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19 年8月，特朗普就曾公开表达“购买格陵兰”的意愿。此言一出，舆论多将其视为个人冲动、外交失言，或现实政治中的一次荒诞插曲。然而，若将这一事件从新闻语境中抽离，放回更长的文明尺度来看，它却具有一种清晰的象征意义：那就是一种仍然坚信“主权可交易”的旧秩序语言，正面撞上了一个已进入系统化、后主权运行形态的空间。

这次“失败的要约”所提示的是：并非因为力量不足，也并不是某位政治人物的判断得失，而是一个更深层次的转折事实：当航道、能源、感知、算力与风险治理在同一空间高度叠加时，主权本身正在失去作为唯一组织原则的解释力。在这一意义上，格陵兰事件恰好成为理解北极乃至理解 AI 时代文明结构变化的一个清晰注脚。

北极的系统性文明节点

在当代语境中，“北极”常常被拉入各种熟悉的叙事框架：资源争夺、大国博弈、军事对峙、气候危机，乃至个别政治人物的激进言论如特朗普的“不排除任何选项”。所有这些说法各自表述，却共同制造了一种集体性误读。人们都在试图回答“谁想要北极”，而很少追问一个更根本性的问题：在高度系统化与不确定性急剧上升的时代中，北极将会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承担什么功能？

正是对这一问题理解缺失，使北极长期被理解为“潜在对象”，而非“结构性变量”。然而，对北极认识真正发生变化的，并非其地理位置或政治归属，而是它被文明系统调用的方式正在发生跃迁。当技术、能源、感知与风险治理开始成为文明运行的底层条件，北极不再被认为只是地理边缘的一片空白，开始进入文明结构的核心视野。

北极的真正意义，恰恰不在于单一价值的放大，而是多重系统在同一地理空间的同步叠加。

第一，航道系统。北极航道的本质并非替代苏伊士或马六甲，而是重塑全球物流与金融运行的时间结构。在高度金融化、即时化的世界中，时间本身已成为最关键的资源，而北极提供的是一种能够压缩全球循环节奏的结构性变量。

第二，能源系统。北极的意义不在于“还有多少资源”，而在于它在能源转型与高度不确定的过渡期中，提供了一种战略级的确定性对冲。当全球旧能源体系正在退出、新能源体系尚未稳定时，北极所代表的是一种可被调用、但又未被完全锁定的能源冗余空间。

第三，军事系统。北极并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大规模战争可比性，却从天然上作为预警、监测、通信与全域感知的枢纽。北极并不是力量投射的前线，而是信息与态势生成的高地，或者说是一个“看见世界”的地方，而非“冲向全球”的地方。

第四，AI 与算力系统。AI 从来不是抽象的“云”，而是一套高度物理化的系统工程。电力供给、散热条件、安全隔离与系统冗余，决定了算力的真实边界。在这一意义上，北极正在显现出其具有成为算力基础设施与文明运行接口的潜在条件。

这四重系统在同一空间的同时叠加存在，使北极不再是某一类资源的争夺地，而是成为一个高度耦合的系统级文明节点。

特朗普的“格陵兰情结”在这一结构背景下，才显露出其真正的历史价值。这一表述若仅作为外交新闻看待，容易被归结为特朗普的个人风格；但若放入文明结构中分析，则更像是一种对主权逻辑的极限试探。在传统地缘政治框架下，领土可以交易、主权可以转让、安全可以通过所有权来保障。但问题在于，格陵兰所嵌入的，已经不是一个单一主权可以独占的空间，而是一个航道、能源、军事感知与算力系统高度叠加的现代文明中重要的节点。

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在“格陵兰尝试”上的受阻，并不是因为美国缺乏实力，而是因为主权的可转让性本身，已经不足以承载北极的系统性功能。它所暴露的，不仅是政治博弈的成败，而是主权语言在系统文明面前的边界。

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何北极并未自然滑向全面冲突。现实中的北极，更接近一种“低烈度存在、网络化治理、象征性主权”的状态。类似北极理事会（Arctic Council）这样的机制，虽然缺乏传统意义上的集中权威，却能够面对地域冲突，在知识协调、风险沟通与冲突缓解中发挥着实实在在的作用。这并非理想主义的胜利，而是文明在结构压力下作出的务实调整。

从更深的层面看，北极并不是未来文明的中心，更像是一个底层测试区。在这里，人类或许第一次被迫在没有统一世界政府、没有帝国秩序，也没有战争清算的前提下，尝试维持一个高度复杂系统的长期运行。它测试的不是某种政治立场，而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当不确定性成为文明常态，国际秩序是否还能在不依赖绝对主权的情况下持续存在。

北极的意义

北极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它最终“属于谁”，而在于它正在迫使人类回答一个此前可以一直回避的问题：当文明运行越来越依赖跨国系统、长期风险与高度技术化的基础设施时，主权还能在多大程度上继续作为唯一的国际秩序基石。

如果这一实验成功，北极将成为后主权文明治理的原型区；如果失败，它也将以另一种方式进入历史，即作为主权逻辑在系统文明时代的一次结构性受挫。无论结果如何，北极都已经不再只是地缘政治的边缘地带，而成为检验人类能否在 AI 与不确定性时代完成自我重组的一块关键文明试验场。

（编辑 季节）

特朗普第二个任期的西半球外交政策，通常被视为“唐罗主义”（Donroe Doctrine）。部分人认为这是美国霸权扩张的信号，但其本质为何是霸权收缩？为何美国在霸权收缩时期反而更显“霸道”？

“唐罗主义”：美国全球战略之变

特朗普第二个任期的诸多外交政策，被视为美国重返“门罗主义”的信号。特朗普宣称让加拿大加入美国、改名墨西哥湾、关注格陵兰岛和巴拿马运河的战略价值等一系列事件，都表明他对西半球的关注远超前任政府。

如何从“门罗主义”的视角看待美国全球战略的变化？

2025年6月，美国五角大楼宣布格陵兰岛的防务责任从美军欧洲司令部转移到美军北方司令部，认为“这一调整将增强联合部队保卫美国本土的能力，为西半球更坚实的防御提供支持，并深化与北极盟友及合作伙伴的关系”。此举意味着美军将格陵兰岛置于其西半球的防御体系之中，释放出强烈的“新门罗主义”信号。这是继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以及特朗普宣布重点关注加拿大、格陵兰岛与巴拿马运河之后，美国“新门罗主义”政治连续剧的最新剧集。

“门罗主义”源于19世纪美国发展为西半球区域霸权过程中对欧洲干涉美洲的拒斥，最初版本包含了美国式的“孤立主义”战略思想：自外于欧洲国家的战争，但并不“孤立”于美洲事务，这种“孤立主义”一直持续到二战时期，伴随着美国战略界达成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势力均衡的共识而结束。而美国对拉美的“特殊关注”则一直持续。冷战结束后，在现实中运作的“全球门罗主义”被包装成“自由国际秩序”，为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霸权主义干涉提供价值论证。随着美国的势力范围越出西半球，现今的“门罗主义”话语复兴，其背景和内涵与19世纪的“门罗主义”已经有重大区别，它所指向的不仅仅是美洲空间，而具有更深刻广泛的全球战略意涵。

在特朗普第一个总统任期期间，蒂勒森、博尔顿等高官开始频繁谈论“门罗主义”“西半球”；2025年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后，“门罗主义”话语进一步升级。他频繁谈论对加拿大、格陵兰岛、巴拿马运河的兴趣。《纽约邮报》将特朗普时期的“门罗主义”戏称为“唐罗主义”（“Donroe Doctrine” = “Donald Trump” + “Monroe Doctrine”），这个合成词甚至得到了特朗普本人的官推认可，因而迅速走红。

外界对“唐罗主义”存在两个截然不同的批评方向：一面是批评“唐罗主义”代表霸权的进一步扩张，另一面则是担忧美国重返孤立主义而造成在亚太“战略撤退”。我认为，当美国处于全球单极霸权位置，将全球视为自己势力范围的时候，不需要显性的“门罗主义”话语；当“门罗主义”话语重新浮出水面，恰恰表明美国不计代价地将全球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开始区分“内”与“外”，西半球的重要性重新凸显。“唐罗主义”看似咄咄逼人，但其实质是从全球单极霸权的位置有限后撤。从1823年以来，“门罗主义”的总体发展趋势，是从“半球门罗主义”向“全球门罗主义”过渡，特朗普代表着对这种扩张趋势的逆转。

在后冷战时期，美国确立单极霸权。它在发展中松弛了冷战时期对资本的约束，金融资本主义如同脱缰的野马，推动美式全球化的发展。美国的企业面临股东的利润要求，纷纷通过将制造业外包来降低成本，提升利润率。这造成美国制造业逐渐空心化。在政治层面，美国毫无节制的对外干涉和反恐战争大大消耗了美国的国力，并陷入多面竞争的困境。帝国“至大无外”的理念使得美国无法清楚界定其国家核心利益，从“亚太再平衡”到“印太战略”，美国一直试图聚焦战略重心，但被各地的“火药桶”不断牵扯精力。

特朗普高唱“美国优先”，体现出重新聚焦战略重心的努力。而美国的“国”究竟在什么地方？奥巴马、拜登要维护的不仅是美国本土，更是一张覆盖全球的霸权网络，包括与所谓盟友的合作关系，对诸多国际组织的投资与控制，通过对外国媒体和NGO资助所建立起来的议程设置与定调的权力等等。但特朗普、卢比奥是以美国本土为核心算账，认为原先覆盖全球的霸权网络成本高昂，超出了美国财政的负担能力，而美国跨国资本在全球赚取的超额利润，不能被有效转变为美国政府的财政收入。特朗普决定给全球霸权网络上的很多节点“断供”。从“至大无外”的全球帝国思维，回退到一种区分“内”与“外”的思维。

特朗普说的“主权”并非以美国的物理边境线来划分“内”与“外”，境外那些能够给美国本土带来可见利益的因素，他还是乐于将其视为美国的“内”。这是一种霸权式的主权概念，没有“主权平等”的意涵。19世纪的“门罗主义”有一个“西半球”的地理空间限制，美国严防欧洲列强干涉西半球，但也不愿意越出西半球，去干涉欧洲内部事务。今天，特朗普意识到美国在自身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应有所为有所不为。加强美国在西半球的区域霸权，特朗普从巩固周边入手解决国内问题，从硬实力建设的角度来说，巩固周边如果操作得当，能够使得美国进可攻、退可守。而与之相应的其他政策，包括要求欧盟中的北约盟国加强军事支出，多买美国武器，美国减少在俄乌冲突中对乌克兰的支持，并从乌克兰攫取资源，都是榨取盟友、节约自身资源的做法。

特朗普的战术和拜登政府不一样，拜登政府愿意花钱建“朋友圈”来围堵中国，特朗普也想围堵中国，但不想烧钱，所以采取了向各国施压的办法，比如威胁实施高关税，然后在谈判中向对方提出配合美国遏制中国的要求。他认为美国已经无法不计代价维护原有的全球霸权网络，但在关税问题上，他又高估了美国自身的能量，认为其他国家会配合其对华战略，而这种靠单方施压的霸权主义，让美国一些所谓“盟友”非常不满。欧洲政界和舆论界有许多声音在呼吁欧洲的战略自主。日韩被美国威胁加征高额关税，对美国的不满也在上升。但在军事和情报体系上，北约盟国以及日韩与美国是深度绑定的，这种关系短期内不会有什么实质性变化。但在经济和贸易上，经历2025年4月轰轰烈烈的关税战后，各国都会掂量向美国“一边倒”是否明智。

周边秩序：美洲的新空间政治

美国表现出从经略全球转向重点关注西半球的态势，那么，在西半球这个传统的“门罗主义”空间范围内，如今的美国希望塑造什么样的周边秩序？如前所述，“美国优先”是以地理上的美国本土为核心，一旦有了地理上的美国本土这个锚点，就会有一个亲疏远近的关系。在这样一个视野之中，西半球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因为它就是美国的周边，美国的安全、非法移民等问题，都需要从周边入手来解决。

特朗普提出要把加拿大变成美国的第51个州，但他对墨西哥却没这个想法，反而是对从墨西哥那边过来的拉美移民严防死守。其实可以回溯到对“盎格鲁－撒克逊美洲”与“拉丁美洲”的经典区分。这个区分在19世纪就出现了。曾流亡法国的智利青年朗西斯科·毕尔巴鄂（Francisco Bilbao）于1856年提出“拉丁的美洲、撒克逊的美洲以及印第安的美洲”（la América latina, sajona e indígena）三分法，其实这个区分是想联合拉丁美洲与印第安的美洲一起反抗美国所领导的撒克逊的美洲。19世纪的法国一度深度介入美洲事务，于是将流行的“西属美洲”概念改造成“拉丁美洲”，以体现法国的存在。19世纪，美国接受了“拉丁美洲”这一名称，当时美国注视南方的视角往往带有浓厚的种族主义色彩。

在二战期间，美国国内对于盎格鲁－撒克逊美洲与拉丁美洲的划分一度掀起讨论，典型的文本就是1942年荷兰裔美国地缘政治学家斯皮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出版的《世界政治中的美国战略》。在二战背景之下，斯皮克曼将拉丁美洲看作拖盎格鲁-撒克逊美洲后腿的存在，在受到旧大陆列强攻击的时候，美国不能指望获得拉丁美洲的支持。所以斯皮克曼说，美国最好是越出西半球，介入欧亚大陆事务，建立全球的势力均衡。在亨廷顿的《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里，可以看到对拉丁美洲的蔑视和提防。亨廷顿认为，美国的底色还是新教白人移民的国家，大批信天主教的拉丁美洲人涌入美国，会给美国造成严重的身份认同问题。特朗普在表达种族主义偏见时口无遮拦，比如曾将海地、萨尔瓦多等国称为“屎坑国家”（shithole countries）。他也会羞辱加拿大政客。

特朗普还有一个吞并格陵兰岛的主张。格陵兰岛既不属于盎格鲁－撒克逊美洲，也不属于拉丁美洲，而是一个极地边缘区，它的居民主体是因纽特人与北欧移民的混血后裔，黄种人特征比较明显，岛上居民人口不到六万。1951年，美国与丹麦签订防务协定，在格陵兰岛上建立了图勒空军基地（Thule Air Base），这是美国在北极圈内唯一的军事基地，也是美军全球战略部署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个前哨。美军对格陵兰岛的军事控制并不存在实质障碍。而特朗普试图更进一步，将格陵兰岛纳入美国版图，将格陵兰防务划归美军北方司令部，与归美军欧洲司令部管辖的丹麦本土相区分，这是一个具有政治象征意义的决策。如果美国吞并加拿大和格陵兰岛，其总面积将达到惊人的2198.5万平方公里，远远超过俄罗斯（约1709.82万平方公里），成为全球面积最大的国家，而且还将拥有丰富矿产，控制重要的北极通道，跨越更广的气候带（从热带夏威夷到极地格陵兰），控制北美大陆，获得空前强大的地缘战略地位。如此巨大的战略利益，使得特朗普可以完全不在乎格陵兰岛居民的人种或文化。

当然，我们今天并不是生活在19世纪旧殖民主义时代，而是在联合国体系之下，对于领土的变更有诸多国际法约束。特朗普的任期有限，他的“地图开疆”，如果能够在国际谈判中起到施压作用，同时又能够让自己的支持者产生“赢感”，就已经实现了重要的价值，这本来就是特朗普“赢学”实践的一部分。

通过领土吞并来攫取利益，这在当今世界有很多牵制因素，而特朗普的外交政策给拉美国家带来现实的政治与经济压力是多方面的。

第一，地缘政治层面。安全感的下降与“门罗主义”的思维惯性促使美国将域外国家与拉美日渐紧密的经济联系视作一种政治威胁。美国或将进一步强迫许多拉美国家“站队”，减少其与中国、俄罗斯的贸易、投资与技术合作，限制拉美国家在外交和发展上的空间。美国为重新控制巴拿马运河做出了努力，在美国压力之下，巴拿马退出了“一带一路”倡议。最近又有美国智库针对中国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的37个港口项目开展所谓“风险”评估，其代表的风向值得我们关注。

第二，地缘经济方面。美国不会放弃对拉美丰富的农业、矿产、石油资源，以及深度嵌入美国经济体系的拉美制造业产业链的控制，并将以各种手段加强拉美国家对美国的经济依附性，如以《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取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并希望利用《美墨加协定》中的六年审查条款，提前在2025年下半年启动重新协商，以不对等条款锁定加拿大和墨西哥的经济发展方向；利用关税、出口限制、金融制裁打压“不听话”的国家。特朗普政府在援助问题上，越来越强调拉美国家拿多少钱，就要给美国办多少事。

第三，在安全与移民领域。将美国自身的移民、毒品、犯罪问题归咎于拉美国家治理无能，推动南方边境的军事化，向墨西哥、中美洲国家施压要求加强边境管理，否则取消援助或征收惩罚性关税。迫使拉美国家处理大量被遣返人员，将治安与就业压力转移拉美。

第四，在身份认同与文化话语层面。不断将拉美移民污名化、妖魔化，将他们与毒品走私、黑帮、暴力犯罪等问题挂钩，强调“边境墙”的必要性，将其象征化为“对抗混乱与犯罪”的标志，将拉美视作不稳定的源泉和安全威胁。

第五，美国对区域内国家的控制、隔离与干预程度可能上升。特朗普甚至可能在拉美扮演“政治教皇”（特朗普确实曾经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自己穿着教皇服饰的图片）的角色，判定谁是拉美的合法政府，加剧对拉美“左翼政权”或反美政权的制裁和打压，特别是对古巴、委内瑞拉、尼加拉瓜的政策。最近，特朗普又干涉巴西内政，要求卢拉的左翼政府停止对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司法调查。

第六，破坏拉美与加勒比地区的自主的区域一体化，操纵美洲国家组织（OAS）与利马集团（The Lima Group），扶植亲美的右翼政权，打压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CELAC）、南美国家联盟（UNASUR）等区域自主国际组织。

特朗普的周边政策已经初步迎来反弹。在2025年4月加拿大大选中，民众反对特朗普的情绪成为影响选举走向的重大因素。自由党凭借捍卫加拿大主权的立场，最终胜过了本来民调领先的保守党。特朗普依赖单边主义的强制手段来对拉美国家施加压力，在拉美区域引发更多的不满。

美式“赢学”：“帝王总统”的修辞与现实

特朗普不仅屡屡胁迫其他国家，在美国国内也以“超级总统”的姿态发号施令。其实，19世纪的美国“门罗主义”就是以国内政治为基础的，它包含着一种根深蒂固的自豪感，即美国是一个共和国，它所要维护的西半球，也是一个以共和制国家为主的空间。然而，特朗普的“唐罗主义”在这一点上很不传统，他对于君主制和共和制的区分很不敏感。

“唐罗主义”在意识形态上高度灵活，并不让自己受制于传统“门罗主义”包含的那些政治敏感意识。特朗普试图通过扩大行政权来实现自己的改革计划，对内不断试探立法权与司法权的边界，但由此也引发了激烈反弹。民主党政客纷纷抨击特朗普一些自比国王的姿态，伊利诺伊州民主党籍州长普里茨克在X平台上批评说：“美国没有国王，我也不会向国王屈膝。”2025年6月14日，当特朗普在其生日当天举行阅兵典礼的时候，美国多个城市爆发了“无王抗议”（No Kings Protests），阅兵日也被抗议者命名为“无王日”（No Kings Day）。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单日抗议事件之一。MAGA派的媒体和代表人物绝大多数避免对特朗普自称“国王”的事实发表评论，因为确实很难正面辩护。

在美国的政治传统之下，即便是铁杆MAGA派也慎于公开宣扬“特朗普是国王”。如果美国自己都没有什么政治原则，如何有资格将域外国家排除出美洲空间？相比之下，最近的爱泼斯坦档案问题，反而引发了MAGA派内部的分裂，使得许多人与特朗普的分歧进一步浮出水面。但对特朗普的“唐罗主义”外交政策，我们看到的主要还是支持的立场。MAGA派在外交上有孤立主义倾向，但这是基于区域霸权意识的“美式孤立主义”。美国在西半球自己定规矩，自己说了算，不必和域外国家商量，被看作是“美国优先”“反全球主义”立场的体现，可以给MAGA派带来胜利感。这对特朗普和MAGA派都很重要。特朗普在内政和外交中一直在展示胜利主义叙事，宣称每项政策的结果都是自己和美国“赢了”。

