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2月26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主席毛泽东同志122周年诞辰。所有中国人不会忘记这个日子，大家都在以各种方式纪念他。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1] 毛主席领导我们党和人民找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性成就，并为我们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积累了经验、提供了条件，为我们党和人民事业胜利发展、为中华民族阔步赶上时代发展潮流创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毛主席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2]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骄傲，中国人民的骄傲，中华民族的骄傲。[3] 他的名字、他的思想、他的风范，将永远鼓舞我们继续前进。[4]

    20世纪初，中华民族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黑暗统治之下，国家四分五裂，民族备受凌辱，军阀混战不已，人民在苦难中挣扎。无数志士仁人为救国救民，前仆后继，但他们的种种探索和奋斗都没有成功。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照搬西方的迷梦。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指明了解放之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抵御外敌入侵、反抗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长期斗争中，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运用于革命实践，锤炼成一支坚强的革命先锋队，形成了正确的、适合中国情况的指导思想和一系列方针政策。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深刻分析中国社会形态和阶级构成，明确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阶段性任务，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建设了一个马列主义武装的、具有革命风格的革命政党，和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经过二十八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领导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新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在战争创伤得到恢复的基础上，党中央不失时机地提出了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成为新中国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积极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他强调，我们的基本方针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我们的根本是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提出了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战略思想。

在中国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是史无前例的探索和攀登，是在披荆斩棘中开通新路。尽管出现过曲折、发生过失误，但是在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我们努力寻找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开展了大规模建设，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曾经是一个饱受帝国主义掠夺和奴役的、四分五裂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今天已成为一个统一的（除台湾等岛屿外）、享有完全主权的、经济繁荣、政治社会进步的的国家，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尊重。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他的历史功绩永远是第一位的。

                                   （二）

在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指导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教育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他们在革命和建设的各个时期，也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科学思想体系。它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革命军队建设、军事战略和国防建设，政策和策略，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党的建设等广泛的方面，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同志把唯物论和辩证法运用于党的工作和革命斗争，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它贯穿于上述所有各方面。

    第一，实事求是。这是我们根本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对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列宁说过：“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5]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和其他许多包含着丰富哲学思想的著作，从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中，深刻地论述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这些精辟论断冲破了教条主义的束缚，使人们的思想得到一大解放。他使哲学成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特别是他论述中国革命战争问题的重要著作，提供了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最光辉的范例。

实事求是，就要在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中国国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规律性的认识。实事求是也是基本的工作方法。毛泽东同志一贯反对本本主义，强调调查研究；要深入实际了解事物的本来面貌，透过现象看本质；要按客观规律办事；要尊重事实，无私无畏，为人民的利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第二、群众路线。这是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原理，系统地运用在党的全部活动中，形成的党的根本工作路线。一切为了群众，相信和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时期艰难奋斗中形成的最宝贵的历史经验。毛泽东说：“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都有可能克服，任何敌人最终都压不倒我们，而只能被我们所压倒。”[6]

在实际工作中，要善于把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化为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在群众的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如此循环往复，使领导的认识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同党的群众路线统一起来了。

    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今天，我们要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要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7] 要深入群众，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认真解决群众最感迫切的问题。要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着力纠正党的干部中滋长的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倾向，使党永远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

第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毛泽东同志一贯强调，我们的方针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自己找出适合我国情况的前进道路。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尤其必须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革命和建设事业。同时，我们要学习外国一切对我们有益的先进事物，不能闭关自守。我们主张各国和平共处，平等互助。我们对世界上任何大国、强国，都要坚持自己的民族自尊和自信，决不卑躬屈节。在毛主席领导下，我们在革命和建设中从未向任何外来压力屈服过。由此培养起来的自强自立、不怕鬼、不信邪的民族精神，在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的今天，对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是何等的宝贵！

    坚持独立自主，就是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和建设，只能依靠自己的努力，探索适合国情的道路。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我们要学习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但绝不数典忘祖，不照抄照搬，也绝不会接受任何外国颐指气使的说教。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自己来处理，“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8]

我们走自己的道路，具有广阔的舞台，深厚的历史底蕴和13亿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要增强政治定力，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制度。

（三）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它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宝库和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行动指南。邓小平同志说过，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原则，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所开创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是当代中国新的辉煌的一页。这个伟大的全新事业，是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未竟之业的继承和发展，也是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

今天，在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础上，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刚刚结束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三五”规划，提出了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具体奋斗目标。我们要坚持将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一根本原则，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基本路线，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排除各种障碍，向着我们既定的目标乘胜前进。

　　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10月5-10日，在意大利米兰举行的2015汉诺威/米兰欧洲国际机床展览会（简称EMO），是机床工具制造领域著名国际大展。欧洲作为拥有诸多一流跨国公司的世界机床工业重镇，这一展览的规模和水平是很可观的。

世界先进正在做什么

    近些年来全球经济正经历着错综复杂的变化，经济复苏乏力且下行压力持续增加，全球机床工具行业处于深度调整和洗牌当中。

EMO一直是全球机床工具技术发展趋势的风向标，从这里可以集中了解最前沿的新技术、新工艺和新产品，而且可以看到给我们带来新的启示，新的制造理念和交叉科技应用也逐渐成为引领国际潮流的重要源头。

    第一，未来发展方向，这主要体现在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加工效率、加强共享三个方面。

    1、资源配置优化是总前提

    目前欧洲面临的主要社会问题是严重的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资源紧张和经济发展低迷，基于此，欧洲选择了集约型发展战略，通过再工业化恢复欧洲在制造领域的传统优势和地位，以实体经济的复苏解决就业压力，提振欧洲经济。

    高成本是欧洲制造业在国际竞争中的瓶颈，必须通过最大程度地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和劳动生产率，形成相对优势。在这个总前提下，欧洲大力发展智能化、集成化制造系统来替代传统的离散型制造系统，以及利用以“工业4.0”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来提升传统制造业。

2、提高效率是主要目标  

欧洲再工业化战略的主要研究内容分为三个层次：

    基础层面。（软硬件），欧洲机床制造商大力研究高效、复合、绿色的智能化、自动化机床和制造系统，进而研制上述要求的数控系统、功能部件、自动化系统（工业机器人和上下料装置）、工具系统、测量仪器和工程软件等。通过对软硬件的研究，在满足多品种、大批量、个性定制需求的前提下，形成高效、集约、低能耗、高自动化、操作维护简便的制造系统，进而实现欧洲制造业升级目标中构建与自然和谐相处、并贴近城市的制造工厂的设想。同时，高自动化和操作简便降低了对劳动力要求的门槛，有利于促进就业。

    在自动化、智能化控制层面（控制层），基于计算机、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成果，实现对基础软硬件层的实时控制和资源优化管理，为更高层次共享硬件资源和交换信息提供后台处理和支撑。该层技术和软件向下可延伸到基础层的控制、测量和反馈环节，向上与信息共享层交接。这部分目前属于工业4.0概念中基础控制部分涉及的范畴。

在信息共享层面（价值实现层），实现各环节参与者共享各自专有信息，并以最低成本和最高效率获得各自需要的资源，在产业链中不断形成价值。例如，消费者提出的汽车个性化定制需求可以第一时间被设计者接受形成设计方案，相应制造商可在投资方得到融资支持，并寻找合适的制造资源完成汽车制造，交给流通环节的经销商交付用户，之后有专业的服务商为用户提供产品全生命周期的售后服务。由于资源得到充分共享，制造商可以以轻资产的模式完成传统制造体系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且定制汽车的价格并不会高于传统大批量制造的汽车。

3、加强共享是主要模式

    目前欧洲机床制造业已基本具备未来制造系统中基础硬件软件支撑的条件，其主要的研究方向在于如何优化控制层并实现信息共享的最大化，这也是工业4.0研究的主要内容。欧洲人力资源短缺，制造资源相对分散，通过技术手段加强信息共享，可以使技术人才从所属的单位、地区和时间上解放出来，这将极大提升欧洲在创新和高端制造领域的竞争力。

第二，技术发展途径特点。

1、必备基础条件

    在主要展商重点展示其加强专有技术、工艺和产品研究方面的成果。这些成果是作为未来欧洲机床工业向更高层次发展的基石，由先进的单元技术、机床主机、控制系统软件和配套零部件等组成性能先进、自动化程度高和节能环保的现代制造系统。

    2、交叉技术应用

    新模式、新业态对制造业和机床工业提出了新需求，目前新技术和传统技术的交叉与融合成为业界普遍认同的一条可行的升级路径。例如，比较有代表性的增材制造技术与数控切削技术融合形成的新型复合加工机床，工业机器人、加工机床和测量仪器组成无人化制造单元。

    3、人力资源配置

    在构建未来发展的框架中，企业发展要素凝聚在技术、制度和人才上，尤其是核心人才，这是企业创新和创造价值的根本。这是实现如此庞大和艰巨的欧洲工业复兴战略的最重要保障。因此，对人力资源要素的关注被体现在企业经营、技术和产品研发的各个环节。同时，通过高效、自动化加工技术研究和应用，降低使用者门槛，并提高劳动生产率，形成成本竞争优势。

    第三，世界先进水平的坐标。

1、从一台机床替代一条生产线，到一台机床等于一个加工厂。德国、瑞士、意大利的一些小公司展出的专业化全自动加工制造单元令人印象尤为深刻，其特点是加工对象专业化强，机床结构复杂，加工工序、工艺复杂，效率极高，从原料到成品完全实现了自动化。例如意大利的BTB TRANSFER公司展出的“液压多通道接头”自动化加工单元，集车、铣、钻、拉削、磨于一体，结构紧凑，20多个功能刀架和工件夹持机构都布置在框架中。并有全自动工具和刀具测量系统，激光打标，工件可终身追溯，每小时可生产530个成品，产品不合格率在千分之二以下。用户买一台机床就相当于买了一个工厂——可实现无人化运行。

2、从通用加工领域，转型到专机加工领域。专用于汽车、航空、航天等领域的某种类型零件的加工机床展示比例很高，体现出从通用向专机的发展趋势。比如奥地利的WFL公司展出的M50MILLTURN卧式车铣加工中心，专门用于内燃机曲轴、燃气轮机涡轮轴、飞机起落架等材料特殊结构复杂的轴类零件加工，在刀架功能和加工程序上有较大的提升和优化。欧洲原来一些生产通用产品的企业也在向专机类转型，例如捷克的Fermat公司原本是一家较知名的生产通用落地镗和刨台镗的企业，这次展出了一台铁路车轴专用成形磨床，带自动测量，自动砂轮修整。

    3、对用户领域的极致研究，成就了高端机床制造的“专”和“精”。 对高端产品的性能和加工质量专到比用户还要了解他要加工的零件性能，其精要精到加工质量和效率让用户都感到吃惊，在“专”和“精”的基础上不断完善自动化和智能化，这是欧洲和日本一些优秀企业一直坚守的理念，也是最值得我们借鉴的。MAZAK（马扎克）和DMG MORI（德玛吉森精机）这样的大集团，看起来什么都做，却离不开“专”和“精”的路子。他们的各类产品大部分是由几个系列的功能模块组成，根据用户要求的功能和工件特点，可以很快组成相对“专”而“精”的主机产品。

    4、智能制造目标的实现愈加清晰可感。德国西门子公司是“工业4.0”的提出者和实践先导者，围绕“工业4.0”除西门子进行全面的展示，欧美日一批机床制造厂家也展出了各具特色的实践方案。从产品到概念，从理论到实践，从软件到硬件，技术发展趋势日渐明朗，未来产品性能初露端倪，关键核心技术一再突破。智能制造，虽然现在还是前方的目标，但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实现！

中国机床缺席一流制造阵营

    EMO是全球机床市场需求与走向的重要晴雨表之一。相比国际同行的活跃与高调，大陆机床企业的身影在参展者中明显稀疏。国内著名整机企业几乎没有露面，偶尔在展馆的边角上见到某个国内重型机床企业的身影，也是局促地守着最小的单元，冷清地挂几张宣传画而已。   

    近年来在汉诺威和美国芝加哥都曾高调出展的沈阳机床、大连机床、北一机床等国内大型重点企业此次都没有出展，参展企业多为中小规模企业和私营企业。主机企业参展较少，带来机床展品的更少，出展面积较2013年汉诺威展大幅下降。

    尽管近几年的需求总量呈下降趋势，但中国仍然是全球最大的机床消费国和最大的机床进口国。背靠这样的大市场，中国机床业却被“高端失守，低端混战”的梦魇困扰20余年，至今在机床出口市场上未能有较大建树。经历了新世纪头十年国民经济基本建设的黄金发展期，在中央政府大力振兴装备工业、积极推动高端数控机床科技重大专项的政策环境中，我国机床工业在规模和品种上已是国际领先。但在基于核心基础技术研发的高端机床领域，仍无法跻身国际高端制造阵营。市场竞争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一批较有代表性的大中型中国机床制造企业，缺席本届米兰EMO展，给国际业界留下消极印象。

这几年需求下降最为显著的是低档同质化产品，而这些产品多为中国本土企业制造。是没有市场需求吗？为什么在国内企业收缩时，跨国公司近两年在中国的经营却得到拓展？进口机床的竞争优势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增强。可见中国机床市场升级调整严重制约了市场需求，这倒逼国内机床制造业为求生存而拼升级。

    机床工业属于传统制造业，同时技术与性能又在不断地进步，其内在发展规律是重实践、重积累。人家用十步走完的路程，你想三两步跨过去是要跌跤的。现在能在米兰EMO展上亮相的整机企业，以及近来仍有上好表现的国内企业，如普什宁江、北京精雕、济二机床等，都是一直专注于机床产品研制，没有过多地分散精力于资本、土地或其他运作。即便是这些企业的负责人，此次在米兰EMO展上仍然深深地感到了一种与世界先进再次拉大距离的隐忧。

中国机床靠什么赶超？

    机床工具工业的国际竞争格局正在明显变化，体现出强者愈强的特征。从两届展会参展企业地区分布看，全球机床工具及其相关产业的地域分布正在呈现不断集中的趋势。

    东欧、北美一些知名机床企业，近年来深陷兼并和被迫转行甚至倒闭的困境，情况未有根本好转。美国这次参展企业像辛辛那提这样的老牌知名公司已经看不到了。偌大一个俄罗斯也就只有两家企业参展。像机床工具这种基础性装备，其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社会效益和效率，不仅使众多用户行业变革，丛林法则使其在不断改变自身的格局。

    机床工业格局变化的另一特征是轻重型需求的转换，全球重型机床需求下降。其实，上世纪90年代欧洲的一些知名重型机床企业就开始走下坡路，幸运的是，2000年后中国市场对重型机床的大量需求救活了这些企业。但随着中国大规模基本建设及工业增速的放缓，国内外多数重型机床企业同样面临着市场萎缩的危机，这种状况在展会上反映得尤其明显。世界老牌知名重型机床企业也多有未参展。

    中国机床产业能否在市场需求转换之际有应变能力和举措，保持发展速度与质量，并在一定意义上完成赶超，首先取决于我们对现实的认识。               

    首先，尽管大家都遭遇了经济下滑需求不振的困难，但中国机床工业企业面临的主要矛盾与欧美日等同行是不同的。我们在核心关键基础技术与工艺方面，在配套关键功能部件领域，在高端成套产品研发及解决方案设计提供上，整体的技术水平和能力与世界先进尚存较大差距，我们处于迭代竞争状态。所以，工业4.0战略是人家的药方，我们不能吃错药；否则将“越追越远，越赶越慢”。

什么是中国机床工业的优势？我们几十年发展起来产品品种最为齐全的机床工具生产体系，以及近年来经过快速建设和大规模技改形成的巨大制造产能。当然，我们最大的优势还是中国广阔的市场及强劲的经济发展动力。背靠中国市场的整个产业升级，我们要寻找利用优势，差异化发展路径和发展模式。 

（编辑  王生升）

    为配合中央正在进行的学习《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的部署，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于11月14日召开了学习《指导意见》第三次专题座谈会。到会的专家和企业领导有：邵宁（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资委原副主任）、周渝波（国资委副秘书长）、楚序平（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陈小津（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原总经理）、蒲坚（中国中信集团副总经理）、刘纪鹏(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朱安东(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副书记、副教授)。座谈会由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主持。邵宁同志作了长篇主题发言。到会专家对此进行了研讨。

周渝波：进一步理顺国资监管机构和企业的关系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历史脉络和线索是比较清楚的，国有企业和一般企业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由国家出资和党的领导。所以，国有企业改革，一个核心问题或者说贯穿其中的一根红线，就是不断调整、规范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关系。《指导意见》公布后，我和党校里来自企业的同学讨论，他们认为现在国企最大的问题是放不活、管不住。“放不活”就是活力不够，因为干预多。但同时企业出了不少案件，感觉不到有力、有效的监督，多头监督，没有形成合力。

所以，《指导意见》提出的下一轮改革举措，是很有针对性和指导性的。我体会，这一轮深化国企改革，在国资体制方面，第一是“拉开出资距离”，第二是“拉近监督距离”。

拉开政府层出资人与企业之间的距离。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把管企业的出资人职能逐步整合到国资委，但国资委一定不能管得太多、太细，以至于对企业的具体经营造成不必要的干预。这一轮改革实际上是沿着十六大的方向，进一步拉开国资委与监管企业的距离。《指导意见》提出坚持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原则，强调按照管资本为主加强国资监管，特别是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通过改组组建两类公司，在国资委和大部分实体企业之间明确一个隔离带，把政府特设机构承担的对企业管理的事项，与企业作为市场主体承担的经营事项，进一步探索界定清晰。

当然，“明确一个隔离带”主要是指，现有一些企业集团可直接改组组建两类公司，而不是另外去叠床架屋式地搞两类公司。我个人理解，进一步改革探索的关键可能还在于国资委职能怎么转变，要继续授予企业股东权利。现在有些说法存在糊涂概念，比如说两类公司对子企业履行出资人职责。其实这个权不需要授，因为按照《公司法》规定它本身就是两类公司的权利。所以最主要的，应该是研究国资委层面履行出资人职责方面的一些股东权利，哪些可以授权两类公司行使，应该在这方面深入探索、加快突破。

拉近监督距离，就是怎样整合监督资源，实现监督全覆盖、不留死角；同时，努力避免多头监督，防止一方面给企业造成很大负担，另一方面监督责任又不落实。现在企业出了一些资产流失和腐败案件，但找不到监督责任主体，这是不应该的。这次改革特别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同时专门出台加强监督的文件，都是在着力解决这个问题，要拉近监督距离，落实监督责任。

从目前地方情况看，在体制模式上有两种典型做法：一种是以下放、取消审批权为主要内容的国资委自身职能转变，现在很多省份都在这方面进行探索。现在经常讲的制订负面清单和权力清单，权力清单一般是对政府而言的，列入清单的权力政府可以行使，所谓“法无授权不可为”；负面清单主要是对政府行权的对象而言的，除了列入负面清单的事项以外企业和个人都可以去做，所谓“法无禁止皆可为”。所以，从社会上的企业到个人，不存在要一个自己的权力清单问题。这次以下放、取消审批权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我听到的最大的反映是企业感觉不解渴，国资委系统内部也有一些反映，主要是说含金量不高，对企业管得依然过多过细，所以还要下更大决心和更大功夫。

第二种做法是以改组组建两类公司为抓手，推动体制完善，促进国资委的职能转变。现在的情况是，在把国资委承担的一些股东职权授给两类公司方面采取了不少实质性措施，力度很大，应该说这方面的探索本身是对的。但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两个问题，值得高度关注和深入研究。

一个问题是，政府层面对两类公司的出资人代表又多元化了，除国资委外，社保基金以及一些相关政府部门，都可以按照一定出资比例派自己的人进入董事会。这是对十六大以来的国资体制的重大调整。十几年来，政府层面在管企业职能上一直是按照政资分开的原则，往“合”的方向走，一直在纠正“多龙治水”，政府层面出资人代表不应该多元化。

另一个问题是，出资人的职责有分散化的趋势。如选择企业经营管理者的权利，以前一大半交给了国资委，现在一些地方又收回去了；又如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权利，国资委参与的越来越少，这与十六大以来反复强调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的要求是有差距的。所以我感到，在以改组组建两类公司为抓手推进国资体制完善的过程中，应当注意避免出现“选择了正道、跑偏了方向”的情况。

    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将出资人职能放回到有关部门去行使，另一些放给两类公司行使，下一步国资委的工作是什么？也许包括：基础管理（负责产权登记等）、考核评价、监督，等等。如果这样，今后国资委的考核监督等工作，就需要进一步明确其中的关系。

