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之年，人类遭遇百年大疫。100年前，1918年至1920年暴发了西班牙流感，感染人数达到5亿人，占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一，死亡人数在5000万人至1亿人之间，是仅次于天花的人类大疫。

整整100年后，我们遭遇了新冠肺炎疫情。目前，全球感染人数超过8000万人，死亡170多万人，覆盖了215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南极。所以，健康成为2020年每个地球人都关注的头等大事。与此同时，健康产业正在成为提振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并且也是21世纪的朝阳产业。

必须通过科技手段战胜疫情

这次新冠疫情让我有个很深的感受，就是科学技术是人类战胜疫病史上最有力的武器。免疫其实是无奈之举。19世纪以来，微生物学的发展，抗生素、重组疫苗和抗病毒药物的发明，大幅度降低了传染病对人类社会的威胁。比如，天花是人类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传染病，横行人类社会达3000年，造成约3亿人死亡。同时，天花也是唯一通过科技手段消灭的传染病，1977年，全球最后一例索马里的天花自然患者痊愈，人类用170年终于消灭了天花病毒，所依靠的手段是牛痘疫苗。

本次全球大疫有个反常现象，就是疫情最严重的国家，除了印度和巴西，基本是主要发达国家，尤其欧洲和美国是疫情的两大“震中”。实在说，我国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做的相当不错，不过各国社会制度、文化习惯不同，中国模式其他国家学不了。在这种全球多元化的情况下，人类要想战胜新冠肺炎疫情，唯有依靠科技手段，舍此无它。说到底还是要靠疫苗。

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我国科技界表现出色。2003年非典疫情，我国用了5个多月时间才最终确定SARS的冠状病毒，这次我们确认病毒只用了不到一周时间。而且第一时间研发出核酸检测试剂盒，总结出行之有效的方案，利用大数据实施防控措施，采取多条技术路线并行疫苗研发，这些均得益于这些年我国科技创新取得的良好成就。

创新型国家应具备一些基本特征：科技进步贡献率在70%以上；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超过2%；技术对外依存度低于20%。应该说，这些年我国正在接近或已经超过了这些指标。

但是，客观地看，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我国仍然存在不少差距。

技术创新的主体是企业。这方面，大家可以比较两个榜单：一个是世界500强榜单。2020年，中国大陆（含香港）已有124家公司名列其中，首次超过美国（121家）。还有一个不太被注意的榜单，即“全球创新百强机构”。2020年，中国大陆仅有3家入选：华为、腾讯和小米。世界500强中，中国企业约占25%，很给力；全球创新榜单中，中国大陆企业占0.6%，差距有些大。中国企业因此被称为“大而不智”。这几年我们经历的风风雨雨，也凸显了国内产业中不少被卡脖子的技术领域。

在健康产业领域，我们的技术创新情况如何呢？我们知道，医药产业在健康产业中占很大比重。然而一个尴尬的现实是，我国绝大多数的化学药品都是仿制的，自己的原创药品很少。全球主要药品企业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通常在10%-20%左右，国际平均水平是8%，我国仅有2%。

与技术创新相比，我国基础研究领域相对比较薄弱。在原始创新方面，我国还缺少能够对人类文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杰出成果。总的说，差距是客观存在的。如果分析原因，可能涉及政策法规、科技投入、体制机制、教育人才等诸多方面。我个人认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大家可以看看两个例子。

一是从时间纵轴看：有研究认为，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比例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纪，中国只占0.4%。因此，科技史上才有了著名的“李约瑟之谜”。

二是从地域横轴看：近现代以来，有9位华人科学家获得诺贝尔科学奖，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李远哲、朱棣文、崔琦、钱永健和高锟，还有屠呦呦。不过，除了屠呦呦，另外8位都不是中国本土的科学家。难道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从上述两个例子说明，中华民族是勤劳和智慧的。同时也提示一个问题，我国创新环境有待改善。环境好，有利于吸引创新人才；环境不好，人才来了也会走掉。即使不走，也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也可以说，创新生态和创新文化问题与原始创新能力密切相关。创新生态和创新文化，是实现创新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具有根本性意义的部分。从长远看，文化是更强大的力量。

技术创新需要改善创新环境

创新文化中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培育敢为人先的社会土壤。我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不过其中也有一些糟粕。“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这方面有很多熟悉的老话：树大招风，枪打出头鸟，人怕出名猪怕壮，这都恰恰是与“敢为人先”相反的，却是现实中屡试不爽的经验之谈。

然而，科学创新只有第一，没有第二。创新重视的是从0到1，而不是从0到10。大家都知道，世界第一高峰的名字是珠穆朗玛峰，但是估计没有几个知道第二高峰的名字（乔戈里峰，又被称为k2峰）。

科学的本质是批判。所以施一公教授才说：什么是创新，创新就是做少数，就是有争议。科学与民主是两个概念，科学从来不讲少数服从多数，在科学上的创新需要勇气。

因此，政府应该大力培育有利于创新的社会环境。企业，包括健康产业，应该敢于走出舒适区，不断开拓探索。马斯克30岁就成了亿万富翁，他当时给自己定了新目标：人类殖民火星。当全世界大多数科技公司都只呆在舒适区的时候，马斯克的每一项投资都是极度的冒险，太空商业旅行、星际太空移民、可回收的火箭、真空管道、电动车都是如此。日常经营中，他经常每个小时就要烧掉50万美元，经常性陷入发不出工资、离破产只有几天的窘境。有人说，与其说马斯克是企业家，不如说他是一个梦想家。可见，在这位梦想家身上，我们看到了人类对宇宙的渴望、对未知的挑战、对未来的憧憬。这是人类能够创立灿烂文明的本源。

作为科技人员，应该让思绪自由飞翔，要大力呼唤对科学的激情。基础科研有个重要特征，就是成功是小概率事件。因此通常只管耕耘不问收获，经常“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真正激动人心的原创性科学，从来都不是计划产生的。科学最初的原始动力，始于好奇心。丰富的想象力，这是创新的必要条件。正如爱因斯坦所言：知识是受限制的，想象力则包含整个世界。

据说，哈佛大学等14所名牌大学的中国留学生退学率比较高。导师评价中有一项：“缺乏做学术的激情。”科技工作者选择科研作为职业，不只是为了发表论文，评个职称，内心应该始终有探索世界的冲动。求真求实，才应该是科技工作者毕生追求的光荣与梦想。

健康产业应该健康发展

健康产业，本身也应该健康发展。要做到这一点，除了政府、企业和科研人员的共同努力，还有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公众的参与。换句话说，就是要有良好的社会土壤。

我国科技发展战略里有一句话，叫做“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在这次疫情中，我第二个突出的感受，就是虚假信息和谣言满天飞。我收到的各种疫情信息中，有太多不靠谱的内容，不少人都难以分辨。

2018年，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养的比例为8.47%，应该说取得不小进步。但在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30多个国家里，这个比例都在10%以上。世界卫生组织的有关调查认为，影响健康的诸多因素中，遗传因素占15%，社会因素占10%，医疗条件占8%，气候影响占7%，而自身行为占比最大，为60%。因此，具备科学素质，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是提升公众健康水平的关键，也是健康产业发展的社会基础。

健康产业中的保健品领域我们是领先的。20年来，我国保健品消费增长在15%-30%之间，远高于发达国家13%的增长率。我国保健品产业发展迅速，也比较混乱，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对公众健康造成了相应的危害，产业自身发展也受到损害。我国养生之道源远流长，但是恰恰在这个领域，误区甚多，到处都是坑。打鸡血、生吃泥鳅、一把绿豆治百病，都曾火遍大江南北。因此，应该加大对公众的科普力度，增强其辨别真伪的能力。

在面对公众的科普中，传播科学知识固然重要，更具根本性的是传播科学方法和科学态度。目前获得知识很容易，但是知道“为什么”，比知道“是什么”更重要。正如英国作家艾略特所言：我们需要把丢失在知识中的智慧找回来。比如说，在我们的文化基因中，公众相对缺乏逻辑思维训练，应该将逻辑学作为必修的通识教育，增强理性思维能力。这方面，任重而道远。

健康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领域，也充满了未知、谬误和艰辛。路漫修远，让我们共同努力，上下求索，努力成为科技创新的实践者，科学知识的传播者，科学精神的弘扬者。

（编辑  季节）

党的十九大报告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这是分析“十四五”时期国内外环境的基本依据和时代大背景。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为此，有必要从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两个视角，准确全面分析“十四五”时期国内外发展环境、发展趋势、发展机遇和发展挑战。

国际环境的机遇和挑战

“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的国际环境明显恶化。2017年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加大对中国的打压，破坏中国持续发展大局，遏制中国走向世界。“十四五”时期，国际环境仍然复杂多变。目前世界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这在客观上要求我们要继续保持战略定力，有效应对。2020年，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成为影响世界发展格局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世界大变局更加凸显了我国坚持和平发展、互利共赢、全球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国际社会也更加需要中国能够在国际治理和国际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

我国面临新的国际机遇

从国际上看，世界百年未有大变局进入加速演变期，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迁，为我国创造创新强国提供了机遇。

第一，经济全球化仍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中国在第三次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是最大的受益国，这主要是源于中国坚定推进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以美国为代表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因国内重重矛盾，导致逆全球化思潮抬头，特别是美国极力推行美国优先、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经济全球化再次走到十字路口。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则倡导互利共赢，坚持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并成为第四次经济全球化最重要的推动力量。

中国始终坚持贸易自由化，为世界创造“中国市场”，使中国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口额占世界比重上了新台阶。“十四五”时期，中国仍将着力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有望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商品和服务进口国，成为世界24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大或主要贸易伙伴和利益相关者。

第二，世界经济格局发生前所未有的大变化，中国成为新兴经济体集体崛起的领军者，世界多极化是大势所趋。从传统的“三个世界”到冷战后“美国独霸与南北两个世界”，到21世纪新的“三个世界”格局已然形成。按一国GDP占世界总量超过1.0%视为新兴经济体或经济大国，第一世界有九大发达经济体，第二世界有十大新兴经济体。第二世界经济总量已经超过了第一世界。

表1  2017年主要19大经济体GDP占世界比重（%）

根据世界银行按购买力平价（PPP）2017国际元计算

在未来发展中，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的力量对比仍将进一步倾斜。这就是“一分为三”的所谓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根本打破了两个世纪以来西方国家居世界主导地位的格局，引起了国际力量对比逐步趋向相对平衡。

第三，国际政治格局大变迁，中国成为国际社会最重要的支持者。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性必然引发世界政治不平衡性，从长久以来的西方主导世界转变为世界多极化、信息互联化、全球交融化、文化多元化。根据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中美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的三分之一。G20、金砖五国等全球性组织、东盟及“十加三”（中国、日本、韩国）、上合组织等区域性组织的兴起，反映了国际政治力量对比逐步趋向相对平衡。中国所倡导的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反映了当代国际关系的现实和未来趋势，也反映了世界各国和地区利益和诉求的最大同心圆，符合21世纪人类发展的大趋势。

第四，第四次产业革命浪潮的历史机遇，中国成为重要的参与者和领军者。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智能制造技术等领域取得突破，大国之间的科技竞争推动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市场化，引发世界产业格局变革。越来越多的国家将创新视为国家战略的核心，加快谋划和布局，积极参与全球产业再分工，承接产业及资本转移，拓展国际市场空间。特别是，物联网、大数据、机器人及人工智能等技术广泛应用，网络化、信息化与智能化的深度融合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革命性动力，重新定义国际价值链分工和国家竞争力。第四次产业革命，不仅信息、网络要素而且数据、智能、绿色要素成为关键现代要素，工业化表现为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低碳化。

因此，我国工业化发展必然是一个新型“并联式”、“叠加式”的工业化过程。不仅要继续完成第一次、第二次产业革命任务（农业就业比重、农村人口比重继续下降，非农业就业比重、城镇人口比重持续上升），还要大力推进第三次产业革命，更要成为发动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参与者、引领者、贡献者，这成为“十四五”时期乃至今后中国工业化的重中之重，中国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加速发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量子计算、5G、绿色能源[1]、高新技术等，力争进入世界领跑位置，占据国际竞争制高点，形成国内创新制造应用普及服务的巨大市场。

第五，世界各国各地之间互联互通，由中国所倡导和推动的“一带一路”，为世界上百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提供最大公共产品，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已经取得了早期收获。在世界疫情时代，中国成为“世界是连通的”最大倡导者、推动者、实践者。

第六，迈向创新强国阶段。我国已经从“富起来”阶段迈向“强起来”阶段，从追赶强国时代到开启创新强国时代，从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转变为世界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从世界大国转变为世界强国。

我国面临新的国际挑战

“十四五”时期，我国的国际环境更加复杂、更加恶劣，充满了诸多不确定性，世界经济从增长持续放缓到深度衰退，从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10年时间）到全球性多重危机暴发期，经济全球化遭遇前所未有的逆转。

第一，全球新冠病毒疫情快速大蔓延，成为百年来世界公共卫生疫情危机传播国家和地区最多、病亡人数最多、影响最广泛的疫病，其影响可能趋常态化（2年左右）、中期化（5年左右），也不排除长期化（10年左右）。对我国而言，在控制疫情常态化下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任务仍具有巨大挑战。全世界感染人数已超过9000万（2021.01.12），但总体蔓延趋势仍没有得到稳步控制。全球性疫情对世界经济增长、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金融、全球价值链与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等方面均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中国也不可能独善其身，输入性病例的危险随时存在。

第二，世界经济从增长持续放缓到深度衰退。2020年6月，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世界GDP增长率从2017年的3.8%下降至2019年2.9%，预计2020年下降至-4.9%[2]，同比下降近8个百分点。据IMF预测，若新冠疫情在2020年不能遏制，世界经济将一直陷入负增长。尽管中国经济发展和贸易等会受到严重影响，但仍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大的动力和稳定器。

第三，世界失业率创下历史最高记录。2020年4月7日，据国际劳动组织（ILO）预计，全球33亿就业人口中，超过81%的工作场所受到影响而完全或部分关闭，涉及到26.7亿人。同年4月29日ILO第二次估计，约有16亿非正规经济部门的从业者即将失去生计，占全球劳动力总数的近一半。中国拥有世界最多的劳动力（2019年占世界比重22.6%）[3]，其中近2亿非正规就业人员也会受到持久的冲击。必须把稳就业、创就业作为最优先的宏观经济目标和政策。

第四，国际贸易大幅萎缩，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贸易组织报告（2020年4月），2020年全球商品贸易将减少13%-32%。我国作为世界最大的货物出口贸易国也明显受到全球疫情的强烈冲击，2020年上半年呈现负增长。我国积极构建立足国内循环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以内贸稳外贸，这对于实施“六保”具有重要意义。

第五，全球能源需求大幅度下降。一方面，能源技术进步使得可再生能源的供给不断增加，页岩气革命也推动传统化石能源供给格局发生转变。另一方面，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使得对传统能源需求趋缓或下降。我国是大宗能源（石油、天然气）净进口国，国际能源格局转换对我国能源安全产生影响，需要高度重视，确保能源供给安全和价格稳定。

第六，国际交往严重受阻，国际旅游人次大幅下降。世界旅游组织估计（2020年4月6日），2020全球的国际旅游人数将下降20%-30%，国际旅游收入也将下降3000-4500亿美元。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国际旅游支出国和第二大国际旅游收入国也将受到重大的冲击和影响。

第七，最大挑战者主要来自美国。美国始终将中国的迅速崛起视为最大的挑战，中美之间存在着结构性、战略性矛盾。2017年特朗普上台以来，将中国确定为战略竞争对手，中美之间的不信任急剧加深。先是发动对华贸易战，对中国实施高新技术产业的战略打压。美国国会先后炮制多个涉疆、涉藏、涉台、涉港法案。2020年美国政府公开声言“把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作为重中之重”[4]，标志着美国对华战略从接触政策转向挑战政策，对中国构成前所未有的最大挑战，与新冷战遏制政策只有一步之遥。

第八，更长远的挑战来自气候变化。根据世界气象组织报告，2010—2019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10年。2018年全球二氧化碳平均浓度水平相当于工业化前水平的147%，创下了历史新高。这一趋势意味着未来人类将面临越发严重的气候变化影响，包括气温升高、极端天气、水资源压力、海平面上升以及陆地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等。人类碳排放已成为气候变化的核心因素，实现2050碳中性目标是必然的选择。中国占世界碳排放总量比重从2000年的15.6%上升至2018年的27.8%。[5]根据Global Carbon Program（GCP）最新估计，2019年全球化石燃料和工业（FF＆I）的排放量将达到368.1亿吨二氧化碳，比2018年的水平仅增加2.4亿吨（增长0.6%）。而2019年全球排放量的增长基本来自于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碳排放国，中国能否在2030年前达到高峰转而下降，成为世界碳排放能否达到高峰也转而下降的决定性因素。

国内环境的机遇和挑战

2020年之后，我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面临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

我国面临新的国内机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先后经历了极低收入的温饱阶段（1978-1990年）到低收入的小康水平阶段（1990-2000年），再次从下中等收入的小康社会阶段（2000-2010年）到上中等收入的全面小康社会阶段（2010-2020年），即每十年迈上一个大台阶。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和阶段来看，2021-2025年要初步迈上高收入发展阶段。

第一，我国正在向高收入国家迈进。按世界银行高收入国家和地区的标准为人均GDP（现价美元）达到1.2万美元以上，2019年我国已经达到1万美元以上，到2025年将稳步突破1.2万美元，中国在“十四五”时期将争取跨入高收入阶段。

第二，我国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预计2018-2025年期间，国内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速达到5.4%左右，与人均GDP增长同步；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持续缩小，城乡居民收入来源日益多元化，居民家庭总资产还将持续增长。