对外，特朗普实施高度个人化的外交风格，不遵守各种多边主义框架，同时超越传统的双边外交模式。他将自己在商业中的“交易技艺”（the art of deal）输入外交，经常表现出不可预测或夸张的强硬立场，对其他国家极限施压。在看似咄咄逼人的外观之下，美国霸权的战线不是在扩张，而是在有限收缩。他在第一任期内推动委内瑞拉政权更迭，但最终并未出动地面部队。而在中东，他对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朗进行的空袭规模有限。特朗普并不愿意不惜一切代价维持美国原有的全球单极霸权体系。他要计算成本，将资源投入到他认为重要的问题上。

因为不愿意不惜代价维持美国的全球单极霸权体系，特朗普的行为模式像是对19世纪均势政治的某种回归：在遇到自己所承认的大国时，他的言行往往体现出尊重对方区域性“势力范围”的倾向。比如说，在处理乌克兰问题的时候，他实际上采纳了北约东扩导致俄乌冲突的叙事。他承认乌克兰在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内，同时坚持认为加拿大、格陵兰、墨西哥和巴拿马在美国的势力范围内。

然而，与19世纪不同的是，21世纪的西方国家有着更发达的媒体和选举政治。19世纪的政客可以通过秘密外交来完成利益交换，而在21世纪，人人皆可上网发声，西方政客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在镜头下，对未来的选举产生影响。而这使得21世纪选举政治下的政客们更加“输不起”。政客们将外交变成针对国内选民的表演，看似是与外国人打交道，但处处都琢磨给国内民众留下什么印象。因此，特朗普不能承认自己是在进行某种战略收缩，而必须塑造赢了又赢、不断前进的形象。正是在这个关节点，他的“赢学”发挥了关键作用。

特朗普已经将白宫的官方网站变成大型“赢学”建设示范基地。“赢”（Win）原本是商业热词，却成为特朗普执政团队的关键词，体现了特朗普作为一个房地产商人和娱乐明星对白宫成功的商业文化输入。特朗普反对“烧钱赢”，希望“省钱赢”，他的“赢学”体现出若干鲜明的特征：

重塑“利益”认知，降低预期，锚定失落感。特朗普重估“美国资产”的价值——降低心理预期，精准对接那些自感在全球化中受损群体的不满。特朗普以“主权”的名义，重新界定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将许多原来处于美国全球霸权网络之内的势力与利益，视为美国的“外部”。基于此，那些美国耗费数十年建立的国际组织与机制，若无法产出可感知的即时收益，便被视为财政负担与战略负资产（即“输”）；反之，即便只是从传统盟友处榨取微末利益，也被标榜为美国的“赢”。

抛弃“共赢”，公开追求“独赢”。由于其对于美国核心利益界定范围的收缩，特朗普的胜利主义叙事是公开宣称“美国优先”，这里的“美国”，就不再是美国的全球霸权网络，而是有着明确的地理空间、公民资格条件乃至种族特征的限制。关注“独赢”而放弃“共赢”，使得特朗普在行动之时可以无视各种既定的国际规则，无视美国盟友的需求，在运用“强制”手段的时候更没有心理负担。

议题游移，但始终寻求主导公共舆论议程。特朗普的支持群体相互之间存在很多矛盾。特朗普的“赢学”并不寻求调和各方立场，而是希望始终主导公共舆论的议程，避免让自身的失败或政策代价成为舆论焦点。为此，他发展出一套独特的政治算法：极力放大任何微小的阶段性成果，哪怕是象征性的胜利，通过夸张的叙事包装成重大突破；同时系统性地回避其激进政策带来的现实成本——无论是贸易战导致的民生负担，还是其反复无常的决策风格所制造的市场不确定性。这种选择性呈现的策略，本质上是通过制造“永远胜利”的幻象，来维持其政治基本盘的凝聚力和支持。

特朗普希望这种降本增效式的“省钱赢”，节省他认为不重要的开支，运用加征关税来迫使其他国家消除与美国的贸易逆差，迫使海外资本回流美国建立工厂，从而重新夯实美国霸权的物质基础。但他同时对全球多数国家发动关税战的做法，本质上是一场政治赌博：第一是赌其他经济体不可能戒断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性，会在被拒绝市场准入的条件下做出让步；第二是赌美国消费者对于物价上涨的忍耐力，但众所周知，美国消费者在这方面并没有令人印象深刻的纪录，因此赌的还是其他国家投降的速度；第三是赌美国本土吸引和支撑制造业复归的能力，如劳工和技术人员的供给、供应链的配套性、政策的连续性等等。

在前两个方面，我们已经看到了初步结果：中国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已经大大降低了对于美国市场的依赖性，同时也通过科技创新解决了不少技术“卡脖子”问题，因此有能力对特朗普说“不”；事实证明，美国消费者对于中国商品的依赖很深，对华加征关税将引发美国市场恐慌，迫使特朗普政府最终在关税问题上对中国作出让步。在制造业回流方面，特朗普遇到了最为棘手的挑战。也许美国政府能够提供廉价的土地、能源和短期免税政策，但是投资者将发现他们经常处于这样的境地：他们在美国本土找不到足够的工程师，以及保留了技工文化、乐意在流水线上作业的产业工人，找不到相互配套的上下游产业，美国的港口、铁路、电网等基础设施老化，而近年来，美国政府在政策上的反复无常更是令许多投资人望而生畏。对于MAGA的支持者来说，只有迈出制造业回流的第一步，才有后续的逐渐完善。问题是如果特朗普无法赢得这场赌博，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落败，其在美国的分权制衡体系中推动改革的能力将大大下降。

迄今为止，特朗普所发动的关税战已经遭遇阶段性的挫折，中国据理力争，取得初步成效，使得许多国家看到美国霸权的“薄弱环节”，从而思考如何在未来减少对美国霸权的依赖。在北大西洋联盟之外，更多国家在能源、供应链、货币等问题上，已经在考虑如何分散过度依赖美国所带来的风险。国际调查机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最新调查显示，全球公众对美国的好感度显著下降。在被问及“哪个国家对本国威胁最大”时，大多数欧洲和拉美国家的受访者更多提到美国而不是中国。在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美国则被认为是“头号威胁”。

特朗普的“赢学”将是一个绝妙的政治修辞学标本，向我们演示美国的霸权是如何不断缩小预期受众的范围，从“共赢”走向“独赢”，从“顺赢”走向“强行赢”。甚至可以说，他的“唐罗主义”话语本身，也构成他的“赢学”的一部分，为范围极其狭窄的预期受众创造“赢感”。可以预期，在一个更为多极化的全球秩序中，我们将能够看到更为五彩斑斓的“赢学”叙事：区域霸权力量运用为自己量身定制的“赢学”建立自身区域支配的正当性，而弱者也需要自己的胜利主义叙事。迄今为止，特朗普已在“赢学”的历史上打下自己的烙印，而他尚有充裕时间让这些印记愈发深透、更具持久之力。

（编辑 季节）

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简称CBAM）已于2026年1月1日进入正式期，出口至欧盟的产品将按碳排放水平核算并承担相应成本，这将推动绿色低碳规则更深入地嵌入国际经济体系。2026年是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CBAM的落地与我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以及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窗口高度重叠，其影响不再仅仅局限于贸易环节，而是延伸至产业竞争、国际规则对接以及社会经济转型的系统性变量。在此背景下，应结合我国对欧出口结构及钢铁、铝等高排放行业特征，分析碳成本在产业链中的传导机制，评估其对我国产业链、价值链的影响，并研判CBAM对“十五五”时期外贸稳增长、产业竞争与碳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约束与机遇。

CBAM机制的逻辑

欧盟推行CBAM机制的深层逻辑，概括起来就是从“碳泄漏治理”到“以碳定价重塑规则”。

政策动因看。欧盟推动CBAM的出发点在于应对“碳泄漏”风险，即在欧盟内部减排约束更加严格的背景下，防止产生高碳生产向外转移并以进口形式回流，从而维护其气候政策与产业竞争力。

制度原理看。CBAM以进口产品的嵌入排放为计价基础，要求进口商在正式期购买并清缴CBAM证书，证书价格与欧盟碳价挂钩，同时允许对原产地已实际支付的显性碳价予以相应扣减。这可以理解为欧盟为争夺国际碳规则制定权的契机，进一步将碳数据能力与低碳供给能力嵌入到贸易规则与市场准入中。

核心内容看。CBAM主要围绕三方面重点内容展开，一是覆盖范围与豁免机制，界定纳入税收的品类、原产地适用范围等情形；二是核算边界与方法学。明确了产品直接排放与部分间接排放的核算口径，强调“可监测、可报告、可核证”的原则，并提出在产品监测数据有限时可以使用欧盟界定的默认值；三是合规程序与执法安排。包括过渡期报告、正式期证书购买与年度清缴、处罚与反规避等操作环节内容。这三方面的主要内容也决定了CBAM表面上是边境调节，实质上是以碳数据为抓手的市场准入约束与成本再分配机制。

CBAM是欧盟在碳市场免费配额逐步退出的背景下，为应对经济方面因自身的高碳价逐步丧失产业竞争优势，以及减排方面空间碳泄漏趋势，进一步扩大这一两难困境叠加的解决方案。通过税收手段，征收欧盟与出口国碳价之间的差额，在欧盟市场之内，强行将非欧盟生产商的碳成本提升至与欧盟生产商相等的水平，通过双边调节拉平进口产品和欧盟产品的碳成本，从而最终解决由欧盟内外碳成本差异造成的碳泄漏和丧失产业竞争优势的问题。对欧盟而言，至少在欧盟市场之内，其与非欧盟生产商之间的碳成本差异几乎不复存在，这令其生产外迁及让出市场份额的动力得到弱化，不仅缓解了因生产外迁导致的空间碳泄漏压力，也令欧盟的产业竞争力削弱风险降低。

CBAM规则的新变化

欧盟在2025年对CBAM政策和规则做了密集更新，总体呈现出“程序简化与约束强化并行”的政策趋向。一方面通过优化程序，确保2026年进入正式期后能够稳定运行；另一方面，通过强化执法与行业扩围，进一步提升机制的覆盖面和约束力，更好地推动CBAM从基础材料端向制造端延伸。

规则变化要点

一是推动关键规则体系定型完善。欧盟在过渡期数据与运行反馈的基础上，通过引入小额门槛豁免（50吨）条例，在明显减轻申报工作的同时，又确保进口产品的大部分嵌入排放仍处于监管范围。同时，通过强化对超过门槛主体的申报、留痕与监管的闭环安排，促进报送体系形成责任闭环。

二是以可核查数据夯实核算履约。2025年，欧委会持续发布默认值等配套指引，并就正式期相关的嵌入排放核算、证书义务校准及出口国已缴碳价的抵扣规则征求意见，进一步明确定价与运行规则。此处释放的信号在于，正式期将把可信数据和第三方核查作为合规层面的优先选择，并对出口国产品数据缺失或不可信等情形使用默认值等不利口径，从制度上抬高了出口国报送低质量数据与规避行为的成本。

三是以扩围和强执法强化绿色贸易壁垒属性。一方面，欧盟拟将覆盖范围由基础材料进一步延伸至钢铝密集型下游制成品，使其影响范围从少数原材料行业外溢到更大体量的制造业板块。另一方面，正式期欧盟监管将从“申报管理”转向“全链条合规治理”，通过强化核查审计和提高违规处罚等手段，使合规管理从成本开支上升为市场准入条件，由此推动CBAM从边境收费机制向贸易规制与产业重塑的政策工具逐步演化，使其“绿色贸易壁垒”属性进一步显现。

CBAM 新规则对我国相关产业的新约束

随着CBAM机制的日趋成熟，出口企业面临的已不再是碳排量“报不报得出”的单一合规问题，而是由“数据—成本—合规—供应链”相互联动的系统性压力。对我国企业而言，风险难点更集中体现在由规则与数据带来的贸易不确定性上。

一是碳数据治理能力成为市场准入硬约束。CBAM以嵌入排放为计价基础，进口端需要可核证的数据完成申报与履约。很多企业的问题不是会不会算，而是“算出来能不能用”，即数据是否可核证、可追溯、可复算。如果计量体系不完善、核算边界口径不一致、工序和批次数据衔接不上，就容易出现交不出数据，或可以交但欧盟客户不敢使用的问题。在默认值更严、核查更强的情况下，这种数据不确定会很快转化为成本与订单不确定的问题。

二是影响由材料端延伸至制造端导致行业碳暴露度被低估。CBAM正式将下游制成品纳入征税范围，意味着一些对欧出口占比较高的制造业，可能不再只是被材料端牵连，而是产品本身也将被管起来：对制造企业来说，难点不只在工厂排放高不高，更在于要把产品拆开讲清楚，比如，BOM（Bill of Materials的缩写，物料清单）里各类材料用了多少、原料来自哪里、再生料占比多少，以及不同供应商提供的数据能否对得上等。相关的协同环节一多，合规和沟通成本就会上升，也更容易在多层供应链之间产生摩擦。

三是企业战略与资源配置强度不足以匹配低碳发展刚性要求。企业普遍知道可以通过绿电替代、提升能效、优化工艺、增加再生料使用等方式降碳，但这些措施往往投资大、回收期长，还会带来现金流压力，而减排收益又不一定能稳定转化为降本增效。若缺少稳定的政策预期、战略规划，以及成本可控的绿色金融工具等支持，企业就可能停留在“想转型但不敢重投”的观望状态，一旦碳成本开始实缴，就会陷入被动承压的不利局面。

CBAM实施对我国涉欧出口和产业发展影响

现阶段，CBAM覆盖钢铁、铝、水泥、化肥、电力、氢六大行业，结合我国对欧出口结构，CBAM对我国行业影响主要集中在钢铁和铝行业。随着正式期的启动，不确定性影响将逐步显性化。

对欧贸易格局与碳排放现状

贸易占比。近两年我国对欧钢铝贸易呈现“规模可观、制品占比高、税费冲击尚未兑现”的总体特征。据欧委会数据统计，2024年欧盟自中国进口总额为5,178亿欧元。其中，欧盟自中国进口“铁钢制品（HS73）”为125亿欧元，占欧盟该类进口37.3%，中国在该品类中居首；自中国进口“铝及其制品（HS76）”约为39亿欧元，占该类进口13.1%；上游材料端方面，2024年欧盟“铁钢（HS72）”进口来源中，中国位列前五，金额约35亿欧元。若将以上三类加总，可推算出我国钢铝对欧出口约占对欧出口总量的3.8%。需要指出的是，CBAM涉税产品仅为上述大类中的部分税号子集，因此可以判断，钢铝涉税产品总占比应低于3.8%。进一步推算，按照UN Comtrade口径分类，2024年，我国出口欧盟的CBAM涉税钢铁制品和铝制品分别约占出口欧盟总额的2.4%和0.7%。综上，在过渡期及未来中短期内，CBAM对我国对欧出口“总盘子”的直接冲击有限。

产品结构。我国对欧钢铝出口中，更多是零部件、构件等下游制品，而不是单一的钢材、铝材等基础材料。制品的共同特点是材料更杂、链条更长，一个产品往往包含多种钢铝材料，来自不同供应商和不同批次，排放数据需要细化到BOM层面的材料含量、来源以及再生料比例等信息，并在上下游之间保持一致。链条越长、环节越多，信息越容易断档或口径不一，合规的不确定性和沟通摩擦也就越大，风险更容易从材料端向制造端扩散。

CBAM成本传导路径与趋势评估

随着CBAM于2026年1月进入“付费+年度申报”阶段，证书价格与欧盟碳市场挂钩，若企业缺乏可核证数据，进口端更可能采用更严的默认值计量，放大成本与合规不确定性。按欧盟碳价70?110欧元/吨二氧化碳的区间测算，在免费配额逐步退出且CBAM缴费比例逐年抬升的机制下，我国对欧钢铝产品在2026年初期总体成本仍相对平和，但会因比例上升而明显放大。CBAM正式实施后，涉税产品占比、税负及借鉴成本趋势预测如下：

一是占比扩容趋势。随着扩围下游制成品的趋势推进，受影响范围在情景估算下可能由当前约3.8%进一步扩展至5%?8%，从而把压力从材料端外溢到更大体量的制造业板块，并使成本影响更广泛地向订单与报价环节传导。

二是钢铝税负预测。在不考虑正式期分阶段缴费比例、免费配额退出节奏以及第三国已缴碳价抵扣等因素的前提下，取保守情景碳价50欧元/吨二氧化碳的静态情景，结合行业常用平均嵌入排放水平进行估算，钢铁单位税负约700?800元/吨，铝约3900?5100元/吨；折算到贸易层面，钢铁碳关税规模约120亿?160亿元人民币，铝约80亿?110亿元人民币，税负占出口价格比重约分别为10%?13%与25%?35%。上述碳关税费用名义上的缴费主体为欧盟进口商，但这笔成本通常会通过价格和合同机制在供应链中分摊与传导，并转嫁到出口企业，随着缴费比例逐年抬升，税负将更明显地影响出口企业定价能力与订单稳定性。

三是间接费用评估。成本结构的变化也将致使出口国承担更多的间接费用。由我国企业承担的CBAM间接成本将从“填报”转为“全链条MRV与核证+供应链协同”，包括产线和产品级核算、第三方核证、数据治理与IT改造、客户审计与合同重谈，以及默认值不利带来的风险溢价。保守估算，正式期进入常态化运行后，企业每年的间接成本预计较实施前增加约1.5?3倍；若叠加首年为落地必须投入的流程梳理、系统改造与数据治理等一次性建设费用，首年间接成本增幅可能扩大至约3?7倍。对应到钢铝行业层面，年度运维支出预计在“数千万欧元”量级，而一次性建设费用通常约为年度常态化费用的1?3倍，折算约3,000万?2.4亿欧元，其中钢铁行业约占80%，铝行业约占20%。

CBAM对“十五五”时期对欧出口的机遇和挑战

《“十五五”规划建议》围绕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提出完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并系统部署地方碳考核、行业碳管控、企业碳管理、项目碳评价、产品碳足迹“五个碳”制度框架，打通从宏观治理到微观产品的碳治理链条，为将外部压力转化为绿色发展动能奠定制度基础。CBAM既是绿色规则约束，也是我国以“五个碳”提升碳治理现代化水平、塑造低碳交付竞争力并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绿色跃升的外部牵引变量。

战略窗口与结构性机遇

一是以外部规则压力推动国家顶层设计加快成型。CBAM等外部规则的刚性约束，将显著提升碳核算一致性与核证可信度要求，推动我国提高对外规则衔接能力与政策确定性，为稳外贸与绿色竞争力夯实制度基础。

二是以市场化牵引培育新质生产力范式。随着低碳合规从边缘要求走向常态化需求，碳数据要素化与相关专业市场将加速扩容，推动技术、数据与管理融合创新，带动低碳技术与专业服务业形成新的增长点与竞争优势。

三是以竞争格局重塑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提质升级。欧洲市场的规则变化将促使行业竞争从“价格与规模”更多转向“低碳交付能力与供应链透明度”，钢铝等涉税重点行业在绿电、能效、工艺与再生料等方面的减排成果更容易转化为市场认可与订单优势，并推动我国相关产业在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跃升。

约束叠加与风险传导

一是外部碳定价约束叠加“双碳”窗口，放大减排与要素保障统筹压力。CBAM把欧盟碳价直接带入贸易体系，相当于给重点行业增加了一个时间表和比较标准。如果国内减排进度与绿电、低碳要素供给难以同步跟上，企业就可能在更短时间内同时承受降碳压力与成本压力，形成“碳强度偏高—边际成本上升—竞争力受挤压”的连锁效应，并放大地区与行业差异，增加协同难度与统筹成本。