深入理解《指导意见》需要弄清楚的几个问题

关于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大家都认同：改革30多年，国企改革80%的任务已经完成，国企竞争力大幅度提高。据统计，2013年国有企业上交税金3.8万亿元，占全国税收11.1万亿元的34.2%，占全国财政收入的29.5%。南北车合并形成世界高铁领头企业；“9·3”阅兵展现了我国国防科技的强大实力；我国几乎有一百个国有大企业进入世界五百强，成绩单摆在那里，下一步改革是在这个起点上再上一层楼。很多人不清楚我们国家是在什么样的状态中走过来，克服了多少困难。现在要克服狭隘的部门利益，要真正落实到正确的改革出发点。

蒲坚副总经理根据自己长期在国企工作的经验提出：对国企改革的目标要有明确的认识。首先要明确改革的基本理念，就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其次要服从实现中国梦、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伟大事业；最后是实现企业利益目标。要兼顾这三个方面，离开任何一个目标就会“翻车”。要力戒把自身利益作为唯一目标的倾向，企业经营要追求利益，但不能损害国家的整体利益。中信不仅完成了保值增值的经济责任，而且承担一些国家战略任务，如投资海外资源和基础设施，这绝不仅仅是为盈利目标。商业性公司如果没有前面讲的三个目标，很可能变成为一小部分人服务，就会走偏方向。

关于“以管资本为主推进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职能转变”，以及对其操作意义的理解。一种意见认为，只要做到管资本，就包含了出资人的各项权利，不必再在企业层面做文章。多数意见认为，不同的人，对“管资本”的概念和操作意义的理解不可能一样。要注意“管资本”的提法，不是忽视国有企业出资人应有的责任。要避免出资人职责分离，再现多头管理弊病，因为我们国有企业的竞争对手，恰恰是国际上最具有技术优势的西方企业。在“管资本”这个大概念下，还要把国有企业应该发挥的国民经济中坚骨干作用发挥出来，特别在国民经济调整的时候，在调整政资关系、政企关系方面要积极稳妥、谋定而后动。

国资委是贯彻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原则成立的国家特设机构，应该按照《指导意见》要求，执行好有资产统一监管的职能。国资委不仅要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还要承担国家战略目标。

关于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概念和实际运作。大家指出，现有很多企业集团已经具有资本投资运营功能，就不必在上面再加一层机构。现有中小型企业可以加入大集团，这样做比较稳妥。到会中信集团领导指出，从中信的业务看，它本身就是资本运营公司。它根据商业原则运作，致力于为股东创造长期持续性的价值，可以增持或减持所属公司的股份或者其他资产，或者前瞻性地设立具有创新性产品的企业。同时，作为资本运营公司也应该服从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目标。

关于改进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邵宁指出，通过前一段的探索，在实际工作中，通过建立内在逻辑一致的制度和程序，党的领导可以很好地和改革的实践结合。党管干部管的是政治要求，人才具体放在什么岗位，应该属于董事会层的选人用人范围。

来自国有大企业的专家认为，国资管理机构的一个重要职责，是确保产生能胜任的董事会和党委书记，应该注重从一线人员选择。我们完全可以培养出既有能力，又有政治觉悟，又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才。以国家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而不是以利润作为最大目标。

关于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大家一致认为，目前国资监管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监督机构多重，各监督系统互不协调，信息不共享，真正的责任主体不明确。整合外部监督系统，建立会商机制非常重要。应以外部监事会为主，审计和纪检工作的面比国企宽得多，可以成为二线的抽查主体，作为一线监督工作的补充。

也有人建议：对国企的监管要向全体人民负责，仅仅是组织监管或部门监管还不够，甚至可能出现黑箱操作、利益的交换。国有企业应该每年向人民代表大会提交一个经营情况报告，因为它代表着全体老百姓。

    经济下行时期国企要担当行业整合的责任

    朱安东认为：《指导意见》坚持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社会上一些人总是希望把国企改革推向私有化的错误方向，对此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不能掉以轻心。

    要警惕跨国公司乘国企产权改革收购股权、控制我国产业的企图。1990年代，东欧国家搞“休克疗法”，在两三年内，这些国家的银行业的股权结构中，外资所占比重迅速从10%左右上升到80%-90%。当今国际资本在世界上胡作非为，渗透到后进国家的基础工业甚至公益性领域。近两年我国一些城市水务行业被外资控制，我国水务行业中国企比重只有60％左右（美国是92％），导致水务领域不断出现纠纷甚至丑闻，地方政府和群众起来抗议。现在水务行业再国有化已形成潮流，政府不得不向这些垄断性跨国公司付出高价。

估计全球可能发生新一轮经济危机，国内实体经济的困难可能会延续一段时间。西方资本主义在多轮经济危机中兼并重组，产业集中度不断提高，最后形成寡头或垄断，这是一般的规律。我们也可能会经历这个过程。这样，我们各个行业在集中度提高的过程中，谁来充当行业整合者就是个大问题。现在外资事实上正在布局、做准备。最坏的可能是，国企股权先由少数民营大资本收购，然后转卖给外资。我们不能让外资主导这一过程，应该做好准备，由国有经济的力量出面，担当产业整合者，改善整个产业生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这样一个关键时期，要有前瞻的眼光和未雨绸缪的政策。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存在是要走欧洲“福利国家”道路，还是要保持市场竞争活力、避免落入福利国家陷阱的争论。

展望未来，中国应该走一条不同于福利国家与所谓自由竞争的新路，笔者将其定义为“民生国家”道路，这是由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根本性质、现实国情以及历史传统所决定的。

“十三五”时期完成民生国家的基本框架构建，已经迫在眉睫。民生国家构建将成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并为2030年中国实现共同富裕道路目标奠定重要基础。

民生国家VS福利国家

民生自古就是中国良治的标准。《礼记》中“大同世界”的重要标志就是要解决老百姓、特别是贫弱群体的基本生计问题、婚姻问题以及就业问题。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倡导民生主义，主张将解决国民的生计作为施政者首要考虑的问题，他认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大同主义。^[1]

民生问题就是人民群众生存于世、与自身生活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在贫困阶段，最大的民生问题就是吃饭穿衣的问题；而当我国进入总体小康之后，人民对于生活水平的需求也相应提高。从这个意义看，民生问题包括了收入与贫富差距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医疗问题、养老问题、住房问题，以及环境质量与食品安全等问题。其内容更为复杂。在某种意义上，尚未根本缓解。

民生国家是社会主义特征的重要方面，不同于西方意义的福利国家。民生国家是福利国家和所谓自由竞争的中间道路，它使得社会保护和市场竞争两者相互促进，而不是相互排斥；是效率与公平之间的中间道路，追求“有效率的公平”，而不仅仅是公平优先，或者效率优先。

民生国家具有双重功能：一是社会保护功能，对市场竞争弱势群体进行托底，保障基本生存需要；二是经济效率促进功能，即通过人力资源的普及性开发，促进人民大众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公平。

福利国家最大的陷阱是随着福利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的预期持续升高，财政不堪重负。我国通过民生政策提高了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从而避免陷入养懒人的“福利国家陷阱”。“民生”的本意出自《左传·宣公十二年》：“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就很好地反映了民生国家是个“劝勤”而不是“养懒”的制度安排。同时，我国具有体量庞大的公有资本，为民生国家提供了第二财政来源。

民生国家要让人民与国家真正成为利益共同体。通过民生国家构建，人民与国家能够成为最直接的利益共同体。人民爱国是很具体的，就是国家一定程度上帮助其解决民生问题，爱国家就等于爱自己。国家提供的公益性保障要成为人民解决民生问题的重要来源。

民生问题带来挑战

建国以来，我国领导人高度重视民生问题，毛泽东同志多次谈到要解决老百姓的吃饭穿衣问题，搞经济建设把老百姓搞翻了不行。粮食统征和统配制度保证了每个人都有一份口粮，而通过农村合作医疗、普及初级教育、推广群众文化活动等方式，能够在收入比较低的条件下，以较低的投入，解决几亿人民的基本民生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探索让人民得到更多实惠的经济发展新路，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物质文化空前繁荣。同时，也出现了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2003年后的十年间，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民生问题，在社会政策方面进行了宏大布局，几乎从无到有地建立起一个覆盖广大农村的农村医保体系、农村养老保险体系，构建了一个社会基本保障的安全网，贫困人口大幅度下降，人民的教育普及和健康水平快速提高，民生领域支出比例大幅度提高，2006年起彻底取消了延续千年的农业税和各种收费。^[2]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将民生问题放在更突出的位置，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

从历史比较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确实已经不能算一个低福利的国家，人民生活水平确实显著改善了。但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生活成本上升，人民的预期同样上升。对于多数普通人而言，仍然处于为了基本生存而劳碌终身的境地，面临种种生存压力与风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贫富差距加大。我国居民收入虽然高速增长，但是收入差距仍然巨大。近年来我国的基尼系数虽然有所下降，但是资本和劳动之间差距扩大的结构性矛盾并未改变。从财富差距看，调查数据表明，我国最富的10%家庭拥有的财富在64%左右。^[3]反映在民生问题上就是相对贫困问题凸显，这是人民群众不满意的重要原因。

住房难。城市居民住房供需结构性矛盾突出，保障性住房供给不足，特大型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住房价格畸高，住房价格大大超出了劳动者阶层的购买能力。对于大多数普通劳动者而言，辛辛苦苦一辈子，仅仅攒下一套房。

看病难。我国目前的慢性病确诊患者达到2.6亿人。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今后20年发病人数会增长2-3倍。^[4]如何有效预防、诊断、治疗慢性病，是关系万家亿户的重大民生问题，也对我国的卫生医疗体制提出巨大挑战。

养老难。中国的未富先老问题异常突出，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据测算，到2020年平均6个劳动年龄人口要供养一个老人。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空账运行情况突出，社会保障长期资金平衡和基金保值增值压力巨大。二三十年后，中国的“老无所依”问题会进一步凸显。

教育公平问题突出。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流动人口子女的上学难问题仍然没有完全解决。如何推进高质量的教育资源均衡分布，进一步推进教育公平，成为突出的挑战。教育公平是起点公平，是实现人力资源有效开发、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重要途径，目前已经成为突出的民生问题。

环境问题突出。土壤、水、空气等环境质量问题成为突出矛盾，PM2.5污染、^[5]水体污染以及土壤污染^[6]对公众健康构成巨大的威胁。如何保证人民呼吸清新的空气，饮用干净的水，食用无污染的食物成为突出的民生问题。

民生问题不但是经济社会问题，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近年来，在台湾、香港地区发生的一系列社会政治事件，深层次原因是没有解决好民生问题，社会贫富差距过大，青年群体丧失了向上流动的空间。繁荣并不一定带来稳定，只有人民直接受益、公平受益的繁荣才能带来真正的稳定。

以建设“民生国家”为主线，作为中长期发展规划

民生国家的内在要求是将不断改善民生作为治国理政的一个根本出发点和规划发展和改革的着眼点。我们有必要以民生国家建设统御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

从经济建设看，以经济适度增长为目标，以满足就业需求、人民生活改善需求、社会保障财力需求为标准，确定经济增长的底线。把民生建设作为公共投资的重点领域。居民收入快速增长，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纯收入增长率要和GDP的增长率相适应。

从社会建设看，要以改善民生为重点全面均衡推进社会建设，继续改善就业、医疗、住房、健康、教育等民生问题，加快推进收入差距的缩小，创新社会治理方式，通过更为灵活、多元的机制来保障民生。

从生态建设看，要以民生环境为重点，重点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水、气、声、土壤等环境问题，重点解决农村的面源污染、饮用水安全、生态贫困等人民利益密切相关的环境问题。

从文化建设看，要以推进人民文化建设为重点，人民不但是文化消费的主体，同时也是文化创作、参与文化的主体，开展各种群众文化活动，寓教于乐，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从政治建设看，民生国家是实现人民民主的重要途径。调查表明，亚洲人理解的政府民主，最重要的就是解决人民的民生问题，持这一看法的亚洲人比例达到了54.7%，而中国的比例更是达到了67.1%。^[7]远高于将选举、批评的自由等作为民主的属性。

“十三五”期间，我国进行前瞻性的民生国家构建，将为我国建成共同富裕社会，实现属于大多数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奠定基础，并为我国长治久安奠定基础。民生国家构建根本上是要改变普通人民为了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而终生劳碌的状况，初步将劳动者从“物对人的奴役”中解放出来，从而促使所有人都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并最终实现人与人的自由联合。

（编辑  蔡万焕）

《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是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指导意见坚持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提出的一些重要的改革措施和原则符合实际、具有可操作性。比如分类改革、董事会建设、混合所有制改革要因企施策不搞“拉郎配”、国有企业的外部监督系统需要整合等等。如果理解正确、操作得当，指导意见所提供的改革空间会非常之大。

前一段时间，关于国有企业改革争论很大，国有企业的压力也很大。这个文件是多个部门观点和意见的汇总和集成，下一步国有企业的改革，多部门的协调很重要。

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已经历了30年，过程非常艰难，效果也很明显。国有企业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最核心的一个环节。改革初期，面对近200万家国有和集体企业，职工1.1亿人（国有企业近8000万人、集体企业3000多万人）。这样庞大的体系，这么多企业和职工，我国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体系，难度非常大。如果改革推进不利，将会产生非常大的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社会风险。

改革初期，国有企业曾经是经济发展的包袱和社会稳定的隐患，经过这些年的改革和结构调整，国有企业总体上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积极因素。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回顾

三年改革脱困

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从1984年启动。1997年底，朱镕基总理提出国有企业三年“改革、脱困”两大目标。国有经济摊子很大，但经营状态很差。1998年全国国有企业盈亏相抵，实现利润只有213.7亿元，其中国有中小企业是净亏损，集体企业也是净亏损。大量的亏损企业发不出工资和退休金，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进行改革攻坚。改革脱困主要在三个方面：

第一，通过国有中小企业改革，实现国有经济布局结构的调整。通过多种形式，对企业放开搞活、抓大放小，中小企业从国有经济中逐渐退出。中小型国有企业大多缺乏竞争力，因此世界各国的中小企业都是私人经营，这将使经营者对企业的关切程度更高，但国有经济是层层委托代理关系，到达中小企业层面，关切度已经衰减得很厉害，无法同私人经营的中小企业竞争。

在地方政府推动下，这项改革的力度很大，产权制度改革加身份置换，产权制度改革的一种方式是改成由企业内部人员持股（职工持股、经营者持股）的企业；还有一种是企业资产出售和引入外部投资人。身份置换也叫买断工龄，是对职工的补偿。这项改革涉及十几万家国有企业和上百万家集体企业，涉及职工约4000万人。当时这项改革根本性地改变了国有经济的布局结构，从面状布局改为块状布局，使国有经济的战线大大收缩。

第二，通过国有困难企业关闭破产,进行大规模的结构调整。中国的国有企业大部分建于计划经济时期，一些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难以生存。因此在体制转变过程中，必然要进行一轮大规模的结构调整。

当时国有企业关闭破产是按计划进行的，每年由上级部门编制计划，各省市按照计划操作破产。因为银行每年能提取的呆坏账准备金有限，财政每年能拿出的职工安置费有限，社会的承受能力也有限。当时青海省不按计划操作，准备将计划经济时期建的企业全部破产完毕，着力发展本地有资源优势的畜产品加工和盐化工等。为此，金融机构宣布青海是金融高风险区，国务院要国家经贸委牵头调查。在调查中了解到，青海当年的经济布局是将沿海地区翻版，企业大部分是从上海内迁的，产业结构以纺织和机械为主。但纺织厂到青海，既没有原料也没有市场，青海不产棉花，企业所需原料要从外省运进，再将成品运出，生产销售成本太高，改革全部沦为困难企业。

青海的问题是布局结构问题。还有一种情况是企业生产结构问题，反映最突出的是机械工业，每个企业都是生产单一产品的专业厂，产品结构难于调整，难以适应市场变化。

国有企业的结构调整是十分困难的事情。长期以来国企“只能生、不能死”，困难企业靠银行贷款和财政补贴维持。1990年代中后期，困难企业越积越多，造成大量银行坏账，国家不可能长期承担这些坏账和损失。国有企业三年改革脱困目标，就是将解决问题的突破口放在困难企业关闭破产工作上。1994年开始试点，1998年全国推开，2008年结束，共有5000户国有大中型困难企业破产，涉及职工近1000万人。这实际是为转向市场经济付出的代价。

当时国家财政困难，给予破产企业职工的经济补偿金水平有限，几乎是“破一户闹一户”，政府为做了大量疏解工作。它的意义十分重大。困难企业关闭破产后，留下的是经营状态较好的国有大企业，国有经济的布局结构得到优化，优胜劣汰机制得以发挥作用。

第三，通过再就业中心建设，解决下岗职工的社会保障问题。企业破产和改制都造成大量职工下岗，需要构建好的社会“安全网”。但当时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滞后。1998年上半年，国家面临严峻的社会稳定考验。党中央和国务院作出一个重大决策，建设再就业中心。职工下岗后由再就业中心托管，它有四项职能：给下岗职工发放基本生活费、缴纳基本保险、进行再就业培训、介绍工作（一般介绍三次）。这项工作为支持改革和结构调整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年改革脱困工作的针对性非常强，主体就是上面说的“两刀”加一个保障。还有一些其他政策，如债转股、减员增效、技改贴息等等，都是针对特定企业的。切掉了两个大的亏损源，显著改善了国有经济状况和效益。2000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恢复到2344亿元，完成了三年改革脱困的目标。2002年同口径国企利润达到3000多亿元；2004年又上升到5000多亿元。

这组改革确实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最关键的一个时期，改变了国有经济的布局结构，为后面的改革打下了基础。这组改革的社会风险非常大。朱镕基总理敢于在自己的任期内把矛盾挑开，敢于承担责任和风险。

以国有大企业改革为重点

当时，国有大企业的体制状态有两个特点：第一，政府的管理非常直接，因为大企业离政府很近。有行政性的行业主管部门，比如冶金工业部负责全国钢铁行业的同时，直管宝钢、鞍钢、武钢和攀钢四大企业，管得非常具体。第二，管理多头，管人、管事、管资产是分开的，而且任何一个方向往往都不是一个部门在管理。这样就造成两个结果：一是两层责任都说不清楚，企业的经营责任说不清，因为企业的大事都是政府定的；政府的管理责任说不清楚，如果企业搞不好，分不清哪个机构应该承担责任。二是多头齐管的要求让企业无所适从。

中国重汽原来是中央企业，有10万职工，厂址在山东、重庆和陕西三地。重汽班子的一把手由中组部任命、二把手由人事部任命、三到七把手由机械工业部任命，班子中还有一个成员由地方任命。管事也是多头的，基本建设归计委、技术改造归经贸委、机械工业部作为主管部门管的更多一些。资产由财政部管，工资福利由劳动部管，改革由计委、经贸委和体改委共同管理。一个企业就涉及这么多部门。企业经营好的时候大家都去管，企业困难时谁都不管。而且企业出现问题时，根本找不到责任者。

1995年我们去重汽调研。当时企业班子反映，重汽表面看情况很好，但存在重大的生存危机，他们的产品单一，不能养活10万职工。当时国内重型汽车市场有限，重汽年产量才4000多台，生产任务不饱满，希望国家允许重汽生产轻型汽车。这一建议向计委管行业的部门和机械工业部反映，两部门都不同意，因为当时体制下，各个企业有分工关系，重汽不能抢一汽和二汽的饭吃。

到1999年，重汽维持不下去了，资金链断裂、企业停产、职工上街。重汽是中央企业，这么多管理部门，但没有哪个部门对此事做出反应。后来是山东省向国务院紧急报告，国务院要国家经贸委出面负责。经过反复协商、调研、论证，和有关部门艰苦谈判，最后拿出一个“局部破产、三地下放”方案：重汽一批高负债的子公司带着债务破产，把全集团的债务减到能够生存的水平；余下的企业下放，形成了现在山东、陕西和重庆三个重汽公司。经过反复测算，这个方案的总成本是54亿元，其中中央承担42亿，三省共承担12亿。在当时的管理体制下，出现问题是找不到具体的责任者的。

这是当时国有大企业典型的体制，体现出的问题是政府和企业搅在一起，责任说不清楚。不解决这个问题，国有大企业是做不好的。

2003年，党的十六大决定启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目的就是为了改变这种状态，使国有资产有人管理、有人负责。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国家要制定法律法规，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这一对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描述，可以概括为“三结合、三统一”。改革的结果是，成立国务院国资委以及各级国资委，这是政府权力重新配置的过程，也是政企分开的过程。

