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不愧为英雄的城市，武汉人民不愧为英雄的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省武汉市考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指出，“武汉人民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展现了中国力量、中国精神，彰显了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家国情怀”。在抗击疫情的前线，武汉人民自觉服从疫情防控大局需要，主动投身疫情防控斗争，充分彰显了英雄精神，这是此次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胜利的重要精神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①]

在抗击新冠肺炎前线，英雄的事迹不断涌现：来自全国各地的援鄂医疗队伍来到武汉，义无反顾投入临床救护的一线工作，警察、社区工作者、志愿者等来自社会各界的勇士们坚持奋战在抗疫前线。他们是当之无愧的英雄，他们所体现的英雄精神正是此次疫情阻击战取得阶段性胜利的重要法宝和制胜武器。

永远铭记英雄的牺牲和奉献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造成了严重威胁。在危机四伏的大环境下，总有那么一些人选择勇敢逆行，把生命和全部的精力都献给了国家和社会，把无尽的缅怀与哀思留给了中国人民。

   夏思思是协和江北医院的一名消化内科医生，业务能力过硬，医学基础扎实，是科室最年轻的业务骨干。思思还是个十分热心的姑娘，“我家离医院近，大家伙有值班、顶岗、出差周转不开的，都我来。”1月19日晚，夏思思夜班结束回家，突然高烧至39度多。经检查，她的肺部CT出现磨玻璃影，高度疑似感染新冠肺炎。

   这一切都起源于14日晚夜班时夏思思接诊了一位76岁的老人。下班回家的路上，她得到医院通知该患者确诊新冠肺炎，而她这次接诊也被同事们认为是一次高危接触。接诊之后，夏思思几乎没有回过家，一直在为那位病人协调会诊、联系转科转院，积极参与治疗。夏思思的丈夫、武汉市第四医院医生吴石磊回忆说，“每次打电话或者匆匆忙忙回家，她都会说，是我的病人，我不管谁管”。

夏思思突发高烧后，立即接受了隔离治疗，并于1月25日转入协和江北医院济和病区，后来高烧退去，但又出现胸闷、憋喘等症状。到2月初，夏思思的身体状况一度好转，两次核酸检测结果均显示阴性，此时她心头最放不下的还是工作。她在同事微信群里说：“我会尽快归队的。”可到2月6日晚，病情突然恶化，夏思思不得不转入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并采用ECMO（体外膜肺氧合，主要用于对重症心肺功能衰竭患者提供持续的体外呼吸与循环，以维持患者生命）。之后，夏思思处于昏迷状态长达17天。2月23日清晨6时30分，夏思思经救治无效殉职，年仅29岁。

 同样，武汉市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协和江南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90后”医生彭银华也把年华定格在2020年伊始的严冬里。“学医”是这位农村出身的寒门青年自小的愿望，朴实的彭银华在进入科室后，总是默默干活的那一个。

2019年12月底，彭银华所在的医院收治了第一例疑似病毒肺炎的患者。疫情暴发初期，武汉郊区的患者们大多会选择来此治疗。1月21日，呼吸三病区正式成为隔离病区，开始收治新冠肺炎患者。在武汉“封城”前两天，患者纷至沓来，呼吸三病区一床难求。可呼吸三病区仅有5名医生，庞大的患者数量带来了巨大的工作量，医护人员也不顾上彼此之间的分工，出现紧急情况，谁有空谁就上，每个人都处在“忙不过来”的状态。为了抗击疫情，彭银华还推迟了原定于正月初八的婚期，他说：“让更多有家人的同事多休息，我年轻，我先顶上。”临近年关的每个夜晚，和未婚妻简短通话后，彭银华总是继续全身心投入到与新冠疫情抗争的病房。在超负荷工作快一个月后，1月23日，彭银华感到有点乏力和发热，两天后症状亦无缓解，CT检查显示肺部出现问题。1月30日，彭银华病情加重，转至武汉金银潭医院接受治疗。

在确诊后，彭银华始终保持着积极向上的态度，“彭医生一直都很积极，他特别乐观，他在同事群里说等他好了，隔离完，他又可以和大家一起战斗了，他还会鼓励同事。”安徽援鄂护士长凌云这样回忆道。与病魔抗争的同时，彭银华还一心想着减轻同事们的工作负担，尽可能地不去麻烦护士长。不幸的是，彭银华的病情迅速恶化，陷入昏迷，最终多个器官衰竭，于2月20日牺牲，年仅29岁。

此外，还有许多牺牲在抗疫一线的医务工作者和其他行业的从业人员。武汉市武昌医院院长刘智明，主持着两小时改造门诊部、3天内完成其他病患转移、整体改造院区并建好300张隔离床位的繁重工作，即便从院长变成了病人也始终鞠躬尽瘁；襄阳市南漳县交警郑勇在大年三十晚上站好最后一班防疫限流岗后，因为肝硬化而最终倒下；河北省柏乡县城阳村村干部李增运在疫情防控一线连续奋战20天后积劳成疾而牺牲……这些烈士在各个医院、交通卡口和全国大大小小的城乡街道奋战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用炽热的生命书写了担当与无私。抗疫事业中牺牲的英烈们的名字，应当也必将被人民所铭记。

在抗疫前线独当一面的英雄

如果说整个医疗系统是为了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那么科技事业就是在为了能在可预见的未来最终战胜新冠病毒。自疫情暴发以来，无数科研工作者奋战在研究病毒和疫苗的第一线，不仅让全世界对新冠病毒的基因密码有了较为全面而深入的了解，疫苗的开发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推进着。

任丽丽是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生物学研究所的研究员。该研究所在病毒测序、试剂开发、血清研究方面是一支国际知名的“中国力量”。自1月疫情暴发到2月底，任丽丽所在的团队熬了二十多个通宵。第一时间拿到病毒样本后，任丽丽两天两夜没合眼，和团队的另外7位成员用仅仅50个小时不到的时间就弄清了样本里的疑似病原。“不拼不行。我们要及时拿出科学数据，支撑一线检测和防控。”任丽丽说。

伴随着病原体的逐步明晰，下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提高确诊方法的效率。武汉大学和武汉臻熙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联合攻关，对纳米孔靶向测序检测方法进行探索。公司检验实施部负责人、1994年出生的辜家爽便是其中一员。春节期间，团队人手不足，已经回家的辜家爽立即响应号召，于2月初投身这项技术的科研攻关，“我们都是年轻人，关键时刻应该冲上去。”实验结果让辜家爽和同事们都非常欣慰，团队研发的检测方法不仅灵敏度更高，还能同时检测其他呼吸道病毒，用途更广。如今，这项技术已经应用到包括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检验科在内的多家医院的病毒核酸检测中。

与任丽丽、辜家爽在实验室里奋战不同，来自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90后”医师、医学博士董锦沛的研究工作是在临床一线开展的，他在抗疫实践中不断钻研，一方面与医院不同科室的同事救治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另一方面参与临床资料的收集。董锦沛参与撰写的关于新冠肺炎患者救治问题的论文已经发表并见刊于权威杂志。在工作和科研任务如此繁重的情况下，董锦沛还参与了两项医疗队设计的临床试验项目。“用科研力量与病魔斗争，责任很重。”董锦沛说。

临床的治疗大多针对现有的患者，而抗体和疫苗的研发则更多地关系到未来。1月31日，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严景华在为抗体筛选的失败而深感焦虑，自春节以来，严景华团队的关键词就只剩下两个，其中一个是“失败”。“看着武汉的患者数量级往上蹿，心里着急，想赶紧做出来”，她的焦急可见一斑。另一个关键词则是“坚持”。在经历无数次失败又继续研发之后，到3月中旬，团队在重组蛋白疫苗和治疗性抗体研发两个方面均已取得重要进展，临床试验业已有序开展。

此外，中医方面的学者也在抗疫中展现出了自己的风采。为了总结中医症候特征和演变规律，优化诊疗方案，进一步推进救治指导和药物评价，天津中医药大学教授张俊华需要依据第一时间从隔离病房传出的中医临床诊疗数据。时间紧，任务重，压力是多方面的，病情症状的搜集和临床效果的评价不可偏废，自然科学的高度严谨和实际治疗过程中的可操作性又时常产生冲突，对药物和具体治疗方法的评估体系也亟待建立，更何况救治的需求随着时间的推进还会发生转移。“就好像盖大楼，图纸却在不停变化”，张俊华说，“这种任务平时要干半年的，但现在不行，不能拖前方救治的后腿，顶着一口气也得把它磕下来。”最终，在张俊华团队的努力下，系统按时上线，不仅为一线的诊疗活动提供了充分参考，还建立了新冠肺炎临床试验核心指标集，对中医研究亦有独特贡献。

就像无数医护人员在一线奋战那样，科研工作者们也在为全中国乃至全人类的健康事业奉献着自己的力量。他们也是抗疫事业中的英雄，同样值得我们每一个人的致敬。

弘扬抗疫英雄的高尚精神

英雄是民族的脊梁，英雄的牺牲和奉献牵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英雄的荣誉和表彰关系到国家和人民。2020年8月1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钟南山“共和国勋章”，授予张伯礼、张定宇、陈薇“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以表彰他们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做出的杰出贡献。

弘扬抗疫英雄的高尚精神，要牢牢把握“人民是真正的英雄”这一本质内涵，牢牢抓住党员干部和广大青年等重要群体。每个时代都会有英雄，每个时代的英雄都会推动时代的发展。在抗击新冠肺炎的最前线，2200多名医护人员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员！党员就要在祖国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满腔赤诚为国为民。在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奋斗史中，英雄在灾难和困难面前，自觉弘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扛起如山使命，为人民群众筑起一道又一道坚不可摧的铁壁铜墙。青年是整个社会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在中华民族的百年奋斗史中，广大青年总能将自身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联系起来。4万多名驰援湖北武汉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前线的医疗人员中，有1万多名医护人员是“90后”，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95后”甚至是“00后”。他们义无反顾投入一线，将青春燃烧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他们的青春浸染着中华民族伟大英雄精神的底色。

弘扬抗疫英雄的高尚精神，要在全社会培育崇尚英雄和学习英雄的氛围。中华民族的奋斗史离不开英雄的牺牲和奉献：在枪林弹雨的革命岁月，英雄用血肉之躯，为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不懈抗争；在改革开放的建设年代，英雄艰苦奋斗，把赤诚的奉献精神镌刻在中华大地上；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工作中，英雄勇当先锋，迎难而上锐意进取、争创一流。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最前线，数千名建设者日夜兼程，仅用10天时间建成了一座可容纳1000张床位的武汉火神山医院。每一位建筑工人、医护人员、志愿者等都是英雄，他们夜以继日，相互支持，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最前线挺身而出，以实际行动彰显新时代的英雄精神。

弘扬抗疫英雄的高尚精神，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这有助于阐释中国抗疫经验中体现出的制度优势。在精神层面，英雄精神的理论内涵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中不断得以丰富和发展，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核，爱国主义始终都是蕴含在英雄精神中的核心要义。在实践层面，中国做出的有效应对体现出应急管理体系上的制度优势，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英雄精神能将其转化为应急管理效能的提升，有利于展现中国应急管理体系的优势和特色。[②]在疫情蔓延之时，英雄敢于向险而行，扛起时代赋予的责任，用生命践行使命，用使命守护生命。此次抗击疫情斗争中涌现出的英雄事迹，也必将成为时代记忆的重要篇章而永载史册。

“党和人民需要我们献身的时候，我们都要毫不犹豫挺身而出，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我们都做不到，让谁去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的话语直抵人心。中华民族是崇尚英雄、成就英雄、英雄辈出的民族，英雄精神就是我们的民族精神，是历久弥新、永不褪色的精神符号，在抗击疫情的关键时刻弘扬英雄精神，是此次疫情阻击战取得阶段性胜利的重要基础。

（编辑  杨利红）

卡拉赞巴斯的艰辛起步

中信集团走进哈萨克斯坦，开端是卡拉赞巴斯（简称“KBM”）油田。    

哈萨克斯坦石油资源丰富，苏联解体前一直是其经济的动力源泉。但这里没有能够建立起合理的产业结构。当苏联解体后，专家和设备纷纷撤离，哈萨克斯坦人面对的是一个个日渐枯竭的油井。这里远离石油消费的终端市场，又缺乏将石油送往其他市场的道路或管道。于是，欧美各大石油公司鱼贯而入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内陆国家。

自1993年由石油净出口国变为净进口国后，中国原油对外依存度不断上升。中信集团也早早就盯住了海外石油资源，并一直寻找各种渠道来获取这些资源，以助力解决国内的能源安全问题。

从哈萨克斯坦西部城市阿克套往西北约200公里，是北乌斯丘尔特盆地，这里是中信卡拉赞巴斯油田所在地，四周是茫茫沙漠戈壁。通往油田的公路路面甚至比不上中国的县级公路。

1980年，苏联石油工人在这里开采出了第一桶油。KBM的油藏属于浅层稠油，随着最初的地层压力不断释放，产量自然逐渐下滑。1997年4月，在加拿大注册的内森斯国际能源公司收购了KBM公司94.6%的股份。由于加拿大人采用了当时最新的技术，油田年产量大幅提升，但这几乎是一种掠夺性开采，油田年产量在高峰期持续数年之后便开始下跌。当加拿大人决定将其出手时，中信和中国的其他公司都盯上了这片油田，就连越南人也加入了竞购的行列。

经过外交、政治、经济各个领域的博弈，哈萨克斯坦政府同意中信与加拿大内森斯公司达成收购KBM油田协议，包括TMS钻修井服务公司和ATS车辆运输服务公司，收购总价19.1亿美元。2007年1月1日，这一交易完成交割，成为当时中国第三大海外油田并购项目。

这一年的大年初五，孙阳陪同时任中信集团总经理常振明来到属于中信的KBM油田。孙阳1995年从总参转业来到中信，此时的身份仅仅是一名翻译。KBM项目开始时，孙阳得以参与其中。当他以职业经理人的身份被聘任为中信KBM油田主管商务的副总经理时，没好意思当面对董事长孔丹说出内心的感动：“中信如此信任我，我只能义无反顾地迎难而上。”

孙阳所说的“难”很快就降临到他头上。

2007年夏天，中信在完全无辜的情况下被卷入KBM油田原股东与哈萨克斯坦政府之间涉及近6亿美元的税务纠纷。

巨大的雷声在孙阳头顶炸响。此时，他的双腿已经陷入KBM深深的泥潭之中，泥潭里是黑色浓稠的原油，头顶是里海的烈日骄阳，他却冷汗涔涔。今天的人很难想象，这就是中信走进哈萨克斯坦的起点。

 KBM后来的境遇在中信成为一个传奇，被孙阳比喻为“一场没有硝烟的油田保卫战”。中信集团高效动员各方力量开展工作，乃至直接陈情于纳扎尔巴耶夫总统。一年多的艰苦努力难以尽言，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最终经过哈萨克斯坦最高法院裁定和哈萨克斯坦政府正式认定，看似无解的巨额税务纠纷终于有了令人满意的结果。

税务的问题解决了，本该令人欣喜，但是，此时在油田这里的中国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却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KBM是哈萨克斯坦第八大油田，原始地质储量3亿吨，可采储量9025万吨。KBM公司拥有油田地下500米以上的油气开采权。根据KBM与哈国油气部签订的矿产使用合同，有效期至2020年6月6日。因为产量骤减，每口井的日平均产量从10吨跌到了3吨。2006年，油田总产量223万吨，这是KBM历史上产量最高的年份。到了2007年，产量骤减至192万吨，2008年更是跌到了183万吨。

按照每桶100美元的价格计算，一吨油就是700美元，40万吨的减产意味着每年2.8亿美元的流失。中信组织国内的各路专家前来会诊。他们尝试着不同的方案：冷采、热采、水驱、蒸汽吞吐、蒸汽驱……

稠油的开采本来就难于轻质油的开采，加之这里是老油田，地底的压力越来越小，若想油田继续获得更大的产量，就必须往地下加汽加压，让原油再次喷涌。这意味着更大的投入，需要买淡水、锅炉，需要布局新的管道，淡水则必须从1000公里之外的伏尔加河引入。

除了生产技术问题，还有管理与文化融合这一更大的问题。偌大的油田，7000多人的规模，其中来自中国的员工不过二三十人，且大多数是技术人员，不懂俄语，更不懂哈语。

李铁强是KBM油田现任第一总裁，曾在莫斯科留学，从总参转业后辗转来到中信。

2011年，问题首先在ATS车辆运输服务公司爆发，工人们因为同工不同酬、管理者任人唯亲而发起了罢工。大家赶紧把还在阿拉木图卖石油的李铁强紧急召回去解决问题。

后来，这个近两千人的运输公司就都认识了这个俄语说得比他们自己还溜儿的中国蒙古族男人，他和工人们一起大声嚷嚷，让他们去上班——不上班，老婆孩子吃什么？他和大伙儿一起参加节日的欢聚，喝酒，吃肉。在这之外，他顶着人身安全的威胁，在把原人力资源负责人开除后，坐下来一点一点清理这些工人的工资收入，到底与他们的付出是不是成正比？有没有激励？是不是一碗水端平？各种制度完善了，如果工人还是不来上班，就只能开除。因为处事公正，被开除的工人并没有把火发泄到这位来自中国的总经理头上。

那一年，临近的城市扎瑙津发生严重的社会骚乱，政府以强力解决了这一问题。“扎瑙津事件”后被称为哈萨克斯坦社会进程的重要拐点。它给予卡拉赞巴斯的中国管理者以极大的警醒，文化的彼此认同和融入是必须补上的重要一课。

油田公司董事会决定拿出1000万美元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把营地、餐厅和其他生活设施全部装修一新，用4000万美元提高员工工资。李铁强说他现在每年都会拿出大约100万美元继续改善工人的生活工作环境。

此刻在油田的东区、北区，对油田热采工艺的实施也已经全面开始，将引入油田的伏尔加河水加热，形成水蒸气，并注入地下。

多管齐下，KBM的石油产量在2008年滑入谷底之后终于逐渐回升，并在2011年回到了200万吨以上。

总统的心愿

在KBM油田基本走上正轨的时候，中信要着手实现当年答应纳扎尔巴耶夫总统的一个心愿——建一个哈萨克斯坦自己的沥青厂。

哈萨克斯坦的国土面积在全球排在第9位，偌大的国土面积必定对应着漫长的公路网线。但是独立20年后，这个国家却依然没有一家沥青厂，所有公路修建所需沥青几乎都是进口。

沥青厂的问题成了纳扎尔巴耶夫总统的一块心病，数次访华，他都向中国领导人提出了请中方为哈修建沥青厂的愿望。到了2007年，中信集团董事长孔丹郑重承诺，一定会帮助他实现愿望。

2009年10月6日，中信哈萨克斯坦公司和哈国石化工业公司共同成立里海沥青合资公司，双方各持股50%。中哈双方股东将投资3亿美元建设里海沥青厂。

项目小，周期长，还必须由中哈双方共建，中方的工程款不到1亿美元；项目难度却不小，从一开始就必须严格按照哈方的标准来设计、施工和生产。如此，成本将大大增加。正是由于标准和强制规范、清关和关税问题、计量设备的强制校验，以及劳工准入等问题均未解决，中信建设硬着头皮接了这个活儿。

孙阳是甲方，他犹豫着要不要换人干。

孔丹正色道：“必须中信建设来干这个活儿，这是中信在哈萨克斯坦的名片工程。”

2010年6月3日，中信建设与哈萨克斯坦当地合作伙伴KSS公司组成总承包商联合体，共同承建里海沥青厂项目，哈方负责土建部分，中信建设负责主工艺装置的设计、供货、安装以及全厂的开车工作。中信建设的合同金额原定为1亿美元。但是业主方面希望能够压缩投资，因哈方工程合同额大大高于中信建设，为同比例降价，最终中信建设的合同总额被压缩至9700万美元。

负责这个项目的中信建设副总经理陈晓佳表态，我们通过内部挖潜，一定保质保量地完成工程。

项目的推进并不顺利，尤其是土建部分一直拖期，迟迟不能完工，陈晓佳急得直上火。前面的土建不干完，后面的机器设备怎么安装？整个团队和分包商都在这儿等着呢！

刚刚走马上任中信集团总经理的田国立专门为此来到哈萨克斯坦，希望协调各方关系，尽快解决问题。

就连中国驻哈大使周力也赶到阿克套沥青厂工地，他说，胡锦涛主席和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多次提到过这个项目是中哈在非能源领域合作的重要项目之一，目前已经列入哈萨克斯坦近期30个最大的工业投资项目范围。

无形的压力从四面八方涌来。但问题的最终解决依然必须倚仗纳扎尔巴耶夫总统。

孙阳面见总统，对方发问：“怎么沥青厂还没有完工？”

孙阳答：“我们负责的工艺设备早就到现场了，就待安装调试，可是土建那边迟迟未能完工。”

总统立即责成有关部门马上着手解决问题。

沥青厂的工程终于现出曙光。

2013年12月20日，里海沥青厂举行隆重的投产仪式。这是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两国在非资源领域最大的直接投资合作项目。投产仪式上，纳扎尔巴耶夫总统通过视频连线向中国政府、中信集团和全体建设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里海沥青厂项目的建成投产来之不易，在和中国领导人的会晤中，我曾多次要求中国政府帮忙完成这个项目，非常感谢中信集团最终帮我实现了这个愿望。哈萨克斯坦拥有丰富的原料，但是我们却没有自己的沥青，我们的道路建设主要是依靠从俄罗斯进口沥青。现在我们终于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来保障国家的道路建设，我感到无比幸福。”

2014年10月1日，在视察工厂的时候，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又说：“阿克套沥青厂就像我的孩子一样。”

哈萨克斯坦国家电视台将总统的一番讲话传遍了全国，里海沥青厂成为这里耀眼的明星企业。从那一刻开始，整个哈萨克斯坦的高端建筑用沥青彻底结束了需要依赖进口的历史。

2014年哈萨克斯坦独立日前夕，纳总统亲自签署命令，授予孙阳哈国家友谊勋章。中信集团也为孙阳和陈晓佳记了二等功。

2017年，中国央视财经频道播出的一个专题片称，“哈萨克斯坦5个世纪的心愿成真，竟因一桶‘中国沥青’”。片子里说，延伸至中亚的丝绸之路已经中断500年，今天哈萨克斯坦有了自己的沥青厂，打通这些道路就终于不再是梦想。

要致富，先修路

2014年，洛桑学院对哈萨克斯坦基础设施的“综合竞争力状况”做出的评估显示，2009、2010、2011、2014年哈萨克斯坦的基础设施分别在57、58、59、60个参评国家中排名第44、第39、第46和第48位，总体属于“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的状态。

沥青厂即将竣工的时候，陈晓佳找到孙阳。

“孙阳，我为了沥青厂招兵买马，现在你得给我找活儿！”

“你想要什么？”

“路！”

2017年6月，中信集团董事长常振明前往哈萨克斯坦出席阿斯塔纳专项世博会开幕式。在孙阳和陈晓佳的“安排”下，常振明和哈萨克斯坦时任总理萨金塔耶夫共同见证了中信建设的系列签约仪式：

——与哈萨克斯坦江努尔—阿斯塔纳公司签署了《25万吨小麦深加工厂建设项目框架合作协议》；

——与哈“铁建”公司签署了《中信建设与哈“铁建”战略合作协议》；

——接受哈投资与发展部颁发的哈萨克斯坦国家级公路改造项目的开工指令。

在阿斯塔纳中信建设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张特制的地图，上面用不同颜色画出了不同的曲线和标记，显示中信建设在哈萨克斯坦正在施工的三条公路：

第一条是“TKU交钥匙”工程项目，就是从塔尔迪库尔干—卡尔巴套—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的国家级公路，全长786公里，紧临中国新疆西北部边境。

在中国“一带一路”与哈国“光明大道”国家发展战略对接的背景下，哈国家公路公司提出9000公里重点公路路段的新建与改造计划，意图打通中国到欧洲的过境物流通道，TKU公路即在此列。工程原定项目工期54个月，但哈萨克斯坦新任总理马明在现场视察后提出希望2020年通车。这意味着工期缩短了近一半时间。

第二个公路项目是“KB交钥匙”工程：卡拉干达—巴尔哈什国家级公路363公里路段改造。这是连接阿斯塔纳和阿拉木图的交通要道。全长363公里，设计为四车道一级路，设计时速 120公里/小时，这几乎是哈境内等级最高的公路。项目在2019年5月正式开工，原定48个月的施工周期又被马明总理压缩至2020年竣工。

“A30交钥匙”工程是中信建设在哈的第三个公路改造项目：从波德斯捷普诺耶—费奥多罗夫卡—俄罗斯边境的国家级A30公路改造，项目公路全长144公里。

从地图上那几条曲曲弯弯的线条走势不难看出，这三条大通道均是哈萨克斯坦的重要通道，它们将哈萨克斯坦与中国、俄罗斯之间的各条国际通道相互串联，实现了中哈边境各口岸间的互联互通。

一句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话在这里同样适用——“要致富，先修路！”

陈晓佳已担任中信建设党委书记、董事长，他的勃勃雄心显然还不止于公路。

2017年6月，中信建设中标援建哈萨克斯坦风能太阳能项目。

农业、化工、资源加工领域的合作也正在开始。

阿尔金银行

2014年11月，常振明访哈，在会见纳扎尔巴耶夫总统时，总统说：“中信除了搞石油、沥青，你们更是一个金融公司。现在哈萨克斯坦正在筹建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中信作为金融业大集团，也请分享你们的经验，给我们帮助。”

中国贸促会提供的一组数据显示，2018年前11个月内，哈萨克斯坦全国银行业收入6033亿坚戈（约合16亿美元）。而中信银行2018年的收入则达到了1649亿人民币，约合242亿美元，中信银行还仅仅是中国一家中等规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

另一组数据的对比更令人不安，哈国商业银行平均坏账率高达30%，而中国的银行平均坏账率大致在1.5%左右。

在常振明的直接推动下，中信银行与哈萨克斯坦银行界有了密切的接触。

哈萨克斯坦人民银行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商业银行，但规模太大，中信银行的进入成本势必大增；如若占比太小，又会影响中信的控制力和影响力。

