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安全高于一切：中广核安全文化与管理体系的基石与核心

在人类的价值体系中，安全始终是最重要、最基础、最具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的要素，离开了安全，人类创造的任何价值都将置于风险之中。中国人讲，无危则安，无损则全。核电，既不能危，更不能损。核安全关乎国家兴亡与人类的未来，因而应予以最大程度、最为周密、最高层次的关怀。全球核电的三次重大核事故警示，核电安全重于泰山。核安全是一件脆弱的事，因而需要最严格和坚固的守护。

核安全是核电的生命线。在中广核，“没有核安全就没有中广核”这句话，是中广核全体干部员工最广泛的共识。在长期的实践中，中广核集团创立和发展了以核安全为核心的企业文化特质和管理体系。

始终坚持“安全第一、质量第一、追求卓越”的核安全理念

文化氛围的形成，是长时期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结果，长过每个人的职业生涯甚至生命周期。从建设大亚湾核电站开始，“安全第一”就成为中广核做事的根本准则。在此后长期的核电建设和运行实践中，进一步升华为“安全第一、质量第一、追求卓越”，并成为企业的基本原则，企业一切生产和经营管理活动都以此为决策标准和原则。

安全是核电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任何情况下，安全都必须处于优先位置。不能以安全换进度、以安全换效益。安全是责任，人人都是一道安全屏障。安全是执行，预防为主，纵深防御，保守决策，诚信透明。安全是方法，质疑的工作态度，严谨的工作作风，相互交流的工作习惯。安全是标准，各业务板块以本行业的安全标准为基准，努力成为行业安全管理的标杆。

质量是实现安全的根本，没有质量就没有安全。今天的质量是明天的安全。坚持高标准、严要求，保障质量监督的独立性，确保每项工作符合质量要求，不制造缺陷、不传递缺陷、不隐瞒缺陷。坚持在质量问题上绝不让步，对质量问题及时发现、准确定性、快速处理、及时反馈；对于隐瞒质量问题的行为实行零宽容。

建立健全牢不可破的核安全管理体系

核安全管理体系是核电企业最重要的管理体系，决定了安全管理的基本框架。在充分借鉴吸收国际先进的核安全管理理念和经验的基础上，中广核构建了贯穿于企业全部生产经营活动的以安全、质量为核心的一体化管理体系，将安全责任与安全目标连接起来，实现“道道都是安全关口，人人都是安全屏障”的深层次、精细化、标准化安全管理，用纵深防御树立安全框架，用责任落实强化风险意识，用组织设计管住风险行为，用独立监督盯牢风险隐患，用应急措施化解事故风险，为核电发展筑起了一座坚固的安全堡垒。

建立坚强的纵深防御体系。在经历过美国三哩岛和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以后，为了确保核安全，全球核电站的设计、建造和运行，采用了纵深防御的原则，从设备上和管理措施上提供多层次的重叠保护。纵深防御体系不仅能防止事故发生，而且在事故发生时确保放射性物质不发生泄漏。

建立管生产必须管安全的责任体系。中广核确立了“管生产必须管安全”的基本原则，明确安全的职责在执行者，责任也在执行者。要求绝不能脱离生产业务活动讲安全、管安全，必须将安全贯穿于生产业务活动的全要素、全过程，管控好生产的每一个环节。集团公司、中广核电力、电厂、专业化公司，一直到每位员工，都必须承担相应的核安全责任。集团公司承担所有控股核电项目的最终核安全责任，集团公司党委定期听取集团公司和核电股份公司安全管理委员会的报告。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和法人代表的设置为三位一体，是承担核安全最终责任的第一责任人。

在核电站现场，运行值长承担当值期间的机组核安全管理责任；主控室操纵员承担机组安全监控和操作，是最直接的责任人；安全工程师承担独立监督和评价责任。中广核的安全管理实践证明，在“谁主管，谁负责”的“一岗双责”责任体系的引导下，安全管理体系的建设才能真正落地。

建立独立的安全监督体系。中广核在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主动接受国家核安全局的监督管理，邀请世界核运营者协会进行同行评审的同时，根据纵深防御的理念，建立了严密的质保监督体系，设置强有力的监督部门，构筑了内部的独立安全监督体系，充分发挥内外两重防线的安全监督效用。各核电站设置独立的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履行在线安全监督职能，负责核电厂日常生产活动的安全监督。在此基础上，积极借鉴法国电力公司的经验，中广核电力设立了独立的核安监中心，对全部核电站再进行完全独立的监督和评估，直接对集团公司主要领导负责。总体上，构建了以体系独立为基础、多层级的核电安全监督管理体系，确保核安全监督能够全覆盖、零容忍、严执行、重实效。要求安全监督管理单位敢于说话，敢于说过头的话，甚至可以上纲上线，绝对不能当老好人，工作报告必须起到警醒作用，发挥“不敢、不能、不想”效果。要求各级干部员工对待安全监督部门，要保持坦诚、透明的心态，不能捂着盖着、藏着掖着，更不能谎报瞒报。要求各单位对于监督部门提出的整改行动和要求，要不折不扣落实到位，切实维护监督的权威性，确保监督的严肃性。

持续提升核应急能力。核应急是核电站五级纵深防御体系的最后环节，是在万一发生事故工况的情况下，确保减轻和控制可能的放射性物质释放后果。中广核在国家的核事故应急体系框架下，始终按照高标准、严要求推动核应急体系建设，强化核应急在安全管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升快速响应的核应急管理能力。按照国家核应急法规和核事故应急管理体系，建立了国家、广东省、中广核三级核电应急响应机制；建立“一厂事故、全体响应”的应急机制；定期组织核电站应急演习。日本福岛核事故后，中广核建立了“超设计基准”的严重事故管理导则和缓解措施等，进一步提升对极端事件的应急响应能力。2016年，世界核电运营者协会组织了同行评审，认为中广核的核应急领域为强项。

持续进行安全行为教育与实践活动

理念是实践的指南，方法就是从实践中探索总结出来的规律性认识和应用于实践的工具。要解决问题，就要有方法。中广核在长期的安全管理实践中，积累形成了系统性经验，为改善提升全行业的安全管理水平提供了可借鉴的典范。

领导者率先垂范。企业领导者在安全管理中的作用，就是确保整个组织对待安全的态度得以强化和落实，特别是一线领导团队负有直接的责任。中广核在实践中反复强调，安全运行人人有责，各级领导者以身作则，是安全管理最重要和最优先的事项，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企业各级领导经过大量的理论培训和长期的工作实践，做到客观认识安全业绩，尽力查找有待改进的领域，积极实现持续进步。领导干部如果很少下现场，不了解一线的真实状态，不向员工时时传递、强化安全文化理念，一线员工可能就会产生思想上的懈怠，久而久之就可能产生行为偏差，出现安全隐患。近年来，中广核进一步聚焦“安全管理的关键在一线”这个工作中心，在全集团推行领导干部“下现场”、“在现场”，不仅要“在现场发现和听取问题”，更要“在现场解决问题”；同时，将此活动作为“两学一做”的抓手，带动党员和干部队伍以现场为中心开展工作，要求各公司的领导班子带好头，做榜样，深入一线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坚决不玩虚、不做秀。

一切按程序办事。程序是前人经验知识的结晶，通过工作实践的记录和总结提炼，实现同类型工作的知识共享。程序体系的不断升级完善，就是消除技术盲点或漏洞、管理日臻严密的过程。核电站的程序体系是其安全运行的基础，全面体现了设计者对核电站安全运行的思考；它规定了系统参数的所有要求，构建了全部工作过程的逻辑体系，设置了全部操作的行为规范。确保一切按照程序体系操作运行，是确保核电站安全运行的核心。只有严格遵守程序，才能有力保障工作质量，才能确保核安全。“红线”是程序对于各类活动和行为的最基本要求，神圣而不可逾越。在中广核，所有的干部员工，无论职位高低，无论工种差异，都有着强烈的“红线”意识，时刻提醒自己和同事勿踩“红线”。

规则与标准，是人们从过去千百次的失败与教训中总结出来的真知灼见。以大亚湾核电站为例，1988年建设期间就参考法国在运行的核电站，完成了8000多份生产程序的编写，后来又进一步融合了法国核电运行经验、中华电力公司的管理精华，并且以此为基础，逐步加入了本土化运行的经验和教训。迄今为止，大亚湾核电程序体系（含管理程序、技术程序）已扩展到3万余份，形成了全覆盖、全流程的程序体系，为后续投运的众多核电站提供了程序母版。

确保设备不出问题。核电站的安全生产运行，最简洁的拇指法则就是 “人不犯错误、设备不出问题”，双管齐下，确保万无一失。对于百万千瓦级核电站这样的庞然大物来讲，设备可靠性是机组安全稳定运行的基础。无论是重大设备还是像电缆、小支管这样一些小设备，都坚决不能出问题，否则就会导致停机停堆。目前，中广核通过借鉴法国电力公司等国际先进经验，建立独特的设备管理模式，大力推动“专业化、标准化、集约化”落地，推动设备与管理一体化运作，建立高效的设备管理管控和协同机制，带动各专业化公司和电厂强化能力，协调资源，统筹好重大、共性设备问题的解决，做到既不出现管理真空，也不出现管理重复。

努力塑造人的行为。人作为安全管理的主体，人的意识和能力始终是确保安全的关键，因为每个人都可能犯错误。核电站的运行实践和大量统计数据表明，绝大部分容易发生行为失误的情境是能够预见、控制和防范的，并且个人的行为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组织、制度和管理水平的影响。为此，中广核研究并推行了一系列预防人为原因失效的措施，积极从源头上构建员工个人良好的行为习惯，强化正确的行为规范，遏制人因失效的“苗头”。具体采取了多种措施：首先，建立全员培训授权上岗制度，所有的员工都要经过相关培训才能上岗；其次，建立人因训练室，专注于防人因失误工具的开发和人员规范行为的训练；第三，将合作伙伴纳入管理范畴，大力提升其安全管理水平；第四，开发“防人因失效工具卡”，规范人员的行为。

根本原因分析。核电项目的突出特点就是投资成本高、安全要求高，无论是工程建设阶段还是生产运行阶段，如果出了问题没有查清楚原因，就不能采取有针对性的纠正和预防措施，这时要么工程停工，要么机组停运，损失巨大。根据“二八法则”，20%的缺陷是导致80%的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如何做好根本原因分析尤为重要。2002年以来，中广核全面推行根本原因分析法，开展有针对性的纠正和预防行动，防止同类事件的重复发生。这项工作的核心理念是，找出整个系统或流程可能存在的缺陷，而不是只关注个人执行上的过错和责任，再进行纠正和预防，营造一种重视管理和制度改进的安全文化。这种方法应用以来，绝大部分重要设备故障的根本原因都得到了确认和纠正，并确定了中长期措施和政策，有效预防了电站重大事件的重复发生，提高了电站的安全可靠性。中广核人对此有着更为通俗的说法，那就是“显微镜、放大镜、望远镜”，查找问题用显微镜，反馈问题用放大镜，处理问题用望远镜。

2017年，中广核20台在运机组的240项WANO指标中，有177项达到世界前1/4的先进值，先进率达到73.8%。其中“核安全”指标是反映核电机组安全水平的重要指标，该指标通过对参赛电站近3年的反应堆自动停止运行次数进行统计并产生排名。2017年，国家核安全局、国防科工局、国家能源局等四部委对国内各大核电基地进行了全面安全检查。检查组评价中广核六大核电基地为“安全生产可控，不存在影响行业安全的重大隐患，中广核核电安全是有充分保障的”。中广核的安全管理的改进也得到了WANO的认可，指出“中广核的安全管理改进经验值得WANO学习”。

中广核安全业绩的取得，得益于中广核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坚持“安全第一、质量第一、追求卓越”的方针，将“敬畏核安全、守护核安全”的理念融入了员工的血液之中，并转化为员工的行为准则。

善用自然能量：中广核清洁能源集团的社会品牌

绿色低碳发展已成为全球共识，是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方向，清洁能源成为最有前途的发展领域。中广核以“打造国际一流清洁能源集团”为目标，形成了核电、风电、太阳能、节能环保产业等清洁能源产业布局，致力于成为建设美丽中国的主力军，“善用自然能量”的品牌获得高度认可。

“善用自然能量”的品牌内涵，强调“以先进的能源利用技术，让更多的人使用清洁能源，为更多的人营造绿色环境”。这里包含“善于和善待”两层含义。“善于”是专注清洁能源发展，以成熟、可靠、先进的能源技术，提供安全、清洁、经济的电力；“善待”是指在提供清洁能源的过程中，高度重视公众、环境和员工的安全，为客户、股东和合作伙伴创造价值。在“善用自然能量”理念指引下，中广核为中国及全球的清洁能源及绿色低碳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同时，努力降低生产经营过程对环境的影响，持续提升燃料使用效率，降低废弃物排放，减少日常工作的资源消耗。

实现核电持久安全高效发展，走出独特的“生态核电”发展之路

生态核电是继承现有核电清洁、低碳、绿色等属性，并逐步与周边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形成共生、互生和再生的关系，使核电与周边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经济发展相互作用和协同发展。在遵守我国核电法规和标准的前提下，在符合核电安全可靠、环境相容、技术可行和经济合理的基础上，中广核初步构建了生态核电的指标体系。目前，中广核已经开始在新建和待建核电项目推广生态核电理念，并根据生态核电指标体系进行了生态性评估，指导核电项目开展生态核电的规划和建设工作。

生态核电的基础，就是核电为全球二氧化碳减排做出了卓越贡献。核电是典型的低碳能源，单位发电量二氧化碳排放仅为12克/千瓦时。

中国是全球目前在运在建核电装机第三大国和核能发电总量第三大国，2017年全国商运核电机组累计发电量为2474.69亿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亿吨以上。2017年底，广东省核电装机达到1047万千瓦，占省内装机总量的9.6%；发电量802亿千瓦时，占省内发电量的18.4%。从2006年大气环境质量监控网络启用起，省内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和可吸入悬浮颗粒物年均值同比下降分别为66%、20%和24%，珠三角地区已经率先从国家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重点区域中摘牌。核电的安全高效发展和西电东送等，为有效改善珠三角乃至粤港澳大湾区环境质量做出了重要贡献，粤港澳大湾区已成为国内生态环境质量与经济建设和谐发展的示范区。

截至目前，中国所有核电机组持续保持安全、稳定运行，未发生国际核事件分级表（INES）中的2级及以上的运行事件；未发生较大及以上安全生产事件、环境事件和辐射污染事件；未发生火灾爆炸事故；未发生职业病危害事故。各运行核电厂放射性流出物的排放量低于国家标准限值，环境空气吸收剂量率控制在当地本底辐射水平涨落范围内。今后，中广核将全面部署实施“生态核电”战略，将核电全生命周期对生态环境的贡献最大化，从而走出一条独特的“生态核电”发展之路。

将核电作为推进清洁能源国际合作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政府正以强烈的大国担当，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基本价值理念，推动核电、新能源等清洁能源领域的国际合作。我国核电产业通过与中法、中美、中俄、中加等和平利用核能国际合作，得到了整体能力的提升。我国核电在40多年的发展中，成功地实施了自主创新行动，打造出了具备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和全球最完整的核电产业链。中国企业正在积极利用连续30多年的核电建设经验和坚实的产业基础、先进的核电技术，推进与全球各国的合作，尤其是积极参与到“一带一路”沿线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连通中。“华龙一号”海外首堆——巴基斯坦卡拉奇核电K2项目已完成穹顶吊装，进入设备安装；“华龙一号”英国通用设计审查正式进入第三阶段，采用“华龙一号”技术建设的英国布拉德韦尔B项目也已进入厂址勘查阶段。

努力实施公众沟通工程，消除核电项目的“邻避效应”

“邻避效应”指一地居民或单位因担心建设项目（如垃圾场、核电厂、殡仪馆等设施）对身体健康、环境质量和资产价值等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从而引致嫌恶情结，滋生“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心理，有时采取高度情绪化的集体反对甚至抗争行为。环境能源项目需要直接面对的问题，就是项目上马、建设乃至以后运营对所在地附近的社区、民众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有多少好处。如果项目周边地区的民众不能从项目获得利益实惠，哪怕是较少利益的损失，都将引发强烈的反对情绪。

在中国核电发展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一起最大的邻避运动——香港反核风波。当时，中国和英国关于香港回归的《中英联合声明》已于1984年12月正式签署，但香港尚未正式回归祖国。在这个敏感的过渡期间，1986年发生了苏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世界舆论影响了香港市民的情绪。一些反核团体借机煽动，最高潮时号称有百万港人参与反对兴建大亚湾核电站的签名游行活动。

在这次反核风波之前，中国的核工业处于保密状态，而且大部分企业和项目位于“三线”地区，因而也谈不上有什么公众沟通活动。香港反核风波的爆发呈现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突然性。此时中央政府的鲜明态度，对事件的平息起到了关键作用。1986年7月10日，邓小平同志说：“中央领导对建设大亚湾核电站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中央充分注意电站的安全问题。”邓小平同志的这一表态，对稳定当时的局势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此后，中央政府、广东省政府和香港有关机构和人士做了大量的工作，对缓解香港市民的担忧情绪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当然最核心的举措还是中央继续建设大亚湾核电站和继续发展核电的政治决策。

香港的反核风波，对于政府和企业注重核电项目的公众沟通，起到了促进作用。从此之后，内地开始重视公众沟通工作，30多年来的持之以恒，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应该指出，公众沟通不仅仅是一项具体的业务工作，而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唯有长期持续，才会产生久久为功的效应。

中央政府的正确决策，是这项系统工程的政治保障。从前述香港反核风波的平息过程中可以感受到，小平同志的谈话，为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吃了一颗定心丸。核电对于确保中国大陆和香港地区能源的有效供应是不可缺少的，发展核电是中国政府的战略决策，不会因任何人为的干扰所阻碍。如果没有中央政府的鲜明态度和正确决策，风波的平息不会那么顺利。

明确的核电发展规划，是这项系统工程的发展导向。自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明确了“积极推进核电建设”的方针，国家发改委于2007年10月颁布了我国《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要求到2020年，核电运行装机容量争取达到4000万千瓦。后来根据经济发展形势的不断变化，中国政府考虑调整国家的能源战略和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力争2020年核电占电力总装机容量的比例达到5%以上。2030年（或2035年）达到2亿千瓦，超过目前美国1亿千瓦的总装机容量；2050年要达到4亿千瓦以上，核能占全国一次能源供给的15%。核电发展战略和规划的坚定和稳定，一方面有利于该领域的持续科技创新，力争成为技术上的核电强国；另一方面可以进一步坚定公众对我国持续发展核电的信心，从而逐步接受核电这种“功在当代、利归千秋”的能源形态。

核电站的安全稳定运行，是这项系统工程的现实条件。中国核电厂设计、建造、运行和管理，吸取了世界各国几十年的经验，保持了世界领先的安全水平。目前中国所有核电运行机组未发生过国际核与辐射事件分级表二级及以上事件或事故；未发生过影响环境或公众健康的事故，气态和液态流出物排放远低于国家标准限值；核电厂周围环境监测结果表明，周边辐射环境在本底范围之内，未对环境造成影响。除了核电站的自身管理，国家也制定了严格的与世界接轨的核安全法规标准，核电站需要接受国家核安全局的安全监管，并接受世界核能组织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评估。为了确保核电站周边辐射环境数据的客观真实，目前通过实行双轨监测机制来进行实时监测。环境部门对核电基地周边村镇的土壤、水和植物、蔬菜等样本长期跟踪检测，同时在核电基地周边10公里范围内设置足够的自动监测站，重点加强关键的放射性核素和居民区监测。监测数据在环境保护部官网实时向公众发布。

核电站为周边带来多方面的利益，是这项系统工程的民心基础。作为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大型能源项目，核电项目必须为周边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条件改善做出贡献，从而履行好“建设一个电站，带动一方经济，造福一方百姓”的社会责任。以大亚湾核电站为例，自1994年投入商业运行以来，切实履行了企业的社会责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促进产业发展。与电网企业加强沟通与合作，利用自身技术优势，为保障电力供应做出积极贡献；打造核电工程“生态圈”，牵头联合众多核心企业成立核电设备研发中心，共享资源，辐射带动更多的供应商。二是带动地方经济。提高城市建设和教育水平；创造就业机会，实现家门口就业；带动消费，促进第三产业发展；积极投身公益事业，扶助弱势群体。大亚湾核电基地累计缴纳各项税费400多亿元，其中对地方财政贡献160亿元。正是核电项目给地方政府和周边群众带来的利益，争取了支持核电的民心，为核电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民意基础。

建立核电项目公众沟通工作机制，是这项系统工程的制度框架。任何一个行业的发展，都离不开公开透明的市场环境，需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这就需要进行法律制度的设计，将公众沟通工作纳入法制的轨道。

企业建立公众沟通工作网络，是这项系统工程的具体抓手。核电企业既是核电项目的经营者，又是核安全的保障者，同时也是直接面对公众的沟通者。企业所承担的这些责任，决定了必须建立有效的工作网络，在国家法律法规的框架中和政府相关部门的统一部署下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建立了一支专门与社会各界沟通与联络的队伍，对内负责收集相关信息，对外负责对公众的科普宣传和信息发布；开展经常性的公众宣传和联络工作，为核电项目的正常生产经营营造和谐的周边环境；充分利用微博、微信等新型媒介手段，快捷地向公众发布相关信息。

香港反核风波之后，鉴于大亚湾核电站肩负着促进“一国两制”更好落实的重任，国务院核电办和港澳办联合发出《关于邀请港人组建广东核电站核安全咨询机构会议纪要》，于1988年7月26日组成“广东大亚湾核电站核电安全咨询委员会”（简称安咨会），引导香港公众科学地认识和了解核电。通过翔实的数据和事实，向公众展示核电的安全性、环境友好性以及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让人民群众增强对核电安全的信任度。

要成为世界一流清洁能源企业

从一个国际核电技术的“跟跑者”，到一个“并跑者”，再到将来某些领域的“领跑者”，中广核所取得的成就离不开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离不开正确的企业经营理念和管理体系，离不开各级政府和各类社会组织的充分理解和大力支持，更离不开广大核电员工一代一代地传承和创新中广核以核安全为核心和灵魂的企业文化。中广核正向着成为世界一流的清洁能源集团企业的方向努力前行。在这个过程中，核电和能源作为一种资本，一定会继续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质力量，中国广核集团也一定会继续绽放出勃勃生机！                                         （编辑  季节）

谁在影响当代中国？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至少有两类人物：一是政治家或领导人，通过制定政治决策影响中国，借助国家机构制定国家发展战略、实施国家发展规划和政策；二是思想家，借助报刊文章和著作传播思想和观点，通过思想或观念的传播影响当代中国。他们都从不同的方面产生影响，有其互补性、关联性和统一性，也有其差异性、非关联性和多样性。当然，除了政治家、思想家，还有各种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科学家、艺术家、作家、记者等，都在以各自的方式和渠道影响当代中国，也会影响世界。这些无形的思想合力构成了中国思想潮流，反映了中国创新趋势，推动了中国现代化之路。

胡鞍钢，1953年生，现任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他是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国情研究（当代中国研究）的开拓者和领军人物。近些年来，胡鞍钢和他的研究团队出版了系列国情研究著作，这些学术著作已翻译成多语种出版物，向海外介绍当代中国研究。从1998年至今，他主编的《国情报告》累计已达1500余期，向中央和政府高层领导持续地提供中国发展情况和政策建议。他先后兼任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等职。他创建并领导的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成为首批25家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

胡鞍钢被他的学生称为“严师”，在和学生相处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倾其所有地传授知识，讲述研究方法和研究思想，并对学生的研究工作提出要求，特别强调要用数据说话，以事实证明，研究成果（国情报告、学术论文、著作）要让实践检验、让历史检验。

在勤奋方面，胡鞍钢的身教甚于言传。他将每天24小时严格分配为四部分：读书读报、研究写作、教书育人和休息。他一不担任行政职务，二不参加各种应酬，三是有效控制非学术活动时间，四是专注于国情研究与教书育人。他从不因为自己已经拥有很高的学术声望和影响力而停步不前，而是将学术上的勤勉和孜孜以求当作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胡鞍钢作为学者的“纯粹感”对学生影响更为深远。从他这里，“知识报国、知识为民、知识为人类”的理念传递到一届又一届青年学子身上。如同胡鞍钢自己所言，他一生的两件大事，一件就是国情研究、建言献策，二是教书育人、投资下一代。他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自觉地将自己的知识创新服务于人民和国家，始终致力于为国家的发展和改革提出前瞻性、建设性的建议。

胡鞍钢及其团队创立的当代中国国情研究平台，以其独树一帜的话语体系和研究风格成为中国学派的重要内容。

如何理解中国学派

鲁问学: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的发展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正逐渐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但是与此同时，我国的发展还面临诸多问题，如生态环境问题、产业结构问题、贫富分化问题等。您认为应当如何评价中国的发展道路？

胡鞍钢：改革的道路从来就不是平坦的，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更是如此。中国的改革是由几个相互关联、相互重叠的社会转型过程所组成的，包括：经济体制转型，从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农村改革以农业为基础的传统农村社会向以非农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转变；从极低收入水平向中等收入水平转变；从极度贫困社会向总体小康社会转变；从极其封闭的经济和社会向全面开放的经济和社会转变；政治体制改革，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从而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综合起来称“中国道路”。

世界上未曾有哪一个大国经历过中国这样在同一历史阶段内进行的多重转型，也没有哪一个大国像中国那样成功地避免了政治上的剧烈动荡、社会生产力的严重破坏、社会阶层的严重分化，以及全球一体化带来的巨大外部冲击。从中国的现代历史来看，也不曾有哪一个时期经历过长达40年之久的“天下大治”、达到经济繁荣和社会全面进步。没有哪一个世界强国像中国一样实现和平崛起。西方强国在历史上都是靠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方式崛起的。中国恰恰在没有先例可循、没有国际经验可鉴、没有现成理论可用的条件下，本着务实主义的原则和“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不断地驶向“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彼岸”。尽管中国的多重转型过程远未结束，也不还不能说已完全成功，但这已经有力推动中国几十年的高速成长，形成独特的中国发展道路，这种道路对发展中国家是有示范作用的。

鲁问学:近年来人们越来越关注“中国学派”，您是如何看待和定义“中国学派”的？

胡鞍钢：我认为，毛泽东就是最典型的“中国学派”的代表者，一直是我学习的最好榜样。毛泽东有十分明确的理论自觉意识，他最看不起那些“言必称希腊”的人，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理论，既不懂中国实际，也不会灵活运用理论。

