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背景及问题
自2008年以来，学者们就人民共和国前后两个30年的关系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①]甚至连政治家们也参与其中。[②]学者们的讨论基本上可以分为两派，一派可称之为“割裂派”，即认为改革开放后30年的成功，恰恰是脱离了共和国前30年道路的结果。[③]一派可谓之“连续派”，即认为两个时期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共和国前30年为后30年的改革发展奠定了坚实“地基”。[④]
那么，到底该如何看待这两个历史时期呢？进一步地，即使那些持“连续”观点的学者也要回答的是串联起两个历史时期的“纽带”到底是什么呢？本文主要是从政治学的角度来尝试回应上述问题。本文认为，自1949年以前的革命时代始，一系列政治运作机制的形成和延续，不仅串联起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而且也与革命时代一起形成一个连续统。从革命时代到改革时代，具体制度几经变迁，但这些政治机制却相对保持。[⑤]
由革命时代和建政时代延续下来的政治机制可能有很多，本文也不可能面面俱到。但是，如下两方面的机制可能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其一，是什么机制保障中国共产党能在国共两党的竞争中获得胜利，并在苏东剧变后继续执政？其二，是什么机制能保障中国取得如此快速的发展绩效？
二、中国共产党为何得以长期执政？
在过去20多年里，国际学术界非常关注的一个议题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在苏东剧变后还能长期执政。而早在半个世纪前，西方世界更为关注则是中国共产党为何能战胜国民党而获得执政权。本节将要讨论的是，上述两个问题的答案中，隐含着两个对保障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有着重要意义的政治机制。
1、中国共产党为何能够赢得政权？
虽然在中国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样的政治名言。它不能回答的是，为何同样拥有“枪杆子”的国民党却被中国共产党所击败。这里我们并非否认“武装斗争”这一“法宝”的重要性，因为只有掌握了“枪杆子”才能取得与同样拥有武装力量的国民党进行竞争的资格。
詹鶽（C. A. Johnson）较早地指出，中共之所以能够在国内获得民心，最终夺取政权，主要原因是中共领导了抗日战争，进行了战时动员。在此期间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动员后，中共获得了广大人民的拥护，从而获得了执政的地位。[⑥]类似地，比昂高（L. Bianco）也认为，中国共产党动员大众的能力，使其获得了民众的支持，从而拥有了深厚的群众基础。[⑦]此后，许多学者在解释中国革命的结局时，都不断地论证了群众动员在期间所发挥的关键作用。[⑧]
当然，对群众动员这种方式，很多中共早期的领导者们都对其予以多次的强调。而由此总结出来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也被视为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之一。[⑨]时至今日，“群众路线”依旧经常被政治家们不断加以强调。例如，2013年4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党自上而下分批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⑩]同年的6月18日，在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则又强调了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的观点。[11]
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随着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转变，其自身的组织结构也从适宜进行群众动员的扁平化、网络化日益趋向于科层化。虽然在当下的中国，群众动员方式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依旧还扮演着重要的角色；[12]但是，政治家们对群众动员的强调在减弱，而继续强调“走群众路线”的目的则集中于改进领导干部作风，归根到底是为了加强党的领导。[13]
2、中国共产党为何能继续执政？
1980年代末的苏东剧变，使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前景成为举世关注的焦点。此后，预言中国即将崩溃的论调几近成为主流。但20多年过去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并未被取代。有部分理性的学者自1990年代中后期，便开始分析为什么同属共产主义阵营的不同国家会出现两种不同的命运。
