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全球经济保持复苏，但分化态势明显，主要经济体增速接近触顶，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出现金融动荡。全球经济面临的下行风险加大，加息将成为2019年货币政策“主旋律”，美国经济增长见顶、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全球债务负担上升等可能成为潜在的风险，值得高度警惕。

2019年全球经济金融形势展望

实体经济复苏进入转折点

全球经济在2018年之初呈现出同步增长的良好势头。但自4月以来，在全球贸易摩擦、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美元升值、全球美元流动性趋紧、地缘政治冲突、原油市场波动等因素影响下，全球主要经济体增速接近触顶，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经济下滑并出现金融动荡，全球增长的下行风险逐渐上升。

我们认为，全球实体经济复苏可能在2019年进入重要转折。一方面，经济增长的动力仍然存在。摩根大通全球综合PMI指数仍维持在53以上的水平（见图1），其中新订单指数、服务业指数均保持在53.5以上；制造业略有下滑，维持在52以上。全球就业状况持续改善，美日两国基本处于充分就业水平；在一系列劳动力市场改革措施的推动下，欧元区失业率大幅降低至8.1%，接近危机前最低水平。全球通胀率略有上升，但仍处于温和状况，有利于企业投资和提高薪资水平。另一方面，下行风险日益凸显。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连续三年下滑，其中2016年同比减少2%，2017年同比减少23%，2018年上半年同比减少41%，降幅创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新高，主要是由于发达经济体收缩国际投资。在贸易保护主义的阴霾下，全球贸易增速明显下滑。根据荷兰经济政策分析局（CPB）数据，2018年8月全球货物贸易量环比仅增长0.2%，较上月下滑1.3个百分点。如果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持续升级，将严重打击商业信心，过去长期以来担当经济增长重要推动力的贸易将成为经济发展的拖累。

未来全球经济增长是延续复苏态势还是掉头向下，取决于上述两股力量的博弈。目前来看，全球经济面临的下行风险加大，初步预计2018年全球GDP增速将达到3.2%，较上年回落0.1个百分点；2019年继续回落0.1个百分点，达3.1%。

图1  全球GDP与综合PMI指数对比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

全球金融市场走势分化明显

2018年，全球金融状况有紧缩趋势，发达市场与新兴市场金融状况的差异增大。即使在发达市场内部，美欧金融市场走势也出现较大分化。

发达经济体金融状况总体上依然相对宽松，股市、债市持续增长，波动率虽有上升但仍相对稳定且低于历史水平。其中美国股市进入历史上最长牛市，虽然也经历了大幅下跌和波动，但表现仍优于其他地区，吸引了全球资金流入。美国股市风险偏好依然强劲，估值远高于历史水平；美国金融危机风险指标ROFCI出现波动，大体维持在安全区域内（见图2）。欧洲受到经济增长前景疲软的困扰，加上欧洲公司盈利弱于美国，并且许多公司对新兴市场有较大风险敞口，导致投资者对欧洲市场更加谨慎。

图2  美国金融风险监测指标（ROFCI）

资料来源：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

新兴经济体仍易受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正常化和美元升值的影响。2018年，外部融资成本上升、美元流动性短缺、地缘政治风险增加、贸易紧张等因素导致多数新兴经济体金融状况有所收紧，金融市场风险增加。主要表现在：本币贬值，通货膨胀上升，外部融资难度增加；非居民资本流入增长放缓，资本流动逆转导致股市下跌；债市由于息差扩大仍吸引资金净流入，但增速放缓；外汇储备大幅减少。不过，在全球风险偏好高涨的环境下，到目前为止，市场压力仍集中于基本面及政策框架薄弱、政治风险及外部脆弱性较高、外部债务占比较高且缺乏充足储备缓冲的经济体，土耳其、阿根廷、巴西等国金融市场波动性远大于其他国家。

展望2019年，美国通胀若继续走高，市场将预期美联储继续甚至加速加息，导致金融条件趋紧，使得风险重新评估和资产组合重新配置，引发股票、债券、汇率市场急剧变动。欧元区周期性系统性风险较低但呈上升趋势，部分南欧国家公司财务状况不佳，公共和私人债务水平处于历史高位且进一步恶化，特别是部分国家的主权债务水平仍过高，这些风险相互交织，其中任何一种风险的显性化都可能激化其他风险，产生连锁反应。新兴市场的主要脆弱性在于高杠杆、大量外部融资需求、短期外币债务、不稳定的投资者和贸易风险。其中亚洲金融市场相对稳定，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亚洲新兴经济体经常账户盈余改善，外债降低，外汇储备增加，再次发生类似危机的可能性降低。未来主要风险可能集中于“双赤字”的拉美及新兴欧洲国家。

美国增长见顶、中美贸易摩擦、全球债务负担是未来主要风险

2019年，预计全球经济金融体系的波动性将显著上升，动荡和不确定性恐将成为常态，以下潜在风险值得高度警惕。

第一，美国经济增长见顶。2018年，全球关于美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讨论不断升温，在维持了长达9年的扩张后，美国正处于经济复苏的晚期。一方面，随着美联储货币政策继续加息，短期利率不断上行并引发10年/2年期国债利差倒挂。从过去40年的经验来看，每次经济衰退前都出现了这种倒挂。同时长期的低利率环境使得美国投资者风险偏好上升、股市估值偏高，金融市场脆弱性正在累积。国际清算银行（BIS）曾警告，美国下一场衰退可能是非典型的商业周期，可能与2001年和2008年情况类似，由金融周期崩盘所引发。另一方面，特朗普减税等财政刺激政策虽已实施，但其效果到2020年将逐渐消退。而且2018年中期选举后，民主党夺回众议院控制权，特朗普今后两年财政政策的实施将面临更多掣肘。同时，这种顺周期财政政策已导致美国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不断攀升，会威胁到经济增长的潜力。因此，伴随着美国减税红利消退、货币政策不断紧缩，美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面临较大挑战，全球经济复苏面临较大不确定性，也会影响金融市场参与者信心，引发美股乃至全球资本市场的波动。

第二，中美贸易摩擦升级。2019年，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可能进一步显现。中美贸易摩擦是一个长期、反复的过程，不排除出现冲突升级和恶化的情形，一旦如此将对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产生影响。一是阻碍国际贸易和全球经济复苏。世界银行认为全球关税广泛上升将会给国际贸易带来重大负面影响，至2020年全球贸易额可能下降9%。二是冲击全球价值链。根据中国商务部测算，美国对华第一批340亿美元征税产品清单中，约有59%的产品是美、欧、日、韩等在华企业生产的；包括美国企业在内，全球产业链上的各国企业都将为美国政府的关税措施付出代价。三是损害金融市场的信心。自2018年5月以来，全球尤其是新兴市场出现大幅波动。中美贸易关系紧张将导致全球金融市场波动，如11月20日美股和亚太股市出现暴跌，与美国商务部拟定的针对关键技术和相关产品出口管制框架不无关系。

第三，全球债务负担上升。主要经济体不断加息将引发全球利率中枢的上移。目前，发达经济体非金融部门杠杆水平较高且不断上升，其债务总额已从2008年的113万亿美元（占GDP的200%）增加到167万亿美元（接近GDP的250%）。债务成本随利率上升将影响企业盈利和还债能力，导致信贷质量下降、银行惜贷。2019年也是新兴经济体债务到期最集中的年度，近2万亿美元债券和贷款将到期，并且非银行部门的外币债务占GDP比重已高达14%，仅略低于1999年的历史高点17%。其中美元债务上升到3.7万亿美元。随着美元继续升值、融资成本上升以及投资者风险偏好回落，那些大量借入外币的国家还债及再融资压力上升。全球贸易持续放缓则进一步减少新兴经济体外汇收入，扩大经常账户赤字，并增加高外债企业的再融资难度，本币贬值、债务负担及资本外流的压力可能持续上升，导致恶性循环。

加息将成为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主旋律”

发达经济体方面，美联储将继续渐进式加息，预计2018年12月加息1次，2019年加息2-3次。欧元区以稳为主，在2019年上半年不会加息，下半年若经济状况稳定有可能开启首次加息，考虑到核心通胀以及政经风险，加息举措将是谨慎而渐进的。日本通胀始终不及预期，预计日本央行会缓慢、小幅减少购债规模，加息尚待时日。加拿大、英国、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则已经或正在计划加息。新兴经济体方面，2018年已有多个央行（包括印尼、菲律宾、土耳其、印度、墨西哥、阿根廷等）采取加息或多次加息举措。未来随着全球流动性不断收紧，越来越多新兴经济体为对抗资本外流和汇率贬值将不得不被动加息。因此，对发达经济体而言，加息是为下一次潜在的危机留足弹药和空间，而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则是为了对抗实实在在的风险。

表1  2019年全球主要经济体关键指标预测（%）

资料来源：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注：f为预测。

世界贸易进入碎片化时代

区域贸易协定出现新趋势

在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的背景下，各国经济联系不断加强，但近年来，多边贸易遭受诸多挫折，越来越多国家将发展国际贸易的途径转向区域贸易层面。区域贸易协定（RTA）获得迅速发展，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越来越大，逐渐成为国家之间开展经贸合作、发展政治关系的重要手段。

第一，签订区域贸易协定（RTA）的国家数量激增且协定签署进程加快。从1947年GATT签订到2018年初，全球已有456个RTA。其中，在GATT时期RTA发展较慢，从1995年WTO成立到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其数量新增了147个，危机爆发后的10年间则增加了210个，增速显著提升。从签订的效率上看，早期谈判双方态度谨慎、耗时较长，而近年来由于签订RTA的国家之间一般都有较强的互补性或有共同的政治利益，在谈判内容以及最终签署协定方面比较容易达成共识。

第二，主体和合作形式更加多样化。RTA涉及的成员国不断增加，所有的WTO成员国均至少签订了一个RTA，且缔约成员多样化：国家与国家之间、国家与区域组织之间以及区域组织与区域组织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发展中国家之间签订RTA的数量不断增加。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市场中的地位提升，参与RTA的意愿越来越强，试图在区域合作问题上争取主动权和话语权，从而使经贸合作更有利于本国的发展。在合作形式上，自由贸易协定为主要合作方式，其次是经济一体化协定。关税同盟以及优惠安排的方式日益减少。

第三，RTA涉及的议题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大。早期RTA主要内容是废除关税、消除非关税壁垒，而WTO成立以来，RTA内容范围越来越广泛和复杂，不仅涉及境外规则，还延伸至境内规则，涉及成员国国内经济与社会政策的方方面面，如知识产权保护、环境标准、金融监管、服务贸易、竞争政策、中小企业发展以及反贪合作等。

第四，经济因素在RTA中占主导，但政治因素的影响不断加深。现阶段签订RTA的目的已不限于降低交易成本、增加成员间贸易量，还有政治利益以及争夺国际经贸制定权的考量；在考虑资源、技术、资金、市场等方面优势的同时，也将国家安全、外交政策等纳入核心考虑因素。中心成员与其他成员所签订的RTA在部分条款上有很强的相似性，例如美国、欧盟与其他成员签订RTA时都有明显的美国模式和欧盟模式，从中可以看出政治因素的影响。

第五，跨地区与多重区域经济成员兴起，不再受到地理位置的局限。早期的RTA通常在地理位置相近的国家之间展开，近年来跨地区的贸易协定增多，如美国与新加坡、欧盟与南非等。统计数据显示，全球RTA中有近1/3是在不同地区的国家之间签订的。同时，全球出现了众多既参与多边贸易制度又签署区域贸易协定的双重身份成员，全球贸易发展日趋复杂化。

WTO改革及全球贸易规则之争

当前，随着美国不断挑起贸易摩擦，区域贸易合作出现新动向，围绕WTO的改革日益成为各方关注的热点和焦点。事实上，目前以WTO为代表的全球贸易治理体系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西方发达国家对WTO现行规则多有不满，不断崛起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也呼唤更多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推动建立新的国际贸易规则已成为各方共识。

WTO多边规则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长期以来，美国等发达国家一直处于全球贸易治理的主导地位，按照他们的利益诉求来设置全球贸易规则，广大发展中国家只是被动接受国际经贸规则，在全球贸易治理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非常有限。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贸易总额中的占比日益提高，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发展中成员实力和谈判能力的上升，使其不再完全服从发达成员的意志，现行全球贸易治理体系的合法性和代表性受到削弱。与此同时，WTO 谈判和决策机制本身在参与度、透明度和效率等方面的缺陷也不断遭到发展中国家成员的质疑和反对。WTO谈判最重要的决策原则是“协商一致”，每个成员拥有一票，在场并参加投票成员的简单多数赞成即获通过。当前，WTO成员已达164个，由于贸易协定内容高度复杂且涉及各国重大利益关切，上百个成员要达成协商一致，难度可想而知。多哈回合谈判原定于2005年1月1日前完成，但至今仍久拖未决。2013 年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召开的WTO部长级会议通过了“巴厘一揽子协议”，在贸易便利化和一些发展议题上达成了框架性协议，但成员国并未在农产品和服务业开放、国际收支平衡、政府采购政策、碳减排和知识产权保护等议题上取得突破性进展，全球贸易谈判仍然陷入僵局之中。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分歧短期内难以弥合。2017年以来，以美欧日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多次表达了改革WTO的迫切愿望，并提出诸多建议。其中，美国试图另起炉灶，建立更有利于美国利益的新规则。美国对现行WTO制度的指责包括：一是贸易谈判效率低下，多哈回合谈判历时多年成果寥寥，认为WTO不具备协调各方立场并达成一致的基本能力；二是争端解决耗时过长，运作不透明，因此阻挠WTO争端解决机制上诉机构法官连任及纳新；三是认为“发展中国家待遇”界定出现严重偏差，部分国家利用规则，享有延长落实承诺的过渡期、更多的贸易机会、获得能力建设等特殊和差别化待遇。欧盟则于2018年9月18日率先发表《WTO现代化》法案，提出更新国际贸易规则、加强WTO监督作用和完善争端解决机制三大改革建议，使WTO更切合实际、适应不断变化的世界，加强WTO的效力。其中最主要的部分是更新国家贸易规则，包括改善透明度和公开补贴信息、更好地监管国有企业、更加有效地约束导致贸易扭曲的补贴、建立新的规则来应对服务和投资领域的壁垒（如强制技术转让、解决数字贸易壁垒等）。其他国家如日本加快与欧盟签订《欧盟-日本经济货币关系协定》，加拿大提出《WTO强化及现代化》讨论稿。10月份加拿大、欧盟、日本和其他10个WTO成员贸易部长在渥太华发布联合公报，提出争端解决机制、WTO的谈判职能以及提高透明度三大亟待改革的问题。总体来看，尽管各国立场不完全一致，尤其是美国单边主义行为和“美国优先”的做法引起欧洲等国强烈反对，但发达国家在诸多问题上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尤其在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转让、产业补贴、国企行为等方面的关切度高度一致。

与此相反，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则认为：第一，WTO改革不能改变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关税约束、透明度、特殊与差别待遇等基本原则以及贸易自由化的总体方向。2018年7月，在南非召开的金砖峰会上，参会各方均表示要捍卫WTO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制，进一步完善现行多边贸易体制的法律框架。第二，WTO改革应以发展为核心，照顾发展中成员的合理诉求，各方应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循序渐进地推进各项改革。很多发展中国家仍处于经济发展的起飞阶段，贫困问题困扰着许多发展中成员。在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不稳定的情况下，经济发展、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特有的问题，而是全球普遍关心的问题。WTO改革不应只由发达国家主导，而应顾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诉求，让发达成员和发展中成员共同应对当前经济发展出现的各类问题。

短期来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有关WTO改革的分歧仍然巨大，难以弥合。但目前全球已认识到改革WTO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中美贸易摩擦的大背景下，欧盟试图发挥中美之间的桥梁作用，一方面与美国、日本发布了三方联合声明，强调解决不公平贸易问题，另一方面也和中国建立WTO改革工作组，该工作组已经在布鲁塞尔和北京举行了多次会谈。

对全球贸易体系的影响和挑战

无论WTO改革走向何方，都会对全球贸易治理体系产生深远影响。未来全球贸易格局可能出现以下变化：

一是贸易体系面临重构。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不愿意再引领多边贸易谈判，开始另起炉灶、推倒重来，以区域贸易协定制约多边贸易体制；发展中国家希望改变已有贸易规则，以全球价值链为纽带重新塑造世界分工体系，带来全球贸易格局的重组和洗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激烈博弈将成为未来的主题，贸易格局更趋多元化、碎片化。

二是贸易规则面临升级。尽管受美国的影响，《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签约国由12国变为11国，《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谈判已被搁置，但二者在包括劳工、环境标准等内容上提出了较高标准，构筑了一个以自由化为堡垒的市场准入屏障。刚刚谈成的《美墨加协议》（USMCA）标准也高于现有贸易协议，其包含的“毒丸条款”更是对后续其他贸易协定的谈判形成较大压力。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由于发达国家在全球贸易规则谈判中的主导地位仍不可动摇，这意味着上述协议所呈现的高标准很可能成为双边或多边贸易协定的标杆，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将不得不加快自身的改革，以适应新的规则。

总之，全球贸易治理体系正处于改革的十字路口，当前的保护主义对多边贸易体制构成了巨大威胁，同时也为构建新的、更加公平合理的多边贸易规则提供了契机。各国应借此机会，加强对话与沟通，找到通往共识的可行路径，为推动国际贸易增长、维护世界经济复苏注入动力。

全球美元流动性变局的影响

全球美元流动性收紧影响国际资本流向

全球美元流动性供应增速下滑。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编制的全球美元流动性指标，用美国对美国以外非银行部门的美元贷款，以及非居民发行的美元债券来衡量全球美元流动性的情况。截至2018年6月，美国对美国以外非银行部门的美元信用（包括债券和贷款）规模达到11.5万亿美元，较去年增长6%，该指标自2017年四季度以来，增速连续两个季度出现下滑（见图3）。其原因是，作为美元流动性“总开关”的美联储持续收紧货币政策。

图3  全球美元流动性供应增速下滑

资料来源：BIS，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

自2015年12月以来，美联储已经加息8次，联邦基金目标利率累计上调200个基点。2017年10月，美联储正式开始收缩资产负债表。截至2018年11月14日，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已经收缩7%。同时，随着全球美元融资成本攀升，全球获取美元流动性的成本和难度都在上升，会对美元流动性需求造成影响。自2017年四季度以来，国际美元贷款增速已从3.3%下降至2.5%，美元国际债券发行增速从10.8%下降至8.5%。未来，美联储仍将继续收紧货币政策，本轮美元流动性供应收缩周期尚未结束。

美国在全球资本流动格局中占据重要地位。根据IMF国际收支统计的数据，2008-2017年，全球累计对外证券投资规模约为13.7万亿美元，总体上，全球对外证券投资呈现美国与欧洲“双轮驱动”的格局。其中，美国对外证券投资约占全球对外证券投资总额的20%，美国、欧洲合计占全球对外证券投资流出的67%。同时，美国和欧元区的对外证券投资表现出较高的同步性。由于美国金融体系在全球占据主导地位，美国投资者行为变化会对全球投资者产生重要影响。如果美国收缩投资，全球对外证券投资或将迎来新一轮收缩。

新兴经济体外国证券投资由流入转为流出。根据国际金融协会（IIF）统计的主要新兴经济体月度资本流动数据，自2018年年初以来，新兴经济体资本流动形势发生较大变化。2018年1-10月，新兴经济体累计外国证券投资流入1595亿美元，较上年同期下降50%。其中10月份外国证券投资净流出76亿美元，较上月出现逆转；其中债务证券投资流入95亿美元，股本证券投资（股票投资）流出171亿美元；在股本证券投资中，中国流出17亿美元（中国因金融市场扩大开放对全球资本吸引力增强），除中国以外的其他新兴经济体共计流出154亿美元。

全球美元流动性收紧支撑美元走强

今年美元指数反弹超出市场预期。截至11月19日，美元指数已经较4月的低点反弹7.6%，较年初上涨4.3%。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前夕就抨击强势美元，认为强势美元打击了美国工业，而日本、中国和德国利用本币低估获益。一般认为，弱势美元政策与特朗普“美国优先”的理念相符，契合其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也有利于美国企业的海外资金回流。在2018年年初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美国财长姆努钦一改历任美国财长一贯的支持强势美元的口径，声称美元贬值有利于美国贸易，让市场认为美国即将改变强势美元的政策。二是美国“双赤字”会对美元形成拖累。近五年来，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占GDP的比重呈现扩大趋势，由2013年的2%扩大至2017年的2.3%，预计2018年将扩大至2.5%。同时，特朗普的税改政策、基建计划可能加剧美国财政赤字。三是欧洲经济可能会较去年加快复苏，对欧元形成支撑。这三大因素都会导致美元贬值。

然而，市场可能忽视了美元流动性收紧对美元的支持作用。2018年1月底至4月中旬，在特朗普明确表态打压美元后，美元在长达3个多月的时间里一直在89.5左右盘整；8月中旬至9月中旬，美元指数从96.7回落至93.9，一度走出“头肩顶”形态，市场看跌情绪浓厚，但是随即出现明显反弹，至今保持在96上方。美元流动性收紧、美元利率抬升可能是重要的支撑因素。从历史看，美元流动性增速下滑往往伴随美元升值，美元指数走势与美元流动性增速呈现出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套利机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年初以来，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与10年期德国国债收益率的差异从196个基点增加至260个基点。美国、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差异创20多年来新高，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

当然，2018年美元超预期升值的原因还包括：欧元区经济增长不及预期、意大利预算僵局拖累欧元，地缘政治风险、贸易摩擦导致避险情绪上升，油价快速上涨加剧市场对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的预期等。但是，今后判断美元汇率走势，不能忽视美元流动性收紧的重要影响。

新兴经济体饱受美元流动性周期之苦

在美元流动性周期作用下，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将随之波动。IIF追踪的主要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指标显示，新兴经济体经济周期性波动与美元流动性增速基本上表现为同频共振（见图4）。每当美元流动性增速下滑，新兴经济体都会经历痛苦的经济增长减速周期。2014年三季度至2016年一季度，全球美元流动性增速从7.9%下跌至2.4%，美元走强，新兴经济体货币贬值、资本外流，主要新兴经济体整体经济增速从4.4%下滑至2.1%。

图4  美元流动性增速与主要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

资料来源：IIF，BIS，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

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囿于本国金融体系发展水平和本币非国际货币，只能依赖外国资本和美元流动性发展经济，如果管理不善，容易导致外债过高、货币错配等问题。美元流动性变化通过汇率、资本流动和债务渠道作用于企业和个人，导致新兴经济体经济随之波动。今年以来，美元流动性增速放缓、美元走强，已经造成阿根廷、土耳其发生货币危机，多数新兴经济体货币大幅贬值、经济增长前景下调。值得警惕的是，IIF数据显示，主要新兴经济体非金融企业债务占GDP的比重从2014年二季度末的87%上升至2018年二季度末的94%，总体债务占GDP的比重从186%上升至212%，而本轮美元流动性收紧发生在美联储加息叠加缩表的新阶段，或将带来更加剧烈的紧缩效应。

（编辑  季节）

要点提示

预计2018年中国经济：

GDP增长6.6%左右，增速比上年降低0.3个百分点，实现年初预期6.5%-7.0%的经济增长目标，继续保持在中高速适当的经济增长区间。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继续提高，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小幅回落，消费增速总体平稳，进出口增速显著大幅回升，贸易顺差基本稳定。CPI与PPI背离的剪刀差有所缩小，居民收入稳定增长。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将达到77.1万亿元，名义增长6.5%，实际增长0.9%，总体保持适中较快增长。其中制造业投资增长7.9%，基础设施投资增长5.1%，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9.5%，制造业投资和房地产开发投资成为稳增长的主要动力；民间投资增速将达8.6%，高于上年增速。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40万亿元，名义增长9.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1%，增速比上年提高1.9个百分点，继续平稳增长。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78.2%，比上年大幅提高19.4个百分点，达到2001年以来最高水平。

预计出口和进口（以美元计价）分别增长12.4%和20.2%，增速分别比上年大幅回升4.5和4.3个百分点，全年货物贸易顺差为3313亿美元，比上年减少912亿美元。

2018-2019年，中国经济增长将在新常态下运行在合理区间，就业、物价保持基本稳定，不会发生硬着陆。

需要通过积极有效的财政政策，协调货币政策和审慎监管政策、稳定流动性和风险预期；稳步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继续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提升劳动力质量、优化投资结构，以及增加研发强度，改革科研体制等方面促进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高，从而促进新旧动能转换，确保经济中长期稳定较快增长。

2018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及预测

经济发展基本平稳，延续健康发展态势。2018年，全球主要经济体增长放缓、通胀上升，中美贸易战持续升级，国际经贸关系渐趋复杂，国外有效需求放缓；中国抓住新工业革命机遇，锐意改革创新，着力促进新兴产业蓬勃发展。新动能成长取得了超出预期的成效，对稳定经济增长、调整经济结构、扩大就业发挥了关键支撑作用。2018年上半年中国GDP增长6.8%，连续12个季度稳定运行在6.7%~6.9%的中高速区间。预计2018全年经济增长6.6%左右，经济运行继续保持在合理区间。

产业结构继续优化，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态势向好。2018年第二季度，三次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2.8%、36.7%和60.5%。1-7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6%，装备制造业增长9%，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8.6%，均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6.6%的增速，供给结构持续优化。现代服务业增长较快，比如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保持了30%以上的增长，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保持了10%以上的增长。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滑，投资结构优化。2018年1-8月份，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7.5%，增速已连续5个月回升；1-8月装备制造业投资增长9.2%，比全部制造业投资增速高1.7个百分点。1-8月份，社会领域投资增长12.1%，比全部投资增速高6.8个百分点；其中教育投资增长8.3%，卫生投资增长11.1%，文化、体育和娱乐投资增长18.7%。面对经济下行压力的加大，政府在坚决有效防范地方债务风险的前提下，通过加大基础设施（特别是交通基础设施）等领域补短板力度，稳定了有效投资。预测201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将达77.1万亿元，名义增长6.5%，实际增长0.9%，增速分别比上年小幅回落0.5和0.3个百分点，总体保持适中较快增长态势。在全年固定资产投资中，预计制造业投资增长7.9%，基础设施投资增长5.1%，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9.5%，制造业投资和房地产开发投资成为稳增长的主要动力。民间投资增速将达到8.6%，明显高于上年增速，但依然有较大的上升空间。

消费增速放缓，消费升级态势延续。受房价过高的影响，居民消费需求增速放缓。2018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由当年3月的9.8%缓慢回落至8月的9.3%。同时，升级类商品销售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服务类消费如电影票房、旅游收入保持了较快的增长，消费升级的态势仍然在持续。2018年二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78.5%，再创历史新高。新的个人所得税法即将实施，并首次推出个人在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普通住房贷款利息、住房租金、赡养老人支出6项专项附加扣除。这些措施将进一步促进群众多渠道增收，持续增强消费能力。预计2018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40万亿元，名义增长9.1%，增速比上年回落1.1个百分点；总体继续保持平稳增长态势。

