企业所蚕食。2022年11月,合资品牌的市场份额首次跌破50%,2023年前10个月,合资品牌的份额又下降至44.7%。其中日系品牌的市场份额较2022年下降了3.4个百分点,德系下降0.4个百分点。特别是在新能源汽车市场,合资品牌的吸引力就更加惨淡。20239月,国内新能源销量前十车企中,九家都是自主品牌车企,自主品牌的新能源车市场渗透率高达49.9%,主流合资品牌的新能源车渗透率仅有5.8%因此,尽快扭转在中国市场的不利局面,是他们与中国企业合作的直接动因。通过与中国企业合资合作,外国品牌至少有以下好处:

 一是快速弥补与中国车企的技术差距。中国的人工智能、大数据、通信等相关产业都非常发达,有一大批成熟的ICT企业如百度、阿里巴巴、地平线、商汤科技、华为等等,为汽车产业的跨界融合提供优越的技术条件,中国车企又十分注重用户体验,善于快速将最新技术转化为产品的性能优势,因此中国车企在智能化和自动驾驶的技术研发与应用方面走在行业前列。

外国品牌除特斯拉以外,欧洲和日本的车企在电动化、智能化转型上比中国企业都慢了半拍,表现在产品上就是先进的电动化、智能化配置明显落后于中国自主品牌。以同档次的蔚来ES6价格33.8万元~55.4万元)和奥迪Q5e-tron价格29.85万元~43.55万元)加以对比,在电动化方面,蔚来ES6采用的是双电机,功率高达360千瓦;而Q5e-tron采用单电机,功率仅为150千瓦。在智能化方面,蔚来ES6L2+级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兼具哨兵模式、城市NOA、高速NOA等功能,Q5e-tron仅为L2智能辅助驾驶。在车联网方面,ES6支持5G,支持OTA,支持V2X通讯;Q5e-tron支持4G因此在终端市场,奥迪Q5e-tron的销量远远不及蔚来ES6

外国品牌已认识到与中国企业的差距,所以他们开始采取比较务实的态度,主动放低姿态,与中国企业合作。正如斯特兰蒂斯集团CEO唐唯实所说斯特兰蒂斯认识到要在中国取胜,最好是与中国公司合作,依靠中国的合作伙伴在中国取得成功。斯特兰蒂斯之所以选择与零跑合作,就是看中了零跑的车型技术和低成本能力。仅有三年造车经验的零跑汽车并非造车新势力的头部企业,但零跑汽车专注于中低端车型的技术研发,在2023年推出的四叶草”中央集中式电子电气架构,实现了智能电动汽车核心组件之间的无缝高效协作,这一技术架构得到了斯特兰蒂斯的青睐,它希望借此技术平台开发适合欧洲市场的电动车型,助推其全球电动化战略的实现。2023年上半年,斯特兰蒂斯的纯电动汽车销量为16.9万辆,在其全球销量中的占比仅为约5%。

大众的研发实力要远高于斯特兰蒂斯,但它在智能化上也走得并不顺。大众早在2020年就成立了软件事业部,后更名为CARIAD但这个拥有近5000名工程师的庞大研发部,从一开始就出现了开发项目屡屡延期、自研的车载操作系统VW.OS也因频繁软件故障而遭车主投诉,导致ID系列电动车销量始终难达预期,甚至出现了CARIAD高管团队被解散的怪事。痛定思痛,大众才决定采用“短平快”,选择与小鹏进行合资,利用小鹏的智能化平台,双方共同开发两款大众品牌电动车,专供中国市场,以补充大众基于MEB平台的产品组合,新车计划于2026年推向市场。此外,大众旗下的奥迪品牌也选择与上汽集团旗下智己品牌合作,将基于智己的800V平台打造两款电动轿车。这样大众就可以有效缩短产品开发时间,快速扭转在中国市场下滑的局面。

二是更好顺应中国用户的消费偏好。中国年轻消费者的喜好变化太快,连深耕中国市场多年的大众、丰田都有些摸不到市场的脉搏。据易观 2023中国汽车消费新趋势洞察报告显示,国内的年轻用户在购车特征上与传统主流群体存在巨大差异。智能化已经成为汽车消费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消费者对于人机互动和智能驾驶等功能的需求越来越高天风证券2023年在对480名消费者调研显示,智能化浪潮下自动驾驶最受消费者关注L2达到认知普及,L3和高阶智能驾驶也已具备付费意愿车距检测、紧急制动等智能化功能广受好评。而这些对于智能化的偏好,恰恰是德系车和日系车上所欠缺的;相反,中国车企特别是有互联网基因的造车新势力,它们对于中国消费者的偏好研究最透彻,迎合得最迅速,这种能力是外国品牌一时还难以复制的。所以中国消费者的偏好与选择迫使外国品牌不断驱动自己的创新和变革,不惜放下身段与中国企业合作,为消费者提供更加符合他们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汽车产品,以更加持久地分享中国市场的红利。

三是助力其全球战略。大陆集团与地平线的合资就极具代表性。大陆集团作为德国一家世界级的汽车零部件企业,敏锐地洞察到汽车行业向电动智能化转型带来的挑战,于是不再遵循传统的Tier 1战略打法,通过横向的合作加强自身的核心能力。大陆集团选择产业链上有很高创新能力的地平线进行合作,合资开发l2+的产品线,以快速补充自己的技术能力,保持在行业中的领先地位。同样,斯特兰蒂斯与宁德时代的合作,其目的也正如集团CEO唐唯实承认的那样,“为客户带来创新且易于使用和推广的电池技术,同时将帮助斯特兰蒂斯集团实现‘到2038年达到净零碳排放的目标。

中国企业通过合资从中受益

 一是获得资金支持。此次合资浪潮,外国品牌掏的都是真金白银,对于急需资金支持的中国企业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2023年前三季度,小鹏汽车亏损高达90亿元,此次能获得大众的7亿美元投资,无疑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资金压力,增强发展后劲。同时,通过向外资车企出售车型平台与技术能够摊薄企业前期的研发费用,更能够优化自己的资产负债表,进一步增强投资者的信心