二是“绿色贸易壁垒”升级重塑规则，提升对欧贸易合规摩擦与成本不确定性。对欧出口的门槛正在从“关税与产品标准”延伸到“碳强度与可核证数据”。进入付费期后，不确定性将更早嵌入交易决策并沿供应链扩散，推高对欧贸易的合规摩擦与综合成本；若后续扩围覆盖下游制成品，影响面将从材料行业外溢到更广的制造业出口，导致贸易稳定性下降、市场份额重排风险上升。

三是全链条核证与数据穿透要求加固门槛，放大产业链与企业体系短板风险。挑战的重心可能从“会不会减排”转向“能不能把数据说清、经得起查”。当规则要求更强调可审计、可追溯的全链条数据时，任何环节的断档或口径不一致都可能放大核查成本，并引致履约与供应链稳定性风险，尤其对中小供应商更为敏感。叠加绿电采购、技改与数智化投入压力，短期内收益回收不稳将影响产业升级节奏。

“十五五”时期应对CBAM的措施

应对CBAM，不能简单把它当作外贸合规问题或单一碳市场问题，而应上升为我国在“双碳”目标引领下，主动参与国际绿色规则竞争的系统性工程。要形成一条清晰主线：国家层面通过顶层设计构建规则适配能力与公共基础设施，部委协同形成可执行的闭环机制，让产业链与企业把“碳数据+减排能力”转化为可交付的市场竞争力，并以ESG治理与披露体系强化信任与融资闭环，从根本上减少外部规则约束带来的不确定性。

国家顶层设计：以制度供给塑造绿色竞争优势

建议把CBAM应对纳入稳外贸、强产业与“双碳”工作的协同框架，形成更强的国家统筹与连续的政策供给。在顶层设计层面布局统一口径、可信数据、稳定预期。

一要把“产品碳数据基础设施”作为应对CBAM的战略底座加快补齐。国家层面应推动重点出口行业统一核算口径、数据字段、证据链要求与核证规则，减少企业在方法、边界、口径上的反复对齐与重复投入。对钢铁、铝及其外溢下游制成品，应前置做好“BOM材料含量—原料来源—工序排放—批次交付”等关键链条的数据与方法准备，降低扩围后的合规冲击。

二要把“对外规则变化”转化为企业可用的确定性。应建立常态化监测预警与情景推演机制，围绕扩围范围、默认值口径、执法重点、申报节奏等关键变量形成原则性指引，增强企业政策预期与风险识别能力。

三要打通“投入—减排—收益”的政策闭环，使企业敢投、能投、长期投。建议推进全国碳市场建设的同时，统筹能源转型、绿电交易、重大技改与绿色金融工具，形成“投入有抓手、收益有机制、融资有渠道、成本可预期”的组合政策，并将项目碳评价与财政、税收、绿色金融等支持工具更紧密绑定，引导投资优先投向能效提升、工艺优化、绿电替代与再生料利用等可核证减排路径。

部委联动：以统一口径构建全流程可执行闭环

建议建立常态化跨部门机制，形成口径统一、链条贯通、执行可落地的协同体系，以“统一数据口径与证据要求”为主线，把政策、标准、数据、核证、企业服务与金融支持打通，避免企业陷入多头要数、口径不一、核证无从、融资难配的局面。在“五个碳”框架下，协同重点落到五类制度的“同口径、可穿透”：地方碳考核侧重把对外“碳暴露”与数据质量、核证能力纳入评价指标；行业碳管控侧重加快碳足迹与核算方法、证据链清单、核证规则体系建设；企业碳管理侧重强化第三方核证能力与质量监管，形成可复用的数据包模板；项目碳评价侧重把碳强度下降、绿电占比等纳入审批与政策支持的可核证条件；产品碳足迹侧重推动公共数据底座与核证体系对接，减少重复核证与多头审计。

同时，应将扩围、默认值、执法重点等关键变量及时转化为窗口提示与执行要点；加快输出权威可复用的“数据包模板”和“证明件清单”；完善第三方核证能力建设与质量监管；形成统一公共服务入口，推动将碳强度下降、核证通过率、绿电占比等指标与授信定价、增信工具挂钩，形成“能融资、敢投入、可持续投入”的资金环境。

产业链协同：以链主牵引打造全链条交付能力

需要把目标放在整条供应链“能稳定交付”这一核心点。建议由链主企业牵头搭建供应链碳数据协同机制，统一数据采集口径、核证规则与交付节奏，通过订单要求、行业标准与平台协同，把中小供应商纳入同一套可管理、可交付的流程中。同步建立分层分类的供应商碳数据管理清单与能力提升机制，对关键物料与高暴露环节实行“先纳入、先核证、先固化”的优先序，形成可复制的链上标准件。并推动链上形成“数据交付—核证协同—异常纠偏”的联动流程，对数据断档、口径偏差与核证不通过等情形设置预警与纠偏安排，避免问题在交付节点集中暴露。这样既能减少断档与返工风险、提高对欧订单稳定性，也能为行业碳管控与地方碳考核提供可穿透的数据基础。

企业转型：以低碳数据交付塑造国际竞争优势

企业应对CBAM的核心是建立“可交付、可复制”的经营能力。建议按“三步走”推进：第一步把数据做实。建立覆盖产品、工厂到批次的碳数据包和完整证据链，确保数据可复算、可核证、可追溯，并与欧盟客户申报节奏同步；第二步把合规做稳。在合同与框架安排中前置明确数据交付要求、核证配合与风险分担机制，尽量将不确定性锁定在事前规则；第三步把减排做成确定性。将绿电替代、能效提升、工艺优化、再生料利用等措施形成可量化、可核证、可对外沟通的路线图，用排放强度持续下降的可验证成果换取长期合作与更好的议价空间。对可能被扩围覆盖的下游制成品企业，应尽早把BOM材料含量与来源追溯纳入日常管理；对外贸依赖度较高的企业，应将CBAM纳入产能与市场布局的中长期评估。

ESG赋能：以治理披露夯实可信合规基础

CBAM要求企业持续提供可信数据、清晰责任链与可验证的减排进展，ESG可提供贯通治理、数据与融资的整体框架。治理层面，应明确管理层责任链，将碳数据质量、核证通过率、默认值使用比例等纳入经营指标，形成跨部门协同与资源配置机制。披露层面，打开盘查、计量、供应链数据与第三方核证，在企业碳数据包与证据链基础上形成标准化披露口径与核证证明材料，同一套数据同时服务内部管理与对外交付；融资层面，可将减排路线图与项目里程碑绑定可持续挂钩贷款、绿色供应链金融等工具，以核证结果与披露表现作为授信定价依据，提升改造投入的可得性与可持续性。

国际规则应对：以沟通互认塑造可预期外部环境

在外部规则加速演进下，要想降低CBAM带来的制度摩擦，核心在于提升对欧沟通与议题设置能力，把“互认与对接”做成可落地的抓手。首先，要推动欧方对我国碳市场运行、行业减排政策与企业减排实践形成更充分、可验证的认知，重点争取在“第三国已缴碳价可扣减”、核算边界、证据链要求等关键问题上给出更清晰、更稳定的口径，减少企业在不同规则之间反复对齐的不确定性。其次，要推动核证机构、核证方法与数据规则的对接合作，尽量减少重复核证与多头审计，降低合规成本中的“交易摩擦”和隐性支出。再者，应在多边框架下加强与相关国家协调，以规则透明、非歧视与比例原则为基础，推动形成更稳定的外部制度环境，减少绿色壁垒对正常贸易的负面影响。

长期看，应把产品碳足迹、数据治理与核证方法等技术性规则作为重要竞争阵地，鼓励行业协会、链主企业与第三方机构参与国际标准讨论，形成可被国际采信的技术方案与表达体系，逐步积累技术性话语权，并以规则衔接与互认为抓手，为“五个碳”制度走向国际可采信奠定基础。

（编辑  杨利红）

“十五五”规划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战略任务，强调“发展具有强大的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扎实推进文化强国建设”。文化强国建设的深远意义，要放在文明史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视野下，才能有更深刻的认识。

文化强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核心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意味着中国从成为政治大国、经济大国到成为文化大国、文明大国的历史性跨越，也就是统合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为一体的文明大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其根本意义是文明复兴，文化强国建设可谓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核心内涵。

人民是文化创造的主体

文化，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百姓日用而不觉”的生活方式。文化之为文化，关乎着生活在中国这片古老土地上的中国人世世代代的美好生活方式，关乎着中国之为中国、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价值观，关乎着历史、文明以及文明的连续性、大一统国家的连续性。

中国文化始终是与时偕行、守正创新、不断发展的。创新性乃是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连续未断裂的原生道路文明保持连续性的动力所在，现代中国发展出的新文化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度契合，它是在马克思主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激活中传承、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一现代中国的新文化乃是关乎着旧邦新命，关乎着“我们是谁”，关乎着“现代中国之为现代中国”“现代中国人之为现代中国人”的文化。

“十五五”规划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战略任务，文化关乎着每一个普通中国人的身心世界，社会主义文化根本上是人民的文化，所以社会主义文化更是全民族、全社会、全大众共同参与的文化，要全面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建设文化强国，筑牢国家软实力根基

今天大国博弈不仅体现在经济、科技、军事等硬实力的竞争上，也同样体现在制度竞争、文化竞争的软实力竞争上，而制度不能离开文化而自行运作，制度的底层支撑根本上在于文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我们要发展的文化不是什么抽象的文化，而是理直气壮、旗帜鲜明地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东升西降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代表着人类正义、进步事业的兴起。

文化在国家、政治层面发挥了极端重要的作用。社会主义文化所具有的文化力量，根本上在于其深刻揭示了今后人类社会发展之道，其针对过去五百年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对社会、自然的破坏，给“全球南方”国家以及西方内部带来巨大贫富差距，社会主义给人类提供了新道路选择，代表了世界发展的新趋势、新方向，合乎人心、道义，所以具有思想引领力。有此思想引领力，就能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凝聚人心，统一思想、统一行动。文化、思想的核心是价值观，社会主义文化所具有的感召力，根本上来自其内在价值的普遍性。社会主义文化所具有的内在价值感召力还要由内而外、由近及远，最终成功转化为国际影响力，给全世界人民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人民带去合乎他们内在需求、凝聚自身的新价值选择，他们像中国一样，同样需要团结奋斗的精神与共同的思想、价值。中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实力转化为国际影响力，根本上在于文化影响力。思想、精神、价值是“道”与“体”，国际传播则是“术”与“用”，而道术一体、体用贯通。

文化强国建设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强国之“强”最终要体现在人民的思想境界、精神状态、文化修养上，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富而好礼”。文化的根本在于以文化人、化育人心、正人心厚风俗，美丽中国根本上在于人心风俗之美。人民的思想境界就是体现在毛泽东《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等文章中传达的人民的思想觉悟、自我觉悟。有此思想自我觉悟，则有中国人的精气神。中华文明传统强调学以成人、学以成圣成贤，思想境界、精神状态的养成非一日之功，是在根本上需要通过文化修养来长久培养的。

文化一方面在国家、政治层面提供了通过文化认同而达到政治认同、国家认同的凝心铸魂的目的；另一方面，也在个人、社会层面给每一个个体提供人生意义、人生价值，从而能安身立命。所以，文化就像人每天需要的空气与水一样，身在其中而无意识，而一旦缺失了，才会感到其不可或缺。毛泽东同志在《为人民服务》中说：“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人的一生难免遇到各种困难，文化的紧要性就是在遇到难关时有信心、有勇气挺过去。现代社会不同于传统社会，是充满变化、风险与不确定的社会，尤其需要文化的自我召唤与自我说服力来化解现代性带来的各种精神焦虑。我们要对中华文明传统中“温柔敦厚”之“诗教”温故知新，从而涵养国人的和平之气。

文化强国建设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面对需求，一方面要解决精神文化产品高质量供给的问题；另一方面，要更好满足老百姓在文化生产中自己参与、自己创造的内在需求。也就是说，文化最终是“我们”自己的，因此要解决好“送文化”与“种文化”的上下、内外张力关系。

文化强国建设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发展背后有其底层的历史、文化逻辑，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文明传统，经济发展根本上离不开文化力量，人的经济行为受不易觉察的文化的影响，但文化也是动态、发展的。

全国各地的领导干部、企业、百姓将会愈来愈认识到当地的历史文化资源对于地方发展所具有的稀缺性。如何深入开掘、充分用好当地稀缺的历史文化资源将成为新问题，文化将更加有力地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跃居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科技创新、智能制造当然是关键，但由工业设计打造的世界品牌也是提升附加值的巨大增量。历史上中国通过丝绸之路向欧洲宫廷、贵族输出丝绸、瓷器，由技术、材料叠加设计优势而成为奢侈品；今天中国向全球销售包括工业消费品、数字消费品在内的各种消费品，将发扬光大丝绸之路的真精神，创造历史的新荣光。

文化强国建设为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文化支撑

科技自立自强、文化自信自强是今天大国竞争立于不败之地的“一体两翼”，科技创新需要的创新精神离不开创新的文化。科技创新不只是技术本身的问题，科技的战略与管理至关重要；科技政策、产业政策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中具有牵引性作用，而新型举国体制的底层支撑是中华文明的家国情怀，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工程一以贯之。科技创新要受到人文、伦理的制约，中国科技将具有德性科技的品性。

科技的战略、管理，科技政策与产业政策，科学家精神、科学家的家国情怀，科技人文与科技伦理，这些都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到了提出“科技文化”概念的时候了。

文化对于政治、社会、经济、科技产生巨大赋能与根本支撑作用。社会主义文化是德性文化，它在根本上形塑了社会主义德性政治、德性社会、德性经济与德性科技，从而在统合政治、经济、文化的整全意义上建构了现代中国新德性文明，而这关乎着中华文明、中国式现代化的“可大可久”。   

文化强国建设的体用贯通

文化力量对于政治、社会、经济、科技的全方位影响与支撑作用，这些都是“大文化”的作用、功能，还有更具体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层面的文化的作用、功能。

文化强国建设有“体”有“用”。价值观是“体”，真正在工作中带着问题学好、用好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两个结合”是关键，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贯通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以及真正抓好青年思想政治教育是价值观的落实，关乎着中华文明的“可大可久”。

文化建设之“用”突出体现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上。文化事业的最终结果要体现在思想学术理论作品与文艺作品的精神品质、文明品质上，检验的最终标准是能否在历史上留得下来。中国历史上文化繁荣的标志就是代表性的文类与作家作品的涌现，像先秦文、汉赋、唐诗、宋词、明清小说，汉代经学、魏晋玄学、禅宗、理学等等。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体系建设、乡风文明与城市文明建设、书香社会建设的分层化与精细化都关乎文化底蕴的塑造、巩固。    

中国的深厚文明底蕴与新时代中国的伟大实践道路正在双重赋能文化产业，文化产业具有潜移默化塑造、改变认知的强大功能，中国的文化产业开始对美西方形成新兴优势。 

“文犹质也，质犹文也”。技术影响、塑造了生活，生活影响了创作，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时代都有代表性的创作，数字文明时代正在形成新创作，新大众文艺就是其中的表征。毛泽东引用“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一谚语来说明“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进而形象地说道：“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新大众文艺就是广大人民群众之中成千成万的“诸葛亮”的伟大创造。数字技术不能脱离历史、政治、社会，新大众文艺是数字文明时代的社会主义新文艺。

中国的深厚文明底蕴使得文化和旅游、文化与科技正日益相生相长，文化与国际传播也在日益相互促进。增强国际传播力的底色应该是文化，中华文明是中国国际传播的最大优势，需要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最终应该落脚在文化上，文化正在“理势合一”地日益成为中国对于人类的贡献。在中国的积极参与下，“天下文明”正在成为可能。   

（编辑  杨利红）

当今世界，数字技术与智能革命的浪潮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重构经济形态、社会结构与治理模式，为民主政治实践开辟了新的空间。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民主政治领域的重大创新成果，全过程人民民主构建起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实践体系，不仅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也为人类政治文明贡献了独特的中国智慧。

历史与逻辑表明，生产力发展水平关联民主的实现形式与深度。在工业文明时代，西方国家民主实践主要依托代议制框架与周期性选举；而在当今数字文明与生态文明协同演进的新发展阶段，数字技术以其泛在连接、实时交互、数据驱动、智能协同的特性，为我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从理念到实践、从制度到程序的全面落实，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技术支撑与实现路径。将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与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深化落实有机结合，不仅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必然选择，更是破解发展难题、提升治理效能、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战略支点。

结合中国具体实际，本文系统论证数字经济作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如何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落实注入强大动能；深入剖析以“人的价值”为核心的数字技术体系和价值所支撑的新质生产关系，如何为实现民主在经济、社会、政治全过程的贯穿提供技术方案；并围绕数字化就业、数字化贸易、数字化分配、数字化消费和全球价值链等五个关键领域，提出推动民主实践深化、提升人民获得感、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路径。

数字文明、生态文明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在统一

理解数字经济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推动作用，必须首先从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哲学高度，把握数字文明、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

文明演进视野下的民主形态变迁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划分人类历史的主线，是数字文明与生态文明时代的大历史观的重要线索。原始文明与农业文明时期，人类受制于自然，因而民主实践局限于狭小的血缘或地域共同体。在极大解放生产力的同时，工业文明塑造了以资本为核心、强调形式平等与个体权利的代议制民主模式。实际上，这种民主模式往往将复杂的民主过程简化为周期性的投票行为，民主的广度、深度与效率都面临挑战。

进入21世纪，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引领人类迈向数字文明，推动一场深刻的价值革命。数字文明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实现了信息全球流动，使得大规模、实时化、个性化的社会协同与价值创造成为可能，为民主实践从人文地域时间等局域性较大的参与向“全过程融入”的跃升提供了物质技术基础。

数字文明的持续发展，必然导向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追求在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前提下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永续进步。它要求价值追求从物质财富积累转向人的幸福感、获得感与生命质量的全面提升。生态文明所蕴含的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思维，与全过程人民民主强调的“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参与实践高度契合。民主不再仅仅是政治领域的权力安排，全过程人民民主将渗透到经济发展、环境保护、文化创造、社会建设等方方面面，成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人与社会和谐、人与自我和谐的根本保障。

因此，数字文明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得以全面展开的技术前提，生态文明是全过程人民民主价值目标的最终归宿。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新时代民主政治发展的宏大背景与历史机遇。

连接数字时代与人民民主的桥梁的新发展理念

中国共产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科学回应了数字文明与生态文明的时代要求，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落实指明了方向、创造了条件。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数字技术的不断创新，特别是区块链、人工智能等颠覆性技术的应用，为民主协商、决策、监督等环节提供了透明、可信、高效的工具，使得民主程序更加科学、民主参与更加便捷、民主反馈更加及时。

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数字经济能够促进城乡、区域、经济与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缩小“数字鸿沟”，为更广泛的人民群众平等参与民主政治生活奠定物质与社会基础。

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数字经济本身具有低能耗、低排放的特性，数字化、智能化手段能够极大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推动绿色生产与消费，这本身就是民主决策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具体体现，保障了当代人与后代人的生态权益。

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数字经济的开放性促进了思想、技术、人才的全球流动，为吸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同时在实践中展示中国式民主的优越性提供了平台。

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数字经济催生的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业态、新模式，蕴含着共享发展的基因。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可以确保数据要素收益由人民共享，使数字经济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这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在经济成果分配上的直接体现。

新发展理念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将数字经济发展的技术逻辑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逻辑紧密结合起来，确保数字技术进步服务于人民当家作主，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

数字经济赋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五大支柱

数字经济推动落实全过程人民民主，可以从以下五个相互关联的路径展开：

支柱一是发展数字化就业，重塑劳动与民主的关系，激活人口质量红利。

就业是民生之本，也是人民在经济生活中行使民主权利、实现自身价值的基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在提升生产效率的同时，引发了“机器替代人”“技术性失业”的顾虑。传统的就业模式面临挑战，迫切需要构建与之相适应的新型就业生态。数字化就业，正是破解这一难题、将挑战转化为机遇的关键。

