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26日，中国首次自主研制的大型多用途运输机Y-20一飞冲天，恰似一只舒翼展翅的“鲲鹏”，遨游蓝天。大运飞机将我国国产运输机的能力从Y-8的60吨级提升至200吨级的水平，标志着中国成功跻身于世界上少数几个能够自主研制200吨级大型运输机的国家之列。从此，我国空军具有了远程战略投送的能力，这是我国空军发展史上的又一座里程碑。

从2007年正式立项，2013年1月成功首飞，到2016年正式列装，大运飞机创造了世界上同类飞机研制交付的新纪录。大跨越的背后是大运飞机的研发设计和生产单位，航空工业西飞数十年坚持自主创新，辛勤耕耘，不断对标国际先进水平，终于实现了从局部突破到整体集成，从量变到质变的追赶历程。

不忘初心  航空报国

航空报国的历史使命

强大的国防力量，是大国屹立于世界、保障国家安全的根本。建国之初，毛泽东主席就指示“要建设强大空军”,政务院决定“加快发展航空工业，筑起万里碧空的钢铁长城”。1955年，国家决定建设轰炸机制造厂（172厂）和飞行研究院，并将其确定为苏联援助中国建设的重点工程之一，也是我国第二个五年计划重点建设项目之一。

1958年，在古城西安东北方向的一个偏僻小镇阎良，聚集了一群来自天南海北、怀着航空报国理想的青年创业者，拉开了西飞前身172厂的建设序幕，点燃了我国大中型轰炸、运输类飞机研制生产基地的火种。1966年，建成了一座占地约1平方公里的飞机研制基地。后来，空军第一航空工业工人技术学校、飞行研究院（八所）、第十研究所陆续迁至阎良或在此设立，阎良成为我国唯一的集飞机设计、制造、试飞鉴定、教学科研于一体的大型航空工业基地。数万航空精英云集阎良，谱写新中国航空事业的辉煌篇章。1968年，西飞试制成功我国首架大型军用飞机——H-6飞机，成为新中国航空工业高速发展的重要标志。

三次创业的艰难历程

改革开放以来，西飞的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1978-2018年，西飞历经“两次创业”的浴火重生，并开启了“第三次创业”崭新征程。

1980年9月，位于西北边陲的西飞领导敏锐地抓住了改革开放的契机，与加拿大庞巴迪公司签订了第一份转包生产合同，承揽CL215森林灭火机7个部（组）件的来图来料加工，这是建国后我国军工企业第一次与西方国家合作，开始了西飞开放与国际合作的创业征程。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中国改革开放进入了新阶段。当时，国家在军事装备领域的方针是多研发、少装备，西飞和很多军工企业一样，面临国家订单减少，人员负担重等问题，企业经营十分困难。1996年8月，经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批准，公司改组更名为“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从传统的国有企业开始探索现代化、市场化的管理体系，从单纯完成国家任务，到主动对接市场需求。西飞开始艰难的体制转型，开启了“第二次创业”。

进入新世纪，西飞的研发和装备实力不断增强，综合实力不断跃升。以2013年大运飞机成功首飞为标志，西飞与发达国家先进航空装备企业的差距显著缩小，进入追赶世界一流航空企业的新阶段。为整合我国航空装备集团力量，更好地发挥协同作用，打造全球领先的航空装备集团，2017年1月，西飞成为航空工业直属单位，履行航空工业飞机和中航飞机的管理职能，开始了公司的第三次创业的新征程。

40年间，西飞成为我国大中型轰炸、运输类飞机研制生产的重要基地，创造了我国航空工业史上的多个第一，实现了从传统军工企业向现代法制企业的嬗变，2017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17.9亿元，首次突破200亿元大关。

跨代发展的辉煌成就

建厂以来，在党和国家的关怀领导下，西飞始终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矢志不渝改革创新，取得了一系列发展成果。

建成了我国大中型轰炸、运输类飞机研制生产的重要基地。“航空报国，强军富民”始终是西飞不懈的追求。历代西飞人铭记党和国家赋予的使命，不断推进航空装备体系化、飞机型号系列化发展，为国防武器装备建设、提升军队战斗力做出了卓越贡献。

轰炸机的摇篮。从H-6飞机仿制起步，西飞先后研制生产出30多种型号的军民用飞机。1968年，H-6飞机试飞成功，填补了我国轰炸机研制的空白；1988年，由西飞承担制造的歼击轰炸机“飞豹”在阎良机场首飞成功，这是我国自行研制的双座双发、多用途、全天候、超音速歼击轰炸机，成为空、海军实施对地、对海作战的纵深打击“利剑”。2007年，H-6K飞机成功首飞。该型飞机按照“飞得远、挂得多、打得准”的目标，采用了多项最新的关键技术，对H-6飞机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H-6K列装部队后，已经成为中国空军战略打击和威慑力量的一个标志型装备。

加油和预警机的故乡。1991年，H-6空中加油机首飞成功，中国成为继美国、英国和前苏联之后第四个掌握空中加油技术的国家。2003年，由西飞改装的空警-2000在阎良机场首飞成功，这是中国首型集侦察、通讯、指挥、控制于一体的国产预警机，使我军在防空作战指挥上实现了从“平面”到“立体”的跨越，使中国的国防力量体系实现了从“离散”到“融合”的跃升。

大型运输机的重地。1970年，Y-7飞机试飞成功，填补了我国涡轮螺旋桨中、短程运输机的空白；1974年，Y-8飞机一次试飞成功，填补了我国中型多用途运输机研制的空白。2013年1月26日，西飞研制的大型运输机Y-20成功首飞，从立项到首飞仅用了5年时间，创造了大飞机研制的“中国速度”，举世瞩目。大运飞机的成功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标志着中国军用大型飞机由改进改型向自主设计制造阶段的巨大飞跃。2016年7月，大运飞机列装部队，成为战略空军建设的核心装备之一。

经过数十年建设发展，航空城阎良已经成为孵化战鹰的摇篮，一架架轰炸机、歼击机、运输机、特种飞机从这里腾空而起，呼啸云间，飞赴祖国四面八方，为捍卫祖国领空、护佑广袤海疆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实现了航空制造技术的跨代发展。西飞已经建立起专业齐全、工种齐备、国内领先的飞机研制生产体系，实现了航空制造技术的跨代发展。遵照“生产一代、研制一代、预研一代、探索一代”的型号发展思路，围绕飞机总体气动、结构强度、综合航电、综合保障、系统集成等重点设计技术，通过H-6、新舟系列飞机的研发和改进改型实践，西飞形成了军民用大中型飞机的综合论证和总体设计能力，基本具备了数字化设计、数字化制造的协同研制能力。

上世纪60年代建厂开始，西飞处于探索发展起步阶段。这一时期从模仿和逆向研发H-6飞机起步，是模仿（苏联机型）为主的初级水平。

进入新世纪，以H-6K飞机为代表,西飞进入了吸收再创新的技术提升阶段。H-6K飞机涉及的关键技术近200项，其中颠覆性的关键技术10多项。西飞提出“研制成功型号，培养优秀队伍，建立先进能力”的目标。在具体的研制工作中，西飞又提出了“一个重点，两个提高，三个实现，十项改进”的研制目标与内容，采用“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方法建立了飞机的指标体系，提出了具有轰炸机特点的飞机与发动机匹配、航电武器系统、驾驶体制与人机工效、主要机载系统等技术方案，实现了需求/指标/技术/实现、总体/结构/系统/设备、飞机/发动机/武器/保障体系等多维度的完美组合。2007年，大型运输机列入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2006-2020）重大专项。以大运飞机为代表的新机型，开启了西飞以自主创新为主的跨越阶段。我国大型运输机要求具备的体量与飞行距离等指标几乎与国外同类型飞机一致，而研制时间只有欧美研制同类飞机的一半，且设计经验、技术储备和综合能力有相当差距。飞机重量从60吨一步跨到200吨，技术难度增加了几十倍。

为按时按质完成大运研制任务，西飞组建了大运团队，深入探索创新工程研制管理模式，构建了全国全行业大协作的研制体系，实现了以大规模异地数字化协同、系统分级集成验证、设计工艺一体化迭代、模块化制造交付为代表的研制生产模式的转变，建立了多目标、多要素、全过程的研制管理平台，有力保障了工程快速推进的要求，创造了世界上同类飞机研制交付的新纪录。

在项目设计阶段，“总设计师”和“总制造师”系统梳理出“六大关键技术”、“两大难点项目”、400余项技术难关，所辐射出的新技术体量和技术难度前所未有。西飞人抱着向世界先进发起冲锋的决心和勇气，大胆创新项目组织体制，采用“在线关联设计”“三维标注”“虚拟仿真”“多厂所异地协同研制”等一系列数字化、信息化技术，使设计周期缩短了40%，生产准备周期缩短了70%，制造周期缩短了30%，不仅确保了型号研制节点，也使我国数字化设计技术跻身世界前列。

大运飞机研制的组织模式，西飞制定了以“一个模式、六个统一”为中心的制造系统实施方案，即以“行政命令和合同约束”为组织纽带，所有参研单位“统一项目组织与管理、统一标准规范体系与异地协同平台、统一技术状态管理和质量控制、统一计划协调与进度控制、统一材料采购管理、统一成本控制方法”。西飞还依托信息网络，采取了异地协同数字化设计制造方法，将分布在大江南北的上千家企事业单位即时联系在一起，大大加快了研制进度。

在飞机设计的同时，工装设计部门就开始设计生产线，对需要的工艺提前攻关，并将工装生产线的设计及时反馈给设计部门，以便对飞机设计预先优化，减少生产中的困难。

在总装环节，运用精益制造思想，改传统的“阵地式”装配流程为“脉动生产线”，对装配过程进行流程再设计和优化，实现按设定节拍的站位式装配作业，进行定工位、定操作的熟练重复操作，确保装配质量，提高工作效率。其中引入了大量新技术，有效保证了飞机装配质量。装配现场实行无纸化、可视化管理，使飞机装配具有高效、精益、可视化的特点。

在西飞内部，数字量传递、数字化协调、数字化制造和装配在大运飞机和C919飞机研制过程中得到全面应用，其中机翼、机身等大部件的数字化集成装配技术，开创了国内飞机制造史的先河。新建的数控精益加工中心、大飞机部装生产线和总装脉动生产线集成了当代中国最先进的飞机制造技术，其中大飞机脉动生产线物流配送业务已实现数字化感知、测量、监控、执行、反馈等功能，向智能化管控迈出了第一步。

西飞以管理体系建设、知识工程推进、系统集成开发以及设备的信息化管控为建设重点，不断推进先进制造模式的落地、优化与完善。

经过数十年时间、数十个型号的研制经验积累和不断的学习创新，西飞从特种加工、数字化装配检测到总装集成，其航空制造关键技术能力持续提升，建成了国内领先的飞机总装脉动生产线，具备了大型机翼数字化装配、模块化交付能力，建成了国内领先的精益加工中心，大大提高了复杂零件精密制造水平。航空制造技术的跨代发展为加快型号研制、提高产品质量奠定了良好基础，也引领西飞向着“全面信息化，适度智能化”的方向不断前进。

具备了支撑一流军队建设的体系化服务保障能力。“飞机交付到哪里，我们就服务跟进到哪里”。西飞勇担强军首责，做强军工主业，构建了集快速响应、技术服务、航材支持、客户培训、客户技术资料为一体的军机服务保障体系，为军队提供有力航空装备支撑。

近年来，为了构建军机快速响应模式，西飞成立了军机快响中心，构建了集外场信息管理，数据统计分析、点对点故障分析视频会议，备件计划管控、供应、维修、仓储、技术资料信息化管理为一体的军机客户服务信息化平台，形成了多厂联合服务保障体系，实现西飞对用户的跨地域、全天候保障，缩短了技术支援请求的响应时间，提升了保障效率和服务质量。

开放创新，集智发展

做好“一扇门”，打开一片天

在西飞的展厅里，至今仍保存着一个飞机的舱门，这是改革开放后西飞第一次为国外飞机生产的舱门（即承揽加工庞巴迪CL215森林灭火机的一个部件），也是中国飞机制造厂第一次为国外企业加工飞机部件、第一次打入国际市场的作品。此后，西飞国际化的步伐越迈越大，特别是与波音、空客的合作，使西飞加入了全球飞机制造产业链，接受西方先进飞机制造标准的严格要求和市场洗礼。

西飞的转包项目从起步以来，实现了技术能力的三次跨越式发展：

与波音的第一次合作。1996年，西飞与美国波音公司签订了737NG垂直尾翼1500架份转包合同。西飞非常重视这项合作，抽调最优秀的技术骨干，按照波音的质量管保体系要求，把质量放在首位，认真再认真，严格再严格。1998年9月28日，首架波音737NG垂尾顺利交付，随后737NG垂尾的生产速率稳步攀升，迅速进入批量交付阶段，产品质量完全符合要求。到目前，已经稳定交付4000余架份波音737系列飞机垂直尾翼。

波音民机集团人士评价：“中航工业西飞是波音公司在中国历时最久、最具价值的供应商伙伴之一”。目前全球三分之二在役的波音737系列飞机都装配有西飞国际交付的垂尾产品。波音737-300平尾和波音737-700垂尾合作项目的成功，使西飞熟练掌握了先进飞机大部件制造技术。

与波音的第二次合作。2007年6月，西飞国际与波音公司签署了波音747-8飞机内襟翼和后部肋等大型部件的生产合同，这是西飞与波音首次在复合材料产品上的合作。波音747-8内襟翼堪称波音目前在中国制造的最大飞机结构件，其主要结构件全部采用复合材料，复材用料达到70%以上，结构复杂、研制难度大，单架份产品转包金额也最高。西飞国际、波音、中航国际和福克公司三国四方紧密合作，通过大孔径、高精度、复材和金属多夹层制孔技术的应用，保证了3万多个复材零件的钻孔、锪孔的高精度需要，攻克了装配变形控制难度大、波纹度要求高等诸多技术难题，实现了全数字化的产品设计制造和全部零件的无余量装配。2010年秋，成功向波音公司交付了首架份产品。波音民机公司副总裁和中航国际副总裁均表示，这一合作项目的成功，是中航西飞民机部件制造的一次跨越。以波音747-8大型复合材料内襟翼的成功试制为标志，西飞实现了与世界先进航空产品制造装配技术的同步发展。

西飞国际合作项目连续5年为公司赢得波音“银牌供应商”称号，转包项目高品质的产品、100%的准时交付率，使西飞从13000多家供应商中脱颖而出，获得2016年度“波音优秀供应商”，这是中航所属企业获得波音所颁发的最高奖项。

与空客的合作。2009年，西飞公司与空客公司签订了空客A320系列飞机机翼总装项目合作协议，西飞成为该项目欧洲以外的首家供应商。机翼是结构最复杂、制造难度最大的飞机大部件。经过几年努力，提供了高质量产品，2014年，西飞已经成为空客天津总装厂A320飞机总装线的唯一机翼供应商。

国际合作包含了宝贵的知识交流。为更好生产A320机翼，空客给予西飞天津公司强大的技术支持，派驻了涉及各相关领域的20人团队，向西飞天津公司的员工提供广泛、有效的现场培训，使他们尽快掌握机翼制造流程和技能。空客公司在每一架飞机逐步增加中国员工的工作额，从而既保证与空客欧洲公司相同产品质量，又实现西飞公司独立安装、测试，自主生产，合格交付。以空客A320机翼的研制为契机，西飞的国际转包生产逐渐掌握了制造大型机翼、机身并对其进行装配数据检测的能力，以及大型壁板无余量装配、整体油箱密封检测等技术，其中数字化装配技术、机翼外形检测技术已与国外同行业水平接轨。从而西飞公司在国际合作中，实现了从简单结构件向复杂部件的迈进，由此形成了西飞的核心竞争力。

2009年，西飞成功收购了奥地利菲舍尔公司(FACC)。FACC是从事研发和制造复合材料部件和系统的专业化公司，是世界上主要大型飞机制造企业的内饰供应商。2011年，西飞在镇江设立菲舍尔航空部件有限公司，承接FACC转到国内的航空复合材料产品制造任务。这一收购行动使西飞提升了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更好地自主发展新型号和新产品。

随着西飞逐步提升合作项目的技术含量、扩大航空部件生产的品种和数量，并保证稳定、优质、准时交付，西飞转包生产业务年出口交付额以20%的速度增长，保持着航空工业国际转包业务一半的产值。西飞已成为世界级飞机制造商的大部件和重要承力件的主要供应商，成为国际航空产业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同心筑“新舟”，军民共发展

是不是要发展民用飞机，民用飞机和军用飞机在航空企业的发展定位上是什么关系，发展民机会不会影响军机制造的资源，或影响军机质量? 这个问题总是困扰着我国许多航空企业。而西飞集团从一开始就采取两条腿走路方式，勇担国产民机发展重任，推进军民用技术双向转化、共融互通，形成了军机、民机、转包生产、非航空制造业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

建国后，我国军用飞机制造基本是从零起步，民用飞机更是起步晚，起点低，差距大。与军机相比，民航飞机可靠性、经济性要求极高，研制民机被认为是吃力不讨好，当时民航飞机基本是从苏联进口。然而，上世纪60年代初中苏交恶后，军用飞机无法再引进，民航飞机也面临困境。1966年4月，西飞正式启动仿制前苏联安-24运输机项目，也就是Y-7中短程运输机，1982年7月30日设计定型。并在1984年1月23日获得了中国民航局的飞机适航证。可以说，是Y-7结束了中国民航全部使用外国飞机的历史，

不仅要能造民用飞机，还要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民用飞机，这是更宏大的航空报国梦。1988年，西飞公司在Y-7的基础上，正式启动了新舟60飞机的研制工作，从研制一开始就瞄准国际市场，所有的标准都是对标国际水平。为此，西飞先后进行了大型专项试验89项，试飞科目156项，其中雷达罩雷击试验、风挡玻璃鸟撞试验、ETOPS功能试验等十余项均属国内首次。研制过程中，西飞在广泛吸收采用世界先进技术的基础上，经过多年的技术改进，使新舟60的安全性、舒适性、经济性、环保性、适应性、维修性均达到或接近世界同类先进客机水平。

2000年2月25日，新舟60飞机首飞成功，同年6月取得中国民航总局颁发的型号合格证，12月取得生产许可证。随后，西飞开始了艰难的开拓国际市场的历程。

作为民航市场的新兵，面对挑剔的国际客户，面对有百年历史的竞争对手，特别是每一次飞行都攸关数十旅客生命的民用飞机，怎么样才能胜出?

找准客户，以优质低价和诚意打动客户，先易后难，是西飞公司突入国际市场的战略方针。2004年11月，津巴布韦签署两架新舟60飞机购机合同，中国民机首次实现国外销售“零”的突破。此后赞比亚、刚果（布）也购买了新舟60飞机。由于运营状况良好，刚果（布）于2011年12月再次签订一架新舟60飞机购机合同，成为首家二次购机的非洲用户。

“新舟”在国外的良好运营，为当地架起了“空中桥梁”。在津巴布韦、厄立特里亚、喀麦隆、汤加，“新舟”飞机的运营不仅解决了当地民众的出行困难，还促使民用航空体系得以建立；在柬埔寨、老挝、尼泊尔、刚果（布），“新舟”飞机的运营促进了当地航空运输业的快速发展，使区域经济更加繁荣；在尼泊尔和喀麦隆，“新舟”飞机还协助当地政府应对地质灾害、战乱撤侨，成为受灾民众心中生命与希望的寄托。多年来，西飞已交付“新舟”系列飞机100多架，在四大洲、18个国家的近300条航线上平稳运营，累计运送旅客突破1100万人次。同时还为各国客户培养了航管、签派、机务人员和飞行员3000余名，为29个国家提供了逾500人次的适航官员专项培训。现在，西飞已经初步形成新舟60、新舟600、新舟700飞机系列化发展的格局。

“新舟”系列的崛起和在国际市场站稳脚跟，极大地促进了西飞公司民机制造技术和能力的攀升，特别是民机研制生产、市场营销与用户支援体系建设等日渐成熟，并极大地促进了军机研发、生产和管理能力的提升。

人才为本 基业长青

几代人数十年如一日，领导换了一茬又一茬，但西飞集团发展的步伐从未停歇，其中，西飞集团人尽其才、创新发展的制度发挥了支撑和保障作用。

创新担当，发挥企业家精神

在企业深化改革的过程中，西飞领导班子充分发挥企业家精神，坚定不移地践行创新驱动战略，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高瞻远瞩，敢于担责，引领了企业大发展。

H-62017年12月17日，解放军空军展示了一段名为“绕岛巡航”的宣传片，由H-6K、J-11等战机组成的编队实施对宝岛台湾的绕航，有力地打击了台独气焰。

H-6K又被称为“战神轰炸机”，是西飞公司的拳头产品之一。但当年它并不是国家立项的产品，而是西飞公司领导顶住压力自费上马的。H-6

本世纪初，我国空军发展重点仍是战术飞机，而大航程高载重的战略飞机的需求尚未提出。西飞公司领导看到了国家对于战略轰炸机的潜在需求。在国家尚未立项的情况下，西飞自筹资金开始进行H-6K的研制。一款飞机需要研发数年，投入大量资金，占用企业大量的资源，没有国家的支持，飞机的研制和市场开发风险将由企业自身承受。H-6K在原H-6的基础上分了十几大类攻关课题，包括飞机作战性能的优化、人机界面的优化、自主保障能力的优化等等。与以往机型相比，这是一个脱胎换骨的改进。

西飞领导的预见是准确的。随着我国J-10和J-11等第三代战斗机陆续装备部队，空军装备发展重点转移，而H-6K与老式轰炸机相比，飞得更远、挂得更多、打得更准，正符合国防的新需要。“脱胎换骨”的H-6K系列轰炸机成为我军远程打击实力的象征。

创新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新一届领导班子形成共识，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模式，号召大家开动脑筋、打开视野，用新的角度和眼光审视工作，用新的思路和办法革除积弊，用新的标准衡量工作。“智慧”、“价值创造”、“体系化”成为塑造未来西飞的核心理念。在创业年代，用“汗水”建功立业固然令人起敬，但在全球化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新时代，“智慧”是企业致胜未来的法宝。

公司设立了千万百万创新基金，支持打造企业创新能力；按照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先期技术开发、演示验证到工程发展的路径，体系性安排预研，系统性提高技术成熟度，为型号发展奠定基础。在国家投入的基础上，公司自筹资金加强基础研究和项目预发展，针对部队装备建设急需，开展重点项目研制，提前突破关键技术，为国家立项节约时间，探索航空装备加快发展的新途径。

唯才是用，激发创新活力

突出精准引才。拓展校园与社会人才引进，以服务公司战略为目标，突出高精尖专业，在公司重点领域、重点专业、重点岗位积极引进一流高校的一流毕业生，从源头上解决人才引进问题，为以后的人才选拔、使用奠定了坚实基础。建立起了一支“技术+实操”型的知识技能复合型人才队伍，进一步提升了技能人员队伍的综合素质水平。

科学创新育才。公司充分发挥已建成的劳模（技能大师）创新工作室、“卫星培训点”等各类人才培训平台的示范和引领作用，通过开展技术攻关、技能创新和技艺传承，固化和推广技术成果，促进一线操作人员技能水平提升。同时，对各级各类技能竞赛获奖的优秀人才优先评选劳模、授予技术能手称号。每年选派近百名技术、技能骨干参加航空工业及其他单位举办的精英研修、技艺推广、技能培训等活动；选派优秀青年技术骨干参加国外教育培训。公司着眼未来发展，制定了在职研究生培养与管理实施细则，采取高校联合培养的方式实施高端人才培训。

不拘一格用才。西飞统筹各类人才评价使用，制定分层分类考核评价办法，加强人才的日常考察。坚持德才兼备，注重凭能力、实绩和贡献评价人才，破除论资排辈、平衡照顾观念，确保各类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在选拔领导人员时，注重从对党忠诚、业绩突出、企业发展、职工有获得感等方面评价领导人员的素质能力；在选拔优秀技术人才时，做到不唯学历、职称、论文，注重从前沿理论创新、技术瓶颈突破、创新成果应用、经济社会效益等方面评价人才的素质能力；在选拔优秀技能人才时，注重创新能力、现场解决问题能力和实际业绩贡献。

干部能上能下。遵照国企领导人员“二十字”标准，持续完善选人用人工作机制，不断健全和规范管理制度，在“深耕”干部队伍、创新干部考核、贯彻“能上能下”方面积极开展创新实践。西飞建立了尺度清晰、权责明确的领导人员KPI考核体系，实现对领导干部、专家及非领导职务人员的精准化考核。

人员能进能出。以激发员工队伍活力为目标，构建“能进能出”的用人机制。强化员工绩效考核结果的应用，发挥拓展培训机制作用，持续提升员工的价值创造能力。

收入能升能降。西飞努力探索创新激励分配机制，以岗位绩效工资制作为基本工资制度，按单位、岗位、人员的不同性质和特点，推行实施计时工资制度、经营者年薪制度、绩效薪酬制度、协议工资制度。加大创新人才激励力度，对重点工程研制生产工程技术人员实行高新工程津贴，对重大管理技术创新的有功人员设立“总经理管理创新奖”等奖励，激发人才的创新活力，为公司科研生产提供了坚实的人力资源保障。公司坚持严管与厚爱结合，约束与激励并重，完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建立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旗帜鲜明地为敢于担当、踏实做事、不谋私利的干部撑腰鼓劲，引导干部争当改革的促进派、实干家。

激励为本，培育工匠恒心

为促进人才队伍建设，西飞建立了科学规范的人才成长导向、素质能力培育、选拔任用和激励约束机制，持续完善员工晋升和薪酬激励办法，为员工成长成才搭平台、创条件。

“双轨制”晋升的专家体系。为提高研发人员和专家的待遇，畅通技术专家的晋升通道，公司在研发、工程技术、操作等领域建立了3个序列6层级的专家岗位体系，设置了与行政职务体系协调互补的“长、家、匠”职业发展通道，进一步拓宽了员工职业发展通道，培养造就一批素质精良、业务精湛、勇于创新的专家队伍。西飞制定出台了操作工程师管理办法，在产品生产及相关领域设置专门操作类岗位，在此类岗位配置学历较高，既有技术理论知识、又能实际操作的员工群体；实行技能、技术双通道晋升机制，符合公司规定条件的员工，既可参加相应工种的职业技能等级鉴定，也可申请晋升专业技术职务。从而满足智能制造对人员素质的需求，推动公司职工队伍转型升级。

实实在在的“两客一匠”。在规划“智慧西飞”蓝图的同时，领导班子高度重视人才队伍建设，号召各级干部要做管理上的“创客”，技术人员要做钻研业务的“极客”，操作工人要做技艺精湛的“工匠”，制订了相应管理办法。大力倡导“两客一匠”培育机制，大力弘扬“精益求精、志成大家”的工匠精神，拓宽技能人才职业发展通道。培育创新文化生态，从项目培育入手推进创新型人才队伍建设。按照“两客一匠”培养计划，西飞已经评选出两批突出人才，他们和西飞的数位国家级技能大师一起，成为两万西飞人眼中的“明星”和楷模。