二是获得品牌背书。这次主动合作的都是大众、丰田、斯特兰蒂斯、博世这样的国际巨头,与巨头牵手的中国车企必然会享受到这些品牌的背书,增强中国车企的市场影响力,有的甚至通过国际合作还推高了自身的股价。例如小鹏与大众合作的消息传出后,小鹏的股价曾一度大涨,令小鹏的投资者获得正向收益。

三是助力开拓国际市场。零跑科技创始人、董事长兼CEO朱江明在零跑与斯特兰蒂斯的签约仪式上表示通过合资,能使中国一些好的技术和产品为全球创造价值合资能让中国的汽车更快走出中国实现全球化。零跑汽车通过合作,可以借助斯特兰蒂斯集团在欧洲等海外市场的优势布局,加快自己“走出去”的步伐。斯特兰蒂斯在欧洲占据着20%左右的市场份额,与斯特蒂斯的合作,可以使零跑平台的产品借助斯特兰蒂斯的销售网络,无障碍地进入欧洲市场

通过此轮合资浪潮,中外企业都各取所需,各有所得,达到了双赢,也成为中国汽车产业真正崛起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从“技术换市场”到“资本换技术”

     2023年,这新一轮的外国企业合资浪潮与近40年来我国汽车产业两次大的合资浪潮相比,能够看出它的时代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汽车产业共发生了两次较大的合资合作的浪潮。第一次是在改革开放之初,以1983年北汽与克莱斯勒合资成立“北京吉普”、1984年上汽与德国大众合资成立“上海大众”为标志,“广州标致”“一汽大众”“上海通用”“广州本田”“东风标致雪铁龙”(神龙汽车)等一大批合资企业在华成立,在汽车行业首次掀起了“合资热”。第二次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以2001年长安与福特汽车合资成立“长安福特”、2002年一汽与丰田合资成立“一汽丰田”为标志,“北京现代”“华晨宝马”“北京奔驰”“东风日产”“广州丰田”“东风本田”“东风悦达起亚”等一大批合资企业又应运而生,国内汽车行业再次掀起合资热潮。至此全球汽车行业绝大多数主流品牌均落户中国,中国汽车产业由此进入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阶段,于2009年就成为全球最大汽车生产国和消费国。

与前两次合资浪潮相比,本次合资浪潮有四点不同:

   一是诉求不同。前两次合资浪潮从外方角度看,主要目的或诉求是完全一样的,都是为了通过合资进入中国这个最具潜力的巨大市场,也就是“技术换市场”,通过向合资企业输入产品与技术,以换取中方的政策支持与市场准入。因此在合资企业中虽然大多数股比都是50:50,但是实际上外方显然占据了更强势的地位,它们对于引入什么产品、何时引进、如何定价等,都更有话语权。但是此次合资,无论大众、丰田、还是斯特兰蒂斯,它们主动选择中国企业合资,其目的都是通过合资取得中方的技术许可,即“资本换技术”,通过投资中方企业换取它们急缺的车型平台或技术,以弥补其产品技术短板或弱项,更好地占据中国市场。在新一轮合资中,中方企业获得了一定的话语权与议价权,但双方地位仍是不平等的,外方对于选择哪家企业、哪个平台仍有主动权,因此虽然中方成为技术输出的一方,和上一次相比的确是“反向合资”或“逆向合资”,但是外方依然牢牢地掌握着交易的主动权,这是外方在全球汽车产业的地位决定的,一时还难以彻底改变。

   二是模式不同。前两次合资浪潮还有很浓的计划经济的色彩,由于国家政策的引导,外国品牌只能与国有大型企业进行合资合作,合作模式大多是外方出产品、技术与管理,中方出资金、人力与厂房设备,合资企业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而此次合资浪潮完全是市场化的行为,外国品牌也多选择体制机制更为灵活的民营企业进行合作,合作方式也更为多样,既有外方出资中方出技术成立合资公司,也有外方投资入股,还有购买技术平台。目前还出现了全新的合作模式,即外方以战略性投资的方式对中方企业进行加持,最典型的就是沙特阿拉伯的主权投资基金大举进入中国汽车行业的案例。2023年以来,已至少有三支沙特的主权投资基金分别对蔚来汽车投资11亿美元)、小马智行投资1亿美元和华人运通(投资2.5 亿美元进行了大笔投资这种投资既是沙特自身寻求能源转型的一种路径,同时也是沙特看好中国新能源汽车的未来市场前景,并试图分享增长红利的一种举措。这种类型的战略性投资在前两次合资浪潮中是看不到的,这表明中国汽车产业的地位早已今非昔比。

    是范围不同。前两次合资主要集中于整车领域,大多是中外双方的强强联合,而且由于各国有企业和当地政府对于外国品牌都求之若渴,所以每一项合资都是大手笔投资,所涉及的品牌之多、投资规模之大,都是这次合资潮难以相比的。这次合资潮规模虽然远不及前两次,但是它涉及的范围超过前两次,合资中不仅有外国的整车企业,还有零部件企业,与之合资的中国企业,更是涉及整车、零部件、动力电池、芯片、自动驾驶等产业链上下游的各个领域,是当前世界汽车产业日益走向跨界融合的一个缩影。

四是影响不同。技术扩散犹如水库大坝,落差越大,势能越大。前两次合资浪潮由于外国企业与中国企业的技术差距巨大,因而它产生的技术势能就非常巨大,对中国汽车产业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力,彻底改变了中国汽车产业的面貌。但由于中国的技术实力尚在培育中,与国外的技术差距还非常有限,只是一些局部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因而它产生的技术势能有限,还不足以对外国品牌、对整个行业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但是这次合资潮的影响力有一个特点,就是对中国汽车产业国际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过去合资企业全部建在中国本土,而此次合资有一小部分是中外双方在海外投资建厂,这样中国汽车的技术就可扩散到海外,这是中国企业在世界辐射影响力的一个表现。

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中国汽车企业必须保持战略定力,在研发端持续保持高强度的投入,继续放眼世界、开放创新,不断整合全世界一切先进的技术资源、技术人才,才能创造出真正的技术领先优势以更加自信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汽车产业之林