哈方多次表态，并不在乎你们给我们多少钱，就是希望与中信合作，就是看中了中信这个品牌。

这时候中信银行注意到了哈萨克斯坦人民银行在2014年收购的阿尔金银行。

哈萨克斯坦人民银行从英国汇丰银行手中收购的阿尔金银行，曾经是汇丰在哈经营多年的子行。它的资产规模仅仅9亿美元，资本金不过2亿美元，但却是一个全牌照银行，被收购之前完全按照汇丰的管理体系运作，最大程度上接近于现代银行的管理模式。

这真的是一个再合适不过的目标了。

中信集团副总经理、中信银行董事长李庆萍和银行党委班子成员一提起这事，大家都摇头，“风险太大了”。

李庆萍并不打算就这么轻易放下，“光在这儿说没有用。做不做，咱去看一下”。

2015年7月，李庆萍从阿斯塔纳进入哈萨克斯坦，她拜会了总理、发展部部长等政府官员，就中信集团在哈投资项目的运营情况，以及中信银行在哈开展金融合作的意愿进行了交流。然后他们去了KBM油田和沥青厂，又去了阿拉木图，她并没有刻意要看阿尔金，只是从一旁悄然观察着这个国家的投资环境。

“看一圈下来完全改变了观念！”

从阿斯塔纳机场下飞机，一个崭新的现代化大都市的气息迎面扑来，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商场、酒店、博物馆、图书馆、溜冰场……一切都是崭新的，伊希姆河畔狂欢的年轻人，唱着歌跳着舞，时尚而热情；大商场里的店铺与北京国贸商城的品牌店是一模一样的。走进这个城市你才知道，以往的偏见与傲慢是多么可笑。

“这个国家政治挺稳定的，民风比较淳朴；这家银行还比较规范，它的母行是在伦敦上市的；中信在那儿基础很好，孙阳他们做了很多工作。”这是李庆萍的基本印象。

李庆萍还去拜访了中资银行在当地的机构。见到她的人都摇头：“你看我们在这里二十多年才十几个亿美金的规模。”

李庆萍没有多说什么，她宁肯相信自己看到的东西。

“他们都说不好经营，我觉得因为他们都是独资的，没有当地的合作伙伴。有些中资银行只有10个人的团队，能说俄语的只有一个，平时也不出去。而我们不一样，我们中信在这里有那么多的兄弟姐妹，我们有油田，有沥青厂，有中信建设、中信资本，还有中信环境……”

李庆萍说起这番话太自豪了！

回到北京，李庆萍在行内强力推动对阿尔金的收购，但依然阻力重重。

此时的哈萨克斯坦正经历着一场巨大的汇率贬值风暴。在两年时间里，坚戈对美元的汇率已经贬值了2/3。汇率如此大幅动荡，实在令人担忧。

但是，李庆萍还是要求中信银行党委班子成员去哈萨克斯坦仔细看一看。

在常振明和李庆萍坚持不懈的推动下，在实地考察了哈萨克斯坦的投资环境后，关于对阿尔金银行的收购，中信银行决策层终于松动了。

2016年9月，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在出席杭州G20峰会之前，应中信之邀，赴中国大连休养。他与中信集团总经理王炯多次谈起了中信银行入哈的问题。“中信是最可信赖的合作伙伴”，纳总统一再表示。

2016年11月2日，在李克强总理访哈期间，李庆萍终于与哈萨克斯坦人民银行签署了“股权买卖备忘录”。

但这时，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刚刚过去的一年，阿尔金经营状况极好，号称资产增值40%。于是，哈方开出了一个1.5PB的价格，以1.5的系数乘以净资产，这是哈萨克斯坦方面的要价。

这样的价格确实难以接受。此时的西方世界正在抛售他们的金融资产，最好的银行也不过是以1.1PB的价格出售，甚至是打折出售。为什么中信要以高价去买阿尔金呢？

“为什么不？”李庆萍反问。

“第一，新疆是‘一带一路’出口经过的主要地区，出去之后第一站就是哈萨克斯坦；第二，哈萨克斯坦又是和咱们关系比较好的国家；第三，哈萨克斯坦民风、文化、政治、经济比较稳定；第四，中信集团已经在那里耕耘多年，我们有很好的基础。”

何况还有国家战略的需要呢！只要国家需要，中信银行就应该在没有市场的地方创造市场，在没有信用的地方建设信用，“一带一路”建设走到今天，中国自己的金融服务早该跟进了。

此后谈判继续进行。在艰难地往来三四个月之后，哈方的要价从1.5下降到1.48，后来又降到了1.45，再也砍不动了。

尽心竭力穿针引线的孙阳向哈方诚恳地说明了中信银行的心愿、中信银行面临的问题、未来监管部门可能要顾及的问题以及全球金融市场的现状。

1.3PB，这成为合作双方最终都欣然接受的价位。

……

2017年6月7日晚间，中信银行发布公告称，拟联手中国烟草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国双维投资公司，合作购入哈萨克斯坦人民银行持有的阿尔金银行60%股权。

2018年4月24日，这一交易终于完成交割，中信银行共出资221.76亿坚戈，约合人民币 4.28亿元。

中信银行成为首家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收购银行股权的中资银行。

惠誉评级当即将阿尔金银行的评级提升至BBB–，长期展望为稳定，阿尔金银行因此成为哈萨克斯坦商业银行中评级最高的银行。一年后，惠誉再次确认这一评级，认为阿尔金银行自交割以来，业务、客户、员工保持稳定，资本化水平和流动性安全边际合理，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维持良好，业务规模不断提升。

仅仅一年，阿尔金银行出现了崭新的气象，它有了自己的电子银行，这是哈萨克斯坦第一家电子银行。中信银行还将投行业务带到了阿尔金，此前这家银行只做存款和贷款。

以前，阿尔金银行只能做本地业务，现在它成了一家外国公司控股的国际银行，它的全牌照优势这才有了用武之地，中资企业完全可以像在中国一样方便地在这里办理对公和私人业务。而坚戈汇率风险问题，中信银行则通过在香港的信银国际以套期保值的方式来规避。

最难得的是，这家银行的坏账率甚至还不到1%，相较于本地银行普遍的30%以上的坏账率，这样的数字实在令人惊异。

以心相交，以道相交

2013年，中哈两国间成立了中哈企业家委员会，常振明与哈萨克斯坦萨姆鲁克–卡森纳基金总裁舒克耶夫出任委员会中、哈方第一任主席。当年9月7日，中哈两国元首共同出席了委员会的成立大会。

为什么是常振明来担任这一委员会的中方主席？中信究竟有何不同？

中国古人说：“以心相交，淡泊明志，友不失矣；以道相交，地老而天荒。”

我们再回到KBM油田。

在KBM油田空旷的原野上，几片平静的湖面倒映着里海海滨特有的蓝天白云。其实，这是油田的工业污水汇聚而成的湖泊。

KBM的稠油开采，到如今已经必须采用蒸汽驱热采工艺。每天它需要从伏尔加河引淡水两万吨，加热汽化后注入地下，将原油“逼”出地面。与原油一起产出的是几乎9倍于原油产量的高盐高油工业污水，污水经简单处理后再次回注地下。每年KBM油田回注的污水达2000万吨，再加上采油时注入的百万吨伏尔加河水，当地下再也容纳不下如此大量的外来水的时候，污水即泛到地面，形成“湖泊”。尽管近年来，环境保护者对此不断发声，称“里海区域的生态环境状况已经到了危机的边缘”。但是，油气开采的环境问题却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中信却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样的局面继续下去了。

2015年，KBM油田主动邀请中信环境投资集团的专家来哈商讨油田污水的处理问题。王炯得知后，极力敦促中信环境尽早进入。

2017年6月7日，在习近平主席访问哈萨克斯坦期间，中信环境与卡拉赞巴斯石油公司签署了“KBM油田采出水处理厂建设与运营协议”。“采出水处理厂”项目总投资额约为5500万美元，日产水能力1.7万吨。

这意味着每年将有6200万吨工业污水经过处理之后，替代伏尔加河淡水，可以满足整个油田至少90%的工业用水水量，极大地降低了油田采出水回注所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使得KBM终于可以摆脱对高成本伏尔加河水的依赖。

伏尔加河水在哈萨克斯坦的陆地上流动1000公里，走到阿克套，这样的淡水3.5美元一吨。

中信环境水务阿克套公司总经理陶悦说：“这不是贵和贱的问题，这是关系到民生的大问题。”

为了这样的民生问题，中信环境从德国采购了全球顶尖的工业污水处理设备。

从2015年开始筹备这个项目，中信环境的团队已经在这里坚守了多年。污水处理厂在2020年投入运营。

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很快就发现了中信的不同之处。他发现了真诚的中信、干实事的中信、讲信用的中信，而特别重要的是，他看到了一家有内涵、有实力的中信，看到了历经国际市场磨砺数十年而日益强大的中信。

中信同样重新认识了中国的这个近邻。哈萨克斯坦的各种资源禀赋给予中信以极大的想象空间，哈萨克斯坦独特的地缘优势给予中信以更加长远的机遇。中信于是将自己最优秀的企业一个个带入哈萨克斯坦。

在中信进入哈萨克斯坦5年之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演讲中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大倡议。纳扎尔巴耶夫总统意识到，对于哈萨克斯坦这个年轻的国家来说，这将是一个无比重大的机遇。

相比海洋国家，内陆国家缺少出海口，就势必缺少了通达世界各地的途径。但是，当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被一条宽阔的大路连接时，尤其如果这条大路变成了一个更加宽阔的经济带的时候，路上的每一个国家都有可能成为新的动力源和加油站，财富就在这样的来来往往中产生和聚集。而在这其中，哈萨克斯坦作为世界最大的内陆国家，作为欧亚大陆的中心，作为连接中国与欧洲必经的大通道，作为自然资源禀赋富足的国家，它占据了天时地利。

谁说哈萨克斯坦没有海洋？“我们有两片海洋，一片叫中国，一片叫俄罗斯，只要打通陆路运输，他们就是我们最好的海洋。”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充满诗意地说。哈萨克斯坦学者坦言，正是“一带一路”倡议，让他们真正认识到自身的枢纽价值。

中信需要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也同样需要中信，建立在互利互赢基础上的合作关系，才是最牢固的。

有关KBM油田的两件事不能不提。

哈萨克斯坦在2008年底调整了它的税法，KBM每年将因此多缴约7500万美元矿产税，10年就是7.5亿美元。若果真如此，中信在合同期内基本无望收回投资。

中信与哈方高层和政府六个部委进行了反复的解释沟通后，哈萨克斯坦专门就KBM油田制定了《低收益、稠油油田矿产税优惠措施》，这一决议后作为“税法修正案”，在2011年1月获得哈萨克斯坦议会正式批准。

孙阳说，因为这个法律修正案，“按照当年投行预测的长期油价测算，KBM到哈政府批准的合同延期结束，共计将节约成本约16亿美元”。

 2014年5月，纳扎尔巴耶夫总统批准了无偿延长KBM油田合同到2035年的申请，延期15年。到2035年，KBM至少将增加可采储量3300万吨。不仅如此，相关合作文件还包括了KBM油田现有规模之外区域的勘探开采权。权利将延伸至地下500米以下地层、合同区北部80平方公里、近海可开发的油藏，初步估计资源量1亿-1.2亿吨。

哈方已“原则同意无偿将上述区块增加到现有合同范围内”。这意味着在时间翻番之外，再搭上两个地下油田和一个海上油田。

因果循环，因缘际会。是花儿总要开放。

（编辑  杨利红）

内容提要：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资本积累是欧美列强策动战争的主要驱动力。历史表明，资本扩张与战争扩张密不可分。当代随着工业资本主义转向金融资本主义，美国变得更加好战，“混合战争”成为美国对外战争的新方式。当前，美国已经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并通过“混合战争”遏制、削弱中国。中国必须增强底线思维，以总体战应对“混合战争”。

关键词：资本积累 金融资本  美国  混合战争

“战争与和平”问题是人类社会的永恒问题。某种程度上，人类历史有多长，战争历史就有多长。只是在不同历史时期，战争的方式与特点存在代际差异。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政治格局、国际经济格局、全球治理体系、人类文明交往模式均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变。这种百年之变绝非线性发展过程，而是暗流涌动、矛盾叠出的波浪式前进过程。和平与发展仍是大势所趋，但战争与冲突从未远去。

资本积累日益成为策动战争的主要驱动力

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实现资本积累是超越一切的最高目标。在此情况下，策动战争的经济动因，日渐从农耕/游牧时代的侵占土地、掠夺人口和财富，转向谋求资本积累最大化。对外战争为经济扩张铺路，战争是投入，经济是产出，市场决定战争，战场创造市场，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战争与经济的辩证关系。

从历史看，资本扩张与发动战争几乎就是“孪生兄弟”。战争是欧洲列强攫取财富、实现经济扩张的惯用办法。英国在工业化过程中，依靠的就是“战争—贸易”循环往复的“战争经济学”。1840-1860年自由竞争时期，英国当权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是反对殖民政策的。到19世纪末，英国的头面人物都公开鼓吹帝国主义。桑巴特在其《战争与资本主义》一书中指出，在14-15世纪期间，英国与法国争斗了一百年；16世纪期间，欧洲只有25年的太平时光，17世纪时只有21年，也就是说，在这二百年里就有154年处于战乱。荷兰从1568年到1713年的145年中，有116年在打仗。[1]

另有统计表明，从1871年到1914年，英国人一共打了30场殖民地战争。在这段时期，英国人、法国人和荷兰人至少打了100场战争。

在这个“战争—贸易”两轮驱动的世界体系中，战争手段被用来推进贸易，赚取更多的商业利润，再用贸易获得的利润来支付战争。为维持这个成本巨大的循环体系运转，就需要美洲的黄金白银（当时的世界货币）、非洲的奴隶（廉价劳动力），东方的香料、茶叶、丝绸、棉布、陶瓷和一系列先进手工业技术，由此打造出一个由坚船利炮筑成的巨大世界市场。这个市场的“规则”由欧洲列强制定，利润由欧洲列强瓜分。它们将美洲掠夺来的黄金白银在亚洲换取手工制品，再运回欧洲赚钱。它们也将欧洲生产的纺织品拿去非洲换取奴隶，将奴隶运到美洲去种植甘蔗和其他经济作物，再将经济作物运回欧洲赚取利润。[2]

与殖民主义时期的英国相比，后殖民主义时代的美国谋求霸权方式更加隐蔽，但好战本性丝毫没有减弱。美国战略文化的核心特征之一，就是对自身文明的盲目优越感，以及从骨子里对非西方文明的鄙视。由此，美国在对有色人种发动战争时，几乎没有任何道德负疚感。大卫·哈维曾指出：“美国是一个极度宣扬多元文化的移民社会，崇尚竞争的个人主义不断地改变着人们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如果不能对多元主义和个人等社会力量进行有效控制的话，将会导致民主长期不稳定和出现问题。”[3]

而美国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办法之一，就是持续对外发动战争，通过损害其他国家，来增加国内政局稳定和国民凝聚力。由于战火绝大多数是在别国进行，因此美国人感受最多的是战争带来的收益。在美国人眼里，战争就像做生意，尽可能做到稳赚不赔，出现“大炮一响，黄金万两”的局面。

从历史角度看，美国的建国史就是一部军事扩张和种族屠杀的历史。有统计称，美国从1776年建国240年来，有222年的时间处在战争状态。还有统计称，自1776年独立以来，美国参与了53场军事入侵行动。[4]不管按哪种算法，“把美国人视为和平主义者是个幻想，他们是而且一直是历史上最暴力的国家之一。”[5]尤其二战后，随着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美国对外军事干涉日益增多。在越南，美国共投下700万枚炸弹，是二战期间在欧洲和亚洲投射炸弹总数的两倍。[6]

1991年的海湾战争使美国彻底摆脱了“越战后遗症”，此后对外战争越来越频繁：1999年牵头发动科索沃战争，2001年发动阿富汗战争，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2011年参与利比亚战争。可以说，美国的建国史和对外扩张过程，就是一部暴力和战争相互交织的历史。有统计表明，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到处进行军事干预，共对37个国家的2000万至2500万人的死亡直接负责。[7]

美国持续发动战争，同样是为资本扩张服务。对美国人来说，战争更多意味着“有利可图的生意”，而不是生灵涂炭的人类灾难。这使美国显得尤为好战。“纵贯整个20世纪，直到现在21世纪初，美国一直不断地动用其军事力量以及情报系统，来颠覆那些拒绝保护美国利益的政府。美国干涉别国，在很多情况下，主要出于经济原因——特别是要确立扩张、扩大、保护美国人在世界各地不受干扰地从事商业活动的权力。”[8]

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的西方列强更加好战

现当代西方大国日趋从工业资本主义阶段转向金融资本主义。1980年，全球金融体系中的衍生品交易量微乎其微，到2007年末，清偿利率衍生品合同的名义本金高达400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的9倍。[9]过去40年来，全球实体经济增长4倍，但基础货币增长300倍，全球流动性金融资产与全球GDP之比，1980年为109%，1994年为218%，2005年为316%，2013年为350%。[10]

2007年一项调查显示，世界排名前50位企业中，有45家企业来自金融业。金融资本在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中日趋占据主导地位。

金融资本本身并不创造财富，而是凭借对资本的占有，参与瓜分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金融资本过度膨胀，意味着由1%-2%的实体经济创造的剩余价值，要由100%的资本来瓜分，由此使平均利润率被金融泡沫急剧摊薄，乃至趋近于零。可以说，金融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虚胖和浮肿”的表现，也是国家走下坡路、资本主义“进入秋天”的征兆。

相比于工业资本，金融资本更喜欢制造战乱。工业资本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之上，可以增加社会财富总量，吸纳大量就业，而且工业资本获利要经历采购原料、加工生产、销售产品等诸多环节，需要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只有资本扩张受阻才会动用武力（如鸦片战争）。相比之下，金融资本牟利不完全依托实体经济，它主要通过“贱买贵卖”“低买高卖”实现盈利。因此，世界局势保持相当程度的动荡与混乱，资本价值变动剧烈，金融资本就有机会浑水摸鱼，从中渔利。

就此而言，金融资本及其控制下的国家，主要通过制造和操控危机的方式，引发金融市场的可控波动和资本的定向流动。金融资本比工业资本更喜欢制造动荡，通过战争等破坏性手段攫取超额利润。

具体地说，金融资本谋利主要借助两大方式。一种方式是层出不穷的金融炒作和金融衍生品，由此日渐演变为“空手套白狼”的“赌场资本主义”[11]。大到汇率、房地产、粮食和石油等大宗商品，小到普洱茶、大蒜、绿豆等普通商品，都可能成为金融资本炒作对象。然而，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炒作和“金融创新”，最终将导致金融泡沫越来越大，直至最后破裂。另一种方式，就是通过“制造灾难”实现国家间财富再分配。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宣扬的经济策略就是：“等待一个大危机，然后趁着遭受打击的人民茫无头绪之际，把国家资产一块块变卖给个人，并且迅速让‘改革’永久化”。[12]

这种靠制造灾难掠夺财富的生财之道，也被称为“灾难资本主义”。[13]即通过制造灾难来获取财富，发战争财、国难财。

美国曾长期占据世界第一大制造业大国的位置。1960-2017年间，美国金融业占GDP比重从14%增加到21%，而制造业占比则从27%下降到11%，贸易占比则从17%下降到12%。与此同时，金融业的利润从17%增加到30%，制造业的利润则从49%降至17%，缩减了三分之二。1973-2000年间，美国劳动生产率（即每小时GDP）年平均增速不到1%，这仅仅是前一个世纪均值的三分之一。[14]

另有统计表明，1947-2012年期间，美国GDP增长了63倍，其中制造业增长30倍，金融业增长了212倍。

经济金融化是“资本主义的秋天”，蕴含着比工业资本主义更大、更严重的经济危机。美国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转向脆弱的金融结构，由此将产生更多危机。他将这种金融化分为依次递进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相对健康的“套利金融”；第二阶段是更具风险的“投机金融”；第三阶段是灾难性的“庞氏骗局”。[15]

随着美国经济日趋金融化，美国对外政策变得越来越好战。

首先，维护美元霸权体系离不开军事手段。美国金融霸权的核心是美元霸权。美元霸权本质上是一种信用霸权，一旦世界其他国家拒绝认可和使用美元，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将极大削弱。因此，军事手段成了维持美元霸权的重要工具。金融战争是最高级别的地缘政治武器。冷战后美国发动的一系列战争，例如科索沃战争、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多少都带有金融战争的性质。

其次，维系“债务经济”使美国热衷于制造战乱。1945年，美国公共债务只有2580亿美元，2002年就达到3.2万亿美元。[16]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实现“经济繁荣”，更多是一种“钱生钱”的货币再生产。据美国著名学者安德森·维金（Anderson Wiggin）推算，美国每获得1美元GDP，必须借助5美元以上的新债务。美国要想维系表面经济繁荣，每天至少需要流入20亿美元。资本天性喜欢“低风险、高收益”的投资场所。换言之，只有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比美国更加动荡与混乱时，巨额资本才会乖乖地回流美国，用以支撑美国经济发展。在此背景下，美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喜欢打仗，其动武动机甚至不再是工业资本时期的扩大市场、寻找原材料，而是通过使其他国家或地区陷入动荡的办法，迫使世界资本回流美国，确保美国的经济繁荣。

美国这种基于金融霸权的战争逻辑，彻底颠覆了传统国际经济体系的行为逻辑。对美国来说，“灾难资本主义体系足以媲美‘新兴市场’和20世纪90年代信息科技业的繁荣兴旺。”[17]

混合战争：美国对外战争的新方式

二战结束以来，随着核武时代的来临，大国间首次出现“核恐怖平衡”，军事对抗只会使双方同归于尽。这种高额代价的战争风险，足以令最为好战的西方政客都心存忌惮。在此背景下，战争的对象和形态均发生了重大变化。《五角大楼的新地图》一书，将世界分为“核心国家”和“断层国家”两类，认为对核心国家不需要任何军备控制，但对“断层国家”则不然，说得通俗一点，就是“看人下菜碟”：对待中、俄等军力强大的国家不再轻易发动战争；对待军力相对孱弱的所谓“断层线国家”（如伊拉克、利比亚等发展中国家），则可以无所忌惮地继续发动战争。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与中俄等核大国的较量到了“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程度。事实上，针对中俄等军力强大的国家，美国越来越多采取了除热战之外的“混合战争”的方式。混合战争也被称为“第四代战争”、“复合战争”、“新型战争”、“非三位一体战争”、“非对称战争”等。《偶然的游击战》（The Accidental Guerilla）一书的作者大卫·基尔卡伦认为，“混合战争”是对现代冲突的最好定义。[18]

“混合战争”也是一种低成本、高收益的战争手段。

美国策动“混合战争”，最终目的就是制造“可控混乱”，帮助金融资本实现两大目标。

一是破坏主权国家独立自主基础，借以实现财富再分配。在金融资本主导之下，美欧经济增长不再通过增加产品，而是通过强国与弱国间的财富再分配。因此，只有设法削弱和瓦解那些阻止混乱发生的主权国家，使对方丧失作为国际行为体的能力和功能，同时迫使其将国有经济部门私有化、减少社会福利和科教文卫投入等，从而隐蔽地消灭经济竞争者。这一过程经常伴以野蛮的军事入侵。[19] 在后冷战时代，美国在海外的军事和情报行动，很大程度是与“自由市场改革”联系在一起的。美国在东欧、前苏联和巴尔干地区鼓励和推进的这类改革，最终导致国民经济遭受破坏，数百万民众陷入贫困。[20]

    二是消灭的“垃圾人口”，减少全球人口规模。在西方精英眼里，地球资源十分有限，只有消灭过剩的“垃圾人口”，才能确保西方“黄金十亿”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在跨国金融资本构想的“世界新秩序”中，消灭“垃圾人口”是一项不便明说的既定追求目标。不难理解，西方通过倡导新自由主义，极大减少了出生率，增加了死亡率；而宣扬性解放、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消费主义，可以减少出生率；传播社会达尔文主义，会使政府对被压迫者处境漠然视之，而制造战乱无疑是消灭“垃圾人口”最快捷的办法。自“9·11事件”爆发的15年来，美国新保守派试图用武力重塑中东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秩序，由此导致200万至250万人死亡。[21]

美国知名战略学者布热津斯基、“非暴力战争之父”吉恩·夏普等，都十分推崇“可控混乱”概念。该理论日渐受到美国决策层的青睐和推崇，日渐从理论探讨进入实操阶段，成为美国策动“颜色革命”的指导思想。

从政策实践看，“混合战争”并非什么新生事物。美苏冷战就是一场典型的“混合战争”。二战结束后，美国为遏制苏联共产主义扩张，动用了除发动战争之外的所有手段。时任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说过：“斗争舞台是广泛的，它包括整个世界和其中所有的政治、军事、经济和精神力量。代理机构是很多的，国内和国际的，布景经常变换。”[22]

冷战期间，美国及北约对苏联使出各种招数，在思想意识和经济领域实施广泛的颠覆破坏行动。美国还迫使苏联陷入旷日持久的军备竞赛，极大消耗苏联的国力。经过长达50年的较量，苏联最终不战自溃，美国以低成本方式赢得全面胜利。

苏联解体后，美国等西方国家更加肆无忌惮地在全球各地发动“混合战争”。如果说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局部战争是暴力为主，心理战、经济战等非暴力为辅，那么他们在前苏联东欧地区策动的“颜色革命”，则更多是以非暴力为主。“颜色革命”是一种“性价比”颇高的混合战争。它谋求通过民众抗议等非暴力方式推翻现行政权，可以使被颠覆对象处于两难境地：如果当权者用武力镇压民众抗议（抗议者并不清楚他们已被政治操控），政府便会遭到西方孤立；如果当权者不镇压民众抗议，政府则可能被推翻。[23]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颜色革命”日渐取代传统的军事政变，成为中情局进行“政权更替”的主要法宝。冷战时期，美国中情局至少推翻或试图推翻超过50个外国政府（中情局只承认干了7起）。进入21世纪后，西方大国通过策动“颜色革命”推翻原政权的案例越来越多。例如，塞尔维亚(2000年)、格鲁吉亚(2003年)、乌克兰(2004年)、吉尔吉斯斯坦(2005年)、中东剧变（2011年）等等。2014年，乌克兰再次发生政变，西方大国只花费了大约50亿美元，就推翻了亚努科维奇政府，这是武力入侵一个国家并推翻其政权所花费用的零头。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美国积极支持与其对抗的国家的各种武装团体，在委内瑞拉策动暴力活动，目的是将马杜罗总统赶下台。而美国支持的这些团体不是什么反对派或学生，而是恐怖分子和准军事人员，他们与服用毒品的杀人犯一起，能够破坏食品商店、公共汽车、地铁站和儿童医院等。[24]