从小就读毛主席的书，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学习起点，也是成长起点。在长达半个世纪对毛泽东著作的不断学习、不断深化理解当中，我才能更加专业化、知识化、系统化去研究“中国国情”，也才能努力探索“中国道路”，归纳“中国理论”，总结“中国思想”，弘扬“中国智慧”。

从毛泽东著作中汲取养分，不仅是我个人从事国情研究的重要方法，也是长期以来我在教学中培养国情研究人才所坚持的重要方法。在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博士后、博士生和硕士生分类培养的“小班制”框架下，我要求研究生制定具体的理论学习计划，提倡多读、勤读、精读毛泽东著作、毛泽东思想研究成果及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相关的著作，理解毛泽东、邓小平等党的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造性发展。为更好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我还要求博士后、博士生和硕士生系统地学习马列经典原著，夯实理论基础，力求做到融会贯通、灵活运用，并坚持定期交流。在此基础上，要求他们进一步有针对性地选读中国和世界经济史、社会史、政治史、文明史等方面著作，扩大知识面，拓展研究思路，促使他们成为“红专结合”的优秀人才。

从毛泽东所讲的要读“无字之书”和“有字之书”的读书之精要出发，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在学习研究中要坚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在中国社会这个大课堂之中，找到真问题，用上真方法，做好真研究。从实际成效来看，这一培养方式将对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师生养成高度的学术自觉、理论自觉、文化自觉，形成不唯书、不唯上、不唯洋、只唯实的学风产生积极有益的影响，为建构与中国道路相适应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做出学术贡献。

我认为“中国学派”应当“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1]还能够在国际学术界发出“中国声音”，这是当代中国研究的“中国学派”，并不仅限于某一学科、专业的“中国学派”。

鲁问学:结合您的国情研究经历，怎样理解“中国学派”的方法论？

胡鞍钢：国情研究，就是以中国为研究对象，是一门中国学的大学问。作为中国学者，首先要解决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为谁做中国学问？我从一开始从事国情研究时，就明确了“知识为民、知识报国”的宗旨，就是“为人民做学问、为国家做学问”，进而“为世界做学问、为人类发展做贡献”。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将国情研究系列翻译成多国文字传播出去。这既是我们做中国学问的出发点，也是做中国学问的落脚点。国情研究不仅是个大学问，更是典型的公共知识，是可以通过实践-研究-再实践，不断实现“知识为民、知识报国、知识为人类”的宗旨。这是一个持续的循环的长期的过程。

1991年我写下了发自肺腑的心愿：“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名言不知影响了多少代人。我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曾经当过农民、工人，也做过大学生、研究生，现在是一名普通的学者。但作为共和国承前启后的一代，我感觉个人的命运始终与民族的兴盛与衰败、国家的光明与黑暗紧紧地连在一起。为中华民族的繁荣、祖国的强盛而奋斗，既是我人生之路的目的，亦是我学术研究之宗旨。[2]这成为我从事国情研究的初心和使命，我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国情研究领域上坚守坚持坚定下来，时至今日。

“中国学派”的研究方法，我认为要注重几点。

“中国学派”的研究要有整体视角。最重要的是不仅要看树木（局部），更要看森林（全面）；不仅要看支流，更要看主流；不仅要看现象，更要看本质；不仅看今日中国，也要回望昨日中国，更要预见明日中国。我从事国情研究一直强调跨学科、跨领域、综合性、战略性、前瞻性，形成独特的专业性与综合性、战略性与前瞻性的知识优势。这样才能有全面的独到见解，能够在当代中国研究方面独树一帜，逐步构建全方位的知识体系，重要的标志就是形成上千万字、上千篇国情报告、上百部中外文著作所形成的研究成果。从经济学到政治学、从人口学到生态学等多领域组织跨学科研究，从单一学科优势到跨学科优势，再从综合优势形成了独特优势，从国内优势到国际优势。

做国情研究为什么还要进行跨学科的、综合性的、有国际比较的研究？全面了解中国，读中国这部巨著，不能像盲人摸象似的解读，而要从不同的角度全面了解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全貌。这包括中国的自然国情、经济国情、政治国情、社会国情等，还要了解中国社会内部的城乡关系、区域关系，也要了解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互动关系。在研究中我们不仅要看见局部，更要看见全局，以便对中国有全景式动态式的认识和理解。

“中国学派”的研究要积极参与国际话语权竞争。研究当代中国，不仅要看中国自身，也要眼观世界进行国际比较，还要跳出中国从外部看中国。这就需要进行开放式研究。一是既要了解当代中国，也要了解当代世界，特别是了解西方国家，客观地讲，我们比国外的同行（中国通）更具有信息优势、文化优势、实践优势。二是从社会科学角度看，要充分吸收西方社会科学的成果，不必“言必称希腊”，也不必“凡是西方的都排斥”，以更加开放的心态，为我所学，为我所用，为我所为。三是在国际上发出“中国声音”。

在国内我们是进行国情研究，在国际上就是进行当代中国研究（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中国迅速崛起使全球范围掀起了中国研究的热潮，但是也充斥着吸人眼目的各种观点，包括“中国威胁论”、“中国经济崩溃论”、“中国脆弱超级大国论”等等。我认为这些观点还局限于对中国的观察（Watch）和猜测（Guess）。正如美国哈佛大学的傅高义（Ezra Vogel）教授所说“美国‘中国通’（sinologist）的记录一向不良”。这不仅是因为大多数美国“中国通”都不能够准确的预测中国的未来走向，更主要的是他们存在着政治偏见、文化偏见、学术偏见。许多观点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会像西方国家那样经济上实行市场经济，政治上实行选举民主，市场经济会不可避免导致政治自由化等等。当然四十年的中国改革开放并没有也不可能按照西方国家的主观愿望去发展的。

许多“中国通”实际上是不通的，他们缺少信息优势。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讲到：“中国人有一句老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对于人们的实践是真理，对于认识论也是真理。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3]研究当代中国，不到中国内部深入调查研究，怎么可能真正认识中国，这方面我们有明显的实践优势和信息优势。我们就是要主动参与国际学术竞争，在竞争中共同创立中国学派。

国情研究领域的探路者、开拓者

鲁问学：我们很想了解您的国情研究轨迹，可以进行一些介绍吗？

胡鞍钢：我的国情研究生涯始于1986年参加由周立三院士领导的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并作为核心成员开展系统的国情研究，我们共同完成了《生存与发展》的第一份国情报告，这可以算作是我从事国情研究生涯的重要开端。我的国情研究经历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这是我进行国情研究的起步期。主要对中国发展所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等几大约束给予了高度关注，并围绕人口问题和环境问题形成了一系列有影响的决策咨询成果。其中包括专著《人口与发展——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的系统研究》，还有与王毅、牛文元合作的国情报告《生态赤字:未来民族生存的最大危机——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分析》等代表作，当时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推动了国情研究和国情教育。

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是我进行国情研究的拓展期。在这一阶段，我将研究视野进一步拓展至更大范围的发展不平衡与不可持续问题，并形成了系列的国情研究成果。1993年，王绍光与我合著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一书出版，为“分税制”改革提供了重要研究背景；1995年，我与王绍光、康晓光合著的《中国地区差距报告》一书出版，呼吁中央政府加强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关注和投入，为“九五”计划提出“坚持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方针提供了国情研究依据；1998年，在国有企业职工大规模下岗分流背景下，我执笔的《就业与发展——中国失业问题与就业战略》国情报告，为2002年党中央提出“就业是民生之本”提供重要的国情研究背景。

第三阶段是从2001年到2011年，这一时期是我和我们团队国情研究成果的丰收期。这一时期，我着重从国家间竞争的视角，对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优势等关系中国发展的根本性问题进行思考和研究，具体研究问题涉及国家转型与制度建设、中国现代化之路、反腐败与国家治理、地区与发展、知识与发展、健康与发展、教育与发展、人才与发展、综合国力与大战略、五年规划和专项中长期规划、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绿色发展、应对气候变化、民族政策调整等。在这一阶段，我对国情研究的理论进一步系统化，与王亚华出版了《国情与发展——中国五大资本动态变化（1980－2003）与长远发展战略》（2005）等著作，对我国国情研究进行了更加全面的系统的梳理。

第四阶段是2012年至今，以在国情研究中心基础上创办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为标志，进入高端智库建设期。这一时期，我们主要从“国情—国力—国策”框架出发，围绕新发展理念、“十二五”规划中期评估、中国集体领导体制、“十三五”时期重大问题与基本思路、2030教育现代化、2030健康中国、2050中国全面实现现代化等问题，进行了前瞻性的远景设计研究。我们团队先后出版了《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2014）、《“十三五”大战略》（2015）、《中国国情与发展》（2016）、《中国新理念：五大发展》（2016）、《2050中国：全面实现现代主义现代化》（2017）、《创新中国集体领导体制》（2017）、《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2018）等著作，这是国情研究成果的大丰收期，也是当代中国研究成果走出去的丰收期。

鲁问学：在您的国情研究中谁对您的影响最大？

胡鞍钢：如果说谁对我的影响最大，想来想去还是毛泽东。毛泽东是真正的中国国情研究的开创者和大师，我也力图像他那样扎根于中国，研究中国，这是全面的、多角度的，而不是片面的、单一的研究，是与中国实际紧密相结合的，为了人民福祉的研究。正因为如此，学习毛泽东著作、运用毛泽东思想，成为我长期从事国情研究独特的法宝和特点。他的重要思想和重大创新，也成为国情研究诸多选题的直接来源，这是源源不竭的“知识红利”、“思想红利”。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与理论探讨，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方面，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给中国人民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1995年，我开始思考，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已发表近40年，但文中所阐述的重要原则还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只是当时所讨论的许多重大关系和社会背景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出现了许多重要的新问题、新矛盾，有待于我们不断探索和不断创新。

为此，我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中国走向21世纪的新十大关系：第一，中央和地方关系；第二，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关系；第三，工业与农业的关系；第四，城市与乡村的关系；第五，经济增长与经济稳定的关系；第六，人口与发展的关系；第七，环境与发展的关系；第八，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的关系；第九，发展与反腐败的关系；第十，中国与外国的关系。我又特别以引言的方式将中国走向21世纪的新十大关系的主要观点做了总结和概括，其目的就是继续研究和正确认识和处理新十大关系。

这新十大关系是中国改革开放时期发展的十个重要矛盾，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些矛盾，积极引导和协调好这些矛盾，以保证中国今后能成功的实现三大目标：一是实现经济起飞，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二是实现市场经济转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三是实现天下大治，使国家长治久安。

我还特别从20世纪50年代与90年代不同时期十大关系进行比较。这包括发展背景的不同，经济体制背景的不同，国际环境背景的不同。在新的十大关系中集中反映改革开放以来重大的问题和矛盾，这也是中国走向21世纪不可回避的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抓住了十大矛盾，也就抓住了认识中国国情和发展问题的关键所在。这也是我首次对中国国情研究的集大成和分析框架，对改革开放的中国形成总的看法，即探索不同时期的重大社会矛盾，这不是对中国问题进行零碎的、孤立的调查和分析，而是需要比较系统的全面的研究。它不仅进行了经验性实证研究，而且需要探索理论发展的基本规律。

鲁问学：据了解，您早先所学的专业是工科，后来又弃工从文，进入了国情研究的领域。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做出了这样的改变呢？

胡鞍钢：这个里面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当我考上博士生时，面临选择什么样的研究方向和课题。当时有两种不同的选择：一是在原有的工科研究领域继续工作，做一名工科专业人员或专家，这对我来讲是路径依赖，顺理成章，风险也小；二是“独辟蹊径”，选择自己更喜好的崭新的研究领域，也是社会最需要的研究领域，这就是国情研究领域，但对我来说必须改变学术路径，还需要调整专业和授予博士学位点，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最后我还是决定选择后一方案，我决意做自己感兴趣的国情研究。

不过，当时的选择也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一方面，当时国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对科学决策产生巨大需求。这如同恩格斯所言：社会一旦有技术需求，则这种需要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对大学产生了什么样的社会需求呢？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到20世纪末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即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4] 之后，各方开始研究20世纪末中国的发展，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2000年的中国》，也包括中国政府邀请世界银行做了《中国：长期发展面临的问题和选择》。

另一方面，是基于中国进入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大背景。汲取了建国以来在多次重大决策失误中的历史教训，党中央、国务院越来越注重倡导决策科学化、民主化。1986年7月31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在首届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上作了题为《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的讲话，邓小平批示：“很好，全文发表!”陈云同志也批示：“这个讲话，解决了我们党多少年以来没有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8月15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万里的文章。万里同志指出，今后对任何重大问题的决策，不能再停留在凭领导者个人经验和意志办事的传统方法和水平上，而必须采取科学的方法，按照科学的程序，进行科学的论证，力求减少和避免可能出现的重大失误。

在这种大背景下，成立了各种政策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分析小组也应运而生。当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委托中国科学院承担国情研究课题，由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周立三为首的科学家组成了国情研究小组，对我国人口、资源、生态环境、粮食进行综合的系统分析，也为我从事国情研究开拓了学术新天地。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指出：中国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关键时刻，正确的、科学的决策关系中国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关系到我国四个现代化的进程，历史不容我们再有重大的决策失误。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立足中国国情，并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决策。回过头来看，这也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中国走上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新道路，也是中国科学院最早的非正式的智库。

知识为民、知识报国

鲁问学: 人们都知道王绍光教授和您提供给中央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对推动1993年的分税制改革作出了很大贡献，当时正值中国的改革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在如此复杂的形势下，您们如何把握国家发展方向？

胡鞍钢：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局势非常复杂。苏联共产党解散、国家解体，“一分为十五”，南斯拉夫解体“一分为六”，这是社会主义运动的最低潮，更是资本主义似乎战胜并取代社会主义的“历史终结”时刻。1992年底，我在美国耶鲁大学学术讲座时有人公开挑战问：苏联共产党统治苏联70多年垮台了，中国共产党什么时候垮台？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在报告中引述了“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的警句，要防止铁托之后南斯拉夫解体的深刻教训。这是因为，从世界范围来看，社会主义国家在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成功的例子是极少的，不成功的例子却很多，如前南斯拉夫和前苏联的解体。我们的报告从最坏的角度入手，通过制度创新、制度建设，以避免最坏的可能性。

当时改革争论问题的实质，一是中国是否继续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是继续走正路还是转入邪路的方向性问题；二是否要加强中央政府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中的主导作用？这是如何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的大是大非问题。

我们明确提出，中国迫切需要一个更具权威和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成为经济发展、政治变革、社会转型和国际关系的主要指导者和驱动者，要不断提高国家能力，特别是提高中央政府控制宏观经济的能力，推进改革与开放的能力，以及加速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能力。

最后，我们提出建议如下：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实行纵向分权；按四级政府（中央、省区、市县、区镇）运行结构；撤销计划单列市编制，取消地区行署级；国家财政收入实行现代分税制；三级财政征收（中央、省区、市县），四级财政使用（中央、省区、市县、区乡）；国税为全国统一，省区无权改变或免减；统一税制，统一税率；开征个人收入所得税。

同年6月21日，新华社内参以“两留美博士提出：‘加强在市场经济转型中中央政府的主导作用’为题，摘发了该报告提要。在历史关键时刻，中央决策者高瞻远瞩，统揽全局，力排众议，做出了关键性的决断，即从1994年起，在全国实行统一的分税制，建立中央税收和地方税收体系。这可称之为建国以来重大的制度创新之一，起到了“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奠基性、长远性、历史性作用。

2013年6月29日，北京大学法治研究中心举办《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出版20周年纪念会，与会者对此报告的评价是：“对于中国财政税收体制改革、信息化建设等方面的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报告出台之时，加强中央财政能力的分税制改革尚未启动、中国学术界和政界流行的还是强调市场调配资源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想。这时距离国企大规模下岗还有3年时间，离中国“入世”还有8年之久。在上述背景下，《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力主提升国家能力，谁也没有预料到，中国在随后的改革之中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在20年后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跃居世界前列。由此《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展现了深刻的洞见能力，见证了跨越式发展的中国道路。

鲁问学:区域协调发展一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所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您所作的《中国地区差距报告》对推动西部大开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请您具体谈谈吗？

胡鞍钢：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地域广阔、发展极不平衡的社会主义大国，是世界上自然地理、人口资源、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差异性最大的国家之一。这是中国最大国情特点之一，因此，中国治国理政的最大目标和任务之一就是实现地区协调发展，使各地区共同发展、共同富裕。

1994年2月，我完成了《欠发达地区发展问题研究》国情报告。报告分析了我国改革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地区差距的变化趋势、基本特点及其形成原因，探讨了欠发达地区相对落后的原因及主要特征。改革以来，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尤为明显，主要表现为：各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差异甚大；从总体上看，各地区人均GDP相对差距在缩小；各地区间人均GDP绝对差距在扩大，特别是低收入地区与高收入地区的绝对差距不可避免地迅速扩大，构成中国为实现全民族现代化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所作努力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我认为，中央政府应把解决欠发达地区发展问题放在宏观经济管理和社会政治稳定最为优先的位置。尽管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是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但在下世纪初，如果能使十几亿人民都过上小康生活，避免贫富悬殊，这无疑地会带动社会的整体进步和全面发展。

1994年，我前后四次到贵州调查研究，撰写了《“贵州现象”呼唤对欠发达地区的政策调整》的调研报告，因为“贵州现象”代表了当时全国最贫困最落后的典型，在改革开放中被边缘化。为此，我提出，领导人不仅要“南巡”，更要“西行”；不仅领导人要“西行”，而且部长们也要“西行”。只有多走走，多看看，才能发生感情变化，才能真心实意地为当地少数民族人民做些好事和实事。更重要的是使领导人巡视地方的做法制度化。新华社贵州分社记者将对我的采访刊登在内参上。之后，江泽民、李鹏等中央领导人相继到贵州调研。据后来介绍，江泽民主席十分震惊、寝食难安，到了其他省份时心情才好了一些。1999年，中央正式提出西部大开发的战略设想，是根据邓小平同志“两个大局”设想作出了战略部署。

我邀请王绍光教授加盟该项研究，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和国际比较视角进行研究。邀请康晓光（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成员）从反贫困和政策评估视角进行调研。为此，我与王绍光、康晓光合著出版了《中国地区差距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该报告为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开始调整中国地区发展方针以及实施西部大开发提供了重要的国情背景和决策依据。

鲁问学: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全面取消军队经营性活动，我们知道您很早就提出“正税养军”，当时您的考虑是什么？

胡鞍钢：早在1994年时，我和康晓光在《以制度创新根治腐败》中提出了应当“严禁军队经商，以正税养军”的建议。1998年我又以《严禁军队经商，坚持正税养军，促进军队改革》的国情研究报告提出具体建议：一是撤销军队开办和联办的各类公司，军队不得参加地方各种盈利性活动，军队不得接受地方各类捐赠及生活补贴；二是军费开支应全部来自政府经费拨款，应当“正税养全军”；三是部分国防公共财可由社会提供，由军方招标定货，不必一切自我包办；四是国防科工委与军方形成买卖合同关系；五是重新界定军队的任务，减轻军队过多的非军事支出负担。上述设想不仅提出了严禁军队经商，确保国家长治久安，而且也提出了军队改革的设想，即军队如何有效利用全社会资源和市场机制，高效率地使用国防开支，体现出中央提出的强军目标，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思路。

鲁问学:您的第二代民族政策思想当时引起了很大影响，也带来了很大的争议，但从今天来看，民族政策确实正在走向民族交融一体与繁荣一体，您能谈谈当时的研究吗？

胡鞍钢：民族问题始终是事关国家统一、人民团结和长治久安的大问题。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们权利意识的逐步增长，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动员和整合作用不断增强，因民族因素而引发的社会问题日趋凸显，在一些地区反分裂反恐怖面临的斗争形势更趋严峻复杂。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谈到民族团结、民族融合方面的工作，他曾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时提到：“要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高举各民族大团结旗帜，引导各族群众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像珍视自己的生命一样珍视民族团结，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在民族政策方面，早在2011年，我就与胡联合一起发表了《第二代民族政策：促进民族交融一体和繁荣一体》一文，提出了“第二代民族政策”，即实现从识别国内56个民族、保持56个民族团结发展的第一代民族政策，到推动国内各民族交融一体、促进中华民族繁荣一体发展和伟大复兴的第二代民族政策的转变，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促进国内各民族交融一体，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身份意识，不断增强公民的中华民族认同，建构起凝聚力越来越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分你我、永不分离的中华民族的繁荣共同体。这也为我国新时期民族团结工作提供了具有建设性的建议。

鲁问学:您是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的委员，您所带领的国情研究院团队如何参与五年规划研究？

胡鞍钢：《国情报告》是我们最主要的政策建议平台，旨在向中央领导同志和省部级主要负责人提供决策参考，截至2018年7月底，已累计提供1500余期，先后获得党和国家领导人批示上百次，为国家重大决策咨询提供持续的国情国策研究成果。

从参与决策咨询的视角看，我们从“九五”计划开始参与背景研究和决策咨询，从一定意义上，将国情研究与国策研究紧密结合起来。“九五”计划制定前后，我的国情研究主要聚焦在地区发展差距和调整地区发展战略上，是主动参与，积极影响。

在制定“十五”计划时，朱镕基总理明确提出，在“十五”计划纲要制定方法上，力求提高社会参与度，使计划制定过程成为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的过程，成为各有关方面达成共识的过程。为此，我作为国情专家持续参与，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1999年4月到8月期间，我和国务院研究室社会发展司研究员邹平多次应国家计委和有关司局之邀，对“十五”计划发展思路和公共政策提出重要参考建议，特别是关于“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与“投资于人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基本思路。

我和王亚华就“新世纪国情特征”课题向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司长作了专门的汇报。之后，我们又出版了《国情与发展：五大资本动态变化（1980—2003）》（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版）。我们首次采用“五大资本”即物质资本、国际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和知识资本的分析框架，对中国国情特征进行定量与动态分析，分别考察了综合国力、经济国情、开放国情、人力资源国情、自然资源环境国情和知识资源国情，分析了五个方面国情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定量计算了五大资本的动态变化，提出了旨在维护和提高五大资本、应对主要发展挑战的四大战略（经济全球化战略、人力资源开发战略、知识发展战略、绿色发展战略）。我还和王亚华、鄢一龙撰写了《“十五”计划实施情况评估报告》，首次采用目标一致评估方法，对“十五”计划作了后评估。

后来我作为国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成员之一，带领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这支精干团队，从“十一五”到“十二五”再到“十三五”规划，更加专业化、知识化、职业化地开展公共政策咨询、评估研究，在五年规划领域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积累了大量研究成果。

除了直接参与国家五年规划决策咨询之外，我的团队还参加了国家中长期专项发展规划，为《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2010-2020）》、《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2010-2020）》、《健康中国2030规划》建言献策。

我们团队向中央有关部门率先提出“五大发展”重要理念，后来该理念的核心内容体现在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成为指引“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理念。

这成为国情研究院政策影响力的重要体现：从战略上、思想上、理念上，为党和国家发展顶层设计提供高价值知识产品。我和团队出版学术专著《中国新理念：五大发展》及其增订版《中国新发展理念》，并出版了英文和日文版，不仅扩大了社会影响力，也提高了国际影响力。

（编辑  季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上升到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党的十九大进一步要求“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在2018年步伐加快，层级提升，领域拓宽，取得了积极进展。国有经济和其他经济类型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态势良好。

2018年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进展

竞争领域国企混改全面铺开。

推进主业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的商业类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目前全国大多数国有企业已在资本层面实现混合，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及各级子企业中，混合所有制企业占比达到69%，多集中于竞争类产业及二、三级子公司；各省级国资委监管企业中，混合所有制企业占比达到45.9%，多集中于二至四级子企业。其中北京、上海等地，混合所有制企业已占到国有企业总数的70%以上，部分国有企业集团层面的混改也在推进中。

在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示范项目之外，一些地方国资委和国有企业有计划、有步骤地引入具有战略协同性的非公资本，优化股权结构，提高治理能力。如山东向国内外推出93家省属国企混改项目，集中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领域；天津先后推出232家混改项目，涉及房地产、制造、金融、服务等领域；山西发布账面净值超过340亿元的108个混改项目，涉及制造、电力、能源等领域；辽宁推出48家国企混改项目，涉及钢铁、汽车、煤炭、能源等领域；浙江推出40家国企混改项目，涉及交通、能源、环保等领域；广州发布20家混改项目，涉及科技创新、商业、金融等领域；河南省公布省属国企拟实施混改项目表，涉及河南能源化工集团、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郑州煤炭工业集团等11家大型省属国企的21个项目。

重点领域混改试点取得实质性进展。

自国家发改委、国务院国资委2016年启动重点领域混改试点以来，已陆续推出三批共50家中央企业子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开展重要领域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其中，2016年推出9家，2017年推出10家，2018年推出31家混改试点企业，包括10家央企集团下属子企业和21家地方国企，实现了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军工等七大重要领域全覆盖，并延伸到国有经济较为集中的一些重要行业。中航工业、中国黄金、中粮集团所属试点企业分别完成引入战略投资者、股份制改制、重组上市工作；国家电网首次在特高压直流工程等核心业务领域推行混改，引入保险、大型产业基金以及送受端地方政府所属投资平台等社会资本参股，以合资组建项目公司方式投资运营新建特高压直流工程。

资本市场是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要平台。

2018年，各级国资委和国有企业充分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积极转换国有资本形态，运用各种金融工具，推进资源资产化、资产资本化，推动企业整体上市或核心资产上市，提高资产证券化率。从中央企业看，上市公司已经成为中央企业运营的主体，65%的资产、61%的营业收入、88%的利润来源都在上市公司；利用股票市场、产权市场引入社会资本约1750亿元。中国三峡集团新能源公司通过增资扩股引入权益资本117.5亿元；中国铁塔在H股挂牌上市，募集资金69亿美元；中国兵器工业集团通过资本市场实现深度军民融合，将内蒙一机超过80%的优质资源通过资产注入上市公司的方式，实现该企业军工资产整体上市，放大了国有资本功能，更好服务于国防建设。

地方国资委普遍将上市作为混改的重要形式，推动更多有条件的企业改制上市、新三板挂牌，推动有条件的集团整体上市。上海市整体（或核心资产）上市的市管企业占竞争类企业总量的2/3。北京市推动主业资产集中度较高的一级企业改制上市，资产证券化率近40%。北汽集团旗下北汽福田、北汽股份、北汽新能源、华夏出行等多家公司通过重组、设立、增发、上市等方式，实质性推进了各自的混改进程。特别是北汽新能源通过重大资产重组借“壳”上市，成为国内A股市场的“新能源整车第一股”。青岛市国资委系统上市公司已达10家，绝大多数竞争类企业均有一家主要子公司实现公开上市。