数字化就业的核心在于，通过区块链、智能合约等技术，对劳动者的技能、时间、成果进行数字化、价值化和可计量化封装，形成个人独有的“价值码”。劳动者不再是被雇用者，而是可以主动地、自由地基于自身技能与时间，创设不同类型的“价值码”服务产品，并在可信平台上进行展示、交易与结算。这实现了从“企业雇佣劳动者”到“劳动者自主经营自身价值”的根本性转变，劳动者成为自身劳动力的真正主人，享有充分的自主决策权与收益权。这是经济民主在最微观层面的深刻体现。

构建“创新数据集”交易系统，护航人的主体性。为防止在人工智能时代人的价值被边缘化，必须确立并保护人的核心优势：创新能力与专长知识。价值码平台设计个人“创新数据集”的托管、确权与交易系统。每个人独有的思维模式、专业技能、经验知识等，可以形成受加密保护的“创新数据集”。当人工智能大模型需要进行训练时，必须向数据所有者购买或授权使用这些数据集。这一机制实现了双重民主：一是数据民主，人民拥有自身数据的所有权与收益权，数据产生的价值由人民共享；二是发展民主，确保人工智能的发展服务于增强人的能力、拓展人的价值，而非取代甚至损害人的利益，使技术进步始终处于人民的掌控之下。

拓展人的价值存在，创造人的社会价值和自然价值。借助数字孪生、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技术，可以为每个人构建其“价值码VIP智能体”。这个“数字分身”能够形象化、场景化地代表个人进行价值交互，记录、展示、优化个人的价值轨迹，如文字传记、影像资料、成果作品，实现价值的代际传承与情感互动。它不仅是个人价值的“数字博物馆”，更是个人进行持续学习、价值创造、社会交往的智能助手。这极大地丰富了人的精神世界与存在维度，提升了幸福感与获得感，使得民主的价值从物质层面延伸到精神与文化层面，体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对“人的全面发展”的终极关怀。

通过发展数字化就业，我们能够将中国庞大的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口质量红利。每一个劳动者的创造力被激活，自主性被尊重，价值被精准度量与实现，这本身就是最生动、最广泛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它有效应对了人工智能带来的就业冲击，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支柱二是发展数字化贸易与易货，穿透资本与货币壁垒，夯实共同富裕的经济民主基础。

    贫富分化、内需不足、货币霸权是当前全球经济发展面临的深层结构性矛盾，制约着人民民主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基于价值码的数字化易货体系，为破解这些难题提供革命性的思路。

价值码数字化易货系统，以“价值码”作为统一的、锚定“单位时间有用信息”的价值计量单位，设计了一个四层交易结构：

商品层：实体商品与服务的数字化标识与确权。

劳动层：劳动者以价值码形式提供的数字化劳动与技能。

数据层：个人与企业的创新数据、消费数据等数据资产。

通证层：在特定范围内流通的、基于价值锚定的数字权益凭证。

这一体系的核心在于“穿透”：它允许劳动者的“价值码”（劳动层）直接与企业的库存商品（商品层）或个人所需的数据服务（数据层）进行交换，消除货币与资本的结构性障碍。

价值码数字贸易模式的优越性在于推动经济民主与共同富裕的实践价值。化解产能相对过剩与内卷；直接连接供给与需求，扩大内需；使劳动能够更直接地转化为实际所需，增强了劳动者的购买力与获得感；削弱货币霸权。在跨境贸易中，基于价值锚定的易货可以减少对传统主权信用货币的依赖，降低汇率风险与交易成本，特别有利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推动更加公平普惠的全球经济治理；促进收入公平。精确的价值度量与直接交换，减少了中间环节的盘剥与资本炒作的空间，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夯实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

发展基于价值码的数字化易货，是在流通与分配领域深化经济民主的重大创新。它让人民在交易活动中拥有更大的自主权，使经济发展成果的分享更加直接、更加公平，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市场经济深水区的重要实施路径。

支柱三是发展数字化消费与全球价值链，实现民生福祉的升级。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最终落脚点，是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升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数字经济在此方面大有可为，并能将中国的民主实践智慧贡献于世界。

构建“个人数智超市”，实现消费民主与效用最大化。针对当前消费市场信息不对称、个性化不足、供需错配等问题，可以基于价值码体系，为每个公民设计专属的“个人数智超市”。这个超市不是简单的商品列表，而是基于对个人消费画像（偏好、需求、健康数据、价值创造能力等）的深度学习和隐私计算，动态匹配、精准推荐最符合其真实效用最大化的商品与服务。

它能够引导高质量消费。从满足基本生存型消费，转向促进身心健康、个人发展、精神愉悦的发展型、享受型消费。聚合的、去标识化的消费大数据，可以实时、精准地反馈给生产端，引导企业进行创新，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个人的消费偏好与技能数据，可以与“价值码”就业推荐系统联动，引导其向更能发挥自身价值、更符合社会需求的领域发展，实现消费与就业的良性循环。

    设计全球价值链与“价值本位制”，贡献中国民主方案。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与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不应局限于国内。应着眼长远，积极设计和推动全球价值链体系建设。以“价值码”理论为基础，推动建设基于价值码的全球数字易货基础设施与总部基地，促进各国之间劳动、商品、数据、技术的直接、公平交换。

支柱四是企业价值分配关系的“资本中心”范式转变为“人民中心”范式，实现股份制向通证制的转换。

在数字经济时代，通过将消费、劳动和创新等数据转化为可分配的“通证”，提升数字文明时代的管理效率，实现了价值分配方式的深刻变革。推动了分配机制从以资本为主导向更加多元、全民参与的方向转变。它让普通消费者、劳动者和创新者能够凭借自己创造的数据价值，参与到社会财富的分配中来，这不仅有助于打破资本垄断，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也为落实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了有效的经济基础。

支柱五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需要建设与数字文明相适应的政府监督与经济调控的数字化体系。

在数字文明时代，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深化发展，离不开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有机结合。通过将政府监管数字化与人民监督数字化深度融合，构建起双向赋能的治理闭环。一方面，以个人数据货币化为激励，确立公民的数据主体地位，激发全民参与治理的热情；另一方面，以个人收入、投资与消费数据为基础，构建基于国民经济恒等式的宏观调控大模型，从根本上提升宏观调控的及时性、有效性和科学性，确保国家经济发展目标始终锚定人民福祉，实现政治逻辑与经济逻辑在数字时代的高度统一。

构建数字文明与生态文明时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通过推广以人的价值为核心、强调共享共赢的全球价值链理念，中国可以将自身的发展经验与制度探索，转化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公共产品。这有助于凝聚国际社会关于发展、民主、人权的新共识，推动建设一个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数字世界与生态家园，最终实现全球范围内人的价值最大化与自由全面发展。

全过程人民民主：人类文明演进的必然趋势

在人类文明迈向数字与生态文明交织的新时期，民主制度的演进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当前，全球民主实践，尤其是以西方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民主，正陷入深刻的困境。金钱政治导致民主异化为“美元投票”的富人游戏，致使民主沦为“看得见的权力，摸不着的实惠”。这种治理失灵与制度缺陷，不仅削弱了民众对民主制度的信任，更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动荡与混乱。在此背景下，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选择，更是在数字与生态文明时代，基于技术创新与价值重构的必然路径。

作为一种前沿的数字工具，价值码技术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现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底座。它能够将消费者、劳动者、创新者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产生的海量数据，转化为可度量、可追溯、可分配的“价值凭证”。这一技术逻辑的革新，深刻地回应了当前全球民主面临的“资本垄断”与“人民失语”两大核心痛点，让每一位社会成员都能凭借其创造的数据价值，实质性地参与社会财富的分配与治理决策，从而在经济基础层面筑牢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根基。

在数字文明时代，民主不再局限于几年一次的投票箱前，而是延伸至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及生态文明建设的每一个细微环节。价值码技术使得民主选举、协商、决策、管理与监督实现了数字化、实时化与透明化。例如，通过构建基于国民经济恒等式的宏观调控大模型，政府可以利用脱敏后的个人消费、收入与投资数据，进行更加科学、精准的政策制定，确保宏观经济发展目标始终服务于人民福祉，而非资本增值。同时，区块链等技术保证了权力运行的全程留痕与不可篡改，实现了人民监督的全景化，有效防范了权力寻租与腐败。

这一模式不仅是中国治理的创新，更是对人类政治文明形态的重大贡献。它超越了西方“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竞争性选举民主，开创了一种以“人民逻辑”为核心，追求社会公平与效率有机统一的新型治理形态。在生态文明的视域下，这种民主制度能够更好地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通过数据化的价值评估，内化为全民的共同行动准则。

在数字文明与生态文明交叠共生的新时代，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是技术赋能下的制度可能，更是实现社会公平与效率统一的必然选择。通过降低参与门槛、拓展民意表达渠道，数字技术使民主实践实现了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运转，确保了人民意志的广泛持续参与。这一制度设计将人民从单纯的消费者转变为数据要素的创造者与分配者，打破了资本对生产要素的垄断，推动了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编辑  宋斌斌）

改革开放特别是加入WTO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国际收支长期处于盈余状态，2005-2015出现单边升值的态势。2015—2025年人民币汇率呈现波动、总体贬值态势。我国经济发展现处于高质量发展阶段，人民币的市场汇率低于实际购买力较大，未来有升值空间。

2023-2024年，人民币的汇率大体为1元=0.14美元，而购买力平价（PPP）大体为1元=0.28国际元，人民币汇率仅相当于其实际购买力的50%，有较大的升值空间。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GDP价格指数，1990—2024年，中国价格年均上涨率为4.18%，美国为2.22%，中国几乎为美国的2倍；2010—2024年，中国价格年均上涨率为2.12%，美国为2.42%，中国已经低于美国。这一局面是中国经济总供给能力旺盛、总需求相对疲弱的必然结果，为人民币的未来升值增添了力量。

本研究采用3种预期汇率作为2025—2035年的汇率：

（1）人民币汇率保持2024年的1美元=7.1217元人民币不变；

（2）人民币汇率按对数拟合值，2035年为1美元=6.2447元；

（3）假设人民币汇率与2024年PPP值逐渐接近，2035年实现重合：

预测结果如下：

（1）汇率固定时，2035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为21967美元，达不到世界银行“中等发达水平”的门槛；

（2）人民币汇率按对数拟合值缓慢升值，2035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为25052美元，仍然达不到世界银行“中等发达水平”的门槛线36049美元，也达不到IMF“初等发达水平”门槛线31858美元；

（3）假设2035年人民币汇率与PPP值重合，2035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为44305美元，超过世界银行“中等发达水平”的门槛线和IMF“初等发达水平”门槛线。

汇率与达到发达经济水平的门槛（三级标题）

2024年，我国人均GDP为13445美元（国家统计局数据），距离两大国际金融机构界定的中等发达水平标准还比较远。2035年，在不同汇率假设下，中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分别为21967美元、25052美元和44305美元；PPP人均GNI约为49219国际元。

依据前面的分析预测，2035年，世界银行“高收入经济体”的门槛线可能是17902美元，其中“中等发达水平”的门槛线是36049美元；IMF“初等发达水平”的门槛线是31858美元，“中等发达水平”的门槛线是50305美元；UNDP“中等发达水平”人均收入的门槛线是40497国际元。其中，若要达到世界银行“中等发达水平”的门槛线，人民币需要升值到1美元=4.3397元人民币，这需要在2024年1美元=人民币7.1217元的基础上升值64.1%。2035年1国际元的PPP预测值约为人民币3.1785元，相当于4.3397元的73.2%。

根据我们的经济增长假设，2026年中国可以进入世界银行“高收入经济体”行列；2035年，中国可以较大幅度超越UNDP“中等发达水平”的门槛线；如果2035年汇率能够自然升值到2024年的PPP值，中国可以较大幅度地超越世界银行的“中等发达水平”的门槛线。

然而，这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要达到更高的人均收入水平目标，必须依靠高质量发展。“十五五”“十六五”期间，如果我国在保持经济中速增长的同时，实现高质量发展，汇率是有可能实现比较理想的升值的，2035年达到更高的发达经济水平人均收入目标是有可能实现的。  （编辑 宋斌斌）

福布斯富豪榜不仅是一份个人财富的排行榜单，更是一个观察一国经济结构调整、产业重心变迁与资本价值取向的动态变化窗口。榜单上排名以及行业的每一次更迭，都无声地记录着经济体内生动力与比较优势的演变轨迹。本文以2015年、2020年及2025年三个关键节点的福布斯中国富豪榜数据为观察样本，通过量化分析上榜企业家的行业分布变迁，揭示了近十年中国经济增长核心驱动力发生的深刻结构性调整，论证了中国财富创造的主流范式已清晰地呈现出从“规模化杠杆与流量经济”向“高附加值、强创新力与全球品牌力”的根本性跃迁。这一变迁路径，即从房地产主导，经互联网平台经济鼎盛，最终迈向硬科技、高端制造业与品牌经济的多元生态，是中国经济在宏观政策引导与市场内生动力共同作用下，迈向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关键性、可视化和可复制的成果。

精品经济学的核心内涵

“精品经济学”理论认为，真正的“精品”超越了简单的物质功能，其价值建立在精神层面独特性与多维度体系性上，价值创造呈现出的“高感知价值”与“高进入壁垒”的双重基础之上。

与之相对的传统“大众经济学”模式，则依赖于标准化生产、规模扩张、流量聚集与资本杠杆。商业模式简单易复制，在巨大的中国消费市场必然引起一哄而上，跑马圈地，恶性竞争，其增长曲线很快触及天花板，所谓行业壁垒很容易被颠覆。

中国富豪榜的行业变迁，正是中国经济主体进行赶超的缩影。从2025年最新的福布斯中国富豪榜情况看，新的顶级富豪都是从新兴行业涌现的，都是传统制造业走了高质量发展和自主创新的道路，加大了科技创新的力度和持久力，所以效果非常明显。例如陈天石、梁文峰、王伟修和王宁等。

十年变迁富豪榜行业图谱的系统性重塑

通过对比三个年份榜单中代表性富豪及其企业信息，直观地展现了财富创造重心的系统性迁移。数据均来自各年份福布斯官方发布的富豪榜。

第一阶段（2015年）：房地产与互联网的“双峰并立”。

2015年的榜单呈现出典型的转型期特征。首富王健林代表的房地产行业，其财富逻辑是典型的“规模化杠杆”模式，依赖土地资本、金融杠杆和快速周转。与此同时，马云、马化腾等互联网巨头已稳居前列，其“流量+资本”模式开始展现威力。值得注意的是，榜单中四分之一的上榜者来自科技行业，预示了新的方向。以汪滔的大疆创新为例，它凭借在消费级无人机领域的技术原创性与全球品牌影响力首次上榜，成为“精品经济学”模式最早的印证者。然而，这类企业尚属凤毛麟角，经济的主航道仍由传统地产和金融模式主导。

第二阶段（2020年）：互联网平台经济的顶峰与新动能的孕育。

2020年，马云、马化腾、黄峥、张一鸣等互联网平台创始人占据了榜单绝对主导地位。他们的财富在疫情期间因数字化加速而暴涨，标志着“平台+生态”模式达到历史性巅峰。然而，榜单也透露了关键变化：一是以钟睒睒（农夫山泉）为代表的“品牌消费品”凭借强大的品牌护城河与现金流异军突起；二是以曾毓群（宁德时代）、王传福（比亚迪）为代表的“先进制造业”开始跻身前列；三是以顺丰王卫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地位提升。他们的崛起，并非依赖单纯的流量或金融杠杆，而是依托产品、技术或服务的深层价值，和巨大中国消费市场的体量规模效应，预示着一场深刻的变革即将来临。

第三阶段（2025年）：硬科技、高端制造与品牌经济的全面崛起。

2025年的榜单完成了结构调整，百大富豪总财富跃升至1.35万亿美元，其增量与结构同样重要。

1.房地产时代的落幕。曾为首富的王健林正式跌出百大富豪榜，是房地产作为造富主引擎时代终结的标志性事件。

2.互联网平台的结构性调整。尽管字节跳动、腾讯等巨头依然强大，但纯粹的流量红利见顶。王兴（美团）财富大幅缩水，揭示了平台经济在竞争加剧下面临的挑战。

3.硬科技爆发。以曾毓群（宁德时代）、陈天石（寒武纪）、梁文锋（DeepSeek）为代表。他们的财富根植于动力电池、人工智能芯片、大模型等底层核心技术。特别是寒武纪在2025年实现“2020年IPO以来首个半年度盈利”，证明了硬科技从巨额研发投入期进入价值回报期的可能。

4.高端制造的基石化与“卖铲人”逻辑。立讯精密（王来春、王来胜）、恒立液压（汪立平）、中际旭创（王伟修）等精密制造和核心部件供应商的富豪排名显著上升。他们作为全球科技产业链不可或缺的“卖铲人”，凭借“精湛工艺、极限成本控制与技术迭代能力”，构建了难以替代的竞争优势，这是高端制造领域的“精品”体现。

5.品牌经济的全球化绽放。钟睒睒连续五年首富，其农夫山泉已成为具有强大品牌心智的国民消费品。王宁（泡泡玛特）财富一年内飙升逾四倍，展示了通过“构建文化IP和全球化情感连接”，在潮玩领域获得高价值创造的品牌魔力。蜜雪冰城张氏兄弟首次上榜，则代表了中国消费品牌凭借独特商业模式进行中国和全球两个市场扩张的成功。

中国经济向“精品经济学”范式的系统性迁移

上述变迁，正是中国经济微观主体集体向“精品经济学”范式迁移的宏观体现。

1.价值来源：从“外在杠杆”到“内生创新”。

十年前，财富主要附着于土地（房地产）、流量入口（互联网）等外在稀缺资源。如今，财富则深刻内嵌于“专利技术”（寒武纪的AI芯片、DeepSeek的算法）、“供应链组织能力”（宁德时代的电池系统、立讯精密的精密制造）、“品牌文化”（泡泡玛特的潮玩IP、农夫山泉的健康叙事）和“数据智能”之中。这些内生性、知识密集型的要素，构成了新阶段财富创造的基石，完美契合了精品经济学对价值内核的定义。

2.增长逻辑：从“规模外延”到“价值攀升”。

过去更多依赖追求用户数、销售额的线性增长，现在则追求在产业价值链上的“位置攀升”和“定价权获取”。无论是宁德时代占据全球动力电池领先份额，还是立讯精密成为消费电子精密制造龙头，抑或泡泡玛特让一个玩具获得艺术品般的收藏溢价，都体现了从“做大”到“做强”“做贵”的转变。这正是精品经济学所强调的，通过提升企业内在价值而非扩张外在规模来驱动增长。

3.竞争壁垒：从“资本护城河”到“系统韧性护城河”。

房地产和早期互联网的壁垒很大程度上由资金、政策许可和用户习惯构筑，相对脆弱。而新晋富豪们的壁垒是“多维、复杂且具有韧性的系统”，是“技术专利池+持续研发”的迭代能力（寒武纪），是“全球供应链管理+智能制造”的运营体系（宁德时代、立讯精密），是“品牌故事+社群运营+全球化渠道”的情感与商业绑定（泡泡玛特、蜜雪冰城）。这种系统性壁垒更难被复制和颠覆，是精品企业得以基业长青的关键。

4.市场视野：从“本土红利收割者”到“全球价值竞争者”。

新一代企业家从创业伊始就具有全球化视野。无论是DeepSeek的AI模型直接参与全球最前沿竞争，还是Shein（许仰天）的柔性供应链征服海外快时尚市场，亦或是宁德时代的客户覆盖全球主流车企，他们都主动融入甚至试图主导全球创新网络与市场体系，并在全球市场争夺价值制高点。

结论：高质量发展初步成果的微观印证

通过2015、2020、2025三个时间截面的数据对比与理论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顶尖财富群体的行业构成，已经完成了从“房地产”到“互联网平台”，再到“硬科技、高端制造与品牌经济”的两次关键性跃迁。这一变迁轨迹，与“精品经济学”所描绘的价值创造高级形态——即依靠创新、品牌、文化和全球竞争力获取高附加值——高度吻合。