美国这么干的目的就是尽可能扩大亲西方势力的地缘政治经济版图，服务于资本积累目标。

当前，随着美国软硬实力受损、控制国际事务能力下降，西方国家更加青睐“混合战争”这一谋霸方式。美国全球战略正悄然调整，即从充当“世界警察”转向“幕后策划”。美国减少使用大规模军事入侵和空中轰炸，更多使用特种部队和情报雇员，使用间接手段推翻政权，用相对隐蔽的方式推进美国的政策。由此减少了美国与俄罗斯、中国和伊朗等国正面相撞的风险。[25]

2016年3月，兰德公司发布的长篇报告《强制的力量——不战而屈人之兵》指出，硬实力具有高回报、高风险、高成本和高暴力的特点；软实力虽然低风险、低成本、非暴力，但回报微小、难以捉摸且缓步渐进。相比之下，“颜色革命”、网络攻击、金融制裁等“强制力量”正好介于软硬实力之间，效果可观，风险适当，潜力很大，是美国今后强化与倚重的对外攻击手段。与此同时，世界上多数国家依赖外部世界，这为美国使用强制力量提供了极好机会。美国在世界体系中居于中心位置，拥有全球最强大的情报能力，并有威慑、报复敌对势力的能力，因此美国最有能力使用强制力量。[26]这份报告颇能代表部分美国决策层的所思所想。

 美国对中国形成“全政府-全社会”战略

事实表明，尽管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但战争从未远去。“没有硝烟的战争”更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只要存在新帝国主义，和平与发展问题就无法真正解决。尤其在当前，随着金融资本恶性膨胀，其“灾难资本主义”本性发作，由此导致国际社会越来越不太平。

近年来，随着中国崛起态势日趋明显，美国战略焦虑感日趋加重。美国显然不愿失去霸权地位。对美国来说，通过塑造外敌来强化自身认同，已成为不言自明的战略文化。无论从国内社会整合角度看，还是从国际上维护霸权目标看，都会想方设法渲染中国威胁，遏制中国崛起步伐。对美国来说，目前中国“将强未强”，美国“将弱未弱”，正是美国遏制中国的“窗口期”。由此，美国各界加大渲染“中国威胁论”，对华遏制力度日趋加大。

兰德公司在《强制的力量——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研究报告中，不仅将中国、俄罗斯、伊朗作为三大潜在敌对势力，还列举了使用强制手段的主要方式，包括经济制裁、政治孤立、武器和技术禁运、切断能源供给、海上拦截、支持敌对国的政治反对派、网络攻击等。[27]

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逐渐形成“全政府-全社会”对华战略，即各级政府部门为实现共同目标和解决某一特定问题而进行的联合行动，并同时注意和私人部门在行动中的协作。该战略体现在对华政策上，就是整合贸易代表办公室、财政部、商务部等部门，对华发动贸易战。国务院、国防部、中情局等部门与经贸部门密切配合，阻挠中国科技、安全、文化等领域发展。[28]这种“全政府-全社会”的对华战略，已经带有反华总动员和总体战的性质。

正所谓“好战必亡，忘战必危”。在新形势下，中国必须增强斗争精神，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思想统领，统筹运用各种资源和各种手段，从全局的、系统和普遍联系的角度制定和实施国家战略，以总体战应对“混合战争”，由此才可能最大程度维护自身安全和世界和平。

（编辑  季节）

从国际数据比较看“双循环”的历史必然

    在新的形势下，中央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形成以国内循环为主体，一个必要条件是将国内居民消费保持在较高水平。2018年，我国国内消费占GDP比例为55.1%；美国高达82.3%，日本为75.4%、德国72.0%。在发达国家，国内消费占GDP比例一般在70-80%。

    1962年，我国国内消费占GDP比例曾高达84.8%，至今很多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但是这属于低水平的国内循环。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我国从低水平的国内循环转向了以国际大循环为主的双循环。2000年国内消费占GDP的比例为63.5%，此后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对外贸易的高速发展，这一指标相应不断下降。

2010年后，我国对外贸易占GDP的比例逐步下降。随着有关鼓励扩大内需的一系列政策出台，国内消费占比开始逐步回升。同时，中国外贸占GDP的比重从2006年的64.5%，降至2018年的36.8%。可以看到，国内大循环趋势在金融危机之前就开始了，但中美贸易战和疫情加速了这个进程。

    我国从改革开放前的低水平的国内循环，到改革开放后的“两头在外、大进大出”阶段，再到现在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阶段。这是我国经济不断登上新台阶的历程，完全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相应地，我们的人均GDP从20世纪60年代初的70美元，到2001年超过1000美元，在“十四五”期间，我国人均GDP将会跨过12700美元的门槛，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将从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变成一个高收入的国家，这在人类历史上将是一个里程碑事件。

疫情下全球化的新特点和“一带一路”的挑战

    国际产业转移的历史趋势

    世界工业的发展，就是发达国家的传统产业逐渐向后进国家转移的过程。二战后，日本从美国大量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很快实现了经济复苏。20世纪60年代，日本和西方国家因工资水平上升，再将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亚洲四小龙”。80年代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

    到2010年左右，我们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尤其是东南沿海的工资水平的上升，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转到东南亚、转到非洲。根据统计数字，我国20世纪60年代制造业就业人数是970万，80年代从“亚洲四小龙”转到中国内地，导致制造业新增就业人数约500万。2010年，根据第三次工业普查数据，制造业就业人口为1.25亿，其中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业人数为8500万。

表1：产业转移时制造业的就业人数

    “一带一路”倡议顺应全球化下产业转移的规律，承接来自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是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机遇。可以想象，假如这8500万就业岗位中的10%转移出去，很多“一带一路”国家就可以快速地创造就业。

    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产业转移从单纯的劳动密集/资源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向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型产业环节的转移，在多个产业领域形成了全球供应链的分工体系。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也使很多产业和产品的分工越来越细，产品的国际分工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突出特点。   

    从产业全球范围分布到区域性分布

    由于发达国家出现经济发展停滞、贫富差距扩大等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各类结构性问题，一些发达国家逐渐意识到脱离实体经济的风险，开始围绕全球供应链重新配置产业，大力鼓励海外产业回流。

    据2020年美国年度贸易“回流指数”（Reshoring Index）报告，通过对过去五年美国制造业数据的分析发现，美国的制造业趋势正在发生逆转，其中最为明显的趋势是美国制造业正在撤出亚洲低成本国家和地区。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凸显了全球产业链的“断链”风险。本来，每个国家有各自的优势产业，产品生产劳动分工越来越细，生产链条越来越长。对于那些高度复杂的产品（例如汽车），“准时生产制”（just-in-time manufacturing）要求每个环节严格按照时间工作：在所需要的时刻，按所需要的数量，生产所需要的产品，无需过量库存和闲置产能（电子、机械、汽车等行业的中间品备货平均时间在两个月左右）。新冠疫情的发生，使得 “准时生产制”不再准时，也将推动全球供应链的重构，各国都在考虑提高供应链应对突发情况的能力。在短期内，各国企业会增加库存、提高物流绩效。

    从长远来看，为了降低风险和对特定国家供应商的依赖程度，供应链的布局可能不再一味追求低成本大范围的“全球化”，而是朝着低风险的“区域化”的方向发展。

    随着“高度集中式”的全球化的逐渐弱化，“分布式”的全球化将会兴起。区域经济的融合将大大强化，特别是北美、欧洲和东北亚将出现区域性的相对独立但又相互联系的供应链体系，在各自区域内构筑坚强和智能化的物流体系。

    在这一趋势下，未来很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想融入国际供应链，其难度将会大大增加。这是我们下一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向发展中国家产能转移时需要考虑的一些新的因素。

    疫情影响下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支援

    受疫情影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将萎缩4.9%，其中发达国家下降8%；“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下降3%。

期待2021年的经济复苏，全球增长率为5.4%；发达国家4.8%；“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5.9%。

      表2：全球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 update june 2020）（%）

    据外交部估计，疫情以来大约20%的“一带一路”在建项目受到严重影响，30%-40%的项目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40%的项目几乎未受负面影响。但是，目前人员流动受阻，新建项目受到疫情影响有所推迟，企业进一步的投资态度会更加审慎。

    受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制约，以及来自中国的投资在发达国家受到更严格的监管审查，预计中国今年的境外直接投资总额将出现大幅下降。尽管如此，“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势头仍保持了相对稳定，“一带一路”国家占中国境外直接投资的比重持续上升。

    据商务部数据，2020年前6个月，尽管总投资下降4.3%，但对“一带一路”国家的非金融类境外直接投资逆势增长19.4%，证明了“一带一路”倡议的旺盛活力和面对变局的强大韧性。（数据来源：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http://hzs.mofcom.gov.cn/article/date/202007/20200702985724.shtml）

    疫情期间，许多中资企业展现责任担当，在“一带一路”国家为当地抗击疫情、经济恢复提供了实质性帮助，这些企业在当地捐赠抗疫物资和食品，维护了社会的安定。

    在抗击疫情的同时，中资企业有序推动重点项目、重点走廊、重点园区复工复产，为当地重塑发展信心，也保证了当地雇员的就业。在线办公、网上展览、远程招商、云视频等需求剧增，数字经济进一步激活，催生了新业态、新模式，促进了“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在大数据、5G、智慧城市等领域的合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恢复与发展注入新动能。我在绍兴参观了一个跨境电子商务集群，今年上半年他们的销售额逆势增长了25%。我们的一些高技术行业抓住了当前的变革，得到了很好的发展机会。阿里巴巴等中国科技公司通过供应重要防疫物资，为非洲国家提供了重要帮助，非洲可以从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采用的技术中进一步受益，学习建立信息技术基础设施，防范未来可能出现的疫情。

双循环为 “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机遇和活力

    参与国际产业转移的内循环和外循环

    中国在当前的发展阶段，既是资金技术的转出国，把一些不再具备比较优势的环节转到其他更具备优势的国家和地区；同时也是技术追赶国。因此，中国参与国际产业转移中，也存在“内环”、“外环”两个路径。“内环”是指从本国东部向西部转移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的产业，并通过边境园区辐射周边延续梯度产业转移。“外环”是指中国在科技前沿领域奋力追赶发达国家中高端产业的同时，也向其他国家投资并购主动吸收先进的技术。

    中国在新一波国际产业转移中的这个特殊定位，是由中国庞大的经济体量和在国际贸易中的中心地位所决定的。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形势下，产业梯度转移的“内环+外环”也将继续。

    国内国际双循环中的产业梯度转移

    从国内来看，在严峻的新冠疫情中，中国在短短两个月内迅速复工，进一步展现了中国制造业的韧性和适应能力。中国在5G、数据中心、IoT等领域的新基建建设，也将进一步加强中国制造业的优势。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尤其是乡村振兴、城市化的加速发展，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是留住外资并且继续吸引外国企业的主要因素，“在中国、为中国”成为跨国公司继续投资和留在中国的核心战略。

    从国际来看，“一带一路” 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桥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资源禀赋各异，工业化水平不同，我们应继续鼓励国内制造企业与境外自由贸易区、产业集聚区、经贸合作区加强跨区域对接。

    国际循环涉及产业梯度转移，中国既是产业转出国也是追赶国。作为产业转出国，中国主要是将劳动和资源密集型的中低端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出，目前主要是向周边的东南亚国家转移，并且开始通过工业园区建设向非洲国家转移。到2018年年底，我国在海外一共建设了182个工业园区，为东道国贡献了22.8亿美元的税收，创造了14.7万个就业机会，很受当地国家欢迎。

    作为产业追赶国，中国继续从发达国家吸收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的中高端技术产业。中国不仅是按照传统的路径接受来自发达国家的投资在中国办厂，也通过反向投资在发达国家并购、参股等方式加快本国企业的产业升级。

    我国西部地区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纽带

    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有一个重要纽带：国内从东部向西部产业梯度转移的同时，可通过西部省份的边境经济特区和产业园区，利用相邻国家的资源、劳动力进一步推动产业的梯度转移，并扩大产品市场。

    我国云南、西藏、新疆、广西、内蒙古等省、自治区均有边境工业和物流园区，而内陆的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是通往中亚、南亚、西亚国家的商贸枢纽，是“一带一路”的重要驿站。

    中央关于西部大开发指导意见特别要求加快沿边地区开放发展，完善沿边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边境经济合作区布局；推动西部优势产业企业积极参与国际产能合作，在境外投资经营中履行必要的环境、社会和治理责任。

以中国、老挝为例，位于中国磨憨口岸与老挝磨丁口岸之间的经济特区，未来将成为中国与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连接点。按照规划，通过未来5-10年的发展建设，特区将建成中老边境地区一个30万人口规模，拥有现代化物流、加工、旅游、金融、文化、教育和医疗作为主体的最有活力的节点城市，也将成为这片区域“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的中心地带。

表3：中国西部地区部分省、自治区的“一带一路”定位与边境经济园区

新形势下“一带一路”建设的政策建议

    在严峻的疫情下，“一带一路”建设展现了很强的韧性。在双循环的新形势下，“一带一路”建设作为国际循环的大格局没有变，而且具有新的活力和机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将持续上升，同世界经济的联系会更加紧密，为其他国家提供的市场机会将更加广阔，成为吸引国际商品和要素资源的巨大引力场。”

    我们要依托“一带一路”，继续深化国际产能合作，把国际循环与国内循环相衔接，以更加开放的理念和态度，继续坚定地推动全球化和我国产业链的持续升级。特别是要发挥西部地区在双循环中的纽带作用，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特别是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共建有特色的边境经济园区，增强经济辐射能力，把西部地区从发展滞后地区转变为平衡我国区域发展和支持“一带一路”建设的新高地。

    1.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综合考虑上游（基础设施）、中游（制造业）、下游（服务业）的链接，即吸收当地低工资劳动力就业，面向国际市场，发展出口加工业。就业和出口创汇是很多发展中国家最关心的两个问题。我们有很多大企业在当地大规模开发矿业、能源，可以考虑将原矿在当地加工，把当地的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发展起来。也就是“基础设施+制造业+服务业”的市场化一揽子投资模式。

    双循环新形势下特别要大力发展跨境电商，是中国互联网企业大展拳脚的最佳时机，并推动与跨境电商发展相关的物流渠道等配套建设，在相关国家积极参与海外仓储、物流园区等建设。

    2.在对外投资和产业园区建设中，推动与第三方合作，优势互补。尤其是争取与欧美发达国家的国际品牌和买家公司在园区落地，扩大国际市场，也可以有效降低投资风险。中国企业在园区建设和项目投资争取国际多边开发银行的贷款、股权、担保，同时鼓励投资园区的企业利用国际商业贷款、境外发债、境外上市等方式进行境外融资。

    3.双循环形势下的“一带一路”建设不可忽视非洲。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议（AfCFTA）作为涵盖55个国家近13亿人口的单一市场，是推动疫情后经济复苏的动力，也是中国企业增加投资和加强非洲各国、区域和与全球建立生产和供应链的机遇。

    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助力非洲建设产业集群，推动基本的民生、健康用品尽量在本区域生产，培育非洲的企业和企业家，为未来参与全球性的中、高技术产业链做好准备。

    相比其他地区，非洲不是地理政治的热点，中国与美国没有直接的战略对抗，因此在这一地区的回旋余地比较大。在这一地区，英法等前殖民地在政治经济体制方面的影响很大，而中国的贸易和投资规模较大，有潜力在这一地区联手欧洲国家助力非洲国家的经济建设，有助于中国、欧洲与非洲在全球治理中加强合作。

    4.针对疫情之后的经济恢复，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当地企业联营，开拓和深耕当地市场，进一步加大在医疗卫生产业与健康消费产品、医疗信息网络建设等方面的合作，鼓励中国企业积极拓展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医疗器械生产、药品准入、医院建造、卫生健康服务的产业化合作力度。

    5.多做惠及民生的“小基建+小制造+服务业”。中国企业可以以国内的成功经验，发展数字信息化基础设施，以信息高速公路拉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与世界市场的联系，在共享经济、网络经济等方面推广相关的技术和商业模式，帮助当地老百姓脱贫致富。

基础设施建设和制造业投资项目应把改善民生作为标配，在周边社区建设公益性的学校、诊所，改善卫生、供水、供电等民生设施，营造互利多赢的积极舆论环境。  

 (编辑 高梁)

负利率形成的长周期背景

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陷入长期性停滞，发达国家普遍采取低利率、量化宽松等非常规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恢复增长，取得了短期效果；同时也埋下了更大隐患。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陷入长期性停滞

全球人口增长率下降、老龄化加深问题日趋严重，人力资本和市场需求增长乏力；实体经济利润率不断下降，投资信心不足；金融危机后，各国全要素生产率（TFP）出现了明显的趋势性下降，上一轮技术进步红利已经充分释放，而新一轮技术革命尚未具备大规模产业化条件。美欧发达国家产业日益空心化，社会阶层极化加剧，有效需求严重萎缩；拉美国家和印度经济增速巨幅震荡；石油价格低迷使俄罗斯、沙特等主要产油国遭受重创，全球内生增长动力极度疲弱。民粹主义与单边主义抬头，各国之间的存量博弈不断加剧；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和传播，抑制了各国间人员和物资流动；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受挫。按照IMF的估算，2019年全球经济仅增长2.9%，而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将萎缩4.9%。^[①]

图1   2008年以来世界主要国家生产总值增速

数据来源：Choice数据库

各国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导致的路径依赖

次贷危机暴发后，美联储开启以“资金量”为操作目标的QE。自2008年11月至2014年10月，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从9000亿美元迅速扩大到4.5万亿美元。2019年下半年以来，美国进入新一轮降息周期，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再次扩大，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后，今年6月达到了7.22万亿美元的历史峰值。^[②]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利率长期处于零值附近。2001年3月，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先采取量化宽松政策的国家。金融危机暴发后，日本央行在降息的同时启动了资产购置计划。2016年1月起，日本央行对商业银行新增准备金账户征收负利率。本次疫情后，日本央行宣布将采取额外宽松措施，将年度ETF购买目标增加6万亿日元，总规模达12万亿日元。^[③]

为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2009年欧债危机的双重打击，欧洲央行通过近10次降息，将主导利率降至0.15%，隔夜存款利率降至-0.2%；2019年9月，存款便利利率降至-0.5%。2015年1月，欧洲央行宣布在2015年至2016年间展开超过1万亿欧元的资产购买计划，资产范围包括各成员国公债、资产支持债券及担保债券。^[④]

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及其后续影响的过程中，发达国家的非常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恢复，但也埋下了新的隐患，经济增长严重依赖于扩张性货币政策，利率稍有升高或央行启动缩表，往往又会将经济拖入衰退。

主要发达经济体债务负担压力趋大

全球央行维系低利率使得全球债务总规模和杠杆不断攀升，而大规模刺激性财政支出使政府债务负担增长更为快速。根据2020年7月国际金融协会（IIF）发布的全球债务监测报告，今年一季度全球债务增长1.2万亿美元，达258万亿美元，美国的债务占成熟市场债务总额185万亿美元的一半；发达国家中除德国外，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普遍在100%左右，日本甚至超过了200%，^[⑤]各国都需要低利率以维持不发生系统性风险。

主要经济体利率的周期波动

在20世纪70年代-80年代初，石油危机引发严重通货膨胀，世界主要经济体名义政策利率飙升至10%以上。通胀问题缓解后，主要发达经济体名义利率出现周期性下行。2008年后，主要发达经济体名义利率下行的主要原因是全球经济潜在增速下滑，人口结构、收入不平等等结构性因素所引发的中性利率下降。^[⑥]

图2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主要发达经济体利率变动情况

数据来源：Choice数据库

图3中可见，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与美国核心CPI有相近的变动趋势，一方面，联邦基金利率是名义利率，其中包含了通货膨胀因素；另一方面，维持物价稳定是美联储货币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CPI过高时，美联储会通过加息抑制通胀，CPI过低时又会通过降息抑制通缩。

图3  美国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与核心CPI走势对比

数据来源：Choice数据库

图4中可见，将美国联邦基金名义利率减去当期CPI近似得到的当期“实际利率”与同期GDP增速走势高度相关，且实际利率滞后于GDP增速的变化。早在上世纪50年代，美国联邦基金实际利率就曾降为负值，而此时美国GDP也出现了负增长，此后实际利率数次落入负值区间，同期GDP增速也多为负值。

图4  扣除通胀因素的美国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与GDP增速对比

数据来源：Choice数据库

图5中可见，欧元区与美国类似。欧元区隔夜存款名义利率在2012年6月转负，而实际利率早在2002年1月出现负值，此时欧元区GDP接近零增长。

图5  扣除通胀因素的欧元区利率与GDP增速对比

数据来源：Choice数据库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长期维持在0左右的低利率水平，与其近于0的通货膨胀率趋势一致，与GDP增速的变化趋势相关性不明显。

主要国家和地区的超低利率政策实践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后，在货币政策空间极为有限的情况下，美欧日等国家和地区进一步调低政策利率水平，超低利率甚至负利率屡见不鲜。

美国零利率政策

金融危机后，自2007年8月起，美联储11次大规模降息，利率从5.25%降至0-0.25%的目标区；12次降低贴现利率，累计调低525个基点至0.5%，美国进入“零利率”时代。直到2015年12月后，联邦基金目标利率逐渐恢复至2.25%-2.5%。2019年7月，受特朗普政治压力等影响，美联储开启了新一轮降息周期，到新冠疫情暴发前基准利率已下降至1.50%-1.75%。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美联储在半个月内连续降息150个基点至0-0.25%。

日本负利率政策

1999年2月，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日本央行将同业间隔夜拆借利率调整为0.15%，后又降至0.1%。随后，日本利率曾小幅回升。全球金融危机后，日本央行两次降息将无抵押隔夜拆借利率下调至0.1%。2016年1月起，日本对于既有的超额准备金余额按照0.1%利率付息，对于宏观加算余额（法定准备金）按照0利率，对于除上述两项之外的超额准备金余额适用-0.1%的超额准备金利率，成为亚洲第一个实施负利率的国家。

“利率走廊”下的负利率实践

欧洲国家的央行多采用“利率走廊”方式实现对利率的调控，央行融资利率是上限，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是下限。如表1所示，根据实施负利率的范围的不同，可分为4个层级。欧元区、丹麦、匈牙利实行中度负利率政策，瑞典实行深度负利率政策，瑞士实行全面负利率政策。

表1  4个层次的“走廊式”负利率政策

（1）欧元区。2014年6月，欧央行将作为利率走廊下限的隔夜存款便利利率由零下调至-0.1%，后又4次降息至2019年9月的-0.5%；作为向市场提供大规模流动性的主要再融资利率仍然实行零利率，而作为利率上限的隔夜贷款便利利率仍为正。

（2）丹麦。2012年欧洲央行降息后，丹麦为稳定汇率，将央行存单利率降至-0.2%。限额内准备金为零利率，超限额准备金即央行存单利率为负；商业银行从央行贷款的央行融资利率和再贴现利率为极低的正利率和零利率。2014年4月，丹麦短暂地结束了负利率政策，但在几个月后又很快恢复，央行存单利率连续5次降至2015年2月的-0.75%，一直保持至今。

（3）匈牙利。2016年3月，受国内通胀不及预期和欧元区降息影响，匈牙利央行将政策基准利率由1.35%下调至1.2%，同时将隔夜存款利率下限由0.1%下调至-0.05%。2017年9月，随着政策基准利率下调至0.9%，隔夜存款利率的下限进一步下调至-0.15%，并对法定准备金的透支部分课以同等利率水平的罚息。

（4）瑞典。瑞典央行于2009年7月将为期7天回购利率下调至-0.25%；2010年9月，暂时退出了负利率政策；2014年7月，央行回购利率降至0.25%，隔夜存款便利利率相应降至-0.5%；2015年2月，央行回购利率下调至-0.1%，后又下调至-0.5%，存款利率降至-1.25%。

（5）瑞士。为应对瑞士法郎升值压力，瑞士利率在2011年后长期维持在零水平附近；2014年12月，瑞士央行将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降至-0.25%，同时将政策利率目标区设为-0.75%至0.25%；2015年1月，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下调至-0.75%，利率目标区下调至-1.25%至-0.25%。

债券负利率

负利率会间接推低债券市场利率。2015年，瑞士成为首个以负收益率销售10年期国债的国家，随后日本也发行了负收益基准债券，2016年7月德国以-0.05%的收益率售出10年期国债。

2015年后，德国、日本、法国、瑞士等国家的政府债券收益率长期处于负利率状态。发达国家长期国债属于避险资产，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不确定不稳定性因素增加，造成发达国家国债受到追捧，而出现了大量负收益率债券。

图6  近年来出现的国债负利率或负收益率

数据来源：Choice数据库

负利率的效果评估

目前来看，负利率政策的确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提振经济的效果。下面从政策目的、传导渠道和外溢效应三个角度对负利率政策的效果进行评估。

对于负利率政策效果研究的难点在于如何将其从其他类似政策（如量化宽松政策）和其他因素的影响中识别出来，本文分别采用了事件研究法和双重差分法对负利率政策的短期和长期效果进行了检验。

负利率政策的政策目的

从各国央行负利率实践来看，负利率政策的直接目的有二：一是应对通货紧缩风险；二是应对汇率升值和资本流入的压力。表2 汇总了近年来主要的负政策利率公告及其主要目的。

表2  主要的负政策利率央行政策目标及其负利率公告日期

资料来源：Arteta等（2018）^[⑦]、Jobst & Lin（2016）^[⑧]，作者根据各央行公告进行了补充。

注：挪威和匈牙利作为负利率国家的特例，仍然保持主要政策利率为正，对货币市场利率的影响也很小。

（1）负利率能否有效提高通货膨胀水平

如表3的第一列所示，在控制短期利率、M2增长率、名义有效汇率后，双重差分项D*T的系数显著大于零，说明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那些采用了负利率政策的国家和地区的通货膨胀水平，在2014年6月负利率政策普遍实施之后得到显著的提升。进一步控制工业生产指数增速和失业率，结果依然稳健。