员工持股试点取得积极成效。

员工持股试点正在深入推进，国有科技型企业股权和分红激励实施范围进一步扩大。截至2018年年底，全国选取了192家员工持股试点企业，在促进转换机制、吸引人才、激发活力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在中央企业层面，所选取的中国宝武集团、中国节能集团已实行员工持股，国机集团所属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中远海运所属泛亚航运等10家试点子企业首期员工入股全部出资到位。与此同时，中央企业控股的81家上市公司实施了股权激励，所属科技型企业的30个股权和分红激励方案完成兑现，有效调动了骨干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地方国资委层面，31个省市共选取了182家试点企业，其中25家已初步完成员工出资入股。

2018年混改的主要特点及经验

2018年，我国国有企业按照“完善治理、强化激励、突出主业、提高效率”的要求，灵活运用改制上市、股权转让、增资扩股、合资新设、市场化重组以及基金投资等多种方式，分类、分层、多模式、多路径积极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

依据分类分层，推动国有资本合理进退。

按照企业功能分类和层级现状，明确国有资本战略投向，有针对性地推进国企混改。一是在竞争性领域上大胆突破。国务院国资委针对商业一类、商业二类企业的不同情况，合理确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进度和途径，积极推进充分竞争行业的国企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按照国有资本布局结构优化的要求，实现合理进退。上海市明确，除国家政策明确必须保持国有独资的领域，其余企业将实现股权多元化；竞争类企业混改主要采取资产重组、股份制改造、整体上市或核心业务资产上市等方式。二是在企业层级上大胆突破。有的地方在积极推进国企子公司混改的同时，积极探索在集团公司层面的混改。天津市将混改层级由二级及以下企业，提升到一级集团层面。重庆市国资委监管的37家市属国有重点企业中，8家企业实现集团层面混合所有制。云南省在国企集团层面，围绕产业协同、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完善提升，招大引强遴选战略投资者。

推进股权多元化，构建有效制衡的公司治理机制。

国有企业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产业投资者、开展员工持股等方式，进一步优化企业股权结构，形成均衡合理的股比架构，积极吸收非国有股东和中小股东参与公司治理，为公司治理有效制衡、经营决策科学高效创造条件。中国联通混改后13名董事会成员中，有8人为非独立董事，其中5位非独立董事来自战略投资者（中国人寿、腾讯、百度、京东、阿里巴巴）。西安市政采取“国企改制+增资扩股+员工持股”的混改模式，引入3家战略投资者，同步引入员工持股；6名董事会成员中，1人来自员工持股平台，2人来自战略投资者。

灵活运用股权激励，持续激发企业内生动力。

随着混改和员工持股试点改革的深入推进，国有企业更加注重以建立激励约束长效机制为目标，探索以岗定股、骨干持股、动态调整，确保激励力度与岗位和业绩紧密挂钩。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作为中央企业首批员工持股改革试点，以设立两级持股平台的方式实现间接持股，不仅便于员工股份流动，又可通过持股平台统一融资，加大了员工与企业的“绑定”力度；同时，通过每年动态调整转让价格、股份强制退出、股份转让限制等方面制度安排，确保员工股份与岗位和个人业绩紧密挂钩，实现员工持股“能高能低，能进能出”，形成可操作性的股权内部流转和退出机制，避免持股固化僵化。诚通集团通过增资扩股、出资新设等方式，在混改企业中，支持对企业经营业绩和持续发展有直接影响的经营管理人员和业务骨干持股，其所属重资产的中国物流管理层持股达9.01%，轻资产的中国诚通国际贸易公司中，管理层及骨干员工持股达30%，充分激发管理层增强执行力、提高风险意识和责任意识。浙江省细化员工持股试点方案，开展首批员工持股试点，允许改制企业、拟上市企业在市场公开择优引入战略投资者时，同股同价同步引入经营团队和骨干人员入股。

推动“双向混改”，促进各类资本融合发展。

随着混合所有制改革配套政策和市场平台逐步完善，民营企业、外资企业、股权投资基金等非公资本以投资入股、收购股权、参与国企上市重组等方式，积极参与国有企业混改。国有企业围绕聚焦主业、探索社会资本合作方式，积极引入非公资本或投资入股非国有企业。“双向混改”有力推动了国有资本和其他各类所有制资本融合发展。

自2013年以来，民营资本以各种方式参与央企混改，投资金额1.1万亿元；省级国企引入非公资本超过5000亿元。国有企业积极投资入股非国有企业，其中省级国企投资参股非国有企业金额超过6000亿元。

2018年，国家电网对所属国网新源公司实施股权多元化改造，在吉林、江西等6省与地方资本合资建设抽水蓄能电站，注册成立股份制配售电公司18家，在综合能源服务、能源电商等领域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中国建材所属混改企业北新建材重组了我国第二大石膏板企业山东万佳，双方共同设立合资公司，山东万佳持有合资公司30%的股权、其实际控制人（自然人）在合资公司担任董事和总经理，以充分激发民营企业家精神、提升企业活力。浙江省建立“混合所有制改革项目发布平台”，以省产权交易所为依托，统筹全省混改项目资源，建立权威信息发布渠道，积极推动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增量合作，推出了40个混改项目，涉及交通、能源、环保、化工、机械、建筑、金融等多个领域，预计引入400亿元以上社会资本参与国企改革和经济建设。

2019年国企混改进一步向纵深推进

我国国企混改已经取得了积极成效，但地区之间、企业之间、集团总部和基层企业之间改革进展不平衡，改革的系统性、协同性仍有不足。2019年，混合所有制改革将进一步向纵深推进，将推动国资监管方式改革，促进国企经营机制转换，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提升国有资本功能及其竞争力，促进各类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整体经济结构优化。

首先，混改深度和广度将进一步扩大。特别要推动国有资本出资的国企，纳入改革“双百行动”范围的国企，区域性国资国企综合改革试点国企和主业处于竞争领域的国企，加快混改步伐。同时，在一些地方持续开展企业集团层面混改试点工作。随着各地混改项目深入推进，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混改模式。

其次，重点领域混改将持续发力。2019年，国家发改委将加大重点领域混改力度，在前三批50家试点的基础上，推出第四批100家以上混改试点，进一步扩大试点的产业领域覆盖面。改革的配套政策将更具实操性，确保改革力度更大，效果更明显，影响更深远。

第三，混改企业公司治理模式加速形成。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实施两种不同所有制资本之间的有效制度衔接、组织架构及企业文化的深度融合，有一定的难度。要切实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增强企业内部约束和激励，保护各类所有制产权的合法权益，科学进行资产定价。在企业授权、放权上取得看得见的进展，在探索有别于国有独资公司的治理机制和监管模式上迈出实质性步伐，有望实现不同所有制资本融合和企业内部治理机制变革的有机统一，进一步推动企业在法人治理、选人用人、激励约束等方面取得重要突破，相应完善市场化薪酬机制和灵活的工资总额管理制度。探索构建党组织、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监事会“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国企治理机制。

第四，混改渠道更加畅通、更趋多元。2019年，各地将加快建立完善非公资本与国有资本的双向介入机制，积极搭建混合所有制项目发布或合作平台，开放更多产业领域，鼓励非公资本参与国企资产重组、改制上市，支持国有资本依据产业链、价值链优势互补的原则积极入股非国有企业。随着混改项目的进一步增多，各地将加大对混合所有制企业中民营资本合理、有序退出的程序和规则的研究探索，消除非公资本的顾虑，进一步强化改革共识，凝聚改革力量。

第五，国家特殊股管理有望迈出实质性步伐。国家特殊股管理是深入推进国企混改的一项重要举措，要求放活国有资本的同时保留国有出资人对企业的话语权、收益权和控制权。2019年将推动国有资本由传统控股权向控制权的转变，以激活企业经营机制，改善国有资产质量，增强企业的科学决策水平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为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奠定坚实基础。

（编辑  宋斌斌）

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是中共中央确立的“两个一百年”目标之一，是对全国人民的庄严承诺。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坚持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坚持大扶贫格局，重点攻克深度贫困地区脱贫难点，确保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真正实现脱贫。

近年来，中央企业（简称“央企”）发挥自身优势，在扶贫资金筹措、扶贫产业确立等方面走出了富有特色的脱贫攻坚之路。

央企参与脱贫攻坚意义重大

央企作为国家的经济支柱，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道路上肩负重要的经济和社会责任与使命。部分中央企业1986年起就参与定点扶贫工作（企业前身或所属单位）。进入21世纪，中央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央企在援助帮扶贫困地区发展方面的贡献越来越大。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央企积极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央企把政治责任放在首位，义不容辞为脱贫攻坚做出积极贡献。

2013年至今，我国累计实现8239万贫困人口脱贫，但贫困问题依然严重。截至2018年底，全国还有农村贫困人口1660万人，贫困发生率1.7%，[①] 在“三区三州”仍有连片的深度贫困地区，这些地方生存环境恶劣，致贫原因复杂，基础设施薄弱，公共服务不足，贫困发生率普遍在20%左右，这些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距离我们全面实现小康的目标还有较大差距。

根据多方研究，深度贫困地区具有某些共性特点：一是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发展滞后；二是社会发育滞后，社会文明程度低；三是集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和边境地区于一体；四是经济发展落后；五是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发；六是因病致贫，长期不能脱贫；七是有相当一部分人“等、靠、要”思想形成积习，难以改变。

作为国之重器，中央企业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把扶贫重任扛在肩头，在扶贫过程中探索出了各具特色的扶贫路径，为其他扶贫帮困主体的工作提供了有益借鉴，应该大力宣传，弘扬正气，发挥正能量。

据国资委发布的数据，“十二五”以来，中央企业在定点扶贫工作中累计投入资金47.4亿元，开展各类定点扶贫项目2872个，举办各类培训班959期，培训干部人才62207人次，援建学校786所，援建医院（卫生所）948所。在援疆、援藏、援青工作中投入无偿援助资金31.23亿元。目前98家央企共结对帮扶遍及21个省(区、市)的246个贫困县，约占全国502个国家级贫困县总数的42%。由国资委牵头并设立的预期总规模上千亿元的“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首期募集资金122.03亿元，截至2018年4月，已有104家央企参与出资，募集资金153.86亿元[②]。

结合企业优势，精准对接探索扶贫模式

央企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脱贫攻坚工作。据国资委网站专栏介绍，各大央企结合各自产业行业优势，根据帮扶地区、帮扶对象的具体情况，分类施策，因地制宜，精准对接，确保脱贫成效，探索形成多种扶贫模式。

党建扶贫

“群众要致富，关键靠支部”。央企在贯彻党建、引领自身发展的同时，也要把党建与支持扶贫结合起来，力推党建扶贫。央企定点驻村工作队探索从抓实党建、配强班子入手，把党建扶贫放在极为重要的位置，抓好抓实。具体做法包括：央企（及所属企业）负责扶贫部门的党支部与定点帮扶村党支部共同制定规划，开展支部共建活动；与村支部共同健全完善“三会一课”、发展党员、支部换届等方面制度，理顺村党组织的建设；建立党员档案、摸清流动党员情况、做好党员发展和积极分子培养工作。通过加强党组织建设发挥脱贫攻坚战的堡垒作用；树立扶贫模范先锋，激发群众脱贫动力；推行党建扶贫督查检查，治理庸、懒、滑、拖。以党建为统领，形成工作合力，推动脱贫攻坚各项工作开展。

教育扶贫

各央企在扶贫工作中坚持“扶贫+扶志+扶智”三结合原则，通过教育引导，文化提升，进步立志，旨在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央企开展教育扶贫的主要措施包括捐资建设学校校舍及配套设施，捐赠学习材料和用具，设立奖学金、奖教金，建设农家书屋，开展技能培训等。通过教育扶贫，帮助贫困地区人民提升知识水平和劳动技能，引导树立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志向，努力达成“教育一人、成才一人、就业一人、脱贫一家”的目标。

产业扶贫

产业扶贫是建立扶贫长效机制的重要方式。各央企结合当地实际和特色、资源禀赋、生态环境等因素，因地制宜，因户施策，因人施策。有的发展特色农林牧渔产业，比如羊肚菌、黑山羊、黑猪肉、牛羊肉、木耳、枸杞、葡萄、柑橘、苹果、核桃、中草药；有的推出特色旅游，比如中国旅游集团推进马边县、雷波县旅游扶贫“五个一”工程，以旅游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取得良好脱贫成效。电力扶贫方面，南方电网、国家电网、中国华电等电力集团均参与了定点光伏扶贫工程。仅国家电网在定点扶贫的湖北、青海五县区就投资了7.03亿元，建成7.7万千瓦光伏扶贫电站，年扶贫收益6000余万元，实现10多万贫困人口稳定增收。

基础设施建设扶贫

为贫困地区援建水路、电路、公路、网络、公厕等基础设施，是我国开展扶贫工作的重要内容。如中国石化承担在甘肃东乡县布楞沟流域的整体连片扶贫开发任务，投入资金4967万元，实施一批居民饮水工程项目，改变了布楞沟流域没水的历史；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在四川美姑县建设安全饮用水工程，帮助当地解决了2500名村民的饮水问题。中交集团在云南援建怒江渡口大桥，总造价约1.04亿元，在新疆定点扶贫县英吉沙县投资6300万元建设旅游区公路。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不断加强贫困地区电网建设，750千伏电网向新疆南部延伸，大电网覆盖面扩大到西藏62个县，青海、甘肃、四川藏区骨干网架不断完善。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把“信息公路”修进贫困地区，让贫困地区群众用得上、用得起信息网络服务。中国电信仅2017年就在新疆、西藏、青海及川滇甘三省藏区投资48.2亿元用于网络建设、优化和升级，这些地区大部分网络覆盖与信息化水平与东、中部基本一致。这些投资有效解决了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发展不足的问题。

医疗扶贫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成为脱贫攻坚中的重要制约因素。精准扶贫，就要精准“对症”和精准“下药”。一些企业通过为贫困地区援建医院或卫生所、购买医疗设备、培训医务人员、开展医疗救助等方式，开展医疗扶贫工作。一些特色的扶贫项目，如中信湘雅爱心助孕扶贫项目，既实现了扶贫脱贫目标，又为人民健康和幸福生活做出了积极贡献。

基金和信托扶贫

通过基金运作和信托项目进行扶贫，可以建立扶贫的长效机制，避免“撒胡椒面”式的有投无获的传统单向“输血”方式。目前影响最大的项目就是国资委牵头、央企共同出资设立的“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基金主要用于投资贫困地区的特色种养业、旅游业、加工业、矿产资源开发等产业，以及贫困地区产业园区建设、新型城镇化发展等，优先支持吸纳就业人数多、带动力强、脱贫效果好的项目，重点支持贫困人口多、贫困发生率高的省区、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经过二期募资，截至2018年4月底，104家央企参与出资，募资规模达154亿元，累计完成投资项目45个，自投金额92亿元，吸引社会资本超过1000亿元。[③] 基金投资范围覆盖全部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其中在“三区三州”已投资14.4亿元，预计可带动1.2万贫困人口脱贫致富。

此外，国家开发投资集团出资8亿元，参与设立国内第一只市场化运作的产业扶贫基金——贫困地区产业发展基金；国家能源投资集团还设立了绿色生态保护扶贫基金；中国建筑集团与甘肃省共同设立丝路交通发展基金；中信集团设立“一带一路”产业基金等。国投集团与银监会、中国信托业协会尝试“慈善信托+合作社+农户”的创新合作机制，联合设立“国投泰康信托•2018甘肃临洮产业扶贫慈善信托”。这些基金和信托的设立和运作为脱贫攻坚提供了很好的资金支持。

科技扶贫

发展是第一要务、科技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央企在扶贫工作中，重视强化科技投入，带动产业发展。比如，中粮集团依托旗下“我买网”平台销售了3万斤西藏拉孜县藜麦等特色产品，实现了当地农贸产业资源与网络用户的对接，推动了农民增收。中国电信的益农平台“农技宝”已覆盖26个省份、1804个县，“益农服务”信息进村入户平台已覆盖556个县、861万户农户,累计交易额超过100亿元。

央企开展脱贫攻坚存在的若干问题

如上可以看出，各央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积极探索精准扶贫模式，全力以赴为脱贫攻坚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央企参与脱贫攻坚还存在一些问题和困境，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央企参与脱贫攻坚需要科学规划

目前，关于央企参与脱贫攻坚工作还主要停留在经验总结层面。央企既是一个企业主体，具有经济法人属性，也是一个社会治理的主体，因此需要探讨，如何有效开展脱贫攻坚？尤其是那些出现亏损的央企，如何履行脱贫攻坚的政治责任？如何做好前期规划？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明确了央企工作的内容：一是引导央企、民营企业分别设立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采取市场化运作方式，吸引企业到贫困地区从事资源开发、产业园区建设、新型城镇化发展等；二是推进央企定点帮扶贫困革命老区县“百县万村”活动。现实中，央企为脱贫攻坚工作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有时候甚至不考虑成本。2018年，数家央企在年初就为脱贫攻坚做出上千万甚至数亿元的支出预算，后期又研究增加预算，有的不止增加一次。这些问题都需要进行合理规划、可行性分析研究并考虑形成规章制度，推动党的领导和现代企业规范治理两个“一以贯之”协调发展。

央企对“责任”的理解和认识还不够全面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建议央企在“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下，考虑问题、开展工作。央企除了承担经济责任、社会责任、政治责任，有必要更加重视文化责任和生态责任，特别要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贯彻到脱贫攻坚具体工作中。

央企在脱贫攻坚实践中面临困难

一是企业对于捐献扶贫资金额度，或者出资产业扶贫基金额度，无章可循，难以准确把握。不同的央企定点帮扶的地区不同，贫困人口不同，环境条件千差万别，实现帮扶对象脱贫所要投入的资金、人员等各不相同，难以量化，难以比照核算和考核。二是央企开展脱贫攻坚的宣传工作不到位，一方面，多数企业仅从“社会责任”角度来认识和宣传，还没有提升到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战略高度；另一方面，对宣贫攻坚的关注度和宣传力度还不够明显。三是没有建立起统一的扶贫投入统计体系，缺乏央企参与脱贫攻坚的详实准确的统计数据。四是对于扶贫长期效果往往心里没底，在巩固扶贫成效、建立脱贫的长效机制方面，仍需努力。受短期考核指标的影响，一些地方重在完成阶段性目标、缺乏长远规划的现象依然存在。

几点建议

第一，提高政治站位，健全帮扶组织和机制。

根据新形势新要求，很多央企成立了企业扶贫工作领导小组，由主要领导担任组长，加大协调和推进工作力度。通过广泛学习宣传，深刻理解和认识参与脱贫攻坚的重要意义，建立健全开展脱贫攻坚的规章制度，选对人、扶对人、花对钱、脱好贫，切实发挥好央企在参与脱贫攻坚中的示范引领作用。建议尽可能采用基金扶贫方式撬动社会资本参与，从以往“撒胡椒面”式的无偿捐赠向形成国有产权的模式转变，减轻企业的资金压力，实现更好的综合扶贫成效。

第二，以抓党建扶贫为引领，激发贫困主体内生动力。

要充分发挥各级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严格执行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一把手负责制。切实加强贫困地区基层党组织建设，[④]发挥好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央企党员人数比例高，党组织健全，开展党建扶贫是央企的重大优势。要切实解决贫困地区党组织建设弱化、淡化、虚化、边缘化问题，全面从严落实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大力推动以党建促进脱贫工作落实落细，营造良好的村风民风，密切干群关系、党群关系，激发群众内生动力。

第三，以抓急重险难为突破，构建产业扶贫长效机制。

在解决好贫困地区群众短期在穿衣、饮食、住房、出行、就医、上学等方面的急重险难问题，以及加强水路、电路、公路、网络等基础设施的同时，更要着力构建以产业扶贫为依托的长效脱贫致富机制，深入调查研究，在找准致贫原因的基础上，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探索适合当地发展的产业，发挥群众的自身能动性，用奋斗脱贫致富奔小康。

第四，健全完善央企参与脱贫攻坚的制度设计。

做好制度设计，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让央企及各所属企业管理层积极主动参与脱贫攻坚，并能有章可循、依法合规地开展相关工作；让参与脱贫攻坚具体工作的员工有使命感和责任感，通过积极努力的脱贫工作最终获得成就感和荣誉感；让困难群众有获得感和幸福感，提高贫困人口的思想认识，凝聚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共识，脱真贫、真脱贫。

第五，践行共建共治共享理念，真正塑造央企和民众一家亲的和谐氛围。

央企散布在各个地区的所属单位，在当地或多或少会与贫困群众发生社会联系，企业与群众关系的好坏可能直接影响到企业业绩，因此密切企民关系成为企业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扶贫工作中，更要进一步和贫困群众融为一体，想他们之所想，急他们之所急，用情感的力量激发贫困群众的活力和积极性，带动贫困群众积极向上、开拓创新，最终不仅有助于实现央企的脱贫攻坚使命，而且可以支持央企在当地的发展，密切企业和群众的关系。

                                （编辑  宋斌斌）

能源行业通常是逆周期投资的重点领域。在国内外多次应对经济衰退和危机的实践中，能源行业都表现出比其它行业更强的“恢复能力”，对拉动经济复苏、增加就业岗位、稳定金融市场起到压舱石作用。

2018年以来，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中央明确提出了稳就业、稳金融、稳投资、稳外资、稳外贸、稳预期的“六稳”要求，能源、交通、环保等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纷纷被纳入各地“稳投资”的重点之中。然而，由于逆周期的投资环境较为复杂，必须充分考虑能源行业转型发展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际需要，统筹规划、稳妥推进，避免出现新一轮的“大干快上”增投资、扩产能、铺摊子现象。

发挥能源基础产业功效，着力培育“六稳”引擎

能源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能源消费的稳定性、持续性强，能源项目建设周期长、吸纳就业人数多、产业放大效应明显，不仅适合逆周期投资，而且可以成为拉动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以美国为例，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增速严重下滑、失业率大幅度上升，2010年的GDP负增长2.5%、失业率升到9.9%。此后，美国掀起了页岩油气革命，油气开采业投资大幅度增加，一度占到社会总投资的10%，并吸引大量风险投资进入，油气产业增速比同期GDP增速高出2-3倍，新贡献至少200多万个就业岗位。此后几年中，美国的失业率持续下降，2018年降到4%以下，这其中，页岩油气革命功不可没。有资料显示，目前美国能源领域（包括节能）就业人数达650万人，占到全美就业人数的4.5%。

无独有偶，高度依赖金融业的英国经济同样遭受到金融危机的重创，陷入深度衰退，2009年的GDP负增长4.9%，2012年缓慢复苏到0.3%，同期失业率升到4.8-5.0%。2014年，英国政府启动“北海大陆架油气经济复苏计划”，主要动因是为了稳定油气产量、保障能源安全、带动经济增长、增加财政收入，特别是稳定45万人的就业机会。在随后的两年里，英国经济呈现全面复苏势头，GDP增长达到2.0%-3.0%，失业率下降到3.0%以下，其中油气行业的贡献不容忽视。以蓬勃发展的全球新能源产业为例，2017年该产业提供了50多万个新就业机会，比上年增长5.3％，总就业人数已经超过了1000万人，成为全球经济艰难复苏进程中的靓丽风景线。

近年来，我国能源领域的固定资产投资已达到3.2万亿元/年的规模，占全国固定资产总投资的比例约为5%。根据不完全统计资料推算，全国传统能源行业的从业人数约800万人，新能源领域就业人数约400万人，总计占第二产业就业总人数的6%左右。在全国四分之一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能源（包括新能源）行业仍然是本地区GDP增长的主要贡献者。在这种情况下，把能源行业作为重点投资领域，统筹考虑能源项目的关联产业带动、社会效益放大效应，不仅可以对现阶段稳就业、稳金融、稳投资发挥支撑作用，而且有利于实现能源建设周期与经济发展周期相匹配，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利用逆周期投资推进能源转型，优化能源结构

目前，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能源自给率长期保持在80%以上。但是，我国总体上还是能源资源相对缺乏的国家，人均一次能源消费量仅为OECD国家平均值的50%，还不到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的三分之一；与亚洲的日本、韩国相比，只分别达到他们的60%和40%。我国部分边远落后农村地区，还存在着相当数量的能源贫困人群，主要依赖传统生物质能。毫无疑问，我国能源发展依然存在着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难以有效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二三十年里，我国的能源消费强度和弹性系数必然会有一定程度的降低，但能源消费需求总量仍将有较大幅度的增加。据中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的最新预测，到2035年，我国的一次能源需求将达到56亿吨标煤，比2017年的实际消费量增长约24%。之后可能进入一个较长的峰值平台期，并延续到2050年左右。特别是随着未来经济转型、结构调整、消费升级，电力消费需求将大幅度增加，预计2050年的电力消费需求量将比目前增长一倍，电力在终端用能中的占比也将从目前的20%左右提高到近40%，而且这种终端电力需求具有一定的刚性，需要提前规划建设，保持一定的能力储备。

我国能源行业面临的主要矛盾是结构不合理，即多煤、少油、缺气。其中，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占比60%以上，天然气占比不到8%，而世界平均水平分别是29%和24%。按照大力推进 “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的能源战略思想和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的要求，从现在起到2030年，将是中国能源转型的关键10年，必须努力把非化石能源的消费占比提高到20%以上，天然气的消费占比提高到15%以上，煤炭消费占比降低到45%以下，这是能源领域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为此，充分利用逆周期投资的时机，把促进能源转型发展与做好“六稳”工作有机结合起来，不失为一种现实、可靠的选择。

能源投资结构，应紧紧围绕“减煤、稳油、增气、大力发展新能源”的思路，一是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把煤炭行业淘汰落后产能、化解过剩产能与提高先进产能、延长清洁高效利用产业链有机结合起来，实现投资、就业、创效的有序转型；二是加大国内油气勘探开发，稳定原油产量2亿吨、大幅度提高天然气产量。

相对于传统化石能源，目前新能源的发展还受制于技术和成本，但未来发展空间巨大。需要深化能源体制改革，建立更加开放的多能互补转型发展机制，使传统能源（特别是天然气）与新能源之间形成良好的“伙伴关系”。比如，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发电具有间歇性、波动性等特点，而天然气发电启停迅速，运行灵活，便于调峰。通过建设天然气与新能源互补的联合发电机组，充分发挥不同能源的优势，可以有效提升发电机组总输出水平和电网运行可靠性。