索尔尼克（S. L. Solnick）较早地对这一议题进行了考察。他认为，中苏两国改革结果的不同，与两国改革过程中制度稳定性是否得以保持有密切关系。苏联的改革很快削弱了连接苏联内部等级制度的权威，并加速了组织的解体，从而使得渐进式改革路径无法实施。而中国的改革却并未触及到这一权威。他指出，苏联在改革前形成了非常集中化的中央集权制度；而在改革过程中，中央放权给地方，但却不能对地方保持有效的监控，从而导致中央政府对全国局势失去控制。反观中国，地方分权行为古已有之，中国从未能建立起像苏联那样成熟的中央集权体制；改革放权时，地方政府不仅从中央获得权力和利益分成，也可以从地方经济发展中获利；而中央还通过撤销计划经济管理部门，用税收分成和协商等方式来监控地方，从而在相当程度上保持了中央的权威。[14]倪志伟（V. Nee）与连鹏（P. Lian）的研究，以及戴慕珍（J. Oi）对中国地方政府在改革过程中的作用的研究，都从不同角度佐证了索尔尼克的观点。[15]
上述学者们的观点，实际上是在讨论中国政治运作中的另外一个机制，即党管干部原则，又被称为“干部任命制度（Nomenklatura System）”。[16]虽然这一机制的称谓和一些做法来自前苏联，但与前苏联改革不同的是，中国的改革过程中并未破坏这一机制，反而通过微调更好地坚持了它。党管干部原则确定了一系列的领导职位，党的机关运用权力对这些职位进行任命和免职，并确定了这些职位的一系列的储备干部或候选人；该原则它还包含了做出适当人事变动的制度和程序。[17]中国共产党开始重视党对各类机构（包括党、政府、军队及群众组织等）的领导可以追溯到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当时根据地的扩大和复杂化，在延安的党的领导机关不得不面对如何掌控全局的问题。[18]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由王稼祥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强调了“党的领导的一元化”。[19]
当然，在实际运作中，党管干部机制并非一成不变的。从1950年代中期到1984年，干部任命制度允许任命体制中的下两级官员。1984年7月，中共中央组织部重新修定并颁布施行了新的《中共中央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按照这个职务名称表，中共中央对中央一级的党政群机关，只管理其正副部长、主任和党组成员；对省、区、市，只管理其正副书记、党委常委和顾委、纪委、人大、政协、政府领导班子的正副领导人以及高级人民法院和省人民检察院的正职；同时还管理少数高等院校、重要的企业、事业单位的党政主要领导干部。这即所谓的从“下管两级”到“下管一级”的改革。这项变革使中央委员会能够以一种更为严肃的方式来行使其提名权。同时，改革后的省级以下领导人也获得了对其管辖范围内官员任免的控制权。这样的变革，促使了省部级部门内部的升迁日益制度化。[20]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赋予地方党委更多自治权，使得地方官员的任命和监督质量得以提高，并有利于实施新的经济改革。[21]此后，干部任命制度还进行了数次微调，但正如2002年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所强调的，“党管干部”依旧是首要的指导原则。
三、中国的经济持续发展何以可能？
1949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学者们对中国经济奇迹的解释有很多种，但正如裴宜理（E. Perry）指出的，中国革命传统中的某些因素实际上推动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22]按照此进路进行的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两种：一是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角度展开讨论，另一个则从政策制定模式的角度进行的分析。而这两个路径则分别揭示了本文所要讨论的另外两个政治运作机制，即选择性分（集）权（selectivedecentralization/re-centralization）和等级制度下的试验（experimentationunder hierarchy）。
1、选择性分（集）权催生了中国经济奇迹
正如前文索尔尼克指出的，毛泽东等人并没有发展出类似苏联的那种全面计划式经济体制。中国的经济计划一直比它的苏联样板要松弛得多。因此，有学者就开始用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视角来解释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取得的经济奇迹。经济学家们较早地关注到这一问题，并提出了所谓“中国式财政联邦主义”来解释中国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的激励来源。[23]而在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中，戴慕珍则通过分析中国省以下层级的政府在改革过程中的作用后认为，改革开放后的财政分权制度改变了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税收和财政收入的划分结构，从而激励了下级政府主动介入地方经济活动，担任管理和运营企业的角色。这也即她所谓的“地方国家统合主义（local state corporatism）”模式。[24]与戴慕珍几乎同一时期，郑永年在其博士论文研究中，也开始用这一路径来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25]在其出版的专著中，他提出了“行为联邦制（de facto federalism）”这一概念来概括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央地关系。[26]