西飞还加大对科技人员的激励力度，开展了“总经理科技/管理创新奖”“科技/管理创新标兵”“青年科技/管理创新之星”评选活动，有效地激发了企业员工的创新积极性。

自主不封闭 情怀加激励

我国已经进入创新发展、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在一系列关键技术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差距显著缩小，而西方对核心技术的封锁与防范日益严密。我国整体技术水平的提升必须立足自主创新。飞机设计制造技术是国家的核心实力和竞争力，国家安全的根本保障。西飞公司改革开放40年来的创新之路，对其他各行各业也有借鉴意义。

坚持自主创新，不能排斥合作与开放创新

创新是企业发展前进的灵魂和不竭动力源泉。西飞始终坚持自主创新，着力打造航空主业发展的“技术引擎”。

国际合作与自主创新相辅相成，并不对立排斥。虽然西方在不少技术领域对我严格封锁，但这并不意味着不需要国际合作并尽量利用国外资源。国际上很多最先进的航空制造企业是军民机兼顾的。比如，美国波音公司是全球最主要的民用飞机制造商，同时也是军用飞机、导弹和航天领域的全球领先者，但是波音并不排斥和中国企业合作生产民机的某些部件，西飞从中也受益匪浅，很多触类旁通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是在国际合作中获得的，对于企业创新来说，国际合作往往就是那最缺的临门一脚。

对内合作、充分合作是实施军民融合创新发展战略的必然要求。西飞面向兄弟军工集团、国内外高校、科研机构和民企，开展多项科研合作与社会化配套、多个项目并行协同数字化平台建设。通过建立异地多厂、所协同研制体系，构建了从需求、设计、制造、试验等全过程的三维数字化应用体系，使研制模式向大系统集成、高度并行和多组织协同转变，极大提升了型号研制的效率和质量。2013年以来，西飞公司与一些高校及研究院所联合承担了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工信部民机专项、科工局大飞机材料应用专项等国家级科研项目，有力地促进了创新能力提升。

弘扬家国情怀，还要塑造激励机制

翻阅历史档案，一张张发黄的老照片，记录了老一代航空人艰苦创业、激情燃烧的光辉岁月；一卷卷长长的录影带，记载着前辈们自力更生、不懈探索的坚毅神情；一架架腾空而起的飞机，凝聚着航空人忠党爱国、强军富民的奉献情怀。伟大成就的背后，是许许多多西飞人数十年如一日、坚持不懈的爱国情怀。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做好企业，特别是做出国际一流的集团，还要有好的机制保障。2014年，西飞在发展方面呈现出疲态，面临航空装备跨代发展、制造技术加快升级、经营管理提质增效、运营机制市场化改革四重考验。西飞领导认真剖析内部问题，把塑造有利于激发创新的体制机制作为第三次创业的重要保障。西飞更加重视专业人才在科技创新、精益管理中的重要价值，不断完善员工晋升和薪酬激励办法，综合运用课题攻关、岗位交流、评优树先、股权激励等措施，为员工成长成才搭建平台、创造条件，引导员工担当航空报国责任，强化创新理念、精益理念，争做专业领军人才。自2016年起，西飞大力倡导“两客一匠”人才培育机制，不断拓宽技能人才职业发展通道。近年来，进行一系列制度重建、流程再造，使企业西飞的文化发生了显著的改观，过去的老大文化、熟人文化、鸵鸟文化渐渐淡化了，员工收入增加，对公司、对航空工业的信心提高，创新进取的动力增加。爱国奉献、爱企创新成为广大员工自发的行为，一个脱胎换骨的现代化航工企业正展翅飞翔，踏上展新的征程。

（编辑  季节）

编者按：中美贸易谈判风云突变。这场贸易战，使人们自然联想到近七十年前那场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这两天，中央电视台正在播出反映近七十年前那场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战争的电影《上甘岭》《英雄儿女》《奇袭白虎团》等，北京电视台也在适时重播2014 年推出的六集电视政论纪录片《伟大的抗美援朝》，引发广大观众的好评。本刊征求该政论纪录片顾问李慎明同意，将他为六集记录片所写的评论特发本期，以飨读者。

抗美援朝战争已经过去60多年。但是，人们对这场战争不曾忘记，也不会忘记。人们对这场战争关注和研讨的热情，非但没有随着时间的逝去而淡化，反倒有进一步“热烈”之趋势。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正是现实国际国内形势发展的迫切需求与必然结果。

现在，在一些媒体特别是网络上，对抗美援朝战争见仁见智，甚至百论丛生。正当人们渴望在主流媒体上看到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解读时，北京电视台《档案》节目在汇集大量翔实的历史文字档案、图片影视资料、当事人当年的日记和事后的回忆等多种资料的基础上，适时摄制并推出了六集电视文献片《伟大的抗美援朝》。感谢北京电视台的领导和相关同志，把《伟大的抗美援朝》这么好的片子送给我们，这说明，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同样重要；在一定条件下，文化建设更为重要，因为，这是一定的人的灵魂、信念的凝聚和流淌。

看了这部文献片，深深感受到当年抉择的艰难与伟大、较量的惨烈与顽强、英雄的无畏与慷慨、后盾的坚强与坚实、复兴的自信与蓬勃、和平的珍贵与雄浑。

抗美援朝是维护世界和平的正义之战

对60多年前的抗美援朝战争如何看待，因为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场，就会对同一事物有着不同的记忆、描述，得出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一些人常常说起甚至全力“营销”所谓的“普世价值”，其实，平心而论，在如何看待和评价抗美援朝战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上，有所谓的“普世价值”吗？

如果站在《联合国宪章》的立场，站在社会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场，站在亿万中国人民的立场，对发生在60多年前的抗美援朝战争，都会毫不犹豫地说，这完全是一场正义之战，不仅出师有名，而且正气干云。片子较充分地揭示了抗美援朝战争的正义性。1945年在美国本土旧金山诞生的《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项明确规定：“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这是《联合国宪章》原则的最核心部分，是人类深刻反思惨绝人寰的两次世界大战、并试图避免类似悲剧再度发生的共同心声，也是防止大国强国对小国弱国寻找借口、滥用武力、维护国际和平及安全的保障。《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七项又明文规定：“本宪章不得认为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朝鲜战争本来是一场内战，但朝鲜内战一爆发，美国就从其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出发，迫不及待地进行武装干涉。1950年6月26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即命令其驻远东的空、海军参战；次日，杜鲁门又发表声明，公开宣布武装入侵朝鲜，并命令其海军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霸占中国领土台湾。美国无论是入侵朝鲜还是霸占我国领土台湾，都是对《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项的肆意践踏。1950年6月27日下午，在苏联等常任理事国缺席的情况下，美国肆意歪曲朝鲜内战的性质，以“紧急援助”李承晚集团为名，操纵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非法决议，为美国拼凑侵朝军队。7月7日，美国又操纵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非法决议，给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朝军队披上所谓“联合国军”的“合法”外衣。美国政府无论怎么盗用联合国的名义，都无法从根本上掩饰其践踏《联合国宪章》、野蛮干涉别国内政的本质。国际有关公约还明确规定，战争中，严禁使用细菌、化学等武器。而美国侵略军却灭绝人性地在朝鲜北部和我国东北地区使用细菌武器，妄图通过各种毒性病菌，从根本上摧毁朝中人民的抵抗能力。在《联合国宪章》遭到如此践踏，特别是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遭到世界列强重新奴役的生死关头，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代表中国人民经过艰难审慎的反复研究，毅然决然作出了抗美援朝这一伟大正确的抉择。

有的学者得出这样的“新论”：“由于中国出兵朝鲜，所以美国才封锁台湾海峡。抗美援朝错在中国”。甚至还有人据此声称“毛泽东的最大罪恶不是‘文革’，而是抗美援朝。”建议这些人要弄清这样的基本事实：美国在1950年6月27日悍然封锁台湾海峡，而我国在其出兵114天之后的1950年10月19日才“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中朝军民在世界各国人民的强大声援下，同仇敌忾，英勇作战，粉碎了美国在东北亚的战略图谋。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我国立即开始分批从朝鲜撤军。截止1958年10月26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撤离与我们山水相依的朝鲜。而直至今天，美国在距其本土有万里之遥的朝鲜半岛却仍驻军数万余名。谁在捍卫和谁在践踏《联合国宪章》，如果不是“色盲”甚至“瞎子”，这本来就是黑白分明的事。另外，中国出兵抗美援朝是正式得到朝鲜政府和朝鲜人民恳切请求的。片子中展示了金日成亲笔疾书的这一“求援信”。对照中美两国政府的所作所为，无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人民志愿军和中国人民所进行的抗美援朝战争，既是一场抗击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保家卫国的正义壮举，又是一场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的正义壮举；而美军无论侵占我国台湾海峡，还是入侵朝鲜，都是严重违背《联合国宪章》和相关国际法的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的非正义的侵略行径。

抗美援朝是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和干涉、保家卫国的正义壮举。这正如毛泽东同志在抗美援朝开始后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全国人民都已明白这种必要性和正义性。”

现在有一种倾向，即讲联合国及相关国际机构很多，而对《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的具体内容却很少提及。从哲学角度看，从一定意义上讲，《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内容，联合国及相关国际机构是形式。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为内容服务。只讲联合国及相关国际机构这一形式，鲜提《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里面的主要内容，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形式主义”，而形式主义往往害死人。

抗美援朝捍卫了我国的独立和安全

抗美援朝战争不仅完全是正义之战，而且十分必要和十分迫切。片子也充分地表现了这场战争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且要解放台湾，我们决不希望朝鲜半岛发生战事。但美国已经把战争强加到了中国人民的头上，从这一意义上讲，新中国掀起的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完全是被迫的。志愿军渡过鸭绿江的第八天即1950年10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与民主党派人士周士钊谈到朝鲜战争时说：“现在美帝的侵略矛头直指我国的东北，假若它真的把朝鲜搞垮了，我们的东北也时常在它的威胁中过日子，要进行和平建设就有困难。所以，我们对朝鲜问题，如果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更凶。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我们的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我国的头上，以台湾一把刀插在我国的腰上，把越南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脚上。天下有变，它就从三个方面向我们进攻，那我们就被动了。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不许它的如意算盘得逞。”“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片子中引用了毛泽东上述相关论述。毛泽东不仅考虑着中华民族当时的处境，同时谋划着中华民族的长远与未来。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不得不佩服毛泽东这一无比宏伟、深邃的战略眼光和英勇无畏、一往无前的超人胆略。毛泽东关于“三把刀”威胁的论述不仅进一步昭示着我国当年所毅然决然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的必要性，而且依然是我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征程上所必须继续面对和解决的重大战略课题。

在一定条件下，正义常常会遭受邪恶的蹂躏。当时中美国力军力的异常悬殊，抗美援朝战争能不能打赢，片子充分回答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可行性即必胜性。片中表现了抉择过程的艰辛。我们的对手太强大，几乎武装到核牙齿。1950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2848亿美元，钢产量8772万吨，而中国的钢产量仅有60万吨，做钉子尚且不够。我们的军队装备落后，训练不充分；况且，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美国，而是由16国组成的所谓联合国军。在朝鲜战场上，美国动用了本国陆军的三分之一、空军的五分之一和海军的近半数作为侵略战争的主力，并把整个国民经济转入战时轨道，以大量的军事装备和物资投入战争。但军事装备完全处于劣势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却能够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消耗敌人的军事装备和物资，不断取得胜利，其根本原因是毛泽东在第一集《抉择》中分析归纳美国在军事上的“一长三短”：“一长，就是钢多；而三个弱点则是战线太长、运输路线太远和战斗力太弱。”他强调，中国军队是经受了20多年革命战争锻炼的军队，战斗力极强，最重要的是，我们进行的是正义之战。美军的“一长三短”和我军的“一强一正义”，这是唯物辩证法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具体运用。实践已经完全证明，毛泽东对抗美援朝战争必胜的分析与把握，如同对抗日战争必胜的分析与把握一样，是十分精辟和完全正确的。这种必胜的信念也直接体现、浸润于第二集《较量》、第三集《英雄》、第四集《后盾》之中。《较量》讲的是战场上敌我双方军力的悬殊与我军战略战术上的先进，《英雄》讲的是志愿军惊天地、泣鬼神的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后盾》则集中表现抗美援朝战争本质上是人民战争这一胜利之本的源泉。贯穿该片的始终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战争史观这一红线。而唯物辩证法必胜，这是事物发展内在的必然规律和不可抗拒的铁则。

抗美援朝奠定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发展基础

如果说，片子前四集讲的是战争，那么第五、第六集则讲的抗美援朝战争的地位与作用，回答了抗美援朝战争值不值得打，即战争的有利性这一重大问题。抗美援朝战争不仅继抗日战争之后，再次结束了外敌深入国土肆虐恣行进而导致我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历史，而且树立了新中国的形象，打出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不信邪、不怕鬼的强大威势，锻炼了我军的现代化作战能力、提高了军事指挥水平，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的国防建设，进而为我国此后的经济建设赢得一个和平良好的周边和国际环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场战争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和人民军队的军威，创造了以弱胜强的范例，也打乱了美帝国主义扩张势力范围的部署，维护了亚洲以及世界的和平，同时也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忱，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同时也消除了部分人崇美、恐美心理。在抗美援朝中迸发出来的这种宝贵的精神力量，不仅对赢得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而且对促进国内政治经济建设也发挥了十分巨大的作用。全国人民积极响应毛泽东同志关于“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伟大号召，政治觉悟和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抗美援朝正值我国经济恢复时期，国民生产总收入1950年为65.19亿元，1951年为133.14亿元，1952年为183.72亿元，1953年为222.86亿元，三年几乎翻了两番。

抗美援朝战争的消息传向世界，西方各国受到极大震慑，他们开始重新审视新中国；广大发展中国家受到极大鼓舞，推动他们纷纷走上争取民族、民主解放之路。从1953年板门店停战协定签字开始，到20世纪60年代，有30多个国家与中国建交，新中国真正迈开了登上国际舞台的脚步，这也为1971年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访华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把我国抬进联合国开了先河，铺平了道路。新中国的胜利也极大地鼓舞了还在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下的广大亚非拉国家人民的解放运动，敲响了西方殖民统治的丧钟。到改革开放前，我们同全世界124个国家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同更多国家和地区发展了经济、贸易和文化往来。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为中国赢得了60年的和平建设环境，也为后来的改革开放赢来了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使得中华民族以崭新的面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从一定意义上讲，以上这一切都是由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而奠定的坚实的基础。

通观该片，我们更加感到：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下的伟大的抗美援朝斗争，是抵抗侵略、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的英明、正义之壮举。2014年3月28日，437位在韩志愿军烈士英灵回到了祖国。张高丽副总理在迎接仪式上代表中国人民致辞：“60多年来，我们始终没有忘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所建立的不朽功勋，始终没有忘记谱写了可歌可泣、气壮山河英雄赞歌的志愿军将士，始终没有忘记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志愿军烈士们。”但就在此时，有的网站竟发出这样的帖子：“60多年前，这些十七八岁的中国孩子为何要跑到韩国去死，并将他们骸骨抛在了那里，而且一抛就长达60多年无人问津呢？我认为可以做如此回答：是毛泽东驱使着他们去白白送死的，而且毛也从来就没有爱惜过这些年轻的生命。”请看看美国华盛顿朝鲜战争纪念馆雕像群前头地面花岗岩上刻写的碑文：“我们的国家以它的儿女为荣，他们响应召唤，去保卫一个他们从未见过的国家，去保卫他们素不相识的人民。”美国侵略军不远万里，来到新中国周边，进行围剿新中国和平发展的侵略战争，他们还要受到美国当局的褒奖，而我们那些为保家卫国和保卫世界和平的年轻英烈直至建立和保卫人民共和国的伟大领袖反而要受到如此鞭挞，这公道公允吗？说这种话的人及其网站的组织者，不是糊涂，便是别有所图。

总而言之，《伟大的抗美援朝》是部好片子。它是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是进行大无畏革命英雄主义教育的好教材，是进行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好教材。

新时代呼唤更多弘扬爱国主义正能量的文艺作品

看过该片，心绪难平，很想再说几句题外话：

其一，当今文艺题材的表现中，我们既需要“小桥流水”，更需要“大江东去”。在当今社会，不少人都在关注“小写”的人，关注小人生。电影、电视剧、小品、相声、文学作品等，不少生活剧确实也赚得不少人的眼泪。但是，反映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重大题材和坚定正确理想信念的作品却比较少，其中政治与艺术高度相统一的作品更是凤毛麟角。我国著名的书画家吴冠中先生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艺术只有两条路：小路，娱己娱人；大路，震撼人心。100个齐白石抵不了一个鲁迅。”你看，齐白石画花鸟鱼虫，发扬光大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国画传统，值得人们尊敬。但在吴冠中先生的眼里，这是人生小路。而鲁迅特行独立，那么多人骂他，仍然坚持为国家、民族呐喊，他走的是人生大路。鲁迅是民族的脊梁，中华民族会世世代代记住鲁迅。真正热爱伟大的中华民族、热爱伟大的中国人民和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出息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关注一些重大题材和“大写的人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奉献出在历史上可以留得下的好作品。

其二，电影电视也是很好的资源。我们不能只讲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也应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北京电视台拍摄出并播放了这么好的片子，就是政府在更好地发挥作用。在唱响“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这一主旋律方面，市场不会自动承担起决定性作用的，起决定性作用的只能是政府，甚至是党本身。这是我们坚持党的领导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我们当然需要文化产业，但是文化不能产业化，文化产业决不能放弃党和政府的领导、放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文化产业化，以“收视率”、“票房价值”和“码洋”等为马首是瞻，就会是国内外资本而不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我们的价值观念，甚至最终还可能改变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

其三，在风乍起，吹皱东海、南海碧波的当今世界，我们的文艺作品不能只表现抗日战争，不反映抗美援朝战争。当年为了更好地改革开放，更多地吸引外资、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我们少提抗美援朝战争，有其一定道理。但从此也形成了一定的思维定势。现在的电影、电视剧中，反映抗日战争题材的比比皆是，不少作品完全离开当时历史实际和生活实际胡编乱造，甚至有泛滥之势。而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文艺作品却十分鲜见。这样反映的历史是不完全、不完整的。如果是这样，就不能更好地发挥历史这一资政育人的特殊功能和功效。有人担心，反映抗美援朝那段历史，可能会影响中美关系。会不会呢？说到底，不会；说到底，也会有助于构建中美两国新型大国关系。对武装到核牙齿的美国，我们当时都敢打，并且打赢了，现在有的人反而不敢表现和反映当年这场战争了，这不利于对后代进行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和不怕鬼、不信邪的光荣传统的教育与培育，这还可能会误导美国，使得中美两国新型大国关系所建立的基础也不牢固、不坚实。朝鲜战争和抗美援朝，不仅是中美两国人民的宝贵财富，而且是世界人民的宝贵财富。正确认识和总结朝鲜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这一段特殊历史时期的经验教训，中美两国新型大国关系才能建立在一个正确、理智和坚实的基础之上。这不仅对两国和两国人民，而且对于维护世界持久和平，都应该有所裨益。

其四，能否将《伟大的抗美援朝》翻译成英文作为外宣材料，并设法在美国播放。亨利·基辛格是美国战略家中的佼佼者，前两年，他在我国出版其巨著《论中国》，一时洛阳纸贵。基辛格博士在该书后记中指出：“美国有责任维持自己竞争力和世界角色”；“美国自建国以来笃信自己的理想具有普世价值，声称自己有义务传播这些理想”；在美中关系“广泛互动中，人权问题将占有一席之地”；“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决定性竞争更可能是经济竞争、社会竞争，而不是军事竞争”；美国力争不与中国搞军事对抗，希望中美两国“双方都很专业地维护”“共同利益”，如“继续采取措施处理朝鲜核扩散问题的时候是不是到了呢？”美国和中国应“成为共同事业的组成部分”；“为了两国人民，为了全球福祉”，美国和中国都应“考虑到万一稍有不慎，庞大的机器失去控制迎头相撞会把世界变成什么样子”。细心揣度上述话语，我们不得不感叹：在中美关系上，他是想充分张扬美国经济、社会其中包括金融、科技、文化、外交及其诸方面所谓的国际规制的“软实力”，用西化、分化的办法，牵着中国的鼻子走，使中国成为美国“维持自己竞争力和世界角色”这一事业的组成部分，从而赢得对中国的“不战而胜”，使得中国重蹈苏联亡党亡国之路；他说的也都是心里话。

笔者认为，中国的政治家不会误判中美关系发展之大势，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并决不搞制度输出，但也会坚定地捍卫自己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也正如2014年3月2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柏林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共同会见记者时所说：“中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也真诚希望世界各国都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绝不走‘国强必霸’的道路，但中国也再不能重复鸦片战争以后在列强坚船利炮下被奴役被殖民的历史悲剧”，“在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大原则问题上，我们不惹事，但也不怕事，坚决捍卫中国的正当合法权益”（《人民日报》2014年3月29日）。而美国的政治家有时候则可能会误判形势，对当年中国的抗美援朝的误判就是一例。60多年前，美国的兰德公司把“中国将出兵朝鲜”一句话结论提交给美国政府，并希望以数百万美元的报价出售报告全部内容，但美国当局却误判了形势，误判了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结果以该报告“价格太昂贵”而拒绝购买。越南战争是不是其中另外一例呢？笔者深信，美国有不少能够突破历史局限的很有见识的思想家、政治家。该片若能在美国播放，相信会有不少政界与学术界人士对此关注，他们也很希望了解我们的底牌和底线。中国播放了美国很多大片，我们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美国就那么保守吗？（编辑  季节）

这是一个地下经济战的故事。十几年来，美国在反腐败的伪装下，成功地瓦解了欧洲的许多大型跨国公司，包括法国的跨国公司。美国司法部追诉这些跨国公司的高管，甚至会把他们送进监狱，强迫他们认罪，从而迫使他们的公司向美国支付巨额罚款。自2008年以来，被美国罚款超过1亿美元的企业达到26家，其中14家是欧洲企业（5家是法国企业），仅有5家是美国企业。迄今为止，欧洲企业支付的罚款总额即将超过60亿美元，比同期美国企业支付的罚款总额高3倍。法国企业支付的罚款总额达到近20亿美元，并有6名企业高管被美国司法部起诉，我就是其中一员。今天，我不再沉默。

打击

突然，我变成了一只野兽。我穿上了橘色的连体服，身体被链条锁住，手脚被戴上镣铐，我几乎无法行走和呼吸，就像一只被捆绑和掉进陷阱里的困兽。昨晚，他们把我关进一间单人牢房。这简直是一场噩梦。

先来说说那条机上广播。国泰航空的空姐用甜美的嗓音播报了一条消息：“皮耶鲁齐先生，请您下飞机前先到机组人员这里来。”这时，我乘坐的这架波音777刚刚降落在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的跑道上。我在黎明时分离开新加坡，在中国香港中转后，经过24小时的飞行，因为时差,现在已筋疲力尽。

45岁的我，先后在阿尔及尔、曼彻斯特、香港、北京、温莎（美国康涅狄格州）、巴黎、苏黎世等地任职，现在坐镇新加坡。20年来，我在全球飞来飞去，为我的公司奔波。我听过好几次这种广播，它要么是提醒我官方约会的时间被调整了，要么是帮我找回了在一次中转时丢失的手机。因此，我没多想便来到了机组领班的面前。然而，门口等着我的一群人命令我下飞机，其中一个穿制服的人抓住了我的一条胳膊按到我的后腰上，然后他迅速地把我的另一条胳膊扭到我的背后，给我戴上手铐：“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你被逮捕了。”我非常震惊，只能束手就擒。

我被戴上手铐，我要求他们做出解释。穿便服的两人说，他们是美国FBI的探员：“我们接到命令，在机舱出口逮捕您，把您押送到曼哈顿美国联邦调查局总部。那里会有检察官向您说明缘由。”我像个歹徒一样，双手被铐在背后穿过机场。周围乘客的目光让我觉得如芒在背。我身高1.83米，体重将近100千克，这让我看起来非常滑稽。我仿佛穿越到了一部电影中，在扮演IMF前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的角色。两年前，他就像我一样被戴上镣铐，在FBI的押解下，痛苦地走在纽约街头……然而此时，我的惊吓大于忧虑。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个误会，他们只是错把我当作了别人。直到坐上一辆没有警用标志的警车，我终于明白了眼前的现实：显然我就是他们等待的人。但是为什么呢？

我在脑海中将公司近期的项目飞快地过了一遍。自从10个月前我担任锅炉部的全球负责人以来，我在新加坡职务范围内的所有业务中，没有任何可疑之处。但我知道，阿尔斯通经常因腐败行为而接受调查，美国当局几年前就开始了一项调查。当时，阿尔斯通因涉嫌为取得多个合同而行贿，其中包括印度尼西亚一家发电厂的合同，阿尔斯通确实聘请了中间人确保拿下这个市场。但是，这些事情是在2003年和2004年发生的，合同是2005年签字生效的。往事已经过去10年了！重要的是，我已经在内部审计时澄清了自己。2012年，我升任为现在的锅炉部负责人，该部门在全球有4 000多名雇员，年营业额为14亿欧元。2011年以来，阿尔斯通首席执行官柏珂龙一直打算与中国上海电气集团建立一家50∶50控股的合资企业，将两家公司的锅炉业务合二为一，他选择我来领导这家未来世界级的大企业，总部将设在新加坡。

检察官

我这个全球总裁被带进一辆汽车，忍受着双臂的酸痛。金属手铐逐渐割伤了我的手腕。我们到了曼哈顿的美国联邦调查局总部，在审讯室里，布卢姆向我透露了抓捕我的理由。“皮耶鲁齐先生，我是大卫·诺维克，康涅狄格州的联邦检察官，负责阿尔斯通，也就是您所在公司的案子。因行贿一事，我们已经向贵公司提起诉讼，而您正是因为此事接受质询。您被指控参与了在塔拉罕发电站项目中向一位印度尼西亚议员行贿。这属于向外国公职人员行贿，在美国《反海外腐败法》^b的管辖范围之内。3年以来，我们一直在调查阿尔斯通在许多国家的行为。自2010年起阿尔斯通拒绝与美国司法部展开合作。阿尔斯通没有遵守任何一条承诺！”我很想回答他：“我既不是阿尔斯通的首席执行官，也不是阿尔斯通的法务总监。我既不是董事会成员，也不是执委会成员”。但那位检察官没给我留一点儿时间。“皮耶鲁齐先生，我强烈建议您不要给您的公司打电话。我们希望你为我们效力……”刹那间，我的大脑全乱了。这位司法官员在要求我做什么呢？“我们非常清楚，在和印度尼西亚的交易中，虽然您扮演的不是决策性角色，但是您了解一切。我们想要的，就是起诉阿尔斯通的最高领导层，因此，我们要求您不要告知他们您正在被质询。您要放弃聘用律师。您明白了吗？”我意识到他们正在开条件，正在策划一场交易。诺维克是在暗示我做他安插在我们公司内部的线人……他翻来覆去地命令我：“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但这对我来说根本就不可能。而且我不会掉到那个检察官给我设的陷阱里去——那时我无论如何都坚信这一点。作为一名优秀的“战士”，我丝毫没有考虑这会让我付出怎样的代价。

我向检察官解释：“请您听清楚，我不明白你们想要什么。所以，我要求你们允许我通知我的公司，以及法国领事馆。”检察官神情坚定，朝一位探员打了个手势，此人把黑莓手机还给了我，手机在我被捕的时候就被没收了。我最终联系上了蒂姆·库兰，他是阿尔斯通锅炉分部在美国的主管。我向他简单陈述了一下情况，他非常吃惊：“这事出在你身上，实在不可思议，简直荒唐。我们会立刻把你从那里解救出来的。我马上给总部打电话。”库兰的话让我安心了一些，我依然坚信，这不过是一场几个小时的纠纷，很快我就会恢复自由。阿尔斯通会以最快的速度把我从这场危机中解救出来。