(编辑  季节



*  杨钧,现任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经济管理研究所所长。


 

一片黑暗,大地在流血。

发誓,要让山崩地裂,

要摧毁所有的边界,

历经空前的变化,

遭受空前的暴乱……

——亚历山大·勃洛克《惩罚》,1911

我以我最喜欢的俄罗斯诗人亚历山大·勃洛克的诗篇作为开头,撰写这篇文章。他的洞察力可以与俄罗斯最伟大的天才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相媲美。长此以往,我一直亲眼看见这个世界中愈演愈烈的残酷军事冲突,这场冲突有可能成为第三次世界热核战争的导火索,极有可能摧毁人类文明。这一预测是我发表一系列文章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些文章阐述了为什么应该恢复核威慑的可信度,核威慑使世界和平了50多年。

军事冲突极有可能发生质的升级

许多结构性因素表明,军事冲突极有可能会发生质的升级,这将把世界带到灭亡的边缘。但是,除此之外,它还可能给整个人类,尤其是给俄罗斯带来数不尽的灾难。我不希望吓到那些原本已经很紧张但还没有准备好接受新现实的人们。但是,您不能把鳗鱼藏在袋子里,我最睿智的伙伴们已经开始越来越坚定地认为这将可能导致一场大战,并提供预防和准备措施。

另一方面,美国“深层权力”也开始警告很有可能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并推测如果美国必须同时在两条或三条战线(欧洲、太平洋和中东)作战,它应该如何避免失败。[1]

对于本文标题中提出的问题,我更倾向于给予否定答案。但是,我们需要了解冲突升级的原因,并推进更积极的维护和平的政策。我相信,我们需要大力调整国内、军事和外交政策等所有政策,并为我们自己和世界提供一种新发展模式。

积极应对挑战的几项措施

第一项挑战是主要以利益至上的现代资本主义的萎靡,由此,它鼓励疯狂消费那些在正常生活中日渐不必要的商品和服务。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垃圾信息洪流也属于同一类。电子产品消磨掉人们原本可以用于生产活动的巨大能量和时间。人类正在与自然发生冲突,并开始破坏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即使在俄罗斯,幸福感的增长仍然主要指消费的增加。

第二项挑战是最明显的全球环境问题。污染、气候变化、仅适用于农业的淡水储量减少,以及许多其他自然资源减少等全球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相反,人们提出了所谓的绿色解决方案,通常旨在巩固特权阶层和富人阶层在其社会和全球的主导地位。例如,不断试图将减轻环境污染和二氧化碳排放的负担转嫁给制造商,而不是转移到西方的消费者身上。在西方,过度消费正在走向畸形发展。估计有20%-30%的世界人口主要集中在北美、欧洲和日本,但这些人口每年消耗全球70%-80%的生物保护圈的资源,[2]而且这一差距还在不断扩大。

但是,病态的消费主义正在向世界其他地区蔓延。我们自己仍然受到炫耀性消费的影响,这种消费曾在20世纪90年代非常流行,现在逐渐消失,尽管速度非常缓慢。因此,争夺资源的斗争愈演愈烈,内部紧张局势加剧,包括由于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不平等消费和日益加剧的不平等。

为了分散人们对未解决挑战的注意力,这时就需要一个敌人。早在2010年代中期,“采取制裁措施”就已经成为一种公开合理的手段,以控制欧盟日益庞大的发展态势。现在,制裁手段已经成为维系西方联盟的主要纽带之一。欧洲的政客们越来越多地谈论有必要为世界大战做准备,如果不采取措施,显然是遗忘了历史的教训。如果战争爆发,北约的欧洲国家只能存活几天甚至几个小时。但是,上帝当然不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

一个并行过程是日益加剧的社会不平等,自苏联解体以来,这种不平等急剧增长。在西方发达国家,作为政治民主制度基础的中产阶级已经萎缩了大约15-20年,且效率越来越低。

第三项挑战是人和社会性的退化。这种现象主要发生在相对发达和富裕的西方国家。西方国家(但不只是西方国家)正在遭受城市文明的侵害,城市文明的生活环境相对舒适,但也脱离了人类历史和基因形成的传统栖息地。不断传播的数字技术,本应促进大众教育,但是它却日益导致网络世界的低智化;而且数字技术不仅可以成为寡头政治操控大众的工具,甚至民众本身也可以利用技术操纵舆论,从而产生一种新的“网络暴政”。此外,不希望分享特权和财富的寡头政治故意危害人民,鼓励社会解体,试图让人们无法抗拒对大多数人们来说越来越不公平和危险的秩序。他们不仅在宣扬,而且在强加反人类或后人类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和行为模式,拒绝人类道德的自然基础和几乎所有基本的人类价值观。

信息洪流与相对富足的生活条件相结合,缺乏一直推动人类发展的主要挑战:饥饿和对暴力死亡的恐惧。恐惧正在逐渐呈虚拟化。我们看到,欧洲精英几乎完全失去了战略思考能力,传统意义上的精英几乎消失殆尽。比如,我们正在目睹美国统治精英的智力衰退,但美国拥有超强的军事能力(包括核能力),这种例子不胜枚举。有一条让我非常震惊的最新消息,美国总统拜登和其国务卿布林肯都认为,核战争并不比全球变暖更加糟糕。[3]但是,这种隐患威胁着全人类,需要采取果断的应对措施。我们的思维越来越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挑战。

第四项挑战是权力从美国空前迅速地重新分配给正在崛起的世界多数国家。在先前的国际体系下形成的构造板块开始移动,引发了一场漫长的全球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地缘意识形态“地震”。这其中有几个原因。

首先,20世纪50-60年代的苏联,以及随后历经15年衰退之后恢复过来的俄罗斯,削弱了欧洲和西方长达500年的统治基础,即军事优势。我多次说过:军事优势是欧洲和西方在世界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基石,借此它们可以将自身利益和政治秩序、文化强加于人,最重要的是,吸走世界的国民生产总值。西方失去500年的霸权,是它们极度憎恨俄罗斯并试图灭掉它的根源。