那么，“行为联邦制”这一模式是否产生于改革开放后呢？郑永年认为，要探寻这一模式的根源，我们需要回到改革开放之前。毛泽东在计划经济时代的放权运动，对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后的战略选择具有重要的影响。毛泽东时代的放权主要有两轮，第一轮放权发生在1958年，而第二轮则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1970年后。这两轮的放权从不同的视角对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产生了重要影响。[27]安德森更是认为，中国改革在关键意义上受益于国家控制经济的权力从中央下放，而这是改革开放前最富有成果的遗产之一。这不仅仅意味着在改革时代需要重组的是一个较小的计划帝国，其僵硬的配额与指令等条条框框要少得多，同时也意味着这个国家的省份里已经存在一个经济活动自主的多元中心网络。一旦这些中心获得一定的自主性，各地方政府立刻得以在其辖区内以种种手段增加投资，加速发展。[28]
对这样的溯源进程，可以推进到更早的历史时期。自革命战争年代始，由于中共实践着所谓“武装割据”的革命策略，在其领导下的苏区、根据地、抗日根据地、解放区等，一般都各自独立，相互之间很少有物资、人员的流动，因此不得不各自面临着生存的挑战。加之，当时的中共没有足够多训练有素的干部可以派到广大农村去；共产党也没有将所有分散的根据地连为一体的机构和能力。因此，各个根据地只能自力更生。[29]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曾提出了“大生产运动”的号召，以此来促进各根据地的生存能力。但这种策略也逐渐形成了在政治中分割的、地方性的结构。而这种分割化、地方性的结构，自然也为建政后的毛泽东等政治家们提供了处理央地关系的历史经验。
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是以经济分权式改革为主要潮流的话，那么在1990年代中期后，中国开始了一系列的有选择性的再集权（selective re-centralization）改革。这些领域包括分税制改革、中央银行改革、军队退出经商、打击走私等。这些改革一方面加强了中央政府的监管机构，提高了政府机构的效率、透明度和公平性。另一方面，也稳定了宏观经济运行态势，从而使得地方政府的发展不再以牺牲全国经济稳定为代价。当然，可能有人会质疑这一改革是否有重新回归计划经济时代的可能性。但杨大利否定了这种看法，他认为这种改革不但不会影响到经济发展，反而可能会促进经济增长。以分税制改革为例，这一改革在增强了中央政府的财政能力的同时，并未削减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激励。不仅如此，制度改革也使得财产权获得了更好的保护，从而更好地促进了投资和经济增长。[30]并且，我们还不应当忽视的是，即使是在再集权改革过程中，中央政府还不断地进行着有选择性的放权。这其中，以国务院取消下放行政审批权限的改革最为典型。[31]因此，本文所说的选择性分权和选择性集权不仅可能是前后衔接的，还有可能是同时进行的。
当然，这种选择性的分（集）权，由于拥有选择权的往往是个性化的政治领导人（或集体），因此可能会产生央地关系中的不确定性。因此，也就不断有人呼吁要实现中国央地关系的制度化，以达至政治稳定，减少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之间的紧张。但是，正如郑永年指出的，制度化也可能会导致僵化。而相比之下，以“行为联邦制”为代表的这种选择性分（集）权模式则有着灵活性的优势。[32]中国作为一个巨型的转型国家，正在各个领域经历着急速的变迁，这期间，很难能够明确何种职能该归属地方，何种职能该归属中央。此一情况下，践行一种模糊的、“潜规则”式的运作机制，可能反而是政治家们的理性选择。毕竟，对于当下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最重要的是保持应对转型的适应性和灵活性。[33]
2、等级制度下的试验保障了中国经济奇迹
除了从央地关系所隐含的机制上来分析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外，还有学者从另一种路径来揭开其中的“秘密”。韩博天（S. Heilmann）等人开辟的等级制度下的政策试验这一角度，为我们展示了隐藏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背后的又一个极具特色的“标签”。韩博天认为，政策试验机制是一种不同于发达民主国家“联邦制的试验室”的模式，而是“中国独具特色的政策过程”。在此过程中，中国所使用的方法和术语（如“试点”、“由点到面”等）都与其它国家不同。[34]
政策试验过程主要通过三种形式来进行：试验性法规（为政策试行而制定的暂行法规）、试点（特定政策领域内地示范和试点项目）和试验区（被赋予充分自由裁量权的地方辖区）。这一过程与民主国家的联邦成员进行的开拓性的立法尝试并不相同。[35]这样的一个政策循环一般包括地方政策创新、试点的确立、试点方案的拟定、地方试点的实施、试验方案的扩大、政策制定、政策执行和对政策影响的讨论这8个环节。[36]韩博天认为，试验模式是理解中国制定政策过程的关键，这种试验将分散试验和中央临时的一次性干预结合在一起，将地方经验有选择地吸收到国家政策中，这是一种反复变化但却富有成效的组合。[37]