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国际贸易不确定性徒增。工业产品出口增长加快，2018年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2.5%，41个大类行业中有33个行业同比增长。其中工业第一大出口行业的电子行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7.3%。不过因中美经贸摩擦的影响，未来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不容忽视。预计2018全年我国出口和进口（以美元计价）分别增长12.4%和20.2%，增速分别比上年大幅回升4.5和4.3个百分点，全年货物贸易顺差为3313亿美元，比上年减少912亿美元。

物价基本稳定，就业较为充分。2018年8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2.3%，比上月略微上升0.2个百分点。8月份核心CPI是2.0%，总体物价比较稳定。服务价格是CPI内部涨幅略高的部分，但服务价格受外部冲击有限，因而保持相对稳定。从政策环境来看，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也不支持物价出现大幅上涨的态势。预计全年CPI为2.1，比上年增加0.5个百分点。8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0%，比7月份小幅下降；主要就业群体25-59岁人口的调查失业率继续保持在4.4%的低位，就业形势比较稳定。

新动能持续发力，经济效益继续提高。工业方面，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新兴产业都保持了比较快的增长，其中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等产品的产量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服务业方面，上半年战略性新兴服务业、高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也都保持了15%左右的增速。新需求也在快速增长，1-8月份，网上实物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28.6%。1-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1%，上半年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利润增长22.6%，增速有所加快。

无论是从供给侧看，还是从需求侧看，中国经济持续平稳的基本面不会发生变化，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的向好态势也不会发生变化。但也要看到，外部环境更加严峻复杂，国内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

2019年中国经济预测

根据中国宏观经济季度模型预测，2019年我国GDP增长率为6.4%，比上年减少0.2个百分点。从定性分析上看，这种预测结果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方面的现实情况相一致：

从供给侧角度来看，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包括劳动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我国劳动力供给自2012年进入拐点以来逐年持续下滑，近年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维持低位运行；资本存量增速也随着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减弱而下滑。以上诸多因素短期内很难显著改变，这意味着2019年我国GDP潜在增长率依然在适当区间内小幅下滑。

从需求侧角度来看，首先，2019年我国投资趋于合理和稳定。有利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国家持稳定投资、保持投资增长的政策方向，按照既不过度依赖投资、也不能不要投资，防止大起大落的要求，稳住投资保持正常增长。二是我国基础设施投资仍有较大空间，2019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基础设施、交通骨干网络特别是中西部铁路公路、干线航道、枢纽和支线机场、重大水利等农业基础设施、生态环保重点工程、技术改造升级和养老等民生领域设施建设都要在2019年落地。目前易地扶贫搬迁、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重点工程全面启动实施。水利薄弱环节建设加快，中小河流治理、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等加快实施，172项重大水利工程已开工建设130项，在建投资规模超过1万亿元。三是房地产投资趋于合理和稳定。我国城镇化发展对房地产有一定需求，随着我国房产税改革、房地产市场调控、住房制度改革和长效机制建设加快，房地产投资增速将趋于合理和稳定。四是推动合理有效的投资初见成效。全国意向投资增速回升，反映国家有效投资政策初见成效。从行业来看，受国家鼓励创新驱动系列政策的鼓励，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最为抢眼，其新增意向投资额的快速增长，是我国动力转换及产业升级的反映。

其次，2019年我国消费形势相对乐观。一是消费升级促进经济增长，我国消费领域升级表现为教育、娱乐等高端消费增速明显。二是个税改革的促进。2018年下半年实施的个税改革方案提高了个税免征额度，个人所得税专项抵扣项目更公平简便地落实到居民身上，这些都势必增加居民消费能力。三是消费体制机制的完善，围绕居民吃穿用住行和服务消费升级方向，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得到突破，居民分层次多样性消费需求将会满足，消费新增长点将会形成。四是服务消费持续体制扩容，例如在文化旅游体育消费方面，深化电影发行放映机制改革，加快发展数字出版等新兴数字内容产业，开展全局旅游示范区创建工作，支持邮轮、游艇、自驾车、旅居车、通用航空等消费大众化发展。随着一系列促消费政策实施，消费增速将持续平稳运行，并对经济增长形成重要支撑。

最后，我国出口贸易仍将增长，但增速回落。主要的有利形势是：第一，尽管国际上保护主义抬头，但我国继续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与欧日美及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贸易合作将会更加深入。第二，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将逐步扩大。第三，出口贸易转型升级效果明显，我国出口贸易中现代生产服务业占比不断上升，如服务外包的出口规模稳步增长，并且朝着高技术、高附加值、高品质和高效益发展。第四，随着持续推进更高水平贸易便利化，以及降低进出口企业成本、完善出口退税政策、扩大出口信用保险覆盖面、加大对外贸企业信贷投放等举措，出口的制度红利将继续释放。

出口的不利因素：首先是中美贸易战的影响。根据我国对美出口占出口总额的占比，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经济的直接影响有限，但对企业的信心等间接影响可能更深。其次是中美两国对市场空间的竞争，这种竞争体现在美国对中国进行战略遏制，可能会在常规贸易战的手段之外，出现一些非贸易措施的限制。对于处于全球产业链中低端的中国来说，这对出口的影响仍然存在。

根据中国社科院数量技术经济所的中国经济先行指数（该指数由21个子指标构成），2018年下半年到2019年上半年，我国的经济增速呈现微幅平稳下滑的发展趋势。具体指标预测如下：

201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将达到81.4万亿元，名义增长5.6%，实际增长0.4%，增速分别比2018年小幅回落0.9和0.5个百分点，其中，房地产固定资产投资、基础设施固定资产投资、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和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速分别为6.3%、7.8%、5.3%和5.7%，整体而言，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仍在小幅下滑。

201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43.3万亿元，名义增长8.4%，实际增长6.0%，增速分别比上年小幅回落0.7和1.1个百分点，下降幅度逐渐收窄。

2019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为2.5，比2018年增加0.4个百分点，依然处于温和上涨阶段。PPI分别为2.6，增幅比2018年减少1.4个百分点，这意味着2019年工业品价格的上涨压力将进一步有所减缓。

预计2019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分别为5.4%和6.3%，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速持续九年高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2019年，我国财政收入19.8万亿元，增长6.6%，财政支出23.3万亿元，增长6.9%。

表1  2018-2019年国民经济主要指标预测表

总之，2018-2019年中国经济增速将在新常态下运行在合理区间，就业、物价保持基本稳定，中国经济不会发生硬着陆。表1列出了2018-2019年国民经济主要指标的预测结果。

（编辑  季节）

我是时代集团公司的总裁，时代集团公司是在中关村创办的一家民营高科技企业。1984年我离开机械工业部，开始创办时代集团公司。1984年在中关村创办的一大批企业，现在还活着的仅有联想、四通和时代集团三家，只不过我们时代公司还是在传统的高配制造业中发展。

目前我除了任时代集团总裁外，还和很多中关村的企业家一样，是“集四个角色于一身”。四个角色，一是企业家，现在朝九晚五要上班；同时又是投资人，我是大河创投、大河并购母基金的有限合伙人（LP）。第三，我们也是创业者导师，每年都要免费认几个学生，帮助回答他们创业过程中的各种问题。第四是社会工作者。我现在头衔比较多，主要的头衔是两个，一个是中关村企业家顾问委员会的常务副主任兼秘书长，主任委员是柳传志。大家比较熟悉的中关村企业像李彦宏、雷军、王文京，投资人李开复、邓峰、熊晓鸽、张颖，以及经济学家周其仁、杨斌等都是顾委会的成员。这个顾问委员会是市委、市政府聘任的，给我们“三个凡是”的定位：凡是涉及中关村重大政策出台之前都要经过顾委会讨论，凡是涉及中关村重大投资项目应听取我们的意见，凡是中关村重大活动都要参加。另外我还是中关村社会组织联合会的会长。活跃在中关村的136家协会组成了联合会，也就是“协会的协会”，下面覆盖会员单位大概有两万多家企业。因为我有这么多年参政议政和社会工作的身份，现在思考问题、讨论问题、认识问题，就不仅仅是从时代公司的角度，更多的还是从中关村这个区域的问题出发。

习总书记召开民营企业家座谈会

2018年11月1日，我有幸参加了习总书记召开的民营企业家座谈会，国务院有关部门的一把手都到场，大家都看到有关这次座谈会的报道了。座谈会共召集了52位民营企业家，其中10位有机会发言，我是发言者之一。10位发言者来自10个省市和10个行业，大、小企业都有。

第一位发言的是东软集团董事长刘积仁，他主要讲的是关于上市公司的分拆问题。他说全世界资本市场的上市公司分拆，都是由上市公司和投资人决定的，唯独中国是由证监会决定，证监会可能明天决定，也可能三个月以后决定。他提出如何能够更加市场化地解决上市公司分拆问题。

第二位发言的是万向集团总裁鲁伟鼎，他讲的中心问题是怎么继承先父鲁冠球的遗志，把万向办得更好。他发言之后，习总书记问他有几个兄弟姐妹，几个在万向，现在董事局主席是谁。鲁伟鼎说董事局主席仍然是先父，这个职位我们都不会碰，我现在是万向控股的董事长。随后习总书记说了很长一段话，他说，我觉得鲁冠球非常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给了八个字，“坚守主业，砥砺前行”，他非常推崇鲁冠球同志能够坚守实业，持续创新。

我是第三个发言，主要讲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讲的2018年去杠杆之后给我们中关村企业带来的困难，包括大企业的上市公司股权质押风险，中型企业银行骗还贷的问题，小型企业的P2P整顿之后贷款无门的问题，政府的PPP项目停滞的问题，资本市场不景气问题等等，由此我们寻求资金的途径几乎没有了，给我们中关村企业带来了很大的困难。第二个问题讲的是关于大企业付款问题。第三个问题讲的是关于前一段民营企业遭受到的一些舆论的影响。习总书记重点对大企业支付这个问题给予了回应。他说，王小兰同志谈的问题非常值得研究，大企业也不能任性，大企业也不能店大欺客。

这个座谈会之后，各地都在召开相应的座谈会，也都在落实习总书记在会上的讲话精神，其中关于大企业支付问题，现在已经得到了很多部门和领导的关注。

    对座谈会上10个人的发言，习总书记当场回应了6个人。这次的发言用我们自己的话是“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们说完以后，总书记第一句话就说，我知道你们的稿子可能都被磨平了，我马上说，没人修改我们的稿子，都是我们自己的意愿，这次大家谈的问题还是比较尖锐的，总书记也是有备而来的。

关注大企业支付带来的若干问题

关于大企业拖欠货款问题，我已经关注很久了。有数据显示，有近6成中小企业存着被大企业拖欠货款的问题，导致近五成的企业拖欠其他的企业账款，有近两成企业拖欠职工工资。比如说中关村，中关村的一批企业很多都是为电信运营商提供服务的，如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等，受甲方垄断地位的影响，拖欠企业货款的问题非常严重。还有一批中关村企业是从事软件业务的，主要为政府或者相关强势部门开发管理信息软件，甲方往往对需求事先没弄明白，开发周期很长，由于甲方对人力的投入和对知识价值不重视，常常拖欠软件企业的支付费用，而且对欠款支付不以为然。有一个生动的例子，我做协会的会长，有一家软件的企业跟我陈述，他说我为法院做软件，但是法院不按时支付我的货款，我不知道找谁，上哪儿告状去，因为他们就是为法院做的信息化软件。我说那很好办，你找司法部，或者找政府，有人会管。

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货款问题确实非常突出。为此我在全国政协会议上连续三年写提案，呼吁关注这个问题，而且我的提案都被评为优秀提案。但是办理的部门的回复很傲慢。工信部中小企业局了解我们的情况，但他们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为此我和中小企业局一起研究了国外若干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解决这类问题的法律。工信部中小企业局出版了一本《国外防止延迟支付法律文件汇编》，今天我就将汇编中的主要观点和做法分享给大家，以共同推动中国的相关法律制定。

国外防止延迟支付法律有关规定

在《国外防止延迟支付法律文件汇编》里，收录了欧盟、德国、日本、韩国、法国、英国、印度这些国家和地区关于大企业支付方面的法律文件，我把这些文件当中的主要观点提炼出来，一共讲五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店大欺客问题。大企业拖欠中小微企业资金的主要原因，是市场经济下容易出现店大欺客的现象。为此“必须用法律方式建立起市场公平交易的环境，建立起社会的信用体系”。这是欧盟法令中宗旨部分的原话。在市场经济下店大欺客是难免的，政府应该帮助弱势的中小企业用法律方法来解决跟大企业平等竞争的地位问题。在欧盟关于打击商业交易的有关指令中指出，这种延迟支付现象对供应商资金流动性造成了负面影响，并使供应商的财务管理更加复杂。当债权人由于被拖欠而不得不进行外部融资时，其竞争力和盈利能力也受到影响，经济下行期融资更为困难时，这种负面影响大幅增加。这些指令针对性很强，跟现在的情况很吻合。这个指令的第一条指出，该指令目的是打击商业交易中的延迟支付行为，从而保障市场规范运行，进而培育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日本在防止拖延支付转包费法中、韩国在转包合同公平交易法中的第一条都表述为：本法意在确立公平的转包合同秩序，总包商与转包商在对等地位上互利共赢，为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做出贡献。可见，各国对此类现象都有切身体会，为此都推出了相关的法律，真正保护中小企业的利益。

第二，防止政府和大企业滥用合同自由原则。各国有关法律明确，商业交易的对象包括私营企业之间，国有企业之间，企业与政府之间，主承包商和分承包商之间。欧盟指令中更加明确：一般而言，政府部门相比企业受益于更安全、可预测和持续的收入来源；许多政府部门可以比企业以更有利条件获得融资；与企业相比，政府部门并不依赖于构建稳定的商业关系而达成目的。企业由于政府部门购买产品和服务有较长的付款期，和因延迟支付而产生不合理费用，为此对于企业向政府部门提供货物的商业行为应加以具体规定，并特别规定付款期通常不超过30日。这里要说明，一般法令对于大企业和小企业付款期的规定通常不超过60天，而政府因获得资金来源等各方面比一般企业容易，所以对于政府规定，它们付款期一般不超过30天。

此外，为了防止大企业和政府滥用合同自由原则，使债权人受损，在指令28条中规定了滥用的定义：任何明显背离良好商业实践、并违背诚信和公平交易原则的合同条款或行为，应当被视为对债权人的不公平。因为有人会说，我们之间的合同之间是双方自愿签的，这些小企业愿意跟我签90天，不是必须60天。而法令规定很明确，就是怕你滥用所谓合同自由原则，因此对什么叫“滥用”有一个明确的定义，而且还规定了很多具体条款防止滥用。

第三，明确在法律中规定大小企业的付款期。欧盟九国和日本、韩国、德国，包括印度，在法律中基本都规定大小企业之间的合同付款期一般不超过60天，有的规定的是45天。如果约定时间超过60天，除特殊情况外，可以认为对债权人是不公平的。欧盟鼓励各国在60天的基础上定更高的标准，可以定成30天或45天。在企业和政府合同中付款期限，通常都定的是不超过30天。

第四，法令监督按期支付款。在付款到期后，如果没有按期支付，各国法令会以不同方式提出不能作为不付款理由的条款。比如欧盟列举了10多种情景，当出现这样情形的时候怎么办，出现那样情形怎么办，把各种可能出现的问题全部闭环列出相关的法律规定。比如说，甲方认为你交的货有瑕疵，因为合同条款规定货到验收之后60天付款，所以不验货，这样60天的期限就无法起算。法律条文就明确规定，如果因为这些瑕疵拒绝验货，你可以找第三方进行鉴定，鉴定之后视同验收，到那个时候必须按照合同的条款来执行。同时还有禁止不正当退货、禁止中途扣减、禁止不当要求，以及对涉及变更原材料价格等，均有协调的方案。

第五，不按期付款的处罚。如果甲方没有按期付款，要交纳迟付利息和罚息，要交纳企业的追讨成本和律师费，而且这些支出项目不能税前列支。欧盟各国为此建立了快速的裁定程序。如果发生合同未按期付款的事实，你可以把合同交到公平竞争委员会，它有权从甲方的帐上扣货款加上罚息还给你，而且这家企业会被列入黑名单。欧盟鼓励各国建立白名单（按期付款的企业），而韩国设黑名单（惯犯名单披露制度）。一旦你这个大企业被列入黑名单，那么它今后做事就困难了。

第六，总包和分包之间也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在对发包方和分包方之间，日本有防止拖延支付转包费法，韩国有转包合同公平交易法。该法律意在确立公平的转包合同秩序，总包商和转包商在对等地位上互利互赢。为此，明确双方合同中必须载明的事项，重点是转包费用的付款日期，规定定价不能明显低于市场价格，不能随意增加转包商的责任及义务等等，共35条款。如果到期未付款，就交由公正交易委员会处理扣款，并且罚息。而且这两国的政府设有专门部门。日本的中小企业厅长官每年必须调查发包商的履约情况，对违反者给予劝告，并且进行公正性约束；如果违反，可以对从业人员或者代理人处以50万日元的罚款。韩国在转包法中有违法行为举报制度，同时还有书面调查制度，以及赔偿罚款的制度。

第七，明确规定政府合同当事者须签订公平合同。针对政府拖欠货款，日本专门制定了防止拖延支付政府合同费法。在这个法律中，明确规定政府合同的当事者必须根据在对等市场下达成的一致，签订公平合同，必须诚实守信履行合同。该法律对合同中的付款等条款做了非常清晰的规定，责令财务大臣对此法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必要时可以经内阁会议决议下达付款指令，对违法从业人员进行严肃处罚。规定中很明确，由谁来检查，由谁来督促处理。

第八，我们和国外中小企业法律不同。特别值得指出，韩国促进中小企业法和印度的中小企业发展法都不是宣示性的法律，是可执行可落实的法律。而中国中小企业法几乎都是宣示性的法律，只是鼓励你干这干那，没有一条真的能为中小企业讨回公道的条款。

韩国在中小法中第一条就明确：为巩固大型综合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共赢合作，以加强两者竞争力，以及解决大型综合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分化问题，实现共同发展，为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打下基础，特颁布此法。印度则在法中表明，本法意在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和增强竞争力。韩国的法律中规定了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合作规划、技术合作、人力资源交换、大企业对小企业参股给予管理方面的合作，以及合作指数统计与发布、评选和补贴等等。印度在中小企业法中要求，买方（大企业）每年自觉对外公布自己尚未付款的明细，还欠谁多少钱。日本还有相应的大店法，对大型商场的开业时间、开业地点、货品种类有明确规定，以保证社区门店利益。比如普尔斯马特这样的大店，只能开在人口密集区20公里以外的地方，而且十点以后开门，下午五点就得关门；不能卖零售，只能卖五件一捆或者三件一捆的，其目的在于给社区小的门店留出经营空间。

国外的中小企业法，或者其他有关法律，明确地把大企业和小企业的地位和作用做了一个区隔。总之在市场经济下，公平竞争是唯一的法则，政府的作用就是建立公平竞争的环境。当前中国的中小企业资金困难，很大程度上不是中小企业没钱，是大企业不主动给中小企业付款。解决中小企业资金难的问题，如果不从给中小企业融资解困方面入手，这个题目永远无解。

为此我呼吁，企业界特别是法律界和政府部门，从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上高度关注建立中国的大企业支付法的问题，使中国的市场经济更加健康的发展。

    （编辑  季节）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实际上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南斯拉夫最早推行企业工人自治的市场经济体制。到了60年代，东欧很多国家都开始尝试经济体制改革，同时也有一批经济学者在研究经济改革的理论。他们中较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如波兰经济学家弗拉基米尔·布鲁斯（Wlodzimierz Brus），他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当中，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的问题。他提出，社会主义制度可以有多种实现形式，也就是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应该选择更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的体制。

严格地说，“体制”在中文当中有确切的意思，更多的是在法学领域，涉及那些关系性、程序性的，以及权利的配置等一些问题。中国的改革一路走来是很不容易的，它是一个探索和发展的历程。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历程

改革开放的缘起

人们对改革开放的缘起有很多种解读。很多人提到，改革开放是“逼出来”的。尽管GDP并不是很好的衡量经济发展的方式，但是相比之下还没有比它更好的方法。

图1是1953年到1978年中国GDP增长率的曲线图。我们可以看到，这段时期经济增长有过数次起伏。1958年到1961年是一次大起大落。1967-1968年是第二次经济下降。1976年又是一次，这一年多灾多难，毛主席和周总理在相继过世，当时经济社会面临许多困难，可以说问题很严重。

图1  1953-1978年中国GDP增长率

而20世纪70年代，就在当时我们“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候，我们周边的国家和地区正处于经济发展的高涨时期。西方产业资本逐渐向亚洲发展中国家（地区）扩散，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席卷全球。日本率先实现经济起飞，韩国、新加坡、我国台湾省以及香港地区经济加速增长，实现了初步工业化，被称为“四小龙”。当时它们经济都发展了，初步实现了工业化。这和当时我国经济情况形成巨大的反差。我们在道义上、在经济上都面临着巨大压力。

我个人研究这段历史认为，改革开放有很大的必然性，当时国内有两件大事不能不提。一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先后有近20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是和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潮流背道而驰的。打倒“四人帮”后，各地知识青年纷纷要求回城，云南的知青集体上访，知青回城问题已迫在眉睫。二是“大逃港”，当时广东很多地方，大批农民、居民从深圳非法越境去香港，逃港潮甚至波及湖南、广西等省。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官方记载有四次“大逃港”，深圳的农村已是“十室九空”，青壮劳力基本上都跑到香港去了。香港方面公布的数据，前后大概有54万人“逃港”成功，还有很多没有成功的。在这样一种内外交困的压力下，邓小平给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讲，要杀出一条血路。当时改革开放就是在这么一个背景下开始的，它有很大的必然性。

国际上有一种舆论，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成效争议不大，而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存在争议，有人认为政治体制改革还没有破题、改革滞后等等。

什么是政治体制改革？我们从什么地方开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首先是对“文化大革命”期间政治上的高压和全面管制型体制的改革。改革这样的体制，当然首先是进行政治改革。它不一定是某一项具体政策，但它要克服多方面的阻力。当时广东省委的吴南生到汕头传达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那里是他的老家，他十几岁时就光着脚跑出来参加革命。回到汕头后夜不能寐，他说看到家乡真是满目凄凉，去那里拍旧社会的电影都不用再搭棚子。当晚他拍了一封100多字的电报给广东省委，坚决要求进行改革，他当时是准备回去坐牢的。回到广州后，习仲勋跟他聊了一晚上。由此可以看出，改革首先是要冲破政治上的阻力。没有相应的政治环境，大家连提出解决改革的问题都没有机会。

20世纪80年代初的四大政治改革

干部四化。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我曾经做了一个口述史，访问了一些老干部，他们是随着改革开放一路走过来的，参与了改革政策的制定。他们不约而同地讲到，改革开放是从“干部四化”、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开始的。改革开放首先要从政治上解决问题，政治上解决问题首先要从干部开始。要调整干部队伍，把一大批年富力强的干部放到各级领导岗位上，这样才能贯彻中央的改革开放路线。一方面在干部队伍中清理文革中的“造反派”。同时成立中央顾问委员会，年龄偏大的老同志退居到二线。同时，中央提出了干部“四化”标准——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革命化就是拥护改革开放。年轻化意味着年富力强，年轻干部也要求知识化和专业化。中央要求把那些有真才实学的、文革时期不跟着刮风的年轻人放到关键岗位上。

改革人民公社体制。计划经济时期，国家为获得工业化建设所需资金，需要在为广大农民保持最低社会保障的情况下，主要从农业获取最大的经济积累。人民公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起来，并逐步完善的。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体制，一方面行使组织集体化生产的职能，同时也保证实现低成本的农村社会治理。经济体制改革要发挥市场的作用，自然要把人民公社体制改掉。三年自然灾害以后，在东南沿海一些边远地区，人民公社实际上只剩下形式，尽管公社和大队小队的组织还在，但农民自发组成“小小队”，实际上就是以家庭为单位，各干各的，这种情况在温州非常普遍。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正式取消了人民公社，恢复乡镇政府，村级实行自治，这是农村重要的行政体制改革。

简政放权。有人说中国的改革开放，不就是搞市场经济吗？在体制转型中，市场经济确实是主要的内容，但搞市场经济不是改革的目标。我们不能忽略中国特色，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家确实需要思考。

全世界搞市场经济的国家很多，但是都不像中国这样发展得这么快，有些国家甚至半途而废，成为失败国家。我给大家推荐一位学者，就是美国哈佛大学的傅高义（Ezra F. Vogel），他是专门研究亚洲问题的。20世纪60年代，他研究日本时，写了一本书叫《日本第一》。中国改革开放后，他转而研究中国问题，20世纪90年代，他写了《先行一步》一书，当时他预言：在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发展一定很快，因为中国有两个积极性，一个是方兴未艾的市场经济，那就是给人民群众权利的保障，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再一个是政府的积极性。傅高义注意到，各地政府在因地制宜组织发展，特别是他关注到广东。像吴南生、袁庚这样的一些干部，他们以极大的勇气、卓越的眼光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在地方和基层推动了改革。中国政府在组织经济发展，在组织市场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每一个成功的民营企业家背后，实际上都有我们的政府和政府官员。当然，官商关系紧密可能给带来另外的问题。

简政放权带动了两个积极性，形成了各个地方之间的竞争，推动了中国发展。这本身就是政治体制改革，它改革了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的体制，同时促进了政企分开的改革。如果说改革开放是中国发展的关键一招，在我看来简政放权就是政治改革的关键一招，也是经济改革的关键一招。中国地方大、情况复杂，必须因地制宜，不能一刀切。我走过中国很多城市，今天看最漂亮的城市还是深圳，短短30多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样剧烈的变化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一定会有了。

恢复法制。文革后我们痛定思痛，废除了文革的“四大自由”（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摆脱文革时期的混乱，恢复法制、恢复秩序。这也就是恢复人们的预期，使人们的行为有规律可循。这是改革开放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否则就不可能有各种自主的经济行为。所有这些都是政治方面的改革。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做了这四件事，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也为改革开放开辟了道路，提供了保障。

从“十二大”到“十三大”的探索

这一时期，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入了实施的阶段。十二大之后，展开了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对改革已经有了一个整体的设想和规划。“改革、开放、搞活”是流行于全社会的共识。在十三大之前，有过一个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详细规划，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党政分开，改革党政不分、过于集中统一的体制。党政分开，党要管党，党要管大事，让政府、社会和人民群众发挥好各自的作用。从而激发体制的活力，推进经济社会的发展。

其次是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中国政治体制的基础有四个方面，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其中前三个制度在改革开放前已经建立，改革开放以来继续探索、发展、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产物。农村主要是村民自治，城市基层的居民委员会也是一种自治，但影响不如农村大，关注度也没有那么高。企业和事业单位还有职工代表大会。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在上世纪80年代建立起来的，今天还在不断完善。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突出党的领导

1989年政治风波后，我们在改革开放的思想路线方面经历了一系列调整，批判了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路线的论调，坚持在党的领导下推进改革开放。