把国内油气储备与勘探开发投资摆到同等重要位置

近几十年来，石油和天然气的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世界油气市场总体上供应宽松，且呈现多元化趋势，为像中国这样的油气消费和进口大国提供了比较有利的发展条件。正因为此，一直存在着是依靠国际市场买油气，还是加大国内油气勘探开发投资、增强能源自给能力的争论。特别是在国际油价处于中低水平时期，我们比较热衷于依靠“走出去”、扩大进口来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油气消费需要。据统计，自1993年我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之后，不到15年的时间，对外依存度就突破了50%，2018年已达到70%。同样，2006年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仅为1.7%，2018年已上升到45%，未来有可能继续攀升，给国家能源安全带来较大的压力。

与我国的情况相反，美国自上世纪70年代提出“能源独立”目标以来，历经几十年的努力，特别是2010年以来，在页岩油气革命的推动下，本土油气产量大幅度上升，分别增长1倍和40%。同期，原油和天然气年进口量分别减少16%和20%、出口量增加近50倍和50%。2011年成为成品油的净出口国后，2017年美国又成为天然气净出口国。到2018年底，原油虽然依然属于净进口，但是如果算上原油与成品油，则已经成为石油净出口国。今年2月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国会发表2019年度国情咨文时宣称：“美国已是世界上石油和天然气的第一大生产国。65年来首次，我们成为了能源净出口国”。应当说，美国在掠夺全球资源的同时，也在持之以恒地加大对本土油气的勘探开发和技术创新，不仅使其基本实现了能源独立或自主，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世界能源版图，使美国在国际油气市场上拥有了更强的话语权。

自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原油产量突破1亿吨之后，原油产量连续30多年持续增长，并在2010年跨过2亿吨的大关，2015年达到2.15亿吨的峰值。但是，近十几年来，国内原油产量的增速已呈现逐步放缓态势，“十一五”期间的年均增幅为2.49%，“十二五”期间降到1.32%，进入“十三五”后，则开始由正转负。2016年，国内原油产量首次跌破2亿吨，2016-2018年的产量分别为1.99、1.91和1.89亿吨，分别递减7.4%、4.1%和1.3%。

2018年以来，中央明确提出加大国内油气勘探开发力度，增强国家能源安全保障能力的要求，国内主要石油公司开始大幅度增加勘探开发投资，并很快取得了多项重大发现和可喜成果，产量下降幅度明显收窄，各方面对恢复并保持国内原油产量2亿吨具有信心。应当说，国内油气资源是有潜力的，目前的“瓶颈”主要还是缺乏先进的技术和装备，需要把立足国内勘探开发与扩大油气行业对外开放、引进国际先进技术装备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加大国内油气勘探开发投资，扩大新区风险勘探，加强老区挖潜增产，突破非常规、深层深水领域资源开发等，可以有效提升油气生产供应和安全保障能力。

当今世界，能源安全问题已不再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内部的事，供应安全与需求安全相互依赖、相互制衡，资源国、进口国、石油公司相互协同，形成了紧密的安全链条，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影响全局。纵观世界各国，所谓的能源自主或独立都是相对的，没有哪个国家可以脱离国际市场或其它国家而实现能源自主或独立。同样，增强我国能源（特别是油气）自主保障能力，也不可能脱离国际市场。

由于石油天然气的战略性、金融属性强，其国际市场价格波动频繁且幅度大，这已成为影响我国油气安全的重要因素。因此，一方面，我国需要继续坚持实施“走出去”战略，特别是通过加强“一带一路”油气投资合作，稳定我国80%原油和90%天然气的进口来源；另一方面也迫切需要加大国家油气储备能力建设投资，进一步增强应对国际油气市场供应和价格风险的能力。

按照国际能源署设定的一国石油储备90天的安全标准线计算，我国需要建立约1.5亿吨的战略储备。早在2001年，国家就明确提出要建立石油战略储备，并规划从2003年起，用15年时间，分三期完成油库等硬件设施建设，到2018年可存油6600万～6800万吨。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开发布的数据，到2017年，我国建成9个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利用这些储备库及部分社会企业库容，储备原油3773万吨，显然差距还比较大。天然气储备能力建设则刚刚起步，更是远远不能满足国内天然气市场快速发展的需要。因此，应把对油气储运设施的投资摆到与国内油气勘探开发投资同等重要的位置，特别是在国家实施油气管网分离之后，必须妥善解决好储备设施建设投资来源及产供储销责任体系问题，切实提升国家油气战略安全保障供应能力。

加大节能和提高能效投资，推进节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煤炭、石油、天然气及其它新能源被称之为常规的“四大能源”，而节能和提高能效则是“第五大能源”，而且是最便捷、最经济、最干净的能源。自上世纪70年代第一次世界石油危机以来，发达国家纷纷把节能和提高能效作为能源政策的重要内容，围绕节能与能效技术推广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像美国，就把实施节能和提高能效措施、增强本土油气开发和供应、大力发展新能源和清洁能源，作为追求国家能源独立和保障能源安全的三大核心战略。在过去几十年里，美国能源管理机构出台了一系列节能举措，特别是对节能和提高能效的技术研发、成果推广方面的投入成就可观，仅由联邦政府主导的节能活动，每年就能节省数百亿没有的能源费用。在2017年美国能源部门约300亿美元的预算中，归类于民口约170亿美元，其中21亿美元（约占民口预算的12%）专门用于能源效率和新能源方面的研究。

我国一直十分重视节能和提高能效工作。据统计，1978-2017年，我国能源消费强度（单位GDP能耗）总体下降了近80%，累计实现节能量近30亿吨标煤，成为世界第一节能大国，节能服务产业规模与创新技术研发均位居世界首位。2010-2018年，我国节能服务产业企业数量增加近70%，达到6400家；总产值增长了4.5倍以上，达到4700亿元；从业人数增长2.5倍以上，达到73万人。尽管如此，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我国目前单位GDP能耗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5倍、美国的2.3倍、日本和德国的3倍，能源浪费现象依然严重，能源利用效率仍然偏低，节能和提高能效的潜力巨大、效益可观。

节能和提高能效涉及到工业、建筑、交通、基础设施等众多领域，从节能改造到综合能源服务，容易受到宏观经济环境及政策的影响。特别是中小节能服务企业对经济周期和市场波动十分敏感，承受能力有限，应该成为能源行业逆周期投资扶持的重点领域。

首先，要督促用能单位增加对节能和提高能效方面的投入，制定各类用能产品和设备的合理能耗指标，强制改变用能行为，减少能源浪费；其次，要加大对节能和提高效率领域的技术研发投入，支持设立更多的研发基金，资助高校、科研院所等对有潜力的节能和提高能效技术开展立项研究，并形成技术研发、转化与应用推广的全链条支持保障措施。

其次，要鼓励和扶持中小节能服务企业加强自身的技术装备改造和升级换代，加快推进从依靠企业数量增长向依靠企业高质量发展转变，进一步提升节能服务产业的一体化、标准化、市场化、国际化水平。

由于节能和提高能效所体现的是正外部性，迫切需要建立完善财税补贴或税收抵扣等激励政策。

                                （编辑  季节）

建国以来，我国科技发展处在特殊的国际环境中。发达国家对我国实施的科技封锁以及跨国资本利用国际产业链分工对财富分配的控制权，使我国长期处于美国主导的国际科技创新分工主链条之外。基于这种特殊形势，当时我国的科技体系体现为“大而全”的结构布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发展和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作为科技赶超国家，在某些科技领域,我国逐步具备了一定的高端技术研发能力;在少数领域,甚至已经突破了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科技创新分工体系下对我国的科技分工定位，触动了美国主导的科技分工利益。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所面临的国际上的科技封锁和控制更加严厉。因此，自主创新与开放创新一直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科技创新的路径上需要处理的重大关系。

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科技自主创新的实践

1.被动自主创新与主动自主创新

由于技术起点低，又要面对技术封锁、跨国公司垄断等国际环境，我国的科技创新内在缺少基础，外在缺少共享，因此要实现国家的科技现代化和经济安全，只能走以自主创新为主的道路。

我国科技创新所面临的大背景，决定了我国自主创新体现为被动自主创新和主动自主创新两种形式：

被动型的自主创新。在难以获得国际创新资源条件下的自主创新，是面对国际政治经济背景下技术封锁进行的自主创新。在关系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的战略性关键领域，发达国家和跨国企业集团对我国实施了科技封锁。为打破这种封锁，我国只能走自主创新的道路。被动型的自主创新主要是由政府主导投入并发展，这是解放以来我国在一些重要领域为打破科技封锁，解决我国战略性科技需求的基本路径。

主动型的自主创新。在效率、效益比较有利的条件下，我国企业自主选择的自主创新，是面向市场进行的自主创新，既不依赖购买技术成果，也不依赖用市场交换技术产品，而是在充分利用市场资源的条件下，进行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研发活动。政府鼓励此类主动型的自主创新，但是否开展此类创新，取决于企业自身的决策。

2.我国被动自主创新与主动自主创新的基本特征

被动型自主创新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基于应对我国在科技创新领域“被封锁”和“被控制”两种困境的被迫选择。

（1）被封锁。集中表现为在巴黎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瓦森纳协定》等作用下，对中国禁运军民两用商品、技术、军品，涵盖了先进材料、电子器件、计算机、电信与信息安全、传感与激光、导航与航空电子仪器、船舶与海事设备、推进系统等大类。舰艇用燃气轮机、高端芯片、高端光刻机属此列。这种封锁还包括将我国排斥在外的前沿科技领域的国际合作，例如国际空间站的联合开发、欧洲伽利略卫星系统等。

⑵被控制。除被封锁外，跨国资本还在其对财富分配拥有垄断权的势力范围内，对可以市场化的技术施行垄断和控制。被控制表现为静态控制和动态控制两种形式。

静态控制。始终控制可以市场化的高端技术和核心技术、核心环节（这部分有时候与封锁有交叉），这种控制是始终如一的，不随时间进展、技术更新而有所变化。例如, GE、西门子、三菱等跨国公司将工业重型燃气轮机高级产品技术对我国实行封锁或控制。

动态控制。随着技术升级、更新换代，向我们转移升级前的、低端的、落后的、拟淘汰的技术，控制高端的、先进的、前沿的技术。即随着技术发展、技术更新，高端技术不断被更高端的技术代替而不断调整实施的控制。如, GE、西门子、三菱等跨国公司将工业重型燃气轮机中低端产品核心技术、热端部件与维修技术对我国实行动态控制。再如国外燃油汽车进入中国初期多是中、低端或者拟将淘汰的技术；随着跨国公司技术的不断升级，再将新的中、低端技术转让给中国企业，这是一种动态控制的过程。这种做法，始终将中国企业的技术能力控制在相对中、低端的水平。

被动型的自主创新是中国企业在被封锁和被控制领域所进行的科技创新，是迫不得已和无条件的，通常布局在关系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的战略性的关键领域，是无法通过国际技术转移或合作获得的。被动型的自主创新是没有选择、必须开展的创新，需要举全国之力开展。例如：大飞机、舰艇用燃气轮机、高端芯片等。

主动型的自主创新是有条件的，一般是在经济技术发展到一定水平，具备一定承接能力（资金、人才、技术、配套、承接能力等）时才能有效开展的，是市场化的技术创新。实践表明，不具备能力条件就难以实现完全的自主创新。但是，如果具备能力而不主动开展自主创新，仅仅依托引进技术来实现既得经济效益，则会被跨国公司永远控制在“微笑曲线”的低端；或者虽然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跨国公司也可以给我们稍高一级水平的技术，如果我们不主动消化吸收技术，而是亦步亦趋，则只能永远跟在别人的后面望尘莫及。例如：工业重型燃气轮机可市场化部分的低级别产品的技术获得，就属于这种情况。这些作为垄断技术不断升级换代的领域，正是我们可以开展引进消化吸收、主动再创新的可行领域。

开展自主创新工作应关注的问题

实践证明，旨在打破封锁的被动型的自主创新和面向市场的主动型的自主创新，需要遵循不同的实践机制。

打破封锁的被动型的自主创新需要举国之力、政府决策，企业实施。面向市场的主动型的自主创新则是以市场为导向、以市场主体为核心来决策的自主创新。在实践中应把握其特点。

1.自主创新不是封闭创新。封闭式的自主创新成本高、技术探索难度大、周期长，难以有效赶超。在自主创新的过程中，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积极开展开放式的自主创新。被动型的自主创新也应尽量通过可行环节的开放创新来增强自主创新的能力建设。走开放式的自主创新之路，可提高自主创新的技术起点、缩短自主创新周期、降低自主创新成本。但是开放式的自主创新一定不能对引进技术完全依赖，否则就会被控制。

2.自主创新要把握核心技术研发能力。自主创新的成功，不仅是品牌的拥有，更主要的是要注重把握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能力。只有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资金、人才、技术、配套、承接能力等）开展自主创新，才能够真正实现完全的自主创新。如果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去开展自主创新，即使是购买、请外援、授权经营，也难以实现通过消化吸收来掌握核心技术并培育出对核心技术的再创新能力。若干实践实例反映出：在条件不完全具备时，通过购买拥有知识产权获得某种技术，即使有自主品牌，但是由于条件限制，如果没有培育出自主创新能力，也难以实现长远发展。

例如，华晨汽车在创建“中华”自主品牌的过程中，先期通过委托设计、全球采购的开放式创新，拥有了一个高起点。但是，后期因开展自主创新的条件不充分、管理问题等原因，没有强化消化吸收环节，没有培育出对引进技术的再创新能力，导致“中华”品牌的后续发展失去了重要支撑。可见，绝不是拥有了品牌和知识产权就拥有了自主创新能力，只有条件（资金、人才、技术、配套、承接能力等）充分具备才是实现消化吸收并培育自主研发能力的基础，这是实现更新换代发展的必要条件。广汽集团的自主创新在时机选择上，对条件的具备性考虑得比较充分，因此后期对核心技术的掌握和再创新方面就更加主动。

3.充分考虑国际科技创新环境复杂性。我国在大飞机领域的运十搁浅、与麦道合作方案失败等事实提醒了我们，关键技术、核心技术买不来、换不来，开展自主创新荆棘万重。即使在自主创新已经成功的领域，成果和产品在国际贸易中也会被设置重重壁垒，使之难以通过实现市场最大化的方式来获得收益，从而难以提高研发投入继续发展。我国商用大飞机的成功研制和试飞等实践充分说明，在我国，政府主导、举国之力是能够突破封锁办成大事的；我们的市场承接能力也将会让我们的企业具有研发投入的来源，这正是我国被动型的自主创新、自力更生能够取得成功的主要经验。

4.选择主动型自主创新的开放内容和领域。开展主动型的自主创新，应通过效率、效益比较原则选择开放的内容和领域。开展开放创新应以培育自主创新能力为目的，实际工作中要协调好开放创新和自主创新的关系，协同而不是依赖，依赖就相当于选择了被控制，我国半导体芯片行业目前所存在的问题已深刻反映出这种情况。

科技自主创新的利弊分析

1.自主创新存在短期利益难以保障的问题，要承担长期不成功的风险，甚至是巨大的失败风险。

2.被动型的自主创新关系国家安全，是为保障国家安全服务的，是关系到长远发展实力的要素，需要政府决策，集举国之力，长期投入资源。在自主创新中，只有坚持不懈才能获得最后的成功。“两弹一星”就是最典型的的例。即使在有些领域能够暂时依靠外援缓解紧急的需要，也不应放弃对自主创新能力的培育，否则将失去主动权。坚持，就是主动。

3.被动型的自主创新并不是完全封闭的创新。只要有条件就应尽最大可能吸收开放创新的资源，为自主创新提供更有利的条件，培育能力，改善低效率，削弱长周期等高风险。

4.主动型的自主创新，是国家掌握财富分配主动权、提高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举措之一。随着全球化经济发展，知识产权所体现的市场价值越来越大，通过知识产权所获得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大。主动型自主创新是在国际知识产权领域占有一定份额的重要手段。在这个意义上，主动型的自主创新已经成为国家争取市场化财富分配主动权的有效路径。

我国科技开放创新的实践历程

建国以来，特别是从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实践来看，我国科技创新所采取的主要方式有自主创新和开放创新两种。

“开放式创新”作为概念，是由美国学者切萨布鲁夫(Henry Chesbrough) 于 2003 年在著作《开放式创新:创新方法论之新语境》中率先提出的，其基本定义是：企业有计划地利用流进或流出的知识，加速在现有市场上的创新，并将企业内部知识应用于新市场。①旨在强调通过有意识地流入和流出知识以加速内部创新，并为外部创新的运用扩大市场。广义看，也可以理解为是强调利用企业内外资源来开展科技创新。

1.我国科技开放创新的主要体现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技术创新是以开放创新为主的，这是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探索形成的与发展中国家、赶超型经济发展定位相匹配的一种高效创新的实践模式。在改革开放四十年实践中，我国的开放创新经历着不断探索发展的过程：改革开放初期科技的开放创新以技术引进为主。由于我国科技发展相对滞后于西方发达国家，西方对我们实行科技封锁，当时我国的经济、教育发展水平极其有限，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实行赶超，选择对外开放国策，以低劳动力成本、低环保成本、低自然资源成本作为代价，依靠加工贸易吸引外商进行合作，引进相对先进的技术设备，有些属于换代的技术或中低端的技术。由于当时我国技术水平与西方差距较大，这样的技术既能取得一定的经济效益，又能在相关领域积累和提升生产力水平和技术能力。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科技领域的开放创新不断升级，我国企业开始有能力利用全球科技创新资源进行科技创新活动，通过合作并购、建立海外研发中心、海外学习、跨国研发合作等方式，利用全球人才资源和科技资源提高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2.我国科技开放创新的基本特征

我国的开放创新在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实践经历了从最初简单引进到更多地利用全球科技创新资源的历程，是一个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辅相成并不断进步的过程。

开放创新是需要资源的，经济越发展、掌握的资源越多，开放的程度就会越高，而在经济落后掌握资源较少的时期，只能通过换取或被动接受供给方的条件。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的资源少，只能以市场或资源换取技术，起步阶段多以引进方式换取低端的科技资源，包括低端技术、简单加工技术或换代落后的技术，基本是人家给什么我们接什么，不具备更多的谈判条件。外资不可能将其核心技术转给我们。经过几十年的经济发展，我国掌握的资源不断增多，具备了选择、整合、利用国际科技创新资源的能力，也具备了开展国际科技领域合作的倡导能力，有一定能力实现更高阶段的开放创新。

先期以引进为主的开放创新表现为：合资合作下的产品加工、合资合作下的授权、委托和购买、引进-消化-吸收-革新（非核心技术部分的改造）的渐进形式；中期的开放创新是以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初步具备核心技术的创新能力）的形式为主；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现阶段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我们在部分领域已经展开进一步升级的开放创新。开放创新的力度不断加大，市场承接能力的进一步提升，在一些领域我国的开放创新已经进入主动选择和动态调整阶段。主动选择,表现为在一些领域我们已经具备了主动选择权和技术输出的能力；动态调整,表现为我们将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调整我们的开放创新策略。例如：我国在生物经济领域积极参加人类基因组技术研究的国际合作；在人工智能领域积极倡议共同技术和平台技术的联合创新计划等。

我国科技开放创新的经验教训

1.实践表明，开放创新是我国科技创新发展的重要方式，为自主创新积累了能力和资源；开放创新的有效运用，可以提升自主创新的起点，为自主创新创造有利条件。

开放创新为自主创新积累能力和资源。我们在调研自主创新比较成功的广汽集团时发现，广汽集团自主品牌的创立，是建立在开放创新的基础上，选择关键的时点进行的；而这个时点是与条件资源的具备情况相对应的。根据广汽的经验，自 1997 年广汽集团成立以来，特别是广本投产以来，通过六、七年的发展，资本、人才、技术、管理、市场经验都有了一定的积累。全球化进入资源共享与资源有偿使用阶段，相对开放的外部环境也为自主品牌的创立提供了一定的基础条件，有相应的资金供给，可以从开放创新为主向自主创新为主转化。

开放创新的有效运用，可以提升自主创新的起点，为自主创新创造有利条件。广汽集团自主创新打造“传祺”品牌的技术起点是借鉴参考通过开放创新主动选择引进的“阿尔法·罗密欧”车型相关技术及设计，并采用“阿尔法·罗密欧 166”车型（B 级车）底盘。该集团在介绍自主创新工作时提到：“传祺”有两种东西来自国外，一是底盘系统里的悬挂系统；二是发动机系统。而在引进这两种技术之后，进行了超过 500 项产品技术的二次开发，以更适应中国市场。这样做，不仅融入了广汽集团对中国汽车市场需求的独特支持，而且是在高起点之上，通过消化吸收形成核心技术自主研发能力，再开发出自己的产品的成功实践。

可见，广汽集团的自主创新，不仅是坚持要把握技术自主发展的主动权，把培育、发展自己的技术能力、研发能力作为企业长久发展的动力源泉，而且坚持了自主创新方向，把开放创新和自主创新协同起来，使开放创新为自主创新服务。这是实现完全自主创新的有效实践，证明了开放创新作为一种创新方式，对我国科技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2. 开放创新不能培育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能力，不可能走上完全的自主创新之路。

外资企业全球战略的中国市场定位，往往将中国企业定位于价值链低端，使得中国企业缺乏对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动力，研发团队服从于企业的全球战略，较少开展核心技术或先进技术的自主研发，难以培育自主创新能力。例如，燃气轮机。不少外国投资企业争夺我国在该领域的研发人力资源，人才流失导致我国整个行业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缺失。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受到很大的影响。

3.在开放创新中只有积极培育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能力，把握核心技术的知识产权，才能获得财富分配主动权和高附加值财富分配权。

引进技术、授权技术只能获得低附加值财富。关键技术、核心技术领域的自主创新不仅能够获得国际分工中财富分配的主动权，而且可以直接改变市场对财富分配的预期。例如，紫光集团自主创新的成功开展，使我国自主芯片的市场占有率不断提升；与此同时，高通和美光等国外芯片大企业的股价出现被打压的情况，说明现在的市场占有率能够改变资本市场对未来财富分配的预期。自主知识产权和专利获得的是过去的财富，以此推出自主产品占领市场获得的是现在的财富，这些决定着资本市场对未来财富分配的预期，拥有知识产权可以赢得未来财富分配的主动权。

4.不能消化吸收的低水平开放创新不宜提倡。

由于我国面临特殊的国际环境和相对有限的科技资源，我国的开放创新只能获得制造业价值链的“微笑曲线”上低端的技术和价值（如：非核心技术产品、生产加工或组装等），难以进入技术专利、品牌价值、核心技术服务等高附加值区域，前沿技术、先进技术被封锁。如果一个企业仅仅满足于能够完成某个产品的制造，获得一个阶段稳定的收益，不去开展自主创新，不承担自主创新的成本和风险，难以拥有自主创新能力并实现自主发展，最终甚至会丧失生存能力，被市场所淘汰。

5.要慎重判断技术发展前景和方向，避免误判影响新一轮科技革命中的创新能力建设。

在过去开放创新的实践中，由于经济利益驱动以及考核标准偏向于规模数量，各地出现低水平重复引进，引进产品/设备多于引进技术专利、技术创意和技术开发人才的现象。当前，全球科技进步加快了技术更迭，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时，要特别注意对颠覆性技术发展前景作出慎重的判断，尽量避免因追求近期利益而导致技术发展方向上的误判。这种误判会影响科技投入资源的分配，从而影响企业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创新能力的建设。我国曾经引进的磁带录相技术很快被CD录像技术淘汰就是一个典型实例。

6.初期的开放创新，局限于创新系统的内部主体间的相互开放。

初期的开放创新是以强化系统内部要素资源的流动来实现开放、提升创新能力为主要目的，而系统内外双向流动机制对创新的激励作用不够。随着当代科技革命的日益推进，信息技术、大数据、工业 4.0 已经彻底改变了固有科技系统的封闭性，固有的创新生态也随之将被颠覆，在新的发展趋势下，原有封闭的创新系统难以完成一些前沿的科技创新工作，高层次的、升级的开放创新势在必行。

开放创新的利弊分析

1.开放创新是一种重要的创新方式，是培育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条件；也是全球化、新科技革命趋势下的必然选择。

2.如果不能正确把握开放创新，必然会形成对国外技术的依赖。合资合作的开放创新容易使我国企业成为跨国公司全球化战略的一部分，难以获得核心技术和相应的市场价值。引进技术始终存在的技术转移管控，关键技术、核心技术垄断，虽然短期内可以实行市场换技术，但是不能实现核心技术、前沿技术的引进。

3.如果不能消化吸收引进的先进技术，不仅不能培育和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而且会自废“武功”，变成技术引进依赖者。同时高端技术、前沿技术、核心关键技术不能依赖引进方式实现，如果不开展自主创新实现超越，技术水平和产业链分工都将永远处在低端，也必然会导致一些领域的国家安全受到威胁。

（编辑  季节）

党的十九大和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之后，金融必须服务实体经济已有定论，然而无论是近十年引进模仿舶来的金融业务模式，还是新近借鉴创新的交易产品，无不打着服务实体经济的旗号，却热衷于金融交易，自我服务，长此发展下去，不仅中央要求服务实体经济和防范金融风险的重大战略决策无法落实，而且万众期待、刚刚风生水起的股票市场，牛市气象也将难逃“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短暂宿命。

资本市场的两大功能

我国资本市场多年来熊长牛短，特别是近年来牛市往往疯狂而短暂，而熊市则低迷而漫长。人们大多将其归咎于中国股市投资者中散户的比例过高，非理性、投机性过强等因素。虽然此说不无道理，但也有失偏颇。

从美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的市场实践看，正是所谓的机构投资者诞生之后，他们在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中的权重逐渐增加，但市场的换手率却不断提高，市场的投机性却更强了。机构投资者和传统的企业家大股东相比，后者并非致力于公司的长远发展与治理，而更加追求短期的市场资本利得。同时，这也是如今误导市场的“市值”概念风行的主要原因。同样，被寄予厚望的中国机构投资者也差强人意，其投机性比起散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被市场视作“大散户”。至于有人开出的“用外国机构投资者对冲中国散户”的市场治理药方，不仅荒唐而且十分危险。我们应该明白，在某些方面来看，资本市场是一个逐利的场所，无论是机构还是散户，无孔不入的逐利方式出自人的本性，无可厚非，寄希望于自律、节制、内控甚至监管的制度前提所产生的政策必然失灵。因此，我们要改变金融机构将金融创新立足于自我服务的现状，将其导入服务实体经济的轨道，改变牛短熊长，要么疯狂、要么死寂的局面，就必须从制度检讨入手，按照资本市场的定义检验选择制度与政策，用制度去引导和规范资本市场的各类行为主体。

中国的资本市场的主要功能，一是为实体经济融资，为企业在一、二级市场配置资源；二是让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搭乘中国经济列车，分享中国经济成果，增加财富收益渠道。