对国有企业而言，政企关系是双层次的，政企不分不行、完全分开也不行，因为政府和国有企业之间有出资人关系。前些年改革曾出现一批“无上级企业”，最后的结果都不好，企业完全被内部人控制。政企要分开，但出资人职能一定要到位。

此前，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管理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不该管、应该放给企业的，比如对企业内部事务的管理和对企业投资项目的审批。另一种是不能放的。经营者的选择权不能放，企业经营者不能自己选自己；对经营者的薪酬决定权不能放；对国有企业的监督权不能放；本级资产的管理和处置权不能放，因为这层次资产属于上一级出资人。这几项都是属于出资人职能。

国资管理体制改革和行业管理部门撤销，使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能的配置有了非常大的变化。行业管理部门撤销是当年政企分开的重要步骤。出资人职能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前后发生了下述变化：

经营者选择权：原先由中组部和中央企业工委管理，后来变为由中组部和国资委管理，中组部负责54户重要企业的一把手，余下的由国资委管理。

考核权：原先没有对国有企业的考核机制，国资委成立后建立了业绩考核制度，并由国资委执行。

薪酬决定权：原先企业负责人的薪酬决定权在劳动部，改革后放在国资委。

监督权：原先监督权在中纪委和审计部门，国资委成立后设立了纪委和监事会，第一线的监督权放到了国资委。

企业本级资产的管理和处置权：原先在财政部，后改为国资委。

通过这次改革，除中管干部的任命和重大项目审批之外，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能相对集中。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它在体制方面的效应是：第一，政府层面的管理责任清晰了。现在中央国有企业搞不好，国务院国资委要负责。省或市的国资委也要分别为所属国有企业的绩效负责。责任到位是做好工作的第一步。第二，企业的外部关系简单化了，不再是多方面的声音或要求。2003年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是一个重大的进步。

国资委成立之后，着手建立经营性国有资产的管理制度和对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激励约束制度。这是一系列重要的基础性制度建设，以前没有人做过。这包括：（1）清产核资，摸清家底。（2）明确主业，制定发展战略，明确企业的发展方向。（3）明确年度和任期应该实现的经营目标、建立业绩考核制度。（4）建立年薪制，根据考核结果确定经营层的薪酬。（5）职工收入总水平和工资总额管理。（6）国有产权转让的管理，进场、挂牌、竞价全部阳光操作。（7）加强外部监督，保证财务的真实性和运作的透明度，包括外部审计和外部监事会。（8）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集中资金帮助困难企业卸包袱，支持战略产业发展。

这是一整套经营性国有资产的管理制度和对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激励约束制度。对如何完善国有企业的管理，是非常有价值的探索。

同时，国资委还大力推进央企的改革和结构调整，很多措施有重大意义。比如：（1）改制上市，中央企业67%的净资产已经进入上市公司，市场和投资者的约束使企业的运作更加规范。（2）董事会建设，探索解决一把手负责制下决策机制问题的具体办法。（3）内部改革、转换机制，解决国有企业沿袭多年的“大锅饭”、“铁交椅”问题。（4）推动企业重组、优化资源配置、加强大集团，原先中央企业200家，通过这些年的重组、加强功能建设，重组到110多家。（5）主辅分离、辅业改制，依据859号文件和250号文件，精干主业，让辅业通过改制退出去。（6）分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在已经解决企业办学校、公检法机构的基础上，现在正在推进“三供一业”的分离移交。（7）推动各个层面企业领导人员的公开招聘和竞争上岗。其中每一项工作都付出了很大的工作量，倾注了各级干部的心血。

这些措施加总起来，对国有企业来说是非常大的促进。原先国有企业干好干坏一个样，而在新的管理制度下，如果你把企业做得很好，对你的评价肯定会高，你的薪酬肯定会涨，反之你的薪酬肯定会降。同时，各项改革和结构调整措施，使国有企业在市场化的方向上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

国资委从无到有，建立起一套经营性国有资产管理和国有企业负责人激励和约束制度，把国有企业的外部环境进行重新塑造并优化。它的效应非常明显，国资委成立后的十几年，中国的国有企业，不论中央企业还是地方企业都有了很大的发展。

以中央企业为例，从2002年到2012年的十年，中央企业营业收入从3.36万亿增加到22.5万亿，平均每年增长20.9%；实现净利润从1622亿增加到9247亿，平均每年增长19%；上缴税金从2927亿增加到1.9万亿，平均每年增长20.6%。各地国有企业的情况也基本如此。2002年中央企业上缴的税金占全国税收总额的16.7%，到2012年上升到18.9%，对国家的经济贡献越来越大。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有企业发展最好的一个时期。

对国有企业改革的争论

前一阶段社会上对国有企业改革的争论非常激烈。争论中，一些意见的出发点是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典型的说法是，国有企业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罪过”。现在又后退一步，认为国有企业在竞争性领域的存在是一种“罪过”，因为在重要公益领域，国有企业的作用是难以替代的。这种观点有两个问题：

第一，国有企业在竞争性领域的存在，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既成事实。说国企存在是“罪过”是没有道理的。改革初期的200万家国有和集体企业，绝大部分处于竞争性领域，这些企业历史上有过很大贡献，这么多企业的改革在客观上只能一部分一部分地改，有一些要退出，有一些要通过改革和调整使之逐步适应市场经济。

第二，认为只要国有企业存在就不可能有公平竞争，也是没有道理的。创造平等竞争、优胜劣汰的条件，是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之一。我国在推动国企改革的同时，也在推动财政和金融体制改革。从1998年起，财政就已停止给国有企业经营性亏损补贴，当年的金融体制改革建立了商业银行体制，不再给困难的国有企业贷款了。否则为什么进行5000户大中型困难企业的破产？有人说银行的钱都贷给了国有企业，民营中小企业贷不到款。这并非是出于体制歧视。实际上，中小企业贷款难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因为它没有足够的资产做抵押，也没有那么好的资信。这不是所有制的问题。现在平等竞争、优胜劣汰的机制已经形成，国有企业做不好也同样要面对破产或重组。这是经过巨大的痛苦才得到的体制进步。

在有关争论中需要重视一些新问题。由于国资委的成立涉及多个部门职权的调整，而且近些年国资委自身也出现行政化的倾向，对中央企业管得过细、过严，导致中央企业对国务院国资委有越来越多的意见。新的争论主要在国资管理体制。

几个重大问题的解读

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的表述是“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制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

我们理解，“管资本+授权”，应该是在党的十六大“三结合、三统一”精神基础上的进一步完善，不是否定以前的基础。如果推倒重来，政府只管资本，不再需要一个出资人代表机构，实际上无法实施。如果没有出资人机构，企业经营者的选择、对企业的考核和监督、企业经营者的薪酬、本级资产的处置和管理等等职能，就只能再分别由组织、财政、人事、中纪委和审计署等部门行使，国企将重新回到多头管理、无人负责的状态。下面就文件的内容解读几个重大问题。

    关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问题

《指导意见》在强调管资本的同时，坚持了国有资产统一监管的原则，而且作为主要的改革目标之一。这说明国资委自身的改革非常重要。该管的要管到位、不该管的一定要下放，成为一个合格的出资人机构。我们要把体制的合理性和具体机构或人员的素质分开，国有资产统一监管责任是清楚的、体制是合理的。如果出资人机构履职不好，可以要求其自我改革，甚至调整人员。而合理的体制不宜轻易放弃。

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和运营公司其实早就存在。很多大集团企业的功能就包含了投资和资本运营功能。把优势大企业直接作为中间层，是比较稳妥的选择。如果在它上面再加一层，不确定因素会很多：公司规模太大，不仅不好管理，而且对市场竞争的影响会很大。前几年已经有试点，通过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用市场化方法处置一些小企业和困难企业，比国资委直接处置要好得多。

实现管资本为主，首先需要把国有企业的各种实际问题全部解决，整体上市，才具备管资本的条件。如上所述，前些年政府花了很大的精力解决国有企业存在的各种问题，都是在为管资本创造条件。广大国有工商企业虽然相当多的问题已经解决，但今后改革的难度仍不能小看。在目前情况下，出资人机构只管资本是不够的，需要做好多方面工作，包括管好资本、推动改革、调整结构、维护稳定。

    关于分类改革和监管问题

《指导意见》提出，将国有企业分为商业类和公益类，通过界定功能、划分类别，实行分类改革、分类发展、分类监管、分类定责、分类考核，提高改革的针对性、监管的有效性、考核评价的科学性。这是文件的一个亮点。

商业类的国有企业，经营目标是实现利润和保值增值，改革的方向是整体上市，国有资本可进可退。还有一种商业类国有企业是承担国家战略任务的，对这类企业要双线考核，一条线考核经营效益，一条线考核国家任务的完成情况。

公益类的国有企业是为保障民生、服务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及服务的，是必保的领域，经营目标主要不是为盈利。对这类企业要进行符合其功能的考核，考核服务质量、成本控制、社会评价等；同时政府要给予合理的政策支持，通过政府购买服务，使企业有一个永续经营的环境和条件。在这方面，地方政府要进行很多探索。每家公益类国有企业的考核内容和要求都不会一样，很可能是“一企一策”，一企一套考核、监督、评价指标。

    关于混合所有制

《指导意见》对混合所有制的论述是谨慎和实际的。股权多元化已有二十年的改革实践了。“一混就灵”是不现实的，不可能点石成金。具体工作要从实际出发，不搞运动、不搞行政干预。混合所有制涉及多个经济主体，大家能不能走到一起、能不能共事，是市场行为，一定要把行政手段从推进混合所有制的工作中排除出去。前一阶段有些地方已经出现这样的倾向，需要注意。

发达国家的小企业一般是独资的，大企业大都是混合所有制，主要形态是上市的公众公司。我们设想一个大股东带着一个或者几个小股东，这样的企业形态并不多见，但可以探索。

有人简单地认为，一搞混合所有制就是利益共同体，就可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实际情况没有这么简单。前些年我们曾想让一些有产品、有市场的企业在改革中保留30-40%的国有股份，承诺不参与经营。我们组织调研了不少企业，答案基本一致：只要企业中有国有股，有关部门就可以插手管企业的事，投资人就不会接盘。这是非经济因素。尤其在地方，想把投资环境搞好，就要让非经济因素尽可能地减少。这次文件中讲到优先股的概念，实践中也会碰到类似问题，但还是值得在准备退出的企业中探索使用。

《指导意见》提出，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要试点先行。从前一阶段的改革实践看，员工普遍、平均持股的效果不好，容易变成新的“大锅饭”，企业分红压力会很大，对调动员工积极性没有特别明显的作用。管理层和业务骨干持股是好事情，但要事先设计好退出机制，在企业相关岗位工作时持股分红，退出企业时要以事先约定的价格赎回股份，以保证激励对象都在企业内部，而且都在关键岗位上。

关于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问题

《指导意见》提出，要董事会内解决一把手说了算的问题，明确董事会外部董事应当占多数。这是前一段中央企业董事会试点最重要的结论。

对一把手个人的依赖过大，这是中国各类企业的通病。国资委通过董事会试点，希望解决一把手负责制下的企业决策机制问题。一把手负责制下的企业决策是内部团队决策，形式可以是总经理办公会、党政联席会议等等，参加决策的人并不少，有关部门也一再要求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不能一个人说了算。但这里有两个问题无法解决。一是上下级关系，一把手想做的事，副职即使有不同意见也很难提出反对意见。二是分工关系，A领导分管的工作，B领导不好发表意见。这样在做决策的时候，除了一把手可以畅所欲言外，其他人都会感到不提意见为好。大家都等着一把手拍板，内部团队决策很自然地转成一把手的个人决策，而个人决策的风险就很大了。中央企业这些年出现的重大决策失误，基本都是这种制度背景。

前几年的董事会试点，办法是改变董事会的结构。国资委聘请外部董事进入企业董事会，而且要占多数。选聘的外部董事大都是中央企业刚退休的老同志，他们经营管理过企业，有商业直觉。一些上市公司曾经请学者做独立董事，但效果不明显，因为做学问和经营企业是两回事。二是选聘的外部董事年纪比在岗的企业负责人至少大五岁，讲话没有心理障碍。三是他们和所进入的企业没有利益和人际关系，是国资委派去的，而且刚从一线退休，有足够的时间履职。

董事会没有外部董事时开会很好开，而试点企业的董事会就不好开。外部董事会认真负责地谈意见，对上会的重大事项，尤其是包含的风险，进行评估和质询。如果多数人能说真话，出现重大决策失误的可能性会大大降低。几乎每一个试点企业董事会都有重大决策被否决、缓议或修改的情况，这是内部团队决策做不到的。这样的试点，对中国企业探索长期稳定发展的制度基础有重大意义。

    关于加强和改进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问题

企业党组织要发挥几方面作用：一是抓党的建设、带好队伍，二是参与重大决策，三是党管干部，四是反腐工作。总之要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在前一阶段中央企业的改革实践中，已经进行了非常具体的探索。事实证明，加强党的领导和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是可以无缝衔接、互相促进的，关键是设计好具体的操作程序。

关于党组织参与重大决策。党委书记是董事会的当然成员，具有法定地位。董事会在决策前，如果党委认为是重大决策，可以先行研究意见，由党委书记带到董事会上。由于中央企业董事会外部董事占多数，董事会的决定与党委意见如果不一致，党委书记要把董事会的决议在党委会上说明，如果党委认为董事会的意见是错误的，可以向上级党委报告，由上级党委出面裁决。这是一套完整的程序。到目前为止，试点企业集团还没有这种情况出现，说明董事会的决策是认真负责的，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不会出现大的偏差。

关于党管干部。国有企业中各级领导干部的任用必须有政治要求。企业党组织管干部是政治标准的把关，而“怎么用”、“在什么岗位上用”，是董事会或经理层选人用人权的范畴。实践中有不同的办法。前置的方式是党委考察通过后备干部提名，供董事会或经理层参考选用；后置的方式是由党委对提名人做政治审查。

关于企业反腐。这是企业纪检部门的主要职能。企业反腐一定要和管理制度的建设相结合。比如采购环节最容易出现腐败，采取集中采购、竞价采购、网上采购等方式，加上信息化手段的相互制衡，可以很好地预防，人盯人是靠不住的。在设立内部管理监督制度方面，我们要虚心向跨国公司学习。企业的反腐工作如果和制度建设结合，对中国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将是一个非常大的促进。其次，企业纪检工作要和内部审计结合，使企业的纪检工作专业化，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和工作效果。

    关于国有企业外部监督系统的整合问题

现在国有企业外部监督系统是多重的，有外部监事会、审计、纪检和巡视工作等等监督工作。而各个外部监督系统互不协调，信息不共享，并且缺乏监督工作真正的责任主体。各种重复检查，使企业苦不堪言、疲于应付。《指导意见》提出要整合外部监督资源、建立监督工作的会商机制，是非常必要的。

对国有企业必须有来自外部的监督，而且要有足够的权威性，这样才有效力。外部监事会应该成为国有企业外部监督的主体，并要承担责任。审计和纪检部门的工作面要宽的多，并非专门针对国有企业，可以进行二线抽查，作为一线监督工作的补充。监督应该有频次和时间的限制，避免增加企业的负担。

监督工作的目的是要公正、客观地评价企业的工作，而不是把企业整倒，有罪推定的思维方式是不能用的。具体的工作方法要结合企业的特点，比如让群众给领导打分、测评，实际上不利于企业内部的严格管理，长此以往谁也不愿得罪人。既要监督到位、又不能对被监督者造成伤害。这需要在实践中探索一套成熟的、制度化的办法。

经过30年的不懈努力，正如《指导意见》指出的，国有企业总体上已经与市场经济融合。这次《指导意见》提出了分类改革等一系列重要的改革内容，我们对下一步国有企业改革的前景就可以看的更加清楚了。

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经济功能，一是为保障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基本条件提供公共产品及服务，这主要是通过承担保障责任、或是公益性的国有企业来实现的。二是在规模经济要求高的大企业层面提升国家的竞争力，这是通过商业性的国有大企业，在平等竞争、优胜劣汰的基础上实现的。我们很多国有大企业是行业的排头兵，在行业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引领作用，它们和民营企业一样都是中国的国际竞争力的基础。

关于国有企业和市场经济融合的方式。对于商业类的国有企业，就是通过资本市场改制上市，成为市场经济中规范的公众公司。对于承担公共服务责任的公益类国有企业，通过改革加监管的方式，成为市场经济中受到专门法律约束和社会监管的特殊企业。这两类企业都可以和市场经济实现最终的融合，而且我们距离这样的改革前景已经不是很遥远了。

（编辑 碣石）

【以下是摘句】（供选择）

对国有企业而言，政企关系是双层次的，政企不分不行、完全分开也不行，因为政府和国有企业之间有出资人关系。政企要分开，但出资人职能一定要到位。

《指导意见》坚持了国有资产统一监管的原则，作为主要的改革目标之一。国资委的自身改革非常重要，该管的要管到位、不该管的一定要下放，成为一个合格的出资人机构。

员工普遍、平均持股的效果不好，对调动员工积极性没有特别明显的作用。管理层和业务骨干持股，要事先设计好退出机制，在企业相关岗位工作时持股分红，退出企业时要以事先约定的价格赎回股份，以保证激励对象都在企业内部，而且都在关键岗位上。

要董事会内解决一把手说了算的问题，明确外部董事应当占多数。这是央企董事会试点最重要的结论。外部董事经验丰富，而且和企业没有利益和人际关系，会认真负责地谈意见。如果多数人能说真话，出现重大决策失误的可能性会大大降低。

企业反腐一定要和管理制度的建设相结合。比如采购环节最容易出现腐败，采取集中采购、竞价采购、网上采购等方式加上信息化手段的相互制衡可以很好地预防，人盯人是靠不住的。

监督工作的目的是要公正、客观地评价企业的工作，不是要把企业整倒，让群众给领导打分测评，不利于企业严格管理。既要监督到位、又不能对被监督者造成伤害，需要在实践中探索一套成熟的、制度化的办法。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是在我国即将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全会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对《建议》作了《说明》。《建议》有了清晰的党和国家战略意图，明确了发展的指导思想，提出了基本原则，创新了发展理念，成为制定和设计“十三五”规划的基本依据，及成为走向2020年的国家发展的宏伟蓝图。

如何评价“十二五”时期

如何评价“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适宜的评价方法就是邓小平的“台阶论”。在20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就提出每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现实发展中，基本上是每一个五年计划中国就会上一个台阶，我将此简称为中国发展的“台阶论”，以此来解释中国发展奇迹的轨迹及奥秘所在。国内外已经从中国发展中看到，每一个五年计划或规划都会在各方面再上一个新台阶。

“十二五”又上新台阶（三级标题）

从国际比较看，中国主要经济社会指标在世界的位次上升幅度越来越大，占世界总量比重提高程度越来越大。中国主要经济社会指标在世界上位次不断上升。从经济实力看，中国从世界第十大经济体成为第一大经济体（按购买力平价法），占世界总量比重不断提高，在世界240个经济体竞争中处于上升通道，虽然中国经济增长率是25年来最低，但并没有改变这一基本趋势。

这里我用“台阶论”来评价“十二五”时期中国的发展，也可以用“台阶论”来展望“十三五”时期中国的发展。

首先，在不同发展时期党中央是如何提出新目标？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到2020年，GDP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1]。基于这一报告和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的《建议》，2006年设计了“十一五”规划目标。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即到2020年，人均GDP比2000年翻两番。2010年10月，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建议》提出的“十二五”目标：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综合国力再上新台阶。

对此，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作了评价：“十二五”时期是我国发展很不平凡的五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顽强拼搏、开拓创新，奋力开创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局面，我国发展取得重大成就。“十二五”规划目标即将胜利实现，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国际影响力又上了一个大台阶。除此之外，中国综合国力也上了一个大台阶。

从国际视角对“十二五”进行评价

首先，经济实力再上一个大台阶，进入世界第一阵营。按汇率法计算，2010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GDP总量从2010年的6.04万亿美元，上升至2014年的10.36万亿美元，占全球GDP比重从9.2%上升至13.3%，比2010年提升4.1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成为世界上第二个经济总量突破10万亿美元的经济体。按购买力平价法（PPP）计算，我国GDP总量从2010年的12.35万亿美元，上升至2014年的18.03万亿美元，已超过美国的GDP规模（为17.4万亿美元），中国占全球比重从14.0%上升至16.6%，比2010年提升2.6个百分点（见表1），平均每年提高0.65个百分点。我们预计，到2020年，无论是汇率法，还是购买力平价法，中国的GDP占世界比重都会提高至20%左右。

