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

国家究竟代表谁？

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对于西方治理体系的描述最为周详。马克思公开发表的第一部著作《黑格尔法哲学原理批判》，就是对该书的解读。

在黑格尔看来，现代国家代表了法。法的基础是什么？黑格尔说，法的基础是公平正义。世界上有没有普遍的公平正义？黑格尔的说法比较直率：似乎是没有。他说的公平正义是德意志民族的公平正义。这就是他所谓的“民族精神”，被后来的学者称为“现代民族国家”。黑格尔说，法的基础是“物权法”，公平正义只能在公平交易中得以集中体现。德意志民族的精神在追求财富的商业精神中得以集中体现。

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所谓的法无非就是市民社会的法，国家其实就是代表财富阶级的国家，这样的国家并不代表无财富者，更不代表无产阶级。

马克思对于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就是对于普鲁士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批判。他认为，普鲁士国家代表的其实只是两种人：一种人是国家官僚体系以及一批“官方知识分子”，另一种人是市民社会——资产阶级和有钱人。这样的国家与公平正义没有任何关系，与老百姓也没有任何关系。

中国治理体系的特点

中国衰落的根本原因，在于治理体系僵化造成的治理能力的持续下降。这在与西方的比较中就能看出。  

中国的治理体系包含三个要素：一是作为公平正义的文明世界的“天下”或者“天理”；二是作为政治世界的王朝、国家和法；三是作为实体的“民”或者“人民”。在中国的治理体系中，皇帝的角色极为特殊和重要。皇帝的意志之所以高于王朝、国家和法，就是因为皇权必须与“民彝”和“天理”保持一致。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国一直是在不断改革的，以大历史观之，改革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常态，这是至理名言。

中国的法治官僚政治是从秦的统一开始确立的。秦始皇制止了战国攻伐局面，秦的治理体系，目标极为明确，就是维护法治。官僚只是维护法治的工具，不是利益集团。

秦选拔治理者的办法，与后世不同。秦的郡县官吏皆有推荐、保举和选拔官吏的权力与责任（荐举），而继任者一旦犯法，则保举、推荐、选拔者都要与之同罪（保举连坐），把“连坐”制度嵌入了官员选拔制度之中。依照秦律，商人不得为官吏，这从根本上杜绝了官商勾结。这也是一种好的制度，柳宗元以为秦之“失在于政，不在于制”，即失误在于苛政，不在制度，这是非常深刻的见解。

司马迁说，汉武帝所得在“富强”，所失在“王道”。汉武帝为了富国强兵，开始重用商人为官，且“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经学”成为“官学”，鼓励一部分人富起来，最终铸成了官、产、学一体化的贵族集团。魏晋隋唐，士族门阀专权，士族就是官僚，官僚就是贵族，被秦废除的封建制实际上是以士族门阀专权的形式复辟了。

唐宋之交，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社会矛盾也积累到了一定程度，主要集中在官、产、学一体化的士族门阀势力身上。所以，宋代要全力克服的是汉代铸成的“贵族官僚制”问题。宋代的制度创新着力于稳定，其核心就在于比较成功地以士大夫官僚政治代替了贵族官僚制度，造成了一个小农社会。宋代以来的皇帝，就是官僚的首脑。它不像汉唐那样完全代表着有产大家族的利益，但它也不代表天理，不代表小农的利益，而是把维护官僚体系的利益作为根本利益。国家只是代表官僚阶级的利益，那就产生了一个极大的弊端：治理者缺乏治理能力。用马寅初的话来说，官僚们嘴上讲的是“天下为公”，实际上的作为却是“地上为私”。

宋以来的治理者是通过科举产生的读书人，即士大夫阶级。但科举考试和官员选用乃是一种精妙的排除机制，它打破了门第，用读书人取代了贵族，且使读书人垄断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文化资源。而儒家思想的核心恰在于用伦理关系代替生产关系，读书人作为社会中坚力量。法家思想的核心是富国强兵，而儒家思想的核心却是以伦理关系维持社会和谐。宋以来，以儒家思想代替法家思想，改变了法治的核心内容，法由富国强兵的保障变成了皇帝制定的家法和规矩，这是一种极大的倒退。秦汉唐的治理体系是高度竞争性的，而宋明清的治理体系则是高度稳定性的。叶适曾经对其进行比较：秦汉唐治理体系的优点是有活力，而缺点是太有活力，放纵了既得利益集团；而宋代治理体系的优点是稳定，但缺点是太稳定，压抑了生产力发展，也压抑了人才。结果是，“秦汉失之于强，宋失之于弱”。

官僚执政的工具是文牍，即收发文件。自宋代以来形成的士大夫– 官僚治理体系，到了晚清，其弊端已经暴露无遗，集中表现就是规矩太多，机构太臃肿，且机构多为“管人”而非“办事”设置，以致限制了人才，脱离了实际，最终耽误了大事。因此，光绪皇帝概括说：“公事以文牍相往来而毫无实际，人材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误中国者在一私字。”

钱穆曾经说，政治分两部分，一部分是人事，另一部分是制度。这一说法简短有力。总体来看，秦汉唐在人事上是比较积极的，表现为治理者比较能干，缺点是有些太能干了，没有一种完善的制度能够约束、规范强权。宋明清在制度完善特别是约束治理者方面是比较成功的，宋代不经“二府”通过，皇帝讲的话也不算数。连皇帝本身也受祖宗家法和规矩的约束。其缺点就是不能抓大放小，以督促人去办事，而是一切细枝末节，莫不有成文规定，这样就完全不能办事了。于是，官员遇到事情，便将一切都推给祖上的家法、国家的制度去负责，而无真正负责任的人。

对于这样的国情，20 世纪初的刘师培做过一个别开生面的总结。他认为，中国最基本的国情其实是“无为而治”，中国的学术主流，对于人民的态度既不是尊重和解放，也不好说是暴力压迫，而只能说是“置之不理”。儒家虽崇礼教，然仅以德礼化民，不欲以政刑齐民；道家又欲废灭一切人治。汉之治世，宰相治国仅靠自然法即“变理阴阳”之道，对于国法所及之财政司法，则不闻不问。

传统治理体系的一大弊端，更在其脱离社会关系，尤其是生产关系，治理者不关心经济问题。国家制度和治理者对于社会组织和社会生产力之发展，既不起积极推动作用，也不好说是采取刻意的压迫手段，这样的作用往往就是“没有作用”。[1] 国家和百姓互相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互不关心，也互不信任，最终也就无可避免地出现了民骗官、官骗民、基层骗中央、朝廷骗皇帝的情况，而这从根源上说，就在举国上下没有一个真正负责任的人，甚至没有一个真正有权的人。

中国面对的迫切问题，还不仅是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治为好，而是人民根本就不关心政治。他们以为一切政治都是欺骗，只要是国家出面，就一定没有好事，人民对法律彻底绝望，对于一切为法律所保证的权利，老百姓都认为是需要逃避的“愚民”圈套。

宋以来的治理体系代表的士大夫官僚——“没有一个人负责任”的中国陷入了一盘散沙。

问题在于怎么办。

晚清的先行者大致分为几派：章太炎比较“书呆子”，他简单地认为，问题就在于清朝这个治理者不行，所以他要倡导“排满革命”；康有为则认为，问题主要在于长期形成的治理体系低效，因此他要变法改良，把三省六部改为十二部，县令直属皇帝；孙中山算是中外皆懂，他认为中国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都有问题，于是，他主张先通过革命解决治理者的问题，再通过改革解决治理体系的问题。

然而，无论改革还是革命，究竟由谁来组织、由谁来担当，变革中国的基本力量究竟在哪里？

变革中国的基本力量究竟在哪里

顾炎武最早看到基层的家族势力。他认为基层社会要恢复“封建”才能有力量，即使外敌入侵导致中央垮台，基层社会也可以团结起来反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匹夫”就是基层的家族，这就是他在《郡县论》中表达的苦心。

孙中山看到中国社会有许多帮会和秘密结社，他认为，帮会是中国社会一个长期被忽视的力量，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洪门会，即今天致公党的前身。宋庆龄的父亲宋查理就是洪门大哥。洪门会有遍布全国乃至海外的网络，孙中山的革命依靠的主要力量就是会党。孙中山看到，中国的行会是官僚体系之外的一个严密的社会组织，过去中国人看国家兴亡，往往忽略工商业组织的变迁，这确实是个很大的盲区。

中国的行会出现得很早，它是有自身信仰的组织形式（如墨子就被推为手工业行会的领袖），特别是信仰关帝。行会立足于家族手艺承传，又与同乡会结合在一起，有会馆、商馆，有严密的会员组织。到了宋代，随着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行会已经成为有能力与官方博弈的力量。王安石之“市易法”，目的就在于由国家提供资本给小商贩，而打击行会所代表的大商业资本的垄断。中国自近代以来“苦力帮”也在壮大，其中典型者如青帮，源于清代运河一带土匪横行，令漕运不便，朝廷遂决定由白水村最大的土匪团伙出面，包运漕米，至1855年运河中断，他们的势力已扩散到沿运的各大码头。[2]行会订立行规，调停诉讼，结盟绝交，成为中国近代城市的重要组织力量。因此，无论国民党的革命还是共产党早期的工人运动，都借助过帮会的势力。辛亥革命依靠的是会党，1927年蒋介石镇压共产党依靠的主要还是行会。

传统的士大夫政治既然已经失败，近代以来的中国人便希望以西方的政党政治来解决中国治理者缺位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中国有200多个政党，这些政党是从戊戌变法的“民政”中发展出来的，几乎都是地方豪强的组织。这些政党既无信仰，也无主义，他们眼里的问题无非都是毛泽东说的所谓的“枝节”问题，而不是“大本大源”问题。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皇帝，而皇帝倒台之后，治理者缺位，国家分裂，军阀混战，中国变得更加衰弱，就连孙中山也不知道变革中国的社会力量究竟在哪里。

大梦先觉，但却走投无路。这成为一代人命运的象征。

新 路

中国革命的核心是土地革命

相对于传统中国，现代中国走的是一条新路。这条新路是指：伟大的中国革命造就了一个新中国，新中国的制度既不代表既得利益集团，也不代表官僚集团，而是代表广大劳动人民。新中国的根本成就，就是开辟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道路。这就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公至正”的基础，这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要义所在。

在人类一切生产资料中，土地是第一位的生产资料。中国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从根本上说，首先就是指土地的公有制，它体现为土地的国有制、集体所有制，一切个人与组织对于土地这一生产资料只具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

500年来，中国的先进分子都在摸索新路。近代以来，梁启超、严复畅言“群学”，思考将国家、社会与个人融合在一起的办法，但是他们并没有找到这种融合的真正办法。

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谁掌握了农民，谁就能够改变中国。谁改变了中国的土地制度，谁就能够组织农民，谁就能够组织中国。

说出这个伟大真理的人，名字叫毛泽东。

毛泽东领导了伟大的中国革命，建立了土地生产资料公有制；他领导了中国的工业革命，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他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打开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在世界范围内，真正继承了马克思思想重要转变的是毛泽东。毛泽东领导的革命之所以是史无前例的，就是因为这场革命是以一场土地革命为先导的革命。离开了土地革命，我们就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不能真正理解中华民族的现代进程为什么不是重复西方的道路，我们对于近代以来的“新路”就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理解。

以“变”应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在青年时代的毛泽东看来，中国固然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但此不足畏也，不足叹也，不足悲观丧气也。面对大厦将倾，面对江河日下，毛泽东呼唤他的学友们站起来，“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毛泽东对中华民族和人类历史的贡献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具有这样一种应对“极端状况”的“超常能力”。

毛泽东是在晚清和五四“反传统”的氛围中成长的，但是，他从一开始就很注意传统中积极的东西，他能够立足于中国的国情，把这些积极的东西发扬光大。1912年上半年，毛泽东在湖南全省高等中学堂读书时写了一篇作文，题目是《商鞅徙木立信论》，这是毛泽东留下的最早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别开生面地论述了商鞅。在他看来，商鞅能够认识到国家的能力就是人民的权利、生产能力和战斗能力这三个方面的统一，商鞅变法最核心的地方则是把社会关系改造为生产劳动关系。他这篇文章中所讲的确实是唯物主义的道理：社会关系的实质是生产关系，国家能力的集中体现就是生产力，而制度和法治是与一定的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体现。此前，没有谁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商鞅，也没有谁从这个角度去肯定中国历史中的先进成分。这篇作文令他的老师大惊失色，在批语中预言，“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

1917 年秋，24岁的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写下了《伦理学原理》批注。这篇长达4 万字的笔记结合德国古典哲学，重新阐发了陆王心学。毛泽东青年时代为什么特别留意德国古典哲学？其之所以拨动了青年毛泽东的心弦，是因为这种哲学呼吁：国家不仅是一种机构，而且是国民精神生活的向导。德国虽然被法国打败了，但在精神上不能倒下，而只有重新树立起精神的力量，才能实现德国的复兴。毛泽东为什么又格外留意陆王心学呢？陆王心学认为，读书人仅仅掌握书本知识是远远不够的，中国的读书人最缺乏的，第一是信仰（这就是“心”），第二则是抵抗外在压迫的斗争意志（这就是“性”），第三是到老百姓中去“致良知”的觉悟（这便是“行”）。

在毛泽东看来，康德哲学所说的意志的自由，其实就是王阳明所谓的“明心见性”，而中国哲学里面讲的心与性，就是德国古典哲学里讲的信仰、情感和意志，就是德国古典哲学所宣扬的“永久奋斗”这种精神的力量。青年毛泽东从德国的命运反观了中国的命运，用德国古典哲学重新照亮了中国传统文明的优秀成分，重新发现了陆王心学的时代意义。

毛泽东是在具备了比较完整的中国传统文明修养、比较系统的德国古典哲学知识，把这二者融会贯通之后，又接受了马克思的学说的。

毛泽东自青年时代起就坚信，世界上没有什么固定的道路。无论中国的老路，还是被近代中国人奉为圭臬的西方道路，都是在发展中形成的，都是变化得来的。世界上只有“变”才是唯一不变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只有治理失败，而没有灭亡，人民、土地都在那里，怎能说灭亡了呢？只有不断改造治理体系，增强治理能力，只有不断革命，文明才能真正生存下去。

毛泽东所关心的是“大本大源”问题，就是：未来之中国，将是怎样一个中国？变革中国，究竟要采用什么样的方式，走什么样的道路呢？当时，对这一问题最鲜明的回应就来自梁启超发表于1902 年的小说《新中国未来记》——“新中国”乃至“中国梦”这一说法最初就来自这篇重要的作品。未来之中国，将是怎样的中国？小说预言：60 年后的中国，将摆脱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局面，从“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站立起来，那个时候，中国将成为世界强国。

哲学家只重视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

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与康有为、梁启超、陈独秀、鲁迅、胡适相比，毛泽东对于西方的道路与方法没有那么推崇和迷信，因为他的学问根蒂在于湖湘学派和中国传统。尽管当时的潮流是用西方的方法去解释中国的问题，但毛泽东倾向于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本身，因此他认为，对于中国历史研究，对于中国现实的调查，比学习西方的方法和理论更重要。在“阅读西方”成为时代潮流的时代，毛泽东却主张首要在于“阅读中国”“读懂中国”，这是他拒绝去留学的主要原因。

如果说五四的主题是“以西洋为方法，以中国为目的”，那么毛泽东的主张则是“以中国为方法，以中国为目的”，这让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显得特立独行，而正是这一点使毛泽东真正开一代学风。

在五四运动爆发前，数千年的封建帝制已经在辛亥革命中瓦解了。辛亥革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革命，因为清王朝的末代皇帝是主动逊位的。五四运动则是知识分子的启蒙运动，更与革命不沾边。摆在当时先进的中国人面前的，似乎已经有了一条现成的路——自由主义的路，其在政治上的体现就是资产阶级民主政治道路，也就是三权分立、多党政治、宪政民主的制度形式。辛亥革命之后，中国沿着这样的道路走，结果是国家随之陷入军阀割据、四分五裂。残酷的现实证明这条路不能救中国。在帝制瓦解之后，中华民族依然并没有找到破解“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办法。

毛泽东是在独自的奋斗中得出了与马克思一致的结论。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打破了当时中国人的西方梦。李大钊说得很明白：“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毛泽东则说：“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但是，当时的毛泽东既不知道世界上有马克思，也没有读过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他只是密切关注着世界的变化，并在这种变化中寻求中国的出路。在这种摸索中，他得出了一个结论：旧民主主义的道路必然要被新民主主义代替。

究竟什么是“世界大势”？世界政治制度发展的根本趋势是什么？列宁指出，当前西方国家的根本形式不是多党制、三权分立——这些不过都是形式与皮毛而已，当前西方国家的实质就是资本扩张的工具。这样的国家被列宁称为“帝国主义”。

那么，一切被压迫民族面临的根本问题又是什么？并不是没有采用西方的所谓“先进体制”，从根本上说，就是没有能力、没有力量实现民族的统一，没有能力抵抗资本的掠夺，没有能力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因此，对一切被压迫民族而言，当务之急是实现民族统一，以劳动者为基础，这就必须建立一个能够抵抗帝国资本掠夺和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人民国家。

建立一个新中国，这就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的东西。什么是旧民主主义？就是宪政、多党议会制。什么是新民主主义？就是劳动者政党执政、法治政府和人民当家作主的统一。

新路究竟在哪里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要照搬的是美国的宪政，以宪政处理各州之间的统合问题。但是，历史证明，靠“宪政”、靠一纸宪法不能解决当时中国的军阀割据问题。孙中山临终前已经认识到旧民主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

一切探索都失败了，新路究竟在哪里？结论就是：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暴力工具，人类历史上的一切国家都是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暴力工具，未来新的国家形式将是多数劳动者压迫少数剥削者的工具，这就是革命。要进行这样的革命，必须以劳动者的暴力去对抗和推翻少数人的暴力。

然而，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都不赞成马克思的路、俄国人的路，更不认为那是一条出路。原因就在于，他们不会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分析社会关系，更不会从“生产劳动组织”的角度分析生产关系。

在他们看来，中国是个家族社会，中国是个皇权专制的社会，中国是个士大夫统治的社会，中国是个“一盘散沙”的无政府社会。总而言之，中国与西洋之根本不同，就在于中国是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

1925年12月1日，毛泽东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文章开篇的第一句话是：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政治的标准在区分敌我，这句话既是至理名言，也是常识。

但是，宋代以来，中国政治哲学的目标就由“化解矛盾”逐步走向了“无视矛盾”“掩盖矛盾”“取消矛盾”的地步，而这种形而上学的猖獗，造成的是连“敌我关系”都被取消了。历史证明，掩盖和取消敌我关系，自然也就取消了政治。

从这个角度看，毛泽东确实应该算作中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从“区分敌我”的政治高度去分析中国的阶级，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矛盾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方法，去分析中国的社会，重新认识中国的基本国情。毛泽东认为，中国有阶级。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怎样立足中国国情去分析中国的阶级状况。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从社会关系看，最重要的关系是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佃户与地主的关系。倘若把农民与土地的关系看作人与“土地神”的关系，把佃户与地主的关系看作“宗族”关系，就是不会从生产关系角度去分析中国社会。

中国人数最多的是农民，农民究竟算不算一个阶级？毛泽东认为，农民既是一个阶级，但也不是一个阶级。要改造中国，就要唤醒农民的阶级意识。要认识中国，就必须认清中国的社会关系。要改变中国社会一盘散沙的局面，从根本上说，就必须从基层组织农民，以农民的组织代替土豪劣绅的组织。

1923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指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漫山遍野都是农民”，因此，“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宋代之后，官僚在任有官田，退休有职田，作为当地贤达，他们又掌握着学田，官田、职田、学田统统集中在官僚手里，这就构成了毛泽东所说的“官僚地主阶级”。毛泽东说，正是他们掌握了基层，从而构成了“土豪劣绅”。毛泽东的这种分析，立足中国国情。

近代中国产生的另一个重要的阶级是“买办阶级”，顾炎武的《钱粮论》最早触及了这些在钱粮改银中形成、壮大起来的阶级。随着白银贸易的扩张，近代以来，在中国的沿海口岸，买办阶级壮大起来。与孙中山所理解的传统的商会、行会、帮会完全不同，毛泽东认为，近代以来，这个阶级主要是为帝国主义掠夺中国服务的，诸如宋氏家族这样的势力，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帮会，而是毛泽东所说的“买办资产阶级”。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旧“三民主义”掩盖的是中国半殖民地的社会实质，掩盖的便是中国买办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随着白银贸易发展起来的买办势力，它是中国社会产生的一个新的阶级。

毛泽东重点分析了无产阶级与“流氓无产者”之间的区别。中国的产业工人人数很少，而“苦力帮”具有流氓无产者性质。后来的历史证明，正是由于与帮会结盟，蒋介石方才成功瓦解了共产党对于城市工人运动的领导权，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于是，中国革命只剩下一条出路，那就是通过土地革命，组织农民改造中国。

毛泽东的这篇文章说明，中国人的道路只能靠中国人独立奋斗来寻找。因此，并不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中国与世界的问题就可以照抄照搬俄国人的路，解决自己的问题。俄国已经确立起城市对于农村、工业对于农业的支配地位，因此，掌握了城市，就可以控制农村，但中国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恰恰忽视了这种国情的根本区别，他们革命的办法就是立足城市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共产党在城市的罢工和起义，都失败了。

自宋代以来，中国所奉行的都是“国家权力不下乡”的政策，这一政策到了毛泽东这里方才彻底改变、扭转。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带进了中国的穷乡僻壤，而这就是井冈山的道路。

新型的国家政权在农村建立，中国第一部现代法典在瑞金颁布，这是千年以降第一次。

1930—1934年毛泽东创建了中国最大的红色根据地，并担任了新中国的前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会的主席，但这时期是他在党内遭受排斥、打击最为严重的一段时期。

近代以来，中国经济的基础、财政和赋税的来源，其实就是农村。因此，任何真正有力量的政治组织和政权形式都不可能立足于中国衰弱的城市而建立。反过来说，中国有力量的政权形式和政治组织形式只能依靠中国的农村而建立——这是近代以来中国最大的国情。

正是基于这样的国情，党内那种希望在革命高潮时夺取大城市的设想是不符合国情的，也是一再失败的原因。夺取城市，并不能真正改变中国。而那种在革命低潮时散入农村打游击的设想，同样是错误的，因为那就是不能成事的“流寇主义”（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对于林彪的批评就是基于此）。

在全面分析了中国的国情之后，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正确的道路，便是首先在农村建立稳固的红色政权，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与此同时，在党和人民的事业陷入迷茫与困惑的时候，毛泽东指出，到群众中去，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以充分认识中国的基本国情——这就是寻找“新路”的唯一正确方法。

寻找出路和新路，不能靠书斋里的争论和辩论，因为这需要实践。而在现代中国，实践不是什么抽象的东西，实践，首先是指暴力革命。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新路”和“出路”，也是一条血路。

（编辑  季节）

今年是毛泽东诞辰125周年。经过增订充实，我将把原作《忧患百姓忧患党——毛泽东关于党不变质思想探寻》一书更名为《毛泽东：忧患百姓忧患党》再版，以表达我这一位公民，一位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位理论研究工作者，对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愈来 愈深厚、浓烈的敬意。

释义“忧患百姓忧患党”

　　再版书名10个字比较简明，但没有具体标明忧患百姓忧患党的主要内容。因此，在再版前言中，笔者想先对现书名进行释义。现书名中所说的毛泽东忧患百姓，就是他最为担心的是最广大普通百姓重受解放前殖民地半殖民地灾难深重之苦；毛泽东忧患党，就是他担心党内极少数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一心谋取一己私利（其本质与核心表现是仅为个人的升迁和小家庭过好日子，以此为立足点延伸辐射，就可能甚至必然结党营私），使得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改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本色而被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抛弃，其最终结果是亡党亡国。这里的亡党，包括依旧挂着共产党的名字，而本质上已经不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党；这里的亡国，不是泛指中国，而是特指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明确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这一评价，完全符合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心愿，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也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广泛赞誉。

澄清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带来的错误评价

　　由于前些年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泛滥，使一些人对毛泽东产生两大误解：一是认为他人品有问题，读古书，通权术，疑心重，新中国成立后发动一个接一个运动，搞阶级斗争扩大化，在党内、党外伤害了很多人。二是毛泽东没有出过国，根本不懂、不会搞经济建设，把中国经济搞得一团糟，甚至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饿死几千万人。这两大误解，至今仍直接间接地影响着一些人对毛泽东关于党不变质思想的正确评价。

　　笔者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关于毛泽东没有出过国，根本不懂、不会搞经济建设，把中国经济搞得一团糟的问题，在本书中有关章节集中进行了分析和回答。全书其它章节则主要是直接和间接回答关于毛泽东所谓只知读古书，会玩弄权术整人这一问题，并在本书的相关章节中专门作了回答。

　　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坚定党性原则，勇于直面问题，敢于刮骨疗毒，消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我们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①2018年6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党的政治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政治方向是党生存发展第一位的问题，事关党的前途命运和事业兴衰成败。我们所要坚守的政治方向，就是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就是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②2018年7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强调：“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责任意识，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 ③ 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确保我们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坚守“党的建设的政治方向”和必须“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从本质上说，都是毛泽东关于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思想的同意语，是对毛泽东关于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思想的坚持和发展。

我曾在中南海，在王震同志身边工作十多年。可以说，这本小册子，是我在中南海工作十多年主要经历、思考的凝结。

   正确评价新中国历史，正确评价人民领袖

　  随着形势的发展，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形成，随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正确评价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不同历史时期思想观点的深入人心，随着一些新的确凿史料的披露，使得不少人对毛泽东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党史国史中一些主要误解开始被消解甚至涣然冰释，也使人们能更加清晰地看出毛泽东一辈子心头忧乐所在。习近平总书记短短六年的夙夜在公、一馈十起、尽心尽力地履职，赢得全党广大党员干部、全国广大人民和全军广大指战员的高度信赖与拥戴，其中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正确对待和正确评价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

　　我的老领导王震同志对毛泽东感情极深。近些年，网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王震说，毛主席比我们早看五十年”。知道笔者个人经历的，不断有人问：“这是真还是假的？”我回答说：“是真的。”东欧剧变之后，王震几天吃不下饭，常常坐在饭桌前低头不语。家人和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劝他：“人是铁，饭是钢。”劝他时，他常常不语。其中一次，他抬起头对笔者说：“在六、七十年代，毛主席曾几次当面对我讲，‘王震呀，这样下去，搞不好，会有千百万人的人头落地哩!’那时候，我楞是不信，以为是老人家在吓唬我们。现在，我信了。”苏东剧变后，有一天一家杂志社的几位编辑来拜访，王震对他们说：“现在，血淋淋的事实已经向我们证明，政权夺取了，还可能丢失。毛主席至少比我们早看五十年。”王震在不同的场合用不同的表述曾几次表达过类似的看法。据笔者所知，20世纪90年代苏东剧变之后，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其他主要成员和相当多的老同志，对毛泽东关于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思想都有了新的深刻的认识。这在全书的相关章节中，有着相关的引用和表述。