鉴于此，要使资本市场胜任服务实体经济、让人民群众分享经济发展成果这两大任务，就要主题明确，去芜存精，排除一切干扰，让资本市场回归本原。

首先，上市资源有限且宝贵，应该珍惜和优化上市资源的使用。

（1）发行上市安排与再融资安排应该以实体企业为主，优先安排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和产业政策方向的高新技术企业上市融资。

（2）限制娱乐业上市。娱乐业不仅有满足人民群众娱乐休闲的文化功能，而且有社会教化的作用。娱乐业上市受市场利益驱动，会过度追求商业利益和票房价值，扭曲社会文化价值取向，妨害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还将挤占实体经济上市资源。

（3）限制金融企业上市。金融类上市公司在整个上市公司中如今已占据了太多的比例。截至2019年3月15日，金融类上市公司达95家，总股份2.05万亿股，占比31.19%。金融类上市公司在整个上市公司中占比过高，势必助推中国经济的金融化，拉长实体经济资金供给的链条，增加实体经济成本，助长经济杠杆化和泡沫化。过多的金融企业上市供给，挤占实体经济资源，其短、平、快的赢利模式和高额的金融利润，还会误导更多的实体企业放弃投资周期更长、利润更低的制造业等实体产业，转而投向金融，造成金融与实体经济此消彼长的关系。因此，应该约束限制金融类企业上市比例。

（4）禁止教育、医疗类公司上市。教育和医疗是社会领域中最重要的民生保障，是提供公共品的部门，是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担负的重要责任。社会领域不同于经济领域，不应当走市场化和资本化的道路。市场有市场的规律，资本有资本的逻辑，放任市场配置进入社会领域的教育、医疗资源，让学校和医院变成资本逐利的工具，人民群众就无法公平享有基本的教育和医疗保障，而且将不堪重负。因此，作为典型市场化的、为经济领域配置资源的资本市场，不应染指社会公共服务和保障等领域。鉴此，应禁止教育、医疗业上市。已经上市并控制教育、医疗资源的，应该剥离有关业务，或重组，或退市。

（5）实行坚决的退市制度。优胜劣汰，吐故纳新，是生命进化的基本规律，也是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基本要求。无论从辩证认识保护投资者利益，还是“腾笼换鸟”为服务实体经济集约化配置资源来讲，规范资本市场发展，都应该义无反顾地实行退市制度。深圳早期实行坚决退市制度的经验，和深圳证监局2009年向证监会建议的退市实证方案，都说明上市公司退市处置的风险是可控的。

其次，要树立以一级市场为主，二级市场为辅的正确理念。

从中国资本市场20多年的实践来看，我们在资本市场建设中没有始终把一级市场建设作为最重要的工作，对二级市场给予了太多的关注，搞了太多的交易创新。毋庸置疑，二级市场为一级市场提供流动性支持是不可或缺的。但它必须紧紧围绕一级市场融资主线，其创造的流动性是以满足一级市场融资为目的，而不能以金融交易为目的自成体系、自我扩张，以金融创新为借口，投机套利，肆意加杠杆，制造泡沫。这样的二级市场，不仅难以为继，不能为一级市场提供持续支持，而且会引爆金融危机，洗劫投资者，制造经济社会灾难。因此，应该重整资本市场价值取向，旗帜鲜明地大力支持直接融资，严格把握金融交易的底线。

第三，保护广大中小投资者。要改变对中小投资者的偏见，不应该将中小投资者视为资本市场的负资产，将机构投资者放在比中小投资者更高级的地位。中小投资者的广泛积极参与是中国的国情、民情，而且这种中小投资者作为中国股市重要投资者的状态还将长期存在。他们的参与，支持了中国股市的发展，支持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为中国的股市提供了流动性，他们是中国股市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因此，监管者不应该寄望于机构投资者收编并取代中小投资者，应该重新审视现有政策，注重对中小投资者的保护，让他们参与并分享中国经济红利。

无论从资讯掌握、投资经验还是技术手段等方面来看，中小投资者都是资本市场的弱势群体，是最容易受伤的。因此，监管机构应该针对他们的弱项，制定切实可行的中小投资者保护制度。对中小投资者的保护，除信息披露改进之外，应从两方面着手：一是防范市场强势主体伤害；二是防范非公平交易制度伤害。

（1）改进信息披露。中国资本市场的信息披露制度已经十分详尽了，未来需要改进的，一是信息披露的可读性，二是加大对违反信息披露法规的处罚力度，特别是对财务造假等虚假信息要依法加大刑事处罚力度，震慑图谋不轨者。针对中小投资者对信息披露解读能力较弱的特点，应该改进信息披露方式，在年报摘要版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做一些简明扼要的专门提示。要求证券商对其中小投资者客户投资的产品，向客户提供针对性信息的提示服务。

（2）、加强对证券信息咨询机构等其他市场主体股评信息的监管，尽可能保护中小投资者，使其免受误导干扰。

（3）对市场操纵、内幕交易等严重侵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违法犯罪行为持续高压监管。无论市场形势如何变化，坚持无差别严厉打击惩处，重新反省检讨“市值管理”政策，对打着“市值管理”旗号的市场操纵行为严厉打击，对“市值管理”过程中的内幕交易严查深究。

（4）坚持三公原则。我们应该审视资本市场现行的交易制度、交易模式和交易产品，是否有违公平原则，是否侵害了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对广大中小投资者无法参与或大多数不能参与的高频交易、金融衍生品交易，应该反省检讨。在零和博弈的二级市场中，一方的收益必然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拥有雄厚资金和技术优势，采用高频交易的一方利用其优势谋利，没有资金和技术优势的另一方就只有“挨宰”的份。同理，大多数中小投资者不可能参加的衍生品交易，虽然伤害方式相对复杂曲折，但有利无缘、有灾陪葬，同样属于不公平交易。如果监管机构允许这种不公平、不合理的现象存在，那就意味着失职，坐视广大中小投资者遭受非公平交易制度伤害。在新自由主义的西方市场可以放任这种弱肉强食的规则，社会主义资本市场的公平观必须保护广大中小投资者免受非公平交易制度伤害。

我们应该有意识安排优秀的高科技企业在中国资本市场首发上市，不能让这些企业流失到海外市场。当初我们因为市场规模所限，不能满足大规模融资需求，只好让一些相对较大的优秀企业去海外上市。今天我们有了这个能力，就应该尽可能安排优秀大企业在国内上市，让中国投资者参与分享中国经济增长成果。中国优秀大企业在国内上市，也有利于国家经济安全。需要说明的是，安排中国优秀高科技企业在国内首次发行上市，不包括从海外市场回归。

中国金融对美国金融的误会

当今中国金融发展的悖论表现在：一方面国家战略要求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为实体企业提供融资特别是直接融资服务，要求防范重大金融风险；但另一方面在市场实践中，我们的政策又允许以金融创新为名在金融交易中允许使用日益复杂的金融产品。虽然愈益复杂化的金融市场存在巨大的风险隐患，在市场运作中，大家还是把风险防范重任交给了监管者。但金融风险防控需要用制度规范把金融资本关进笼子，使其有所为有所不为，使其服务实体经济而不能自我服务。否则，不要指望金融机构可以在金融交易中自律、节制、内控，贪婪会冲垮任何自以为固若金汤的监管大坝。因此，我们不能一方面放任金融自由化、复杂化，另一方面又幻想通过监管控制风险。

中国金融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悖论？问题出在我们对美国金融的迷信上。有些人一直认为，今天的美国金融应该就是明天中国的金融样板，美国金融制度、金融交易模式和金融工具产品都应该是现代金融市场的标准配置，连美式金融危机大概也是一个国家金融市场现代化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与宿命了。

这些都是我们陷入了对美国金融认识的误区。我们今天看到的，只是新自由主义旗帜下的放任、贪婪、邪恶的美国金融，是前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所描述的背离了“产业服务模式”，异化为“金融交易模式”的美国金融，是由服务实体经济的金融中介，蜕变为金融自营交易商自我服务的美国金融。

我们要学习借鉴美国金融的经验与教训为我所用，就要了解美国金融历史，包括应该了解1929年大危机、罗斯福新政和2008年金融海啸这近百年的美国历史上的金融三部曲，从而思考这其中能给我们什么启发。

虽然在2015年我国股市异常波动中我们以体制之力控制住了风险，但杠杆融资买股的喜悲剧逻辑却与美国股市上演的一次次下跌与反弹的悲喜剧如出一辙。遗憾的是我们已经开始健忘。

1929年美国大危机给美国经济社会和劳动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在大萧条中，有30%的工人失业，甚至有占总人口7.72%(700多万)的人被饿死。美国的股市在1932年仅相当于1929年9月3日道琼斯指数381点的20%，直到25年后才重新回到当年的这个峰值。

而断送了当年在科技进步推动下欣欣向荣的经济成果、造成全球灾难的，正是我们今天乐此不疲的融资融券和金融衍生工具，这些金融工具为人们的贪婪插上翅膀，帮助人们在疯狂中自我毁灭。殷鉴不远!

罗斯福新政对许多国人而言可谓耳熟能详，但大多数人往往对罗斯福应对大萧条的经济刺激政策更熟悉，而不了解罗斯福的金融抑制政策。罗斯福已经认识到自由放任、利用杠杆和金融衍生工具投机套利的金融资本对市场秩序和实体经济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必须采取较为全面的社会改良政策。因此，罗斯福新政改革一方面以财政刺激为手段，从公共工程建设入手创造需求，增加就业，解决生产过剩和投资不足，缓解贫富差距；另一方面，限制金融自由化、限制各种金融投机，禁止商业银行利用社会存款参与金融投机，禁止利用储户存款为购买股票提供融资，禁止融资融券，禁止具有高度风险的金融衍生品。虽然罗斯福时代也保留了如农产品期货等少数利大于弊的衍生品，但明确要求期货交易规模与现货避险需求相适应，限制投机。

罗斯福新政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改革是制定了限制金融投机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严格实施分业经营，吸收存款的商业银行不得从事证券类投资和经纪业务，从事证券交易的投资银行不得吸收存款。

罗斯福在位12年推行的社会改良政策和金融抑制，使美国的GDP增长了2.8倍，人均国民收入也从1932年的6300美元上升到1944年的16181美元(按2009年美元计算)。这12年是美国历史上仅见的持续高增长时期。

大萧条的记忆和罗斯福新政在美国成功的示范效应，在二战之后一直影响着西方各国。他们的共识是金融自由化会引发金融和经济危机，因此都采取了金融抑制政策。

20世纪80年代，随着里根、撒切尔夫人的上台，美国和英国带头抛弃了社会改良和金融抑制政策，转而推行新自由主义，奉行金融自由化政策，侵蚀实体经济发展资源，造成了经济空心化，为频频发生的金融危机埋下了祸种。2008年危害全球的美国金融海啸，正是新自由主义的逻辑产物。

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结束不久，中国金融界就形成了一种奇怪的“共识”：美国做过了头，中国还不够。在美国金融危机中推波助澜的金融衍生产品——信用违约互换（CDS），今天甚至被人以“对冲风险”之名引进中国。总之，推动泡沫增大、造成金融海啸的，主要是金融自由化下宽松的监管制度，金融机构利用高风险的金融衍生工具疯狂投机套利的结果。金融海啸之后，美国对这场金融危机进行了反省，制订了金融改革的《多德·弗兰克法案》，“沃尔克规则”，改组了监管机关，限制大型银行利用政府担保的客户存款进行各类投机性自营交易（买卖股票、债券、商品期货、期权及其他衍生品交易），限制银行投资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等。应该说这场改革是在与强大的金融利益集团博弈之后的妥协产物，是对金融自由化的有限改良，但华尔街依然高举新自由主义旗帜为所欲为，主导左右着美国经济。华尔街认为金融改革法案束缚了他们，不断地在游说抗争，希望推翻“沃尔克规则”。另一方面，美联储救市的一次次量化宽松，换来的不是实体经济的复兴，倒是成就了美国股市的再度繁荣，让华尔街赚得盆满钵盈，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让泡沫再度积聚，酝酿下一场被索罗斯称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知道怎么处理的特大金融危机。

中国资本市场的制度自觉

我赞同北京大学潘维教授的定义，“资本和资本利润至上是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利益至上是社会主义。”正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在中国资本市场的建设中一定要有制度自觉，要借助资本而不是放任资本、服务资本。我们改革资本市场，学习的对象不应该是现行的美国金融制度，而是借鉴罗斯福加强金融监管，实行分业经营，遏制金融投机，强制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政策。

1929年、2008年两大金融危机和罗斯福新政金融抑制的实践，给学习美国金融的中国金融人从正、反两面上了最生动深刻的一课。有一位40多年前就随父亲来过中国，随后多次与中国音乐界做过交流的美国音乐家大卫·斯特恩，在与中国音乐家合作时感叹：“如果说20年前这里的一切都希望向西方看齐，那么现在这里所发生的一切都只会在这里发生。”中国资本市场已经经历了近三十年，面对音乐界中国同胞的自信，我不知道中国的金融人会作何感想？

中国的金融要回归本原，服务实体经济，其制度原则就是鼓励直接融资，限制杠杆，限制金融交易。特别是要限制投机套利交易，这也是罗斯福新政至1980年代之前最重要的美国金融监管政策。限制金融交易，就是要限制金融在交易市场、交易环节的所谓创新。限制金融交易，就是要将二级市场限定在为直接融资提供流动性的前提下，禁止任何投机套利行为，包括约束限制以“对冲风险”为幌子的各种金融衍生工具。

今天的中国金融自由化现状让人担忧。我们的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机构混业或变相混业严重，所开展的直接或间接、甚至利用客户资金进行的杠杆化股票、债券、衍生品自营交易如火如荼，早已超出了“沃尔克规则”的禁止限制，风险巨大。我们要防范金融风险，不能只靠被动监管，必须采取制度规范。

（1）禁止融资融券。融资融券是以为市场提供流动性为名而登场的，但事实上它是杠杆炒作的投机工具。虽然一级市场的融资能力需要二级市场良好的流动性支持，而交易活跃的二级市场不仅需要投资者也需要投机者的参与，融资融券的理由正是投机。

我国的股市从来都不缺投机者，但投机者是否入市和大多数投资者一样，是要看大市氛围的。市场低迷时你鼓励投机，投机者也不会挺身而出为你制造流动性，这就是在市场冷清时很少有人使用融资杠杆的原因。而当市场进入上升通道时，虽然我们已不需要投机提供流动性支持，但此时的投机者不仅踊跃入市，还会疯狂使用融资杠杆工具，把慢牛刺激成疯牛。而当市场反转进入下行通道时，投机者手里的融券工具又派上用场，在为其做空套利的同时，加速股市下跌。

不仅如此，在股市反转下行时，恐怖的一是融入资金的投资者可能被平仓而血本无归；二是融出资金的金融机构如出现恐慌性集体平仓行动，那将势必出现集体踩踏，无路可逃，只得坐以待毙。2015年5月29日，我在《上海证券报》上发表了《政策的作用力方向与国家战略》一文，对融资融券助长疯牛并将引起集体踩踏以及股指期货与之呼应跨市做空的风险做了预警。仅仅过了半个月，我的预警(不是预测)就不幸言中。2015年6月之后的那一幕幕想必人们还记忆犹新，但是似乎没有人对此深刻反省，我们仍在重复着昨天的动作。

总之，融资融券不是为股市提供流动性支持的必要工具，而是投机者手里的套利工具。它助涨助跌，制造杠杆疯牛和股市恐怖。1929、2008和2015的市场实践告诉我们，融资融券是股市的灾星，我们应该学习罗斯福的胆识，禁止融资融券。

（2）限制金融衍生品。理论上，金融衍生品可用来对冲交易风险，平抑市场波幅，微观推理似乎可以成立，但市场实践却给了相反的答案：一是鲜见因使用衍生工具对冲交易风险挽救了谁；二是近几十年来，不断有西方金融百年老店或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被金融衍生品葬送、要么给金融市场带来重创。1995年，英国百年老牌贵族银行巴林银行因投机日经225指数期货合约和看涨期权倒闭，震动了世界，伦敦、东京股市暴跌，纽约道琼斯指数狂跌29%。1998年，由华尔街套利之父麦利威瑟和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等人组成的号称全球金融史上最耀眼的“梦幻团队”，及衍生品交易达万亿美元的美国长期资本公司，因俄罗斯债券危机而引发的全球金融机构集体抛售七大工业国债券而濒临破产。但这伙人不甘心失败，后来原班人马又东山再起，并大幅降低了杠杆率，却因2008年雷曼兄弟倒闭而再度败走麦城。一群最顶尖衍生品理论模型的创造者、业界领袖，却两次失败，是运气不好，还是衍生品的宿命？2008雷曼兄弟因次贷危机破产；2008年摩根大通CEO杰米·戴蒙在风起于青萍之末时收手次贷、得以全身而退。然而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2012年的“伦敦鲸”在债券衍生品指数上的对冲风险交易，让摩根大通巨亏65亿美元。

从宏观上来看,衍生品错综复杂的叠加效应会释放出无法估量的破坏力。随着科技和服务等非周期性行业在经济结构中权重的增加，以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改善，使得来自实体经济的周期风险越来越小，但金融危机却屡屡爆发，而且频率和强度越来越高，这些危机无一例外，都可以在衍生品交易和金融市场本身的创新和日益复杂的结构中找到根源。正如《金融魔鬼》一书的作者――一位长期在华尔街从事金融衍生品开发和交易模型设计的理查德·布克斯塔伯所说，“风险的源头正是我们通常认为的创新。”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就是金融衍生品交易制造灾难的最大例证。

首先，金融衍生品不是风险管理的工具，而是给资本市场本身和实体经济带来巨大风险的投机套利工具。其次，市场上从事衍生品交易者都声称是为实体经济服务，但事实上金融衍生品交易和实体经济没什么关系，参与衍生品交易的鲜有实体企业。例如全球外汇市场目前一天的交易量超过5万亿美元，其中98%的交易量和实体经济的外汇需求（进出口贸易和对外投资）是没有关系的。正如香港金管局原总裁任志刚所说，我们没有理由相信2%的实际需求，需要98%的非实际需求交易（投机）来帮助发现价格。又如，美国的信用违约互换（CDS）发行量超出保险标的物的上百倍，荒谬至极。美联储原主席保罗·沃尔克曾说，“谁能给我一丝客观证据，证明金融创新带来了经济增长，只要一丝也行。”

总之，金融衍生品并非风险管理工具，而是制造风险的工具。我们不能一方面放任衍生品以“风险管理”为名泛滥，另一方面又寄希望于监管控制衍生品惹事生非。我们应该明白，风险防控不能靠被动监管，最好的监管就是制度规范，让市场有所为有所不能为。要管理防控金融风险，最安全可靠的方法就是限制金融交易，禁止金融机构利用存款等客户资金参与股市、房地产投机，禁止融资融券等杠杆投机，禁止衍生品交易。唯此，方可长治久安，防范重大金融风险的攻坚任务方可完成。

（3）禁止高频交易。有人认为金融市场拥抱技术进步的潮流不可逆转，这实际是伪命题。在任何时代技术都是创造财富，为人类社会进步服务的工具。但是技术也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造福社会，也会为害社会。在技术进步面前，首先要判断其是否能够造福社会，要趋利避害，做出正确的使用选择。前几年以技术进步为名的互联网金融乱象，也是因我们被技术进步所迷惑。线下的非法集资换了“互联网”马甲就被当作金融创新，结果给投资者造成了不应该的损失。资本市场高频交易的无政府状态，大概也是被技术进步的潮流所迷惑，投鼠忌器，犹豫未决。

判断高频交易是否适合中国资本市场，应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

一是看其是否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高频交易的借口是为市场提供流动性，但它提供的高频流动性会产生严重的流动性爆裂风险，有别于为实体经济提供融资支持所需要的稳定流动性。就连赌博业亿万富翁也参与其中，为谁服务不言自明。

二是看其是否符合社会主义资本市场的价值观，是否符合资本市场最基本的公平原则。高频交易的使用者多为财力雄厚、拥有计算机科学博士、技术实力强大的专业公司。为了提高交易速度，纽约交易所、纳斯达克等交易所为其提供美其名曰“主机托管”服务并收取巨额费用，允许高频交易公司将电脑直接连接到交易所的服务器上，这样就能抢在其他公众前率先得到信息，在其他人未觉察到发生了什么之前，他们已进行了无数次交易。这也是交易所容忍高频交易横行无忌背后的利益动机（这就是美欧交易所公司化的弊端之一，中国主张交易所公司化者应该深思）。除此之外，他们还铺设了光缆专线、建造微波发射塔，或者租用通信卫星，以使其凭借其“潜伏套利”在其他基金、证券公司，在银行和散户还不知道价格改变之前，利用股价波动牟利。由此不难理解，高频交易这种掠夺式盈利方式不仅不符合社会主义资本市场的价值观，同时也不符合资本市场的公平原则。一般市场主体和广大散户完全没有能力和条件与他们竞争。毫无疑义，这是地地道道的不公平、不公正竞争，只要你参与了这个有高频交易者参与的市场，你的利益就会在不知不觉中被静悄悄吞噬，这差不多就像其他所有的投资者都在无意识中被动为高频交易者“赋税”。

高频交易不仅对普通投资者不公平，近年来我国本土建立的高频交易团队也不是海外高频交易公司的对手。从2012年开始就陆续潜入（有的竟然以“商贸公司”为名在我国注册）中国资本市场的外资高频交易公司，利用压倒性技术优势，如今已经占据中国高频交易市场的制高点，并呈现出垄断中国高频交易业务的趋势。2015年时，他们就曾趁火打劫，掠夺式斩获惊人。放任其发展，国家安全堪虞。

三是高频交易具有很大的系统性技术风险隐患。2010年5月6日，美国标普500指数闪电崩盘，20分钟下跌了6.2%，账面损失8620亿美元。事发当天，所有的人都深感震惊却不知祸起何端，直到很久后才发现，原来是高频交易惹的祸。2011年10月，笔者在伊斯坦布尔参加美国证监会组织的一个会议，美国证监会有一位专家用了两个半天时间介绍他们对高频交易的跟踪研究，对其风险深感忧虑。

总之，高频交易与服务实体经济无关，与社会主义价值观不符，与资本市场公平原则不容，并潜伏着巨大的系统性技术风险。它在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国家可以横行无忌，但在社会主义的资本市场不能任其在监管真空下咨意妄为，无政府状态发展。因此，应该禁止高频交易。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当今的中国资本市场现状，既有认识方法论的问题，也有利益集团或市场不规范的问题，但改革资本市场这一重大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目前，万众期待的牛市似已在途。这对当今中国经济发展极具积极意义。如果能够形成一个持续的慢牛周期，其财富效应能从需求和供给两侧对中国经济提供良好的支持。因此，培育与呵护牛市已经是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治大国如烹小鲜，牛市亦如小鲜，需要轻烟慢火，如果耐不住性子，用火过猛，不仅可能一把火烧掉牛市，还会引火烧身，引发金融风险。

历史是一面明镜，要培育牛市、呵护慢牛一定要以史为鉴。不仅要以他人为镜，也要珍惜自己经历过的经验与教训。笔者经历和旁观了中国资本市场创建至今的全过程，多年来一直感觉，我们缺乏检讨反省的传统。例如，2007-2008年的南航认沽权证的交易与创设、2015年的股灾等等，我们至今没有深刻的反思，包括内部也没有开展过这项工作。其实2018年的系统性股权质押融资风险我们也应该认真检讨总结。

小结：呵护牛市的政策底线

呵护牛市的指导策略：轻烟慢火、细水长流、遏制投机。

1.严格控制融资融券。

（１）坚决禁止场外杠杆配资。严禁证券商为海内外私募等机构理财提供接入其交易系统的服务，防止各种变相配资。证券、银保监管机关应统一政策，防止银行资金流入股市，合作查处各种为股市提供杠杆融资的行为。

（2）严格控制场内融资融券规模。在总规模控制的前提下，市场交易活跃时不再增加融资额度，市场呈现下跌时不再增加融券额度，遏制投机。

为防止流动性塌陷风险，调減融资融券额度时，应该从增量入手，存量到期前不动，自然渐进调整存量。

2.严格限制金融衍生品交易。

（１）禁止场外衍生品交易。场外衍生品因为信息不透明，非标准化、分散化，结构复杂，合同嵌套，杠杆叠加，风险非常大。再加上它往往是纯粹套利性的，应该禁止。2008年美国危机之后，我国开始发展衍生品交易，当时的理由是：美国金融海啸的原因是场外衍生品，我们搞的是场内的，没什么风险。然而，近年来，我国场外衍生品泛滥，其风险状况与程度监管者无法估量，必须高度警惕，坚决禁止。

场外衍生品的渗透蔓延，说明衍生品的发展是得寸进尺的，只要错误地为衍生品开头，就不要指望能够轻易得到控制，它一定会利用一切机会做大，直至彻底失控，引爆金融危机。

（2）严格控制场内衍生品。最近以来，不仅场外个股期权投机疯狂，场内期权也随着C2800期权合约一天暴涨192倍的示范效应而大热，大批散户冲进期权市场豪赌，其他期权合约也有出现暴涨暴跌，期权市场的投机风险显现。

随着股市回暖，一些机构在主流媒体呼吁放开股指期货限制，并通过各种方式游说监管机关放松管制。面对这些意见，监管机关应该站得更高，把金融衍生工具严格限定在对冲风险的范围内，限制投机。首先，应该坚持套保额度现货和期货匹配原则，限制非套保客户。其次，继续坚持现行的保证金率、交易手续费、挂撤单次数等方面的限制。

总之，应该加强对金融衍生工具的监管压力，限制投机套利，防止其对股票市场产生负面冲击。在金融开放的背景下，更要严格衍生品交易规则，防止被人利用，导致金融市场失控。

（3）严格监控高频交易。在高频交易法律地位未定之前，要谨慎处理，严格监控。建议过渡期由开展高频交易的企业向交易所实时报备业务，严格限制业务动态资金规模不得超过原有业务资金规模上限。

（4）依法监控外资金融投资。目前外商看好中国经济前景和A股投资价值，开始加大对我国股票市场投资，客观上对股市回暖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外资股票投资作为一种流动性强的短期资金，是一把双刃剑，管理得不好，积极作用就会骤然巨变为一场金融灾难，发生在拉美和东南亚割韭菜的一幕幕就会在此重演。因此，我们必须高度警惕，趋利避害。