货物进出口总额方面，2010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取代德国成为世界第二位，达2.97万亿美元，2014年达到4.30万亿美元，已超过美国的4.03万亿美元规模，占全球比重从9.65%提高至11.34%，比2010年提高了1.69个百分点（见表1），平均每年提高0.42个百分点。实际上中国已于2013年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进出口国，恰恰就在100年前的1913年，美国取代了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进出口国。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第一大、第二大、第三大贸易伙伴，也包括美国在内。[2]

再有，我们看看外汇储备。中国已经连续九年稳居世界第一位。2011年，我国外汇储备达到2.84万亿美元，2014年达到3.84万亿美元，增长了35.0%。

无论是GDP总量还是货物进出口总额，中国都已经成为世界三大超级经济体、贸易体之一，属于世界经济实力第一阵营，与美国和欧盟不相上下，并预计在“十三五”时期末将超过美国和欧盟。

表1  中国经济实力占世界比重（2010年-2014年）

单位：%

注：括号内系在世界上的排位。

计算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世界贸易组织数据库。

第二，我国科技实力再上一个大台阶，进入世界第一阵营。我们定义的科技实力是指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技术创新能力、科技投入能力、全社会使用最新技术能力之总和。具体的量化指标包括国际科学论文发表量、本国居民发明专利申请量、研究与试验经费支出总额、互联网用户总数。研究结果表明，每五年中国都会上一个大台阶。2000年中国科技实力占世界的比重为3.85%，与美国的相对差距为7.01倍；2005年为8.37%，提高了4.52个百分点，与美国的相对差距为2.88倍；2010年为16.00%，提高了7.63个百分点，与美国的相对差距已经缩小至1.31倍；2014年达到了23.49%，提高了7.49个百分点，超过了美国，相当于美国的1.22倍。其中，互联网用户、国内居民发明专利申请数都超过了美国，分别为2.41倍和1.70倍（见表2）。

表2  中美科技实力占世界比重（2000年-2014年）

单位：%

计算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数据库；OECD数据库；世界电信组织数据库。

需要说明的是，科技实力不等同于科技水平，不过，中国的科技水平也在迅速提高，与美国的相对差距在不断缩小。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的《2015科学技术与工业记分板》调查报告，2003-2012年期间，全球发表的科研论文数量每年递增约8%，美国累计增长50%，而中国增长了3倍。据统计，仅2012年一年，中国就发表了40.9万篇科研论文，在数量上仅次于美国。全球前10%的被引用次数最多的论文被称为“优秀”论文，2012年中国约9%的论文进入这一行列，在比例上几乎和日本并驾齐驱，在数量上则比第三名的英国多出7000篇，位居美国之后[3]。在很大程度上这与中国在基础研究领域的投入占全国研发总投入比重太低有关，仅为4-6%左右，政府需要对基础研究进行长期、稳定、高强度的投入。

这表明，我国科技实力已居全球第一阵营，科技水平已居全球第二阵营，为2020年实现世界创新型国家奠定坚实的基础。

第三，我国国防实力也上了一个大台阶，进入世界第二阵营。根据瑞士信贷银行《全球化终结抑或更加多极的世界》研究报告（2015年9月）所计算的一国军力指数，包括6个常规武装力量因素（军队人数占5%，坦克占10%，武装直升机占15%，飞机占20%，航母和潜艇各占25%）的数量和核武器。中国军事指数居世界第三位，排在美国和俄罗斯之后。尤其是，这次“9·3大阅兵”充分显示了我国国防实力，也引发了全球的关注。为此2015年9月5日至11日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对中国各类导弹射程和数量作了专题报道和专业化分析（见图1）。

图1 中国各类导弹射程和数量

资料来源：The Economist，September 5，th-11th 2015

过去十几年，特别是“十二五”时期，中国国防实力上了一个很大的台阶。在中央《建议》首次提到“国防实力上台阶”。

第四，我国国际影响力再上一个大台阶，扮演世界大国的角色。在“十二五”时期，我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已经进入世界经济舞台的中心，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大的发动机，在国际上的软实力也得到了明显的提高。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基础和条件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为我国全面对外开放、参与世界治理提供了坚实的基础。2013年，习近平出访了14国次，7位常委合计出访32个国家；2014年，习近平共出访7次，出访18个国家，足迹遍及五大洲，7位常委合计出访46个国家。截至2015年9月30日，习近平共出访5个国家；7位常委合计出访20个国家。2013年，习近平先后参加国际会议4次，十八届中央政治局7位常委共参加国际和地区间会议10次；2014年，习近平又先后参加国际会议4次，7位常委共参加国际和地区间会议12次；2015年，习近平参加国际和地区间会议5次，7位常委合计参加国际和地区间会议12次，提出诸多“中国倡议”，如中国所倡导的“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丝路基金，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增加对最不发达国家投资，免除对有关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截至2015年底到期未还的政府间无息贷款债务，设立国际发展知识中心等。习近平同志积极倡导“共赢主义”，主动构造新型大国关系、新型国际关系，主动全面参与全球治理，积极承担大国责任，提供全球性公共产品，充分发挥大国领导作用。

我们已经迈入了“中国的十年”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国将迅速扩展全球影响力，成为各国都不可能忽视的一支力量。中国在各种跨国机构中将发挥重要作用，而地缘政治环境也将对中国有利[4]。

可以认为，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成为世界和平发展的中坚力量，发挥巨大的正能量，产生多种正外部性。

第五，我国综合国力又上一个大台阶，已进入世界综合国力第一阵营。在此，我将综合国力定义为“一个国家通过有目的之行动追求其战略目标的综合能力，国家战略资源是其核心组成因素和物质基础”。本文从1990年至2014年间中国和美国八大类国家战略资源以及综合国力占世界比重计算。结果表明，中国综合国力占世界总量比重不断提高，从2010年的14.10%提高至17.13%，提高了3.03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0.76个百分点。与美国的相对差距从1.17倍缩小至0.89倍（见表3）。我们预计，到2020年，中国综合国力更加明显，占世界比重将超过20%。

表3  中美综合国力占世界比重（1990年-2014年）

单位：%

计算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世界贸易组织数据库，联合国人口数据库，世界知识产权数据库，郑云峰协助。

目前中国已经提前实现了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的“富民（小康社会）强国（综合国力）”目标。党的十六大报告公开提出的强国目标是：到2020年GDP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5]2016年，中国将提前实现GDP翻两番的目标。超过我在1998年提出的综合国力目标，即中国在未来20年与美国的相对差距由3倍缩小为2倍以内，成为在强大综合国力基础上具有主导能力的世界强国。[6]

当时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还提出了2020年的三个量化指标：一是富民目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2%，202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000美元以上，大体相当于当时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二是城镇化目标，城镇化率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到2020年城镇化率超过50%；三是基本实现工业化目标，农业从业人员比重到2020年降到30%左右。[7]

到2014年，中国已经提前实现这三大指标：按汇率法，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已经达到了7380美元，在世界上排位从2010年的120位上升至96位，预计到2020年将达到1.2-1.3万美元；按PPP法，我国人均GDP已达到13217美元，（见表4）预计2020年将超过2万美元；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54.8%；农业从业比重已降至29.5%。

表4  中国人均GDP及居世界位次（2000年-2014年）

注：人均GNI是指人均国民总收入，括号内为参加排序的国家和地区数。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中国在世界经济、贸易、科技、国防以及综合国力方面的比重上，每隔五年（即五年计划或规划）就会登上一个台阶，在从世界大国走向世界强国的进程将逐渐加快。当然，这一进程也与美国十多年来至少犯了三大错误（发动了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制造并出口了国际金融危机）、走向相对衰落有关，这也验证了在全球化激烈竞争的国际背景下“不进则退”的简单真理[8]。

“十三五”时期的定位：决胜阶段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宏大目标，即第一个百年目标，是2002年由党的十六大报告首先提出的。当时，这一目标到底能不能实现？如何实现？人们还不能确定。为此党中央进行过三次重大部署和总体设计，除了党的十六大外，还有2007年党的十七大、2012年党的十八大，并实施了三个五年规划；而每一个五年规划都上了一个大台阶，具有承前启后的积累作用，“十三五”规划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规划。

“十三五”时期如何定位

中国各个五年规划时期是如何定位的？它们之间有什么关联之处，又有什么不同之处？

“十一五”时期的定位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为后十年顺利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十二五”时期的定位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首次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关键词，因此一年之后就成为党的十八大报告的主题词：“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奋斗”。

那么，“十三五”时期的定位是什么呢？与“十一五”时期、“十二五”时期有什么联系和区别呢？

首先，“十三五”时期站在更高的发展起点上，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新要求，并提出更高的发展目标。2002年党中央在提出这一目标时，十分务实，也留有余地，是希望从“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是使尚未脱贫的人解决温饱问题，并逐步过上小康水平，把“总体上”三个字拿掉。当时的小康标准就是人均GDP 3000美元，2014年中国人均GDP已达到7000多美元（汇率法现价美元），已经属于上中等收入水平，保守估计，到2020年，中国人均GDP至少要在1.2-1.3万美元之间，接近或进入高收入阶段，超过原定的目标值。

其次，“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的最后五年，也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收官规划。习近平在《说明》中特别提到“补短板论”，即必须紧紧扭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存在的短板，在补齐短板上多发力。他特别提出，中国还有几千万人口生活水平处在扶贫标准线以下。因此中央将这一时期界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决胜阶段的“三大战役”

我们将“决胜阶段”界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全面决战期”、“全面决胜期”、“全面建成期”。所谓“全面决战期”，就如毛泽东在1948年所酝酿和策划的三大战役（指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解放了大半个中国一样，在渡江战役之后很快就解放另一半中国，建立了新中国。同样，在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总目标，就需要发动三大战役、决胜三大战役：

第一大战役是向极端贫困宣战，到2020年消除国家贫困线人口。

第二大战役是向污染宣战，让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与经济增长、城市化进程彻底脱钩。十三五时期已经确定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的三大行动计划。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工业生产国之一，也是世界城市人口最多的国家，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国家，又是有机污水排放最多的国家，还是土壤污染面积最大国家，这些都将直接危害广大人民的身心健康，已经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大约束条件和突出的短板。实行这三个行动计划，就是从根本上遏制并扭转长期以来环境污染恶化的趋势，《建议》首次“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的绿色发展目标，将提高环境质量作为重中之重，将保护全体人民身心健康作为发展的最终目的，进而中国为解决亚洲地区乃至全球环境问题做出重大贡献，如同《建议》所言“为全球生态安全做出新的贡献。”

第三大战役是创新战役，为中国长期中高速增长提供强大动力。以上两个战役都是做减法，而这个战役就是要大作加法和乘法，特别是要以科技创新引领全面创新，即要加大引进创新，对外开放获取全球的最新技术、最适用的技术，进行引进消化创新、集成创新、系统创新，还要强化自主创新。

“后小康时代”体现中国道路

中央将“十三五”时期的另一个定位就是：“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如何理解这一定位？有同志提出，可以称之为“后小康时代”，我赞同这一意见。

“后小康时代”是一个什么时代？肯定是富裕时代，因为小康是界于贫穷与富裕之间的必经阶段。“小康水平”或“小康社会”可以称之为中国共产党伟大创新，又是领导全国人民的伟大实践，在发展中国家中走出了独特的“中国道路”，即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从基本国情来看，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更是世界上绝对贫困人口最多的国家。因此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过程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从绝对贫困阶段到温饱阶段，再到小康水平阶段，目前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今后是富裕阶段、共同富裕阶段。与此相应的，从发展水平阶段看，先是极低收入阶段、再是低收入阶段、然后是下中等收入阶段，目前是上中等收入阶段。“十二五”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十三五”时期则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接近或达到高收入阶段，进而在“十四五”、“十五五”时期迈向共同富裕的高收入阶段。

正是基于中国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和阶段性的认识和分析，可以认为，后2020年的中国就是“共同富裕时代”（简称为“共富时代”）。当然，不止是到2030年，可能还要延长到2040年、2050年，也就是第二个百年目标，不仅如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且实现共同富裕的“大同世界”。

“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就是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总体目标，诚如习近平在《说明》中所要求的，即从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倒推，厘清到时间节点必须完成的任务，又从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顺推，明确破解难题的途径和办法。

                                         （编辑 杨利红）

共商共建共享   扩大“一带一路”朋友圈

在开幕式上，丝路论坛主席、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元做了《推进“一带一路” 建设命运共同体》的主旨发言。陈元指出，“一带一路”与命运共同体建设是顺应世界大势的“天下大计、百年大计”，两者相辅相成、有机统一。“一带一路”建设，可以促使亚非欧的广大区域发展成为一体化的经济空间，为形成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命运共同体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加强命运共同体建设，有利于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合作成果转化为情感纽带，上升到精神层面，增加相互间的认同感，为“一带一路”的深入推进创造良好的社会与人文环境。“一带一路”与命运共同体建设具有高度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是开放包容的共同体。

外交部副部长程国平在演讲中表示，“一带一路”是开放包容之路、互利合作之路、文明融汇之路。开放性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鲜明特色，“一带一路”是中国的倡议，但不是中国的专利，也不是中方一家的独奏，沿线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生产要素和资源禀赋各异，我们愿与相关国家积极推进互联互通建设，为沿线各国的发展增添新动力注入新活力，更多惠及沿线各国人民。“一带一路”不仅是重要的商贸通道，也是超越国度、跨越时空的文化走廊。中国将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传承和弘扬古代丝绸之路友好合作的精神，推动多样文明平等交流，使文化的传播、文明的交融寓于深广，拉紧友谊的纽带。

“共商”、“共建”和“共享”是“一带一路”的原则。全国人大常委会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赵白鸽认为，“共商”是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形成对发展目标的共识，并共同探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和路径。“共建”是要形成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而不是施舍。“共享”是指“一带一路”建设的成果应该由沿线国家的全体人民共同分享。她认为，“一带一路”建设将带来新的历史时期全球治理结构的改善，将致力于促进各国公平、平等地参与和实现发展，特别是让更多的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能够参与全球治理。治理的内容不仅是经济，而且涵盖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等方面。其次，“一带一路”将形成全球新的经济增长点，特别是让被忽略的国家和人群在经济全球化中受益。更重要的是，“一带一路”将促进形成一个和平与发展的世界，共同应对21世纪的挑战。

丝路论坛副主席、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表示， “一带一路”建设将为中国和沿线国家的共同发展带来巨大机遇。“一带一路”是开放的，是穿越非洲、环连亚欧的广阔“朋友圈”，所有感兴趣的国家都可以进入“朋友圈”。“一带一路”是多元的，涵盖各个合作领域，合作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一带一路”是共赢的，各国共同参与，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实现共同发展繁荣。这条路不是某一方的私家小路，而是大家携手前进的阳光大道。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进出口银行原董事长李若谷认为，“一带一路”的提出是中国发展融入世界的需要。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命运共同体”理念，就是着眼于新型国际关系的建设。现在世界经济遇到困难，需求严重不足。环顾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的希望在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发展、转型、向更高级经济阶段的发展离不开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因此，“一带一路”的提出，是中国融入世界继续改革开放，特别是在更高层次上开放的需要，它顺应了亚洲地区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的需要。同时，“一带一路”也是打破冷战思维、零和游戏的重要战略构想。

加强互联互通  打造经济共同体

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赵胜轩认为，建设“一带一路”重大倡议的提出，呼应了沿线各国实行对外开放、实现繁荣发展的现实需求和共同愿望，顺应了当今时代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历史潮流。“一带一路”建设不是某个国家的对外扩张，不是谋求势力范围或经济霸权，而是沿线各国实现共同利益、共同发展的需要。“一带一路”建设，通过加强政策共通、道路连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促进沿线各国发展，造福沿线各国人民。

国税总局前副局长许善达认为，中国应该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与有关国家的共同体建设，扩大中国的经济疆域，从而在实现政治和平的同时，使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更高。换言之，通过相关项目建设和发展，实现经济共同体的建设，才是“一带一路”建设最本质的东西。

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所长汪晖认为，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的倡议既有战略性和内在需求，也有自己的历史传统。与过去不同，“一带一路”是基于平等基础的范畴，但它又具有内部的弹性，尊重当地发展，强调互利共赢，强调开放性，并且根据具体条件加以变通，这些都是与欧洲和其他国家建立共同体的最大差异。

自从2013年习近平主席正式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以来，“一带一路”建设已取得了积极的进展。

在政策沟通方面，2015年3月，中国政府正式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60多个沿线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其中，蒙古有“草原丝绸之路计划”，哈萨克斯坦有“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印度尼西亚有“海上强国”战略……。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签署并发表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得到欧亚经济联盟其他成员国的积极支持。

在设施连通方面，中国与沿线国家间的跨境公路、铁路、油气管道、网络高效运转，渝新欧、汉新欧等一系列国际货运班列陆续开通运营，各国在基础设施领域不断上马大项目，互联互通的广度和深度与日俱增。

贸易畅通方面，过去十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年均增长19%。今年年初以来，在全球贸易总体下滑的背景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额仍保持快速增长。据预测，中国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将突破2.5万亿美元。

在资金融通方面，中方倡议成立了资金规模为1000亿美元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资金规模为400亿美元的丝路基金，对现行国际金融机构形成有益的补充，还建立了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中非基金和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等。       

在民心相通方面，中国与沿线各国的人文交流越来越密切，专家学者互访、互办旅游、电影周等日益常态化、规模化。目前中国已与46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缔结各国互免签证协定，19个沿线国家和地区给予中国公民落地签证便利。

程国平副部长在讲话中表示，目前世界经济依然处于复苏与衰退的拉锯战中，全球有效需求上升和国际贸易回暖尚需时日。而“一带一路”建设将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举措给沿线国家和世界带来多重复苏与发展的机遇。

一是增长机遇。一方面是“硬”拉动，通过实实在在的经济项目增加供应和就业，促进区内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拉动沿线国家实体经济。另一方面是“软”促进，让亚非欧国家找到一个共同努力的方向，共同奋斗、共谋发展。

二是互联互通机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包括“一带一路”的六大经济走廊和海上重要港口等交通大项目建设。2020年前，中国将建设172个重大水利工程，投入资金约1000亿美元。

三是投资机遇。中国企业已成为国际投资融资新的生力军。去年中国共实现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1160亿美元，同比增长15.5%，其中非金融类投资同比增长14.1%。目前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占中国对外投资的比例不到20%，还有很大增长空间。

四是合作便利化机遇。“一带一路”建设将自贸区合作作为重要方向。目前中国约30%的对外贸易通过自贸区完成，其中大多是与“一带一路”沿线的伙伴们进行。中国还在商谈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中日韩自贸区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积极对接“一带一路”  驻华使节正面回应

丝路论坛上，有关国家使节和上合组织相关负责人纷纷表达了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同和参与热情。

俄罗斯驻华大使安德烈·杰尼索夫表示，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对接具有历史意义，是一种创新性、多领域的互利合作，共同目标就是保障欧亚大陆的和平与安全，促进各国的繁荣和可持续发展。今年5月8日，习近平主席访问莫斯科期间，两国发表了关于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为进一步落实“一带一盟”对接的联合声明，欧亚经济委员会决定启动欧亚经济联盟与中国之间的经贸合作谈判进程。预计在相关合作框架内，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将就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协调出台一些举措；而涉及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的自由经贸协定，将成为“一带一盟”对接的经济纬度。俄中两国认为，地区合作的重点方向是进一步扩展经贸合作、优化贸易结构、简化投资和贸易手续、发展产业合作等等，双方尤其重视运输基础设施方面的合作，一些重点项目成果将在2015年12月举行的欧亚经济委员会会议上完成，届时将制定与中国进一步合作的路线图草案。

上合组织秘书长德米特里·梅津采夫认为，上海合作组织是一个独特的国际组织，既可以保证和平与安全，也能够推动经济和贸易合作，支持人文交流，在推动“一带一路”倡议方面同样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他表示，上合组织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抱有很大兴趣，应该抓紧时间落实，继续付出巨大努力，建设新的经济走廊。同时，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应该是平衡的，不要导致欧亚大陆一些非建设性竞争性项目的出现。

法国驻华大使顾山说，“一带一路”的倡议令人兴奋，这是促进世界繁荣和平的重要事业。我们的共同追求是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发展，也就是分享的发展。法国作为中国的全面战略伙伴，愿意同中国一起通过“一带一路”的参与和各方分享增长。同时，“一带一路”还要体现在一些具体项目上，例如从重庆到德国杜伊斯堡的铁路、从成都到波罗斯市的铁路，都是具有象征意义的重要基础设施项目。作为亚投行的创始成员，法国企业愿意和中方分享经验、建立合作，共同促进一些履行社会环境责任的项目。