检察官回到了审讯室。“您不想跟我们对话？没关系。这是您的选择。”

“不，我准备澄清一下我在这笔生意中扮演的角色。在这笔生意里，我觉得我没什么可自责的。但是为此我需要一位律师陪在我身边，因为一方面，我不了解美国的司法运作方式；另一方面，我也不清楚我的权利。我相信任何一个外国人都会这样做。”我的争辩在检察官诺维克那里不起作用。他毫不动摇，接着说：

“之后我会把您转交到曼哈顿的一所监狱里，您将在那里过夜。明天您将在康涅狄格州法院的一位法官面前出庭。开庭前您有权利面见您的辩护人。他拿过话筒向领事馆方面表明，明天周一纽黑文法院的法官会听取我的辩诉。接着，我们上了一辆汽车，朝曼哈顿的监狱开去。

在入狱手续办理过程中，我感觉仿佛陷入了精神病人一样神志恍惚的“第二状态”。我被带到一间单人牢房。其实，后来我才知道，我当时是“进洞”了，这里是用来隔离最危险的犯人的。当时已经接近凌晨3点，一个狱警把我推进了牢房，我顿时陷入一片昏暗。牢房里充满恶臭的气味，狭窄的空间令人窒息……我什么都看不见，四周围绕着咒骂声和可怕的叫喊声。看来整层楼的人都在互相厮打、自相残杀。

第一次开庭

清晨再次见到那两位FBI探员。我转移到距离纽约两个小时车程的纽黑文法院，和来自戴·皮特尼律师事务所的莉兹·拉蒂夫进行首次会面。交谈几句后，我就被她惊呆了：她在刑法方面的经验一片空白，浑身上下散发着一种漫不经心的新手气息。不仅如此，她对阿尔斯通的业务也一无所知。最致命的是，我被控违犯了美国《反海外腐败法》，而对于这项控罪，她此前根本不了解。根据这部法律，无论任何人，无论国籍，只要涉嫌向外国公职人员行贿，只要该罪行和美国有一丝一缕的联系，美国司法部即可将他投入监狱^c莉兹跟我说明了几个情况：

“皮耶鲁齐先生，阿尔斯通的律师今天早上联系了我们律所，要求我们为您辩护，因为他们不能亲自负责。您的辩护费用，阿尔斯通同意支付。您很幸运！”

“我到底为什么被指控，您总该看几眼吧？”“贪污案，外加洗钱。”洗钱？这个罪名一般都是给军火贩子和毒品贩子的！这么荒唐的指控，他们是怎么想出来的？莉兹看到我的脸都气白了，赶紧试着安抚我：

“不管怎样，今天这些都不是事情的关键。我只要求他们释放您。我会提议用10万美元保释，这笔钱足够说动检察官。请您记住，大陪审团已经对您提出了指控，但一直到您被逮捕的那一刻，此事都在秘密进行。现在它不再是秘密，今天美国司法部肯定会向媒体通报。另外，您不是阿尔斯通第一位被起诉的高管。之前您在美国工作的同事大卫·罗斯柴尔德已经被起诉，并且经过了庭审。他同意认罪，随即他争取到不超过5年的监禁量刑。”这下，我的脸彻底吓白了。我突然意识到控罪的严重性，但我还没来得及细想这些，就接到了执达官的传唤。

庭审开始，主持庭审的是加芬克尔法官。她按照计划辩护发言，称希望支付10万美元保释金并佩戴电子手铐，以换取我的有条件释放。接着轮到代表美国政府的检察官——诺维克，这位来自FBI总部的人开始陈述。诺维克简直要杀人，他坚决反对把我释放，并狂怒地陈述了理由。他用肯定的语气说：“皮耶鲁齐先生在阿尔斯通的管理层中身居要职。他涉及的这笔行贿交易问题极其严重。该公司向印度尼西亚的一名议员行贿，以求其提供方便。我方已经立案，指控文件确凿有力。大量的证据和证人证实，皮耶鲁齐先生参与了一起违犯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的犯罪活动。”

整个过程，我只被问了一个问题，而且只回答了两个字。我被送回法院的那个小房间，双手仍被铐在身后，两个小时之后，狱警把我从那个小房间带了出来，并把我用链子拴起来，我戴着脚镣和手铐，上半身被一条大粗链子捆住。这条大链子与手铐和脚镣一起被一个大锁锁住，大锁垂在我的肚子上。5个小时后，我醒了。我们到了罗得岛州的怀亚特看守所。

怀亚特看守所

怀亚特看守所与世隔绝，它被双层围墙围住，四周布满铁丝网，每10米装有一个监控摄像头。进出的都是装甲车辆。怀亚特不是一般的看守所，而是一座戒备森严的羁押中心。看守所平均收容600名囚犯。这就是美国司法部决定关押我的地方：一个超级“安全”的看守所。但我既不是惯犯，也不是危险的犯人，所以美国司法部的这个选择违背了任何一条收监的逻辑。

2013年4月15日，我进了看守所。刚开始对我而言是度日如年。没有音乐，没有电视，没有本子，没有钢笔，没有书，我唯一能看的资料就是莉兹在法院给我的起诉书摘要。读着读着，我的思绪又回到了21世纪初，那时候，这个可恶的印度尼西亚的项目合同还在谈判之中。就是那一纸合同，给我惹来了这场被囚禁于11平方米房间的牢狱之灾。

2000年初，阿尔斯通面临着严重的财务危机，公司濒临破产。1年前，领导层同ABB集团结成联盟，那是一家瑞士与瑞典合资的对手公司。但很快，这场工业界的联合变得后患无穷。阿尔斯通掌握了ABB的燃气汽轮机技术，便以为自己简直是做成了一笔世纪交易，殊不知这笔订单的签署正是公司历史上最为灾难性的一次决策。当时，这个汽轮发电机技术根本没有发展成熟，而且在使用中发生了多起技术性故障。事后阿尔斯通只好向客户赔偿损失，为此付出了超过20亿欧元的赔偿金，公司负债比高得惊人（增加了2 000%）。当时公司宣布其财务赤字创下53亿欧元的纪录，因此失去了银行的信任。也是在这个时期，董事会决定辞退皮埃尔·比尔热，将掌管公司的大权交给了柏珂龙，以期他能力挽狂澜，带领公司走出困境。柏珂龙属于精英阶层，他先在普基集团供职，之后在2001年成为阿尔斯通的董事，2003年成为总经理，最终成为首席执行官。掌权之后的几个月，他为了避免公司被法院宣布破产，甚至亲自站在巴黎的商事法庭上辩护，还亲赴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游说，更要说服法国政府援助阿尔斯通。在这场生死攸关的行动中，柏珂龙得到了一个人的鼎力相助，就是尼古拉·萨科齐，未来的法国总统，当时还是经济财政部长。他知道法国人民有多看重自己的大企业，他可不想像某些人一样袖手旁观，眼看着为数不多的法国跨国公司中的一家被“瓜分”。他成功地使这家公司重新部分国有化——法国政府回购了阿尔斯通略超过20%的资产，从而拯救了阿尔斯通。

在国际组织关于国际反腐败斗争形成协议之前，利用中间人获取国际市场项目曾是一个被容许的惯例。贿赂行为越是在法国本土被禁止，就越是在国外被纵容。法国企业的高管每年都会跑到位于贝尔西的财政部，提交一份公司的“特别费用”清单。直白点说，为了能在国际招标中中标，最常见的方式是经由中间人行贿，按规定这部分费用必须以正规程序列出，以便之后从企业缴税中扣除。这无非就是以一种受政府管控的变通方式，把违法的行为合法化。

2000年9月以后，情况变了。法国与其他采取行动的国家一样，承诺向国际腐败行为发起斗争。因此，阿尔斯通的领导层必须全盘了解ABB与其中间人签署的所有承诺合同，以使公司的行为符合法国最新法律。我很快就拿到了阿尔斯通方面锅炉业务部门的名单和聘用合同。但是，那些前ABB集团（其中就有盖里领导的温莎美国总部）聘用的中间人，情况可就大不相同。虽说两家公司已经合并，但是这些部门并不合作，不愿披露它们的中间人关系网。不仅如此，在每个国家，ABB所属的公司都像地方诸侯，完全独立于公司总部。尽管如此，我还是列出了一个初步名单。我的办公桌上堆满了合同，每份合同条款不同，有些内容甚至非常荒诞可笑。有些中间人经过艰苦的谈判获得了公司的承诺，甚至得到了按月划款条件，而且居然没有合同期限。他们获得了终身行贿的权力！那段时间，为了展现高层加强程序合规性（符合规定和尊重法律道德）的决心，阿尔斯通的领导制定了新的准则。自那以后，公司开始实行严格的中间人审批流程。首先，如果想要保留一位中间人，需要至少13个人签字。其次，每一份聘用合同都必须附有“项目清单”，清单上要强制性地列出中间人的佣金数额，以及付款条件（付款周期和付款进度）。这份清单必须经过3个人审阅和签字：第一位是拟定该项目报价的部门高级副总裁，第二位是负责阿尔斯通国际关系部的高级副总裁，第三位是在项目所在地负责国际关系部的地区高级副总裁。最后，所有超过5000万美元额度的交易都必须直接报告给包括财务经理在内的风险委员会并获得批准，该委员会直接对集团首席执行官负责。对于锅炉业务而言，几乎没有额度低于5000万美元的交易。

真正终止腐败的唯一办法就是彻底停止使用中间人。然而公司最终的选择不是如此，相反，从表面上看，“项目清单”“审核流程”严苛无比，但背地里聘用中间人的行为在柏珂龙的领导下仍然照常进行。唯一的改变，就是贿赂行为更加隐蔽。

在这冠冕堂皇的面具下，阿尔斯通继续付给中间人酬劳，以求对相关的实权人物如工程顾问、专家和评标委员会成员施加影响。如果风险看上去过高，与其求助于中间人，集团更愿意购买当地分包商（如土木工程公司、安装公司等）的服务。这样，来自反腐败机构的限制就会小得多。而且阿尔斯通并不是个例：许多同样使用大型国际事务所作为中间人的跨国公司，都采用类似的障眼法。负责监督遵守规章制度的合规部门，自然对这些行为有所耳闻，企业的最高领导层也是如此。

律师对我说，美国司法部还想继续扣留我，检察官会把要价抬高。她问：“您的银行账户里有多少钱？”我脑海中快速地计算着。“所有钱都加在一起，可能有40万美元左右。”“这些估计不太够。您搞不到更多钱了吗？”“搞不到了。虽然我是高管，但是我不是有钱人。不过，发生这件事可不只是我一个人的事，阿尔斯通呢？我也算是因为它而入狱，我想集团会介入吧？”

我当时想，明天一早，即使需要我抵押房子做保释金，法官也会裁定将我释放。但是因为公司的缘故，我遇到了这么多麻烦，公司应该会通情达理，这是我能期待的最起码的结果吧！但是，对我们全家来说，这将会是一场噩梦。2012年8月，我带着克拉拉和4个孩子到新加坡定居。这次迁居亚洲，对全家人来说都受益。我们夫妻二人克服了很多困难，新加坡的生活象征着新的开始。

阿尔斯通终于给我派来了一位学识渊博、专业而且精干的新律师，一个能够应付挑战的人。斯坦为美国500强中的一些企业做过辩护，还出版过六七本法律专著，这为他赢得了美国“最佳律师”的荣誉。

他说：“您的公司保证支付您的辩护费用。但是如果您被判刑，阿尔斯通则会要求您偿还这笔费用。事实上，您极有可能要偿还这笔费用，前提是您决定应诉但是最后辩护失败，或者您决定终止应诉，同意认罪。”

哦，我听明白了。我愤怒地说：“简直可耻，完全不能接受！我做的一切都是以阿尔斯通的名义进行的，我在工作中一直严格遵守一切内部流程。”“不论您能不能接受，如果需要我们为您辩护，阿尔斯通要求我们必须提前向您说明这些条件！”难以置信，他们居然如此厚颜无耻。

“您清楚您都跟我说了些什么吗？现在公司正在跟美国当局谈判，他们一定会承认罪名并且就罚款讨价还价。那么对我而言，如果我也走他们那条路，按照您的说法，我就会变成孤身一人，阿尔斯通就会把我丢下不管！这无法解释！”“皮耶鲁齐先生，这件事情其实可以这么解释，如果您是在一家美国企业供职，那么您应该早就被开除了！”他居然把我当成罪人一样训斥……不过，斯坦是唯一能把我带出怀亚特看守所的人，所以我放下姿态。

“请您明白，皮耶鲁齐先生。自从您被捕以后，对方的要价一直在上涨。要想把您带出这里，需要支付的数额会非常大。阿尔斯通方面同意支付150万美元，至于您这边，我们认为您提供40万美元保释金就足够了。此外，贵公司还同意租用一套公寓，并且支付两名负责监视您的看守的薪水，防止您逃回法国。”

“看守？24小时不间断地监视我的家人和我？”“没错。这也是强加给IMF前总裁卡恩的释放条件，在对他的犯罪案件进行预审期间，他一直都是以这样的状态待在纽约的。也请您不要抱有幻想，即使法官接受我们的出价，我们也需要一些时间筹足保释金，给您租一套公寓，还要雇用看守，因此，两三周之内您是无法离开这里的。”

“斯坦，”我尽可能心平气和地说，“我被指控的罪名，就是知晓阿尔斯通为了拿下合同而利用中间人的行为。但是，决定雇用中间人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阿尔斯通有着严格的内部流程，按照流程，需要更高层下达指令。我在此事中只扮演了一个次要角色，我既不是客户，也不是那个找到中间人的人，更不是那个批准去招募中间人的人。想要招募中间人，需要13个人签字，还需要3位最终签署人中的两个人签字，再直接呈交给阿尔斯通的首席执行官柏珂龙。”

我发现他一个字也没记。他只是看着我，表情越来越无奈。我甚至感觉到，他简直把我当成了一个蠢货！最后我闭上了嘴，我们互相凝视着彼此，终于……我恍然大悟，律师把我当作蠢货情有可原。我简直傻透了，竟相信阿尔斯通会冒着这样的风险来营救我！我的处境确实非常危险。而且从今以后，我就是孤军奋战。

我用苍白无力的声音再一次问斯坦：“您查看过起诉书了吗？收到检察官的其他文书了吗？那里面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我有罪。”

“我也愿意同意您的这种观点。确实没有任何直接证据，但是检察官会给我们送来150万份文件。他们说，他们手上有两个证人能证实您参与了这场犯罪……”

最后，为了能够获得律师的帮助，我在公司交给律师的那份文件上签了字，我别无选择。

第二次开庭

3年多前，美国司法部就启动了第一轮调查。这时，我也明白了为什么美国司法部要用如此的攻势对待我：他们要我为阿尔斯通两面三刀的行为付出沉重的代价。事实上，美国人刚启动调查就通知了阿尔斯通，并要求阿尔斯通予以配合。美国司法部的常规做法是，向所有即将接受调查的企业提出建议：签署一份《推迟起诉协议》。为此，企业必须同意自证其罪，披露其所有行动，必要时还要揭发自己的雇员。一般情况下，同意这些要求后不会再有管理人员被捕。在阿尔斯通事发之前，另外两家法国企业——道达尔和德希尼布，正是按照这种方式分别于2013年和2010年支付了3.98亿美元和3.38亿美元的罚款。但是阿尔斯通想奉陪到底，这才是出其不意将我逮捕的真正原因！现在，美国司法部想要向阿尔斯通证明，谁才是更强势的那一方，以此逼迫阿尔斯通认罪。

为了取得指控阿尔斯通的证据，美国司法部运用了多种手段，其中之一就是依靠“卧底”，那是一名安插在公司核心部门、与调查人员全方位合作的眼线。多年来，他一直在上衣里藏着一支录音笔，录下和同事之间的大量对话。他就像一只鼹鼠藏在公司内部，为美国FBI所用。这名年近65岁的职员为何会同意充当这样的角色？美国FBI和司法部给他施加了怎样的压力？我没有时间深思，诺维克检察官现在开始讨论我的案情。他的陈述直截了当，在他看来，阿尔斯通是他职业生涯里遇到的一家最庞大的腐败企业，而我正是其中的主谋之一。

“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是阿尔斯通的管理人员，级别很高。这些年来，阿尔斯通领导层一直对其委以重任。今日，阿尔斯通向您提议支付150万美元保释金，以求获释。然而，该公司本身就涉嫌参与此次行贿事件。尽管并未被正式起诉，但该公司仍然是该事件的‘共谋者’之一。因此，本检察官产生如下疑问：一位‘共谋者’是否有资格成为保释条例中的担保者，此案与之前的情形截然相反——案情确凿可靠。最后，请法官大人注意，法国不会引渡其公民。倘若将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释放，我们将永远不可能再找到他！此人心中十分清楚，留在美国，他将面临重刑——终身监禁。”

终身监禁？我现在才45岁，接下来的三四十年，我可能都要被困在这不见天日的地方，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这一切都是为什么？就因为我作为阿尔斯通的一名中层管理人员，10年前曾批准雇用一位不知姓名的中间人，为帮助公司拿下合同而行贿？但是，我既没有欺骗谁，又没有伤害谁，更没有得到任何好处。更何况，这一切都是严格遵守公司内部流程进行的。终身监禁！这绝对是敲诈。检察官想演戏来威胁恐吓我。他双眼直视我，完全不像是虚张声势。如果他说的是真的呢？我呆若木鸡。他毫不掩饰：我就是他手里的“人质”，是他和阿尔斯通下的盘棋中的小卒。难道这就是正义？但是诉讼辩论结束了。

除了阿尔斯通支付的150万美元和被告支付的40万美元之外，法庭希望还能有一位美国公民承诺将其房产作为保释金的一部分。很明显，马格里斯法官并不信任阿尔斯通。

我彻底崩溃了。我难以抑制对这两位律师的愤怒。斯坦这样一位经验丰富的律师，本身又是康涅狄格州前总检察长，怎么会看不出我和公司之间的利益冲突会带来的巨大风险，又怎么会预料不到主审法官的反应？由此得到的信息很明确：我被钳制在阿尔斯通和美国司法部之间，被一名并非由我挑选的律师控制。

我的妹妹朱丽叶特接受过专业的法律教育，她已经把那份针对我的起诉书详细地分析了一遍（在我被捕的第二天，起诉书的几乎全部内容就被上传到了美国司法部的网站上）。

“亲爱的弗雷德，”朱丽叶特在信中写道，“得知你被美国FBI逮捕的消息，我极为震惊，我用谷歌搜索你的名字，发现你已经成为‘美利坚合众国诉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案的起诉对象。我点击了美国司法部的公开文件，令我感到更加震惊的是，全文居然长达70多页！未等判决结果出来，美国司法部居然就将起诉内容公之于众！当我仔细读过起诉书之后，更是感觉匪夷所思。他们监禁你的证据是什么？他们那种司法运作方式让我极为愤怒。更何况，就算起诉书上写的内容全部无误，按照法国或是欧洲的惯例，如果腐败行为已被证实，首先针对的也应该是企业本身，而非企业的雇员。除非腐败行为是雇员擅自所为，或者是为了中饱私囊。但很明显，你的案子不属于这两种情况。你要坚持下去，我会向法国外交部上报此事，争取请他们前去处理你的危机。”

我被捕的地方是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那里发生的领事保护事宜归法国驻纽约领事馆管辖。我被转送到的怀亚特看守所位于罗得岛州，那里发生的领事保护事宜归法国驻波士顿领事馆管辖。而在朱丽叶特提醒他们之前，法国外交部的办事人员居然对我的行踪一无所知，甚至根本不知道我这个人。

监禁125年

从怀亚特看美国司法

在美国电视剧和电影中，美国人为了吹嘘自己的司法体系，往往会拍摄这样的场景：众人瞩目的庭审现场，一位经验丰富的律师作为正义的化身为被告人辩护。我们早已被这种剧情洗脑，误以为即使最弱势者的案件也会有人倾听，会有人为之辩护。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在美国90%的案件中，被告人会选择放弃申辩。原因非常简单：高昂的辩护费必须由被告人全额承担。只有那群真的非常有钱的人，才能负担得起律师事务所的费用。事实上，身处美国的司法体系中，被告人会发现，自己面对的检察官只会朝有罪方向进行调查。而法国的预审法官则不同，他们会同时寻找有罪证据和无罪证据，查阅卷宗、对案件进行复核鉴定、寻找有利于被告的证词。在美国，这些步骤的费用必须由被告人支付。在财务案件中，要查阅的卷宗往往多达几万份甚至十几万份，因此很少有被告人有能力（在持续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里）向专业辩护律师支付高达几十万美元的辩护费，也很少有人会去求助私家侦探开展复核鉴定。而检察官则拥有各种调查手段和人数众多的资深律师，原因在于美国司法机关非常有钱，这和法国完全不同。因此，在调查手段上，被告和原告根本就不对等。另外，如果被告人被羁押入狱，他与律师之间的沟通渠道非常有限，实际上不可能有人听到他的声音。我必须让自己穿上“铠甲”，才能不被美国司法部这台凶险的机器碾碎。

一张精心布置的罗网正在收口。而布局的人无论怎样都会成为赢家。简而言之，如果想被释放，我就得认罪。否则，我就要做好准备，在审判前长时间被羁押在看守所。

决定命运的一天来了。我又一次如同服苦役一样，手脚戴着锁链，被塞进一辆押送车，送往纽黑文法院，检察官正在那里等着给我提出“辩诉交易”。我进入法院，看到了斯坦和莉兹，他们身边站着曾两次严厉拒绝我的保释请求的康涅狄格州检察官诺维克。还有我祈祷永远不要和他打交道的检察官——丹尼尔·卡恩。他是美国司法部反腐办公室的联邦检察官，此次专程从华盛顿赶来。这位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专攻美国反海外贪腐犯罪的检察官年轻有为、以打击白领犯罪而著称。

在纽黑文法院大厅里，卡恩在投影屏上展示了当前法院掌握的证据。主要有4件——我都是第一次看到的——2005-2009年我们的中间人谢拉菲的一个银行账户的转账记录。里面有一笔是向那位印度尼西亚议员亲信的账户转入28万美元。在他看来，这就是贪腐的铁证，只要我坚持打官司，谢拉菲就会出庭作证。鉴于谢拉菲和那位议员多年来的商务往来（谢拉菲说，他们甚至合伙在印度尼西亚投资了几家企业），这些转账记录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奇怪之处。怎么能说它们与塔拉罕项目的合同一定有关联呢？就算它们和此事真的有关联，我也没有从谢拉菲或者别人那里听说过，更不知道这笔转账的具体金额。但是，我宁愿保持沉默，一言不发。卡恩说的每句话都让我感觉到，我像是一只被胶水粘住的可怜苍蝇，无论怎么挣扎，都会不可避免地越粘越紧。在卡恩和诺维克的报告中，我被定义为“链条中的一环”。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要顺藤摸瓜，按照涉罪的不同级别，一直追踪到阿尔斯通首席执行官柏珂龙。“他们刚刚起诉了第三名阿尔斯通高管——彭波尼（退休多年后他的职位由罗斯柴尔德继任），他们在打时间牌。”“他们肯定会向他抛出一个协议。如果彭波尼在您之前认罪，并且向检察官提供一些新的信息，那您对他们就没有利用价值了，您也就不能以这种方式和他们达成认罪协议。您最终会成为他们的弃子，他们会把您‘遗忘’。您就只能在看守所里待到被审判。”律师对我说。

“可是，我做出决定的依据是什么？他们真卑鄙。如果我认罪，阿尔斯通就不再为我支付律师费，将完全抛弃我；如果我不认罪，我可能就要被判蹲125年监狱。”“我们无能为力，弗雷德里克。对有可能被判蹲125年监禁的您来说，不着眼于现在的情况是不切实际的。”

经过3个小时的车程，我被送回了怀亚特看守所，遭到如此的打击，我几乎失去了思考的能力。如果我认罪，那么阿尔斯通高层会做何反应？如果企业切断了我的经济来源，我的妻儿要如何生活？他们肯定无法留在新加坡，必须回到法国。至于我，我是自由了，但要以交保释金的方式独自留在美国，无法工作，继续等待判决。

对公司来说，我已经是一枚弃子、一匹害群之马。公司法律部的人甚至不屑跟我通个气，就自行得出了结论。自从我被逮捕后，整个企业就笼罩在恐慌之中。同事们都在绞尽脑汁回忆以前各种会议时的情景。每个人都在想，某天的某个会议，是不是有只“鼹鼠”在场，他是不是带了录音话筒，特别是，自己是否说了什么此后可能会被追责的话。所有人都在担心美国FBI探员突然出现在自己的办公室。很多人都觉得自此以后总裁柏珂龙的地位岌岌可危，他本人随时有可能被起诉。对我来说，遗憾的是木已成舟。我得挺住。我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开始锻炼。

从5月中旬至6月初，卡恩和诺维克3次传我去纽黑文法院“过堂”。他们进行了一场“环球巡游”。在漫长的数小时之中，他们始终挥舞着2002-2011年阿尔斯通内部的往来邮件提问，内容都是关于公司在印度、沙特阿拉伯和波兰等地签订的或仅是期望签订的合同。每一次被传唤问话，检察官都会用各种各样的问题对我进行一番轰炸。

（编辑  季节）

中美贸易战的爆发再一次将目光聚焦到我国的科技创新领域。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科技实力伴随经济增长同步壮大，涌现出一批优秀的科技型企业。然而近几年，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资源成本、环境成本不断攀升，经济转型迫在眉睫。而美国调整对华战略，从“接触”改成“遏制”，在很多领域，尤其是科技领域中禁止中国企业在美国并购投资。面对这种国内外形势，我国企业如何突破？企业科技创新目前存在哪些软肋？本文在论述科技在国家发展中的地位的基础上，分析了当前引导我国企业进行科技创新的必要性。

科技在国家发展中的地位

科技不仅是创造财富的源泉也是分配财富的手段

当今世界，随着社会资源、劳动力等成本的不断提高，企业依靠降低成本从而获得更高利润、创造更多财富的做法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制约。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已经成为企业增加产品附加值、提高企业竞争力以及占领市场不可忽视的决定性因素。企业依靠科技手段提升创造财富的能力，苹果公司正是由于科技创新成功抢占先机，推出了全球首款智能手机，并树立起智能手机的标杆，为苹果公司带来了巨额利润，加速了企业财富的积累。同时，持续的科技创新保证了苹果手机始终引领智能手机市场，攫取科技红利。

不仅如此，科技也是分配财富的重要手段，这在我国汽车行业表现得尤为明显。长期以来，我国相当多的车企始终处于产业链低端，将高额利润拱手“送”与跨国车企，根本原因在于我国车企科技创新能力不强，汽车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例如，在我国的合资车企中，每销售一辆汽车需要向外商支付大约为价格10%的技术转让费，而汽车的发动机、变速箱等核心部件和技术也全部被大型跨国车企垄断，购买核心配件的支出是外资车企获取收入的重要来源。跨国车企在获得合资企业税后利润分配权的同时，还依靠技术垄断优势赚取专利费，而我国车企仅仅充当的是汽车制造、组装和加工的角色，获得的利润微乎其微。