扩大对外开放是中央既定的战略决策，吸引外商投资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吸引外资还是应该以直接投资为主，这样可与实体经济对接，利大于弊；而债券、股票，特别是金融衍生品投资弊大于利。美国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量化宽松的刺激政策没有对实体经济产生什么作用，美国股市的风险却已经积累到相当高的程度。我们的金融政策一定要高度关注这个问题，防止美国股市的外溢风险对我国资本市场的冲击。我建议：一是不宜继续扩大QFII、沪港通、深港通规模，尽量使我们的股市景气减少遭受我们没法控制的外资干扰冲击。二是立刻投入资源建立我们的资本市场外资进出实时统计、监控系统，实时掌握外资在中国资本市场的流入流出动态、趋势，以便在紧急状态下可以及时采取处置控制措施。我们不能依赖在彭博社上找数据。不仅要自己掌握实时数据，最重要的是要建立切实可行的金融风险处置实战预案。“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我们憧憬牛市，因此要呵护牛市，而呵护牛市最重要的是制度与政策的选择，有所为，有所不为。

                              （编辑  季节）

中信集团是在邓小平先生的倡导和支持下创办的，早期担负着为中国引进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的使命。历经40年发展，目前是中国最大的综合性企业集团，业务涵盖60多个领域，在全球60多个国家设立了100多家机构开展业务，与属地国发展战略规划对接，与当地伙伴真诚合作，关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做了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在哈萨克斯坦。2007年中信和哈方投资沥青厂，解决了哈萨克斯坦国道路沥青全部依赖进口的问题。2010年，中信集团旗下中信资本与哈方共同组建了2亿美元的“中信卡森纳基金”，投资到中亚地区基础设施、物流等领域。2014年以来，中信积极和“光明之路”计划对接，目前完成了两个新能源电站，正在修复总里程1100多公里的公路；中信集团联合旗下中信资本成立了4亿美元的“丝绸之路基金”，目前已完成近1.4亿美元投资；2018年，中信银行牵头投资哈方人民银行旗下的阿尔金银行，持有60%股权。中信集团旗下中信农业、中信环境、中信哈萨克斯坦等子公司还在当地农业种植、环保、医疗等领域进行投资。

在缅甸。中信有多家子公司先后在缅甸开展业务，2007年承建了当时中缅经贸合作的重点项目。近年来，中信积极和缅甸“2011－2030年国家发展计划”和中缅“人字形”经济走廊建设规划[①]对接。中信建设已完成两个电力项目，中信重工建成了一个大型水泥厂，中信海直在当地开展海上石油飞行服务。2015年，缅甸遭受40年不遇的洪灾，中信集团立即组织中信建设和中信海直参与救灾，中信建设捐赠30万美元救灾物资，中信海直派出直升飞机进行救灾抢险。

目前，中信联合体正在推进缅甸皎漂特别经济区深水港及工业园项目，预计总投资达100亿美元，皎漂特别经济区深水港项目一期[②]投资总额为13亿美元。在这个项目推进初期，中信捐款150万美元落实乡村公益计划，帮助当地百姓创新生产模式、改善生活。

在白俄罗斯。中信与白方各期五年规划和《2030年前白俄罗斯社会经济稳定发展国家战略》对接。中信曾同时建设三个大型水泥厂，期间在他方土建环节拖后工期的情况下，为保证项目按期达标达产，中信建设主动承担额外成本风险，接手土建施工，使得白方按期实现水泥出口，取得大量外汇收入。

中信建设参与投资白俄罗斯吉利汽车厂，针对白方自筹资金到位困难的情况，中信以股东借款的方式帮助项目启动。中信建设还与白方合资组建工业设计公司，为该项目免费提供设计转换服务。在该项目建设早期，中信开始了工人培训，2016年就为白方培训14000多人次，并克服严寒气候等多重困难，使汽车厂按期保质投产，实现了白俄罗斯的轿车生产梦。

中信积极支持中白工业园建设，旗下中信建设与中信重工及白方合资设立公司，制造消防机器人，出口到欧亚和欧洲市场。

中信还在安哥拉、阿尔及利亚、加蓬、摩洛哥、巴西、秘鲁、英国、德国、捷克、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新加坡、印尼等国开展投资。中信在走出去时，与属地国战略规划对接，利用协同优势开展多领域合作，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与属地国实现合作共赢的情况。

本次峰会的核心是推动“一带一路”合作实现高质量发展，未来中信仍将秉承“先予后取，多予少取，必要时做到舍利取义”的义利观，在推动“一带一路”合作实现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探索新模式、找出新方法、积累新经验，为属地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贡献新的力量。

链接：

1.关于中缅“人字形”经济走廊

中缅“人字形”经济走廊北起中国云南，经中缅边境南下至曼德勒，然后再分别向东西延伸到仰光新城和皎漂经济特区。缅甸第二大城市曼德勒和第一大城市、原首都仰光是缅甸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皎漂位于缅甸西南部的若开邦，是缅甸最落后的地区之一。皎漂港是中缅油气管道的起点。中缅“人字型”经济走廊建成，将把缅甸最贫穷的地区和最发达的地区连接起来，改善基础设施状况，实质性推动缅甸的经济发展。

2.缅甸皎漂特别经济区深水港项目一期

媒体公布预计投资总额13亿美元，目前正在进行合同谈判。

3.安哥拉

中信建设在安哥拉首都实施的凯兰巴·凯亚西一期项目（简称“K.K项目”）和分布在安哥拉4个省的项目，共计建设51000套社会住房和与之配套的公共工程、市政工程设施，合同总额近100亿美元，在项目交付后，中信组织团队，免费领带和培训当地人员参与社区的运营管理。项目为安哥拉解决了战后国家重建的问题，2009年之后，石油价格大幅下跌，安方无法支付工程款，中信与安方肝胆相照，持续进行项目建设，赢得安方的认可和信任，在K.K项目一期基础上，后期又接续实施了近60亿美元的项目。

在安哥拉，中信还实施了众多社会回报项目，中信（安哥拉）百年职校是由中信建设全额出资、全公益性质的职业培训学校，于2014年2月创立。创办初期，中信建设投入106万美元用于校区建设及物资采购，以后每年约投入80万美元用于职校日常运营，百年职校把“希望工程”的理念带到了非洲，帮助安哥拉战后失学的贫困青年免费培训技能，学校开设机械操作、工程施工、计算机、电工、企业管理、阅读、写作、演讲与口才、中文、历史、商务礼仪、道德与法律等多项课程。截至2018年3月，职校300余名毕业生毕业后全部实现就业，分别走向机械操作、工程施工、行政管理等工作岗位。中信建设还出资150万美元进行捐建，与合作伙伴共同创办安哥拉内图大学孔子学院，成为全球首座中资企业赞助成立的孔子学院。

世界真正属于谁

黑岩式资本主义

在当今时代，已经不存在像洛克菲勒、摩根或凯撒这样的资本主义极权人物，至少在西方发达国家，竞争法则和政治控制越来越阻止这类人物的再现。一位企业家通过提供产品和服务，或者通过继承一家有市场能力的公司，或一位金融行家如乔治•索罗斯，懂得如何成功地投资，财富和权力就出现了。

但在全球范围的资本主义体系中，却有一种新的权力，这个权力位于资本募集地，就是金融业所说的“资本池”。一些权力人物募集了几十亿加上几十亿，几万亿又几万亿，在世界经济中，任何人都不能绕过他们。金融的原理是：谁离金钱最近，谁就能赚最多的钱。^[1] 富人们、家族办公室、基金会，尤其是保险公司、养老基金和国家基金，他们都把自己的巨额资产委托给资产管理者来投资。没有人比资产管理者离金钱更近、拥有更多的金钱，并足以凭借金钱的力量来影响市场。在资产管理行业有一条最高原则：胜者赢得一切。谁拥有得多、谁挣得多，谁就获得的多。这被英格兰银行总裁安德鲁•霍尔丹称之为“资产管理时代”。

金融资本主义的钱柜里放着大约80万亿美元，这必然意味着权力。根据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的一项研究，到2020年这个数额将会上升到近102万亿美元。仅全球最大的5家资产管理商就向全球市场投资了近15万亿美元，每家至少投资1.4万亿美元。市场和企业就这样形成了。一切不必投资的就不存在；一切可以支付的，可以发展成一家高盈利公司。

令人瞩目的是，那些决定短期资金去向的决策者是来自印度、俄罗斯或者法国的数学家。全球70%-80%的有价证券交易通过计算机系统进行计算，他们对媒体和分析报道做出反应，如果德意志银行被人猜测是“新的雷曼兄弟银行”，他们会立即自动发出命令：快！卖掉！

这个系统中最大的谎言就是所谓“不可估量的分散式股票持有权”。它的含义是，股票分散在许多集团或个体手中，但是“所有权可以广泛分散”这种经典假设已经不成立了。真实情况是集中化。西班牙IESE商学院教授艾瑞克•韦伯认为，这是一种“经济权力的极端集中化”。他说：“金钱并不是流入物品生产领域，而是流入金融产品中，在金融产品的背后并不出现物品。”韦伯讲了一个故事：有一个俄罗斯人在一家客店看了一下房间，留下100美元。客店老板把这笔钱给了村里的木匠，用于偿付定制客房柜子的欠款。木匠用这笔钱支付木材供货商，木材供货商又用这笔钱来还清欠生活用品店的债务。这样一来整个村庄没有了债务。但这位俄罗斯客人又不想住这个房间了，想要回他的100美元。而客房老板就必须从其他人手里借钱。

这个故事说的是：金融资产的另一面意味着债务，债务是资本主义的鲜血。金融资产高达270万亿美元，说明世界上同时就有这么多的债务，为了利用债务，就会不断衍生出新的金融产品。这使得美国的金融行业能够如此兴风作浪，以至于美国公司收益的25%就从这里诞生。“金融化”和“经济体系的金融化”促使全球资本越来越集中转移到越来越少的几家资产管理商和资本募集者手里，他们拥有越来越多的资金。德国50%的上市公司中，有关金融资本的信息交流是老板们的事情——董事长本人承担责任。像黑岩这样的巨型资产管理商成为典型。

健康的市场经济本来应该能够平衡各种力量，但是黑岩这些年来积聚了越来越多的资本，多得令人震惊。在此期间，拉里•芬克这位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控制着大约4.9万亿美元。黑岩几乎在世界上所有重要的大企业里都有参股，当然也参股了德国达克斯股市指数成分股最大的30家企业，而达克斯指数是德国经济的晴雨表。同样，黑岩也参股了在瑞士股市和奥地利股市的所有企业。在五分之四的达克斯上市公司中，黑岩是这些公司最大的前三名股东之一。据德国投资关系协会数据统计分析公司，黑岩集团持有达克斯股份的10.7%。来自波士顿的资产管理商道富(4.3%)和挪威银行投资管理公司（4.1%）都在黑岩之后，并且持股比例比黑岩少很多。另一方面，挪威投资公司持有黑岩5.7%的股份，是黑岩的第三大股东，位居威灵顿基金公司(6.0%)之后；黑岩最大的股东是来自匹兹堡的PNC金融服务集团。而黑岩也持有PNC集团5%的股份。以这种方式，金融经济完全属于它本身，这是一个封闭的运作体系。

在德国，由纽约控制的金融网络把德国股份公司的老系统解散了。而在德国老股份公司的权力系统中，德意志银行、安联和慕尼黑再保险公司的总裁们是有最后决定权的人。这3家金融巨无霸相互参股,持有德国最重要企业的股份，组成最重要的监事会，共有60家企业参与其中。这就是经济界“谁是谁”的隐秘所在。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投资银行全球化带来了新的价值，包括持股人价值。2002年，按照社会民主党政府格哈德•施罗德的改革方案，出售公司股份不必纳税。与之相适应，3家德国金融巨无霸迅速分开自己所占有的资金。这样，德国开始新资本主义的道路就畅通无阻了。在奥地利和瑞士，不存在类似像德意志银行与安联如此紧密的金融机构关联。

现在，金钱这条线只通往权力，这条资本线除了国家基金和养老金基金之外，通向拉里•芬克。德国股份公司就像是一个旧蜘蛛网，由德意志银行和安联联合交织而成。现在，美国人拉里•芬克插足了这个蜘蛛网，黑岩就是曾经的德意志银行。人们都怀有一定的期望，都想知道黑岩或其他机构投资人的政策是什么。这是行动指南，决定着战争与和平。所谓“战争”就是在全体股东大会上的“反对票”，这可能导致大宗股份的出售、公众场合中不受欢迎的言论和宣传运动。所谓“和平”就是在股东大会上的和谐、增持股份、面对记者和银行分析家时的沉默。

黑岩是占主导地位的资本募集地，因为它参股全球上万家企业。在达克斯，黑岩同时以9家基金的方式参股了所有公司。当黑岩想成为柏林法兰克福商业银行股东的时候，德国金融监管局要求美国人将其基金结构完全透明化，这简直是妄想。资产管理者会利用所谓“理想托管人”这种利器，如“股东投票代理公司”。他们代表股东在股东大会上负责表决和带动大会情绪。美国机构股东服务公司、格拉斯•李维斯和英国爱马仕股权所有权咨询服务，就属于此类公司中著名的意见领袖。

但是，黑岩这家权力巨大的资产管理公司的政策到底由什么组成呢？这些规则包括，一位董事即使在法庭上，也必须承担应付的责任，不能减免；另一条政策是，董事会主席不能在卸任之后立即担任监事会主席，而这是管理者们最希望的，因为他们可以继续保留担任CEO时留下的的遗产。还有一个规定是，一个人不允许同时担任太多的监事会成员。这些规则本身很理智，而实际上这种责任仅仅建立在资本数额的增加上。对企业的监督却消失在不透明的系统中，许多股东在股东大会上投票，但他们可能并没有感受到真正的权力关系。

目前，全世界所有的公众股份公司都是按照美国的核算系统做结算。这是一种美国权力系统，它是建立在资本市场的基础上。

大笔资本是主动投资还是被动投资，这里的区别极大。资本数额是天文数字，拥有资本即拥有权力，而这一切由很少几位主要资金管理者掌握。事实是，他们使用的资本并非自己的钱，而是客户的钱，拉里•芬克的公司不必是资金的真正所有者，但却是资金的现实所有者。他们利用其他人的钱生钱，正如纽约JP摩根大通银行一样，这自始至终都是金融资本主义的规律。

所谓“被动投资”只是给人一种“无害”的印象。因为在选择某一种股市指数时，就是在做根本的决定：应该怎样分配这几十亿的投资？投入哪个国家的股市？是购买特别股还是强势股？这些决定会对市场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个系统也有自我增强的功能，比如会对一个有代表性的股票自动增购，不管有没有什么问题。红利和股指是不区分“主动”投资和“被动”投资的，真实的是投资额度的高低。有一系列原因说明，为什么被动投资人在所参股公司中发挥很大的作用。比如，他们的股份比例可以影响表决的结果；假如他们不作为，主动投资人的表决就比较容易。

在国际资本市场上，风险很可能会集中。罗兰贝格咨询公司总裁常博逸（Charles-?douard Bouée）断言：“资产管理者持有大量股票和信贷债券，一旦哪里发生什么事情，如果缺乏头寸，他们的处境就不妙。和银行不同的是，他们不必存有准备金，如果客户要求兑现，他们可能会有很大的问题。”

这位影响力很大的咨询专家说，资产公司们几乎投资于任何种类金融产品，如果一旦急需现金，它就必须卖掉手中的有价证券，这可能导致卖空潮，导致“投资人竞逃”。这时紧密相连的参股网就会相互传染。因为在这个网络里，全球的资产管理公司、银行和保险公司都交织在一起，就像血管里的病毒迅速输送到身体的各个部位。

黑岩通过相互参股，已经将全球的重要参股企业相互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参股到世界上最重要的企业中，在全球市场上到处都会出现同名的大股东：黑岩、道富、先锋、威灵顿、资本集团、普信、富达等，在背后操控这个世界的不再是银行，而是这些投资人。看一下美国那些大银行就会发现，如JP摩根大通银行、美国银行、花旗银行、富国银行和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等等，黑岩都是它们的大股东之一。黑岩也和道富银行或普信投资等资产管理公司相互参股。总的来看，黑岩在五分之一的美国上市公司中都是最大股东。这些资产管理公司又一起参股到一些大的康采恩中，这些康采恩使美国蜚声全球，从埃克森美孚石油到微软。这种现象在学术界被称为“共同所有权”。

我们的数据评估显示，全球最大的5家资产管理公司（黑岩、先锋、道富、富达投资、资本集团）对世界商品市场的控制力有多强。大多数情况下，这5家公司在一个市场的参股总和是该市场4家最大企业市值之和的10%强。无论哪个市场都是如此，比如餐饮业(19.5%)、媒体(18%)、航空业(17.1%）、技术行业(16.8%）、化学(14.9%)、消费品(14.4%)、物流行业(13.5%）或者零售业(12%）。如果没有资产管理公司的几十亿投资，什么都转不动。

从根本上讲，黑岩式资本主义遵循了德国股份公司的老模式。在德国股份公司的老模式中，有德意志银行、安联和慕尼黑再保险公司等金融集团，它们相互参股，相互交织；它们更是合作方而非激烈竞争的玩家；它们创造了系统的稳定。政治经济学称之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

德国科隆大学国民经济学教授阿克塞尔•奥肯菲尔斯和密歇根州立大学副教授马丁•施迈茨研究了新的黑岩式资本主义，他们认为它将“给竞争带来静悄悄的危险”。施迈茨发现，和那些有不同股东的银行相比，由相同基金公司持有大量股份的银行储蓄存款的利息较低；而多元化持股的银行则可以不受那些大型资产管理公司的影响而行动。施迈茨举了，民航的例子：一般人以为航空公司的大股东是不同的所有者（这是传统航空公司竞争模式），但现在一些基金公司成为航空公司的大股东，这些航空公司的票价就比较贵，比一般价格高大约10%。这种做法会将一些小储户和消费者分化出来，将他们推向金融巨头们。在全球范围内，美国康采恩的收益率相对较高，有两个原因可以解释：高度集中和有组织的金融资本主义。

迄今为止，这种大型资产管理公司的垄断和团伙力量所带来的经济后果，尚未得到经济学界的足够重视和研究。施迈茨认为，企业之间应该协商经营政策，寻求相互理解，而不是相互对抗；要更加重视企业规模的益处，使规模经济能静静地繁荣，而不是进行疯狂的价格战。换句话说，我们曾经认识和重视的竞争，已经被一个狭窄的寡头卖主垄断市场所替代。这个圈子由高度一致的股东组成，由基金公司所控制。它们可以促使荷兰皇家壳牌石油公司和英国天然气集团合并、成立石油-天然气多国公司，这家联合公司利用两种能源，可以获得更高利润。人们也发现，在德国股市股份公司和伦敦股票交易所合并之后形成了一个特殊集团：恰恰是同样的5家金融公司——瑞士信贷集团、黑岩、道富、先锋和景顺在两家证交所的参股比例相加，正好是20%（5家总共分别持有两家公司20%股份）。在孟山都与拜耳合并的案例中，黑岩、先锋、拜耳分别是这两家公司的三大股东。黑岩是拜耳公司最大股东，持股7%；黑岩在美国的孟山都是第二大股东，持股5.8%；而先锋在孟山都是第一大股东（持股7.0%），在拜耳是第四大股东。美国陶氏化学公司和杜邦公司联姻后，庆祝联姻成功的股东又是黑岩。两家公司合并后又一分为三，这三家在所处行业中都是引领市场的企业。

银行家总说 “大到不能倒”，在这里有了新的含义。在陶氏-杜邦案例中，是小的“积极”投资人发起了这次联姻，而后大资本募集集团跟进。这类“积极投资人”往往是对冲基金，它们是黑岩式资本主义的捣乱分子，它们购入较小比例的公司股份，以尽快获得高额短期收益。为此它们投入股份组合，股份比例是2%或更低。潘兴广场资本管理公司就是这类“积极”投资商，该公司的比尔•阿克曼称，他担心像黑岩或先锋之类资产管理公司会用它们的指数基金控制所有美国大公司及其他国家的康采恩，且它们之间互相交叉持股，如此可能随时发生金融瘫痪。比如这种危机会发生在经济疲软的日本股份公司中。在日本的一个网络中，一些重要的股东相互交叉参股，相互组合。资产管理公司的这种状况使政府监督机构很焦虑，比如英国金融机构监管局要求英国安本资产管理公司提高它们的资本缓冲能力。

拉里•芬克绝对不会满足于仅仅复制股市和股票基金，他也直接收购债务，通过黑岩旗下的一家信贷基金放贷。黑岩也拥有一家对冲基金，该基金的行动极具挑衅性。芬克本人也是一位积极投资人。所有这一切都以客户的名义进行，他们想在银行的低利息时期获得正常的利息。这些客户开始偶尔怀疑这些大型资产管理公司的成功保障和过高手续费：这是一场“用别人的钱”玩的超大游戏。在这场游戏中，像黑岩这样的公司成了强大的中间商，它能支付极高的年薪（芬克本人的年薪达2600万美元）。许多股东对此很不以为然，而黑岩正是以他们的名义在玩几十亿美元的循环游戏。这种抗议声目前正在黑岩式资本主义中回响，直到如今。

影子银行的阴暗面

在金融世界中，影子银行帝国以令人恐惧的速度在增长，其掌控资金的总额将近80万亿美元，相当于全部银行业务的25%，期间全球60%的贷款发生在正式银行系统之外。简而言之，这里产生了一个并行世界，通过它，越来越多的储蓄资金进入经济循环，与2008年类似。那些资产管理公司、私募股权基金、资本市场基金或对冲基金所做的许多业务，已经和一家“正常”银行的金融业务无法区分。2016年3月，曾在克林顿政府任职的尤金•路德维希警告说：“肥皂泡一旦破裂，将对整个金融业造成巨大而广泛的影响。”尤金在1998年亲身经历了因一家对冲基金的失败给市场带来的巨大风险，即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失败。该公司的董事会中有荣获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迈伦•斯科尔斯和罗伯特•莫顿。2008年该公司被迫低价抛售资产，并不得不申请银行和政策性紧急救助。现在，这类危机从银行转嫁到了影子银行帝国。60%的美国国债由一些私人基金买卖。

面对新的事实，我们不缺少警告，但缺少合适的政治对策。早在2015年2月，欧洲央行副行长维克多•康斯坦奇奥就发现影子银行系统的快速增长和相互交织，尤其是投资基金。他认为影子银行可能是“系统性危机的源泉”。为G20峰会国家和世界银行等机构提供咨询建议的金融稳定委员会也认为，非正式银行与公共银行体系结合得越紧密，危险就越大。

影子银行的背后藏着私募基金、对冲基金、资产管理公司，它们从巨富们手中募集资金。下一场金融危机将不会在银行界出现，而将在影子银行中的任何一个地方发生。恐惧和欲望是资本市场的两极，罗兰贝格总裁常博逸称：“欲望导致繁荣，恐惧导致衰退。”换句话说，欲望使股指走高，恐惧使股指走低。恐惧使那些巨富们把金钱藏在自家的保险柜里，而保险柜是当前最繁荣的行业之一。

马克西姆•齐默尔多年担任慕尼黑保险公司安联的投资部经理，是欧洲最大的投资公司的负责人。他说：“公司的账目是我的敌人，我不会挣任何钱。我最喜欢的就是其他的另类投资。”“另类投资”就是与股票和信贷相关的投资业务，这里通行“高风险高收益”的音调。正是这种情形才为影子银行的出现提供了特殊的市场。除了投资于基础设施和私募股权，私人信贷和对冲基金也是影子银行最喜欢的另类银行业务。

这种“另类投资”的世界冠军，应该是纽约黑石集团的史蒂夫•施瓦茨曼，黑石是仰仗私募股权生意做大的。2015年，施瓦茨曼通过3个业务领域实现了更多的营业额：房地产、对冲基金和发放贷款。这些私人信贷基金充分利用了正规银行的弱点，后者要接受国家调控、接受长期压力测试，对贷款发放比较严格。而像施瓦茨曼或者黑岩、KKR集团、贝恩公司、瑞士殷拓投资、CVC等投资公司，一般公众并不了解它们的贷款业务，它们要遵守的法律规定也少得多。到2016年7月底，这个贷款市场的资金猛增到5600亿美元之巨，而2015年全年只有4400亿美元。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已经为私人信贷打开大门，允许信贷基金直接向第三方提供贷款。尤其突出的是，在信贷基金发放的贷款中，每3欧元就有1欧元来自退休保险基金。

私人信贷基金也喜欢对大型公共设施项目建设投资。安联董事齐默尔说，目前国际上出现这样的趋势，不再是保险公司或者资产管理公司，而是公共退休基金在资助或在进行大型国家基础建设项目。投资人也把目光投向了有吸引力的房地产，导致了房地产价格的上涨。现在德意志银行已经停止向欧洲地产基金提供更多资金，该基金是德意志银行最大的房地产基金。齐默尔认为流动资金量太高了，他甚至考虑“有选择地把一些房地产卖掉，以便平抑房价过高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会有足够的资金来“晾干粉末”（降低资产水分——编者注），但缺少收益更好的投资机会。仅黑石公司就有约1000 亿美元的“干燥粉末”。

数据作为新资本 硅谷作为新霸权

全球化首先意味着资本和数据的全球化。在美国，即使是总统或一位部长，他若想站稳脚跟，就不能绕过加利福尼亚州的硅谷。硅谷是美国新的权力基础，正如华尔街是老的权力基础。比如艾尔•戈尔，他曾在2000年和乔治•布什竞选总统，自2007年后他开始为KPCB 公司（美国最大的风险基金公司）工作，这是硅谷最有魔力的公司之一。硅谷中的金融公司正在寻找下一个谷歌、脸书或推特。这里的金融工具叫风险资本，公司营业模式很简单，就是“下一个伟大的事物”。奥巴马曾说，卸任总统职务之后，他想成为在西海岸高科技中心的投资人或咨询人。奥巴马请史蒂夫•凯斯这位美国在线公司的创始人，通过网络成功组织了他的竞选和捐赠活动。他也着迷于寻找新的马克•扎克伯格或新的谷歌。他说：“我们必须释放每一个美国人的全部潜能……人们永远都不知道谁会有下一个伟大的创意，或者哪一条道路可以通往那个伟大的创意。”

这个世界明天属于谁？许多特殊的风险资本公司正在和对冲基金、豪门家族或私募股权公司竞赛，看谁先找到下一个数字经济的超级明星。而像康卡斯特、通用电气或谷歌等大公司的投资公司也在搜索，期望灵光乍现。没有哪个词比“独角兽”更能表达想象力和商业的混合。这样的公司一旦产生了价值，将与几年前脸书和谷歌的开创时期不一样，它们的价值不再是股票上市。它现在就诞生在一轮融资的尊贵小圈子里。假如资金流向了新投资项目，项目的价值在大部分情况下会以极快的方式提升。2016年年中，这种镀金化的机制用680亿美元，把出租车服务平台优步变成了独角兽风景中的神话。自2014年开始，优步已经获得了160多亿美元启动资本。一轮又一轮融资后，优步这个分享型经济明星公司的价值不断攀升。正是类似的神奇想法，促使风投公司在2016年上半年投资了约400亿美元（2015年风投资本总额是790亿美元）。不过一个公司真正的价值最终不是由金融投资人决定的，而是在于客户是否购买其产品或服务。而新的金融大亨们约定将这一时刻推后，直到推向充满期望和投资机会的那条路上。经济在这里是一场赌博，一种“价值”可以不值分毫。