表3  DID回归：负利率政策对政策目标变量的影响

数据来源：IMF的IFS月度数据，采用CEIC数据进行了补充。

注：括号中为t统计量，*** p<0.01, ** p<0.05, * p<0.1，下同。

（2）负利率抑制了汇率的升值么

首先观察负利率公告对名义汇率的短期影响，整体来看，负利率公告宣布后，各经济体的本币名义汇率随即发生贬值。如图7，在负利率公告宣布的前后一天，各国名义有效汇率和兑美元名义汇率的均值分别下降了0.37%和0.93%。唯一的特例是瑞士法郎的异常升值，这是因为2015年1月15日瑞士法郎兑欧元的汇率上限被放弃引发了汇率急剧升值。

图7 负利率公告在前后一天的事件窗口下对汇率的影响

数据来源：BIS。

注：1）名义有效汇率下降表示本币贬值，名义汇率为间接标价法，其下降同样意味着本币贬值。2）负利率事件包括表3-1中列举的25个负利率降息公告事件。

进一步考虑负利率政策在中长期的影响（表3），DID回归的结果显示，中长期来看，负利率政策反而提高了名义有效汇率（以及名义兑美元汇率）水平，但是可能由于通货膨胀水平同时也被提升，因此实际有效汇率有所贬值。名义汇率的升值可能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中长期内其他因素对汇率的升值作用，如负利率引发的资产价格上升；其二考虑利率平价成立时，利率下降的国家本币将预期升值；其三，市场避险动机会引发避险货币升值。

负利率发挥作用的主要渠道

尽管各国央行实施负利率的动机并不相同，但是负利率政策对经济活动和通货膨胀的传导渠道在概念上与传统货币政策相似。具体而言，负利率政策将主要通过利率、信贷、资产价格和汇率等渠道进行传导，并在前三个渠道中都发挥了显著的作用。

图8  负利率公告在前后一天的事件窗口下对利率的影响（单位：0.01%）

数据来源：BIS，CEIC。

注：由于日度数据暂缺，事件研究中不包含信贷渠道传导的贷款指标。

负利率通过上述渠道传导的短期作用可以通过事件研究结果（图8）进行观察。短期来看，负利率政策降低了3个月期的货币市场利率和2年期/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水平，并提高了本国股票价格指数，对名义汇率则起到了小幅贬值效果。

而DID回归的结果则可以揭示其长期作用（表4），与没有实施负利率的国家相比，负利率政策显著降低了本国短期和长期利率，并提高了贷款规模增长速度和股票价格增长率。即中长期来看，负利率政策突破了零利率下限约束，成功传导到了短期和长期的市场利率，并有效提高了本国信贷增长率和股票价格水平。

表4  DID回归：负利率政策在利率、信贷和资产价格渠道的传导

数据来源：IMF的IFS月度数据，采用CEIC数据进行了补充。

注：短期利率和长期利率分别使用三个月期的货币市场利率和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表示。

主要国家负利率政策对全球的溢出效应

与量化宽松政策类似，负利率政策对全球的溢出效应主要在于国际资本流向的变化、对资产价格的推升和他国汇率的升值，此外，负利率政策还会带来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的分化效应。我们依然采用事件研究方法分析负利率政策是如何影响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金融指标。

图9  负利率公告在前后一天的事件窗口下对其他国家的影响

数据来源：CEIC。

注：（1）包括10个新兴经济体样本和7个发达经济体样本。（2）在事件选择上，选择了欧洲央行的5次负利率降息事件，日本的负利率降息事件，以及瑞士在2015年1月伴随瑞士法郎汇率底价放弃的降息事件，共7次。

在主要央行的负利率政策公布的前后一天，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长期利率下降，股票市场价格上升，名义有效汇率升值，这与之前对量化宽松政策的相关估计类似。并且长期利率的下降和股票市场价格的上升现象都广泛出现在了样本国家之中，其中新兴经济体的长期利率下降的幅度更大，股票市场价格出现更大幅度上涨的概率也更高，二者的波动幅度也更大。

负利率的主要风险

尽管短期内来看，负利率政策起到了提振经济的效果，但是许多经济学家都对其潜在的风险表示担忧。在负利率政策所蕴藏的风险暴发之前，找出其在金融系统中所处的位置并进行妥善处理，对于负利率国家乃至全球而言都是一项艰难而重要的挑战。

资产价格泡沫风险

在全球经济增长结构性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的背景下，负利率政策所引发的风险资产的价格的持续推高可能会导致资产泡沫的累积。货币政策对于化解因生产能力过剩、人口老龄化等结构性问题导致的通货紧缩帮助较小。^[⑨] 因此，若无法解决引发通货紧缩的结构性问题，而仅通过负利率等非常规货币政策来改善通货紧缩问题，将会产生资产价格泡沫风险。

金融市场稳定风险

一方面，资产价格泡沫累积到一定程度后，将对金融脆弱性较高的国家的金融稳定性带来巨大风险。此外，出于盈利压力，商业银行和长期机构投资者不得不将部分资产投资于更高风险的产品，进而引发新一轮风险追逐行为。另一方面，负利率会导致资产负债结构的失衡，引发债务风险，威胁金融市场的稳定性。

资源错置风险

低利率环境使得僵尸企业能够继续存活，这会影响其他企业的资源可得性，损害资源配置效率。负利率的资源错置风险会进一步造成三个不利影响：第一，降低了企业提高效率的积极性，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长期增长。第二，减少企业的破产概率，因此反而会对通胀造成往下的压力。第三，可能会引发不良贷款和债务积压问题^[⑩]。

商业银行风险

负利率政策压缩了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由于存款利率黏性的存在，负利率政策将降低银行的存贷款利差，从而影响银行利润。IMF在2020年4月的《全球金融风险稳定性报告》中强调了在超低环境中的银行风险。自2014年以来，发达经济体的商业银行股权回报率逐渐下降，而股权市场成本则在波动上升，尤其以负利率经济体最为显著。

进一步看，银行的盈利压力将会影响货币政策传导效率，并提高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Jobst and Lin（2016）发现，如果存款利率降至下限而且银行资金紧张，会导致银行盈利能力上升，造成货币政策传导和银行利润的艰难权衡，这可能是欧洲和日本的负利率政策效果不够显著的重要原因。^[?] 此外，为应对盈利收窄带来的不利影响，银行可能会选择持有更多的风险资产以谋求更高的收益。

收入分配失衡风险

负利率可能加剧收入财产分配失衡。具体而言，负利率政策使资产价格上涨而利率下行，其中资产价格的上涨使家庭的财产性收入迅速扩张，从而进一步增加了高收入高资产家庭的财富占比；而储蓄性存款是低收入者主要甚至唯一的金融资产，存款利率的下行进一步损害了低收入家庭的财产收益，因此收入财产分配的失衡进一步扩大。

对新兴市场国家的负面外溢效应

中长期来看，负利率政策可能给新兴经济体带来资本流动逆转风险、资产价格风险和货币错配引发的债务风险。

（1）资本流动及其逆转风险

负利率会促使短期跨境资本持续流向利率更高的新兴市场国家，一旦全球金融环境突然收紧，资本流动方向将迅速逆转，对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和金融稳定带来较大挑战。2020年新冠疫情危机中，新兴经济体经历了2008以来最严重的证券投资的逆转，而其中最强劲的资本流出来自除中国外的亚洲新兴市场国家（IMF，2020）。

（2）资产泡沫风险

负利率和低利率环境促使资本流向新兴经济体并提升了资产价格。这将会放大股票市场等金融市场的风险，使资金从低风险资产流入风险更高的资产。如前所述，国际环境的突然变化本身即会导致风险资产价格迅速下降，与之伴随的新兴经济体资本流入的突然逆转则会进一步造成新兴经济体资产价格泡沫的迅速崩塌。

（3）债务风险

从融资方式上来看，负利率政策会降低负利率国家债务工具的借贷成本，刺激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负利率地区融资，而更高的外债水平使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面临更高的债务风险，尤其是当汇率出现剧烈波动时，这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出现货币错配的风险将会急剧加大，进而引发债务危机。^[?]

此外，部分发达国家采取了负利率政策，可能增加美元的升值压力，这将使那些拥有大规模美元债务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面临更大的偿还压力。

中国的应对建议

考虑到负利率政策的形成背景和潜在风险，在当前国内经济形势逐渐向好的背景下，中国应珍惜难得的正常货币政策空间，谨慎考虑将利率压至较低水平，并对主要发达经济体非常规货币政策带来的负面外溢效应进行防范。

1. 根据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制定宏观政策，珍惜难得的正常货币政策空间。

当前，中国经济的复苏已经步入正轨，但未来国际环境仍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疫情应对期间的金融支持政策是阶段性的，中国要十分珍惜常规状态的货币财政政策，不搞大水漫灌，更不搞赤字货币化和负利率。

2. 强化宏观审慎监管框架，避免国内出现资产价格泡沫。

构建宏观审慎监管体系，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防范由金融体系过度顺周期性引发的资产价格波动和金融稳定风险是大势所趋。面对大规模量化宽松政策的再度重启和负利率的加剧，中国应进一步强化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以避免国内出现资产价格泡沫。

3. 人民币汇率机制进一步市场化，避免形成持续的单边升值或贬值预期。

负利率等政策加深或退出会对人民币造成升值或贬值的压力，如果央行试图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将会面对资本管制、使用外汇储备干预市场或是部分放弃国内宏观政策的独立性的抉择，并形成持续的单边升值和贬值预期。因此，中国应当继续深化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加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为货币政策的主动性提供空间。

4. 保持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 防范未来短期跨境资本的大规模流入。

在主要发达经济体新一轮量化宽松和超低利率的政策背景下，中国应保持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尤其是预防未来短期跨境资本的大规模流入及其带来的资产价格上涨和人民币汇率升值风险。在资本管理措施的选择上，在非必要时更多的使用透明、非歧视、市场化的资本流动管理措施以及价格型管理工具，如引入托宾税等更加市场化的管理措施。

5. 呼吁全球主要大国之间加强货币政策协调，降低其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外溢效应。

无论是量化宽松和负利率等非常规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都会加剧短期跨境资本的频繁流动和汇率波动，对新兴经济体金融稳定造成冲击。在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中，美联储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世界央行角色，其货币政策的变化会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影响很大。因此，我们呼吁全球主要大国之间应加强货币政策的协调，积极利用G20等国际组织平台进行政策沟通与协调，降低其货币政策对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外溢效应。

6. 强化东亚国家之间的货币金融合作，降低负利率加深或反转的不利影响。

本次新冠疫情危机以来，新兴经济体经历了2008以来最严重的非居民证券投资的逆转，除中国外的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影响最为严重，这与上一轮全球宽松货币政策下资本大量流入新兴经济体具有密切的联系。因此，面对未来负利率政策加深和反转对新兴经济体可能带来的负面外溢效应，通过东亚国家之间的货币金融合作共同抵御外部风险是一条可行之道，未来应进一步完善区域安全网络，共同应对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的变化可能对东亚国家金融稳定造成的不利影响。

（编辑  季节）

新时代的经济工作需要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创新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发展和应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总书记在多次会议上讲，政治经济学没有过时，《资本论》没有过时，我们对西方经济学要去伪存真，坚持以我为主。上世纪90年代，总书记在福建宁德和福州工作的时候，也发表过多篇文章讲这方面的问题。

但是在具体的经济工作中，西方的新古典经济学仍然占据着主流地位，这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个格局，从经济学的学科设置、理论工具的使用、话语体系等多方面都存在这样的现象。现在存在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和理论话语互相脱节的现象。一些人在正式场合讲坚持马克思主义，在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时候，往往表面上用的是中央文件的提法、总书记阐述的观点，但具体分析问题时所运用的理论内核，却是西方经济学的，甚至是新自由主义的观点和方法。

随着我们进入新时代、新阶段，经济工作迫切需要基础理论的创新，首先要澄清一些似是而非的意见。比如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19世纪的产物，那时连中央银行都没有，它怎么能适应今天的实际？还有人认为，政治经济学是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不是实际应用的科学。还有一种看法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历史中曾经走过很多弯路，说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错误的。还有人说，政治经济学没有数理基础，所以是不科学的。    

这些观点实际上都是不成立的。从历史角度看，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路径和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现在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历史上都是资本主义体系中的“边缘”国家，按照西方经济学的标准都是落后国家，所以我们才运用政治经济学指导自己的革命和建设。不能反过来说，是因为错误地运用了政治经济学才会落后的。

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用于解决具体经济问题的疑问，我们应给以历史的分析。

西方古典经济学产生于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从当时反封建的角度来说，它是进步的，它主张劳动价值论，主张市场经济，主张个人理性。直到19世纪，西方经济学的所谓“边际革命”，正是资本主义制度得到巩固的时期，这一学科逐步演变成为资本主义辩护的学说；随着劳资矛盾的激化，劳动价值论也被放弃了。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前苏联过于强调政治经济学的政治性，忽略了它的科学性和应用性，也窒息了它的生命力。应该说，这个问题在中国也是存在的。这就导致上世纪80年代后西方经济学逐步成为指导经济工作的主流思想。

有人说，在马克思时代，对很多具体经济问题，包括银行理论、宏观经济学、产业组织，以及后来的信息经济学等等，或者没有研究，或者当时还没有遇到这些问题。你怎么说它能解决现实问题呢？我们可以打个比方：政治经济学和现实经济问题，两者之间是“主机”和“软件”的关系。主机的操作系统是有严格的意识形态属性的，新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两者的基本立场、价值导向有根本的不同。但现实具体的经济问题和人的经济行为，东西方理论是有共通之处的。意识形态和具体经济问题可以分开对待，取决于把“U盘”插在哪个机器上。现在很多实用性的学科，它背后默认的理论基础还是新古典经济学。我们要把“主机”换过来，但这些解决具体问题的软件可以继续用。

    政治经济学到了走上主战场的时候

从西方金融危机开始，西方经济学遇到了危机，西方人自己也在反思，但第一，他们缺乏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认定私有制和“个人理性”千古不变；第二，西方经济学偏好静态、微观分析和均衡理论，缺乏辩证、系统观点，而经济运行大部分时间处在非均衡状态；第三，西方经济学将政治和经济相互割裂，坚持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立场。当资本主义在上升时期，西方经济学理论上的不足可以被掩盖起来，而金融危机使得这些问题得以充分暴露。

我们处在新的发展阶段，遇到很多新问题，客观上需要政治经济学的新理论。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30年，我们在经济制度上进行了多方面探索和创新，但对其中的经验教训，缺乏系统的理论总结。改革开放40多年，我国创造了经济发展奇迹，一是因为市场竞争和对外开放激活了内生动力，二是前30年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基础。但理论总是落后于实践，这一时期我们的经济理论还处于引进和跟随的状态。

现在可以看得比较清楚：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成功，有很多特殊历史性因素，使得它占据了全球化的先机。西方发展模式不能代表普遍发展规律，我们不能简单照搬。在发展中国家，凡是全盘照搬西方政治经济体制的，几乎没有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我们必须以自己的经验为基础，创造新的经济学理论。

现在对一些具体政策的争论，对问题的认识，必须运用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指导才能够解决。

第一，怎样认识百年未有大变局。习总书记讲过，百年未有的大变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长期周期的结束。长期周期就是《资本论》中所提到的从自由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又从工业资本主义到商业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这样的周期。尽管西方社会还没有发生社会革命，但它肯定跳不出这个周期。认识到这一点，就能够在中美博弈中坚定我们的立场。

第二，怎样认识经济增速下降，特别是民营资本的投资不足。按照一些人的主张，只要再降低投资的门槛、降低劳动力的成本，就能够激发经济的活力。但从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这恰恰是我们过去过度降低投资门槛，地方靠降低税收、降低环境标准、降低劳动力成本，搞竞争性的招商引资，结果导致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供给的不平衡。现在一般竞争性领域投资已经过剩，要加强投资拉动，必须扩大基础性、战略性领域的国家投资。至于鼓励消费的问题，因为居民收入苦乐不均，中产阶级以上人群的消费欲望已基本满足，但低收入者甚至买不起必需品，必须调整分配关系才能解决消费不足的问题。

关于通过大规模投资拉动经济问题，有人批评这是“大水漫灌”，认为解决内需不足，关键在于简政放权。这实际上是陷入了西方经济学的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两派之争。我们要从西方经济学流派之争中跳出来，以政治经济学理论为指导，通过调整生产关系、调整党政关系，调整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才能产生新的经济增长动力。

第三，关于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问题。我们曾经试图用西方经济理论证明医疗为什么要坚持公益性、坚持公立医院主导。西方经济理论以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为前提，要证明医疗领域的市场失效，就要用信息不对称、契约不完全等等理由进行复杂的推导。这样的证明，等于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给私有制的基础打补丁，理不直气不壮；而且推理太复杂，基层的同志也很难理解。

用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看，问题很清楚：不管是政府办还是市场办，只要把医疗作为商品，它就有价值和使用价值的背离。如果重视疾病的预防，医疗本身的价值就不能实现。而医疗的使用价值恰恰是要维护人的健康，人最好不生病。所以在任何情况下，不能把医疗作为商品看待。这样就可以解释，现在我们大部分医院还是公立医院，而且已经取消了药品加提成，为什么医疗费用还这么高？就是因为“医疗商品化”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实现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即满足社会的真实需要，而不是满足资本对价值增值的需要。包括房子是用来住的，金融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医院是为人治病的，以及下一步怎样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如新基建、乡村振兴、西部开发等，就是要满足老百姓的真实需要，这样才能使经济增长获得动力。

1960年毛主席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笔记中也提到，“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这个说法值得研究，社会主义社会中，没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很多，低收入者没有支付能力，基础科研没有支付能力，有人对医疗和教育没有支付能力。但如果满足了这些需求，对社会就是人的再生产，是长期经济发展的动力。笔记中还讲到，对社会的产品要分析，有的用来扩大再生产，有的用于社会文化教育和福利保健事业，这是用于间接扩大再生产的。关于农业农村问题，他主张不应该把人都搞到城市去。这是用系统的观点，通过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增强经济增长的动力。这给我们启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有它内在的经济逻辑，完全可以用来解决我们经济中遇到的现实问题，而不仅是批判性的理论。   

随着形势的变化，政治经济学广泛走入应用领域的条件已经逐步具备。在上世纪60-70年代，由于还没有引入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中到底存在什么问题，还缺乏实践知识，所以那时我们还没有条件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现在经过70年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探索，我们应该有条件进行理论的总结。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是在批判西方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当代，我们有了丰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经验，对西方经济理论有了系统的了解，经过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我们完全有条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并实现螺旋式的上升。

    加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教学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是要明确定位。包括大学的学科设置，不应仅仅把政治经济学作为政治课的一个学科，而应认识到它是解决实际问题的工具。当然研究过程中会涉及很多现实问题，比如在课堂上就会有学生问，国有企业领导和职工之间是否存在剥削关系等等类似问题，这一定要从理论上说清楚，不能含糊，这样才能真正让大家接受这一理论。

二是要重视理论研究和创新。要改革僵化的课程和教材，促进政治经济学和现在“主流”经济学的对话，不同学科的学者要接触、交流、融合，不能各研究各的。《资本论》的逻辑起点和论证脉络很清楚，从商品的两重性出发，推导出社会阶级的分化，逻辑是完整的。而西方经济学自身也有完整的逻辑，就是从供给和需求分析开始，形成整套理论体系，当然是以“私有制有效率”为基础。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需要有这样的逻辑完整的理论体系。

（编辑  高梁）

民营经济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本人在多年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属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中心首席法律顾问工作中，对全国的民营经济有了深入的了解。在我国国民经济的投资比例中，现在民营经济占到了41%以上，外资占到20%左右，国有经济占到39%左右；民营经济对全国GDP直接贡献在62%以上；民营企业数量占到全国企业的97%以上；吸纳科研人才70%以上；吸纳全国就业人口80%以上。我国作为制造业大国，民营经济在制造业的投资高达80%以上。民营经济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发展起来的一支重要力量。

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下，国家应对经济下行的严峻局面时，如何增强民营企业家投资信心，保障民营企业正常经营秩序，发挥民营企业的积极作用，已是社会主义建设大局中非常重要的问题。

发挥民营经济积极作用的十项建议

第一项建议：为保证国家政策和两高司法政策精神精准传导到每一个案件，最高法院应当对存量司法解释进行大幅度补充修改。

一、我国法律是成文法。成文法具有稳定性的优势，同时在国家深化司法改革过程中，各种经济关系、法律关系，包括法学理论均在变化中，法律必须随之变化修改。但法律的修改具有滞后性，需要有国家政策对法律适用加以指导，在党和国家的政策精神与法官直接审判案件之间，需要有司法解释和案例指导作为审判指导的过渡依据。

二、司法解释，包括最高审判机关和最高检察机关对审判工作和检察工作做出的具有直接指导作用和约束力的解释，是法院和检察院进行审判和检察工作的直接依据。由此，在法律修改之前，依据现行政策，在法律精神的范围内，可以使审判工作、检察工作适应社会生活和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

三、司法解释重点。一是围绕审判工作要充分保护民营经济发展为修改司法解释的指导思想；二是在成文法没有修改之前，加大对存量司法解释的修改工作，包括大量指导案例的编纂指导作用；三是司法解释的修改，应聚焦当前民营经济发展存在的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四是由于民营企业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非常复杂，我们在此文中仅涉及企业犯有涉税非暴力经济犯罪，企业实际控制人承担法律责任的若干具体问题。

第二项建议：各级审判机关主要负责人要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大局意识。

一、一个案件能否正确判决，涉及非常复杂的因素，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业务素质的因素。将国家保护民营经济的政策精神、两高司法解释和指导意见，真正精准传导到每一个案件，对每一个承办法官的业务素质和理论水平均是严峻考验，需要部门领导的关注和指导，使一些疑难案件得以正确处理。二是案外因素的影响。一个案件，在明显证据不足、法理不清、政策导向不明的情况下，历经公安机关的侦查阶段、检察机关的检察阶段、审判机关的审判阶段，中间掺杂了太多的案外因素，日积月累，形成巨大的负面因素阻力，不是承办法官个人能够抵御消解的，这对一级审判机关首长的政治素养、大局意识和担当精神的考验，一把手是关键。

二、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和指导意见精神，能否精准传导到各个案件，各级审判机关的主要负责人责任重大。对民营企业犯有非暴力经济犯罪，民营企业家如何承担法律责任，直接涉及到一个企业的生死存亡，涉及上下游供应链的正常运行，涉及大量员工的就业问题。因此，要从有利于提振、树立民营企业家的投资信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这一政治大局，来衡量审判机关的审判指导思想。

三、要有保护民营经济的担当精神。党和国家近年多次提出保护民营经济，改善民营企业营商环境，首先是如何保护民营企业家的合法经营权利，树立民营企业家的投资信心。在这一方面，社会舆论的不同认识、司法审判的传统思维定势、法学理论研究的滞后，都为运用法律保护民营经济发展造成困难。各级审判机关主要负责人应当直面和解决审判实践中的实际问题。

 第三项建议；为保护民营经济所做的司法解释修改工作，要针对民营经济发展所遇到的具体问题。

民营企业受到损害的案件中，突出显示了几个特点。一是民营企业家响应当地政府号召，投资建厂；二是民营企业家冒着经营亏损，艰难创业，取得成功；三是民营企业在经营中陷入当地复杂的政商关系和不正当竞争之中；四是民营企业家被长期羁押或判刑，企业破产，员工失业，经济受到严重损失。

民营企业家既是民营企业的投资人，也基本是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和生产经营的核心管理人员。对涉嫌非暴力经济犯罪的民营企业家，过度使用羁押、逮捕措施，直接后果就是，由于民营企业家长期被羁押，企业最终被拖黄、破产。企业中的大量员工面临失业。一个企业的上下游供应链也因此中断，导致更多的企业生产经营受到严重影响。处理一个民营企业家的问题，绝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企业能否保持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要考虑到民营企业是吸纳社会就业人员的主要劳动力蓄水池。所以，目前处理虚开增值税发票罪这一类非暴力经济犯罪案件中，两高文件都不断释放出越来越宽松的司法解释精神。最高法院周强院长在两会后强调，要对不利于保护民营经济发展的司法解释坚决修改。最高法院部分法官提出重要意见，虚开增值税发票罪中因抵扣造成的损失，只要企业在生效判决之前予以填补，就不再计入经济犯罪的数额之中。这已经是非常强烈的“宽松处理”的刑事政策信息。

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党和国家的政策、两高司法解释和指导意见如何精准传导，落实到每一个具体案件，仍然具有很大距离。在我们处理的一些案件中，对民营企业家长期羁押，在定罪量刑方面依然采取过于粗糙和过于严厉的措施。致使有的企业受到不当处罚，对当地民营经济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第四项建议：及时对题述案件的相关司法解释作出重大修改。

我们讲公平正义，讲依法治国，首先要摆正政策和法律的关系。公平正义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要坚持“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三个统一，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在我们承办多个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被追究法律责任的案例中，多有对民营企业家处置不够公正，不考虑民营企业正常经营秩序，多有涉及当地政府的职责、背后的权钱交易以及不正当市场竞争等复杂问题。

我国法律的制定，要经过制定政策阶段、案例指导阶段、司法解释阶段，最终落实到制定法律阶段。作为成文法国家，法律制定既有稳定性和规范性，又有滞后性。最高法院的指导性案例和司法解释，就成为政策传导落地的重要环节。

由此，我们需要结合具体案例，对民营企业家案件类型中的一系列具体问题进行研究，并对司法解释作出重大修改完善，使之发挥保护和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第五项建议：对民营企业实行特殊保护问题。

民营企业家个人和企业的关系，具有主体混同、人格混同、财产混同、行为混同等一系列不可分割的特点。我们在立法中过去倾向对企业犯罪轻罚，对企业法定代表人和企业实际控制人重判。理论基础是，企业法人实际不具有独立人格，所以，法律责任落实在企业实际控制人身上。企业犯有非暴力经济犯罪时，对企业实际控制人过度羁押，忽略法律责任构成要件的精准分析，随意宽泛使用刑事推定，过度宽泛适用优势证据、盖然性认定，结果造成对企业实际控制人粗线条判决，并且重判。这一结果，就使企业投资人不敢投资，不安心经营，对企业经营没有长期打算，严重影响了民营经济的发展。