　　王震还交待笔者说：“马克思主义从此要进入受难的时代。党内和社会上对毛主席原有的误解很难消除，还会产生新的误解。要最终解决这些问题，主要还是要靠将来历史与社会实践的检验和回答。你们要坚定刚毅地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一有机会，就要为老人家讲点公道话。”笔者未敢忘记王震老的嘱托。

2013年7月，笔者受湖南省委第十届第七次全委(扩大)会议之邀作相关报告，会场共1700多人。在报告中我说：“搞垮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直接、最便捷、最有效、最省力、最省钱的办法，就是攻击这个国家的领袖。偌大一个苏联的垮台，就是先把斯大林然后把列宁完全抹黑了。在中国，他们也照此办理，首先攻击毛主席，然后攻击周总理。我个人认为，毛泽东不仅属于20世纪，而且更属于21世纪、22世纪。毛泽东不仅属于中国，同时也属于世界，但他首先属于湖南。毛主席去世后，国内外敌对势力泼在他身上的脏水太多了。老人家走了，他无言。但我们每个活着的人，特别是湖南人，要首先为老人家讲点公道话。”笔者是一个性情中人，讲到这里时，我动了感情。事后，有的同志包括省里的领导对我说，在场的不少人的眼睛也都泛了潮。

　　原书《忧患百姓忧患党——毛泽东关于党永不变质思想探寻》2012年出版发行后，在社会上引起较为强烈的反响。

　　有一位中央领导阅读了该书后专门给笔者写信说：“小册子我一口气读完，感觉是不回避矛盾、有事实、有观点、深入浅出有说服力，有助于读者正确认识毛主席的功过是非。”

　　有中央军委领导写信说：“我反复读了好几遍”，“非常深刻，很有见地，对于全面准确领会毛主席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的丰富内涵和重要指导价值，更加自觉地做好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工作，有着很强的借鉴和启迪作用”。

　　大寨党总支书记郭凤莲同志来信说：“宋立英已是83岁的人了，听大家给她阅读书中的每一篇章，老人家都不停地回忆当年毛主席关于加强党组织建设的理论思想体系，结合自己的一生实践，认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在信中，郭凤莲同志还谈到了自己读后的感受：“我是从五十年代走过来的人，对当时的记忆永远都铭记在心。我深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史册是由无数中华优秀儿女用鲜血、用热汗、用理想、用信念、用勤劳、用勇敢、用智慧，一字字、一行行、一页页写成的，汇聚着我们民族的品德、民族的灵魂，洋溢着我们民族的志气、民族的精神，时间之河奔腾流逝，人世之桑更迭变迁，尽管以往和现实已经成为和即将成为历史，但毛泽东主席以及老前辈的爱国风范万古流长，无数对祖国对人民做出无私奉献的英雄们、仁人志士，共和国永远不会忘记，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历史永远不会忘记。”

　　笔者还收到多位熟悉和不熟悉的人来信或电话。我对大家的鼓励很感动。他们的话语代表着广大干部群众对毛主席思想愈来愈深刻的理解，对毛主席愈来愈深切的怀念。有不少读者来电话或写信说，不管赞不赞成该书观点，希望有更多的人能读读此书。

　　也有一些领导和读者提供了新的事实，建议笔者尽快做一些修改，增订出版，以进一步增强该书的针对性和说服力。比如，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一位成员的老秘书曾多次恳切地催促笔者尽早增订。他说：“你这本书尽管薄，但分量重。一些地方，看着看着，就让人流泪了。说心里话，过去我对老人家也有一些不理解甚至很不理解的地方。1991年前后的苏东剧变逐渐改变和加深了我对老人家的认识。老人家忧患百姓忧患党，不掺任何杂质，也远比其他人要深刻得多、长远得多。尽快修改，增加一些新材料和新认识，会更有说服力和可读性。这有助于广大读者正确认识和区分毛主席的功过是非，更好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更好更坚定地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工作。这是你当下最应该先做的事。”笔者这次增改的清样出来后，这位老同志一字一句认真看过，又提出不少很好的修改建议。

　　笔者认为，对毛泽东的评价，绝不仅仅是关涉甚至并不是关涉他老人家个人的荣辱、功过与是非。我们这个党、国家、民族和人民只有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我们才会有无比光明灿烂的前程；否则，必将会重新遭受极大的灾难和苦难。

　　对于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乃至人类文明史来说，纪念毛泽东，将是一个重大而永恒的主题。该来的必然来；当然，该去的也必然去。这就是历史的甚至是无情的辩证法。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5 周年的今天，与前些年纪念毛泽东诞辰之时，我们又多了很多新的更深刻的认识与体会。笔者更深信，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30周年乃至140、150周年之时，这种新的认识与体会，必将会更多更广更深刻。

通过阅读毛泽东生平和学习毛泽东思想，通过对这本书写作时的资料收集和思考，我愈加感到，毛主席是一座大山，我仅认识到其中的几棵树；毛主席是一泓大海，我仅认识到其中的几滴水。前不久，我到一个省里去讲课，课间休息，这个省的省长对笔者说：“李院长，讲课中，你讲到要读读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九本《毛泽东年谱》。我读了。读完后，我把九本年谱整整齐齐摆放在书橱里，在书橱面前肃立了很久。”为增写此书，笔者几乎又重读了九本厚厚的《毛泽东年谱》。此时笔者想，若有更多的人尤其是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都能读读九本《毛泽东年谱》该多好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从一定意义上讲，不读《毛泽东年谱》，就没有资格评论毛泽东。说这话，可能是武断了点，但决不是没有点道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不同的人，当然会对毛泽东有不同的评价。即使你可以认为毛泽东是穷山恶海，但你也不得不承认他在历史中大山般的分量。笔者坚信，历史必将把毛泽东载入人民的光辉史册。随着党的十九大的胜利召开，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笔者对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光明美好的前程充满无比坚定的信心。

（编辑  季节）

内容提要：在金融领域，大数据技术已经得到银行业的广泛使用。我国多家银行纷纷开始为进一步收集和分析大数据而建立新的平台，将传统数据仓库与大数据系统有效结合。风险管理是金融业生存发展的核心，运用大数据推动银行业风险管理转型已成为未来发展的趋势。

关键词：大数据 风险管理 数据安全

大数据时代已经来临，各种信息化设备和应用系统所产生的数据量的年均增速超过50%，预计到2020年全球产生的数据量将达到44ZB（44x10²¹B），数据量的指数型增长显著改变了当今社会的竞争方式和经营方式。对于银行业来说，大数据时代的核心竞争力就是选择正确的技术，对银行拥有的海量数据进行全方位、系统化地分析与挖掘，参考有价值的结果并做出正确的商业决策，提高风险控制技术和水平，进而在竞争中保持长期优势。

大数据环境下银行业风险管理面临的挑战

大数据技术在银行业风险管理方面具有积极推动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变革了整个金融行业的业务模式，创造了新的业务价值，提供了更好的管理工具，将为银行风险管理转型提供良好的战略契机。但是，银行业在推广大数据风险管理时仍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首先，从银行风险管理的公司治理层面来看，传统的风险管理模式无法适应新形势的变化。2014年，以大数据思维为核心的互联网金融使传统商业银行受到极大冲击，商业银行由此迈入转型期。2018年，银保监会已经将银行数据治理作为董事会、高管层的职责之一，提高到公司治理层面进行风险管控。这也对银行大数据风险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

其次，从银行大数据风险管理的有效性来看，商业银行以结构化数据为主的传统风险管理体系无法满足和适应日新月益的数据形式。同时客户群体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信用水平参差不齐，仅仅依靠分析传统的客户数据是不够的。金融机构必须过滤更多的数据来识别欺诈行为，需要寻求一个有效的方法来建立动态风险视图，在管理信用风险环节具备实时数据录入和动态信用风险评估的能力，以提高风险控制模型自身的学习能力和内部数据的实效性。

第三，从银行大数据风险管理技术来看，从国外引入的风险控制模型的适用性和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中国大多数银行的风控模型主要从国外引入，基于其本身信用风险和操作风险的复杂性，再加上信息不全等诸多因素的困扰，所引进模型的实际运行效果并不理想。目前多数国内银行开始在参考国外信用风险评估模型的基础上制作了“中国版本”。“中国版本”的风控模型也有一些突出缺点：一是中国企业信用贷款过于依赖政府授信和国有企业，这种粗放式信用风险管理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容易出现不良贷款。二是过高的信用审核标准使得大量个人贷款申请人无法通过审核，银行无法为更多人提供服务，特别是在信用消费领域无法实现“普惠金融服务”这一目标。

第四，从银行业大数据风险管理的基本环境来看，由于大数据风控对海量数据的储存与革新优化要求较高，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传统风险管理主要采用批量处理的形式，与大数据风控要求的高时效性、精确性存在差距，由此带来的信用风险也是银行面临的巨大挑战之一。

世界银行业加强大数据风险管理的现状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地的金融机构越来越多地采用主动风险管理的新模式，在加强信用卡欺诈检测、金融犯罪合规、信用评分、压力测试和网络分析等领域，大数据分析技术在风险管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美国跨国投资银行和金融服务公司摩根大通通过生成大量有关其美国客户的信用卡信息和其他交易数据，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能够将消费者市场划分为更小的细分市场，并可在几秒钟内生成报告。

    相比于美国，欧洲仍处于大数据技术利用的早期阶段。英国Big DataFinance（2015-2019）制定并开展了关于“金融研究与风险管理”的大数据创新培训网络计划，开发和实施大型复杂数据集的实证金融和新的风险管理定量和计量方法，这增强了欧洲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风险防范能力。

在德国，德意志银行利用大数据在各个领域进行了大量投资，该行开发的最新软件系统Hadoop，主要用于大型和半结构化数据的查询和统计分析，且表现良好。欧盟议会通过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于2018年5月25日正式实施，该条例适用于任何收集、传输、保留或处理涉及到欧盟所有成员国内个人信息的机构组织。

中国银行业不断创新风险管理体系

为了有效防止信用风险的发生，近年来我国多家商业银行依托大数据技术纷纷建立了内部安全机制与信用风险管理体系，不断加强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识别和评估技术的研发与创新。

    在防范金融风险、提高反欺诈能力等领域，工商银行2014年自主开发了风险监测大数据服务平台——电子安全智能服务平台，已经累计为150多家银行提供风险相关的大数据服务，对推动银行业加强风险防控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国农业银行通过运用非结构化MPP（Massively Parallel Processing，大规模并行处理）和HDFS（Hadoop分布式文件系统）之间的融合，对整个系统运行的安全状况做出判断，从而实现了客户的统一视图、产品的统一管理以及客户的精准营销和风险管控等等。

在大数据平台的运营及监管方面，中国建设银行建立了专属“模型试验室”，基于结构化和非结构化的数据支持大数据模型的研发，全面服务于实时数据的提供交付与银行决策的制定。

为实现业务数据的集中整合，提升业务效率，中信银行信用卡中心实施了EMCGreenplum数据仓库解决方案，从而实现了近似实时的商业智能和秒级营销，银行业务运营效率得到全面提升。基于数据仓库，中信银行信用卡中心可以从交易、服务、风险、权益等多个层面分析数据，其营销团队可以对客户按照低、中、高价值进行分类，并且根据银行整体经营策略提供相应的个性化服务。

银行业风险管理变革的几点建议

    大数据背景下，银行业风险管理变革势在必行。要引入大数据思维，通过大数据技术优化风险管理中数据搜集、风险分析、模型应用、管理决策等各个环节，最终构建智慧型全面风险管理体系。为此，银行业应该重点关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强化顶层设计，打造全方位的安全保障体系。

大数据风险管理作为人工智能时代的重要内容，政府部门和银行机构都应顺应时代潮流，强化顶层设计，积极应对。政府部门应以现行立法为出发点，进一步完善数据权属、数据管理、关键基础设施、稳定性保障、数据安全等相关专门性法律，着力改善数据信息共享的使用环境。银行机构应制定基于大数据的风险管理战略和体系，加强风险限额管理、风险评估、风险奖惩、风险责任约束等。

第二，明确相关部门职责，保障数据信息安全。

首先，监管部门要创造良好的监管环境。顺应风险管理从静态数据向动态数据转化、从人为判断向模型分析转化、从零散管理向体系管理转化的趋势，加强对云端数据服务商的监管。在出台相应的数据保护机制的同时，积极开展应急处置、风险评估和安全控制的能力建设。

其次，银行要用大数据的思维和理念来构建以客户为中心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理顺部门间的职责分工，淡化部门色彩，彻底打破以往小数据模式下形成的部门、机构、区域、产品间数据信息分隔管理以及由分支机构各自分散识别风险的做法，形成按客户集中统一管理数据信息和高效协调机制。

第三，加强数据安全防护，有效抵御数据安全威胁。

大数据平台作为维护银行业各项业务正常运营以及降低风险事件发生概率的重要工具，有效的技术支撑是保障大数据安全可靠、提升数据治理能力的关键。一是进一步加强数据安全防范技术研究，促进数据安全防范信息和修复举措的收集与共享，健全数据价值流通体系、提升数据开发利用的社会价值和科技价值。二是在数据收集、存储、使用、传输、共享及销毁等关键环节，及时共享技术清单，确保在遭受到潜在的安全威胁时具备解除风险的技术水平及能力。三是银行要加强对相关部门数据安全责任人的管理，明确其数据访问权限、异常行为告警处置，制定相应的奖惩措施，加强数据安全日常运营工作，降低数据被外界干预或操纵的风险。

    第四，提高大数据风控模型技术，加强保护公民个人隐私。

我国银行业要进一步加强大数据风控研究，提高风险控制模型自身的学习能力和内部数据的实效性。同时加大对个人隐私的保护力度。目前我国尚未建立相对成熟的公民隐私权保护法律体系，应当完善分散在各部门法之中的隐私权保护细则，并在现行法律法规的基础上进一步夯实其薄弱之处。

（编辑 宋斌斌）

提升国内油气勘探开发力度，努力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是实现我国能源独立的进军号。怎样贯彻落实？  

寻找差距 加大勘探开发力度

大国的历史说明，国内油气资源是国家能源安全的基础；国内发达的石油业是主动、有效利用国外油气资源的基础。

石油是商品，更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对某些霸权国家来说，石油也是扼杀他国经济，颠覆他国政权的武器。世界上确有若干国家完全依赖进口石油实现了现代化。有人以此为据，主张我国效仿，但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如果走这样的路，将付出改旗易帜和甘当附庸的代价。

几十年来，我国油气产量增长已居世界前列，但是产量增长赶不上经济快速发展的步伐，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石油超过70％，天然气超过40％，超过了美国历史上的最高值。就综合国力和在世界石油业中的“话语权”而言，我们还与美国有很大差距。值此世界大变局时期，我国油气需求存在这样高的对外依存度，显然是我国能源安全的软肋。

    从新中国大规模油气勘探开发实践看，历次全国油气资源评价都已证明我国资源丰富。其中常规油气探明程度比较低，分别不足四成和二成，而非常规油气的探索才刚刚起步。勘探开发程度既不平衡，也不充分。我国有含油气前景的地区，已颁发许可证进行勘查开采的面积仅占其一半左右。中美两国有利勘探面积相近，但是开发投入却相差悬殊。以每年完成探井为例， 1938-1998年，美国平均每年完成探井8680口；而我国探井一般只有1000-2000口，投入最多的近十年，也只达到3464口，其中，辽阔的海域，每年仅完成92口探井。

统筹国内外“两种资源”

目前来看，在今后10-20年内彻底扭转我国油气对外高依存度局面比较困难。美国长期在高依存度下为保障油气供给，抓进口安全的三项措施、抓本土资源开发的五点办法值得我国研究借鉴。

我们应努力将“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发展成互为表里的关系，“里子”就是国家能源安全。只要可获得性、经济性允许，不破坏生态环境的条件下，应尽量多利用、多储备国外资源；与此同时，国内开发工作丝毫不能松懈，要多找储量，多建产能，并选择部分“富集高产”储量“建而不采”或“建而少采”，以备不时之需。

坚持“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发展道路

实践证明这条路在我国是可行的。延长油矿成长为我国第四大油公司，鄂尔多斯盆地成为全国第二大油气区，是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油气上游产业的技术和装备水平得到迅速提高，使“上山下海进大漠”开发油气的夙愿变成了现实。在引进外国公司共同开发油气的同时，国内也出现了众多各种体制的中小油公司。实践证明这样做有利于“低品位”资源充分利用；有利于拿下久攻不克的油区；有利于已废弃油气田“起死回生”；有利于开拓新的勘探领域；有利于增加就业岗位；有利于回收“落地油”。国家需要各类大中小公司组成的完整产业链，而不是某个极端。要走这条道路，必须解决“船和桥”的问题，做到资源开放、资料共享、有效投入、技术服务，有效监督。

   面对形形色色的油公司，政府服务应分类施策。外国中小油公司是和现代石油工业同步成长的，属于“资本和知识紧密结合型”，到中国来开发油气只是“战场转移”。中国中小油公司大多是改革开放以来成立的，“半道出家”，属于“资本与知识急待结合型”。对于前者，要帮助它们摆脱“水土不服”；对于后者，要帮助它们熟悉石油上游产业，从易到难向前发展。

鉴于陕北十年“石油潮”走过的弯路,矿权放开的力度应与政府的执政能力相适应，避免重走“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老路。

协调国家与企业的利益关系

发达国家很早就认识到国家、企业两个层面油气经营管理目的存在差异。这次“低油价”有助人们加深这方面的认识。

   2010-2015年，全国原油产量持续上升，年均增长200万吨；2016-2018年油价下跌，全国原油产量下降了2545万吨，每年减产800万吨。而且，无论海上、陆上，东部、西部，新区、老区，所有的油公司均在减产。与此相应，上游业投资明显减少。以中石油为例，2010-2014年，年均投资1607亿元，最高1829亿元；近三年年均投资1262亿元，最低1100亿元左右。显而易见，产量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断崖式”下跌的国际油价，各油公司为保持利润主动关闭部分油井所致。

    近三年全国原油減产达11.8％。其中，中石油、中海油、中石化和延长及地方降幅分别为9.3％，10.5％，16.0％和27.9％，民企降幅有的高达五、六成。从这组数字不难看出，央企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压舱石”，中石油更是咬紧牙关顶起了原油生产的“半边天”。显而易见，为了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对石油等央企，在改革中还不能简单地强调它们只是“管理资本”，而要担负起维护国家能源安全的责任。

鉴于上游业“长周期”的特点，国家应设立“石油勘探开发基金”，在“低油价”时期反哺石油业和保持上游业有足够的投入。

发达国家的石油业，大多经历过早期“乱开滥采”，继而政府强力监管，最后实现“由乱到治”的过程，对“两只手”的辩证关系有比较深切的体会。与这些国家相比，我们认识上有误区，实践上有差距。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对石油上游业的特性考虑不够，在油气开采阶段缺乏调适能力。能源主管部门变动过分频繁，而且未能在认真分析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用法律确立新主管部门的职责和权力。机构重组时，原部门的骨干很少进入新部门，影响了工作的连续性。近年来发生的“气荒”，页岩气招标和拍卖效果欠佳，都说明“看得见的手”，既要敢管还要会管。

 “依法治矿”要实现全覆盖

   目前当务之急，是加强开釆阶段管理。要狠抓提高采收率和储量动用率，这是石油上游业高质量、高效益发展最现实的抓手。截止目前，全国累计探明石油地质储量，采收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新增可采储量就可在目前的年产量水平下多生产2年。全国探明未动用石油储量80多亿吨，动用一半，采油速度即使低至0.5％，也可供新建产能2000万吨；探眀未动用天然气储量5万亿方，动用一半，采气速度1％，也可新建产能250亿方。加上带动技术服务业增加的效益，足可以开拓出新的经济增长点。

   另外，要在承认矿产资源“级差性”的基础上，修订完善矿权管理和税费制度，使临时性的财政补贴政策，转变为激励开发油气的长效机制。

“开源”和“节流”两手抓

   我国单位GDP的能耗远高于发达国家，节能有很大的潜力。我们规划未来的时候，切忌以“美国生活方式”为样板。美国年消耗石油高峰值为9亿吨，人均3吨。中国若以人均3吨石油为标准，每年就需要40亿吨左右，大体相当全球的原油年产量，这既不现实，也无必要。“开源节流”应该是我们保障能源安全的基本国策。 

加大投入，提高效益

开发油气是生产活动，经济活动。按经济规律办事，工作对象选择上必然是“先易后难”、“先肥后瘦”。一般来说，非常规油气比常规油气开采难度大、成本高、污染环境概率高。为了今后持续发展，暂时不计成本对非常规油气开辟若干“先导试验区”是完全必要的；但是，进行商业开采，必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深化“老区”，开拓新区

油气田产量自然递减，这是客观规律。为了减缓递减，需要采取各种增产措施；为了保持一个油区（盆地或盆地群）的稳产和上产，需要持续开拓新领域，探明新储量，建设新产能。所以石油上游业是一个“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行业。

和建国初期不同，现在的工作对象不仅有新区，而且有“老区”。世界上主要油气生产国，都高度重视“老区”的稳产和发展。美国近半个多世纪来，80％的新增可采储量来自“老区”。当前世人瞩目的非常规油气主要产地也在“老区”里。和美国相比，我国的石油地质条件更复杂，“老区”工作和认识程度低得多，因而潜力更大。在我国，政府能源主管部门频繁变动，“老区”工作成了薄弱环节。个别“老区”，如松辽盆地，大庆长垣油田产量递减，而其外围的储量、产量接替不上，造成了全局被动。

    目前看来，制定油气发展规划时应分层次提升力度。

   新时期、新征程中，“爱国、奉献”精神依然是石油业攻坚克难的力量源泉，须臾不可或缺；与此同时，要有进一步调动人们积极性的新机制，也要努力改善职工的物质生活条件，增强艰苦行业的凝聚力。

    （编辑  季节）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能源消费持续增长。据全球多家机构预测，到2040年，油气在一次能源供给中的占比仍将保持在50%以上。油气主体地位的保持在很大程度上将得益于页岩油气的贡献。美国页岩革命的成功使美国的油气自给率大幅度提高，由天然气进口国转变为净出口国，石油消费对外依存度已降至接近10%，2023年将实现完全自给。

我国页岩油气资源丰富，初步评价结果位居世界第三位，是建成千万吨级产量油气田最现实的战略接替资源。但是，我国主要为陆相页岩油气，具有不同于美国海相页岩油气的显著特点，美国技术在我国难以完全复制。我国能否像“陆相生油理论”一样，掀起一场“陆相页岩油气”革命，关乎国家能源安全，关乎百万石油人就业岗位，也关乎能否在世界“页岩革命”中抢得先机并从海外获取页岩油气资源的战略问题。

美国页岩革命的影响

页岩油是富存在富有机质页岩层系（包含页岩中致密碳酸盐和碎屑岩夹层）的石油，天然气则叫页岩气。这类油气藏与常规油气藏的不同特点，一是“自生自储”，油气运移距离十分有限；二是非构造高点控制，往往分布于烃源岩发育的斜坡区或洼陷的中央区，分布范围广；三是资源丰度低，必须经过大规模人工压裂改造才能实现油气藏的经济有效开发。

美国的页岩气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偶遇发现阶段(1821～1975年)。这个阶段经历的时间比较漫长，页岩气年产量小于10亿方。第二，探索阶段(1976～2005年)。此期间美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开展页岩气开发探索和技术研发，2005年页岩气产量突破了200亿方。第三，快速发展阶段(2006年至今)。从2006年起，美国页岩气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到2017年，页岩气产量达到了4747亿方，占美国天然气总产量的50.5%。据美国能源信息署（简称EIA）预测，在基准情形下，到2040年将达到7154亿立方，占比约为67%。

在页岩气开发取得成功后，相关的技术被引入了页岩油的开发，带动了美国页岩油的快速发展。美国页岩油发展也可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探索阶段(1953～1986年)，开发活动主要集中在巴肯(Bakken)页岩区，产量比较低。第二，起步阶段(1987～2006年)，以水平井技术的成功应用为标志，开发活动扩展到了伊格尔福特(Eagle Ford)页岩油区。第三，快速发展阶段(2007年至今)，以水平井分段压裂技术的应用为标志，开发活动向其他页岩区拓展。到2017年，美国页岩油产量达到了16.2亿桶，占美国石油总产量的47.6%。据EIA预测，在基准情形下，到2040年将达到630万桶/日，在美国石油总产量中的占比将达到61%。

美国页岩革命带动了美国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对世界能源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第一，改变了世界油气贸易流向，影响着大国外交。第二，改变了人们对油气资源稀缺性的认识，随着对世界其他含油气盆地油气资源的重新评价，油气可能会从稀缺的资源转变为比较丰富的资源。第三，致使国际油价走低，促进天然气价格分化。第四，加快了美国能源独立的进程。第五，促进了美国GDP增长与政府收入增加。到2035年，美国油气基础设施建设将为GDP贡献1.5万亿到1.89万亿美元。第六，增加了就业岗位。2017～2035年间，美国油气基础设施建设预计每年将提供82.8万到104.7万个就业岗位。

中国页岩气勘探开发现状及发展趋势

勘探开发三个基本阶段

中国页岩气是在政府大力推动下，国家石油公司在积极实践中快速发展起来的，其勘探开发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学习借鉴阶段(2003～2008年)。2003年，我国学者开始关注美国页岩气的勘探开发及研究进展。中国石化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启动了对中国页岩气早期资源潜力分析项目，对我国重点领域主要烃源岩层系的页岩气形成条件进行了研究。2008年，对四川盆地页岩气成藏地质条件和中国页岩气资源潜力有了初步的分析结果。这一期间，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启动了对北美页岩气新进展调研和中国页岩气有利区的筛查工作。

第二，选区评价与探井实施阶段(2009～2012年)。中国石化于2009年完成了中国石化南方探区页岩气选区评价，明确保存条件对南方复杂构造区页岩气富集具有重要的控制作用。2012年11月，涪陵焦石坝地区焦页1HF井在下志留统龙马溪组下部优质页岩段压裂测试获得日产20.3万方的页岩气流，实现了中国石化海相页岩气勘探的战略性突破。中国石油于2010年在四川盆地威远地区钻探了页岩气直井评价井-威201井，在五峰组-龙马溪组页岩测试产量0.3万方～1.7万方/天。 2011年，钻探了宁201-H1水平井，10段压裂试气，测试产量15万方/天。

第三，规模建产阶段(2013年至现今)。中国石化分别于2013年和2015年全面启动了涪陵页岩气田焦石坝区块一期和二期各50亿方的页岩气产能建设。2017年底，已经建成产能100亿方，累计产气154.68亿方。此外，在四川盆地及周缘的页岩气勘探又取得一批新发现。