这并非仅仅与数字和收益相关，也跟政治相关，即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这种霸权与疲软的商品需求和较低的生产率之间斗争，与产能过剩和巨大的资金量斗争。对这种新经济帝国主义的霸权，马克•安德森做了最清晰的描述。他是网景浏览器公司联合创始人，也是一位传奇投资人。2011年8月，安德森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为什么软件正吃掉这个世界》。文中写道：“越来越多的商业和工业建立在软件基础上进行经营管理，并作为线上服务提供给客户——从电影到农产品直到国防……它们占领了固有的工业结构……我期待会有更多的工业被软件彻底改造，也期待会有硅谷新公司，它们会痛击这个世界。”

今天这个时代深深打上了四大互联网公司的烙印。Alphabet（谷歌母公司）、苹果、脸书和亚马逊控制着全球的数字经济，中国和俄罗斯的数字经济除外。这四家公司股市价值之和大约1.8万亿美元，比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还多，比德国整个股市的总市值还多。这四大公司占有全球四分之三的数据传输量，占有人们网上在线时间的50%。如果涉及大数据，涉及数据的采集、归类、归档和评估，那么在西方世界中任何人都不能绕过这四家美国公司。但是，如果谁想在苹果推销App，必须得到苹果的许可。

所有人都和这些新的世界权力一起生活。Alphabet公司凭借谷歌在世界许多国家的网络搜索中拥有垄断地位，它在美国的市场份额是70%，在德国是95%。这家康采恩拥有占绝对优势的浏览器克罗姆、手机软件安卓和视频平台YouTube。脸书通过收购照片墙和瓦次普等公司，成功地成为世界最大的社交网络。苹果的iPhone 和iPad 为新的数据和信息世界创造了基础设施。亚马逊面向全球销售商品，再加上微软与它的思凯普和领英，那么互联网公司的强大实力就更形象了。德国和欧洲都无法向客户提供终端产品。

但是，美国和欧洲国民期待的是，这些数字媒体巨头们终于该纳税了吧！苹果公司的现金储备量高达2300亿美元，这些资金大部分在国外账户上，都是通过避税技巧获得的。令人惊讶的是，美国对企业的国外收益不收税，因为几十年前美国要支持本国公司进行全球扩张。产品竞争事实上也就是国家竞争。苹果、谷歌和亚马逊都将自己在欧洲的利润进行系统性管控，降到最低。它们在避税天堂如爱尔兰、荷兰或卢森堡建立许可证或信贷子公司，将收益转入一家“邮箱总公司”的账上去。欧盟委员会发现，2014年，这些公司对其如此高额的收益仅纳税0.005%。这些公司如此明目张胆地在全球偷漏税，导致欧盟委员会对以上三国提出了反竞争诉讼，要求这些康采恩必须补缴大量偷漏税款。

这4家公司受到的损害，只可能来自它们自己。它们四处游说，过于活跃。在印度，野心勃勃的扎克伯格断言他的项目“自由基础”会向数百万印度人免费提供互联网，他是想说“互联网等于脸书”。扎克伯格本想最终控制所有的互联网接入——这引起了主动投资人和监管机构的注意。到这时价值4500万美元的公关宣传也无济于事，脸书不得不撤出印度次大陆。谷歌在欧洲则试图采用魅力公关应付竞争机构的不信任。欧盟委员会则发起反卡特尔法诉讼，这是对美国霸权的紧急刹车措施。

在硅谷的权力系统中，红杉资本这样的企业算是“老大”。因为谷歌创始人在创业阶段对投资人充满敬畏。这家风投公司成立于1972年，红杉资本很早就参股到一些待价而沽的所谓“车库公司”，比如苹果、雅达利和思科。

但是，硅谷最大的金融公司几乎没有人知道，这就是成立于1977的恩颐投资公司，其创始人是理查德•克拉姆里奇，他是第一个向苹果投资的人。他最成功的投资包括纸尿裤生产商迪阿帕斯公司、营销力量公司和酷朋公司，仅仅这些公司的上市就使克拉姆里奇持有的股份价值翻了150倍。

硅谷繁荣能够持续多久？越来越多的创纪录公司潜藏着一种信息：这种创纪录的时代很快就要结束了。全球资本供应量过多，使股市中技术股的争夺越来越激烈。纽约纳斯达克市值两年内下跌了70%。在德国，新的市场突然变成了历史，风光不再。股市观察家比较了股市指数和收益的比例，人们发现2015年，亚马逊的指数收益比升高了538倍，这是令人紧张窒息的比值。而Alphabet和微软的指数收益比值分别是35和28，相比之下西门子是16，奥地利的奥钢联是13，瑞士雀巢咖啡是28。[2]

中国虎及其向全球经济的进军

冷战时期，西方人害怕前苏联。现在在经济领域，俄罗斯人的这一角色由中国人接替了。很多西方人认为，中国既采用西方市场经济，又附加了非市场的经济手段，这对他们是一种威胁。

中国的国内市场规模在全球遥遥领先，这也是全球化的结果。如果全球化这个模式要保持它的生命力，就必须让全世界所有的地方更趋向于富裕。

中国已不再是世界经济的旁观者和观察者，也不是依赖西方的黑岩式资本主义，而是已经变成自信的参与规划者。1971年尼克松访华，表明中国这个人口最多的国家和美国这个最强大的国家，在寻找一个共同的舞台。自从中国成为不断崛起的世界大国之后，它对那些期望脱离贫困、追求更多财富的国家给予了必要的帮助。在非洲一些国家，中国的建筑公司、铁路公司和本地的工人一起施工建设。

2016年，平均每周都有中国企业在收购外国公司，它们经常出现在完全陌生的行业中，这些行业与它们公司的主业和储备技术几乎毫无关联。中国正在变成一个革新大国和具有软实力的国家。西方世界有它们的体育赛事和好莱坞电影，为了应对这一切，中国要有自己的文化、自己的电影和自己的足球胜利。“软实力”是“真实力”，争取霸权的现代世界战争从钱包开始，以头脑中的文化结束。

中国实行温和的、中央调控的市场经济。中国政府灵活而有原则地利用市场机制，以便能够达到自己制定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均提高6.5%的目标。这样就产生了一个世界性体系之争，即西方金融资本主义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间的竞争。几十年来，我们相信一个自由模式，这个模式允许在商品、服务和党派之间进行自由选择，它会使活力达到最大化。而在中国，执政党通过国有企业在经济生活中起主导作用，而且那些在银行、建筑公司和原材料等行业的国有企业都是世界顶尖企业；这个体系也在一定限度内允许企业自由经营。中国体制与西方体制之间的竞争，对西方资本主义颇有益处。在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模式很可能有长久的生命力，生命力之强超过许多人的想象。就是我们以前所谓的“第三条道路”。

人们不应该忘记，我们在世界上很少按纯理论学说做事。在其他地方也有“混合体系”，它由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因素组成，比如在法国，国家在很多企业参股，但中国模式更圆润，更严格，更富有义务。“五年规划”规定了国家发展的框架，它由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和国务院一起研究制定和发布。中国也制定一些长期规划，比如“中国制造2025”，以及对各行业比较具体的指示。所有这一切保证了中国未来的大国地位。虽然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企业的创造性仍显不足。中国的重点行业仍然在石油、钢铁和水泥。

中国的四大国有银行发挥了特殊作用。德国1.5万亿美元的公共支出只是中国四大银行资产总额的13%。这四大银行的控股股东是代表国家的中央汇金投资公司，它隶属中国财政部，组织上属于中投公司。通过这种联合可以控制中国的贷款和投资，从而掌控国家的经济结构。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中国80%的“经济收益”(包括资本投入费用）来自金融行业。在中国政府的领导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立，它是中国要求参与世界政治规划的另一个信号。

有3家建筑公司对于中国的发展具有战略意义，就是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铁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铁道建筑集团有限公司。这些公司是中国在非洲和东南亚承接海外工程的主力军，与此同时也进行金融投资，同时结合其他贸易活动，比如出售中国制造的铁路装备。

在私人企业领域，比如阿里巴巴和腾讯这样的互联网公司，美的和苏宁这样的家用电器公司，中国政府对它们的影响是间接的。关于重大投资的决策程序，比如一个中国企业向欧洲进行较大数额的投资，就需要获得中国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和外汇管理局的批准。

中国所追求的海外投资行业是所有与“工业4.0”和创新有关的行业。例如，来自广东佛山的消费品生产商“美的”收购奥格斯堡机器人生产商库卡，所报价格之高实属空前，以至于没有其他投资人参与竞价。在几周内，中国人为收购这家著名企业支付了40多亿欧元。德国政治家、顾问和经理人将期望寄托在“工业4.0”上，期望在工厂中将机器设备与机器人联系在一起，将订购、生产和销售通过智能计算机控制相互关联在一起，其中库卡和它的机器人可能有非常重要的功能。长期看来，如果将来更多类似库卡的生意顺利成交，那么生产和技术诀窍会逐步转移到中国去，这将会影响德国作为经济和产业大国的地位。

罗兰贝格总裁常博逸在中国生活多年，他知道，人们喜欢想象在中国的收购行动中隐藏着伟大的计划。常博逸说：“您忘记了，中国本来就十分强大。中国重新开放了自己，比如在高速铁路领域。中国的服务业很强大，在一个封闭空间里有一个巨大的市场。”这个国家不断地对原来的西方世界提出挑战，西方世界的经济领先地位已经结束了。但这种结束并不一定是什么坏事情，它促使人们去对自己重新定义，但这不应该使人重新走回保护主义。德意志银行的高管说，中国是“特例”，“在中国发生的很多东西都与传统的市场理念没有关系”。但他建议“平静地看待中国的发展”。

如何赢回自己的世界

全球化已经多极化。全球化的支持者认为，这会给所有人带来富裕，而全球化的反对者担心富人会越来越富，穷人则会越来越穷。如今，人们观察全球化已经25年了，但令人恼火的是，问题越来越多。这与新的金融种类的崛起有很大关系。

现在反对全球化的情绪主要发生在发达工业国家。在过去的25年中，社会底层的人们确实越来越有依赖性，中产阶级勉强可以维持现状，但随着数字化的发展，中产阶级同样有可能面临状况下降的危机。在美国这个资本主义模范国家，二战之后的30年中，国民生产总值、劳动生产率、工作岗位数量和家庭平均收入这四项指标都在提高。但这一趋势在20世纪80年代中断了，占社会人口1%的上层，其财富持续不断地增加。在上世纪70年代，美国最富裕人群的财富占全部国民收入的比例仅为8%，21世纪初这个比例已经是16%，今天按账面计算是20%。这1%的社会上层持有投资基金近49%的股票与股份。一名企业负责人的收入是一名普通员工的280倍，而50年前企业领导的收入是普通员工的20倍。

而在印度、中国、印度尼西亚、越南这样的国家，人们认为全球化给本国企业提供了很好的生意机会，人民的收入由此增加。总体而言，从1991年开始，在亚洲有超过10亿人口脱贫，其中仅中国就有7亿人口脱贫，这是全球化的最大成果。

尽管亚洲在崛起，财富在增长，但有一个事实没有改变：世界上最富裕的1%人口（7400万人）主要是美洲人和欧洲人。他们的平均年收入是3.4万美元，这是布兰卡•米兰诺维奇在他的《全球不平等——全球化经济的新发展》一书中核算的结果（原文如此——编者注）。对于发展中国家，这个数字可谓令人印象深刻。世界上5%的最富裕人群，可能获得了全世界大约50%的收入；最贫穷的10%人口只获得了0.7%。造成这一不平等状况的原因，正在于全面繁荣的金融行业。很长时间以来，金融行业动用资金的数额，超过了本应进行的理智投资数额。各国中央银行纷纷将利息率降到极低，更加重了这种危机状况。长期以来，人们进行储蓄、投资国债以使资产增值，一般公民不能像社会富豪那样，他们买不起昂贵的房地产和某些金融产品。在德国，有近10%的收入用于储蓄，只有7%的德国人持有股票；在奥地利这个比例只有4%。在富裕的瑞士，这个比例则高达18%。这一切都导致社会越来越不平等，普通储蓄者的资产被剥夺。

一个不平等紧接着另一个不平等。一些人有网上账户，另一些人有资本管理者。一些人等待利息率的转变，另一些人将自己增加的收益继续投入冒险之中。最近几年，真正的高收入者是那些大型资产管理公司、私募股权专业人士和影子银行的贷款人。而另一面，与它们平行的机构是受到严格监管的银行和保险公司。对一些大的资本集团而言，整个世界就是它们的游戏场，它们的游戏也建立在数字技术上。遗憾的是，从劳动收入转向资本收入这一话题并没有在公众中充分讨论。诺贝尔奖获得者彼得•克鲁格曼认为，现在已经是讨论这一话题的合适时机，“乘机器人和经济掠夺性强盗还没有把这个世界变得面目全非、无法辨认之前”。

实际上最近几十年，在工业发达国家中，人们收入中的工资收入所占比例降幅很大，而来自资本和独立劳动获得的收入所占比例在迅速提高。从1980年到2015年，德国工资占总收入的比例从63.7%下降到56.6%，在美国这一比例从62.1%下降到57.6%，在英国这一比例从62.8%下降到56.3%，在法国这一比例从65.6%下降到的58.2%，在奥地利这一比例从63.9%下降到55.6%。这是一种普遍统一的发展趋势。

观察不断扩大的资产不平等和收入不平等，可以说，分配问题是权力问题。每一个国家都牢牢掌握着这项权力，就是通过税收、资金周转、刺激经济政策来修改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错误的经济发展。

关于国库收入，应该要求国际社会通过纳税证明的全球化来应对避税的全球化。最高的基本原则是：在哪里的市场产生了收益，就应该在哪里纳税。这样的事情不应该再发生：一些引领市场的工业企业通过全球避税技巧，以牺牲大众利益为自己获得特别的收益，然后它们完全凭自己的喜好来确定大众中的一组人，将避税所得重新分配给他们。康采恩的内部结算不会产生真正的收益。偷税漏税的大洞应该堵上。

目前，总计有21-32万亿欧元的款项在海外公司账目上。这些海外公司多数是“邮箱公司”。有必要建立公共透明的登记册，注明哪些企业在哪些地方设了子公司且有收益。真正的公司所有者不应该躲在托管公司之后，国家之间交换税务信息应该常态化。真正的全球化应该包括公开化，包括揭露偷漏税中心。这些偷漏税中心位于巴拿马、开曼群岛、英国维京群岛，也在爱尔兰、荷兰、卢森堡或美国特拉华州、怀俄明州和内华达州。

世界上偷税漏税最大的帮凶，其实是一些大国。在美国的特拉华州、怀俄明州和内华达州有一些专门做偷漏税生意的公司。德国的康采恩也喜欢利用这些公司。卢森堡多年的财政部长让•克劳德•容克在他的小国建立了完备的税收赠送系统，借此将一些跨国公司（尤其是美国跨国公司）吸引到他的公国来。令人更加气愤的是，容克不承担这种作法的政治责任，相反，那些揭露这个系统的人却遭到了政治迫害和追捕。

具体应该做的，就是持续获取每个人的任何一笔税收信息。美国在这方面是模范：每一位美国公民，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一笔收入，都必须在自己的家乡纳税。谁上交了自己的护照，也必须继续在美国履行10年纳税义务。不过很遗憾，这一规定对美国公司无效。正如我们看到的，全球化也意味着争取最优厚部分的分配额的斗争。

金融问题、不断扩张的金融行业、国际低税率等，这些问题最有效率的解决方案是在国际平台上解决。为此，国际债务会议和由世界上所有重要国家参加的财政部长峰会是有必要的。所谓“新常态”就是零利息和暴富，这一状况终将结束。实际上，缺少足够的投资机会使那么多资金用于投资，而实体经济缺乏发展机会，是时候支持实体经济的增长了。

我们有必要重新观察我们的世界，我们还没有对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彻底进行处理。在房地产贷款崩溃之后，国家机构立即进入了危机模式，以便在雷曼兄弟公司垮台之后，借助黑岩和高盛这样的金融公司，防止更严重事态的发生，但是，我们没有就危机爆发的原因进行认真分析，也没有做出相应的应对措施和预防措施。国家债务继续增加，且增幅极大。全球应该召开一次世界金融会议，做出一项决议，建议减少债务，更好地保障金融业务的安全，同时应该就持有某种金融产品的时间期限做出规定，比如货币市场基金债券的持仓时间；而且应该引进国际汇兑税，统一在全球执行，毫无例外，税率最高达1%。

美国通过四大互联网公司谷歌、亚马逊、苹果、脸书提出的技术挑战，美国资产管理公司的权力，中国经济的继续扩张，以及阿拉伯石油国家的国际战略，这一切都要求建设真正的欧洲统一内部市场和有竞争力的企业集团。

那种自恋的世界资本主义的运行模式不能继续下去了。我们称金融资本主义为新资本主义，它正处于合法性危机中。因此，聪明的投资人越来越注重投资项目的环境、社会和管治指标。金融资本家中的思想领袖进行秘密商讨，试图找到长期的优秀企业领导准则。他们期望能够及时地按照他们的主旨改进这个系统，他们想更好地履行企业所有者在传统家族企业中的义务和责任。但也许结果很简单，就是支持家族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更好地帮助新创企业成为新的企业家。

凡是黑岩式资本主义过于强大的地方，那些上市公司应该有意识地发展企业所有者文化。西门子董事长乔•凯泽的想法很有道理，即通过雇员参股，给企业赋予新的经营目标。按照他的模式，西门子康采恩将属于创始人的后人、公司管理人员和公司员工，而非激进投资人的游戏工具。这是自我发现的过程，最后的理想结果是人们属于自己，不属于其他人。

“这世界属于谁？”我们认真讨论了世界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各种状态，提出了权力问题。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权力已经消失，我们的经济和财富不再依赖于我们，也不再依赖于我们的老板们，即使他们是强大的首席执行官；也不再依赖于议会或各国政治家们。我们的经济和财富依赖于管理着巨额资产的那些人，其资产规模之大难以想象。他们可以让资金在全球流动并追逐资金。他们利用其他人的资产在工作，从而创造了一个自己的“人造世界”。所谓其他人的钱，可能是富人委托他人运作的储蓄资金、或者养老保险金、健康保险金、事故保险金，以及公民缴纳的税款和其他国家收入。正是通过利用这些资金，那些资产管理者们、基金经理们和所有那些资本的主人们想出了一个新的说法，说这样可以让我们共同富裕。这个幻想实际上是新的危险，即：这个世界很快会遭遇下一场全球经济危机。经济危机正在逼近的迹象已经越来越多：在影子银行中已经出现了巨大的风险状态。问题是，什么会是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的导火索？美国史佛公司开发石油和天然气时，该公司的股值发生狂跌，这会是导火索吗？在腐败成灾的巴西，股票指数下跌或贷款取消，这会是导火索吗？对美国互联网公司的估值已经是天文数字，这会是导火索吗？

所以说这些都是风险所在，是因为：运营者不仅仅是那些利用他人资金进行投资的人；而且对整个运营起决定作用的是这些资金最终能否及时交换成真实的所有物，“钱”是否能够变成“真实的资产”，比如房屋、酒店、工厂、港口、机场、购物中心、黄金、艺术品，或者已有企业的股份。

新资本主义的运营者过分追求满足自己的贪欲。对于这种贪欲，市场的回敬就是不景气和萎缩。在市场发生萎缩之时，恐惧和贪欲的整个游戏又重新开始。对于这种贪欲，人们应该以一种政策来回敬它，这种政策应在新的世界权力结构中发挥作用。它不应使人退回自己的国家，返归自己的私人田园。能否实现并非毫无指望，这也取决于我们的态度。自由派经济学家兼哲学家约翰•史图瓦特•米尔向迟疑者建议道：“一个有信心的人比99个有兴趣的人更强大。”

（编辑  季节）

最近偶然听到《伤痕》作者卢新华在接受“凤凰网”采访（“年代访——我们年代的心灵史”第29期）时说的一段话。他说，“伤痕文学”这个命名并非当时中国人自己提出的，而是他的小说发表后，“美联社”发了一篇文章，第一次用了“伤痕文学”这个词，被中国《参考消息》转载了。看得出来，他并未意识到他提到的这个“文学史细节”意味着什么，也许只是觉得最初的想法来自西方更权威。

我看了这段专访，为无意中撞到这一证实给拼了许久的图找到缺失的一角，而欲喜还忧。“伤痕文学”这一至今影响中国文坛的概念——可以说开创了一个文艺时代，果然是有来头的，而谁都以为这是个自生概念。每个时代的思潮都是在各种概念的推助和引导下展开的。概念在人们的思想里起着划定线路、锁定方向的作用，就像发面的引子，看起来似有可无的一小撮粉末，却是整大团面膨胀的基础。

看懂被策划的历史和概念

学会看懂被策划的历史，是在旅西十多年后。看清“跨国统治集团”策划他国历史走向在细节上究竟是怎么运作，是要脱层皮的，因为那是我们自始至终被蒙在鼓里、而他们操持已久的技艺。以西方各国为接应点，使人很难将不同国家运作中的人和事连成一条线，以看到起点和终点之一致。改革开放后尽弃前嫌、忘记伤痛、一头扑入大同世界幻想中的一些中国文化人，不知道有这只伸得很长的手在各个历史转折点拨弄我们的命运。以己度人的我们，怎么能想到瑞典的汉学家，美国的“反叛”诗人，法、意、德、瑞的“国际”电影节，鹿特丹的诗歌大会，伦敦的创作奖，汉堡的书市，东京的国际基金会，纽约、日内瓦、柏林的画展……针对中国，都有着坚定不移的共同使命？又哪里想像得到，那群对中国作家和艺术家的“国际名声”握有决定权(掌握关键闸门而非一般爱好者和译介者)的西方作家学者、文化商人、艺术掮客，看去来自不同国籍却代表着某个统治中枢的共同利益、针对中国朝着同一方向努力？而这同一方向通向的目标，有表层的、常挂嘴边、听起来很悦耳的部分——艺术家的自由、政体的民主；有中层的、从不被提及的部分——以精神解构的暗战打垮中国；还有藏在最深层的目标——在被彻底麻痹的土地上窃取其金融主权（这将是无须一兵一卒而江山永固的占领）。只有看清他们最终的那个秘密目标，才能发现那些针对某些中国文人艺客的特殊“欣赏、奖励”，不过是棋手布局的一部分，那些被他们挑中的中国文化人，不过是大棋盘上被暗中调动的小卒子。

“策划”的重要步骤之一，就是由“世界舆论”的漩涡中心（西方几大通讯社、著名报刊等）推出概念，概念的设计并不一定直接来自西媒而常有更深的幕后策划者，让人看起来只是西方记者的“无心”点拨，实则用意极深，然后由里里外外的传媒接力放大，使之成为“话语框架”，而被策划者看上去一切都像自然生成。我们毫不设防的媒体却为此帮了大忙，至今也不知自以为的信息传递是在为谋杀自己的人磨刀。从设计概念到炒作概念、再到挑选实施概念的棋子，一步步都在算计之中。

一个固化的“话语框架”在取得了道德优越感以后，就会产生不再需要外力的自转，往往能影响整个时代，引起风潮一样的集体模仿。每个创作主题期（短则几年，长则几十年）都有“话语框架”的圈划，以“道德优越感”的方式传染，像笼子一样囚禁了大多数文人艺客，若不进入“话语框架”的创作，甚至可能会被时代抛弃。

“伤痕文学”这个在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适时推出、量身设计的“话语框架”，也决定了中国其后几十年的文艺主题。有人会说，“伤痕文学”很快就终止了，那是只看到了事物的一面。事实上至今未见穷期，只不过最初契合主题的写作——知识分子回顾文革切身遭遇，后来渐渐滑向泛苦痛（也是看似自生实则被导向，以至某些作家导演被西方捧为战略转折点）——从文革特殊时期变成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整个时代，从知识分子被整变成了全民遭殃；创作者从迫害亲历者变成未受过迫害甚至体制得利者（如文革造反派、如借万马齐喑之机从底层直入文坛艺界的体制宠儿）；随后又进一步滑向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大揭丑——把局部变成整体、个案变作通常，甚至把自己的猥琐人生、无尊严人格投射于全体中国人，此时文艺叙事已变为描黑述丑的大竞赛，看谁能写得（拍得）最穷、最落后、最黑暗、最丑陋、最不人道。这一步也并非完全自然产生，而是由西方（“集团”在各国的接应者）设立了获得“国际声誉”和“国际津贴”的投奔门槛。

远的不说，从文革结束后策划中国文艺的三个主要板块：文学、电影和绘画。在一条脉络上，这三个板块连成一线——丑陋的中国人、黑暗的中国社会。

绘画、雕塑开始流行“丑人形象”，有画匠将自己嘻皮笑脸的卑琐面相复制到画作中，凭着这张轻薄谄笑的脸在画作中的不断复制，此人被捧为中国当代美术的代表人物，巴黎卡地亚中心为其敞开大门；这个奢侈品牌从中国人手里赚得满盆满罐，回头用中国人的血汗钱在西方甚至全球经营中国的“道德卑贱”。美术的确不必成天描绘伟岸风姿，但卑琐小人形象统领一代画风，也是史所罕见。看看西方画界就知道了，他们可以颠覆传统画风画技，但不会集体无意识地丑化自己的种族。

电影也追逐“时髦”，把中国一百年前或最穷最落后角落的民俗陋习演义成中国特色，并开始专挑一些丑面演员当主角和正角，在西方电影节的抬举下，一些过往只能演反角的演员开始在正剧中当道。好莱坞电影经年累月特意挑选卑琐面相的演员扮演华裔角色（近年为占领中国电影市场对华特供版出现转变），现在内外接应了。除了少数小众电影出于某种现实的需要，电影主流的正面角色再丑也应面带正气；这是一个正常民族自我形象认同的尊严底线，无论是艺术家还是平民百姓。看好莱坞电影，只有反面和他族裔形象才会出现我们电影人塑造为主角的卑琐面相。