笔者在诉讼第一线接触了大量民营企业家被长期羁押和被重判的案例。我们的立法，在涉及企业非暴力经济犯罪时，对企业轻罚，对企业实际控制人重判，这是否符合立法发展的大趋势？我们的“无罪推定”和“疑罪从无”等司法原则，在对企业家判刑方面极难落实，刑法理论中的刑事推定原则、优势证据原则、盖然性认定原则，取代了“罪刑法定”原则，取代了对犯罪责任构成的精准分析，为粗线条判决开了方便之门。

我认为，应该对民营企业实行特殊保护政策。特殊保护不是法外施恩，而是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完全一致的，任何人不能享有超越法律规定之上的特权。对民营企业特殊保护，是指要在立法上制定符合民营企业发展的相关法律，二者绝不相悖。没有政策就没有法律，没有特殊性就没有政策。所以，对民营企业实行特殊保护政策，是指为保护民营经济发展，对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具体问题的精准保护，而不是无限制扩大特殊保护范围。

当前，首先是对犯有涉税非暴力经济犯罪的民营企业，采取“重罚、轻判”原则。所谓重罚，就是对企业非暴力经济犯罪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一定要全部填补并接受相应惩罚，包括滞纳金和罚金，使这一类经济犯罪无利可图，得不偿失，失去犯罪获取不当利益的内在动力。所谓轻判，就是对经济犯罪企业的实际控制人，采取刑事责任轻判原则。当企业填补了全部经济损失之后，对企业实际负责人作为直接法律责任的承担者，应当采取轻判的原则；对企业实际控制人尽早变更强制措施，脱离羁押状态，并且获得较轻甚至最轻刑罚，使其能够回到生产岗位指挥企业生产。

刑法修正案对偷税罪做了重大修改，不仅罪名改成逃税罪，而且只要行为人交纳了所逃税款和滞纳金，以及税务机关作出处罚决定的罚金，则可以不再作为刑事案件立案处理。这个规定在社会各界反响不一，但成为当前刑事政策改革的一个方向性问题。而同样是虚开增值税发票罪，处罚明显比逃税罪要严重几十倍以上。情节严重，10年以上的基准起刑点，是抵扣数额250万。逃税可以高达几亿、十几亿，只要交纳税款和罚金，即可不受刑事处罚。而虚开增值税发票罪，即使企业填补了国家损失，企业的直接责任人仍然要接受严重的刑事处罚。两相比较，显然立法上确有严重失衡之处。但我们讲公平正义，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兼顾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相统一。对企业为犯罪主体、企业家为直接责任人的非暴力经济犯罪，应该慎用羁押逮捕措施，在政策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能够从宽的尽量从宽，对于非暴力犯罪的民营企业家的处罚，企业经济处罚从重、个人刑事处罚从轻，应该是刑事政策改革的一个方向和趋势。

在2004年最高法院专业研讨会中，就有部分法官提出，只要在生效判决以前企业填补了国家损失，即不再计入犯罪数额考量。这一观点越来越凸显其现实意义。最高法院最近出台的新的司法解释，对于长期拖欠债务的企业登上黑名单；但不再对企业实际控制人同时登上黑名单；从而使企业控制人可以比较正常地履行企业经营的各项权利。这显然不仅是具体司法解释的重大突破，也是在法理和法治理念上的重大突破。

第六项建议：我们需要一大批指导性案例，以指导具体审判实践。

  英国的判例法，并非所有判例皆可成为法律，还有一部分判例不具有法律效力，但经过一定程序筛选，作为指导性判例，为法官审判提供参考。由此，我认为，中国作为成文法国家，也可以取他山之石，制定相应的指导性案例，指导法官的审判工作。这样，司法解释和指导性案例，就成为政策转化成法律过程中的中间环节，使其精准传导到具体案件审判工作，并弥补成文法相对滞后的不足。实践中，我们需要一大批指导性案例，作为精准传导国家政策和法律的重要环节。

政策和司法解释精准传导落到实处，要有案例指导环节，司法实践中的很多问题，亟待最高法院解剖具体案例，上升为理性认识，形成指导案例。通过指导案例，将国家政策、两高司法解释和指导意见精准传导，落到实地，指导每一个具体案件，最终条件成熟后制定为法律。

建议最高法院制定制度，应将复杂疑难案件、法理上存在重大争议的案件、律师和审判机关有重大意见分歧的案件，加以研究和具体指导，并形成指导性案例。

第七项建议：对犯罪构成要件精准分析，积极适用疑罪从无原则。

我们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有一个思维定势，只要是企业实际控制人，就必然推定为对企业经济犯罪负有直接责任。然而，企业实际负责人和企业经济犯罪之间是否有必然的直接因果关系，需要经过精准的犯罪构成要件的分析。在审判实践中，这一重要环节被完全省略。涉及证据不充分的案件，如何适用刑事推定？如何适用优势证据？都应该采取严格限定，审判机关不应有较大自由裁量权。我们很多案件存在不当使用刑事推定，没有犯罪构成要件的精准分析，而推定定罪是对“疑罪从无”在司法实践中的直接否定。例如，凡是企业控股投资人，即推定为企业实际控制人，推定为企业直接责任人，三个环节完全靠传统思维定式推定认定，显然违反了刑事责任犯罪构成要件分析的基本要求。

第八项建议：审判机关对于符合条件的被告人，应尽快变更强制措施，取保候审。

在司法实践中，我们经常遇到的问题是，律师在诉讼各个阶段提出，对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当主要证据均已到位并且被固定的情况之下，应当尽快变更强制措施，对在押企业家采取取保候审等措施，使其一方面继续接受司法机关的审判，另一方面能够回到生产岗位，对企业经营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即时亲自加以解决，保证企业的正常经营。对于严重存在证据不足的情况，应当大胆以疑罪从无的原则作出处理，包括公安机关撤销案件，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审判机关以疑罪从无宣告无罪。但在司法实践中，几乎很少有如此处理的先例。他们往往并不真正缺乏认识，而是受到各种案外因素的影响，致使很多证据确实不充分的案子，依然经过侦查阶段、检察阶段、审判阶段，最后被判有罪；或者在审判 阶段，以判处缓刑结案。而在漫长的羁押过程中，民营企业已经被拖黄、拖垮。每一个案件，对企业家的过度羁押，或者判刑不当，都要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民生成本、经济成本和政治成本。我们要保护民营经济正常发展，需要正视和解决这些问题。

第九项建议：建立疑难案件直接上报上级法院的报告制度。

为什么保护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保护民营经济生产秩序的国家政策如此明确，很多案件仍落实不了？其实，一线审判人员基本已具备很高的业务素质，但是囿于具体情况，法官难以解网破局。很多判决是在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影响下做出的。下级法院在地方复杂关系中单靠自身力量不够，需要最高法院在制度上帮助下级法院解网破局。

本人建议，建立疑难案件直接报告制度，由上级法院直接拿出指导意见。将直接报告制度规定为硬性执行制度，以制约地方对审判工作的干扰，为下级法院依法审判撑腰打气。

第十项建议：最高法院和各级法院建立律师反映意见的绿色通道。

我们在业务第一线所遇到问题，最为困惑的是缺乏和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顺畅沟通的渠道。我们希望建立法律共同体，是为了实现司法公平正义。但是，只有公检法三家，都是司法公权力机关，没有律师代表，没有制衡机制，就没有真正的法律共同体。特别是在法院审理民营经济发展的案件过程中会有很多新问题，多听取律师意见，对于提高审判机关的办案质量，有百利而无一弊。建议最高法院建立一条从上到下听取第一线律师意见的绿色通道，能够将意见直接迅速反映到最高法院和高层领导。

（编辑  季节）

国际法还管用吗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目前又面临前所未有的新冠肺炎疫情。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的美国，屡屡退群、毁约，退出运行正常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等；退出了正常履约中的国际协议，如《巴黎气候协定》和《伊核协议》，并且频频制裁他国、干涉他国内政，不断违反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国际法。

    由于美国对中国采取了一系列违反国际法的遏制打压行动，中美两国的关系已经恶化到历史低点，还在进一步滑向危险的深渊。在这个背景下，人们就要问：国际法还是法吗？国际社会还有规矩吗？国际法还管用吗？

    法律是具有强制性约束力的规则。毋庸置疑，人类社会，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国内社会，都离不开规则、离不开法律，这是常识。

    法律分为国内法和国际法两大类。国内法由各国自己制订，主要是处理本国事务，调整国内的社会关系。当然，国内法有时也可以用于调整涉及本国的涉外关系。国际法是由各个国家或者相关国家协商制订，用于处理国际事务、调整国际社会关系。所以简单讲，国际法的形式就是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法。

    近现代国际法的产生，是基于独立主权国家的兴起。在国际关系史上，1643-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会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标志着近代国际法的产生，以及国家主权原则、国家主权平等原则等国际法原则的确立。此后，国际法历经曲折的演变和发展，时盛时衰、时强时弱、时善时恶、时起时落。中国近代以来，曾深受基于强权政治的国际法规则和制度之害，1842年中国被迫签订《南京条约》之后，帝国主义国家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中国侵占领土、设立租界、驻扎军队、剥夺关税自主权、建立领事裁判权等等，这些在帝国主义强权下形成的国际法显然是恶法。在当时的国际秩序中，中国对这样的国际法是有深刻的感受和痛苦的记忆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联合国宪章的产生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建立，标志国际法取得了新的发展、进入了新阶段。战后的现代国际法，就是以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法原则、规则和制度体系。战后的国际秩序是建立在现行国际法基础之上的。

    战后的国际法总体上还是进步的，它的宗旨是要维护世界和平及安全，推动世界合作及发展，追求公平正义。尽管它有缺陷，而且也没有国内法的强制执行力，还有许多应该改革或改进的地方。但必须充分肯定的是，现代国际法对战后70多年世界和平及安全、国际合作及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是现行国际法的学习者、追随者、适应者，也是现行国际法的遵守者、践行者、受益者，更是现行国际法的维护者、建设者、贡献者。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对外签订了27000多个双边条约，500多项多边条约，其中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批准和决定加入的国际条约有420多项。而我国全国人大制订的现行立法是278项。我认为，中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能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家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及综合国力能够进入世界前列，不仅仅得益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和改革开放，也得益于学习、践行和建设国际法，发展国际法。中国因加入WTO而受益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当然，在国际关系发展史上，每当遇到世界局势的重大动荡时（比如两次世界大战对国际法的破坏），人们就会对国际法的存在和作用产生怀疑。但是历史也证明了，在大动荡之后，必定伴随着国际法的重建、复兴、进步和发展。可以肯定地说，国际法在处理当前中美关系中是一个很重要的武器。国际法在国际社会中不仅当前是管用的，而且今后还要发挥更大、更积极的作用。

中美两国对国际法的基本态度

新中国成立后，废除了过去强加给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取消了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的一切特权。与此同时，我们对国际法采取了正确的态度，接受公认的国际法原则、规则和制度，支持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而且恪守中国缔结和参加的国际条约，反对国际法中的消极规则和制度，主张对国际法加以改造，并积极为国际法的编纂、创制和发展做贡献。以下事例可以表明中国对国际法的基本态度。

    一是1954年，中国与印度、缅甸共同倡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在同其他国家建交的时候，都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放入建交公报文本中，它成为当今中国遵循国际法的基本原则。

    二是1958年，中国发布了一个关于领海的声明。声明宣布，我国领海宽度是12海里，而且这个规定适用于中国大陆、台湾、澎湖列岛、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以及中国其他岛屿。这就为现在我们解决南海岛礁的问题埋下了伏笔。

    三是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在讲话中特别提出，我们还要大力加强对国际法的研究。

    四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制订了《涉外经济活动法》（1985年）和《民法通则》（1986年）。《民法通则》第14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规定不一致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申请保留的条款除外。

    五是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全球治理与国际法制，不仅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开创性的国际法价值理念，而且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国际法的思想。法学界正在研究习总书记的一些关于法治的论述和思想，当然也包括国际法的思想。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决定特别强调，要加强涉外法治工作，建立涉外工作法务制度，加强国际法研究和运用，提高涉外工作的法治化水平。

上述五个典型事例，反映了我国对国际法的基本态度。

美国对国际法的态度

可以说，战后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是在美国主导下建立起来的，显然，构建战后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国际法原则、规则和制度，美国至少在口头上是赞成和支持的。战后70多年，美国尽管在不同时期有一些变化，但总的来说，它在表面上、在口头上，包括在一些实际场合当中，还是坚持和维护国际法的。即使它的一些行为、一些行动明显违反国际法，但美国一定要为自己披上符合国际法的外衣，强调其合法性，绝不承认自己违反国际法。

    美国对待国际法的态度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依归的，它惯于借维护国际法之名，行谋取一己私利之实，合则用，不合则弃，有时甚至视国际法为玩物，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比如说未经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发动伊拉克战争；美国不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缔约国，也没有加入这个公约，但是它到处拿着公约说事，要求其他国家按照公约办事。

    最近美国退出了《伊核协议》，现在已不是《伊核协议》的参加国，但是它先后两次在联合国安理会提议，要求安理会按照《伊核协议》恢复对伊朗实施全面制裁，结果15个安理会理事国投票，2票反对，11票弃权，2票赞成。只有美国自己和多米尼加两国赞成，其他13个国家都是投了反对票或者弃权票，包括它的盟友英国和法国。美国已经退出了《伊核协议》，就没有权力要求按照《伊核协议》制裁其他的国家。美国对国际法的态度从这个案例也可见一斑。

中国在处理中美关系中持有的国际法立场

    当前，美国对中国发动了史上最大规模的贸易战，将新冠疫情的责任甩锅中国，就台湾、香港、新疆、西藏问题严重干涉中国内政，在中国南海、台湾海峡频频出动舰机，耀武扬威，以武力相威胁，制裁中国的华为等高科技企业，限制中美科技人文交流，扬言要全面“脱钩”，把攻击矛头直接对准中国共产党等等，不一而足。

    美国的这一系列操作，凸显其面对中国的崛起和世界大变局的不安、焦虑和狂躁，以其所谓“山巅之城、灯塔国”的道义制高点和法治经纬，严重违反国际法的原则、规则和制度。

    对当前中美关系，我们既要敢于斗争，又要善于斗争。在斗争中要做到有理、有利、有节。一个有效的方法，就是善于运用国际法的思维方式，运用好国际法这个武器。

    这里讨论一下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国家责任问题。

    今年3月以来，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美国的疫情尤为严重。美国疫情的蔓延应该是美国政府自身的问题，但美国为了推卸责任、转嫁矛盾，不断就新冠疫情散布“中国病毒论”“中国责任论”“中国赔偿论”，甩锅给中国。在其舆论煽动下，美国国内已经有20多起就新冠疫情针对中国政府提起的要求追责或巨额赔偿的法律诉讼。这就涉及到新冠疫情暴发的国家责任问题。

按照国家法中的国家责任制度，在国际社会活动中，国家对其国际不法行为或者损害行为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或国家责任），但要追究某个国家因其行为导致的国家责任，需要两个构成要件：第一，该国的行为违反了国际法、国际公约或国际习惯法；第二，这个行为可归因（归责）于该国的国家行为。

所以，美国抛出新冠疫情“中国责任论”，可以从两点加以否定：

第一，国际法没有任何关于病毒起源地国对疫情蔓延要承担国家责任的规则。现在在国际公共卫生领域，最主要的国际法是国际卫生条例，按照该条例规定，中国的抗疫行为没有任何违反国际卫生条例的行为，所以中国当然不应该承担责任。

第二是对华诉讼中的国家豁免问题。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美国多个联邦地区法院先后受理了20多起因新冠疫情针对中国政府提起的索赔诉讼，其中大多数是民间个人作为原告提起的。其中有两起诉讼案是美国两个州的总检察长代表他们的州政府提起的对中国政府的索赔诉讼，这在中美交往史上还是第一次。中美建交以来，美国曾多次发生针对中国和中国国家领导人的诉讼，但只是偶尔的一两起，这次一下20多起，这很明显是美国基于政治目的发动的法律战，是典型的诬告、滥诉，应该说它是严重违反国际法上的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和国家豁免原则。

    第三，美国的所谓“长臂管辖”问题。美国搞的长臂管辖，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目的，由美国的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基于美国具有域外适用效力的国内法，对外国政府、企业、个人及其行为行使的扩张性的行政执法管辖权和司法管辖权，只要外国企业或者个人及其行为与美国有最低限度的联系，它就可以行使长臂管辖权。

    过去这个概念是美国的民事诉讼里面提出的，但现在已经扩展到了行政执法领域、刑事领域。华为的孟晚舟案件就是长臂管辖的结果。华为即使跟伊朗有商业往来，违反了美国制裁伊朗的法律，但这个行为不是在美国发生的，而是在中国或者中国香港。可是按美国的法律，它也有刑事管辖权。

    一个国家依据自己的主权，可以对涉及本国的事务，在立法、执法、司法上具有一定的域外管辖权，但是不能侵犯他国的主权，并且要基于平等互利的原则。现在美国无视公认的国际法原则，肆无忌惮地基于本国国内法，在国内法院对外国政府、企业、个人提起诉讼，行使管辖权。所以这实际上是以国内法对抗国际法，以国内秩序颠覆国际秩序，以单边主义替代多边主义，是十足的霸权主义行为。

    习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提出，要加快制订我国法域外适用法律体系建设，意味着今后我们的法律也要在域外管辖、域外使用方面下工夫。

处理中美关系应坚持的国际法立场

    基于民主和法治是人类经过艰苦探索找到的治理国家的最佳原则，也是全球治理的最佳原则，可以肯定地说，公认的国际法是世界各国共同的行为规范，是全球治理的重器，也是国际社会通用的话语体系，国际法基本原则更是人类的价值共识。在处理中美关系的过程中，我们要使用国际法这个武器，高举国际法治的大旗，占据坚守法治的道义制高点，坚定不移地扩大对外开放，坚定不移地坚守良法善治下的多边主义和全球治理，坚定不移地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坚定不移地建设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编辑  季节）

改革开放以来的几次税制转型

改革开放40多年，我国税制改革的演化历程可划分为税制改革的酝酿、兴起、深化和新征程四个阶段，税制改革经历了三种类型。1987年以前，我们的税制以产品税为主体，当时税率设计的原则，是要调节计划价格给不同行业和企业间带来的盈利水平的差距。如果计划价格定得比较高，税率就高一点，如果计划价格低，税率就低一点，使得行业间、企业间的盈利水平趋于均衡。

从1987年开始实行税收承包制，政府和一个个企业签定纳税承包额。比如都是钢铁企业，甲企业核定包多少税，乙企业包多少税，和增量是什么关系，都在合同中写清楚。承包制的目的主要是为保证财政收入，但这个办法不利于公平竞争，因为政府和企业一对一谈判，企业盈利水平就不取决于企业的实际水平，而是看跟政府谈判的能力和承包条件。承包条件好的，企业竞争力差也能盈利发奖金；如果承包条件不好，或因当地政府财政困难、给企业的包税条件差，那就很难获得利润。税收承包制实行了大约6年。

1994年，开始实行税制改革，全面推行增值税。增值税制度的设计，是为改善制造业的环境。

从1984年开始，我们就在若干行业试点增值税，当时的流转税有增值税、产品税、营业税。通过总结经验和借鉴国外经验，我们认为，增值税对制造业发展是个非常重要的制度。第一，制造业分工越细，企业的产品税负担就越重；第二，实行增值税可以方便出口退税，有利于鼓励制造业出口。1994年，实行增值税和出口产品增值税退税之后，我国制造业的发展形势非常好。1994年，我国制造业在全球排在第十几位，经过10到15年，我国制造业先后超过了德国、日本和美国，在全世界名列前茅。当时增值税改革对我国制造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美国2017年的税法改革

2017年底，美国通过了税制改革法案，2018年全面实施。美国这轮税改的核心思想是要鼓励企业的科技研发活动。他们原来就很重视鼓励科技研发，但特朗普主持的这次税制改革对科技的支持力度很大，值得关注和借鉴。其中主要措施有：

（1）企业购买机器设备。允许一次性计入成本，不用提折旧。这样企业当年就可以回收购买机器设备的投资，投资回报的时间就可提前。

（2）鼓励企业研发的所得税政策。我国原来规定企业研发费用可100%列入成本，为鼓励企业研发改为按150%扣除，前不久又提高到175%。而发达国家已达到200%、250%甚至300%扣除，等于政府承担了企业研发的部分费用。

（3）鼓励企业利用无形资产赢利。美国规定，企业到海外投资，只要利润率超过10%的部分，一律视为企业的科技无形资产获得的收益，对这一部分利润实行减税，利润率越高减税份额越大。这样企业就愿意把已有的技术、品牌等无形资产投向市场。可见，他们鼓励企业科技创新政策的力度是很大的。

（4）关于企业海外投资所得利润汇回的税收政策。原税法规定，这笔利润汇回本土要交35%的所得税。这样他们的跨国公司纷纷把海外赚的利润留在海外总部，国内应交税款挂在账上。这个问题多年没有解决，国会也没人敢提出“企业海外利润必须交所得税”的提案，因为谁也惹不起这些大公司。而2017年，特朗普的税改政策规定，跨国企业利润汇回后可以减税，最多可减60%（原定35%，现只收14%），这样跨国公司就愿意把海外利润汇回，既可以给股东分红，还增加了国内储蓄。到2018年8-9月，已有6000亿美元（税后）汇回美国，其中4000亿留在公司搞研发（相当于美国GDP的2%），另外2000亿支持了美国股市的上涨。

美国税改的另一个重点是鼓励就业。特朗普将企业税负从35%降到25%，鼓励企业多雇员工。由于个人所得税交税的门槛提高，所以很多工资较低的职工不用交个人所得税，但职工都要交社保。这样，美国的失业率从奥巴马时期的7%降到3%左右（疫情之前），同时社保基金的收入远超过小企业因减税多得的利润。政府从企业那里减少了税收，但增加了社保收入。美国2017年税制改革时，我国不少人认为，如此改革，美国财政平衡不了，这是对美国财政税收体制了解得不够。

    新时期我国需要进行税制转型

第一是关于鼓励企业科技研发的税制调整。

我国现行税制还不能很好适应科技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比如对企业增值税的计算，企业购置设备和基本建设投资，不要说100%列入成本，购置设备的留底税款（当期征增值税留待下期抵扣的税款），到现在还解决不了。2016年推行营改增后，我在调研中听到反映，留底税款从1994年底到现在累计已达1万多亿元（数字可能有波动），这笔钱都是应该返还企业的。2018、2019两年采取措施，退了一点税，但是退的税还不如新增的扣税多。

这里的问题在于，越是高科技、重资产的企业，这部分留底税负越重。举例说，清华紫光在武汉投资建了个芯片企业，留底税款最高时达100亿元左右，从开工建设到建成试运行、再到正常生产，已经10年了，还不能对冲掉这笔税。所以这个税制对高科技、重资产企业非常不利，而我们现在要重点鼓励的恰恰是这类企业。

另外还有企业研发投入的加计扣除问题、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等问题。很多人都对设备投资留底税款等问题提过意见，但现在财政也很困难，这么多年的留底税款都花掉了，要一年内就把这1万多亿退给企业是不可能的。

我认为：我们这次转型跟以往的区别在于，我们现在需要采取鼓励企业科技进步的减税政策，包括加快固定资产折旧、研发投入加计扣除、设备购置增值税留底税款返还等等。这些减税的性质，和简单降低税率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因为上述减税措施是今天减、明天还要收，只是推迟了财政收入的时间。

这个转型非常重要，但所需资金数量很大。如果不搞一个国债来解决这几个政策，仅靠一般预算，每年拿出一部分资源来解决的方式，可能几年也解决不了，这样我们的高科技、重资产企业的税负不但不能减轻，可能还要不断累积增加。不过，这次税制转型并不是要财政简单拿出一笔钱来还旧账，而是要发行一个特种国债，今天把应该退给企业的钱退掉，让企业过几年经营情况改善之后，该交税时再交。我认为，这是我们现在税制改革转型中需要做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第二是关于就业的问题。

未来几年，我国就业形势将十分严峻。一是外需减少，二是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要提高科技含量，其中一个重要特点是机器人代替人工。我看到很多事例，比如有的面粉厂，七层楼高的生产线只用4个人。碧桂园房地产公司使用建筑机器人，搬运材料砌墙等工作全是机器干。技术装备的升级、外需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萎缩，都会导致就业机会的减少。农业方面，随着装备水平提高，一个职业农民能够经营几百亩土地，将有更多的农村劳动力释放出来。总之，我们就业的问题将面临非常困难的局面。

不过，越是高科技企业，单位资本就业率越低，越是小微企业，单位资本就业率越高，所以我们要大力发展小微企业。美国税制改革经验说明，如果把小微企业的税收放宽一些，增加了就业，其中一个效果是社保收入可以增加。社保收入增加，可以减轻政府的扶贫压力和低收入群体的社保压力。而社保的收入是我们现在财政缺口最大的部分。

所以，我们的税制转型方向，应该是在未来若干年内，一是为高科技、重资产企业减轻负担，需要发国债解决税收的时间问题；二是让小微企业的税收，从现在的增值税、所得税转化到征收就业增加后交纳的社保资金。如果完成这两个转型，对我们实现科技创新驱动战略，一定会有很大的支持作用。

    （编辑  高梁）

协同应对

官产学协同，攻克工艺技术

达成合作意愿只是技术突破的第一步。虽然当美国进入二战时，合成橡胶的生产已有20多年历史，但美国自身并没有大规模生产合成橡胶的经验，相关技术还没有过关。与天然橡胶相比，合成橡胶更难制造、粘性更小；因此在制造轮胎时需要更多的粘合剂。为了生产可靠的通用橡胶，必须研发解决这些问题的技术。在谈到业界最初对GR-S的试产时，一位亲历者回顾道，第一批实验样品很快就显示出，这种“古怪的”新型合成橡胶与业界熟悉的天然产品完全不同。拉伸强度约为天然产品的三分之一。固化速度要慢得多，而发热速度却增加很快。他说，“如果有选择的话，新的合成材料可能会被扔进垃圾桶。但这是战时紧急情况，别无选择，业界必须学会用它制造轮胎和其他产品”。