富豪榜的结构性变化，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初步成果在微观财富层面的集中反映。它标志着：

1.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落地生根：以AI芯片、创新药、新能源技术为代表的硬科技富豪的集体崛起，表明科技创新正在从政策号召转化为真实的、市场认可的核心财富创造动力。

2.产业升级与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实质性进展：高端制造和全球化品牌的繁荣，证明中国产业正在成功摆脱对低附加值加工制造的路径依赖，向微笑曲线的“研发（技术）”与“品牌（市场）”两端延伸，并在全球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

3.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微观基础得到夯实：相较于依赖杠杆、流量和人口红利的模式，建立在技术、品牌、复杂制造能力和全球化运营之上的财富根基更为深厚、更具韧性和可持续性。

当然，这一转型进程仍在持续。榜单的变化不仅是对过去的总结，更是对未来的指引。它预示着，一个以“技术创新为矛、以高端制造为盾、以全球品牌为帆”的中国经济新图景，正在财富故事的更迭中徐徐展开，共同勾勒出中国经济迈向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之路的坚定步伐。这既是市场自发的选择，也是国家战略引导下的必然。

（编辑 尚鸣）

现代市场经济是资本推动的经济，资本是市场经济运行与发展的核心推动力、持续推动力。市场经济的发展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本的生成机制、组合机制、创新机制、竞争机制与增值机制能不能有效形成与发挥作用。

“助力银行储蓄转化为社会投资”是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

近年来，我国经济在运行与发展中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新现象，大量的社会资本脱离了生产、投资与消费领域而转化为银行储蓄。从2015年到2026年1月，10年多的时间里，居民银行储蓄存款从35.2万亿元增加到168.02万亿元。而在这一时期，银行的储蓄存款利率一直处于下降的趋势之中，活期储蓄存款利率已经降至0.05%，一年期储蓄存款利率降至0.95%，五年期储蓄存款利率已经降至1.30%，均为有史以来的最低水平。在这10多年中，M2的增速为149.36%，居民储蓄存款的增速为377.33%，居民储蓄存款的增速是M2增速的2.53倍。这种“逆资本化”现象的出现与加剧，对中国经济运行与发展的负面影响日益显现。

2020年1月，针对居民银行储蓄存款快速增长，以及居民储蓄存款过度集中在银行的潜在风险，原银保监会开展专项行动以“多渠道促使居民储蓄入市”，促使居民储蓄存款有效转化为资本市场长期资金，但由于当时中国股市处于熊市，再加上房地产市场已开始逐渐式微，这一行动方案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居民储蓄存款的增加反而出现加速趋势。2024年9月24日，央行与证监会联手推出了互换便利与回购贷款两项金融创新制度，与此同时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提振资本市场”的战略任务，中国股市由此进入了牛熊转换、逐渐向好的新阶段。

2025年10月，股市管理层进一步把“助力居民储蓄加速转化为社会投资”确定为市场发展的一项重大举措，这无疑是中国股市运行与发展中引人瞩目的路径转换。

什么样的股票市场才能把居民的巨量银行储蓄吸引出来并转化为社会投资？答案就是可持续发展的长期牛市，是大多数投资者能够从股市的上涨中获得财产性收益的普惠性牛市。牛市会增大市场的向心力、凝聚力与辐射力，熊市则会放大市场的离心力、扭曲力与破坏力；牛市可以形成资金趋之若鹜、迭创新高的繁荣景象，熊市则会导致存量资金弃而去之、增量资金彷徨观望的尴尬局面；牛市会提振社会对经济社会发展前景的信心与信念，熊市会削弱或模糊对经济发展前景的价值判断；牛市能有效地化解市场的内在矛盾与潜在风险，熊市会激化市场内固有矛盾、激活潜在的或引发新的矛盾与风险。如果中国股市能有一个长达20多年的持续上涨周期，那么银行的储蓄资金与其它社会资金自然会涌入股市，股市与资本、股市与经济、股市与居民财富、股市发展与预期演变都会形成正面的良性互动，进而助力中国经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促使产业升级、科技创新与资源整合全面跨上新台阶并跃上新高度。

可持续长期牛市的战略机遇已经在中国股市显现

从国内外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现实与变动趋势来看，中国股市正在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形成长期牛市的战略机遇。

首先，人民币处于升值周期。人民币升值会大幅提升以人民币计价的资产价值，股票市场会面临全面的估值重置，风险偏好会随之出现显著提升，宽松货币政策的运作空间也会大大拓展。

其次，银行存款利率处于历史上的最低水平。在一个可预见的长时期内，利率水平仍将处于低位运行状态；国内股市的总体盈利能力正处于不断地上升之中。目前沪深300的股息率已经超过了3%，这不但大大高于同期所有银行储蓄品种的基准利率，而且明显高于10年期国债的收益水平。股市投资渠道不断拓宽，投资品种日益丰富，股市的内在吸引力毫无疑问地在显著增强。2026年1月，中国股市的开户数量出现井喷式增长，市场的交易量显著放大，这是中国股市向心力、凝聚力与辐射力不断增强的显著标志。

第三，巨量居民储蓄形成的“笼中之虎”对银行是压力与负担。从整个社会的现实状况与发展趋势来说，168.2万亿的居民银行储蓄是一笔潜在的、可以充分利用并且大有可为的巨额财富，一旦这笔财富被有效激活，其释放出的活力、潜力、能力与动力都难以估量。

第四，中国股市没有任何理由长期滞后于国际股市。全世界股市的超级大牛市已经延续了18年，国外主要股指都有几倍或十几倍的上涨，而中国股市除了在2014—2015年有一轮超级反弹外，一直都处于熊市的阴霾之中；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可以与世界上的任何国家媲美，没有理由长期处于价值洼地。

第五，股票市场应该成为建设金融强国的孵化器、加速器与助推器。资产证券化标志着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市场经济的深度、广度与程度。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美国的资产证券化率为218.5%，中国的资产证券化率为82.7%，中美两国的股票市场对经济运行的贡献率与推动力存在着明显差距。在资产结构上，美国的金融业是以资本为特征，证券业为主，银行业在金融资产中的占比不到四分之一；中国的金融业是以资金为特征的银行业为主。截至2025年三季度末，我国银行业总资产在整个金融业的占比高达89.2%，证券业与保险业占比只有3.2%与7.6%。由于现代科技创新有着明显的高投入与高风险特征，其投融资与银行业稳健经营与安全至上的经营理念不符，因此我国银行业在产业升级与金融创新中的推动作用有限。我国要在资源配置与科技创新方面实现跨越式发展，就必须大力发展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让股票市场成为建设金融强国、优化资源配置、加快产业升级与推动科技创新的孵化器、加速器与助推器。

第六，市场走势已经具备从政策牛市走向制度牛市的客观条件。经过不断深化的制度创新，中国股市的制度短板已经基本补齐，目前我国股市不但在宏观政策与股市政策上有利于牛市行情的进一步演进，而且在股市的入口与出口、融资与投资、惩恶与扬善等关乎市场运行与发展的最核心方面都有了比较健全与可靠的制度屏障，这是股票市场运行趋势逐渐向好并且能够可持续发展的最基本条件与最重要保证。

为股票市场的长远发展保驾护航需要进一步登高望远

普惠性财富效应是股票市场的魅力源泉，其核心之点在于“惠”与“普”。“惠”是指市场必须有显著的“赚钱效应”，“普”是指参与股票市场的大多数人能够享受“赚钱效应”以尽可能多地获得财产性收入，进而大幅提升对未来经济与市场发展的预见与预期，实现投资与消费、市场与经济的正面互动与良性循环。

为中国股市的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是一种持久发展且各方受益的政策。这样做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吸引银行储蓄进入中国股市这个短期目标，更重要的是要从根本上实现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式、发展模式与发展道路的全面置换，把整体经济的运转与发展机制尽快转到现代市场经济的轨道上来。从这样的角度考虑，股市的基本制度、政策响应与交易规则都有必要在这个方向上做出进一步的调整与改变，既有利于短期的中小投资者大规模入市，又有利于市场走势的长期向好与市场生态的水净天蓝。

（一）股市基本制度需要从三个方面进行全面创新

一是取消分红除息制度。现金分红是上市公司回报投资者的一个主要途径，也是股票市场趋势向好的一个重要推力。近年来，随着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不断完善，现金分红也出现了显著的增长趋势。2025年股市上市公司的现金分红达到2.4万亿，有16家上市公司实施了4次现金分红，100家上市公司实施了3次现金分红，超过900家上市公司实施了2次现金分红。如果以2026年春节前收盘的A股总市值124.64万亿计算，A股市场的总现金收益率已经达到了1.93%，远高于现阶段银行储蓄所有品种的基准利率。如果仅仅从数字的对比来看，中国股市投资者的获得感应该远超银行储蓄存款。但投资者与社会公众对此并不买账，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分红除息制度。无论上市公司的现金分红有多高，投资者的所得红利都已在当天的股价除息中被抹掉了，这就使投资者有明显的“一无所得”的感觉。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现金分红在现实中并不能成为有效吸引投资者的真正利好，而在熊市环境中，大量股票甚至还会走出贴权行情，从而导致投资者对现金分红并不是趋之若鹜而是退避三舍。为了使投资者能够真正体验到从现金分红制度中获得了实在的好处，有必要像许多成熟股市那样，把现金分红的股价除息改为净资产除净，现金分红只涉及上市公司每股净资产的变动而不影响股票价格，从而使股票市场的现金分红能够真正成为吸引社会投资与股票投资的重要驱动力量。

二是引进税收抵补制度。税收抵补是成熟股市吸引投资者的一个有效的制度，深受市场与社会的广泛赞誉。美国对持股超过一年的长期投资者的投资亏损，每年将有3000美元的税收抵补，如果不够抵补亏损还可以在以后的年度中继续抵补。中国股市之所以没有这项制度，是因为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分类征税而不是综合征税制度，不同税款之间不能相互抵补。2018年个人所得税法第七次修改之后，在一定程度上分类征税的传统模式已被突破，对“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或者住房基金、赡养老人等支出”已经开始进行综合性的税收抵补。由于我国股票市场没有资本利得税，投资者的投资缴税与生活缴税水平都不是很高，因而在中国股市中引进税收抵补制度，对宏观税收的影响也将非常有限，但对于投资者与社会资金来说，这却是一个极富引力、魅力与创新力的制度引擎，由此带来股市演变的市场效应与社会效应也将远远超过单纯的税制调整。

三是完善损害赔偿制度。损害赔偿制度是有效维护市场边界、保护投资者利益的一个极具威慑力与震慑力的制度安排，对于那些敢于践踏社会公义与市场准则的害群之马，必须予以严惩，使之倾家荡产并把牢底坐穿。

中国股市在推出损害赔偿制度以后，对欺诈上市与财务造假的惩戒力度不断加大，投资者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有效的制度保护。问题在于，中国股市的损害赔偿制度还停留在补偿性赔偿层面，惩罚性赔偿的力度远远不够，惩罚资金上缴国库而不是赔偿给投资者，这就使得欺诈上市与财务造假的现象仍然屡禁不绝，投资者在鱼龙混杂的市场上特别容易踩雷而不能得到有效赔偿。为了净化中国股市的生态环境，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合法利益，必须进一步提高对欺诈上市与财务造假的行政处罚与刑事惩戒力度。对上市公司的高管与主要责任人要建立终身追责制度，一经查处，不但要追回其减持股票所得的全部收益，而且要处以数倍罚款并追究刑事责任。信用与法治是股票市场的基石，对这个基石必须进行全方位维护而不能有丝毫松懈与麻痹。

 （二）宏观政策层面需要进行三个方面的重大调整

    一是股市的监管宗旨是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股市政策的天平应该向中小投资者倾斜。“助力银行居民储蓄加快转化为社会投资”的对象不是机构而是中小投资者，由于社会公众在风险的承受能力上存在明显差异，因而不能指望银行储蓄资金都直接进入股市的二级市场，比较可行也比较现实的思路是，把新股申购的一级市场全部交给中小投资者，机构投资者不再参与新股申购，让新入市的投资者能先分享一级市场的政策红利，在这个过程中培养与提升投资意识、投机意识、利率意识、信用意识与风险意识，从而为进入二级市场培育全面的金融意识，奠定规范的金融理念与金融规则。

二是银行储蓄资金进入股市的主渠道是机构投资者的培育与壮大。必须加大对机构投资者的培育与监管力度。美国股市的机构化率高达60%，而中国股市的机构化率不到20%。中国股市已有两亿股民和七亿基民，投资者队伍的规模已经相当可观。如果股市投资者的现有存量能够对股市的发展前景有一个明确与乐观的判断，那就可以大大拓展市场的运行与发展空间。机构投资者真正成为中国股市的中坚力量之日，就将是中国股市色彩纷呈之时。为了壮大中国股市的投资者队伍，必须加大对市场机构的监管力度，申购基金的费率必须大幅下调，基金的回报机制必须健全，机构的奖惩制度必须严格，管理者的管理费用必须与投资回报挂钩，违法经营必须严惩。在这方面，监管理念的调整，监管力度的深化，监管空间的拓展，都是提升市场监管能力与监管水平的题中应有之义。

三是商业银行进入股市已经是大势所趋，刻不容缓。商业银行不能进行股市运作是世界股市的特例，这与中国银行业实行分业经营而不是混业经营直接有关。分业经营导致银行业的经营方式单一，经营理念和收入渠道狭窄，风险意识低下。从长远发展看，从分业经营转为混业经营机制，既是对传统商业银行的市场化改造，又可以为商业银行找到发展的新思路与新空间，从而在现代市场经济与现代资本市场的竞争中实现凤凰涅槃。商业银行从分业经营转向混业经营，还可以与资本市场携手，共同助力中国经济的产业升级、科技创新与资源整合，这又会反过来为银行业的自身发展拓展出更丰富的资金渠道与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混业经营的商业银行投身于资本市场，将一定比例的银行自有资金进入股市，不仅可以大大增加市场的资金增量并提高市场的内在含量，而且可以有效提升整个社会对股票市场的信心、信任与信念，进而促使股市内在含量的质的提升与发展通道的全面拓宽。

（三）市场的交易规则需要在五个方面做进一步改变

一是退市股票与ST股票的交易规则需要调整。2025年，中国股市有82家企业退市，创中国股市有史以来的年度退市规模之最。随着市场制度的健全与监管力度的加大，股市入口与出口的制度监管将会越来越严，还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退出股票市场。近年来，市场出现了比较明显的炒作退市股票与ST股票现象，有的股票连续几十个涨跌停板，“诱多”与“诱空”的现象都十分明显，这不但会使很多对股票基本面缺乏理智判断的投资者上当受骗，而且还会助长市场弃优从劣的不当观念，导致市场运行出现“劣币驱逐良币”趋势而走偏。为了保证市场的有序运行与健康发展，建议把退市股票与ST股票的涨跌停板幅度从5%降到1%，进而促进整个市场形成弃劣从优的投资理念与发展观念，形成市场运行与发展的良性循环。

二是在交易规则上进一步向中小投资者倾斜。无论在任何股市，机构投资者在资金规模、信息获取与交易手段上都比中小投资者处于优势地位，为了防止机构投资者利用自身优势在市场上“搏傻”，需要在交易规则上进行相应调整。比较可行的思路是，机构投资者T+1，散户投资者T+0，通过市场交易的时间差，给散户投资者提供有利、有益、有效的回旋时间，进而提高中小投资者的交易热忱与自我保护手段。

三是创设更多适合中小投资者的交易品种。从总量上来说，中国股市现阶段仍然是供过于求，这在客观上增加了市场投资的选股难度。为了持续增强股票市场对社会公众与中小投资者的吸引力，有必要创设更多的ETF等适合中小投资者选择的投资品种，以大幅度降低市场的选股难度与社会资金的盈利门槛。美国股市ETF占总市值的比例高达20%，中国股市仅为5%，无论是从品种还是从规模来看，中国股市在这方面都仍然有明显的拓展空间。

四是科创板与创业板应当向中小投资者全面开放。科创板与创业板市场是科技企业的集中上市与交易场所，科技创新昭示着股票市场与社会经济的未来趋势与发展空间。不能把中小投资者都局限在传统市场与传统板块，而在资金规模上限制其分享产业升级与科技创新的最新成果。市场所有板块人为设定的制度屏障与交易羁绊都应该全部取消，让“买者自负”原则在股市的运行与发展中得到最充分体现。

五是对量化交易必须从严监管。量化交易是科技创新的产物，也是全球股市不断扩大的交易方式。在美国的股市交易额中，量化交易的规模达到30%以上。量化交易的特点是高频率、高速度与高杠杆，再加上人工智能的助力，使得量化交易在整个市场的交易方面处于明显优势，对散户的收割效果也非常明显。市场监管的趋势不是取消量化交易这种先进的科技交易方式，而是给量化交易戴上“笼头”，促使其在制度的规范下有序地运行与发展。针对量化交易的高频率，可以增加每笔交易的间隔时间；针对量化交易的高速度，可以限制交易设备的时空转换；针对量化交易的高杠杆，可以收紧融资制度，对超量融资的主体与券商严加惩戒。如果散户交易T+0，量化交易可以T+1；如果散户T+1，量化交易可以T+2或T+3。这样做，既保护了量化交易这种与现代科技紧密相连的交易方式与交易机制，又避免了这种特殊交易方式对散户进行收割的内在缺陷。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目前中国股市在运行与发展中都已处在一个新的临界点与新的发展点上。经济强国必然是金融强国，金融强国必然是股市强国。建设金融强国与普惠金融作为重大的国家战略已经摆在了市场与投资者面前，肩负着如此使命的中国股市不但任重而道远，没有任何彷徨与犹豫的时间与空间。只要方向明确，只要路径拓展，只要措施得力，只要合力扬帆，中国股市就一定能够在创新与跨越中走出一条新路！

（编辑  季节）

“十五五”时期，是衔接“十四五”成果与实现2035年现代化目标的关键五年，“合意GDP增长速度”的界定关乎战略落地实效。未来一个阶段，我国面临人口结构深刻变化、外部发展环境明显改变、新一轮人工智能大踏步发展的复杂新环境，而以往以房地产相关产业拉动和地方债务推动型增长模式式微。探寻未来一个阶段的合意增长速度，安排好供给侧和需求侧两方面的协调，关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推进和国家下个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本文主要从人口红利、资本存量和全要素增长率等方面入手，基于新古典增长方程，对中国经济在下一阶段（2026年—2030年）时期的合理增速目标进行了测算。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和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时代背景，本文综合考虑了：（1）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速的影响；（2）部分时期应对有效需求不足情况下，政策的“量”和“度”等，探寻下一阶段我国经济的合意总量增长速度。

下一阶段我国经济潜在增速测算

在经济和社会制度较为平稳的时期，一个阶段的经济潜在增速主要受人口、资本存量、技术进步等要素影响。2012年以来，我国劳动力结构变化，劳动人口顶点出现，资本回报率降低。近五年我国潜在增速中枢从2015年—2020年的6.5%左右降低至目前的5%左右。

运用新古典理论的增长方程，从人口红利、资本产出效率、技术进步等方面，测算下一阶段我国的合意增长速度。

一般而言，用生产函数法估算潜在产出和潜在经济增速通常选用柯布—道格拉斯（C-D）生产函数，该函数能够较好地估算出各投入要素（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其具体的函数形式为：

其中，代表总产出，代表资本存量，代表劳动人口，和分别代表资本和劳动对总产出的弹性，代表全要素生产率。

两边取对数，可以得到：

通常假设生产函数为常规模弹性，即，那么生产函数可以变形为：

关于资本存量，本文采用永续盘存法估算，其公式为：

其中，代表t时期的资本存量，代表t-1时期的资本存量，即上一期的资本存量。代表t时期的折旧率，代表t时期的净投资。按照历史文献的研究成果，根据不同时期选取不同的折旧率，其中1978—1990年为5%，1991—2000年为6%，2001—2010年为6.5%，2011—2020年为7%，2020—2025年为7.5%，2026—2030年为8.0%。关于未来的新增投资增速，采用中国资本回报率（ROC）的估计结果倒推。按照白重恩等（2007）对资本回报率的测算方法扩展至2024年，被解释变量为新增投资增速（I），对1982—202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估计，可以得到如下基本方程：。其中t值分别为19.85和2.38，。