其次,这也是西方自身的错误造成的。西方向来坚信自己一定会是最后的赢家,于过度自信而放松警惕,忘记了历史教训。它犯了一系列地缘政治错误。俄罗斯精英们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希望融入西方,但都被西方傲慢地拒绝了,也许这对俄罗斯来说是件好事。他们希望平等,但备受冷落。因此,原本俄罗斯是一个拥有巨大自然、军事和智力潜力的潜在的西方伙伴,甚至是盟友,其生产能力较小但潜力巨大。现如今,它已经变成了非西方国家的战略核心,通常被称为“全球南方”,但更合适的名称是“世界多数”。

第三,西方信奉“自由民主的全球化资本主义”模式,认为除此之外各国发展道路绝无其他选择,这种认识使它们错过了中国崛起的机遇。西方希望中国这一大国文明能够沿着“民主”的道路走下去,也就是效率更低的治理模式,并在战略上追随西方。我记得当俄罗斯精英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与西方进行利润丰厚的合作而遭到拒绝时,我感到惊讶。我以为西方已经决定消灭俄罗斯。但事实证明,它只是傲慢掺杂着些许贪婪。西方精英的知识水平,有目共睹。

美国卷入了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等一系列不必要的冲突。它没有在这些冲突中讨到便宜,暗淡了其军事主导地位的光环,浪费了投资于常规作战部队的数万亿美元。它也许希望通过退出《反导条约》来恢复战略武器优势,但是华盛顿此举恢复了俄罗斯的自我保护意识,最终摧毁了达成友好协议的所有预期。莫斯科启动了一项战略力量现代化计划,到2010年后,这项计划首次打破历史纪录,而且能够继续开拓发展。

第五项挑战是世界体系紧张局势。按照历史标准,上述发展几乎是瞬间使全球力量平衡出现雪崩式变化;西方吸收全球变暖潜能值的能力迅速下降。西方(但主要是华盛顿)正在通过将经济联系武器化和使用武力来减缓其自身地位的下降,并以此挫败竞争对手,破坏其在经济和金融领域曾经的特权地位,对其技术和高科技产品转让的一系列制裁和限制打破了生产链的平衡。美元(以及欧元)肆无忌惮的滥发,加速了通货膨胀,增加了公共债务。为巩固其地位,美国正在破坏其创建的全球化体系,但这也为世界大多数国家中正在崛起的、更有组织、更努力的竞争对手提供了机会。经济去全球化和区域化正在进行,旧的全球经济管理体制正在瓦解。相互依存曾经被视为发展和加强合作与和平的工具,现在正日益成为脆弱的因素,破坏其自身的稳定作用。

第六项挑战是,西方重点针对俄罗斯和中国发动了一场“绝地反击”。美国和西方开始了一场几乎空前的战争式宣传运动,妖魔化竞争对手,尤其是俄罗斯,并系统地切断了与这些国家的文化和经济联系。西方正在降下比冷战时期更为厚重的铁幕,树立一个世界公敌的形象。在俄罗斯和中国方面,思想和信仰方面的论战并没有那么全面和激烈,但反美情绪正在加剧。一切都造成了一种政治和心理状态,西方正在妖魔化俄罗斯人,在某种程度上也在妖魔化中国人,当然与他们断绝关系的代价更高。我们对西方也越来越蔑视。“去人性化”为战争铺平了道路,这似乎是西方战争准备的一部分。我们的反应是:这为与不值得尊重或善待的人进行无情斗争创造了先决条件。

第七项挑战是地缘格局的结构性转变。地缘政治板块的变动、新国家和新大陆的崛起,以及冷战时期被遏制的过往冲突被重新激发,这些都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一系列冲突(如果新领导人不采取积极的和平政策来应对这种发展趋势的话)。“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可能不仅存在于新旧之间,也可能出现在新崛起的国家之间。如果冲突升级这种可能性很大),它们将引起连锁反应,增加世界大战的风险。到目前为止,主要的危险来自西方发动的上述冲突,但几乎所有地方都会爆发冲突,包括俄罗斯的周边地区。

在中东可以预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爆发,可能整个地区都会惨遭不幸。一系列战争也在非洲肆虐。在遭受重创的阿富汗、伊拉克和叙利亚,小的冲突事件此起彼伏。西方仍然占据信息和宣传的主导地位。虽然拉丁美洲和亚洲在历史上不像欧洲那样好战(欧洲是历史上大多数战争的爆发地,包括两次世界大战),但那里也发生了战争。那里的许多边界都是前殖民大国划定和强加的。最明显的例子是印度和巴基斯坦,还有其他几十个国家。

鉴于欧洲的发展历史走到今天,经济减速、不平等加剧、移民问题等日益加剧,相对民主的政治制度功能日益失衡,而且出现社会道德沦丧问题,无疑会使欧洲发展速度减缓。可以预见,在中期内,欧盟内部会出现分化,甚至欧盟可能解体,民族主义兴起,政治体系趋向法西斯主义化。次大陆又将重回其不稳定的常态,甚至成为冲突的根源。

第八项挑战是经济、政治和安全问题。全球治理的崩溃让情况更糟糕;再次爆发的大国之间的激烈竞争;陈旧的联合国结构使该组织的职能越来越羸弱;北约的扩张破坏了欧洲的安全体系。美国及其盟友试图在印太地区联合反华,以及争夺海上航线控制权,也增加了冲突的可能性。北大西洋联盟曾是一个在很大程度上发挥稳定和平衡作用的安全体系,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多次发动侵略的团伙,现在正在乌克兰发动战争。

如上合组织、金砖国家、“一带一路”和俄罗斯北方海航道等为确保国际安全而设计的新组织、新机构和新路线,至今只能部分弥补安全支持机制日益严重的缺口。主要在华盛顿的倡议下,前军备控制系统的崩溃加剧了这种缺口,该系统在防止军备竞赛方面发挥了有限但有用的作用,但它仍然具有较高透明度和可预测性,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怀疑和不信任。