科技实力是一国获得国际话语权，维护国际利益的有力保障

科技不仅仅在经济领域发挥作用，在国际政治、军事、外交等领域，也都扮演着重要角色。20世纪的美国，在原子弹、计算机、航天航空、生命科学等领域的科技突破，为美国成为超级大国奠定了基础。二战以后，美国引领着世界上主要科技领域的发展方向，进而将这种科技优势所形成的国家硬实力，转变成为拥有高度国际话语权的软实力。正是凭借强大的科技实力，美国在国际交往中才能掌握主动权。中兴事件就是美国通过所掌握的高科技技术迫使中国企业接受美国的监管。这一事例告诫我们，国与国之间的谈判和竞争是以科技水平为“硬”基础的，没有掌握核心技术，我们的竞争实力就会减弱，国际谈判的砝码就会降低，争取并维护更多国际利益的能力也会大打折扣。

引导我国企业进行科技创新的必要性

正是由于科技在国家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我国必须重新定位科技创新，尤其是企业的科技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不仅如此，我国当前面对的国内外形势也迫使企业要加强科技创新，抢占科技竞争和未来发展的制高点。

我国企业科技创新始终面临发达国家的封锁和遏制

1.政治层面。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和我国科技实力的快速提高，我国长期遭遇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科技领域的封杀。正如法国《世界报》所说，“中国军备面临的技术封锁的严厉程度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与地区能够比拟”，“在400多种与军备直接相关的技术中，美欧等实施严格技术封锁的就有350多种，中国没有遭遇严厉封杀的技术不到50种。美国对中国禁止出口的商品目录居然达7000页，中国急需的很多高新科技产品都被美国纳入了禁止出口的范围。

除了技术封锁，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以我国政府和企业涉及窃取与滥用知识产权为由，加大对我国企业的“337调查[①]”（如图1）。近些年，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发起的337调查案件数量中，三分之一以上的案件是针对我国企业的。而在这些被调查的中国企业中，主要以高科技企业为主（如图2）。从图2中可以看出，在2015年-2017年上半年统计的我国被调查企业主要集中在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领域，占我国被调查企业的37%。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国这种行为是为了持续保持其技术优势，尤其是高科技含量的技术优势，限制我国产品对美国的出口。

2.企业层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欧美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已经完成了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积累了丰富的科技创新经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些企业在推动科技创新过程中，又形成了相应的分工。美国作为科技创新的领跑者，主要在研发端发力，而日本、韩国以及欧美等国家的企业则集中发展高端制造业，由此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科技垄断企业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企业一方面不断加大研发力度，保持技术优势；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计占据我国市场，向我国企业转让中低端技术，获取技术红利，并始终把我国相关的技术控制在“微笑曲线”的低端。这对于跨国公司的好处不仅是可以源源不断地从我国获取超额垄断利润，而且可以扼杀我国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阻碍我国向高端技术的发展。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激烈的国家科技实力的竞争中，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缺乏科技创新能力，特别是缺乏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就只能被迫在微笑曲线低端参与国际分工，在跨国垄断公司的多重挤压下求生存和发展。

我国企业面临着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的压力

1.国民经济发展战略调整需要尽快实现企业由依靠低成本和高杠杆发展向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转变。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依靠廉价的社会资源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企业利用低成本优势——低劳动力成本、低环境成本、低自然资源成本——引进国外中、低端技术，实现了企业的规模扩张和经济利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为保持国民经济发展，政府实施的四万亿投资计划，引导企业提高杠杆率，扩大投资、增加产能，但没有着力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这种“三低一高”的经济发展战略促进了我国经济规模水平的提高，企业通过规模扩张实现资本积累和财富增长，但总体上企业没有动力进行大规模科技创新投入，也难以形成科技创新主体。

随着我国劳动力价格上涨、环境成本接近居民承受极限、自然资源消耗过度，低成本的优势逐渐丧失。高杠杆带来的产能过剩问题已到了不得不解决的地步。基于这种经济背景，我国政府及时调整经济发展战略，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其核心思想就是要提高经济发展的科技含量，引导企业重视科技研发，使创新成为企业发展的新引擎。一方面战略调整所提供的制度环境使企业有动力进行科技创新；另一方面企业只有走科技创新的发展道路，才能在国家新战略中，及在激烈的市场环境中继续生存和发展，否则将被市场淘汰。可以说，转变企业发展方式，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成为企业保持竞争力的必然选择。

2.外部环境恶化迫使我国企业重视科技研发，打破核心技术受制约的窘境。

近期，中美贸易战成为我国面临严峻外部环境的一个关键因素。美国对我国企业的制裁措施不断加码，除了加征关税、对我国高科技企业实施调查以外，还在刚刚达成的新墨加USMCA协议中规定：“任何缔约方与非市场经济国签订自贸协定，应允许其他缔约方在6个月通知后终止本协定并以（新）双边协定取代本协定”，而中国被定义为“非市场国家”。此外，中兴事件让我们更加看清了目前在核心技术方面我国企业与美国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例如工信部对全国30多家大型企业130多种关键基础材料调研结果显示，32%的关键材料在我国仍为空白，52%依靠进口，绝大多数计算机和服务器通用处理器95%的高端专用芯片、70%以上智能终端处理器以及绝大多数存储芯片依赖进口。①

因此，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恶劣的外部环境倒逼我国企业不得不更加重视科技创新，加大研发投入，降低核心技术受制约而面临的市场风险。只有打破核心技术受制约的窘境，我国企业才有可能摆脱技术集成身份的尴尬境地，避免在贸易战中陷入不利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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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开发性金融是支持发展的金融，其产生于凯恩斯主义之后、新自由主义之外，是新时期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实践的产物，在经济思想史中具有应有的地位。它既继承了西方思想中的有益成分，又在中国的发展实践认知中形成了独特的自我属性，使其区别于政策性、商业性金融。在我国新时期发展背景下，开发性金融机构既要看到传统开发性金融业务的潜力，也要看到在未来发展中与发达国家间的基础性短板，同时要担负起国家履行国际职责的使命，在广阔的市场蓝海中求得生存发展。

关键词：实践认知 思想地位 属性特征历史使命 生存发展

源于实践认知的开发性金融

开发性金融是支持发展的金融，其首先是一种实践，在实践基础上加以总结就形成了发展金融学。纵观历史长河，开发性金融思想的出现只是一个短暂的瞬间，但从人类社会实践和认识论的角度看，开发性金融思想应当占据其应有的历史地位，也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凯恩斯、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运行的结果

在苏联建国之后，经过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苏联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世界第二的工业强国。在这一过程中，苏联政府的计划组织、财政调配发挥了关键作用，解决了经济发展从0到1的问题。看到苏联成功的经验，美国在上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大萧条时期实行了罗斯福新政，这是对资本主义经济需求不足的一种修正和调整，这可以看成是美国版的计划经济。同时，苏联的第一、二个五年计划也可被看成是苏联版的罗斯福新政。罗斯福新政的核心是以财政手段来扩大需求，这个政策一直延续到二战时期各国实行战时经济的阶段，而美国由于向全世界特别是盟国供应军火和物资，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和全球经济霸主。此外，凯恩斯主义在战后经济恢复中也发挥了巨大作用，仅二十年左右的时间，便使全球经济恢复和超过战前水平，达到辉煌的顶峰。

但到了上世纪70～80年代，发达国家实现了温饱和小康，进入到了后产业化和消费阶段，出现产能过剩，原来的经济扩张遇到了问题，经济从建设时期迅速走向产业升级阶段。各国在经济发展中形成各自分工，进而导致全球经济趋于一体化，发达国家占据了高端制造业，在金融、科技、教育、医疗等领域处于主导地位，发展中国家则处于中低端产业。

这时候，凯恩斯主义以财政政策统管一切的做法开始走向衰落，以里根和撒切尔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开始出现，其主要措施便是去产能和私有化。同时货币主义出现，因为金本位制度消失，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开始形成，贸易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发挥出巨大的作用，货币金融政策显现出巨大的生命力。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一国所取得的财富，不再是本国劳动所对价的数值，而是与它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相联系，因而有的国家拥有了比自己国家生产总值更高的财富。财富的积累已不是主要体现在财政税收上，各国财政税收逐渐碎片化，并与全球贸易脱钩。此时，财政政策日益显示出其局限性——财政政策完全局限于财政的能力，局限于税收收入和发行国债，是有限和低效的，把财政政策作为宏观政策的主要工具是近视、短视的。同样，货币主义出现失灵，因为货币不仅是市场流通的一般性中介，也成为财富的标志和载体，将来宏观政策工具应该是金融和财政，而不仅是货币和财政。

二战后，美国财富大部分不是取自于国内，而是从全球贸易中获得的，因为美元发行首先变成美国的财富，同样也是世界的财富。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看到，货币的财富属性大于中介属性。美联储和伯南克实施的量化宽松措施，将凯恩斯主义的财政干预方法向货币金融领域延伸。用货币扩张代替财政政策的扩张，干预美国金融市场，同时挽救了美国以及全世界金融市场，使美国经济股权和债权之间恢复平衡。

可见，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以及货币主义是资本主义运行的产物，是对那个历史时期经济政策实践的总结和概括。它们在历史上有成功的一面，也有历史的局限性。

开发性金融是凯恩斯之后、新自由主义之外的产物

开发性金融机构是1944年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后确立的一类机构，属于凯恩斯主义思想体系的产物，是财政政策的衍生物。新自由主义则对任何政府作用都持反对态度，没有关注和促进开发性金融的发展，反而强调金融放任自我发展，导致金融自由野蛮扩张。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就是把逐利当作金融唯一目标，金融不再服务于实体经济、以泡沫方式来获取盈利而导致的。新自由主义在政治上、意识形态上都是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

开发性金融是凯恩斯主义之后、新自由主义之外，新时期有中国特色的产物。开发性金融萌生于凯恩斯主义，但脱去了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外壳，在中国社会主义体制下发育成长。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经济在快速发展中发育、形成了开发性金融的实践和理论，这不是偶然现象，而是一个历史必然。正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通过实施第一、二个五年计划实现工业化，而西方和美国为应对经济萧条实施罗斯福新政，从而产生了凯恩斯主义。当然，两者的性质和内容都有很大不同，这只不过是一个此起彼伏的过程。

中国的开发性金融起源于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发展于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实践。因此，中国的开发性金融是巨大的社会需求、政府的组织协调能力、国家信用的市场化运用，以及巨额的居民和企业储蓄存款、巨额的外贸顺差和外汇储备等一系列有利因素结合在一起的结果，这些因素成为开发性金融的推动力量，促进了其成长发展。

在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条件下，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都没有开发性金融的发展空间。虽然现在西方经济学主流没有真正承认和认识开发性金融的一系列重要本质性特征，但也开始正视它的存在并进行研究。由于偏见，他们不可能把中国的特点，特别是政府组织的协调优势看清楚。所以，他们被限制在各种较小国家的、没有明显成效的开发性金融机构案例中，难以总结出开发性金融的核心内容，也无法看到事物发展的全局和更全面的内容。在这个问题上，我国既要有足够的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实践自信，也要听取国外的一些研究意见，力争使开发性金融的研究更加全面和完整，更具说服力。

以发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决定了开发性金融的地位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国家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泡沫，并在巴塞尔委员会和原美联储主席沃尔克的推动下，对银行业和证券业实行最严格的监管。该出发点立足于西方经济已经进入后产业化和消费阶段，除了高科技、教育和消费之外，没有其它有效的经济增长动力，他们的核心目标是在低增长和零增长环境中防止财富泡沫化、流失和缩水。在新兴经济体蒸蒸日上的情况下，西方国家的经济走向了低增长和衰落，其金融体系的目标变成财富保值、防止缩水，失去了自己的发展方向，这是没有前途的。

只有发展才能增加财富、扩大市场、扩大需求。西方国家很难跳出原有的圈子，缺少经济增长的动力。因此，以防止财富泡沫化、财富流失和缩水为目标的西方金融监管体系不完全适用于中国这样的增长性国家，存量财富保值只是金融管理和金融发展的部分原则，而不是支持长期经济发展的有效对策。

开发性金融以发展的方式解决发展中的问题，防范发展中的风险，而不是把增长空间压缩和管死，这才是促进经济发展之道，也是“发展是硬道理”在金融业的直接体现和表现形式。从这点来说，巴塞尔协议III不完全适合于中国的情况，它没有回答应该由谁去促进中国经济增长这个问题，监管部门也没有指出开发性金融应该怎么做，而这都要依靠开发性金融机构主动作为，寻找支持发展的有效方式。

因此，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要从巴塞尔协议III中跳出来，走一条适合发展中国家特点的、中国式的发展道路，达到促进发展和保值增值两方面要求。这才是金融体系正确的发展之道，也是经济发展全局的需要。

开发性金融具有独特的属性

我国的金融发展与西方国家的金融发展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也有一些根本性的不同。以发展为导向意味其既继承了西方思想中的有益成分，又在中国的发展实践认知中提炼升华，形成了独特的自我属性。

开发性金融是国家的金融

开发性金融是国家的金融，与国家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发展战略、目标方向和全局利益永远紧密相连。它能够不断调整自身的支持重点，是一个活跃的、有生命力的、有自主意识和生存能力的市场主体，而不是一个被动的工具。开发性金融之上就是国家，它不由任何一个经济管理部门所指挥。唯有如此，开发性金融才具有市场自主权，才能主动调整工作重点和中心，服务和支持国家发展战略。开发性金融始终致力于成为国家战略的主要载体、主要践行者和实施者，这是衡量其性质和检验其成败的基本因素和关键因素，也是其最重要的基本特征。

以红军长征的历史进行类比，开发性金融就是国家指导下的“红一方面军”，像红一方面军在长征中那样主动作战、主动作为，开发性金融才能奠定自己作为国家战略的主要载体、主要践行者、主要实施者的地位。

长征过程中，四渡赤水是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进行的一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役。其中有一次红军打了败仗，即土城战斗。土城战斗刚开始时敌情不明，敌人的兵力超过我军数倍，战斗打响之后，形势极为不利。后来摸清敌情之后，中革军委下令整个部队以个人为单位，迅速撤出战斗，要求第二天在指定时间、指定地点重新集合。土城战斗我军伤亡很大，对部队士气有极大影响，而中革军委的命令一直下达到所有战士，大家都遵照命令自行撤出战斗，寻找有效的避敌方式。第二天在指定时间、指定地点，三万红军不缺一人一枪，全部集中归建，部队又重新雄赳赳气昂昂地走上长征的道路，走向下一场战斗。当时周恩来同志担任中革军委副主席，他感慨道：“只有中国工农红军才能做到这一点”。这充分体现了红军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以及高度的革命责任感、使命感，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因此，开发性金融和开发性金融机构，要像当年的红军一样主动作战、主动作为，不断强化、巩固自己的地位。

开发性金融与政府密切合作

开发性金融与政府部门是密切合作、形成合力的关系。不管是国内各级政府还是国外合作国政府，只要其目标是增强国力、改善民生，开发性金融机构都可以与其密切合作、形成合力。应该明确，开发性金融与政府部门之间不是官僚对官僚、权力对权力的关系。

过去，金融界中存在着一些短视观点，认为金融部门也是一个重要的国家部门，其与地方政府的合作体现于地方政府是不是讲信用、是不是听银行意见、谁说了算的问题，这就是从部门对部门、权力对权力的角度来看待双方的关系。当时很多金融机构将一些地区评为高风险地区，不提供融资支持，不主动扭转局面、开展工作。现在金融机构正在转变这种做法。开发性金融要努力推动政府功能为金融化服务，推动全社会融合成一个统一、协调的力量，使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从金融发展中受益，同时也支持金融发展和防范风险。

从金融角度看，不管是人求我、还是我求人，只有密切合作、深度信任、形成合力，才能真正发挥出金融的力量。开发性金融与地方政府合作，就是希望地方政府能够成为服务金融、支持金融的力量，并通过服务金融、支持金融最终助力地方经济发展，支持交通、电力、基础设施等全国性行业和项目以及高新科技产业发展。只有这样，双方才能打破官本位和官僚主义的鸿沟，开发性金融才能与政府部门成为长期合作的伙伴。

现代开发性金融机构有别于历史上开发性金融机构

历史的开发性金融机构是以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为主要特征的政策工具，是将能否盈利作为划分政策性、商业性机构的出发点。凯恩斯主义提出的开发性金融机构，以保本微利为特征，是财政补贴的产物，以财政补贴方式来利用金融，战后60多年实践证明，以财政补贴为基础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基本上都失败了，这条路走不通。

现在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已经大不同于凯恩斯主义下的开发性金融机构，不能再以财务是否盈利作为开发性金融区别其他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标准，保本微利是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标准。保本微利是指财务生存能力，带有划分政策性和商业性机构之间的界限的含义。以保本微利来指导和经营发展现在的开发性金融机构最终也会失败。中国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应将实现国家战略为目标作为基本特征。同时，开发性金融机构必须有财务持续和自主发展能力。能不能盈利是个生存问题，有什么发展，做什么目标，则是个发展问题。以货币金融政策体系及市场建设为特征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包括中国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取得了成功。

开发性金融机构的运营核心是发现国家战略，制定实现方案，是一个客观的、社会化的认识过程，不是一个人和少数人的努力能够完成的，而是要靠集体的努力。这既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又是一个自下而上的反复过程。以自上而下为主，自下而上为辅，是一个对客观世界反复认识的过程，也是一个复杂艰巨的过程。认识的空间基于国家战略、国内外大形势、货币金融和宏观经济，发现开发性金融能够为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做什么。它和实体经济之间是一个互动的、能动的市场化、法律化的过程。

不同于财政政策的行政性决策，开发性金融业务更多是主动为实体经济建设市场的过程。开发性的贷款有完整的贷后管理，拥有信贷资产管理过程；财政化的行政决策对市场的建设、市场的信用、市场制度的发展则往往具有负面的作用。当财政越界以后，市场得不到发展，金融得不到发展，而且还会倒退，所以应该主动划清历史上的开发性金融机构与现在的开发性金融机构间的界限。

开发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有本质区别

商业性金融机构存在于既有的市场体系中，是以盈利为主要目标的金融机构，没有特定的、具体的国家战略和目标，只有一般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社会责任，大多是在红海当中的锦上添花，是一个运行的产物。相反，开发性金融机构以国家发展战略和目标为使命，它的生存、运行更多是为了发展，是在蓝海里补短板，雪中送炭，支持国家的一些重点和热点项目，是发展的产物。尽管商业性机构存在发展的成分，但是它的发展目标比较抽象，而开发性金融机构在不同的时期必须肩负相应的国家使命，不会在红海当中去竞争，强烈的目标导向是它的重要特点。

开发性机构是一个长焦距，望远镜头，商业性机构是一个标准镜头，主要是聚焦短期性领域，这是两种功能运营模式差异的重要原因。商业性机构的运营基本是自下而上，下面发现、提出项目，最后上层拍板决定。而开发性机构是专门找短板，聚焦解决这些短板。商业性机构有自己明确的存量市场，基本上是自下而上的运营。目前国内现有的监管体制和模式主要适用于商业性机构，不是很适用于开发性机构，以致开发性机构难以运行。

开发性金融兼具国际主义情怀

开发性金融产生于中国，是中国特色的产物，其他国家既没有提出、也没有这么大规模地开展开发性金融。但是，开发性金融的内容是统一和一贯的，体现的国家意志也是一贯和一致的，即开发性金融是富民强国的一个重要工具和武器，它的原理可以运用于支持第三世界发展。世界银行、其它多边性金融机构也可以运用开发性金融服务第三世界发展，使其成为全球性的金融发展方式和模式。

现在发达国家产能逐渐萎缩，财富出现泡沫，没有发展前途，只有和开发性金融结合、走向发展中国家的蓝海，才能真正释放发展潜能。如果龟缩于发达国家或发达市场内，它在全球70亿人（未来将达到100亿人）的市场中仅有十几亿人的市场，这样做的后果必然是衰落。只有走向全球化，而不是反全球化，发达国家的经济才能真正找到自己的正路。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都会使经济受损、衰落，最终会使全球经济遭受损失。

开发性金融面临的问题及挑战

     开发性金融独特的属性决定了开发性金融机构始终面对着有别于政策性、商业性金融的生存发展问题，要求开发性金融机构不断完善主动开拓市场“蓝海”的能力，在市场“增量”中谋求生存发展。

开发性金融生存发展的问题

生存发展问题是一个永恒的问题，任何一个机构都面临生存发展问题。开发性金融生存发展问题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商业金融和开发性金融的关系问题。

开发性金融与商业金融面对的是同一个市场，存在一定相似与竞争。两者都是货币和金融市场的工具和衍生物，拥有独立自主的财务，健全的发展能力，依靠市场而生存，不靠财政补贴，也不靠财政政策。但在业务和领域上很难依据一些本质性区别划分出开发性或商业性。市场中总有蓝海、红海界限不清的地方，因此开发性金融无法垄断一些特定的领域，两者是可以有竞争的。现实中，商业金融、商业银行都在学习和运用开发性金融的一些方法，主动开拓蓝海，拓展业务领域，进而把蓝海变成红海。

两者还是有明显区别的：商业金融的生存在于以存款为基础的存量稳定，这部分业务占其70%-80%的工作量，而开发性金融的生命力在于增量发展，其存量是流动的。存量是靠持续的增量形成的资产，存量本身高度流动、逐年缩水，随着项目还本付息和最终全部归还贷款而逐渐消失。严格来说，商业金融、商业银行的存款也是流动的，但它相对稳定，我国储蓄率一直高达45%-50%，商业金融的存款规模在这个范围内小幅波动，并没有根本性变化。对商业银行而言，存量稳定是生命线，特别是储蓄，这与开发性金融机构存在本质的不同。

如果比存量，开发性金融不占优势，而比增量，开发性金融则能显示出和其他任何金融不同的本质特征。在这一点上，开发性金融与投资银行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以流量为中心，以流动性大的资产为中心。因此，开发性金融的生命力在于增量，必须要有巨大的、超过存量的新项目储备库，保持其生存发展的合理空间，才能具有稳定的生命力。因此，开发性金融的生存发展是个永远存在、永远要解决的问题，只有不断地主动向前发展，拉开前瞻性的差距，拉开优质项目库的差距，才能保持其生存能力和发展空间。在这之中，商业性和开发性机构之间即便有竞争，也应该是良性可控的，可以调整的。在国家战略中，商业性机构虽没有清晰具体的目标，但也可以渐进式的从事蓝海和红海之间的业务。对于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的道路上尚存在很多空白和短板，要大家共同来填补，随着蓝海变成红海，发展则进一步变成了一个运行的问题。

开发性金融自身发展方向的问题

开发性金融要努力学习、掌握和运用最先进的金融工具，以达到国家和自身所要求达到的各项目的，从而更好地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因此，投资、债券、租赁等都要成为开发性金融有力的业务支撑。

我国金融体系建设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学会了发展银行，没有学会发展投资。目前我国投资领域的发展仍处于乱象和野蛮生长的初级阶段，影子银行、通道融资都是这些乱象的标志。要实现均衡有效的经济发展并降低风险、降低杠杆率，就要提高股权融资比例。开发性金融要充分运用投资手段，扩展自身相应功能，只有这样，才能把开发性金融的战略优势向金融领域的其他方面扩展。

同时，开发性金融机构要扩展自己的战略合作伙伴，形成对其他金融机构的带动效应。开发性金融的朋友圈，既要包括大型银行、股份制银行、地方性银行，也要包括投资、基金等各类金融机构。现在基金投资往往过于注重自身回报，过于注重管理费用、分红等，这些都与中国国情不相符合。要想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就必须充分联合和运用金融领域的各方面力量，有效拓展服务手段，这也可以为开发性金融的自身发展打下牢固基础。

开发性金融新时期、新时代的发展

开发性金融是“显微镜”和“望远镜”，在新时期、新时代既要向后看到传统开发性金融业务的潜力与市场，又要向前看到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基础性短板，同时担负起国家履行国际职责的重要使命，运用“规划先行”开拓出开发性金融的生存发展之道。

向后看到传统开发性金融业务的潜力与市场

中国幅员辽阔，很多地区仍然处在建设期和工业化前期阶段，只有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开始进入初期消费阶段。中国存量生产能力自我维持和自我升级的力量有一部分来自于消费拉动作用，但对于那些贫困地区或者仍然处在建设期和工业化前期阶段的地区，消费拉动的作用是有限的，由此，依靠消费拉动整个经济发展的力量很单薄。

实际上，在东部地区仍然有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比如，在国家高铁路网建设方面，许多东部地区高铁路网不断加密，体现出了基础设施存在不断深化完善的需求。对于一些基础设施项目，不能只看当下，还要看到增长的潜力，即增量的人流物流。当前有些地方贫困落后、人口稀少、产业单薄，但是一旦交通基础设施建好，就会带来投资需求和新的发展机会。增量的人流、物流、资本流、现金流会在基础设施建成后释放出来，而这些潜力和机会只靠计算原有人口数量和客流人流往往是困难的。所以，不能用停滞、静止的眼光看待问题，把发展局限在原有条件下的一些有限项目，而要用发展的方式解决发展中的问题。

开发性金融曾有“政府热点、雪中送炭、规划先行、信用建设、融资推动”的“20字方针”，这一基本原理仍然适用于我国国情，只是当前形势发生了变化，比如“政府热点”已逐步发展成为“民生热点”、“脱贫热点”。“政府热点”是一个形象的、基于当时情况提出的概念，它会随着客观形势和不同地区情况的变化而逐步丰富和完善。所以，“20字方针”的基本内容仍然是有效的，特别是“雪中送炭”，充分体现了前瞻性和预见性。

开发性金融要看到未来发展的潜力，不能仅仅局限于当前已有的市场，要看到我们国家虽然接近14亿人口，但是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在世界上还是排在比较靠后的位置，发展潜力非常大。因此，传统开发性业务还有很大发展潜力。

向前聚焦与发达国家间的基础性短板

在复杂的国际博弈环境下，我国和发达国家目前的差距和短板主要体现在科技、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基础性领域。追赶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要主动发展这些基础性领域，为快速弥补短板而努力。

人们往往把科技和教育划归第三产业，以用市场化的方式推动科技、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领域的发展，但是这种完全的市场化已经表现出了明显缺点。科技和教育是产业发展、经济发展、国力增长的重要推动因素，不能简单视作第三产业，那是缺少前瞻性的看法。科技和教育是国家发展最有潜力的领域，或者可称为还没有显现出价值的优质资产。医疗、住房、养老等领域属于社会保障体系，是社会基础设施和社会基本支撑，是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基础产业。

从发展前瞻性来看，我们既要投资当前有价值的资产，又要投资未来有巨大增值空间的资产。这些有潜力的领域，可能现在还是虚拟的，但会在将来变成优质的实体资产。开发性金融要把业务领域延伸到科技、教育等优质资产，延伸到社会基础设施，这是更加广阔的市场。开发性金融机构应该对这些广阔的市场加强调研、请教专家。必须看到在实现全面小康以后，我国将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进军，若没有科技、教育等潜在的优质资产和医疗、住房、养老等雄厚的社会基础设施作为支撑，就不能建成一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对于开发性金融，只有看清了国家发展空间，才会有自身发展空间，才能不断在发展中解决生存问题。当前，这些领域的发展目标还有很多不够清晰、不够明确的地方，缺少明晰的路线图。需要结合我国的自身特点，对比发达国家的长处、短处，认真研究补短板的方法。这是一项十分紧迫的工作，关系到我们自身生存和发展问题，最好的老师就是竞争对手，特别是在对手领先于自己的时候，应该认真地、批判性地吸取其长处，避免其短处，逐步明晰我国自身发展的目标和路线图。