首先，加强党的领导，实行党政分工。西方政治学的主流思想认为，政治发展的主流就是从专制到自由，就是权力分散化。但著名的政治学者亨廷顿的政治发展概念是适应论，认为政治体制好不好，没有绝对的评判标准，关键看效果、看它的适应性。昨天的事今天干是不对的，明天的事拿到今天来干也是罪恶；只能按照发展的阶段来选择最适合的体制，这样的体制就是好的体制。1989年的调整，在政治体制上首先就是总结这个问题。1989年国内外风云交汇，特别是东欧发生了剧变。当时我们意识到，党的领导是不能够离开具体的权力操作的，共产党是一个领导党，不能说就管自己的事，还要负责对国家政策的领导。所以当时就提出，不能把党政分开绝对化，实际上也分不开。

第二是思想的整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重新强调了四项基本原则。不过它仅限于思想的整肃，在组织上没有做过大的调整。当然在组织上更突出了党的政治领导和政策的领导。

第三，还有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分税制。分税制是经济方面的改革，但其本质是一个权力的划分和资源的调配，所以也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举措或政治改革。分税制解决了财力过于分散的问题，加强了中央的财力。有的时候，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或社会体制改革，三者无非是角度或抽象层次不同，实际上对象是同一个，很难分开。分税制改革使我们更有条件集中力量办大事。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黄金十年”，这和分税制的实施有关系。当然它带来了另一方面的问题，就是现在越到基层事越多、但资源越少。这当然也需要在改革中不断地调整。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在逻辑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

梳理改革开放的过程并不难，但是改革内在的规律性是什么？党的十六大报告把中国的政治模式概括为：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地统一起来。这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形成的非常重要的认识。

很多人可能把这些当成一个套话来听，我试着把它翻译成学术语言。就是说，在世界现有经济格局和现有秩序的情况下，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要想迅速发展，就不能走寻常路，要有两个积极性：一方面要集中国家的权力，另一方面还要给人民相应的自由权利（主要是指经济、社会权利）。

其实，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国权派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岩仓具视等人就持此认识。

中国的改革开放，目的是迅速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在工业化、城市化时期，社会会发生若干重大变化。第一是社会大流动，人民从第一产业流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从农村流向城市，从低社会身份流向高社会身份。社会流动带来了身份改变，身份改变带来了社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以及财富的增加，这样形成新的社会结构，导致社会关系的大变化。

在这种机制之下，不同的权力结构会形成不同的效果。人们要实现身份的改变，要追求成功卓越和美好生活，有两种可能的办法：或者通过自己的知识和勤劳，通过创造性的劳动或经营来实现；或者通过集体的政治行动、政党行动，通过选举来改变政治权力的归属，利用政治权力改变社会价值的分配。美国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给政治下了一个定义，叫“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但如果在工业化进程中开放政治权力或选举，就会形成一种分配性的激励，人们希望通过政党政治和选举改变分配的方案、占有经济发展成果。如果是这样，那么社会就不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了。为什么很多发展中国家一选举就乱，就是这个原因。发达国家已经过了这个阶段。不过现在西方社会矛盾重重，同样也面临这个问题。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意识到，要开放权利的通道，给人民群众流动和迁移的自由，给他们向上流动的可能。所以高考制度对社会流动和社会身份的改变特别重要，它是用和平的、相对公平的方式形成社会分层。

这样我们就能理解：首先，党的领导意味着国家权力的集中。权力集中的意义是实行战略性的发展，这也是成功的发展中国家的共性。所谓战略性的发展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它提供发展规划，并转化成国家的战略规划，比如我们的五年计划（规划），以及“中国制造2025”和“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等。第二，提供初始资本，国家通过一定的筹资融资方式将民间的资金集中，或通过开放政策和金融借贷引进外部资金等。改革开放初期地方政府都很穷，广东要搞特区没有钱，于是借鉴香港经验，招商局率先在蛇口开发2.4平方公里工业区，土地招租，招商引资，很快就发展起来。第三，基础设施建设，“三通一平”，“七通一平”等等。第四是软环境建设，法制、医疗、社会教育、政治保障，这是政府的职责。外国人观察中国，他们说中国社会主义的特色首先是干部培训。中国的干部要学习，这是很正常的，非洲人就觉得太有意思了，他们的干部都是精英，从没想过还要学习。而东南亚最看重中国的五年规划，认为战略性的发展，是中国发展速度快的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就是要给人民权利。共产党领导下的权力集中，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之间是什么关系？就是“依法治国”。依法治国可以看作一个政权的人民契约，一种政治关系，就是通过法治规范领导方式。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说过，不能因为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甚至不能因为领导人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因为在这个发展阶段，我们只能集中国家的权力，不能形成各方面为权力竞争的局面。但是在权力高度集中的情况下，领导方式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怎样评论一个制度是好是坏？习近平主席曾经说，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着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这是适应性的问题，是阶段性的问题。亨廷顿在政治学有一个重要的贡献，他说好的制度，不管是协商还是选举，最重要的是规范。规范化的制度就是好的。所以政治体制一定要按照规范，实现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国改革的逻辑起点

中国的改革是从1978年开始，中间有很多的波折。苏联早在赫鲁晓夫时期就曾经搞过改革，但是失败了。上世纪80年代苏联也开始搞改革，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比我们的历史长，比我们发展水平高，比我们国力强。1986年戈尔巴乔夫启动改革，但是改革进行五年后，苏联就解体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到目前为止可以说是成功的，初步实现了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中国和苏联的改革，一个成功，一个失败，其内在的规律是什么？中国改革成功的内在原因是什么？我们说改革是有风险的，有的国家比中国更有基础，改革却遭到失败，而中国避免了失败。这其中，确实有一个逻辑的起点对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真的要感谢邓小平。

1979年春天，北京召开了著名的理论务虚会，会议结束时，邓小平发表了一个讲话，后来收录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我认为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逻辑起点。

我们把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改革开放的起点。三中全会原定的主题是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在会上引发了一场讨论，最后决定要进行政策的重大调整，党的中心任务转移到经济工作上来。此后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共识，要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全党步调一致，这样事业才能够成功。

当时叶剑英建议开一个理论务虚会，统一思想，取得共识。理论务虚会是1979年1月18日召开，160多人参加。但是在会上出现了很多种声音，思想非常活跃。当时西单有个“民主墙”，大字报很多，常有人公开发表政治意见，还有上访人员。理论务虚会上有些人白天在会场，晚上到西单看大字报，第二天拿到会上讨论所见所闻。这样理论务虚会越开越热闹，开到3月底还没有结论，于是邓小平在3月30日到会，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的改革和苏联的改革的区别就在这里。1978年后大家都希望进行改革，认为必须改革现行体制，改善人民生活，让社会主义体现出它的优越性，比日本、比亚洲“四小龙”搞得更好。但是怎么改，要解决哪些问题，可能遇到什么风险，并不完全清楚。邓小平在这次讲话中提出，我们首先要决定不能改什么，具体怎么改大家可以深入研究。中央首先告诉大家，马克思主义不能改，共产党的领导不能改，社会主义制度不能改，人民民主专政不能改，要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这样我们就在保证基本的政治安全、社会稳定的情况下开始了改革。这样就防范了颠覆性的错误。政治是整体性的东西，法律某一条文可以调整，但是政治决策不能推倒重来，开弓没有回头箭。所以我们的改革先从局部开始，在不断试错中推进。这是中国改革的一个重要逻辑，也是一项成功的经验，它是渐进式改革方式，而不是像苏联采用了“休克疗法”，它是有弹性的。马克思主义也是与时俱进的。这是它的一个逻辑起点。

和苏联改革对比一下就更清楚了。戈尔巴乔夫认为改革一定要破除障碍，在这之前苏联经过了很长的停滞时期，权力过于集中，政治领导僵化。于是推论改革首先要改变共产党的领导，接着走下去就成了“刨祖坟”，把苏联社会主义的体制、价值，乃至各级干部都一概否定，那就会风起云涌了。他们的问题就是没有辩证的思维，不懂得渐进的、逐步推进的方式。

四个基本经验：中国改革的逻辑展开

中国正确地采取了不同的逻辑和方式。第一就是“三统一”，把保障人民权利和集中国家权力统一起来，把协商民主作为民主建设的方向和重点。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逐渐扩大人民的权利，采取问题推动和试点推进的策略。这就是以“四项基本原则”思路展开，而不是以追究历史的是非对错展开。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在此之前，历次政治运动积累的问题成堆，如果每件事都仔细追究，分出是非、为历史错误担责，那么文化大革命就不是结束了，而是重新开始了。中国会再一次陷入动荡和对抗，就如同1991年以后的苏联、匈牙利、保加利亚，我们就不会有这40年的发展，不会有今天的建设成就。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邓小平说要向前看，而戈尔巴乔夫认为向后看才迈得开步，忙着纠正错误、追求真理，最后适得其反。

第二，与此同时，又要有民主，要调动大家的积极性。邓小平有一句话说，“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1] 所以中国关于民主的概念和西方是不一样的。西方教科书关于民主的定义，是民主的概念，但不是唯一的定义。邓小平也给出了一个民主的概念，就是调动积极性。给人民以自由，给人民以权利。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民主就是协商民主。我喜欢用一个比喻：西方的民主是“点厨子”，去意大利餐厅就是披萨，到中餐馆就是宫保鸡丁；中国的民主就是一个“厨子”，但可以点菜，可以商量。政策民主，协商民主。在社会实质的政策上可以吸收大家的意见，可以有反馈，可以协商。中国现在也大力推进民主，以协商民主为重点，不以选举民主为重点。

第三，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进步，循序渐进，不断地扩大和发展人民的权利。我们是有宪法的，我们的宪政就是依法治国，依宪治国，这和西方宪政不一样。西方宪政的意思是宪法司法化，要让宪法里的所有原则都兑现，那这就是有内幕的了。美国本来以为中国的政权会垮台，后来就很失望，于是要求中国马上兑现中国宪法中有关权利的条文。但学法学的都知道，宪法变成法律，在实际实现中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马克思主义认为，权利不是天赋的，而是经济社会的发展逐渐带来的，法律是实际权利的外在表现。

美国独立建国80多年以后，宪法才确认了立国的基本原则即“人人平等”，从宪法到法律，完成这个过程，大概经过了将近200年。中国的宪法变成法律是一个逻辑，一定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逐渐地扩大人们的权利，而不要采用超速的办法，不要用理想化的办法。

最后就是逐步推进，一切经过试点，摸着石头过河。我们在改革起步时没有从顶层开始改革，基本是从问题入手。这是条宝贵的经验。问题推动有什么好处？现象大于本质，问题背后一定有更深层原因。而且政治有风险，我们通过试点的办法来做，会有纠错的机会和空间。这是在大逻辑下面的小逻辑。到十八大以后，提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因为情况越来越复杂，很多政策互相打架，需要加强政策之间、法律之间的协调性。在社会领域中，整体设计有它一定的必要性，但实际贯彻必然有曲折。政治的本质就是利益综合，不可能按照一个思路走到底。什么时候达成共识，政策就能够出台，利益综合是达成共识的条件。所以顶层设计其实就是加强政策之间的协调性。一个制度一旦形成，后面需要调整、发展和完善，它是有路径依赖的。整体的策略是问题推动，现象大于本质，重实际效能。经过试点推进，给一个试错和纠错的时机，也就是风险控制，这就是改革逻辑的展开。

（编辑  杨利红）

编者按：代村地处革命老区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的城乡结合部，现村域面积3.6平方公里，村民1200多户，社区居住总人口1.1万人，曾是一个远近皆知的贫穷落后村。王传喜同志担任村党组织书记、村委会主任近20年来，率领“两委”一班人带领全村党员和群众，选择和坚持“强村富民、共同富裕”的新型集体化道路，把一个贫困涣散的村发展成为集体经济强大的产业美、村庄美、人文美、生态美、生活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代村先后荣获“全国创建文明村镇工作先进村镇”、“全国敬老模范村居”、“中国美丽乡村创建试点村庄”、“国家4A级旅游景区”等荣誉称号。王传喜同志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当选为党的十九大代表。

2018年3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东代表团审议时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我们就是要打造千千万万个坚强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培养千千万万名优秀的农村基层党组织书记，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

从贫困村到小康村的转变

19年前的代村是远近闻名的落后村，环境差、治安乱，土地分配不均，农民收入低，贫富悬殊大，村集体负债近400万元。支部一心想干事，冲不破阻碍；群众一心想致富，舍不得利益。村庄的发展之路，群众的脱贫之路一度停滞不前。1999年，代村两委换届，一支“敢吃第一个螃蟹”的年轻领导班子，紧紧依靠群众，从转变思想观念到平均分配土地，从小规模集中经营到万亩土地流转，带领代村走上了集体化经营道路。2017年，代村集体收入1.1亿元，村民人均纯收入6.5万元，村集体资产增长到12亿元。代村一跃成为率先脱贫、率先全面实现小康的富裕村，实现了农村美、农民富、农业强。

产业融合是壮大集体经济的必由之路

传统农业所产生的效益已经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科学利用土地资源，大力发展现代农业，融合一二三产业发展是提高土地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壮大集体经济的必由之路。乡村如何发展，发展什么，每个乡村或许有不一样的答案，但基本原则不变。

一是找准优势定目标。村庄地理位置、地域特色、发展基础不尽相同，必须要找准村庄优势，根据自身特色，因地制宜谋求发展。代村地处山东省兰陵县城乡接合部，地理位置优越，人文历史醇厚，党群关系紧密，尤其是大片的土地在城镇化进程中得以有效保护，为依托土地发展现代农业，搞集体化经营创造了条件。2006年，代村委托中国农科院编制了《山东省苍山现代农业示范园总体规划》，引进了十几家合作社和农业企业进驻园区创业，建成了占地1000多亩的农业设施基地，年产3000万株种苗的种苗工厂，一批蔬菜加工出口企业落户示范园。在实现规模化生产的基础上，全村又及时调整战略，把工作重点放在现代农业科技知识普及培训和农业新技术引进示范上，积极推广农业新技术，运用新设备，建成了10万平方米智能温室和100座日光温室；示范引进100多个蔬菜品种，发展立体栽培和多种类型的无土栽培，农业物联网、水肥一体化、机器人劳作等农业新技术广泛应用；成功举办6次兰陵（苍山）蔬菜博览会。

二是看准机遇寻突破。俗话说，“万物皆有时，时来不可失”，只要把握了发展机遇，就是迈向了成功之路。当一、二产业发展初见成果之时，代村又将目光盯在第三产业上，一个依托现代农业示范园建设国家农业公园、实现发展现代农业与农业观光旅游“双园合一”的创新想法应运而生。

2012年，按照山东省旅游规划设计研究院编制的《兰陵国家农业公园总体规划及重点项目控制性详细规划》，代村开始了国家农业公园的建设。展示农耕历史的“沂蒙山农耕博物馆”，如梦如画般的“雨林王国”、“竹林水岸”、万亩油菜花基地、原生态的涵养湿地相继建成；首期“沂蒙老街”建设面积达4万平方米，二期“印象兰陵”正在建设中。2017年以来，全村继续加大乡村旅游投入，先后以大型纪录片《辉煌中国》、《幸福家园》为蓝本，建设了辉煌中国馆、幸福家园馆，改造老知青农场、建设了中国知青村；围绕观光火车沿线打造了“一带一路”景观。2017年全村旅游业门票收入突破3500万元。通过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代村真正走出了一条以发展现代农业为主，乡村旅游、商贸物流、建筑装饰、教育医疗、节会展览等融合发展的新型道路。

三是认清问题补短板。问题会在发展过程中不断产生，而问题往往就会成为发展的“良药”。群众思想不统一是集体化经济发展遇到的首要难题，化解这一难题没有捷径，必须以农户自愿为原则，通过积极的政策宣传，吸引群众参与到集体化道路中来，切不能搞“一刀切”。其次是人才队伍跟不上发展节奏。人才是第一生产力，必须把人才队伍建设放在重要位置，让好钢用在刀刃上。但在发展中，人才素质低，专业不对口，培养周期长，“留不住人、拴不住心”等问题普遍存在。解决人才缺口，应该树立紧迫意识，通过前景吸引人才，营造环境留住人才，主动帮扶感动人才，多岗位锻炼培养人才，立足长远储备人才。代村的人才建设坚持“请进来，送出去”的原则，先后高薪聘请兰花培育、农业种植、企业管理等专家教授6人，成立了劳模创新团队，同时吸引大学生人才和优秀退伍军人参与企业管理，为集体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其三是产业可持续发展动力不足。动力不足，源自信念不坚定，理念不更新。尤其是领导班子，应始终坚持不断学习，不断实践，不断创新，起到带领群众、鼓励群众的作用。

坚持自治法治德治  提升乡村治理水平

推进乡村有效治理是完善集体经济发展环境，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依托。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从1999年开始，代村就围绕生态环境、治安环境、文明环境、基础设施等开展了持久的治理。

村民“自治”最给力。把村庄自治权利放给村民，让村民积极参与村庄建设，认为“集体的事就是自家的事”。畅通民主，广开言路，让村民有意见敢说，有建议能诉。村里的党员大会、村民代表大会成了党委汇报工作，群众提问题的最好平台。每个村民都是村里的保洁员、保安员、战斗员，家家都有责任感。

用好“法治”有遵循。凡事都要依法，“法”治是乡村治理的主要遵循，实现乡村有效治理不能靠钻法律的空子。由于代村地理位置优越，土地价值较高，一些“三废”排放不达标的企业想来分一块蛋糕，但都被两委成员严辞拒绝。支部坚持的原则是“为了利益卖了土地，鼓了自己腰包，害了乡亲们，即违法又违道义，这种亏本买卖做不得”。以支部严格守法为榜样，告诫党员群众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事情不能做。

坚持“德治”立精神。“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德治将推进乡村治理长期有效。代村党委充分利用“沂蒙乡村振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主阵地开展道德讲堂，依托“三馆一村（村史馆、辉煌中国展馆、幸福家园展馆、中国知青村）开展现场说教，提高广大党员群众树立投身乡村振兴战略的信心。村两委主动担任宣讲员，会议中，岗位上，田间地头，都成为提升道德意识的宣讲台。积极开展“道德模范”，“十星级文明户”，“美在农家”，“好媳妇、好婆婆”评选，树立群众守德敬德意识，弘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通过德治形成了“爱国爱村、大气谦和、朴实守信、勇于拼搏”的代村精神。

共享发展成果是走集体化道路的根本遵循

代村在实行土地流转、集中经营之初就意识到，要让集体化道路走下去，就必须让人民收入增加，“腰包鼓，精神富”才是农民心中的硬道理，精神与物质的“双丰收”才能更好培植群众信念，汇聚力量。为此，代村实施了大病补助，使居民大病治疗的费用得到解决，每年组织职工村民参加至少2次健康体检；实施在校学生教育补助，学龄前儿童入园不出村，初中以上就读生每年补助4000元、考入大学奖励1万-5万元；按时发放生活补助，对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发放优待补助；实施劳动技能培训补助，解决青壮年农民择业、就业问题。全村实现了有劳动能力的村民都有工资性收入，家家每年都有村集体“分红”收入，村民的幸福感逐年提升。

共享生态宜居。实施旧村改造，建成居民楼65栋、小康楼170户，全体村民整体搬进新楼房。同时推行住房按需分配，保证本村已达婚配年龄的青年随时有房住。建设省级规范化小学、幼儿园、社区医院、老年活动中心、老年公寓、诚信中学、社区服务中心等社区配套设施，实现了“工作就在社区里，服务就在家门口”。

共享文化成果。为丰富村民文化生活，代村党委投资建设了村民文化广场，配有图书室、阅览室，设立文明一条街；成立了老年秧歌队、腰鼓队、器乐队和青年舞狮队等群众性娱乐组织；开办代村报，讲述代村发展进程中的大事小情。通过让文化生活走进千家万户，在丰富老百姓文化生活的同时，推动文化兴企、文化兴村，进而实现文化振兴。

   （编辑 宋斌斌）

乡村振兴，破解发展新型集体经济难题的根本出路在于两个转变：由个体所有制走向集体所有制，由政府管治走向乡村自治。这是激发农村内生动力的两个必备条件。坚持党的领导，贯彻群众路线，实现共同富裕和乡村振兴的目标都离不开这两个条件。 

强化集体所有制是乡村振兴的根本出路

实现乡村振兴，首先取决于乡村的内生动力，然后才是国家的扶持。如果一个村的内生动力不足，即便国家扶持力度很大，终究还是发展不起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摆脱贫困》一书中指出：“乡村集体经济实力薄弱是基层工作活力不足的症结所在；弱化了的集体经济实力如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既无力兴办农村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事业，也无力满足群众的生活需求。”实践证明，只有集体所有制，才能确保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充分体现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号召力，不断激发农民的集体主义思想。只有在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才能将一盘散沙的农民组织起来，创造惊人的奇迹。没有集体所有制，就不会有红旗渠这样的奇迹，也不会有刘庄、华西、南街、航民、兴十四这样的明星村。

因此，乡村振兴，破解发展新型集体经济难题的根本出路，首先要强化集体所有制。由于集体所有制长期不断虚化，人们对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经济缺乏必要的认识，甚至以为规模经营就是集体经济，家庭农场就是合作社。这势必忽视集体所有制有关生产资料及产品的归属问题，导致不少的集体经济项目及合作社名不副实。目前扶贫工作虽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脱贫工作一味依靠政府拨款的方式不是出路。很多集体经济成功案例的经验表明，农村集体所有制的起码要求不只是土地集体所有，而是主要生产资料、产品等归生产者集体所有。集体所有制的最终目标，不仅包括所有的生产资料，而且包括所有的劳动成果。只有沿着这一方向发展，才能壮大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仅仅是集体所有制的底线，却不是最终目标。放弃这一底线等于放弃集体所有制。停留在这一底线，集体经济难以壮大，因为集体经济是以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和共同劳动为基础的经济形式。 

坚持乡村自治 履行农民当家作主的权利

无论改革前还是改革后，个别农村的发展始终走在全国的前列。河南省新乡市的刘庄村就是其中一例。刘庄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就过上了比较富裕的生活。而今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刘庄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就已实现。

总结这些村的成功经验，除了集体所有制和好的带头人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不可忽视，那就是乡村自治。熟悉刘庄的人都知道，刘庄不仅始终坚持集体所有制，而且始终把自治摆在首位，做到从实际出发，从维护百姓的利益出发，不跟风、不刮风、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很多集体经济成功案例的最大共同点就是，一靠集体所有制，二靠乡村自治。这些村的实践充分表明，只有集体所有制，才能体现农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地位。只有乡村自治，才能体现乡村的自主权。集体所有制让农民在经济上拥有当家作主的地位，却不一定在政治上拥有当家作主的权利。只有乡村自治下的集体所有制，才能充分体现农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从而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显然，以往人民公社时期政府管治下的集体所有制未能充分体现农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因而挫伤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导致集体所有制的优越性未能充分发挥。这也是至今许多农民不愿意回归集体所有制的一个主要原因。

习近平总书记把自治摆在乡村治理体系的首位，无疑是乡村振兴战略的一个亮点，若能把握好这一点，乡村治理必有重大突破。 

乡村自治并非回到私有制时代

有人认为乡村自治就是回到依靠乡贤治理的私有制时代，这显然忽视了集体所有制及基层党组织的地位和作用。

首先，集体所有制下的乡村自治与私有制下的乡村自治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前者所有劳动者拥有当家作主的地位和权利，后者只有少数人拥有当家作主的地位和权利。

其次，集体所有制下的乡村自治有利于强化乡村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从根本上避免了私有制下乡村自治出现的“各自为政、一盘散沙”现象。

第三，集体所有制下的乡村自治在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体现的是平等关系，二者只是分工不同，可以相互监督。而私有制下的乡村自治在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体现的是不平等关系，被管理者只有劳动的权利，却没有监督管理者的权利。

第四，集体所有制下的乡村自治不允许出现人剥削人的行为，因而不会出现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现象。而私有制下的乡村自治势必出现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现象。

第五，集体所有制下的乡村自治可以造就一批具有社会主义理想的乡村干部。如刘庄村的史来贺、华西村的吴仁宝、南街村的王宏斌、航民村的朱重庆、兴十四村的付华廷等，都是一批无私奉献的带头人。而私有制下的乡村自治因缺乏群众监督的条件，容易滋生村霸地痞甚至黑势力，危及基层政权和社会安定。

第六，集体所有制下的乡村自治可以做到统分结合，有利于体现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有利于实现农业现代化及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私有制下的乡村自治只利于分不利于统，势必阻碍农业现代化及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显然，集体所有制下的乡村自治优于私有制下的乡村自治。上述那些成功的乡村之所以能够取得十分惊人的成就，就在于这些村选择了集体所有制下的乡村自治。 

集体所有制并非回到人民公社时代

有人认为回归集体所有制就是回到以往的人民公社时代，这是忽视了乡村自治与政府管治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

第一，乡村自治下的集体所有制，集体组织的领导成员来自集体所有制内部；人民公社时期的集体所有制，则在村一级组织上面加了“政社合一”的公社组织，领导成员基本上都来自集体所有制的外部，并且都是“吃国家饭的”，因此体现的是政府管治。

第二，乡村自治下的集体所有制突显了农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有利于贯彻群众路线；而政府管治下的集体所有制突显了政府的权利，容易出现官僚主义。

第三，乡村自治下的集体所有制注重满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需求，具有明显的务实性；而政府管治下的集体所有制比较注重上级的检查督促，容易出现形式主义。

第四，乡村自治下的集体所有制有利于体现因地制宜，政府管治下的集体所有制容易出现“一刀切”的问题。

第五，乡村自治下的集体所有制受外部制约因素少，因而可以做到因时而异，一旦发现工作有误可以及时纠正；政府管治下的集体所有制受外部制约因素多，即便发现政策有误，也难以及时纠正。

显然，乡村自治下的集体所有制不仅可以充分体现农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而且大大降低政府管理国家的成本，有效避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等一系列问题。改革开放初期的刘庄村、华西村、南街村、航民村、兴十四村，以及今天的很多成功案例能够在短期内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认为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变为可能，不仅在于这些村选择了集体所有制，还在于这些村的管理由政府管治走向乡村自治。因此，这些村的路既是新路，也是正路。这些村的成就既体现了集体所有制的优越性，又体现了乡村自治的必要性，他们的实践为农村“第二次飞跃”提供了依据。

集体所有制优越于个体所有制，乡村自治优越于政府管治。只有集体所有制，才能把农民组织起来。只有乡村自治，才能充分发挥集体所有制的优越性。改革开放前的问题，不在于农村集体所有制，而在于当时的管理缺乏乡村的自主权。农村改革初期农民之所以迸发出极大的劳动热情，就在于农民获得了较多的自主权。而改革后逐渐形成的“三农”问题，原因就在于我们的一些做法不仅背离了集体所有制，而且忽视了乡村自治。

（编辑  宋斌斌）

2018年12月9日至10日，浙江省缙云县委、县政府和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联合召开为期两天的“乡村振兴、破解发展新型集体经济难题经验交流会” ，旨在共同探讨乡村振兴和新型集体经济发展之路。来自黑龙江、浙江、山东、河南、四川、贵州、西藏以及缙云本地为发展村集体经济做出突出贡献的村干部参会讨论，还参观了舒洪镇仁岸村，听取了该村集体经济发展情况的介绍。

缙云县委副书记、县长李一波介绍，近年来，缙云县坚持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之路，积极探索和实践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期望此次经验交流会，为进一步打开“两山”通道、加快农民增收致富和集体经济发展提供更多宝贵经验。