由于GR-S需要确定与天然橡胶不同的复合条件、促进剂、抗氧化剂以及炭黑的种类和剂量，政府携手产、学、研发起了一项“美国合成橡胶研究计划”（American Synthetic Rubber Research Program），重点是改进GR-S现有生产流程，并解决现有和潜在技术难点。该项目的牵头人是贝尔实验室的资深化学家罗伯特·R.威廉斯 (Robert R. Williams, 1886-1965)，参与者除各相关公司的研究人员外，还包括来自贝尔实验室、美国国家标准局、伊利诺伊大学、明尼苏达大学、芝加哥大学等十余所大学的学者。贝尔实验室的多位化学家解决了GR-S生产中的诸多关键技术问题；例如威廉·贝克博士 (William O. Baker, 1915-2005) 开发了一种利用橡胶溶液的折射率确定橡胶中的苯乙烯含量的技术，对提高GR-S质量作出的重大贡献。其他参与计划的学者也不遑多让，以至于固特里奇公司总裁约翰·科利尔（John Collyer, 1893-1979）禁不住将科学家和工程师比作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军事突击队和别动队”。在橡胶署长办公室的强有力领导下，科学家、工程师和研究人员团队联合起来，各种知识与想法汇集在一起，所有数据与成果进入同一个信息库，大家团结一致，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朝着一个目标前进，即这个项目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通力合作很快显现出巨大的威力，该计划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短时间内攻克诸多技术难关，在合成橡胶的开发和实际使用上取得快速进展，并不断提高产品质量。计划开启短短16个月后，GR-S便开始批量生产。在该研究计划持续期内，100多种详尽的研究报告通过橡胶署长办公室分发到所有参与方，各公司共享了200多项专利的研究成果。一位于1941年投身合成橡胶行业的化学家相信，通过以这种大规模集成方式展开技术攻关，美国合成橡胶产业得以“将平常需要走10年的路，缩短至一年”。

政府直接投资扩大产能

在推进技术研发的同时，美国政府也大手笔向合成橡胶产业投入巨资。据估算，二战期间，美国政府对合成橡胶工厂的建设投资高达7亿至7.5亿美元（相当于今天的111亿至120亿美元），用于兴建51座工厂，占这些工厂建设费用的97%。此外美国政府对橡胶项目还有大量其他投资，总金额高达20亿美元左右，相当于今天的320亿元左右。[1]

如此大规模的投资可以说完全是一场豪赌。当时就有咨询公司评论说，“在这个国家或任何其他国家的历史上，从未像现在这样，还没有成熟的经验、没有经过试运行，就将这么大规模的资金投入到新的制造设施中去”。但大战当前，不赌行吗？

很明显，这51座工厂都是全资国有企业。为什么采用国有制？原因很简单，私营企业看不到大规模投资合成橡胶可以很快给自己带来盈利机会，而政府这时正要为前线供应武器装备，无从、也无需斤斤计较市场价值得失。此前，政府也曾于1940年试图推动合成橡胶工厂的建设，但几乎白白浪费了两年时间，只建起4家年产量很低的小厂。“橡胶调查委员会”在1942年9月建议政府“硬闯”（bull through）合成橡胶领域；随后由杜鲁门领衔的国会委员会严厉批评了此前的谨小慎微的做法，这才为美国合成橡胶的大跃进扫平了道路。[2]

这51座工厂分头由四大轮胎厂商设计、建造；建成后，政府以每年1美元的价格将其租给这几个厂商经营，几乎是白送；看起来这仿佛是国有民营，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首先，政府对这些工厂以及合成橡胶上下游企业实行严密监管，形成了一个横向和纵向一体化的合成橡胶生产厂集群。其次，为了避免妨碍各个厂商之间的合作，联邦政府在合成橡胶领域暂时叫停了反垄断法，不再奢谈自由竞争。[3]

再次，这些工厂所生产的橡胶并不能随意拿到市场上销售，而是必须记在“橡胶储备公司”的账上，按“战时生产局”制订的分配方案，出售给工业用户。同时，它们所需的原材料也是政府机构计划分配的。用当时“战时生产局”负责人的话说，“在广大的生产领域，生产什么、谁来生产、出售给谁都是由政府决定。价格和工资由政府控制，政府引导劳动力在工厂之间、行业之间、地区之间流动”。[4]

综合起来看，相关企业根本谈不上“民营”，而是国有官督商办。需要指出的是，在那段时间，美国上下对政府这么直接的干预合成橡胶产业的发展几乎没有任何辩论。事后证明，政府出手的效果良好。以其中最大一间工厂的建设为例，在正常情况下，其建设周期需要10年；然而，在战时，由于各方面的齐心合力，它不到10个月就投产了！ 美国的工业部门此前从未被要求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承担如此巨大的任务，但他们知道，如果合成橡胶计划失败，美国的作战能力将被大大削弱。既然没有退路，面临再大的困难，也只能硬着头皮砥砺前行了。

前面提到，1940年，美国的合成橡胶生产能力只有4500吨；1941年，提高到8400吨；1942年，战争已经开打，4家新建的工厂原计划将产能提高到4万吨，但最终只完成了2.25万吨。转机出现在1943年。这一年，“美国合成橡胶研究计划”初见成效，15座工厂完工，GR-S开始量产；当年产量是前一年的十倍多，达到23万多吨，相当于同期全球天然橡胶园的产量。1944年是战争最吃紧的年份，对橡胶的需求升至顶峰。这一年，一个全新的合成橡胶产业已在美国形成，产量提升至76.3万吨，是1940年的一百多倍。[5]

这年，曾担任过“橡胶调查委员会”成员的哈佛大学校长、化学家詹姆斯·布莱恩特·科南特（James Bryant Conant，1893-1978）在给该委员会牵头人伯纳德·巴鲁克（Bernard Baruch, 1870-1965）的信中激动地写道：在短短两年内，美国完成了“一项几乎是超人才能完成的任务”，即建立起一个通常需要20年才能发展起来的庞大合成橡胶产业。“回想两年前那些炎热的八月天，仿佛就在昨天；现在这一切几乎好得不像是真实的”。 到战争结束的1945年，建设美国本土合成橡胶工业的目标已超额完成，当年产量达94.5万吨，占全国橡胶消费量的87.6%，产能更高达110万吨。

除了胜利，别无选择

面临生死抉择的伟大崛起

谈到二战时期的科技进步，人们往往首先想到的是著名的“曼哈顿计划”。原子弹的威力容易吸引眼球，但合成橡胶对美国赢得二战也许贡献更大。实际上，当时的不少知情人都认为，合成橡胶计划堪比“曼哈顿计划”。1947年，深度参与合成橡胶计划的劳伦斯·伍德（Lawrence A. Wood）在一本小册子中指出：“美国的战时合成橡胶计划与美国在原子弹上的项目非常接近”。在他看来，这两项计划至少有三个共同点：1）总费用分别都有20亿美元左右；2）都是按照提前制定的计划执行，并取得了惊人的成功；3）都是在政府的指导和控制下，大批来自不同部门的人员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团队合作。直到1955年，被人称作“两洋海军之父”的美国资深众议员卡尔·文森（Carl Vinson,1883-1981）还在一次国会关于政府合成橡胶项目的听证会上情不自禁地说：“我认为有充分的理由说，二战期间建造起这些工厂是最伟大的战争成就，仅次于核武器的发展”。

的确，几乎从零开始，合成橡胶的飞速发展称得上是美国二战期间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从质上讲，直到珍珠港事件前，美国还不能生产可以用于制造轮胎的合成橡胶； 1942年GR-S的产量只有区区3721吨，占当年合成橡胶产量的16.5%，质量也不太好。随着“美国合成橡胶研究计划”快速取得进展，1943年GR-S的占比已接近八成，且质量持续改善。到战争结束时，GR-S的占比稳定在八成以上，其质量已可媲美天然橡胶（见图1）。

图1  美国合成橡胶的构成与产量，1940-1945年

数据来源：Alan L. Gropman, “Mobilizing U.S. Industry in World War II,” McNair Paper 50,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Washington, DC, August 1996, p. 117; Chemical Heritage Foundation, “Government Rubber,” https://pslc.ws/macrog/exp/rubber/synth/asrrp.htm。

从量上讲，珍珠港事件前，美国的合成橡胶产量远低于苏联与德国；到战争结束时，美国已是世界上当之无愧的最大合成橡胶生产国，产量比德国的最高产量（1943年）还要高出7倍。战后，美国占据全球合成橡胶生产霸主地位长达65年（图2），直到中国合成橡胶的产量、产能分别于2010年和2011年超过美国，夺得世界第一合成橡胶生产大国的头牌。[6]

量的另一个指标也许更重要，从1944年起，美国生产的橡胶已经可以满足战争需求；到1945年，除满足战争需求外，橡胶产量已略有富余，可供民用。1940年底，罗斯福曾发表广播讲话，呼吁将美国建成“民主的军火库”（Arsenal of Democracy）。恐怕直到一年后他才深切的感受到，没有足够的合成橡胶，尤其是丁苯橡胶，这个“军火库”根本无法建起来。直到美国上下一心、协同攻关，突破GR-S关键技术瓶颈以后，它那个“军火库”才奠定了稳固的基础。在二战期间，美国工业为前线总共生产了303,717 架军用飞机、88,430辆坦克，94,179艘战舰、260万辆军用卡车、60万辆军用吉普。研究表明，“二战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盟军军备生产的优势”。

图2  美国与全球合成橡胶产量及美国的占比，1939-1956（万吨）

数据来源：Ray R. Gehani,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and Disruptive Innovations in Synthetic Rubber and Tire Technology,” Journal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and Innovation, Vol. 2, No. 4 (January 2007), p. 62

假如没有足够、适当的橡胶供给，哪里会有这些军火、装备？没有这些军火、装备，美国哪能具有压倒性的军事优势，岂有战争胜算？正是面临生死存亡关头时，全国上下众志成城、迎难而上，才使美国得以从零开始，在三年之内发展出全新的合成橡胶产业，支撑起庞大的军火库，全面碾压德意日轴心国。马丁·邓普西上将所说的“没有退路就是胜利之路”，就是一个绝佳的佐证。

世界上最不怕封锁的就是中国

今天中国面临的芯片危机十分严峻，但还没有达到生死攸关的地步。我们已经可以满足自己30%的芯片需要；利用现有的技术，我们已经有能力制作出28纳米乃至14纳米技术的芯片；也就是说，非高端芯片的自给率可以快速提高到70%，甚至100%。真正遭人卡脖子的是用于手机的7纳米、5纳米的先进制程芯片，以及此类芯片的制造设备与技术。顺便提一句，用于航空的橡胶轮胎也是我们的技术短板之一。[7]

以前，通过国际产业链，我们可以买到相关产品，就像珍珠港事件以前美国可以在国际市场上买到天然橡胶一样。现在断供了，这是坏事，但坏事并不可怕。毛主席早就告诉我们，“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坏事有两重性，一重是坏，一重是好。许多人看到那个‘事’字上边有一个‘坏’字，就认为它只是坏。我们说还有一个意义，它又是好事，这就是所谓‘失败者成功之母’。凡是失败的事，倒霉的事，错误，在一定的条件下，会产生好的结果”。[8] 对当年的美国而言，天然橡胶断供是极大的坏事，但如果不是经历这件坏事，它的合成橡胶产业不知何时才能发展起来。美国都可以将坏事变为好事，中国也一定能。

在坏事变好事、化危为机方面，中国有丰富的经验。《孙子兵法·九地》讲到有一种用兵原则叫作“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夫众陷于害，然后能为胜败”；[9] 于是我们有了“置于死地而后生”的成语。老祖宗留给我们的类似成语还有济河焚舟、破釜沉舟、有进无退、背城借一、背水一战、壮士断腕、绝处逢生、向死而生……，它们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披荆斩棘，奋勇向前。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程更是不断化危为机的历程。长征途中，面对失利和困难，毛泽东豪迈地写下“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日本打到中国，毛泽东引老子的话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指出“中国的失败里面包含着胜利，在日本的胜利里面包含着失败”。[10]

抗战即将胜利时，毛泽东在七大上一口气列举了“十七条困难”，然后告诉大家“古人说过:‘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艰难困苦给共产党以锻炼本领的机会……艰难困苦能使我们的事业成功”。[11] 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使出种种损招，企图把我们扼杀在摇篮中，毛泽东大无畏地宣布：“多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12]  1959年，面对苏联共产党总书记赫鲁晓夫拒绝援助我国核潜艇研制，毛泽东掷地有声地发出豪言，“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13] 1960年，为了“制止战争”、“不受人家欺负”，毛泽东又指示，“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14] 

从建国一直到70年代初，美国纠集其盟友及走狗对中国实行全面的封锁禁运，苏联也于1959 年 6 月单方面撕毁了《国防新技术协定》，并于 1960 年撤回全部在华的 1390 名苏联专家。然而，即使在如此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我们也于1964年10月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于1967年6月爆炸了第一颗氢弹，于1970年4月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于1970年12月下水了第一艘核潜艇。而且我们还在极其薄弱的经济技术基础上，仅仅用了20多年的时间，便建起了一个独立的、门类比较齐全、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包括重工业体系、 国防工业体系、高技术工业体系。正是有了这样的经验，1989年，当西方国家再次启动对中国的制裁时，邓小平才能底气十足地说：“世界上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封锁、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国。建国以后，我们处于被孤立、被封锁、被制裁的地位有几十年之久。但归根结底，没有损害我们多少。为什么？因为中国块头这么大，人口这么多，中国共产党有志气，中国人民有志气。还可以加上一点，外国的侵略、威胁，会激发起中国人民团结、爱国、爱社会主义、爱共产党的热情，同时也使我们更清醒。所以，外国的侵略、威胁这一套，在我们看来并不高明，而且使我们可以从中得到益处……总之，中国人民不怕孤立，不信邪。不管国际风云怎么变幻，中国都是站得住的”。[15]

与过去遭遇过的严重危机比，当前的芯片危机可谓小巫见大巫；与过往落后的历史条件比，中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们制度的固有优势依然安若磐石、稳如泰山。高端芯片的设计与制造确实充满挑战，但绝非遥不可及，外国人能做到的，中国人肯定也能做到。“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面对美国的“脱钩”、“断供”威胁，我们只能同仇敌忾，绝地反击，因为除了胜利，我们别无选择！

（编辑  碣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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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引发全球性国际关系危机

新冠疫情百年不遇，持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广，不仅是一场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而且是一场全球性国际关系危机。疫情引发的各种危机相互叠加，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十分广泛和深刻，对国际秩序、世界格局、大国关系造成的冲击不亚于两次世界大战，远大于几次金融危机。

首先，国际秩序空前混乱失序。美国维护日渐衰落的全球霸权的挣扎，越来越近于非理性、极端性。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走向极端，利用疫情乱打横棍几近疯狂，严重践踏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动摇以联合国为中心、以不干涉主权国家内政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美国推动的逆全球化与新冠疫情相互激荡，产业链、供应链、资金链出现广泛断裂危机，可能导致世界经济大衰退、金融风险进入易爆期、国际经济秩序进入失序期。基辛格所言“新冠疫情将会永久改变世界秩序”不无道理。

其次，国际格局分化组合复杂多变。美国纠集西方一些国家疯狂围堵中国，企图打造“全球反华联盟”；中国联手俄罗斯等新兴力量，加紧构建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美国“拉俄制华”加大力度，但是俄美结构性矛盾难以化解，俄美关系持续紧张。欧洲大国对美疑虑重重，与美距离拉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既同情中国又惧怕美国，陷入“选边站”的困境。美国政府到处树敌，世界健康力量加速集结，对美国霸权的抵制日益增强，快速崛起的中国成为全球反霸力量集结的核心，对抗美国霸权的力量体系有望形成。

再次，中美大博弈空前复杂激烈。中美大博弈贯穿于政治、安全、经济、科技、意识形态、治国模式、国际话语权等各个领域。美国锁定中国为“主要战略对手”，不断放大和激化与中国的矛盾，全面遏制围堵的大动作接连不断。美国对华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能源战、产业脱钩战、舆论战、意识形态战同时开打，军事挑衅、军事威慑伴随其中。中美从既竞争又合作走向全面对抗的危险性急剧增大，“中美世纪大博弈”提前到来，世界多国在不同程度上被卷入。

最后，世界正在进入“准多极时代”。当今世界既不是霸权势力可以为所欲为、称王称霸的单极世界，也不是几大力量相互制衡、多边共治的多极世界，而是从单极霸权向多极制衡过渡的“准多极世界”。其主要特点是：旧的世界秩序加速坍塌，新的世界秩序远未形成，围绕新旧秩序的斗争具有剧烈性；美国霸权走向衰落，但是仍然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仍然拥有在全球横行霸道的资本；世界多个力量中心尚未完全形成，其消长趋势及相互关系远未确定；世界多极化的走势日益强劲，多极世界隐约可见，但是远未成型。

“准多极时代”中国崛起的国际环境

在“准多极世界”加速形成，世界格局大重组、世界秩序大混乱、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大背景下，我国崛起的国际环境更加复杂严峻，同时也有望迎来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

首先，疫情暴发对我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而我国率先恢复了经济增长。

新冠疫情最早暴发于我国武汉，来势凶猛，加之人类对新病毒的认识需要一个过程，又要防止因判断不确、措施不当而引发社会恐慌，不失时机地形成抗疫动员的决策实属不易。在习主席、党中央的高度关注及医学科学界的积极努力下，中国很快就从被动走向了主动。

我们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以民为本”的治理优势、“守望相助”的文化优势，在中央统一部署和高效运筹下，采取了令其他国家难以置信的果断措施，调集了全国的人力物力，举国上下团结一心共战疫情，在较短时间里取得了遏制疫情蔓延的重大胜利。我国在世界各国中率先复工复产，并且正在快速实现经济增长。我国驰援数十个国家抗击疫情，倡导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表现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许。

尽管我们取得了抗击疫情的初步胜利，但是疫情对我国经济造成的冲击远未结束。尽管我们有着强大的自力更生能力以及供应链、销售链、资金链、技术链相对完整的优势，复工复产进展顺利增大了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和吸引力，但是在疫情引发世界经济大萧条、大衰退的背景下，高度依赖世界资源、世界市场、世界资本的中国经济，面临的内外形势不容乐观：保增长任务艰巨复杂，经济发展可能失速；大批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可能面临停工破产危机，其他企业也要程度不同地开启“过紧日子”模式；作为制造业和吸引外资大国，产业链、资金链、供应链、销售链局部断裂的危险增大；“一带一路”建设合作面临新的挑战，不少项目短期内难以正常运转。

其次，疫情对我国社会领域的影响同样十分巨大。

一方面，疫情带来了大量的社会问题。企业倒闭可能造成失业潮，城市待业人口激增，大批农民工无处安身，保护中小企业、安置待业人口、维护社会稳定的任务空前艰巨。

另一方面，抗击疫情强化了全社会命运与共的意识，增强了全民族的凝聚力与向心力，提升了民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感、对社会主义制度和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对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认同感。

最后，疫情引起我国崛起的国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

疫情对我国国际环境的影响，主要与中美关系急剧恶化相关。

在中国抗疫最为艰难的阶段，美国不仅未表示任何同情，更谈不上任何援助，反而是幸灾乐祸、冷嘲热讽。尽管中国频频发出预警，美国政府却无动于衷，心思完全不放到抗疫准备上，而是要看中国的笑话。特朗普政府热衷于权力争斗而疏于对新冠疫情防范，终于导致美国疫情全面暴发，很快就成了全球疫情的“震中”，出现了超高死亡率，美国人民陷入空前灾难，特朗普政府沦为世界笑柄。

面对如此危险的形势，按照常理，美国政府应当改弦易辙，集中精力于与疫情作斗争。然而，特朗普政府及一帮反华政客却反其道而行之，置美国人民的健康和生命于不顾，把蛮劲集中于打压中国上，妄图甩锅、嫁祸于中国，并且借机发动“对华全面大围剿”“中美新冷战”。特朗普本人及蓬佩奥之流不顾身份、不留后路，直接冲到反华最前沿，不仅赤膊上阵、恶言恶语，诬陷抹黑、追责索赔，而且加紧集结国际反华力量、动员胁迫他国，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反华恶浪，舆论抹黑战、法律追责战同时开打，经济制裁、产业脱钩迅速升级。特朗普政府不仅疯狂打击华为等中国高科技企业，而且将几十家中国企业列入“实体清单”，推动与中国经济脱钩，甚至扬言要“与中国切断整个关系”。特朗普政府还蛮横无理地关闭中国驻休斯顿总领馆，扬言制裁中国共产党党员及其家属。民主党尽管在国内政治问题上与特朗普政府斗得你死我活，但是在反华问题上一点也不甘落后。可以说，特朗普政府、美国两党政客遏制围堵中国已经近于癫狂。形象地说，美国霸权病毒大发作，对华遏制围堵的乌云迅速聚集，电闪雷鸣接踵而至，大有压城欲摧之势。

那么，特朗普政府及一帮政客为何如此疯狂反华？在笔者看来，原因主要有三：

一是出于维护严重动摇的执政地位的需要，借“甩锅”中国，推卸抗疫失职、损失惨重的政治责任，转移民众不满，拉抬选情，服务于即将到来的大选。

二是将抹黑诬陷孤立中国作为对华围堵的一场战略性战役，服务于对华“新冷战”，妄图制造第二次“庚子赔款”，让中国倾家荡产，打掉其维系全球霸权的最强大对手。

三是美国两党精英以反华为“政治正确”，对中国成功抗疫展现出的制度、治理、文化优势感到恐惧，妄图以舆论战、抹黑战、追责战遏制中国国际影响力的增强。

特朗普正在发动对华“新冷战”

国际评论普遍认为，特朗普及美国反华势力正在发动对华“新冷战”。说到“新冷战”，一些人不以为然。他们的主要论据是，现在不存在两大阵营，也谈不上意识形态对抗。笔者的看法是，这就是“新冷战”。依据主要有三：冷战相对于热战，既然不是热战，但是发生了全面对抗，那就是冷战；虽然不存在两大阵营，但是正在形成两大阵线；美国政客恶毒攻击中国的社会制度、国家治理，张口闭口大讲“中国专制独裁”“一切都是中国共产党的错”，不是意识形态对抗又是什么？这就是说，中美大博弈具备了冷战的基本特征。为了区别于美苏冷战，我们姑且称之为“新冷战”。

至于这场“新冷战”的前景，无非有三种可能：一是中国艰难胜出，迎来中华崛起的新纪元；二是中国惨败，陷入万劫不覆的深渊；三是两败俱伤，美国霸权不再，中国崛起延后。至于何种前景可能性最大，一是取决于中国战略方略的确定，二是取决于中国综合国力的发挥，三是取决于中国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构建。

这是一场关系中华民族命运的大决战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美国仍是世界综合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不仅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军事实力等硬实力远远超过中国，而且国内国际动员与胁迫能力依然十分强大。不要认为美国当局的霸权行径缺少民意支持。经过霸权主义的长期熏陶，美国多数人都有着或多或少的霸权思维，为美国政客疯狂反华提供了社会基础。国际上，或者出于意识形态偏见、现实利益考量，或者惧怕遭到美国打压、受到美国胁迫，跟随美国的国家仍然为数不少。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综合实力虽然大幅增强，但是短板依然很多，与美国的差距依然很大。相当多的国人对美国可能会容忍中国发展强大仍然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对应对美国对中国全面围堵的思想和力量准备仍然严重不足。美国几十年在我国培养亲美势力，在舆论界、经济界、教育界、国际关系学术界的影响不容小视，其所散布的“崇美论”“投降论”“自责论”可能成为我们对美博弈的重大掣肘因素。

与此同时更应当认识到，我们的战略优势也十分突出。有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有全党全军全民的爱国热情，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和“举国体制”的强大社会动员能力，有改革开放所形成的强大物质基础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有抗疫成功、经济率先恢复赢得的先机，有美国霸凌主义行径激起的民族愤怒。经过几十年改革开放，我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第一制造业大国，产业门类相对齐全、产业链相对完整。世界多国对与我经济合作产生依赖，经济发展、社会供给离不开中国。我国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具有广泛的影响力，朋友与伙伴遍布全球。特别是全面战略协作伙伴俄罗斯及中国能够发挥引领作用的上合组织，有望在对美大博弈中为我提供战略纵深和战略支撑。国际社会对美国逆全球化、霸凌主义、“美国优先”等等倒行逆施的不满日益增大，完全有望为我所用。

因此有充分理由认为：一方面，这是一场十分艰难险恶的大国博弈，一场关系到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大决战，我们可能要经历种种艰难困苦，要付出巨大的民族牺牲；另一方面，我们有英明的统帅、坚强的党，有具有强烈爱国精神的13亿各族人民，有强大的人民军队，有40年改革开放形成的综合国力，对这场霸权势力强加给我们的大博弈应当充满必胜的信心。

从以上所述得出的结论是，中美间的“世纪大博弈”已经到来。这场大博弈是世界两大国之间的全面对抗，是霸权势力对中国的一场大围剿，必然你死我活、少有妥协余地，必然将在多条战线同时开打，空前激烈凶险。但是，只要我们保持战略定力、调动战略智慧、用好战略资源，全党全军全民齐心协力，完全有希望在这场大博弈中胜出。

可能有人认为，如果大选后特朗普下台，中美大博弈可能就会停息，“新冷战”不一定会发生；即使特朗普再次当选，由于不再有大选压力，或许有可能调整对华姿态。

美国大选结果确实可能对其对华姿态产生重要影响。的确，如果特朗普再次当选，没有了大选的压力，其对华策略可能会有所调整。民主党拜登上台也可能不似特朗普一伙那么疯狂。但是，以反华为“政治正确”已经成为两党的共识，美国精英层已经深陷“修斯底德陷阱”想象，霸权思维已经渗透进美国多数选民的骨子里，大选后的美国遏制中国发展强大的冲动不可能实质性减少。更何况以中国作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已经写入美国几大国家级战略报告。美国铁了心要遏制中国的发展强大，这是美国精英层的霸权逻辑所决定的。美国对跻身世界老二的国家从来都不客气，历史教训不应忘记。因此有理由认为，不论大选结果如何，美国对中国的敌意不会实质性减少，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不会实质性改变，中美大博弈难以避免，仅仅是对抗的形式与烈度可能会有所不同。一句话，“中美关系再也回不到过去”。无论如何，我们不应再对美国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新冷战”会否发展成为大规模热战

