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以往的高储蓄率与特定发展阶段的经济增长方式密切相关。人口红利丰裕、投资回报率相对较高，必然导出以要素积累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而高投资回报率又会引发储蓄的动机。然而，在人口红利消失、要素积累推动的增长模式难以维系的情况下，高储蓄率与经济增长的联系将不再紧密。相反，高储蓄率可能通过挤压消费，给经济增长动力带来不利影响。中国的高储蓄率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社会支持政策的不足，因此，加大向低收入群体和贫困人口的转移支付力度，提高社会保障的一体化水平，加大对公共卫生、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的支持力度，将有助于形成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储蓄-消费关系。同时，及时改变人口政策，实现家庭对生育的自主决策，有助于在未来形成更均衡的人口结构，减少储蓄率波动。消除信贷等金融服务对不同类型企业的差别对待，有助于提高企业资金配置效率，形成合理的储蓄行为。近年来，国民储蓄率的下行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正常的回归过程。预期“十四五”期间居民和公共储蓄率将继续下降，企业储蓄率可能保持小幅上升势头。
（蔡昉，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