第三，经济结构持续转型。第三产业增加值从2015年的50.8%上升到2019年的53.9%。2016-2018年，规模以上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平均增长率为10%，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率为12%，显著高于GDP增长率。最终消费占GDP比重从2015年的53.7%上升到2019年的55.4%。居民消费升级提质，服务性消费占居民家庭消费比重达到45.9%，稳步进入富裕型消费阶段。

第四，创新驱动显著增强。成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2019年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达到2.23%（略高于欧盟2.18%的平均水平）。中国的科技研发投入规模、科技人才队伍规模和科技创新指标已进入世界前列，科技实力与主要发达国家间的差距显著缩小，正在成为全球创新中心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统计，中国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2015年的第29位上升至2019年的第14位。

第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稳步推进。从“三去一降一补”到“巩固、增强、提升、畅通”新导向，过剩产能得到有效化解，经济风险得到有效控制。然而，经济发展中深层次的结构性、体制性制约尚未得到根本解决，仍需要长期深入推进。

第六，城乡协调发展稳步推进。城镇化率从2015年的56.1%上升到2019年的60.6%，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4.38%，基本实现“十三五”规划目标。新型城镇化建设进入以人为本、规模和质量并重的新阶段，绿色城市、智慧城市和人文城市等新型城市建设热点纷呈。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加大，居住证制度全面落实，农村转移到城镇的人口依法享有居住地义务教育、就业、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的保障能力不断增强。城乡一体的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农村的水电路网等基础设施水平全面提升，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性衔接显著增强。截至2019年底，城乡居民基本医保覆盖了13.54亿人，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大病保险覆盖了10.5亿人，居民医保住院费用实际报销比例全国平均59.7%，基本养老保险覆盖了96754万人，全国参加失业保险人数为20543万人。农业现代化稳步推进。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15-2019年期间平均增长率达到6.5%，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2019年底，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到0.6%，2020年消除全部贫困人口，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第七，区域协调发展持续优化。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重大战略为引领，以西部、东北、中部、东部四大板块为基础，促进区域间相互融通补充。国内区域协调发展格局扎实推进。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重大目标加快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交通、生态、产业的协同发展率先突破。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格局基本确立，系列专项整治行动扎实落实，长江水质优良比例显著提高，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建设加快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国家区域发展的新战略。港珠澳大桥顺利通车，区内多领域的合作全线铺开，加快形成全方位开放格局，共创国际经济贸易合作的战略优势。

基础设施体系更加完备，有力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铁路建设、公路建设、油气管道建设持续开展。高铁里程数从2015年的1.9万公里增长到2019年底的3.5万公里。世界银行估计，中国高铁网的投资回报率为8%，远高于多数国家长期大型基础设施投资项目。

第八，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覆盖全、层次多、梯度深、行业广的全面开放新格局进一步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加快建设，布局逐步完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制度开始实行。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19年5月，我国已与25个经济体达成了17个自贸协定。 “一带一路”倡议成为推动重塑世界经济地理的新机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于2016年正式运营，截至2019年7月成员国数达到100个，占到全球人口的78%和全球GDP(国民生产总值)的63%，成为世界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融资渠道。

第九，绿色发展成效显著。污染防治攻坚战全面开展，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得到有效治理，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城乡生活环境质量显著改善。2018年，中国提前完成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降低40%～45%的目标（实际降低45.8%），为实现2030年之前碳排放达峰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十，我国城乡居民生活质量显著改善。2019年，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分别降至27.6%和30.0%，预计2025年将分别降至25%、27%以下；2018年，城乡人均居住面积分别为45平方米和50平方米以上，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城乡家庭每百户主要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均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家用汽车等拥有量进入普及阶段。

我国面临新的国内挑战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不平衡”主要体现为各项发展事业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存在的不平衡，也体现为不同发展领域之间的不平衡，例如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的不平衡、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之间的不平衡，体现在经济结构上的不平衡，例如消费与投资结构之间的不平衡。需要在发展的过程中着力解决。

第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中等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我国人均GDP相当于中等发达国家（欧盟）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左右，人均基础设施存量与发达国家还有不小差距。全员劳动生产率不足中等发达国家（欧盟）平均水平的30%。2019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0.6%，明显低于中等发达国家（欧盟）75%的平均水平。中国依然面临加速追赶中等发达国家的重大任务。

第二，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足、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经济发展一直具有典型的投资驱动型特征。 “十三五”时期，这种发展模式有了明显改善，如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2015年的55.3%提高至2019年的59.5%，但是与发达国家的70-80%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发展潜力。 “总体上看，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创造新产业、引领未来发展的科技储备远远不够，产业还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军事、安全领域高技术方面同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6] 我国的专利申请量居世界第一，但是科技成果转化率和产业化程度较低。

第三，城乡发展不平衡是最突出的矛盾。到2025年，我国农村人口比重将从40%降至三分之一左右，但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然很大，2019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当于城市的37.8%，其中20%的低收入户（1.1亿人）人均可支配年收入仅为全国平均收入水平的13.9%。2019年，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61.8%。实现城乡居民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任务仍然繁重。巩固脱贫攻坚任务依然艰巨。目前我国城镇户籍人口约有6.21亿、城镇非户籍人口2.27亿、农村人口5.52亿。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一方面要持续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提升户籍城镇化率，解决进城人口的公共服务保障问题；一方面要大力推进乡村振兴计划，不断提高农业与农村现代化水平。

第四，各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区域协调发展的基础不牢，地区分化明显。特别是东北、天津、山东、海南等地区经济增速明显下降，资源型、投资拉动型地区经济下行压力大，西部与东部地区发展仍有很大差距，仍然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短板和薄弱环节。

第五，生态文明建设面临重重挑战，矛盾突出。我国作为第一人口大国，资源相对紧缺、生态基础薄弱。石油资源占世界比重仅为1.5%，天然气资源比重为4.2%、森林资源比重为5.3%、水资源比重为6.6%、农业用地资源比重为10.9%，加之经济规模巨大，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处在中高速发展阶段，资源消耗需求总量大，能源需求及碳排放总量居世界首位且仍在增长，环境质量改善任务十分艰巨，生态投资仍显严重不足。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和解决生态环境突出问题的窗口期。[7] “十三五”时期，我国“蓝天、碧水、净土”三大战役取得重大进展，在“十四五”时期将其作为国家重大工程继续开展。

第六，深度老龄化和少子化在加剧。2019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2.5亿人，占总人口的18.1%，其中65周岁及以上人口1.7亿人，到2025年占总人口的比重将达到15%，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8]因此，延长退休年龄势在必行，同时适当提高女性退休年龄。2018年我国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690，与OECD的1.687接近，属于低少子化。因此，我国进一步放开生育限制、鼓励生育势在必行。

第七，民生领域短板仍较明显。教育、公共卫生和医疗、社会保障和社会保护等公共服务领域供给相对不足。后小康时代还需要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解决普遍性的相对贫困问题，包括约7000万（占总人口的5%左右）的城乡低保人员。在教育领域，不断提高学前教育保障水平，继续加大义务教育保障水平，特别是提高农村以及经济落后地区的教育水平；充分调动社会资源，提升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和培训的社会化投入水平。在公共卫生和医疗领域，不断完善医疗卫生体制，提高财政性医疗投入使用效率，降低居民医疗卫生支出负担。在社会保障和社会保护领域，按照物价水平和经济发展状况调整养老金和最低保障水平。

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巨大优势和长期潜力

“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期和攻关期，同时经济发展面临着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所带来的困难和挑战，必须在一个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中谋求发展。

我国物质基础雄厚，资本实力迅速增强

我国是世界上高储蓄率、高投资率国家。长期的高投资水平积累了规模巨大的资本存量，使得我国成为投资规模最大的国家。2018年，中国占世界储蓄总额（现价美元）的27.3%，相当于美国比重（为15.6%）的1.75倍。资本形成总额居世界首位，预计到2025年上升至30%左右。这是我国实现中高速增长的资本实力，关键是提高资本产出效率，并吸纳新增劳动力。

我国具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

我国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全部工业门类，是世界上唯一具有被联合国认定的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我国工业体系的竞争力主要包括：丰富的高素质劳动力供给；开发人才供给丰富，研发能力和设计水平不断提升，产品创新周期不断缩短；具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一些产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核心位置，产业集聚特征明显，国内配套能力强；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趋势明显。

我国人力资本丰富，拥有世界规模最大、门类齐全、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人才队伍

中国现代化的决定性因素是人的因素。预计到2025年，我国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各类专业技能的人才从现在的1.7亿多人上升至2.1亿人，研发人员全时当量从2019年的461万人年增加至570万人年以上。

我国拥有14亿人口所形成的超大规模内需市场

预计到2025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将达到8亿人，相当于总人口的60%左右，成为世界最大的居民消费市场。居民消费需求潜力巨大，消费能力迅速上升。要进一步实行消费需求型主导基本国策，使人民的消费水平明显提高，一旦进入高收入水平阶段，就会成为世界最大规模消费市场，使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

我国处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快速发展阶段[9]

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成为我国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四大发动机”，相互支撑、相互需求。我国成为世界上制造业产值规模最大的国家，高技术产品出口规模居世界第一。当前，我国的新型工业化发展与信息化深度融合，不仅带动工业技术水平提高，也带动服务业规模扩大和内涵提升，并且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技术、装备和服务体系支撑。新型城镇化呈现人口从中小城市向中心城市和大城市集聚，这也为工业集聚和信息化发展提供人口基础。

我国具有世界独特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优势

公有制为主体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有利于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利于促进效率和公平有机统一、不断实现共同富裕。

打造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内需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动力，构建国内大循环有利于加强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并增强对外部冲击的韧性。同时，经济发展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两种市场。第一，要把充分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十四五”时期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多样化、多层次的国内需求体系，包括居民消费与公共服务消费、社会投资与私人投资、市场投资与政府投资以及货物和服务出口与进口等共同拉动经济增长，各自作出增长贡献。第二，加快建设世界最大的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10]第三，打通全社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把我国建成更加先进的现代化经济体系。第四，实行和优化区域发展新格局，打造各具特色和优势的区域发展格局。第五，全面对外开放、全面参与国际合作，建设若干个对外开放的新高地，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促进我国货物和服务贸易占世界比重持续提高。

进入“十四五”时期，国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机遇与挑战都有了新的发展变化。过去40多年的发展，我国紧紧抓住并主动创造了战略机遇期，保持战略定力并有效地防范和应对外部风险；未来的发展，要创造新的战略机遇期，使中国机遇又成为世界机遇。

（编辑  季节）

发展新型集体经济，强化乡村治理能力，是乡村振兴的一个重点问题。家庭承包制40年来，一方面充分发挥了农民个体的积极性，同时不可否认，农业技术的进步要求规模化经营，一家一户的小农经营已不适应农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而各地一些坚持集体化道路的村庄不断发展壮大，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我们应当正视并研究集体所有制在当下农村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首先要指出，只有坚持集体化道路，才能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很多集体化村庄所以发展得好，有一个好的带头人很重要。但从根本上说，这些村庄的发展壮大，首先应归功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创的集体化道路。如果离开了集体化的政策，即使有好的带头人，也很难发展壮大。

乡村自治给农村集体经济带来新面貌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农村改革势在必行。多年来中央关于农村改革问题都反复强调，实行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可见，农村改革主要是改革管理体制，而绝非放弃集体化道路。家庭承包制之所以当时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就在于家庭承包制突出体现了家庭的支配权，实质上确立了家庭自治的地位。

但是，家庭自治的积极性仅仅体现在承包的土地上，却未能体现在集体的事业上，单方面强调“分”而忽视“统”的一面，结果普遍出现集体经济瓦解的情况，而家庭自治下的经济实质是个体经济，与此同时，种植计划难、农民耕地难、浇地难、销售难、上学难、看病难、养老难，集体开会难、组织难等一系列问题不断暴露。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农民种地的积极性逐渐减退，1990年后外出打工的农民迅速增加。到2000年时，老年人无力种地，中年人不愿意种地，青年人不会种地的问题已十分突出。之后，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农村流出人口继续增加。

相反，改革后一些仍然坚持集体经营的村庄，不仅没有出现劳动力外出打工现象，而且吸引了许多外来者，不仅实现了共同富裕，而且早已跨越了小康，实现了生产机械化、管理企业化、发展生态化、民主大众化、集中组织化、保障集体化。村民就医、子女教育、住房乃至养老等方面的福利不断增加。这些村在城市工作的人退休之后，纷纷回村养老。这对城乡之间的交流、相互促进，以及缓解城市人口压力等，无疑是有益的。

乡村自治体现出农民当家作主

乡村自治并不意味着完全回到以往的人民公社的状态。以河北省晋州市周家庄为例，如今周家庄的管理形式与以往的人民公社相比，有着明显的不同。

其一是管理体制不同。以往的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公社领导成员来自集体所有制外部，是上级组织提名任免的国家干部。如今周家庄合作社的领导成员完全来自集体所有制内部，由合作社社员民主推选。其二是党组织设置不同。今天周家庄的农村党支部建在生产队上（不是建在村上），每个生产队1000人左右，这样有利于加强党组织对农村基层工作的领导，便于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其三是金融设置不同。现在周家庄合作社设立的农村资金互助社，是合作社的内设机构，所有工作人员都来自合作社内部。周家庄合作社的发展完全依靠合作社的内置金融，没有一分钱的国家贷款。其四是生产计划不同，周家庄合作社的生产计划由合作社自定，政府不加干预。其五，生产购销不同。现在周家庄合作社实行集中购销，合作社所需生产资料由集体统一购置，所有产品由合作社负责统一销售，做到了产前有计划，产后有市场。由此可见，如今周家庄合作社的管理突出体现了乡村自治的权利。

这些新型集体化村的经验充分表明：只有集体所有制，才能体现农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地位。只有乡村自治，才能体现乡村的自主权。乡村自治与家庭自治不同，前者突出集体组织的决策权，出发点站在全村整体利益的角度，因而有利于体现党的领导，有利于发展集体经济。家庭承包制虽然体现了农民的自主权，却局限于家庭自治的范围，最终丧失集体经济，导致农民失去更多的权利。

乡村自治需要改善党的领导

各级党委、政府对农村工作的领导，重在经济上坚持集体所有制，确保农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地位；重在政治上坚持民主集中制，充分体现农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实现这一重大转变，首先政策要跟进。

实事求是地讲，从农村改革以来的政策走向看，赋予农村党组织的责任越来越多，赋予农村党组织的权利越来越少，赋予农户的自由越来越多，赋予农户的义务越来越少。这一走向注定乡村自治的能力不断弱化。政府部门对集体经济组织缺乏强有力的政策引导，如税收政策对个体宽、对集体严，贷款及原材料供应等方面缺乏扶持措施。到了本世纪初，农村问题逐渐引起各级政府的关注，着力减轻农民负担，不仅取消了国家的农业税，而且取消了集体的承包费，由此使得集体经济出现了“零”的现象。目前，各级党委政府虽然都在强调发展集体经济，但内生动力明显不足。一方面，农村改革只讲个体产权不讲集体所有权的倾向依然存在，势必偏离集体经济，虚化集体所有制。另一方面，机关官僚主义问题依然严重，导致农村两委工作处处被动。

扭转这一局面，应采取以下措施：

1、确立民营集体经济为农村未来发展的方向。新型集体经济不仅强调集体的所有权，而且强调农民的经营权，二者缺一不可。强调农民的经营权，并非意味着放弃集体所有权。乡村自治下的集体经济突出体现乡村集体组织的决策及农民的自主权，因而具有民营集体经济的性质。乡村自治下的民营集体经济，能充分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最大限度发挥集体所有制的优越性。目前的民营经济大都是个体经济，应大力鼓励农村发展民营集体经济。这是发展新型集体经济的一个重要标志。

2、赋予农村党组织应有的权利。农村所有工作的落实，离不开农村党组织的领导。这既是党的领导地位决定的，也是乡村自治的必然要求。不能只赋予农村党组织责任，不赋予农村党组织权利；不能只赋予农户自由，不赋予农户义务，不能因为个别农户的无理要求或个别村干部不称职而剥夺农村党组织应有的权利。

3、提倡机关为农村服务。农村政策一旦脱离实际，就会事与愿违。因此，上级机关出台政策一定慎之又慎，要给基层实践留有宽松的空间。千万不要低估农村实践及农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农村发展从第一个互助组到天下第一村；从男女同工同酬到住房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免费、养老免费、日常所需基本免费的分配制度，都来自农村实践，来自农民首创，而不是机关创新、官员作为。机关对农村要多一些支持，少一些指令；多一些责任，少一些指摘；多一些调查研究，少一些会议贯彻；多一些民间探索，少一些官方试点；多一些经验总结，少一些文件报表。

烟台市委组织部推行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思路，就是注重调查研究的结果。他们还提出了三条建议：第一，允许村集体组织作为合作社的领办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具有公共管理职能事务的单位不得加入农民合作社，所以村党支部不能直接作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员。建议考虑对这一法律限制，进行相应的调整，允许村党支部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第二，建议在农村土地确权中，允许村集体实行“确权、确股、不确地”的方式，确保土地确权不出现新一轮“分光吃净”，同时便于村集体根据实际情况对承包地进行适当的调整。第三，建议上级拨付给村集体的支农资金，作为村级集体资产在合作社中占股，形成有收益的资本，而不是作为政府的财政偿付。这样可以促进村级合作社的发展。

4、尽量减少强制性政策。现有政策不一定适合所有农村，甚至有些政策只适合个别农村，应该允许各地农民有选择的权利。因此，除涉及底线问题的政策外，一般都列为引导性政策。引导性政策只能引导不能强制。上级领导不包办，乡村自治不越轨，从而实现农民群众理想的简政放权。