按照2008—2024年的年均下降速度（0.73%）外推未来10年的资本回报率情况，代入新增投资增速方程，可以得到2026—2030年期间的新增投资增速在5.2%左右。根据当期固定资本存量、折旧率和新增投资数据，可以测算得到2026—2030年中国的资本存量数据。

关于劳动力（）的数据，主要参考蔡昉（2012）年的分析，即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减少（根据其人口方程的测算，2026—2030年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增长率为-0.92%）。

关于全要素生产率。我们利用高路易（Louis,2009）的数据，通过对趋势全要素生产率的HP滤波分解，得到了中国2025—2030年的趋势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可以看出，2011—2015年中国平均每年的TFP增长率约为3.20%；2016—2020年平均每年TFP增长率可能下降为2.70%，2021—2025年平均每年TFP增长率可能下降为2.30%，2026—2030年平均每年TFP增长率可能下降为2.0%。和分别表示资本和劳动对总产出的弹性，且假设生产函数为常规模弹性，因此。假设资本总产出的弹性保持不变，即运用历史数据测算值作为未来的预测值。

通过对中国资本存量、劳动力要素、全要素生产率三个方面的测算，我们可以估算出“十二五”时期（2011—2015年）中国平均潜在GDP增长率约为7.62%，“十三五”时期（2016—2020年）即新常态下中国平均潜在GDP增长率将进一步下降到6.33%，“十四五”时期（2021—2025年）中国平均潜在GDP增长率将进一步下降到5.25%左右，“十五五”时期（2026—2030年）中国平均潜在GDP增长率将进一步下降到4.63%左右。

表1基于增长方程测算的中国经济潜在增速

资料来源：作者估算。

从未来一段时间的人口红利预测、资本回报率外推、技术进步的外推预测来看，按照新古典增长方程，下一阶段中国潜在增长速度约为4.63%。值得注意的是，新古典增长方程对潜在增速的预测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即没有深入考虑未来一个阶段可能进行的经济制度上的改革成效，也没有深刻捕捉未来一个阶段科技进步对我国经济领域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因此，新古典增长方程预测的结果可以作为一个经济关键要素线性外推的参考来看待。

基于人工智能发展的技术进步对未来合意经济增速的综合考虑

人工智能通过技术赋能、结构转型和政策协同，正在重塑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矩阵”。未来五年，若能有效破解技术瓶颈、优化制度供给、防范转型风险，AI有望推动中国经济在更高的合理区间运行，为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经济高质量发展，意味着经济总量需要维持一定的增速。随着技术的进步，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深度融合，其核心在于供给和需求相关产业的智能化，即在产业数字化基础上，通过人工智能技术推动生产和消费的智能化变革：利用数字技术将分散或孤立的生产者、消费者等以产业链、价值链等方式连接起来形成联动发展，形成让数据要素成为新资源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形态。

首先，数字要素将纳入传统生产函数，作为重要的要素禀赋，成为左右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农业社会的基本生产要素是土地和劳动力，工业革命的出现将资本变成重要的生产要素，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革命将使得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随着数据处理能力的提升，生成式思考能力的加深，数据要素的积累和优化等，人工智能的发展将深度影响经济增长的趋势。

第二，技术进步推动的供给创新将创造需求。人工智能的发展过程将催生新场景、新需求，带来人们的生活范式变革，增加和改变居民和政府消费需求，促进经济的循环，并重塑衣食住行、医疗和养老等各种传统生活方式和相关产业赛道。历史上看，新技术、新产品的出现将逐步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及理念，创造出新的需求，即新的供给将创造需求。例如电气革命带来冰箱、彩电、观影等新需求，人工智能的发展将促进生产和生活智能化方向的发展。

具体而言，人工智能主要通过三方面机制促进经济增长，进而应对老龄化、劳动力成本提升、环境制约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冲击。第一，人工智能可以不断提高生产的自动化和智能化程度，越来越多地实现资本对劳动的替代，从而减轻劳动力成本提升、环境资源约束压力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第二，人工智能通过内生性的技术进步、进一步的资本深化，可以提高资本回报率，进而提高储蓄率和投资率，以减缓人口结构红利式微背景下储蓄率和投资率下降对经济增长的冲击。第三，人工智能通过对生产方式、节省成本和智能生成等方面，可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从而进一步对冲其他要素禀赋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冲击。传统的宏观经济模型认为，生产函数普遍面临规模效应递减、资本边际效益递减等结构性问题，通过人工智能在生产端的大规模应用，智能生成式的思考和革新，将使得一批不需要过度考虑激励问题的类人脑智能群体，嵌入生产的各个过程，技术进步和组织方式将更加智能化和高效化。

我们参考Prettner（2019）和陈彦斌、林晨（2019）的研究，构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将资本分为住房资本、基建资本和实体经济资本三类实体资本。从理论上说，伴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和推广使用，这三类资本都会受到人工智能的影响。不过，为了简化模型，本文在基准模型中只表达了人工智能对实体经济资本的影响，住房资本和基建资本与人工智能之间的作用做了简化处理，即便人工智能的发展会对这两类资本起到直接和间接的影响。

我们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主要包括企业部门、居民部门和政府部门。参考Aghion（2017）的做法，我们将含有人工智能发展的生产函数设定为：

其中，表示劳动增强型技术进步，是实体经济资本，是劳动投入，是中间品的产出弹性，实现智能化的生产任务占全部生产任务的占比为，即刻画人工智能发展对生产活动的影响，即越大，代表人工智能对生产活动的影响越大，对产出的影响越大。我们用“先凸后凹”的Logistic函数来刻画人工智能的影响，主要原因是人工智能在发展初期，其在全社会的普及速度相对较慢；伴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其普及速度快速上升；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人工智能的发展态势将趋缓，这一特征符合Logistic函数的特点。

关于对居民部分、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的表述，我们以经典的居民效用最大化，企业利润最大化和政府兼顾增长和服务的函数形式来表达经济体三部门的行为。当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经济体达到均衡时，劳动力市场出清，即居民部门的劳动供给总量等于生产部门的劳动需求总量，企业部门利润最大化，政府部门函数效用最大化：通过求解企业部门，居民部门最优化问题的一阶条件，再加上各类资本的变动方程，可以得到一般均衡模型的均衡系统。

我们发现，由于基准模型没有考虑老龄化的影响，测算得出的潜在增速与现实比可能偏高，但仍可以发现，没有人工智能的促进作用时，潜在增速在未来10年下滑的速度较快。人工智能的发展，即便在我们采用非常保守的假设影响下，其将显著提升技术进步和规模经济，使得潜在增速下降速度趋缓，且在一定时期保持较为稳定的发展。

表2 数值模拟实验设定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作者估算

我们通过研究发现，人工智能的确促进潜在增速保持稳定，其可以优化资本结构，提高实体经济资本占比；降低住房资本占比和基建资本占比，进而实现改善居民消费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双重目标。在过去增长模式中，地方政府债务推动的基建增长和房地产行业是拉动经济非常重要的两大方面。按照我们的测算，地方政府债务拉动和房地产刚需和改善型需求在未来10年将逐渐式微（刘陈杰，2022），老的经济增长模式出现问题，时代需要新的高质量增长的发展模式。人工智能可以通过提高生产智能化程度和技术进步速度来增强实体经济的吸引力，吸引资金从房地产领域流向实体经济，从而减轻住房资本对消费的挤出效应，并增强实体经济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果。

更重要的是，人工智能可以增强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从而减弱地方政府依靠基建投资“稳增长”的动机，由此减轻基建资本对消费的挤出效应，并进一步增强实体经济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果。考虑到未来劳动力成本上升、环境资源压力上升等因素对中长期经济增长的压力，从经济学的范畴来看，应重视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大力发展人工智能，特别是和生产部门融合发展。

从2026年到2035年，无论情景如何，潜在增速整体呈下降趋势，这是人口老龄化、资本边际递减等结构性约束影响的必然趋势。但在不同AI渗透率假设下（10%、15%、20%），经济增长率均显著高于基准情景（Base）。到2035年，基准情景下的潜在增速降至约4.2%，而AI渗透率达到20%的情景下可维持潜在增速在5.8%左右，显示AI普及能够有效托底经济。AI能有效延缓潜在经济增速下滑，但有两个前提：一是存在“阈值效应”——在模型设定中，当AI资本存量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超过2%，对全要素生产率（TFP）的边际拉动会从0.1个百分点跃升至0.4—0.5个百分点。

当然，我们的模型研究还存在很多不足之处，如对人口结构的变化并没有重点考察，使得模型刻画的潜在经济增长水平可能偏高；并没有考虑非金融企业和地方政府部门的债务问题，没有考虑发展人工智能的融资问题，投入和产出的分配问题；同时，人工智能发展迅速，很可能存在对传统生产函数的重大改变，比如说出现会思考的机器人等替代人类劳动等现象。作为初步的探索，我们将继续改善模型的设置，适应人工智能的发展。

保持经济增长和经济活力，要充分发挥制度变迁的作用

综上所述，我们从新古典增长方程测算经济潜在增速，考虑人工智能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我国未来一个阶段的合意经济增速将随着资源禀赋、环境要求、增长限制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根据我们的测算，我国经济增长未来五年的合意经济增速将从2021—2025年的5.25%逐步降至2026—2030年的4.63%附近，且增长趋势缓慢下降。人工智能的发展，超过一定“阈值”之后，可能使得我国在“十五五”期间的实际经济增速要高于新古典模型的测算。

同时，为了应对部分时期可能出现的局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景，我们将GDP分为资本收益和非资本收入两个部分，按照目前的资本收益（32万亿）和全社会总生产性实物资本存量（675万亿）测算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在按照过去三年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平均下滑速度来推算未来几年的预测水平，我们发现，在新质生产力领域出现重大技术突破和产业跃迁之前，我们可能会因为持续下滑的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而出现投资、消费等领域的有效需求不足。具体规模的测算，每年为实体经济新增3万亿—4万亿有效需求，保证国民经济正常循环，以稳定增长的时间，创造足够的新增就业，换取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空间。同时，我国经济潜力足、韧性强，增速不会出现急剧下跌。保持经济增长活力、维持改革的积极性，需要调动经济体微观参与主体和政策制定者之间的“激励相容”制度。

保持今后一段时间的经济增长和经济活力，要充分发挥“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后发优势，积极调动“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主观能动。新制度经济学从变迁发起者的角度区分制度变迁的模式。变迁者选择制度安排的主要根据是制度变迁的成本和收益。如果两种制度安排提供的服务数量相等，那么交易费用低的制度安排或者能提供预期收益多的制度安排可能会被采用，这种以利益驱使为基点的变迁被称为“诱致性制度变迁”。但在现实中，制度的变动并非都是受新的获利机会所驱使，有的制度变迁是由国家强制推行的，这种以权力推动为基点的变迁被称为“强制性变迁”。在诱致性制度变迁模式下，人们可以在法制框架下自由追逐与自身利益相关的合法利益，会为了响应获利机会自下而上地创设或改变制度。这种变迁花费的时间较长，但由于变迁主体对于新制度的发展路径与效益有明确的预期与理解，所以能带来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应；相比较而言，强制性变迁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变迁过程，可能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变迁主体是国家（由政府完成），国家发动制度变迁不是简单由获利机会促使的，而是常常受高层权力执掌者的知识积累、变迁给其带来的“成本－收益”比较及实施能力等的影响。

纵观中国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大局和方向性的谋划基本属于“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范畴，最高领导集体审时度势，当机立断开启并坚持改革。相比而言，细节和局部的制度变迁更多来自各类微观主体的试验和创新，大体属于“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范畴。过去的改革过程中，经济增速较高，风险整体较小，全民能较为顺畅地分享经济发展和改革红利，因此很多改革措施与各阶层之间的利益趋于一致，改革的动力机制也是激励相容。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经济逐步回落到中高速增长，经济和金融风险增加，资产和金融领域泡沫化趋势显现，实体经济经营困难。当经济的“蛋糕”增速减缓，资产泡沫促进阶层固化的时候，需要更加注重微观主体的改革创新和改革机制摸索，尽量考虑各个阶层的利益诉求，这样才能使得改革的动力机制更加稳健，造成的社会影响更为积极和谐。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结合我们传统的体制和后发优势，有利于在一些关键领域迅速看到改革的成效。广大微观主体更多地发挥诱致性制度变迁，照顾到最具有市场经济活力部分的积极性，给予这部分活力以改革创新的时间和空间，可能是未来一段时间我国经济增长持续向上的基础之一。

（编辑  尚鸣）

中国《中共中央“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七大发展目标，涵盖高质量发展、科技自立自强、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美丽中国建设、国家安全等维度，并部署了12项重大战略任务，这是中国在复杂国际环境和高质量发展要求下制定的重要战略蓝图，其编制和实施将对中国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产生深远影响。

“十五五”时期的两大主线

随着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十五五”规划的重点发展方向转向依靠消费，扩大内需和创新拉动的新质生产力的整体性跃升，成为“十五五”时期的两大主线，彼此相互牵引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十五五”规划提出，“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两大目标，并强调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从源头破除内卷，提高产能利用率、资产周转率和投资回报率。当前中国在技术创新上突飞猛进，《中国制造2025》目标达成率高达86%。2025年，中国在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首次跃升至第10位，比2020年上升4位，百强创新集群数量位列全球第一。“十五五”时期，中国“基础研发支出占比”这一指标将会大幅提升，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提高基础研发强度，突破关键技术和零部件“卡脖子”难题，并积极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实现跨越式增长。

就具体路径而言，“十五五”时期中国将聚焦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等关键领域核心技术攻关，布局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脑机接口等未来产业，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传统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未来十年中国“高质量增长”核心驱动力将是创新、效率提升与技术进步。预计将继续设定研发投入年均增速7%以上的目标，到2030年推动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超过3.2%，在美国技术限制持续的背景下，中国将继续向基础研究、前沿研究及“卡脖子”技术领域倾斜资源，以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提振内需方面。2021—2024年，中国内需对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达86.8%；其中，最终消费支出平均贡献率为59.9%，比“十三五”时期提高11.1个百分点。为实现经济更可持续、更均衡增长，新规划对消费的重视程度超过了“十四五”规划。《“十五五”规划》强调，以国内大循环的稳定性对冲国际循环的不确定性，通过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增强内需主导作用，降低外部冲击对经济的不确定性，提升发展韧性和抗风险能力。“十五五”期间采取的措施包括：提高居民收入与消费信心、增加财政支出以完善社会保障、扩大“高品质”消费供给（尤其是服务消费）、优化消费场景，深化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破除消费领域行政壁垒与限制、加大消费相关基础设施投资。“十五五”规划继续维持“居民人均收入增速与GDP增速基本同步”的目标，同时，“以人民为中心”，加大民生投入与完善社会保障。2025年9月底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强调，经济发展成果应更充分、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深化对外开放是“十五五”规划的重要内容。《“十五五”规划》强调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统筹布局建设科技创新、服务贸易、产业发展等重大开放合作平台；提升资本项目开放水平，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全面落实国民待遇，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过去五年，中国已全面取消制造业外资准入负面清单限制，并放宽了金融业外资准入。“十五五”规划将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重点领域包括电信、医疗、教育、养老、文旅、体育、金融。另一方面，新规划将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助力企业拓展全球市场、向海外转移部分产能、更深度融入全球供应链并与国际竞争对手展开竞争，尤其在新能源汽车、电池、高端装备、电子商务、新型消费品等中国具有较强竞争力的新兴领域。

塑造两岸合作新模式

当前，两岸正处在外部环境急剧变化的特殊时刻，两岸加强产业合作不仅是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现实需要，更是顺应历史潮流、把握时代机遇的战略选择。“十五五”规划对两岸产业融合发展创造了巨大的机遇，两岸产业界需要在产业科技创新、产业转型升级、企业互利共生上，找出共同努力的方向和目标，塑造两岸产业合作新模式。具体可在三个方面努力：

（一）两岸企业加强合作提升两岸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稳定

中美地缘政治竞争加剧已成为新常态，未来两国的贸易争端也将长期化，即使两国达成贸易协议，两国科技主导权之争也不可能在短期内结束。面对中美博弈，台资相关业者正在转移生产地点，分散市场，采取避险策略。必须指出的是，台资企业已深度融入大陆产业链，被迫退出大陆的台资企业事实上面临的产业链供应链重构风险更大，随着地缘政治博弈深化，美国实施“对等关税”和“转口惩罚关税”波及全球，技术限制、贸易壁垒、产业配套环境不佳等挑战外移台资企业的供应链安全稳定。美台贸易协议要求台湾对美投资金额高达2500亿至5000亿美元，约占台湾2024年生产总值的44%至69%（7969.04亿美元），以及2025年10月外汇储备的58%至92%（6002亿美元）。美国还要求台湾半导体先进制程加速在美落地，美国步步紧逼，希望50%高端芯片在美国生产，特朗普甚至要求90%乃至全部高端芯片在美生产，台湾高科技产业面临被美国掏空的危险。台湾企业只有加强两岸合作，依托大陆庞大市场规模和完整产业体系，构建更加坚韧的两岸产业链供应链网络，才能在安全与效率、开放与自主的复杂平衡中实现发展。2021—2024年，大陆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实际增长5.4%，占全球比重接近30%，规模连续15年位居全球首位，200多种主要工业品产量为世界第一，两岸在许多产业领域都具有各自的优势。例如，在半导体产业，中国台湾地区在芯片制造等环节技术先进，而大陆拥有庞大的市场需求和日益提升的研发能力。在“十五五”期间，两岸应深化在半导体等关键领域的协作，通过增链、补链、强链，提升两岸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二）两岸企业合作抢占全球科技创新高点

全球经济增长动能趋弱，传统产业存量竞争日益激烈，同质化、内卷化特征凸显。而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新兴产业已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大陆以人工智能、量子科技、新能源、生物医药、先进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兴产业蓬勃发展，为两岸产业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十五五”规划》提出布局建设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和产业科技创新高地，加快重大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加大应用场景建设和开放力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营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提高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

台湾产业在半导体、精密机械等领域的优势，与大陆新兴产业的发展需求高度契合。两岸应携手加快科技创新，发挥各自在创新研发、市场纵深上的优势，积极开展合作，优化配置创新要素，打造差异化、高性价比的市场供给体系，共同挖掘和创造更高维度产业价值。两岸产业界要打通基础研究、技术开发、工艺优化、市场应用等环节，形成体系化的创新优势。为此，两岸可以打造两岸产学研创新合作平台，联合攻关关键核心技术，加强标准互认与专利共享，加强人工智能在产业中的应用合作，完善人才、资本、数据等创新要素协同配置体系。

（三）推动两岸产业数字化转型，共塑两岸产业新市场

数字经济是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两岸在信息通讯产业领域合作由来已久，两岸贸易约七成为数字经济相关货品。这为深化双方数字经济合作打下了坚实基础。内地海量数据资源及丰富应用场景与中国台湾地区半导体及服务器等优势产业高度互补，有利于台企、台商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深度融入内地产业链、供应链。通过数字化转型，传统制造业将实现生产过程的高度智能化、自动化，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两岸企业可以在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等领域加强合作，共同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同时，在数字文创、电子商务等领域，两岸也有广阔的合作空间，可以充分发挥两岸各自的创意和市场优势，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数字文化产品和电商平台。两岸企业可以合作拓宽数字经济领域、提升合作层次、共建更加强韧、更加健康、更具包容性的两岸产业共同市场，还应把握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机遇，积极构建以中国市场和产业体系为依托，向“一带一路”区域延伸的两岸产业链供应链，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比重已由2020年的29.1%升至2024年的50.3%。