在英国驻华使馆公使兼副馆长罗廷看来，“一带一路”是古代丝绸之路在当代的延续，是东西方之间一座桥梁。古代的丝绸之路不只是商品、货物、人流的远距离运输和交流，而且是技术与科技的发展以及文明与思想的传播，这种丝绸之路精神非常重要。今年习近平主席访英期间，中英双方明确在“一带一路”方面进行充分合作，英国希望能够以此处理好国内经济不平衡的问题。英国也将积极参与到新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开发银行当中。

冷思考细落实  旗舰企业加快全球布局

中信集团：坚持正确的义利观

作为最早“走出去”的企业典范，中国中信集团一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全国政协委员、中信集团董事长常振明表示，“一带一路”是新时期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部署。支持“一带一路”建设，是国有企业践行国家战略的重要体现，也是中国企业难得的发展机遇。中信集团将进一步发挥自身优势，全力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为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共同发展做出贡献。在投资中，中信集团将坚持正确的义利观，即“先予后取，多予少取，必要时做到舍利取义”，从长远考虑帮助发展中国家经济建设，实现互利共赢。

常振明指出，“一带一路”建设对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投资需求很大。中信集团将综合考虑人口规模、资源储备、项目盈利前景等因素，重点关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东南亚的泰国、缅甸和越南，南亚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家的投资机会。

中信集团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具有独特优势。一是综合优势明显，能够提供综合解决方案。中信集团拥有银行、证券、信托、基金等金融业务，以及工程承包、资源能源、装备制造等实业投资，具有较强的资金实力和融资能力，能够发挥综合产业优势，为客户提供项目前期策划、投融资安排、建设、运营等一揽子综合服务方案。

二是中信股份在香港整体上市，为中信集团直接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搭建了平台。

三是在海外布局多年，具有品牌优势。中信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最早在境外开展直接投资的企业，早在1986年就投资了澳大利亚波特兰铝厂，这是中国当时在海外最大的一笔投资。目前中信集团已在沿线多个国家开展投资。其中中信重工在西班牙、印度、东南亚等地设立分公司；中信资源在印尼、哈萨克斯坦投资了石油项目；中信建设在伊朗、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缅甸以及非洲一些国家承建对外工程承包项目。在“走出去”过程中培养了一支熟悉国际市场的人才队伍，与多个国家建立了良好的公共关系。

下一步，中信集团将在以下三个方面积极参与和支持“一带一路”建设。一是发挥金融助推器作用，加大资金支持力度。中信银行已确定首批近40个重点推进项目，拟融资总额约1100亿元，目前已投放186亿元。

二是利用“走出去”过程中积累的优势，加大直接投资力度。中信投资的印尼Lofin油气田项目，目前天然气可采储量、凝析油探明储量分别达2.02万亿立方英尺和1800万桶，油当量约3.54亿桶；中信集团刚刚签约伦敦皇家阿尔伯特码头项目，是迄今中国企业在英国单体开发的最大绿地项目。

三是建立独特商业模式，加大合作力度。中信将与国内优质企业合作组建“联合舰队”，抱团出海；同时加强与亚投行、金砖银行、丝路基金等机构的交流合作。

四是切实履行社会责任。中信在项目所在国积极开展教育医疗、扶贫开发、赈灾救灾、人居环境改善等公益慈善活动，树立中国企业的良好形象，为深化人文交流合作发挥积极作用。

中石化：立足长远 统筹规划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原董事长傅成玉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着眼于重大国家发展战略，涉及长远、衔接国际，不能一蹴而就。“一带一路”倡议如何落地，需要冷思考、细规划、实措施，需要踏踏实实、认真研究。

结合企业“走出去”的经验，傅成玉认为，首先，“一带一路”建设要与国家已有的重大发展战略相适应。如何把已有的发展战略与“一带一路”倡议融会贯通，协同发展，从规划到产业布局，从企业项目到整个宏观战略的顶层设计，都要统一考虑。同时，“一带一路”不能一厢情愿，必须与当地国家的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对接，为当地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一带一路”涉及60多个国家，多数都是不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人口相对较少，政策法规不完善，市场有限，其中很多复杂而具体的问题需要政府和企业在选择项目时对未来进行整体评估。

其次，落实“一带一路”建设要与国内的调结构、转方式、绿色低碳发展相协调。我国企业特别是工业制造企业，要加大国内结构调整和去产能的力度，用两到三年时间使我国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提升一个台阶，使我们的技术和产业真正进入中高端。

第三，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要以创新为驱动力，把技术升级换代作为主要的投资领域。“一带一路”要与企业自身的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协同起来，特别是与国家提出的“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等等紧密结合，通过技术改造促进产业升级。

第四，“一带一路”建设要重视风险防范。不管是顶层设计，还是企业的项目选择，风险是我们“走出去”时第一个要考虑的问题。既要着眼长远，又要抓住当前机会，企业必须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在理念上要坚定，在实施上要清醒。

中车集团：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近期，南北车重组引发了社会各界的更高期待，重组后的中国中车，规模和技术都位于国内装备制造业前列，我国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的规模已居全球第一。中国中车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徐宗祥表示，要成为真正领先全球的企业，中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特别要把握好“一带一路”的历史机遇，加快全球布局。

近年来，中车不断加快国际化经营步伐，不断打造海外业务升级版。目前中国中车在全球市场的占有率达到30%，海外市场占比10%。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的基本前提，铁路等交通设施更是优先建设的领域，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一带一路”的推进速度和成效。对于加快铁路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徐宗祥提出了四点建议。

一是政府为核心，全力搭建多层次的公共合作平台。“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单一企业力有不及，需要政府在统筹协调国与国、区域组织、企业和社会团体的关系中发挥核心作用，搭建多层次、宽领域、全方位的平台。

二是资本为先导，加快启动交通基础设施项目。亚洲开发银行预测，未来10年亚洲基础设施将新增投资8.22万亿美元，即每年新增投入8200亿元。未来解决“一带一路”部分区域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不仅要靠公共资本的先导作用，也要充分调动私人资本的积极性。需要金融创新带动社会资本（如PPP模式等），通过吸引各类私人资本、商业资金和社会资金直接投资建设和经营。

三是产业联合，发挥优势，赢得主动。以高铁为代表的中国轨道装备制造业

具备四大竞争优势：世界领先的技术水平、运营经验、服务精神和综合性价比优势。从轨道交通领域来讲，中国具有完善且强大的产业体系。同为中国企业，我们的装备制造、通信信号、基本建设、运营管理以及金融企业更容易组建“联合舰队”，实现抱团出海。因此，中国企业有条件将优势化为胜势，在竞争中赢得主动，在规划建设中起到主导作用。

四是产能合作，扎根当地，寻求共赢。中国中车将加强与沿线各国实施国际产能合作，统筹采用直接投资、并购、联盟等方式，加快国际市场布局和拓展。在推进全球化经营的同时，推进产品品牌、市场营销、产品制造、人力资源、研究开发、资本运作等与东道国本土资源的深度融合，实现共同发展。

搭建高端智库 提供智力支持

“一带一路”与共同体建设需要广纳各路英才、汇集各方智慧，源源不断地为之提供思想指导和规划设计。因此，围绕“一带一路”和共同体建设，继续加强新型智库平台建设十分必要。

陈元指出，“一带一路”建设需要智力支撑和人才保障。一方面加强能力建设和战略投入，加强对全球治理的理论研究，高度重视全球治理方面的人才培养；另一方面需要新型智库平台出谋划策，而新型智库平台又可以借助 “一带一路”和共同体建设锻炼身手、发展壮大。赵胜轩认为，“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具有开创性的发展战略，也是一项艰难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凝聚沿线各国人民的智慧，其中智库能够发挥独特的优势。尤其是沿线各国智库熟悉本国政策和国际问题，能够客观地进行第三方评估，及时提出建设性的对策和建议。

实际上，自从“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与之相关的智库平台大量出现。2015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统筹成立了蓝迪国际智库项目（RDI,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作为国际化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平台，蓝迪国际智库项目凝聚国内外政党、政府、社会、企业、金融、国际组织等各方面资源，搭建国际国内合作平台，为建设“一带一路”提供智力支持。

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今年还成立了“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以此为平台汇集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社会各界的智库资源，深入研究“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大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丝路论坛就是多家智库协调行动的一次成功尝试。成立于2014年的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是第一家由大型中央企业中信集团公司兴办的智库，正在努力办成中国最有影响力的高端综合性智库之一。

强化共同安全   严防法律风险

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风险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王湘穗认为，安全是“一带一路”的题中应有之意。我们应该以辩证的眼光来看待安全问题，要把安全和发展结合起来。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要建立泛亚区域的安全框架，培育适合共同体建设的安全观念，创新能够应对多种威胁的安全机制，强化“一带一路”的安全保障，以实现共同发展。

首先，要谋求建立泛亚区域的安全框架，即区域国家共同建立处理和解决安全事务的总体方案和基本规则。和以前的区域合作计划相比，“一带一路”构想更具综合性，要建立一个共同安全、共同发展的泛亚区域。不要成为“被嫁祸”的地区，就要建立起能够维护自身安全的总体框架。

其次，要培育适合“一带一路”和共同体建设的安全观念，创新能够应对多种威胁的安全机制。

第三，还要强化“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安全保障，组织力量进行细致的国别调查和区域调查，发现真实的安全威胁和隐患，提供针对性政策，并做到时变策变，处变不惊，应对有方。

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王利明认为，“一带一路”沿线包括60多个国家，国内外对“一带一路”的最大担忧，就是政治风险、法律风险、投资风险、安全风险等，特别是法律风险。我们在调研中感受到，国内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并不十分熟悉，要加强对这些国家法律制度的了解与研究，涉及投资、劳工保护、环境保护，甚至社会保障、涉外制度等方面。不同国家间法律制度又有很大差异。例如，新兴经济体在法律上有很多自身独特的规定，如果我们不了解清楚，很可能会产生一些争议，发生一些纠纷。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注重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订双边投资协议，这对于保护国内投资者，推进企业“走出去”非常重要。此外，还要进一步加强商事仲裁机制的作用，加强涉外法律人才的培养，从而有利于减少法律风险，降低成本障碍。

重塑世界经济地理  提升中国话语权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认为，“一带一路”的关键词之一，就是经济地理革命。它起源于2009年世界银行的年度报告，是21世纪最重要的革命，旨在重塑世界新地理，基本思路就是提高密度、强化连接。“一带一路”的路线图一旦确认，将推动形成一个更加宏大的路线图。例如，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国家电网将不仅重塑中国的电力基础设施，也将重塑亚洲、非洲和欧洲的电力设施。今天的中国将比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效地推动重塑中国经济地理、亚洲经济地理乃至世界经济地理，从而开启下一个一百年的“共赢主义时代”。

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表示，如果“一带一路”成功实施，就意味着国际秩序的重塑，意味着对全球经济、贸易、货币、金融乃至政治军事秩序的真正重建。

从金融方面看，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中国加入重建全球货币金融战略秩序的时机已经成熟。2008年以后，新兴国家对世界市场的贡献率达到60%，中国占到一半，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变化；同时中国还是世界45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现在全球经济对中国经济的依赖程度，特别是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与日俱增。与之相对应，中国在整个国际秩序中的话语权或者发言权却非常不相称。

向松祚认为，在全球秩序的重建和改革中，货币和金融秩序是最核心的组成部分，中国需要有一个更加高瞻远瞩的国际金融战略，至少应该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如何让金融货币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二是如何把中国制造业或者实体经济的全球地位转化成为货币金融的全球地位。三是中国企业、中国产业和中国资产要到海外配置资源，这是必然趋势。

随着“一带一路”的实施，世界上一半国家可能成为未来人民币货币区的成员，未来人民币将真正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甚至世界第二大货币。“一带一路”建设对于中国的金融开放和金融战略如此重要，就是在于它的成功实施将使人民币获得庞大的货币区支撑，从而提高中国在全球货币金融领域的话语权、定价权和影响力。

直面困难挑战  脚踏实地推进

孔丹表示，“一带一路”和共同体建设是中国提出的伟大构想，是造福人类、推进中国与世界共同发展的战略宏图，因而也是充满挑战与风险的漫长征途，对其中的艰难险阻一定要有深刻认识，在思想和行动上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一带一路”和共同体建设具有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它涉及处于不同发展水平、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数十个国家，几十亿人口，其中的复杂性、艰巨性不言而喻。“一带一路”构想提出以来，国际上高度关注它的走向，既有乐观的期望，也有悲观的预测。我们在以平常之心对待与“一带一路”有关的国际舆论的同时，又要最大程度地考虑风险，争取防患于未然，精心设计推进方案，仔细衡量成败得失，尽可能减少失误和波折。

“一带一路”和共同体建设是复杂的系统工程，既有来自国外的各种风险，也有来自国内的不同挑战。国外的风险，不仅可能来自“一带一路”倡议所涉及的国家，也可能来自域外国家的干扰；风险又会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法律乃至环境保护等诸多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种族、宗教、语言、法律、政治体制、生活习惯等方面千差万别，中国企业和机构以往与这些国家往来相对较少，中国的院校和研究机构对其关注也不多，建设“一带一路”所需要的经验积累和知识准备都远远不够，在所有方面几乎都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套用，需要在实践中逐渐摸索，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因而“一带一路”和共同体建设不仅有复杂性、艰巨性，也具有长期性，我们要有打“攻坚战”、“持久战”的心理准备。

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杨凯生和进出口银行行长李若谷都谈到“一带一路”建设的融资问题。李若谷特别提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基础设施是合作的基础，产业合作是关键，融资是一个突出问题。其中，对于融资问题，中国恐怕要投入大量资金，刚开始还要以优惠的资金为主。

坚持实事求是 加强方法创新

今年3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标志着“一带一路”正在由国际倡议转化为现实行动，由宣传与认识逐步进入到操作实施阶段。

陈元副主席建议，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科学方法推进“一带一路”和共同体建设，要着力做好如下四个方面：

一要有高远视野和扎实步骤。不可只重表面光鲜、忽视实际效果，亦不可只重眼前收益、忽略长远利益；要防止出现一哄而上、一哄而散的现象；要以严谨的科学精神，认真做好调查研究，特别是要把基础性工作做细、做实。

二要有系统思维和整体意识。不谋全局，难谋一域，要做好全局性的规划设计，统筹好中国内部不同职能部门、不同地方，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统筹好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的和不同的利益关切与愿望期待，共同下好这盘事关区域乃至全球的大棋局。

三要有思想突破和方法创新。“一带一路”和共同体建设，是中国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更大规模参与国际事务、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新尝试。要在思想方法上做出“不法古，不循今”的创新，既要打开视野，又要打破一切成规，积极探索前所未有之法。例如，对外投资上可以在开发性金融的实践基础上，创新设计出一整套“一带一路”投融资新方法；机制保障上要推动相关部门职能的转变与完善，形成合力。

孔丹认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要讲究科学方法。万事开头难。当前处于“一带一路”与共同体建设的起始阶段，选取哪些国家、在什么样的地点、以什么样的方式、实施什么样的项目，作为“一带一路”与共同体建设的突破口，要有认真的分析和细致的规划。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工作方法，要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区域的实际情况出发，评估各种风险挑战，确定目标，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划。

陈云同志曾经强调，要避免片面性，还需要运用“交换、比较、反复”的方法，尤其是要与他人多“交换”意见，才能了解全面情况。要认真总结以往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经验。企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力量，早在十几年前，很多中国企业就在国家的号召下开始了海外拓展。这些年来，中国企业“走出去”有过成功案例，也有不少失败教训。这都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在总结基础上，争取多复制成功，减少失败。

面对复杂局面要有预先设想，要准备好应对方案。对可能出现的问题要有精神准备，还要备有可操作、可实践的办法。我们应该建立起信心，相信在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大背景下，企业的海外发展会面临更多、更大、更好的机会期。（编辑 苏歌）

对了解中国充满浓厚兴趣

虽然已92岁高龄，基辛格接受中信集团的邀请，再度踏上中国的国土。在中信出版集团、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共同主办、本刊协办的“2015京城国际论坛”的主旨演讲中，基辛格兴致盎然地讲述与中国的渊源。在国际舞台上，见证风云变幻、世事变迁的德高望众的政治家并不少，但在西方若论与中国的关系之密切，当属基辛格。

1971年基辛格陪同尼克松第一次来到中国，作为开启中美关系的破冰之行，载入史册。在那次访问中，他对周总理表达了他的感受，他感觉中国是一个神秘的国度。周总理回答说：你想想，中国有9亿多人民，其实并没有那么神秘，如果你更好地了解我们的人民，对你们来说也就不会那么神秘了。周总理的答复让基辛格铭记了45年，他对了解中国充满浓厚的兴趣。四十多年来，他访问中国的次数几乎打破了西方人的记录，而每一次到中国来，他都要尽量充分地了解有关中国的新变化、新知识、新事物。他说，中国的最伟大之处在于把那些非常客观的东西变成了一种人类的体验，这种表述或许非常哲理，体现出了基辛格的睿智。

中国必须确定自己的角色

1982年，基辛格再度到中国访问，那时候中信集团刚刚诞生。他回想当时的中国，街上没有什么高楼大厦、没有汽车，也就没有交通堵塞。现在中国的年轻人可能很难想象，那时的中国是什么样子。中国巨大的变化令他感触，他说，我觉得中国人民采取的每一步措施都展示了勇气，这为中国确定了雄伟的目标，而且实现了一些看起来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目标。

“1971年我第一次到中国来的时候，如果有人跟我说，中国45年以后会变成现在这样子，我一定会说，你在做梦吧。”基辛格说，当时他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事实证明中国做到了，中国人民对自己有信心，中国的领导人坚信自己的未来。

“昨天晚上，有年轻人问我，未来将会是什么样的？我说我不知道未来究竟会什么样，虽然大家都提到目前国内外存在的很多的问题”。基辛格说，他亲眼目睹中国克服了诸多来自国内外的挑战，所以他坚信，中国一定会实现目前国家领导人所提出的“两个一百年”的目标。

中国在未来发展中如何确定自己角色？在世界秩序中，中国将如何发挥作用？这是全世界关注的。基辛格说，本着这样的精神，今天我想强调的一个最重要的事情是：在当今世界，没有人能够确切地知道中国的角色是什么样的，但是每个人都知道，这终归会发生，中国必须确定自己的角色，这是当今世界秩序中最基本的条件。

基辛格认为，没有一个国家会情愿用武力而不是使用和平的方式去解决纠纷。在当前技术变革和军事冲突的背景下，如果大国之间的冲突这样继续下去，对全人类来说是灾难，当然冲突的参与者也无法从这种灾难中得到恢复。基辛格举例说，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欧洲，假如在1914年，欧洲的领导人都能够了解战争结束以后欧洲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他们决不会开始这场战争。

基辛格评论，习近平主席曾经把来自国际上的挑战定义为创立一种体系，这样使得潜在的对手成为合作的伙伴，在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并不多，因此，这一代人有一个特殊的任务，就是要实现这一点。

构建前所未有的国际秩序

基辛格的著作《世界秩序》中文版在中国发行之后，引起很大反响。“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基辛格谈起写这本书的缘由，他的朋友跟他说：你真应该写一本书，论述一些当今世界上最大的问题，别写历史了，面向未来吧。所以他就写了这本书。但他表示，他不可能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也不可能有人都知道。所以大家必须在一起努力，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基辛格说，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一种世界秩序，即整个世界都参与到创建同一个国际秩序的过程中来。他在讲演中强调，“共同”是非常重要的。他引述历史现象进一步阐释，罗马帝国当时很无知，它们并不了解包括中国皇帝在内的很多其他地方；包括对非洲、也对其他地区一无所知。在过去的整个人类历史上，世界各个地方、各个地区始终都没有这样被连接到同一个国际秩序当中去。现在应该构建什么样的世界秩序？19世纪时，欧洲一些国家组织了一个国际体系，试图涵盖整个世界，但是他们未能就世界主要问题达成一致。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成为唯一的一个组织有序的国家。随后新中国成立了，其他国家也陆续出现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阵营中。二战后形成的世界秩序反映了当时的现实情况。

基辛格指出，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独特的时期，这个时期革命性的变化接连不断。回顾历史，欧洲曾统治世界长达两百多年，并形成一个适用于欧洲地区自身的独特组织体系。这个体系包括规模差不多的民族国家、经过清晰界定的秩序，而且还确定了各种法律准则和解决冲突的办法。但问题是，世界上没有其他地区或国家能按完全相同的方式组织起来，它在亚洲从来没有奏效，亚洲和中东地区也都未曾有过这样的体系和制度。