三农问题一直是关系国家全局的重大问题，搞好农村的改革和发展，历来是全党上下、社会各方都时刻关心的宏大事业。

20世纪80年代初，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对解放农业生产力起了关键作用。但随着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分散的小农经济的弱点日益突显，乡村人口外流，广大农村社会治理问题日益突出。近20年，中央为支援农业和农村发展出台了多项政策，包括取消农业税费、加大支农投入、耕地承包权长期不变、鼓励土地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发展农业专业合作社、贫困农村地区的脱贫攻坚等。

邓小平同志在1990年提出了农业改革和发展的“两个飞跃”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就农村深化改革，提出了“土地公有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这一原则。2018年9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就乡村振兴战略做了全面阐释。他再次强调：“要把好乡村振兴战略的政治方向，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性质，发展新型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要充分发挥好乡村党组织的作用，把乡村党组织建设好，把领导班子建设强。”[1]为实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所有工作的落实最终离不开发展和巩固新型集体经济。近年来，各地农村出现了一批坚持合作经济，发展多种经营，带领全村共同致富的典型。对现有的和发展中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经验进行总结和研究，破解发展新型集体经济难题，十分必要。

孔丹理事长表示：乡村振兴是具有导向性的国家战略，要结合历史和现实，因地制宜地探索新型集体经济体制，努力寻找各地发展集体经济的共同规律，把成功典型加以宣传和推广，多样化发展新型集体经济，从而实现各地乡村振兴。

从本期起，我刊将陆续刊登有关乡村振兴，发展新型集体经济的经验和案例，其中有连任51年的村（大队）党支书兼村办企业领导，有荣获全国和省先进村集体和劳动模范的带头人，他们埋头苦干、不计名利，一心带领群众致富的感人精神，催人奋进。

制度与政策的设计需要对主体和理念有着准确清晰的认知，不同的理念和假设之下设计的制度会截然不同，比如基于员工是可信和不可信两种假设前提下设计的公司管理制度就会是截然不同，管理的可操作性、管理成本和结果也会完全不同，所以就创新体制来说，对创新的理念和创新主体能否有清晰的认知尤为重要。这里就我自己的经历，谈一些个人的理解和看法。

从一个案例看基础研究的重要支撑作用

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有关创新的案例，从这个案例我们来看看，创新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理念。

华为有一款业界首创的分布式基站。这个分布式基站不用风扇，采用自然散热技术，能在各种极限环境下可靠运行。2012年底，产品线提出让分布式基站RRU散热的能力进一步提升的需求。电子设备的散热是一个业界的难题，由于集成电路的摩尔定律，芯片上可容纳的晶体管数目，约每隔18-24个月便会增加一倍,性能也将提升一倍，芯片的集成度越来越高，使得散热技术成了一个瓶颈，这个分布式基站也同样面临这种困境。

在前期产品设计的过程中，散热能力通过反复优化已经逼近极限，要在这个基础上再往上提升的难度，就相当于百米赛跑的世界纪录每提升0.01秒都是一个极大的突破。显然依靠公司内部的研发人员肯定无法达到这个要求的，所以研发团队向全球业界专家发出邀请，联合学术界一起攻关。最后是一位姓夏的教授跟研发团队合作，参加了这个项目的研发。不出意外，在研发过程中，遇到种种困难，方案讨论了很多轮一直没有突破，项目迟迟没有进展。直到2013年的8月份，有一次午饭后，夏教授与研发的几位同事在湖边散步，他走着走着突然停下来，盯着前边一片树林不走了，然后弯腰捡起一片叶子，笑着说：“也许这片叶子就能解决你们的难题。”，他说叶子通过光合作用吸收阳光，阳光会将叶子的表面温度大幅提升，如果不能够快速散热，叶子就会被灼伤。那为什么叶子不会被烤焦呢？是因为在上亿年的进化过程中，它得以发展出最优的散热结构，可以通过叶脉快速蒸发水蒸气来散热。由此，他想到了仿照叶脉的功能和结构来设计散热系统，提高散热能力。按照这个思路，在进行了无数次计算后，夏老师的假设得到了验证，最终他跟研发人员一起合作设计出了“仿生散热器”。这个仿真散热器作为首创技术应用在RRU上，在体积不变的情况下，散热效率提高了15%，而原来连提高1%都是不可想象的，这就是作为基础研究在应用创新中的价值和作用。

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钱变知识”和“知识变钱”

在这个项目合作的过程中，夏教授是大学老师，具有很强的模型抽象和机理分析的能力，而华为的员工又有很强的实验表征和设计应用的能力，强强结合，获得了应用技术的突破，并且在一系列产品上都用上了这个技术原理和功能部件，使得产品的竞争力得到全面增强。

从这个案例里可以看到，技术创新可以分成两部分，大部分人看到的是产品的应用创新，比如这个研制成功的仿生散热器。但实际上，更重要的是前期基础研究的理论积累，就像夏教授这样经过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学术积累。如果没有前端基础科学的进步，后面产品的应用创新就是无源之水。

现在的媒体舆论有很多误解，谈到创新往往只聚焦于能够“变现”的技术发明也就是应用创新。但是从全社会层面看，创新是由两大部分组成：企业把知识变成产品，也就是把知识变成钱，向国家交税；国家收取的税收再投入到高校和研发机构，让他们把钱变成知识，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大的循环。但我们往往忽略了前面的“钱变成知识”那一部分，而对后面产品创新能够“变现”的部分比较重视，尤其是对所谓一夜暴富津津乐道。当然从人性来看，大部分人不重视“钱变成知识”也是正常，因为看不到它的经济效益，但是在国家层面不能以这种理念去设计创新的体制或政策，否则创新将不能成为一个能够良性循环的体系，是不可持续的，产品研发的应用创新也就会成为无源之水，因为我们没有前面知识的积累，所以尤其应该从制度上重视把“钱变成知识”的基础研究这一环节。

我们今天媒体上宣传的所谓“中国新四大发明”，实际上是享受了全球基础研究的溢出效应，在这个基础上所做的应用创新，当然这个应用创新也是对社会的极大贡献，但决不能因此忽略基础研究的巨大贡献而片面地强调应用创新。

“钱变成知识”和“知识变成钱”这两部分功能结构通过国家税收把它串起来形成循环，后面部分将“知识变成钱”，是应用创新、产品创新的环节，他的驱动力在于企业，其实国家并不需要花太多钱去投入。因为在市场机制下，创新产品的稀缺性使得企业能获得高额回报，所以企业逐利的本质可以成为应用创新或产品创新的内在驱动力，即使创新具有高风险，企业也会在高回报的驱动下投入到研发活动中去。

但是，企业和资本又是厌恶不确定性的。这里所指的不确定性不是说创新本身的不确定性，而是指规则或者说环境的不确定性。企业愿意投入巨资、甘愿冒创新的风险，是因为能看到高额的回报；但如果环境和规则不能保障他冒险获得的回报，那他是不愿意投入研发的。

打个比方，假如我投入10个亿研发一个新产品，但产品出来后，别人花100万就把我的技术和产品“山寨”了，很显然研发和“山寨”这两条路回报最高的是“山寨”，逐利的本质一定会驱使我走“山寨”那条路，绝对不会去走巨资研发这条路。所以，在知识变成钱的这个应用创新环节，最重要的是要保证规则的确定性，也就是知识产权制度。如果不能保证企业研发成果，不能够保证企业和风险资本的投入能够有效产出，那它绝对不可能往那个方向去走，国家投入再多的钱都无法驱动，因为人性使然。一个好的创新制度一定是像黄河的堤坝一样让人性的欲望之流浇灌万亩良田，而不是成为洪水为害一方，这个堤坝就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而在“钱变成知识”这个环节，和“知识变成钱”有着截然不同的特征，因为基础研究是一个长期不能变现，甚至完全不能变现的创新过程，是需要“板凳要做十年冷”的，所需要的研究经费，企业也是不可能承担的。因为企业是逐利的，它不可能把钱投进看不到回报的项目。这个社会功能是要国家来承担的。这一部分是知识创新的源头，没有这样的源头，后端的应用创新将无以为继。

比如关于5G的创新贡献，无论是以华为等中国企业为主导的控制信道编码Polar码，还是以高通等美国企业主导的数据信道的长码块编码方案LDPC码，都不是由企业提出的。LDPC码是由美国麻省理工的教授Robert Gallager在1962年提出来的，这是最早提出的逼近香农极限的信道编码，由于受限于当时难以克服计算复杂性而被人遗忘，直到1996年才引起通信领域的关注，后来被WiFi标准采纳。Polar码是2007年土耳其毕尔肯大学E.Arikan教授提出的，2009年开始引起通信领域的关注。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几个事实，一是信道编码是数学家们原创出理论，通信企业在他们的理论基础上不断研究实验，并使其落地与实际应用，数学家的基础研究是5G编码应用创新的源头；二是LDPC码在数学家提出之后三十多年才被采纳应用，之前的几十年没有变现的可能性，而更多的基础研究成果沉寂在那里等待哪一天能重放异彩，业界通常有一个说法，“一千篇论文才有一篇能转换为工程应用”，但如果没有那一千篇，就绝无可能有转换为工程应用的那一篇，所以，在“钱变成知识”的问题上，我们不能太功利，它强调的是“无用之用”，需要去功利化。而后面的“知识变成钱”那一环则是要以知识产权来保护好功利心这个市场源动力的；第三个事实是创新是需要全球化开放合作的，5G的创新就是全球化开放创新的合作典范，不同国家的科学家和研发人员共同合作把理论基础变成应用实践。在基础研究领域尤其需要开放合作，基础研究只有在全球范围内开放合作才有更大的可能更快地使之成为应用实践，在造福于人类同时也获得价值变现。

通过上面的这些例子，对于自主创新的理解，我认为，创新一定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开放创新，脱离了这个全球化背景就会陷入封闭，而所谓自主，一定是要建立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自主，脱离全球化和全球价值链去强调自主创新是不现实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国家倡导面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创新体制更应该以开放创新来面对全球化进程，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来保护创新的源动力。

开放合作的基础是尊重和承认他人的智力成果

全球化背景下开放创新的基础是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西方公司相比，没有经历过工业革命的中国企业起步较晚，欧美公司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成长，积累了大量的智力成果，我们只有在继承他人成果基础上进行开放式创新，才能跟上全球化的潮流，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要尊重和承认他们的智力成果，通过合理的付费，学习和继承领先的技术。

尊重和保护所有人的创新成果是平等对话和寻求合作的前提。创新尤其是基础研究往往是几句话或者是一个公式就能在产品研发中发挥巨大作用产生价值变现，所以不仅仅要通过知识产权制度来构建知识的价值体系，更要营造一个普遍尊重智力成果的环境，才能在全球的范围获得合作与发展。

新发展阶段要“以人为主体”

上面的几个例子中我们可以发现创新活动的主体是人，人才是最核心的要素，是创新的主体。在以往40年改革开放中，我们主要依靠资本加劳动力的方式，依靠人口红利使我们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制造大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今天的中国已经进入产业升级的阶段，需要从世界工厂进一步成为创新社会，但过去的成功并不是未来可靠的向导。过去的成功主要靠资本加劳动力，我们今天产业的升级，则需要靠激发和提升人的创新能力，这是两个本质上不同的发展方式。

我们已经进入信息时代数字时代，也即将进入智能时代，跟过去传统的物质时代相比，人的要素更加凸显。在物质时代，人和人之间的差别不大。比如流水线上最优秀的工人和最差的工人、最优秀的出租车司机和最差的出租车司机，他们的产出和收入差别不过是几倍；但是在信息时代、数字时代以及未来的智能时代，人和人的之间的贡献可以相差百倍、千倍甚至更大，一个算法你能研究出来，成果就全是你的，否则就是零。

低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之间最大的区别，差别在于社会财富的构成；低收入国家最大的社会财富是自然资源，高收入国家最大的财富是人力资源。我们在中等收入国家往高收入国家迈进的过程中，要约过中等收入陷阱，最大的问题就是，怎样把人力资源的财富提高上去。制度的核心，也必须从“资源、资本”转向“人”。这个思想观念的转变如果不能实现，就可能总是在传统观念中兜圈子，解决不了问题。

建立有利于激励人的创造力的制度

所以，实行创新驱动战略，一定要贯彻“人本主义”理念，如果不能把人的主观能动性激发出来，这条路将是不可持续的。

我们的媒体上喜欢讲中国现在有工程师红利。确实，我们一年有七百万到八百万大学毕业生，其中有大量学工程的人才，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我们这样的规模。但是在创新这个领域，工程师只属于“把知识变成钱”的环节；我们现在最弱的，还是前面的“把钱变成知识”那部分，也就是基础研究。就拿刚才的例子看，如果没有夏老师提供模型抽象和机理分析的能力，我们再多的人扑上去也出不来“仿生散热器”。如果没有雄厚的基础理论研究的知识，后面“知识变成钱”这个环节是不可持续的，因为没有源头。而我们现在恰恰缺失基础研究，这是需要长期积累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要让每年毕业的800万大学生产生工程师红利效应，就不仅仅要重视基础研究，更要以开放的心态和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来获得全球基础研究的合作，只有嫁接全球基础研究的成果，才能有真正的工程师红利。

要补齐基础研究的短板，制度的设计就一定要围绕人这个创新的核心要素。如果不能够给从事基础研究的学者一个好的环境，让他们能够解决各种后顾之忧，他们是做不到“板凳要做十年冷”的。如果一位教授坐在办公室，天天想着明天的奶粉钱在哪里，下月房子的按揭钱在哪里，他是不可能安心做研究工作的。   

人才是技术创新的主体，是核心要素，但我们现在的经济和科技政策，主要是适应之前以“劳动力＋资本”要素投入为主要动力的发展方式，所以现在很多政策，并没有把“人”（投身技术创新的企业家和科研人员）作为关键要素，真正着眼于激励人的创造力。

比如说鼓励技术创新的优惠政策有“按研发经费加计扣除税收”这一优惠政策，也不能把人员费用计算在研发经费内。其实在创新活动中，企业投入最大的就恰恰是对人的投入。当然，这个规定可能有历史的原因，因为早期的研发机构都是事业单位，所有的工资都是国家发的，所以当时认为不应该把工资放在研发成本中。但现在的高科技企业大量是民营企业，它的研发投入中最大的一块支出就是用于人的支出。   

好的创新体制是小心呵护人性而非挑战人性；好的创新政策会让人的欲望成为创新的源动力，这是创新制度设计的核心所在。总之，建立以人为本的创新制度，坚持以知识产权保护为基础的开放创新，才能在全球化的浪潮中通过合作共赢获得世界的尊重。

    （编辑  苏歌）

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集成电路芯片的重要性尽人皆知，有人说它是电子设备的大脑，也有人说它是现代工业的粮食。现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它的身影。

我国拥有全球第一大芯片市场，占全球市场份额的50%以上，但80%以上的芯片却依赖进口，高端芯片的自给率更是不足10%。根据中国海关统计，2017年我国集成电路进口额为2601.4亿美元（出口额为668.8亿美元），集成电路已连续五年超过原油成为我国第一大进口商品。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近几年一直在60%以上，超过了国际经验50%的“安全警戒线”；然而，我国芯片的对外依存度又远高于石油。随着中美贸易争端不断升级，特别是中兴事件和晋华事件的发生，突显了我国在一些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受制于人的现状，芯片短板问题更是引起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人们感到加快高技术产业发展，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性。

作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为什么我们在集成电路领域有如此大的差距？怎样提高芯片自给率？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芯片自给率不足有很多原因，生产芯片的先进装备的供给能力不足，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在制造芯片的诸多装备中，光刻机极为重要，当今世界只有荷兰阿斯麦（ASML）、日本尼康和佳能等少数几家公司能够制造。在我国，上海微电子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微”）是能够研制生产这种先进光刻机的唯一企业，因此，它承载着中国人追逐光刻的梦想。

零的突破

制造芯片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制造一块集成电路芯片，其精细程度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千分之一，好比在头发上面‘绣花’一样。”上微总经理贺荣明说。

在芯片生产流程中，光刻是最复杂、最关键的工艺步骤，耗时长、成本高。芯片生产的难点和关键点就在于将电路图从掩模转移至硅片，这一过程是通过光刻来实现的，光刻的工艺水平直接决定芯片的制程和性能水平。据介绍，芯片在生产中需要进行20-30 次的光刻，耗时占到集成电路生产环节的50%左右，成本占芯片总生产成本的1/3。

“要把一块体积小巧、功能强大的集成电路芯片制造出来，除了卓越的电路设计外，更离不开将设计图形转换成高性能芯片的制造设备，而其中最为关键的设备就是光刻机。”贺荣明如是说。

光刻机就像一台精密复杂的特殊照相机，在芯片制造中，它是 “定义图形”最为重要的一种机器。高端光刻机集精密光学、机械、控制、材料等先进科技和工程技术于一体，是集成电路装备中研发投入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关键设备，因此，它被称为人类制造技术发展的制高点或集成电路产业“皇冠上的明珠”。正是因为研制光刻机的技术门槛和资金门槛都非常高，时至今日，世界上有能力涉足高端光刻机制造的企业也是寥若晨星。在上微成立之前，世界上除了荷兰的阿斯麦，还有日本的尼康和佳能，仅此而已。行业龙头老大是阿斯麦，它占有全球高达80%的市场份额，并垄断了高端光刻机——最先进的极紫外光刻机市场，可谓一骑绝尘。

就是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上微诞生了。2002年春天，在上海浦东张江高科技开发区春晓路一栋3层小楼里，贺荣明带着最初的9位创业者走上了光刻机自主研发之路。也正是从那时起，中国人开始了追逐自己的光刻梦想。

在奉命组建上微之前，贺荣明在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工作，担任公司战略发展部部长。接受研发光刻机的任务，对他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上微一创立就面临着重重困难。一是人才严重匮乏，这是公司遇到的最大难题。据贺荣明介绍，当时国内懂光刻机的人才只有几十人。二是缺乏技术积累，引进西方国家的技术受到很多限制，不得不从零起步。三是没有配套的供应链，当时国内与光刻机相关的配套行业几乎是一片空白。在这样的情况下，“想要建立行业生态链和国际合作很难，唯一的出路就是走创新之路。”贺荣明说。

如何创新？上微的创业者们把一种“解方程式”的方法应用到创新之中。他们首先“将自己定位于光刻机的‘顶层系统设计者’，并确立了聚焦集成创新的研发策略，通过在产业链上位置的跃迁实现自主创新。”光刻机的零部件可以由合作企业提供，但系统设计和核心技术要掌握在自己手里。通过自主攻关掌握整机和各重要分系统的设计，再将其层层分解到元器件，全球可合作的资源就丰富了。

上微专门设置了一个集成工程部，其职责就是把关设备，把一个个小的系统集成成光刻机。“我们既是前锋又是守门员。前锋是要把产品性能调到最佳提供给客户，守门员就是堵住这样那样的问题。”上微集成工程部经理毛方林说。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任何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只能靠自己的摸索和经验积累。

经过在系统设计和集成方面持续艰苦的探索，上微终于走出了一条通向集成创新的成功之路。说起上微的集成创新，贺荣明颇有心得：“集成创新，就是由我设计，然后利用全球技术为我所用，最后还由我调控。在技术基础薄弱和国外封锁的情况下，用好的管理和组织方式，照样可以掌握复杂的技术系统。”

鏖战多年后，他们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2008年，上微制造出了第一台国产100纳米光刻机，实现了零的突破。同年，上微开始研制90纳米光刻机。

2018年3月，上微承担的国家重大科技专项（02专项）的“90纳米光刻机”产品通过了国家验收。国产90纳米光刻机的问世，标志着上微成为继阿斯麦、尼康和佳能之后，第四家掌握光刻机系统设计和系统集成技术的公司。

上微的不懈努力，得到了国家权威机构和社会各界的认可。2012年12月，上微负责的研究课题《纳米精度多自由度运动系统关键技术及其应用》荣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2018年6 月，上微获得由上海品牌国际认证联盟等机构授予的“上海品牌”认证荣誉称号，成为上海首批获得该认证的企业。

“沿途下蛋”

聪明的企业经营战略是可以相近的。2018 年7 月13 日，华为总裁任正非在华为内部作了一个题为《在攀登珠峰的路上沿途下蛋》的报告。他说：“我们要承认现实主义，不能总是理想主义，我们要在攀登珠峰的征程中沿途下蛋。”任正非以“无人驾驶”为例说：“无人驾驶是基础研究，我们要支持科学家为理想而奋斗，暂时不要去做商用产品。而沿途下蛋，则是即使将来我们不能在马路上无人驾驶，也可以在生产线上使用、管理流程中使用、低速条件下的工作中使用……无人驾驶就是爬珠峰，爬山过程中，有人可以半路去放羊，有人可以半路去挖矿，有人可以半路去滑雪……，把孵化的技术应用到各个领域，这就是沿途下蛋。”

“沿途下蛋”一经任正非的口说出来，市场上效仿者云集。然而，大家可能不知道，在此之前，上微早已提出并实践了“沿途下蛋”的企业经营战略。

就中国而言，做出90纳米光刻机，无疑是在100纳米光刻机基础上的又一大进步。但是，当下光刻机市场的主流产品是28-14纳米光刻机，上微碰到了产品落后于市场需求的难题。在这种情况下，产业链下游的芯片制造企业不会掏出真金白银购买上微的90纳米光刻机，这就意味着上微研发的高端光刻机无法进入生产线调试，从而无法积累工艺适应性经验。没有经验的积累，进一步研发又从何谈起？更大的问题是：没有销售收入，企业持续经营下去的资金从何而来？

钱从哪里来？这是上微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政府扶持固然能解决一部分研发资金短缺的难题，但并不能提供企业运营所需的全部资金。企业要生存下去，要发展起来，光靠政府“输血”是不够的，一定要有持续的自我“造血”能力。

事实上，在长期的研发过程中，上微已经积累了一定的技术力量，基本掌握了高端光刻机的集成技术，并且部分掌握了光刻机核心部件的制造技术。于是，上微的运营团队在思考：企业能不能在继续攻关高端光刻机的同时，利用现有的技术力量开发出产业链其他环节所需的产品？显然，这样做的结果，既有利于降低对“输血”的依赖，也有利于增强企业的“造血”能力。上微把这种由技术向市场转化的模式称作“沿途下蛋”。

通过这种模式，上微的产品线日渐丰富，国内、国际市场也逐渐打开，营业收入不断增加。“上微研制的LED光刻机市场占有率全球第一；封装光刻机占领了90%的国内市场，同时国际市场占有率全球第二；平板光刻机已供给国内京东方、天马公司等，打破了日本佳能、尼康公司对我国技术和市场的垄断。”上微战略规划总监贺跃进说。此外，上微还开发了激光封装、激光退火、检测类装备等。通过这些适应市场需求的技术转化，上微实现了自我“造血”。2017年，上微实现销售收入4亿多元，净利润达到10%。

从“沿途下蛋”的结果来看，上微并不是为了赚快钱而去搞房地产或金融，也不是离开核心技术搞多元化，而是充分利用自己多年积累起来的技术优势，在半导体设备行业不断产出满足市场需求的“金蛋”。

例如，LED灯是国家倡导的节能产品，其芯片制造需要光刻机。上微研发的LED光刻机以其领先的技术优势，广受市场的追捧。

再如，平板光刻机是新型显示产业中的关键装备，国际上只有少数国家能够生产此类设备。上微研制的平板光刻机打破了国外垄断，在国内日益受到市场的认可。上微应用于平板显示的SSB245高分辨率投影曝光机荣获“2016年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金奖”。

在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装备的研制方面，上微的策略是“一手抓国家战略，一手实施产业化。”上微始终把国家战略布局的高端光刻机（也称前道光刻机）作为重点攻关任务，积极探索将其核心技术应用到产业链的其他环节。

“我国的封装企业基本都使用我们生产的后道光刻机。我们的产品比美国的同类产品有竞争优势，而且我们的产品和国内用户的工艺匹配更好，我们能够做到24小时不间断地为国内用户服务。”贺跃进说。上微后道光刻机的成功上市，不仅打破了国外的垄断，改变了国际先进封装设备的市场格局，而且还迫使国外竞争对手不得不大幅下调其产品的售价。前道光刻机的国产化是上微的终极目标。上微把研发前道光刻机形象地比喻为攀登“珠峰”，而“沿途下蛋”就是在登顶“珠峰”的途中技术外溢并商业化的结果，这是上微对企业经营战略的一种创新。

在实施“沿途下蛋”的经营战略中，上微形成了高端光刻类设备、激光应用类设备、光学检测类设备、特殊应用类设备四大系列产品。在此基础上，上微又将攀登新的高峰，力争在2025年建成中国领先、全球先进的以光刻机及相关衍生产品为代表的高端智能装备集团，成为国家泛半导体产业领域高端智能装备的一支重要力量。

再攀新高

90纳米光刻机刚刚通过验收，上微又受领了新的任务：到2020年完成28纳米光刻机的研制。对于上微而言，这是一个光荣的任务，也是十分艰巨的任务。从光刻机的技术阶梯看，90纳米是一个技术台阶，从90纳米做到65纳米比较容易，对65纳米光刻机进行升级可做到45纳米。45纳米又是一个重要的技术台阶，32纳米、28纳米光刻机基本都是对45纳米浸没式深紫外光刻机改进升级的结果。上到45纳米这个台阶后，对物镜和光源进行升级可以达到32纳米，极限光刻工艺节点可达28纳米。但下一步升级到22纳米这一台阶，因为要用到很多新技术，其难度将大增。

现在，上微要在不到3年的时间，跳过65纳米、45纳米等台阶，从90纳米干式光刻机直接升级到28纳米浸没式光刻机，其难度可想而知。

在国际上，光刻机的发展步伐一直没有停止。阿斯麦现在已开发了新一代极紫外光刻机，如果我们不提速追赶，那么我们的新产品一出来，就又可能像90纳米光刻机一样，沦为不适合主流市场需求的落后产品；国内晶圆厂也改变不了高端光刻机依赖进口的命运。

上微有完成任务的责任和使命，也有完成任务的既有优势。

首先，经过16年的发展，上微现已发展成为世界第四个掌握光刻机系统设计和系统集成技术的公司，通过持续的自主创新和技术积累，在光刻机核心技术方面取得了一些重大突破。截至2017年5月，上微申请专利总数多达2498项（授权1371件），其中申请中国发明专利1845项(授权1050项)，申请国外发明专利407项(授权140项)。上微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做得卓有成效，被评为国家级知识产权示范企业。

其次，上微已形成了一支超过1000人的员工队伍。这是一支年龄结构合理、学科门类齐全、专业技能扎实的光刻机设计、集成的优秀工程技术人才队伍，与复杂系统研制和产品化、产业化相适应的经营管理团队。

凭借上述优势，再加上国家在资金和其他政策方面的大力支持，上微正在努力追赶，努力争取2020年完成任务。

不可否认，当今世界先进制造业的竞争尤其是集成电路产业的竞争，已经不是一个企业的单打独斗，而是全产业链的竞争。上微是一个在光刻机系统设计和系统集成方面有优势的公司，28纳米浸没式光刻机能不能按时生产出来，还要取决于我国光刻机产业链能不能提供制造28纳米浸没式光刻机所需的核心零部件，例如镜头、光源等。