第九项挑战是西方在世界文化、经济和政治中的主导地位遭到削弱,这为其他国家和文明开辟了新机会,但也带来了令人担忧的风险。美国的地位遭到削弱,对维护许多地区的稳定失去了兴趣;相反却挑起不稳定和冲突。最明显的例子是在美国获得相对能源独立后的中东政策。

在长达15年的短暂的地缘政治主导地位的刺激下,美国政治阶层(至少在下一代人)维持其在麦金德理论的知识框架内。更具体地说,美国将不顾一切阻碍新大国的崛起,主要是针对中国,还包括俄罗斯、印度和伊朗,也将试图阻碍土耳其和海湾国家的崛起。因此,美国至今已成功地在乌克兰挑起和煽动武装冲突。它还试图将中国拖入台湾战争(虽然尚未达到目的),试图加剧中印分歧,不断尝试在中国南海挑起事端(基本上是无事生非),以此恶化中国东海的局势;并在外高加索地区以及海湾阿拉伯国家与伊朗之间掀起冲突,不过还没有达到目的。在俄罗斯和中国的共同邻国,我们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况。

最明显的弱点是哈萨克斯坦,(美国)已经尝试过一次了。应哈萨克斯坦领导层的要求,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俄罗斯维和人员将美国拦下。但这种情况还将持续。美国将再次遭受失败,这次是在欧洲对乌克兰的失败。

美国及其盟友挑起乌克兰战争,并正在煽动其升级。起初,他们希望瓦解俄罗斯,但是以失败而告终。后来他们希望冲突持续下去,借此消磨并推翻俄罗斯政权,或者至少借此束缚其能力、阻碍其发展,并降低其替代方案对西方政治和意识形态范式的吸引力。

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若不能以胜利告终,目前的美国和欧洲相关买办精英只能接受其主导地位的丧失,并认清其在未来的国际体系中将占据次要地位。西方将从其昔日的霸权中和平让位。

第十项挑战是应对核恐吓。几十年来,由于对核武器的恐惧,才得以维持地球的相对和平。然而近年来,和平生活的习惯、上述智力退化以及社会和精英阶层的“剪辑思维”,刺激了“战略寄生”的兴起。人们不再惧怕战争,甚至不再惧怕核战争。俄罗斯著名外交政策思想家德米特里·特伦宁经常提出这个问题。[4]

第十一项也是最明显的挑战一场新的质与量的军备竞赛正在进行。战略稳定是核战争可能性的指标,但是这一指标正在遭受各方的破坏。新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出现或已经出现,这些武器不在限制和禁止制度的范围内。其中包括多种生物武器,既针对人,也针对个别民族,以及动物和植物。这些武器可能引发饥饿,传播人类、动物和植物疾病。[5]美国在世界各地建立了一个生物实验室网络,其他国家也可能已经建立这样的实验室。相对更容易研制一些生物武器。

除了导弹和其他各类武器的数量急剧增加和射程延长之外,一场无人机革命正在悄然进行。无人机相对价格便宜,但可以携带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最重要的是,它们已经在战争中开始大规模使用,这会使正常生活遭到无法忍受的危险。随着战争与和平之间的边界日渐模糊,这些武器成为恐怖袭击和纯粹暴徒活动的完美工具。在相对没有保护的空间里,几乎任何人都会成为犯罪分子的潜在受害者。导弹、无人机和其他武器会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巨大破坏,随之而来的后果是危害人民和国家。我们已经在乌克兰冲突期间目睹这一切的发生。

高精度远程非核武器“从下面”破坏了战略稳定。与此同时,核武器正在趋向小型化(美国已再次开始进行),这将“从上面”危害战略稳定。种种迹象表明,军备竞赛已波及外太空。对国家或组织的决策中心实施斩首式打击的风险将急剧增加。战略稳定将受到另一次毁灭性打击。经验丰富的老战士们还记得我们和北约是如何惧怕SS-20和潘兴二号导弹的。但目前的情况要更糟糕很多。在危机发生时,越来越多的远射程、高精确度且无法拦截的导弹,将威胁到最重要的海上通信,如苏伊士运河和巴拿马运河、曼德海峡、霍尔木兹海峡、新加坡海峡和马六甲海峡。

各大国都在如火如荼地开展各种不受控制的军备竞赛,这将逼迫在全球部署导弹和防空系统。当然,与其他一些武器一样,远射程高精确度的导弹也可以加强安全防护,例如,最终削弱美国航空母舰舰队的潜力,降低华盛顿推行侵略政策和支持盟友的可能性。但随后,他们也将急于拥有核武器,韩国和日本很可能会拥有核武器。

最后,最时尚但也是很危险的因素,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使用,这不仅大大增加了武器的危险性,而且当人民、社会和国家失去对武器的控制时,还会造成局部冲突升级的新风险。我们已经可以在战场上看到自主性武器。在这一点上,军事战略领域的人工智能带来了更多危险。但这也许会创造防止它们的新机会。然而,依靠人工智能以及传统方式和方法应对日益严峻的挑战是愚蠢甚至鲁莽的。

我可以不断列举在世界上造成近乎战争甚至类似战争的军事战略局势的因素。即使不是一场全球灾难,世界也正处于或者已经处于一系列灾难的边缘。这种情况极其令人担忧,危险可能是空前的,甚至比亚历山大·勃洛克时代更令人担忧,他预言20世纪对我们的国家和世界来说是如此可怕。俄罗斯已经在制定一些策略和解决方案。

一切尽在掌握中,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当前的挑战是多么深刻、严峻和空前的,不仅需要通过应对,而且要通过保持领先地位来应对这些挑战。我再次强调:为了俄罗斯和世界上每一位负责任的公民,俄罗斯需要新的外交政策,需要内部发展的新优先事项,需要社会的新优先次序。

(编辑  季节)



* 谢尔盖·卡拉加诺夫(Sergei A. Karaganov), 俄罗斯国立研究型高等经济大学世界经济与政治系主任、名誉教授兼学术导师,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名誉会长。

[1] 参见:Mitchell, A. Wess, 2023。美国离一场可能失败的战争近在咫尺。《外交政策》,1116日。参见:https://foreignpolicy.com/2023/11/16/us-russia-china-gaza-ukraine-world-war-defense-security-strategy/?tpcc=recirc062921