担负国家履行国际职责的重要使命

开发性金融服务国家经济的同时也体现着国家承担的国际职责以及外交利益，是国家实施对外政策、履行国际职责的“野战军”和“生力军”。不论处于何时何地，开发性金融都应当跟踪、掌握全球形势和实时动态，深入研究不同形势下国家外交政策，发现可能的发展空间与发展机遇，做好正、反两方面预案。有充分的准备就不怕形势变化。新的资产就来源于做好这些前期工作，做好规划项目库，做好全球战略的不断推演。军事上讲“兵棋推演”，从事开发性金融也要做好各种推演，并且把社会上一些专业部门、专业人才吸收进来，共同做好这项工作。

现在国家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开发性金融的逻辑与“一带一路”倡议的特点高度匹配。在新时期响应中央号召，支持“走出去”战略的拓展和延续，致力于沿线各国的国力增强、民生改善。开发性金融经过认真总结、提高以及法制化，根据不同国家的不同条件，可在发展中国家加以运用，开拓世界市场，扩大全球的总需求，进而把发达国家的产能、财能释放出来，开展更广泛的、更全球化的同业合作、国际合作，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将“规划先行”作为开发性金融的生存之道

开发性金融是 “显微镜”和“望远镜”，通过它就可以看到高价值的潜在优质资产。国家的目标是逐步明确的，它可能起步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而开发性金融作为一个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应提前掌握、运用好“规划先行”，把有巨大升值潜力的优质资产进行挖掘、规划，变成现实的优质资产，变成国家发展的优质资产。

要想图生存、谋发展，就要把压力变成动力，进而变成努力。不仅要努力去开拓，努力主动去做别人没有做过的工作。从近期看，前期工作不产生现金流，但从远期会带来高质量、高水平的项目库和预案，有助于调整、组合应对任何形势变化的最有效方案，从而抓住和扩大发展机遇。

在现实发展中，总有国内外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可以参考，开发性金融的前进道路也都是在不断总结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中走出来的。开发性金融的发展，要结合实际、实事求是，找到有效方法并积极推进实践，在反复试错中不断总结完善，依靠群众的力量、专家的力量、政府部门的力量，服务中央政策和国家战略方针，开辟出开发性金融新的广阔发展空间。

结  论

开发性金融是支持发展的金融，其首先是一种实践，在实践基础上加以总结就形成了发展金融学。我国的金融发展与西方国家的金融发展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也有一些根本性的不同。西方国家的金融发展以存量资产保值为主要目的，目标是保持财富价值不缩水、不流失，而我国以服务发展为主要目的。

从西方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西方金融体系也曾经是支持发展的金融，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到消费阶段，其整个金融体系的目标转变为财富管理和保值。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国家金融体系走上了一条与我国不同的发展道路。以目前西方国家的经济情况来看，尽管其人均财富在增长、福利也在增长，但劳动参与率在下降，劳动生产率在波动中勉强保持相对平稳，整体经济发展处于低增长甚至零增长的状态。在这一背景下，开发性金融就分离出来，彰显了专门为发展而融资的独特之处。

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因为有了区别才具有不同性质、不同特点。支持发展是开发性金融的充分条件和根本特点——有发展才是开发性金融，而盈利和生存是开发性金融的必要条件。开发性金融既要支持国家发展、服务国家战略，又要实现自身的盈利和生存，这两方面缺一不可、不可偏废，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总之，开发性金融能够自求生存和发展，是市场上有活力的主体，有别于政策性、商业性金融，具有自身独特的价值属性，承担着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使命，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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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进入21世纪，大国战略博弈全面加剧，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面临深刻调整。2017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驻外使节工作会议代表时首次提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重要论断。2018年12月，习近平同志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局中“危”和“机”同生并存，这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重大机遇。这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对于世界大势的深刻分析做出的一个重大判断。

 2019年3月23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青年学会召开学术研讨会，就如何理解这一重大判断的内涵开展深入的研讨。本刊摘编部分专家学者的发言，以飨读者。

世界多极化发展与中国的应对之策

文-王湘穗*

溯源“百年未见之大变局”

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概念，学界有过一些讨论，有的说一百年，也有说几百年。晚清时，中国面对欧洲列强的扩张，李鸿章曾说，“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现“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数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当时中国面对列强虎视眈眈，李鸿章心怀亡国之忧，提出了“对外和戎，对内变法”的主张。

今天我们所说的“大变局”，其含义和那时不同。2017年12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接见回国参加2017年度驻外使节工作会议的全体使节时指出，“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世纪以来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世界多极化加速发展，国际格局日趋均衡，国际潮流大势不可逆转”。

新兴国家快速发展，世界多极化加速，国际格局日趋均衡，国际潮流不可逆转。这是对当今世界形势非常重要的判断。

百年大事如潮：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介入欧洲事务，第一个世界性国际政治组织国联成立；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一战后，德国崛起发动二战，二战后美国和苏联崛起，英国霸权终结；二战后成立了联合国；1944年7月，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由此，美式全球化体系成形；1949年新中国成立，民族独立潮起云涌，20世纪50、60年代，亚非各国人民反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斗争兴起；苏美开始持续长达近半世纪的冷战对立；通行了数百年的金本位制崩溃和信用货币制度的推行；发达国家出现向发展中国家的大规模产业转移，以及1989年后苏东集团解体，美国独霸世界，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应该说这些事情都是风起云涌，足以震撼世界的大事件。

那么，什么是20世纪的主轴？在我看来，就是美国从兴起到衰落的百年轮回周期，眼见他“起高楼、宴宾客、楼塌了”，这是贯穿世界百年的主轴。因为20世纪是美国主导的世纪。然而，与英国霸权衰落不同，美国霸权的衰落主要不是受到西方世界其他国家的取代或者内部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冲击，而是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发展，促使国际格局进一步均衡化，导致世界的多极化。可以说，百年未见之大变局，就是世界东西南北的力量和财富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美国代表的西方世界、北方富国正在沉沦，中国代表的东方世界和南方穷国快速发展，双方力量出现了日趋均衡的局面。

在我看来，习总书记讲的“百年未见之大变局”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指这种此消彼涨的大势。中国的成长，在一定程度上也印照了西方世界和美国全球化体系的没落。概括地说，“百年未见之大变局”就是美国代表的西方世界，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体系正在走向终结，而中国或者东方、南方的新兴国家正在崛起，这就是当今世界的大势。

    世界多极化后的“三分天下”

大变局的未来趋势又将如何？我认为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仍将继续，很可能由此导致500年之大变局。即以资本主义扩张为代表的世界潮流将日渐式微，从1500年算起的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有可能解体。

中国共产党在十八大报告和很多文件中都提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其中一个百年目标是到2049年建国100 周年的时候，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进而实现“中国梦”。这实际上是世界第一大政党，对于未来政局走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

近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份关于2020-2035 年十大趋势的报告，预测全球经济将维持2.6% 的低速增长，其中发达国家1.7%，发展中国家4.9%，双速增长的结果，就是到2035 年全球经济将出现多极化。2035年，发展中国家将占全球经济的60%，经济规模与投资超过发达国家，世界经济重心将从欧美转移到亚洲。届时世界前几大经济体的排序将是：中国、印度、美国、俄罗斯、日本、德国。

罗马俱乐部报告《2052：未来40年的中国与世界》中预测：到2052年，全球GDP将达到145万亿美元，其中中国约46.8万亿美元，占比为32.2%；美国约13.5万亿美元，占比9.3%；美国以外的其他经合组织国家（OECD）合计33.3万亿美元，占比23%；新兴经济体（BRISE，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和其他10个较大经济体，如印度尼西亚、墨西哥、越南等）约33.2万亿美元，占比为23%；世界其他地区（ROW，共计150个国家和地区）约18万亿美元，占比12.4%。也就是说，到时候中国、OECD加美国、其他发展中国家各占全球经济的三分之一左右。

普华永道对2050年世界前10位经济体进行了预测，其排名是：中国、印度、美国、印尼、巴西、俄罗斯、墨西哥、日本、德国、英国。其中，中国经济总规模约为58万亿美元，约占20%，印度和美国分别为44万亿美元和34.1万亿美元。高盛也预测这10个国家在2050年将位列世界前10名，不过位次有所不同，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占比则更高，约占到50%。

上述这些分析预测表明，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会继续快速发展，发展模式呈现多样化；世界实现多极化，出现“三分天下”的局面；进而出现500年未见之大变局。即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不再是代表当今世界的唯一体系、甚至不再是主流的经济体系，而像中国这样走其他发展道路的文明，可能会在这个世界中产生更大的影响。

中国的应对之策

第一，办好自己的事。中央反复讲“四个自信”， 1949年建立新中国，解决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国家独立的问题，改革开放40年解决了中国发展起来的问题。我们对于中国道路一定要有自信，同时还要实干，不能懈怠、不能未富先衰。我们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该补课的补课，该创新的创新，该坚持的也要坚持。

第二，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中美关系如何处理，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非常重要。美国日渐衰落，中国正在崛起，美国一定会打压中国。中国对此要有思想准备。从策略计，中国要疏离美国，惹不起躲得起，可以顺势脱钩。包道格①认为中美不容易脱钩、脱不了钩，许多中国人也是这么判断。尽管现在脱钩，对于中美双方都是难以承受之痛，但从长期看，中美两大经济体迟早要脱钩。以前中美是在一条船上，是一个体系中的垂直分工关系。在这个经济基础上，中美关系可以维持总体稳定，这就是40年里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儿去、坏也坏不到哪儿去，斗而不破的秘密。现在中美关系的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一条船变成两条船、甚至是两个船队了。所以，班农（我称之为“班农-特朗普主义”）主张，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重点就是要把中国从美国主导的全球产业链驱逐出去，对此我们应该有所准备。近期有些分析报告指出，随着贸易战、科技战的爆发，世界将出现两个并行的科研体系。当然，我们要尽量避免正面对抗，要顺势而为，让美国下台阶，要渐行渐远。

第三，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泛亚共同体。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世界可以分为五个泛区，包括泛欧区、泛俄区、泛亚区、泛美区和泛非区。中国是泛亚区的核心国家，如果加上泛俄区和泛非区，就形成了亚欧非世界岛的大合作区。从这个角度看，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这是中国要做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第四，绝不称霸。未来美、欧、亚天下三分，中国居其一而足，绝不称霸。三居其一，这应是中国的基本态度，应成为我们的基本国策。

（编辑  宋斌斌）  

抓住战略机遇，应对“大变局”挑战

文/姚枝仲*

新时代有两个最重要的特点：国内是基本矛盾的变化，国际上是美国霸权的衰弱和中国的崛起。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更重要的是看未来的30年，因为这是中国崛起、中华民族复兴最关键的时期。

未来30年很关键

如果发展相对顺利，未来30年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到2021年左右，中国就可能成为世界银行定义的高收入国家，届时我们的身份定位就有了很大的问题——十九大报告定位，我们发展中国家地位不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变，这在国际社会上可能面临很大的压力，美国、欧洲、日本一直想借WTO打压中国，想把我们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去掉。这是一个马上要发生的大问题。

到2030年，中国的GDP可能超过美国。虽然中国的综合实力还不如美国，但这必定会引发国际格局的振荡，起码中美两国经济上的非对称性没那么大了。现在美国跟我们打贸易战，我们的损失可能会比较大，因为经济体量比美国小，对外依存度比较高。如果中国的GDP超过美国之后，经济上这种力量的差异性会小很多，会更加平衡。

到2035年，中国的研发支出可能超过美国，这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性意义。美国认为，它到2050年还将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核心因素是美国是世界知识创造中心，它的科技领先地位还能延续到2050年。如果中国也成为世界上一个重要的知识创造中心，将对美国提出很大的挑战。当然，届时科学技术会发展到什么程度难以预料，但从投入角度来看，我们知识产出能力和水平都会达到一个非常大的量级。

到2050年，中国的军事实力可能跟美国逐步接近。

30年很快，中国跟美国各方面的实力将会接近，我们能看到这一趋势，美国人同样能看到。美国人对中国实力的增长和挑战反应很强烈，要在战略上打压中国，而且正在付诸行动。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张宇燕提出了“规锁”概念，就是美国用规则锁定中国的发展水平，他们确实正在做一些相关的规则修订。总之，美国就是不想让中国顺利地发展下去，所以这期间可能会发生一些比较激烈的冲突。

即便面临种种挑战，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我们还是有一个战略机遇期。这个判断的依据是，中美间不一定发生阻碍中国复兴趋势的严重冲突，我们还有可能获得一个比较稳定的发展空间。

从政治方面讲，目前西方各国的政治制度遇到种种问题，正处于一个低谷期，中国的政治制度则显示了自己的生命力，从政治制度上打压中国很难产生效果。

从经济上讲，中国的GDP已达13.6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二，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经济对中国有比较大的依赖性，这种经济格局必将影响这些国家内部的选举：西方国家从战略上需要打压中国，但打压必将影响自身利益，一旦选民反对意愿高涨，其政党的生存能力就会下降。

从军事上讲，中美间发生直接的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极小，但不排除发生局部冲突的可能。

从外交上讲，美国和欧洲、日本有矛盾，目前还难以形成对中国合围的态势。

所以综合起来看，中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确实还有发展的机遇。有些人认为，只要中国实力上了一个台阶就会更加安全，对此还是要持谨慎态度，因为随着我们的应对能力提高，发生冲突的领域可能会更多。现在美国人称中国是“战略竞争对手”，而后随着我们在一些高科技领域的能力成长，发生利益冲突的领域可能增加，并不是越往后会越稳定。只是当前各种形势的发展让我们还存在一些战略稳定空间。这个时期如何应对很关键，也就是我们如何把这个战略机遇期内生化，通过制定合理的政策，让外部环境更加稳定，延长我们的战略机遇期。

如何应对挑战

从应对角度来看，有三个方面比较关键。

提升战略能力。战略能力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增强自身综合国力，包括国防实力。我认为，我们在经济上和美国的关联度紧密一些不是坏事，这样它要打压中国，对它自己的损害也就越大。

第二，提供利益的能力，就是我们在自己发展的同时，真心帮助一些国家共同发展；我们在国际上要有更多的朋友，打掉美国对我们合围的企图。这是我们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强项。

第三，自身的综合防御能力。我们在高科技领域仍有很多短板，被美国“卡脖子”。解决这个问题，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尤为关键。中国现在创新体系发展势头很好，随着各层级的研发投入越来越大，将会大大提升我们在科技和经济各方面的抗风险能力。我们的金融体系也存在短板，要高度重视金融安全，提防金融战的风险。我们急需发展独立的跨境人民币支付系统，这是我们很重要的战略能力。

显示战略意志。战略意志很关键，我们现在和美国之所以能谈，是因为前期有坚韧的斗争，让美国不能小觑我们。一旦丧失战略意志，就会一步步被逼入墙角，任由对手摆布；奋起抗争，显示敢于“亮剑”的勇气，反而能让对手知难而退。

拓展战略空间。中国是亚洲大国，有很大战略空间和回旋余地。我国在亚洲已经处于经济中心地位，东北亚、东南亚周边国家，对中国经济有很强依赖性，它们的经济格局、经济结构跟中国密切相关。我们完全可以进一步加强贸易和基础设施投资等，进一步密切和周边国家的经济关系，包括推动区域贸易协定等等。“一带一路”倡议是我们很好的一步棋，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加强和中亚、中东、欧洲和非洲的经济文化交流，帮助相关地区经济发展，带动各方面的进步。这种发展模式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和积极响应。

（编辑  三友）

一场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文_王晓泉*

大变局之起点：鸦片战争

2012年11月十八大结束后，新一届政治局成员就参观了《复兴之路》展览，习近平同志在展览中提到了“中国梦”这个重要概念。他指出，经过鸦片战争170多年的艰苦奋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的前景。

    鸦片战争是中国和西方的力量对比发生第一次深刻变化的转折点。鸦片战争之前，虽然中国和西方之间已有多年贸易往来，但彼此还是相对独立的。中国属于东亚封贡体系，经济总量长期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从鸦片战争起，列强的坚船利炮敲开了国门，中国进入由盛转衰的过程。这时西方资本主义的扩张就真正把中国囊括进他们所主导的世界市场。

大变局之推动力：经济全球化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主要推动力是经济全球化。当时爆发鸦片战争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因为中国封闭的制度，不适应资本主义的全球经济体系，中国市场并不向西方全面开放。1792年英使马戛尔尼到中国商谈通商，但是清政府不屑一顾，结果半世纪后被英国炮舰轰开了国门。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开放口岸，加入世界市场。1872年，李鸿章谈到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第一个折子叫《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大意是：各国都要来跟我通商，我们从未遇到这种压力，我虽然距西方万里之遥，但不得不跟他们接洽办理，这种情况是三千年来未有的。经济全球化是躲不掉的；如果继续闭关自守就要挨揍。但李鸿章的主张并没有能够改变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国家的命运。

二战后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体现了一种新的因素，即结束了西方“宗主国”和“殖民地国”之间的统治关系，而通过“平等”经贸合作方式，追求对落后国经济政治的实际控制。相比旧殖民主义，当时这种方式应该说有其进步的一面，美国因此赢得了整个20世纪。

当时世界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峙，主角是苏联和美国，世界市场处于割裂状态；美国主导的西方为争霸的需要采取了一些改良措施，其生产力的发展速度快于苏联阵营。而苏联阵营没能在竞争中取胜最终走向解体。苏联解体后，西方主导的全球一体化经济达到一种新的高度，其覆盖地域空前加强。与此同时，西方资本的贪婪本性逐渐显露，之前的改良措施慢慢后退。西方世界矛盾加剧、危机四伏，世界动荡不安。而且美国从全球化中牟利的方式已经阻碍了世界生产力的发展。   

与此同时，中国逐渐适应了这套规则体系，迅速崛起。面对这一局面，美国的新孤立主义抬头，甚至要再次割裂世界市场。这种逆势而为的政策，必定引起更大范围的反弹，美国的衰落也就成为必然的趋势。

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一种新型的全球化即将到来，而“一带一路”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它的前奏，因为它覆盖的地域不仅仅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而且将影响整个世界。如果这种新型全球化超越了美国既有的全球化模式，它一定代表未来世界的发展方向。这是百年未有的一个亮点，也是“百年未有大变局”的一个重要推动力。

大变局之实质：权力的转移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实质，就是世界权力的转移。权力的转移不是从美国转向中国，而是世界多极化，形成以中国、俄罗斯或其他欧洲国家为首的力量中心，其结果必然是由单极世界向多极世界的权力转移。

第一，软实力的转移，包括政治价值观、对外政策和文化。

政治价值观。现在美国所谓的价值观外交越来越难以为继，它所推崇的西方民主价值观的影响力在苏联解体初期达到顶峰，几乎所有国家都仿效它的“民主”制度，但很多国家后来出现内耗加剧、颜色革命、“可控民主”等等问题。美国还大搞双重标准，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所谓民主价值观只不过是美国推行其外交政策的工具。

对外政策。近30年来，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叙利亚战争、阿富汗反恐战争；拒不签署京都议定书、不签署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退出中导条约等等，这一系列事件发生之后，美国的对外政策已经声名扫地，接近破产。

文化影响力。美国的文化根基并不深厚，它的文化影响力得益于其超级大国的实力。它强调人的权利、自由和自由贸易，但这些理念和政策很多只是当年对苏争霸时的改良主义工具，苏联解体后开始逐渐收回。相比之下，中国关于世界经济共赢发展、和谐发展等理念，以及我们所倡导的和而不同、尊重文明的多样性，远远比美国文化来得深厚。随着中国的实力增强，这些文化底蕴将更有吸引力。尤其是，我们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在这种情况下，与中国“共舞”的人会越来越多，中国的朋友圈会越来越大，中国的软实力也将随之提升。

第二，经济主导力。如果未来30年我们能够走得比较稳，世界经济的主导权必然发生巨大的变化，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力必然增长。

第三，军事控制力。美国今天还是世界头号军事大国，但实际上它的军事实力增长正在放缓。同时，中国和俄罗斯的战略理念非常相近，两国合作的军力加在一起足以遏制美国在中俄周边开展军事冒险活动。美国自身的盟友体系也在消解，欧洲的独立防务倾向不断加强。在东北亚，日本和韩国对美国的离心倾向也在加强。上世纪90年代，美国所占据的绝对军事控制力已经不复存在。世界的权力正在发生分解转化，霸权的权力正在消解，新兴的世界中心的权力正在形成中，世界多极化的步伐不断加快。

三大动因：科技、陆权和人权

从根本上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动因主要包括三条。

第一，科技飞跃。它对整个地缘经济、地缘政治、地缘安全都带来了新的变化，科技飞跃主要表现在交通技术、通信技术发展等方面。

第二，陆权的崛起。陆权的崛起实质上改变了欧亚大陆的战略格局。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和中俄开展全面战略协作，我们来自陆上的压力减轻，这是百年未有的好形势。中国向东面朝大海，现在可以充分发挥陆海权兼备的优势。“一带一路”所说的“路”和“带”，其中“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存在，而“带”还是我们的短板。要补齐短板，奋起双翼。

第三，民权问题。一方面，资本无国界，任何国家的经济都要融入国际资本主导的全球一体化经济体系中，发展中国家需要逐渐打破这套垄断秩序；另一方面，各国都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和制度模式，这其中会产生很多类似于中国的制度模式，选择有别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

综上所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形态和走向伴随着习近平主席所说的“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国的崛起，将代表一种世界范围内更加合理的发展格局和利益分配的方向。因为中国不是一国之崛起，而是带动多国之崛起；不是一国的现代化，而是推动多国的现代化。

（编辑  宋斌斌）

百年中国与全球化：转折与风险

文/程亚文*

近代以来，中国经历了两次经济全球化浪潮。百年前，清王朝瓦解，中国陷入近代以来空前的外侵内乱，那时是英国主导的全球化时期。普遍认为这一轮全球化起自19世纪中期，终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于1840年鸦片战争后逐渐被纳入英国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百年中不断遭受列强的侵略和欺凌。上世纪70年代末，在新一轮以美国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中，中国调整国家政策、实行改革开放，主动加入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浪潮，并以成功者的形象展现于世。近些年，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通过G20等国际舞台参与全球治理，被认为是在开拓一种“新型全球化”。

从上一轮经济全球化中的被动方和失败者，到这一轮经济全球化中的成功者和弄潮儿，这种反转是如何发生的？

新中国为什么能在经济全球化中取得成功

当代中国与百年前清朝崩溃时期的中国的显著不同，突出表现在国家能力上。当代中国在各方面表现出强大的国家能力，而从晚清至20世纪中期，中国无论对内对外，都处于严重的国家失能状态。首先是不能抵御外来的军事压力。两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战败和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以及外国在华租界、在华驻军权和治外法权等等，百年的中国已丧失护卫自身安全的基本能力。其次是中央权威瓦解，对各地方、阶层、族群的号召力和管控能力逐渐弱化，对地方事务不能有效约束，国家分崩离析。再次，无论是晚清的“洋务运动”，还是民国的“黄金十年”，中国都是全球化的被动跟随者，是被西方资本牵着鼻子走，根本谈不上如何利用全球化的利益、规避全球化风险。

百年前的中国乱局，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全球化所导致的政治后果。经济实力弱小的中国，在开放市场和西方资本的冲击下，国内不同地域被卷入全球化的程度不同，区域间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形态明显分化，各地方利益出现严重疏离，而当时的中国政府在内外夹击下，不再具备对国内各层级、各地域协调和管控的能力。

当代的中国，是在拥有健全的国家能力的前提下加入经济全球化体系的。在中国与全球经济的互动中，始终保有高度的能动性，“融入”的同时又能够在相当程度上合理调节，安排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程度和方式，兴利除弊。

国家能力首先体现在政治上。中国共产党拥有强有力的政治组织能力和国家动员能力，在有效规制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的同时，有能力协调不同区域、不同阶层的利益分配关系，在此基础上形成共同的意志，推进国家建设。这与晚清时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其次是体现在产业政策和国防建设的政策选择。新中国成立的前30年所选择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产业政策，不仅为此后的经济发展积累了基础技术与制造能力，也为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提供了起码的物质和技术前提。正因如此，外部力量再不能轻易干预中国的经济、政治进程、损害国家安全。这就保证我们加入全球化之后仍有能力独立制定国内经济、政治、社会各方面政策。

当代中国的国家能力还体现在，1949年以来，我国通过引进技术和依靠内部积累，在改革开放之前即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这一体系不仅成为加入全球化之后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强有力基础，也使我们有能力消化来自外界的各类经济要素，而不是被动跟随经济全球化的步伐。这一段时期，全民基础教育的普及，改革开放后高等教育的发展，又为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储备了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更丰富的智力资源，从而为中国有效地消化吸收外来技术和经验并推陈出新、转化为经济全球化的主动方和引领者，创造了良好条件。

在中国取得引人瞩目的经济成就，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成为新型经济全球化动力的提供者之时，外部世界对中国有一种看法，认为这些年中国的成功，不过是“沾了全球化的光”，是美国“帮助”的结果。当然，中国由“落后者”到“先进者”的转变离不开外部帮助的因素。但问题是：同样处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中，为何在上一波中国是一个失败者，而这一轮却成了弄潮儿？显然，全球化作为外部因素，不会自动让卷入的国家“沾光”。一个国家内部的因素，才是决定其能否有效利用全球化的积极因素、促进国家进步的根本。没有中国共产党这一新兴政治力量推动20世纪中国的兴起，没有改革开放前30年对国家能力的苦心培育，在这一轮经济全球化中，中国仍可能是失败者。是仓促被动卷入经济全球化并被其役使，还是主动选择加入经济全球化并将其驾驭，会有不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后果，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与经济全球化两次相遇的一个重要启示。

不仅中国如此。上一轮全球化潮流中，德国、日本、美国都是当时的“新兴经济体”，类似今天中国的地位，它们加入英国主导的全球化时也曾受到很大的冲击和压力，其他许多国家在这一过程中落败。

例如19世纪的美国。当时美国南方是英国棉纺工业的重要原料基地，深度融入进英国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而北方正在建设自己的工业体系，这样就导致国内不同地区之间深刻的分歧与矛盾。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强化了中央政府权力，全国形成统一的政治意志，通过对国内市场实行保护政策，培育了起强大的工业体系。

日本也是这样。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对外引进新技术，通过关税保护培育国内市场，优先发展重工业，逐渐建立起较完备的国内经济体系，迅速成为一个工业化国家。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其工业产值远远超过中国。美国、德国和日本在历史上的一些成功经验，与今天我国的发展是可以作对比的。

警惕全球化中的风险

上一轮经济全球化进程，无论处于全球化边缘区的落后者，还是处于中心区的列强，都曾先后陷入政治混乱或帝国解体。此一时的成功者，如果不能很好地防患于未然，在彼时又跌落成失败者，这并非不可想象之事。

鸦片战争后，清朝被动地卷入到英国主导的全球化，其内部的不同区域之间（最初是南、北，后来是西、南），形成地域间巨大的利益分化，其结果是政治意识撕裂，国家分崩离析。地方的分裂持续到清朝崩溃和之后的民国初期。这是全球化背景下外部势力干预造成的内部撕裂。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的崩溃，也都与当时英国主导的全球化的强烈影响密切相关。从历史来看，全球化的主导者和推动者，从全球体系中攫取到最大的利益，是“帝国”和“霸凌者”，是全球非正义的输出者。这种非正义性也为主导者自身埋下隐患。当英国所推动的全球化达到高峰时，其霸权体系自己也崩溃了。导致当年英帝国瓦解的因素，同样也在困扰当前美国霸权体系。