5、发挥典型带动的作用。政策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建议农村干部学代村，机关干部学烟台。山东兰陵县代村原先是个贫困落后村，民心散、村风乱，是远近闻名的“上访村”，村集体负债近400万元。王传喜担任村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后，发挥党支部的作用，团结带领群众，把一个既贫穷又涣散的村发展成为集体经济强大、村民共同富裕的村。2017年全村各业总产值20多亿元，村集体收入1.1亿元，村民人均收入6.5万元，村集体资产增长到12亿元。王传喜同志也当选为党的十九大代表。2018年3月8日，习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东代表团审议时特别指出：“我们就是要打造千千万万个坚强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培养千千万万名优秀的农村基层党组织书记，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代村王传喜之所以得到习总书记的肯定，并被中宣部授予“时代楷模”的称号，就在于他敢于打破机关干部长期流传“南街村现象不可再造”的说法，前进路上敢于挑战、乐于奉献。

机关干部学烟台，不仅因为烟台市委组织部推行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做法在短时间内创办了3045个具有村级集体经济性质的合作组织，更可贵的是烟台市组织部领导敢于揭示官僚主义问题的同时，能够实事求是地处置问题，为机关干部克服官僚主义树立了榜样，为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总之，政府管理的集体所有制，家庭自治下的集体所有制，乡村自治下的集体所有制三种模式的实践对比，充分表明乡村自治下的集体所有制是实现“治理有效”的最佳选择。改革初期的刘庄、南街、华西、滕头、航民、蒋巷、洪林、进顺、宝山、南岭、兴十四、周家庄等村，以及如今的代村和烟台市3045个村能够在短时间内发生明显的变化，就在于这些村由家庭自治下的集体所有制走向乡村自治下的集体所有制。只有确立这一走向，才能发展新型集体经济，强化乡村治理能力，中国农村才能迎来辉煌灿烂的明天！

（编辑  杨利红）

随着新冠疫情在全球暴发，人们关于生命健康、医疗领域的思考越来越多。疫情的不断蔓延扩散，给全球的社会、经济乃至军事带来了种种的变化和严重的冲击。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时提出：必须坚持创新是第一动力，在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赢得主动权。可以预见的是，科技产业将是中国未来发展的第一生产力。

全球新冠疫情持续发展，中国城市健康产业的发展将面临新变化、新机遇和新挑战。

后疫情时代：中国智慧城市运营趋势

趋势一：都市圈形成集聚加快

四年前，国家发改委对中国的城市群集聚有了“都市圈”的提法，2020年疫情的反向作用恰恰推动了都市圈集聚。在抗疫过程中可以看出，大都市圈的抗疫能力具有强大优势，因为大都市资源更为集中，运行效率更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能力更强。

趋势二：城市交通出行方式偏离预期规划

2020年上半年，受疫情影响，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地，使用地铁、高铁等公共交通出行比例显著下降，很多线路的高铁甚至出现完全空载的状态。出于健康安全考虑，反而私家车出行比例明显上升，这也激发私家车销售量持续攀升。可以看到，疫情对汽车消费的反向刺激作用逐步显现，激发了部分潜在消费者的购车意愿，带动了私家车和家庭商务车的需求增长。

趋势三:城市“互联网+”新兴产业发展加快

随着疫情不断发展，互联网产业发展非常快，远远超过以往年份。例如远程医疗，广州一个中医类公司之前推出的“线上中医诊疗”服务一直发展缓慢，2020年由于疫情原因，推广了“远程+中医诊疗”服务，上半年的营业收入达到过去2-3年收入的总和。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广州香雪制药厂，该厂生产的抗疫口服液，三个月的销售收入相当于整个企业上一年全年总收入。

疫情催化了“互联网+医疗”“互联网+办公”“互联网+购物”模式的出现，并呈现井喷式的发展状态。

趋势四:城市公共卫生医疗资源与运营能力面临全面升级

全国城市公共卫生医疗资源都面临着极大的挑战。新冠疫情对各国医疗体系的冲击显而易见，大部分中小城市医疗资源严重不足。武汉是疫情暴发的中心点，作为二线中等发达城市在疫情暴发之后，公共卫生资源供给能力严重不足。同样的情况在全国各大中小城市普遍存在。例如，广东某地抗疫期间，因为公共资源调配到武汉救援，导致当地居民去医院正常就诊却没有医生。这样的情况发生在国内目前最发达和先进的粤港澳区域，可见中国公共医疗的资源急需大跨度发展。

    除了医院、医生、床位数量短缺以外，医疗设备数量也亟需大力提升。为加强对感染患者的救治，在疫情最艰苦和紧张的时间，在武汉市以最快速度建造了两座医院：10天搭建了火神山医院，可容纳1000张病床，创造了世界速度。因为整个供给能力还是不足，为了快速进行增补，又搭建了雷神山医院，从开工到交付仅用12天，可提供1600张床位。这两个医院的建造印证了举国体制在公共卫生事件暴发关键点，可以弥补局部区域的公共卫生资源供给不足的短板。值得我们自豪的是，两个医院设计由中信工程设计研究院完成，工程由中建三局完成，强强联手创造了一个世界奇迹，对抑制疫情发展和保护市民生命安全提供了非常有力的保障。

趋势五：健康码助推城市大数据技术全面提升

中国居民现在已经非常适应使用“健康码”。“健康码”真正成为居民出行的有效“数字健康通行证”，助力疫情防控。“健康码”最先使用是在深圳，最具创新能力的深圳把数码技术和健康状况联系到一起，这是在“AI+健康”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后来全国各地均推出各个城市的“健康码”，在火车站、机场等交通卡口需要手工填报,费时费力。如今全国范围内已经实现了跨省信息共享和互通互认，这标志着中国在健康大数据领域迈出了重要一步，并居世界领先地位。欧美城市目前跨区域、跨国家的人口流动尚不能实现这样的数据共享。比如澳门通关时护照、健康码同时使用，整个过程非常快速且流畅，这彰显了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国内国际大循环两个交界点的地位。

“AI+健康” 必将迎来真正的春天

2019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健康中国”战略；2020年4月，“新基建”的七大领域也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除了集中于5G、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科技创新领域基础设施,更包括了医疗、教育、社保等民生消费升级领域基础设施，加速了新技术在医疗健康产业场景的应用。可以预见的是，医疗健康产业已经被中央政府纳入2020年以及后续“十四五”规划政策框架。

    在2018年中国城市运营论坛上，“AI+城市运营”的概念被首次提出，华夏城市运营研究院联手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发布了全球第一份《中国人工智能城市白皮书》，并正式提出了“城市大数据”的理念。最近信通院发布的《中国5G发展和经济社会影响白皮书（2020年）》中，明确提到5G产业的城市运营，这个表述肯定了过去两年我们在城市大数据探索中的方向。

后疫情时代，以城市大数据技术为核心的智慧城市运营将是必然的趋势。如果“健康产业是当下中国不多的短缺经济领域之一”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么未来的中长期内，资本会不断涌进这个领域，“AI+健康”必将迎来真正的春天。

智慧医疗健康领域投资前景广阔

2020年医疗行业在资本市场的运行情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细分行业表现分化明显

上半年医药各细分行业的表现分化明显，下半年分化缓慢缩小；全年股价表现最好的三个板块为医疗器械、互联网医疗和生物科技，但下半年略有回调，市场逐渐回归理性。

制造端业绩增速逐渐回归

2020年年初，疫情的迅速暴发严重影响企业生产运营，终端医疗机构受诊疗人次断崖式下跌以及运营周转等因素考量，多数药品及器械采购需求延缓，全年营收增速整体弱于去年同期。随着疫情控制局面的明朗，行业业绩回暖，利润统计值直线上升，成为吸引全球资本到中国投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图1  医药制造业营收增速图

支付端医保基金持续承压

2018年4月以来，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增速高于收入增速。截至2020 年9月，我国基本医疗保险期末参保人数总计13.52 亿，已经基本覆盖我国总人口的96%以上，同时我国人口增速逐年降低，也就意味着医保收入难以通过扩大覆盖人群快速增加，医保基金承压问题亟待解决；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用药需求激增以及基金收入难以快速拓展，同样亟需寻找到解决措施。

    销售端：零售终端比重提升，线上零售业务再创新高

2020上半年，我国三大终端六大市场药品销售额实现 7839亿元，同比增长-10.7%；网上药店药品销售同比增长70%，市场份额由2019年的不到4%提升至5.7%，而实体药店的药品销售则首次呈现负增长；随着处方外流、医疗服务下沉，零售药店及基层市场销售占比会继续保持缓慢上涨状态。

2020年，中国移动医疗市场规模达到520.8亿元，移动医疗用户规模达到6.35亿人。互联网医疗是疫情防控管理的必选项之一，减少线下医院的公共卫生及防疫压力，线上问诊、复诊、购药已经常态化。 

疫情期间，互联网医疗的崛起一方面为积累大量患者的信息和流量提供了现实基础，为商业保险公司提供宝贵的数据来源和用户来源；另一方面，国家政策的趋势、积极引导都会繁荣智慧健康医疗行业，疫情催生了互联网医疗时代起点。

  （编辑  季节）

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和世界发展的各个方面都带来了巨大影响,城镇化发展也不例外。我在此先谈谈城镇化推进过程中的城镇转型发展问题，再谈谈疫情对我国城镇转型发展的一些基本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基本动力

我国城镇化水平在新中国建立之初是很低的，只有10.6%，到1978年也只提升到17.9%，从1949年到1978年，平均每年提高0.25个百分点。自从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城镇化进程加速推进，到2019年，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已经达到了60.6%（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平均每年增加1.04个百分点，是1949-1978年间平均增量的4.2倍。

为什么这两个不同阶段的城镇化发展推进力度差别如此之大？从宏观背景来看，1978年以前，我国是在计划经济框架下推进城镇化发展的，此后逐步走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城镇化发展开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下推进。正是因为宏观背景上的差距，带来了城镇化发展机制上的巨大差异——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城镇化发展缺乏足够的要素价值增值的推动力，自身快速发展而市场机制使城镇化过程中的相关要素不断升值，城镇化创造的新财富显现化并不断增加，进而推进了城镇化不断发展。

   具体而言，改革开放41年来，我国主要通过三个密切联系的城镇化过程而创造出了巨大的新增价值，这些新增价值又转化为推进城镇化继续向前发展的直接动力。

   第一个城镇化过程。这是将大量农地转变为城镇用地的土地城镇化过程。由于大量的农业用地转变为城镇建设用地，其价值得以巨大提升，形成了大量新增财富。实际上，城镇化过程是一个整体，既包括了土地城镇化的过程，也包括了其他要素的城镇化过程，我们之所以称这一过程为土地城镇化过程，只是为了便于更好地理解这一过程的主要特征。以土地城镇化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进程贯穿于我国城镇化的整个发展过程，但国务院2014年3月正式发布《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后，这样的情况有了比较大的改变，通过将农业用地转变为城镇用地的城镇化方式受到严格监管，基于土地增值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开始发生根本转型，城镇化过程中的土地占用逐步减少，依靠土地使用功能变化而形成的价值增值逐步减少。由于我国已有大量农业用地通过城镇化方式转变为城镇用地，由此带来的价值升值是非常巨大的，因此也就为进一步推进城镇化发展提供了十分充足的新动力。

   第二个城镇化过程。此阶段，大量农村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这一过程一直都是推动我国城镇化发展的直接动力，但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基本特征。改革开放的早期阶段，人口城镇化主要依靠大量农村劳动力及其亲友从农村转移到城镇，从过去主要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转变为主要在城镇从事工业、服务业生产。由于二、三产业附加值高于农业附加值，我国整体的生产率得以提高，单一劳动者的生产效率和收入水平也随之提高，因此城镇化过程通过加快城乡人口和劳动力转移大幅增加了财富。《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实施以来，城乡人口转移的重点从数量变成了质量，也就是城镇化过程开始聚焦于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几年来，近3亿长期居住在城镇的农民工基本融入到各级各类城镇中，通过不同的方式，基本上解决了他们在城镇的户口、社保、教育、就业、住房等问题，人力资本价值得到了提升，城镇化增值也得到了进一步体现。

   第三个城镇化过程。城镇本身的转型发展，城镇通过实现转型发展，实现价值提升。这一过程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已经开始在全国不同地区以不同的方式和速度逐渐推进，而疫情加快了这一过程的推进速度。

新时代城镇转型发展创造新动能（二级标题）

   中国城镇化发展的上述三个过程是相互联系的，通常也是共同发生作用的，但不同时期三种不同因素发挥作用的重要程度却不尽相同。

   在土地转型和人口转型空间缩小、所创造的增值递减的情况下，城镇本身的转型发展对于推进我国城镇化的进一步健康快速发展就具有决定性意义。

   实际上，我国的城镇转型发展过程早已经开始，比较典型的城镇转型发展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资源开发型城镇的转型发展。我国有相当一批城镇的发展，是因为对其所在地拥有的特色资源（如煤炭、石油资源，旅游资源等）进行开发而集聚人口，逐渐形成发展的。特别是矿山经过多年持续开采，这些特色资源的可开发数量减少乃至使用殆尽；有些则出于环保等方面的要求而缩减或停止进一步开发。因此，这些城镇必须探索其转型发展的新路。资源枯竭城镇的转型发展问题并非我国特有，世界很多国家都存在这类问题。

十多年前，我国就确定了一批典型的资源枯竭型城市，其中主要是煤炭城市，也包括有色金属、黑色金属、石油矿产所在地等。中央政府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支持这些城市的转型发展。几乎每一座城市都有几十万、上百万人口。很好地解决这些城市的转型发展问题，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

二是制造城镇的转型升级发展。在国家工业化过程中，我们建立了相当数量的以制造业为依托的城镇。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这些城镇开始分化。一些此类城镇在南方继续发展，但北方特别是东北的不少制造城镇（有些还是以国有工业发展而闻名的城镇）却遇到相当大的困难，不得不探索新的转型发展之路。

三是创新型城镇快速崛起。最有典型意义的就是深圳，与改革开放同步发展，只经历了短短40年时间，其经济总量就超过了香港和广州，在全国城市中位列第三，紧随上海和北京。深圳快速崛起的具体原因很多，但核心的一条是科技创新和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制度创新也走在其他城市的前列。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杭州市通过大力发展数字经济而促进其转型发展。

四是通过完善城镇综合配套设施而实现转型发展。每个城镇都有自己的长处，也有各自的短板：有些城镇的硬件基础设施很好，但软件不够好（比如城市治理能力）；有些则相反，软件不错，但城市交通基础设施有些落后。因此，要通过强弱项、补短板，完善城镇的综合配套，提升其发展水平。

城镇转型发展的形式和内容多种多样，时代的发展也对城镇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既包括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方面的新要求，也包括产业结构高度化以及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要求等，因此城镇本身的转型发展势在必行，且刻不容缓。只有不断推进这样的转型发展，才有可能创造出新增价值，促进我国城镇化在新时代获得新发展。

新冠肺炎疫情加快我国城镇转型发展（二级标题）

对于我国城镇转型发展来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意味着什么？主要是两点：一是给了我们更大的压力，必须加快推进这样的转型发展，否则生存都将是十分困难的事；二是给我们指明了转型发展的基本方向。

疫情强化了城镇及其市民的生存压力。这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要保障市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这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难的；另一方面，则是来自数字化生存的压力，在适时强调封闭管理和社会隔离的情况下，运用数字技术来保障市民基本生活需求以及运用数字技术来保障城镇的基本正常运行，已经成为基本要求。

疫情也为城镇产业发展以及城镇的整体转型发展指明了基本方向，预计四大类产业将得以快速发展：

第一类，城镇健康产业，既包括医学装备、医疗器械、防护物资、药品等产品生产，也包括健康信息服务、远程医疗、健康教育、药品研发等健康服务。

第二类，城镇数字产业，包括基于数字技术的各种产业和行业，比较典型的有网上教育、网上购物乃至跨境电商、网络会议、数字金融、智慧物流、智慧城镇等。

第三类，基于以上两大产业（医疗产业、数字产业）庞大需求的科技创新、研发具有更加广泛的发展前景。

第四类，疫情加深了城镇及其市民对于绿色生活的理解，绿色产业也将在今后的城镇化发展中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编辑  宋斌斌）

十九大以来这三年攻坚战，防范系统金融风险是首位。

当前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情况

    经过三年努力，防控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获得实质性的进展或突破。这个阶段性成果也为这次疫情暴发以后，金融能够保持稳定运行奠定了基础。

    1.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导向确立起来了，而且从制度、监管体制各方面加以强化。2008年以后，我国的宏观杠杆率上升非常快，每年上升10多个百分点，2017-2019年间，我们有效地控制住了宏观杠杆率快速上升的趋势，扭转了金融部门的金融资产无序扩张势头。这几年金融体系投向实体经济的资金量在增加，但是金融资产规模并没有明显扩大。

    2.围绕整治影子银行，对银行系统自我循环带来的风险得到有效控制。包括推出资管新规，阻隔跨市场、跨机构风险传递，认定和及时处理不良贷款等。

    3.金融科技纳入金融监管覆盖的范围内，特别是以P2P为代表的乱集资，在2020年11月底、12月初网贷已全部清零。

“十四五”期间国内国外影响金融稳定、金融安全的因素

    “十四五”期间，国际环境可能加速演变，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很多。随着我们金融双向开放逐渐扩大，各种渠道的传导，对我们维护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将带来很多影响。

    1.全球经济将持续低迷，增速可能比疫情前低一些。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深度调整，2012年后全球经济再度回落，在3%左右慢速增长。2020年预计下降4.4%，降幅超过2008年GDP的-0.1%的程度。有人预期，2021年将有5.2%的反弹，未来几年乐观估计将慢速增长，在3.5%左右。我们“十四五”时期可能会面临疫情前一样的情况。