笔者认为可能性很小。中美都是核大国，中国已经具备可靠的第二次核打击能力，核大国之间“相互确保摧毁”的规律仍在发挥遏止核大国战争的作用，美国政客虽然狂妄自大，但是对于中国的核还击能力不会茫然无知；中国国防建设近年取得重大进步，战略导弹、航母编队、战略核潜艇等新一代武器装备大批列装，海洋战场建设大幅增强了海上防御能力；美国发动的是侵略战争、非正义战争，而且会给许多国家带来灾难；在我国周边打仗，我拥有天时地利人和优势，加之我是防御作战，可以以少胜多，美国是进攻作战、必须拥有三至五倍的兵力兵器优势，虽然可能两败俱伤，但是我们的胜算更大。因而有理由认为，中美间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危险性微乎其微，特别是在我做好充分迎战准备的情况下，中美军事大博弈大概率将是中低强度的。

同时需要认识到，尽管中美大博弈极小可能引发两大国全面战争，但是中美间发生军事摩擦、军事对抗甚至军事冲突的危险正在增大。南海、台海局势紧张度可能进一步升高，随时可能发生军事摩擦。如果我武力解放台湾，美国军事介入、中美军事冲突恐怕难以避免。非常情况下，不排除美国对我某些军事目标实施远距离高精度打击的危险。美国还会加大对“三股势力”民族分裂和恐怖活动的支持力度，在我周边生战生乱的动作也会增多，甚至存在发生中国被迫卷入的周边代理人战争的危险。

需要认识到，如果我军事力量不够强大、战略威慑能力欠缺、战争准备不够充分，不仅难以遏止美国在大博弈中军事冒险，反而可能诱使美国采取战争行动。因此，必须把加强军队建设、国防建设提高到大博弈准备的战略高度来认识。只有能战，方能止战。加强国防建设、增强遏止军事冲突乃至局部战争的能力，应当纳入我们的“底线思维”。

（编辑  季节）

第三世界的视野不可或缺

1974年，毛泽东主席在会见来华访问的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了 “三个世界”的著名理论，并指出，中国要联合广大的第三世界共同反抗世界霸权。不同于中共领导人对世界大势的政治判断，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出版了《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将“第三世界”看成是一系列不平等国际关系下，由一些在经济上依附并从属于发达的第一世界的国家和地区所组成。他描述了第三世界从殖民主义到新殖民主义的失败过程。他认为，“除中国之外，第三世界的革命运动本质上都是民主主义性质的”，即资产阶级基于民族主义而非社会主义的革命。新殖民主义的特点是，殖民列强与特权集团的结盟形成买办资产阶级，它要求民族独立之后国家政权必须完全是民族主义性质的，而不是谋求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他们关心的是“公民自由”而不是民族解放。而城乡差别则成为第三世界的普遍社会问题，这些国家的上层精英与前宗主国在政治经济与文化上密切联系，与下层社会之间严重错位和脱节，这既是新殖民主义的特点，也是第三世界政治动荡的来源。

在此书出版10年之后，苏联东欧发生剧变，此后世界霸权由两极变成单极。中国在邓小平领导下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阶段。但是，后冷战时代不平等的程度不仅加剧了，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动荡和暴力也如影随形，并蔓延进入第一世界西方霸权的核心地带；整个世界目睹了在美国和欧洲爆发的后冷战时代最大规模的社会抗议活动。而史学家描述的第三世界兴起的过程中，大多数国家倒在了现代化的门槛前。这一被遮蔽的惊心动魄的历史断裂过程今天依然延续，这也是当今世界范围内如此大规模宗教原教旨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兴起的症结。因此，“历史终结”例外的中国正在不断地被推向新冷战的边缘。“中国崛起”具有世界史意义，但是对此究竟应该如何理解、解读和对待，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面对再次由西方霸权发动和强加的“新冷战”陷阱，中国能否冲出围困并实现“和平崛起”，在此过程中实现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的愿景？。2019年年底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以及由此产生的国际国内意识形态领域的激烈交战，使得世界范围内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再次被推到历史的前台。未来的全球史会走向何处？中国会走向何处？如何改变今天中国在世界舆论场上被动挨打的局面？要回答这些问题，第三世界的视野不仅不可或缺，而且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先决条件。

“延安道路”需要解决的问题没有终结

一些美国学者把共产党的成功完全归之于“中国的民族主义”，对此斯塔夫里阿诺斯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共产党能赢得民众、战胜国民党，还在于“他们是社会主义者”。而共产党人之所以“了解民众需求”，就因为有“延安道路”。它不仅仅是一种战斗模式，也是生活方式，体现着人和社会的愿望，“并提供了一种基于平等主义价值观和广大民众参与之上的发展模式”，这就是群众路线。它对内以整风形式，要求党员干部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对外则积极发动农民参与政治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延安道路即以政党政治的方式推动党和农民群众的融合，以构建革命的政治主体。今天的执政党需要回到“延安道路”并以此作为“新长征”的起点，因为“延安道路”需要解决的问题并没有终结，不仅是鉴往知来，更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中国特色新闻学自延安开始，它与革命党的使命、执政党的命运休戚与共。

以独立自主社会主义为基石的中国道路是世界的希望

新自由主义在其国家实践中，严重脱离它的理论模式，其不稳定和自相矛盾的政治形态正是世界上暴力和霸权的温床，因为它需要霸权主义来维护其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和镇压全球化过程中的反新自由主义力量，这既包括劝说、渗透性宣传，也包括赤裸裸的军事强权、勒索，以及关税保护。当教条与现实之间彻底破裂的时候，背后的新保守主义就显露出来。全球政治和商业的跨国联盟作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产物，正如同高速运转的分离器，在世界范围内，把社会的上层与下层分离开来，在这个意义上，它是超越民族主义的。而右翼民族主义则成为收割被全球化甩出去的底层人民不满的联合收割机。事实上，西方左翼运动的普遍失败，正是今天右翼民粹主义以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地方（部落）主义方式兴起的前提——它所诉求的国家，必然是右翼保守主义立场的国家及其意识形态：民族主义。这是当前世界范围内最具危险暴力的“民族主义”浪潮，以邻为壑的右翼民族主义浪潮使得世界格局更接近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唯一的不同正是第三世界“中国的崛起”。

作为第三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反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一百多年来，中国多少仁人志士前仆后继、流血牺牲，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政治民主的革命成果，从而使“爱国主义”有完全的历史正当性。消解这种正当性的后果，必然导致对整个20世纪中国革命的否定，也必然拆解今天社会主义中国抵御世界霸权、维护世界和平的政治基础。

从拉美和非洲经验出发的依附理论代表人物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1931-2018），曾经提出第三世界只有以“脱钩”的方式才能摆脱新殖民主义的依附关系。阿明在2015年生命的最后阶段，鉴于中国的经验，阐述了新“脱钩”论：主权国家利用全球化进程满足自身发展需要，把握发展机遇，从而实现一种渐进式的社会变革。利用全球化的进程，通过内部变革实现去依附化，这正是中国道路。

阿明告诫中国，对现在的状况要有清醒的认识和深刻的理解，他并且准确预言了2019年的中美贸易战。阿明把视野投注在亚洲。基于第三世界立场上的长时段历史研判，他告诫中国，如果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美、日、欧这三大资本主义寡头都不会接纳中国和允许中国崛起。如果无条件地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美国以及资本主义全球化，向资本主义屈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必将迅速摧毁中国，使之再度沦落成为帝国主义阵营提供原料的从属国。

阿明把独立自主、以社会主义为最终归属的“脱钩”道路作为第三世界的希望，号召组成新的统一战线来应对和抗争资本主义越来越严重的系统性危机，并传递了大多数来自非洲和拉美、亚洲地区学者的观点，表示世界期待并需要一个团结、强大的中国以领导的角色来应对这场全球系统性危机。一个团结而强大的中国对全球发展非常重要。阿明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成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在今天的回响。

正是基于上述判断，阿明看到了很多今天西方左翼知识分子所看不到的现象，他区分了发展中的不平等和结构性的不平等，认为发展中的不平等是以追求平等而不是固化不平等为前提的，其鲜明表现就是中国正以举国之力消除内部贫困的巨大工程，即解决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非均衡正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也正是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自我承诺：用政治的方式纠正市场，这既包括东部支援西部、乡村振兴战略等一系列文化、政治、经济的国家制度安排，也包括此次抗疫过程中举国体制的发挥：全国驰援、党员带头。

作为党报理论来源的“延安新闻传统”

正是在廓清上述历史脉络的前提下，我们才有可能重新打开“延安新闻传统”作为党报理论来源的历史画卷。1942年，《解放日报》改版与整风运动同步展开，作为党报的《解放日报》被置放在中国共产党政党组织传播的位置上——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欧美报刊在资产阶级上升阶段同步起源的历史。需要锻造“政党组织传播”的理论视野，重新梳理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与实践的“革命史范式”，而无产阶级政党的自我定位与历史使命则是决定其组织传播特性的关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中国特色的党报理论与实践的“政党组织传播”应该成为一个新的理论研究范式。作为20世纪中国革命的政治传播实践，是今天重建党报理论与实践的入口，亟待新的破题和生发。这就是为什么它首先要与资产阶级的新闻报刊业划清界限。在这个意义上，《解放日报》的改版既是范式裂变，也是20世纪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组织传播模式的范式再造。

今天，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人数已经超过了9000万人，基层组织达到461万个，党的组织建设正在不断深入，特别是在疫情之后。党报与党的建设的关系需要新的理解和再造，并在此基础上重建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党报与各级党组织的生态关系，以此作为定海神针，才能乘风破浪，纲举目张，在新媒体时代放手发动群众、领导群众，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如此，才能冲破“新冷战”的封锁线，以客观的视角打破意识形态隔绝，在世界范围内最大限度结成意识形态统一战线。党在新时期舆论领域的伟大斗争需要依靠党的领导、群众路线、统一战线，打造国际国内新闻舆论新格局，这正是今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需要面对的历史课题。

（编辑  季节）

抗疫让中国重新认识世界，世界重新认识中国

我们现在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我们面临巨大的挑战，但如果拿百年前的中国和今天相比，我们现在的形势要比那时好得多。

这次疫情，使整个西方世界陷入大萧条和大停摆，远远超过了上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如果说新冠疫情是百年来最大的一个天灾，对于美国和西方世界来说，这个天灾造成了多重问题的叠加：经济的疫情、社会的疫情、政治的疫情，天灾人祸都冒出来了。美国在这次疫情中暴露出内部治理的大问题，这些问题其实早就存在，但疫情把这些问题充分暴露出来了。

目前，全世界主要经济体只有中国一枝独秀。我们已经实现全面复工、复产、复学。最近美国1500所大学也复学了，但最新的消息，这1500所大学里都发现了疫情。

中国确实可以说到了后疫情时期。我们在4月份取得应对湖北第一轮疫情的胜利，后来在北京、新疆、大连出现新的疫情，都是在20天之内精准扑灭。而且从4月以来，我国就没因为新冠疫情死过人。疫情中我们总共死亡4600多人，而美国9月初是近17万人。美国感染新冠肺炎的人数是我们的70多倍，死亡人数是我们的40多倍。如果按每10万人发病率，美国是我国的2000多倍。

所以这次抗疫，确实让世界重新认识中国，也让中国重新认识世界。全世界都没有想象到是这样一个结果。一直以来，我们对美国的公共卫生心存敬意，它是世界头号强国，人均医疗费用是11500美元，而我们人均不到1000美元。但美国这次是这样的表现，完全想象不到。

面对这样突如其来的疫情，其实谁都没有经验，没有老师可教，没有教科书可学，没有确定的治疗方式，完全是干中学、学中干。这就需要国家的应急能力和学习能力，以及资源调配、社会动员和民众的纪律协调和配合。通过这次抗疫的胜利，我们看到中国的综合实力确实增强了。

所以这次抗疫，对中国来说是往上走的助推器，对西方来说则是走下坡路的加速器。现在全国人民的安全感、幸福感、凝聚力和信心得到极大的增强，对很多问题达到了高度的共识。这次抗疫也彰显了中国和西方的发展不在一个层次上，我们应该有信心走自己的道路。

从1840年以来，我们一直是以西方为老师的。我们还应该向发达国家学习，但应该走自己的路。从治国之“道”来讲，我们要确立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从“术”的层面看，这次抗疫斗争中现代信息技术得到广泛的应用，我们走在了世界前面。我认为我国正处于智能化初级阶段。我们是全球惟一能够用一部手机搞定生活中一切的国家。这是在国内，出国就不行，到香港也不行。香港30年前人们普遍使用“八大通”，现在还是“八大通”，而内地人们随便到哪里都是用手机支付了。我们建国后实行了社会主义制度，但先进的社会制度和当时的生产力还不匹配，今天在信息化的条件下是匹配的。我们在70年的实践中，不断地改革，构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现在成为一个充满生机活力、不断与时俱进的新型强国。

而西方现在反而拿着我们晚清时代的剧本。特别是美国，对中国充满了傲慢和偏见。特朗普最近还在说中国的疫情数据不准。而实际上美国的信息化是较差的，因为美国的医院以私立医院为主，各自为政。中国10年医改不仅建立了公共卫生体系，整体信息化水平也完全碾压美国。美国等西方国家还处于传统资本主义后工业化时代，所以它不能理解我们这样的大数据管理，我们的数据是准的。

这次抗疫，我们为全世界提供了公共产品。我们防疫的经验以及抗疫的物资源源不断地供全世界，连美国用的东西都是我们的。

所以和百年前相比，中国和西方换了位置，是新型智能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对尚处于传统资本主义后工业化国家，至少在医疗卫生领域，就如同拿着枪炮的八国联军和挥舞长矛大刀的义和团对抗。我们和西方已经不在一个维度上了，他们还沉浸在空洞的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二维空间，我们已经创造了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和有机社会和谐共存的三维空间。所以尽管我们现在的问题很多、困难很大，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是我们要看到大势已经开始扭转，我们的发展如初升的太阳蒸蒸日上。

探索人类新型发展模式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要强起来，不能只是顺着西方这条路走。现在美国人均GDP是我们的6倍，中国14亿人如果要达到美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地球的资源是不够的。这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们必须探索人类以健康和幸福为目标的新型发展模式。

西方工业文明两百多年，实现了不到10亿人的现代化，却将地球的资源消耗殆尽，为争夺资源和利益而争斗，战乱频繁。中国的现代化，是要让70亿人在这个地球上真正实现低成本的、共享的、兼顾生态环保的可持续发展。健康领域恰好是一个发力点。因为健康是人类共同的追求，是普世价值，具有广泛性、整体性和社会性。

影响人类健康的因素非常多，决不仅仅是医疗问题，它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都紧密相关。影响我们健康的因素中，60%可归因于人的生活方式，而生活方式和我们生活的环境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健康中国”的努力方向，应该是“人人享有健康，一切为了健康”。人民健康和社会发展是相辅相成的，我们应该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战略高度，制定保障国民健康的基本制度。我们要建设全民参与、全民享有的健康保障体系，包括符合国情的全民医疗卫生保障体系和有利于人民健康的经济社会发展体系，包括环境、社会经济、人的生活方式等因素。这应该是全面综合改革中的重要一环。

中国在一百年前被人称为“东亚病夫”，而到1978年改革开放时，中国用最少的成本解决了近10亿人民的基本医疗和健康问题。和解放初相比，1978年中国人口翻了一番，而人均预期寿命也翻了一番，这是人类历史上没有先例的奇迹。对比印度，为什么印度还是农业国，中国现在是世界上工业化的强国，就是在于到了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已经拥有世界一流的人力资本，能够向工业部门源源不断地提供健康的、受过教育的、勤劳能干又报酬较低的劳动力。

美国作为世界强国，1949年时的人均预期寿命已经是68岁，今天是78.5岁；而中国今天的人均预期寿命是77岁。美国花了10倍于我们的人均医疗费用，他们的人均预期寿命只比我们多1.5岁。这不是医疗能解决的问题。西医其实是把生命当成汽车装配车间，所以它的医疗的边际效用不断地递减，昂贵的医疗费用也拖垮了美国财政。还有就是美国死亡率的飙升，这是它的社会出了问题：吸毒、酗酒、枪杀、肥胖，他们新冠的死亡率已经上升到第二位了。

所以我们要走自己的新路。我们可以在健康基础上实现赶超，这是最有话语权的。

         疫情防控促进了卫生健康改革

这次疫情促进了我们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这次抗疫斗争是一个极好的医改的试验场。习总书记亲自部署、亲自领导了抗疫斗争，国家在第一时间承诺免费医疗，在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的基础上，对医药费个人负担部分由中央和地方财政给予补助，有些地方还对异地就医患者实行先收治，费用财政兜底等政策，保证了患者不因费用问题延误救治。同时医院运行和医生待遇没有后顾之忧，老百姓的幸福感和安全感倍增。

免费医疗制度让医院和医生回归本职，让医患关系空前和谐。中国工程院一位副院长访问武汉方舱医院后欣慰地说：感觉20年前那样的医患关系又回来了。

这次疫情是一次很好的社会实验，它让群众看到：医生本身没有问题，医患关系不正常主要是因为制度有问题，逼着医院和医生去创收。其实只要把医生当成天使，不要逼着他想方设法挣钱，我们的医疗费用就可以大幅减少。这次新冠肺炎免费治疗，人均费用是2.5万元。当今中国，实行免费的公益性医疗制度是完全有能力做到的；减少医院创收机制造成的浪费后，医疗费用是可控的。

用制度托起“天使的翅膀”。从非典到汶川地震，从埃博拉病毒到新冠肺炎，只要一有危机，我们的医生都是义无反顾地冲到一线，不计报酬，为人民健康舍生忘死，尤其这次医护人员很多是80后、90后，一代一代地接力传承。

我们要给中国公立医院的医护人员点赞。他们是守护人民健康的天使，新时代最可爱的人。这次疫情过后，深化医改要真正把公立医院办好，用制度托起“天使的翅膀”。整个社会应该尊医、敬医、爱医，赋予医生更高的地位、更好的待遇，让他们能有尊严地、体面地生活，这样我们未来才有一支持续不断的队伍守护人民健康和安全。

公益性医疗制度不仅凝聚了民心，而且通过医疗的转移支付，可以促进消费，振兴经济。我认为如果宣布全民免费医疗，消费很快就可以上升，因为老百姓存钱主要是为了医疗、教育和养老。如果把基本民生问题解决了，老百姓就愿意花钱了。

抗击疫情促进了药品耗材国产化。这次我们抗疫的成果，跟国产的试剂是紧密相连的。过去为什么没有国产的试剂，首先是医院喜欢用进口的，老百姓也对进口产品有迷信。而这次疫情出现后，我国疾控部门在两周内就迅速完成了病原体确认和基因组的提取。这得益于国产检测试剂的快速研发和生产，中国国内实现了对可疑人员的监测全覆盖。湖北疫情能成功控制住，普遍、大量、反复检测是关键；自己能大量生产检测试剂，才能不停地检测，才能识别可疑病例，实现应收尽收、应治尽治，成功切断病毒传播。

我们在这次试剂的大量生产和使用中发现，我们完全有能力把高科技产品迅速地变成“白菜价”。国产试剂一支15元，而香港到现在还用进口试剂，一支3000港元。中国已向8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包括新冠病毒检测试剂在内的各种医疗药品耗材。

所以，我们如果能够把人才保障、筹资支付、药品研制生产等集成起来，再有严格的监管体系，免费医疗其实完全可以做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中也提到，要总结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医疗保障实践做法，完善重大疫情救治费用保障机制；探索对于特定人群和特定疾病医药费实行豁免制度，将这次疫情防控的政策措施转化为长效的制度安排。

构建平战结合、医防结合的风险防控体系。我们今后将长期面临新冠疫情的输入性风险。西方的“群体免疫”估计还搞不定，因为病毒在变异。所以，我们要构建这样的疫情风险防控体系：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目标融合、公共卫生和医疗机构的融合、一体化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任务的融合、全民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数据信息融合。将这次万众一心的抗疫精神保持和传承下来，应付可能的疫情风险。

建立以健康为中心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从单纯的治病模式转变为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健康保障模式。包括如下要素：医院回归公益性，医保支付健康，监管部门以考核健康绩效、大数据智能化的手段，以及自主创新推进医药耗材国产化，发挥中医药优势，用较低的成本为全体人民提供高水平的健康保障。

这次抗疫，让我们看到中国充满发展活力。我们可以把危机变成机遇，在危机中酝酿新的机遇，这个机遇就是我们要善于集成、超越和创新。中国共产党有90多年的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以及现代化建设的经验，将我们的历史经验进行新的集合，创建新的经济社会模式、新的文化，探索低成本、高效率、可持续的健康模式，这一条路我们完全走得通。

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的优势，解决人类现在解决不了的问题，同时也能够走出新的模式，这就是习总书记最近提出的构建人类健康共同体。中国的崛起，一定是充满活力的新的文明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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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新冠疫情深深影响了国际局势，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档加速。中国迎来新时代，国际出现大变局，这是中国法治建设和法学研究的新场景。

中国法治与法学研究者的新任务

经济基础的变革，一直是人类社会政治变革的驱动力量。农业革命大规模的耕植与定居，催生了封建国家与专制帝制；工业革命极大提高了人类生产力，国家能力提升带来了不同形式的现代治理。而法律，也同样随着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发展而不断演进。进入21世纪，中国复兴与信息革命，再一次带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法治与法学研究面临新时代新格局，肩负新任务与新使命。

一是中国进入新时代。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群众在物质文化需要之外，还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是中国共产党奋斗的动力；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都正是法学研究的重要主题。

二是国际形势出现新格局。21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事件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然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中国崛起有着结构性的不适应。为了维持霸权，美国在单边主义、逆全球化和国际霸凌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以举国之力打击中国高科技企业，试图对中国脱钩、断供。

三是信息产业新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社会发展史看，人类经历了农业革命、工业革命，正在经历信息革命。信息革命增强了人类脑力，带来生产力又一次质的飞跃，对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军事等领域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信息革命使得国与国力量的分化变得更加急遽，大大增强了国际竞争的激烈性。

四是新冠肺炎疫情流行的影响。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是对各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极限考验。中国发起了全球第一场针对新冠疫情的阻击战并取得重要胜利。但遗憾的是，西方国家并未能够抓住中国赢得的宝贵时机，导致了巨大的人道主义悲剧，却又倒打一耙。

法学研究的新挑战与新使命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每一次产业革命和生产力突破，都必将带来人类思想体系的突破。农业革命推动人类社会进入第一个轴心时代，孔子、老子成为这个时代的思想代表；工业革命又将人类推动进入第二个轴心时代，源自西方古典时代以来的理论创新，将人类的思想和知识体系带入现代。如今，信息革命正将人类思想带入历史上的第三次轴心期。

一是工业时代知识体系的失效。相对于农业时代的封建王朝或者帝制专制，工业时代带给人类的，不仅有自然科学的勃兴，还有社会科学的创新。自由、民主、法治、人权，都是工业时代之后的产物，但实现这些价值的途径却正在发生变化。在互联网时代，信息科技在更大程度上为人类赋能。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在将人类社会治理带入智慧时代的同时，也加剧了社会极化和社会撕裂，个人信息和个人隐私处于前所未有的风险之中。如何理解以数据为驱动的智慧治理，如何理解未来人与机器共生的社会，都需要更大的理论想象力。

二是中国复兴带来的理论寻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以十几亿人口的规模、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同时还维持了社会政治稳定，甚至成为全球最安全的国家和地区之一，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和稳定奇迹。中国的发展对内和谐包容，对外和平互惠。中国不存在西方资本主义早期的“圈地运动”和对工人抗议的血腥镇压，而是让发展成果尽可能为所有人所分享，实现了举世瞩目的脱贫成就。特别是在发展过程中不存在对外殖民、侵略和掠夺，不存在对外依附，更未发动对外战争、宗教屠杀甚至世界大战；相反，中国发展惠益全球，不仅为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带去技术、资金，更是全球经济发动机。可以说，中国取得的是全人类500多年以来最有道德的大国发展。如何破解中国伟大成就的理论密码，如何认识中国发展对人类和平与繁荣的意义，如何评价中国发展对全世界作出的人权贡献，如何以中国话语突破西方的理论围剿，都为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提出了实实在在的重大课题。

三是格局重整带来的具体问题。由于信息革命，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更加剧烈；由于中国崛起，以及美国自身的问题滋生，近年来国际格局出现重大变化，而新冠疫情又进一步加速了这个过程。在新冠疫情之前，美国已经开始系统性调整对华政策，逐渐将中国置于敌对位置。在新冠疫情之后，贸易战硝烟未歇，脱钩、断供，不遗余力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遏制中国崛起在美国已经形成气候。那么，在后疫情时代，在中美脱钩、断供态势日益明显的背景下，面临国际格局变化，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未来的中国与世界？如何从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理论上予以回应？如何从理论上、政策上应对西方国家打压中国的具体措施？

法治新道路，法学新理论

长期以来，国家和社会的两分、计划和市场的两分以及自由和专制的两分，已经成为当代西方政治、经济与法学理论的“金规铁律”。相应地，规范上的一部宪法或权利法案，制度上的权力分立与制衡，机制上的司法审查，以及两院制的立法机关构造、两个或多个政党的竞争性选举，这种西式的法治“套餐”也渐成全球法治的“标配”，如采取不同做法就被视为异端。但实际上，中国正在走出的一套法治道路，不仅不同于西方的法治模板，而且其背后蕴含的政道法理也同样值得认真研究。

一是中国法治的特殊性与正当性需要认真梳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概念。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最大的特点。法治是当今世界的全球性理想，也是众多第三世界国家半个多世纪来努力的方向。通过经验研究的比较可以发现，以西方法治为摹本的努力，面临的却是全球性挫折。在全球近两百个试图建设西式法治的后发国家和地区中，成功者寥寥无几。相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法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重要保障。政治稳定、社会有序、经济繁荣、人权进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和最大、最繁荣的经济体之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及其背后蕴含的法治理论，已经成为亟待开掘的学术富矿。

二是新格局新时代对中国法治提出的具体要求。后新冠疫情时代的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将面临什么样的新问题和机遇？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如何界定？回答这些宏大问题，既需要理论的想象力，也需要在对具体情势和问题的应对中予以细致解决。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中国一直是国际秩序的建设者和维护者。但是，面临后疫情时代国际格局的变化，中国法治不仅需要满足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能够适应未来五十年甚至更久的全球治理和全球法治想象。这也是包括法学家在内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分子的重要使命。