《“十五五”规划》提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完善立体互联互通网络布局，提升中欧（亚）班列发展水平，加快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深化贸易、投资、产业、人文务实合作，拓展绿色发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卫生健康、旅游、农业等领域合作新空间。两岸企业可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在智能化生产及个性化定制等方面展开深度合作，共享“一带一路”发展机遇，在全球合作中实现更大范围的市场循环与资源配置，改变过度依赖美国市场的局面。

（编辑  季节）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国际形势演变深刻影响国内发展，我国将面临比以往更为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性交汇，将以更为激烈的方式演化升级，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面对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我们要围绕开放、增长、民生、安全四条关键主线，科学把握“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大逻辑，实现“以开放联通世界、重塑规则，以增长行稳致远、重塑动力，以民生承载初心、投资于人，以安全守护底线、护航发展”。

一、开放逻辑：重塑与世界的关系，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规则制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十五五”时期，我们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复杂，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力量深刻调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地缘冲突多发，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威胁上升，国际经济贸易秩序遇到严峻挑战。在此背景下，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不是要不要开放，而是如何在新形势下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放是世界大势、时代潮流，越是面对外部风浪，就越要坚持和扩大对外开放。

为此，必须谋划好、回答好“中国需要怎样的世界、世界需要怎样的中国”“在全球治理规则‘真空期’，中国应当如何经略大国关系，又如何推动全球化走出逆流”等一系列时代课题；同时，深入研究新形势下对外开放格局如何调整，各地方应如何因地制宜地把握新形势下对外开放的路径和锚点，在国家对外开放的资源通道、商品通道、设施通道、制度通道建设中如何进一步提高韧性，如何构建高效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以及如何保护好海外资产和海外利益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十五五”时期，对外开放的核心任务是重塑与世界的关系，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规则制定。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要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拓展国际循环，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与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同发展。着眼于积极扩大自主开放，推动贸易创新发展，拓展双向投资合作空间，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等一系列战略部署，我国将通过建设更高水平自贸试验区，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推进改革创新，打造制度型开放新高地，并通过发展服务贸易、数字贸易，推进中国品牌出海，迈向更深层次的全球化，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

二、增长逻辑：重塑经济增长动力机制，推动经济动能接续转换

实践证明，必须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必须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没有总量、没有速度，只会让局面更加复杂。“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增长的要素结构已经出现深刻变化，经济发展将由增量时代进入存量时代，社会预期和有效需求相对低迷的局面难以根本扭转，实际经济增长率将进一步下降。确保经济保持一定水平的增速，将成为“十五五”时期的重要目标。为此，“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增长的核心任务是，重塑动力机制，推动动能接续转换，要从供需双侧发力，要向改革要动力。

第一，抓住新型消费和有效投资，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十五五”时期，要把发展新质生产力和拓展新型消费结合起来，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畅通新需求与新供给的新循环。当前，国内居民消费需求日益多元且注重品质体验，消费趋势加速向数字化、绿色化、服务化转型。其中，数字消费、文旅消费、国潮消费、悦己消费、知识消费、健康消费等将是“十五五”时期我国培育新型消费的重点方向。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投资效益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经济发展的质量。随着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投资也需要适应新时期的发展需求，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要扩大有效投资，切实发挥投资对扩内需、稳增长、促转型的带动作用，引导投资向发展新质生产力、改善民生福祉等方面倾斜。其中，科创投资、新型基础设施和应急基础设施等与“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相契合，如以气候变化为逻辑起点，以提升城市韧性、提高国民应急能力和素养为场景的新投资，将成为“十五五”时期扩大有效投资的重要领域。

第二，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任务，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必须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其中，智能网联汽车、低空经济、生物医药、新材料、海洋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将是“十五五”时期引领经济发展的新支柱、新赛道，也是促进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关键所在；“新一代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新型储能等未来产业将是驱动未来经济发展的新增长引擎；而运用新技术、新理念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重塑传统产业竞争新优势，将是“十五五”时期推动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关键抓手。

第三，更好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激发全社会发展动力活力。解决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必须依靠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破解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十五五”时期，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更好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加快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这是确保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的关键抓手。其中，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应对未来全球复杂严峻形势、积极融入国际大循环的前瞻性战略；深化劳动力要素市场化改革，是提升人力资源对高质量发展贡献的关键支撑力；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生动力；深化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是夯实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坚实基础；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建立健全中国式现代化财政制度，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环节。

三、民生逻辑：投资于物转向投资于人，促进人力资本全面提升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而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坚持以人为本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其最本质的要求，就是要让每一个人都有可以持续地提升人力资本并据此获得高质量就业的机会，进而实现人的自由发展。当前，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速度放缓、动力减弱、预期乏力等“阵痛”，经济和产业对就业岗位的承载能力越来越低，特别是就业质量呈现“频繁转岗、非正规化”的特征，叠加人工智能和智能体等应用的冲击，不同层面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存量被“贬值”甚至被“替代”，结构性失业和就业质量下降问题或将成为“十五五”时期最大的隐忧之一。

“十五五”时期民生发展的核心任务是，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创造高质量就业。为此，必须深入思考几个重大问题。一是从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全局出发，如何提升经济发展和产业发展的就业容量。二是在人工智能迅猛发展和数智时代的大趋势下，广大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存量如何更新和优化，以及公共政策应当如何把握共同富裕的战略导向。三是从强国建设全局出发，如何围绕提升国民的人力资本水平，推动从人力资源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和人才强国。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和人的全面发展投资”“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健全就业促进机制，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十五五”时期，建议以提升人力资本为目标制定产业政策、就业政策、创新政策，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畅通社会流动渠道，让每一个就业岗位都成为孵化和培育人力资本的载体，让产业链成为涵养人力资本的平台，让科技创新成为激发和延伸人力资本的动力。

四、安全逻辑：积极应对各类安全风险，切实统筹发展和安全

“十五五”时期，全球安全形势日益严峻复杂，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各类安全风险挑战对经济社会发展、城乡发展韧性、人民财产安全造成的冲击存在不断扩大的趋势。在突发性、复合型灾害频发的背景下，从城市的排水防洪系统、交通网络等基础设施到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再到人们的衣食住行和公共卫生健康，迫切要求我们必须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适应和谋划，大力提升甚至超前建设应急能力，以系统性思维统筹安全与发展。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强化国家安全重点领域和重要专项协调机制，提高应急应变效能”“夯实国家安全基础保障，确保粮食、能源资源、重要产业链供应链、重大基础设施安全，加强战略性矿产资源勘探开发和储备”“推进国家战略腹地建设和关键产业备份”“加强国防战略预制，加快国防动员能力建设，加强后备力量建设”等。“十五五”时期，安全发展的核心任务是将安全理念、安全技术、安全标准嵌入经济社会发展和治理各方面、各领域、全过程。要在发展中固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强化底线思维，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增强经济和社会韧性，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编辑  宋斌斌）

从1953年开始至今，我国已经编制实施了14个五年规划（计划），其中，“一五”至“十五”被称为五年计划，从“十一五”开始改称五年规划。国家发展规划是对传统体制下国民经济计划的继承、变革和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确保国家发展规划发挥作用，就要实现规划目标与各级政府和市场主体的目标相结合，使前一目标转化为后者主动追求的目标，由此派生出国家发展规划的目标治理体制；这一体制包含目标确立、传导机制和对其起支撑作用的政策协同机制。目标确立和传导机制的功能是确立规划目标，将规划目标传导、分解到各级政府，并对市场主体产生引导规范的作用。政策协同机制的功能是将国家发展规划与宏观调控、产业政策、区域政策等相结合，以确保规划目标与各级政府和企业目标相一致。

绿色发展成为国家规划的重要目标

自“九五”计划（1996-2000）以来，在党中央方针和国家战略指导下，国家发展规划引入了绿色发展目标，并发挥了协调社会分工格局、构筑激励机制的作用。一方面，在规划的引导下，各类资源向规划所要求的绿色发展目标集中配置，推动了国民经济布局优化、结构调整和战略性重组；另一方面，体现绿色发展的规划目标与市场微观主体所追求的价值目标相结合，前者在这种结合中居于相对主导地位。

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资源和环境问题日益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绿色发展逐渐成为国家发展规划中的重要目标。1996年，“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关键之一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并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确定为“九五”期间经济工作的重点，明确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推进环境和生态保护，提出到2000年“力争使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加剧趋势得到基本控制，部分城市和地区环境质量有所改善”的具体目标。“十五”计划继续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强调“要高度重视人口、资源、生态和环境问题，抓紧解决好粮食、水、石油等战略资源问题”，并制定了改善城乡环境质量，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比2000年减少10%等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十一五”规划区分了约束性指标和预期性指标，此后绿色生态类约束性指标始终在国家发展规划指标体系中占据重要比重。例如，“十三五”规划确立了13个约束性指标，其中有10个是绿色生态指标；“十四五”规划确立了8个约束性指标，其中有5个是绿色生态指标。

国家发展规划与企业发展战略有机结合

国家发展规划中的绿色发展目标，通过目标传导机制影响各级地方政府的规划。例如以广东省和深圳市为例，自“九五”计划以来，这两级政府在历次五年计划（规划）中提出了各自的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目标。国家和地方规划目标的上述变化，最终影响到以比亚迪为代表的民营企业或民营资本的发展战略。

2025年，在《中国科学院院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王传福回顾了他所领导的比亚迪公司的发展战略：“比亚迪每一次关键选择，从电池制造到新能源汽车，从城市公交电动化到绿色大交通，都是紧扣国家战略和市场需求，敢于提前布局，坚定长期投入。”1992年，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致信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提出要充分考虑燃油汽车对环境的影响问题，建议国家直接开展对新能源汽车的研究和制造。在“八五”和“九五”期间，科技部开始研究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和技术突破问题。上述政策背景推动了比亚迪公司的战略变革。比亚迪创立于“八五”期间的1994年，最初专注于二次充电电池的生产，“十五”期间的2003年开始转向新能源汽车产业。比亚迪的这一战略选择，一方面基于自身在动力电池技术领域的多年积累，另一方面与国家发展规划的绿色发展目标以及发展新能源汽车的产业政策紧密相关。在阐释比亚迪的发展战略时，王传福曾提出“三个70%”的论断，即“我国70%石油依靠进口，而进口石油的70%要经过马六甲海峡，我国70%的石油用在了各种汽车上。”他认为，这种对进口石油的依赖局面是难以持续的，未来必然要进行一场能源方式的革命，电动汽车是中国汽车工业的最佳选择。

新能源汽车发展的关键在于掌握核心技术，尤其是电池技术。针对三元锂电池依赖稀有金属、存在资源安全风险的问题，比亚迪坚持选择了磷酸铁锂电池技术路线。2006年，比亚迪推出全球首款搭载磷酸铁锂电池的纯电动汽车。2008年，比亚迪推出全球首款量产插电式双模电动车F3DM。在发展过程中，比亚迪不仅积极响应国家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关于摆脱能源进口依赖、发展新能源汽车的目标任务，而且对国家战略作出了创造性解读，将国家战略内化为企业自身的战略，而不是以短期利润为唯一导向，成为贯彻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耐心资本，最终推动了我国电池及新能源车领域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

比亚迪的发展不仅是响应国家战略的结果，而且与地方政府的规划目标实现了对接。比亚迪F3DM上市时，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尚处于起步期，面临充电基础设施不足、消费者不信任以及销售价格偏高等制约因素，私家车市场拓展受阻，企业亟须调整发展方向。深圳市“十一五”规划提出“积极发展电气化公共交通”的目标，为比亚迪带来了机遇。王传福发现，公交车和出租车的尾气排放量显著高于私家车，并且公交车路线是既定的，便于建设固定充电站和维护点，特别适合电动化发展。2010年，王传福在世界电动车大会上阐释了“城市公交电动化”战略，即实现城市出租车、公交车的纯电动化。这一构想与地方政府规划高度契合。到2012年底，深圳有超过800台比亚迪e6纯电动出租车和200台K9纯电动公交车投入运营，其中电动公交车完全由政府采购。

2022年，比亚迪宣布停止生产燃油汽车，成为首个停产燃油汽车的世界500强企业。比亚迪的战略转型，得益于以规划目标为依据的政策协同机制的支持。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层面来看，以“十一五”期间的2009年为分界线，这种政策协同机制先后在供给侧和需求侧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八五”计划（1991-1995）到2009年，是比亚迪政策协同机制发挥作用的第一阶段，其主要在供给侧发挥作用。“八五”时期，科技部开始研究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和技术突破问题。“九五”期间，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安排了“电动汽车重大科技产业工程项目”，广东省是该项目的主要承担单位之一。1997年，比亚迪主持的镍氢蓄电池项目被纳入广东省电动汽车重点攻关项目。“十五”至“十一五”时期，以国家计委、科技部等部委为主导，我国基本掌握了电动汽车的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形成了15万辆电动汽车整车和关键零部件生产能力，新能源汽车产业初具规模。

2009年以后，进入政策协同机制发挥作用的第二个阶段，即主要在需求侧发挥作用。通过2009年启动的“十城千辆”电动汽车示范应用工程，以及2010年开展直至2022年才完全取消的私人购车补贴政策，新能源汽车应用规模持续扩大。2022年以来，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进入爆发式增长阶段，自主品牌市场占有率显著提升，主要动力来自新能源汽车产销量的快速增长。

除了国家层面推行的产业政策外，深圳市的产业政策也对以比亚迪为代表的汽车企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在公共交通领域，借2011年“大运会”契机，深圳市积极推广新能源汽车的使用：为纯电动出租车免费上牌，节省了高额营运牌照费用；通过“融资租赁、车电分离、充维结合”模式，使电动大巴全生命周期成本低于燃油大巴；并建设了智能管理充换电网络。“大运会”期间，深圳市政府共采购2011辆新能源汽车，包括比亚迪生产的200辆K9电动公交车和300辆e6纯电动出租车。赛后“深圳经验”在全国推广，比亚迪获得了更多公共采购订单。在私家车市场，深圳作为首批私人购买新能源汽车补贴试点城市，在国家补贴的基础上又追加地方补贴，提高购车激励。在多维度政策协同下，比亚迪新能源乘用车销量在“十二五”时期明显上升，2015年年销量突破6万辆，成为全球第一。

比亚迪公司发展战略的演变，顺应了“九五”以来国家发展规划关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环境和生态保护、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体现了国家发展规划与企业发展战略的有机结合，有利于规范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充分发挥其在发展绿色生产力方面的重要作用。

（编辑 宋斌斌）

我国县域数字乡村建设已跨越起步探索阶段，迈入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目前部分市县缺乏系统的顶层设计，数字平台“小、散、乱”现象突出，“数字孤岛”问题频发，平台统合能力薄弱；同时，数字技术服务主体资质与服务水平参差不齐，导致“数字上墙”“数据悬浮”等低水平数字化问题普遍存在，未能有效转化为驱动乡村发展的“创造型数字经济”。为此，亟须通过明确的顶层设计、引入优质服务主体、打通数据壁垒等靶向举措，推动县域数字乡村建设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覆盖转变，切实赋能乡村振兴。

县域数字乡村建设的主要短板

规划统筹短板：缺乏整体规划，平台“小、散、乱”问题突出

中央已出台了数字乡村建设的指导方针与支持政策，但在县域层面，对“如何建、谁来建、建什么”的核心问题仍缺乏清晰认知，尚未形成针对性的专项部署与整体规划。受县、镇、村三级联动机制缺失的影响，多地出现“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无序建设态势。从成本来看，村级数字平台建设费用约10万—30万元，县市级平台建设费用普遍达到300万—500万元；后续维护成本同样高昂，村级平台年均需投入数万元，县市级平台则需投入数十万元。这种低水平重复投资不仅造成财政资金的严重浪费，更催生了“数字化面子工程”。例如，部分县域下辖村庄产业结构单一，基本以传统种植业为主，无规模化特色产业，且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留守人口多为老人、儿童），本身并无数字乡村治理的实质需求，却仍投入数十万元建设数字乡村治理平台，建成后的平台功能，仅包含基层党建宣传、人口信息统计、网格化管理公示等简单模块，既无助于解决村庄实际治理难题，也无法为产业发展提供支撑，最终成为“闲置平台”，数字平台建设的有效性无法体现。

基础设施短板：数字基座薄弱，平台统合能力不足

信息基础设施是县域数字乡村建设的基石，《数字乡村建设指南2.0》明确提出 “协同推进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升级”，要求重点推进农村公路、水利、电网、农产品冷链物流及追溯体系的数字化改造。但从调研情况看，当前县域数字乡村建设虽以县域为主要探索单元，但基础设施仍存在明显短板：在硬件层面，各地的投入集中于光纤网络、移动通信、数字摄像头等通用性设施，而智慧农业传感器、电商冷链仓储、智能分拣设备等专用性数字设施的布局要么缺失、要么滞后，应用场景仅局限于治安监控、政务公示等有限领域。例如，部分县域农村虽实现“光纤入户”，但网络带宽不足，难以支撑电商直播、智慧农业远程操控等对网速要求较高的场景；在软件层面，县域缺乏统一规划的数字基座，各类非标准化数字平台分散开发。以陕西省某县为例，四大运营商（移动、联通、电信、广电）各自开发数字支撑平台，不仅增加了财政负担，更导致数据格式不兼容、资源无法协同、服务难以统一的“数字孤岛”问题，为后续数据整合与业务拓展设置重重障碍。此外，数字基础设施的维护更新机制缺位，部分设备建成后缺乏后续投入而老化失修，无法适应县域数字乡村建设的动态需求。

产业赋能短板：重治理轻经济，数字化生产支撑不足

数字治理与数字经济是县域数字乡村建设的两大核心抓手，二者本应相互支撑、形成良性循环，但在基层实践中却出现“重治理、轻经济”的失衡倾向。部分县域政府将数字治理等同于数字乡村建设，将大量资金与精力投入环境监测、养老服务、交通管控、平安建设等治理领域，对智慧农业、农村电商、县域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等经济领域的投入则严重不足。例如，某县在数字乡村建设中，斥巨资打造智慧治安监控系统，却对本地特色农产品电商平台的建设与运营缺乏支持，导致农产品销售渠道狭窄，农民增收乏力。而广大中西部地区的部分县域政府，不仅对数字经济的赋能路径认知不足，甚至尚未掌握数字治理的核心逻辑，其数字乡村建设仅停留在“纸面数据大屏化”层面——将土地、人口、资产等纸质信息转化为屏幕可视数据，既未实现治理流程的优化，也未推动生产效率的提升，最终导致县域数字乡村建设流于形式。

服务供给短板：技术主体资质参差，场景适配性不足

县域数字乡村建设离不开专业技术服务主体的支撑，而乡村社会的特殊性与农业产业的复杂性，对服务主体的专业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当前数字乡村建设热潮下，部分对“三农”领域缺乏认知的企业摇身变为“数字技术服务商”。这类主体沿用城市数字化的服务理念与模式，不了解县域乡村的实际需求与使用场景，难以提供具有“乡土适配性”的专业性服务，直接导致“数字悬浮”问题。例如，在河北省部分县域，存在数字企业本身并无成熟的数字乡村技术解决方案，既缺乏农业数字化转型的核心技术，也无相关项目落地的实际经验，却通过返聘方式，聘请当地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等部门退休干部加入公司任职，或高薪聘请其担任“政策顾问”，利用退休干部的人脉资源与对本地政务流程的熟悉度，获取数字乡村平台建设项目。此类企业中标后，往往通过简化功能、降低建设标准等方式来压缩成本，交付的平台多为“模板化”产品，无法适配当地农业生产与乡村治理需求。这种纯粹以“逐利”为目标的投机性经营，不仅导致县域数字乡村项目质量低劣，更挤压了真正具备技术实力、专注农业数字化服务的优质企业的生存空间，引发了“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严重破坏县域数字乡村建设的市场生态。进一步削弱县域数字乡村建设的实际成效。