中国特别需要总结经济全球化的风险，因为今天中国已处于经济全球化动力者之一的位置。中国需要防范和规避三种风险：一是中国所推动的包括“一带一路”倡议等在内的国际机制，这些需要中国付出很大投入，如操作不当，这些成本可能因为在海外遇到难以预测的风险，导致得不偿失。第二种，中国的国际倡议必须顾及有关国家内部的结构和利益关系，避免陷入所在国纷争。第三，中国推动的国际倡议将强化我国与其他国家的资金、人员往来，这也会涉及国内某些地区的利益关系和信仰结构。为此我们不能把“一带一路”倡议单纯作为经济事务，而要综合考虑经济、政治和社会的互动关系，掌握好分寸。

卡尔·波兰尼的《巨变》分析了从19世纪一直到20世纪上半期，欧洲经济社会的变化如何造成欧洲文明的衰败。我们今天也到了这样一个节点，需要准确地总结20世纪中下叶以来，世界在各个方面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些方面的变化又将如何影响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编辑  三友）

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到“百年未有之变局”

文/田文林*

当前，中国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即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如果说晚清时李鸿章所说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对中国主要是一场危机和挑战，那么现在习近平总书记谈到的“百年未有之变局”更多是一种机遇。两种说法含义迥然不同，从侧面折射出中华民族近百年来凤凰涅槃的攀登之路，也是中华民族近百年来发展历史的“U形曲线”在理论上的折射。

晚清时，中国仍处停留在传统生产方式，但面对的世界则是西方列强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上的坚船利炮。当时湘军将领胡林翼看到西洋轮船在长江逆流而上，“迅如奔马，疾如飘风”，当即变色不语，并中途呕血，几乎坠于马下。这个情景生动说明了清朝官员在西方先进科学技术面前的惊恐与无奈。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的巨大差距不是短期所能弥补的。西方国家正是依靠这种悬殊的“火力差距”，常能以数千人兵力击溃上万清军，迫使大清帝国屈膝求和。不仅如此，原来只是地域性文明的西方文明，日渐被确立为全球适用的“新文明”。这样，中国不仅面临军事和经济领域落后带来的挑战，通行几千年的中华文明也面临推倒重来的危险。因此，“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说法并不为过。

面对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以及西方文明前所未有的挑战，几乎所有非西方国家都面临痛苦的自我蜕变的过程。很多发展中国家（如中东国家）始终没有找到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因而未能度过劫难，最终在西方冲击下日渐衰落。相比之下，中国通过上百年的艰辛探索，幸运地找到一条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借此实现凤凰涅槃，在短短70年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跨越式发展。

中国迎来蓬勃向上的“百年未有之变局”

从经济力量对比看，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南升北降”趋势明显。过去几百年来，世界经济权力的“接力棒”始终在西方世界（尤其是英语国家）内部传递。早期的西班牙和荷兰，后来是英国，再后来是美国。然而，到2012年，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首次超过西方国家，中国更是接连超过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从晚清以来处于国力持续衰落的轨迹，GDP由世界第一跌落，现在又开始从谷底上升并进入快车道，而且在可见的未来，中国国力超过美国是大概率事件。这是物质层面的一个反转。

从经济制度看，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比西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更具竞争力。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面对传统的农耕和游牧经济，具有无可比拟的巨大优势，那个时候中国在经济上已经处于半边缘的地带。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说，工业革命后，“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然而，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存在先天性缺陷，并将注定走向灭亡。该制度的寿命之所以一直延续至今，主要是通过教育、技术创新等方式寻得新的经济增长点，即大卫·哈维所说的“时间空间修复”，从而使经济在“创造性破坏”中不断获得重生。时至今日，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大国，其经济日趋金融化，技术创新的动力和基础日趋薄弱，像乔布斯那样的创新型企业家越来越少；相比之下，中国近年来申请专利数量快速上升，在高技术领域的追赶速度日益加快。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国家靠技术创新来延续寿命的办法越来越困难。

西方国家的“空间修复”能力也日渐枯竭。所谓“空间修复”就是通过经济全球化，使大资本流向全球的价值洼地，从中获取高额利润。尤其苏联解体带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张，使西方国家获得巨大“冷战红利”，也就是资本主义全球化带来的红利。然而时至今日，全球化已经涤荡了世界上每个角落，西方国家几乎找不到新的扩张空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其实就是资本主义固有矛盾难以克服的结果。金融资本过度膨胀是造成危机的主因，但美国解决危机的办法却是用纳税人的钱去解救这些金融机构，为其打造“黄金降落伞”，从而使原有痼疾更加深重。现在特朗普企图重回19世纪美国的政策，通过贸易保护主义实现“再工业化”。然而，在金融资本过度膨胀背景下，特朗普注定回天无力，其政策必将昙花一现。相比之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在经济赶超的背后，是中国已经找到了适合自身的、更具竞争力的发展道路。

此前，西方的代议民主制被视为“万能灵药”，受到各国追捧。尤其在上世纪90代苏联解体后，这一政体及其意识形态更是风靡全球。然而事实表明，没有哪个发展中国家因实行了西式民主而实现繁荣强大。最新的案例就是2011年中东剧变后，“阿拉伯之春”变成了“阿拉伯之冬”。在此背景下，西方制度的吸引力大幅下降。20世纪90年代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时的那种乐观主义，日渐被悲观失望情绪所取代。连美国前总统奥巴马都觉得美国的民主制度已经病入膏肓。相比之下，中国的民主集中制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而且可以“一届接着一届干”，这与美国历任总统相互否定的“一届毁着一届干”的弊端形成鲜明对比。

沉着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后的风险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既包括机遇，也包括危机与挑战。“行百里半九十”，中国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民族伟大复兴，面临的危机与挑战也前所未有。从权力变迁看，世界历史上老二赶超老大，不成功案例远多于成功案例；从经济角度看，发展中国家能够超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少之又少。新一届中央领导居安思危，特别关注未来可能遭遇的重大风险，关注所谓的“灰犀牛”与“黑天鹅”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方面要防止“棒杀”，也就是美国等西方国家打压带来的挑战。美国习惯了充当世界老大，不会允许中国轻易赶超，因此想方设法阻碍中国崛起。2018年以来，特朗普政府对华发动贸易战，目的就是遏制中国经济赶超步伐。尤其是2019年5月以来，美国无端对华为、大疆、海康威视等中国高科技公司进行制裁。白宫前战略顾问班农公开称，把华为公司从西方市场赶出去，比中美之间达成协议重要十倍。这表明，美国为了防止中国抢占科技制高点，已经图穷匕见，全面封杀中国的高科技产业。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斯金纳更是将中美矛盾提升到“文明冲突”的高度。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必须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并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一方面要敢于斗争。中国并不愿与美国撕破脸，但“树欲静而风不止”，美国接连挑衅中国的政策底线，迫使中国退无可退，只能奋起反击。美国的霸权主义政策本质上就是欺软怕硬，只有打不败的朋友才能成为朋友。当前中美贸易谈判表明，单方面的妥协退让，不会带来和平安宁，反而会使美国得寸进尺，更加贪得无厌。只有敢于斗争，才会捍卫国家利益，使美国的霸权行径有所收敛。另一方面要敢于胜利。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一路披荆斩棘，屡屡以弱胜强，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这种经验对于当前应对美国的经济战同样适用。当前美国看似强大，实则存在诸多结构性弱点，如选举政治导致的政策短期化、金融化导致的经济空心化和泡沫化等。中国看似弱势，但拥有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制度优势、完整工业体系的产业优势，以及14亿人口构成的市场优势。长远看，时间显然在中国一边。另外，从历史趋势看，经济全球化是大势所趋。当年拿破仑纵横欧洲，但其对英国实施的“大陆封锁政策”，试图通过人为手段阻断英国与欧洲大陆的经济联系，但这一政策最终以失败告终，并加快了拿破仑帝国的瓦解。当前，在全球经济相互依存度空前提高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妄言要将中国踢出现行国际分工体系，这不啻是螳螂挡车。因此，中国应对美国的经济战，不仅要敢于斗争，而且要敢于胜利。

进一步看，中国要想赢得胜利，必须采取正确的战略与策略。从战略层面，最重要的就是要保持坚定的战略意志。这是因为，中美力量对比转化是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由此决定了中美战略博弈注定是一场持久战。中国必须卧薪尝胆，努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同时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才可能赢得最终胜利。从策略层面看，中国又要保持东方智慧，避免与美国“硬碰硬”。中国式智慧则类似于下围棋和打太极，其做法不是贴身紧逼，而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将谋势、保持主动性放在首位。同时在设定战略目标时，注意实力与目标相互匹配，避免因力不胜负使自身受到损耗。

最后要说的是，中国要想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化危为机，还要坚持独立自主精神，凡事学会“留一手”，以免受制于人。在这个问题上，华为公司的做法可圈可点：该公司许多芯片由美国制造商提供，但为防止美国关键时刻“卡脖子”，自己进行芯片研发，做好“备胎计划”，由此使其在美国断绝芯片供应后仍能正常运营。唯有自主，才有天助。中华民族要想逆势崛起，更是须臾离不开独立自主精神。

（编辑  三友）

近日，中信集团原董事长、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访问俄罗斯，就中美贸易战、中俄战略合作等热点话题，分别接受了《今日俄罗斯》国际新闻通讯社和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专访。

中国在中美贸易战中的优势

“如果没有中美贸易战，中国人对美国的认识还很肤浅，现在我们认识不一样了。中美贸易战从开始到现在，它只是一个形式，甚至可能是一个借口，本质上是美国企图迟滞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战略要求，从贸易、经济、产业、科技、金融，到人才、资源等各个方面，他们要迟滞中国的发展。”在接受《今日俄罗斯》国际新闻通讯社总经理德米特里·基谢廖夫采访时，孔丹理事长说。

孔丹认为，中国应对美国这种打压方式有两个基本点，这是中国最有力的可靠保障：第一是中国特色的体制，这种制度性优势是中国最根本的依托。美国的主要目的不是消除贸易逆差，是想消除中国的制度优势。如果美国触碰到中国生命、生存、发展的底线，相信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不可能会放弃底线，是完全可以应对的。第二个是中国国内有巨大的消费、投资市场，全世界没有这样大的市场，这使中国有巨大的回旋余地。所以，美国的封杀最后将会使中国的生命力更强。“我们得感谢特朗普做我们中国人民的好老师。”孔丹说。

“特朗普说中国的股市他说了就算，他一打压我们的股市就要崩溃。在我们看来，更重要的就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把该调整的工作做好，寻求把高速度的发展转成高质量的发展，坚持下来，我们的百年民族复兴目标一定能够达到。美国想在这方面阻止我们前进是完全不可能的。”孔丹坚定地表示，美国只可能暂时迟滞中国的发展速度，但如果它想泯灭中国，那是完全不可能的！那是痴心妄想！

中俄两国可构建命运共同体

“美国始终想要把中国排除在全球供应链之外。这种企图迫使我们不得不考虑自己形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地区有命运共同体，国家间也可以形成命运共同体。我个人看来，中俄之间在发展和安全方面都可以形成命运共同体。”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孔丹理事长表示，中国和俄罗斯可以构建命运共同体，包括在经济发展和安全方面。

孔丹指出，美国有一股势力，在针对俄罗斯制裁的同时，也忌惮中国的发展。“针对俄罗斯的制裁和封锁，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希望俄罗斯在前苏联解体后获得复兴。从这方面来说，我们都受到了美国的打压，尽管中俄两国经济发展状态和面临具体问题不一样，但这一点上我们是有共同性的。反对霸权主义、希望通过全球化互相配合发展，这种愿望在中俄之间具备条件和基础。”中俄两国互相支持和帮助，可共同抵制制裁和封锁。“我相信，我们相互作为供给方和需求方，合作潜力巨大，中国有14亿人口，有强大的消费市场和投资市场。俄罗斯人口虽然没有中国多，但也是相对来说发达的市场。两国市场互补，供给需求互补，这本身就可能形成对制裁和封锁的抵制能力。”

    孔丹说，普京总统提出“一带一路”对接欧亚经济联盟的构想，非常有必要。俄罗斯在“一带一路”发展道路上是一个枢纽，既有亚洲部分，也有欧洲部分。在互联互通方面，俄罗斯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地区，无论铁路、运输和物流方面有很多合作机会。“俄罗斯领土广阔，资源丰富，市场发展潜力很大， 对于中国来说，有很强的互补性。中国制造业和俄罗斯制造业结合，如果合作成功，甚至可以在第三国实施一带一路建设项目。”

孔丹最后强调，中俄两国在经贸方面的发展还没有达到期望的高度，两国合作总量和项目规模上不够充分，这恰恰也是发展的潜力。中俄合作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中俄两国高层的理解信任超出一般国家关系，这种战略伙伴关系有基础有条件继续推进。我相信中俄贸易会越来越好。我们各个企业通过合资合作和贸易发展事业会有越来越大的活力，国家之间的互惠安排也会越来越周详。

（编辑  三友）

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鲁问学: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是25家国家高端智库试点单位之一，可否谈谈您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认识？过去三年来您带领国情研究院建设国家高端智库的主要工作和经验体会？

胡鞍钢：我们在试点工作上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进展。一方面，我们应当和世界一流的智库对标，要后来居上，缩小差距。另一方面，我们的确要有中国特色，要致力于构建中国国情知识理论体系，发展中国学派。

一是“特”。问题在于如何理解中国特色，又如何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新型智库？我的理解，一是国家的基本制度不同，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因此从智库的性质和立场来看，和西方国家是根本不同的；二是服务对象不同，我们最重要的服务对象是党中央、国务院，一定是急国家之所急，想国家之所想；三是服务对象的价值与需求不同，我们所提供的决策支持是“知识为民，知识报国”。如果我们能够实现上述宗旨，就能形成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从这个意义上看，也是超越了西方国家的传统智库。因为我们所产生的知识有强烈的外溢性，关键是有利国家的规模效应，任何一个好主意都会使人民受益、社会进步、国家富强。事实上，我们所提出的建议，从转化为社会生产力的视角来看，已经比西方国家智库提出建议的效果好很多。我们直接参与研究国家“十一五”以来的几个五年规划，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

试点期间，我们先后再版《毛泽东时代：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49-1976）》、出版《邓小平时代：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77-1992）》（英文版、日文版），完成《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92-2002）》等书。以上中国政治经济史论的“三部曲”，坚持“史”与“论”相结合的做法，真实记录三个历史时期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发展历史进程，总结梳理几代领袖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富民兴邦的历史经验得失，并做出分析与评价，为新时代党中央治国理政提供重要借鉴和参考，既有“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接力棒机制，同时也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持续学习机制。

二是“专”。无论哪一种智库，其重要特点都在于其专业化和职业化。专业化指某一领域的权威专家，能够与同行对话，也能够被同行所认同。职业化指在专业化的基础上，坚持学术为根基，努力实现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相辅相长。长期从事专题研究、深度研究、跟踪研究。不仅要融会贯通，也需要长期不断的积累，紧扣重大政治经济主题，发表有时效性和较高影响力的学术论文。我们团队坚持将学术研究作为根本立足点，在国内外知名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引领公共政策研究，介绍中国国家治理经验。以跨学科研究、团队研究扩大学术影响力。据2018年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研究中心和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发布《2017年度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指数排名研究报告》，我被列为跨三个学科（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政治学）的转载来源作者；在转载文章明细中，我所领衔的团队获转载文章篇目数居第二位，达23篇。

三是“新”。即创新理念、创新组织方式。积极开展关于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发展理念的整体性、系统性研究和阐释。我所领导的团队先后推出专著《中国新理念：五大发展》及其修订版《中国新发展理念》，从思想来源、实践创新、内涵要求、主要方面等多个角度对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和总体安全观进行分析，探寻新发展理念的传统思想文化根基，阐释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发展理念和中国道路的成功之道。

四是“优”。质量高、效果好的思想产品，提供高质量解决方案，产出有深度、有影响的优秀学术成果。

总之，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它的主要特征和作用就是：服务国家和人民，具有世界一流的专业化与职业化的特点，为中国提供思想，为人类提供智慧，做出重大知识贡献。

鲁问学:请您谈谈智库在国家社会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

胡鞍钢：作为大学智库，要持续地、跟踪性地研究中国国情，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形成新思想、新观点，提出有关建议，而不在于当时是否能够被接受或采纳；我们需要足够的耐性、定力。同时，作为大学智库，我们有意识地扮演学术界与国家决策层之间的信息桥梁、知识桥梁、思想桥梁的角色。这同时也反映了中国的决策机制越来越民主化、科学化、制度化，党中央、国务院能够吸收全党、全国的智慧。

我在国情研究院成立时就提出明确的定位：创建世界一流智库，开拓新学科（即当代中国学）基地，服务于国家决策咨询，服务于清华“新百年”的新兴学科发展，服务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作为大学智库，我们要成为国家未来目标的“瞭望者”，国家战略的“谋划者”，国家智库的“担当者”，国家治理的“监督者”；要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想得更深，看得更准。

作为中国的大学智库，我们主要发挥“三个桥梁”的作用: 一是学术界与政界的桥梁，为政界提供“思想”、“战略思路”、“咨询报告”等，并参与具体政策讨论；二是政界与社会公众的桥梁，引导社会，解读政策，向政界反映社会诉求、社会意愿；三是力促中国与世界的桥梁功能，代表中国，说明中国，解读中国，阐述中国。

鲁问学:在您看来，应该如何建设具备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

胡鞍钢：要做到“不仅技高一筹，而且独树一帜”。这两点实际上都是对智库专业化和创新性的根本要求。一个智库要真正做到专业化，就要在研究质量上保持“技高一筹”，在研究领域上“独树一帜”所谓“技高一筹”指的是研究成果眼具有很高的信息前瞻性；所谓“独树一帜”是指要有独辟蹊径的选题视角，开辟一条独特的学术之路，独创一种新的研究领域，逐步形成一种特有的学术风格和学术特点。

我有这样几个体验。

1.坚持学术为基、学术为源、学术为本。这是大学智库研究和学术研究的最重要联系。

强壮学术根基，也是充分发挥好大学智库优势、建设“三位一体”大学智库平台的内在要求。“三位一体”，一是研究基础，这是最核心的创新力和竞争力；二是教学平台，培养高素质人才；三是咨政平台，发挥政策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只有坚持立足学术，才能使科研不断激发创意和创造力，使教学基于原创研究，使政策咨询成果更加经得起实践检验和历史检验。“三位一体”本身就如同乘法，学术创新是最前面的“被乘数”，只有发挥好学术创造力，才能提高知识生产率，扩大我们的决策与社会影响力。

2.坚持专业化和创新性。就是要力争在研究质量上“技高一筹”，在研究领域上“独树一帜”。

所谓“技高一筹”，就是研究成果要具有很高的信息含量、知识含量、政策建议含量，要做到成果过硬、实用、具有前瞻性。

所谓“独树一帜”，就是要有独辟蹊径的选题视角，开辟独特的学术之路、咨政之路，独创新的研究领域，逐步形成一种特有的学术风格和学术特点。从我的体会来看，智库研究要想创新，就要学会独具匠心。要有独创性，而非模仿性、重复性；要有差异性，而非雷同性、相似性；要有新颖性，而非传统性、陈旧性。我们每做一项研究，都要力图做到这一点：既要突破他人，更要突破自己。不仅在国内智库中独树一帜，更要在国际智库中做出自己独特的研究，而不是跟在他们的后面模仿。做当代中国研究，要有自己的原创性成果，才能在国际上当代中国研究中形成特有的重要影响。

3.坚持科学的研究方法。一是在方法上更具专业性，这自然包括社会科学的基本方法。二是在方法思维上更具战略性、全局性，具有中国特色的分析方法。

毛泽东曾经指出，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性的东西；毛泽东所提出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我们研究国情根本性的指导方针。邓小平提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三步走”，每隔几年再上一个新台阶的“台阶论”，也具有指导意义，成为我们长期跟踪研究中国大战略的基本方法。我们自觉地将社会科学的专业化方法与毛泽东、邓小平的战略思维和分析方法有机结合，从而形成了比较独特的中国方法论。

智库研究，在方法上要始终坚持“原创性、前沿性、综合性”三原则。所谓“原创性”，是针对“重复性”而言，是指自己独立选题、独立研究、独立发表。所谓“前沿性”，是针对“滞后性”而言，是指研究要瞄准中国问题的前沿、中国政策的前沿、中国理论的前沿，做引领国际的当代中国研究。所谓“综合性”，是针对“盲人摸象”而言，是指根据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开展综合性、战略性、前瞻性、全局性研究，展现“森林式”“全景式”“动态式”的真实中国。

4.既要出对策，还要出思想。出思想是智库最重要的功能，也是最难的创新。我们认为，对策反映到政府决策当中就是政策，政策的集成是路线，路线的集成是理论，理论的集成是思想，思想的精华是智慧。

出对策相对比较具体、务实，直接服务政府决策的需要，政府智库更擅长于此。大学智库，不仅要出对策、出政策，更需要出创意、出思想、出战略。我把它统称为公共决策知识，要主动、及时地提供给决策者，要在关键时刻提供关键的信息、知识，以思想引领对策而不是就事论事。

智库不限于服务政府决策，更要影响社会。对策会因事因地因时而不同，也会随着事过境迁而消失，但思想是反映经济、社会、政治、文化、自然规律性的东西，会久远而广泛地影响社会，这就是思想的力量。

对智库而言，十分重要的是如何创新理念、如何出思想？首先需要“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当然，思想的自由并不是胡思乱想。思想是具有社会价值的理性思维，任何一个思想都是可以被识别、被判断、被检验的，其标准既要看它能不能产生社会价值，更要看其能不能经受社会实践的检验。因此，思想的“天马”不能脱离中国实际，必须稳固地立足于中国大地，紧密联系中国实际，把中国视为我们研究的大舞台、思考的大空间，自由地研究、思想和表达。同时也要不断提醒自己认识现实、立足现实、服务现实。

5.注重团队建设、团队合作。高端人才是高端智库的核心资源。我们十分注重团队建设。现已形成了老中青相结合、不同专业领域相结合的专业化与综合性研究团队。团队建设坚持“小而精，精而美”的原则，核心团队规模不大，再加上具有较强研究能力的博士后、博士研究生，还有一部分硕士研究生，形成精干的研究团队，发挥每个人的作用，又发挥团队合作作用。这是社会科学研究和智库研究的重要经验和体会。

学术上加强合作，实际上是给知识生产做乘法，不同研究者的专长、思想、观点能够互补。这已经成为当前学术界的一个基本发展趋势。目前全球学术界的多数论文系由两人或多人合著，这是由于“知识”已呈现出爆炸式增长的趋势，进而改变了大学和大学智库的研究方式。更大的研究规模要求学术研究采用“团队合作”模式，同时也因为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发生了转变，就当代中国研究而言，一定是“多学科”、“交叉学科”、“超学科”的研究模式，因此团队建设、团队合作成为学术机构和智库机构保持优质高产的重要条件。

6.加强国情研究教学教材建设。诚如习近平同志所言，我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教材建设取得了重要成果，但总体看这方面还是个短板。我们一直主张，讲课要用自己的研究成果作为教材。长期以来，我们已经出版了国情研究的系列著作，也构成了教学教材体系，既适应当代中国发展的学术要求，又立足于国内国际学术前沿，授课都是以长期积累的国情研究为基础，将好的学术研究转化为好的教学教材体系，为中国最好的学生讲授好的课程。此外，不仅学生是我们最好的读者，社会公众、党政领导干部也是我们重要的读者，也是我们为社会提供中国知识服务的重要使命所在。

鲁问学：在三十年坚持教书育人、开展中国国情研究和大学智库建设的历程中，您认为有哪些值得分享的重要启示？

胡鞍钢：习近平总书记讲到：立志做大学问、做真学问。 国情研究就是一门大学问，我是立志终身做好这个大学问。我把它称之为是在读一部天书，写下当代中国纪录，做出中国真学问。要做到这一点，除了解决为谁研究的根本性问题之外，至少还需要回答几个问题：一是如何研究？二是能不能持续研究？三是能不能创立中国学派？四是能否与中国改革开放同行？

一是关于如何研究，我一直主张研究中国国情要有充分的自觉意识，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实事求是的学术路线。前者决定政治方向，后者决定学术方向。从中国发生的基本事实出发，而不是从西方的各种理论出发，也不是从主观的概念出发。我历来主张用数据说话、让事实证明、让实践检验；主张国情研究需要跨学科、跨领域、综合性、战略性、前瞻性。许多中国研究领域都是多学科，从单一学科优势到跨学科优势，再从综合优势形成了独特优势。

二是能不能持续高效研究？首先，我自己要带头不断创新、持续创新。1940年毛泽东对吴玉章先生评价：“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写一篇好的作品并不难，持续地写出高质量的作品不容易，当然最难的是几十年如一日书写中国发展改革的记录。其次，形成可持续创新团队，构建知识结构互补、年龄梯队衔接的少而精人才团队。

三是能不能创立中国学派？我认为，毛泽东就是最典型的中国学派的代表者，一直是我学习的最好榜样，在当代中国研究方面独树一帜、自成体系。更重要的是扎根中国大地做研究，不唯书、不唯洋，只唯实，将提出基于中国实践的思想、理论、概念，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作为更加根本的使命，也是国情研究院高端智库建设所遵循的。

最后，能否与中国改革开放同行？我们作为清华大学的教师，要与中国兴盛同行、与改革开放同行，还要与学校发展同行，为清华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建设贡献创新知识和创造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智库建设成绩。作为一个国家高端智库，我们的定位是国家未来的“瞭望者”、国家战略的“谋划者”、国家智库的“担当者”、国家治理的“监督者”，努力站得更高，想得更深，谋得更远，看得更准。

诚如习近平同志所言：自古以来，我国知识分子就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向和传统。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

（编辑 季节）

中国为什么能创造出经济奇迹

    玛雅：中国人均GDP 已超过9000美元。按世行最新的划分标准，人均GDP高于4000美元，属于“上中等收入”国家。这样来看，中国已是“上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你长期研究宏观经济，对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如何评价？

余永定：过去40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现在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毋庸置疑，中国创造了人类经济史上一个奇迹。

为什么能创造出这个奇迹？在我看来，首先，中国的改革开放赶上了一个有利的机遇期。这里有两层含义：从政治上讲是和平，特别是美国和中国的战略调整带来了两国和平相处的局面；从经济上讲，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点与中国的改革开放恰好具有高度的互补性。

        尽管几十年来国际冲突不断，局部战争时有发生，但中国在改革开放后一直处于和平的环境之中。和平是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1840年以后，中国不断遭受列强入侵，国无宁日。20世纪30年代曾有过较平稳的经济发展，日本军国主义者打进来，一切毁于一旦。1949年以后，新中国又长期处在冷战的国际环境中。再看看其他国家的历史，奥斯曼帝国的马哈茂德二世从1826年开始大力推行改革，但是时运不济，从1826年到1838年，奥斯曼帝国经历了大小6次对外战争，最终一事无成。所以，外部和平对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玛雅：有网友统计，乌克兰由于政治军事动荡，过去几年人均GDP下降非常快，2014年还超过中国约100个城市，2016年只超过中国5个城市。由此可见，和平与发展这两大主题，和平是发展的前提保证。