三是信息革命带来的法治重构需要认真关注。人工智能、大数据、互联网和云计算，不仅深刻影响了物理世界人们生活和交往的方式，还创造了平行于物理空间的网络空间。互联网在造福人民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必须引起重视的问题。比如，网络攻击、网络犯罪、网络窃密、网络恐怖主义和网络霸权给全球互联网稳定带来的隐忧，发展不平衡、规则不健全、秩序不合理所导致的网络空间国际秩序紊乱，人工智能武器化给网络空间甚至人类和平带来的威胁，智慧司法给传统司法体制和诉讼机制带来的潜在冲击，社交媒体操纵和舆论干预带来的政治操纵，新技术新应用新模式在促进产业创新的同时所导致的新型垄断和不正当竞争，重要数据和个人信息的跨境流动，等等。信息技术与产业的发展，正在给传统法治模式带来巨大的颠覆式影响。

正如工业革命催生了源于西方的现代法治，信息革命也必将因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深刻塑造而催生新的法治形态。这是巨大的挑战，也是中国法学的宝贵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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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双循环”是在国内外形势发生剧变的条件下提出来的，是对国内国际大循环新的不平衡格局的主动调整、主动谋划的大战略。

保障经济安全 谋划增长新空间

改革开放初期，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中国参与全球的分工与经济大循环，通过持续产业升级，提高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逐步成长为“世界工厂”。世界大体上形成了欧美作为研发中心、金融中心、消费中心，东亚特别是中国作为制造中心，其他一些资源能源大国作为资源品输出中心的全球经济大循环模式。1953 年，美国制造业产值占世界比重达到峰值（44.7%），中国改革开放后，全球的制造业中心就从美国向东亚转移，其中日本制造业产值占世界的比重从战后的 2.6% 提高到 1980 年的 14.9%。随后又转移到中国， 2009 年，中国制造业产值已经占据世界的 25.9%，是美国的 1.6 倍。欧美将制造业中低端向外转移，占据产业链高端，同时获得物美价廉的消费品，这一模式在一定时期是有效的，是多方共赢而欧美发达国家多赢的局面。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暴发，这一国际大循环模式的弊端暴露出来，美国出现了过度消费、过度负债的问题，制造业空心化加剧了美国国内的阶级矛盾，加剧了 99% 与 1% 的对立。近年来，全球化发生了重大的转折，由全球化扩张阶段进入了逆全球化的全球化收缩阶段。同时，欧美国家试图对全球分工做出调整，以重构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美国与中国的战略合作关系发生质的变化，美国提出了“再工业化”“推动制造业”两个转移——高端制造业回流美国，中低端制造业向东南亚转移。

同时，随着中国科技实力增强、产业向中高端迈进，与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产生了深刻的竞争关系。美欧近年发布的报告，都将中国作为 5G、人工智能等关键技术的主要竞争对手，这也是美国挑起与中国经贸摩擦的重要背景。

新冠肺炎疫情造成了全球环境更大的不确定性，加速了延续多年的国内国际循环模式的终结。

首先，疫情加速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旧世界秩序裂变时期已经到来。在国际秩序新平衡达到之前，外部世界不确定性会非常强。

第二，美国对中国的打压进一步升级。2020年5月20日，白宫发布了对华战略报告文件，否定了过去 40 年对华接触政策，要对中国开展长期战略竞争。

第三，西方国家要求制造业本地化的战略诉求更强烈，不但强调高端制造业回流，防疫等广义安全产业也要求本地化。

第四，疫情期间，全球的经济运行都不能正常化，造成经济的进一步萎缩，全球供应链不稳定。

在此背景下，我国提出国内国际双循环目标，有助于保障我国经济安全，主动谋划新增长空间，推动我国从旧的国际国内循环模式转向新的国内国际循环模式。

首先，双循环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在外部环境高度不确定的情况下，利用我们产业基础实力雄厚、产业链条完整、战略回旋空间大、超大市场规模的特点，畅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经济运行的各个环节，推动实现内部自我循环，包括供需循环、产业循环、区域循环、城乡循环与要素循环等。

供需循环上，需要通过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积极扩大有效需求，为国内产品销售创造更大的市场空间。

产业循环上，需要稳定优化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构建三次产业结构协调，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结合，实物经济与数字经济融合共生的现代产业体系。

区域循环上，需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动形成更有效的区域协调战略，打造区域产业集群，加强区域之间联通性，畅通区域间循环。

城乡循环上，加快推进乡村振兴、城乡一体化，促进城乡要素的自由流动，促进农村成为新的生产中心与消费中心，推动城乡形成多层次交换循环。

要素循环上，要进一步打通痛点与堵点，畅通物流、人流、信息流、资金流等要素的循环。

其次，要形成国际大循环新格局，摆脱过度依赖传统国际大循环模式，形成更多的面向南方国家、面向“一带一路”国家的国际大循环模式。一方面，中国作为世界市场加大对全球的开放，继续和世界分享中国市场机遇；另一方面，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继续为世界提供中国制造、中国创造，形成国内国际大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

内需供给两端发力的内循环

不论从经济安全还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构建内循环为主体的体系都是非常重要的。上文提到的几个循环中，最重要的是要实现供需循环，最迫切的任务就是扩大内需。近年来，有效需求不足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最突出的挑战，疫情的冲击无疑加剧了这一点。如果不能扩大需求，无论如何降成本、保运行，长期来说都难以持续。

中国需要积极扩大内需，扩大有效投资，恢复市场信心，促进经济供需内循环，但要转变投资领域与投资方式，避免造成新一轮的过剩。

加大对软基础设施的投资，包括环保、公共卫生、养老健康、教育、防灾减灾、国防基础设施等。中国在保障生态安全、防疫应急、村庄社区保健、终身教育、备战应急、前沿科技设施等方面都有大量的投资缺口，亟待弥补。

布局若干超级工程，例如陆海通道、“一带一路”国际通道与走廊、生态走廊、前沿科技基础设施等。

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升级，即便像北京、上海这种国内最发达的城市，也还有很大的升级空间，包括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的升级、智慧城市建设、绿化生态环境升级改造、海绵城市建设，提升城市的防洪抗灾能力，提升城市的应急避险能力，提升城市的建筑节能水平，提升城市建筑的抗震能力等。

积极扩大消费需求。例如，根据央行课题组发布的调查数据，我国目前城镇户均住房已经达到1.5 套，再扩大规模开发房地产将会造成新的泡沫，可以考虑通过政策组合设计，拉动住房市场波浪性传导消费，推动居民住房的条件升级。对于改善型住房需求，通过减免契税、住房公积金补贴等政策手段来鼓励居民住房以旧换新、以小换大。对于首套住房的刚需，通过共有产权、限价房、政府集中采供等方式促进住房消费。通过消费补贴等政策推进汽车、家电用品以旧换新，带动家居大件消费品的消费需求。同时可以在目前各地发放消费券的基础上，考虑推动公共消费，在线上线下设立公共消费区，低收入人口可以凭券免费消费，这既是保障民生的措施，也是挖掘消费潜力。

从需求侧扩大有效需求，那么从供给侧需要做什么来促进构建内循环为主体的格局？

最重要的是要稳定优化产业链。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产业体系，这在全球都是独一无二的。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认为，随着要素成本上升，可以把附加值较低的制造业转移到国外，以更好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实现产业垂直分工，但是从经济安全角度却并非如此。在继续鼓励企业走出去的同时，要避免重蹈一些国家出现制造业空心化的覆辙。尤其是要避免中国全产业链优势被削弱，加强自主创新补足产业链短板，利用国内战略腾挪空间较大的特点，鼓励产业往中西部梯度转移，提高政府与企业的本地化采购比例，以保障本国企业生存空间。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出台了稳市场主体的措施，包括加大减税降费力度、推动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强化对企业的金融支持等，都是为了让企业在艰难时期能够活下来，能够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牢牢把握第四次产业革命机遇

在双循环中，创新中心是重要的节点，直接关系着产业基础再造、产业链提升。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创新实力持续快速提高，逐步成为全球创新潜在领导者之一。特别是由技术引进、吸收消化、集成创新、跟随战略等外源式创新为主，逐步转变为自主创新、创新驱动、蛙跳战略、协同创新、融合创新、原始创新、基础研究等内源式创新为主。2019年，中国的PCT专利申请量达到5.9万件 , 首次超过美国的5.8万件，跃升至世界第一位。中国需要通过战略布局，坚持面向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面向经济主战场，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中国创新是后发优势、跨越优势、引领优势、集成优势、协同优势的叠加，特别是具有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广阔的市场空间与巨大的应用场景，中国将成长为世界重要的创新中心，由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创造。

创新竞争的重点是布局第四次产业革命。第四次产业革命不但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最有效抓手，也是中美战略竞争的制高点，历史上全球性大国的崛起根本上在于其占领了新兴产业革命的领导权。人类正处于第四次产业革命的早期阶段，其中蕴藏着无限的可能。

第四次产业革命带来的是新基建、新投资、新就业、新消费的经济发展机遇。

新基建为第四次产业革命构建基础设施，包括构建各种类型智能终端，构建 5G 等通信基础设施，构建城市大脑、行业大脑、国家大脑、数据存储中心、超级计算设施等智能中枢设施。

新投资指第四次产业革命孕育着巨大的产业投资机会。这是一个席卷商业、生活服务业、生产服务业、工业、农业、交通、社会治理等部门，贯穿生产、配送、消费整个链条的数字化、智能化过程，而且随着新技术的迭代涌现，将不断创造出新的投资风口。

新就业指第四次产业革命使得组织和市场的边界进一步融合，使得就业由传统的组织内就业转变为多平台就业、灵活就业、多元就业。就业关系由雇佣关系转化为协作关系，就业和创业相互融合。

新消费指第四次产业革命将带来新的消费方式变革。抖音、快手等短视频软件的风靡，实际上已经带动传统电商进入了内容电商时代。随着 5G、人工智能与物联网的结合，将推动人们在线消费的升级，人们的衣食住行游娱学消费方式都会发生重大变革。政府鼓励推动线上线下消费，支持电商、快递进农村等，都将促进第四次产业革命带来的新消费。

第四次产业革命也会重新塑造产业链与价值链。各种类型的平台型企业通过数字赋能的方式，延伸到研发、制造、配送与销售各个环节，已经成为产业链生态的组织者、价值链的重塑者，颠覆了传统微笑曲线的价值链分工方式。

构建内外联通的战略大走廊

当前全球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仍然严峻复杂，如何让国际循环和国内循环相互促进、联动发展？

“一带一路”将成为世界新的贸易轴心和产业协作、共同发展的国际大平台，也成为我们推进国际大循环的最重要战略平台。今年一季度，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贸易，在对外贸易下滑 6.4% 的情况下，实现了逆势增长，同比增长3.2%。通过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等，继续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布局国内国际两个市场。逐步摆脱过度依赖中国作为生产制造中心，欧美作为金融研发中心、消费中心的传统国际循环模式，转向更均衡、更多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化模式。

这种模式的转换主要依靠以下几个循环：在推进海外投资的同时，扩大资源品的进口来源地，形成资源品——制造业的循环。通过帮助当地发展，提升当地购买力，形成农产品、轻工业品——消费市场的循环。通过国际工程项目的建设，拉动配套制造业产品的输出，实现制造业——建设项目的循环。通过推动中国投资，提高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全球服务能力和全球服务半径，实现生产性服务业——对外投资的循环。

同时，要构建“一带一路”内外联通的战略大走廊，加大沿边地区开放，打造内陆开放高地，推动中国形成东西双向、海陆并进多层次多渠道的开放新格局，推动内外循环相互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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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0年7月21日召开的企业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回顾总结了近代以来我国优秀企业家的光荣传统和精神特质，深刻分析了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和新冠疫情对我国企业生存发展的影响，从爱国、创新、诚信、社会责任和国际视野等角度对企业家提出了殷切希望，鼓励企业家努力成为新时代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

习总书记的讲话，体现出对当前形势的深刻认识，饱含对企业家的信任与鼓励，也充满对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信心，进一步阐明了新时代中国企业家精神的特质，既极大丰富和拓展了企业家精神的时代内涵，也为我们在新形势下弘扬企业家精神提供了思想和行动指南。

从“五点希望”中深刻理解新时代中国企业家精神新内涵

深厚的爱国情怀

“企业营销无国界，企业家有祖国。”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化，企业的商业活动早已冲出国界，在世界范围内配置资源。但企业家的成长，离不开生他养他的祖国和民族。“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优秀企业家必须与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实现自身价值、企业发展壮大与国家繁荣、民族兴盛、人民幸福紧密联系在一起。新时代中国企业家的爱国情怀表现为：

一是鲜明的爱国主义和崇高的理想信念。新时代的中国企业和企业家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长起来的。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一大批有胆识、勇于创新的企业家茁壮成长。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企业家队伍，更谈不上新时代中国企业家精神。因此，新时代中国企业家必须坚持鲜明的爱国主义精神，必须具有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自觉，不断增强国家使命感和民族自豪感，把个人理想融入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

二是积极办好一流企业。习总书记指出：“企业家爱国有多种实现形式，但首先是办好一流企业。”企业家的主责主业是办好企业，只有办出一流企业，才能为国家和社会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解决更多就业，上缴更多利税，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提高中国企业全球竞争力和国家综合国力做出贡献。

三是敢于为国为民牺牲奉献。“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企业家的爱国精神与情怀自古有之，春秋时期弦高劳军，就是牺牲自己的牛来换得郑国的安全，这种以国事为己任、不惜私人财产的义举就是企业家爱国精神的充分彰显。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企业家需要正确理解国际产业竞争和企业竞争的本质，优秀企业家要始终以“家国天下”的整体利益超越局部个体利益。

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

战场上常讲出奇制胜，所谓“奇”就是创新。商场如战场，靠简单复制商业模式和发展模式，很难获得企业的持续进步和经济的长足发展。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是推动企业创新发展的关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与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密不可分。阿里巴巴、腾讯、华为等企业，航空航天、高铁、特高压输变电、北斗导航等产业，都是在创新引领下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和成功。

创新来自求新求变的探索。乔布斯曾经说过：“活着就是为了改变世界。”始终保持一颗求新求变的心，才能不断适应世界的发展、引领世界的发展。曾几何时，摩托罗拉、爱立信、诺基亚几乎瓜分了世界中高端手机市场，然而由于没有求新求变的创新精神，在随后汹涌而来的智能手机浪潮冲击下，灰飞烟灭。曾经不可一世的短信业务，虽然占据先发优势，但十几年没有创新改进，很快就被求新求变的微信淘汰出局。

创新来自敢于冒险的勇气。优秀的企业家也是有胆识的冒险家，他们不甘循规蹈矩的平庸，崇尚探索未知和发现未来，勇于承担风险。小米创始人雷军说“没有任何成功是不冒风险的”。由于商业受市场规模、资源禀赋等条件的制约，某种商业模式确立后，其边际效益会递减。为寻求更丰厚的利润回报，优秀的企业家敢于打破常规束缚，甘冒风险开发新产品，探索新模式、开拓新市场，从而不断带动企业向前发展。

创新来自追求成功的激情。创新来源于对成功和实现自身价值的执着追求，“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乐之”则激情不竭。华为创始人任正非说：“惶恐才能生存，偏执才能成功。”这里的“偏执”可以理解为激情与坚守。当企业家将自己的激情倾注于企业发展时，会穷尽一切办法来实现自己的梦想，会不断尝试实现公司利润最大化与社会效益最大化的方法途径，从而走上创新之路。可以说，有激情不一定能创新，但是没有激情一定无法创新。

诚信守法的操守

诚信属于道德范畴，是社会行为准则中的较高标准，同时也是商业活动的底线。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信用是商业活动的重要基石。贸易、信贷、股权等等业务活动，无不体现了信用，可谓没有信用就没有现代商业。守法属于法律范畴，是社会行为准则中的基本标准，同时也是商业活动的红线。企业再成功、商业再发达，如果企业和企业家不遵纪守法，带给国家、社会和人民的只能是伤害与灾难。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法治经济，诚实守信、遵纪守法是新时代中国企业家精神应有之意。企业家追求利益最大化无可厚非，然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财富的积累与获得，都要在道德约束和法律框架内运行，走歪门邪道获取不义之财，必将受到道德谴责和法律制裁，这样的企业和企业家走不高也走不远。企业之间的竞争，在成本趋同的情况下，其本质是产品和服务质量的竞争，其背后则是对道德和法治底线的坚守。企业家只有诚信守法，才会有良好的信誉，才能赢得消费者的信赖，进而获得长远利益，使企业立于不败之地。

社会责任的积极担当

企业社会责任领域的著名学者卡罗尔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包含了在特定时期内，社会对组织在经济上、法律上、伦理上和自行裁量的期望。”当今国内普遍认同的企业社会责任是：除了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外，企业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所履行的责任和义务。脱离了社会，企业和企业家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人要懂得知恩图报，企业和企业家更要饮水思源。只有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努力回馈社会的企业家，才能赢得社会和广大消费者的认可和支持，才能展现才华和实现理想抱负，企业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新时代的企业家应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投身公益事业和慈善活动，反哺社会；积极履行环保责任和参与生态环境改造；开展产业扶贫，积极投入扶贫攻坚；积极参加抗击新冠疫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兴办学校，支持教育兴国；主动承担经济下行压力，为稳就业做贡献，以彰显优秀企业家的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担当。

不断拓展的国际视野

2020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中，中国大陆及香港公司有124家上榜，历史上第一次超过美国（121家），成为上榜公司最多的国家，在前5名中中国就占了3席。上榜的企业都是不同程度地参与国际化经营的公司。取得如此成绩，说明我国的企业家在国际市场上锻炼成长，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不断提升，国际视野不断拓展。我们身处一个开放的世界、一个多元的时代，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强，难得的机遇与严峻的挑战并存。企业家是否具有国际视野和全球化思维，能否紧跟国际发展趋势，抓住机遇、化解风险，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与未来发展。

国际视野要求优秀的企业家思考问题、做决策要胸怀世界、放眼国际，不仅要了解国际市场态势，致力于做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更要了解把握国际贸易规则和相关法律法规，提高防范风险的意识和能力。要求优秀的企业家拓宽眼界，不单要了解本行业、本领域的前沿信息，更要对产业链、供应链及其他相关产业，甚至世界经济发展形势有更为全面深刻的认知与把握。

大力弘扬和培育新时代中国企业家精神

新时代中国企业家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不断壮大优秀企业家队伍，引领企业战胜当前困难，走向更辉煌的未来，我们要大力培育和弘扬新时代中国企业家精神。这就要求在准确理解把握企业家精神内涵基础上，着力处理好以下关系：

正确处理政商关系，营造优良营商环境

政商关系关涉营商环境，也反映社会风气。如何处理好政府工作人员和民营企业家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种交往应该为君子之交，要亲商、安商、富商，但不能搞成封建官僚和‘红顶商人’之间的那种关系，也不能搞成西方国家大财团和政界之间的那种关系，更不能搞成吃吃喝喝、酒肉朋友的那种关系。”要处理好政商关系，就需要把握好分寸，积极构建新型的亲清政商关系，正确履行政府职责。

一是全力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公平竞争的市场是一种难得的公共品，政府需要不断提升市场建设、监管、服务水平，为企业家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既防止权力阻碍、政策障碍，又消除“特殊服务”、帮企业“吹大气球”的非市场行为，坚持公平竞争、一视同仁，消除多头监管、随机监管、重复监管的现象。

二是建立健全政企沟通机制。建立企业家和政府的“直通车”制度，在重大经济决策的方案形成、政策制定中建立咨询企业家的机制，鼓励企业家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积极建言献策。搭建平台，让企业家敢于在高端场合发声、在国际场合发声。在企业遇到困难和问题时，听取企业的反映和诉求，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三是规范政商交往行为。建立规范化机制化政企沟通渠道，鼓励各级党政机关干部坦荡真诚地同企业家交往，将支持和引导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解忧纾困、创新发展等方面的工作情况，纳入干部考核考察范围。

四是完善企业家参与机制。建立企业家参与制定和实施重大经济决策、公共政策机制，将征求企业家意见纳入制定涉企政策法规的程序。

正确处理“加强党的领导和政府监管引导”与“尊重和保障企业家经营自主权”之间的关系

在党组织发挥作用的具体方式以及党建融入生产经营中心的具体举措上，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各自属性、特点加以区分，不能一概而论、笼统照搬。对于国有企业，坚持党的领导和加强党的建设是国有企业的“根”和“魂”，必须一以贯之；落实党建进章程要求，党委（党组）必须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对于民营企业，要教育引导民营企业家拥护党的领导，支持企业党建工作，各级党组织和党员要充分发挥作用，在职工群众中宣讲党和国家大政方针，教育引导职工群众发扬爱国爱企精神和职业精神，鼓励职工群众立足岗位做贡献、创业绩、促发展，但不能干涉企业家的生产经营决策和人事安排等。同时，有关部门应牵头组织梳理做深做实做细民企党建工作的路径和举措，形成可推广、可复制的好经验、好方法。

政府权力和市场竞争的协调是世界性难题。必须处理好政府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监管引导与保障企业家自主经营权的关系。政府可以通过制定安全、质量、环保标准等对企业生产经营和产业发展提出要求，通过政策激励引导产业转型升级，但不能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干涉属于企业自主经营的活动，要注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各项规制标准的前提下，交由市场决定企业生产经营方向，由企业家自主做出决策。

正确处理反腐败斗争与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的关系

党中央加大反腐力度，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是为了惩治党内腐败分子，构建良好政治生态，坚决反对和纠正以权谋私、钱权交易等违纪违法行为，这对于营造亲清政商关系、良好营商环境等都具有极大的帮助。这种情况下，既需要处理好依法反腐和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的关系，查清问题，也要保障企业家合法的人身和财产权益，保障企业合法经营。

一是坚持全面依法治理。按照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要求，培育全社会办事依法、遇事找法的环境。对一些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一些不规范的“擦边球”行为，要以历史和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在确实没有违法行为的情况下，依法从轻从无处理，让企业家卸下思想包袱，专心办好企业。严格执行刑事法律和司法解释，坚决防止利用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坚持罪刑法定原则，严格违法犯罪构成要件，防止随意化、扩大化。

二是依法保护企业家的财产权。“有恒产者有恒心”，产权保护制度是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的重要制度基础。各级政府要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加快建立依法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的长效机制；依法依规妥善处理因政府规划调整、政策变化造成企业家合法权益受损的补偿救济机制；严格区分企业家违法所得和合法财产、企业家个人财产和企业法人财产。

三是保护知识产权。要进一步建立健全企业家知识产权保护和价值转化体系，修订有关知识产权申请授权、管理和侵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营造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法治环境，保护企业家创新创业热情。

提高站位，争做新时代优秀国有企业家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国有企业领导人员是党在经济领域的执政骨干，是治国理政复合型人才的重要来源。弘扬践行新时代企业家精神，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理所应当发挥“第一方阵”的表率作用，坚持把“五点希望”与“20字”标准联系起来理解，与总书记关于国企改革发展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贯通起来把握，与做强做优做大、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生动实践结合起来落实，切实交出应变破局、开创新篇的合格答卷。

一是始终胸怀“国之大者”。国企领导人员任何时候都要自觉把个人奋斗、企业发展放到“国之大者”中去思考和推动。认真领会习总书记关于当前形势、时代大势的重要论述，坚持树立全面、辩证、长远眼光，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认真领会总书记关于发展国有经济战略意义的重要论述，以“两个毫不动摇”的高度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勇担肩上重任；认真领会总书记关于新阶段深化国企改革的重要论述，坚定地把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作为奋斗方向；认真领会总书记关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论述，着力推动以更加优化的产业布局、空间布局，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全局、发展大局；认真领会总书记关于突出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带头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上落地一批重大前沿成果；认真领会总书记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论述，增强忧患意识、强化底线思维，全力打赢转危为机的主动战。

二是坚定扛起政治使命。在国企领导人员所有使命中，政治使命是摆在第一位的，必须始终致力于成为“管企业的政治家”和“讲政治的企业家”。在疫情叠加变局的关键时刻，统筹推进疫情常态化防控和企业高质量发展，成为检验国企领导人员政治担当、政治能力的试金石，切实当好“六稳”、“六保”主力军、排头兵。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节点，进一步担起攻坚之责，在巩固好已有脱贫成果的基础上，全力以赴实现帮扶地区全部摘帽，确保脱贫攻坚圆满收官。在全面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崭新阶段，高质量启动“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在深入对接国家战略规划中把稳前进方向；深度融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雄安新区、海南自贸港等国家重要战略区域，厚植发展后劲，拓宽全新空间；充分发挥主业优势，稳健推进一批党和国家高度关注、事关人民利益福祉的战略项目和战略工程，以实际行动擦亮“两个基础”、“六个力量”的担当本色。

三是全力推动改革发展。对于国企领导人员来说，办好一流企业，就是要早日建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聚焦国家重大战略布局，推动国有资本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把优势资源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特别要把握好“后疫情时代”传统产业数字转型、高端转型新趋势，围绕智慧基建、康养医疗、数字服务等一批新兴战略领域提前谋划、抢占先机，牢牢抓住发展主动权，实现做强做优与做大并步同行。

要把改革作为动力源泉。坚持“两个一以贯之”大方向，以《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为引领，切实担起深化改革“第一责任人”职责，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力争在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推进三项制度改革等方面落地更多实质性成果。

要把创新作为关键引领。在中美经贸摩擦大背景下，科技创新事关企业可持续发展，事关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事关国家战略安全和发展大局。必须主动增强被人“卡住脖子”的危机感，立足主责主业持续加大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和各类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稳步打造一批独领风骚、独步全球的龙头企业。

要把海外作为突破方向。立足“一带一路”沿线，针对疫情全球蔓延、地缘政治多变、合规挑战加剧等新情况新问题，做好预判，细化方案，赢得主动，为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打牢“稳”的基础；要重点围绕项目推进、市场维护、产业升级持续发力、持续攻坚、持续贡献，为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保住“进”的态势；要力所能及为驻在国政府和居民承担应尽的社会责任，为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造好“融”的氛围。要把安全作为工作底线，深入排查企业重大投资、管理运营、安全环保等各方面安全隐患，坚决守住不发生重大风险的底线。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为新时代企业家提供了无比广阔的舞台、空前难得的机遇和无限可能的未来。只要我们大力弘扬和践行新时代企业家精神，就一定能够持续书写出无愧于总书记期许、党和国家期待、世界人民期盼的一流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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