数据利用短板：要素价值未释放，共享流通机制缺失

县域涉农数据利用瓶颈，严重制约数据要素对乡村产业的赋能作用。一是技术应用层次较浅、深度分析能力欠缺。多数县域尚未建立适配农业场景的专业数据分析体系，仍依赖基础工具进行数据汇总，难以实现气象预警、产量预测等精准化应用，与先进地区通过数字孪生等技术实现的动态推演能力存在明显差距；同时，兼具农业知识、数据技能与技术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匮乏，部分县域虽然已完成数据归集，却仅能输出基础统计结果，无法像湖北省秭归县那样通过数据建模优化生产管理、拓展产业增值服务。二是价值转化机制不畅、应用场景覆盖不全面。数据利用更多集中于农业生产端基础指导，对加工、流通等产业链下游环节的支撑不足，导致部分地区因产销数据衔接不畅增加产业损耗；政企间数据协同缺乏有效机制，市场主体掌握的消费需求数据与政府部门的公共服务数据难以互通，且数据要素市场化路径尚未打通，无法实现如浙江上杭那样的“数据回流”增值效应。此外，数据安全保障体系不完善。数据共享过程中对敏感信息的保护措施不到位，易引发农民个人隐私泄露、企业商业机密受损等问题，进而降低各方参与数据共享的积极性，形成“不敢共享、无法有效利用”的非良性循环。

县域数字乡村建设的靶向施策建议

破解规划短板：强化县域统筹，完善三级联动规划体系

针对县域层面专项规划缺失的短板，需在完善国家顶层设计的基础上，加强对县域的规划引导，推动各市县制定“县－镇－村”三级联动的数字乡村建设规划。规划编制需立足县域资源禀赋（如农业主导产业、旅游资源、生态特色）与发展阶段，避免 “一刀切”与盲目跟风。例如，农业主产县域可重点规划智慧农业项目（如物联网灌溉、病虫害智能监测），旅游特色县域可聚焦数字化旅游服务（如智慧导览、线上预订），确保规划的针对性与可操作性。同时，建立规划实施的全过程监督评估机制：组建由政府、专家、村民代表组成的评估小组，定期对县域项目进度、资金使用、实际成效进行考核，对偏离规划、低效浪费的项目及时调整，从源头杜绝“数字化面子工程”。

破解设施短板：补齐基座弱项，构建统合兼容的数字基座

以“通用性与专用性协同、硬件与软件联动”为原则，全方位弥补县域数字基础设施短板。一方面，在巩固光纤网络、移动通信等通用性设施的基础上，加大对专用性数字设施的投入，根据县域产业特点，在农产品主产区布局智慧农业传感器、智能分拣设备，在物流节点建设数字化冷链仓储，在电商集聚区完善直播带货配套设施，推动基础设施与县域产业需求精准匹配；另一方面，构建统一且灵活的县域数字基座：制定全省（市）统一的数据标准与技术规范，推动县域内各部门、各企业的分散平台互联互通；建立区域级县域数字乡村综合服务平台，整合政务服务、电商运营、农技指导、物流跟踪等功能，为村民与经营主体提供“一站式”服务。建立基础设施的长效维护机制，将维护费用纳入县域财政预算，定期开展设备检修与技术升级，确保设施长期稳定运行。

破解产业短板：推动治理与经济协同，强化生产领域数字化赋能

破解产业赋能“重治理、轻经济”短板，从理念与实践两方面发力。在理念层面，通过组织县域基层干部赴江浙等先进地区考察学习，开展数字乡村专题培训，帮助干部深刻理解“数字治理是手段、数字经济是核心”的逻辑，树立“治理为经济赋能、经济为治理筑基”的协同思维；在实践层面，一方面优化县域数字治理场景，推动治理流程数字化转型——例如，通过“一网通办”简化政务服务流程，通过“智慧网格”提升矛盾纠纷化解效率，让数字治理真正惠及民生；另一方面加大县域数字经济领域投入：设立数字农业发展专项资金，支持县域农业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联合电商平台开展“农村电商带头人”培训，培育县域本土电商团队；推动县域传统产业（如农产品加工、乡村手工业）与数字技术融合，开发定制化产品与服务，拓宽产业增值空间。

破解服务短板：规范服务市场，引入专业适配的技术主体

构建“政府引导、专家评审、市场竞争”的技术服务主体筛选机制，弥补县域服务供给短板，提升服务质量与场景的适配性。首先，明确服务主体的准入标准：从“三农”服务经验、技术研发能力、项目落地案例、后续服务承诺等维度设定门槛，杜绝 “无经验、无资质”主体进入县域市场；其次，建立多方协作的评审机制，对参与投标的服务主体进行综合评估，优先选择能提供“定制化”解决方案的主体——例如，广东省朗沙社区在数字乡村治理平台开发中，正是通过严格筛选聚焦“需求适配”的技术服务主体，该主体深入调研当地产业发展特点与外来人口居多的社区，围绕当地治理痛点构建“问题－技术－治理”的循环机制，最终开发的平台并非通用模板，而是针对社会治理的难题提供精准技术解决方案，有效提升了治理效能；最后，加强服务过程监管：建立服务质量考核体系，从项目进度、功能实现、用户满意度等方面进行动态评估，对服务不到位、弄虚作假的主体列入“黑名单”，保障县域数字乡村项目的落地质量。

破解数据短板：激活数据价值，建立安全可控的数据共享机制

以“安全与效率并重”为原则，构建县域涉农数据共享流通体系，破解数据利用短板。一是深化技术应用与人才培养：加大对农业数据分析技术的投入，建立适配农业场景的专业数据分析体系，引入数字孪生、大数据建模等先进技术，提升气象预警、产量预测等精准化应用能力。加强对农业数据复合型人才的培养与引进，鼓励高校和职业院校开设相关专业，培养既懂农业知识又具备数据技能的人才，为数据深度分析和应用提供人才支撑。二是完善价值转化与协同机制：拓展数据应用场景，不仅要关注农业生产端，还要加强对加工、流通等产业链下游环节的数据支持，通过建立产销数据对接平台等方式，减少产业损耗。建立健全政企间的数据协同机制，搭建数据共享平台，打通数据要素市场化路径，实现消费需求数据与公共服务数据的互通，促进“数据回流”增值效应，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三是强化数据安全保障体系：实施全生命周期安全管控，建立健全覆盖数据采集、归集、存储、共享、使用、销毁全链条的安全管理制度，明确各环节安全责任主体。依据数据价值密度与敏感程度进行分类分级，采用数据脱敏、加密传输存储、基于角色的最小权限访问控制等技术手段，对不同等级数据实施差异化安全策略。

县域数字乡村建设作为乡村振兴战略支点与数字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目标是通过数字技术破解县域乡村发展的痛点难点，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与产业高质量发展。当前县域数字乡村建设中存在的规划统筹不足、基础设施薄弱、产业赋能滞后、服务供给不足、数据利用低效等短板，本质上是“数字技术与县域乡村实际需求脱节”“短期政绩导向与长期发展目标失衡”的体现。解决这些短板，既需要强化县域层面的统筹规划，推动基础设施与产业需求、治理需求精准匹配；也需要通过规范市场、激活数据、协同治理与经济，让数字技术真正融入县域乡村生产生活的各个环节。唯有坚持“以农为本、实用为王”的原则，避免盲目投入，真正推动县域数字乡村建设从“量的积累”转向“质的提升”，切实为乡村振兴注入数字发展动能。

（编辑  季节）

制度创新：突破利益固化藩篱的改革深水区攻坚战

利益固化的结构性矛盾制约

中国在改革进入深水区后，“只有人受益而无人受损”的所谓“帕累托改进”推进空间已基本不复存在，当前经济发展中所触及的矛盾，呈现“多元复杂演变”特征，形成历史性的考验：一是利益主体多元，涉及中央与地方、部门与行业、国企与民企、内资与外资、公权主体与私权个体等多重博弈；二是利益链条复杂，既包括传统产业既得利益，也涉及新兴领域既得利益，既有体制内各类主体的既得利益， 也有体制外各类主体的既得利益，既有国内视野可见的不利于推进共同富裕的利益摩擦和阻碍，也有国际视野可见的不利于中国和平发展的利益掣肘与争端；三是利益分配机制纷繁演变，例如财政税收、政府转移支付、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资源匹配、部门审批权与收费权、土地指标切分，公检法行权等政策工具和公共权力运作，都可能形成路径依赖、机制扭曲、明规则惰性和潜规则勾连。深化改革要“啃硬骨头”，必须“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在改革深水区如何面对卡点堵点和风险点去攻坚克难，为优化总体资源配置而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焕发活力、实现高质量升级发展。

突破路径的选择：制度机制进行重构

1. 建立上下互动、中央督导、动态优化改革推进机制。自上而下翔实地编制各部门、各政府辖区落实5年期300多项改革任务的实施方案与细则，并检查督导贯彻落实情况；鼓励部门、地方、基层自下而上的改革探索，及时交流和推广好的经验。应把对改革的评估，纳入中央已明确要求的政府行为全过程进行绩效考评，防范局部返贫、化解地方隐性债务风险等重点工作，都应把政策与改革紧密结合，将调控寓于改革之中，寻求标本兼治而体现治本为上。对拖延、阻碍改革的部门、工作环节，实行绩效扣分，对取得创新突破的单位和工作人员，给予财政奖励。

2. 强化制度机制创新中的容错纠错机制。细化“三个区分开来”的实施细则，结合官员政绩考评，建立改革风险评估与独立第三方专家团队的评价机制，允许改革举措有一定的“时效期－观察检验窗口”，按照中央文件早已表述的“允许改革犯错误，但不允许不改革”的取向，注重对主持和锐意推动改革者解除其“后顾之忧”。

3. 积极推动合理构建行业、企业和区域间的利益共享。通过“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机制，将头部企业技术优势、融资信誉优势与中小企业制造和服务能力有机结合，形成产业链利益共同体和供应链金融增信的共享发展。又如，总结化解和克服“新三件”行业与电商平台“内卷式”竞争的初步经验，积极发展行业内的和跨行业、跨区域的协商协调、共荣共享利益平衡机制。再如，运用横向“生态补偿”等创新机制，针对绿色低碳共享发展中，水系上下游区域或环湖沿岸不同区域间项目开发的矛盾冲突问题，实现利益协调，共同发展。

4. 把有效、有序市场与有为、有限政府进行优化结合，形成“守市场决定论之正、出政府作用论之奇”（“守正创新”“守正出奇”）的资源配置优化局面。上海自贸区成立时，已明确提出“企业负面清单”和“政府正面清单+责任清单”的原则体系，应真正贯彻，从而实现“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让企业真正“活起来”并以长期主义“耐心资本”行为模式，致力于实现高质量升级发展。

5. 实现“新的两步走”现代化战略。“行百里者半九十”，深化改革最大的潜在风险可以说是面对“爬坡过坎”时的“不进则退”。最关键的制胜之道，是在历史进程中考验性的临界瓶颈区，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使制度创新作为现代化列车“第一动力”的牵引火车头，取得中央所部署的全面改革任务的决定性成果，实现新质生产力的跃迁式发展局面。

   技术创新：数实融合的头部引领与生态构建

   头部企业引领机制缺陷

   当前数实融合的科技创新，还存在着“三个脱节”问题：一是技术研发投入与产业应用需要脱节。部分央企前端研发投入占比可达营销收入40%，但后端成果转化率偏低（不足15%）；不少民企顾虑较多，面对不确定性因素，不敢仿效华为模式做出大比重研发投入；为数不多但有全局性影响的数字化平台公司，在“完成整改”后，还亟须消解疑难、抖擞精神，实现急起直追的发展新局面，这需要得到鼓励和必要的窗口指导，增加研发投入，支持实现“从0到1”的原创突破。二是创新联合体运行机制，往往与“政产学研金用”合作项目脱节，容易存在“形似0而实不合”现象。三是标准制定与市场应用脱节，5G、工业互联网等领域存在“标准先行、应用滞后”困境，而中央明确指导将数据列为生产要素以后的“数据资产入表”，但标准规则体系迟迟未能出台，存在指导实际操作的细则规范付诸阙如的问题。这都可能酿成与积累不利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风险因素。

   突破路径建议：构建创新生态体系

1. 头部企业带动，实施“揭榜挂帅 2.0”等创新。在高端芯片、高端工业软件等关键领域，建立“需求方出题、全社会解题”机制。如联想集团通过智库平台发布技术攻关榜单，吸引全球200余家科研机构参与，成功突破了智能生产线动态平衡算法。

2. 打造“独角兽孵化器”。在积极鼓励国内国际的股权投资、风险投资、天使投资主体入场支持科创突破的同时，政府设立专项产业引导基金支持独角兽、瞪羚企业，建立“头部企业+创新工场+风险投资”培育链条。如深圳南山区的“20+8”产业集群计划，已孵化出大疆创新等12家独角兽企业，正在形成“大企业顶天立地、小企业铺天盖地”的生态格局。

3. 完善数据要素市场。加快建立数据的确权、交易、分配、安全等方面的一体化制度规则，培育数据经纪人等新职业。上海数据交易所推出的“数据产品挂牌交易规则”，已促成智能制造领域数据交易额突破50亿元，其经验值得交流推广。

   产业升级：集群发展与营商环境优化

   法治化营商环境方面的痛点

   调研显示，不少地方产业集群升级发展和产业活力的提升，面对营商环境中负面因素的约束。不少企业遇到“五多五难”困境：一是有形无形的准入壁垒多，部分行业仍存在进入统一大市场的“玻璃门”；二是监管执法过多，某省中小企业年均接受检查达23次；三是融资成本高，专精特新企业平均融资利率达7.2%；四是知识产权保护弱，专利侵权案件平均审理周期长达18个月；五是政策落实难，某市的惠企政策兑现率不足60%。

   我国现有占有“56789”比重和影响力的广大民营企业，要解决如何让这些民营企业把“定心丸”吃到位的问题。前一段曾产生明显负面效应的“远洋捕捞”、一味“倒查”的逐利式执法等情况，对市场信心造成的打击压抑，是值得特别重视的风险点之一，还应继续积极对症下药加以消除。

   突破路径建议：打造“四维赋能”体系

1. 立法赋能。坚决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加快制定《产业集群发展促进法》，明确集群认定标准、支持政策和监管规则。比如，河北省出台的《特色产业集群条例》，将共享智造纳入法定支持范围，提供了值得总结借鉴的实践经验。

2. 监管赋能。推行“沙盒监管”模式，对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前沿领域构建包容审慎监管框架。比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实施的“监管沙盒 2.0”，已允许20家企业开展自动驾驶测试。

3. 金融赋能。发展供应链金融，建立“核心企业+上下游企业+金融机构”的信用传导机制。比如，浙江“链主企业+政府引导基金”模式，已为中小企业提供低成本融资超300亿元。

4. 服务赋能。建设产业集群公共服务综合体，集成整合技术转移、知识产权、检验检测等服务。比如，苏州工业园区的“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平台”，已服务企业1.2万家次。

   政府治理：破解体制内惰性和障碍因素

   体制机制的矛盾表现

1. 部门利益作祟，决策机制僵化。管理机构多而分散，政策设计制定往往存在“部门本位主义”，许多推诿、扯皮内在的逻辑，是“权力最大化，责任最小化”，监管事项上感觉没有麻烦可以体现自己政绩的一拥而上；感觉有棘手问题的则避之唯恐不及；一些领域存在“五龙治水，非旱即涝”，行政效率低下，形式主义积重难返等问题。比如，某省新能源汽车推广政策因涉及8个部门协调，迟迟难以出台。这样一些惰性因素，必然构成不利于高质量发展的治理与决策风险因素。

2. 重形式轻实效走过场，执行效能层层衰减。普遍存在“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现象，以及大量“繁文缛节”。比如，金税工程已经走到了4期，却出现个人所得税的劳务收入完税，需要收入方个人以复杂得“令人生畏”的程序完成增值税代开发票，是从原来的发放单位一体化代扣代缴，出现明显不合理的倒退。又比如某市要求实现的企业减负政策，在乡镇层面被附加上12项之多的申报条件。

3. 监督问责极化泛化，清规戒律过多过密。例如，某地因环保督察对200家企业实施“一刀切”停产；导致产业链中断损失超10亿元。又如，近年间加强纪检、巡视、监察工作，这一举措对反腐败和促规范发展有其必要性，但也出现过多的清规戒律、一线工作者往往动辄得咎、工作面临不应有的压力，形成干事者谨小慎微、“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而不敢试错创新的“为官不为”。

4. 杜绝政府合成谬误与分解。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后，中财办韩文秀副主任做解读时指出政府行为必须纠正的“合成谬误与分解谬误”，是十分值得反思和警惕的教训，这也是极不利于实现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风险点。

   突破路径建议：构建“四化”治理体系

1. 以治理的数字化提升运作效率。建设“互联网+督查”平台，实现政策制定、执行、评估全流程数字化监控，提高治理效能。比如，国务院“互联网+督查”平台上线以来，已整改问题12.3万个。

2. 以考核的科学化追求务实有效。在纠正前些年发展中“以GDP单一指标论英雄”的偏颇之后，应尽快建立健全“GDP+质量效益+民生改善+生态保护”的四维政绩考核体系。比如，江苏省将单位GDP能耗下降率纳入市县政绩考核，倒逼辖区产业结构优化。

3. 以监督的精准化实现合理、有度的规范化。合理有度监管的原则，是实事求是，摒弃形式主义，该管的坚决管住，不该管的应当放开，防止出现合成谬误和分解谬误。应实施“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升级版，对重点领域实行“信用分级分类监管”。比如，上海市推行的“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管理”，提升监管合理化水平，使监管资源使用效率提升40%。

4. 促进政府体系扁平化，改革行政架构，降低行政成本。应充分肯定早已经由决策层明确的“省直管县”改革方向，以基层普遍实行“乡财县管”为基础，匹配市县两级归入同一行政层次的省直管县改革，将中央-省-市-县－乡镇的五级实体层级，渐进扁平化为中央-省－市县三级实体层级，并适时下决心匹配大部制改革，以求实现精简机构、显著降低行政成本的突破。

   微观管理：激发企业内生动力

   制约因素分析

1. 决策机制落后。企业作为竞争性市场主体，决策者以企业家精神准备承担失败风险是必然要求，但决策科学化又是应有导向，信息化时代为此具备了更为充分的市场预测、可行性研究、成本效益分析评估等决策支持手段。但不少企业投资经营决策，仍简单沿用“领导拍板说了算”模式而智力支持不足，导致投资运营因市场变化等原因而失败，总体上看，不利于提高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2. 人才结构制约。中小企业普遍存在“三个缺乏”：缺乏战略规划人才、缺乏技术创新人才、缺乏国际经营人才。

3. 创新文化缺失。企业的活力来源之一是形成健康的企业创新文化，但囿于商业文明积淀与营商环境改善方面的不足、国民素质现实水平的约束，在中国已有的1.7亿个以上的市场主体中间，需承认多数企业文化建设缺失或水平不高。

   突破路径建议：实施“三力提升”行动

1. 决策力提升。借鉴华为、海尔的经验与模式，建立“市场倒逼决策”“耐心资本”机制。华为实行民主决策和权威管理平衡、技术创新与商业变革双轮驱动、“对着一个垛口不断冲锋”的长期主义决策行为模式，冲在国际竞争一线；海尔通过用户直连制造（C2M）模式，调动员工面对市场需求的创新积极性，将产品开发周期缩短50%。

2. 人才力提升。引导实施“工匠培育计划”，建立“学徒制+技能认证”双轨体系，弥补技能型人才的短板。看具体案例，广东省“广东技工”工程，已培养高技能人才150万人左右。

3. 文化力提升。构建“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企业文化，引导和鼓励设立创新失败补偿基金。比如深圳华为公司设立“蓝军机制”，对创新项目给予3次试错机会。

   实施制度重构，构建突破体系

   破解高质量发展卡点堵点风险因素，需要构建“五位一体”突破体系：制度创新要突破利益固化藩篱，技术创新要打造生态赋能体系，产业升级要优化法治化环境，宏观治理要破解体制性惰性，微观管理要激发内生动力。

   通过实施“制度重构、研发赋能、环境优化、治理升级、文化培育”五大工程，我国经济必将能够以创新为第一动力，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行稳致远。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