    余永定：国内的政治稳定是中国奇迹的另一个先决条件。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建设曾受到政治运动干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与实践，把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而且在开始转型之时，中国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结构仍有效运行，保证了改革开放初期的良好社会秩序。有了外部和平和内部稳定，大家就可以专心致志发展经济了。

    改革是中国经济奇迹的起点，其效果是惊人的。农村改革首先起步。过去城里每年都搞冬储大白菜，辛苦得不得了。我平常不买菜，有一天我爱人说，我让你去看看市场经济。我们到了一个自由市场，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么多人，蔬菜品种这么丰富！当时也没有什么投入，就是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老百姓自己决定生产什么、怎么生产，挣钱过好日子。中国人勤劳、能吃苦、赚钱欲望强烈，一旦去掉束缚，人的干劲就来了，经济马上就改观了。

    在工业领域，从计划经济到承包制再到混合所有制改革、公司治理结构改革，银行的商业化改革和市场体系的建立与完善等等，都激发了劳动者的积极性，搞活了生产流通，改善了资源配置。总之，经济体制改革是过去4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再一个是开放。旧中国长期落后，国家的统治集团孤陋寡闻、妄自尊大。鸦片战争打起来了，大清帝国的皇上连英国在哪儿都搞不清楚，这样的国家没法不败。新中国成立70年来，彻底改变了这种状况。特别是1978年以后，对外开放使我们得以引进大量外资和先进的技术、管理方法，也使我们得以发挥比较优势，通过参与国际分工，改善资源配置，增加就业。邓小平推动出国留学的政策更是让大批青年人走出国门，了解和认识世界，促进了中国的思想文化发展。

玛雅：对外开放给中国带来的一个深刻变化，是深度参与全球生产体系，积极吸引外资和开放国内市场，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余永定：由于初始条件不同，发展路径可能也有很大不同。改革开放不是中国的发明，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在走这条路。但为什么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能成功，而中国成功了？这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基础条件有关，换言之，是与新中国的“前30年”经济建设有关。

我在南亚国家访问时，对土地改革问题感受很深。一些国家，全国不到10%的人口占有全国90%以上的土地，阶级矛盾尖锐，恐怖袭击不断，何谈经济建设？土地改革比较好的国家也有问题，比如，人们略有些夸张地说，印度没有一条公路是直的。因为土地私有，修路不得不绕着弯儿走。印度前驻华大使跟我讲，出使中国之前，他老家那条路就在修，等他几年后回去时还没修好。在中国，北京几个月就修起一条环路，几年的时间就可以修起上万公里的高铁。

    玛雅：2004年初，国内一些媒体追随西方学者的观点，热炒“崛起的印度赶超中国”，我当时是反驳的。直到今天，我都不认同所谓印度崛起的“体制演进比较优势”之说。

余永定：中国的情况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先是通过土地改革没收地主的土地，而后又进行合作化运动，实行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在城市则实行土地的国有制。对于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中国来说，土地是最稀缺的资源。但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和公有制，使得政府可以极大地节约取得土地的成本。这就为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发展和城镇化，创造了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有利条件。所以，无论如何都应当承认，中国以高昂代价换来的土地公有制度，是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得以走上快速发展道路的一个重要条件。

同样，中国的工业化道路也是代价高昂。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特别是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工程师和聪明能干的技术工人。所有这些都为我们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腾飞打下了基础，这是其他发展中国家所不具备的优势。

玛雅：所以习近平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的基础上开创的。”

余永定：另一方面，中国实行计划经济时间不长，市场经济的商业精神和传统还在，同苏联相比，比较容易推行市场化改革。这也是历史给中国提供的一个有利条件。

如果再说更具体些，人口红利也是过去40年中国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还有高储蓄率、出口导向政策等等，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解释中国的高速增长。

    还有一点很重要，改革开放的成功与人的思想解放是不可分的。上世纪80年代初，“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引发了思想解放运动，成为改革开放的强大推动力，带来了后来一系列的改革开放实践。

    玛雅：怎么去维护国家利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不被利益集团俘获，这对执政党和政府来说是非常大的挑战。所谓不忘初心，就是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在你看来，中国的执政党和政府在经济高速发展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余永定：中国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meritocracy”。这个我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中文词来翻译。它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官员队伍中有一群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二是这群精英有非常强的行政管理能力，所以政府的运作是高效的。外国企业家、商人和中国人打交道，都觉得中国官员非常能干。我的感觉是，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官员的平均水平可能是最高的。中国官员的能力和实干精神，弥补了体制上的某些缺陷。

    玛雅：北京大学潘维教授对“meritocracy”有个定义：绩优选拔制，即官员由考试入门，依服务人民福祉的政绩升调奖惩。逢选必考，无功不拔。

    余永定：选拔是“meritocracy”一个重要问题。如果选拔机制不行，“meritocracy”就无法维持。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经过战争考验或种种政治历练，非常成熟。由他们选择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人也都可以保证。但以后的领导人很多是沿着官僚阶梯一步步上来的。这个时候，选择就非常难了。

    我写过一篇文章，认为中国这种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必须要和“meritocracy”相结合。而要维持“meritocracy”，就必须要有一个好的选拔机制。

    玛雅：但愿中国共产党能有足够的智慧，找到一个好的选拔机制，解决好领导人接班的问题。

    余永定：同“meritocracy”弱化相比，更为危险的是“权力与金钱”的结合。一些政府官员一方面保持“政治正确”，另一方面却甘当不法富豪的马仔。公器私用，这是非常危险的。中国反腐斗争的重点，应该是清除这些附着在国家机器上的肿瘤。

另外我想强调，中国的成功离不开邓小平所起到的特殊作用。邓小平说，如果没有毛主席，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我想说，没有邓小平，中国不知道还要走多少弯路。

前面我说了，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来说，中国是幸运的。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很长时间没有全球性战争了。所有这些条件，都有助于中国取得今天的成就；缺一个，中国都取得不了这样的成就。所以中国很幸运，所有这些条件一下子都具备。这可能是百年不遇的，邓小平抓住了这个历史机遇。

和大的经济体比，中国的增长还是最快的

    玛雅：从1978年到2016年的38年间，中国经济平均每年以9.6%的速度持续高速增长。但是过去几年，增速明显放缓。由于国内外的不确定因素很多，学界和社会上对未来时期的经济走势看法不一，多数经济学家不乐观。也有乐观的，比如林毅夫教授认为，2010年以后的经济增速放缓更多是外部性、周期性的，未来一段时间中国仍有8%的增长潜力。你对未来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有何预期？

    余永定：我认为，中国确实进入了一个增长速度相对较低的阶段。在制定“十三五”规划时，一般的共识是，中国长期、潜在的经济增长速度是6.5%左右。这个情况要延续很长一段时间。为什么是这样？

    看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潜力的一个最简单的公式是，经济增长速度=劳动生产力的增长速度+劳动力供给的增长速度。中国现在的情况是，劳动年龄人口已经是负增长，劳动供给的增长也将会是负增长，至少是零增长。根据各种权威机构的计算，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不超过7%，甚至更低，所以加起来也就是6%左右。这个公式虽然很简单，却很能说明问题。所有发达国家在讨论国家经济增长潜力时，都用这个公式。

    玛雅：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曾对中国经济增速悲观定调，称中国经济增速连续几年走低，2015年跌破了7%的“底线”，未来20年平均增速只有3.9%，经济滑坡可能是急剧的。你怎么看？

    余永定：萨默斯从概率论的观点来看中国经济，这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即使中国经济还在继续高速增长，也并不违背他所谓的“回归中数”。萨默斯没有说，到底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和机制，中国经济增速一定会降到百分之三点几。那么你的逻辑在哪呢？分析经济增速，我不需要你给我讲概率论，你要讲具体机制。当然，这种事情是要中国人自己做的。

    玛雅：外界有人对中国官方公布的经济增长率的数据持怀疑态度，认为近期中国实际增长率停留在4%左右。

    余永定：中国的统计确实存在一些问题，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很复杂。统计部门希望给出尽可能准确的数据，但是中国的国情太复杂，统计上困难很多。一些地方政府提交的统计数据未必可靠，统计方法也有可以改进之处，所以统计不准确的情况是有的。这不是一个奇怪的现象。西方国家也经常调整经济增长速度，本来经济增速就不高，一调整就有1%-2%的拉伸。所以不否定中国的统计有改善的空间，但也不能一口咬定中国的统计数字不可靠。

    说近期中国实际增长率停留在4%左右，根据是什么？如果说中国官方的统计有问题，那所谓4%左右的数据可能更不可靠。我们有时候不得不依靠实地调查，依靠我们的直觉来判断。经济学家、企业家对每年的经济形势是好是坏肯定是有感觉的，特别是大企业。包括一般消费者，你肯定能感觉到2015年以来经济形势不如前几年，但你会不会感觉增长速度比前几年下降了一半呢？大家会不会有这种感觉：我们的经济活动水平、生活水平突然下降了一半？我想不会的。

    所以，关键是看趋势。中国已经从一个比较小的经济体变成这么大一个经济体，从一个落后状况变成现在这种状况，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人均寿命大大延长，这些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如果原来高估了现在可能还高估，如果原来低估了现在可能也低估；高估低估的程度可能有大有小，但总的趋势并没有明显变化。

    玛雅：这样说来，你对中国经济增速不那么乐观，但也不那么悲观。

    余永定：我觉得，没有太多的必要讨论中国以后会有多高的经济增速。有时过于纠缠于数字可能会使我们迷失方向。中国经济现在遇到了一些困难，增长速度在下降，我们知道进入了“新常态”。但是只要政策对头，中国经济实现稳定增长是没有问题的。

    中国经济仍然有较大的增长空间，因为中国的人均收入还很低，只有9000多美元。日本、韩国在这个阶段增长速度都是很快的。虽然中国经济不大可能保持非常高的增长速度，但在未来一段时间保持6%左右、甚至更高的增速是能够做到的。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不超过2%。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增长速度如果还能保持6%，哪怕5%，跟大的经济体比还是最快的，跟美国的距离会越来越小。关键的问题是，中国经济要保持稳定，不要大起大落，不要硬着陆。

“十三五”期间实现6.5%以上的增长是可能的

玛雅：中国经济会不会出现硬着陆？怎么才能避免这种风险？

    余永定：分析经济增长要把潜在增长速度和现实增长速度分开来看。现实的经济增速是潜在经济增速和经济波动叠加的结果。中国潜在经济增速应该是在6%-7%之间，“十三五”期间的平均增速定在6.5%。虽然目前中国经济仍处于困难时期，但只要政策对头，实现6.5%的经济增长是有希望的，硬着陆是可以避免的。

玛雅：2017年中国经济增长6.9%。2018年增长6.6%，总量突破90万亿元。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说，经济长期向好趋势没有变，也不会改变。但是国内外对2019年的中国经济，还是有一些担忧。你是怎么看的？

余永定：我不认为2019年中国经济会很差，保持6%以上的增长速度应该没问题。2018年经济增速放缓，主要是因为投资增速下滑，毕竟中国经济增长仍主要由投资拉动。2018年增速低于预期，和2016年以来从紧的宏观经济政策有关。这意味着，2019年我们还有政策调整的空间。通过调整宏观经济政策，我们可以在2019年取得较为令人满意的增长。

玛雅：具体说，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来保持增速，稳定在6.5%左右的水平？

余永定：中国当前迫在眉睫的问题是扼制经济增速进一步下滑。为此，有必要执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并配合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中国过去40年的经验证明，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速，一切问题都会恶化，因为大多数经济和金融问题都是以经济增速为分母的。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结构调整等长期问题都无从谈起。尽管在理论上“保增长和调结构”并不矛盾，但目前来看，当务之急是要保增长，因为经济增速持续下滑可能是中国当下面临的最大风险。

除了增速，中国现在还需要合理的货币供给增量，即需要一个更高的名义GDP增速。作为消费者，我们谁都不希望通货膨胀，但是通胀率太低对企业生产是不利的。而通缩会更大加剧偿债压力，形成“债务-通缩”的恶性循环。当然，通胀率持续上升肯定不是好事，但是现在中国通胀率在2%左右，2019年还有进一步下降的可能，特别是PPI。所以我认为，把经济增长速度和提升通胀结合起来，我们可以以较高的名义GDP 增速作为增长目标。

玛雅：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由投资拉动。刺激经济增长，抑制增速下滑，需要加大财政投入。

余永定：目前情况下，可靠的方法就是加大财政支出、增加基础设施投资。中国现在的问题是，一方面中低端产能严重过剩，一方面有效需求不足，因此经济政策需要从两个方面同时入手：一是继续压缩过剩产能，同时刺激有效需求，刺激需求又不能导致结构的恶化。幸运的是，中国可以进行基础设施投资的领域很多，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各类污染的治理、江河流域的整治、各类公共服务设施的建立和完善，等等，这些都需要大规模的投资。基础设施投资的最大优点是可以增加有效需求，但又不会造成产能过剩。只要规划合理，加大基础设施投资规模不仅能够增加有效需求，而且能够改善经济结构。

总的来说，中国经济增速在未来一段时间继续下行是可能的。对此应该有必要的思想准备。特别是由于中美贸易战的影响，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将会明显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更有必要执行扩张性财政政策。

玛雅：长期来看，有没有可能找到新的增长点，保持中高速发展？

余永定：中国经济是否可以长期维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关键在于能否实现两个转变：一是从要素投入驱动型到创新驱动型的转变，二是从房地产投资和出口驱动型到消费和国内需求驱动型的转变。前者是就长期而言，后者是就短期而言。

    现在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涉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强调创新，就是中国找到的增长点。要让经济走向扩张，必须靠新的高新技术，寄希望于创新产业。如果找对项目、找对产业，并大量投资，中国经济就会再次起飞。

    事实上，中国的许多产业都出现了令人鼓舞的势头。特别是在深圳等地，创新企业正在蓬勃发展，势头强劲。我相信，只要坚持自主创新，依靠创新驱动，以创新引领实体经济转型升级，中国一定能在未来的10-20年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速，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生活富裕，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梦想。

政府不能代替市场，市场也不能离开政府

玛雅：城乡二元结构和贫富悬殊，这些中国今天发展中的失衡都是市场调节不了的，是政府的职责所在。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增加基础设施投资，也得由政府来做。何谓“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客观上，中国今天既存在市场化不足的问题，也存在一些领域过度市场化的问题。在你看来，应该如何摆正政府和市场的位置，让政府做好政府的事，市场做好市场的事？

    余永定：市场应该在资源配置上发挥决定性作用。由于市场极为复杂，充满了不确定性，任何一个计划机构都无法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因为你必须对突然出现的情况做出非常快的反应，而这只能是由千千万万个企业家来做出反应。

    但是另一方面，必须要看到市场有一系列的缺陷，有时是非常严重的。因此，政府一定要发挥作用，弥补市场的缺陷，同时也给市场指出方向。政府要制定产业政策，但是产业政策不宜太具体，只能是一种指导性的计划。总之，政府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政府不能代替市场。同时市场也不能离开政府，许多事情是市场不能完成的，要靠政府来完成。

玛雅：有学者认为，中国基础设施投资的回报率越来越低，质疑依靠投资能否有效拉动增长。然而，基础设施的回报率决定于它的使用密度，而使用密度又取决于经济增长。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

余永定：说得对。换一个角度，也可以从供需关系来理解。比如，现在一些地方的飞机场空着，你可以说是供给过剩，但也可能是因为当地经济没搞起来，有效需求不足。一旦经济起来了，旅行者就多了，飞机场就不够用了。

某种程度上，担心基建投资效率低是有道理的。但对基础设施投资回报，不能仅仅从商业回报的角度考虑。灯塔的商业回报恐怕不高，但灯塔是必不可少的。当然，中国加大投资不能重复2009年的一些失误；投资项目的设计应该更为合理，地方政府的角色也应该被更为精确地框定，融资应该更多依靠政府发行国债。同时也要看到，中国基础设施投资缺口依然巨大，仅仅是市政建设的投资需求就很大。比如北京，为加强地铁的安全设施建设，所需要的投资就非常可观。

总体而言，稳定增长速度是当前中国经济的重中之重。2019年在继续深化各项改革和调整的同时，应该采取有足够力度的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增加基础设施投资。这些投资在短期可以创造就业、创造需求，长期可以消除增长瓶颈，提高增长潜力。由于基础设施主要是投向公共服务领域的，这些领域在短期内不可能有很高的商业回报，所以企业缺乏较强的投资意愿。因此，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政府应该扮演重要角色。

中国的外部环境发生了质的变化

玛雅： 2016年2月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发表文章《扼杀中国的经济：美国的终极王牌？》。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认为，中国经济继续增长，它会将财富转化为军力，试图称霸亚洲。因此对中国进行先发制人的核打击战争并非毫无道理，但一个更有吸引力的策略是让中国经济增长放缓。

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扼杀中国经济”成为美国官方立场。美国对中国挑起贸易争端，用基辛格的话说，中美关系再也回不到从前了。面对这一挑战，中国应该如何处变不惊，从容应对？

余永定：中国的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中美冲突会越来越多，危机随时可能爆发。这意味着，中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必须做出调整，而且刻不容缓。应对美国挑起的贸易争端，中国应该有理有利有节地从容应对。根据美国学者的研究，在被美国加征关税的500亿美元中国出口产品中，73%是供美国企业使用的中间产品和资本品，加征关税必然导致美国企业竞争力下降。而这些产品中70%是在华外资企业生产的，加征关税必然导致这些企业包括美国企业利润下降。华盛顿想通过对中国出口产品加征关税来打疼中国，到头来被打疼的可能是美国自己。

玛雅：中国和美国一个是崛起大国，一个是守成大国，中美之间的矛盾冲突是结构性的。美国的对华新政策并非偶然，中国走向复兴的强国梦与美国想要继续主导世界的强权梦不兼容，这是中美关系恶化的根本原因。

余永定：中国已经被美国定位为头号战略竞争对手，我们对中美关系的改善不应抱有更多的幻想。但另一方面，不论是在地缘政治领域还是国内政治、经济改革领域，中国还有很大的政策调整空间。应该继续坚持和平发展方针，尽可能稳定中美关系，避免双方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世界历史上，很多冲突甚至战争都是因为误会引起的。从美国301调查报告就可以看出，美国对中国的真实意图和战略、政策存在许多误解，美国过高地估计了中国的实力和潜力，而中国自己的宣传也加深了美国的误解。

对中国来说，最关键的就是要做好自己的事。中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并且已经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经济体系，可以依靠庞大的国内市场最大限度地实现规模经济。这是中国能够最终立于不败之地最可靠的保证。

中国在坚持开放的同时，应降低经济的出口依存度（中国是17%-18%，美国是10%以下）。为此，中国必须彻底放弃出口导向政策，转而实行中性的贸易政策。中国必须严格遵守WTO关于禁止出口补贴的相关规定，避免使用出口退税作为刺激出口的调节手段，让人民币汇率发挥调节国际收支平衡的作用。

玛雅：用人民币汇率调节国际收支平衡，就要保持汇率的灵活性。美国要求中国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中国对美国说“不”，美国会作何反应？

余永定：中国还有什么其他选择吗？中国不能丧失本国货币的独立性，阻止资本外流以抵消贬值压力也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中国也不能继续用自己辛苦赚来的有限的外汇储备来支撑人民币的价值。

汇率政策是一个国家的主权，美国无权支配中国的汇率政策。中国可以承诺不会采取竞争性贬值的政策，但是不能承诺维持人民币对美元的稳定。中国应该认真倾听美国的抱怨，中国也必须对自己的人民币政策保持完全的权威，并能够在经济形势需要时放松货币政策，不论这是否会导致人民币贬值。

中国官方致力于推进向市场经济转型，实行完全灵活的汇率制度。中国可以负责任地承诺不去人为压低人民币汇率，但是必须拒绝美国提出的保持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稳定的要求。

    玛雅：中美冲突越来越多，这对中国的金融开放有什么警示？

余永定：中国在过去20多年所积累的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安全性，值得我们认真注意。有人说中国的外汇储备是中国对付美国的武器，但事实是，中国的外汇储备更是美国对付中国的武器。这就是凯恩斯说的，如果你欠银行100英镑，你有麻烦；但如果你欠银行100万英镑，银行有麻烦。现在美国欠了中国3万亿美元，你说谁有麻烦？

玛雅：中国应该怎么做来避免更大的金融风险？

余永定：中国要确保外汇储备的安全。应该逐步有序地通过经常项目或资本项目逆差，用掉其中的相当部分，仅维持必不可少的美元外汇储备。

如何避免更大的金融风险？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前面我谈到，中国的改革开放赶上了一个有利的机遇期。从政治上讲，中美关系正常化带来两国和平相处的局面；从经济上讲，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点与中国的改革开放高度互补。现在，中国的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在这个时候，中国对跨境资本流动可能造成的冲击就更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性。

从中国经济来说，最大的风险就是过早地开放资本项目。还有就是，中国应保持对涉及国家安全的产业的控制。这两条必须守住。有些事情是坚决不能做的，一旦做了覆水难收，就是颠覆性的错误。

    中国已经进入一个新时期。在这个新时期，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没有变，但传统意义的“战略机遇期”已经过去。在接下来的几十年，我们要继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保持中国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与繁荣，推动构建自由、民主、平等、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也要看到，中美贸易冲突将会常态化、长期化，其他领域的冲突也会越来越多，危机随时可能爆发。如何管控冲突、应对危机，对于中国对外政策来说是一个巨大挑战。眼下最紧迫的，是对中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做出调整，以保证中国经济能够持续平稳发展。

（编辑  苏歌）

如果问“什么是好的民主”的话，有很多人会不假思索地给你一个答案：好的民主就是自由的、不受控制的、公开的、透明的、多党的、竞争性的选举。这种答案背后有一系列的假设，回答的人未必那么清楚这些假设。

这些假设都是作为先决条件存在的。第一，世界上存在的政体，除了好的就是坏的；第二，民主就是好的政体，非民主的政体都是不好的或坏的政体，这叫排中律；第三，民主只有一种形式，即自由的、不受控制的、公开的、透明的、多党的、竞争性的选举，不可能采取其它形式；第四，凡是有自由的、不受控制的、公开的、透明的、多党的、竞争性选举的地方就是民主的，就是好政体。如果头脑中有这些理论假设存在，就不会提出“什么是好的民主”之类的问题，因为这些人认为，民主就是好的，不是民主就是坏的，不可能还存在不好的民主或坏的民主。

“什么是好的民主？”实在是一个好的问题，因为提出这个问题，就是对这种简单思维模式的一种挑战。

我们可以从人类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依我所见，到目前为止，人类其实走过了三个阶段，我们现在可能正在进入第四个阶段，即民主可能已经进入了算法时代。 

第一个阶段，民主被看成坏东西。自从公元前500年左右有了民主这样一种东西开始，一直到大约1945年，在2000多年里，民主一直被认为是个坏东西。此前100年里，已经有些人认为民主是好东西了，但是到1945年之前，似乎还没有定论。二战结束后，大家都觉得民主是个好东西了。因此，如果民主有2500年历史的话，其中大约有2400多年都不被看作是好东西。

第二个阶段，大约从1945年到1975年左右，打引号的“民主”变成了好东西。

第三个阶段，大约从1975年开始，这时有人开始置疑带引号的“民主”，希望探索实现民主理想的其它方式，由此引发了“什么是好的民主”这个问题。在我看来，进入这个阶段，本身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发展，是一个进步了。

什么是民主？下面，我分时段来解读一下这三个时期。

“民主”一词来源于希腊语，它由两部分组成：δ?μος (demos) 意指“人民”，κρ?τος (cracy)意指“权力”或“统治”。两个词连在一起的意思是由人民直接进行治理。或用中国人常说的话，“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但在日常讨论中，有些人会有意无意地忘掉民主的原义，为民主提供替代性的定义。

人民当家作主如何实现？有意思的是，最早使用“民主”这个概念的人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据我所知，有记载的文献里最早使用“民主”这个词的人是西方的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约前484年－前425年）。他指出，民主制度最重要的特点是：“一切职位都由抽签决定，任职的人对他们任上所做的一切负责，而一切意见均交由人民大众加以裁决”。 其实，几乎所有古希腊谈到过民主的思想家都把抽选看作民主的标志，不管他们对它喜欢也罢，厌恶也罢。例如，柏拉图（约前427年～前347年）说过：“民主制度是党争结果，平民获得胜利，他们把敌党一些人处死，一些人流放国外，其余的公民都有同等的公民权及做官的机会——官职通常抽签决定”。同样，亚里士多德（前384年～前322年）说过：“用抽签的方式产生执政官被认为是民主，用选举的方式产生官员被认为是寡头政治”；“平民政体有这样一些特征：所有官员从全体公民中选举产生；全体公民统治每一个人，而每一个人反过来又统治全体公民；所有的官职或者是所有不要求具有经验和技术的官职，都应通过抽签来任命”。我们看到，历史上最早使用民主概念的人都不约而同地把民主与抽签联系在一起，可见当时人们的理解，民主的实现方式就是抽签。

在古希腊的雅典，民主就是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其实现方式要么是全体人民直接参与管理公共事物；如果不是所有人都能直接参加管理公共事物的话，就需选出一部分人来代表其他人，而挑选这些人的方式不是竞选，是抽签。我的近作《抽签与民主、共和：从雅典到威尼斯》一书第一章写的就是雅典民主。

民主是个坏东西

回到雅典民主，即希罗多德、老寡头时代，那时人们对民主是种什么看法呢？简而言之，民主被认为是一种坏东西。在社会精英阶层看法比较一致：民主是个坏东西。古典古代史学家A.H.M.琼斯（1904～1970）发现雅典民主时期存在一个鲜明的反差：广大民众对民主深感骄傲、热情支持，但几乎所有留下文字的古希腊政治哲学家与政论家（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在不同程度上力挺寡头制，反对民主，因为民主让普通老百姓当家作主，因为民主使用抽签的办法挑选执政者。老寡头指摘，在实行抽选的民主制下，当权的是那些缺钱、缺少教育、愚昧无知的穷人、坏人、下等人，而不是独具德性和智慧的富人、贵族、优秀分子。