韩博天还用中国多个领域（包括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外商投资和对外贸易、证券市场、农村医疗、土地管理）的政策实例，简要分析了试验机制在各自领域中的作用。他认为，在经济领域内的试验较之社会领域更容易成功，原因是经济领域的试验项目可以带给地方官员以好处。[38]王绍光则通过研究中国农村合作医疗政策的变迁，从而提出即使是在社会公共产品领域，政策试验依旧有其重要的作用。[39]
让我们再来追溯一下试验机制的历史渊源。韩博天并非最早地注意到中国政治运作中的试验机制的西方人士。早在1930年代，美国军官卡尔逊（E.F. Carlson）就通过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观察而提出，这个被隔离的区域已经成为“新中国的试管”。在那里，一些好的理念，在这里有试验的机会，如果可行，就被采纳，反之丢弃，转而其他试验。[40]韩博天也认为，这一政策制定方法的政治起源可以回溯到中共在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作方法；并且在其形成过程中，也吸收和借鉴了非共产党人开展政策试验的经验。[41]
在这里，笔者还需要指出的是，等级制度下试验和选择性分（集）权，是相互联系的。因为存在着中央—地方之间的等级制度，所以中央才有可能拥有进行选择性分（集）权的权威，而选择性分权又为地方政府的试验式创新提供了可能。同时，地方的创新实践有很多都是通过试验进行的。
四、对待传统政治机制：革故鼎新还是扬弃？
以上，为了回答本文开篇提出的两个问题，笔者讨论了四种政治机制作为回应。当然，这四种机制之间并非完全不相关。群众路线机制的运用使得中共战胜了国民党，从而取得了执政地位。而党管干部机制则使得中共经受住了苏东剧变带来的冲击，从而继续保持了其执政地位。这两者都为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而引领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后两种机制都在试图揭开中国经济崛起的“奥秘”，虽然提出的具体机制不同。但是，正如前文所述，这两种机制之间其实也是紧密相联系的。另外，从前文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这四种机制全都不是改革开放后的产物，而是共同有着革命时代的渊源。因此，我们在讨论今天改革开放成就的同时，似乎不应该忘记它成功的背后所隐含的机制，其实都包含有革命年代和改革开放前30年所留下的遗产。
当然，时至今日，我们还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是，这些曾经发挥了巨大作用的传统机制，作为所谓的“幕后英雄”，如今可能会面临着生存危机。以等级制度下的试验为例，韩博天就曾指出：[42]
一旦人们的期待和兴趣转向维护现状，或者热衷于财富的再分配时，试验就会受制于需求和供应双方，比如利益集团和公民开始寻求具有普遍性和不可逆转的规则，从事国内和跨国经济的主体要求同等的法律保护，决策者开始把试验看成政治风险，渐进立法主义可能因而避免试验。最终的结果是政治和立法对政策试验的束缚越来越强硬。虽然试验对适应新制度有很多显而易见的优点，但是在多数国家中，这种约束机制还是妨碍了在大范围内进行试验。党国体制下的中国也难以避免这种情况，尽管在过去三十年里中国显示了以试验为基础的经济治理方式的潜力，但近些年中国也开始缩小试验的范围，就是很好的证明。
郑永年也意识到试验模式在今天的中国面临着活力下降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不仅地方的先行先试的勇气不如之前，而且某些即使被部分高层领导人认定为成功的实践经验也没有起到示范和扩散效应。在郑永年看来，这主要是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地方的改革创新缺乏法律的保护，由于缺乏宪法等制度保障，地方政府的改革和创新实践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都比较大。第二个原因，也是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地方创新缺乏政治保护。一些地方改革顾虑重重，既是因为缺少来自上层的充分授权，也是因为没有上层权力的政治支持，从而很难把地方改革经验上升到国家层面。[43]
另外，笔者要讨论的是机制和制度的关系问题。当下中国，制度的缺失似乎成为最大的问题，因而有学者主张以制度建设取代经济建设成为新的中心任务。[44]不过，中国之前的经济奇迹似乎可以说明，在制度缺失的政治系统运作实践中，有效的机制可以部分地起到替代性作用，从而达至较好的经济绩效。这可能也正是前文所提到的，机制代替制度可能会有着灵活性的优势。这一灵活性也给政治领导人和精英们留下了作为的空间，虽然并非所有的作为都一定是积极的。
最后，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这些传统的政治运作机制呢？是继续坚持革故鼎新、一味地否定的策略，还是有选择性地继承、取其精华而去其糟粕？我想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当然，要想取得如此共识，可能并非易事。正如钱穆所指出的那样：[45]