中国石油于2013年启动长宁威远和昭通两个国家级页岩气示范区建设。第一批页岩气开发方案，建设产能25亿方。2016年第二批页岩气开发方案获得通过。2017年，年产120亿方的开发方案获批，当年实现页岩气产量30亿方。

2012年9月，陕西省设立“延长石油延安国家级陆相页岩气示范区”，云页平3井区单井日产量均在2万方左右。预计到“十三五”末，将建成页岩气产能10亿方。

中国页岩气发展前景及挑战

发展前景：不同单位采用类比法或体积法对我国页岩气资源进行了初步估算，虽然结果相差较大，但都在10万亿方以上，说明我国页岩气资源比较丰富。预计在政策支持和市场开拓顺利的情况下，2020年有望实现页岩气产量200亿-300亿方，而到2030年可望达到800亿-1000亿方。  

面临的挑战：中国的页岩气勘探开发面临四方面挑战：一是深层页岩气地应力高，页岩脆性降低，压裂难度大；二是低压和常压页岩气单井产量低，一般小于5万方/日；三是陆相页岩气储层相变快，粘土含量高，尚未形成适应性工程工艺技术；四是页岩气开发成本普遍较高。

中国页岩油勘探开发现状及发展前景

勘探开发基本阶段

中国陆相页岩油勘探开发大致经历了“常规石油”兼探、“非常规页岩油”探索以及针对性技术攻关和新一轮评价、部署三个阶段。

第一，与“常规石油”兼探阶段(2010年以前)。这一时期在鄂尔多斯、渤海湾、江汉等盆地烃源层系均发现了泥页岩裂缝型油气，但总体上储产量规模有限，发展较为缓慢。

第二，“非常规页岩油”探索阶段(2010～2014年)。中国石化和中国石油选取了若干典型盆地，在凹陷边缘构造高部位部署了一批页岩油专探井。

第三，针对性技术攻关和新一轮评价、部署阶段(2014年至今)。2014年以来，在国家“973”计划和油气重大专项支持下，陆相页岩油地质评价及开采关键技术攻关全面启动，并取得了可喜进展。

发展前景面临的挑战

据美国EIA估算，我国页岩油技术可采资源量为43.7亿吨，这一评价明显偏低。中国石化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研究团队初步估算，中国陆上主要盆地页岩油资源量为186亿吨。

我国页岩油起步于2010年，先后在准噶尔、鄂尔多斯、渤海湾、松辽和江汉盆地等取得了点上突破，最高单井日产量达到116.8吨。但多数井日产量在20吨以下，生产成本高，投资效益低，实现大规模开发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缺乏针对陆相页岩油特点的有效开发技术。我国的富有机质页岩以陆相的湖泊沉积为主，具有油质重、粘度高、流动能力差、粘土矿物含量高，气油比低、地层能量不足等特点。依靠现有技术难以实现规模效益开发。

二是对页岩油有效开发的信心不足。对页岩油资源潜力、关键技术及能否有效开发等问题认识不一致，直接影响了下一步的勘探开发部署和投资决策。

三是缺乏有效调动社会资源和鼓励竞争的市场环境。页岩油是一种分布面积大的低效“贫矿”，具有开发投资规模大，投资回收期长等特点，目前我国在投融资体制和竞争机制上需要进一步改革。

发展思路及目标

发展思路：坚持政策引导，科技先行的原则；坚持自主创新，开放合作的原则；坚持先易后难，有序推进的原则；坚持国企主导，多方参与的原则。  

发展目标：根据我国陆相页岩油的特殊性，分战略准备、战略突破、战略展开三个阶段实施：

战略准备（第一阶段）：在“十四五”期间，集中科技攻关，制定相关政策，形成高成熟度页岩油勘探开发关键技术，落实高成熟度页岩油技术可采资源量20亿-30亿吨；探索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原位改质技术，落实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原位改质技术可采资源量30亿-40亿吨；全国页岩油年产量达到500万-800万吨。

战略突破（第二阶段）：在“十五五”期间，继续强化科技攻关，形成关键技术系列；落实高成熟度页岩油技术可采资源量5亿-10亿吨；突破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关键技术，落实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原位改质技术可采资源量40亿-50亿吨；全国页岩油年产量达到1000万-1500万吨。

战略展开（第三阶段）：在“十六五”期间，完善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关键技术，有效动用中低成熟度页岩油资源；落实中高成熟度页岩油技术可采资源量5亿-10亿吨；落实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原位改质技术可采资源量30亿-40亿吨；全面展开页岩油开发，实现全国页岩油大规模工业化生产，年产量达到2000万吨以上。

美国页岩油气革命使得美国实现了能源独立，改变了世界能源版图。中国页岩油革命正处于起步阶段，页岩油开发应成为国家战略，通过政策引导、金融支持、技术进步与管理创新，实现中国页岩油气的有效开发，保障我国能源安全。

（编辑  季节）

石化产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我国石化产业已建成了完整的工业体系，生产的石油产品和化工产品基本满足国内需求，产业规模跻身世界石化大国前列。但是面临着原油价格宽幅震荡、科技革命加快推进等新形势，同时也面临着中美贸易摩擦等严峻挑战。 

我国石化产业的发展

产业规模位居世界前列

2018年，我国炼油能力达到8.4亿吨/年，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占世界炼油总能力的16.5%；乙烯能力达到2505万吨/年，也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占世界乙烯总能力的14%；合成树脂产能达到8523万吨、合成橡胶产能达到623万吨、合成纤维产能6206万吨，分别占世界总产能的29.0%、32.3%和66.3%，均居世界第一位；已建成千万吨级以上规模炼厂28座、百万吨级乙烯装置8套，形成了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湾和沿长江经济带等大型炼化一体化基地；生产的油品和石化产品基本满足国民经济发展需要，支撑了我国的大国地位。

技术水平显著提升

近年来，在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我国不断加大科技投入，强化科技创新，积极组织技术攻关和开发，取得了显著成效。目前，我国已拥有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全流程炼油技术，蒸汽裂解制乙烯成套技术，高效环保芳烃成套技术，己内酰胺、苯乙烯、聚酯、丙烯腈、顺丁橡胶和丁基橡胶等石化产品生产技术，以及煤经甲醇制烯烃和煤经合成气制乙二醇等现代煤化工技术，部分自有技术已出口到国外，具备了依靠自有技术建设千万吨级炼油、百万吨级乙烯、百万吨级芳烃以及部分下游衍生物生产装置的能力，支撑了我国石化产业的快速发展。

石化智能试点示范取得成效

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我国石化产业大力推进智能工厂建设，在九江石化、镇海炼化、茂名石化、上海石化、普光气田等企业开展了智能制造试点示范，推动了企业生产方式、管控模式的变革，提高了安全环保、节能减排、降本增效、绿色低碳水平，提升了企业先进控制投用率、生产数据自动数采率、劳动生产率，初步建立了数字化、自动化、智能化的生产运营管理新模式，生产优化从局部优化、离线优化逐步提升为一体化优化、在线优化，提质增效作用明显，促进了集约型内涵式发展。

行业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大而不强、油气对外依存度偏高

我国石化产业的规模已进入世界前列，但仍存在大量小炼油、小化工厂等产业布局不合理现象，产业集约化程度偏低，投资利润率、工业增加值率、劳动生产率等方面与世界石化强国还有差距，存在“大而不强”、“快而不优”的问题，国际知名品牌较少，国际竞争能力较弱。

我国油气对外依存度不断增大。近年来，我国石油和天然气需求量不断增长，进口量不断增加，对外依存度不断增大。2018年我国原油进口量达到4.6亿吨，而国内原油产量仅为1.9亿吨，石油对外依存度已超过70%。 2018年我国天然气消费量2774亿立方米，同比增幅17.1%；天然气进口量达1242亿立方米，对外依存度达44.8%，同比增加6个百分点。

产业结构不合理，炼油及部分石化产品产能过剩

近年来，随着“放管服”改革的深入推进，国家下放了新建炼油及石化项目行政审批事项，委托省级发展改革部门核准。但由于“放”与“管”没有同步，一些企业盲目扩大产能，国内现有产能集中释放，导致我国炼油及部分石化产品产能出现严重过剩局面。在2017年炼油产能增加3760万吨/年之后，2018年又新增1200万吨/年，达到8.4亿吨/年，原油加工量为6.04亿吨，产能利用率72%，远低于全球炼油企业83%的平均开工率，炼油能力过剩约1亿吨/年。同时，部分主要石化产品也呈现明显的结构性过剩。2018年，我国大宗石化产品中，甲醛、己内酰胺、双酚A、聚苯乙烯、聚甲醛、丁苯橡胶和顺丁橡胶等产品产能利用率低于70%，一边为产能利用率低，另一边又大量进口；合成橡胶、合成树脂、合纤原料及其它有机化工产品等产能满足率超过100%。虽然炼油和部分石化产品产能呈过剩态势，但各地发展炼油和乙烯项目的热潮仍然高涨。据预计，2020年我国炼油能力将达到9.1亿吨/年，2030年将达到10.4亿吨/年，炼油产能利用率将保持在70%左右，过剩产能将超过1.5亿吨/年。

经过多年高速发展，我国石化产品基本满足了国内市场需求，提高发展质量的问题日益突出。产品品种牌号、功能档次、质量稳定性等方面有待提高，通用石化产品供应过剩，而高性能碳纤维、电子化学品、功能性膜材料等石化高端产品主要从国外进口，许多是从美国进口，存在“卡脖子”隐患。

在中美博弈中面临的主要挑战

中美经贸摩擦对我国石化产业的影响

中美石化产业存在结构性差异。我国石化产业是以加工贸易为主，能源禀赋导致石化产业原料必须依赖进口，出口贸易则多为服装、塑料制品、鞋类、轮胎等低利润商品；美国则以出口原油、基础化学原料和高端石化产品为主。

虽然我国具备依靠自有技术建设千万吨级炼厂、百万吨级乙烯和芳烃装置能力，但原始创新能力不强，缺少部分关键核心技术，特别是缺少高端石化产品生产技术。如超高温高压条件下测控仪器装备核心部件、地震勘探仪器设备等油气勘探开发领域技术装备，航空航天发动机、高铁齿轮箱等配套用高端润滑油脂产品，聚烯烃弹性体、热塑性弹性体、高端碳纤维、耐高温耐油密封橡胶等高端合成材料生产技术；石化装置用的高性能、高参数泵和阀门以及工业控制服务器、网络设备、操作系统、数据库等等，大量依赖进口，有的甚至被美国掌控。

中国对美国石油化工产品贸易整体呈逆差，下游制品为顺差。2017年中国自美进口原油、天然气等能源以及有机化学品、塑料、橡胶等石化产品共计148.9亿美元，对美出口能源化工产品共计98.9亿美元，整体呈50亿美元贸易逆差，但下游塑料制品、橡胶制品和纺织服装类产品则为593亿美元顺差。

中美贸易摩擦两轮征税后，美国合计2500亿美元加税清单中涉及价值195.3亿美元的能源化工及下游制品，占涉税金额的7.8%。中国合计1100亿美元加税清单中涉及价值121.2亿美元的能源化工及下游制品，占涉税金额的11%。总体看，能源化工产品及下游制品在整个中美互征关税清单中占比并不大。

美国是中国的石化下游制品主要出口目的地，对中国下游制品加征关税，间接对上游石油石化产品市场需求带来较大影响。美国2500亿美元清单涉及中国橡塑制品127.8亿美元，约占国内橡塑制品出口额的20.5%，分别覆盖中国对美塑料制品、橡胶制品出口总额的67.1%和93.3%。加征关税将大幅减少中国橡塑制品对美出口，进而间接影响石油石化行业整体产业链健康发展。

能源及石化产品基本上已经全部涵盖在中美双方前两轮的加税清单中，后续如果继续扩大加征关税范围，直接影响已很有限。但进一步加征关税将涉及大量家用电器和纺织品服装，对其上游塑料、合成纤维及其相关原料间接影响很大。

经济增速放缓，成品油需求增长缓慢

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我国成品油消费增长和消费结构相应发生变化。 2000-2010年，我国成品油表观消费年均增速8.4%，“十二五”期间降至5%。而2018年成品油表观消费量3.21亿吨，同比仅增长0.4%。其中与居民消费相关的汽车和航空业的快速发展，拉动汽油和煤油持续保持较快增长。与工业生产密切相关的柴油消费已经进入阶段性平台期。消费柴汽比由最高2005年的2.27：1降至2018年的1.25：1。

市场化进程加速，市场竞争更加激烈

从2015年开始，国家已对地炼企业有条件放开原油进口权和进口原油使用权。截止目前，国家发改委已正式批准36家地炼企业进口原油使用权1.0196亿吨和相应的原油进口权，而且还将继续扩大。进口原油大门的敞开使得地炼产能快速释放，市场份额明显上升，国内成品油市场多元竞争格局凸显，市场化进程加快。

替代能源和煤制油发展加剧油品市场竞争

近年来 汽车动力多元化，天然气汽车、电动汽车、燃料电池汽车等快速发展，同时我国的生物燃料和煤基燃料也迅速发展，这些都直接影响石油及成品油的消费需求。

截至2018年底，我国CNG汽车保有量626万辆，LNG汽车保有量44万辆。预计2020年，天然气汽车总保有量将达到1000万辆。

电动汽车技术进步将深刻影响炼油工业发展。截至2018年底，我国纯电动汽车保有量211万辆左右。目前，荷兰、挪威、英国、法国和德国等先后列出了禁售燃油车的时间表。我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在汽车行业实施“双积分”政策的同时，也启动了相关研究，助推电动汽车快速发展。预计2020年和2030年，电动汽车保有量将分别达400万辆和3300万辆，占汽车销量的比重分别为3%和20%。远期，当电池技术突破后，电动汽车将更快发展。随着氢能与燃料电池产业加速发展，将直接威胁成品油的消费需求，西安、广东、深圳、海南等地已明确优先发展氢能，使成品油市场发展空间缩小。

国家发改委、能源局、财政部等十五部门已联合印发《关于扩大生物燃料乙醇生产和推广使用车用乙醇汽油的实施方案》，提出到2020年，在全国范围使用车用乙醇汽油，基本实现全覆盖，加快了我国生物燃料的生产步伐。

煤制油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煤炭深加工行业。截至2018年底，煤制油产能达868万吨/年，产量726万吨，其中柴油433万吨，石脑油293万吨，还有少量液化气和汽油。根据《煤炭深加工产业示范“十三五”规划》，预计2020年将实现产能1300万吨/年。

我国石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加强产业发展重大战略规划的宏观调控，化解产能过剩

根据我国成品油市场需求分析，建议2020年我国炼油总能力控制在8亿-8.5亿吨，2030年我国炼油总能力控制在9亿吨以内。为此，建议加强国家层面的宏观调控，及时出台相应产业政策和发展规划，科学有序控制炼油产业发展速度。严格实施政策约束，严禁在不具备资源条件、环境容量的地区新建炼厂；在不具备市场潜力、产能已明显过剩的地区要下决心缓建或停建已经规划批准的炼油建设项目。研究制定淘汰落后产能的刚性指标，明令设置安全、环保、质量等限制门槛，及时制定产能退出的标准及善后处理相关政策，坚决化解产能过剩。

加强科技创新，加快解决“卡脖子”技术问题

面对中美经贸摩擦，美国剑指我国的“卡脖子”技术问题：一是要针对我国石化产业高端石化产品生产技术短缺的问题，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集中努力研发高端石化产品，加大替代进口产品力度，满足汽车、航空航天、高端制造等行业的需要，抗衡经贸摩擦风险；二是加大科技投入，加快大宗产品生产技术升级换代，助力石化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三是加大对仪器仪表、机械、装备制造和软件开发等企业支持力度，加快研发石化产业用的精密仪器仪表和专用设备，解决“卡脖子”隐患。

加强原油供应体系建设，提高能源保障能力

2018年，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已高达70%，预计2020年原油对外依存度仍将超过70%，远超国际公认的50%警戒线。为此，必须进一步加强原油供应体系建设，保障资源供应能力。一是加大进口原油通道建设，重点巩固和完善西北、东北、西南陆上进口通道，开拓沿海大码头建设，实现海陆协同发展，提高外围资源保障能力；二是强化石油储备体系建设，梯度规划石油储备布局，在完善东部地区储备体系的同时，重点在中西部战略纵深地带布局，提升应急保障能力。以现有大型炼油企业和化学工业园区为依托，结合国家石化产业规划布局，在物流条件好、有码头或管道优势、上下游产业链集中的地区，以增量带动存量，加大一体化、基地化、园区化建设，打造若干个具有世界竞争力的炼油化工产业集群，提升炼化产业整体竞争力。

扩大对外开放，支持自贸试验区企业打造离岸炼化基地

可借助海南、上海等地设立自贸试验区（港）这一契机，支持自贸试验区内炼化企业打造离岸炼化基地，使驻地企业不出国门就能享受到与国际石油公司同等的待遇。建议国家进一步放宽相关政策，对自贸试验区内炼化企业出口成品油不做配额限制或不纳入配额管理，同时提高化工产品出口退税率，为国内产品开拓国际市场、与国际公司公平竞争创造条件。

调整产业布局，加快企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根据区域供需平衡情况，例如，由于东北地区炼油产能过剩较严重，除大连等沿海油品出口基地建设外，要严格控制东北内陆地区炼油新增产能。同时，对于产能严重过剩的山东地区，严格控制炼油产能扩张，不再新增炼油产能，坚决淘汰现有落后产能。

在长三角地区重点建设南京基地、上海基地、宁波基地、舟山基地及连云港基地，形成我国长三角地区炼油及石化产业集群，成为集炼油与化工、内贸与外贸的相结合的石化核心区域。

珠三角地区在中科炼化、惠州二期等项目投产后，地区成品油供应紧张情况，将得到有效改善。“十三五”后，需严格控制广东地区炼油能力扩张。

加快企业结构调整，推进转型升级。调整原料结构，积极推进炼油原料多元化，引入甲醇、天然气等原料，优化统筹利用，降低成本。调整产品结构：降低柴汽比，增产汽油、航煤等市场有需求的产品，降低石油焦等低价值产品产率，合理安排润滑油等特色产品生产，积极开发高档高端润滑油产品。调整装置结构：合理调整重油加工路线，提高原油转化深度和清洁化水平；完善成品油质量升级措施，重点发展烷基化、异构化、催化裂化柴油处理等装置，优化催化裂化汽油处理、加氢精制等装置，加快油品质量升级与化工原料优化。调整产业结构：加快炼化一体化建设，重点建设化工型炼油装置，增产化工原料和高端化工产品。

加快“智能工厂”建设，促进产业转型发展

加快智能工厂建设是炼化产业转型升级的一项重要内容。一是完善示范工厂建设，进一步开展炼油物联网技术研发和应用示范，深化生产运营和技术管理的智能化；二是结合炼化产业生产、经营、管理的特性，从设计、生产、管理和物流等四个方面加快智能化标准体系建设；三是加快相应软件国产化步伐，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软件、系统、设备；四是建立以安全为核心的信息安全控制中心，提高信息安全风险感知和防控能力，形成系统的网络安全预警体系。

慎重布局原料大量依赖美国进口的炼化项目

近年来，页岩气革命带来了大量廉价的乙烷和丙烷，其成本优势再加之我国乙烯和丙烯需求量大，我国新上了大批乙烷制乙烯项目和丙烷脱氢制丙烯项目，这些项目的原料严重依赖进口。此次中美经贸摩擦，将提高从美国进口原料成本，影响这些项目的盈利性，增大投资风险。在布局石化项目时，对原料依赖进口的项目要慎重决策，强化风险防控。

（编辑  季节）

未来十多年是全球能源转型的关键时期，也是全球能源格局深刻演变调整的重要时期。展望“十四五”，我国能源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将更加错综复杂，困难和问题将更多，面临的机遇也前所未有。我们必须从国家发展和安全的战略高度出发，准确把握世界能源发展大势，顺势而为，未雨绸缪提前布局，多措并举提升能源安全水平。

全球能源格局深刻演变的“形”与“势”

近中期全球经济或将延续低速增长态势，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增速预计会进一步分化，全球和区域能源需求也将随之发生新的改变。以清洁能源、非常规油气、分布式能源技术为代表的能源生产领域的科技进步，以高效化、低碳化、智能化、电气化为特征的能源消费领域的产业创新，以及与储能、智能电网、智慧能源等平台的交互融合，正引发全球能源供需和商业模式的根本性变化，再电气化和去中心化趋势日趋明显，全球能源资源的版图和消费格局也将重塑。

能源“新美国”初见雏形，全球油气供应“大三角”呼之欲出

国际能源署（IEA）、美国能源信息署（EIA）、英国石油公司（BP）等机构在能源展望中均预测，未来非常规油气将迎来大发展，特别是美国将成为全球能源供应的重要增长来源。

IEA预测，到2040年，美国将分别占全球原油和天然气增长的近75%和40%。EIA预计，2025年前，美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集“能源生产大国、能源消费大国、能源出口国”三重属性于一身的“新美国”已初见雏形，加上以沙特为首的欧佩克（OPEC）及俄罗斯为主的非欧佩克，未来全球格局中“美国—沙特—俄罗斯”全球油气供应“大三角”呼之欲出。有鉴于美国在“能源独立”基础上将积极谋求“能源主导权”，其战略腾挪能力及对全球能源市场的影响力将进一步增强，全球能源地缘政治博弈面临更多不确定性。

技术进步和模式创新联合发力，中长期能源结构有望深度调整

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已呈不可逆转之势，多家机构预测，随着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发展和技术创新加快，未来成本“学习曲线”将会更加陡峭，可再生能源装机将显著增长。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NA）预计，到2025年，新能源发电成本将普遍低于化石能源。IEA预计，2035年，全球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将增长到40%左右。同时，受技术进步和模式创新双重驱动，储能可能成为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重要推手。此外，低成本的清洁氢能，以及可作为分布式储能的电动汽车，可以为电力系统提供可观的灵活性资源，可再生能源综合优势将更凸显，发展也将提速。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当前可再生能源发电多为就地消纳，但随着区域、跨区域电网建设以及氢能、电池等储能的发展，未来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有望实现全球流动。

近中期能源供应端仍需综合发力

随着《巴黎协定》的签署，全球推动能源转型的框架已经形成，绿色发展机制在各国不断形成与聚焦，但是全球能源转型速度与实现气候变化目标所需相距甚远。经过2014年至2016年的暂时放缓，2017、2018年全球碳排放量反弹。为了实现《巴黎协定》设定的碳减排目标，除了大力发展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外，近中期仍需发展核电、氢能、天然气等清洁能源，特别是进一步发展清洁能源有助于提高风电、光伏消纳水平。因此IEA研究提出，核能、氢能、天然气对构建低成本、可靠清洁能源系统，确保实现积极温控目标具有重要作用。在核能方面，IEA预测，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核电仍将稳定在高位运行。2035年，欧盟核电在一次能源消费中占比超过11%，仍然发挥重要的基荷作用。但是受日本福岛核电站事件影响，出于安全考虑，德国、比利时等部分国家宣布“弃核”，此外还有一些国家推迟或放缓核电项目建设。核电能否凭借自身的优势，在能源转型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依然存在较大争议。在氢能方面，2019年6月，国际能源署发布《氢能的未来》，提出到2030年利用可再生能源发电制氢的成本可能下降30%。现在正是扩大氢能应用规模，使氢能未来能够得到广泛应用的关键时刻。在天然气方面，IEA预测天然气在一次能源需求中占比将从2017年的22%增加至2035年的24%。且液化天然气（LNG）将超过管道天然气成为全球天然气贸易的主要方式。

全球能源结构和部门分布或出现明显分化

未来一段时期，全球能源需求将有所放缓，但仍保持增长势头。IEA预测，2017-2025年，全球能源需求年均增速为1.2%，2025-2035年，增速仍保持在1%左右。但是能源消费结构和部门分布将出现明显分化。一方面，随着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工业化推进，以及欧美等国发展高端实体经济、推动再工业化进程，未来一段时期，工业用能需求仍将持续增长。IEA预测，2017年至2040年，全球工业用能需求将以1.3%的年均增速增长。美国从2017年的17%增长至2040年的19%，欧盟从2017年的23%增长至2040年25%。发达国家经验表明，完成工业化后，工业用能仍很难实现快速下降。另一方面，交通用能去油化是大势所趋，终端用能电气化时代将加速来临。从各家机构的终端用能结构预测来看，近中期电力占比不断提升，而石油占比则有所下降。IEA预测，2040年电力消费在全球终端用能中占比达到24%，比2017年增加5个百分点，而石油消费占比则下降5个百分点。2030年左右全球石油需求将达到峰值。这主要由于交通领域燃油经济性提升和替代燃料发展。IEA预计，近中期美、欧、日等国交通用能均持续下降，其中交通领域石油需求量下降明显。可见，近中期交通部门将成为能源转型的重要突破口。

我国能源安全面临的“险”与“阻”

国际形势出现了新的重大变化，不确定性和风险点呈增加态势。尤其是特朗普上台后，美国积极谋求全球能源主导权，将对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大国关系、世界油气市场以及国际能源合作等诸多方面产生深远影响。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孤立主义的抬头，对国际能源合作与能源安全保障带来种种不利影响，同时加大我国对国外能源利用成本。

美对华战略定位新转变，我对外能源合作需新布局

可以预见，中美博弈或将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在中国实现现代化之前，中美将长期处于“缠斗”状态。在此期间，不排除美国拿我能源安全做文章，由此将会对油气贸易前景带来种种不确定性。即便将进口美国天然气作为削减对美贸易逆差的重要选项，未来如何协调与美合作及与俄罗斯、沙特、中亚等传统油气贸易国的关系也是新挑战。

欧盟对华关系的新取向

以德法为首的欧盟对华立场出现大转变迹象，欧盟委员会也发布新的《欧中战略展望》报告，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欧盟是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坚定实践者，中欧目前在低碳城市、智慧交通、清洁能源转型方面展开深入合作，近来中欧还在探索“一带一路”第三方能源合作，若中欧能源领域合作生变，将对我国能源发展和加快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带来不利，进而对我国能源安全带来影响。

能源重点供应地局势新变数，我能源安全潜存新隐忧

“十四五”时期，受美国因素影响，中东、非洲、中亚-俄罗斯、拉美等能源重点供应地局势都有出现新变数的风险，如中亚政权更迭的风险、伊朗制裁后的中东局势更为错综复杂、委内瑞拉政局变化等等，北部非洲等部分产油国形势演进也存在变数和风险。这些变化对我国与这些国家开展稳定的油气贸易合作带来了新隐忧。

推动能源高质量发展的“谋”与“动”