[2] Kempf, H., 2008年。富人是如何毁灭世界的。《世界外交报》,六月。参见:https://mondediplo.com/2008/06/18ecology

[3] “人类面临的唯一生存威胁比核战争更可怕的是,在未来20-10年内,全球变暖将超过1.5℃……这是一条不归路。”(Biden, J, 2023年。“乔·拜登总统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白宫,910日。

参见: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3/09/10/remarks-by-president-biden-in-a-press-conference-2/

[4] 例如,参见Trenin, D.V., 2023。乌克兰冲突与核武器。《全球政策中的俄罗斯》,620日。参见:https://eng.globalaffairs.ru/articles/ukraine-and-nuclear-weapons/ 

[5] Zavriev, S.K., 2022Sovremennye problemy biobezopasnosti i perspektivy mezhdunarodnogo sotrudnichestva [现代生物安全问题与国际合作前景]Mirovaya ekonomika i mezhdunarodnye otnosheniya, 664),第 94-100页。


 

日本企业的国际化道路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总体依次经历了“出口—海外生产—全球化发展”等发展阶段。历经60多年,日本企业国际化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涌现出一批如丰田、索尼、三菱、软银在内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全球一流跨国企业,推动日本成为全球高竞争力国家;同时也缔造了一个“海外日本”。相关数据显示,2020年,日本政府、企业和个人的海外资产高达10.6万亿美元,相当于日本国内GDP2.3倍,对外净资产3.3万亿美元,连续30年排名世界第一。我国央企正处于国际化发展的关键时期,可充分借鉴日本企业的国际化实践经验,推动中国企业国际化发展向高质量高水平发展阶段迈进。

日本企业国际化的主要经验

纵观日本企业长期以来的国际化经营实践,其成功并非仅仅源于企业层面的努力,而是各级政府、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相关机构等协同努力的成果,主要经验如下:

一是“抱团出海”,大企业充分带动中小型配套企业,不同行业企业紧密协作。日本企业国际化经营中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大企业在采购、生产、销售等各个环节与中小企业相互配合共同进入国际市场。该模式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纺织产业,后获得推广运用,在制造业特别是需要众多零配件的汽车产业广泛存在。到20世纪90年代,日本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组织模式向“系列化”方向发展,即某一行业的大企业按照自身的需要和条件,委托筛选出本行业中小企业中的优良企业并让其加工产品,同时对这些企业进行生产指导、经营管理指导和出借设备等支援。如智利的埃斯康迪达铜矿(Escondida)项目,投资方为三菱商事、三菱材料、日矿金属,融资方包括三井矿产、住友金属、同和矿业、古河金属、日矿铁业等。此后,系列化企业群体的形式成为日本企业开展海外投资和经营活动的主要模式。此外,日本同行之间信任度高,相互团结,鲜有“同室操戈”、恶性竞争的情况发生。

二是以关键核心技术为手段,坚持成本控制,建立综合竞争优势。日本企业高度重视技术创新,不断通过技术创新来改进和提升产品质量,构建起自身的核心技术优势,占据全球价值链的制高点。同时,日本企业高度重视成本控制和产品质量,摸索总结出精益生产、JITJust In Time)为代表的管理理念和最佳实践,在世界范围内获得热烈推崇和广泛运用,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这使得日本产品较好地平衡了技术和成本,日本汽车、工程机械等产品成为全球范围内高性价比、高端产品的代名词。

三是构建完善的企业海外投资服务体系,提供全方位的配套服务。到20世纪90年代,日本已经形成较为完善的海外企业服务体系,包括前期市场调研、咨询和信息服务、资金支持、风险控制、后期维护等方面,为日本境外企业的发展铺平了道路。例如,在信息提供方面,日本有遍布海外各地的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的事务所(国内46个、海外76个);在融资支持方面,除政策银行外,有包括三大金融集团(三菱UFJ、三井住友、瑞穗)在内的民间银行、地方银行等金融机构;在保险支持方面,有日本出口投资保险公司(NEXI)等提供风险保障,经济团体、商工会议所、行业协会等也积极予以帮助,综合商社发挥“开路先锋”作用,在信息共享、原材料供应、商圈开拓等方面为企业做先导。

四是充分发挥政府积极作用,为企业国际化提供政策支撑和外交保障。一方面,日本政府出台并完善了一系列的法律、政策等,积极鼓励和引导企业“走出去”,相关省厅、地方政府、经济团体也出台了相应的支持政策,从而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具有系统性的制度安排和政策体系。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始终高度重视经济外交或“高层营销”,为企业“走出去”营造良好环境,如战后初期重视东南亚的资源外交,20世纪70年代重视对中东国家的能源外交,近年来较为关注对非洲、中亚及东南亚等地区的外交。

五是实施本地化经营策略,减少与当地社会的摩擦,赢得长期利益。具体包括:生产本土化,加大在当地采购原材料和零部件的比例;资金本土化,降低日本企业的出资比例,将所获利润的更大比例用于本土再投资;人才本土化,积极雇佣本土的经营者、管理者、技术人才等,减少从日本母公司派遣员工的数量;技术研发本土化,在东道国设立技术研发中心,与当地科研部门、高校等积极开展合作,促进科研成果在当地转化;产品本土化,面向当地市场的消费者偏好进行生产,如本田公司针对亚洲市场和美洲市场的需求差异,开发了具有不同特性的摩托车;销售本土化,面向当地市场以当地消费者为销售对象进行销售网络、流通渠道的建设及产品的销售,而非返销日本或出口到第三国。

对我国央企国际化发展的启示

近年来,我国中央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取得显著成效,但与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借鉴日本企业国际化发展的成功经验,有助于促进央企国际化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一是充分发挥“有为政府”作用。在党中央、国务院、相关部委层面持续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推动各级地方政府出台完善相关的配套政策,构建从上到下系统性的政策支持体系。同时,通过外交手段营造良好国际环境,实施“高层营销”。