近代的中国人，往往蔑视自己以往的政治传统，又说中国没有成套的政治理论，没有大的政治思想家。当然在中国以往著作里，很少有人专讲政治理论的书，也很少专以政治思想而成名的人物。这并不是中国人对政治无理论，无思想。只因中国读书人多半做了官，他们对政治的理论和思想，早可在实际政治中表现了。用不着凭空著书，脱离现实，来完成他书本上的一套空理论。于是中国人的政治理论，早和现实政治融化合一了。
近代国人如此，我们今人中的一部分又何尝不是呢？作为今天的学者而言，在政治家们讨论是否继承以及如何继承这些政治传统机制之前，我们需要通过研究挖掘这些传统机制的资源，从而使更多的人能够更清楚地理解今天的成功到底归因何处。
*本文首发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年第3期，第185-190页，
[①]参见：P. Anderson, “Two Revolutions,” New Left Review, Vol.61, No.Jan. & Feb., 2010, pp.91－2对历史学界、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相关讨论的评价，而政治学界的讨论参见下文的相关论述。
[②]习近平在中央党校2008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时谈到，不能用后者否定前者，也不能用前者否定后者，应该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在此基础上来推进事业。参见：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8－09/08/content_9849759.htm。
[③]参见：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gqmq/2011/0720/40018.html。
[④]参见：王绍光，潘毅等：《共和国六十年：回顾与展望》，载《开放时代》2008年第1期；以及王绍光：《坚守方向、探索道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六十年》，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⑤]本文借用埃尔斯特（J.Elster）的定义，将机制界定为“那些经常出现并且可容易识别的因果模式，这些模式通常在一些未知的条件下被触发，或者可能会产生一些不确定的结果”。参加：J. Elster, Explaining Social Behavior: More Nuts and Bolt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36.更多讨论参见：刘骥，张玲，陈子恪：《社会科学为什么需要因果机制》，载《公共行政评论》2011年第4期。
[⑥] C. A. Johnson, Peasant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37－1945.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转引自潘世伟，徐觉哉编：《海外中共研究著作要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版第99－102页。
[⑦] L. Bianco, Origi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15－1949,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转引自潘世伟，徐觉哉编：《海外中共研究著作要览》，第129页。
[⑧]参见：潘世伟，徐觉哉编：《海外中共研究著作要览》，第173－179页。
[⑨]当然，群众路线的涵义并非只包括群众动员。
[⑩]参见：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4/19/c_115459770.htm。
[11]参见：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6/18/c_116194026.htm。
[12]例如：M. Hanson, “Maoist Public－Health Campaigns, Chinese Medicine, and Sars,” The Lancet, Vol. 372, No. 9648, 2008, pp. 1457－58.
[13]汪卫华：《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动员——从革命法宝到治理机制》，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论文，2014年，第六章。
[14] S. L. Solnick, “The Breakdown ofHierarchies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China: A Neo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World Politics Vol. 48, No. 2, 1996, pp.209－238.