虽然当前我国能源安全面临的风险点增加，但只要大国之间不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我国的能源供应是基本能够保障的。一是我国能源总体自给率在80%以上，保证能源供应总体安全的风险相对较小；二是虽然石油进口70%、天然气进口45%，但只要世界大格局稳定，主要油气出口大国也需要与我国维持稳定的贸易关系以支撑其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三是我国有独特的地缘优势，俄罗斯、中亚油气资源富裕国家、过境通道缅甸等，与我国陆路相连，关系友好，如果措施和应对得当，平时和极端情况下可保我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油气进口。因此“十四五”及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在补齐短板，增加能源安全韧性的基础上，仍应保持战略定力，加速推进“能源革命”，加快摆脱以化石能源为主的传统发展道路，尽早实现能源转型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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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前100城市集群专利和论文数量

世界上没有一座城市能够如深圳这样，在40年时间里，发生如此沧桑巨变，实现由农业经济向知识信息经济的飞跃，成为世界重要的创新中心城市。深圳起步时经济发展水平很低，1980年全市GDP仅是香港的0.2%，目前已经超过香港；当年深圳的人均GDP是中国大陆的2/3，是香港的3％，目前已接近大陆人均水平的三倍和和香港的2/3，是位列全球前十的金融中心，是全球高新技术产业高地，对外贸易量连续居我国大陆城市第一，占比约1/7。在世界范围内的5000个经济特区中，深圳位列第一应当是没有争议的。 

杀出一条血路来！

在深圳博物馆中，有两幅特别令人瞩目的照片，一幅是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一幅是习仲勋主持省委党委扩大会议讨论广东开放。我们耳熟能详的一段话是，“就叫特区，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中央只给政策不给钱，你们杀出一条血路来”。那是两位老人家谈广东改革开放与建立深圳经济特区。

1978年，习仲勋与广东省委副书记王全国赴京出席中央工作会议。他回忆说，我们希望中央允许广东在香港设立办事处，与港澳厂商建立直接联系。“凡是来料加工、补偿贸易等方面的经济业务，授权广东决断处理，以减少不必要的层次和手续。”提出把毗邻港澳的广东宝安、珠海划成出口基地，力争经过三五年，把两地建设成具有相当水平的对外生产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客人的游览区。当时小平同志的原话是这样说的：“对！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后来中央就正式定名为“经济特区”了。^[1] 深圳的发展就是改革开放闯出来的。改革开放不是四平八稳，确保万无一失，就是要大胆试，大胆闯，杀出一条血路来。建立特区，成为上世纪8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解放思想最大的实践之作，成为历史的交响。^[2]

深圳经济持续转型的内因

不同的人都可以对深圳现象做出不同的解读。我个人相信，深圳现象一定有着内在的规律，一定不是简单化“一靠特殊政策，二靠香港”这么简单。

深圳有个著名的口号，“来了就是深圳人”。这是对深圳发展的社会学的解释，不只显示了深圳文化的包容性，而是说明移民城市有利于创新发展。有关移民城市与创新城市的关系，社会学似乎比经济学的解释更贴近现实。移民城市最重要的特质是打破了原有的分层，推动了更加广泛的思想碰撞与交流。我们很难想象，在上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院长能够和劳务工们坐在一起真诚而热烈地讨论创新，但在深圳可能就是司空见惯的。大家都是移民，一桌人可能是因为发小，老乡，战友，中小学或是大学同学而相聚。老城市创新活力不强的一个原因就是社会分层严重，芸芸众生，不同层级、不同思想、不同经历，很难在一起交流碰撞，也就很难产生火花，而创新首先是要有新观念。有过当兵的经历会对团队精神与执行力有更深刻的认识，一位科学家会对新产业新技术有内在的敏感，一位风险投资家熟稔于技术的定价，公务员能更好解释政府的政策与工作方式，聚在一起就可能形成关于产业技术与企业创新的具体而深入的讨论。很多同志在深圳发展初期访问深圳时，往往会得到一个“野蛮生长、草根生长”的印象，这是一种城市化过程中的社会学现象。改革开放四十年，五亿农民进城，可以说，我们很多城市都是移民城市，但为什么只有深圳出现了如此明显的移民城市效应呢？这值得我们每一位城市管理者思考。固化社会分层，有意无意地限制了广泛的社会交流，就无法获得创新发展的收益。比较典型的是，城市政府以强有力的行政手段将流动人口挤到市中心区外居住，以壁垒森严的封闭式小区强化社会阶层的分隔等等。

科学学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观察视角。从科学技术角度看深圳，最大的启发是全面配套产业链。深圳政府最积极也比较擅长的事就是研究产业链，但不是以行政权力指定谁是产业链上的优胜者，而是研究产业链上缺了哪个会制约发展的环节，鼓励支持企业围绕重点关键环节进行突破和竞争。

如何运用经济学解释深圳持续转型发展？深圳为什么能成为创新城市？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创新企业能不能在市场竞争中做大做强，创新企业会产生不断增强的激励效应和示范效应。很多企业会自觉不自觉地学习华为，会以任正非为榜样。创新加剧市场竞争，企业竞争生存依靠创新，这是马克思关于创新的重要思想。马克思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创新的内生性以及创新加剧竞争的反馈过程做了非常深刻的讨论。每个竞争生存的企业都抱有提高劳动生产力来使商品便宜的动机而创新，一个企业因创新获得的市场优势和超过平均水平的收益引来了更多的竞争者。^[3]

经济学重视企业家作用，尽管不知道谁能成为企业家。一个城市如果能够造就规模与密度极高的企业，就有可能创造强大的企业家队伍。这是深圳内在的东西。而企业家创造企业家是真正的城市梦想。若100名创新企业家能够带动另外100名创新企业家的过程持续不断，就是创新收益递增，反之就是创新活动萎缩。创新企业家汇聚，就会出现一座不同凡响的创新城市，硅谷是世界级创新城市成功的标志，深圳正在以极具创新精神的企业家群体而享誉世界。不断扩大企业家队伍的规模，提升企业家素质与视野是深圳持续成功的关键。需要特别提出的是，相对于其他城市，深圳法治化水平比较高，法治化建设比较早，比较系统，以法治规范政府和市场边界比较自觉。营造了比较公平透明的、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也是值得特别关注和深入研究的制度经济学问题。

深圳经济增长、周期与产业升级

一直以来,深圳都是高速增长的代名词，这其实是个错觉。深圳的经济增长，是一个随着总量规模不断扩大而经济增长率分阶段下行的过程，从远高于全国平均增速到逐渐向全国平均增速靠拢。经济特区建设前五年的增速超过了50%；经过一轮衰退后，增长率恢复到30%；九十年代中期，经历第二个经济周期后，平均增速下降到20%以下，而后短暂恢复。第三个经济周期后，平均增速降低到15%以下，目前已经低于10%，与全国平均增速的差距从最初的近40个百分点到两个百分点左右。深圳经济有10年左右不太规则的中长周期，也嵌套了有迹可循的3年左右的金融周期。^[4] 深圳经济所经历过的几次重要转型，基本发生在中长周期的底部，在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中开创一个新的繁荣期，走出了一条由低向高、渐进快速的产业升级转型之路。^[5]

深圳经济第一次重大转型大致发生在1985年大衰退之后。当时深圳开始了“以外商投资为主、生产以加工装配为主、产品以出口为主”的劳动密集型增长，依靠廉价土地和劳动力，与香港形成前店后厂的关系。^[6] 当年深圳推动了一系列重大改革，而“血汗工厂”留给全国的印象至今仍是挥之不去。

1995年是深圳第二次衰退和大调整，经济特区政策变动与港深穗高速公路通车是重要的外部因素。取消特区优惠政策后，大量的产业沿着高速公路，向劳动力和土地成本更低的东莞迁移。东莞在三五年内就取代深圳成为全国最大的台商和港商生产加工聚集地。深圳经济失去了“三来一补”产业而大幅下滑，被迫走向模仿制造。^[7] 随后的十余年，深圳在全国形成了新的“山寨”城市的印象。深圳经济从加工贸易转向模仿性创新时代。无论是中文语境中的山寨或是英文语境中的“Copycat”都刻画了没有核心研发竞争力，凭借模仿形成大规模生产能力的初级工业化过程。事实上，全球没经过模仿时代的，只有英国，那是工业革命开始的地方。曾几何时，Made in Germany 和日后的Made in Japan都与山寨模仿有关，如今Made in Shenzhen也正在成为一流制造品牌。包括华为、中兴、招商和平安等很多深圳企业的著名品牌都崛起于那次大转型。^[8]

2003年前后，深圳经济陷入了新一轮衰退，大量企业因深圳劳动力和土地价格上升而出走，寻求更低成本。“深圳，你被谁抛弃”的大讨论充满了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这是新一轮有取有舍的产业结构升级，是专业化加工装配转向专业化制造和协同创新的升级过程，由此，深圳完成了从深圳装配向深圳制造的转型，Made in Shenzhen开始有了世界性声誉。一批优秀核心企业完成了从远远地在后面跟跑，逐渐向领先者靠拢的竞争性学习的转变。一大批优秀的创新型中小企业开始成为国际化分工中细分领域的佼佼者。

2010年前后，深圳开始了新的创新驱动转型。公共研究开发平台、公共信息平台、公共创新服务平台等有效公共产品供给增长很快，与日益强大的企业创新能力相结合，开始走向全球创新的前沿，从世界著名的copycat成长为著名的创新温室。^[9]

进入创新时代，深圳形成了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产学研一体化的自主创新模式，利用互联网平台、云计算、大数据模型等新技术，依托科技型龙头企业，组建了45个产学研联盟，培育了70家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产业化于一体的新型研发机构。知识和思想创造，基础科学与产业创新结合越来越紧密，人力资本和新技术、新产业、新思想、新创意替代物质资本投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

深圳经济发展的前20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率的平均水平超过50%，2010年以来已经稳定下降到25%。新一代无线通信技术、基因测序分析与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汽车、显示技术等领域形成了居世界前列的创新能力。按照五年累计国际专利申请量排名，2016年深圳—香港已经成为仅次于日本东京—横滨的世界级区域创新集群。^[10]2010- 2013年经历了一轮主动的经济调整，三年中企业外迁近两万家，引起经济大幅度下滑。2012年上半年的增速只有4.8%，经济增幅低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但是深圳仍然坚持方向不变、步伐不停、力度不减，^[11] 坚持腾笼换鸟式的产业升级过程，加快了深圳经济发展从速度型向质量型，从低价要素投入型向创新驱动的转变。

市场竞争与国有企业改革

雷军曾讲过一句后来被广为传播的话：创业能否成功要靠命，创业者需要花大量时间去思考，如何找到能够让猪飞起来的台风口。^[12] 新思想和新技术的出现会加大企业为提升获利空间而竞争，这是市场条件下企业生存发展的本能。风口就是一轮又一轮新技术走向产业化的过程。在市场条件下，许多企业出于对光明未来的憧憬而加大投资，创新因此引发了经济繁荣上升期。不过风口过后，企业面临的是实实在在的产业组织和产业技术变革，能够真正提高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现实中，往往只有少数企业做到了为市场接受的创新，很多企业则成为失败者。雷军说，在台风口，稍微长一个小的翅膀，就能飞得更高。但真正飞起来的只能是振翅高飞的鹰。不难看到，风口过后归于静寂就是经济周期中的衰退。大浪淘沙后，优秀企业的成长壮大会带动真正的经济繁荣，经济增长因此而走向创新驱动。鹰是市场竞争优胜者，而政府不可能预知谁会是真正的鹰，也不可能知道谁会是被风口卷到空中的猪。

将美国和印度企业效率比较。印度最好企业的创新贡献超过了0.2；美国最好企业的创新贡献也不到0.3。美印之间的根本差别是，大量印度企业的创新贡献不足0.1，不创新依然可以活着。美国企业则是不创新就不能生存。[13] 我们有理由猜测，中国企业的创新绩效应该在印度和美国之间。我们最近研究了7000家深圳企业五年的数据，实证检验证明，深圳样本企业创新绩效超过了美国的平均水平。^[14] 在深圳，市场经济发展最突出地表现为分工效率和竞争效率，竞争促进了不断创新。

根据深圳统计年鉴的数据，1980年深圳的劳动力为15万人，目前已经达到千万人。同期内，劳动生产率从1300元提高到24万元以上。尽管深圳以现价计算的劳动生产率上升幅度比劳动力增长要快两倍，深圳数量型增长的特征还比较明显，从企业家数变化则可以看出深圳质量型发展的特征已经比较突出。1980年深圳有企业830家，目前超过了200万家。活跃纳税企业90万家。假如一家企业生产一个产品，深圳就可以生产90万个产品。轿车的制造比较复杂，有十万个零部件，是一个分工极细腻、产业链发达、每个分工企业都可以获得垄断竞争收益的产业。中国还没有一个城市可以达到这样的程度。分工极细，构成极为复杂的产业链关联的积聚过程就是深圳的经济素质和产业特征。2010-2017年四市制造业增加值率的比较，京沪深增加值率上升，津穗增加值率下降。深津比较，一升一降之间，两市当期工业增加值的规模就相差超过了2000亿元。不难看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从数量型走向质量型，要依赖创新获得更大发展利益。^[15]

1980年，深圳的国有企业员工占全部企业员工比为83%，1990年为91%，2000年为33%，2010年为19%，目前占9%。上世纪70年代，深圳曾经以行政化方式组建八大企业集团，2000年后濒临破产，开始了大规模的国有企业改革。目前深圳市国资委管理的国有总资产已经超过3万亿元，净资产1万多亿元，销售收入5000亿元，利润1000亿元，税收900多亿元，资产证券化率80%。实现了党管干部与公司法相一致的管理方式，做大做强了国有资产，总资产位居全国第三，利润总额、净利润和成本费用利润率全国第二。国企成为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孵化器，国计民生的稳定器，民营企业发展的推进器，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济主体。

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

我们可以从深圳无人机产业的崛起看市场与政府的关系。2013年，深圳旋停式无人机行业异军突起，产出规模近600亿元，成为众所瞩目的“无人机之都”。截至2018年底，深圳全市的无人机企业360家，消费级无人机占全球70%的市场份额，工业级无人机占国内市场的60%。深圳无人机行业发展的内在原因是什么？值得深入研究。我做了初步调查。

首先，深圳具备世界级的无人机必备的碳纤维材料加工能力。从“三来一补”时代开始，深圳代工生产钓鱼杆、网球拍、高尔夫球杆等都是由碳纤维加工制造。其次，铝合金加工是无人机产业链的关键。深圳手机制造最高峰达到过10亿只产能，手机外壳就是铝合金。华为手机一大特点是宽屏幕窄边框，是精密加工技术的代表，由比亚迪生产。第三是特种塑料，对深圳而言，这是当年生产小家电形成的过剩产业。第四是电池、电驱和电控技术，这是深圳的看家本领。无人机就是机器人，AI（人工智能）是无人机更加广泛的运用。深圳政府在推动无人机产业发展中做了什么？2009年，市政府就明确支持机器人产业中的关键环节——伺服电机的发展，其中对磁性材料的基础研究给予特别关注，2013年后伺服电机和磁性材料研究一直是深圳科技创新委员会支持的研究项目，在此领域先后资助5000多万元，填补了无人机产业链的关键短板，最终成就了这个行业。

其实，旋停式无人机技术几乎是同时在深圳和广州出现，此后广州无人机企业慢慢迁徙到深圳。其主要原因，一是广州没有经历过“三来一补”代工生产，缺乏无人机生产的分工产业链。二是产业集聚方式决定了穗深之间的差异，机器人方向行业是广州的优势产业，广州的伺服电机技术也很好；但和深圳不一样的是，汽车产业是广州机器人技术主要应用领域。深圳机器人技术则集中于精密仪器和医疗设备，小巧但更精准。^[16]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政府要在推动和支持产业升级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关键在于实现“有形的手”与“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样才能达到1+1>2的效果。在深圳转型升级过程中，有两个口号是值得关注的。一个是支持“非共识创新”，另一个是“创造湿地效应”。

2006年，深圳提出支持“非共识创新”。^[17] 当时曾经引发了质疑，“非共识”不就是政府说了不算么？但真要是“共识”了，还会有创新么？人类历史所有重大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都是从被怀疑到共识的。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就要防止政府可能出现的“拉偏架”行为，即对企业有不公平待遇。在深圳，一个重大的产业创新项目要获得政府支持，需要经过系统的评估程序。自2006年以来，深圳持续探索建立鼓励创新的环境，制定合理有效的支持创新的政策和规则，创造了一个科学家与创新企业家双向依赖的评估体系。

湿地是自然界最具活力的生态系统，湿地的外在条件是要千分之三的盐份，低了或是高了都会导致生物消亡。至于进去之后是鸟吃鱼还是鱼吃虾、虾吃虫，决定于物种竞争选择。政府责任就是保证千分之三的盐份，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竞争环境。按照科学学方法，探讨科技革命引发产业发展方向，规划产业链的关键环节，推动要素空间集聚与分工，部署新一轮的产业升级，这些是政府应当做，也能够积累经验、在不断的学习中可能做得更好的工作。

2010年深圳提出了“深圳质量”的转型发展理念，制定了更加严格的限制性产业发展目录，实施了更加积极的集约性发展政策，产业结构调整中企业快速外迁，是一个成功的案例。有效的产业政策可以加快弥补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性短板，但不要违反竞争性获得资源的市场原则。

从整体上看，深圳经济转型过程，坚持了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基础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的原则。以市场为主导，以企业为主体，以法治为基础，以政府为保障。从深圳的实践看，政府要保障完善的公共服务，要推动建设完善的法治环境，要保障市场经济的企业间合约履行，是难度极高的工作。法治不仅在于立法，更在于执法。防止执法者过大的自由裁量权是实现法治的核心。这其中重点的联结点是立法技术。如果立法过程过多重视立法意义，对各种可能的违法情景缺乏深入研究，法律适用就会产生比较普遍的“视情节严重罚款多少”一类的自由裁量权。大大提高立法的技术水平，依法规范政府和企业的边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也是发挥好政府保障作用的重要内容。

创新是永无止境的征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是：增长速度要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经济结构调整要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发展动力要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这些变化，是中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的必经过程。实现这样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并不容易，对我们是一个新的巨大挑战。”^[18]

当前，我国制造业的特点是规模大，创新能力不强，核心竞争力不足，转型升级速度不快。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2018年工业报告从中可以看到，工发组织将世界制造业技术分为三个层次，低技术，中低技术，中高技术。在2005-2015年的10年里，世界制造业三个层次平均占比变化为，低端技术占比从30.8%到29%，中低端从27%到26.3%，中高端从42.2%到44.7%，对比我国则是分别从29.9%到27.5%，30.5%到30.3%，39.6%到42.2%，中高端占比低于世界平均水平4.5个百分点，比例上升速度只是世界平均水平一半。

我国制造业技术密度不仅明显低于发达国家和东亚水平，中高端制造业占比的动态变化也慢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该指标静态水平高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国人均GDP大约是印度的3倍，但低端技术占比却持续高于印度。加快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转变，不是简单追求规模，快速从低端退出，这是我们转型的方向。

科学与产业结合，提升经济发展的科学含量。深圳实现从山寨模仿向依赖自有技术的创新制造转变，依靠的是专利技术的申请与授权的持续快速增长。如今深圳不仅是我国发明专利的大市，而且连续几年在联合国知识产权组织PCT国际专利申请量位列全球城市第二。2004年深圳的PCT国际专利申请量为331件，2017年达到了20457件，占全国申请量的42%，超过了德国、韩国，也超过了法英瑞申请量的合计。深圳在联合国知识产权组织统计的100个全球创新中心城市排名位列第二，完成了从“工匠城市”向“爱迪生式城市”转变，将产业技术抬升到科学前沿，成为以科学引领的产业创新代表。未来，加强大学与科研机构培养科学人才，探索科学发现能力，发挥产业创新引领者和推动者的作用，是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从跟跑走向并跑、走向创新驱动的基础。

图1纵轴是科学水平，以城市发表的SCI论文量作代表，横轴是PCT发明专利申请量。^[19] 深圳-香港以PCT专利申请衡量的产业创新水平，位列东京-横滨之后居第二位。东京-横滨不仅位居PCT专利申请量第二，而且SCI论文发表位居第二（仅次于北京）,是首屈一指的科学发现与产业创新中心。做一个粗略的分类，世界100个创新中心城市可大致分为三类两个梯队：东京类双中心，北京类的科学发现中心，深圳类的产业创新中心。两个梯队是具有强大创新能力的中心城市以及创新能力相对较弱的城市。不难看到，相对于世界名城，我国进入全球前100位的创新中心城市，尽管大学和科研机构云集，但科学发现和产业创新能力多数排在50位以后。由此引发的问题是，未来二三十年，当我国有更多的城市进入全球创新前50名，前20名，前10名，创新驱动将会形成我国经济增长的本质特征。在此过程中，深圳需要思考如何能够补齐科学发现的短板，走向从科学发现到引领式创新的赶超。

发展中国家对先行发达国家赶超的过程，本质上是从跟踪模仿走向创新增长的过程。将市场的主导作用与政府的引导作用有机结合，创新才会有活力、有效率，深化改革，形成新型企业与政府关系，推动大学与产业结合，加快人力资本、科研成果市场化水平和能力，产业创新才能走向科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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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70年，中国经济最大的变化是实现了工业化，而且工业化的水平越来越高。看一个社会是否进入工业化，可以借助4个基本指标。

第一是结构变化。首先是国民经济的构成是否发生了变化？农业、工业、第三产业的比重怎样？其次，在工业部门内部，生产资料的生产是否扩大？考察结构变化，要关注轻、重工业的比重发生了什么变化，还要看其产品结构是否发生了升级换代？其技术含量是否有所提升？

第二是量的增长。包括生产总量、人均产量增长。

第三是效率的提升。生产同一产品所需时间，劳动力和原材料等消耗。效率既包括劳动生产率，也包括全要素生产率。

第四是地区分布。在一个国家的范围里，工业化是集中在某一个特定的区域，还是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工业化？这应该是衡量工业化不可忽略的一个指标。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毛泽东同志就对中国的工业化提出两大期待。他的第一个期待是，中国要“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第二个期待是，中国不仅要实现工业化，还要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第28条规定了国有经济的使命：“国营经济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凡属有关国家经济命脉和足以操纵国民生计的事业，均应由国家统一经营。凡属国有的资源和企业，均为全体人民的公共财产，为人民共和国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主要物质基础和整个社会经济的领导力量”。《共同纲领》第35条提出了中国工业化的使命：“应以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和发展重工业为重点，例如矿业、钢铁业、动力工业、机器制造业、电器工业和主要化学工业等以创立国家工业化的基础”。这里突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重要性。由此可见，《共同纲领》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声明，它包含丰富的内容，具体地规划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

新中国的起点

关于新中国的起点，本文从四个方面加以考察，即经济、工业、资本、国企。

经济的起点

新中国经济的起点，我们首先从结构特点分析，其次看量的特点。

从结构上看， 1949年的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5亿多人口中，只有大约200万人从事工业；工业总产值只占全国经济总量的10%左右。不仅比欧美国家，比俄罗斯也落后很多。而俄国在一次大战前的1913年，工业比重已经占其经济总量的43%。

根据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三卷第756页），1920年时，中国新型产业（排除农业和手工业的现代工业和公用事业等）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7.37%；到1936年也仅为13.37%，这已是战前的最高水平。到1949年，全国新型产业的比重提升至工农业总产值的17%，其余超过八成仍是传统产业，主要是农业。由制造业、采矿业和公共事业构成的现代部门份额更小；以1933年为例，它仅占GDP的净值大概3.4%，实在是经济中非常小的一个板块。

到1952年，中国国民经济的总体水平已经超过战前最高水平。其中，第一产业占整个GDP的51%，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加起来大约占四分之一，服务业与批发零售业加起来大约也占四分之一。中国依然是典型的农业国。

与印度相比，在1949-1950年期间，印度的经济结构比中国稍微先进一点，工业就业人员、服务业就业人员占就业总量的比重都比中国高，农业就业人员比重比中国低。印度的人均GDP高出中国三分之一。

与全世界各国相比，中国的经济总量也是非常低的。在ConferenceBoard的数据库里，1950年，有126个国家的数据。排除三个海湾石油国家的极端个例，按它们各自人均GDP的水平由高到低进行排列，中国位于倒数第7位，也就是属于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之列。这就是我们经济的起点。

工业的起点

新中国工业的起点之低，是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的。

旧中国的工业，绝大部分是手工业，机器工业很少。手工业生产方式已经存在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不能与现代工业同日而语。1933年，手工业产值占工业的73%，现代机器工业只占27%。

即使在机器工业中，绝大部分是半机械化生产，一半用机器一半用人，技术非常落后。1912年到1936年间，中国平均每年只有11件专利，可见技术有多么落后。

从工业部门结构来讲，绝大部分为消费品行业，占工业总产值的70%左右；生产资料的工业产值只有30%左右。那时候，中国著名的厂家无非是一些纱厂、面粉厂、火柴厂而已。

从地理分布来看，绝大部分现代工业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上海；内地只是几个大城市，如重庆、武汉点缀着一点点现代工业。进入中国腹地，很难找到现代工业的痕迹。

当时中国的工厂数量少、规模小。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时，总共有12.3万家私人工业企业，一共雇佣164.4万工人；其中雇佣10人以上的工厂只有1.48万家，占私营企业总数量的12%左右，雇佣人数92.5万。按当时的标准，雇佣10人以上就算上规模的企业了。所有这些企业加在一起，资本净值只有25亿元左右，总产值只有不到70亿元；其中10人以上企业的资本净值为14亿元，产值为46.6亿元。 

解放初期，私人工商业发展势头很好。到1953年，全国私营工业企业的数量增加到15万个，但其中职工在500人以上的企业一共只有区区167个，占总数的0.1%。而在十月革命之前的俄国，雇佣500人以上的企业已经占全部企业的54%以上，当时俄国和欧美相比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早在1907年，德国雇佣1000人以上的工厂已经达580家之多。

1953年，中国职工在50人以上的企业也只占企业总数的3.74%。职工10人以上企业虽有了大幅增加，但也不到企业总数的三分之一。在这些10人以上的工厂中，仍有60%的企业使用手工工具。其它占70%的10人以下的企业只是手工业作坊，绝大多数没有现代动力设备，产品不能定型和按标准化批量生产。不难想见，这样的生产方式有多么落后。

1953年，中国使用机器的工业主要是轻工业而不是重工业，其中食品与纺织工业的职工人数和产值占全部工业的一半以上。那时的重工业主要是燃料工业，如煤矿，其产品固然可以用于生产资料的生产，但主要是直接用于城市人口的消费。

当时的工业产品结构相当原始。当年，几乎没有什么稍微现代一定的工业产品前面不带“洋”字，“洋纱”、“洋布”、“洋火”、“洋烟”等等。这个“洋”表达的意思是，要么是从外国进口的，要么是模仿洋货制造的。

工业产品产量非常低。不仅消费品的人均产量很低，由于战争的破坏，1949年全国钢产量仅为15.8万吨，1952年钢产量超过解放前最高水平，也只有135万吨，每个中国人平均只有2.4公斤。发电量也是如此，中国现在每一天的发电量就是解放前最高全年发电量的三倍！

