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时代之际，对发展中遇到新情况、新困难和战略思维这两个问题须高度重视。
对困难局面的准备
在党的历史上，七大是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转折点。毛泽东在七大的结论中特别强调了不仅要看到光明，更要准备困难，并提出了十七条可能出现的困难。历史证明，毛泽东预见的许多困难情况后来都发生了，但有备确保了无患，我们党在不到五年里就领导建立了新中国。这充分说明了“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没有领导就没有胜利。”因此“为了领导，必须预见”。[1] 预见，既要在曙光初现时能预见光明前途，也要在向夺取伟大胜利进发时准备困难，这是我们党成熟的标志，也是不断前进的保证。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到2050年分三步走的宏伟蓝图，但还需要对可能的困难进行设想和充分准备。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实现伟大梦想，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何谓伟大？毛泽东讲得很清楚：因为很艰巨，才很伟大。不艰巨就不能说伟大。何谓艰巨？就是要克服许多前人没有遇到过的困难。立足于这样的思想准备和方案准备，我们党才能确保夺取伟大胜利。这方面我们党有着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讲安全风险，这是首先需要重视的问题。
战略思维至关重要
从冷战开始，美国就建立了四年一次对国家安全进行战略评估与规划的制度。虽然受帝国主义立场、霸权心态、形而上学思想方式、国内政治制度的影响，手又伸得过长，但像美国这样在全球范围内界定自己的国家利益和主要威胁、提出国家安全战略、发现战略性风险与机遇、发展和组织战略资源去实现战略目标成为制度的国家，全球并不多见。美国的战略覆盖全球，关注长远，情报基础扎实，分析专业，涵盖经济、政治、科技、军事、外交、文化诸多方面。这是它的长处。没有这一点，美国难以长期称霸。
目前我们对美国的判断更多的是经验性的：好不到哪里去，也坏不到哪里去。而美国考虑对华关系是以国家安全战略为基础的：冷战时为遏制战略，冷战后为接触战略（Engagement Strategy），现在认为接触战略失败了，转为美国优先战略，进行零和性质的战略竞争。在国家安全战略框架里，美国界定了主要威胁，就很容易动员舆论，集中各种战略资源来对付。虽然不同党派与总统在对外政策上的特点与风格不同，但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主轴是稳定的。
我们需要对美国战略思维有更多研究，不能只注重党派与总统个人的特点，而忽略其国家安全战略；关注美国的具体政策，而忽视政策与战略逻辑的关系。过去，中国作为地区性大国韬光养晦、专注自己的发展，问题还不突出。当我们宣布到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明确了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大力开展“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时，客观上已经作为全球性大国在行事，不可避免地被美国认为是对其霸权的挑战，改变现存的国际秩序。因此，美国的战略矛头一定会转到对付中国上来。而此时，我们许多人仍习惯从“夫妻关系”、合作共赢的思维，从贸易战、台湾问题、南海较量等具体问题的冲突来看美国对华政策，它反映了中美之间在思维逻辑上的差异。比如：
中方认为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和平互利双赢应该是美国能接受的处理双边关系的准则；美方应尊重多边组织的规定。而美方的逻辑是：地球只有这么大，不允许任何一个国家挑战自己的霸权；中美不是互利双赢，而是零和关系；多边组织的规则如有利于美国应受尊重，如有利于中国则美国单边利益高于多边组织规定。中美之间在思维上的差异，陈定定教授的观察一针见血：“现在大多数分析都是就贸易战论贸易战，格局太小！去年以来我接触的美国官员，智库学者，企业人士，都不同程度认为中美是争霸关系，是两种制度之争，是两种体系之争，是两种文明之争。”中美之间在认识上的差异，反映了我们对美国战略的逻辑缺乏理解，也反映了我们在战略性思维上的弱点。
随着美国战略调整、中美冲突面突出后，又有一些同志认为：“美国的本质从来没有变过。从来是亡我之心不死！”仿佛只要强调美国霸权的本质规定性就可以替代对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这同样要不得。为此，有必要搞清楚美国从“接触战略”到“美国优先战略”发生了哪些变化？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
美国对华战略为何调整
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制定了“接触战略”。它的逻辑是作为世界唯一霸权，只要坚持对世界的领导和与新兴大国的接触，就可以将其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确保美国的利益。
所谓“接触”，就是通过交往与防范两手改造新兴大国的发展轨迹。美国对华“接触”的依据是：只要促使改革开放，中国就可能成为与世界和平相处的民主国家；只要把北京拉入国际体系，中国就可以通过接触而被“驯服”，接受美国的规则，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在战略上，把中国当成朋友，就可能成为朋友，把中国当成威胁，就可能成为敌人。另一方面，中美实力太过悬殊，即使中国想改变国际秩序，那也是一个遥远而不值得担心的挑战。因此，按照接触战略，美国当时并未担心中国的强大。
但是，以经济同化、安全阻吓、国际规范塑造的“接触战略”没有能够“驯服”中国。中国迅速发展，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正在建设一个跨地区基础设施和对外经贸网络，也正在努力建设一支世界级军队。“中国制造2025”意味着中国力图在高科技产业领域实现赶超。在美国看来，中国这些目标一旦实现，就意味着自己的霸权地位将要失去。
当前美国战略界的共识是：对华“接触”已经失败。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必须调整到优先提高战略能力，以保持政治、经济、军事、技术的优势。按照这种战略，美国对华还是两手：不排斥在双边、地区、全球的问题上与中国合作，以扩大战略空间；迟滞、破坏中国的发展，在竞争中重建自己的绝对优势，以维护霸权地位。由此，中国从美国的战略伙伴变为战略竞争对手。这就是美国为什么要在贸易、投资、经济制度上找中国的麻烦；要在台湾问题上挑战中国的底线；要千方百计排斥中国的孔子学院；要搞印太战略；要谋取在核态势上绝对优势的原因。
美国的战略转变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转变的不只是具体政策，而是战略方向；第二，美国战略界的共识在推动着总统的行政，而不是总统在主导战略界共识的形成。如果我们循着原来的思路处理中美关系，对美国还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就会吃大亏。只有把中美关系的本质看清了，把它的长处与短处都看透了，我们才能说真正建立起了自信，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对美关系只是新时代国家安全中的一个问题。从到2050年要实现的目标来看，我们党在未来的奋斗过程中还会遇到更多的困难局面。对此预则立，不预则废。强化战略思维，才能达成战略性目标，成为世界强国。这是我们党在新时代必须要树立的观念。
（编辑 季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