二是建立健全央企海外投资服务体系。推动设立各类海外服务机构,完善服务体系,为央企海外投资和运营提供信息咨询、法律援助、融资、保险、人才等各类服务。

三是充分带动中小企业协同“出海”。日本系列化企业群体的出海模式,被证明是一种互惠互利、总体最优的模式。央企“走出去”要减少“单打独斗”,带动上下游中小型企业共同“出海”,构建产业链竞争优势。同时,要加强国资层面的沟通协调,杜绝同业恶性竞争。

四是增强科技创新、提升市场竞争力。强化国内外创新协同,以科技创新为核心手段,不断提升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走差异化发展道路,不断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和在价值链上的战略地位。

五是强化本土化经营。有序提升海外企业的本土化采购、本土化员工雇佣,条件具备时在东道国设立研发中心并推动研究成果就地转化,面向当地市场和消费者开发销售差异化产品、提供差异化服务。

(编辑  宋斌斌)



* 廖建辉,国网能源研究院有限公司。

对外净资产即本国海外资产减去外国对本国的投资,2020年日本该项指标为3.3万亿美元,排名世界第一,排名第二的德国为2.99万亿美元,排名第三的中国为2.07万亿美元,美国则为-13.52万亿美元。

参见日本贸易振兴机构:『海外事务所一览』、https://www.jetro.go.jp/jetro/overseas/

例如,日本内阁通过了《新成长战略》、《日本再兴战略》;省厅层面,如日本国土交通省制定了《基础设施系统出口战略》、经济产业省制定了《中小企业海外发展支援大纲》等;地方自治体层面,如岛根县为县内中小企业走出去创设了“海外展开支援基金”,新县成了了新产业创造机构(NICO);社团组织方面,经团联向政府提交了“关于战略性基础设施系统海外展开”的对策建议。

针对亚洲市场的摩托车具有价格低廉的特点,而针对美洲市场开发的摩托车则拥有丰富的外观设计和强大的动力设备,在两个市场都获得了成功。


 

近年来,日本为进一步将本国文化有效输出以及推动地方走出去,实现地域振兴,制定和实施了日本屋项目。该项目凭借其创新的运营理念、多样的传播方式、精致多元的内容产业特色,在国际上掀起了持续的日本文化消费热潮,也为日本经济拓展海外市场注入了活力。日本屋项目以日本外务省为主导、官民协调为机制、文化产业为载体、商业化运营为模式,其经验和做法具有启发意义。 

日本屋项目的实施与推进

201312月,日本政府出台首部《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明确了战略外宣在国家安全保障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为国家战略外宣的重要一环,日本制定并实施了日本屋项目,意图通过该项目塑造国家形象,打造国家品牌,提高产业和产品竞争力,推动日本地方经济走出去,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

日本屋项目是目前日本政府运营的规模最大的海外文化宣传战略和政府推动地方与国际经贸合作的平台。日本屋项目由日本外务省主导并负责具体规划和实施,并本着求稳不求快、求精不求全的原则逐步推进,现在已经在圣保罗、伦敦、洛杉矶三个有代表性的国际大都市设立了集文化体验、商品展销和经贸合作为一体的综合性实体文宣中心,产生了以点带面的区域辐射效应。据统计,2018年圣保罗的日本屋访客超过100万人,远高出预期的14万人,而伦敦访客在开放后的两个月内达到12万人,洛杉矶开业半年也有近7万人参观。日本屋以三大城市为据点,掀起了一场国际性的日本文化消费热潮。

日本屋项目的创新与特色

日本屋项目设立之初确立了三个目标:一是要为有效搜集涉及当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相关信息情报提供一站式服务;二是摒弃单一的政治文化宣传,融入商业理念,通过设置西餐馆、咖啡厅、购物场所等商业设施,多维展现日本民间活力和文化魅力,为日本企业拓展海外市场创造商机;三是要充分发挥专业人才和各领域的专家作用,努力与当地民众建立密切关系,更好地开展专业性的文化和商业推广。在项目具体推进过程中,日本屋又进一步形成了以下重要特色。

第一,“日本屋”的空间和展示设计注重凸显人文情怀,挖掘展品本身及其衍生的文化价值内涵,着力用生动丰富的文创产品,展现日本现代、流行、多元的文化理念及其商业价值。在宣传日本传统文化的同时,日本屋兼顾到传统与现代、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融合,尊重和满足不同文化背景下受众的自主选择、自由体验与情感交互等多样需求。如在设计风格上,除大量运用日本传统元素营造日本文化独特性外,还注重将自然、简约、环保等现代多元理念融入设计中,尤其重视引入国际流行文化。如伦敦的日本屋凸显北欧极简主义风,洛杉矶的日本屋体现了国际流行文化的融合,圣保罗的日本屋采用了贴合南美自由奔放风格的色彩搭配。日本屋还会定期开展多种形式、涉及不同艺术领域的文化主题巡展活动,为不同艺术流派提供展示平台,推动本土与国际艺术的对话交流,提升日本文化的影响力。

第二,“日本屋”在功能设定上采取展演+研讨会+商业运作融合模式,以多功能空间承载和展示大众文化、精英文化以及商业文化的多样性。为此,各场馆设置了可以用于研讨与讲习会、商品展销与商业洽谈会等活动的空间,意图打造一个集文化休闲与商务合作于一体的,多功能、交互式的文化消费体验中心。另外,日本屋还注重成本控制和商业功能开发,以减少财政负担和运营成本。“日本屋”的选址和建造,通常会采用租赁方式,下当地有一定历史和知名度的旧建筑,在最大程度保留其原始形貌的基础上,根据需要进行修缮和装饰,然后以最快的速度投入使用,最大程度缩短工期,节省购买土地和建筑的成本。在运营模式方面,“日本屋”特别设有售卖日本地方特产和奢侈品的专柜、以推介日本文化为主题的书店,以及体现日本饮食文化的料理等设施。功能上的多样化设定迎合了国外民众的好奇和消费心理,使其在沉浸式体验中潜移默化地喜欢上日本的文化和商品。