    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不断上升。之前国际贸易增长率平均是世界经济增速的2倍以上。金融危机后，国际贸易的增速已经低于经济增速。

    2015年以来，跨国直接投资也逐步下行，2019年约1.5万亿美元。2020年上半年下降45%（联合国贸发会统计），全年可能下降接近50%，全年全球跨国直接投资不到1万亿美元。未来几年，随着各国更加注重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性，强调区域化发展，将从过去注重效率优先转为安全自主可控优先。在调整过程中，全球对直接投资的争夺会越来越激烈。  

    2.国内的风险因素也不能低估。

    （1）2012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后，经济增长比较平稳，经济结构发生变化，经济波动在减少，但经济增速不断地往下走。2020年可能实现2%左右的增长率。

    2016-2019年，“十三五”期间的前4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是6.7%。关于“十四五”期间增长速度的预测，各相关部门都做过测算，未来5年我们的潜在增长率是5%左右，这是有共识的，因为这几年我们的工业增加值的增长率就在5%-6%之间。2025-2035年，估计增长率可能会更低些，因为我国的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不断提升，现在已经突破1万美元。五中全会也提出，到2035年，我国经济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意味着我们还要实现人均GDP翻一番，达到2万美元。由此，未来15年的年均增速要在4.7%以上。

    另一方面，我国人口老龄化在不断加快，用于养老和医疗卫生等各方面的刚性支出在GDP中的比重会进一步增大。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预算，支出增速都在10%以上。财政缺口在增加。

    经济增速放缓，财政刚性支出不断增加。我们的宏观杠杆率已经很高，要控制债务水平难度很大。所以“十四五”期间保持金融稳定，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2）从金融体系内部看，经过这次整顿以后有所好转。“十四五”期间，我们在金融领域的基础性立法需要加快，金融运行的监管体系将进一步健全，但这需要一个过程。

    经过2016-2019年这三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宏观杠杆率趋于稳定。2019年宏观杠杆率是254%。2020年因为疫情，宏观杠杆率估计将提高21个百分点。

    近几年因为经济增长下行，为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要银行让利，利率压得很低。但金融机构要生存发展，这种时候要警惕影子银行业务死灰复燃。房地产是当前最大的“灰犀牛”。我们用行政手段（包括问责制、信贷、限购等）把房价按住。而同时，银行利率持续维持低水平，M2的发行量又很大，老百姓的钱没有什么投资渠道。我国经济率先复苏，而股市持续盘整，所以，老百姓的钱还要向房地产市场流动，这必然导致金融系统风险加大。

    （3）有关金融科技。现在很多人提出，互联网中具有公共属性的金融业务，比方说移动支付等等需要规范，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已经进入了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央行已经试点发行数字货币，没有让私人部门做。前一段时间脸书搞加密货币Libra，美国国会几次听证会都没通过，因为这涉及货币发行权，没有哪个国家敢返回到仅靠民间信用支撑的货币时代。但是随着区块链技术的发展，一系列数字应用场景的扩展，数字和金融的结合，毫无疑问会带来金融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我们在这一领域的监管没有任何可借鉴的经验，虽然我们在应用领域走在前面，但在监管方面和西方还有很大差距，例如数据确权问题，数据流动监管、数据公开等一系列规范和监管问题。这方面的治理，很难有一个全球一致的东西。

    总之，“十四五”期间，我们要保持金融稳定和安全，还是面临不少的挑战。

    遵循五中全会精神维护金融安全

    1.中央关于“十四五”的建议提出，核心问题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不仅是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也是“十四五”和未来更长时期内我们的发展方针，将要构建新的经济格局。这个格局的特点，一是经济发展要更多依托国内市场，因为我们有市场的优势，有经济规模，14亿人口中等收入群体已达到4亿；正在加速发展新型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未来这个市场潜力还在成长。

   2019年我国的商品零售额在41万亿元，相当于6万多亿美元，跟美国不相上下，未来几年我国市场规模肯定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消费市场。服务消费也在增加。

    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首先要着力扩大国内市场，其中一个关键条件是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从宏观数据来看，我们提升扩大居民消费的潜力很大。我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现在还不到50%，居民消费只占38.3%，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比例较低的时期。深层次的原因是收入分配问题，一方面是不同人群之间收入不均，同时，我们的居民部门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太小了。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年人均年可支配收入是3.07万元，人均GDP是7万元。按总量计算，2019年我国GDP是99.1万亿元，14亿人口的可支配收入总和却不到GDP的44%，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如果不解决居民收入问题，扩大内需、改善消费环境等都不能解决问题。

    第二是以科技创新支撑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我们有庞大的产业能力，有全球最完整的产业体系。要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我们的供给能力就要在国内产生，用国内的产业提供就业。以前我国是靠出口创造就业，现在是面向国内需求创造就业，产业发展要解决科技支撑的问题。中央五中全会提出科技自立自强要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要发挥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集中攻关，解决一些关键核心领域的“卡脖子”问题。当然，落到实处难度很大，特别是提高科学技术原创能力、实现从0到1的突破，需要持久的努力。美国在科技上打压中国，也是因为过去我国的产业在国际产业链中是以互补性为主，现在是互补加上竞争，有个别领域我们已处于并跑和领跑。

    在这个背景下，金融要支持双循环的发展。金融稳定、金融安全最核心的问题，在于能够支持实体经济保持持续健康发展。只有实体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金融才能保持最基本的稳定。金融是血脉，实体经济是根基，金融体系如果脱离实体经济自我循环，最终必然造成各种风险叠加或危机。

    2.五中全会建议提出，要构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要重点注意几方面：

    （1）要建立现代中央银行制度。要在新形势下适应国际国内形势变化，核心问题在于构建一个新的宏观货币金融调控基本的框架，并不断完善。十九大提出积极财政、稳健货币双支柱，现在可能需要三个支柱，增加一个微观审慎。除了货币总量之外，还要有结构性货币政策。

    从中国现阶段情况看，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宏观债务杠杆率还在上升。控制杠杆率的重要手段是控制货币，既不能太紧，又不能太松，这可能是个常态。货币供应量、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和GDP增长要相匹配，不要急着刹车。央行着眼中期发展，要求货币供应量和GDP增速相匹配，两者要适应。这意味着货币供给的增长必须加以控制。因为现在投资的边际收益在下降，投资项目的资金含量越来越大，这么下去，只能会使整个债务杠杆问题的风险越来越大。所以，从宏观角度看，主要是要解决货币政策易松难紧的问题，真正把货币管住。当然管住的同时不能把流动性卡死，影响经济运转。

    调节货币供应量是中间目标，最核心的问题在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这一目标还没有实现。用货币政策调节，对于实体经济来说经营成本还是很高的，最终还是要靠国债的操作。央行主要依托于国债市场进行公开市场操作来实现货币政策目标，才能实现“中性政策”。现在我们在国债期限、市场规模各方面还不够。

    以前讲货币总量政策、结构政策、财政政策，现在一样可以精准“滴灌”，点到点直接支持。美国人已经开始这样做了，这也是思路的创新。总之，下一步从货币政策方面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部门、薄弱环节，要下真工夫。

    （2）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体系。特别是面对新的金融科技的发展，新业态、新形式的出现，过去往往要么一片叫好，监管不认真，让它野蛮生长；要么出了问题政府出手，全部收拾干净。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就很难适应未来的发展。金融和科技的结合是未来一段时期全球的大趋势，需要加强这方面监管的研究。

    （3）金融整体结构优化问题。包括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十四五”期间一个核心问题是金融要支持科技创新。我们经过3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银行贷款在社会融资中的比重反而越来越大。要发展规范、有效的直接融资，债券市场和资本市场要有大的发展。否则很难起到为双循环服务的作用。

    （4）法治建设问题。近一段时间，恶意逃债破产的事件经常发生，地方经济困难，债务压力很大。在现有体制下，特别是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借债时从没想过要还。前几年清理地方政府债务做了很多工作，包括债务置换、城投平台和融资平台转型等等，但是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很多地方财政是吃饭财政，要想搞建设一定要举债。现在经济下行的压力这么大，企业经营困难，今后一两年内很难根本好转。在目前财税体制下，地方政府也都知道逃债以后，再想市场融资，难度越来越大，但他们也没有办法。怎样把信用体系建设和法治约束结合起来，是下一步要解决的问题。否则，解决了系统性风险问题，道德风险又出来了。这些问题是“十四五”期间需要着力考虑解决的问题。

    （编辑  季节）

    现在中国金融领域中，可能对国家金融安全产生金融风险的比较大的因素，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资本流动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二是平台经济的交叉持股估值泡沫的风险；三是数字货币或数字金融可能产生的金融风险。 

资本流动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

    对未来跨境资本流动可能对我国构成的金融风险，要有前瞻性的考虑，早做预案。这种金融风险不一定就在当前发生，但完全可能在未来出现，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扰动因素。

    我国承诺资本市场的全面开放，实质上就是承诺人民币资本项下的可自由兑换的开放，也就是对于国际资本流动的开放。所有的发展中国家由新兴市场向成熟市场转轨时，常出现因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波动而带来的金融风险，这是一个可能的趋势。

    股票市场，现在外资比例不很高，据我们统计，2020年9月，外资持有境内股票资产的规模为12.75万亿元，但现在占流通市值的比例已经达到4.73%，比例比较高了。

    债券市场，外资正在加速购债，持有境内债券的规模已达到3.01万亿元，占托管余额的65%。这样，国际资本的持续流向，使资本市场成为外汇储备变化的一个重要变量。也就是说，我国经济在FDI逐步收窄、经常账户顺差逐步收窄的情况下，外资流动成为一个主要的因素。

    目前的金融开放中，有三个问题需要思考：

    第一，中国对外资开放资本市场，无论是债券市场和股权市场，是否可能成为美国放水、而我们拿自己的优质资产给它接盘的问题。目前外资投资于人民币资产（尤其是境内的外汇资产）有三方面稳定收益：一是无差异的（无）风险利率，相当于国债的利率；二是人民币升值和未来的贬值可能产生的汇差收益；三是相对于全球市场较为安全的投资环境。（从国际经济格局、中美金融博弈的大格局看，未来这可能是大概率发生的事件。）

    第二，外资的大幅流入流出，对我国股市的影响极大。我们做过统计分析，每一次中国股市要涨的时候，北向资金的大幅卖出都会导致股市的大跌，这与上证综指下跌时的时点高度重合。近4年，北向资金净卖出超过50亿元的交易日共有38个，其中36个上证综指的平均跌幅都在1.79%。所以，我们谈开放的时候不能够看不到风险。有人说外资在我国股票市场总资本中占比不大，还不到5%，不会对市场有影响。但是市场的交易、资金的推动力量，和持有股票的存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2015年股市大跌时也是这样，并不需要特别多的资金量。现在这成为美国压制我国市场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的股市一旦要上涨，美国就会立即放出利空消息，例如中兴国际的芯片问题，美债收益的倒挂问题，以及威胁将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税率调高至25%，以及香港的暴乱等。在这个过程中，股市的下跌和外资北向资金的流动都是明显的。不管北向资金是真外资还是假外资，但这已经成为一个通过资本流动影响我国股市的通道，甚至和某种政治意图相契合，打压我国股市。

    第三，在现在这种状况下，进行大幅度的资本市场的开放，对我国的汇率形成会产生很大的影响。现在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迅速从7.20元升值到6.50，这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很大。可以预计，随着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的力度越来越大，甚至放弃一切限额监管，外国资本会大量流入，推高人民币汇率，若放弃限额管理，这对我们是不利的。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为保持贸易的基本平衡，应该保持汇率的相对稳定，不能学日本和东南亚国家，通过中央银行买卖货币来支持汇率的稳定。而且这种汇率形成机制，并不是我们法定的汇率决定机制。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马哈蒂尔采取紧急措施，实行外汇管制，所有外汇资金不得流出，才成功遏制汇率暴跌。所以，对汇率问题要给予相应的重视。要未雨绸缪，准备一些应对措施，不能等到汇率大幅贬值的时候再采取紧急措施。

   平台经济交叉持股估值泡沫是最大的风险

    中国平台经济的估值泡沫已经相当严重了。当前大家都很关注蚂蚁金服暂停上市的事情。这里有几个问题是值得考虑的。

    第一，中国的企业上市和高估值实行注册制，它是基于企业的盈利、基于证券法和上市规则的规定实行的注册制。实行注册制是说监管部门不去做实质性的审批，但是它有义务审核每一个上市企业申请符合上市规则和证券法的要求。就蚂蚁金服这个事情来看，有几个问题是值得注意的：

    （1）蚂蚁金服直到上市的前半年，还在进行大规模的股权扩张和资本扩张，这是违背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精神的。这实质上就是大家一起做一个资本的局，通过A轮、B轮、C论、E轮，每一轮抬高估值，最后实行上市。其结果，普通散户要按68.8元市值拿到它的股票。如果真是这样上市的话，它的规模就不是2-3万亿元了，整个IPO估值比工商银行市值还大。而且，现在小米的市值比中国移动的市值还大。所以中国股市的平台企业估值泡沫是很大的。

    我们对IPO注册制要有正确理解，一定要符合条件。上市规则要求，企业一定要有三年的财务审核、两年的财务审计，这就是一个最基本的条件。

    （2）蚂蚁金服这件事涉及企业上市的风险揭示，这非常重要。很多风险揭示是不完全的，至少是不到位的。比如说对网贷的管理，以及其他方面的一些政策，实质上都是在打政策的擦边球。还有企业杠杆问题、资本金不足问题、垄断的市场定价问题。不仅仅是垄断市场定价，连为它服务的金融机构发ABS的利率都超不过百分之三点几，投资银行、头部证券公司要想做蚂蚁金服业务都是收费很低的，但他们没办法，都要抢份额。马云说，你只要做了我这个蚂蚁金服的上市保荐，其他的BATJ都不能做，只能做我一家。所以这个垄断和寡头垄断也是比较厉害。当然还牵涉到道德问题，花呗和借呗其实是无限放贷，和美国的学生贷没什么大的区别。上世纪美国的学生贷有1万亿的坏账。所以，我们要打破这个资本估值的泡沫。这个是管住资本无序扩张的一个重要因素。

    （3）在企业上市的这一关，怎样能够体现它的实体性、经营的可记录性、对股民投资的保障性。这些应该成为我们股市制度建设的新内容，而不能简单地把它理解为一种私募方式。企业现在没有盈利、预测未来有10亿的营收也可以上市。但这个营收到底可靠不可靠？这是一个问号。

    更重要的是要加大蓝筹投资，鼓励长期投资，这是改变资本市场估值生态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国三大电讯公司、几大银行的市盈率已经很低了，还说它一塌糊涂。美国（银行）还是24倍的市盈率，我们的银行股才7-8倍，蓝筹股也就是12倍的市盈率。这个是中国未来资本市场走向良性循环的一个基础。这需要大力发展机构投资人。美国的401K等国家养老基金进入资本市场投资，401K有23万亿美元配置在蓝筹股，美国的基金60%都配置在股权的蓝筹股上。我们的基金配置在股权上还不到17%，放在社保基金后，社保基金机构自己又不主动管理和主动投资，实质上又交给基金去管理，又变成了一个散户。这是需要改变的问题。最重要的是防止估值的泡沫。

    《财新》杂志对蚂蚁金服2014-2020年的投资进行分析，总共投了3500亿，其中的项目都是饿了吗、美团、高德地图这类项目，基本上没有硬科技和核心科技。所以，中国的资本不投向实体产业，可能会带来新的金融风险。当然，投向实体经济的资本形成，必须让国家的蓝筹股这一部分有财富效应，只要有了财富效应，老百姓自然会转投。所以这是一个战略问题。现在中国不缺资金，有300万亿银行资产，200万亿储蓄资产，若拿出30万投资于我们的蓝筹股市场，而且有稳定的股息回报、有长远发展前景，未尝不可。所以，从国家金融战略的角度着眼，要在这方面有政策考虑。

    数字货币或数字金融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

    我认为真正意义的数字货币是不存在的，只能说是货币的数字化。过去各种各样的数字货币是不存在的。

    欧洲央行给的定义：数字货币是数字化的资产表现，要纳入证券监管，要进行前置管理，防止它对社会、对散户进行募资。

    我们多年来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有一种违反常识的金融监管的思路。比如前一段时间的金融创新，出现这么多影子银行，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是很大的。第一，影子银行资产增多，会造成货币政策失效。因为银行系统有一个资金架构，也有资金需求。央行如果不是用准确的降利和定向贷款的方法，任何放水就首先会在第一个池子里过滤一遍，这就滴灌不到下面的实体企业去了，因为两个领域的收益率是不一样的。中小企业为什么贷款难，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监管部门应该有明确的态度，不要把数字货币作为金融的一种形式，把它定义化，说的太多了会误导百姓，包括炒比特币，实际上没人相信它是个真实有价值的东西，只是因为别人信任它有价值，所以把它作为资产的形式，不能再在数字货币上产生问题。

当然，如果说央行推出一个统一的数字货币，那就是数字人民币，所有银行都可以用，其他那些带有移动支付的互联网公司就没有市场了。

如果国家金融监管有明确的规定，银行的账户不和现在的平台经济对接，平台经济就无法生存。所以，金融监管要未雨绸缪，要管到本质上。

（编辑  季节）

中国金融开放是必然趋势，这不只是中国对国际社会的承诺使然，更是在于，中国作为以实体经济为本的超大型经济体，其高质量创新发展难以仅凭国内资本，必须充分利用全球资本资源才能得以支撑的必然要求。