镜头、光源、工件台、浸液系统是28纳米浸没式光刻机的四大核心部件，国内一直有研究机构在研发。有了符合28纳米要求的前三个组件，再加上浸液系统，就能够做出28纳米浸没式光刻机。据清华大学教授朱煜介绍，清华大学研制的浸没式光刻机双工件台2017年立项，第一台2019年交付使用。中科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和物理研究所、应用光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研发的物镜系统，中科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研发的照明系统，浙江大学研发的28纳米光刻机浸液系统，也都有比较好的研发进展。

从这些情况看，我国光刻机的全产业链正在形成，这让人们有理由乐观地期待：不久的将来，国产28纳米浸没式光刻机将在上微诞生。

　　（编辑  宋斌斌）

中美达成共识依然困难重重

关于中美贸易关系的演变，不少专家认为，11月底阿根廷G20首脑会议的双边高级会晤可能是一个机会节点，通过这次会晤可以达成一些意向，争取在90天窗口期内达成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协议。这个窗口期时间很短。目前中方已经做出了调整，我们开始恢复进口美国大豆、对来自美国的汽车产品关税率恢复到正常的15%等。

但是，要达到全面协议还有相当的距离。中国经济现在明显存在一些弱点，比如我们的农产品和能源产品依赖进口，我们的尖端高科技产品在很大程度上也要依赖进口。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型升级过程中，仍需要外资企业的积极参与。我们的优势在于国内市场规模庞大、增长快，企业发展的机会多。 

美国经济存在的问题

美国也有它的弱点。第一，美国联邦政府预算赤字已超过GDP的3%，联邦政府承担的全部债务与GDP之比已经超过100%。中国政府债务占GDP在40%-50%之间，美国比我们高一倍。特朗普政府想进一步增加财政开支难度非常大，而且众议院现在是由民主党所控制。

第二，现在美国的股市波动也非常大，特朗普个人非常重视股市的行情。

第三，美联储有高度独立性、可以掌控利率。总统影响美联储的能力终究有限。美联储如果继续加息，对美国经济增长会带来相当的制约作用。

第四，多数美国大型企业奉行全球化战略，高度依赖海外市场，对中国市场也有很高的依赖度，这对美国政府的对华经贸政策产生制约。

目前整个美国经济当中的实际利率是偏低的，实际利率偏低，意味着企业、消费者增加开支，实际上成本比较低，在最近，比如说半年到一年之内，延续的扩张是非常有可能的。基于这些，双方在阿根廷会谈中都表明避免强烈争斗的意愿。中国一向认为，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现在这个压舱石发生了动摇，可能使得中美在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关系出现全面动摇。大家都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中美经贸争端中的政策争端

不过从3月1日起，美方有可能对我国2000亿输美产品征收25%关税，表明双方在这个节点上还没有达成协议，美方可能继续按照它所公示的措施付诸行动。最差的情况是达不成协议，下一步谈判破裂，美方还要对我扩大额外征收关税的范围，甚至把一些产品关税率提高到40%。到目前为止，2000亿美元产品占中国对美出口额的不到50%，按美方统计，我国2017年对美国的出口在5000亿美元以上，约占中国当年出口总额的四分之一。如果是这样，就意味着全面破裂。

目前我们没有十分把握使中美经贸关系全面缓和，因为双方分歧点很多。中美经贸争端主要是政策争端，包括经济政策、贸易政策、市场政策有分歧，这里也涉及到企业合规行为问题。企业合规问题很复杂，因素很多，不仅有政策因素，也有法制的差别、企业文化习惯和政商关系，以及市场竞争是否公平问题。不是有了政策和法律规定，就可以认定这个市场竞争是公平的，还要看不同类型、不同个体的企业是不是合规，是不是在同样程度、按照同样的方式服从法制。 

跨国监管和企业经营的合规问题

中国经济今天要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这一重要转变要求中国企业在合规文化建设上有一个较大的迈进。如果这个坎过不去，就谈不上迈向高质量发展。

这里举几个涉及企业合规的事例，涉及反垄断和跨界并购、反洗钱、环保、知识产权等问题。就国内而言还有非法集资罪和长臂管辖问题，即国际制裁延伸。

第一，反垄断。阿根廷双边会晤时提到高通收购恩智浦案。高通和恩智浦都是外国企业，为什么他们之间的并购要得到中国当局批准？这是因为中国在几年前出台了反垄断法，凡是在中国经营、对中国市场有重要影响的外国企业的并购，须经中国政府批准。以前波音收购麦道，两家公司都在中国有分支企业，但当时我国没有反垄断法，所以不能干预。高通和恩智浦的并购，在2016年已得到8国当局批准，包括欧盟、韩国、日本等等，但中国政府没有批准，于是这桩并购案暂停。国外也认为这是服从中国的监管，是合规的。这次如果再一次提出申请，中国当局有可能考虑批准。

第二，反洗钱。最近10年，美国和欧洲关于金融机构涉及洗钱的案件大幅度增加，许多案例涉及到大的金融机构，包括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金融公司。这是因为各国政府，尤其是美国当局加强了这方面监管，而且政府动用各种资源收集有关的信息，这些信息不仅来自于正式的支付体系，也来自于这些金融机构员工的举报，以及他们对相关机构电子邮件信息的搜索。美国有一条规定，金融机构员工的电子邮件信息不可以销毁或删减，必须保留；他们通过这些渠道掌握了大量信息，所以很多大银行都遭受到了处罚。美国不仅处罚了欧洲银行，也处罚国内的大金融机构，比如摩根大通，高盛等等都遭受过处罚，而且数额巨大。当然也有一些中国的经营机构遭受到了处罚，这是最近十年来所发生的一个变化。

第三，环保。大众汽车公司的“排气门”事件，清楚地显示了公司由于没有满足环保标准且存在造假行为，因而遭到严重的处罚。这也是现在很多企业、尤其是制造业企业面临的问题。我们国内也有一些中小企业存在这样的问题，未来可能有一些大企业也会暴露出类似的问题。

第四，知识产权保护。美国的波音和洛克希德两家是竞争对手。10年前，波音公司某一雇员贿赂了洛克希德公司的一位雇员，让他提供洛克希德的报价信息，从而有利于波音同类产品在美国空军的投标。此事被揭露之后，波音遭到严重处罚。如果某一企业或它的员工以不正当手段获取对方的商业机密，这就涉及对方的专业知识产权，知识产权概念是比较广泛的。

第五，关于非法集资罪。过去广泛使用这一罪名惩罚一些机构和个人，但从法律上说是这不严谨的。《刑法》有关条文没有使用“非法集资”罪，而是说非法吸收存款罪。“非法”这个概念要在实践中解读，即没有得到有关政府机构或者是监管当局批准的机构从事某一项金融交易业务，“非法”就是事先未得批准。现在随着金融业的发展，涌现出大量融资业务，金融监管当局也不对批准与否作事先表态。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你要获得批准才能从事这个业务，可是从事这个业务之前，没有办法、没有渠道、没有可能性获得批准；可是在这个领域又有社会需要。这是长期存在的矛盾，怎么解决？

这方面有国外相对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我们分析国外金融监管，他们的金融监管比我们强很多倍，因为他的金融监管不是建立在要不要批准、或批准的范围上，而是强调一个金融机构或个人从事金融交易，必须建立在诚信原则上，如果在经营业务中违背了诚信原则，对客户、对消费者有任何诈骗行为，就可以定罪。所以美国的监管是建立在防止金融诈骗的原则上。我赞成有一部防范金融诈骗、或者说金融诈骗罪入刑的法规，而且监管的重点要从批准、准入转移到对诈骗的认定上。这是有关金融法律或监管体制一个重大而深刻的调整。如果政府监管机构把重点转到防止诈骗上，那么就需要法律服务，包括律师、检察院、法院等专业人士来认定的问题。为了适应现代金融、现代经济的发展，金融监管理念必须有这么一场重要的调整。麦道夫诈骗案在2008年丑闻暴露出来以后，个人被判150年有期徒刑，这是超乎寻常的，可以说处罚非常严重。

第六，关于“长臂管辖”。其基本含义是运用国内法对境外实体在境外的行为实施制裁。这个解读各方是不一样的，我们认为，所有美国人针对非美国人进行的制裁都是长臂管辖；而美方认为，凡是适用于它的法律且有约束力的境外实体，包括企业和个人（不包括外国政府机关），凡是与美国的有关实体产生了交易，而且这个交易的合同已经明确适用于美方的法律，如果发现有违规或违法的证据，它就可以按照它的司法体系起诉你。这个问题在这里不展开讨论。 

要重视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法律风险

现在中美贸易冲突已经超出了传统的贸易、关税领域，已经涉及到两国关系的广泛调整，那么法律风险对中国的企业就大大上升。美国的对外政策有一个特点，他们所认定的一些敌国，包括伊朗、北朝鲜等等，对其核武器的开发要实施制裁，其中一些制裁是由联合国的决议为支撑，这类制裁就不是单边的国内法的运用。另外，他们会广泛、更大程度地运用有关商业条款，对他们认为是违规或违法的境外实体实施制裁。当然，在这个过程当是不是能掌握证据、获得相关信息，至关重要。这个事情具有高度的复杂性。我们要学会应对这个风险。

很多中国企业，尤其对在高科技领域活跃的中国企业来讲，要认识到这个风险在上升，要有防范措施。比如说，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后，马上就有一批欧盟成员国的企业意识到遭受美方制裁的风险，促使欧洲联盟在政府层面和美国进行协商，同时就本国如何免遭美方制裁或制裁的延伸及时做出一些安排，降低遭受制裁的风险。中国政府也应该积极地出面协商，做出某种安排，不能让我们的企业未来面临大面积的不确定性；当然企业也要进行这个方面的事先准备，以及当风险事件发生以后，积极寻求法律的服务。

最近，美国一个电视台就“华为事件”采访了一个有名大学的国际法方面的专家。这位专家说，如果加拿大的法庭能够发现这个事件中包含了某种政治因素，就可以拒绝美方提出的引渡要求。换句话说，加拿大法庭审判有司法独立性，它会满足加美之间已经签订的双边引渡条约，这个条约在过去很多年在执行过程当中从来没有发生这么重大的问题；但是一旦发现美方的起诉或引渡要求有政治背景，加拿大法庭就可以合情合理做出自己判断。我觉得这位法律专家的见解，有助于我们寻求积极妥善处理类似事件的方式，而不必很快升级到双边外交关系层面。

企业合规问题在中国由来已久，而且很多企业不规范的经营行为，对经济发展制约越来越凸显。我们在未来考虑中国经济转型发展升级过程当中，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也希望我们的企业自身和我们的法律界要加强这个领域的合作。

（编辑  季节）

2018年3月8日美国宣布对钢铝制品进口加征税，从而揭开了中美贸易战的序幕。现在看来，中美贸易战是不可避免，而且可能长期化。目前，两国贸易争端还在不断升级。7月6日和8月23日美国先后对中国的340亿美元和160亿美元产品加征了25%的关税。 9月24日美国对中国的2000亿美元产品加征了10％的关税，并宣布将从2019年1月1日起把加征的关税提高到25%。特朗普还一再扬言，将对到目前为止尚未加征关税的267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 

中国和美国贸易争端的原因

    美国和中国打贸易战，有明面上的理由，也有深层次的理由。明面的理由是中国对美国保持了大量的贸易顺差，特朗普认为中国占了美国的便宜。事实上，中国对美国有顺差，按定义就是中国把钱借给美国了。我们借给美国这么多钱，他居然说我们占了他的便宜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贸易逆差同美国的就业问题有关系。美国对华贸易保持逆差，虽然在总体上对美国经济有利，但对美国国内的蓝领工人不利。他们认为我们的廉价劳动力把他们的工作岗位挤掉了。美国政府本来应该通过财政手段对收入进行再分配；通过种种手段实现产业升级，为美国蓝领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但美国政府并没有这样做，美国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美国蓝领的收入停滞不前。因而，在美国就出现了以蓝领工人为代表的比较普遍的反华、厌华情绪。

深层次的理由是中国的崛起使美国统治集团感到了威胁。美国把有可能使中国对美国实现赶超的一系列问题，如中国制造2025代表的中国产业规划、产业政策等归结为有别于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的“结构性问题”。

特朗普本人比较强调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问题。但对于美国的另外一些人（如莱特尼泽、纳瓦罗），则强调所谓结构性问题。《2018特别301报告》通篇讲的是中国制造2025”，它认为中国有一个天大的阴谋，确定了一系列战略目标和实现这个战略目标的一系列手段。实际上，《中国制造2025》只是中国改变在制造业落后状况的一个愿景，并无具体实施细则，还远说不上是一个实现国家意志的行动纲领和计划。 

美国政府打贸易战的战略意图

    美国人口头上承认，任何一个国家都有权力发展自己的产业，但是它认为中国发展自己产业的手段是不正确的。美国在《301报告》中，提出了四个主要问题，第一，以合资企业股权限制为手段强迫外资转让技术；第二，歧视性的以获得技术转让为目的注册限制；第三，瞄准高技术产业的海外投资；第四，入侵美国商业计算机系统，盗窃美国知识产权。

   认真研究了《301报告》。我认为这些指责中的绝大部分是站不住脚的，基本是建立在道听途说、主观臆断基础上的。

    那么美国政府到底想干什么？特朗普强调的是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他要让美国“再次伟大”。所谓再次伟大，就是消除贸易逆差、让资本回流到美国，增加就业等等。特朗普是比较现实的，但纳瓦罗和特莱希泽（特别是前者）则是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待中美贸易摩擦。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宣称：“中国和俄罗斯企图侵蚀美国的安全和繁荣，是对美国的实力影响和利益的挑战。中俄意图通过削弱经济自由和公平，扩展军队及其控制信息和数据，来压制社会和扩大他们的影响力。与此同时，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独裁政权企图破坏地区稳定，威胁美国人民和美国的盟友，并残害他们自己的人民。跨国威权集团从圣战恐怖主义分子到跨国犯罪集团正在积极地试图伤害美国人。”报告列出了五大“恶人”或竞争对手，中国名列首位。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实，对这一点我们不能视而不见。

    另一方面，这个报告又提出：“竞争并不等于冲突和战争，竞争是避免冲突的最佳路径。”美国精英集团发动贸易战的意图是非常清楚的，就是要保持对中国至少2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技术差距，防止中国的国力进一步接近美国。另一方面，美国也不希望美中冲突发展为战争。

    美国人是相信能力而不是意图的。我们不想挑战美国的统治地位。但是只要你的能力在接近它，那么它就会怀疑你的意图。从美国国家安全需要出发，它必须要想尽一切办法抑制中国的发展，保持和中国的经济特别是高技术领域的差距。对于一个霸权国家来讲这是很自然的事。日本和美国的贸易摩擦持续了30多年，现在还在打架。中美贸易战的是同地缘政治联系在一起的，同美国与日本和欧洲国家的贸易战有很大不同。因而美中贸易战必然是一种烈度更高、时间持续更长的持久战。

    最近我到美国去，接触了美国的思想库、接触了美国的商界和美国的民众，有一些新的感受。根据US Today最近一期关于民众所关心问题的民意测验：前几个月民主党支持者的关心问题，第一位是医疗问题，42%；第二位是就业问题，22%；第三位是退伍军人问题，是21%；第四、和五位分别是腐败问题，12%；能源和环境问题，12%。中美贸易战并不在其中。共和党支持者的情况也差不多。中美贸易战问题还还不是美国民众最关心的事情。美国商界、知识界和其他精英人士对中国的态度有不少变化，但也不能说他们已经把中国视为敌人。总之，中美之间的关系还不是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中美之间有许多共同的经济利益，甚至战略利益（如反对伊斯兰恐怖主义）。因而，我对中美贸易冲突得到控制，在各个阶段都能达成某种妥协还是抱有希望的。 

贸易战没有赢家

    什么是贸易战？按照WTO的解释，贸易战是媒体对主要贸易伙伴之间出现贸易争端的一种夸张说法。争端的双方一般会按照多变贸易规则通过谈判找到双方都可以接受的结果。根据WTO规则，贸易争端应该通过WTO争端解决机制解决。如果无法达成协议，WTO的上诉机构（appellate body）将作出最后裁决，并授权上诉方对拒绝执行裁决的败诉方采取合乎WTO规则的报复措施，如加征关税等。

    如果WTO规则得到尊重，中美贸易争端是可以在WTO框架内得到解决而不至于激化为一场贸易战的。美国根据301条款对中国出口加征收关税的做法本身是违反WTO规则的。针对美国根据国内法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中国实施关税报复完全合乎WTO规则，也符合国际惯例。如果在美国对500亿美元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后，中国不采取报复行动，美国是否就会就此罢手呢？不会！美国加征关税并非仅仅是为了减少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加征关税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其主要目的是要中国解决所谓“结构性问题”。因而，除非中国满足这些要求，即便中国不进行关税报复，美国还是会进一步加征关税，或者采取关税之外的更具有破坏性的措施。因而，中国的选择不外乎对美国实施关税报复，或满足美国在所谓结构性问题上的要求。由于对美国到底有何具体要求一无所知，我对中国应该如何应对难以置喙。但我相信，对美国实现关税实行有限度的（按比例的）报复，是劝说美国放弃极限施压、放弃贸易战的有效办法。

    大家都说“贸易战没有赢家”，是因为加征关税对贸易双方都没有好处。美国政府最初在确定对500亿美元中国产品加征关税时是颇费思量的，因为它不希望加征关税对美国消费者和跨国公司造成太大不利影响。美国一些学者指出，在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中，85%都是资源品和中间品。加了关税，美国企业的成本就上升，竞争力下降。另外在这些产品中，60%到70%是美国在华企业和其他外国公司生产的，美国自己的利益也要受到损失。美国扩大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范围，再加上中国的进一步关税报复，必然对美国消费者和生产者造成更大打击。事实上，贸易战对美国经济的不利影响已经开始显现。

美国政府希望在贸易战中一方面对中国经济造成最大限度的伤害（特朗普一再对中国经济下滑、股市大跌表示高兴），另一方面把对美国经济的伤害减少到最低限度。针对美国的谈判策略，中国只能应战，以战止战。只有在真正感受到贸易战的伤害时，美国才会有意愿坐下来同中国达成妥协。如果特朗普依然相信，美国可以轻易赢得对中国的贸易战，他凭什么会同中国妥协呢？极限施压是特朗普的一种谈判策略。其实，特朗普比我们更急取得成果。我们完全可以让让子弹再飞一会儿，争取尽可能好的谈判结果。

需要指出的是，同美国打贸易战应该遵循有利有理有节的方针，以战止战是我们的目标。虽然我们不知道在谈判中美国会对中国提出什么具体要求。但是我们相信，这些要求也不一定是完全不合理的。对于合理要求我们应该尽可能满足。有些要求不尽合理，但可能并不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对于这些要求我们也可以作出适当让步。但中国不能接受最后通牒，不能做有损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潜力的让步。 

作好应对贸易战从关税向其他领域蔓延的准备

中美贸易摩擦之外，还有许多问题值得关注。第一要考虑的是投资战。特朗普的一个重要政策主张是让美国企业回归，给美国民众创造就业机会。但是美国企业把整个产业链搬回国也不是容易的事。中国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打造了完整的产业链；如果富士康到美国去建厂，不花两三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能训练出那么多吃苦耐劳的工人吗？有没有完整的保障系统都很难说。建议政府有关部门组织力量进行研究，随着贸易战的进一步发展，投资战会对中国经济产生什么影响。

第二是汇率战。2016年8月30日，特朗普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说，他的政府正在重新审视，如何确定各国是否在操纵本国汇率；而且称中国让人民币贬值来应对近期的经济增长放缓。最近一段时间，特朗普又开始抱怨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说这是中国惯用的方式，美国正在密切注意这个问题。特朗普一再声称美元应该是弱势美元。一旦人民币对美元贬值，他就会指控中国操纵操纵汇率。

关于什么是操纵汇率，IMF有明确的定义，美国也有自己的定义。一旦某个国家被美国确定为汇率操纵者之后，它就可以对“汇率操纵国”施加反补贴税。2005年，舒默声称要对中国加征27.5%的关税，他认为中国的汇率低过了27.5%。实际上他的计算很荒唐，是根据不同经济学家计算的人民币汇率低估程度找个中位数，就是27.5%。特朗普会不会以中国操纵汇率的理由再加征关税？这种可能性虽然不大但也不能排除。1985年广场协议，美国强迫日本将日元大幅度升值。当时美元的指数是160。现在的美元指数远远低于此数。就中国的立场来说，人民币汇率应该让市场决定，无论美国喜欢什么，如果市场压力要求人民币贬值到7以下，就应该让人民币破7％。在目前，一旦人民币贬值，美国就会说央行操纵人民币贬值。如果找不出什么像样的理由，美国还可能说中国是通过操纵跨境资本流动来操纵人民币汇率的。对美国在汇率领域的挑战，中国最好的应对办法是改革人民币汇率制度，尽早实现从有管理浮动到清结浮动的转变。

第三是金融制裁，特别是同伊朗禁运有关的金融制裁。美国在2018年11月全面恢复了对伊朗的制裁措施。美国通过了一系列法律，对同伊朗进行交易的公司和个人进行惩罚。中国在伊朗有大量的投资，是伊朗最大的海外投资国。如果中国的企业和金融机构违反美国的禁运规定，那么,根据美国的“长臂管辖”，它们就要受到美国的罚款或被从SWIFT和CHIPS系统中剔除，从而无法办法使用美元进行交易。

面对这种情况，欧洲采取了几方面措施。例如，它援引《阻断法令》（Blocking Statute）。禁止欧洲企业接受美国的处罚。而中国目前没有类似的法令。又如，欧洲这些国家试图同中国和俄罗斯合作，建立一个独立于SWIFT和 CHIPS的结算系统。尽管欧洲的这些措施和建议不一定能有效规避美国的制裁，但欧洲国家毕竟是在想办法，反制美国的霸道行径。

第四是破坏全球供应链。班农公开声称，美国应该把中国踢出全球供应链。尽管这样做对美国也会造成极大损失，但不能排除美国不惜付出巨大代价也要把中国逐出全球供应链的可能性。中国的许多重要产业，特别是高科技、高附加值产业是全球产业链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在上游还是下游，无论什么是在纵向还是横向都严重依赖全球产业链。中国不应该主动脱离全球供应链，但如何避免因为美国通过禁运和制裁使中国相关产业瘫痪？这是我们必须尽快找到具体应对方针的大问题。

第五是冻结中国海外资产。中国外汇储备的安全是需要认真考虑。凯恩斯说过，如果你欠银行1万英镑，你受银行支配。你欠银行100万英镑，银行受你支配。中国买了数万亿的美国债。在极端情况下，美国是可以扣押、冻结中国在美国的外汇储备的。虽然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不大，但中国依然需要做好相应预案。 

加强和美国公众的交流与对话，尽可能减少两国民众之间的误解

    除利益冲突之外，误解在中美贸易战乃至中美政治关系之也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8月份中国社会科学院在美国开了几次记者招待会，美国记者经常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你们盗窃我们的知识产权”？美国的民众也想当然的认为中国人在盗窃他们的技术。我们反问他们，你凭什么说我们盗窃了你的知识产权，证据在哪里？可以说不夸张地说，在我们访美的全程中，美国方面没有一个人能举出一个例子来说明中国人到底偷了他们什么东西。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美国政府在301报告中对一系列中国企业进行了指名道姓的指责。但是，令人不解的是，我们这些被指责为对美国进行网络入侵、技术盗窃的企业似乎并没有站出来反驳301报告、捍卫自己的荣誉。

  《301报告》指控“中核电” 从E-mail上盗窃了“西屋”7万页的技术资料。到网上可以查到，中核电和西屋签订了关于AP1000型核电站的技术转让协议。根据协议，西屋向中核电提供了相当于7万页的技术资料。而这仅是第一个协定。根据第二个协定，“西屋”向“中核电”提供相当于2.1吨的材料加上几百个计算机软件。我实在不理解为什么“中核电”为什么不站出来为自己辩诬。“中海油”等大企业也都面临着这样的指控。中美贸易战同时也是舆论战。如果中国企业都采取“清者自清”的态度，国外舆论就会认为中国企业默认了301报告的指控，美国政府中的鹰派就会得到美国民意的支持，中国就会为这场贸易战付出沉重代价。   

    总之，中美贸易战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对外开发的外部环境。在充分肯定过去40年改革开放巨大成绩、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大方向的同时，我们必须对改革开放的许多具体政策进行调整。否则，我们就难于在同美国的贸易冲突中立于不败之地。

（编辑  季节）

中美关系的复杂性是我们很多人都想不到的。从2010年到现在历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我都看了一遍，我的判断是中美关系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

国内对中美关系的认知不一致

2018年以来，我在《经济导刊》上发表了两篇文章。第一篇是《没有贴上敌人标签的敌人》，第二篇是《不只是贸易战》。我们与美国打经济战、金融战、舆论战、科技战、留学生战、体育战、文化战都有可能。

一直到2018年6月、7月甚至9月底，国内的舆论界还不相信中美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还有的领导不相信性质会转变。我举一个例子，最近在报纸上看到一个部门的负责人写了一篇文章，认为中美关系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为什么？他说接触和遏制一直是美国的对华政策，现在接触和遏制这个政策并没有发生变化，因此中美关系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如果原来接触是80%，遏制是20%；现在遏制是80%，接触是20%，怎么会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呢？这就是从量变到质变。对事物本质的变化看不清楚，或采取不承认的态度，这种认知将产生误导。

我看了十几篇美国人的文章，他们都认为中美贸易战肯定要打下去的。我们到现在是不是相信这个贸易战会持久打下去？可能仍然有人不相信，或是认为会停在某一个时点上。比方说，当美国对我向美出口500亿美元商品加税政策出台时，有人就说针对2000亿的加税措施恐怕不会出来吧；2000亿出来以后，又说2670亿可能不会出来。而美国人的认识却比较一致：只要中国不发生变化，针对全部5000多亿美元出口的加税措施一定会出台。

中美之争是道路之争

有些观点认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是因为中美实力对比发生变化、美国对中国的发展表示焦虑，于是开始改变对华政策。我不大同意这个观点，或说我认为此观点不够全面。比较一下中美实力，无论是在哪一个方面，我们都和美国相去甚远，尤其是经济、科技、军事这三个硬实力，我们与美国的距离还很远。美国并不是因担心中国马上就要赶超它才挑战中国，在军事上挑战的同时，在经济上施加压力。

我认为美国对中国产生不安的原因是中国的发展方式，甚至有的时候发展速度都不是它最主要的关注点。如果我们按照美国认为“合理”的方式去发展，也许我们发展快点儿它也不在乎，因为它认为可以跟我们竞争。现在美国认为我们的发展方式，即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也好，党和政府起主导作用也好，违反了它所谓的“规则”，它很难与之竞争。因此美国打击的是我们的增长方式。进一步看，中美之间的争论是道路之争，这是问题的本质。如果我们还说美国打贸易战是因为中国的实力变化了，那就片面了。中美关系已不可能回到过去四十年的情况。

换句话说，美国认为中国的发展是利用了美国或者西方主导的国际市场和国际分工体系，但是我们并没有按照美国所主张的“市场规则”行事，因此就要打压我们，迫使我们去改变。如果想继续享受美国市场和国际市场分工的“好处”，那就要按照美国的“规矩”来办事。否则这个市场将对中国关闭。