当时，中国的很多工业产品都不如印度。印度的人口当时是3.5亿人，中国是5.4亿人。印度的钢、生铁、糖、水泥、硫酸、原油等工业产品的产量，都是中国的1倍、2倍、3倍、4倍、5倍一直到8倍之多；纱、布、发电量也比中国高。中国产量超过印度的产品只有原盐、烧碱、卷烟、纯碱，然而平均到每个人，印度与中国也差不了太多。直到1954年6月毛泽东还有这样的忧虑：“我们现在能造什么？能造桌子凳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把它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1]

新中国成立三年后，中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已经全面、大幅度超过解放前最高产量。但是，中国当时的工业主要集中在占中国国土面积不到12%的东部沿海地区，主要是两大块，一个是上海，一个是东北，此外还包括天津、青岛、广州、南京、无锡这些城市；除了武汉和重庆以外，内地几乎很少有现代工业；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几乎完全没有现代工业的痕迹。总之，当时中国的工业在个方面都远远落后于世界其它地方。

国家资本的起点

要发展工业、发展现代经济就需要有资本投入。新中国成立后，面临西方帝国主义的重重封锁，企图置新中国于死地。新中国只能靠自己进行资本积累。

在旧中国，工业、交通运输、商业以及金融业的资本，来源不外乎三种：外国资本、官僚资本、民族资本。其中工业资本规模很小，到1948年外资、官僚资本与民族资本加在一起也才37.1亿元（按1936年币值），加上交通运输业资本28.4亿，整个产业资本加在一起是65.5亿元左右。而商业资本、金融业资本加在一起是77亿左右，产业资本的体量不如商业与金融业资本的体量。所有这四类资本的总和是142亿多，平均到每个中国人头上只有26元钱。这142亿减去11亿元的外国在华资本，国内资本只有131亿元，平均每人只有24元。

当时国内资本的大头是官僚资本，约76.7亿元，主要包括国民党官营企业的资本，其主要来源是抗战胜利后没收日、德、意三国以及日伪汉奸的资本。官僚资本集中在交通运输业与金融业，在前者占比91.6%，在后者占比88.9%，都是绝对主导地位。在工业领域占比稍低，但所占份额（43.1%）依然比外国资本（16.8%）和民族资本（40.1%）都要高。

民族私人资本发展了几十年，到解放前规模约54.6亿元，只占资本总额的38.3%。更何况，在这50多亿元私人资本中，产业资本只有16亿元，不到27.2%的份额，70%以上的私人资本集中在商业与金融业。到解放前夕，在与工业化直接相关的产业资本中，份额最大的是官僚资本，占这类资本的三分之二。指望私人资本担负中国工业化重任，显然不现实。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的产业资本中，帝国主义在华工业占11.2%，本国资本占88.8%，其中官僚资本64.1%，私营24.7%。这主要是因为抗战结束以后，占外国资本87%的日本资产由国民政府没收，成为国有资本。1949年2月份，在西柏坡会见苏联来的代表米高扬时，毛主席说过这样一段话：“国民党在一定程度上为发展中国工业创造了有利条件”。因为“日本和国民党促使资本集中到国家手中，例如，东北的工业占53%，其中47%在国家手中，6%在私人资本手中”。这样，“中国工业的主要部分都掌握在国家手中”了。也就是说，国民党政府没收敌产实行国有化，实际上为新中国创造了一个有利的条件。共产党接收政权时，国有化的份额已经比较大了，尤其是在工业领域。

国有企业的起点

为什么新中国会大力发展国有企业？

首先是因为国有化是那时的时代趋势，可以从四个方面看。

第一，国有化是近代中国各政党和政治文化精英的共识。孙中山主张“发达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在他看来“中国不能和外国比，单行节制资本是不足的。因为外国富，中国贫，外国生产过剩，中国生产不足。所以中国不单是节制私人资本，还是要有发达国家资本”。[2] 国民党资源委员会两位负责人翁文灏和钱昌照也认为，发展经济必须遵循三个原则：（1）现代化主要是工业化，中国建设必须以工业化为中心；（2）工业化必须以重工业建设为中心；（3）重工业建设必须以国营事业为中心。不仅国民党的官方人士这么看，知识界也这么看，就连最亲西方的留美学生也不例外。1948年春，北美中国学生基督协会曾对中国留美学生做过一次盖洛普式调查，它发现，“目前在美的大学生对于久远的基本经济政策是主张社会主义”。51.5%的留学生主张中国工业化过程中重工业和公用事业应该国营, 更有6%的人主张轻工业也应该国营, 而主张完全民营者不足5%。 这方面的资料非常之多。

第二，国有化是战后世界各国的共识。以中国的邻国——战后朝鲜为例，无论南北意识形态有多大差别，大多数知识分子、新闻工作者、政党都相信，计划经济体系是朝鲜最好的选择。最激进的右翼政党（独立党）、最激进的左翼政党（共产党），最保守的政党（民主党）统统持这种看法。就连驻朝鲜美国陆军司令部军政厅任命的民政长官安在鴻也不例外。

其实朝鲜的道路也只是世界潮流的一部分。当时，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走的几乎都是这条道路。欧洲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亦是如此。早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一年，英国工党党章第四条便明确了追求国有化、公有化的目标。二战结束不久，执政的工党便开始推行经济国有化。1946年，英格兰银行与所有民航公司被国有化，开办全国医疗服务；1947年，所有电信公司都被国有化，并创立国家煤矿局；1948年，铁路，运河，道路搬运和电力公司也被国有化；1951年，钢铁工业和汽油提炼工业被国有化。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欧洲各国投资中公有部门的占比依然很高：奥地利达65%，法国达55%，英国达25%，西德达20%。到80年代末，私有化的声浪日渐高涨。1988年，世界银行曾出版过三卷本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技巧》，据其统计，至少有83个国家已开始尝试私有化。需要指出的是，那时绝大多数前苏联东欧国家还没有开始私有化。世界银行的这个报告从反面告诉我们，国有化在世界各国（包括那些非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曾经达到什么样的广度与深度。

第三，苏联模式的影响。新中国要建设社会主义，却没有经验，当时唯一可以借鉴的社会主义模式是苏联模式。既然苏联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国有制的基础上，中国当时必定会受到影响。然而，中国后来采取的公有制形式与苏联不完全相同。在中国，集体所有制的比重更大；另外，中国大量的国有企业是地方国企，并不是由中央政府直接掌控的。

第四，解放区公营经济的传统。中国与苏联另一个不同点：苏联是革命后才开始建设新的经济、政治体制，而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早已拥有大片根据地。在这些根据地，共产党早已建立了一些公营经济实体，并积累了运作经验。

新中国建立之初，国营工业的固定资产已占全国工业固定资产的80.7％；国有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26.2%，占全国大工业产值的41.3%；在工业的重要领域，国有经济已经占据绝对优势地位；交通运输行业更是几乎100%掌握在国有企业手里；银行业也不例外。

在1949-1954年间，国有企业在生产效益上也优于私营企业。1950年以后，公私合营企业（国有化的私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效率一直遥遥领先于私营企业。[3] 这也是在当时的历史发展背景下，为什么支持国有化发展的重要理由：国有化更有效率，为什么不能搞国有化？

经过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经过了大规模投资国有企业，到1957年，中国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52年，国有经济只占国民经济19.1%；到1957年已达到三分之一。同一时期，资本主义经济的份额从6.9%降到0；个体经济从71.8%降到2.8%。在此期间，发展最快的是合作社经济，即我们后来叫做集体经济部分，它的比重从1.5%跃升至56.4%。这表明，在所有制结构上，中国的社会主义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很不一样：我们有大量社会主义性质的、或公有性质的集体所有制企业，而苏联则是以国有制为主体。

以上，我们从经济、工业、资本、国企四个方面讨论了新中国的起点。无论从哪一方面看，这个起点都是非常之低的，往前每走一步应该都不容易。中国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缺乏工业基础、缺乏人才、缺乏资本、缺乏经验。今天世界上还有很多穷国，不知如何实现经济上的飞跃。其实，新中国刚起步时，比它们还要难，但路选对了，就能进入新天地。

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

早在抗日战争结束前，毛泽东已经在设想新中国未来的发展蓝图。在他看来，新中国“如无巩固的经济做它的基础，如无进步的比较现时发达得多的农业，如无大规模的在全国经济比重上占极大优势的工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做它的基础，是不能巩固的”。为此，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

当然，毛泽东深知，要实现这个经济发展的目标，首先要在政治上创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此前105年的历史告诉中国人民，“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一个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独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中国”已经实现，为创造“一个不是贫弱的而是富强的中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4]

建国后，毛泽东更关心的是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也就是“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发展的关系的问题”。他认为“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5]“以重工业为中心”是学习苏联经验。毛泽东指出: “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 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 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 必须善于学习”。他特别强调，“要善于向我们的先进者苏联学习”，[6]因为“苏联的建设经验是比较完全的”。但“所谓完全，就是包括犯错误。不犯错误，那就不算完全”。[7]

学习苏联经验，绝不意味着照搬苏联经验。“搬，要有分析，不要硬搬，硬搬就是不独立思考，忘记了历史上教条主义的教训”；“苏联经验是一个侧面，中国实践又是一个侧面，这是对立的统一。苏联的经验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8]苏联的做法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和农业，造成农、轻、重发展的不平衡。这在毛泽东看来是一条严重的教训，一定要引以为戒。他坚信，思考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问题，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即从中国是一个大农业国这一基本情况出发，从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出发，探索一条与苏联有别的中国工业化道路。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详细地论述了重工业和轻工业与农业的关系：“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没有农业，就没有轻工业。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这一点，目前还没有使人们看得很清楚。但是随着农业的技术改革逐步发展，农业的日益现代化，为农业服务的机械、肥料、水利建设、电力建设、运输建设、民用燃料、民用建筑材料等等将日益增多，重工业以农业为重要市场的情况，将会易于为人们所理解……如果我们的农业能够有更大的发展，使轻工业相应地有更多的发展，这对于整个国民经济会有好处。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这样，看起来工业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实际上不会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9]

在毛泽东看来，发展重工业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账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10]把发展农业放在重要位置是毛泽东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思想的一大特色。后来, 毛泽东把他的思路概括为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的方针。[11]

道路确定了，但每向前一步都需要探索，都需要艰辛付出。既然叫做“探索”，不可能没有任何失误，更何况当时中国进行的是一件前无古人的划时代伟大探索。今天有些事后诸葛亮，对前人走过的路横挑鼻子竖挑眼，他们觉得共和国的前30年有那么多失误，犯了那么大错误，仿佛是一片漆黑。这是心智发育不良的表现。中国这样一个贫穷的农业大国，面对世界列强的封锁禁运，要探索一条工业化道路，没有现成的路线图，不走点弯路，不犯点错误，可能吗？

国有企业的成长

1957年前，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全国共有国有工业企业约五万家。第二年大跃进，这类企业猛增至约12万家。1959年，国有工业企业数量开始下滑；到1964年，降至谷底，约4.5万家，比1957年还少。然后开始恢复，到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有工业企业是数量大概是8.5万上下。是同期集体工业企业的数量（约35万家）的四分之一。

国有工业企业的职工并不是很多。1952年刚刚超过500万， “大跃进”时期猛增至2300多万人。一下这么多人进城吃商品粮，那时的农业生产水平无力支撑。进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三年调整期后，大量工业企业关停并转，国有工业企业职工精简掉一半，剩下1100多万人，1964年后才逐步回升；到80年代初，已超过3500万人。

国有工业企业的职工人数在增长，与此同时城镇就业人口也在快速增长，1952年只有不到2500万人；到1984年，已超过1.2亿人。除大跃进时期外，国有工业企业职工占城镇就业人口的比重从未超过三分之一。

在大跃进期间与文革初期之外，中国的工业总产值与国有企业的工业总产值双双持续快速增长。刚解放时，在整个工业总产值中，国企的占比只有26.3%；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占比已升至50%以上。大跃进将国企的占比拉高到90%左右；其后，这个水平一直维持到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社队企业（即后来人们所说的乡镇企业）的五小工业（小钢铁、小煤矿、小机械、小水泥、小化肥）兴起后，国企的占比才逐渐下滑；但到八十年代初，仍在70%以上。可见，尽管国企的单位数、职工数不多，其对工业的贡献非常大，对推动中国工业化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近些年来，有些人不断散布一种说法：凡是国有企业，效率必定低下。它误导了很多不明就里的人。从1949-1954年间，国有企业的效率高于私营企业。从1949-1984年间，国企的全员劳动生产率不断提升。如果以1952年为100%的话， 1984年则为336%，提高了3倍多。

随着国企的工业总产值与劳动生产率不断提升，它们产生的利润与上缴的税金也水涨船高，每隔几年上一个台阶。1952年，两者相加不过30亿元；到1984年，已突破千亿大关，增长近34倍。在这个时段，政府对国企实行“统收统支”，即国企利润全部上缴，亏损国家弥补，扩大再生产费用由财政部门审核拨付。因此，国企实现的利润与税金都是对国家财政的贡献。

国家资本的成长

资本对落后国家发展经济至关重要。新中国的资本积累不仅不能靠对外扩张，还要随时提防帝国主义的入侵。在这样的情况下，积累资本只能靠自己。从1949年到1984年，全国工业固定资产原值增加了47.71倍。这些钱从何而来？主要靠国家财力！国家财力从何而来？主要靠国企积累！

1952年，国有固定资本投资为43.56亿元；其后8年高速增长；到1960年已达416.58亿元，几乎是1952年水平的10倍。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长，1984年突破千亿大关，达到1185.2亿元，是1960年水平的两倍多。

从1952年到1980年，固定资产投资部分的统计范围仅为全民所有制单位。因此，现有统计数据显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百分之百由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构成。直到1981年以后，统计数据中才出现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及其它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在1952-1980年间，集体经济肯定也有一些固定资产投资，但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不会很大，估计在5-10%之间。毫无疑问，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占绝大部分。“外资”首次在1977年出现，但直到1984年，其份额一直在5%上下。外资大规模进入中国，成为固定资产投资的生力军，则要等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

在共和国历史的头30年，中国还是一个穷国，拿出那么多的钱进行投资，实在是不容易。当年靠节衣缩食、压低现有消费去投资未来的做法，叫做“勒紧裤带搞建设”。在1953-1984年的30年间，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占国家财力比重平均值为43.4%。中国每年拿到的财政总收入中有43%投入到了新增固定资产里面。可见，新中国创建初期中国人民、中国政府有多拼。

国家财力的钱从哪里来呢？1952年，财政收入的60%自于全民所有制。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财政收入的80%以上来自于全民所有制；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984年。也就是说，国家财力的钱来自于国有企业；国家拿到的钱，大部分又投入到国有经济作为固定资产积累，构成一个良性循环。

中国有一句成语，“聚沙成塔，集腋成裘”。这种良性循环持续运作了30年，日积月累的成效是惊人的：国有工业企业年底固定资产原值从1952年的148.8亿元增至1984年的5170亿元，国有工业的底子越来越厚。

在一篇发表于1982年的论文中，美国经济学家威尔弗雷德·马伦鲍姆对比了中国与印度。到那个时候，中国和印度已经出现巨大的差异。他认为其中的原因很简单：印度的年度投资率通常比中国低10%或更多。多年积累的投资差距，导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远高于印度。换句话说，在推进工业化的过程中，中国暂时牺牲了当前消费，最终却极大地促进总体福利的快速增长。形象地说，在工业化的初级阶段，中国采取的是强行军方式。强行军肯定对即刻的体能、意志力是巨大的挑战，但正是这种方式使中国得以后来居上。

工业的成长

因为有大量国家投资，在共和国的前30年，中国工业高速发展。这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工业增加值增长迅速。1949年，中国的工业增加值不足120亿。此后，中国的工业增加值快速攀升。大跃进和文革期间，工业增加值有小幅跌落；其它年份里，它一直呈上升态势；到1984年，中国的工业增加值已达2815.9亿元，是1949年的23.5倍。

1949年，工业增加值只占GDP的17.6%，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既小于农业，也小于服务业。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工业体量大增，占GDP的比重已超过40%，成为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对国内生产总值贡献最大的部门。

其次，工业内部构成更趋现代。考察一国工业的发展水平，不仅要看总量，也要看其内部构成。解放初，中国的工业部门不仅规模小，而且结构以生产简单的消费品为主。刚解放时，中国工业总产值的四分之三左右由轻工业构成，1952年，仅纺织与食品两个行业的产值就占了全部工业总产值的一半。此后工业产值的构成发生快速变化，重工业的比重在1951年超过30%，1960年达到巅峰66.7%。上世纪60-80年代，该比重一直在50-55%上下摆动。其中电力、冶金、石油、化工、机械工业的比重大幅提升，到1984年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已超过50%。

重工业是实现社会扩大再生产的物质基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从中国当时所处的历史条件考虑，优先发展重工业至少还有四个重要的理由。（1）中国当时面临十分严峻的外部环境，必须发展国防工业，而国防工业就是重工业。 （2）推动铁路、公路、内河航运、远洋海运、航空的发展，必须靠重工业。没有现代交通运输体系，中国各个地区的经济无法互联互通、协调发展。（3）轻工业本身使用的机械必须由重工业生产。（4）发展农业机械、水利设施都得靠重工业。

电力作为重工业的一部分，整个现代工业都有赖于它。1949年，中国的发电量少得可怜，只有区区43亿千瓦时。1984年，中国的发电量达3770亿千瓦时，是1949年水平的87.7倍，已居世界第六。到1984年，中国的很多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已经进入世界排名的前列，其中棉布产量已排世界第一，基本解决了全国人民“穿衣”问题。

第三，工业生产的地区分布更加平衡。不论是看整体工业总产值，还是分开看轻工业、重工业，我们发现，沿海省份的比重下降，内地省份的比重上升，说明工业生产能力已经扩散到全国范围，而不再是集中在少数几个点上。
   最后，建立起来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1980年，世界银行代表团第一次到中国考察，让该考察团印象深刻的是：“几乎整个现代工业体系已经建成，尤其是那些与装备制造相关的行业。虽然在许多方面中国的产业结构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类似，但其机械和冶金产品的份额并不比工业化的市场经济体小多少。可以说，中国目前在生产资料方面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进口不到10％）”[12]虽然中国仍是一个穷国，但它已实现了毛主席的一个愿望：建立起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为当时与后来的经济发展奠定了一个坚实的物质基础。

经济的成长

经济的成长可以分为四个方面考察：经济增速、经济结构、就业结构、以及收入水平。

不少人有个错误的印象，好像GDP增长率在改革开放前是停滞的，只有到了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快速增长。实际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在1950-1978年间，GDP的年均增速接近8%。如果从1950年一直算到1984年，GDP的年均增速则为8.09%，人均GDP的年均增速也达到6.08%。和世界上其他经济体相比，新中国头35年经济发展的表现也是相当突出的。

从经济结构的演变看，新中国在头35年实现了毛主席的另一个愿望：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新中国成立时，第二产业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到13%，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高达68.4%，1952年第二产业比重超过20%，1975年超过45%，之后长期维持在这个水平上下。到1984年时，中国可以有把握地说实现了初步的工业化。

综上所述，到新中国成立35年时，毛主席的两个期待基本都实现了。

然而从就业结构与收入水平看，中国那时离现代化还有不小差距，依然任重道远。

虽然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了45%，但第二产业的就业占整个就业的比重还非常低：1952年为7.4%，1958年一度达到26.6%，1984年为19.9%。服务业就业的比重也不高，1952年为9.1%，1984年为16.1%。在1984年，二、三产业的就业加在一起约为36%，这意味着农业从业人员占就业总人口的比重仍高达64%。在这个意义上，工业化的中国还有一条腿陷在传统农业中。

另外，从人均国民收入来看，一方面进步不小，另一方面水平还很低。1949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只有可怜的66元，到1984年达到549元，是1949年的8.32倍。建国头35年，人均国民收入的年均增长速度是7.1%，可以说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1984年人均500多元钱的水平在世界上还是属于穷国的行列，刚刚进入温饱阶段。

（编辑  季节）

生态资源价值的实现问题，与贫困地区关系较大。要实现贫困地区脱贫，产业发展是关键，因为贫困地区之所以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产业没有发展起来，很多资源没有实现价值。我们脱贫攻坚的途径有“五个一批”，第一个路径就是产业扶贫。

贫困地区必须依托当地资源的特点发展产业，发挥比较优势。我们看到，很多贫困地区受资源的限制，生产率很低。

贫困地区自然条件的特点

    第一，耕地资源稀缺或质量不高。比如西南一些山区，很多庄稼种在石头缝里。西北地区土地多，但贫瘠、缺水。除了耕地资源以外，其他农业生产的限制因素很多。比方西北地区的突出问题是水资源稀缺，西南尽管降雨量不少，但沟壑纵横，特别是喀斯特地形，下雨后水很快就流失，可利用的部分不多，有些地方饮水都困难，更别说灌溉了。另外，部分牧区处于高寒地带。我国最穷的地方可能是凉山地区，那里可耕地少，地处高寒，生产率很低。

    第二，我国山区普遍地形复杂，不利于规模化的大宗农产品生产。像贵州有些地方找几百亩的平地都很困难，气候灾害很多，像泥石流等基本都发生在贫困地区。

第三，很多贫困地区远离经济中心，生产出来的产品，运输和流通成本也很高。当然随着我国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运输条件将不断改善。当然，在这样的情况下，贫困地区发展产业，必须根据自己的特点和条件去做。

贫困地区发展产业的若干有利条件

    一是环境污染小。贫困地区受经济条件限制，工业没有发展起来，化肥、农药用得很少，没有发达地区农业造成的面源污染。

    二是生物多样性强。由于各地方山区的地理环境、气候环境差异比较大，生态多样性强。特色产品比较多。当然，很多小众产品的生产率比较低，比如板栗亩产只能打几百斤。还有更多的小规模产品没有受到重视。生产率低也就意味着增长潜力比较大。

    在这样的条件下，特色产业应该是贫困地区的主要方向和优势产业。贫困地区不适合发展大宗产品，无法跟其他农业区竞争。比方东北农区有条件连片种植，这在贫困地区根本不可能。由于无法形成规模效益、产品成本没有竞争力；且路途遥远、交通不便，运费过高。我国主粮价格相对国际市场也没有竞争力。所以中央关于贫困地区脱贫的发展定位，就是发展特色产业。各地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调整产业结构，但没有对粮食生产提出要求。

    三是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为发展特色产品提供了市场。过去人们的基本口粮还没有解决时，特色农产品是没有价值的。现在城市高收入人群对特色农产品的需求将越来越多。现在宏观的判断，是农产品结构性过剩，越是低端的产品价格越低、越不好卖，而绿色、有机的高档农产品卖得好，有的还需要进口。

    乡村休闲旅游也是迅速发展的产业。西南地区，贵州、重庆的山区，不少贫困村就是靠休闲旅游发展起来的。城里人去山村避暑，一住两个月，费用也比较低。当地有的农户一夏天能挣好几万。这方面的需求越来越多。

    贫困地区发展特色产业，对生态保护具有重要意义。总书记讲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今天这个阶段，是可以经过努力，真正把绿水青山转化成经济价值，让当地农民不仅能够脱贫，而且能够致富。

    发展特色农产品，在合理利用当地资源的同时要保护好生态环境。如果农田受到污染，就生产不出好的特色农产品，农田也很难恢复。所以，发展特色农业不能片面追求数量，必须重质量，走绿色、有机和高品质的道路。

贫困地区发展特色产业需要政策支持

贵州有些地方在石头缝里种玉米，那里的主要问题是生产方式陈旧，效率低，市场营销能力有限，缺乏经营主体。要走高端路线必须有品牌。很多贫困地区的人说，我们有好产品，天然、无污染，但是卖不出去，卖不出好价钱。

    贫困地区农村组织化程度较低。即使特色产品发展起来了，当地农民得到的好处也不多。比如外面的公司来这里搞乡村旅游，占了当地环境资源，要拿走大部分收益，跟当地的老百姓关系并不大。要探讨有效地提高农户的组织化程度， 在发展的同时形成有效的利益链接，让各方面都能受益，不能只富了少数人。

    基础设施的建设。偏远地区的特色产品要实现价值，基础设施非常重要。现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实现了村村通公路（硬化路面），贵州是西部地区唯一县县通高速公路的省份，其他地方的基础设施可能还没有这样完善。完善流通设施也很重要，很多特色农产品是鲜活产品，没有流通基础设施，就很难转到城市去实现更高的价值。国家已出台政策支持贫困地区流通设施，包括冷链的建设。

    特色产品的研发支持。我们以往的科研重点主要集中在大宗作物，因为推广面积大，效果显著。而小宗产品品种多，规模小，如果不改变激励机制，就很难调动科研人员的兴趣。

    加强现代信息技术在农产品流通领域的应用。像“拼多多”、京东都在很多贫困县区设点，这样能够更有效地加快贫困地区农产品的流通。

鼓励新型经营主体参与贫困地区的产业建设，包括财政和金融的支持。现在农业企业贷款难是一大难题，因为我国的农业企业跟西方的不一样，土地是流转过来的，不是“硬资产”，不能抵押贷款；生物性资产无法抵押贷款。当然我们对贫困农户有优惠贷款政策（每户5万元额度）。金融支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保险政策。现在我们的农业保险、政策性保险，主要是针对大宗农作物，对特色农产品还没有覆盖。相比大宗粮食价格，小宗产品价格的波动更大，这对经营主体是很大的市场风险。这方面的保险政策需要我们探索。

                                          （编辑  碣石）

我国粮食供求几个阶段性的重大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不断推进，粮食的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高。粮食总产量在3000亿公斤的基础上，先后跨上3500亿公斤、4000亿公斤、4500亿公斤、5000亿公斤、5500亿公斤、6000亿公斤、6500亿公斤七个大的台阶，粮食供求关系不断改善，有力地维护了国家的粮食安全，有力地支撑了经济社会发展对粮食的消费需求。

    回顾粮食发展的历程，呈现出几个阶段性的重大变化：

    从1949年到1978年，是我们国家粮食生产发展缓慢、粮食供求紧张的时期。

    1978年实行农村改革以后，我国的粮食生产明显加快发展，粮食供求状况明显好转。1997-1998年粮食产量首次突破5000亿公斤。2000年前后，中央判断，粮食的供求关系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供求基本平衡，丰年有余。

    2006年前后，随着人口的增加和消费需求的增长，粮食供求关系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当时的判断是供求基本平衡，结构性矛盾凸显。

    到2014年前后，随着粮食生产的发展，城镇化的推进和粮食需求的变化，粮食供求的特点是“紧平衡”，结构性矛盾突出。近几年，随着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建设，粮食供求关系又出现了阶段性的供过于求、结构性矛盾加剧、库存粮食积压等情况。