金融开放尤其是资本项目开放，必然伴随巨大外部风险。发展中国家历次金融危机都证实了这一结论，而且也积累了大量经验教训。但我们看到，发展中国家历次金融危机都会被国际舆论场冠以“苍蝇不叮无缝蛋”的说辞，以此为国际资本冲击开脱责任，而事实也的确多次证明：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新自由主义理论诱导下，内部政策长期失误，为金融危机埋下隐患。比如1997年之前，泰国就试图“以资本项目顺差弥补经常项目逆差以保持固定汇率”，无度开放资本项目，结果给了国际金融大鳄攻击泰铢的机会。所以，外部金融势力发动金融攻击，往往需要利用其国内经济、金融制度缺陷去大做文章，使得“外因通过内因”引爆雪崩式危机。

一个国家的金融防线往往是从内部被攻破，而“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的关键是要破解自身的经济、金融软肋。同时，本文将尝试性地回答：造成中国金融乱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如何正确看待美联储“大放水”，以及“大放水”过程中的通胀和资产“泡沫”问题？等等。

美联储为什么金融危机后否定了“单一利率调节”

研究发现，中国经济、金融“脱实向虚”，杠杆过高，以及影子银行、套利空转的各色金融乱象的产生，不只是金融监管失当、失职所致，更是“单一利率调节”——这一货币政策方式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图1  中国基础货币、M2和货币乘数的关系

理论上说：M2=基础货币×货币乘数。从图1中我们可以看到，2014年之后，中国央行基本停止了基础货币投放，而M2增长完全依赖货币乘数的不断增长。这实际是“单一利率调节”所希望达到的效果。为清楚起见，我们从图中截取2014年之后的部分（见图2），2014年迄今六年，基础货币数量（绿线所示）不仅没有增长，反而略有下降，同时M2数量（蓝线所示）不断攀升。整个过程中，很显然，M2增长完全依赖货币乘数（黄柱所示）的不断提高。

图2  2014年之后的中国基础货币、M2和货币乘数关系

货币理论认为，信用货币时代，基础货币代表国家信用，犹如金本位时代的黄金，它是一个国家货币主权的象征，是所有流通货币存在的基础。我们可以把基础货币看作是一杯“糖水”当中的“糖”，M2就是这杯“糖水”，如果将货币乘数视为“系数”，那它就是这杯“糖水”中的“水”。

实际亦然。货币乘数放大基础货币为M2，这实际是商业信用向国家信用“注水”的过程。这个“注水”过程是金融活跃的必要和必然，但必须有度。经济增长必然要求M2相应增长，但如果M2增长没有适度的基础货币增加，而完全依赖货币乘数推升，实际等于是“给M2不断注水，通过稀释基础货币——国家信用实现M2增长”。长期以往，势必“大水漫灌”。所以我们说，“大水漫灌”的基础是“单一利率调节”的货币政策方式，而不是基础货币投放。图3所示，美联储大量释放基础货币之后，货币乘数大幅降低。

图3  美国金融危机之后货币乘数的变化情况

图4所示，美国实行10年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大量投放长期基础货币，M2增速未如一些中国专家所料，出现大幅上涨。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美联储实施“扭曲操作”之后，M2增速（图4中红线）回落。如果我们用“糖和糖水”比喻，美联储政策并非“大水漫灌”，而是对M2“加糖降水”。

图4  美国M2（蓝柱）和M2同比增速（红线）

美国作为拥有货币霸权的金融资本主义国家，金融危机之前30年实施“单一利率调节”的货币政策方式，刻意压低基础货币供给数量（2008年美联储基础货币数量仅有9000亿美元）。这样做实际是把美元的货币发行权让渡于商业金融巨头，它是金融巨头通过创造信用而发行货币的过程，是金融信用取代国家信用的过程，是金融资本主义国家标志性的货币发行特征。

中国作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否可以或应当把货币发行权让渡给商业金融机构？这恐怕是判断中国货币政策是否应当采用“单一利率调节”的关键。而且事实已经证明，“单一利率调节”的货币政策方式根本不可持续。2008年，当美国货币乘数达到9倍之时，美国金融危机爆发，高杠杆支撑的美国商业金融信用崩塌了。这也是美联储不得不彻底否定“单一利率调节”货币政策方式的关键所在。

“单一利率调节”导致金融出现短期化趋势

依据货币理论，“单一利率调节”是一个“不加糖、只加水”的货币供给过程。货币学理论认为，货币乘数（水）也代表着“货币的周转速度”。毋庸置疑，货币乘数越高，货币周转速度就越快；货币周转速度越快，货币周转周期就越短；货币周转周期越短，金融短期化趋势就越严重。由此我们推导出一个重要结论：“单一利率调节”会导致金融短期化趋势。

金融短期化会带来怎样的经济后果？金融市场上货币流动性非常大，但支持实体经济所必须的长期资本严重稀缺。美国不怕，因为它的核心利益是金融利益，金融运行不怕金融期限短，1天期的流动性资金同样可以“套利”营收。但是以实体经济为本的中国，恐怕一刻也离不开长期资本对经济的支撑。这就是问题的关键。

实际上，中国金融市场的变化情况完全符合上述分析。2014年，央行开始将货币政策从“数量型调节”为主转向“价格型调节”为主，这意味着中国货币政策开始向“单一利率调节”转变。基于基础货币供给的突然减少，这使得货币市场利率大起大落——月末、季末的考核效应，从而给货币“空转套利”留下极大空间。于是，以“余额宝”为代表的、专司货币市场“空转套利”的货币基金在中国突然爆发，经营规模井喷式增长。而中国金融主体银行负债端（存款或负债）期限越来越短；而资产端（实体经济所需贷款）的期限却根本不可能随之缩短。如此趋势下：

第一，银行存贷期限错配越来越严重，流动性风险则随之加大，银行势必需要更多的短期流动性用以覆盖流动性风险，从而导致中国金融市场短期流动性需求暴涨（见图5）。

图5：中国货币市场交易量2014年之后暴涨

实际上，过多的短期流动性充入银行负债，必然在更大程度上拉高M2增长率，这正是中国M2增速会大大超越名义GDP增长的关键原因。但是，被短期流动性推高的M2之于实体经济意义何在？其实，这样的M2是劣质化的货币供给，对应到金融市场，这等劣质货币生成资本的效能极其低下。

第二，银行出于自身流动性风险的考虑，如果负债期限越来越短，必然迫使银行相对缩减贷款规模，尤其是中长期贷款规模。结果，无论是期限还是数量，银行显然无法满足中国经济增长需求，无法满足实体客户需求，从而导致融资难、融资贵。

第三，为减小负债短期化风险，银行必然把相对稀缺的中长期贷款，更多配置给以国有企业为主的大客户，从而导致中小民营企业贷款艰难，利率高企。在此背景下，激励了各类民间高利贷机构如雨后春笋，加之监管层试图以民间金融解决中小微企业贷款、并为此不断放松监管，结果形成各色金融乱象。

第四，为满足客户需求，银行被迫让部分贷款出表，成为影子银行，而自己则充当影子银行的资金池，帮助影子银行稳定资金流转。实际上，所谓影子银行，不过是银行把自己的部分贷款客户移至资产负债表之外，通过“体外循环”实现信贷供求的方式。

第五，影子银行向企业提供的贷款，期限一般都很短，3个月、6个月，最多一年。这就带来另一个问题：接受影子银行贷款的实体企业“短债长投”，流动性风险巨大，只要金融流动性稍有风吹草动，立即因短期流动性枯竭而违约。实际上，近年来，许多实体企业都是因为短期流动性接续不上而陷入困境。

由此可见，“金融短期化”至少是中国金融市场乱象的重要源头之一，而货币政策“单一利率调节”则是导致“金融短期化”的根本诱因。事实告诉我们，中国各色金融乱象恰恰起源于2014年“高利贷风波”之后，而且，随着货币政策“单一利率调节”的不断深化骤然增多。

“八大现实条件”逼迫货币政策转变

我们通常认为，2008年之后，以美联储为首的发达国家央行极度量化宽松——大规模投放基础货币，属于货币“大放水”，将导致严重后果。但换个角度看，美联储大规模投放基础货币是对“单一利率调节”的货币政策方式的修正。正如前文所述，美联储基础货币（M2中的糖）大投放之后，美国货币乘数（M2之水）反而大幅降低，相应的M2增速也在下降。所以我们认为：美联储的行为不是“大放水”，而是“大放糖”——这是为M2“加糖降水”的过程。2008年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大幅增加基础货币发行而大幅压缩金融信用杠杆的过程，可以被视为是各国央行收回货币发行权的过程。另一个重要事实是：美联储已经放弃了金融资本赖以统治世界的基础——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取而代之的是：采用更加贴近现实的新凯恩斯主义理论。伯南克、耶伦、鲍威尔——连续三届美联储主席实际都是新凯恩斯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

新凯恩斯主义理论存在两大生长点：第一，凯恩斯主义的基本内核，吸收了新自由主义的合理内核。第二，让经济理论的假设前提更加贴近经济现实。那么，当今全球经济至少受到以下“八大现实条件”的约束：

第一，全球主要经济体全部债台高筑。国际金融协会（IIF)预计，2020年底，全球债务将达277万亿元，相当于全球GDP的365%。其中，美国债务总额将达80万亿美元，债务率400%；欧元区债务率385%左右，中国债务率335%。高企的债务率必定压制总需求。

第二，全球性产能过剩。高债务越来越严重地压制总需求，与之相对，几乎所有工业消费品全部产能过剩；未来，债务压制需求会长期持续，产能过剩只会日甚一日。

   第三，创新成本越来越高。动辄上百亿、上千亿的巨额投入，使得科技成果在转化为商品的过程中，必须迅速赢得巨大市场，否则无法平衡投入和产出。比如，一枚高端芯片商用至少需要上亿客户“快速形成需求”，否则就可能发生难以承受的巨亏，不仅限制芯片进一步的研发能力，甚至会把厂商推向生死边缘。

第四，国内、国际贫富分化日趋严重。发达国家内部贫富分化的矛盾，几乎已经到了爆发动乱的“临界点”，恶性社会事件变成“新常态”，稍有借势立即爆发，美国、欧洲皆是。

第五，中美关系无法回到从前。在此背景下，各国如何在中美之间做出选择？各国经贸关系、产业链是否重构？如何重构？这些问题都将带给全球经济重大影响，不确定性极强。

第六，新冠病毒泛滥。全球已有8000多万人感染，美国、欧洲是重灾区，大家期盼疫苗成功，但疫苗自身的安全性问题是否已经解决？病毒变异怎么办？同样存在极高的不确定性，对国际政治、经济、社会影响巨大。基辛格说：疫情将彻底改变世界格局。

第七，全球实业资本、股权资本激烈争夺。2008年之后，世界主要经济体转向“再工业化”过程，以货币争相贬值、政府全力呵护股市为代表，主体经济体实际已经全面展开实业资本、股权资本争夺，力求抢占未来的科技高地，赢得工业智能化先机。

第八，寡头垄断集团对经济政策和市场的控制力进一步强化。新凯恩斯主义认为，商品价格只在小部分领域由供求关系决定，而更大范围则由垄断集团控制。他们认为，垄断集团不愿提高价格，一是提价将无限放大谈判成本，往往得不偿失；第二，提价将给市场过大的利润信号，从而培育竞争对手。

受上述八大现实条件的制约，全球经济增长必将长期低迷，而全球绝大多数消费价格不由货币政策决定，势必长期处于通缩状态。据2020年12月11日彭博社报道称，截至12月中旬，全球负利率债券规模已达18.4万亿美元，而且呈不断提高趋势，相当于全球高等级债券的20%。这个数据说明大量投资者并不看好实体经济，认为全球或将长期处于“通缩”状态。

怎么办？新凯恩斯主义给出的方案是：内生货币资本化——把基础货币视为国家资本，或认为“基础货币=国家资本”。伯南克认为：在全社会债务率过高的情况下，唯有大规模向金融市场释放长期、超长期的基础货币，让基础货币充当国家资本，才可能大幅提高金融市场的资本生成能力，在避免经济滑落的同时，有效降低债务率。

实际上，疫情大暴发之前的2019年，美国经济已经出现一些积极的变化：一方面，美国“战略性优质企业”利用股市10年“牛市”的机会大量募集股权资本，从而大幅降低企业债务率；另一方面，股权资本大幅提升了企业科技创新能力，进而支撑国家经济未来的预期不断向好。

现在，美联储短期基础货币一般是指：5至7年期债券收购所形成的基础货币投放；长期基础货币一般是指：20至30年期债券收购所形成的基础货币投放。2019年年中，美联储小规模恢复短期的货币市场操作，并引起华尔街高度重视和股市下跌，所以美联储一直保持对短期流动性的谨慎和“低频操作”。这就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联储货币政策方式的重大转变。同时，这恐怕也是美联储在支持美国经济“再工业化”的客观需求——从货币金融转向资本金融的过程。

如何看待美国通胀、股市泡沫和国债问题

许多人基于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提出“货币政策失灵论”，但如果换个角度，我们也许会有新的认知。或许，现在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的“主要目的”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刺激经济增长、拉动就业和通胀管理，而实际转为：第一，不仅顾及经济增长，更需顾及经济不要急速萎缩；第二，拉动就业，更要确保社会相对稳定；第三，顾及消费物价变化，但受上述“八大现实条件”制约，货币政策向物价传导的桥梁已然中断，原因就是“供给严重过剩、需求严重不足”。

基于上述三点，大规模基础货币投放之下，我们既无法看到像样的经济增长，也看不到真实就业数据的大幅增加，更看不到传统意义上的消费物价上涨，我们能够看到，各国“战略性优质企业”股价不断攀升，股权资本日益丰厚，面向未来的企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所以，当下货币政策最为核心、最为关键的作用已经开始转向激励金融市场更多地生成长期资本、股权资本，并以此有效降低“战略性优质企业”的债务率，提高其科技创新能力。

事实证明：2008年到2019年的11年间，发达国家大规模投放基础货币并未大幅提高本国物价水平。美国CPI长期维系在2%以下，而欧洲、日本更多处于通缩状态。与此同时，股票市场11年保持“牛市”状态，企业债务率大幅回落，最典型的案例是：美国以货币乘数为代表的金融杠杆率出现大幅回落（见图3），而2020年3月疫情大规模暴发之前，美国国民储蓄率已从2008年接近“0”的水平上升到13%附近（现在是33%），这说明美国居民部门的债务杠杆率也在下降。

当然，疫情失控再次击碎了美国经济此前良好的恢复态势。下述讨论均以疫情暴发前状况为主。

有人认为，超级宽松货币政策没有拉动CPI，但大量货币进入股市，已经构成巨大的股市泡沫。但实际情况如何？2020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吴晓灵在一次讲话中提到：疫情大暴发之前的2010年至2019年的10年间，标普500指数市盈率中枢大概19倍、纳斯达克大概31倍、道琼斯工业指数大概17倍。值得注意的是：这10年，道琼斯指数上涨400%，平均市盈率从14倍涨到17倍，增长21.5%，这算不算“泡沫”？

为什么道指上涨4倍并没有产生明显的“泡沫”？一个基本金融常识是：谈股市问题不仅要有空间概念，更要有时间概念，正所谓“时空观”。

第一，股市长期慢牛和短期暴涨完全不是同一概念。假设道琼斯指数是一只股票，每年盈利1元，对应股价10元，股票市盈率10倍；再假设，这只股票每年盈利不变，而且10年不分红；这时我们看到公司利润积累至10元，对应股价应当多少？100元？涨10倍？但现在只涨4倍，股价40元。显然，这根本谈不上“泡沫”。

第二，上市公司股权资本大增，债务杠杆降低，财务成本减少，相应的财务健康程度提高和财务成本转为利润，都会支持股价。这里需要揭示一个重要问题：现在，许多经济专家依据国际金融协会（IIF）提供的统计数据，证明美国企业债务风险巨大，但这实际是严重的误读。IIF的确给出美国企业总体债务率不断攀升的数据，但其计算企业总体债务率时所采用的分母是GDP。所以，只要债务增速高于GDP增速，总体债务率一定上升。但必须指出，IIF如此计算各国总体债务率，主要是为了进行国际间比较，而不能正确描述各国企业的真实债务风险。

一般而言，能够揭示企业真实债务风险的债务率计算公式应当是：债务率=负债额/总资产，总资产=净资产+负债额，而且企业总资产中净资产（股权资本）规模越大，企业债务风险越小。由此可见，只要企业总资产中股权资本规模足够大，就算其债务额有所上升，企业也不会出现严重债务风险。但很遗憾：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国际组织能够统计到各个国家真实的企业债务率，而一般采用“总体债务率=负债额/GDP”的方法进行简单描述，不能有效反映企业真实的债务风险状况。

第三，企业股权资本不断加厚，企业针对未来的科技创新的投资能力会大大提高，这必然带给上市公司以良好的成长预期，而这个预期之于股价，投资者会给予股票更高的市盈率，这必将在更大程度上支撑股价上涨。

结论：第一，2020年疫情大暴发之前，美国10年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大量投放长期基础货币——扭曲操作，并借以推高股市4倍，但并不存在严重的股价“泡沫”问题；第二，股市10年上涨，至少大大增加了美国“战略性优质企业”的股权资本厚度，大大增强了这些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为美国通过技术创新实现“再工业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第三，尽管GDP没有出现大幅上涨，但经济增长毕竟从2016年开始已经由负转正；第四，尽管大量投放基础货币并未彻底化解通缩问题，但毕竟抑制了CPI过快、过大幅度的下跌。

正因如此，尽管疫情大暴发的确正在摧毁美国经济，但我们不能据此否定新凯恩斯主义的一套正确做法，刻意回避美联储货币政策改革的积极意义。如何看待美国国债规模急速扩张的问题？我们必须理解美国是个特殊的国家，它是一个资本的国家。在这个国家，一切都围绕资本意愿展开，而且它们认为，微观资本活跃第一，政府、议会都必须为此绝对负责。正因这样的特性，美国政府帮助企业背负债务，再多都可以通过货币霸权转嫁他国，只要微观资本健康，国家就是经济健康的。除非结束大宗商品国际计价结算的美元霸权，这一局面才能扭转，但那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实现。