我们现在国内的舆论，报纸上、电视上宣传的是什么呢？说美国大多数企业都反对加税。这个说法没错，因为它制裁到了在华美国企业和外国企业的头上，因为在中国的中外合资企业向美国的出口量，远远大于中国的国有和民营企业，这是客观存在的。但却忽略了也正是这些企业向美国政府告状，说你必须让中国公平地对待我们，我们现在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这一点却没人说明。

我们也没有告诉大家，美国是认真对贸易战的损害进行过评估的，它的政策出台不是拍脑袋拍出来的。这一项政策出台，美国会受到多少损失，中国会受到多少损失，它经过了认真的评估。一个经济学家对我讲，美方内部有讨论，认为他们的损害是可以控制的。他们计算，中国的损失将是美国的8倍。我们现在对我们可能在对美贸易战中会受到的损失估计过低。而美国是经过损害评估，愿意承受这个“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代价，是下了这个决心的。美国经济界会有反对的声音，确实美国很多产业链都在中国，但是美国是会坚持这个做法的，因为这项政策的目的，就是压中国改变。它对贸易进口加税的目的不只是为了减少贸易逆差，其实美国并不在乎这个贸易逆差，只有产生逆差，美元才出得去。如果都是顺差，美元就出不去了，美元还怎么占领世界？所以它的政策出台针对的并不完全是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

我认为美国主要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将产业链挤出中国。现在产业链已经开始移出中国，东南亚国家完全可以接收，这些国家都在产业链的中低端，而且东南亚的劳动力成本更低。无论将来中美谈判结果如何，产业链的转移都难以避免。因为投资者会考虑把产业放在一个目前全球最大市场的对手家里，未来的市场安全、稳定的不确定性太大，因此肯定要考虑至少是部分地转移。不转移的部分主要是为了中国国内的市场。第二就是要遏制中国沿着现在这条道路发展，逼迫中国采纳美国认可的市场经济制度。这就是制度之争，道路之争，不会轻易结束。

现在，国内对我们在贸易战中将要受到的损失的评估过于乐观。有人计算可能会影响经济增速的0.4%-0.5%，我不知道这是怎么算出来的，我猜想是把对美的5000多亿出口乘上6点几的汇率就是3万多亿人民币，这占中国GDP的0.4%到0.5%。有一个民企老总跟我讲，在福州，一个外资企业来投资建触摸屏工厂，准备出口到美国。他已经投了一部分资金，但他看贸易战一打，就撤资了。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将来还会发生。

因此，在估算损失的时候，不能只说那5000多亿美元没了，因为这5000多亿连着中国和东盟5300多亿美元的进出口贸易、和韩国3000多亿美元的进出口贸易、和日本2000多亿美元的进出口贸易，以及其他一些地区的贸易合起来不只10000万多亿美元。其中很多是进口的原料、零部件或者中间产品，加工以后再出口。比方说，我们出口到日本、美国的服装，有不少是我们先进口面料，做了服装再出口。如果对美出口的5000多亿没有了，那么很多进口也就没有了。这是交叉贸易，它影响的不止是5000多亿美元。当然我们也没赚到这5000多亿出口应该赚到的钱。因为美国及其他国家的投资者以及进口商、分销商都从中赚了钱。这5000多亿美元的损失对就业、对社会的稳定、对很多家庭的影响都是很大的。在估计损害时除了直接的损失，间接的损失也要包括进去，尽量更全面些，这样的评估才对决策有用。

中美双方的喊话不在一个维度上

中国发表的白皮书非常详细地用数字说明了问题，而且最后也表明了中方的立场，这很有必要，向全世界宣布中国明确的立场和观点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我也感到，中美双方没有在一个维度上讲话。中国希望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说明问题。美国不了解这些道理吗？它一清二楚，它不是因为不懂这些道理才跟你纠缠的，它的争斗不在这个维度上。中国指出在中美贸易中美国受益更大，实际上美国全都知道这些事实。

我们讲，技术转移双方都是自愿的，双方是签了协议的。但是我们没有谈我们的市场换技术，市场换技术算不算强迫技术转移？按照美国的理论，我这个东西优秀、比较好，应该直接进入市场，不应该有一个门槛。自由竞争嘛，我的东西好就应该能进入你的市场，为什么还要市场换技术？我们说我让了市场，就应获得技术。我们现在用比较利益学说解释国际贸易，我们之所以能进入美国市场，因为我们东西又便宜又好。它也谈比较利益学说，说我的技术比较利益比你的高，所以我应能进入你的市场，而不应该用技术换。我们的维度不一样，我们应该有针对性的回应。例如我们应提出美国技术市场不开放也是产生问题的原因之一。

建议大家重温毛主席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篇文章，毛主席在文章中讲了战略退却，他讲不会战略退却的人，也就不会战略进攻。毛主席专门讲了五次反围剿的教训，当时我们是弱者，弱者和强者打仗必须有退却，正面硬拼是不行的。因而我主张要有所为有所不为，让步并非是投降，而是为了赢得主动。在中美经贸争端中针尖对麦芒，我不认为是适用的。你要有一定的战略思维，有一定的安排，集中力量维护好这个市场，从而发展自己。我们要埋头苦干，卧薪尝胆，努力发展自己，不要有一点成绩就吹牛。

我们一定要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认识路线，做好战略上的安排，为了未来能够超越。要是现在硬拼把市场丢失了，那是很成问题的。另外，不要幻想这场斗争会短期内结束，或者只会限于经贸领域。总之，我们要认清中美关系已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在这个认识下如何发展未来的中美关系是我们必须思考的。

（编辑 季节）

关于国有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关系问题，我们不能忽略一个中间状态，这种经济形式就是特许经营。

为什么要设立特许经营

    特许经营，就是由政府特许民间经营的一种形式。政府特许经营的制度安排，或者是由于这种经营占用了公共资源；或者它涉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或者是这种经营有可能对市场秩序发生扰乱；或者是由于这种经营会产生巨大的不公平不公正。总之，政府认为一种经营会涉及公共利益，它就有充分的权力干预这种经营，实施准入、监管、价格管制等一系列制度安排，达到经济和社会的公平公正。

政府将经营权授予民间而不是设立国有企业，其理由就是政府希望引入市场机制，通过适度竞争来使经营有效率。特许经营是介于国有和民营之间的一种制度安排。通过政府的准入管理和监管，以及通过市场竞争，它可以兼得效率和公平。传统经济学那种认为效率和公平不可兼得，只有效率优先，公平才能得到的理论和观点，正是特许经营这种制度安排不屑一顾的。

现代特许经营的最典型实例，就是世界各国都实行的出租车制度。

什么是特许经营——从出租车谈起

出租车是一个小行业，是城市公共交通的一部分。城市出租车提供门对门、快捷、舒适的交通服务，特别适合老弱病残孕等行动不便者、负重者、旅行者和某些体现身份者的出行需求。但是，出租车始终无法放开经营，必须由政府对其实行限制和管制，主要是几方面原因。

首先，出租车占用稀缺的公共资源——城市公共道路。出租车数量太多会造成城市交通拥堵，政府必须限制出租车的数量。

其次，出租车涉及人身安全，必须建立完善的准入机制和责任赔偿机制。如果政府对大量个体出租车实行直接监管，由于监管跨度太大，监管难度和成本过高。最好的办法是采取分级监管，也就是政府监管出租车公司，出租车公司监管出租司机。

第三，出租车必须遵行准入条件。由于限制了准入数量，为了保证公平同时保证优质资源进入行业，政府设置了一系列准入条件，并通过市场竞价挑选准入者。

第四，统一定价。由于限制了出租车的准入，如果放开价格，就会使得出租车这一承担了公共服务性质的交通工具抬高价格和无序竞价，公众不堪负担，而且会受到很多困扰，影响交通秩序。黑车就是这一无序状况的最好写照。因此政府对出租车实行统一定价。

第五，需要限制利润。由于限制性竞价和统一定价的双重作用，出租车行业运营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利润被限制在资本成本附近。它满足了在占用公共资源和公共需求前提下，各方利益平衡的公平结果。

将其他的车辆排除在外，只允许政府批准的车辆或公司运营，就是出租车行业的特许经营。这种特许经营，实际上创造了一个特许市场，特许主体，特许租金，特许价格，特许利润和特许规则。在不同的特许范畴内，这些特许特征的作用或大或小。但是，政府还通过打击黑车，保证特许经营的垄断性和严肃性。

政府为什么有权对城市出租车业实施特许经营

第一个理由是出租车占用了城市道路的公共资源。城市道路是由政府用纳税人的钱修的，这个公共资源的受益对象应该是公众，而不应该成为少数人谋取私利的资源。

第二个理由是交通秩序。出租车数量多少涉及交通秩序；限制数量会引起价格混乱，造成市场失序，而尤其是老弱病残等弱势群体搭乘出租车，是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求。价格混乱、市场失序都会损害这些消费者者。

第三个理由是安全。出租车涉及公众特别是乘车人的人身安全，政府必须进行严格的前置监管。维护公共利益、秩序和安全，是政府的基本职能。政府为这所有的理由或其中一个理由实施特许经营，是政府合法的权利。

特许的目的是提供一个公平产品。在出租车这个例子里，政府提供了占用公共资源的公平，乘车人价格合理的公平，以及提供秩序和安全的公平。同时政府也提供了投资者和经营者的公平。而特许方式由民营经营的目的是提供一个有限竞争的环境，以提高经营效率。同时有限竞争也能够减少监管成本。

为什么说特许经营是一种能够满足公平的经营方式

首先，通过竞价准入政府获得了一笔特许费，这是占用公共道路的租金。政府可以利用这笔租金扩建和维护道路，维护公共交通秩序和安全。

其次，通过统一定价，乘客避免了讨价还价，坑客宰客等等交易成本。

第三，通过严格监管，乘客获得了人身安全的基本保证。政府通过法律、条规对出租车的安全和经营提出要求，例如司机的资质审核，司机的日常教育与监督，对司机拒载等违规行为的处罚，汽车的保险和交通事故的处理，事故的责任赔偿等等。也就是说，政府通过出租车公司对出租车司机进行全面监管，这种监管的作用是将事故消灭在发生之前，而不仅是事后赔偿。这种监管被称为前置监管。因为特许经营的授权来自政府，政府最终要对质量和安全负责，前置监管，将事故消灭在发生之前是现代管理的一个基本准则，它不但是质量控制的基本方式，也是现代经济人性化的一个基本要求。

第四，出租车公司获得了一个自愿而满意的利润。因为出租车公司是通过竞价进入的，如果他预期利润不能达到资本成本，会退出竞价转作他投。在限制价格和不存在特殊进入壁垒的情况下，对资产的公平的市场竞价，其获益必然趋向“资本成本”。获得这个收益，是出租车公司进入竞价程序的目的。

从出租车老板的角度看，如果实施竞价，他们得到的利润空间不会高于资本成本。而资本成本的回报，不但高于他们的预期，而且没有过度竞争的风险。由于政府对合理成本的匡算是以平均成本为基础的，如果公司经营得好，可以获得高于资本成本的回报。没有风险或风险很小却得到一个稳定的资本成本甚至更高的回报，这是大多数投资者梦寐以求的生意。其次，从经济理论和社会的角度看，出租车公司的老板并不是真正的企业家。按照熊彼特的定义，出租车老板是“循环流转”式企业的管理者，不应获得企业家的创新“溢价”。作为公共资源的特许经营者，竞争有限，对预测未来市场的能力要求不高，因此不能获取企业家的不确定性“溢价”。

产生于西方早期的特许产品的发展

特许经营在英文中有两个词，一个是franchising，指的是企业连锁特许经营模式。比如麦当劳，根据连锁特许经营协议，连锁特许商把技术、工艺、知识产权、企业模式的使用权、品牌和以该品牌名义出售的产品和服务的销售权等给予连锁店；连锁加盟店支付某些相关费用并履行相关责任和义务，包括销售价格，产品和服务质量，事故责任等。显然，特许主体，特许租金，特许价格，特许利润和特许规则等等，是特许经营的一般特征。第二个是charter，是由政府授权给企业或者个人，从事某项业务或者运营某个机构。在西方，教堂被认为是公共产品，最早产生并至今仍然有效的charter是英国七世纪国王授权给教堂的土地。政府授权教堂建造地和自养地，授权教堂的收入可以不用纳税。

1600年英国皇家特许成立东印度公司和南海公司从事贸易。英帝国的殖民地都是以charter形式特许经营管理的。英国在北美殖民地还特许成立了西北公司，控制当时最有利可图的从北美向中国进行的皮毛贸易。

欧洲农村的村庄都有一块公共用地，它是由集体授权产生的，耕种由集体承担，收益用于支付公共负担和救济。这种制度带有部落主义的特征，资本主义的发展基本上结束了这种集体的自我特许经营。

美国早期经济充斥着特许经营。除了土地制度继承了英国传统之外，早期的联邦制和联邦主义使得各州在经济上拥有较大的发言权，重要的经济领域都实行了州特许经营权。

例如19世纪中期以前的银行都是单厅银行，不但不允许跨州经营，设立第二个营业厅都不允许，直到19世纪末期，单厅银行已不能适应规模经济的需求，当时的财政部长写文章呼吁各州议会放开管制，银行才实现了规模发展。但是大银行体制不断产生金融危机，国会又不断立法并成立相关机构对金融业实施管制。美国历年积累下来的对储蓄系统和保险系统订立的监管规则达十多万条，设立的各种监管机构有七个之多，此外，在联邦和州都有许多由政府运营的金融机构。即使这样，美国仍然是金融危机不断。所以，美国的银行系统和金融机构一开始就实行了特许经营，国家对金融业的监管，就是特许经营的延伸。

在20世纪以前，跨州贸易有许多限制，各州境内的采矿、城市公共设施、道路修建、货物运输以及其他一些商业活动都实行特许授权。1886年，联邦最高法院在铁路公司诉伊利诺伊州一案中，指出商业管制应由联邦政府进行，把州政府的管制和特许权力转交给了联邦政府。1887年，国会在经过激烈斗争后通过了《州际商业法案》，建立了第一个联邦管制部门“州际商业委员会（ICC）”。至今，美国的州政府仍然对州内的某些经营拥有部分权利。例如2012年，我们在怀俄明州调查了解到，对该州的石油和天然气开采，州政府有严格的资源税，由于环保监管和当地福利的要求，这些资源长期没有获得批准开采。2018年2月，在特朗普政府的压力下，怀俄明州不顾当地居民的强烈反对，批准在著名旅游胜地杰克逊小镇南五公里开采石油和天然气。又如，位于南达科他州里德镇的北美最大和最深的金矿homestake（豪姆斯德克），由于金价下降，该矿于2002年关闭停产，金矿的蕴藏量仍然丰富，但当地政府因环保问题和工会问题不批准重新开采的许可证。

美国政府从不认为自己没有监管和特许经济活动的权利，争论的核心是这个权力在谁手里。代表北方大资产阶级的共和党认为，这个权力应该归联邦政府，而代表南方农场主的民主党认为这个权利应该在州政府手里。在管制权和特许权逐渐从州转移到联邦手中之后，民主党转而主张联邦政府加强管制和特许，而共和党转而主张联邦减少监管和特许，因为他们所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已经羽翼丰满，开始嫌政府碍手碍脚了。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经济比较混乱，充满投机和腐败，马克·吐温的长篇小说《镀金时代》辛辣讽刺和谴责了这个号称自由经济的“强盗资本主义”时代。所谓自由经济是代表大资产阶级权利的语境。罗斯福新政结束了这种强盗式资本主义，建立起一系列对经济的监管措施。以后历任总统都根据需要出台新的监管规则，例如许多行业需要申请经营许可，对许多产业制定了产业规则即产业政策，有些则实行了限价和竞价政策。这些都带有特许经营的性质。

         表1 美国现在需要申请联邦牌照和许可的行业

                                                                             此表来自于美国联邦小企业局网站

表1是美国现在被认为小企业有能力进入而需要申请联邦牌照和许可的行业。其他需要联邦牌照的还有：化妆品生产，进出口，食品的生产、加工、包装和储存，药品生产和销售，医疗设备制造，烟草（所有环节除了零售），海关报关经纪业，金融服务行业（投资公司，经纪业务，银行，催收债款，等等）。地方政府有更广泛的牌照管理，如拍卖公司，建筑施工公司，干洗店，牧场，管道工程，餐馆，零售，甚至自动售货机器。

需要申请经营牌照，其实质就是特许经营。美国几乎所有涉及公共资源和公共安全的产业，都需要经营许可。而且，经营许可和产业监管往往联系在一起，有特许就会有监管。美国发展早期由于企业规模小、系统性差，监管相对比较松弛。罗斯福新政之后逐步建立起完整的对规模经济的产业监管。美国产业监管的系统性、完整性和深入性，就连许多美国经济学家也不甚了了，因为这些监管是政治家根据百姓的需求通过立法设立的，与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家关系不大。

       表2  美国监管最严的十大行业及其监管科目的数量

表2是根据美国乔治梅森大学McLaughlin和Sherous两位教授基于2014年的监管数据库，按照监管条例中的监管项数量计算的美国监管最严格的前十名行业。

2017年，非储蓄和储蓄信贷中介，两大类相加的监管项数量高达63256项，其增长居各行业之首。居第二位的是保险和职工公积金行业，监管项数量55664项。也就是说，目前储蓄和非储蓄类信贷业监管项近12万项，四年以来，增长了86000多项。这还不包括证券业等其他金融类别，所有金融业的监管项很可能超过20万项。相比之下，中国金融业监管条例中的监管项很可能不会超过千数项。中美两国经济监管的差距太大，这种差距还不算中国对富人税收的巨大优惠。

由于美国各州可以立法成立州立企业，美国联邦层面也有许多国有企业，特别是在金融业和交通业，所以特许经营基本上被经营许可和产业监管所取代；竞价进入、限制价格，并通过两者限制利润的情况已经比较少见。但是出现了一些变种，通过其他方式间接限制价格，也间接限制了利润。美国的房地产和香港的房地产就是这种情况。

美国的房地产产业政策

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有低收入者住房政策。欧洲从工业革命开始时，国家就参与为底层工人提供住房。最早给工人建集体宿舍的，是法国1775年（路易十六时期）建的阿尔克-塞南皇家盐场的部分建筑（Royal Saltworks at Arc-et-Senans，现在是联合国世界遗产）。今日法国仍十分重视公共住房建设，并于1998年立法，规定每一个法国市镇住房总数的20%必须是为低收入者提供的廉租房，这在欧美国家中十分突出。英国工业革命时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出现许多贫民窟，出现大量社会问题。1885年英国出台“1885年工人阶级住房法案”，鼓励地方政府关闭有危险的贫民窟，改善居住环境。后来美、德等工业国也陆续出台解决低收入劳工住房的措施，但西方全面实施公共住房政策是在二次大战以后。

美国惠顾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需要和促进住房资本市场的举措有三方面：一是联邦和地方政府主导的“公共住房”，即为低收入人群提供廉租房；二是自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社区土地信托基金；三是为政府低收入住房提供金融担保，以及为商业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两房机制。这些举措的立法保障都源于小罗斯福总统的新政，从第一部1937年的住房法案，到后来不同时期不断修订的住房和城市发展的法案，以联邦的资金支持了低收入人群的住房，改善社区环境，改造旧贫民窟，为住房抵押贷款提供资金流动性等。

目前，美国有超过120万家庭居住在各种形式的公共住房，包括廉租公寓等，占美国家庭总数的1%。美国政府的“住房与城市发展部”负责全国的公共住房项目，包括：管理社区发展的计划和财政援助项目，向无家可归者提供住所，为新建和翻建住房提供财政援助，为老年人、残疾人、低收入家庭和多人口家庭提供帮助，制定和执行有关住房的法律和规章制度，防止在住房方面的歧视，以及政策发展和研究。2015年该部年度预算是480亿美元，其中290亿用于公共住房，70亿用于社区规划与发展，70亿是必须支付的扶助项目。1980年，桑德斯当选佛蒙特州伯灵顿市长。他自称为“社会主义者”，在他当市长的8年间，伯灵顿市成为美国第一个社区土地信托基金支持住房的城市。它通过社区控制土地所有权的方式，将住房使用权与土地拥有权相剥离，从而使住房费用可承担。符合条件的居民以较低的价格购买房屋的“使用权”，售出时也是限定回报的出售价格，卖给符合条件的该城市居民。

社区土地信托与一般住房非营利组织有两个根本不同，第一，它主要关注产权房而非租赁房，美国的非营利组织着重建造租赁住房，但是社区土地信托认为租户应该对自己的住房拥有产权控制，是其运营责任的主要承担者。第二，它是真正的社区组织，社区土地信托采用会员制，选举产生董事会。董事会中，土地信托住房居民、拥有一定职业技能或商界的人以及更广大社区居民各占三分之一。社区土地信托还大量依赖义务劳动和社区参与。这两点使得低收入社区变得可持续发展。2008年伯灵顿CHT社区信托基金被授予联合国人居奖，认为其创新模式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可持续、耐久、可复制的。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全美各地有大约250个社区土地信托，遍布全国各地。社区土地信托也开拓更适合的发展模式，比如在旧金山湾区，社区土地信托的作用是帮助建立住房合作社。很多买房人在金融危机后的几年中抵押贷款缩水，但这个情况并没有发生在住房合作社身上。在加拿大、英国、比利时、澳大利亚、肯尼亚、新西兰等国，社区土地信托方式也在兴起。

1968年，为了促进家庭拥有住房，美国联邦政府设立“政府国民住房抵押贷款协会”（GNMA） 或吉利美， 这个机构隶属住房与城市发展部，为联邦资助的低收入住房的贷款机构提供担保，使得贷款机构获得比资本市场中更好的成本。同时，设立了“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FNMA），即房利美，目的是通过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形式扩展贷款二级市场，使得贷款机构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到住房贷款，而不过度依赖地区的储蓄和贷款协会。房地美和房利美（总称两房）是针对所有商业住房的抵押贷款，不包括政府惠顾低收入人群的公共住房。地方政府还有一些根据地方特点制定的政策，例如在纽约州和加州这些住房价格高昂的地方，政府立法规定，高层住宅的一二层是低收入住房；纽约市还限制住房租金的增长水平，所有这些规定都在一定程度上拉低了商品房的价格。

在美国，土地并非稀缺资源，除了少数特大城市的特殊情况外，美国的房价不高。在美国感到住房负担困难的是底层的少数人。尽管人数较少，并且美国的土地并非公共资源，但住房是人民生活的基本需求，政府有责任满足“居者有其屋”的需求。低收入住房政策在解决许多低收入者住房问题的同时，限制了商品房的价格。这种政策虽然有别于提供公共产品，但它提供了公平产品和公平价格，这是二战后资本主义社会转向公平发展的一个基本方向，它把过去仅限于基础设施投资的公共产品投资，扩大到了人民生活基本需求上来，包括医疗、教育、住房、养老、交通和通讯。现在美国需要竞价进入的产业，主要就是交通和通讯。除了医、教、住、养、行这五大基本生活需求之外，美国政府还在涉及社会公平公正问题上进行了多方面的干预和补贴，例如，美国联邦政府成立了小企业局，负责小企业的咨询、融资和产品销售；农业部不但实行农业的指导和补贴，而且还向低收入人群发放食品券。美国的国防部、能源部、国家科学基金会、航空航天局及公立大学等机构都拨出了大量的科研经费和科研补贴。美国政府对经济的监管、补贴、特许和指导是全方位的。

香港房地产发展的演化

全世界只有中国大陆的住房政策是完全市场化的，这是需要反思的问题。这种决策源于对现代经济发展趋势缺乏研究。

香港土地极度稀缺，香港港岛和九龙的土地归政府所有，属于公共资源。通过竞价拿地，政府收取土地租金，这笔租金是城市建设与发展的基础。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港英政府推出“公屋”，也就是廉租房计划，租金相当于市价的四分之一；开始主要针对灾民、搬迁居民和下层公务员，数量较少。1973港英政府成立房委会，统筹政府各部门兴建的公屋，并通过其执行部门房屋署规划兴建公屋，使公屋大规模扩展到低收入阶层。到1997年香港回归时，已有约200万市民入住，占香港人口三分之一。公屋的运营，除政府提供免费土地和低息贷款外，房委会还通过出租公屋配套设施（商场、街市铺位及停车场等）作为补贴。这些出租设施的本质，是低收入者自已补贴自已，必然入不敷出。到上世纪70年代末，公屋逐渐成为政府财政的巨大负担。1978年，房委会推出“居屋”计划，以市价70%的价格出售，其获利用以补贴公屋。到2003年居屋计划停止时，共推出超过42.2万个房屋单位，有100多万人入住。住在公屋和居屋中的香港市民已达51%。

我们可以看到，居屋计划类似于出租车公司的政策，居屋按市价70%的价格出售，这是一种不固定的价格限制，它起到了三个重要的价格作用。

    首先，它保证政府获得一项重要收益，就是市场价格的土地出让金，也就是到2049年的土地租金，它相当于出租车公司的竞价准入金，也就是稀缺公共资源的占用费。

    其次，政府还得到一笔相当于资本成本的利润。在1988年之前，这两笔费用都用于补贴公屋运营，因此，公屋和居屋都得到较快发展。

    第三，政府提供的低于市场价格30%的房屋，起到了平抑商品房价格的作用，事实上提供了一种政府希望的具有公平性质的价格系统。它提供了三个有限的公平效益：第一，对下层中产阶级有益处，使他们不至于买不起房而跌入底层；第二，对中上层中产阶级而言，“居屋”的推出可适当平抑商品房价，减轻他们的置业负担；第三，理论上减少了大地产的收入。

    但是，香港这种提供公屋和居屋的房地产政策，还不能说是一个真正的公平的政策。在这个政策下，获得最大利益的仍然是大地产商。居屋政策使政府获得了市场价的土地出让金和相当于资本成本（10%左右）的利润，而它的价格是市场价的70%，也就是说，香港地产商的利润率在40%以上，它享受全世界最低的税率，而它出售的是稀缺公共资源，也就是说，香港地产商是把稀缺公共资源在最高利润率和最低税率的情况下装到了自己口袋里，把公共利益最大限度的转移支付给了私人。

对当前经济发展中一些乱象的分析

关于网约车

美国出租车司机入职需要进行实地指纹检查，并和FBI系统和司法部联网，核查司机背景，合格后才能聘用。而美国网约车司机的背景调查，是使用第三方调查公司。由于背景调查信息有限，常使得不该开车的人会成为网约车司机，包括曾经有犯罪前科的人。还有许多没有经过充分培训的司机，这使得网约车事故率和犯罪率比出租车高很多。由于网约车的削价战略，网约车司机会变相增加费用：临时跳单爽约、绕路等等，不如出租车服务牢靠。随着uber大大超过纽约出租车数量，成为最大的网约车公司，它从开始的低价战略开始提升价格。出租车的价格是政府确定的，但面临网约车的不公平竞争，导致有出租车公司申请破产。美国各个大城市也在考虑下一部如何监管。网约车的出现在各国都冲击了出租车系统，引起了混乱。在工会力量比较强大的国家，网约车没有能够发展起来。