    总体上看，随着我国的现代农业建设不断加强，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高，我国的粮食生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粮食供求是基本平衡的，国家的粮食安全也得到了有力保证。与此同时，存在着阶段性、结构性、长期性的供求矛盾，粮食安全依然面临着新的形势和新的挑战。

新的粮食安全方针和理念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国家进一步树立和拓展粮食安全的新思路，创设粮食安全的新机制。新的粮食安全方针和理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高度重视国家粮食安全。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去年他到黑龙江视察时说，我国作为一个粮食生产大国、粮食消费大国，只有立足粮食基本自给，才能掌握粮食安全主动权，进而才能掌握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这是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的思想基础。

    二是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山水田林湖草综合治理，转变粮食的发展方式，推动农业绿色发展，推动粮食质量发展。粮食生产由规模扩张转向质量发展，深入推进粮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比如东北黑龙江玉米种植面积减少了5000万亩，调整种植大豆和其他一些作物，不仅缓解了库存积压，同时也提高了效益。

    三是进一步明确新时期粮食安全的方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这一方针是在过去工作的基础上提出的，它明确了粮食安全工作的重点，目标集中、要求严格、指向明确。要求合理配置资源，集中力量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

    四是提出了“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粮食战略重大举措。“两藏”战略具有现实性、前瞻性和战略性。抓住了维护粮安的两大要素，耕地是基础，科技是动力，为粮食生产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

    五是进一步加强了粮食储备体系建设。改革粮食储备体制，健全粮食储备调控机制，发挥国家储备体系压舱石的作用。

    六是进一步完善和强化扶植粮食生产发展的政策、强农惠农政策，强调稳定存量，扩大增量。增量主要向粮食主产区倾斜，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组织倾斜，加大支持粮食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促进了粮食生产产业化发展，延长产业链、价值链、增收链。同时改革粮食价格政策，促进优质粮食发展，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

    新时代粮食安全的新理念、新方针，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定海神针”。

新时代粮食安全面临的新形势和新挑战

    我国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阶段。随着国际政治的剧变和贸易摩擦，世界农业的格局、流通的渠道，以及国际农业的竞争都面临新的问题，存在诸多不可预见的因素。

    当前，我国粮食供求总体平衡，同时结构性矛盾冲突，进口总量增加，农产品贸易逆差加大。我国既是粮食生产大国和消费大国，也是粮食进口大国。随着人口的增长、城镇化的推进、农业国际化竞争和中美贸易摩擦的加剧，我国粮食安全面临着新的挑战。必须居安思危，把饭碗端在自己手中。

    新的挑战主要是以下几方面：

    一是粮食的增产率低于粮食的消费增长率。我国人多地少，大国小农，淡水稀缺的基本国情、农情没有改变。尽管科技的进步带来单产的提高，但由于人口的增加、消费升级和吃商品粮人口的增长，粮食增长率仍然明显低于粮食消费的增长率。据统计，2003-2018年间，我国粮食产量年均增长率是2.68%，粮食消费的年均增长率是3.51%。我国粮食产量的增长和粮食消费之间的矛盾，压力很大，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二是新型城镇化给粮食供给带来双重压力。一方面，城镇化要求消耗一部分耕地和淡水，相对减少了粮食生产的资源；另一方面，城镇化增加了粮食的需求，我国每年大约新增人口650万人，新增城镇人口2100万人，每年人口增长需要增加粮食供给50亿公斤左右，加上消费结构的变化和城镇化对商品粮需求的增加，粮食总需求数量可能进一步增加。目前我国粮食总产量是6500亿公斤，预计到2020年粮食的需求量将达到7000亿公斤，到2035年城镇化中后期阶段，粮食的需求量可能达到8250亿公斤。所以长期看，任务是相当艰巨的。

    三是资源和环境的制约。我国的耕地和淡水资源供给明显不足，户均耕地7亩左右，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4，发达国家的1/40，美国的1/400。近几年农业灌溉用水供给也呈现明显减少的趋势。再加上农业生态环境的脆弱，必须减少化肥投入使用、调整作物结构，也必然带来小幅的减产。所以农业资源、生态环境对粮食生产的制约具有刚性和长期性。

    四是商品粮的消费需求不断增加。我国农民加快向城镇转移，目前农民工数量已达2.8亿人，由农村粮食自产自销转为进城商品粮消费。据专家测算，我国城镇化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需要增加60亿公斤商品粮供应。随着城乡人口消费水平的升级，食品工业用粮和转化肉、奶、蛋用粮明显增加，构成粮食安全新的压力。

    五是粮食对外依存度提高。我们现在粮食自给率85%左右，对外依存度大约是18%左右。目前我国每年消费粮食7000亿公斤，而世界粮食市场的可贸易量只有3000亿公斤；我国大米年消费需求约1450亿公斤，世界市场大米的可贸易量只有350多亿公斤。每年我国消费猪肉5400万吨，世界市场上猪肉的可贸易量只有900万吨。所以国际市场不具备对我国粮食消费的支撑能力，我国的粮食安全只能依靠我们自己来解决。

维护新时代国家粮食安全的几点思考和建议

    第一，要进一步强化粮食安全的风险意识。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把它贯彻到三农工作当中，贯穿于各级政府的粮食工作中，贯穿于城乡粮食流通和消费之中。

    当前，我国的粮食安全是有保证的，但是还存在粮食安全隐患。特别是某些地方还存在麻痹的思想和观念。中央一再强调要加快粮食生产发展，但是到基层还是有松懈的地方，尤其是在对待耕地和淡水资源的保护方面。

    存在这些问题的原因很多，主要原因，一是工农产品的比价在扩大，二是务工务农的收入差距拉大，三是城乡居民的待遇在扩大，四是农业与非农业收益的差距也比较大。这是我国农业、特别是粮食安全面临的挑战的内在因素。我们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村全面小康，完成精准扶贫的任务，最重要、最关键的还是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

    我们要进一步贯彻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维护国家粮食安全，要靠政策创设调动农民种粮和主产区抓粮的积极性。一个是制订合理的价格政策，二是制订促进农民收入的政策，三是制订耕地保护政策。四是制订扶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政策，五是制订农民务农补贴政策，六是制订山水田林湖草统一治理的政策和细则。通过这些政策来调动新时代粮食加快发展，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积极性。

    第二，坚持把发展粮食生产摆在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位置。乡村振兴是当前我们国家“三农”的总战略。当前我们要应对国际上的挑战，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实行乡村振兴战略，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意义非常重大。保障粮食生产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保障粮食安全要着眼长远、着眼全局，短期内实现粮食供求平衡不等于粮食安全问题的解决。

    第三，要进一步加强粮食生产功能区的建设，巩固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现在全国有13个粮食主产区，这是我国粮食安全的重要基础，一定要在巩固和提高上下工夫。我们要防止主产区数量减少和能力降低，特别要防止粮食主产区滑向主销区，防止粮食平衡区滑向调入区，防止粮食调出多区滑向调出少区，防止粮食调出少区滑向调出多区。我们在粮食生产功能区的建设上一定要在巩固提高上做文章、下工夫。

    第四，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淡水保护制度，要把这项制度落实到基层。农业资源是粮食的基础，实行藏粮于地、藏粮于水、藏粮于技。要坚守18亿亩耕地的红线，坚守16亿亩基本粮田的警戒线。当前，应该改革征地制度，提倡城市建设集约化，尽量利用非耕地资源发展节水农业，减少淡水消耗。同时要尽量减少化肥、农药、除草剂的使用，保护土壤微生态的环境，要保护耕地的质量，做到数量和质量同步保护。

    当前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就是耕地的“跨区域占补平衡”。根据调研的情况，跨区域占补平衡往往是补不上的。比如某地在山坡上开垦一片耕地，验收合格后纳入当地耕地面积，当地政府再把这个指标卖给发达地区（作为征地指标），但本地开垦的这块耕地并没有人种，还造成了新的水土流失。所以，对于跨区域占补平衡应该制订严格的政策和标准，防止耕地的减少和生态环境的破坏。

    第五，加快农业科技的创新与应用。依靠科技提高农产品的单产和质量，重要的是依靠科技加大育种技术创新，特别是要加快三大育种基地的育种技术创新。南繁基地是我国种子生产最重要的基地，这个地方的科技创新至关重要，应该作为粮食安全的重大战略性工程，把南繁基地抓好。特别是要加强育种技术的创新，要推进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现代农业的结合，推进农业装备的智能化，发展智慧农业。

    芬兰是世界林业大国，我曾经到芬兰考察，那时他们的林木采伐就是用机器人。设定了采伐树木直径和间距，采伐机就在山上专门找这样的树木采伐。我们农业的智能化装备要发展，要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3.0、4.0转变，为国家农业安全提供支撑，就必须加快农业科技的创新和应用。

    第六，加快建立粮食安全的预警体系。要扭转粮食安全预警体系相对滞后的局面，加强国内外粮食生产和市场的走势研判。世界粮食安全风险的类型，分为资源型、生产型、流通型、灾害型、储备型。我国粮食安全的潜在风险将可能是哪一种类型，对此应该加强研究，制订应对预案，做到早有预案防患未然。

第七，扩大农业对外开放，合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根据当今全球农业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状况，任何一个国家在农业上都不可能置身事外，必然融入国际大市场。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国际资源来发展我们的粮食生产，满足我们的粮食消费。与此同时，也要加强农产品进出口的调控，严厉打击农产品的走私，严防冲击我国的农业产业。现在我国农产品贸易是逆差，2016年农业贸易逆差达500多亿美元。近几年我们减少了美国农产品的进口，农产品逆差有所减小。但毕竟还是属于逆差。所以我们在农业走出去、扩大开放中，应该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既要满足国内农产品的需求，同时也要维护国家农业产业的安全。

（编辑 碣石）

    编者按：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要求在全国农村集体经济进行清产核资，推进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构建股份合作社或其他组织。这一项改革正在全面推行中。

2019年8月26日，由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等单位联合召集的“农业安全与乡村振兴战略研讨会”上，来自各方面的三农问题专家，介绍了当前农村新型集体经济组织（股份合作社）的若干试点情况和有关理论和政策讨论，并围绕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认定、村集体组织和新型集体经济组织的关系，以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和内部建设等重要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本期选择部分发言择要编辑，以飨读者。

关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孔祥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

    第一，认真领会中央关于发展集体经济的精神。按照宪法，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这是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第一次提出的，其中指出：一家一户办不了、办不好、办了不合算的事情，由集体经济组织办。2008年十七届三中全会决议，关于“统一经营”的内容有了较大扩展，包括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合作社、企业、社会化组织这四种服务类型（因为大部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已没有收入）。十八大决议提出“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制，这是集体经济发展的方向。这份文件提出四种经营方式：农户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特别是“集体经营”是第一次提出。

    2016年底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其中给农村集体经济下了定义：“农村集体经济是集体成员利用集体所有的资源要素，通过合作与联合实现共同发展的一种经济形态。”这里第一次提出集体经济组织要实现“共同发展”。关于集体经济组织的改革，一是开展集体资产清产核资，要求从2017年起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完成；二是有序推进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构建股份合作社或者其他组织，用5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完成，也就是2021年底完成。现在全国在试点做这个事情。

    截止到2015年，全国农村集体经济的状况：当年无经营收益的村占55%，集体收益在5万元以下的村占22%，其余23%中，也有不少收益在100万元以上的村集体。

    第二，怎样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这是这次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过程中最难的一件事情。具体做法，很多地方已经有村规民约，我们看了一些村规民约，尽管一些条文都是大家同意的，但这相当于以民主的名义剥夺了少数人的应有权利。比如，规定服刑人员没有资格，但他刑满后回来还是村里人；出外当兵的不给他成员资格，复原回来后怎么算等等问题，很多村规民约都没有解决，不同的地方规定也不一样。

    我们梳理，有这么几个标准：一是户籍标准，户籍在本村就有资格。二是生活来源标准，靠本村资源从事农业的就算。三是权利义务标准，给本村做过贡献的就算，有些地方甚至把知青也算进来，就是不管时间长短，只要在这里做过贡献就算。这样情况就非常复杂。

    其中比较早在省级立法的是四川省。四川有一个针对全省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界定的指导意见》，但是我们到四川调查，发现具体到每个村情况也不一样。大概分成这么几种类型：在本村出生的就具有成员资格，包括收养过来的也算。再有就是依据各种政策，比如像移民搬迁过来的也应该给予户籍，给移民集体成员资格。另外集体同意的也具有资格。

    什么样的情况就将丧失资格？第一，死亡后自然丧失资格，死前多少年怎么算，有具体办法。第二，已经取得了其他集体成员资格的，本集体组织成员资格将自动丧失，比如村民外嫁到别的村，成为那个村的成员并取得资格，就自动丧失了本村资格。但如果那个村没把她作为当地集体组织成员的一分子，那么就不应该丧失本村资格。第三，已取得非农业户口、获得城镇生活保障的，比如考大学、参军离去，户口不在本村。第四，集体经济组织已消失，当然成员资格就没有了。

    第三，社区股份合作社的主要特点。通过相关的各种具体办法，各地农村构建了社区股份合作社。社区股份合作社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成员性，合作社成员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重合，就我们见到的社区股份合作社来看，都强调成员按份所有，这是典型的同质合作社。而专业合作社大部分都是不同质的。

    二是封闭性，不是任何人想来就来，就是花钱也买不到成员资格。

    三是民主性，强调一人一票。

    社区股份合作社与专业合作社之间重大的区别，是它不存在人均分配问题，只能是按股分配。有的是在工商局按照《农村专业合作社法》注册的。

    比如，山东东平是国家级试点县，那里的股份合作社就是按照《农村专业合作社法》的要求到工商局注册的，但显然它不是一般的农村专业合作社。2018年年底，该县在412个村完成了清产核资，占全部行政村的57.5%，今年在继续推进中。股份合作社总资产中，集体股不超过30%，有的村有集体股，有的没有集体股。个人股不低于70%，个人股又包括基本股、劳龄股等等。

    东平县通过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在不同的村都构建了股份合作社。已经形成土地股份合作社94家，入股农户8000多户，入股土地4万多亩。有集体土地作为引子，很多农民把土地和其他资源入股到合作社，入股到企业。东平县是贫困地区，通过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大部分原来基本上没有集体收入的村形成了集体收入。没有合作社的村有了合作社，贫困的村实现了脱贫。集体经济实现了转型升级。农民在合作社打工薪金很少，每月1000-2000元。尽管目前股份分红的合作社不是很多，分的比例也很少，但是毕竟有分红。

    农村基层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明显增强。原来村里没有任何资源，没有任何资金，现在通过产权制度改革，村里有了一定的资金积累。

    乡村治理机制不断完善。村集体有了钱，农村的公共事业、基础设施都和过去不一样了。当然，我们看的村都是发展比较好的村，原来的贫困村，农民群众相对来说获得感和满意程度比过去大大增加了。   

汉中乡村调研的思考

    苑鹏（中国社会科学院合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强调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现在很多地方政府正在贯彻落实。根据这次调研的情况，集体经济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以汉中汉台区红星村为代表。经过村书记说服动员，农民把全村980亩土地全部入股合作社（流转费水田800元、旱地500元），合作社再把它流转给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合作社。来这里打工的农民都是合作社员，打工每天70元。为保证弱势农民的权益，要求优先招收60-70岁之间有劳动能力的人。村民打工收入占合作社收益的大头，村集体收入累计不足10万，其中土地收入只得到5万元。

    第二种类型，洋县某贫困山村发展特色产业。政府为推进集体经济资助每村一些资金，村集体利用这点项目资金做产业平台，买设备、建大棚。农民租用合作社的设备、购买料袋和菌种生产香菇。农民可以自己种养，也可以委托合作社帮他们种养。合作社的收益，70%用于扶助贫困户，30%留在村集体。某家贫困户给村书记打工几年后熟悉了生产流程，自己就可以独立干了。因为全县的食用菌产业形成了规模，销售也不成问题。政府也开始推广这个模式。

    这一模式在推广中，也发现一些问题。一是村集体和龙头企业的关系。洋县有一个著名的果品合作社，我们访谈那里的一家农户，户主67岁了，他的2亩地流转给合作社入股，但公司老板嫌他年龄大，不聘用他打工，合作社说话也没用，他就没活可干了。类似情况不止一例。二是和经营有关的问题。如洋山柳山村把土地流转过来以后，2017年确权颁证，但2018年又重新分了一次，除了每人三至四分自留地，其余耕地都流转到合作社。然后村里拿出600亩地改桃园，集体统一经营，但因管理成本太高，合作社经营陷入困境。

    第三种类型，留坝县推广扶贫互助合作社，作为新的集体经济组织。扶贫互助合作社把乡村的公益性服务和生产经营性服务全部囊括。按照规定，扶贫社成员必须包括贫困户，其他成员可以自愿入社。有些村是全体农户都加入，有些村是部分参加，全县80%的农民加入了扶贫社。

    经过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村级股份经济合作社包括了全村农民。合作社开办了电商服务队、建筑工程队、农业生产服务队和旅游服务队。据了解，普遍赚钱的是建筑工程队。因为近几年扶贫攻坚，县里规定政府投资农村的30万元以下的基建项目直接下放到村。很多村拿到了修路、修水利及产业园区等建筑项目，一时扩大了农民就业，改善了农民收入。集体项目款支付工程承包费后所得有限。扶贫社对村民的农业生产不收费用；对旅游服务收费也很少。某个村所在的小流域长几公里，集休闲、娱乐、观光于一体，承包者每年只向村扶贫社交3000元（连续3年）。另有资金互助合作社（在工商注册的有限责任企业）也承担部分社会服务。

    留坝县在实践中摸索出一个办法，就是政府引进龙头企业做品牌、做地理商标认证、做标准，开拓市场，农民主要负责生产。扶贫合作社组织农民提供一些服务。这是一种较成功的“政府＋龙头企业＋扶贫社＋农户”模式。我们调查的沙坝村，开始发展集体经济时，村里自建企业、自己经营，结果工作效率低、管理成本高，两年赔了20万，搞不下去了。现在引进一个花卉公司，但花卉市场效益不好，租金也付不起。后来他们联合其他几个村，利用政府扶持基金共建标准化大棚，对外出租，承包方可根据市场情况调整经营方向，从而降低了本村农民风险。

    他们还有一个经验，就是利用互联网，把全县扶贫社的领头人和能人加入到微信群里，方便信息沟通，及时提供技术服务和市场服务。县里有关政府部门的干部也加入这个群，随时了解情况，帮助解决问题。

    当前在欠发达地区的扶贫攻坚中，发展集体经济已经不是“自选动作”，而是必须做的事情。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新在哪里？实践中的集体经济已经不是原来理解的集体生产。比较有效率的方式，是以社区成员为基本载体的有限开放，把外部的企业引进来。它的产权是明晰的，政府的扶持资金作为单独的资金投入，按照赠与方式量化给全体村民，具体管理则强调一人一票。产业方向则依托当地资源情况，将第一第二产业结合，更强调产业链延伸，比如搞粗加工、冷藏等等。

    政府对集体经济间的关系是指导关系，这是和传统集体经济组织最大的不同，当然政府有比较强的话语权。据省里同志介绍，这两年下来，政府投入的产业扶贫资金，三分之一已经流失，三分之一基本没发挥作用，真正有效的占到三分之一。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对乡村治理产生正面影响。留坝县政府甚至认为，扶贫互助合作社可以取代村两委。不过扶贫互助合作社是在工商注册的，要承担有限经济责任。我认为，在发展中国家，除了市场的基本作用和政府弥补市场失灵作用之外，欠发达社区的基层集体经济组织对于乡村治理，对于资源配置，对于再分配，都有非常重要的功能。比方某村设了“红榜、黑榜”，把打架斗殴等有问题的人列入黑榜，弘扬正气。社区就可以有这样的一种功能。

    最后，发展集体经济更为根本的，是要实现共同富裕这一基本理念。我们看到的情况，每家农户从集体经济得到的分红每年不过2000元左右，在他们的年收入中不会超过20%。但是本村农民依托本村的产业可以就地打工，更容易实现脱贫，打工1小时工钱就是10元。

    通过这几年实践的探索，当地干部认识到，集体经济并不完全等于集体生产和经营。他们也在考虑下一步的可持续性，考虑市场的风险，组织的成本。从发展的情况看，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是一个大的趋势。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几个问题

    仝志辉（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

    研究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及乡村治理、城乡融合等问题，都不能回避农村集体经济问题。

    我们搞了多年专业合作社，成果不太理想。现在考虑以发展全体村社成员的综合性合作社作为方向，解决专业合作社不能解决的问题。

    我刚去过汉中留坝县。在扶贫攻坚工作中，当地同志们也感到，如果没有集体经济，贫困农户经过扶贫往往返贫，脱贫任务很难完成。越是基层，地方干部和农民对集体合作不可或缺的感受越深。社会主义要实现共同富裕的承诺，就需要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防止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按照我国宪法规定，劳动群众集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实现形式之一，它和全民所有制一起，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按这个定义，城镇中的合作经济是集体经济，农村的合作经济，包括专业合作社，都是集体经济。不过，农村的劳动群众集体经济和城市集体经济是有所区别的。

    根据中央2016年《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农村集体经济，就是集体成员利用集体所有的资源要素，通过合作与联合实现共同发展的一种经济形态。农村现有多种类型的合作经济，需要考虑各种情况。比方说，部分集体成员利用集体的生产要素，合作或联合成立合作社，是不是集体经济？如果全部集体成员利用集体的资源要素，但集体资源都分到各自的名下，不设或不提倡设集体股，这样的股份合作制的经济合作，能不能长远持续发展？

    中央文件要求把经营性集体资产改制成集体经济的组织形式，就是股份合作制组织。随着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和农地经营权的流转，集体经济资产在市场背景下，具有和外部主体发展合作的可能，壮大集体经济的通道已经打开。

    我国的农村集体经济是继承了人民公社时确立的土地集体所有制的集体经济，它的组织制度、基本经营制度和村民自治制度，都是从土地集体所有制派生出来的。

    我理解，农村集体经济的基本根据在于以下三方面：

    第一，基于农业生产条件的整体性结构。对本地生产条件要进行整体涵养和组合利用，否则农地和自然资源就会退化；水利设施需要统筹管理和维护，乡村旅游项目理应由村集体出面组织。所以，土地可以承包到户，从农业生产力的角度看，需要根据生产的技术条件进行整体性的制度安排，这个制度安排就是集体经济。

    第二，村社农民共同体的永续经营。具有集体组织身份的成员，他要在当地长久居住，永续发展，这就需要有村社农民共同体的构建。

    第三，为满足社区居民公共服务需求和资源供给的社区共同经济。当然城市集体经济也有类似特点，城市集体经济成员所需公共服务如果不能通过政府获得，集体经济就必须自身要有能力提供。

    农村集体经济的本质特征在于“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土地是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首先要明确这一方土地的界限，然后把这一方人组织起来。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必须能够实现本地自然土地资源的永续利用，和一方人持续共生的组织制度安排。

    农村集体经济面临的内部风险，是领导人侵吞成员的利益。外部风险是，如果把它完全丢给市场，它可能经营失败甚至破产。农村集体经济的存在价值，是实现村民共同富裕的基础制度安排。至少可以济困，保证社区成员内部的济困机制不至于丧失，积极争取致富。

    再谈谈从留坝县案例引出的理论问题。该县设立的扶贫互助合作社，从点到面逐渐在全县农村推开。扶贫社成立的原因是，原来扶贫是简单给贫困户发钱发东西，但这个办法不可持续，所以上级要求他们改变扶贫方式；其次是政策规定，集体经济必须有5万元的年收入。这就只能把建设项目让村集体干，30万元以下的建设项目，村里可以抽10%的管理费作为集体收入。关于管理费的分配办法，开始是注册时在村里的成员才能享有，但外出的成员不干了，说你们建设用的沙子和水都是村里的，我也应该有一份。分红的办法只好改为全员分配。这样扶贫社就成为完全意义的集体经济组织。

    建设项目做完后，管理费没有了，要维持集体收入就必须搞产业。扶贫社组织搞了“四养一林一旅游”。由于实行集体产权改革，上级要求发展产业必须搞股份经济合作社。但扶贫社和股份合作社是什么关系，谁隶属于谁？从乡镇到村都搞不清楚，因为这两个社都是集体经济组织。县里认定，扶贫社是上级组织，股份社是下属单元，因为扶贫社还要管社会服务、搞文化活动，搞道德建设（红黑榜等）。这里涉及几个问题：

    第一，这种股份制的合作经济组织适合集体资产经营收入的分配，但是否适合集体资产的增值？对非农的集体资产、对农业的集体资产的增值是否合适？需要深入研究。

    第二，扶贫社是“政社合一”的组织。这个政社合一是不是有客观需要，如果有需要，怎样实现。留坝县的农村股份合作社只包含经营性资产，而扶贫社则持有本村所有资源性资产、经营性资产和非经营性资产。因为扶贫社成立在先，所以股份社必须在扶贫社之下。问题在于，一个集体经济组织包含另一个集体经济组织，是否有必要？

    第三，按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精神，（股份制）集体经济组织要不要设集体股由社员决定，也就是可以不设集体股；其次提倡不随人口增减变动而调整股权。那么就要决定，当一个村有两个村集体经济组织时，有的村民可能有双重身份，有的可能只有单一身份。

    在现有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文件中，关于集体资产股权的登记问题，把集体资产分为三类（资源性资产、经营性资产和非经营性资产），其中公益性资产（公共土地和非经营性资产），是否要登记到每个成员的名下，并不明确。留坝县的做法，规定资源性资产和非经营性资产的收益，全部村民都有份，同时还要留公积金、公益金。

    留坝案例说明，发展集体经济和创新集体经济组织，仍然是一个紧要和亟待破题的问题，不然在具体实行中往往无所适从。

    现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的改革，有利于达到保护农民集体资产权益的目标。但如何保证集体资产的增值，以及维护集体成员的权利、集体组织的治理方式等问题，有待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

    在中国，小农户面对大市场的问题，如果没有集体经济组织，仅仅通过搞社会化服务体系，能不能解决问题？

    我认为，集体村社制，是中国一个特殊的制度安排，是为推进特定地域农民的有机组织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在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村民自主管理和农户综合合作的系统性的制度安排。集体村社制要能立得住，需要法律制度的确认和从各级地方政府的具体指导。

    历史上，我们的农村就是村社和家族的公共管理，它的地域范围是基于自然聚落、农业生产条件的整体性，以及今天农户面对市场的多层次的集体范围确定的。所以，可以跨村、并村成立集体经济组织，可以有乡镇的集体经济组织。所谓集体，就是对集体地域内的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以及居民的经济和社会关系进行划定的一种制度创造，它是法律确立下来，国家承认的。

    乡村集体经济的主要功能，一是涵养资源，二是综合收益，三是公共服务。它的基础是必须把自己的自然资源保育好，公共治理和集体经济的经营等事务合一并举，互相支持。内固外联，跟外部经济主体合作，壮大自己。所以，塑造集体村社制，是涉及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三位一体农民合作和国家农业管理体制改革的综合性的改革过程。