我们的建议

第一，金融短期化趋势是中国金融最大的威胁，是中国经济时刻受到债务危机威胁的根源，必须尽快扭转。可以预见，一旦在开放条件下暴发金融危机，中国优质资产价格必然暴跌，必然带给境外资本大肆收购中国优质资产的机会；可以肯定，如果美国能够完成对中国优质制造业资产的收购，然后再附加以美国技术，美国将实现“再工业化”，严重威胁中国社会和经济安全。

第二，切勿受到新自由主义货币学理论局限，而错判美联储货币政策。中国金融界应当从实际出发，更加注重新凯恩斯主义理论的研究，分析“内生货币资本化”对于中国金融和经济发展的利弊得失，尤其需要调整货币政策手段，为M2“加糖降水”。

第三，具体而言，一是让货币政策回归“数量和价格”两条腿走路的方式，尤其需要高度注重长期基础货币对于资本金融发育的关键作用；二是通过增加长期基础货币投放，将货币乘数控制在4到5倍的水平，而这样的货币倍数更加适宜中国实体经济为本的经济特征。

第四，鉴于股权资本是支撑企业技术创新的关键动力，我们必须重视股票市场之于中国经济高质量创新发展的无与伦比的战略价值，并将培育资本金融、股权金融作为中国金融供给侧改革的关键抓手。为此，包括中央银行在内的所有经济管理部门都该为此做出努力。有人说，建设资本市场与“牛市”无关。这既不符合规律，也不符合事实。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一次历史性的经济变迁都伴随着股市“牛市”过程，没有“牛市”就不可能将资本充分引向股票市场，就不可能有股权资本支撑科技创新的良性循环过程。但我们要坚决抑制“疯牛病”，市场大起大落只能伤害，不能建设。

第五，尽管美国社会撕裂、债台高筑、疫情严重，但切不可因此而误判美国微观经济主体的健康程度，尤其是“战略性优质企业”，它们才是美国经济的基石和主宰者。美联储“无限量宽松政策”撑住了股市，从而又给了这些企业股权融资的机会。2020年年底，被美联储一度关闭的“企业股份回购通道”又被重新开放，这说明美国“战略性优质企业”的手中已经保有巨额现金，足以应付未来发展需求。

总而言之，防范金融外患的关键在于尽快修复“鸡蛋的裂缝”，对于中国，则是尽快化解债务危机威胁，但前提是：不能以“收回债务”的方式降杠杆，因为那会导致中国经济增长失速性或断崖式下跌。

（编辑  季节）

2020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民主生活会，审议了《关于2020年中央政治局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情况的报告》和《关于持续解决形式主义问题深化拓展基层减负工作情况的报告》。如何带头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成为中央政治局同志在民主生活会上开展对照检查的重点之一，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问题的强大政治定力和从自身做起，反复抓、抓反复的韧劲。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党整治“四风”取得了显著成效，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基本堵住了源头；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也取得成果，人民群众普遍给予肯定。但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顽瘴痼疾，在很多地方和部门依然存在，有的地方甚至比较严重，对党的事业和声誉都带来了恶劣影响。

2020年12月12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在京召开“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专题研讨会，会议由孔丹理事长主持。来自国资委、证监会、中国社科院、国防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社科院、中国石油集团、中信集团等单位共20余位专家学者开展了热烈讨论，对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问题、原因及对策有了愈加清晰的认识。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新老交织，形成隐蔽式侵害

在贯彻中央决策部署中，一些地方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仍然比较严重，新老问题交织，并以一些比较隐蔽的形式侵害着党和人民的事业。

久治不愈——老问题没有解决

1.文件与实际脱节。制定政策、下发文件脱离实际情况，缺乏针对性，客观上造成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以部分国企的党建工作为例，虽然发了不少文件，但党的建设和业务工作不能一体推动、深度融合的“两张皮”问题，仍成为一些单位常见的通病，出现游离于业务发展之外搞空头政治的现象。下级对上级不符合实际的要求习惯应付了事，而应付本身也是形式主义。

2.文牍主义难以消除。工作作风浮夸，依赖“文件治理”；文件写作形式上千篇一律，热衷“穿靴戴帽”或过度关注某些“新概念”的建构，对问题缺乏实质把握和深入思考；有些机关把文件和会议等同于制度本身，等不到上级相关文件和具体指示就不敢行动，忽略具体机制运行；下发文件“叠床架屋”。

3.“作秀”禁而不绝。一类是热衷于喊口号、做表态，不干实事，简单地用口头上讲政治替代实际工作，以政治性取代专业性，在形式上搞了大量无效劳动。在有些单位和地方，规避风险、避免违规变成最大工作动机。一类是在抓点上用足了力，由过去的“摆盆景”衍化为现在“造花圃”，但在总结推广上着力不够，或者无法推广。

新变异——纠治过程中产生新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为落实中央各项部署，并力戒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各级机关都加强了监督检查，但不同的工作组、检查组、督察组和整治办数量过多，检查人员队伍庞大，真正抓落实的力量却并不多；督查检查环节有各种名目，要求工作留痕、凡事必有记录，影响基层工作效率，也使基层人员放不开手脚。教育、科研等机构评估考核体系建设失当，人才难以上升。文山会海“名减实不减”，文件和会议的数量指标虽有大幅下降，但以“白头代替红头”“以微信代替文件”“以考察代替督查”等现象相当突出。

内容需要附着以相应的形式，但现实中的工作思路不尽相同，形式的界限和标准不易界定；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出现苗头时，往往上级看不到、同级不提醒、下级不敢讲，除非造成严重后果，很难及时惩处。

花样百出——新问题现出端倪

从机关到基层，各式各样的在线考评虽有清理，但面对满天飞的APP学习、学时排名、考核测试，以学习次数、笔记篇数、打卡计分衡量学习成效，仍是做不完、理还乱。常态化疫情防控中，一些单位习惯用“平时”的方法应对“战时”的任务，沿用开会、发文、检查“三板斧”工作套路，造成一些防控措施浮在表面；有的地方多头指挥、多头检查、多头交办任务，令基层无所适从、疲于应付；有的部门热衷于层层填报材料，搞“表格抗疫”“数字治理”，却不问基层真正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纠治难的根源解析

善除害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绝其源。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之所以沉疴难愈，既有思想作风上的原因，也有体制上的问题。

政绩观错位，一些干部为己不为公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形式主义的实质是主观主义、功利主义，根源是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官僚主义的实质是封建残余思想作祟，根源是官本位思想严重、权力观扭曲”。在实际工作中，形式主义是最能让群众产生直观感受的一大痛点问题，而其根源就在于官僚主义。部分干部理想信念上“缺钙”，失去了精神支柱和奋斗动力，代之以错位的政绩观，贪一时之功、图一时之名，急功近利、劳民伤财，在形式上表现为本本主义、经验主义或消极应付，搞文山会海、照本宣科，哗众取宠、粉饰太平。

近年来，一些党员干部思想上存在主观主义、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自身哲学素养和思想方法有短板，特别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哲学思想方面学习不够。常常可以看到，有些干部、有些部门在工作中情况不明决心大，不顾实际情况蛮干，或不讲实际效果瞎干。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入新阶段，必须突出强调实事求是，坚决反对主观主义，持之以恒地开展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教育与反对官僚主义的群众路线教育，这是我们党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断战胜各种困难、夺取新胜利的重要思想保证。

现有科层体系过于强调“顶格管理”，一些干部唯上不唯实

行政管理上普遍的科层制自身存在问题，虽然科层制在实际应用上有不可替代之处，但有了科层制就有了形式，就有了管理层级，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就可能产生。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其全面、集中、统一的领导如果不能与人民相结合，便难以避免行政化甚至官僚化的日益增强。

1.现有行政体系强调“顶格管理”。“顶格管理”追求“四个最”，即最全事项、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快速度，但这样的管理要求需要有最优化的条件和最高的投入成本，造成实际工作中习惯于层层加码。达不到上级要求，治理本领“失能”，只能用会议落实会议、用文件落实文件，一定会导致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

2.过程监管过于严苛。一是制度规定和执行都过严，导致“禁防束缚至不可动”，几乎每个人都有潜在违规违纪的可能，实际工作中不得不变通执行，滋生出新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应对方式。二是督查检查不尽规范、简明，一些检查环节名目繁多、互相交叉，重在看形式看程序，忽视了实际成效，基层对各种监管检查应接不暇，导致在具体工作落实上缺乏足够精力。过去考核强调结果，现在考核强调过程，注重时间表、路线图，在过于细密繁琐的过程监管下，所有人都是被动执行者，干部难以放开手脚，丧失了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与动力。

3.现有体制下行政层级过多，基层的话语权不够。机构设置方面的简政放权还不到位，开展工作不重视调查研究，不尊重规律和专业知识，以增设机构和职能去解决问题的思路在许多地方大有市场。

问责考核过度使用，一些干部敢想不敢做

目前，不少单位缺少信任、理解、宽容的文化氛围，没有容错空间。实际工作中存在考评、督查、追责过度使用的倾向，官员不敢主动作为，便搞起形式主义。

考核的评价认定有待完善。总书记讲“政策好不好，要看乡亲们是哭还是笑”，“干部好不好，不是我们说了算，是老百姓说了算”。但现在很多地方的考核评价认定是以督察组、检查组的结论为准，部分考核评价制度规定和执行相对严苛，考得太过频繁、内容复杂，被考核者对考核结果过于担心，被迫在面上多下工夫，考核汇报材料的写作无形中也成为判断干部政治理论水平的标准，不仅增加了地方机关和基层的实际工作量，本身也助长了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

部分问责要求过严，实际上难以落实。问责的途径不对，没有问到实际情况上去，难以区分主观故意、客观失误还是条件限制，担责就成为一句空话。与此同时，考核倒逼机制、责任状、问责制、一票否决等在一些场合过度运用，挫伤了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督导问责严苛的情况下，越追求“顶格管理”、越机械僵化地执行，就越能安全避责。

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建议

结合上述根源解析，研讨会对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采取“靶向治疗”、精准施策提出如下具体建议。

常态化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教育和群众路线教育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我们党的大敌、人民的大敌，究其本质属于一种浮于表面的虚病，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关键在于在方向和制度既定的情况下有效改进作风、推进工作，真正落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从认识根源入手，首先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政绩观。学习是一个长期的问题，而非一日之功，需要常学常新。

建党百年的重要历史经验之一，就是我们党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的领导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功能，体现在通过党的思想路线教育和群众路线教育来建设党，从政治上、思想方法上、作风上反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与守土有责、层层落实的行政体制构成了国家治理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改革开放至今，党中央在不同阶段都提出了当时急需解决的党建主题，但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应作为我们党的建设中一以贯之的重要问题。

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三大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利器，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禁而不止的情况下更应大力发扬，即在坚持党的领导和现行行政体制的同时，坚决贯彻好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实际工作中不追求“顶格管理”，注意避免简单地用从严管理代替党的建设，下大力克服党内存在的唯上不唯实、唯责不为民的不良习气。

全面加强党的工作，需要科学把握好阶段性和长期性的关系。一方面，把当前的反腐倡廉任务与长期的依法治国、国家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另一方面，在强化“四个意识”，强调忠诚、干净、担当的基础上，长期坚持将反对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教育与反对官僚主义的群众路线教育有机结合起来，各级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要带头提高马克思主义哲学水平，把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和从严治党更好结合起来。

要重视总结经验，善于把经验上升为理论并用于指导实践，做到打一仗进一步、吃一堑长一智。以我们党的三大作风作为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重要武器，通过总结经验教训形成一个不断纠正缺点和错误的内在机制，有力遏制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党内的蔓延。

加强科层体系内部运作机制革新

科层制容易自发产生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但不能因为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就把必要的科层机制取消。现代社会组织的管理离不开科层制，但必须避免科层制带来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加强科层体系内部运作机制革新有一条原则，不能用文件的叠床架屋来解决形式主义问题，也不能用行政命令来解决官僚主义问题，必须切实有效地改革文风会风。在此基础上，建议加强以下方面的革新：

1.上传下达的内容革新：文件下发把握适度性，聚焦主要问题、重点领域、难点痛点，切中肯綮，避免下级消化不了。注意改进文风，向毛泽东同志的文风学习，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讲话报告简明扼要，理论类文章简洁深刻，电报与指示类文只交代任务、不说明理由、少说道理，内参类文要坚持反映真情况、真问题、真信息，反对过多的“穿靴戴帽”和不针对时弊的“概念创新”。

2.上传下达的形式革新：减少会议层次，尽可能多使用现代化通信手段，如视频会议等形式，缩减开会传达等流程。规定限制会议经费，严格规范报销流程。

3.上传下达的组织革新：可以学习一些互联网企业的管理办法，推动中国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把传统的科层化组织转变为多中心驱动的科层组织，以新信息技术手段推动政府运行的扁平化。加强基层力量，适当削减中间层级，进一步简政放权。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需要上级的顶层设计与下级良性互动的过程，在不断碰撞中去发现形式和实质的一些边界。

4.上传下达的规制革新：一方面，进一步清理冗杂的规章制度，明确制度边界，以“制度简约化、执行严格化”为目标，开展规章制度的清理。另一方面，注意增强和发挥制度的整体效用，减少碎片化；对于如何增强各部门相关制度的系统协调，比如干部选拔、考核、管理、激励、监督、保障等各项制度之间的联动性，应开展深入的研究和实践探索。

改进督导评估机制的合理化设计

要警惕在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督导机制内部产生形式主义，既不能以形式主义来反对形式主义，也不能以形式主义来应付形式主义。一方面要简化评估。机制建设上要注重层级设计的合理性，减少评估机构，简化评估项目。另一方面要适度考核。考核要把握好倒逼制、责任状、一票否决等机制的实际运行效用，既要发挥其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抑制作用，又要考虑到基层工作的实际情况，不能滥用考核机制。在具体方法上，要多重视实际情况，避免过于求全责备，不把考核指标作为评判干部作为的唯一依据；考核督导工作坚持把握过程管理与结果管理的平衡，在“规定动作”之外，鼓励部门和干部以“跳起来能摘到”的标准精准设置“自选动作”，并将之纳入考核督导，赋予分值权重。鼓励各地方积极探索，经专家评估，最后制度化。

在干部选用培养上强调实践经验和专业的匹配度

干部选用如果没有专业化标准，不了解基层，不了解企业等各类组织，也没有专业知识，必然产生官僚主义，若是发生在专业部门，问题会进一步放大。因此，需要提高干部队伍的全面素质，解决好不会做、不敢做的问题；及时调整已经不能适应当前工作岗位需要的人，解决好做不了的问题。可以将在信访办、维稳办、扶贫办等与基层群众直接打交道的岗位历练作为干部选拔晋升的一个条件，并将阶段性的部队化集训、革命传统体验等作为干部教育的重点组成部分。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倡导党员干部深入实际工作一线调查研究，经常接触群众，准确了解基层存在的实际困难和问题，把主要精力和工作重点放在实际工作上，坚持实事求是解决问题，在方向上减少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影响。

上述建议，通过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结合起来，实际上是通过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改进党风政风，进一步完善基层干部的责任约束和激励机制，增强干部动员机制的整体联动性，以期形成更好的干事创业氛围。

（编辑  杨利红）

2018年11月8日晚，一条消息在中信人的朋友圈里迅速被刷屏——签了！中缅皎漂深水港项目合作协议就在刚刚签署了。

当天下午，皎漂深水港项目框架协议在缅甸首都内比都正式签署。在缅甸商务部长丹敏和中国驻缅甸大使洪亮见证下，缅甸计划与财政部副部长兼皎漂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主席吴塞昂与中信集团董事长常振明代表双方签约。

作为中国通向印度洋的最近出海口和“一带一路”建设最重要的节点项目，中信从零起步，从准备方案到竞标中标、从项目中断到项目重启、从缅甸军政府到吴登盛政府再到民盟政府，终于在历经艰难坎坷后迈出了实质性的关键一步。

欢悦的气氛中，中信缅甸公司执行总经理袁绍斌已是热泪盈眶。为了今天这样的结果，中信人已经努力了10年，他们遍尝酸甜苦辣，如果不是那样一种家国情怀在胸，断乎不会有 10年乃至未来不知何时才能结束的长征。

缅甸归来，常振明的内心并不平静，因为等待中信的依然是完全不确定的未来。

“建设皎漂港，首先将港口全部建成，大概需要六七十亿美元；将缅甸的伊洛瓦底江河道打通，需要十几亿美元；从招标修公路铁路到中国至少需要160亿到170亿美元，这样所有的项目建成大概需要200多亿美元。如果将皎漂至中国的通道变成经济走廊，还将带动周边土地开发、港口周边工业区建设等，这将产生250亿至300亿美元的项目。建设皎漂港需要很长时间，港口建设至少需要6年，港口区全部建成需要十几年，如果将公路铁路全部建成，河道全部打通，需要15年至20年的时间，等到大量船只进港并让项目盈利，大概得要30年到40年时间……”

中信今天的投入乃至未来更大的投入需要30年到40年才可能产生回报！

但对此，中信从来没有犹豫。

“我们对皎漂港的未来充满信心，一个国家的政府都希望自己国家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缅甸也一定是。我们作为一个商业机构去帮助缅甸发展，坚持自己的义利观，我们相信能够帮助他们建设，能够帮助他们解决就业，能够帮助他们的人民提高生活水平。”常振明说。

与此同时，常振明也告诫他的下属：“这里面会有许多的困难需要克服，我们要有长期打算，要把困难想得多一些。”