现在的情况又如何呢？基辛格说，在欧洲的体系中，相互平等的各国组成了欧盟，但各国仍然能够发挥自己的政治作用。欧盟现在仍在寻求界定其政治作用，在参与国际事务时，它既像民族国家，又是区域组织。在中东地区，同时存在四种形式的革命或者冲突：有仍然发生的一些反对现政府的冲突；有发生在现有某些国家内部的种族、民族、宗教团体间的冲突；有少数民族和宗教团体为组建所谓“哈里发体系”而跨越国家边界的冲突；还有发生在某些区域内的宗教团体之间或与其他区域之间产生的冲突，各种冲突同时存在。目前难以用一个统一的规则加以阐释。所有这些革命和冲突，到底将会呈现一种什么样的发展趋势？还未可知。

差异巨大阻碍中美达成一致

基辛格说，美国是由很多民族组成的帝国，美国人一直觉得自己即是亚洲的一部分，又是欧洲的一部分。但是现在美国进入了一个新的面临诸多变化的时代，特别是在二战后的这一段时期。世界权力正以不同的方式在分化，在这个背景下，美国的权力有所萎缩。

    其中当然有中国。在谈论中国的情况时，基辛格提到，在座的所有人对中国的了解程度都远超过他，但是过去的45年间，他一直在和中国打交道。他亲眼目睹了中国的发展趋势，或者说是经历的三个大的发展阶段。一是毛泽东时期，也就是中国刚刚实现统一的时期。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在毛泽东的一个著名的讲话中，他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要走向进步。二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时期，中国越来越融入到国际体系中，进入了全球的经济体系。任何人当时都很难想象，在之前中国对外封闭的背景下这种情况会成为可能。1976年，美中之间的贸易额比美国和中美洲洪都拉斯之间的贸易额还要少。而仅仅过了20年或30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雄踞于全球的经济体系，这是真正了不起的成就。三是中国现在正进入的另一个巨变的时期，也就是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时期。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的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的2049年，“两个一百年”都各自设定了目标。当中国实现了这两个目标，世界上就没有其他国家会有中国这样强大的实力。但是中国也不会强大到足以统治全球的程度，它不会这样去想，也不会这样去做。

基辛格强调，现在的关键问题在于，我们应该创造一个怎样的世界秩序？“当然了，归根结底，所有的国家最终必须要参与到世界秩序的构建过程当中。”基辛格提出，这就是他在《世界秩序》这本书中所阐述的观点之一。中国和美国必须要达成一致，相互理解，双方都要同意并遵照这样的原则，尽管这对中美两国来说都很难。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历史发展是如此不同，它们之间的体系又是如此独特。

中国在历史上曾经是一个了不起的帝国，现在又是国际体系中一个主要的参与者，一个不可或缺的国家，它将同各个国家一起参与到全球的经济体系中，每个国家都应当和其他国家相互连接。从某种意义来说，美国也是这样一个国家，美国和欧洲国家不一样，它曾经吸引了世界各个地区、各个国家的人来到美洲大陆，创造了一个崭新的国家，而现在美国同样也是全球经济体系的一部分。基辛格指出，显而易见的是，目前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是最强的单一国家，但这种情形恐怕会有所改变。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变化。

中美两国之间面临着文化方面的挑战。基辛格提到，中国和美国一定要能够相互理解对方，这非常重要。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美国并不存在一个强大的邻国，因此美国一直感觉不到外来威胁。但中国的周围从来不乏强大的邻国，经常面临外国侵略的威胁。这样不同的历史，让两国看待国际问题的视角有所不同。

另外，美国拥有得天独厚的各种各样丰富的资源和原材料，因而美国使用各种资源得心应手，这使得美国形成一种思维方式，认为每个问题都会有解决的方案，都可以得到解决。所以美国把巨大的努力放在相对短期的问题上，这是美国思考问题的特点。

基辛格说，中国则不一样，中国人有系统思维,它认为没有一个问题可以得到最终的解决，每一个解决方案实际上都会牵涉到另一个问题。一般来说，中国人更习惯于以概念化的方式来思考问题。

我们拥有共同的使命

基辛格认为，要想将两国之间的差距进行弥合，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直言，“我也不认为，我就能够解决这些摆在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但是我的确相信并同意习近平主席的观点，就是要将潜在的对手变成合作伙伴关系。关键在于我们要把潜在的敌对关系和相互对抗的势力，通过相互学习的方式，最终成为合作伙伴。”他说，美国的总统也说过类似的话。现在，我们双方面对的问题就是，如何将这些总的原则，运用到一些具体事务当中去。

基辛格还谈到他与中国打交道中的体验。他说，“在我自己的生涯中，我学到的很多东西都是从亲身经历中获得的，从和中国领导人的接触中，以及和中国的知识界打交道的过程中，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当我今天走进大厅时，看到有这么多朋友，有认识了几十年的朋友，他们不见得在观点上永远同意我，但是没关系，我们一直都同意这样一点——我们具有共同的使命，我们必须要努力实现。

“我对美国的听众也这么讲，最大的挑战就是要理解中国人是怎么思考问题的？中国也要认识到，美国同样也在学习，有时候他们把一些战略性的想法应用到新的情形当中，但也会遇到问题。世界上的新生事物层出不穷，比如说气候问题、网络问题，以及可以摧毁整个人类的核武器威胁问题。我们应该把这些问题转换成为我们共同的任务。”

基辛格对于中国朋友给予他的关注心存感激。他说，“我再次感谢大家邀请我参加今天的会议，感谢在座所有人，感谢你们让我了解中国，并从中受益，学到这么多东西。在我几十年的生涯中，学到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为此感到非常喜悦。”他认为，这并非代表对其观点的全部赞同，但代表了一种鼓励。

基辛格坦言，“有时候我也不是很清楚，世界秩序的内涵究竟何在，恐怕世界秩序最终形成时，我已经不在了。但是有一点我知道，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使命。”他再次强调，虽然在某些方面我们可能彼此存在不同的观点，但是我们必须永远记住我们的目标何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世界秩序，但必须要有这样一个秩序，否则我们就会面临被摧毁的危险，同时所有人类都会面临这样的危险。正是因为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点，所以我们应该找到一个方式来解决所面对的问题。

  （编辑 季节）

2015年10月31日，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特邀副理事长傅莹与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围绕世界秩序等问题进行对话。

当今世界的政治家需要具备哪些素质和条件

傅莹：过去一年，我们在纽约进行过比较深入的谈话。您对中国历史有着深入的认知并以此为基础了解今天的中国。您曾经告诉我，目前让您思考最多的问题是，美国还有多少时间和空间来维持现存的秩序，并构思未来的新秩序。而您在书里写道：“重建国际体系是对我们这个时代政治家才能的终极挑战。”您可否与我们分享一下您的看法，当今世界的政治家需要具备哪些素质和条件，做哪些事情，才能成功应对他们面临的“终极挑战”？

    基辛格：首先，每个国家面对变化和挑战都必须作出自身相应的调整，都倾向于将客观事实转化为主观体验。历史上的美国曾经独立于世界，但是面对一战和二战这样势不可挡的全球事件，美国开始调整自身并积极参与进来。二战后，中国陷入内战，欧洲被毁坏，前苏联忙于重建，所以美国作为一个经济和军事强国在国际上崛起并开始主导世界。当然，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美国必须做出调整，以适应这种变化。

在历史上，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帝国，但是和同一地区的其他国家的关系维系主要是一种朝贡的状态，它是亚洲最强大的国家。而这种情况现在也改变了。中美两国领导人都不能只考虑自身的利益，还要看到国际社会的利益。应该明确指出，中美不能互相威胁，而应该和平解决分歧。

中美如何超越分歧，共同迎接挑战

    傅莹：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自身也面临挑战，例如，如何与世界接轨，如何理解世界并更好地向世界解释自己？当中国在捍卫自身利益、应对挑衅的时候，美国却认为中国是在挑战美国和秩序。这里存在观念上的分歧。那么我的问题是，如何让我们的利益在同一个屋顶下相容？中美怎样才能并肩携手，迎接这方面的挑战？

    基辛格：虽然每个国家都会为自己的利益着想，但是每个国家都应当学会如何其理解其他国家的利益所在。我的建议是，找出具体问题中的分歧，坐下来共同商议，而不是动用武力。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在我看来很有远见，是一个很好的合作契机，每个国家都可以参与进来，而不是由哪个国家控制或主导。另外，对于与安全直接相关的问题如南海等，我希望可以用建设性的方式处理，而不是互相威胁。

    傅莹：美国作为一个拥有更多大国经验的世界大国，也必须认识到其他国家也有自己的安全利益。安全应当是国家间的共同利益，维护一国的绝对安全不应当以牺牲他国的安全利益为代价。

基辛格：没有哪个国家是绝对安全的，因为那将意味着绝对的不安全。如果安全问题可以协商，相关国家就会感到安全。当今世界仍然存在一些严肃的安全问题，如中东动荡、核武器扩散等，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地威胁所有人。

美国是“矛盾的超级大国”吗

    傅莹：您在书中试图激励美国人思考未来秩序的问题，您用了一个词“矛盾的超级大国”（Ambivalent superpower）在您的书中来描述美国，说美国总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徘徊。

    基辛格：我曾与一些中国学生展开对话，他们似乎认为，美国做的任何一个行动都是精心设计的、有预谋和为了达到特定目标。但实际上，美国很多事情都在历史上出现反反复复的情况，比如干涉、撤军，又干涉、又撤军。美国以前从未有过全球性的外交政策，这种反复也是其表现之一。美国在试图管理全球事务和退出全球事务之间不断挣扎，这是美国的一个痛苦经历。我常常告诉我在美国的听众，一定要有清晰的思路。一方面，美国不能主导一切，另一方面，美国应该参与到全球事务中去。历史很漫长，我们在这方面要有耐心。

中国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傅莹：您曾经问过我中国是怎样看待世界的？我说，一般来说，中国人认为普天之下所有国家都应是平等的，各国应像兄弟一样。您觉得美国对中国的看法是不是很矛盾呢？有些美国学者会跟我说，为什么中国就不能接受美国所创建的这一切呢？否则美国将不得不制定新的大战略。但另一些人却认为，两国应该共同努力，应该合作。我想问的是：您觉得在大多数美国人眼中，中国应该是什么样的角色呢？

    基辛格：具体定义中国的角色是非常困难的。中国是一个有着伟大和悠久历史的国家，有着宝贵的经验。而中美间有着不同的经验，但一些问题共同影响着双方，因此中国的角色应该是和美国平等相待、相互尊重的伙伴。双方可能会有分歧，但要在不影响全局的前提下解决分歧，我认为这是可以实现的。在我45年的生涯中，我已经见过五代的中国领导人，我对未来非常乐观，相信中美双方能够找到最终方案。

新型大国关系是未来世界秩序的核心

    傅莹：中国有很多学者也正在研究未来世界秩序的问题。例如，阎学通教授对中国古代的传统哲学思想进行了深刻挖掘，提出“道义现实主义”理论，认为未来世界将是中美两极格局而非多极格局。王缉思教授赞同您关于中美“共同演化”的观点。他认为，“互相尊重”的根本含义是，美国应尊重中国政府所维持的国内秩序；相应的，中国应尊重美国维持的国际秩序。黄仁伟教授认为，新型大国关系应是未来世界秩序的核心，中美应共同发展更稳定的双边关系。总之，在中国学界这方面的探讨还有很多。虽然中国没有做世界大国的历史经验，中国学者正在努力探索未来世界秩序的理论基础。所以请问基辛格博士在这方面对中国学者有什么建议？

    基辛格：我第一次来中国时，对中国哲学了解甚少。这些年我尝试学习，发现中美之间有一定的文化差异。中美都认为自己的文化是独一无二的。但美国相信通过传播美国的价值观和理念来改变其他国家，而中国则更相信以身作则，所以中国从来不对外派传教士。中国人认为，如果你不理解中国文化，那就不算中国人。中国人寻求别人的尊重，美国人寻求别人的皈依。美国历史上很少有人学习过中国的哲学思想。美国倾向于将所有问题转化为规则问题，而中国倾向于将问题看作历史进程。这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双方在观念差异上的挑战。

我在美国被称为现实主义者，但我本人并不喜欢这个词。我深信对待事物需要全局观念。中美如果发生冲突将会非常危险，双方必须努力避免冲突，如果失败，我们会回到传统的模式中去，这十分危险。我希望我们两国能从全球的视角看待这个世界，而中国也将受到尊重，获得平等的发展空间。

                                            （编辑季节  翻译杨利红）

  伴随着苏联解体和两极世界体系的终结，西方观察家对中国未来发展方向充满好奇，形形色色的“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也开始轮番登场。表面上看来，两种论调似乎冰火不容，但实质上，它们却分享着“历史终结论”[①]的共同预设——对照世界历史“终结于西方”的假设，中国的国家制度和发展道路似乎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要么像苏联那样，因为治理不善和上层精英对国家核心价值的迷惘而走向崩溃；要么因为坚持“市场经济”与“威权政体”合一的模式而崛起，但最终将给世界带来灾难。一言以蔽之，当代中国的国家制度与发展道路蕴涵着深重的危机，危机来自于与西欧北美“自由民主”模式的不合；如果中国的发展想获得正当性和可持续性，那么，就必须经历向西式“自由民主”转型的“阵痛”，哪怕因此会导致国家分裂崩溃。

  抛开这些观察家们的严重误解不说，他们中的某些人至少在一个问题上抓住了要害，那就是，对当代中国发展道路的解读不仅需要成为比较政治学国别比较研究的范围，而且应该成为比较文明探讨的重大课题。

现代世界体系的起源

  现代世界体系是15- 18世纪从地中海到大西洋延展出来、把生产、交换和积累联系在一起的经济体系。16世纪开始它又被欧洲多元而分裂的政治结构整合为一个新的生产体系，也就是资本主义体系。不过，我们应该在现代世界体系上加上“西方”这一限定，虽然这一体系从19世纪到20世纪已经扩散到世界大部分地区。

  回顾历史，西方世界体系的发生，其实是和罗马帝国之后的神学-政治困境密不可分的。基督教虽然通过垄断书写和教化的权力，对后罗马时代的西欧蛮族发挥了绥靖作用，但同时也给欧洲政治整合带来了巨大困难。西部教会和东部教会的最大区别在于:东罗马的东正教能够通过古典时代政教合一的公民宗教传统积极支持帝国建构，西部教会则因处于边缘地位，高度强调教会垄断教牧权，甚至是最高统治权。西欧的教皇党与皇帝党的纷争充斥于每个城邦和君侯国家内部，所以君侯们和教廷建立一统帝国的努力始终没有结果。伏尔泰说，欧洲的 “神圣罗马帝国”，既不神圣、也非罗马、更非帝国。欧洲的政治走向直到18世纪才基本明晰，而战争则是形塑西方国家现代发展道路的一个关键动因。

  首先，16世纪到18世纪，西欧战争频繁发生，霍布斯所谓的战争状态正是西欧的常态。其次，战争要求统治者必须不断提升国家战争机器的配置，从而催生了工业资本主义。火药、枪炮和战船等高效能武器不能从自然界中直接获得，而必须通过物理和化学的方法“制造”出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战争不仅极大地推进了资本向工业的集中，而且促进了工业发明及其应用。最后，战争也使统治者努力把国家统治机器延伸到社会的基础结构中，要求国家持久地增强汲取社会财力和人力的能力，并且逐渐向工商业第三等级开放，甚至在形式上向更广阔的社会阶层开放，参与权利的扩大就是所谓的民主进程。

这两百年也是西欧从封建君侯国家经绝对主义国家转向民族国家的时期，是现代政治体系形成的时期。但是从历史进程看，至少在17世纪欧洲宗教改革之前，建立帝国还是民族国家的问题并未定案。当奥斯曼土耳其攻陷君士坦丁堡，扼住了地中海与东方贸易的咽喉时，西欧人只好一路向西寻找生存空间。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和新大陆的发现，中国和日本的勤劳革命-域内贸易和现代西方的工业资本革命-远程贸易所形成的“东、西方分叉”，逐渐具备了基本完整的历史条件。在战争、工业资本主义和民主三种动力的相互作用下，作为资本和暴力集装器的欧洲现代民族国家体系——威斯特法利亚体系诞生了，而从东地中海延伸到大西洋的生产、交换与积累的体系也将西方的多元分割的政治结构联为一体了[②]。

许多赞赏现代西方发展道路的思想家对现代民族国家、工业资本主义和民主发展进程的阐述，多着力于勾画其内生逻辑，对战争和殖民等外生条件却少有着墨。在他们看来，古人把人看作理性的动物太过高蹈，而更加现实的理论则把人性中的激情、欲望从理性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这既发现了更容易实现的人性，也为社会维系提供了一个更“普遍”的基础。现代理论家的意见，可以大体上划分成两类:一类如霍布斯和洛克， 他们认为人性中的激情意气是一种过于狂热的想象力，它应被还原为更加基本的自我保存的欲望；另一类如卢梭和他的信徒，他们认为激情意气高于自我保存的欲望，通过它，自由个体通过社会契约可以建立起自己对自己的统治，可以导向公共精神和爱国主义。[③]

上述两类思想家的意见流衍为自由和民主两股思潮，阐释如何作一个经济动物和政治动物才能使正当的社会秩序得以建立。霍布斯和洛克，特别是洛克强调个体经济权利的优先性，卢梭强调个体政治权利的优先性，所谓的市场秩序和国家就是按照这种自然秩序来建构。

问题是，后来的世界历史真的被这些学说打磨得那么光滑顺畅吗？如果回到历史现实，我们就会发现，个人主义的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一旦和地域国家结合起来，就催生了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政治经济竞争和军事竞争，这种竞争的一个总爆发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是工业资本主义的经济逻辑和民族国家的政治逻辑共谋的产物，虽然那些要求重新瓜分势力范围的新工业国暂时被战胜国遏制住了，但世界的政治和经济逻辑并没有被所谓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所改变。当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人们不得不深思：两次世界大战是不是有着同样的内在动力? 现代西方的制度模式和发展道路是不是为这种“现代”人性的扩张提供了同样的政治经济结构?