我国出租车系统的混乱是有历史原因的。起初出租车市场放开时，没有采取竞入制，而是实行准入制，给出租车系统管理的腐败留下了巨大空间。政府把城市公共道路占用租金无偿转给出租车老板，造成了出租车经营者的暴富，也带来黑车屡禁不止的遗患。网约车的本质是黑车合法化。黑车的本质是没有获得特许经营，非法占用公共资源、不提供人身保障且获得高利润，对特许经营下的出租车系统构成了不公平竞争。

网约车出现的另一现实问题是，大城市公交系统的线路和站点设置不合理，网约车利用私家车进行公共运载，没有增加公共道路负担，是它的一个合理之处。

美国出现滴滴有其特殊原因，因为地广人少，跨城市交通缺少出租车运营，所以很早就有鼓励私车搭载的法律，例如车里如果只有一个人，就上不了特快线。所以美国在上班时搭载私车，并付一定报酬，早已成了习惯。

香港针对这种情况，出台了红绿蓝三种出租车，红车只能在港岛运营，绿车在九龙运营，兰车在大屿山运营，根据运营情况采取不同政策。香港的做法优于美国，大陆应该学习香港做法。可以充分权衡，考虑将滴滴这一类公司纳入到出租车运营体系中来。

关于疫苗的经营

从政策的角度，医药可以划分为四大类。第一类称为信用药，是以政府信用为担保、强制推行、利润有保证的药品，疫苗属于这一类药。第二类称为市场药，是由医生开方，医院采购，市场化生产的药。第三类是引进药，第四类是创新药。医药改革的头号问题就是信用药，因为它是以政府信用为担保的，这类药如出问题，政府和药监系统的信用就会崩塌，就会辐射到所有药业。信用药的生产只能以两种方式进行，一种是国企，一种是国家特许，药监系统必须有驻厂特派员监督整个生产流程和检验，务必做到万无一失。

关于互联网金融

美国1956年和1970年修订的“银行控股公司（BHC）”法案规定，银行不可以从事商业。2010年的dodd-frank法案又进一步限制了新的“工业贷款公司”得到储蓄保险，这坚定了美国金融监管者要将商业和银行业分割清楚的意图。其目的是要防止股东挪用储户的资金，使得银行服务更能体现“审慎原则”，防止商业与金融混业经营难于监管带来的风险。沃尔玛从上世纪90年代就希望拥有银行牌照，至今未获批准。美国最大电商平台亚马逊也不拥有银行牌照，只是给其供货商提供小额贷款，使用的是亚马逊的自有资金，目前在美国、日本和英国共贷出30多亿美元。

2006年，美国有两个公司开始创立网上p2p借贷，出现违约和流动性枯竭问题，当时几乎没有监管。2008年，美国证监会出台政策，认为这样的模式等同于“销售证券”，要求所有p2p公司必须向证监会登记其产品，定期公布投资产品的详细招募法律文件，一度使得p2p公司暂停发售新产品，并使得一家英国p2p公司被迫退出美国市场。不久前，美国政府责任办公室的一份报告指出，下一步可能需要对p2p有更多的监管，例如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和联邦储蓄保险公司。美国最大的p2p公司lending club 只有市值14亿美元，仍然是负利润。

印度央行2017年出台类似美国的p2p监管规定，要求借款人向央行注册登记，规定出台前，印度共有30个p2p平台，截止2018年8月，只有5家平台完成注册。

在中国，至2017年10月底，全国累计平台数量达5306家，在运营平台1779家，累计问题平台3527家。其主要问题集中在平台失联、提现困难和停业等方面。显然对比美国和印度，中国需要加强互联网金融的监管。

中国要建立现代法治经济和现代经营方式

现代经济的第一个特点是，几乎没有哪一个细分产业是不受监管的，由法律和政策条规建立起来的监管框架构成了一个产业的产业政策。因此也可以说，没有哪一个产业是没有产业政策的。那些认为不需要产业政策的人，完全不懂什么叫现代经济。

监管政策和产业政策构成了现代经济的法律基础。现代社会是法制社会，意味着现代经济必然是法治经济。中国经济的许多问题，归根到底是法治经济、产业政策、经济规矩没有立起来，这给长官意志留下了巨大空间。没有法治经济就不能建立起经济的长期预期，经济就必然处于混乱的投机状态和长官意志状态，相应的，整个金融系统不能建立长期的金融预期，就会带来极大的经济风险和金融风险，大大提高了经济的交易成本和风险成本。

现代经济的第二个特点是，经济的经营方式是多元化的。从全资国有企业到完全市场化，形成了经营方式的全链条，其中至少包括了以下十种经营方式：全资国有；国有控股；国有参股（国有资本是被动投资人）；有价格管控的特许经营；有价格间接管控的特许经营；没有价格管控的特许经营；监管较多的民营；监管较少的民营；国家给予补贴和优惠政策的民营（例如美国小企业局管理的小企业、农业部补贴的农业，以及能源部、国防部、宇航局等机构所补贴的高科技产业等等）；以及个体经营。

经营方式的多元化是为适应现代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即政府的职能从提供公共产品扩大到提供公平产品，其中的主要内容就是医、教、住、养、行这些涉及人民生活基本需求的方面。说到底，经营方式的多元化是为了现代社会经济公平，社会公正以及国家安全所实现的发展。

我们改革出现失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市场经济的理解不完整。关于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目标，邓小平说过：社会主义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后达到共同富裕。”在这个论述中，改革开放，发展生产力，是第一个程序正义；调动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手段消灭两极分化，降低贫富差距，调动法律手段消灭腐败、消灭公共利益不当转移、消灭偷税漏税等不当获利，是第二个程序正义。共同富裕是指公平和发展的有机结合，没有发展就不可能有富裕，没有公平就不能达到共同。所以公平发展就是邓小平论述的结果正义。

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就是公平发展，这是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创新，中国国家战略的根本。现在有人曲解邓小平理论，用程序正义替代结果正义；另一方面，也严重曲解了发达国家发展的经验。这种曲解，不能对改革开放发展的指导思想带来影响，并对改革开放的路径造成干扰，其中就包括含有特许经营方式在内的多元化经营方式和法治经济。

我们在下一步的发展中需要目标和路径更为清晰，为所有的经济人都建立起长期的理性预期。这是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坚持我们的目标，正确设计我们的路径，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编辑  季节）

所有现代管理学的课本都会告诉你，现代管理学始于20世纪初泰勒（Taylor）有关工业效率的著作。这就是说，现代管理学是20世纪西方文化的产物。那么事实是不是这样呢？西方现代工业的开发与实践仅有一个多世纪的经验，这能否证明其先进性？

当代管理的奥妙就在自家灯火珊阑处

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外资，目标之一是引进西方先进的管理经验，而我国少数想弘扬国学的人尝试阐释中国传统管理之道，但始终搔不到痒处，甚至连正面批判西方管理的谬误之处和不足这类基本的功夫都做不到，更谈不上可以系统有力地树立中国管理之道了。

我国在不到70年时间里，从一穷二白到国家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在有可比性的公共管理事件中，2008年北京奥运会被公认为比2012年伦敦奥运会办得更好；在灾难面前，2008年汶川地震的救灾工作远比2011年日本海啸更有效率；2012年，北京在遭遇特大暴雨及洪涝灾害后的处理远优于同年纽约飓风桑迪的善后处理；2011年的利比亚动乱，我国十几天内撤侨近36万人，规模之大，是其他国家的总和，效率之高，也冠于各国。

在有可比性的工商管理案例中，2005年，联想收购了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的全球PC（个人计算机）业务，连IBM都干不好的事情，却让当年很少人看好的一家中国公司做好了，当年IBM占PC市场不到3%，五甲不入，10年之后联想占到PC市场19.4%的份额，为全球第一；过去电子商务的旗手长期是美国的eBay（世界性网上购物市场），但阿里巴巴于2014年上市时，各项指标都已经超过了eBay；我国后来居上的顺丰快递，轻易超越了在物流行业一直名列前茅的美国联邦快递和DHL（全球知名邮递物流公司）；发展历史较短的华为，在很多方面已经超越其竞争对手。

在过去的2000年中，只有最近200年，中国的经济脱离于世界前列。虽然西方的管理有许多长处，值得我们学习，但我国几千年的成功自有其过人之处；妄自菲薄不但没有道理，而且还妨碍我们有效总结经验，更好地向前发展。当我尝试以现代中国式企业的视角来考察我国管理之道，并以此批判当前许多流行思维和做法，得出的结论是颠覆性的：原来外国人不仅不懂中国企业的管理方式，而且西方那一套管理方法并不适应后现代经济和社会结构的要求，是死胡同。当代管理的奥妙就在自家灯火阑珊处，我们又何须浪费全部精力众里寻它千百度！

回归管理学的本源

一说到管理，特别是现代管理，大家心里便自然想到“西方”和“工商管理”等字眼。这也难怪，在大部分中国人心目中，现代性等同于西方，只有来自西方的事物才算现代。而许多大学都把工商管理和公共管理严格分开，因而各有MBA（工商管理硕士）和MPA（公共管理硕士）的不同学位。但是即便在西方，管理学兴起时是没有这种人为分野的。根据彼得•德鲁克的说法，这只是1930年之后的事，主要是因为美国“大萧条”导致一般人对企业管理有不良印象。

尽管有很多管理学学者都还在按照旧传统做研究，但迈克尔•波特的经典之作《竞争战略》已经尝试从战略的角度探索企业几种可能的竞争模式；他把有关理论提升到国家层面，再另外单独探讨战略，最后从战略再回归到企业的社会责任。而管理学人人都引用的亚伯拉罕•马斯洛是出名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家（humanisticpsychologist），他根本不是研究管理学的，可见西方近期人为的二分法基本上不合理，反而局限了我们的思维和探讨。而且，中国人从来都不喜欢碎片化地思考问题，管理就是管理，才不管你管理什么。更重要的是，在中国，我们向来只抓做人处世的学问，而管理只是枝节，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模式截然不同。

总的来说，现代西方的学问是由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社会科学包括管理学等都无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并且积极向自然科学靠拢，追求精准和量化，同时不断细分，使专业化到了碎片化的地步。不少学术论文，在全世界只有两三个人会有兴趣，或者可以看得明白。这种“科学主义”的细分，自有其众所周知的优点，我们应予以必要的肯定，但万变不离其宗，当一个学科的核心宗旨慢慢被普遍淡忘了之后，它便很容易偏离，一步一步走上歪路。

广义的西方管理学虽然涉猎如人本主义等较为形而上的哲学和管理艺术元素，但其前置性地排斥了哲学的视野与研究方法，仍然遵从理性主义加实证科学的研究规范，只能肤浅地涉及管理艺术元素，特别是人的因素和轻重缓急的拿捏，不能深入到深刻精细的内涵，因而中国传统管理的思路被西方科学主义排除于研究视野之外。固本清源，我们要回归管理学的根源，即普遍性的一般管理学（general administration）。中国管理学的切入点和方法论，大有丰富西方管理学内容和实践的作用。

根据维基百科的定义：在现代，“管理”可被定义为领导和管理所有组织；透过组织、调度和运用各种人力、财务、原料、实体、知识、资产或其他无形资源的活动（包含规划、决策、组织、领导和控制），以有效率且有效用的方式实现组织目标。

根据百度百科的定义：管理是社会组织中，为了实现预期的目标，以人为中心进行的协调活动。

管理就是制定、执行、检查和改进。制定就是制定或规定规范、标准、法规等；执行就是按照计划行动，即实施；检查就是将执行的过程或结果与计划进行对比，总结出经验，找出差距；改进首先是推广通过检查总结出的经验，将经验转变为长效机制或新的规定，其次是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采取纠正、预防措施。

以上就是人们对管理的普遍理解。与一般印象相反，“管理”并非外来语，我国最迟至明代便已有“管理”这个名词。据说“管，原意为细长而中空之物，其四周被堵塞，中央可通达。使之闭塞为堵，使之通行为疏。‘管’就表示有堵有疏、疏堵结合”。另说：“‘管’，我国古代指钥匙，引申为管辖、管制之意，管是法治，是依靠制度规范企业行为，体现着权力的归属。”至于“理”的古义，则较有共识，应该跟玉石的纹有关，是根据玉的纹理而雕琢的意思。根据一般的阐释：“管”就是控制、规范；“理”就是依着规律，理而顺之。很明显，“管”和“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简而言之，“管”是规范和阻挡去势，“理”是顺势而行，两个意义完全相反的字凑在一起成为一个词，可谓矛盾统一。由此可见，我们中国人谈管理，跟西方所说的管理，根本就是两码事。这符合中国人的思路，是我们处理人、财、事、物的态度和方法。中国人是讲阴阳的，《易经》云：“一阴一阳之谓道。”视乎客观的形势和主观的目标，顺势为阴，造势为阳。《礼记•杂记》云：“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中国人认为：“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中国人特别爱讲道理，道理道理，先有道才有理。玉石的纹理是道的形成过程的表现。理是柔性，管是刚性，有了理，管才有章可循。因此管之前，先要根据客观规律，定下集体目标，再抓着事物的本末、轻重、缓急，利用他人智慧和能力，完成任务，这才叫作管理。西方的“management”一词源于动词“manage”，是负责、完成、控制、应付的意思，充满主观主义，迷信制度至上，只管不理，或者多管少理，失于偏颇。一些企业受到西方管理学的影响，特别是许多大中型企业，一谈到管理，立刻就条件反射地突出一个“管”字，认为重点是要定出种种制度，尤其是要将其细节化、量化，认为只有“管”细才能“管”好。

研究传统中国管理学的人大都明白“管”和“理”的分别，但因为之后的理解不同，便得出“管人理事”以及“管事理人”两个截然相反的结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对“管”和“理”两个概念的理解过于具体，从而出现分歧。事实上，顶层设计式的大概念一旦具体化后便会失去意义。我们这里坚持以阴阳、刚柔、张弛等较模糊抽象的形容词来形容管理，以中国人本来已有，近百年来更吸收西方滋养而出神入化的辩证逻辑来对待“管”和“理”，因而不存在谁先谁后、谁主谁次的问题，人和事都可以既管又理，既理又管，只有财和物才以管为主。

严格来说，中国从来都没有真正的管理学。所有中国人都是杂家，生下来就受各种思想和宗教的影响，将它们和稀泥似的凑合在一起，拒绝被一家之言垄断，会按不同的环境突出某种适当的倾向。以前，在读书考功名时是学儒家，做起官来学法家，领军学兵家，晚年不得志，又多学佛寻道。同样是处理人、财、事、物，只是环境不同、位置不同、目标不同，手段便不相同，拿捏也很不一样。

中华民族是一个追求实用的民族，讲求“学以致用”，认识世界是为了改变世界。对中国人来说，管理学并非一门单纯分析和认识客观世界的描述性科学（descriptive science），而是具有应用意义的指导性科学（normativescience）。经营管理之学，对中国人来说只是处理人、财、事、物的态度和方法。西方虽然有分科之学和形式逻辑的传统，但视野和思路仍然不免被其主观世界蒙蔽，把可以机械式刻板处理的财与物，跟需要随客观环境不断变化，还要加上人与人之间、集团与集团之间博弈的人与事混淆在一起，统一对待。对财与物，要求有严格的规章制度，要尽量一成不变地执行。对人与事，需要因人、因时、因地而做出调整和适应，许多时候不能将谋略和领导简单称为管理。西方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有句名言：“要领导，不要管理。”因此，管理根本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门艺术，要求的不光是认知，更重要的是演绎、技巧和拿捏。

西方的科学方法基本上分为两大类：演绎法和归纳法。严格来说，西方管理学的研究方法颇为空疏，两者都谈不上。若论演绎，它抓不到最终几条能引申出所有规律的普适原理；若论实证归纳，它研究的抽样太小，最多是一百数十家企业，而且通常并非随机抽样，不具有科学代表性。20世纪80年代初，著名的麦肯锡公司的顾问汤姆•彼得斯写了一本当时惊世、至今仍被奉为“最伟大”的管理畅销书《追求卓越》，系统地总结了一些成功企业的共同特点。然而不久之后，这些企业中的多数都出现了问题，甚至破产，可见此路不通；但不少管理学者至今仍采取这种研究方法。这是因为西方受治学方法的局限，不明白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的道理。管理学者突出的成功典范，往往于不久之后便以失败告终。“安然事件”是一个很有名的例子，汤姆在《追求卓越》中把它捧上天，在问题暴露了之后，才发现那完全是一个大骗局。

举世称道的哈佛大学个案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不求统计上的代表性，目的在于寻找一些成功的典范，通过解构，总结经验，提炼出成败的要素，并设法对它仿效，将它复制。这种方法十分实用，但只属于低层次的工具，事实上就是我国早在数十年前便已推广的“抓典型”、“解剖麻雀”等方法，我们随便一个基层干部都已掌握，将其称之为方法论，这足以反映西方在思路上的贫乏。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达顿商学院教授陈明哲提出管理学的四层次：哲理文化为首，系统制度为次，经验案例居三，工具指标为末。2013年，哈佛大学最受欢迎的课程排名第三是中国国学，教《易经》也可以加分。这里我们依循我国的传统，只讲大道理和一些古今中外行之有效的指导性原则，所谓“一理通，百理明”，“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说到底，一到运用的层面，关键就在于拿捏。管理是艺术，不是什么科学。中国学习西方，正是要避开本末倒置的弊病。

企业管理的确有其不同的侧重点。比如，企业可以做入职筛选和解雇，把绝大部分人和事排除于系统之外，只搞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自扫门前雪。但公共管理则不能有这样的考虑，因为绝大部分人民的资格都是天生的，无须选择；即便一些人做出各种不同程度的反社会行为，绝大部分情况之下也不能剥夺他的国民资格，大不了只能短期剥夺其某些权利，把他关起来，跟主流社会隔离。

西方的科学管理：精细界定、聚焦应对

在二战之后，西方的管理学有了长足发展，与此同时，也把西方社会的公共管理和工商管理都带入社会贫富悬殊、严重失衡的不归之路，并且导致2008年突然出现经济危机却无法做出正确应对，引致政治、社会、文化整体性危机，西方快速进入下降轨迹，无力自我修正和完善。这同时也促发我们对传统文化做出重新检视和肯定，包括我国的管理理念。这些观点，在西方危机还未显现之前没有几个人知道，知道了也不会懂，更不会接受。

从人类文明的发展中可以看出，在一开始时，思考问题都是从具体到抽象，最后总结出一些形而上的概念。最高层次的学问在西方叫作哲学，到今天，“博士”依然叫作Ph.D，亦即哲学博士。西方文明的一个主流阵地是古希腊，另一个主流是犹太文化。两者长期合流，成为西方文化传统主流，我称之为希腊——犹太文化（Judeo Hellenistic Culture）。早期的基督教，就是之前流行的希腊化犹太主义的产物。那里出了伟大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产生了形而上学，衍生了逻辑学、分类学，影响了数千年西方人的思维模式。罗马帝国在我国北朝的北魏年代（公元476-480年）灭亡于被我们战败的匈奴军，此后欧洲进入近千年战乱不休、文化停滞不前的“中世纪”或“黑暗世纪”。直到我国明朝初期的公元1453年，东罗马帝国（又名拜占庭帝国）被奥斯曼帝国灭亡之后，欧洲得到阿拉伯文明的滋养，才开始“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之后，从17世纪末期开始“启蒙时期”，理性主义在西方抬头。受到当时伊斯兰文化的影响，人们在研究自然事物中逐渐整理出一套比较严谨的方法，便产生了科学这一显学。“Science”一词源于拉丁文“Scientia”，意为“知识”、“学问”，在近代则侧重于自然的学问。但在18世纪社会和人文学科处于萌芽时期，人们大都取法科学方法，力求找出一套系统严谨的普适法则。日本人在19世纪初接触西方文明时，开始把“science”翻译为“科学”，这一外来语于晚清时期传入中国。“科学”这个译名颇能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西方学问就是分科之学，把知识不断按科目细分的一个体系，属于化约主义(reductionism) 的思路。

中国人与西方人之所以逻辑思维不一样，是因为有其历史根源，最早大概可以远溯到《易经》。这本被公认为我国古代智慧最高峰的产物，至今仍被中国人视为圭臬，其中的道理很抽象，名词定义模糊不清，没有几个人能真正读懂，但也从没有人敢挑战它。它不像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几千年来已经受到无数后人的批判和挑战。这是因为西方的学问讲求形式逻辑和机械性的规律，可以按部就班地学习，而在中国做学问要靠文化氛围、个人修养和悟性，属于艺术活儿，光靠勤奋没有用。据说美国西点军校多年前已经开始教授《孙子兵法》，但看美国人打仗，根本就是对《孙子兵法》一窍不通，他们毕竟缺乏中国的文化底蕴，因此并不容易读得通《孙子兵法》。

另外，对于中西医的比较最能说明问题。我们看西医，先要确定挂哪个专科，对于病人来说，有时是十分困扰和苦恼的事。事实上，在西方的知识架构中，如何根据病情做正确分科，这本身也是一门学问。在香港，西医院设有“普通科”，病人一般先看普通科医生，得到初步的诊断和治疗，如果解决不了问题，再由普通科转介给有关的专科医生。与西医相比较，中医认为病名只不过是一堆病症的通称，重要的是辨证论治，要看病症背后是什么系统性问题，因此，不能只“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今天，中国内地的中医西化了之后，才开始做较严格的分科，所以西方有些人认为这已经不再是传统中国医学了。在治疗方面也一样，西药总是一样归一样，有具体的化学名称，有精确的分量，针对某一地方的病症和具体的病进行治理。中药就复杂得多了，一服中药就是十几二十种药材，即便是《汤头歌诀》的常用种子药方，也要有“君、臣、佐、使”的基本搭配，是一个系统性的解决方案，而且某一药方又可以治疗好几种外行人看来似乎毫不相关的病，很难像西医那么简单、说得清道理所在。光是一味“小柴胡汤”，稍作加减，似乎从治外感到抗肿瘤都十分有效，足以钻研一辈子。

被称为“地产大王”的潘石屹还有其他方面的有趣观察：“在饮食方面，东方人会用各种材料来煲粥煲汤，有八宝粥，有佛跳墙，有杂碎汤，各种炒菜中都可以配上肉。西餐用的材料就单一得多，烤牛肉、烤羊肉，肉是肉，菜是菜。在城市的规划和建设上，西方有《雅典宪章》，城市被分成功能区来规划和建设，生活在城市中的人，每天奔波在几个功能区之间，造成了今天绝大多数城市的交通拥堵。”

把问题简单精细地界定后再聚焦应对，是西方标准的“解决问题”的模式（problem solving mode）。这是一种单向思维的模式，背后假定我们主观设定的欲望（目标）是正确的，并且凭我们的主观意志循着既定的方向努力，最终一定会成功达成目标。我们许多人深受西方教育的影响，以为这样做是积极思维（positive thinking），很有效率，很了不起。其实，在思维上，它假定人定胜天、英雄造时势，属于主观唯心主义；在方法上，这恰恰犯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错误。殊不知社会的事物，包括管理学所面对的各种问题，大都是一个整体的某一部分。问题的出现，既有偶然的原因，也有必然的原因，许多时候不可能彻底解决，也未必需要彻底解决。所谓“一法立，一弊生”，解决了一个问题，又会有其他的问题产生；解决了一个部分的问题，也许其他部分的问题又突出了。因此，许多时候问题是不可能彻底解决的，往往越解决越复杂。我们国家学了西方那一套，许多时候只抓问题的一个方面，结果是“一抓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活，一活就乱，一乱就抓”，出现了不少折腾和反复，也付出了很高代价。

近年来，我国更是将什么都冠上“科学”的帽子，从纯西方的观点来看，这已经成了泛科学化，跟西方“分科之学”的内涵分歧越来越大。比如“科学发展观”的解释：“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对此，外国人大都会看得一头雾水，起码不会认为这与他们观念中的“科学”扯得上关系。但是，我国受过初中教育的人对此完全没有理解上的困难。由此可见，中国人对“科学”的理解跟西方人是很不一样的。这是因为，西方主流认识论用的是形式逻辑，而中国人习惯的却是辩证逻辑。中国人明白，碰到的问题是系统性毛病的表征，需要及时处理；但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更重要的是处理系统性毛病。而处理的方法、目标在于维持系统的整体平衡和顺畅运作，未必一定要把局部问题解决。许多时候甚至无须刻意把病源彻底清除；正确的处理方法是通过审时度势，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或松或紧、或刚或柔、或堵或泄、或解或化，有时或许要搁一下、拖一下，这才是处理人、财、事、物的应有态度。这是高超的管理艺术，也是中国特色的王道管理学。

西方管理思想的另一渊源：奴隶制传统

任何社会现象，都有“路径依赖”，它的存在和合理性很大一部分源于它是从上一阶段发展下来的结果。通过这样的一步一步回溯，我们会发觉，西方管理学的源头之久远可追溯到古老的奴隶制。西方文化中的“个人”，说到底仍然是上帝的奴仆，束缚于跟上帝缔结的合约（covenant）之下，要称上帝为“主”(Lord)。

作为一种生产制度，奴隶制在西方的特质就是封建农奴主对于农奴有不完全的人身占有权，可以任意处罚、买卖、抵押和转让。农奴没有独立的人格和意志，因而不具有法律、政治和经济权利。在更早年代，奴隶要绝对服从奴隶主，奴隶主对奴隶可随意剥削、为所欲为；奴隶主甚至用种种残忍手段逼迫奴隶为自己出苦力，可以将奴隶自由买卖，把他们当牲畜一样对待。如果奴隶生病或年老失去劳动力，奴隶主甚至会任其自生自灭，购买新的奴隶替代。总之，奴隶主对奴隶做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和最高的投资回报，这就是奴隶制的运作逻辑。

在西方，古希腊是一个标准的奴隶社会，它高度的物质和精神文明建基于大量奴隶的无偿劳动之上。之后出现的罗马帝国也同样是奴隶社会，富有的奴隶主拥有数以万计的奴隶。西方的奴隶制数千年来并没有间断，一路承继下来直到现代。美国以奴隶制立国，其国父们都是大地主、大奴隶主。南北战争结束之后，统一了美国的北方政府于1865年年底通过修改宪法，正式废除奴隶制。但是全球性的禁止奴隶制，还有待二战之后，于1948年联合国通过《人权宣言》来实现。

西方的另外一个管理传统是其两千年来不断的战争。管理士兵的手法跟管理奴隶相差不多，事实上，古罗马帝国就有大量奴隶兵。长期以来，奴隶就是西方的通货，直到现代，西方频繁的战争就是为了产生和拥有更多奴隶。资本主义的出现跟战争和奴隶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①]