打通断头港

2006年中信建设在缅甸完成了柴油机厂项目，接下来该做些什么呢？

那时候中信建设的战略布局多在石油国家，直到有一天，陈健提醒中信建设董事长洪波说：“咱们周边国家也有石油，缅甸就有富足的油气田，还有铜矿。而且缅甸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那时候陈健刚刚就任商务部副部长一职，中国在海外的建设工程正是他所管辖的范围。而在海外工程之外，陈健思考更多的却是另外一个问题——大通道。

中国从1993年开始成为石油净进口国，此后每年石油的对外依存度早已超过了50%。更有甚者，我们这样一个煤炭生产大国每年还要大量进口煤炭，此外还有铁、铜、铝等资源都不得不严重倚赖海外。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建立在单一的经济通道之上，显然远远不够。

彼时，有关中缅铁路建设的谈判正在进行，这是一条从中国云南瑞丽口岸出境连接缅甸木姐、南抵印度洋兰里岛至皎漂的铁路大通道，但是谈判并不顺利。

大约在七八年之后，中信建设组织中铁工、云南省以及相关规划设计部门系统地考察了缅甸的经济社会环境，却真真切切地意识到了这条铁路规划的不足之处——远离城镇人群，忽略了经济与发展的课题。

“铁路几乎是沿着中缅油气管道走的，管道当然要取直，可是铁路不该啊！我们到了那儿看到的就是一个个磕头机，连人都见不到……”洪波无奈地摇头。

从云南以及中国大西南的角度看，依托中缅铁路，直通印度洋，以皎漂作为中国西南的出海口。如此设想仅仅看世界地图就能发现其中不容忽视的价值。

但是，2008年的皎漂却是缅甸最落后、最偏僻的渔村，人口仅数万人，完全看不到未来经济发展的亮色。就算高铁修通了，满载物资的火车从昆明出发，三四个小时到了皎漂，然后呢？没有港口，没有码头，没有仓储，没有加工区、保税区……一句话，如果没有容量纵深足够的腹地，物流到此呈断头状，出不去进不来，铁路的意义何在呢？

再从缅甸的角度看，如前所述，一条远离城镇、远离人群、孤寂地穿越沙漠丘陵的铁路，太容易引发各种攻讦了。修铁路的本意是为了发展缅甸经济，造福当地百姓，可单看铁路线路规划，就已经棋输一着。

再次见到陈健，洪波兴奋地说：“陈部长，我知道中信建设要做什么了！要为缅甸再造一个深圳、造一个裕廊岛！皎漂港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环……”

于是中信建设初步制定一个名为《皎漂经济特区及基础设施配套项目》的方案文本，它包含一个100万人口的城市、若干工业园区、皎漂深水港、铁路，以及铁路沿线呈放射形的经济带，它将成为缅甸对外开放的特区和试点。

时任商务部部长陈德铭看了方案之后说，100万人口规模，太小了，至少是200万吧！

缅甸政府迅即接受了这样一个宏大的计划。

2009年12月20日，在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和当时的缅甸联邦国家和平和发展委员会副主席貌埃的共同见证下，时任中信集团副董事长兼总经理的常振明与缅甸国家计划和经济发展部官员签署了《关于皎漂经济技术开发区、深水港、铁路项目合作备忘录》。

那时候中缅关系炽热而友好，在西方长达40多年的制裁下，艰难喘息的缅甸日益加大了与中国的经贸往来。

但是，缅甸政局正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

吴登盛率巩发党2010年在大选中赢得了胜利，并于次年当选总统。吴登盛将中缅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与中国签署了17个有关能源、基础设施和采矿业协议的备忘录。此前数日，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与缅甸铁路运输部签订了中缅铁路缅甸境内木姐—皎漂铁路项目谅解备忘录。按照这一计划，铁路经缅甸北部掸邦、曼德勒省、马圭省和若开邦到达皎漂，工程建设将在3年内启动。中方负责筹措大部分资金，并拥有50年的运营权，然后将铁路无偿交给缅甸。

但是，形势随即急转直下。当年9月30日，中国电力集团主导的密松电站项目开工不到一年即被缅方宣布无限期搁置。随后，中国投资的莱比塘铜矿也告停工。

中标

皎漂位于缅甸西部兰里岛北端，属若开邦，150年前曾是英殖民地的英国皇家海军军港。这里西邻印度洋，岛西北端至东部航道是优良的天然避风避浪港，自然水深24米左右，可航行、停泊25万吨-30万吨级远洋客货轮船。

距离皎漂约400公里远的仰光港此刻却已是不堪重负，水位下降，航道和泊位雍塞，且无力扩容，更无力负载这个国家的未来。缅甸太需要一个深水港来应对其发展历程中必不可少的海内外大通道、大物流、大中转。皎漂港应天时地利，此时正当登台亮相。

袁绍斌在他提交的有关报告中写道：“皎漂自然条件优越，战略位置显著，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和中缅“人字形”经济走廊的重要支点，也是我国西南地区面向印度洋开放的门户，建设皎漂项目是打通我国印度洋通道的必然选择，对促进中国西南部地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但是，中信通向皎漂的道路依然坎坷，制约因素并不仅仅来自外部。

2011年，中国一家企业在签署了中缅铁路的合作备忘录之后，遂请求中信放手原定的皎漂经济特区及基础设施配套项目，将皎漂港列入中缅铁路项目中，从此不再插手这一项目。于是，中信建设封存了此前所有的调研考察报告。

但是，在中缅铁路备忘录所规定的最后期限到来的时候，坏消息也随之而来。2014年3月，缅甸铁道运输部发布通告，中缅皎漂—昆明铁路工程计划搁浅。这意味着皎漂深水港项目也同样虚掷半空。

不曾想到的是，仅仅半年后，皎漂项目出现了一个重大契机。

2014年9月，缅甸政府依据5年前中信所提交的皎漂项目规划，将一个整体项目分拆为皎漂深水港、皎漂工业园和城市住宅3个项目面向全球公开招标。

信息刚一发布，全球即有30多家企业向发标方购买标书。缅方没有想到潜在的投标者竟那么踊跃，显然许多双眼睛始终都在盯着皎漂。

此时，在云南，一位满是焦虑与担忧的全国政协委员致信北京，称中信曾经完美地协调了皎漂特区的建设一事，为何中途放手？现在缅甸方面在全球招标，在他看来，唯有中信才有资格有能力应标。此时，亚洲其他大国正不断加大在缅甸的投资，印度的东向战略也早已将目光盯住了若开邦的实兑港，实兑距离皎漂仅仅200公里。

中信必须应标，无论是从中信集团未来的发展，从“一带一路”未来的经济走廊建设，还是从中国大西南面向印度洋的出海通道，中信此时已别无选择。董事长常振明和总经理王炯亲自挂帅，联合泰国正大集团、中国港湾集团、招商局集团、天津泰达、云南建工等国内外大型企业集团组建了投标联合体。

“这时候我们中信就必须得冲到前边去，”袁绍斌说，“此次招标是中国企业参与海外投标有史以来编标时间最紧、内容最多、要求最苛刻、范围最广、工作量最大、不确定性最多的一次。”

此时的北京，国庆节的鲜花已经将天安门广场和各个大街小巷装点一新，人们期待着缤纷多彩的7天长假。但是梁杰接到的通知是：中信建设凡是英语好的人一律取消国庆节休假。他立刻把去马累的机票退了，退票的中信人还有不少。

中信迅速组建了近200人的投标筹备团队，连同21家国际知名咨询顾问公司，北京、仰光、新加坡三地联动，最终于2014年11月24日正式向缅甸政府递交了深水港和工业园两个项目的标书文件。

2015年1月13日，中信收到缅方通知，中信联合体被定为深水港及工业园两个项目的首选竞标人。

接下来，他们在内比都述标。梁杰说：“当我们的述标结束的时候，全场发出长时间热烈的掌声。这么漂亮的工业园，这么诱人的前景。缅甸人非常激动。”

这一年的夏天，缅方最高决策层表示，皎漂深水港和工业园项目将于2015年底前授标予中信联合体。

然而，进入12月，缅方却又突然改变态度，称缅甸政府计划仅授标工业园项目，暂缓授标深水港项目。

数日前，由昂山素季领导的缅甸全国民主联盟在大选中赢得议会过半议席，将在2016年初组成新政府和新议会。吴登盛政府此时处境微妙，选择了退却。

那一年，因为中央巡视组正在中信集团开展巡视工作，整个中信集团的领导层全部在北京。但是因为皎漂港项目中途遇挫，经过批准，常振明只身前往内比都。

12月22日到25日，常振明在内比都高密度地拜会了缅甸时任总统吴登盛、副总统吴年吞、总统府部首席部长吴梭登以及全国民主联盟中央执委兼经济委员会主席吴汉达敏。仅仅5天后，缅甸政府正式宣布中信联合体中标皎漂深水港和工业园项目。可以想见，如果常振明此行空手而归，转过年去，新组阁的政府和议会很可能会成为皎漂港项目的又一变数。

皎漂深水港项目包括马德岛和延白岛两个港区，还包含连接港区与工业园之间的道路和桥梁。深水港项目建成后，港口年吞吐量将达到180万吨散杂货，490万个标准集装箱，或升级为年吞吐量700万个标准集装箱的纯集装箱码头。这相当于科伦坡港现在的规模。如此，皎漂港将成为该区域最经济高效的多用途集装箱港口之一。

工业园项目占地面积约1000公顷。园区将逐渐引入高附加值、高投资的机械制造、制药、电子电气、信息、研发等产业，建成电子、汽车、装备为支柱的多元化产业体系，形成合理的产业梯度和完整的产业链。

当港口和工业园全部投入运营，将为当地百姓提供就业岗位超 10万个。

当皎漂从一个偏远渔港成为中缅油气管道的起点，当皎漂港未来将成为缅甸最大的深水良港，以及前景广阔的临港开发区的时候，这里的百姓将因此改变自己的命运。

其实，这样的改变早已开始。

小额扶贫行动

30多年来，中国企业走出去，走入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每到一处，其实都面临着重新学习的问题。

学什么？

一言以蔽之——待人处事之道。

不同的法律，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不同的价值观……随时都有可能将刚刚走出去、尚立足未稳的中国企业打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长期以来，缅甸一些媒体和非政府组织不断做着这样的宣传——“中国企业来缅甸做生意，而缅甸的资源却并没有给缅甸人带来发展”。如此宣传为中国企业进入缅甸设置了巨大的障碍。这样的障碍终于挡住了密松电站的继续施工，挡住了中缅铁路继续向缅甸的延伸，挡住了莱比塘铜矿的继续开发。

面对此情此景，更早一步“走出去”的中信又该做些什么？

2014年11月，中信集团在皎漂地区启动了“中信缅甸乡村公益基金项目”，中信向皎漂县管辖的50个村庄提供了150万美元，折合15亿缅币的贷款，每个村庄分别获得了3万美元。

中信希望以国际上已经成熟的小额贷款方式，助皎漂百姓早日脱贫。

20世纪70年代，穆罕默德·尤努斯在孟加拉创立小额贷款，1983年，正式成立了孟加拉乡村银行，这是当今世界规模最大、效益最好、运作最成功的小额贷款金融机构，在国际上被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模仿或借鉴。2006年10月，尤努斯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可贵的是，中信作为一家企业，以一己之力，在缅甸皎漂那样一个偏僻而荒凉的边疆海岛，开始了广泛的小额贷款扶贫行动。他们先是组织了50个村庄的基金管理代表分批进行培训，继而这批人再赴泰国正大集团进行实地考察学习，回村后分别成立了基金管理委员会，监督每一笔贷款的使用及还款。

接下来，中信建设从总经理到他们的员工，连同他们组织的中国村官以及泰国正大的专家们多次深入这50个村庄，宣讲基金的性质、作用及流程。一年半之后，中信对这批村庄的数千户贫困人群进行了认真的回访和总结。

那是2016年的潮湿闷热的雨季，回访工作组用了整整40天的时间走村串户，进行深入调查。他们见到了把贷款直接上交到寺庙的农民，也遇到了情绪激烈的NGO成员。他们每天深陷泥泞的小路，每天看到路边大量堆积的垃圾和令人难以下咽的饮用水源。但是他们更多地得知了贫苦的农民渔民有钱购买猪苗鸡苗，有钱购买肥料渔网，从而让自己的生活有了改善，他们中间有2/3的农户连本带息归还了贷款，并重新获得了新的贷款。他们对中信的戒心渐渐放下，他们说：“感谢中信，支持中信！”

“你们的项目什么时候能开工啊？”当地村民每次看见中信来人了就不停地问这问那。

2015年，热带气旋“科曼”导致的暴雨和洪水袭击了缅甸，这是缅甸40年来最大的一次洪涝灾害，超过20万人流离失所。缅甸罕见地向国际社会发出求救呼吁。

中信迅速派出中信海直的直升机搭载蓝天救援队的队员和救援物资飞抵伊洛瓦底省，参与当地水灾救援行动。这是第一架在缅甸执行水灾救援任务的外国直升机，也是中国首次派直升机在海外执行救灾任务。缅甸国家电视台迅速播报了此事，缅甸的政府和人民通过中信直升机上传回的画面了解到了灾情的严峻，也了解到了中信的付出。

中信的努力在一点一滴地改变着缅甸民众对于中国的偏见。

这种改变往往可以直接决定一个事件进程的方向。

皎漂港项目在继续艰难地往前推进着。2016年，最大的变数亦未能改变它的方向。这一年的3月，缅甸民盟新政府上台，昂山素季顶着光环站在了全世界的聚光灯下。

一年中，对于皎漂港一事，中信依然在做着不懈的努力。

“菩提树计划”

2016年早春，一支由中信建设牵头的20多人的考察团从云南畹町进入缅甸，他们将在这个国家进行系统考察，考察缅甸的经济、社会与自然资源。

中信联合考察组对缅甸系统考察的成果是一本印刷精美的厚厚的文案，封面上的主标题是——“缅甸的独特优势和机遇”，副标题——“缅甸经济与交通基础设施发展建议”；落款是中信集团，时间为 2016年 4月。

为什么要有这样一次考察？

袁绍斌说，皎漂港建设实施难度大，若要实现预期战略目标还面临两大挑战：皎漂港若没有铁路、公路连接，经济腹地受限，单纯依靠工业区货运量有限，难以形成良性循环，却极易变成死港；而如果没有通道支持，那么就只能在皎漂地区开展“两头朝外”的业务，不能参与缅甸更大区域经济发展收益，势必会造成投资收益低、发展不可持续的结果，也无法借此扩大缅甸在印度洋区域的影响力。

要改变这一短板，就必须打通内陆与皎漂的通道与走廊。

这样的通道或者走廊该如何建设？如何布局？

鉴于当时中缅通道的推进几乎成为僵局、许多工作基本搁置的形势，中信集团指示中信建设“主动作为，积极推进”。于是，洪波组织了由 7个单位组成的调研团队，赴缅甸和中国云南省考察与调研。

此行的目的在于——

调查中缅经济走廊沿途政治、经济、社会、投资环境、发展情况；

调研了解缅甸基础设施规划，了解缅甸政府及民众对经济走廊建设的需求；访谈缅甸各界，听取他们对于中缅经济走廊的建议。

历时22天，他们走过的路程多达25000公里，他们乘坐飞机、火车、汽车、轮船，在泥泞而狭窄的山间村路上，只能靠双脚步行。他们分别考察了缅甸，以及云南省的26个城镇和口岸，分别与中国驻缅机构、缅甸政府官员以及中国、缅甸、泰国、日本和新加坡等国的企业与非政府组织召开了20多个研讨会。他们还调研了位于仰光附近的迪洛瓦开发区，与泰国接壤的土瓦经济特区，走访中石油马德岛原油码头、伊洛瓦底江航运、密松电站，当然还包括皎漂镇。

伊洛瓦底江和缅甸国家铁路都从马圭经过，这里的土地价格上涨的速度几乎是缅甸之最，但是考察团失望地看到，伊洛瓦底江在马圭竟然没有护岸、没有码头，没有装卸机械，岸边略略高起的小土坡就是临时的码头。问及地方水务管理人员，有没有伊洛瓦底江历年的水文资料？对方诧异地回答说从来就没有。

他们看到从土瓦市区到土瓦经济特区竟然只是一条窄窄的土路；

他们看到皎漂的乡民坐在自家的草棚子前无所事事；

他们看到仰光市居民家中但凡有条件的，大都自备发电机；

他们看到仰光河南岸的达拉镇民众守着大河却从2010年起饮用水就极度匮乏。因为地势低洼，海水倒灌，只有在每年的雨季才能存续一些淡水。

在皎漂镇，他们偶遇从前线回撤的军人，那片橄榄绿和反射着阳光的头盔时刻在提醒着他们，战火和硝烟始终没有远离这个国家。

考察中，他们听到的最有代表性的反馈是——

“这是中国人的通道，是你们的事。”

——那么，缅甸民众需要什么？

“就业和提高生活水平。”

考察团深刻检讨了以往工作中的问题和各种“想当然”，得出了如下结论——

“要高度重视缅甸的社会和政治需求，把当地经济发展作为首要目标。基于本位主义的通道思维要不得！”

“未来，缅甸经济发展将沿仰曼（仰光—曼德勒）走廊和伊洛瓦底江流域发展。”“皎漂应开辟与缅甸经济发展中心区的联系，以对接未来引领缅甸经济发展的、以仰光为核心的伊三角地区，从而形成‘仰内曼走廊’、‘伊洛瓦底江流域经济带’和‘中缅经济走廊’的‘两纵一横’总体格局。”

“皎漂将可更好地发挥其优越的水深优势，成为缅甸乃至周边西北部孟加拉、印度的转运港，获得更为优质庞大的腹地支持。”