新型集体经济的特点是体制机制的创新

    张晓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原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

    新型集体经济新在什么地方？主要是两个方面。

    第一，现在的新型集体经济，在成员资格这一点，同旧的集体经济有所区别。成员资格应该在一定条件有限开放，探索建立成员的有偿退出和有偿进入的机制，或者探索建立准成员的机制。

    因为我们现在讲集体的产权改革，明晰产权，股权、地权和房权的固化，是确定某个时点具有资格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对于集体资产或者资源各自的份额。它是一个起点的公平。把成员权益保障落在实处的关键，是要让产权流转起来。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是法律赋予农民的合法财产权利，任何人无权剥夺。但这些权利能不能全部或部分退出？我们说集体经济最终是产权清晰的、现代的一种经济组织形式。产权要相对开放。

    关于“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问题。我们已经不再是传统的小农村社，这一方人本身是流动的。有流出也要有流进，使具备一定条件的人凭借财产权获得成员资格。

    今年3月31日，国家发改委发布《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中提到，允许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探索人才加入机制。当然，集体经济经济组织的成员是进还是出，谁有资格获得成员资格，本是它自己的事，不是说政府允许才能进入的。

    日本的综合农协也有成员和准成员，其成员可以在一定条件下有偿转让全部或部分产权，或放弃成员身份，或者转成准成员。外部人员在符合一定条件的前提下，可以被批准购买全部或者部分产权，成为成员或者准成员。

    这里要强调，集体成员所占有的资产份额的最终处置权还是属于集体，由集体成员代表通过民主程序最终决定，这是保持集体所有制性质的底线。集体股份制改革中的股权设置、股权管理、股权流动及范围、股权继承、股权抵押担保功能担保等等，必须由它的行使主体——也就是集体经济组织的理事会等等，根据具体情况，通过民主程序决定。

    所以我认为，未来应该淡化集体成员权，强化村民作为资源要素所有者和要素贡献者的角色。如果强化前者，将使集体经济组织成为封闭的、固化的组织，最终失去活力。只有强化后者，才能把新的资源要素和人才引进来。未来集体经济的发展方向，应该让成员资格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固化走向流动。在产权清晰的基础上，促进股权、地权、房权的流动，有进有出。使集体经济组织能够资扩股，成为产权流转流畅的现代企业组织。新型集体经济新在能够赋予它在市场经济中竞争的活力。

    第二，新型集体经济组织要进行体制和机制的创新。集体经济内部的风险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领导人侵吞群众利益，集体经济成员的权益被剥夺，被侵吞。通过体制机制创新，使集体经济组织的普通成员真正享有对本组织重大事务的知情权、参与全、决策权和监督权。

    通过确权，将农民对集体经济财产的权利落实到农户或个人，包括落实到村民小组。让社区集体经济组织中没有无主的资产和资源。使新型的集体经济组织能够有一定的活力。

    最后说说新型集体经济与合作社的关系。如果说集体经济组织真正做到有限开放的、流动的，村民本身的资格是清楚的，然后它的体制机制创新之后，成员真正能够行使主人翁的权力的，这就是一个综合性的、社区性的合作社组织。

    合作社的一个重要原则是自愿入社，自由退出。当然自愿入社要有资格、有门槛，自由退出要有程序，要遵循它的规则，履行义务，享受相应的权利。但我们原来的集体经济组织是只要村民出生，就是组织的成员，加入集体经济组织不用申请，要退出也没有程序，不是自愿和自由退出。这种合作组织形式，并不是真正的综合性、社区性的合作社。

刚才讲到，扶贫互助合作社是自愿入社的，而社区股份合作社的成员基本上跟社区农民的范围是统一的，具有成员性、封闭性、民主性等等。如果说它本身的权利已经明确，资格是通过认定取得的，如果成员不想履行义务和享受相应权利是可以退出的。在这种情况下就和合作社的核心原则很相似。所以，我们讲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综合性、社区性的合作社。这样的合作社应该是专业合作社的母体和基础，也能够解决很多专业合作社解决不了的问题，同时探索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有效的载体。

（编辑  碣石）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北新建材）是位列世界500强的中国建材集团所属绿色建筑新材料产业平台，目前已发展成为中国最大、也是全球最大的石膏板产业集团，石膏板业务规模达24.7亿平方米。

2019年8月28日，北新建材迎来建厂40周年大庆。同日，北新建材荣获“全国质量奖”，这个奖项代表了我国质量管理领域最高荣誉，与欧洲EFQM卓越质量奖、美国波多里奇国家质量奖、日本戴明奖同为全球四大权威质量奖。此奖只授予质量领域取得卓越绩效的最杰出企业，北新建材是荣获第十八届全国质量奖的唯一一家建材企业。2016年企业荣获中国工业大奖——中国工业大奖是我国工业领域的最高奖项，并被国资委作为中央企业提质增效转型发展新典范。这样，北新建材成为中国建筑材料领域唯一集齐工业和质量领域最高奖的优秀企业。2019年，北新建材被穆迪授予Ａ3评级，成为全球同行业最高评级，也是全球唯一进入A区间评级的建筑材料生产企业。

作为一家改革开放后才成立的国有企业，北新建材始终处于充分竞争、完全开放的建筑材料行业中。在短短的40年里，北新建材能够和航天、航空等高科技行业一起荣获我国工业领域最高奖项，北新建材在貌似平凡的建材行业里，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跨越式发展的成功之路。

平凡的行业蕴含着不平凡的使命

建筑材料革新的光荣使命

20世纪70年代，新型建筑材料已构成发达国家建材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型建筑材料具有节约土地资源、利于机械化和装配化、提高抗震性能、改善室内环境等多种优点。1976年唐山大地震所造成的惨重伤亡教训我们，为了提高房屋抗震能力、减少震后二次伤害，需要更多使用轻质建筑材料，传统的“秦砖汉瓦、肥梁胖柱”式建筑亟需革新。在对国内外充分调研的基础上，1977年，国家建材部决定发展本国新型建筑材料，首先在北京北郊的西三旗建设试验工厂，这就是北新建材的前身——北京新型建筑材料试验厂。

1979年8月29日，在视察用新型轻质建材建造的试验性房屋时，邓小平同志指示：要尽快把新型轻质建筑材料工厂办起来，要大批量生产，要搞专业化生产，要讲究质量，要降低造价。小平同志的指示和关怀加快了中国新型建筑材料的发展进程。

艰难的创业历程

新型建筑材料是新鲜事物，一开始大多数人并不理解。企业产品的销售过程就是新材料的推广过程。而且，北新建材从成立之初，就要靠自己全力开拓新型建材市场。在公司成立后的十多年里，消化吸收引进技术并进行创新、开拓新产品市场、培训职工队伍，都是北新建材的主要工作。

1980年，北新建材产品商标确定为“龙牌”，同年从德国引进了我国首条石膏板生产线。1985年，企业更名为“北京新型建筑材料总厂”。1989年，龙牌产品大量应用于亚运会场馆建设，企业的产品逐步成为全国知名品牌，生产规模逐步扩大。

新型建筑材料属于充分竞争的行业。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新型建筑材料应用的推广，外资企业、地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纷纷在各地投资建厂。其中，外资巨头如德国可耐福、法国圣戈班、拉法基、美国BPB等在石膏板领域经历了上百年的技术积累，他们依托强大的实力强势进入中国市场，而国内众多民营中小企业则主要靠低价竞争和仿冒高端品牌打进市场，这都极大地冲击了北新建材的高端龙牌产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几家跨国企业也因亏损严重，相继退出中国市场。

在国内外竞争对手的夹击下，北新建材也曾一度难以持续，打算将石膏板业务75%的股权卖给某外资企业，甚至达成了收购协议。后来，该外资企业认为，通过市场竞争也可以打败北新建材，就没有履行收购协议。在那个艰难时期，北新建材资金匮乏、经营困难，1993年春节前夕，企业资金链近乎断裂。从1979年就进入该企业工作的宋志平临危受命，成为第八任厂长。面对资金紧张的局面，1993年春节过后，宋志平带头把自家1万元存款拿出来，由此带动职工集资400万元，纾解了燃眉之急。职工集资帮助企业渡过难关，也反映出职工对企业管理层的信任和支持。宋志平和企业领导班子鼓励员工团结起来度过难关，并承诺员工的工资等福利也会年年增长。企业与员工形成了互为信任的整体，打下了走出困境的“人和”基础。

面对生产经营极端困难的情况，宋志平对企业的未来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思考。当时的国有企业，普遍存在“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弊端，员工的积极性不高。北新建材从德国引进的先进石膏板生产线，设计产能是每年2000万平方米，但是实际产量才700万平方米。如何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热情，这是企业发展的当务之急。宋志平把重振员工的信心放在首位，提出“房子年年盖、工资年年长、效益年年增”的目标，并且经过努力，把目标变成了现实。在企业经营困难的阶段，没有一个员工下岗，北新建材真正变成了员工的“家”。

党建和北新文化引领公司走向现代企业

党建在北新建材这样的国有企业的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党建工作没有停留在口号上，而是与公司的领导决策、生产经营、企业文化建设等各方面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的，覆盖到所有的经营单位和每一个生产基地，成为支撑公司走出困境并发展壮大的有力武器，并且转化为公司的竞争优势。

宋志平进一步提出了“以人为本、敬业爱厂”的口号，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富有内涵的北新文化，统一了员工的思想，激发了员工二次创业的热情。北新文化提倡以“企业为本”的思想处理国家、企业和员工的利益：将企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和运作良好作为对国家的首要贡献；企业的所有动机和出发点最终都是服务社会，追求在社会大系统中的充分和谐；永远追求质量和信誉，珍惜企业形象；通过创新和科学管理创造企业未来；贯彻“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思想，组建一流员工队伍。

此后，北新建材的企业形象发生了彻底改变，现代企业制度得以建立，员工信心和积极性不断提高，工作和生活环境不断改善，厂区的现代化设施逐渐完善。1994年，北新建材被国务院选中作为100家国有大中型企业之一进行现代企业制度建设试点。1997年，北新建材在深交所上市（000786.SZ），在引入市场机制、实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同时，也进一步解决了困扰企业发展的资金压力。企业管理层认识到，在国有企业改革政企分开的大背景下，要将公司发展成为规模宏大的新型建筑材料技、工、贸综合产业集团，企业必须学会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不断壮大自己才能够生存和发展。

聚焦石膏板主业，进行全球产业布局

20世纪90年代末，新型建筑材料的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剧，导致了石膏板产品的价格战。在短短两个月时间内，石膏板市场价格从每平方米20元跌至6元，给北新建材带来了新的困境。由于石膏板主业遭遇了重大冲击，北新建材在上市后，开始探索企业产品向有限多元发展，试图开发矿棉板、涂料、五金件、门窗、塑管、纤维水泥板等一系列新产品。在这个阶段，石膏板等老业务继续保持产供销分开，在管理上实行“强干弱支”的总部集权模式；新业务部门由于独立性相对较强，实行“弱干强支”管理模式。

不过，新业务在“弱干强支”管理模式下，由于投资额大、技术标准高，财务绩效差强人意。而实行“强干弱支”管理模式的老业务部门，由于总部对生产、采购、财务等方面管理较严，容易出现决策僵化、运行效率低的问题。由于远离市场第一线，总部对市场变化感觉不灵敏、反应迟钝；一线销售部门又缺乏整体全局观和能动性。这些管理短板导致北新建材在与外资企业的竞争中处于下风。面对产品积压、价格下滑的困境，生产、销售等部门互相指责。有限多元战略并没有获得资源和经营协同效应，公司利润不升反降。

明晰主业，打造世界级工业标杆

2003年国资委成立后，明确要求国有企业要明晰主业，力争成为行业排头兵。2004年，北新建材前任董事长宋志平升任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新任董事长曹江林、总经理王兵和领导团队一起认真分析了北新建材的十大系列产品，认为石膏板业务拥有多年积累的技术和品牌基础，公司要想实现绝地反击，只有石膏板业务具备翻身奋起的基础。经过反复研究，公司决定：聚焦石膏板主业，计划用三年时间，将产能从4500万平方米增长到3亿平方米，达到全国第一。公司把这个战略目标刊登在《中国建材报》上，等于倒逼自己，进行背水一战。

北新建材领导层做出的这个战略决策，是在把握了石膏板市场发展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做出的科学决策。在2004年前后，中国石膏板市场的人均消费量不足0.2平方米，与欧美等发达国家比较，相差几十倍。上述决策，体现了公司领导层对行业发展机遇的敏感及公司自身竞争优势的自信。2006年，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发展，公司领导层又提出“再用三年时间实现石膏板业务亚洲第一”的战略目标；2009年，公司进一步把战略目标调整为“再用三年实现全球第一”；2012年又提出“再用三年实现石膏板业务20亿平方米”；2017年，北新建材又出台了30亿平方米的石膏板产业规划，并开启全球化产业布局，选择了坦赞铁路为起点——坦桑尼亚，这也是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作为石膏板项目全球布局的第一站。

由于明晰了公司发展的主业，公司发展步入快车道，石膏板业务规模从最初的4500万平方米，增长到了2018年度的24.7亿平方米，稳居全球第一，超额实现了公司的战略目标。2018年，公司开始探索新的业务增长点，不断优化业务组合和地域组合，重点是“做强做优，全球布局”，致力于打造世界级工业标杆。2019年8月28日，公司举行了50亿平方米石膏板全球产业布局暨防水业务启动仪式。

收购山东泰和，开启产能全国布局

在我国石膏板市场中，北新建材的龙牌产品属于高端产品。在中档产品的生产企业中，位于山东泰安的泰和企业拥有十几条石膏板生产线，产能1.5亿平方米，是当时石膏板产能最大的企业。2002年，由于资金紧张等多方面原因，山东泰和希望被北新建材收购。由于泰和生产线技术水平较落后等原因，北新建材当时放弃了收购。

2005年，新一任总经理王兵力排众议，提出联合重组山东泰和的几条理由：可以获得一个技术团队；在北新建材资金的支持下，山东泰和可以很快提高技术水平；北新建材可以通过山东泰和，迅速进入并占领中档产品的制高点，进行产能全国布局，实行“3年3亿平方米”的战略目标。于是，在中国建材集团领导的支持并参与指导下，北新建材抓住了全国布局的最佳机会，通过增资获得了山东泰和的控股权，更名为“泰山石膏”，并帮助其进行了大规模的技术升级，获得了优异的投资回报。2016年，北新建材通过定向增发，获得了泰山石膏剩余的35%股权，泰山石膏成为北新建材的全资子公司。这次整合以后，北新建材从过去仅仅覆盖高端市场，扩展成为覆盖高端、中端市场，两家公司在品牌、技术、营销等方面实现了优势互补。以此为起点，北新建材开始在石膏板领域进行扩张性发展。

开发脱硫石膏，超前布局护城河

过去，石膏板生产主要原材料是天然石膏。天然石膏矿往往分布于偏远地区，远离石膏板的主要市场地区，原材料与市场的远离限制了市场的开发。在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大背景下，燃煤电厂实施烟气脱硫成为环保的必然要求，电厂大量的工业废弃物——脱硫石膏，正好可以作为石膏板的原材料。而且，燃煤电厂大多位于城市附近，正好协调了石膏板的原材料和市场。北新建材抓住了这一机遇，深度参与燃煤电厂环保脱硫，采用全球主流的湿法脱硫技术，充分利用燃煤电厂的脱硫石膏作为原材料，进行生产布局。

在与山东泰和重组成功后，两家公司携手筹划脱硫石膏板的全国布局。双方认真分析了全国燃煤电厂的装机容量、合格脱硫石膏的分布信息、石膏板市场的未来潜力等行业情况，共同制定了国内围绕燃煤电厂全面覆盖中高端石膏板市场的规划。北新建材迅速抢占了燃煤电厂周边具有市场优势的区位资源，在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广东、湖北、辽宁、四川等地建立了大型石膏板生产线，在原料供应、市场潜能、物流优势等方面全面获得先机，实现了拥有战略性原材料的绝对优势。北新建材还通过自主技术创新，开发了以脱硫石膏为原材料的年产3000万平方米的石膏板生产线成套技术，能够大规模消化燃煤电厂的脱硫石膏，并大力进行管理创新，降低投资成本和物流成本，降低投资盈亏平衡点。通过战略布局、技术创新、降低成本等综合措施，北新建材在石膏板面对行业对竞争对手超前布局了“护城河”。

打造中国高端自主品牌

持续技术创新，保障公司产品领先全球

欧美的住宅建筑已经淘汰了砖砌块，全面采用石膏板复合墙体。北新建材在建筑新材料领域，先后经历了引进消化、吸收试验、自主开发、力争世界领先四个发展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公司从德国引进了年产2000万平方米的石膏板生产线，从无到有，具有了大规模生产石膏板能力；1997年公司上市后，自主设计建造了年产2000万平方米的石膏板生产线，掌握了装备自主研发设计能力；2003年，公司在山东枣庄设计建造了年产3000万平方米高档大型石膏板生产线，实现了在消化吸收基础上的再创新。之后，公司从研发成功采用电厂废弃物——脱硫石膏代替天然石膏的大型石膏板生产技术开始，陆续设计建造了年产4000万平方米、5000万平方米、6000万平方米的大型石膏板生产线，技术水平全球领先。2015年，公司在浙江嘉兴设计建造了年产1亿平方米的绿色化、智能化石膏板生产线，实行“近零排放”的环保标准，领先全球。该产品已在龙湖冠寓高级公寓、北京新机场等标杆项目进行示范使用，并获得高度认可，已成为北新建材走向海外市场、特别是在欧美国家建厂时最让合作伙伴信服认同的王牌产品。

北新建材原创研发成功的“鲁班万能板”，成为内装装配化的革命性创新产品，入选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公司推广“以石膏板复合墙体替代砖头砌块、矿棉板替代高价定制铝扣板吊顶、鲁班万能板替代木材油漆壁纸壁布、金邦板替代石材”的四个替代，以鲁班万能板为核心产品的“全屋装配”系统，实现“个性化设计、工业化生产、装配化施工、无需晾味即装即住”，彻底解决国内客户的装修污染痛点和海外客户人工费高昂的痛点。在提升品质性能和环保健康的同时，可约增加10%套内面积、降低20%成本、缩短30%工期、提升50%质量性能、实现100%全周期绿色化。

卓越绩效管理，促使经营业绩实现高质量发展

1994年，北新建材率先在业内导入质量管理体系，用先进的系统化理论方法规范公司产品质量管理过程，并于1995年通过了中国质量协会质量保证中心的认证审核。其后，又先后导入了规范公司环保行为、员工健康和生产安全的环境管理体系、职业健康安全等管理体系，推动了企业从粗放型管理转化到规范化、系统化管理。2009年，公司导入卓越绩效模式，从经营发展和管理质量的角度，全方位审视公司的管理过程和管理绩效，形成独具特色的QEMS管理体系，并不断充实完善管理体系的内涵。

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北新建材制定了“审慎投资、稳健经营、严控风险、有机增长”的经营原则，持续打造360度无死角的三张财务报表，致力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经营业绩指标。2015年，公司荣获“中国最佳股东回报上市公司奖”；2018年，公司入选沪深300指数和深证100指数。2018年度，北新建材期末总资产179亿元，实现营业收入约126亿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24.7亿元，实现经济增加值（EVA）约20亿元，实现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27.8亿元，资产负债率降至19.37%，实现销售净利润率19.7%，总资产报酬率（ROA）16.8%。2004-2018年，北新建材实现年均净利润复合增长率为27.5%。截止2018年度，公司连续8年按可分配利润30%左右现金分红，累计分红34亿元。

公司从2015年开始推行“投资1亿、年净利润5000万”的六星标杆企业计划，以巴菲特旗下的美国石膏公司作为对标企业，努力打造业绩良好、管理精细、环保一流、品牌知名、先进简约、安全稳定的六星企业。2018年度全国70家基地公司已有24家实现六星标杆企业标准，其中四川广安北新更是实现了“投资1亿，年净利润1亿”的红色标杆企业。

制高点战略构筑公司竞争优势

为了构筑竞争优势，2006年，北新建材制定了“制高点”战略，将“品牌建设”和“技术创新”作为企业发展两大战略引擎，围绕行业关键成功要素，构筑竞争优势，制定并实施质量、技术、品牌、客户、项目、渠道、标准、布局等一系列抢占制高点策略。经过多年持续努力，公司打造的高端自主品牌“龙牌”，先后荣获中国名牌、中国驰名商标、国家免检、国家环境标志产品认证、全国建筑工程装饰奖选材之最、鲁班奖工程功勋供应商、中国五星级饭店装饰材料首选品牌、中国房地产500强墙体吊顶首选品牌等多项国家及行业顶级荣誉。

北新建材的产品，广泛应用于人民大会堂、奥运会、世博会、天安门城楼粉刷、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等国家重点工程，以及北京城市副中心、雄安新区、中关村示范区基地，北京国贸建筑群、上海陆家嘴建筑群等各地地标建筑，乃至各大银行、著名公司总部、五星级酒店、直到千家万户房地产和住宅装修工程。据统计，国家重点工程、全国各大地标建筑和获得鲁班奖等国家工程奖的高品质建筑90%采用的是北新建材“龙牌”系列产品。龙牌净醛石膏板系统成为APEC、G20等国家重点工程独家指定产品，为广大客户打造“零甲醛空间”。

绿色建筑理念引领产业未来发展

北新建材是国家级创新型企业，拥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CNAS认证实验室、院士工作站、博士后工作站。截至2018年底，北新建材累计申请专利3945件（发明专利1000件），授权总量3027件（发明专利255件），总有效专利2476件；申请PCT国际专利37件，已获得授权6件。专利申请量和保有量一直保持全国建材工业企业遥遥领先。

经过对国内外绿色建筑实施标准的大量研究，北新建材提出了“绿色建筑未来”的产业发展理念，总结出绿色建筑六要素：节能、环保、安全、低碳、舒适、生态，并倡导用全生命周期的绿色建筑来改善人类居住环境。公司自主研发的净醛石膏板的甲醛分解效率全球领先；相变石膏板技术在全球率先实现工业化生产的突破。公司致力于为各类建筑提供“净醛石膏板系统”等创新产品和墙体革新、内装工业化、装配式建筑解决方案，开创出一条中国传统制造业自我革新转型升级之路。

北新建材自主开发利用100%工业副产品脱硫石膏为原料，所生产的纸面石膏板成套工艺配方和技术装备，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并率先在国内推广应用，为燃煤火电厂大量副产品脱硫石膏的高效循环利用提供了新途径。按目前北新建材24.7亿平方米石膏板产业规模计算，每年可消纳工业副产品脱硫石膏2470万吨，折合减排二氧化硫约930万吨，减少碳排放约449万吨，为我国发展循环经济和节能减排事业做出重大贡献，成为清洁生产和发展循环经济方面的标杆，荣获中国十大循环经济示范企业和中国绿效企业最佳典范奖。

双线择优，创新管理模式

对于大型国有企业，既要加强管理，又要提高活力，“抓”与“放”二者之间似乎是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北新建材独立探索的“双线择优管理模式”，在解决“加强管理”与“提升活力”的矛盾方面做出了有效的尝试。2016年，“双线择优管理模式”荣获全国国企管理创新一等奖。

“四个充分”原则是双线择优管理的基础

2004年，在重新将石膏板业务确立为公司主业以后，公司领导层通过对管理模式全面反思，进行结构调整和流程再造。2005年，北新建材决定将所有业务统一实行事业部制，并按照产品专业性组建了三大事业部：石膏板事业部、岩矿棉事业部及住宅产品事业部。为了平衡总部和事业部之间的责、权、利关系，公司领导层经过反复思考，提出了“四个充分”原则：充分信任、充分授权、充分透明、充分监督。具体来说，上级对下级要充分信任、充分授权，下级要接受上级的充分监督，并对上级充分透明。各个事业部的财务均由总部垂直管理，财务经理由总部委派。

随着石膏板业务的扩大，单一事业部的管理模式逐渐不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2012年，石膏板事业部一分为四，此后公司决定将决策中心前置到市场第一线，组建全业务的区域公司，代替之前的事业部模式。经过调整，共形成了西北、华东、北方、华中、南方、东北、西南等七家区域公司。从性质上来讲，区域公司是虚拟公司，但是模拟实际公司运行。与事业部制度相比较，区域公司经营决策的独立性更加充分，授权程度更高，更有利于调动区域公司员工的主观能动性。在总部层面，则根据职能调整为采购部、运营部、营销部、项目部、研发部等五大职能部门。

双线参与及监督业务运行是双线择优管理的核心思想

面对新的市场形势，新一轮的管理探索势在必行。为了满足一线市场和客户的需求，提升对市场变化的快速反应能力，北新建材依据“四个充分”的管理理念，在多年实践的基础上，对传统的金字塔管理模式及经典的矩阵式管理模式反复对比，探索实行双线择优管理模式。在双线择优管理模式下，公司将本部定位于实体经营公司而不是控股平台公司，在本部设立精益生产、战略营销、采购商务等双线择优部门，同时经营决策重心前移，由模拟自主经营主体的区域公司承担。

双线择优管理，指的是在公司业务的运行过程中，重要决策事项不是由一个部门独立“黑匣子”运作，而是由第二个部门有权参与、审核，有责任提出优化和替代方案。两个部门作为两条线，没有主次之分，每一条线都可以提出更加优化的方案来替代另一条线原有的方案。在双线择优的过程中，总部和区域公司，上级和下级的僵化的界限被打破了，彼此之间“充分透明、充分监督”，从而使得公司在采购、生产、销售、技术等维度采取更加优化的方案，并且会持续地进行动态调整。

北新建材最先在采购领域实行双线择优管理模式。总部的采购商务部是统一的采购平台，负责石膏板等材料的集中采购；区域公司也设立采购部门，可以对采购商务部的采购价格、供应商提出异议，在合理范围内，可以自行采购，并且其供应商会被采购商务部评估后纳入供应商名单。例如，2015年下半年，由于华中区域公司附近的阳逻电厂脱硫石膏质量不稳定且价格上涨，华中区域公司暂停从阳逻电厂采购，转而从较远的华东地区进货。总部的采购商务部从长远利益出发，经过多次洽谈，使阳逻电厂重新与北新建材华中区域公司合作，并且保证产品质量，每年谈判一次，确定价格。增加了华中区域公司的供货渠道，降低了远距离运输成本。

在采购双线择优管理的成功实践基础上，北新建材又在生产、技术、投资等领域全面推行双线择优管理模式。例如，公司所有生产基地实施竞价生产，总部根据综合成本最低原则，考虑不同生产方案下的生产成本、物流成本，统筹安排总体生产规划。在投资项目的选择上，总部职能部门和区域公司信息透明和互补，可以同时进行评估，以保证项目的可行性。通过竞价生产、竞价采购、竞价销售等一系列措施，有效促进了效率提升和效益改善。