18世纪，西方主要是英国随着美国奴隶贸易的兴旺，带来巨额利润和大量廉价农产品原材料，再加上科技迅速发展，有条件用大规模的机器生产代替人力，因而产生了工业革命。初期产业工人的管理方法，很自然地承袭自奴隶管理和类似的军事管理，把工人当作奴隶/士兵，或者作为奴隶/士兵代替品的机器来看待。因为奴隶的工作积极性不高，需要严加监督，所以最适宜做简单和重复性的工作。事实上，初期的生产线是模仿当时甘蔗种植园中流行的“套队制”（gang system）。做复杂和质量要求高的工作非奴隶的强项，因此西方长期存在着少数的自由工匠以生产精品为主，他们通常自雇，不受管理。工业革命的结果导致：大规模的生产要求大规模的消费，因而一些西方国家要向外扩张，开拓市场、掠夺资源以偿还连绵不绝的战争所欠下的国债。从葡萄牙、荷兰到今日的美国，西方的强国崛起都是走同样的帝国主义扩张路线，它背后的所谓“军工综合体”（military industrial complex）以至金融帝国主义，都是以少数的“投资者”（奴隶主）的利益为中心向外延伸的，仅留存小部分剩余利益以维持被剥削者（奴隶）继续生活和工作，从而维持整个系统的运转。

可以说，西方文明在现代的兴起，以至西方管理学的整个思路基础都是基于奴隶制，把人当作奴隶、士兵或者机器来管理。20世纪初，“科学管理之父”泰勒用秒表定时器来研究如何提高生产效率。他认为，工人是“只有身体，没有脑袋”的机器。西方管理就是建立于剥削之上，以最低的成本（工资）要求工人尽量长时间做重复性工作，从而获得最大的产出。

我国奴隶社会是从公元前21世纪夏朝建立而开始的，奴隶主要来源于从敌方俘虏的平民，也有因犯罪被贬为奴隶的。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的春秋时期，由于出现了铁器和牛耕等生产工具，生产力提高，私田增多，促使以奴隶制与国有土地为基础的井田制逐步瓦解，主奴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逐渐被削弱，奴隶制走向崩溃。春秋时期结束到战国时期开始，奴隶制逐步被封建制度替代。战国之后，虽然依然有大量奴隶存在，但之后的奴隶主要来源于土地兼并和为躲避战乱、投靠大庄园主的私属。清朝初期也对汉人实行了奴隶制，至雍正年间才被废止。

自由、平等、博爱这些理念诞生在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并从西方传到中国。然而历史的真相是，这些理念源自中国。我国的奴隶制自战国时代开始消亡，奴隶制作为一种生产制度已经终结了近2500年。中国农民的主要成分是自耕农，佃农只占很小的比例，在政治上是自由民众。自秦朝以来，中国已经制定出相当完善的统一的法律体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在商鞅治秦的时代已经确立，所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在之后的朝代都得以不同程度的实现。孔子“仁者爱人”的思想，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一直主导着中国的主流社会。从这么多年的自由人环境中，才有“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的真正的自由平等思想。

17-18世纪，欧洲还处于封建农奴制社会，中华文明理念启发了一批欧洲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莱布尼茨、霍尔巴赫、魁奈、歌德等。伏尔泰狂热地崇拜中国，他宣称：“商人发现东方可追求财富，而哲学家则在东方发现了一个崭新的精神世界。”“我全神贯注地读孔子的这些著作，从中吸取了精华，孔子的书中全部是最纯洁的道德，在这个地球上最幸福的、最值得尊敬的时代，就是人们遵从孔子规范的时代，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

    可见，中华文明影响西方有历史的见证，而之后西方文明对中华文明的反影响是一种回响。1840年之后，我国不断被西方列强和归化了西方野蛮文化的日本打败，开始时为求生存，“师夷长技以制夷”，但仍讲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人重拾民族自信，开始重新确立自己的坐标。与欧洲封建贵族世世代代垄断政治权利、农奴人身依附于封建主的政治制度相比，中国的文化传承不可同日而语。

    一些西方的主流学者千方百计地找借口，把资本主义企业的剥削合理化，并给予理论包装。政治学者王绍光深刻分析了这种现象，他说：“一旦产权定了，资本家就可以决定这个工厂的事情怎么办，但是另一种理论讲人权比产权重要。哪怕政治上的领导者是选出来的，但是资本家不是选出来的，资本家们做的决定会影响一个企业几百人、几千人的命运，把一个人开除可以影响一家人的生计。资本家的决策权为什么不应该受到工人参与的制约？这是毫无道理的。一些知识分子把产权说成天经地义的事情，参与经济和社会决策过程的人权反而不是天经地义的。”

“我们讲经济民主，就是说，所有利益相关者都可以在与他们利益相关的地方有发言权、有参与权，一个企业如何发展不光是老板有权力决定，普通的工人也是利益相关者，甚至该企业周围居住的居民也是利益相关者。例如排污，你可能影响到工厂周围的居民，或者你在上游排污，下游的企业也是你的利益相关者，所以利益相关者远不是几个投资者而已。而西方产权理论就是讲我们的企业是老板的，老板做任何决策都是理所应当的，有些经济学家就来证明为什么应该是这个样子，这完全是为剥削辩护。”[②] 说白了，西方至今还没有完全从其数千年传承下来的奴隶制中解放出来。

人本主义管理思想的抬头

经济发展的趋势重点是由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产业，再向第三产业转移。现代经济中，第三产业的比重日益提高。服务业跟工业非常不同的地方在于：缺乏一个完全受控制的工作环境，工作的重复性较低，对前线工作者能随机应变的自主决策能力的要求较高。由于西方缺乏把人真正当作人管理的经验，因而发展到第三产业比重增高，白领工作者亦即彼得·德鲁克所说的“知识工作者”占工人比例越来越高的时候，便疲态毕露。对于从小就不愁衣食、不怕失业的80后和他们的后辈来说，依靠操控工人生存和安稳权利的奴隶管理思路更是一筹莫展，一塌糊涂。即便是第二产业，在当代信息社会中，随着科技的发展，大数据分析、3D打印设备和智能机器人等新科技新工具的出现、提升和普及，产业的分布、信息的采集与传播、决策的制定及执行、质量的保证、风险的评估和规避等，从实物研发、设计到生产，都已全面改观，生产线式的管理方式以及组织结构被彻底颠覆。源自奴隶/士兵/机器管理的西方管理手段越来越不管用。

西方某些学者和管理学专家正在觉醒。20世纪60年代，亚伯拉罕·马斯洛等的“人本主义”思想对管理学产生了冲击，出现了“X理论”与“Y理论”的争论，[③] 其中“X理论”代表生物范畴，“Y理论”代表社会范畴。但它们并未成为主流。

当今对西方管理学影响最大的有两大门派。一派是彼得·德鲁克提出的“目标及自我管理”，不过他的徒子徒孙们把他的学说中的人本主义成分加以抽离和阉割，简化为著名的“目标管理”，并量化为绩效考核，造成组织及其各部门都被一大堆由上而下层压式的外在目标所约束。另一派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从日本嫁接过来，据说是源自我国“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企业文化派管理，[④] 但橘越淮为枳，到了美国便只剩下空洞的做门面功夫的“使命宣言”和可以量化的全面质量管理，甚至再系统化为直逼零误差的“6σ”标准，企图把人变成不出错的精密机器。20世纪末，有些管理学者开始觉醒，提出了“以人为本的企业”这类革命性说法，但其论述的立足点说到底依然是如何为企业带来更大的利润。这也难怪，束脚的女人即便是放了脚，跟“天足”还是有显而易见的区别的。时至今日，西方依然缺乏一套切实可行的管理理论和实践系统论述。

中国管理思想的人本主义传统

长期以来，我国劳动力资源充裕，需要解决的是就业问题，因此我们致力于发展深耕细作的小农经济和手工艺作坊。但是与此同时，我国一直以来有官营产业、皇室和对外贸易等单一客户的庞大需求，有些作坊颇大，往往具有现代工厂的规模。早在公元前1世纪的西汉，在桑弘羊制定官营政策之下，全国的公营铁生产基地规模已经在2000人以上，[⑤] 清朝著名的有江南织造厂，以及各地的官窑、茶园等规模更大和工种更复杂的企业，这些企业的人员都是来去自由的雇员，大都属于不易替代的技术工人，不少更是不能随便劳役和解雇的亲友和关系户。

在我国，随着管理经验的累积和管理思想的发展，我国的管理理念走上了与西方完全不一样的道路。简而言之，我国的管理理念是把企业单位看作家的延伸，官、吏、差、上司、下属等与其说是垂直的层级，不如说是家族成员尊卑和亲疏有别的模拟。上司与下属之间不是短期和功能性的契约买卖关系，而是不同程度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关系是长期性的，也是复杂和立体性的。

客观环境决定了我国民族的个性取向。钱穆认为，中国社会是“安而不强、足而不富”，西方社会则是“强而不安、富而不足”。中国人求安求足，但不求强不求富，于是出现了儒家思想的中庸与和谐观念。如若与现代西方的管理阶层相对照，那么在传统上我国应将其称为“士”或“君子”。钱穆认为，“士”是中国独有的概念，“士志于道”，“士”是一群“立志达道”的人，他们需要有范仲淹的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钱穆要做一个现代中国的“士”，这种对管理阶层的高道德要求，跟西方的文化南辕北辙。

历史上，我国从事管理研究和实践的不外乎两种人：一种是为官为将的官府中人，一种是厂矿企业的经商之士。其中除了小部分科举出身的文官满肚子都是儒家思想之外，其他绝大部分都只是略通文墨的普通人，主要受民间智慧如《三字经》、《千字文》、《增广贤文》、《朱子治家格言》、《菜根谭》等通俗读物所影响，基本上都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杂家。坊间也有不少号称“中国管理智慧”之类的书，可惜作者一般水平有限，且大都没有实践经验，所提出观点不但跟西方管理思路无从比较，而且亦与现代企业，尤其是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大中型企业管理格格不入，难以实施，更无助于提升我国管理水平。

（编辑  季节）

跳出西方教科书认识西方

张宇奇：这里也有一个如何认识西方的问题，在《五百年来谁著史》和《一篇读罢头飞雪》等著作中，您对西方资产阶级的形成、对西方的“大国崛起”有自己独特的认识，这种认识与西方教科书里的描述大为不同。您是怎么得出这样的结论的？

韩毓海：我们看西方，不是看他们怎么说，而主要是看他们怎么做。我认为，西方的资产阶级不是一些企业家和商人在市场竞争中结合形成的一种力量，资本家不等于企业家和商人。历史表明：西方的资产阶级脱胎于投资国际战争的基督教贵族集团，例如在十字军东征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圣殿骑士团，例如普鲁士这块地方，也是由参加了十字军东征的条顿骑士团开拓的。1453年，东罗马帝国被奥斯曼土耳其灭亡之后，热那亚丧失了东方贸易的枢纽地位，此后热那亚的教皇理财人转而投资于新航路的开拓，从而开启了西方世界对于美洲和非洲的暴力殖民运动。可见西方资产阶级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把战争与金融结合在一起的阶级，这就是我们在鸦片战争以来所见识的西方资产阶级，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见识的西方资产阶级，在今天的伊拉克战争中见识的西方资产阶级。

我认为，如果离开了向暴力和战争投资的金融资本网络，如果离开了民族国家这种暴力形式，我们就不能真正理解西方的资产阶级和所谓“大国崛起”。

我们要认真研究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列举了17本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经典文献，并指出，这些文献都是在解决西方所面临的严重问题的过程中产生的。我们读这些文献，要带着问题去读。例如，我们在看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霍布斯的《利维坦》、洛克的《政府论》、斯密的《国富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尼采的《论道德的谱系》等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经典著作的时候，就必须抓住资本的暴力本质这个基本线索。至于马克思《资本论》的第一卷，它最深刻的地方，就是揭示了资本和资产阶级的暴力本质，即马克思从工业革命中发掘出机器的暴力，从圈地运动中发掘出农业革命的暴力，从交通革命中发掘出殖民主义的暴力。《资本论》第一卷主要是从这三个方面，揭示出资产阶级革命是一场暴力革命，资产阶级代表的是资本的暴力。因此，从根本上说，人类不可能用妥协的方式来对抗这个空前的暴力阶级，不能用改良的方式去应对这个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暴力进程。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所在，是中国革命的根本合法性所在。

张宇奇：能否说，正是这一观点，也决定了您对中国传统文明的反思，决定了您对五百年来中国的改革与革命的独特认识？

韩毓海：中国有绵延数千年的伟大文明，与西方相比，我们走着独特的道路。西方的基督教宣扬“普世价值”，但它们没有“普世制度”，欧洲长期四分五裂，只能靠宗教和上帝来勉强统合。

在我看来，与1500年以来的西方不同，中国文明自11世纪的宋代起，已经走向了高度文明化、乃至“过度文明化”的道路。我们看看宋代的制度，与同时期的世界其他文明比较，这个问题就会看得非常清楚。不必说与学校制度相配合的严密的科举制度、文官体制，更重要的是，当时形成了一个分工明确、监督周密、法治完善、言论开放的治理体系。宋代制度的顶层设计，由两府、三司、台谏构成，管理军事的枢密院与管理行政的中书省，文武判然分离；管理经济的三司分工明确、独立行事，各级官员都在御史台的严密监督之下。特别是：“宋朝立国，元气在台谏”，而宋代的谏官制度，专门为开放言论、批判时政而设置，实现了舆论监督的高度制度化。而当时中国之外的世界，完全没有这样高度文明化的制度。

但是，更加需要看到并反思的是：正是这样一个分工明确、监督周密、法治完善、言论开放的治理体系，造成了政府各个部门彼此牵制、互相掣肘，导致治理能力和治理效率的大规模下降。这就是我所称的“治理体系的过度文明化”；造成了这些“过度文明化”的治理者的不会干事、不敢干事、不能干事。即随着教育的文明化、政治的文明化、市场和贸易的发展，国家治理能力和社会组织能力反而下降。

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历史上的治国理政规律时，曾经极为深刻地指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这二者并不是一回事。我们今天有强大的治理能力，但并不能说已经形成了一个完善的治理体系，同时，从历史上看，我们也不能说，有了一个完善的治理体系，就一定能转化为强大的治理能力。总书记的这一论断，是从辩证唯物主义角度，对我国历史上治国理政经验的最为深刻的总结①。

所谓晚清以来“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指高度文明化的中国传统治理体系，与高度暴力化的西方资产阶级和资本集团迎头相撞，在这一历史关头，中国高度文明化的治理体系并没有转变为治理能力。这就产生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时代主题。而中国共产党的最伟大功绩，就是牢牢把握住了现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生重大变革这一客观历史规律，不仅发展了中国的生产力，更改造了中国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解决了中国社会组织能力空前下降的问题，结束了中国社会一盘散沙的现状。特别要看到，中国共产党与宋代以来的士大夫阶级根本的区别，就在于我们的党风、学风、文风，即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就在于实现了从上层到基层的高度组织化，一边打仗，一边读书，一边斗争，一边思考，内圣外王，学以致用。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根本目标在于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认为，这也是我们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这一重要著作的基本切入点。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上下功夫

张宇奇：许多读者都提出过这样的问题：您是怎样由一个中国语言文学的研究者，转型到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上下功夫的？

韩毓海：我们把话题扯远一点，我想先谈谈王阳明。王阳明也是个文人，属于士大夫，如果放在今天，他是应该算到中国语言文学系里面的人。但正是王阳明代表了中国思想的现代转向，特别是对待儒家传统的转向。

对于明代的人来说，孔子已经是一千多年前的人物了。当王阳明面对儒家和孔子的时候，起码有三个问题：第一，一千多年前的儒家究竟怎么指导现实，用今天的话来说：儒家传统的“当代意义”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王安石提出过，叶适也提出过，但没有真正解决。第二，儒家思想，是否等于南宋时期就已经制度化了的儒教？追随儒家，是否等于追随官方设立的儒教会、追随科举制度？儒家思想，是否等于官方颁定的科举教材？是否就等于当官的敲门砖？是否等于道学？这里就有一个对于儒家思想是否真懂、真信的问题。第三，我们追随圣贤，究竟是追随孔孟特立独行的伟大人格，追随他们反潮流的“狂狷”品质，还是仅仅是做一个背诵他们的语录，口蜜腹剑的伪君子、“道学家”？

韩愈说，“昔者孟轲好辩，孔道以明，辙环天下，卒老于行”，而孔子在世的时候，几乎没有人认为他的思想是切合实际的，而都认为他的理想比蓝天都遥远，孔子学说就是“疏阔”和“大而无当”的代名词，孔子几乎被看作是个丧家犬一样的狂人。那么进一步说，如果孔、孟活在宋明清，他们这样特立独行的“狂狷之士”，难道会见容于当世、见容于满天下的道学家们吗？

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宋明清的科举考生，对于儒家的学说，真懂、真信的，一百人当中有一个就不错了。因为儒家学说对他们来说，只是立身的，不是立心的，是修身的，不是修心的，对于儒家思想真正走心的，究竟能有几个呢？面对这个世界，像孔孟一样良心上感到痛苦和不安的，可能一个都没有。天下有事，百姓有难，他们不都是躲得远远的吗？个个不都是“平日袖手谈心性”吗？究竟有几个做到了“临危一死报君王”？明亡的时候，才高八斗的侯方域究竟干了什么？他还不如李香君呢。至于傅斯年的祖宗傅以渐，他不是欣欣然继续当官吗？

所以，王阳明就提出了“立心”这个问题，提出了要独自一人，摸着自己的良心，去面对孔孟的问题。还有，我们作为儒生，最重要的是读圣贤书呢？还是学做圣贤、像圣贤那样去做呢？我们是捧着后人整理的孔孟著作寻章摘句呢，还是学习孔孟伟大的人格，做孔孟那样特立独行的人呢？王阳明说，我要做圣贤，要像圣贤那样生活和行动，而不是迷信圣贤的词句。所以他说，“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贤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二事”。

读马克思理论的问题，与此类似。

我为什么去读马克思呢？直率地说，是因为我在45岁之后，感到了良心的不安。这种良心的不安，我在《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的序言的第一段就说明了：“过去，我常在各种材料上写上‘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这句话，但其时我并没有认真研究过马克思的书，甚至一度连研究的兴趣都没有。要‘照镜子、正衣冠’，那我就得老老实实地承认，在这件事情上，我是长期说假话且对不起马克思的，而类似于我这种说假话不脸红，乃至连内疚都不曾有过者，的确是该‘红红脸、出出汗’。”这种良心不安，日益长大，还因为我是个教师，是个北京大学的共产党员。当老师，你要面对学生的眼睛，所谓师德问题，不仅是指男教师不能骚扰女生这类事，更重要的，你要面对学生的质疑的眼睛，还要真诚面对，而这也就是面对你的良心。

今天的大学生，不仅要学专业课，他们也要学公共课，公共课的基础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文系的学生也一样。那么，今天学生问的最多的问题是什么呢？这就是：什么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学说对吗？共产主义能实现吗？这就是你必须回答的问题，而且我认为：这是必须摸着良心，独自回答的问题。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似乎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因为那个时候，全世界的社会主义都在退潮，在大学生中，在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中，这个问题也许根本就不值得一问。那么，今天这个问题为什么会如此突出，成为了所谓“新时代的第一问”？为什么这个问题会成为中国高校大学生、广大知识分子不容回避的根本问题？我认为，这里的原因起码有两个：一个就是自1996年出现的资本主义危机，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而另一个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中国共产党人，率领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正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如果说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是错的，那么，为什么会有如此严重的资本主义危机？如果马克思是错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错的，那么，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走出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什么是共产主义？一般教科书上的回答是：生产力充分发展，产品极大丰富，没有压迫、没有剥削，当然也没有斗争，这样的共产主义是天堂。所以才会有人说，共产主义比蓝天都遥远，共产主义是遥远未来的事情，我们等着就是了——而这样的对共产主义的解释，不能说服学生，也不能说服我们自己，因为它与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无关。

要了解什么是共产主义，首先要了解辩证法。黑格尔说，法国大革命是反方，普鲁士的贵族制度是正方，因为英国和普鲁士联军在滑铁卢打败了拿破仑，但是，普鲁士却不得不按照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对普鲁士的贵族制度进行改革，因此，所谓历史进步，就是这样一个辩证的过程。在一些人看来，资本主义就是历史的终结，资本主义就是没有反方的正方。那么，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揭示资本主义内部的矛盾，就是要解放旧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所孕育的新的社会因素。这个世界上的知识分子，几乎都已经被资本主义洗脑了，在他们那里，资本主义是个无所不包的世界体系，这个体系支配着所有人的大脑，甚至支配着所谓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马克思说，在他们看来，在资本主义之前是有历史的，在资本主义之后就没有历史了，历史到资本主义就终结了。于是，对资本主义，谁都唯唯，谁不诺诺？只有马克思说不，他说，资本主义是有矛盾的，这种矛盾的发展，会导致一种新的社会制度。

正是由于有了马克思主义，有了共产主义运动，所以，资本主义就不能不、或者不敢不改革——如果它不想明天就灭亡的话。正像如果没有毛泽东、没有共产党，帝国主义还好好地在中国待着呢，公园里“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还挂着呢。如果没有马克思，如果没有共产主义运动，今天商场里的一个女售货员，还要为了在工作期间偶尔坐一坐、喝口水而斗争呢。

如果没有共产主义运动这个辩证法的“反方”存在，这个世界还是白人殖民者的世界，我们还谈什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呢？知道了历史辩证法，我们就会懂得马克思那段著名的话：“工人阶级并没有期望公社做出奇迹。他们不是要凭一纸人民法令去推行什么现成的乌托邦。他们知道，为了谋求自己的解放，并同时创造出现代社会在本身经济因素作用下不可遏止地向其趋归的那种更高的形式，我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的社会因素。”①

我认为：共产主义运动，就是一种寻找、探索和建设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更好的人类发展道路，探索人类前进的更为合理的方案，因此，可以毫无疑问地说：今天我们做的事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当代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

也许正因为我是中国语言文学系的教授，所以，我笔下的马克思首先是一个人，似乎类似于王阳明眼里那个奔走呼号的孔夫子，似乎类似于尼采笔下那个面对悲惨世界——良心感到深深不安的人，尼采说，“瞧啊！这人！”而马克思也曾经说过，“我的皮肤不够厚，不能背对苦难冷酷的人间”。

这就是我写《伟大也要有人懂：少年读马克思》的理由，这本书非常薄，但是，她倾注了我自己太多的爱，也倾注了我太多的良心不安，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想到了少年中国，少年中国共产党，想起了北大时代长发飘飘的毛泽东，想起了旅欧时代英俊的周恩来，想起了北大中文系的邓中夏和伍中豪，而后两个系友，都牺牲于花一般的年龄。他们是我们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的老前辈，作为他们的后学、后辈，不该为他们做点什么吗？

《伟大也要有人懂，少年读马克思》这本书发行了很多地方，发行到了美国、荷兰、意大利，也发行到了佛陀的故乡尼泊尔。最重要的是，这本书成为了北京大学党校的教材，也就是说，北大的学生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需要读这本书，如果说我这辈子有什么值得自豪的，这是最值得自豪的一件事。

 “像你一样不屑权谋，像你一样嫉恶如仇，像你一样为真理而争斗”，这首叫《马克思是个九零后》的歌，代表了马克思复活于当世的形象。

为中国，为人民做学问，不为帽子、不为虚名做学问，说到“中国学派”，首先就要做到这一点。

我们要培养的是治国理政人才

张宇奇：2018年10月23日的《中国教育报》第一版，介绍了教育部党组在高校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与教学的系列经验，题为《北京：增强高校思政工作时代感实效性》。文章指出：“在首都高校，一门名为‘中国共产党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课程，成了学生中的‘网红课’。这门课汇聚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名家，共开设了13讲内容，受到首都大学生欢迎。很多听课学生表示，‘能近距离听这么多名家的高论很解渴，拓展了大家认识的深度和广度，也让我们对党的理论和实践有了更深刻理解’。”我知道，这些课程是您参与组织，后来还编辑了《人民公开课》一书出版。2018年1月23日，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成立，目前，你们研究院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方面，有哪些设想和举措？

韩毓海：王安石有个名篇，叫《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是个万言书，其中说：教育改革，是一切改革的基础，因为改革一定会落实为组织人事改革，实质上也就是怎么选人、用人的问题，而选人用人的基础，则在于教育究竟培养什么人，以及怎样培养人这个问题。因此，他说：改革之关键在人才，而产生人才的关键在机制，即人才的教育、培养、选拔和任用机制，所谓人才之“教养取任”，乃是最关键的四个方面。而其中人才的教育和培养，则又是选拔和任用的基础。

我们正在进行伟大的社会变革，变革的主体就是人，就是人才。这首先就需要我们的教育体系必须明确：我们究竟要培养什么人，以及怎样培养人。总书记说，我们要培养的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而不是反对派和掘墓人，我们要根据我们自己做的事，来培养能够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人才。这也就是说，不是说按照既有的教学大纲，按部就班地教一些课程文章就完了，如果用王安石当年的话来说，就是我们要培养的不是学究和秀才，而是治国理政的人才。

《中国共产党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门课，是落实总书记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讲话以及教育工作大会讲话的一次实践。习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必须把握好三个方面资源。一是马克思主义资源；二是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资源；三是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按照总书记的指示，在教育部、北京市委教育工委的领导和关怀下，我们集合了在京优秀专家学者，成立了“名家领读课题组”，为北京市8所高校开设了“名家领读经典：中国共产党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北京市级公开课，课题组从3个资源融通生成的角度，分别从历史经验、革命遗产、建设与改革、全面深化改革四个课程章节，系统深入阐释中国共产党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主题，这一实践得到了全市大学生的广泛好评。

在此基础上，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立足学科优势和专家资源，继续举办了“新时代大家谈”系列讲座活动。并且围绕当今中国与世界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举办闭门研讨会活动，“大家谈”与闭门会是互相补充的，我们要搞的不是简单的智库，而是思想库，因为对策必须以思想作为基础。 也就是说，“大家谈”侧重于思想，闭门会侧重于对策，但这二者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新时代大家谈”系列活动是“名家领读”实践的升级版，两者侧重点有所不同。“名家领读”主要侧重总结三个方面资源，从这些资源融通创新的角度开展研究，而“新时代大家谈”则是侧重于对当前实践的总结，即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几个方面进行分析研究，以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这就进一步扣紧了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着力点。

与此同时，我们根据习总书记两次视察北京大学重要讲话精神，把在基层一线工作的优秀选调生请回母校讲思政课，让他们为全校学生讲自己学习实践的经验，这门课叫《我与新时代》，得到了全校学生的热烈欢迎。

总起来说，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把我们的实践总结好，总结出新理论，并把这些理论纳入现有的学术和学科体系。这当然不是找几个人、开几次会、发几篇文章这么简单的事。我们办讲座、开会，目的是聚人心、聚人气，这只是第一步。出几本有独创性的理论著作，这是第二步。然后，再利用这些人、这些著作，去开几门叫得响的课，这是第三步。再把这些课，纳入到教学和学科体系，然后去招生——培养博士生、硕士生和本科生，乃至去培养干部，这是第四步。你想想看，确实是哪一步走起来都不容易。

事情都是人干出来的。“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中国正在进入新时代。我想起了毛主席的一句老话，叫“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也想起了邓小平同志的一句老话，是“不干，就一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只能是干出来的，同时，一切新生事物，像“中国学派”一样，都是在斗争中成长的，伟大事业，需要迎接伟大斗争。

当然，伟大斗争不是作诗，不是喊口号，而是每日每时，是日常的功夫，是一小步一小步地往前进，这就是“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事情成不成，只有去办才知道。所以，我们的态度就是不问得失，不求速成，关键是去埋头做自己的事，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久久为功，坚持就是胜利。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