第三,为日本地方搭建宣传其地域特色、提携其经济进行海外拓展的平台。向世界推介日本地域文化和城市魅力,实现与对象城市点对点的文化交流和经贸往来,这是日本屋重要特色和目的之一。在这方面,日本屋项目与酷日本战略同样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通常日本屋项目事务局会和日本地方商务部门进行协商,制定具体可行的地域增收计划,量身定制展销活动,或者以遴选、招标等方式就相关产业、产品、企业和观光旅游项目等举办海外主题展销和推介会,为其进行精细化的包装和宣传。其展销范围也十分广泛,涉及衣食住行、医疗、科技等诸多领域。

代表性的案例有:圣保罗日本屋20197月与日本农林水产省合办日本料理的魅力与健康”“与中南美洲日系农业者开展交流与商业合作论坛,为食其家”“日清等日本著名餐饮公司与当地农企的合作牵线搭桥;20189月,伦敦日本屋为新潟著名金属加工中心市和三条市举办三条金属专题展,全面展示其冶金的文化历史和工艺。

日本屋项目还与经产省、日本政府观光局、国际协力机构、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等合作,在场馆内设有专门的商情展板和洽谈专区,同时也重视与日本各地方的小商品制造商合作。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满足国际青少年对于流行文化的消费需求,日本屋还会定期举办动漫、游戏文化嘉年华活动。此举也让如角川、电通等日本公司通过日本屋平台将动漫、游戏、影视等产品进一步推向国际市场,并通过多种商业模式与他国展开线上、线下合作,加快日本文化产业的海外市场培育和拓展。

第四,倚重专家和专业团队对“日本屋”进行运营和管理。日本屋项目虽由日本外务省主导,但在具体管理和运营上主要由设在当地的事务局负责。事务局的相关负责人通常都由熟悉当地风土人情的专业人士担任。为了简化流程、减少行政干预,外务省还将日常管理工作委托给第三方专业机构来具体运营,并专门设置了日本屋专家咨询会议,聘请文学艺术、媒体、经贸、科技等各领域专家负责项目评估,提供技术和智力支持。

日本屋项目对我国的启示

日本屋项目在海外的成功实施,不仅使其成为宣传日本文化魅力,推动日本文化产业发展,拓展海外市场的重要载体,而且在战略意义上弥补了日本由于经济长期低迷所带来的硬实力不足和外交资源匮乏的短板。其做法对我国有以下启示:

首先,建立系统、高效的外宣组织架构,发挥系统集成效用。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相关文化宣传机构进行科学化的效用评估和组织管理,尝试引入成本核算机制和商业化运行模块,强化与地方的连带关系,实现合理化、精细化运营,助推地方经济和文化走出去,在国际市场上寻求更多商机,实现更大发展。

其次,通过公开招标、聘请和委托等方式,尝试引入专业机构和各领域专家团队参与外宣工作和海外文化实体机构的运营,以充分调动市场力量和社会性资源,打造官民协同的外宣机制。在此基础上,效仿日本屋的核心理念,突破传统和常规的政治宣传模式,在深挖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同时推动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的价值融合。
   
最后,推动我国对外话语体系与国际话语体系的对接,在外宣话语表达上需要提高宣传质量和信息投放的精准度,注重使用能够获得国际社会主流价值认同、富有人文关怀的话语体系来丰富民族文化的价值内涵,减少因文化差异带来的误解,为传播中华文化魅力,提升国家形象和文化影响力创造有利条件。

(编辑  杨利红)



[*] 闫坤,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党委书记、研究员;吴限,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


 

在气候危机及生物多样性丧失问题上,全世界都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其对经济社会的损害正在显著上升。经济学人智库(EIU)曾指出,预计到2050年,气候变化的经济影响将使全球GDP下降3%,造成的经济损失将高达7.9万亿美元。20199月,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将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s,以下简称NbS)确定为全球九项重要行动之一。此后,中国和新西兰受联合国委托,携手推动NbS,使NbS这一概念受到国际社会热议。NbS是协同应对当前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气候危机、生物多样性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类灾害性影响,保持经济社会与生态之间的平衡,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综合治理方法。

2021年开始,日本政府尝试使用NbS制定应对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战略,促使经济社会治理从单项治理向“生态—社会”共生的绿色治理转型。

日本利用NbS构建协同应对战略体系的经验

.NbS融入人与自然共生的总战略目标。日本的国家战略制定,兼具历史延续性与创新性。1995年,日本在首次制定的《生物多样性国家战略》中,将“人与自然共生”定位为国家环境管理的长期目标。2002年,日本在制定新《生物多样性国家战略》时,又提出建设自然共生社会的总构想。为履行“爱知目标”(2010-2020年),日本还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2050愿景。而NbS所提倡的以人为中心,发挥自然效力解决多重社会问题的理念与日本人与自然共生的根本战略目标相呼应,因而易于融入既有政策框架。

.以“协同性”的外溢效应为社会建设提供多元战略规划。这包括以NbS提升生物多样性,提高保护区和其他有效区域保护措施(OECMs)的质量,恢复大量退化的生态系统,完成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并努力在2030年前提高蓝碳生态系统的固碳价值。通过NbS还可将气候变化、防灾减灾和地方振兴相结合。NbS可帮助受灾社区实现受灾前后的可持续管理,不仅提高抵御自然灾害的韧性,还有助于修复生态环境,减缓气候变化。而在国家公园、世界遗产地等处实施NbS,可在利用当地自然旅游资源促进生态游的同时,实现工作和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提升居民幸福感,增强城乡吸引力。NbS还支持碳净零排放与气候变化适应政策的协同,促进陆上和海洋生态服务系统的保护和利用,减少自然灾害的风险,加强社会韧性。NbS支持自然受益型产业发展,促进绿色循环经济,以生物质资源的可持续生产带动绿色能源转型。

.将传统生态思想与现代生态科学有机结合。日本将NbS与传统的里地里山生态保护思想及具有现代生态科学意义的地域循环共生圈概念进行了双向结合。日本试图以NbS自然城市乡村构建可持续的生态农业,同时保护生物多样性以有效应对全球粮食危机。融入自然的城乡环境还可改善人类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