[15] V. Nee and P. Lian, “Sleeping withthe Enemy: A Dynamic Model of Declining Political Commitment in StateSocialism,” Theory and Society, Vol. 23, No. 2, 1994, pp.253－96; J. C. Oi, Rural China Takes Off: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Refor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Press, 1999.
[16]参见：J. P. Burns, “China’s Nomenklatura System,” Problems of Communism, Vol. 36, No. September-October,1987,pp. 36－51; J. P. Burn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Nomenklatura System: A Documentary Studyof Party Control of Leadership Selection, 1979－1984. M.E. Sharpe, 1989. K. E. Br dsgaard, “InstitutionalReform and the Bianzhi System in China,” TheChina Quarterly, No. 170, 2002, pp.361－86; H. S. Chan,“Cadre Personnel in China: The Nomenklatura System, 1990－1998,”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79, 2004, pp.703－734.
[17]转引自郑永年：《中国的“行为联邦制”：中央——地方关系的变革与动力》，邱道隆译，东方出版社，2013年版第50页。
[18] C. L. Hamrin, “The Party LeadershipSystem,” in K. Lieberthal and D. M. Lampton, ed., Bureaucracy, Politics, and Decision Making in Post-Mao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97.
[19]《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28－339页。
[20] [美]李侃如：《治理中国》，胡国成，赵梅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41－242页。
[21]郑永年：《中国的“行为联邦制”：中央——地方关系的变革与动力》，第54页。
[22] E. J. Perry, “Studying ChinesePolitics: Farewell to Revolution ” TheChina Journal, No. 57, 2007, p.6.
[23] G. Montinola, Y. Qian, and B. R. Weingast, “Federalism, Chinese Style: ThePolitical Basis for Economic Success in China,” World Politics, Vol. 48,No. 1, 1995, pp.50－81.
[24] J. C. Oi, Rural China Takes Off: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Reform,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25] Y. Zheng, Institutional Change, Local Developmentalism, and Economic Growth: TheMaking of Semi-Federalism in Reform China. Ph.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Polit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1995.
[26] Y. Zheng, De Facto Federalism in China: Reforms and Dynamics of Central-LocalRelations, World Scientific, 2007；中文版为前引郑永年：《中国的“行为联邦制”：中央——地方关系的变革与动力》。
[27]郑永年：《中国的“行为联邦制”：中央——地方关系的变革与动力》，第70－74页。
[28] P. Anderson, “Two Revolutions,” p.85.
[29] [德]韩博天：“通过试验制定政策：中国独具特色的经验”，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3期第106页。
[30] D. L. Yang, Remaking the Chinese Leviathan: Market Transition and the Politics ofGovernance in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291－296.
[31]自2002年10月开始，国务院先后数次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权限。最新一批的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权限的报道，参见：http://www.gov.cn/ldhd/2013－06/19/content_2429450.htm。
[32]郑永年：《中国的“行为联邦制”：中央——地方关系的变革与动力》，第323－324页。
[33] [美]沈大伟：《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吕增奎，王新颖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
[34] S. Heilmann, “From Local Experimentsto National Policy: The Origins of China’s Distinctive Policy Process,” The China Journal, No. 59, 2008, p.3.
[35] Ibid., p.5.
[36] Ibid., p.9－12.
[37] Ibid., p.28－29.
[38] S. Heilmann, “Policy Experimentationin China’s Economic Rise,” Studies in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Vol. 43, No.1, 2008, p.20.
[39] S. Wang, “Adapting by Learning: TheEvolution of China’s Rural Health Care Financing,” Modern China, Vol.35, No.4, 2009, pp.370－404.
[40]参见：潘世伟，徐觉哉编：《海外中共研究著作要览》，第57页。
[41] S. Heilmann, “From Local Experimentsto National Policy: The Origins of China’s Distinctive Policy Process”, pp.4－25.
[42] S. Heilmann, “Policy Experimentationin China’s Economic Rise”, p.24.
[43]郑永年：《中国的“行为联邦制”：中央——地方关系的变革与动力》，中文版序第9－10页。
[44]王绍光，胡鞍钢，周建明：“第二代改革战略：积极推进国家制度建设”，载《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2期；以及郑永年：《未竟的变革》，浙江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45]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3－2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