在这股竞相模仿的自我精神解构的文化洪流中，文学自然也不甘落后，对丑与恶的自我描摹，远远突破了一个民族自我认同的尊严底线。笔者一直认为“美好感情做不出好文学”，文学艺术需要犀利的眼光、刺骨的真实和曲折的情感，但这并不意味追丑逐恶就是艺术的高境界，设定悲观世界最后一道界的是尊严。把缺乏自我意识的本能创作推到艺术的巅峰，把艺术的高水平与本能发泄的直接、赤裸捆绑在一起，把文学与说书混淆、继而让说书夺了文学的桂冠，是谋略很深的误导。凭着这一偷换概念，人类再也产生不了巴赫、贝多芬、聂耳、冼星海、华格纳的音乐，而是翻手可以捧出一打、覆手可以挥去一片的歌星；也再难产生像庾信、周敦颐、陆游、辛弃疾、龚自珍、朱自清这样提升人类灵魂的文学家，而遍野是满足“窥视癖”、投机取巧、出卖灵肉、既无自我意识也无尊严的文字玩家。一旦文坛艺坛以这样的作者和作品为核心，一国上层建筑在过往历史一直担当的国家精神城墙之建筑者和维护者的角色就将被悄无声息地卸除，外势力悄然入主。看似获得空前“自由”的文化人，不过是得了个“戏子”角色，而且是在别人搭建的舞台上，实际上被一脚踢出了历史。

而凡是跟随这一“丑、恶”脉络创作的人，似乎非常巧合地都从西方人那里获得了艺术的肯定，而由于我国从上到下崇拜西方的心态和失去自我意识，“跨国统治集团”到哪里，哪里就充溢着“道德优越感”，从而使外部强权棋盘上的棋子成为中国文学、美术、电影的实际领军人物。如果说个体文艺创作的自由普世皆有，让外部强权在生死博弈的战略棋盘上轻而易举、登堂入室地布局棋子，却是匪夷所思的自由！

我们是如何被策划的

三个文艺板块的策划手法是类同的：看准时机、引入概念、挑选棋子（卒子）。时机非常重要，太早或过晚，概念都难以“自然”嵌入，看准时机才能在一开始打出擦边球，让概念顺势滑入，悄然铸出模子。其中文学板块又分了四步棋，这四步棋皆与一个核心棋手——瑞典汉学家马悦然密切相连。

相比在西方各国的其他接应人，马悦然的出场是一步高棋。20世纪80年代初，任何来自西方官方的策动，都会引起中国政府的警惕和排斥，如闹得风风雨雨的“星星画展”。而马悦然这个会说汉语，“热爱中国文化”，来自似乎与世无争的北欧小国（这个国家可是“集团”的核心国之一）的学者，非但没有引起警觉，还让正渴望西方承认的中国人感到荣幸，敞开大门欢迎。这可以诗人顾工的回忆为证：80年代初的一个早晨，中国作家协会来电话，说从瑞典来的一位汉学家想和顾城谈谈。这不能不谈呀！怯于见人的儿子，这时却早已不怯于见古今中外的一切人。在和一群群年轻人的雄辩中，他已练出一副舌战群儒的口才。他欣欣然地去往作家协会约定的地点。

这位从波罗的海西岸来的老人，确实气宇轩昂，头上堆着基阿连雪山未溶冰雪似的白发，蓝色的眼睛像能穿透人的灵魂。顾城在这位皇家院士面前真有些望而生畏了，但老人一开口聊天，我们这位初出茅庐的诗人的局促不安，顿时冰消雪化。老人的汉话说得太溜了，简直比老北京还老北京。老人说：“你要知道，我年轻时是以研究中国宋朝辛弃疾诗词的多种版本，获得硕士学位；以后我以研究中国四川方言的音律，获得博士学位。”这下，顾城觉得是遇到了真正的老相识，老知己了。他也就天马行空，任思想的云朵、语言的江河随意飘飞，恣意奔腾。他讲述了自己的童年，渤海湾，淮河，荒村和荒野，当然还有小猪和猪圈……老人请他背一首他那时写的诗；顾城用他刚刚从童年转化成的男低音，背诵了那首在炙热的河滩上，用手指在砂砾中写下的诗：《生命幻想曲》……老人听入了神，听入了迷：“请你再背一首，再背一首！”顾城又背了昨夜才写的《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当他背到“……我想涂去一切不幸/我想在大地上/画满窗子/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都习惯光明……”这些句子时，老人早已老泪纵横，他情不自禁地拥抱着小小的顾城说：“我一定要再见到你，在瑞典，在我海边的家里。”

这位瑞典老人，后来顾城才清楚地的知道，他是“欧洲汉学会”主席，是“诺贝尔奖金委员会”的评委。他回国后，果真一次又一次向顾城发来了邀请信，邀请他去北欧，去瑞典访问。

从这段话我们看到，一个西方人空降式地来到中国，直接就能在中国上层建筑登堂入室（“这不能不谈呀！”），而且一枪一个准，几乎不花什么成本就夺下了一国的审美权。这在任何上层建筑有一点自我意识的国度都是不可能的，尤其在西方，你想都不要想！就是对被挑中的棋子，西方上层建筑让其接触的范围也有限而边缘，甚至是专为“棋子”设的“沙龙”，如戛纳电影节的红台阶、放映厅约定俗成的雷鸣掌声、卡尔顿酒店的宴会，与真正的“沙龙”可不是一回事（获诺奖后的高行健在法国很快无声无息），而是与西媒串通搭建的“虚拟沙龙”，就是用来打劫各国审美权和道义权的。反观西媒就知道，凡不是“集团”暗中控制的电影节或文化奖甚至体育比赛，信息都是被全封的，因为他们深知话语的打劫作用全靠“虚拟沙龙”提供的“道德优越感”！真正的“沙龙”都知道棋子就是从被征服国挖到的“隐形背叛者”，与其说挑中的是其才艺，不如说是其本人流露的政治倾向。私底下谈起这些他们在中国热捧的“棋子”，他们会流露出掩饰不住的蔑视。那眼神和口吻永远地教育了我，并令我遐想万千：有朝一日，这个西方“集团”是不是也会像乾隆那样，把投怀送抱的“棋子”一一录进新版《贰臣传》？

这四步棋是一环套一环。第一步棋是一步权宜之棋，这一般是他们的开局步骤，打一回精巧设计的擦边球，先不急着暴露意图。“集团”对中国社会的把脉远胜于我们对西方的了解，他们解剖我们五脏六腑都看个遍，不但有全局观，而且将工作细致做到每一个人头。我们在下面将谈到的被“集团”供养的汉学家之另类使命，就是做文化观察和研究的同时，兼做舆情政情的情报搜集、挑选或安插卒子，而且并非只为本国政府。遥远的北欧小国何必要把手伸得这么长？这第一板子“擦边球”，他们选中了钱钟书作为最初撬开缺口的楔子。这有着一石二鸟的作用，首先钱先生学贯中西，与钱先生交往，在中国人眼里便通过了“资格审查”，拿到了“汉学家”出入中国上层建筑的“通行证”；其次，给左风盛行了几十年的文坛设一个拐点。

文坛左翼东风压倒西风，1949年以前已经成势，这与“集团”为抗击欧洲极右势力（反犹势力）而在国际上刮起的反法西斯左翼思潮密切相连（那时有一批欧美左翼记者集中来到中国，如此集中和一致的派遣仅此一次）。文艺左翼思潮占上风，是共产党赢国民党输的重要助力因素。

其实僵化的文坛出现一个拐点不是什么坏事，重新肯定钱钟书这样的文化人作家，本应扭转文坛当时的过度偏底层和文化荒芜，此为中国文坛与西方文坛（我们追逐的国际文坛）的最大差别。然而这一拐点本该转变的方向，却由于人家第二步同样漂亮的棋，而彻底奔向了相反的方向。第二步棋就是马悦然及其遍布西方的那些文化接应人和接应点很快挑中的“朦胧诗人”。将自古便奠基文学的强大的文化底盘剔除，以“本能写作”等于“天才”的等式取而代之，这是近代以来新权力从旧统治阶层手里夺取文艺审美权的惯用招数，我称之为“戏子化”；它使文艺直接成为强权的宣传工具或反过来成为其颠覆工具，比古典时代更容易百倍。当代文艺剥掉“进步”的皮毛便露出这一本质。由此从第二步棋开始，我们的棋手就开始运用这一等式了。以此培养的“棋子”成本低廉却效用巨大。

纵观马悦然一系列主导中国文学的行动（应与他20世纪80年代年代以前的译介工作分开），会看到一条连贯的、方向从不变改、有其自身逻辑的线索。他从捧“朦胧诗人”开始，便带有明显目的性，而非为诗而诗。为什么这样说呢？根据就是他始终不变的倾向性，在“朦胧诗人”中，他的重点是北岛、顾城，独独选择性地绕过了舒婷。事实是，当时舒婷对文学爱好者的影响最大，那既不是官方可以操纵的，也不是当时尚不存在的商业炒作操纵的。她唯一的“欠缺”是不带政治“异见”色彩，她与前二者的真正区别是她远离权力中心。然而在当时自我意识已经瓦解的中国文化界，对如此带有非文学使命的甄选，却因对洋人的顶礼膜拜而慨然接受，理由是西方人“眼光独到、欣赏水平比我们先进”。

从两点可以分析出马悦然另有用心。首先他特为中国作家设的审美（甄选）标准与西方文坛自设的审美标准正好南辕北辙，就是说他挑的中国“好”作家，与西人对自己人的评价标准恰恰是反着来的。我在《被策划的中国文艺（一）》中写过，一位法国重要国内文学奖的评委被问及对中国诺奖得主作品的看法，回答是“不喜欢也看不下去”。以我对法国社会的了解，学问高而较少政治和文化偏见的人，一般都不喜欢这些为营造“负面中国”而专门挑选的中国当代作者，因为这些底层民俗加政治演义的作品，与西方自身衡量优秀文学的标准相去甚远。这些作品的主要读者是略有文化、已经被“次等世界”的“丑陋”喂饱的小资——最好操纵的一个群体，为了有效圈养这群支持任何征服战的“猎犬”，这条“饲养流水线”一直被刻意维持着。而马悦然不可能不知道：他是超脱了西方审美习惯，还是特为中国另设了一套审美标准？马为什么总挑西方精英内心看不上的作者和作品呢？

其次，马在评价中国亡故作家和挑选现世作家，标准也是南辕北辙。比如他放话：辛弃疾若活着，他会推他得奖。只是但凡有点气节的作家都是死掉的，活着的有气节的作家，他避之唯恐不及。他对中国作古的作家有一个专门做给中国人看的、冒似公允的评价标准，对在世的、真正能被其选入候奖名单的作家，偏好却恰恰是相反的。这两套标准分得非常清——烟幕弹和炮弹，他说什么做什么并不统一，时不时地放一两颗烟雾弹，阻止人怀疑他的使命和目的。西方人的不诚实是藏得极深的，远非三句话就露馅的中国人能比。不过他年事越高，越有点得意忘形，以为玩弄傻瓜可以一路玩下去，弄得“活不出人样”也已不够穷贱，要到“牲口般的人生”描述里去挖掘他眼中被“忽视”的“天才”，把他一句“恩赐”便可全盘操纵的井底之蛙硬说成是中国一流作家，我以为就到了最后一层窗户纸被戳破的时候了。

仔细看马悦然的履历，其出身背景是遍寻不着的，他是瑞典裔还是有着瑞典国籍的“国际人”，都无处查询。关于他的身世，在浩如烟海的网络资料里，居然千篇一律只字不见，只有他出生于某地的记录，直接上国外网站查询也是如此，信息控制得很严密。这样一个对中国当代文学史影响甚大的人，中国人居然甘愿囚禁于这个封锁得严严实实的信息口袋而无人去探究。

汉学家这营生在西方是一碗颇为特殊的“学术饭”。以一百多年来中国在西方人眼中的卑贱地位，纯搞汉学的人难有发迹的土壤；要么籍籍无名，要么就是被“集团”供养，而“被供养”是要干活的，也就是在文化活掩护下干政治活。这种“供养”关系并不是直接发号施令，而是由研究经费（或别种形式的津贴）和媒体推举（或其他形式的奖）这副名利双夹板暗中指引方向，这条唯一通往名利的路（没有第二条，任何来自非西方的奖励都被排斥）自会发号施令。的确有一支隐而不露的国际（非局限于本国）势力时刻“关注”（密切监视）着西方知识分子的思想状态。这种“关注”不到关键时候从不显山露水，其不能越的底线和主线并不必须是“国家利益和拥戴政府”，尤其是后一条（全部迷惑力即来自这里）；而国家利益只在不与“集团”大方向冲突时才得以维护。正是悄悄圈划的“大方向”决定暗中分派的名利，且工作做得极其细致隐蔽。

由于不是由民选执政者下令、以公开政府机构具体执行上述“关注”，而是以不具名但实际的“地下组织”形式操作，其掩护性和迷惑性极高；设计和操纵这个体系的人从一开始就意识到持久的公信力来自“自由”和“独立”。比如挑选记者，意识形态是头道关，但从不明文规定，而是从平时言行和文字中暗查；挑选重要记者（传媒核心人物）则还有一道利益集团和隐匿的族群、血统关，这些严密控制从来都是秘不外露，不光外部一无所知，就是内部核心圈之外的从业人员也不知情。

分析马悦然的履历就会发现，他和其师高本汉的生涯都与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有勾联。洛克菲勒基金会钱多得没处去，要“慷慨”到资助遥远北欧小国的青年马悦然，去中国四川研究方言？不觉得这弯有点绕大了？“四川方言音律”这一“研究”之玄奇，让基于常识和逻辑判断的我产生诸多疑问：搞出这么个奇诡的研究方向，是瞅准中国人因闻所未闻从而被其“高深”、“纯学术”所震慑？也许这正符合“名片”设计的需要以掩护什么使命？20世纪50年代，马悦然成了瑞典官方的驻华官员。在那个西方联手封堵中国的年代，他是西方人“关注”中国文坛艺界最“近”的眼睛。离开中国后，他的生涯很“国际”，这是一般汉学家做不到的。1978年他获“国王奖”，1984年再获“国王奖”。一个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人，尤其译介红色中国文学的人，在“铁幕”的那边得到那么多来自官方的奖赏，很不寻常。至少我在法国没见过这么幸运的“汉译者”和这么国际化的“汉学家”。

“国王奖”颁发的时间节点，不早不晚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时间表同步。戛纳电影节现任主席雅各布也是在1978年登台的，上台即做了一件“大事”：改变电影节的性质，将原本各国自主选片（审美权、道义权在各国自己手中），换成由电影节进入各国挑人选片（一举夺走审美权、道义权）！并且将原来这个重点在欧洲的电影节，转变为一头为好莱坞打擂台、另一头为“帝国”培养“文化叛逆者”的“国际”电影节。1978年后先是台湾，后是大陆，最后是香港（安排在1997年香港回归前后，英据时代则从不碰这块殖民地），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将这一地区政权主导或亲中势力主导的原电影业打得七零八落：台湾原国民党政权主导下的电影工业在精密的挑人选点的凿洞之后迅速沉落，审美权悉数落入亲日-亲西势力手中；香港则是美国好莱坞、西方电影节一劫（人才）一捧，两面夹击，分裂切割，百花凋零，还将罪名推之于“97”；大陆的影视圈也是人人争着想挤上这辆名利快车，而自己原有的电影奖却失去影响力。怎么能不失去呢？那边拿个奖一夜之间便成“大师”，这边给个奖至多是个优秀电影工作者。最高荣誉在谁的手里，审美权和道义权就在谁的手里；而审美权和道义权在谁的手里，文人和艺术家就在谁的手里。我们的致命错误就是分不清文化（文学、艺术包括科学）不是体育，没有一个“国际”机构足够公正、权威，能代替我们自己行使最高评判权。戛纳电影节为上述三地专设了挑人班子，深入大陆角角落落，与其说是艺术甄选班子，更像是意识形态、国际战略调查组和策源地。艺术总监弗雷莫有时亲赴中国，被投怀送抱的电影人和不知打脸的文化官员拥簇着，个个都想套近乎。他谈起酒足饭饱的中国之行，眼里透出难以遮掩的轻蔑。

从这里开始，我们沉浸在“冷战”结束的“蜜月”温柔里，他们调兵遣将吹响了“软冷战”的号角。

对马悦然来说，从秘而不宣的号角开始，荣誉纷至踏来，非常像将“战士”送上战车（1985年登诺奖评委宝座）之前的造势。以我多年观察，“反华”或“对华有使命”的汉学家多有“好命”，财多名大，在世界各地有落脚点，受西媒热荐，他们手中有各种来路可疑的资金或可支配奖金（文学、文化奖或奖学金）；而做学问不问政事的汉学家很少反华，手上也鲜少诸“金”，他们中多数只有一口薄饭可吃。越对中国友善越被排除于主流舆论之外，如果中国方面不给名给利，那头又拿不到研究经费，有些人连来华旅费都未必轻松拿得出。所以那些飞来飞去、财大气粗，能够决定中国文人在西方的生死，还能为中国“叛逆者”提供饭票的汉学家，会是什么背景，就无须我赘言了。

美国某基金会的某大人物说过一句话，大意是只有极少数人知道历史之所以然，另外略多一点的人是奉命执行“知所以然”的任务的，而绝大多数人完全不知所由何来。马悦然从他扮演的角色看，至少在第二团队。我们这几十年为第二团队的执行者们摆了盛大筵席。中国要有真正意义上的上层建筑。真正的上层建筑不应只是凭着本能趋势逐利的一群人，而应知道自己在宏大历史中的角色。

这四步棋，一步比一步目标明确，从一开始试探地找伤口，到第三、第四步棋已是找准穴点下刀了，我已在《荒唐的文学“世界奖”》、《伸进文明心脏的手》和《被策划的中国文艺》诸文中论及。何况棋子与棋子也不尽相同，有不知内情被利用的，有追名逐利赶时髦的，有揣摩到意图暗中效力的，有的时候闹翻“流亡”的人未必比里外逢源的人危及根本，这些都留待历史去追讨吧。

                           （编辑  季节）

为抓好经济工作，各地方、各行业、各企业集团、各单位在贯彻执行中央方针意图的过程中，需要深刻领会，中央指导下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线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牢牢抓住作为矛盾主要方面的结构问题。其实质要求，是对自己所处的特定地区、特定行业、特定市场领域，形成尽可能高水平的定制化解决方案。需要认清与本地区、本行业、本企业、本单位相关的结构性失衡与偏差，有针对性地加以校正，促进高质量升级发展和供给体系质量与效率的提高。这就要求实事求是地形成定制化、可操作的创新发展方案，避免形式主义的、贴标签式的简单思维产生的种种偏差。

形式主义出现了新的变种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制定和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开始，全党上下纠正“四风”取得重大成效，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等显性问题明显减少，但仍然面临反弹回潮压力；特别是形式主义问题顽固不化，出现了新的变种。一个时期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多次发文，启动整治“四风”的工作，其中针对的一个重点，就是要克服经济工作方针执行层面的形式主义问题。特别是2019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强调要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更好地为基层干部松绑减负，鼓励广大干部担当作为。

形式主义可称是实际生活中的痼疾顽症，种种不务实、不干事、“口号喊得震天响、行动起来轻飘飘”的现象，人们已多有诟病。

在经济工作中，形式主义不单单是以往的文山会海，念稿子照抄照搬，拉足架势讲套话、空话，讲“没有错也没有用的话”，而且更突出地表现在：讲创新却不讲如何创新、不讲试错，不讲如何真正落实中央“允许改革犯错误，但不允许不改革”的指导精神。这种形式主义是“为官不为”的代名词，很值得深刻分析。在具体经济工作中，要重视防范其带来的不良后果。

“没有差别就没有政策”。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因地制宜、区别对待，是实事求是的真谛。而形式主义则往往表现为，只是基于“政治正确”考虑和速求政绩的功利目的，极端化和“一刀切”地执行政策，以形式主义的“合规严管”束缚基层创新的手脚，以严防风险为名，取代中央“创新发展与防范系统性风险”相结合的精神实质，一人干事多人监管，改革创新动辄得咎。数不清的检查督查考核审检，层层叠叠，过多过频地挑毛病、找瑕疵，给一线工作者带来沉重的心理负担，打击了他们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特别是当下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大环境，为抵御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带来的不良冲击和化解不确定性风险，亟需扩大内需。而形式主义工作作风对激发和释放经济潜力与活力、缓解就业压力、扩大有效投资等等是极其不利的。强调扩大内需要以消费为重点，而消费要以投资等经济活动作为支撑，才是可持续的。这个具有活力和良好预期所支撑的消费增长，必须基于我们在经济基本面方面把工作做足，避免犯某些低级错误，比如经济管理中的“一刀切”。党和国家的方针与决策在执行中必然有弹性，有“相机抉择”的空间和必要性，还应有人文关怀的匹配。如果只知望文生义，看领导眼色“雷厉风行”地以“火线立功”粗暴方式来追求速报政绩，缺乏对“以人民为中心”和“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深刻理解认识，不进行因地制宜的独立思考，就非常容易搞花架子、走过场，更容易违背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精髓以及“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优良传统，在执行中偏离正确的原则和方向。

铲除形式主义产生的根源

反对经济工作方针执行中的形式主义，除了从一般思想作风来考虑，还需要从深化改革、优化制度安排的角度来考虑，在制度层面深化改革，才能破解和消除形式主义的根源。从只看领导眼色、只对上级负责，转化为在执行领导决策方针中自觉考虑全局的需要、人民的需要，建设性地加以贯彻落实。要通过制度改革，让人人起而负责，人人在负责的过程中独立思考，并配之以有效的奖惩问责机制，把中央精神落实为可操作的高水平解决方案，才能从根源上避免出现形式主义的严重偏差、消除其痼疾。

对于来自基层、民众以及网络的信息与多种诉求，一线工作人员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必然有所接触和体会。不排除底层的“自下而上”的某些信息带有情绪化、片面性特征，甚至会有人故意制造混乱。但就总体而言，还是可以看出人心向背和需要沟通及加以引导的重点。

在一线政府部门工作的干部，要特别注意倾听民间的声音，充分吸收其中的有益成分，并及时进行必要的下情上达，以促进科学决策。只知高唱“主旋律”，不注重针对实际工作中的缺点或缺失之处加以克服与补救，就不能有担当地做好上下沟通。这是“尸位素餐”的形式主义，只会贻误现实工作，万万要不得。

                               （编辑  季节）

当今世界形势复杂多变，在经济下行和国际难民潮等压力下，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陷入困境。西方国家极力对外转移矛盾，试图弥合国内矛盾，拉近国际盟友；大国间政治和外交冲突激化、国际思想舆论斗争进一步升级，各种政治思潮激荡。近期国际媒体称西式民主已死，西方政治失去方向。“西方之乱”、“中国之治”的命题很好地诠释了当今世界正处于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期。在西方政治分裂与衰落的背景反衬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

记录新时代 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

古往今来，世界上任何一个大国复兴，既是经济总量、军事外交、科技力量等硬实力的提高，也必然伴随着思想文化、价值观念等软实力的提升。在世界的东方，中国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发展新理念，稳步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超越了西方大国“零和竞争”和唯我独尊的逻辑思维定式，获得了越来越多国际上有识之士的响应。中国成就、中国之道，吸引着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的目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党中央一直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事业。

新时代的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理应用笔尖去记录新时代、拥抱新时代、讴歌新时代、奉献新时代，通过全面总结70年来党和人民的奋斗实践，深刻解读中国70年历史性变革中所蕴藏的内在逻辑，理解历史性成就背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优势，更好地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为党和人民继续前进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坚守中国立场  推动中国社科“走出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切有价值、有意义的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都应该反映现实、观照现实，都应该有利于解决现实问题、回答现实课题。要立足中国现实，植根中国大地，把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和当代中国人的精彩生活表现好、展示好，把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方案阐释好。新时代为我们对外讲述中国思想、中国道路、中国方案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和国际条件。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中国文化“走出去”面临着巨大挑战。

当今世界大变局下，国家间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制度、价值观和以此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在各种衡量标准中，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已经成为一个国家发展程度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因此，充分认识和精心谋划社会科学发展、推动中国社科“走出去”，成为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任务。新时代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回应这种时代要求，以提升原创能力为出发点，不再满足于做西方理论的 “搬运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守正出新，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

勇于“自我革命”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首先要搞清楚为谁创作、为谁立言这一根本问题。人民是创作的源头活水，实践是理论研究的丰厚土壤和不竭源泉。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把学问写进群众心坎里，让作品孕育在广阔的中国大地上。

要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与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相比，中国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还存在不小的差距。我国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论文大国，包括高校教师在内的社会科学从业者人数众多，但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不足，就像文化文艺领域一样，有高原无高峰，有数量缺质量，有人数缺大师。

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总体发展战略尚不十分明确，科学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学术原创能力“不明、不高、不强、不足、不够、不全、不良、不实”（八大不足），以及有数量缺质量、有专家缺大师（两大缺憾）。总体来讲，文化和社会科学领域服务党和国家、服务社会的作用发挥得还不够。

中国是文科大国，目前人才数量、论文数量、政府投入等都排在世界前列，但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方面的能力和水平，与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文科领域同样面临有高原无高峰的窘境。即便有不多的高原，也经常是沟壑纵横、坑坑洼洼，更多的还是平地、沼泽，有毒有害产品也不时显现。不仅如此，高校文科还沾染了“大干快上”等一些不良风气，砸大钱、争项目、抢人才、上人马、说大话、讲空话等现象多有出现，更阻碍了社科整体学术水平的提升。

作为最近几年社科领域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和载体，智库建设正在中国形成热潮。这轮“智库热”虽在总体上提高了社科领域建言献策的思想深度和广度，但与国家和社会的期待仍有差距。比如“智库热”的背后是有用成果短缺造成的“库”多“智”少。一些地方的智库建设，往往热衷于搭台子、挂牌子、拉场子、铺摊子、请名人，忽视了智库的自身建设和内功修炼。一些智库研究脱离实际、坐而论道，“好看但不中用”。有的智库专家单纯追求所谓社会影响力和媒体影响力，忽视为民立言、为政府献策之根本。

可见，与时代发展相比，这些年我国文科知识生产与活动虽然表面光鲜热闹，但其结果却是：理论探索落后于实践创新，科研创新落后于政治和政策，学术研究落后于鲜活的生活。

今年两会期间，李克强总理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重申，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此，文科建设尤其要强调质量为先，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也要勇于“自我革命”，在资源配置、学科设立和知识生产领域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关停并转”等方式，补短板、调结构继而提质增效，以此提高中国学术的原创力和影响力。

新时代的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树立高远的理想追求和深沉的家国情怀，努力做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有贡献的艺术家和学问家。同时，坚守高尚职业道德，多下苦功、多练真功，为人民做学问，为国家献智慧，奉献时代精品和传世佳作，不辜负党和国家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殷切期望。

（编辑  宋斌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