西方冲击与儒法政治文明的危机

爱好和平的中国在近代却遭受了列强持续100 多年的侵扰欺凌。在回应西方挑战的过程中，中国的国家形式发生了三次重要的演变：从君主和士大夫领导的国家，到军阀豪绅当家的国家，再到革命政党领导人民的国家。然而，要理解这种应对危机的变化，仅仅诉诸西方的经验和理论是不够的，还要回溯中国政治文明悠久的经验与理论传统。和西方相对照，中国文明的传统不是政治与文化的分裂，而是政治与文化的合一。西周的王官学与国家礼法体系是中国政教合一国家文明的源起。秦-汉王朝又开辟了儒法合作的大一统政治文明，即作为统治者的君主和官员不仅担负着政治—社会的治理责任，而且担负着表率国民的道德—文化责任。中国政治文明在儒法合作的实践中探索出几条重要的理论原则：第一，天命民本原则；第二，社稷担纲原则；第三，贤能理政原则。这三条原则既包括绩效内容，又包括程序内容，还包含高于这两个标准的实质性道德责任内容。对照这三条原则评论一代国朝得失短长，就要看其是否能让更多的贤能之士团结在最高统治者的周围，由保社稷而保天下，共同履行好治国理政、敬天保民的道德与政治责任。从根本上说，这一文明传统的活力来自于“家天下”的统治责任集中原则与“公天下”的贤能理政原则的混合。这种既有合作又有张力的儒法政治文明之道，具体表现为君主与士大夫合作治天下的制度。

16世纪末的明万历年间，利玛窦这位受过良好古典教育的耶稣会士来华。他认为，中国不仅是一个富庶强大的国家，而且是柏拉图式最好国家的现实版。相比之下，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则深受韦伯社会理论的影响，它展示了另外一种看法：国家制度的“理性化”能力不够，没有统一的国家军事财政。然而，认真研究西方历史的人会发现，1587年的欧洲并没有那么“先进”。以英国为例，当时苏格兰和英格兰没有统一，没有统一的国家财政，君主的内府和国库不分，官僚政治（即韦伯所谓的政治的理性化）这个在中国早就解决的问题，英国要200年后才开始上轨道。西欧“领先”中国的方面主要在于海外殖民扩张、用枪炮和白银所支撑的远程贸易，以及建立在前两者基础上的工业资本主义和军事工业化。

1923年，梁启超撰写了《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④]，认为中国应对西方的冲击有三个阶段：从船坚炮利，到法政制度，再到思想伦理；只有自觉地全面学习西方，才能赶上“历史进化”的脚步。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梁启超“进化论”固然有其具体的历史背景，但这种激烈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导致对中国历史的虚无主义态度，以及对西方发展道路的盲目信从。与之类似，谈论中国如何落后于西方的很多理论，认为西方的体系尤其是工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个内生秩序，战争、新大陆的发现和殖民在理论上并不重要。历史学家彭慕兰（Pomeranz）则认为，欧洲工业资本主义并非内生，传统中国依靠农业劳动积累，自然剩余投入手工业制造业更接近自然自发秩序，工业资本主义的欧洲体系则是不自然、不可持续的。它之所以扩散，更多地依赖外在原因：战争、远程贸易、煤的发掘，以及新航路和新大陆的发现所提供的原料、粮食和劳动力。[⑤]

我们应强调的是一个辨别“中西”的视野，而不能简单地用一些社会理论把中西的发展简单地用一些社会理论转变为一个“古今”对立。和梁启超相比，康有为、张之洞有更为深刻的洞见。1898年康有为办保国会时，明确提出应对西方挑战的战略：“保国、保种、保教”。张之洞的《劝学篇》更深入地讨论了这三者的关系。他认为，首先，保华种的根本是要保华夏之教，捍卫华夏的智慧和文明，不保教无以保种；其次，应对西方挑战必须从保国做起，有国家力量依托，文教才更能在世界上传播，不保国无以保教。从“保种、保教和保国”的完整战略视野出发，我们才能理解中国作为文明-国家应对西方挑战的历史。

清朝时，中国为了应对西方的挑战，必须一边改变自己的认识，一边改变自己的战略。回顾1904年中国最后一次科举考试的试题，我们会对这一问题有更生动的认识。首先，以国家兼天下的中国必须认识到，原有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体系正遭到欧洲人的挑战。“各国政治、艺学策”试题说，“泰西外交政策，往往借保全土地之名而收利益之实”。这表明清朝的政治家发现，西方人不以攻占领土和建立直接统治为目的，而是以开埠通商等“利益”为诉求，以资源掠夺和资本榨取为目的。其次，清朝国家应对西方挑战的重要调整，就是让被儒教教化高度“内向化”了的国家，恢复儒法政治文明的对外战略意识。“史论”试题——“诸葛亮无申商之心而用其术，王安石用申商之实而诲其名论”表明，清朝的政治家意识到，在“以善治善”的儒家心术统摄下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法家治乱之术非常重要。第三，内忧外患之下维护国家的统一，是中国解决其他政治问题的基础。“史论”试题——“周唐外重内轻，魏宋外轻内重各有得论”表明，清朝的政治家对当时国家统一面临的危机也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但传统儒法政治文明框架中应对西方的势头被中日甲午战争打断了。

在回应西方冲击的过程中，伴随着中国军事上的一系列失败，中国意识的危机也日益深化。清朝学制改革，本意在“师夷技之长以制夷”，但废除科举制却是对中国政治文明的重大打击。儒法合作政治文明机制的关键，是如何把“家天下”和“公天下”结合起来，君主是“天下为家”的，是统治责任的集中承担者，这是中国维护大一统的非常重要的制度性要素。但大一统能够建立起来，还要依赖于文教制度，汉朝以后援儒入法的意义就在此。虽然儒法合作的政治文明在不断地改革和创新，但 “天命民本”、“社稷担纲”、“贤能理政”的政治原则，至少延续了两千年。废除科举制度，使“公天下”和“家天下”相结合的儒法合作的基础结构遭到了破坏，君主和士大夫共享的“修齐治平”的传统也丧失了制度依托。

    从回顾儒法文明传统的角度来看，中国应战的关键在于是否抓住要害。民国时期，学习西方代议制度以自强的方式之所以失败，主要原因就是传统儒法文明的危机不被当作关键问题直接面对。传统科举制度没有了，那么国家用什么机制教育选拔人才？可以建立各种西式大学，可以依靠地方推举议员参政议政，可以按西法选举总统，或由政党出面组织内阁，承担统治责任。但仅仅依靠程序理性选举产生的领导人，很难具有真正的道德权威和政治权威，无力抵抗金钱和暴力的操纵。

    中国之所以没有像欧洲一样瓦解自己的统一国家、演化成更纯粹的“民族-国家”，有赖于革命政党这一政治机制的出现。革命政党的建立和发展不仅是对苏俄革命建国经验的模仿，而且是对于儒法文明传统的继承和创新。孙中山的历次革命失败表明，不能“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没有革命党指挥革命军，革命军就是军阀；仅有程序理性的选举政党无法承担起统一国家、抵御外侮的责任。共产党和国民党意识到同样的问题，共产党最终发挥了国家统治责任担纲者的功能。在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政治体系中的作用不同于欧美传统，中国革命政党法统的生成过程，首先是建党，然后通过政党重新建军和建国。

“儒法文明”与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

就理论层面而言，儒法文明更倾向于社群主义而不是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而社会主义的政治哲学当然是社群主义的。儒法文明懂得事关国家存亡绝续的现实底线原则，但这种于乱世中图存的原则与其说重视社会的经济与政治效益，不如说更重视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经济甚至伦理效果；在这种底线原则的基础上，儒法文明强调国家的伦理团结高于具体的经济甚至是政治效益，“富国强兵”的据乱政治从根本上服务于“希圣希贤”的升平政治和“天下大同”的太平政治。从现实层面来说，中国的有识之士经过现代中国政治实践的曲折洗礼，最终把社会主义视为中国既超越“文蔽而衰”的旧中国又超越“弱肉强食”的旧西方的新道路。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巴黎和会使中国的知识界开始怀疑把“公理”和“强权”简单整合在一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全盘西化论者所尊奉的“文明开化”的西欧典范在中国思想家的心目中日益丧失了道德与理论的制高点。与此同时，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胜利和“赶超式工业化”的建国方略极大地激发了中国政治家的战略想象力，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也使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社会学说广泛传播开来，为中国有识之士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武器。最后，既能融通儒家高远的大同理想，又能呼应法家富国强兵的现实诉求的社会主义政治方略，因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自下而上的政治运动，开始由纯粹的理论学说变成了掌握群众的现实力量。伴随着国民党政权的日趋寡头化，人心与时势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四年中便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当代中国，不仅继承了祖先遗留下来的巨大版图和深厚的历史文化，而且通过现代革命和建设，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奠定了牢固的政治和经济基础。从外部视角来看，巨大的人口和经济规模，稳定的政治环境，强大的常规与核军事力量，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政治身份，所有这些都是中国拥有世界大国地位的标志。但从中国自身的历史逻辑来看，这表明中国在相当程度上又逐步回到自主发展的轨道。从1949年到今天，当代中国的发展借鉴了许多现代西方的经验，但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越来越自觉地把这些经验批判地融汇于中国儒法文明的伟大传统之中。

面对中国的发展道路问题，中国政治家和思想家的担当精神和反思意识尤其值得关注。1950年代梁漱溟和毛泽东有一次著名的争论，他们思考的就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道路问题。梁漱溟在政协会议上批评以工业化为中心的建国方略，认为这种发展道路不是真正社会主义的仁政，而是照搬苏联模式，忽视了乡村建设，是城市压榨农村。那么以工业化能力为中心的战略和农村发展应当如何协调？欧洲人的原始积累是通过战争掠夺和殖民，而中国就算有苏联的大规模技术援助，资金积累还是要靠自己。在梁漱溟看来，发展乡村经济、靠农业剩余量力而行搞工业，社会发展才比较平衡，高积累模式会拉大城乡差距。梁漱溟与毛主席的分歧，是很典型的“斯密式自然工业化”和“高积累赶超工业化”之争。这不能简单归结为“传统儒家”与“社会主义新法家”之争，因为争论双方有个共同前提，那就是应该施行儒家与社会主义共同赞同的“仁政”。双方争论的关节点在于，从长远看，何种具体的建国方略是真正社会主义的仁政？在当代世界，面对西方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交叠的体系性挑战，哪条道路才是真正为国为民的好道路？

梁漱溟本人曾信奉法家学说，后对民国议会道路失望后逐渐转向儒学，政治思想则是倾向社会主义。毛泽东早年打下了深厚的儒学功底，随后为探索救国救民的抱负，成为坚定的社会主义者。梁漱溟和毛泽东“儒法之争”的起点，不是“要自由、要平等”的权利主体的平庸视角，而是“要担当、要牺牲”的责任主体的高贵视野。他们的争论并非西方现代语境下一个有自由、无担当的知识分子和一个有权力、无自省的政客之争；而是围绕社会主义中国发展道路的，既有担当精神、又有反思能力的英雄豪杰之争，是既有理想情怀、又有现实经世思考的两个“儒法家”之争。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我国建成了独立和较完备的国民经济体系，成功塑造了超越民族的“人民”概念，成功建立了强大的国防力量。这不仅为现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奠定了初步的经济基础，而且也奠定了基本的政治和战略安全基础。后30年则在已有建设成就的基础上，通过改革使受到过度束缚的社会经济活力得到释放，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得到了改善，国力也获得了巨大的提升；在与海外资本和市场建立越来越密切联系的同时，也为中国生产能力的输出开辟了广阔的国际空间。

但与此同时，中国在迈向全球化的过程中，现代世界体系的固有矛盾也深入中国社会。中国在世界分工体系中处于中低端位置，给资源和环境带来巨大压力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贫富差距以及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等问题，构成了日益严峻的挑战。今天中国在发展中遭遇的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矛盾不仅是中国独有的，而是现代世界体系固有矛盾的一种具体表现。

中国能否在发展中克服这些矛盾，能否主要依靠自身改革和创新转变发展模式？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理解中国文明的内在发展逻辑。中国不仅历史上是, 而且今天仍然是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文明-国家”。现代中国在精神上延续了中国文明的命脉。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的强大动员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儒法文明摆脱资本军国主义外来压迫的渴望。

正是这一文化传统的积淀，新中国从起步时起就不懈地探索适合自己国情的现代化道路。经历了第二个30年，中国在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未来的第三个30年，中国将面临在更加分化的利益格局基础上，如何建构持久的政治和社会团结、如何开辟中国文明未来的巨大挑战。

应对这一挑战，我们首先必须把儒法文明的古老传统和社会主义的新传统贯通起来，理解当代中国的天命-民本原则。儒法传统认为，人既有庸常的食色天性，又有高贵的仁义天性，文明国家的责任就是要发挥人的自然德性，由人的卓越天性引导庸常天性，建立起“敬天保民”、“隆礼尊贤”的伟大而和谐的秩序。社会主义传统认为，超越高度榨取人和自然的资本文明，建构能够解决好人与人、人与自然矛盾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共同体，才能使人类社会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当代中国的新天命，就是由儒法社会主义精神承诺的建设伟大文明-国家的使命。这一使命不仅要把当代中国的三个30年联系在一起，而且要把中国1840年到1949年、1949到2049和2049到2149的三个100年联系在一起，要把小康和大同的高贵社会理想联系在一起。

其次，要激活民本和尊贤原则，把人民从单一的经济原则中解放出来，激发他们的创造精神。中国文明在近代遭遇巨大危机，一个把“立功”统摄在“立德”之下的优雅文明，受到一个把“立功”从“立德”中解放出来的更加狂野的社会的挑战。面对西方的冲击，中国不得不调整自己的政治与文教战略，以增强自身的应战能力。一方面提高技术科学的能力；另一方面增强中国社会的伦理政治动员能力，使作为内在自然的人性通过修、齐、治、平的实践在现代条件下得以更好地实现。

最后，指引改革的“问题导向”思路要与“顶层设计”思路结合起来，政治家必须在文明-国家、“社稷担当”的高度上肩负起领导责任。改革主要给人们承诺了未来会发生转变的可能性，关于改革方向的争论，不仅是方向和路径之争，也应该放在国家和文明中心主义的完整视野中。只有在反思不同文明和国家的历史和现实，深入把握中国文明自身经验的基础上，我们才能理解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才能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方向。

2008-2009年金融危机后，以美元为主导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日益显现其弊端，美联储以本国就业和通胀为政策目标推行激进宽松货币政策，对新兴市场国家造成了严重的外部冲击。在这一背景下，促进国际货币多元化的改革方向得到了广泛支持。基于我国经济总量的不断扩大，改革开放进程持续推进，人民币为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这一点得到国际认可，同时受到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

对人民币国际化来说，汲取其它重要货币在国际化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不可或缺。日元国际化无疑具有最为重要的借鉴作用。

                     日元国际化的发展

日元国际化的开端（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推行“贸易立国”和“科技立国”的增长方式，国民经济得到迅猛发展。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日本经济处在黄金期，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率，并在1968年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1964年，日本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经合组织，开始承担日元自由兑换的义务。此后，在国际商品和外汇交易中使用日元成为可能，这标志着日元国际化的开端。1970年，日本允许发行以日元计价的外债，并以此为基础形成欧洲日元市场。这一时期，日元国际化还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一方面，日本政府担心日元国际化所要求的资本账户开放将导致货币政策独立性的下降，也担忧跨境资本流动对国内宏观经济的稳定性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在主观上对日元国际化有所抵触。另一方面，日本金融体系的封闭、过度管制和发展缓慢也没有为日元国际化提供生长的土壤。

日元国际化急剧扩张

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日本所面临的一系列内、外部政治、经济条件发生变化，这促使其逐渐调整金融政策，开放本国金融市场，减少金融管制，推进日元国际化的发展。首先，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急剧下降，货币间汇率剧烈波动频繁出现。对于日本这样一个以出口为导向的国家来说，稳定汇率、避免日元对美元的大幅升值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日本政府认为，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将有助于提高货币体系的稳定性。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日本政府也认为日元有能力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其次，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欧美国家推动金融自由化的一系列放松管制措施，在客观上对日本形成一种变革压力。再次，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日间的贸易摩擦日益升温，美国将日本的巨额贸易顺差归咎于日本市场的封闭性和被低估的日元，美国对日本开放金融、资本市场以实现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的要求不断升级。最后，经历了两次石油危机的日本，经济增速明显放缓，日本企业在快速增长期普遍积累了较为充盈的自有资金，企业的融资需求开始下降，金融市场的资金开始充裕，充裕的资金则要求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增加金融产品的数量，提供金融市场的运行效率。

在上述背景下，日本的金融自由化和日元国际化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取得了较大发展。1980年12月，日本大藏省颁布实施新《外汇法》，日元经常项目基本上实现了自由可兑换；对资本项目的可兑换，也由原则上限制兑换，转变为原则上放开管制，这是日元国际化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性标志。1983年11月，美日首脑决定设立协调解决美日汇率问题的专门机构“日元 - 美元委员会”。双方政府于1984年5月就日本金融市场自由化、日元国际化以及减少外国金融机构进入日本金融市场壁垒等问题达成一致意见。[1]

日本政府陆续推出了几项促进金融自由化和日元国际化的改革措施：取消利率管制。1985年起，日本金融当局允许存款利率实现自由浮动，到1991年，300万日元以上的日元存款利率已经完全放开；拓宽债券市场。1985年起开设商业承兑票据市场、短期国债市场、商业票据市场；废除金融机构的分业经营限制。银行可以从事债券经营活动、参与商业票据市场和金融期货市场的交易。证券公司可通过办理国债担保贷款业务等方式，介入银行业务；放宽外国金融机构的准入。1985年到1989年，外国银行在日本开设的分支机构数量由233家上升至261家，外国证券公司的数量由139家上升至182家。促进非居民对日元的使用。日本政府取消了非居民购买和发行日元债券的限制，准许境外金融机构参与欧洲日元市场，并放松了居民使用欧洲日元借款的要求；建立东京离岸市场（Japan Offshore Market, 简称JOM），对居民和非居民的金融交易进行区隔。对于日本离岸市场，日本政府给予了一系列优惠措施如存款利率不受日本银行管制，离岸账户存款不必参加存款保险、无需向日本银行缴纳存款保证金，以及免除利息税等，但不允许进行债券和期货交易。

通过上述一系列金融自由化改革，日元国际化的程度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有了明显提升。到1992年，以日元进行的贸易结算占日本进出口总额的比重分别提高了14.6和10.7个百分点，达到17%和40.1%[2]。1991年日元债券在国际债券市场的占比由1985年的7.7%上升为12.9%。同期日元银行贷款占比由5.7%上升为11.6%。[3]1990年日本在各国储备货币中的比例占到8%，超越英镑（3%），成为仅次于美元和德国马克的第三大国际货币。

日元国际化陷入困顿

随着20世纪90年代初期日本资产泡沫的破灭，资产价格大幅贬值，银行等金融机构资产质量普遍恶化，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

针对萎靡不振的宏观经济形势，桥本龙太郎政府于1996年提出了政治、经济领域的一系列改革计划。其中，以“金融大爆炸”命名的日本金融改革是重中之重。日本政府认为，使日本经济长期不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落后的金融体制，导致其国际竞争力处于劣势，需加速金融改革。“金融大爆炸”的核心是进一步促进日本的金融开放与自由化。1998年4月，日本政府对《外汇法》进行了全面彻底的修订，实现了跨境金融交易的完全自由化，废除了批准和报备要求；废除了外汇银行制度，允许其它金融机构自由进入外汇市场。

“金融大爆炸”后，日本政府对日元国际化从渐进改革变为大力推动，全面放开，这种态度变化的重要动因，是欧元的诞生对日元国际货币地位形成的严峻挑战。亚洲金融危机过后，日元国际化的战略从直接追求日元成为贸易、金融交易计价货币和国际储备资产，转向通过推动日元区域化间接实现日元国际化。日本政府提出了以日本为中心组建AMF（亚洲货币基金）的构想，向受亚洲金融危机打击的国家和地区提供金融支援，遭到IMF和美国的强烈反对，这一构想被迫放弃。

20世纪90年代末期日本政府推行了一系列完善金融自由化改革和推进日元国际化进程的政策，但是到目前为止，日元国际化的程度与其20世纪90年代初的鼎盛时期不但没有提高，反而出现了停滞与倒退。

日元国际化失败的原因

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

1992年至2011年间，日本的GDP接近零增长。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状态大幅削减了国际投资者对日元的投资意愿，降低了日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吸引力。

日元汇率的大幅波动

一种货币的汇率稳定是其成为国际货币的重要条件。自1973年日元实行浮动汇率制以来，其稳定性始终难以得到保证。1973年-1995年间，日元汇率波动幅度超过10%的年份出现过8次。1985年-1986年，日元升值幅度达到40.5%。

美国对日本的阻挠

二战后，美国对日本在政治、军事、外交和经济领域始终保持着巨大的影响力。美国当然不愿意看到一个强大的日元挑战美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绝对权威，因而强烈阻挠日本提出的亚洲货币基金（AMF）等建议。出于政治、军事等方面对美国的严重依赖，日本不得不在本国的汇率政策、货币政策方面对美国妥协，因而在金融自由化和日元国际化问题上丧失了主动性和独立性。

日本的贸易结构不利于本币贸易结算

日本的贸易结构长期以来有两大特点：出口对美国市场依赖严重，进口以资源能源类产品为主。对于出口来说，1980年和1990年，日本对美国市场的出口占其全部出口额的25%和32%。[4]其进口80%以上是以美元进行结算的。因此，当时日本面对其最大出口市场时，不具有定价权。对于进口来说，作为一个资源能源贫乏的岛国，日本对资源能源进口依赖程度非常高。对石油等关键产品几乎完全依靠进口。2010年，资源、能源和农产品占比为50%，而1980年这一比例甚至接近80%。由于资源、能源和农产品等大宗商品的定价通常是以美元来实现的，因此这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日本通过进口时支付日元作为对外输出日元的能力。这是日元输出能力的特殊背景。

日本资本输出结构不利于输出日元

“广场协定”签署之后，随着日元的大幅升值和资本账户的不断开放，日本银行对外贷款和日本居民对外投资在迅速增长，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出国。但对于日元国际化的影响甚为有限。原因之一，日本银行以日元计价的对外贷款比重低，到20世纪80年代末仅占全部对外贷款的25%。原因之二，海外直接投资比重低，在1985-1990年间，日本居民的海外资产投资翻了四倍多，但其中直接投资占比仅为20%，其余均为证券类公开市场投资。[5]而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这些证券投资绝大多数是以投资所在国的本币进行计价和结算的。

日本金融市场的发展滞后不利于吸引日元回流

日本的金融影响力随着经济长期低迷日益衰落。与其它发达国家相比，日本债券市场存在流动性不足和国际化水平较低的特点。在流动性方面，上世纪90年代末，日本的政府公共部门[6] 持有约半数的本国国债，这些债券在市场上是不流通的。而同期德国政府部门仅持有3%左右的本国债券。在国际化方面，1997年非居民持有的日本国债占全部日本国债的比例仅为10%，而同期美国的比重则近40%，德国近30%。在股票市场，1990年时在东京证交所上市的外国公司数量有125家，而目前仅有10家左右的上市公司来自海外。