这种现象不仅在古希腊如此，其实从西塞罗时期的罗马，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再到经历革命的美国与法国，在2000多年里，民主制似乎从未受到过精英们的喝彩。这方面的证据举不枚举。美国学者帕灵顿(Vernon Louis Parrington,1871-1929)在20世纪初出版的一本书中概括地说：“回想一下[美国立宪]大辩论唇枪舌剑中不断被提及的那些权威们吧。除了马基雅弗利、瓦泰尔、普芬道夫、孟德斯鸠外，其余都是英国理论家，如霍布斯、哈林顿、弥尔顿、锡德尼、哈利法克斯、休谟和布莱克斯通。对民主派来说不幸的是，在这些伟大人物中，没有一位不对民主理念持反对态度”。帕灵顿列举的这些人不是所谓启蒙思想家，往往被人称作民主的先驱，但实际上他们几乎毫无例外地对民主制是持反对态度的。所以，在历史的很长时期里边，民主都是一个坏东西。经常听到有人用赞许的口吻说，西方有民主的传统。这套说辞是从西方传入的，基本是胡扯。其实，西方也有些学者不认同这种看法，并写出专著来证明，事实并非如此。恰恰相反，如果说西方有什么政治传统的话，那是一种反民主的传统。这方面的著作不少。例如前些年的一本书，其标题使用“乌合之众”与“群氓”，这是西方文献中出现频率极高的两个词，反映了精英阶层对普通民众的恐惧与敌视。除了这两个词以外，欧洲历史上对民众还有众生（the multitude）、畜生（cattle）、“怪异的野兽”（monstrous beast）等充满鄙视的提法。这种态度从古希腊的柏拉图一直传到现代的埃利亚斯·卡内提（1905-1994）。例如，弥尔顿在《复乐园》中用“暴烈”来描述民主（fierce democracy），很多人都认同弥尔顿对民主的描述，在18、19世纪的文献中，“暴烈民主”的提法反复出现。托克维尔提出“多数人的暴政”（majority tyranny），这种提法一直沿用至今。我们看历史很清楚，凡是暴政几乎都是少数人的暴政，但是民主的反对者偏说多数人的暴政比较可怕，因为他们憎恨民众、害怕民众，才会去反对所谓“多数人的暴政”。第二本书谈欧洲思想史中的斯巴达传统。稍微了解一点古希腊史的人都知道，斯巴达是寡头政治的样板，与雅典的民主制度形成鲜明对比。斯巴达传统就是寡头政治的传统。第三本书的标题是《审判台上的雅典》，其副标题点出了要害所在：“西方思想史中的反民主传统”。现代民主往往声称是雅典民主的继承者，该书作者对此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好比通过军事政变篡夺权位的罗马皇帝自称属于前任家族一样无耻。最后一本书的标题是《与群众对着干》，副标题是“法国革命以来形形色色的反民主思潮”，可见即使到近现代，在欧美，反民主的思潮依然此起彼伏。

现在有些人把美国革命、法国革命说成是现代民主的起点。但如果看一看美国革命时期、立国时期的文献，就会发现，在革命前，美国几乎从未有过关于民主的争论；在革命过程中，其目标也不是民主，而是共和。在美国《宪法》中，民主这个词完全没有出现过，因为美国的国父们根本就不要建立一个民主的制度，他们害怕民众，害怕民主。法国也是一样，革命前很少有关于民主的讨论，讨论的主要是君主制好还是贵族制好。法国革命的目标是某种形式的代议制，而代议制的历史很长，原本与民主毫无关系。丹麦民主史专家摩根斯·赫尔曼·汉森的看法十分到位：雅典民主对美国和法国革命都没有任何影响；这两场革命（包括英国激进党人）更多受到来自古罗马的影响。

直到20世纪初，西方对民主的疑虑还是非常深的。20世纪初，法国学者埃米尔·法盖（Emile Faguet, 1847-1916）说：“几乎所有19世纪的思想家都不是民主派。当我写《十九世纪的政治家与道德家》一书时，这令我十分沮丧。我找不到一位民主派，尽管我很想找到这么一位，以便能介绍他所阐述的民主学说”。几乎同时，英国学者格雷厄姆·沃拉斯（Graham Wallas, 1858—1932）在1908年写道：“乍一看，[在欧美各国]有关最佳政体的争论好像已经有了结果，现在受青睐的是代议民主”，但是“在那些全心全意接受代议民主的国家，政治家与政治学者看来都对这种体制感到困惑与失望”。1913年，法国社会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 1841-1931）仍认为“从柏拉图到如今，从未有过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替大众民主进行辩护”。

至少到一战之前，至少在精英阶层，民主在欧美还是被看作一种坏东西。当然，民众、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政党、共产主义运动对民主的态度完全不同。丹麦学者摩根斯·汉森说，“从古代到启蒙时代，民主就是一个睡美人……当她苏醒时，所有的王子都害怕她，哲学家都厌恶她，政治家都认为她不可行。当时，在人们的理解中，民主意味着翻天覆地的、内斗不止的暴民统治……在欧洲，要再过大约一个世纪，民主女神才变成受人尊重的淑女”。

总之，在长达2000多年的历史中，民主一直被看作坏东西。这种情况大约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以后发生了变化，进入第二阶段， “民主”变成了好东西。这里的民主我打了一个引号，因为此“民主”已非彼民主。

“民主”变成了好东西

要让坏东西变成好东西，首先要对原来那个不中意的坏东西进行改造。当然，对已经流传2000多年的一套思想、体制进行改造并非易事。我在《抽签与民主、共和》一书最后一章进行粗线条的梳理，这个过程大概经历了150年，从1800年到1945年前后。在此期间，欧洲的思想家、政治家试图用各种方式对民主进行改造，当被改造的“民主”已经变成让他们心安的民主时，他们才会改口说，这是一个好东西。

改造的过程是一个三部曲。第一步是对民主污名化，就是将原来意义上的民主说得一钱不值。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的文献里经常有“虚假的民主”、“古代的民主”、“纯粹民主”、“直接民主”、“简单民主”等表述。它的潜台词是，原来意义上的民主是我不喜欢的东西；以前可以直截了当地说“民主是个坏东西”；但现在越来越多的民众要民主，我不便再公开这么说了，于是就将原来意义上的民主污名化，在民主前边加上“虚假的”、“古代的”、“纯粹的”、“直接的”、“简单的”等负面形容词。第二步是创造出一种新的、带引号的民主概念。比如说“人民主权”，它听起来是一个挺好的词，直至今天很多人还在用人民主权这个说法。但是这个提法在出现的那个历史时段，强调“人民主权”实际是把“人民的治权”否定了。以前讲主权时，它与治权是密不可分的，拥有主权的人民应该同时享有治权。如果只强调人民主权，实际上暗含的意思是：主权归人民，但是对不起，治权归别人。所以，人民主权的提出有历史的进步性，但同时也有它历史退步的一面。这一点很少有人注意到。此后，把人民主权跟民主连起来，就产生了代议民主。代议(representation)早就存在，已经有很长的历史，把代议嫁接到民主上，其结果是治权依然归精英的代议民主。“宪政”、“自由”也是在这个时段开始与民主挂上了钩，而宪政、自由本是与民主势不两立的东西。多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警惕带修饰词的民主》，说的是，把代议、宪政、自由作为民主的修饰词，实际上为的是用修饰词限定民主这个名词，改变它的原义、它的内涵。第二步大概也花了几十年的时间。

第三步是为改造后的、带引号的民主正名。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代议民主”、“宪政民主”、“自由民主”逐步流行起来。推出“代议民主”概念时，其实创造了一种新东西，被叫做“真正的民主”，仿佛以前的民主都是虚假的民主。它也被人叫做“现代民主”，言下之意是，以前的民主是“古代民主”，是不合乎时代潮流的、落伍的东西。还有一种说法是，改造后的民主是“间接民主”，与此前那种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直接的民主形成对比。

这既是破的过程，也是立的过程。“立”就是要重新建构起一套全新的“民主”理论，它是无害的、统治阶级可以接受的民主。尤其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欧洲一批重要的思想家参与到新“民主”理论的建构工作中，包括勒庞（1841—1931）、莫伊赛·奥斯特罗戈尔斯基（1854—1921）、韦伯（1864—1920）、帕累托（1848—1923）、莫斯卡（1858—1941）、米歇尔斯（1876—1936，韦伯的学生）等。他们最著名的著作包括《乌合之众》、《民主与政党组织》、《寡头政治铁律》、《统治阶级（政治科学原理）》、《民主的转型》。这些著作试图告诉人们，普通老百姓无非是一群乌合之众，无论怎么参与政治，最后还得精英来统治。例如帕累托的《民主的转型》，中国人对帕累托的了解主要是他在经济学方面的贡献，其实他到晚年，大量的时间花在考虑政治问题，后来他被墨索尼里正式认可，声名受到影响。

在所有对民主理论重新建构的人中，起最大作用的是经济学家熊彼特。1942年熊彼特出版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书中对民主进行了重新定义：把原来原义上的民主说成毫无意义，他认为把决定政治问题的权力赋予全体人民既无可能，也无必要。一笔抹杀任何有实质意义的民主后，熊彼特拿出了“民主的另一种理论”。按照这种新理论，民主无非是一种选取领导人的方式，其首要任务是“选举出那些掌握决策权的人”；一个政治体制只要其选举是以争取人民选票的方式进行的，它便是民主的；否则就不是民主的；除了隔几年投一次票外，民众在政治中的角色付之阙如。很明显，熊彼特论点的基本理论假设来自韦伯：精英统治不可避免。20世纪以前，无论是拥护精英统治（贵族统治）的人，还是反对精英统治的人，都不会把它与民主画上等号，熊彼特却告诉人们，竞争民众选票的精英统治就是民主。这是对民主理念的彻底颠覆！后世学者把熊彼特的理论称之为“精英民主理论”、“最低限度民主理论”或“选举民主理论”。战后，由欧美国家推广到全球的“民主”就是熊彼特式最低限度的民主。

直到20世纪50-60年代出现的一系列民主理论，实际上都是对熊彼特理论的修补，进一步为其提供理论依据，包括罗伯特·达尔的多元理论。 1956年达尔出版了影响极大的《民主理论的前言》，1961年，他以耶鲁大学所在地新港（New Haven）为案例写出《谁统治：一个美国城市的民主和权力》，1971年又写出《多头政体：参与和反对》。这些著作无非是想告诉人们，只要多元，就是民主。这与民主原义相去甚远。70岁时，他写出《经济民主的前言》扩展了运用民主的场域。90年代初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是80岁左右，感觉他年纪越大，思想越具批判性，如他年近90岁写的《美国宪法有多民主？》。

熊彼特对民主理论进行了一次最系统的改造。此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熊彼特式民主成为“民主”的标准，他的民主理论成为最经典的民主理论。至今在西方、在中国，很多人熟悉的所谓“民主”理论，无非是对熊彼特改造、包装过的民主理论。

经过150年到熊彼特，这个改造看似很成功，但实际上有三个非常清晰的逻辑错误。第一个逻辑错误是偷换概念。很多有关民主的教科书，一方面讲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rule by the people），另一方面讲代议民主就是民主。这两个定义是互相矛盾的，代议民主已经不是人民当家作主了，而是赢得选举的政客以人民的名义进行统治。第二是以偏概全。民主如果作为一个整体概念，它指的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各种形式。但现在流行的民主理论告诉人们，民主只能说熊彼特式民主，把最低限度民主说成民主本身，仿佛别无选择。第三个是假两难推理（false dilemma），世界上本来有多种选项，但却只给人几种选项；更极端的是只给两个选项。在政治制度安排问题上，很多人的脑筋已经被彻底洗过，认为世界上的政治制度，除了民主就是专制，没有别的选项；民主似乎只有一种实现方式，即竞争性选举，别的方式统统是不民主的、专制的。按照这种逻辑推理，中国没有实行多党竞争性选举，必定是专制的，古巴、朝鲜、伊朗也都是专制的，美国看不惯的国家都是专制的；专制体制都是一模一样的。这些说法听起来无比荒唐。

为什么会产生这三个逻辑错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很多人的思维存在某种“虚假的特定性”。1987年出版的一本书，标题就是《虚假的特定性》，作者是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罗伯托·曼格贝拉·昂格尔，虚假的特定性就是把某一种特定的东西说成普遍的东西。对于民主这种普遍性的概念，很多人却相信它只有一种实行的方式，这与把某种桌子说成桌子的普遍形式同样荒唐。昂格尔写那本书的目的，是希望找到另一种不同形式的民主，即书的副标题所说的“激进民主”。我们不一定赞成昂格尔的激进民主，但是他的这个逻辑是对的：民主未必只有一种实现方式。

丢勒的犀牛

犀牛很久以前就在欧洲绝迹了。德国画家丢勒（Albrecht Dürer，1471－1528）没见过犀牛，但他依照他见过的画片画了一副犀牛像，后来被人称之为《丢勒的犀牛》。欧洲其他人当时也没有见过犀牛，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以讹传讹，后来欧洲人画出的犀牛全是丢勒式的犀牛。民主几乎也是一样，大家没见过真正的民主，结果熊彼特式民主就被当作民主了；只要与熊彼特式民主不同，就会被认定为非民主或专制。

把民主改换成最低限度的民主（我称之为“选主”）以后，有人便以此为概念基础，研究衡量民主的标准，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衡量民主质量的指数，其中最活跃、最有名的是美国“自由之家”每年公布的“自由指数”（Freedom in the World）。“自由之家”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自称NGO，其实它经费的85%以上来自于美国政府。这种政府高额资助的组织放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美国会指责它们并非真正的非政府组织；但轮到“自由之家”就完全是另一套标准，说是“必要的恶”。这样一个机构，每年对世界各国打分，好像哪些国家是民主的、哪些国家是专制，全由它说了算。在“自由之家”的排行榜里，中国永远都排得很低。“自由之家”可以说完全是美国信息战的一个工具。另外还有几种看似更学术一点的民主指数。一种叫政体指数（Polity IV），另一种叫万哈林指数（Vanhanen’s Index of Democracy）。把各种各样的这类指数拆开来分析，其实它们衡量的，无非是选举是不是公开、透明、不受干扰、带有竞争性。为什么用这些指标衡量？原因很简单，其基础理念是，传统意义上的、让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不是好民主；只有代议民主、通过竞争性选举实行的代议民主才是唯一可欲、可行的民主。

这是第二个阶段，时间很短，大概从1945年到1975年前后。

在整个19世纪，尤其是1848年革命以后，欧洲的精英阶层成功地把工人阶级的注意力转移到争取普选权上，包括社会主义政党以及恩格斯本人，也不例外。可以说，争取普选在19世纪与20世纪上半叶，是工人阶级运动、社会主义运动包括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很重要的一个奋斗目标。“普选”（Universal suffrage）这个关键词在英文书里出现的频率一直高居不下。在欧美，普选大概到1960年左右基本实现了；有些国家像瑞士，到1975前后才真正实现普选。随着普选在20世纪60-70年代最终实现，“普选”这个词出现的频率大幅下滑。但几乎与此同时，另外一些关键词的出现频率大幅上升，例如，“政治精英”（Political elite）、“权力精英”（Power elite）、“精英主义”（Elitism）。这似乎告诉我们，人们好不容易争取到普选权后，才发现权力仍然在精英阶层手中。基辛格说过一句话：世界上有两种情况让人很沮丧，一种是你追求一种东西，永远追求不到；一种是你追求某种东西，追到手后才发现，它并不是你想要的。普选权有点像后一种情况。为争取普选，多少人前仆后继，不惜坐牢、牺牲，好像一旦拿到普选权，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但是普选权最终实现之后，才有人恍然大悟，普选权好像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于是决定转而追求新的东西。

大约从60年代末开始，人们开始对代议以外的民主实现方式兴趣大增，包括“直接民主”（Direct democracy）、“参与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等。但代议民主（熊彼特式民主）的黄金岁月很短，就是1945-1975年这30年左右；1975年以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探索实现民主理念的其它方式。罗伯特·达尔1970年一本很小的书《革命之后》，已经提到可以采取抽签来补充票选的不足。

以上是我以1975年为界的一个理据。另一个理据是，同在1975年，由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1927—2008）与一位欧洲学者、一位日本学者向美、欧、日三边委员会提供了一份研究报告，标题是《民主的危机：有关民主政体可统治性的报告》。报告第一段为西式民主描绘了一个近乎四面楚歌的图景。同一年，亨廷顿的另一篇文章用“民主瘟疫”来形容当时的局面，他确信，“1960年代展现出来的民主活力给1970年代的民主提出了统治能力（governability）的问题”。他提出：资本主义民主许诺个人自由，允许大家参与政治，结果人们从四面八方向政府施压，要求提供更好的福利，但同时谁也不愿意付出代价；这必然造成政府无从招架。亨廷顿严词驳斥了这样一种说法：“治疗民主罪恶的唯一处方是更多的民主”；他认为，在当时情况下，用这个处方只会火上浇油，造成更糟糕的局面。在他看来，当时各种问题的根源是“过度民主”。

总而言之，到1975年，代议民主作为唯一可行的民主已引起了人们的质疑，人们开始探寻实现民主的其它方式。这就进入了第三个阶段：人们开始问“什么是好的民主”？

什么是好的民主

要探求什么是好的民主，首先要回到民主的原意，那就是人民当家作主。这里我们可以追问两个问题。一是人民当家作主可以采取哪些形式？二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目的是什么？

就人民当家作主的形式而言，大概可以分为两大类：（1）人民直接当家作主；（2）其它方式。雅典城邦可以采取人民直接当家作主方式，因为雅典公民只有3万人左右。而现今的世界，国家的规模都要大得多，让所有的人直接当家作主很难办到。当然，在基层单位或居民小区，直接当家作主还是可能的。直接当家作主以外，可以有很多其他方式；如果争取一种好的民主的话，其方式应该尽量接近人民直接当家作主这样一种理念。

此外，我们还应关注人民当家作主的目的是什么？罗伯特•达尔在《多头政体：参与与反对》（1971）一书中认为，人民当家作主的目的是“完全地或几乎完全地回应所有公民的意愿”。这也可以用来衡量什么是好的民主的标尺。除了形式与目的，判断什么是好的民主还有其它标尺。在我看来有以下五条。

第一，理念上，是否注重普通老百姓当家作主的能力？是不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是不是努力创造条件让所有人都具有当家作主的能力。主流政治学往往把参与看作一种权利，但参与其实也是一种能力，且需要占用必要的资源作为支撑。当家作主也是如此。在这方面，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同样的意愿、能力与资源。如果一个制度根本不在这方面做任何努力，这个民主未必是好的。

第二，是否注重拓展人民当家作主的方式？上面的讨论已经明确指出，人民当家作主的形式可以有多种多样，并不局限于票选一途。一个好的民主应该寻求一种能尽量吸纳人民的决策模式（By the people），包括参与，但不限于参与。政治参与其实是个很奢侈的东西，不管在哪个国家，有参与能力和具备参与资源的人其实是很少一部分人。如果仅仅谈参与会是很危险的，等于把影响政治的权力，交给一小部分有参与能力和参与资源的人。吸纳人民进入决策过程还有别的方式，比如说，我们中国人熟知的群众路线，也是一种吸纳人民进入决策的方式，我称之为逆向参与，因为群众路线要求各级决策主动深入民众，尤其是普通民众，在决策中反映他们的意愿。

第三，是否注重人民当家作主的目的？一个好的民主应该寻求一种能尽量回应人民需求的政治制度（For the people）。这一条是可以度量的，现在有些跨国的民意调查，看各国在多大程度满足了人民的需求。中国的表现一直十分出众。

第四，是否具备基本的国家能力？如果缺乏基础性国家能力的话，好的民主理念、好的民主实现方式、好的满足民众需求的意愿都未必能化为现实。

第五，所作所为是否符合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即是否实事求是。不同的国家，做法未必一样；同一国家内部的不同地区，做法未必相同；不存在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佳道路。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段，好的民主未必是同一种东西！加上实事求是这一条标准，我们追求好的民主时，一定要注重人民当家作主的场域；不同的场域，当家作主的方式不会相同，也不应相同。

很多关注民主的人，一谈到民主想到的就是参与全国层面的决策。国家重大决策是不是民主，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对所有人而言，我们大部分的人生是在工作单位和居住社区度过的；其次是地方事务，然后才是全国性事务，全球性事务。当家作主的场域非常重要，追求民主应该追求在与我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场域实现民主，这对我们每个人的福祉更重要。在工作单位和居住社区，当家作主可以采取直接的方式；在其他的场域，比如地方性事务，全国性事务，全球性事务，直接方式恐怕未必合适。当家作主的间接方式并不止票选一种，而是有多种多样，比如说协商。中国现在谈协商民主的非常多，全国政协也做了大量关于协商形式的探讨。但是，谁来协商？参加协商的人是怎么挑选出来的？反倒是在中国基层一些地方，产生了很有意思的创新。例如，在浙江温岭、四川成都、黑龙江阿城，基层需要协商的时候，尝试过用抽签的方式挑选个人或家庭，因为政府指派会受到质疑，自愿报名会造成偏差，抽签无偏无倚，既公平，又容易被接受，还容易操作。有趣的是，这些地方之所以最初在协商时采用抽签的方式，是在实践中找到的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

参与也可以是当家作主的一种方式，适用于涉及利益相关方的较特殊场域。利益相关方势均力敌，且都有参与的意愿与能力，可以用参与这种方式。涉及大量参与资源和能力不足的民众时，群众路线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更适当的方式。比如说制订一些全国性政策时，北上广的白领们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上发声很容易；但是，在青海、贵州的偏远村落，那里的人们如何发声、如何影响决策？这种情况下，群众路线更加适用，需要掌握权力的人，深入到这些地区去做调研，把那里人们的意愿反映到决策过程中去。

人民当家作主的间接方式可能需要挑选出一些人来，代表人民整体。这时抽签就可以派上用场。我并不认为抽签是实现民主的唯一方法，它也未必是最好的方式。但是抽签确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方式。人类进化了约300万年。过去2500年只是其中的一瞬间，从进化的眼光看，今天的人并不比那时的人聪明多少，差别只是今天的人知识多一点。所以，我们可以借鉴古人的一些做法。更何况，现代统计学已经告诉我们，随机抽签产生的样本才具有代表性。既然如此，组建应该具有代表性的决策机构时，抽签是个蛮有潜力的民主实现方式。

选举也可以作为一种民主的实现方式，我们不应该完全排斥选举，正如我们不应该将它看作民主的唯一实现方式一样。但选举有个内在的缺陷：容易被操控。这在罗马共和国时期就广为人知了。因此，罗马共和国、意大利的城邦共和国在使用选举的同时，往往加入抽签的成分，减少其被操控的可能性。我在书中提到两类抽签，一类叫民主抽签，一类叫共和抽签。民主抽签是只用抽签，不用选举，所有人都是经由抽签选出来的，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代表性。共和抽签是把选举和抽签混杂在一起，其目的不是要选出具有代表性的人，而是防止出现一个稳定的少数垄断权力。例如，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大公的挑选方式无比复杂，是抽签与票选相结合，分前后十个步骤完成。

总结一下。在我看来，我们人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此前，要么说民主是个坏东西，要么说改造后的“民主”是个好东西。现在这都过去了。即使在欧美，也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打引号的“民主”未必是真民主，民主未必只有一种实现方式。提出“什么是好的民主”是一个进步，因为它要重启什么是民主的讨论，反思熊彼特式的“民主”到底是不是一种好东西，摆脱昂格尔所说的“虚假的特定性”，承认民主有多种实现方式。否则的话，无法讨论“什么是好的民主”。归根到底一句话，如果大家喜欢民主、支持民主，我们就应该打开思路，解放思想，而不被熊彼特式的最低民主束缚住我们的想象力。想象力打开了，我们便能在工作单位、居住社区、其它场域，以创新的姿态探索实现民主的不同方式。这样一来，我们中国也许可以在民主问题上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破除迷信很重要。不破除迷信，无法前行。举个大家都知道的例子，在回答外国记者关于中国搞不搞民主的问题时，至少有两任前总理说，我们条件还不成熟。这种回答可以解读为，条件成熟了，我们也可以搞竞争性选举。这说明非此即彼的“民主”迷信影响之深。一百年前就有人试图破除这方面的迷信，但是直到今天，迷信还没有完全破除，可能还需要一百年。当然，国家实力增强后，破除迷信也许更加容易一点。

关于抽签的适用范围。乍一听，在政治生活中使用抽签好像很荒唐；其实投票用得不是地方也很荒唐。投票往往用于两类事情，一类是做决策，一类是选人。用于决策，投票多数决最近的例子是2016年英国脱欧公决，52%支持、48%反对，结果把英国带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换一种决策方式，如共识决（consensusdecision  making），情况会完全不同。我在2013年出版的《中国式共识型决策："开门"与"磨合"》中，对投票表决的弊端进行过深入的分析。

    用于选人，投票也未必是好方法。选人可以分几类，一种是选领袖，一种是选代表，一种是选办事的专才或干才，一种是选明星。

    投票不是选领导的好办法，美国选出特朗普后，很多美国人才认识到这一点。奥巴马又何尝不是如此？他本是一个参议员，没有什么行政经验。在中国，难以想象一位来自开封的全国政协委员一跃变成国家领导人。关于奥巴马的政绩，一位观察家的评论不无道理：奥巴马竞选时推出的苹果手机给美国带来的变化远大于奥巴马带来的变化。连大公司的总经理都不会用投票的方式选出，更何况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的领袖。选领袖，也许最好的方法还是采用培养、锻炼、考察、选拔、逐级递进，而不是选举，因为选民无法判断候选人的领袖素质。

选代表，投票也不是好办法；从统计学的意义上说，这样选出来的人没有代表性。事实也是如此，不管在哪个国家、哪个时期，用这种方式挑选出来的人都是一群精英分子，与人民大众的构成极不相同。选专才或干才，更不能用投票的方式。正如我们不会用投票的方式选择医生与教师，我们也不应用投票的方式选择各个专业的公务人员。在这方面，中国早就发明了考试制度。

投票适用于选明星。美国自里根以来，大多数总统都具有很高超的表演才能。里根是专业演员出身；特朗普参演过不少影视作品，并长期担任电视真人秀《谁是接班人》的监制与主持人；而克林顿、奥巴马一卸任就参演电影、电视剧。不仅在美国，世界各国已选出很多演艺人才或体育明星担任总统、总理、议员，以至于有人说“政治就是演艺”。如果投票不适用于选人与决策的很多方面，抽签也是如此。大部分决策不应该用抽签的方式做出，只有涉及稀缺资源直接分配的决策可以用抽签，因为抽签的结果对所有人公平。在选人方面，选领袖、选专才与干才都不能用抽签。不过，抽签可以用于选代表。学过统计学的人都知道，随机抽选出来的一批人才具有代表性。所以在选代表方面，抽签不失为一种好的办法。但它也只是一种办法而已，并不是唯一的办法。选代表也可以用选举与抽签搭配的方式进行。

很多人谈到选民的理性。在美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有大量关于选民的调查研究。选举假设选民是理性的，但这些研究显示，选民并不理性。作为个体的选民，面临一件大事时，他马上做出的决定大概是没有多少理性可言的。理性要求占有完全信息与完全知识，缺一不可；但不管多聪明的个人，都不可能具备完全信息与完全知识。所以，理性的个体只是一个理想、一个幻象。真正要谈理性，只能谈群体理性。现在有一些有关群体智慧的研究，发现解决问题时，重要的是参与者的多样性、异质性，而不是参与者的个体能力。参与者的多样性、异质性有助于克服信息与知识的不完全性。像英国脱欧公投，实在是再蠢不过的办法，因为这是让每个单独的个体独自做出一个他们无法判断后果的重大决定。后来连英国的《卫报》都看不过去了，说如果采取抽签的方式挑选一群公民的代表来，让他们集中在一起，认认真真讨论几个月脱欧的利与弊，然后再做决定的话，一定要比现在这个决定更好。

总之，我更相信群体的智慧，相信“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相信人多智广。有件小事很说明问题。耶鲁大学所在的城市不太安全；以前那里的一个桥洞里经常发生抢劫。警察从自己的专业知识判断，想到一个解决的方法：派个警车蹲守在那儿。问题是，警车一离开，又出现抢劫。后来，城市搞了个由普通市民组成的咨询班子，里面什么人都有。结果，有人提出一个主意：在桥洞里安上亮晃晃的路灯，问题就解决了。拿出这个点子的人是位电器工程师。这便是群体智慧的一个例子。这也说明抽签产生的代表群体比较容易产生群体智慧。在讨论民主实现方式时，千万不能忽略这一点。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