一体两翼、全球布局，创造新的辉煌

40年来，北新建材始终坚守初心、砥砺前行。通过持续创新，不断提升产品质量，实现向“世界第一”的跨越。北新建材将以“推进建筑、城市、人居环境的绿色化”为使命，致力于发展成为拥有自主品牌、自主知识产权、核心业务排名世界第一、具有世界水平的跨国公司，打造世界级工业标杆。

脱胎于传统的国有企业，作为央企的北新建材，现在已经是一家混合所有制上市公司。北新建材的企业文化从“敬业爱岗、以厂为家”的“人和”基因，做实了“绩效为荣”的文化，融入“创新”和“发展”文化，强调人文关怀和公司对员工的责任，把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公司的目标，逐步形成以“敬业爱岗、绩效为荣、创新发展、以人为本”为丰富内涵的北新建材“人和+标杆”文化。北新建材正在努力打造“战略、经营、管理优于外资同行，成本、效率、服务优于民营同行”的绩优上市公司。

在北新建材成立40周年之际，公司领导层确立了“一体两翼，全球布局”的新发展战略。一体就是以石膏板业务为核心，做好轻钢龙骨、粉料砂浆、矿棉板、岩棉、金邦板等“石膏板+”配套延伸产品业务，以及全球原创鲁班万能板全屋装配体系，构建一个完整的产品技术解决方案；两翼为涂料和防水材料。全球布局是以石膏板为龙头产品，逐步开展全产品系列的全球布局。目前，北新建材资产负债率仅20%，但在石膏板领域已经做到国内60%的市场份额，“一体两翼，全球布局”战略可以帮助公司进入更大的业务领域，取得更辉煌的发展。

（编辑  季节）

在被冠以“中国学派”的学人当中，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李玲有着鲜明的特点。她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最早一批到美国系统学习西方经济学的学者。1978年，16岁的李玲考入武汉大学物理系学习，读研究生时，她对经济学产生了兴趣，转而学经济。1985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在中国人民大学开办经济学培训班，将其中优秀的学生推荐到美国修读经济学，李玲正在其中。1987年，她到美国匹斯堡大学留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自2003年从美国回北京大学任教以来，李玲始终在医疗卫生改革领域进行“深耕”。

中国和美国两个大国本世纪同时开启医改。2010年，美国尚未从经济危机中恢复，奥巴马总统就推动国会通过了医疗改革计划。多年来，美国把非常多的钱花在国民医疗系统上，人均医疗费用达到1万美元，几乎占人均GDP的20%。医疗费用拖垮了美国政府和企业，也拖垮了家庭和个人。奥巴马在那样的困难时刻推动医疗改革绝不是一种奢望，而是选择了医疗改革的最佳时机。他将美国医疗改革的目标设定为“为美国未来的持续发展建立全新的社会基础”。

与此同时，中国战胜“非典”疫情之后，就及时启动了医疗改革，大量改革措施相继出台，包括建设基层公共卫生体系、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平价医院、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等，并同时在多个地方展开试点。

2003年初，已经获得美国马里兰大学终身教职的李玲决定回国。到北京大学任教不久，她却一头扎进中国医疗卫生改革的漫漫艰辛实践中，从此，李玲的名字和中国医疗卫生改革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以人民健康作为衡量标志

保障人民健康，是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的发展道路明显有别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地方。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时，国家十分贫穷，人均寿命只有35岁。我国就在这个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低水平、全覆盖的基本医疗卫生保障制度。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在城市实行国营单位公费医疗、在农村推广合作医疗，人民健康水平得到大幅度跃升。这充分体现了低收入时代公益性医疗的卫生特点。1978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68岁，几乎翻了一番，和国际同等经济条件的国家、甚至人均GDP高于我国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也已远远超过了这些国家。毫不夸张地说，这些都是“人间奇迹”，它突出地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纵观所有国家，几乎所有国家都是先工业化、城市化，然后再构建保障体系。而新中国刚成立，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就动员全民讲卫生，同时建立了全世界成本最低、最高效的医疗制度，这是我们可以向全世界推广的宝贵经验。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经济发展只是手段，人民健康幸福、人的全面发展才是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李玲曾在多次发言中强调：“未来我们与发达国家比拼的不仅仅是GDP,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也不应单纯以GDP来衡量，而应以人民健康作为衡量标志，因为健康是最综合、系统、优良的考核指标。我们应该建立一个优质、高效、低耗的体系，让百姓生活得健康幸福。”为此，十几年来，她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走在 “健康中国”改革创新大路上

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尽力扩大了医疗服务的覆盖面，但因财力所限，还不能充分满足人民群众的看病需求。1978年以来，我国医疗卫生制度发生了很大变化，政府在医疗卫生中的责任逐步弱化，过度市场化、商业化，使公立医院所应承担的公益性功能不断减少。

改革初期，公立医院推行“以药养医”等创收措施，看病贵，看病难，医患矛盾等问题日益突显，群众强烈不满，政府压力也很大。在农村，合作医疗基本瘫痪，而社会医保制度到20世纪90年代才起步。据医疗系统的调查显示：当时全国医保覆盖率只有15%左右，农村参加医保的人不到5%，全国病患者中，49%应看病没看病，32%应住院没住院，70%的住院病人因无力支付医药费而提早出院。医院多开药、多检查，追求收益最大化，增加了人民的经济负担。对中国医疗改革的争议加剧。

本世纪初，有关经济管理部门从刺激经济增长、减轻政府负担的角度出发，主张继续减少政府在医疗卫生事业中的责任，甚至主张公立医院向私有化转型的思路。

2003年，震动全国的“非典”疫情,警示了“唯市场”改革思路的重大缺陷和失误，这成为反思此前医疗改革不成功的契机。自2003年起，李玲同其他专家学者一起，撰写了大量文章，全面客观地总结和反思医改的方向问题，旗帜鲜明地倡导在医改中坚持政府主导和医疗机构坚持公益性质的基本定位和方向，反对全盘市场化、商业化，成为最早坚持公益性医改方向的代表性人物。

2004年，李玲在一篇题为《中国应采用政府主导型的医疗体制》的文章中，首次提出医疗卫生领域的问题症结在于“政府失责、市场失灵”，提出建设政府主导型的医疗体制。同时，她借助参加世卫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研究课题的机会，对我国医疗卫生体制的历史沿革进行了系统研究。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对之前医疗改革路径的反思。

2005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一份研究报告，认为“医改基本不成功”，引起有关各方的争论。医疗问题的根源是市场机制不够吗？医改的方向，是市场化还是公益化，是追求效益还是保障人民健康？李玲所提出的问题得到了社会的呼应。中央对医改问题高度关注。2006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2009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明确了医改的宗旨是“维护人民健康权益”。

在进行理论争鸣的同时，李玲花了大量时间进行调研，发现基层改革的亮点，帮助地方进行改革实验，不断凝聚走向公益性医疗体制的星星之火。

2003年之后，随着医疗卫生领域问题的暴露，在中央尚未对整体改革进行全局部署的情况下，一些地方和部门主动开展实验，为改革积累了丰富经验。例如浙江省在全国率先实施“卫生强省”战略；北京等地试行“平价医院”；上海市加强基层医疗卫生体系建设；浙江省镇江市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建立了控制医疗费用的有效制度；广东率先在全国实施村医补贴；西北五省区较早启动基层医改，恢复医疗卫生机构的公益性；宁夏自2006年开始推出了药品统一采购、统一价格、统一配送的“三统一”政策。对这些地方形成的改革经验，李玲一旦发现，就倾注大量热情给予支持，进行深入研究和宣传。后来，这些办法都在新的医改方案中得到了体现。

硬币总是有两面的。对于当时另一个方向的改革实验，李玲教授也予以充分关注。2006年4月，李玲带领学生赴江苏省宿迁市，围绕该市将公立医院全盘私有化的改革进行了调研，得出结论认为：宿迁医改“违背了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尤其是将全面市场化的改革手段用于已被理论和实践证明行不通的医疗卫生领域，看病贵的问题非但没有得到解决，老百姓的医疗负担反而加重，潜在医疗卫生问题令人担忧。”对这一案例及其社会效应的研究，给中央确定医疗改革方向提供了重要依据，同时也在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

2006年，李玲同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刘俊一起给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讲解医疗改革，这次会议明确提出坚持医改公益性、强化政府责任、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医疗卫生制度。党中央逐步确定了坚持医疗卫生公益性的意见。

2006年8月，国务院成立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协调小组，这标志着医改已进入实质性操作。2007年—2009年，各部门进行了广泛的调研。在此基础上，党中央、国务院制订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下简称《意见》），于2009年4月正式公布。

在这个阶段，李玲教授及其团队为医改方案的出台进行了大量支撑性研究。2007年初，国务院医改领导协调小组还委托北京大学等六家机构，对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进行独立研究，这在中国公共政策制定历史上是第一次。由李玲牵头完成的《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设计》的研究报告形成了全面系统的医改方案建议，提出了卫生事业发展的基本方向是“人人享有健康”，建立与其配套的医疗卫生筹资、服务提供、管理监督、人才培养，以及药品、器材供应体系，政府职能和市场机制相结合，重构公立医疗机构，通过集团化实现双向转诊，推进医疗服务管理的信息化平台建设，建立综合性的行政主管部门，基本药物由国家组织统一生产、采购和配送等。这些建议已经逐步成为现实的政策措施。在此后几年，李玲教授带领研究团队围绕医院、医保、药品器械、管理体制、财政投入、信息化等方方面面，进行了深入研究。

党中央、国务院《意见》的出台，使医改争论暂告一段落，但具体如何落实公益性的改革方向、如何破除医药流通领域灰色利益链、如何增强改革的合力，仍然有大量没有解决的理论和操作难题。在这一阶段，李玲的研究团队又承担了研究医改方案的任务。她逐步参与到医改操作层面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例如，2011年，受国务院医改办的委托，李玲教授带领课题组赴东北某县医院，进行了长期蹲点调研，通过数据分析，估算出了公立医院药品实际的加成率，为确定公立医院改革方案提供了依据。

在我国新一轮改革中，医疗改革是先行者。它明确提出政府主导，恢复医疗卫生的公益性，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实现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相结合。

在新一轮的改革中，李玲教授进一步拓宽了视野。2007年，她率先提出“中国应该实行健康强国战略”，把健康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考核目标。按照李玲教授的阐释，“健康中国”提供了一个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模式（多数人的现代化）。她认为，这是人类以健康和幸福为目标的新型发展模式，不仅符合中国国情，符合广大群众的需求，而且发挥了中医药和“天人合一”的中国文化优势。

  十九大以后，中国开始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作为我国医改的升级版，“健康中国”实现了人民主体地位这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也体现了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和有机社会的综合统一。

2008年，在迎接建国60周年之际，李玲系统总结了新中国医疗卫生工作的经验，用实证研究证明，人力资本优先发展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原因。2009年，李玲在广东省委有关部门挂职工作，恰逢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她对西方经济学以及西方发展模式进行了系统反思，对我国“后危机时代”的改革开放进行了思考，提出了进一步解放思想、以社会建设撬动全面改革、加强党对改革的顶层设计等思路。

与此同时，她付出更多的精力对地方医改进行调研，提出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办法，通过鼓励和支持基层的探索，为全国医改趟出一条道路。多年来，她几乎每年都有一半的时间在地方调研，发掘了大量的改革典型。李玲是最早发现、研究并推广2010年开始的安徽省基层医改、2012年开始的福建省三明医改的学者之一，这两个典型分别在基层和公立医院探索出维护公益性的制度体系，而且成为全国改革的样板模式。2013年之后，医疗卫生改革逐步进入深水区，特别是公立医院改革触及巨大既得利益时，李玲一方面研究增强完善关于医疗卫生制度改革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坚持不懈地花大量时间调研，支持地方试点，从现实中发现了大量鲜活经验，为全国的改革提供依据。

2019年9月，在新中国70周年华诞之前，李玲教授发表了研究报告，对新中国70年卫生健康工作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她认为，卫生健康70年的发展是中国奇迹最亮丽的一部分。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发挥了制度优势，建设了在国际上具有开创性的卫生健康制度，实现了人民健康水平大幅度跃升。在全球发展中国家中率先普及了公益性的医疗卫生服务和全民医疗保障，为世界贡献了初级卫生保健制度、青蒿素、医疗援外等公共产品。

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中国一直在努力学习国外、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先进经验。近十几年，随着中国发展壮大，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西方经济理论和发展模式遇到了挑战。进入新时代，中国将超越单方面学习借鉴甚至照抄西方模式的阶段，探索一条新的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中国道路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新的发展模式——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李玲在公开的文章和采访中，较少使用经济学专业术语，常常是以通俗的语言讲清道理，比如“稍微有点良心的人，都不应该把医疗作为赚钱的行业”；“有多少医生就会有多少病人，小病可以大治，没病可以整出病来”；“在公立医疗体系中，给医生的激励就是让他怎样以最少的钱给老百姓看好病”。她把社会上争论不休的问题用很简明的语言表达得很清晰，使人明白个中道理。

李玲从来没有放松对西方学术前沿的跟踪，她要求学生密切跟踪国际上卫生经济学的前沿文献，并且用信息经济学、契约理论和市场设计等为医改做制度设计和政策建议。然而，李玲并没有深陷在西方经济学的学术规范当中，特别是没有为西方经济学中蕴含的意识形态所影响。她密切关注到，近几十年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是在研究信息经济学、机制设计和市场设计等突破传统的市场和产权制度理论。对此，她给予高度重视。她经常问的一句话是：“西方已经在反思市场弊端了，难道我们还要继续走弯路吗？”

李玲回国之后，一方面通过深入的调研了解中国现实，另一方面既研究熟悉西方经济学的方法，又超越其缺陷，以中国国情为基础，创新中国发展模式，在医疗卫生改革，就体现出她对这一思路的应用。

李玲关于医改的研究，之所以受到如此广泛的关注，除了由于医疗关系国计民生，更主要的是她敢于打破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对GDP的迷信、对私有化和市场的迷信、对西方经济学方法的迷信，体现出中国学者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虽然因此她受到了当时一些知名学者的激烈抨击。

面向公益性的改革，必然要触动大量既得利益，但是李玲具有中国学者的风骨。她从不掩饰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她支持的安徽、三明等成功的医改试点，因为控制了医药流通和使用环节的超额利润，触动了一些灰色利益链，因此多次受到有组织的舆论攻势。面对这种状况，她丝毫没有退却，甚至当别人为此替她打抱不平时，她也保持乐观的心态，更多地去思考如何通过思想建设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改革，扭转学术界和政策界的现状。让她引以为豪的一件事是，在医疗改革中探索出来的以人民为中心、注重顶层设计、注重改革的系统性、以反腐破除既得利益等经验，已经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得到体现，并且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战略。而经过多年的努力，越来越多的领导干部和年轻人认可和支持公益性医改方向。

目前，中国已经进入“健康+”时代。李玲说，如果我们能够让每个人生活得健康幸福，这本身就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中国是目前唯一一个提出“健康中国”战略的大国，其战略意义非常深远。“健康中国”开启了新的里程，它不仅仅是解决老百姓的看病就医问题，而是探索人类发展的新模式，将是集东方文明的智慧、政治制度优势以及信息优势之大成的一种制度。

作为一名教师，李玲一直倡导建立中国学派。2003年，她担任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时分管教学，就明确提出中国的大学要培养研究中国问题的博士。所谓一流大学的标志之一，就是北大培养的人才能够到世界顶级大学任教，讲授中国经济。自2003年回国到北大任教，她坚持每学期给北大本科生开设课程。结合国际前沿理论和中国改革发展实践，她自编教材教案，突破现有的教科书局限，探索如何将中国丰富的改革实践与经济学理论结合，用学术语言讲好中国故事。

在美国认识到中国的特殊性

江宇 ：2003年您到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管教学时，就提出要建设中国的经济学派，培养自己的经济学博士，您为什么刚回国就提出要建立中国学派呢？

李玲 ：其实，我系统思考中国学派并不算早，但是认识到中国发展经验的特殊性还是比较早的。在美国学习时，中国经济还比较困难，但我每次回国都发现有新的变化，问题都在不断解决。比如一些大城市的城中村、流动人口问题，都很快得到解决。但我在美国马里兰大学所在的巴尔的摩市，总是解决不了市中心那点治安问题。巴尔的摩市和厦门市是姐妹城市，我曾陪同巴尔的摩市长访问厦门，在同厦门市领导会面时，我感到两边市长差别很大，时任厦门市领导对本市做了全面介绍，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如数家珍、脱口而出；而美国的政府官员是个职业工作，市长能够管理的事情非常少，不越雷池一步，出国访问也不参观企业，更不会招商引资，因为不归他管；中国的官员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把从政当成事业，是竭尽全力推动城市发展；美国虽然很发达，但体制机制好像生锈了，动弹不得；而中国一代代人就像接力赛，都在推动国家往好的方向、往进步的方向走。这大概是中国制度最大的优势。奥巴马虽然是喊着“change（改变）”的口号进入白宫，但美国的政治体制使得奥巴马无所作为。美国的政治制度面临深刻的危机。

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的传统与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中国一直在变，而这种变又有其内在连续性。十九大把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时代整个贯通了。建党第一个三十年，推翻三座大山。1949年到20世纪70年代末，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制度跃迁，改革开放也是在不断变化，顺应时代变迁，现在的改革和80年代又不是一回事，我们一直是直面问题，解决问题。我们制度的内核就像装了AI（人工智能）发动机，不断自我演化，与时俱进。

江宇 ：这与前苏联的体制僵化、缺乏自我调整的能力是不一样的。

李玲：中国共产党和老百姓的联系比前苏联密切得多，而无论是前苏联，还是今天的美国，虽然硬实力都在那里，但是没有韧性，没有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血肉相连的制度优势。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美国的危机感非常强。典型的就是“罗斯福新政”和美国对前苏联的冷战。我们对美国的了解是不全面的。美国人过上富足的生活也是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真正放开吃饱是80年代之后，也就是现代化种养殖技术发展起来之后。

历史不能假设，我不认为前苏联当年就一定没有应对能力，苏联的解体并不是必然的。苏联解体是二十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但副产品是美国失去了竞争对手，骄傲自大，故步自封，慢慢失去了生机和活力，也生锈了。上世纪80年代我们去美国时，中美之间的差距实在太大，那时候中国连一寸高速公路还没有，更没有互联网、高铁。到了90年代，美国主流的看法是，中国迟早会像苏联一样崩溃，不足为虑。

但是，在美国还是有一批学者能客观公正看待中国，例如我的导师，这是我的幸运之处。我们一到美国就谦卑地说，中国被耽误了好多年，我的导师却说，你们没有那么差呀，看看资料，你们比印度好得多呀。美国在20世纪30-40年代也很腐败，高速公路上警察拦住就要钱，后来改了不让当场收钱，问题就解决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需要时间，美国很多有识之士对中国的发展还是乐观的。

医改争论的背后是道路之争

江宇： 您决定回国工作时，当时主流的观点是不看好中国的，您是怎么思考的？

李玲：本世纪初，我从马里兰州立大学拿到终身教职，那年秋天我去凭吊了美国南北战争的葛底斯堡战场，山峦叠嶂，层林尽染。葛底斯堡之战奠定了美国南北战争的结局，林肯提出的“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民有、民治、民享）就是在葛底斯堡演说里的名言。那次凭吊对我的震动很大，我开始思考，我应该回中国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回国之后，我感到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用物理学的话说，是从美国这样一个惯性坐标系，换到一个加速运动的新坐标系，能够和祖国共成长。

江宇：您回国之后，就深度参与了医改的实践。您对中国道路的许多认识，是否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

李玲：中国的医改始终伴随着激烈的理论论争，体现的深层次问题就是，如何认识中国道路、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科学理论。

当时，医改面临许多争论，一种是认为市场化不够，市场的力量没有充分发挥；一种是认为市场化过头了，政府没有尽到责任。面对医改的争论，我们首先做的就是对基层的调研以及对历史的研究，希望找到正确的改革方向。

首先，我们花了大量精力研究中国医疗体制的历史。新中国前30年创造了健康奇迹，没有哪个国家花那么少的钱解决了基本医疗问题。这是真正的中国模式，它改变了工业革命以后的西方依靠新药、新设备、专业化、治疗为主的医疗模式，发展中国家如果照搬西方的模式，就会导致大多数人看不起病。中国走的是另外一条路，农村发展了赤脚医生，农村也养得起。更重要的是，依靠共产党联系群众的工作传统，把基层百姓组织起来，打人民战争，群防群控，让每个人都成为健康的生产者。所以，1949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只有35岁，到1978年已经是68岁了，这给了世界卫生组织极大的鼓舞。

1978年之后，中国开始转型，农村集体经济削弱之后，合作医疗就失去了基础；医疗卫生的重点逐步从农村转为城市，由预防为主转向了以治疗为中心，又进一步演化到以盈利为中心。医改的两种意见争论，体现着社会思潮的发展变化。

江宇：提出公益性的方向之后，您提出了很多政策建议，可否在此具体谈谈。

李玲：当时我提出的观点包括：公立医院改革是这次医改的重点和难点；政府要真正落实办医和管医的职能，公立医院改革要注重改革的系统性和协同性，终止多头管理，联动整合、协同推进，由一个部门统筹管理；必须遏制公立医院的“趋利性”，办公立医院不是为了让它到市场上去挣钱、自我生存发展，而是要它用最低的成本维护老百姓的健康，公立医院必须回到公益性的原点；解决药价虚高、以药养医，要从产、供、销、医院、医生一整个链条，五个手指头按下去；一定要保障医务人员的待遇，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为农村定点培养初级的医疗卫生人才，要让他们在农村为老百姓服务的收入高于到城市里就业的收入；民营医院应该尽可能做非营利性的医院。

江宇：在实践中，一些地方比较早地做出了突破。其中最主要的是安徽和三明的医改，您为什么高度关注这两个典型？

李玲：一般与特殊相结合，抓典型引路，是共产党传统而有效的工作方法。具体在医改当中，基层医改和公立医院改革分别是由安徽和福建三明这两个典型带动的。

2009年，安徽省以破除“以药养医”机制为抓手，推动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运行机制和基本药物招标采购机制的彻底变革，真正建立了公益性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安徽医改最鲜明的成效是，明确了政府责任，建立了全新的公益性体制机制，使得医疗卫生投入转化为安全、方便、有效、廉价的医疗卫生服务。安徽医改另一方面的意义是，探索了发挥中国政治制度优势推进改革的路径。因而，安徽医改成为基层医改的模板。

2012年之后，公立医院改革是在福建三明这个小地方率先突破的。福建三明是全国首个在公立医院进行综合改革的地级市，它以彻底取消药品加成、整顿药品流通使用秩序为切入点，以大幅提高医务人员合法收入、建立公立医院考核评估制度、完善公立医院治理结构为支撑，以加强领导和配套改革为保障，改革取得显著成效。这一改革真正触及了利益链条，扭转了公立医院的核心体制机制，回答了“怎样破除旧机制、怎样建立新机制”的问题。2013年我发现了这个典型，多次去调研，也向有关领导同志做了推荐。近几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三明医改做出明确肯定。

江宇：从全国来看，2011年基层医改完成之后，为何公立医院改革面临比较大的阻力？

李玲：公立医院改革是医改的核心，是一切医改措施最终的落实者。公立医院改革相对滞后，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就无法明显缓解。公立医院改革有很多难点：第一，如何破除药品和器材流通环节既得利益、控制医疗费用过快上涨，药费上升。这背后是医药流通使用领域长期形成的利益链。第二，如何提高和规范医务人员待遇，有的观点认为，应该“养事不养人”，医院就应该靠收费维持运行，但实践证明这种体制给患者造成了沉重负担和大量浪费。第三，如何形成分级就医体系，各级医院出于自身创收的需要，难以形成稳定的合作转诊关系，基层医疗队伍不能满足需求；第四，各部门要形成合力。一些地方和部门对公立医院改革信心不足，仍在犹豫、观望、徘徊。有的认为基层医改已经实现“保基本”了，公立医院可以缓缓再说。有的认为政府只要“购买服务”就够了，公立医院怎么改无所谓。随着经济和财政增速下降，一些地方的主要精力放在“保增长”上，担心搞医改增加财政负担，而没有看到医改和经济转型升级的内在联系。如果不抓紧公立医院改革，财政负担才会越来越重。一些地方对改革有畏难情绪。实际上，基层医改和部分地区公立医院改革已经有了成熟的办法，阻力主要在于思想认识和现实利益。只要下定决心，公立医院改革就能够尽快突破，破除以药养医，明显降低医疗费用，改善医疗质量，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全面深化改革的成效。

江宇：最开始您的观点还是被归为“少数派”。后来，是如何让别人接受您的观点的呢？

李玲：人类社会本来就是在探索中发展的，医疗这个领域确实是市场失灵的，需要政府去干预，但认识这个问题需要一个过程。

我们要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来看医疗卫生改革。在前现代社会，医疗服务主要靠伦理和道德来保障；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之后，医疗服务变成商品，产生了异化。为了缓和阶级矛盾、抵御社会主义运动，德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举办医疗保障和公立医院。苏联成立之后，社会主义国家创造了国家直接提供医疗服务的新模式。

医改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人”，这是根本的理念，体现了方向道路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就建立了公共医疗系统和保障系统，普遍改善了社会卫生健康状态。毛主席说：“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那时我国80%的人口是农民。可见，公益性的医疗体制是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必然产物。

医药卫生是一个特殊领域，不能生硬地以一般经济学道理硬套，也不能简单地走市场化路子，它关系到公平正义。

实际上，西方经济学自身也演化出解释医疗卫生公益性的理论。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肯尼斯·阿罗，在卫生经济学方面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医疗保健的福利经济学》是卫生经济学领域的开山之作，就提出医生应该以关注病人的福利为指南，而不能像普通商人一样，以自利为公认的准则。

另一方面，必要的理论基础是不可缺少的，尤其是对理论进展的把握。医疗卫生领域有很多不同于一般经济部门的规律，而现代经济学的很多发展和这一领域相关。在海外任教的近十年中，我一直从事与卫生经济、公共部门等领域相关的教学和研究。回国后，也坚持跟踪国际学术发展，为政策研究提供理论指导，每周都有和学生们的学术讨论周会。实际上，按照真正的卫生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理论的新进展，我并不是“少数派”，甚至是“多数派”。

但理论毕竟是灰色的，更重要的是对实践的认识，走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到广阔天地去做调查研究。在美国和我国香港的工作和生活，让我有很多体验和调查不同医疗卫生体系的机会；我经常会去相关部门和医院调研，比如去医院挂个号，切身体验一下。我基本走遍了国内大部分省区，每到一个地方，我还是习惯去大大小小的医院看看。在调研中，我接触了很多医改的决策者和操作者，他们从自己工作的现实出发，对医改有着入木三分的认识。他们的实践和探索，给了我最接地气的启发。在中国，只要激励机制正确，基层干部、院长和医务人员就能焕发出无穷的创造力。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