日元离岸市场设计不合理

日本离岸市场（JOM）效仿美国的IBF市场，实行内外分离型，将内外账户分开。建立离岸市场的根本目的是为非居民提供金融服务，在机制设计上严禁离岸账户内的资金渗透到在岸账户，但并不禁止在岸账户资金流入离岸市场账户。1984年，日本政府放开对欧洲日元市场外币和日元贷款后，离岸市场的日本银行开始进行所谓的“迂回再贷款游戏”，将国内资金首先转移到离岸账户，再从离岸账户转移至该银行设在香港等地的海外分行，最后通过海外分行向日本境内企业进行欧洲日元贷款，以此来规避日本国内严格低效的金融管制，特别是“窗口指导”对国内贷款的种种限制。在资产泡沫形成期，这一模式促进了流动性的泛滥，对泡沫的催生起到一定负面作用。当国内经济陷入衰退、本币贬值预期形成时，日本监管当局对在岸账户和离岸账户的分隔监管不严，使日本离岸市场成为资本外流的便利渠道。

日元国际化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启示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人民币国际化提上了日程。人民币国际化是国际货币体系演进和我国综合国力提升的结果。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全球劳动分工中的地位稳步提升，人民币在国际间贸易支付、投资结算和储备货币中的占比也势必提高。2015年8月，人民币首次超过日元跻身世界第四大支付货币，排名仅次于美元、欧元和英镑。但另一方面，人民币国际化涉及利率、汇率市场化和资本项目开放等重大改革议程，并以上述改革为先决条件，对我国经济体系具有深刻影响，因而更需全方位谨慎权衡利弊。

日元国际化政策的背景，推出时机都处于两国经济增长的黄金期；二者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政府政策主导的。总结日元国际化的失败教训，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首先，宏观经济的稳定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日元国际化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后的持续低迷，这使得日元资产失去了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事实上，即便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日本对日元国际化进行了大力支持，但在经济整体疲弱的情况下，日元国际化仍然出现了倒退。当前，我国经济面临人口红利下降、三期叠加等结构性矛盾，金融风暴后发达国家的进口需求增长也持续疲弱，经济增速水平下降。在我国目前急需推进的诸项改革中，加速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与财政体制的改革，相对金融改革和开放更具迫切性：

结构调整优先。在结构调整方面，我国面临严重的低端产能过剩问题，如果不能得到有效出清，使市场能够通过价格信号进行合理调整、恢复均衡，我国实际增速在今后几年仍可能低于潜在增长水平。日本在资产泡沫破灭后，“保就业”的政策目标使得其对国内低效企业采取了长时间容忍，造成了经济体系内大量“僵尸企业”的存在，这既导致了日本经济增速水平长期陷入极低水平，银行坏账水平显著上升，同时也挤占了相对高效企业的融资能力。在经济长期处于通缩的区域内，即使政策利率水平已下降至零，但实际利率水平仍居高不下。当前我国经济如果不能维持中高速增长，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难以真正实现。要在未来若干年维护和加强制造业大国地位，通过有效淘汰、出清落后产能，加快《中国制造2025》及有关产业升级规划的贯彻实施，弥补人口红利下降对我国制造业领域竞争力造成的拖累。

财政改革是重中之重。通过财政改革，降低我国经济的系统性风险。《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5》显示，截至2014年底，地方政府的全口径债务水平达到30.28万亿。去年以来，财政改革逐步取得突破，通过各种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地方政府债对整个经济体系造成的系统性风险。但从财政改革来讲，包括税制改革和中央-地方政府间的央地关系理顺仍是解决地方政府财政和债务问题的核心，应在今后几年得到根本性解决。

相对来说，以人民币国际化为目标的金融改革应是更具有长期意义的改革，其成功与否也有赖于上述两项改革的成败。以利率市场化改革为例，利率市场化的前期很有可能造成整体社会融资成本的上升，如果结构调整和财政改革贯彻不到位，由于“僵尸企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对利率的天然敏感性弱，再融资“借新还旧”的需求又极强，其结果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融资成本居高不下，以及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

其次，人民币国际化不宜作为优先目标。在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上，应采取顺势而为、由市场作为主要推动力的方式逐渐发展；对于我国目前所处时点来说，人民币国际化不宜作为国家战略进行强推，否则将影响我国的经济和金融的稳定性及安全性，并将面临一系列两难问题：

一是从外部看，美联储正处于货币政策正常化时期，金融危机后长期保持的零利率政策即将发生改变。而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来说，这意味着全球流动性方向的逆转，外部金融条件随之严重收紧。过于强调人民币国际化目标，必然要求资本项目的加速开放，这对于我国内部经济和金融稳定是相当不利的。

二是在我国结构调整过程中，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是必要的，但如果为了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而加强对于资本项目开放和汇率稳定性的要求，那么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将被严重打折扣。当美国处于升息周期，我国处于降息降准周期，货币政策分化的背景下，将会造成人民币汇率存在一定的贬值压力。如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而保持与强势美元之间汇率稳定，则实际有效汇率水平将显著升高。从去年到今年“8-11”汇改前，我国的实际有效汇率上升幅度超过10%，对欧元、日元和主要新兴市场的货币均明显升值，这对于出口部门和国内消费均存在一定负面影响，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的疲弱与境外境内消费的严重分化就是例证。当我国为稳定经济和帮助结构调整进一步调降存款准备金率和下调利率水平时，在资本项目进一步大幅开放的情况下，如果仍要保持与美元间汇率的稳定，则意味着货币当局需要进行大量公开市场干预，抛售美元购入人民币。虽然我国外汇储备存量仍较为充裕，但这一公开市场干预的过程与货币政策的放松方向相反，实际将给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大打折扣。

从长期看，资本项目开放在内的金融改革对于我国长期要素流动可能产生帮助，有益于我国更好地融入国际经济分工。但需要在成熟条件下进行，目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且面临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的大周期背景，更需强调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为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而大力推动资本项目开放的做法可能成本过高。

第三，人民币国际化需关注几个条件。应重视本币区域化的重要意义。日元国际化过程中，长期忽略本币区域化的作用，日本政府试图一步到位地建立起日元在贸易结算、金融交易和国际储备方面的国际地位。但无论是其主要贸易伙伴还是其主要投资地，都以美国等拥有强势国际货币的国家为主，日元国际化举步维艰。我国应利用好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区域内发展中国家在外交、政治和经济贸易领域的影响力，优先推进人民币在区域内的贸易结算和投资结算功能，加大在区域内国家储备货币中的份额比例。

应扩大我国国债市场的广度和深度。在国内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特别是国债市场长期处于较为封闭的状态下，日元国际化的回流渠道不足，经济和金融体系对资本流动缺乏有效的吸纳、对冲机制。我国目前国债市场发展相对滞后，规模较小，在短端国债不发达的情况下，收益率曲线无法充分反映市场在各期限下的无风险利率水平。可考虑通过增发特别国债的形式购买外汇储备并向金融机构注资，一方面扩大国债市场存量水平，另一方面也可增进外汇储备的多种形式的有效利用，帮助国有金融机构改善资产质量、剥离坏账、增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性。在我国中央层级负债水平仍处于低位的情况下，扩大中央政府的杠杆率水平是当下稳定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应有之义。

在自贸区发展进程中保持谨慎的必要性。日本离岸市场建立初期，离岸账户对在岸账户的渗透被严格限制。但欧洲日元贷款的开放导致对离岸账户的监管失效，离岸市场推动了较大规模的境内、境外套利交易，这在日本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中均起到了推波助澜的负面作用。在我国自贸区的发展过程中，目前金融方面的政策创新较为审慎，对离岸金融账户与在岸账户的区分监管要求较为严格，这是有充足道理的；在日后进一步加强自贸区金融开放过程中也不应软化、忽视对离岸账户的相关监管，否则对其他地区的资本账户管制效力将严重降低，导致套利增长和资本外流，增加金融系统的不稳定性。

一提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大家头脑中涌现的就是诺曼底登陆的惨烈，再就是太平洋战争的激烈，但是很少人想到我们中国战场的壮烈。现在我们要认清对抗战认识上存在的三个误区：第一，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二，中国军民赢得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我们的地位和作用？第三，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到底谁的功劳大？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战场到底起到什么作用？东方主战场到底起到什么作用？通过这次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的活动，基本搞清了这些问题。中国主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中国的抗战使苏联避免了两线作战的困境。在苏联卫国战争最激烈的时候，它从我们的远东战场调走了54万军队，包括5000门大炮，3300辆坦克，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这是斯大林给予的评价。罗斯福评价说：如果没有中国，如果中国被打败，你们可以想象有多少个日本师团会调到其他战场，那个时候日本就会非常快地拿下澳大利亚、印度。当时日本被陷入中国战场的师团有35个，最后到太平洋战场上只能调过去10个师团。所以中国不仅削弱了日本的北进计划，也牵制了它的南进计划。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功不可没。

    从时间上来讲，中国的抗战打了14年。以前我们老说“八年抗战”，实际上中国抗日战争应当从1931年算起，我们打了14年；而美国从太平洋战争开始到日本人投降，只打了4年时间；苏联仅仅打了一个月。从时间上来看，中国抗战的时间最长。

    从牵制或抵抗日军的数量来看，中国在1938年抵抗日军数量占到日本陆军主力的94%。1940年，中国抵抗了日军陆军主力的78%。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的1942年和1943年，中国仍然在对抗日军陆军主力的64%和54%。从所对抗日军的主力来看，中国的抵抗所占比例也最大。

另外，中国抗战最后歼灭日军155万，中国军民也作出了重大的民族牺牲。我们伤亡3500万，直接经济损失达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1000亿美元。苏军当时远东战役死亡了3.2万人，美军伤亡32万人。不管所遭受的人员损失还是经济损失，中国军队都作出了重大贡献。所以，抗日战争的胜利是由于中国军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何评论国共两党的抗战功绩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期间的五个方面是国民党所不能比拟的。

    第一，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的政治动员问题。中国历史上长期是一盘散沙状态，只有共产党才开始打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

    第二，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正确的战略指导，仗能不能打，不在于你的实力怎么样，关键是战略指导。我们提出了敌后战场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大家不要小看这个提法，这是在世界军事历史上，首次也是唯一一次把游击战争上升到战略的高度。

    在中方日方军事力量对比这么悬殊的情况下，如果真要和日军打堂堂之仗，那就是宋襄公式的“蠢猪战法”，蒋介石以前打的就是这种“蠢猪战法”。共产党提出独立自主游击战，打到敌后去，扩大我们的力量。这个战略对于抗战的胜利功不可没。

    另外，共产党扩大了解放区，共产党领导的抗战力量从最初的3万多人，最后发展到120万人，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抗战的正面战场。

    共产党提出了“民族、民主”的旗帜，吸引很多爱国青年投身革命，大家觉得延安是民主的一面旗帜，这也是共产党所做出的重大贡献之一。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贡献就是共产党做到了“坚持抗战、绝不投降”。当时国民党确实发生了动摇，惟有共产党坚持了抗战。在国民党内部犹豫不决的情况下，共产党坚决抗战、迫不得已打了一个“百团大战”。而国民党部队有58名将军投降，特别是“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率20名中央委员、50多名将军叛变投敌。而当时共产党阵营中没有一个高级将领叛变投敌，没有一支共产党的部队叛变投敌。

    现在大家都讨论抗战中，国民党功劳大还是共产党功劳大。在此我只举一个例子，“西安事变”到底是怎么爆发的？如果没有蒋介石在抗战初期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采取不抵抗政策，怎么会把国民党内部的将领——张学良、杨虎城给逼反？先是跪谏、然后是哭谏，最后迫不得已才兵谏。现在客观地讲，蒋介石在抗战中的确起到一些积极作用，但正是他在抗战初期采取不抵抗、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才把国民党内部逼反。

    “四一二”血案以后，共产党和国民党就结下了血海深仇，国民党把共产党的一批领袖人物张太雷、恽代英等全部杀掉，毛泽东一家死了六个人，这种背景下，共产党又是怎么对待西安事变的？完全是从民族大义出发，由原来的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最后到联蒋抗日、放蒋抗日，这是何等的胸怀，而蒋介石又是怎么对待西安事变呢？国民党把杨虎城几乎满门抄斩，张学良终生软禁，对共产党三次掀起反共高潮，几乎把共产党的新四军灭掉！

现在我们对抗战中国民党的评论比较客观，充分肯定了国民党的抗战将领们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功绩。中国军队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其中就包括国民党的一些抗战将领们以及他们所作出的贡献，国民党军队总共伤亡320万人，将领189人。现在有人说，到底国民党死的将军多还是共产党死的将军多？说共产党就死了一个左权，最多加上一个彭雪枫。而在那个历史时期，国家的战略资源全部掌握在国民党手中，只给了共产党三个师的编制，共产党很多将领是由原来的军长降到师长、旅长，而国民党当时有180个师。这种情况下怎么对比？

    中国军民在中国抗日战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所做出的贡献功不可没，中国军队对赢得抗日战争胜利做出的贡献功不可没，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做出的贡献功不可没。这三个“功不可没”我们应当牢记。

抗日战争带来的三大启示

维护二战胜利果实

    谈到“维护二战胜利果实”，不能只是一个抽象的口号，必须把这个胜利果实具体化。我认为起码有三大胜利果实。

    第一个是最明确的，我们是战胜国，日本是战败国。但现在日本试图翻案，连“日本投降诏书”这样的提法都不用，而是叫“日本终战诏书”。现在日本还要把所谓的“神风特工队”到世界联合国去申遗，中国一定要抢占这个舆论的制高点、法律的制高点。我们应该把日本天皇的投降诏书也拿去申遗，把远东军事法庭对日本甲级战犯的审判书拿去申遗，把日本在湖南枝江的投降地、南京中央军校大礼堂的投降地、美国密苏里号军舰上的投降地都拿去申遗，把日本的投降瞬间固化成历史的永恒。

    第二个胜利果实就是日本的和平宪法。现在大家都认为这个和平宪法是美国强加给日本的，这个提法不准确。这个和平宪法是所有二战的受害国和所有战胜国强加给日本的——日本人必须遵守。现在修改不修改和平宪法，不是日本政府一家能决定的。和平宪法不是日本内政，而是我们二战的胜利果实之一。

    第三个胜利果实包括了我们所收复的失地，这个失地不仅包括中国大陆的本土台湾，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地方：一个是南沙，一个就是钓鱼岛。我们要把这两个问题上升到维护二战胜利果实的高度来看。二战后的《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日本必须把在战争中掠夺的领土交还中国，当时国民党派出的林尊舰队收回了南沙各岛，所以南沙各岛是我们的胜利果实之一。

二战以后，根据《波茨坦公告》第八条规定，《开罗宣言》条件必须实施，日本之主权只限于四国、九洲、本洲、北海道，其他全部不属于日本，连琉球都不归日本，何谈钓鱼岛？所以，钓鱼岛也是我们的抗战胜利果实。

强化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教育

    这次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一定要在全民当中强化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教育。一定要把“勇敢”这两个字，作为我们民族的符号写入我们的民族精神。以前中华民族一提就是“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而现在我们连“勇敢”两个字都无法融进我们的价值观。

    去年三月份昆明发生恐怖袭击事件，几个暴徒杀死31个人，伤141人，加起来一共172个无辜群众，暴徒只有5个人，其中一个还是孕妇，拿了几把自制的砍刀，平均一人砍伤30个人。我们中华民族的血性到哪里去了？民族精神到哪里去了？

现在居然有人在为大汉奸汪精卫翻案，说如果打不过，你就应该投降，投降了就不能反抗，否则违反了国际战俘条约。这些说法不仅厚颜而且无耻，不仅奴颜而且卑屈，而这种言论居然在我们的网络上大行其道！

对日本要有清醒认识

我们要对日本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中华民族的缺陷是犹如一盘散沙，只知其家不知其国，甚至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个问题今天仍值得反思。而日本的问题是，日本需要反省它的文化。日本没有哲学家，所以就没有战略家，侵华战争打赢这么多战役，却输了整个战争，但是日本却从来不缺乏阴谋家。抗日战争爆发之前有皇姑屯事件、中村事件、九一八事件等好多事件，最后才引发了“七七事变”。现在不要认为日本只出了一些小事，这些小的事件最终会积累，引发一个大的事件。现在日本就在图谋一步一步地摆脱二战对它的束缚，最终摆脱和平宪法，这一点确实值得我们高度警惕。

（编辑  乌兰）

推荐者的话：

一位年逾古稀的退休老人，昨天向我述说他受邀参加邻人家孩子16岁生日的party。学生的家长向他出示了这孩子在周内写的题为《这是个看脸的世界吗？》的一篇作文。老人出于感慨，将这篇作文特意拿给我看，仔细看过后，对今天我们这个社会的青年人有了新的感觉。

他们绝不是很多人描述的只讲享受、怕吃苦，不愿努力学习，只会玩手机做游戏，要么是玩世不恭，要么整天怨天怨地的一代青年人。当我读完这位年仅16岁的高一学生写的这篇作文时，不由得想起毛泽东主席1957年11月17日在莫斯科大学接见中国留学生讲话时说的话：“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为让有兴趣的朋友们能得以分享，现将该生作文照录如下。

这是个看脸的世界吗

丛琦

世界之大包罗万象，世界历史发展到今天可谓是互联互通。从一个大范围的新闻事件，到我们身边的芝麻小事；从北京到全国，从中国到世界；无论是战乱贫困，还是繁荣奢华；无论是衣食住行，还是婚丧嫁娶；无论是风光秀丽，还是荒芜贫瘠。所有这些似乎都可以一夜间传遍任何一个角落，互联网时代真是无所不能。

然而，在这样一个科技飞速发展，人类文明高度进步的时代，却有着一些不太和谐的音符：那人“长得好看好找工作”，那帮靓仔、靓妹在“炫富、摆阔”，“拼颜值”“拼爹”等等不胜枚举，但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就只是顾着看表面，只注重“面子功夫”。这些现象恰恰证明在某些互联网上，时不时表现出一些存在的浮躁。“互联网世界”啊！当你们将这些奇谈怪论搬到网上时，想到过你们究竟要把我们这些稚嫩的年轻人带向何方？！

假如，人人都去追求表面功夫、不注重文化知识的积累和文明程度的提高，那我们的社会将走向何方？中华民族的一代又一代的先贤们中，不乏有像范仲淹家境异常贫寒，仅靠寡母为人洗衣拆被的辛劳、勤俭积攒微薄收入资助他读书识字的人。少年的范仲淹知日艰难秉灯夜读，日复一日，苦念、苦学，终于学成一代名家，他写的雄文《岳阳楼记》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惊世名句至今脍炙人口。他的学成可曾因看他是白面书生的小白脸受到资助读书吗？是因为他有迷人的颜值依靠富家人出钱让他读书成名的吗？不！他靠的是悬梁刺股式刻苦发奋啊！所以才有他那惊世骇俗的名句名文问世。不然中华民族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优秀传统文化又有何以为继？“只注重表面功夫”——“看脸”无疑应当遭到唾弃，无疑应是时代不齿！

尽管在互联网的虚拟世界里鱼龙混杂，但我们也能看到有很多“正能量”——著名残疾音乐家舟舟，没有因为他的残疾而影响他弹的一手动人心魄的好钢琴，互联网把他的音乐广泛传播，他还将演出收入捐给公益事业。他靠的是高颜值，靠的是“看脸”吗？又比如，著名科学家霍金，他患有“肌肉萎缩脊柱侧索硬化”的罕见疾病，可他凭借自己的顽强毅力和渊博的知识，为人类探索宏观的的宇宙奥秘，开启了新的希望之门！他靠的是战胜病魔痛苦，不懈努力的学习！学习！努力！努力！再努力啊！！这能够说是靠高颜值，靠的是“看脸”吗？！不！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趁着青春年华，努力积累丰富的科学知识吧！

这个世界是一个互联网的世界，是一个信息爆炸的世界，然而，互联网在时代的进步和历史的发展中只是一个应运而生的工具。互联网上，有许多有用的科学知识，丰富的文化历史及引人向上好学有成的美好人物事迹的介绍，真能抱着好学之心走进那个知识的海洋里，想必一定能获益良多。其中也有些不好的东西，只要我们在其中保持头脑清醒，不仅要充分积累科学文化知识，更要培养鉴别真伪的能力——去糟粕取精华！

我坚信社会和历史一定不是靠“看脸、看面子”，而是靠“里子，真功夫”才真能得到进步和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