“未来中信的工作重心必须从皎漂的‘点’扩展到通道的‘线’，带动经济走廊的‘面’，沿经济发展轴辐射，形成区域经济的‘网’；

“必须立足深水港、工业区这个‘点’，建设配套铁路、公路，提升港口的重要性和经济价值，实现港口可持续发展；

“必须依托交通基础设施的‘线’，带动缅甸内陆区域发展，实现经济走廊的‘面’状开发；

“连通缅甸的南北经济发展轴，辐射带动区域经济的‘网’状发展。如此，既惠及了缅甸民众，也让中国尤其是中国大西南享受缅甸经济发展的收益，实现共赢。”

一个越来越清晰的计划逐渐形成。

看着墙上的缅甸地图，看着从北至南穿越大半个国土面积的缅甸母亲河伊洛瓦底江，看着那条时断时续、几乎与伊江并行的缅甸米轨，一个极富创造性的思路喷涌而出——这不正像是一株菩提树吗！

“菩提”一词为古印度语Bodhi的音译，意思是觉悟、智慧、顿悟真理。

南北走向的伊洛瓦底江与从仰光至曼德勒的铁路好比菩提树的树干，那一个个定位独特的城市和产业园区正是一片片菩提树的绿叶，连接绿叶与树干的树枝则是构成缅甸整个交通基础设施的树枝。

2016年4月，这部全面而系统，且颇具操作性的宏大方案终于完成，它被形象地称为“菩提树计划”。这或许能够成为一把钥匙，或许能够有助于打开缅甸经济发展的困局，打开中信走向皎漂路上闭锁的大门。

“菩提树计划”吸取了泰国、越南、新加坡、美国、德国及中国在不同时期类似的发展模式，以及各自的教训、经验和结果。纵览整个方案计划，其中未有一字提及中信及中标的皎漂项目。此时的皎漂是缅甸的皎漂，但只有在经济走廊这一大概念中，皎漂才能如明灯一般熠熠生辉，否则一定是“线”断“灯”熄。

这个计划从现实情况出发，提出了针对中缅两国的“经济走廊”概念，更为日后两国政府积极推进的“中缅经济走廊”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菩提树计划”后来辗转交到昂山素季的经济顾问手中，对方看到落款的名字和时间，一下子就激动了，2016年4月你们就完成了这个报告，真是不可思议！

2016年3月底，民盟政府才刚刚宣誓就职。不到1个月的时间，中信想缅甸民众所想，急缅甸民众所急，无偿地向新政府贡献了这个后来被认为是“花最少的钱，干最大的事”的宏大计划。

十年磨剑

缅甸归来，中信再次检视了自己的方案，他们强调——

坚决贯彻中信的“义利观”，必要时舍“利”取“义”；

不仅考虑我方要什么，更需考虑对方要什么；

一定要立足当地发展，变“通道”为“经济走廊”综合开发。

中信缅甸公司还提出了新的“PPP”开发原则：People——以人为本，Prosperity——经济繁荣，Planet——生态环保。

如前所述，皎漂项目最终将创造超过10万个就业机会，在深水港和工业园项目全部投入运营10年后，90%的管理岗位将由缅甸本土员工担任。

中信将立即着手建立“中信（缅甸）百年职业学校”，为贫穷家庭的青年提供为期1年的免费职业技术培训。

一个大型边远地区发展计划将在50个村庄实施，包括设立50个诊所和50所学校。

中信联合体将为皎漂的传统渔业和农业的现代化提供技术支持，坚持“缅甸制造”为先的理念。

中信联合体在建设和运营工业园和深水港的过程中，将充分借鉴国际上其他类似项目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确保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的平衡。

2017年春天，缅甸时任总统吴廷觉访华，常振明抓住时机，主动拜会了随访的3位缅甸联邦部长，再次就皎漂项目对缅甸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和潜在的经济效益与缅甸客人进行了沟通。

客人们热情地邀请常振明再访内比都。

数日后，常振明来到了内比都，拜会了国务资政昂山素季。他是民盟执政以来昂山素季会见的第一位中国企业领导人。

从那一天开始，搁置已久的皎漂项目谈判终于再次启动。

2017年4月10日，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缅甸时任总统吴廷觉的共同见证下，常振明与缅方签署了《关于开发实施皎漂特别经济区深水港和工业园项目》的换文，换文以缅甸新政府的名义确认了中信联合体的中标结果。

一个月后，“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昂山素季在会上做主旨发言。仅仅在昂山动身来京前一周，缅甸总统府宣布成立实施“一带一路”指导委员会。新华社的通稿最后说：“该委员会由国务资政昂山素季任主席。”

国际舆论立刻注意到了这条消息最后的这句话，显然昂山素季的态度发生了重要的改变。

这一年的深秋，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来到了缅甸，郑重向昂山素季提出了建设“人字形”中缅经济走廊的话题。

所谓“人字形”，即“北起中国云南，经中缅边境南下至曼德勒，再分别向东西延伸到仰光和若开邦皎漂经济特区”，形成三端支撑的大合作格局。这一倡议得到昂山素季的赞赏。

这无疑是皎漂项目的一次重大利好，但是若要使项目有实质性的推进，中信还面临着许多的沟沟坎坎。

“自从中信被选为首选竞标人后，经过二十多轮商务谈判和一百多次非正式会谈，2018年10月，我们终于与缅甸政府达成了一致，深水港项目框架协议文本通过了缅甸内阁审批，最终促成了框架协议的签署。”袁绍斌感慨万端。

皎漂被赋予了重大的使命，中信之所以如此重视皎漂项目，是因为皎漂港的开发将产生一个双赢的局面。在以往中信40年的开拓中，中信人早已形成了一个重要的理念：唯有双赢，才是项目成功的关键。共商、共建、共享，若非如此，中信一定会面临百般困扰、千般险阻。

袁绍斌难掩思绪，写下了内心复杂的感动：“我们有多少个十年可以陪伴一个项目风雨兼程、披荆斩棘；又有多少人可以十年如一日地坚持初心、执着前行；皎漂项目是中信集团敢于挑战和突破、勇于承担国家之重任、切实履行国企责任、坚持共生共享造福一方发展理念的现实体现；皎漂项目的持续推进，得益于作为中信人的那份担当和责任，那份忠诚和坚守。”

2020年1月18日，缅甸再次传来佳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缅期间与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共同见证了皎漂特别经济区（“皎漂特区”）深水港项目协议交换仪式。中信集团董事长常振明代表中信联合体与缅甸商务部副部长吴昂图交换了深水港项目的《股东协议》和《特许协议》文本。

这是“一带一路”框架下中缅经济走廊项目取得实质性进展的重要标志。

（编辑  杨利红）

中国人历来重视教育。不论贫富，只要有可能，总是要让孩子接受教育。“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是历史的真实，它的缺陷是将读书出路狭隘地铆定于做官，但重视读书本身不是坏事。中国古代以“耕读世家”为荣，读书人既有离开家乡的，也有留在家乡的。离开家乡后，很多人还渴望衣锦还乡、落叶归根。这一农业社会的传统在工业经济时代发生了改变。

工业经济时代，如果一个靠读书走出农村的学子，绝大多数都会永远离开农村，即便农村还有家人或亲戚，一般只是偶尔回故乡探亲或者将家人接到城市。在一些极度贫困地区，这一现象相当普遍。因为当下农业与工业的经济收益差别太大，农村与城市的生活条件也很悬殊，从城市回到农村在物质条件上要克服较大的落差。

贫困地区教育因何片面追求升学率

我曾经到一些偏远的贫困地区调研扶贫情况，教育扶贫是其中的一项内容。以就业导向、生产转型与市场结合的扶贫比较容易短期见效。至于基础教育，虽没有立竿见影的成效，但对于扶贫减贫有长期的功效。如果因贫穷而忽视教育，下一代依然可能落入贫穷。虽然国家推广了义务教育，孩子上学不需要贫困户花太多钱，但贫困地区学校的硬件设施一般比较差，教师待遇不高，师资也成问题。目前，贫困地区的教育扶贫问题正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

然而，贫困地区的基础教育即便获得了较好的帮扶，某些现象仍然值得探讨。贫困地区的一些校长或教师在介绍教育扶贫的成绩时，最喜欢将高校录取率作为硬指标，考入985、211高校的学生数量可以做横向和纵向比较，甚至每一个“鲤鱼跃龙门”的学生的名字都会被老师牢牢记住。如果有考上北大、清华的，老师、校长都脸上有光，这一光荣“成绩”会被念叨多年，并用来鞭策一届届学生。

另一方面，贫困地区学校的好学生则表示，如果考不上好大学，他们简直不知该怎么办。高中青春期的学生，面对择校、择业的人生大事，几乎得不到任何有益的咨询和建议：他们的父母大都对外面的世界没多少了解，他们的校长和老师更多关心的是升学率、大学录取率。如果考不上好大学，似乎人生就没有了其他选择。当校长、教师听到学生这样的困惑，便对我们这些外来的调研者说：我们这个地方穷，好生源大都去了相对富裕地区。如果生源好，我们的高校录取率还会更高；因为生源差，学生有这种困惑很正常。听了这话，我按捺不住地说：教师怪学生差，这不对啊！美国有《春风化雨》这样的电影，法国有《放牛班的春天》，印度有《嘎嘎老师》、《地球上的星星》等电影，这些电影的主题都是老师将别人眼里无用的“废柴”学生培养成才的故事。而我们多年的教育改革不正是要摆脱一切围着高考指挥棒转的误区吗？真正的好教师应该是发现每个学生的特长，找到适合每个学生的人生方向，而不是只用高考来衡量一切。

农村发展停滞，故乡成“苦海”

我没有责怪当地校长和老师的意思。必须指出的是，贫困地区校长和老师乃至于学生家长的这种心态，自有其客观的原因。除了前文说的城乡、工农间的巨大差异外，近代中国还因为户口等特殊原因造成城乡差异在一段时期内被固定化，农村成为工业化初期积累的承担者，付出多，回报少，农村经济和农村面貌长期得不到改变。因此，生活在农村的人要改变人生的途径非常有限，大致只有当兵、招工、上学这三种方式。由于农村生活条件长期得不到改变，一旦离开农村，绝大多数人都不愿再回去。升学率、高考录取率因此成为学生转变命运、摆脱农村的重要指标。

无望的农村使得很多成功的学子一去不返，他们仿佛与一个停滞不前的世界彻底告别。连学生家长也把孩子因好成绩而进入城市，当作孩子“脱离苦海”的象征。再加上改革开放之后，读书好的学生还能出国。想象一下，上世纪80年代一个读书优秀的农村高中生，18岁以前都在落后贫穷的农村，突然之间进入了中国繁华城市的大学，其中有些人三、四年间又出了国，去西方发达国家读书。短短几年间，一个年轻人从当时年收入仅150元的中国贫困线，突然跃入了收入相差百倍千倍的西方发达国家，这种经历对于这样的年轻人会产生什么影响？好一点的就是永远不再回农村故乡，甚至不再回国。糟一点的就是把故乡的社会状态视为地狱，把经济上领先贫困家乡的西方发达国家视为天堂。后者不论在国外还是回中国，很容易导致一个结果——“恨国”。如果我们对当今崇洋媚外的公知群体做一个统计，就会发现“恨国党”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是贫困农村的苦孩子出身。对一个农村苦孩子因读书好而“恨国”，不能不说是中国教育在某个时期的最大失败。

这类现象并非中国独有。伊朗巴列维政权非常亲美，那时候，很多伊朗青年赴美读书，向美国学习以改变伊朗的落后面貌。但是，巴列维时代赴美深造的大批伊朗青年，大多数都没有回国。而且不管回不回国，赴美读书的伊朗青年大多数都反伊朗、反巴列维，以至于巴列维访美时，大批伊朗留学生到白宫前表示抗议。不仅伊朗如此，很多欠发达国家这一现象都比较突出：一个穷国从牙缝里省出了钱办教育，培养了一批人才，结果被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割了韭菜，要么不再回国，要么对祖国缺乏感情。西方发达国家以这种方式，接受了穷国的人才输血，把穷国辛辛苦苦培养的人才无偿地掐了尖，无偿享用。造成这一现象的关键是穷国改变无望，发展绝望，因而使得按西方模式培养的人才觉得留在穷国毫无前途。穷国教育倒贴富国，穷国人才流入富国的现象，导致穷国、富国的差距长期无法改变，成为一个恶性循环。

贫困地区教育思路应该调整

中国贫困地区的好学生即便都去了大城市，毕竟还是在国内，政府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扶贫减贫等政策，在国内发达与不发达地区间不断进行平衡与调节，但这毕竟是间接的。我在一些贫困地区发现，不少公务员或县级多个部门的领导都曾经是中小学教师。这一现象说明两个问题。首先，贫困地区的公务员和干部队伍需要有文化的人，中小学优秀教师经常成为当地唯一的人才库；其次，由于优质教师经常变身公务员，使得贫困地区学校的师资更为紧张。归根结底，还是贫困地区有文化有知识的人才紧缺。因此，从中央到地方，为了实现精准扶贫、脱贫攻坚的目标，选派了近300万干部驻村帮扶，从另一个侧面说，就是暂时弥补了贫困地区人才紧缺的短板。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近几十年来持续的中国人才向西方发达国家单向流动现象正在逐步减少。有些曾经怀抱美国梦的人，毅然决定回到中国；有些曾经的“恨国者”到了美国大失所望，很快变成了爱国者，这是一种理性的回归。但这种理性回归不等于说不要学习西方先进的方面，尤其是科学技术。只是现在的中国人日益清晰地意识到，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之后，最终发挥的舞台还是在自己的国家。与之类似，我认为东西方之间教育不平衡的理性回归也应该尽快体现到国内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之间。

由于中国几年来持续地、大规模地扶助贫困地区，将脱贫攻坚作为阶段性的硬指标，使得曾经为中国现代化原始积累做出巨大牺牲的农村地区，尤其是贫困地区，终于能够实实在在地分享国家现代化发展的红利。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不遗余力地向偏远地区延伸。精准扶贫的大力实施使得昔日的贫困地区再也不是毫无希望的绝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概念，使得生态环境成为工业经济时代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源，贫困地区曾经苦守的“美丽的贫穷”，如今日益成为“美丽的财富”。

在这一大背景下，我们再来看贫困地区昔日的教育目标。一方面，大量本地人才流出，一去不返；另一方面，大量驻村干部流入，帮助群众脱贫。我认为，随着精准扶贫、绿水青山政策效果的不断体现，贫困地区的教育思路有必要做出重大调整。首先，考上好大学不应该否定，但应改变以此为唯一目标的做法，而且还应鼓励考上好大学的人才今后回乡或为家乡多做贡献。其次，能够考上好大学的学生毕竟是少数，贫困地区的教育宗旨不应该使那些没有考上好大学的大部分学生对人生感到失望，而应该鼓励他们、提供条件，让他们学到能够帮助家乡发展的实用技术。虽然我遇到的驻村干部，有的干了一届又一届，自愿留下，不愿离开，但绝大多数驻村干部迟早要走，即便还有新来的，至少还要有学习适应的过程。因此，本地人才实际上更为重要，他们应该成为既熟悉本地情况又热爱家乡的有用人才。如果贫困地区的教育使得本地人才因为没有考上好大学而失去人生的激励，实在是一个巨大的遗憾和损失。

近年来由于农村处境改善，发展前景看好，也出现了一些昔日外出打工者回乡创业的现象。贫困农村的外出打工者一般分为在本县、本省和外省三种情形。最后一种常常是在沿海地区打工，他们从沿海地区回到农村创业，基本都是在外面接受了新观念、新技术再返乡，事实上等于给贫困农村输入了新知识。虽然在城市化大背景下，农村地区人口流出是一个大趋势，但毕竟农村经济仍将长期存在。如果仅留下老弱妇孺，对于美丽乡村建设以及根本性地摆脱贫困是不利的。然而，打工者返乡对于贫困地区的知识文化输入作用有限，如果将他们与驻村干部、农村本地教育培养结合起来，便能从较大程度上化解贫困乡村人才稀缺的问题。

此外，随着中国老龄社会的到来，很多有知识、有能力、有资源的城市退休人员，对于贫困地区是一个巨大的人才库。只要身体条件允许，医疗保障能够跟上，这些城市闲置的退休人才完全可以同贫困地区的人才需求结合起来。很多老年人退休之后，其实也愿意在青山绿水之间享受城市里得不到的生态福利。对于贫困地区来说，开发城市闲置的老年人才资源，成本也比较低。

总之，贫困农村要真正有效地摆脱贫困，教育扶贫是“慢工出细活”的长远之计，关键就是要提高贫困农村人口的文化教育水平，避免贫穷与无知相伴的恶性循环。2016年7月，在“东西部协作扶贫座谈会”上习总书记指示：“摆脱贫困首要并不是摆脱物质的贫困，而是摆脱意识和思路的贫困。扶贫必扶智，治贫先治愚。贫穷并不可怕，怕的是智力不足、头脑空空，怕的是知识匮乏、精神委顿。脱贫致富不仅要注意‘富口袋’，更要注意‘富脑袋’。”2017年2月，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习总书记强调：“选好配强村‘两委’班子，培养农村致富带头人，促进乡村本土人才回流，打造一支‘不走的扶贫工作队’。”

习总书记关于教育与扶贫关系的精辟论述要落到实处，需要多种渠道长期不懈地共同努力。其中，贫困农村自身的教育是关键一环。目前我国已经完成贫困县全部摘帽的目标，农村呈现出一片希望。但扶贫还要巩固和继续，为此，农村教育理念和手段应该与时俱进地做出调整，以适应百年未有的大变局。

（编辑 杨利红）

不久前，中共中央《建议》中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在此我介绍3份资料，以此理解中央《建议》中提出的这一重大观点。一个是美国两位科学家、同时也是科学政策和创新经济学的研究者，写了一本书叫《超越斯普特尼克》；第二个是2020年10月底，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刊登的罗伯特·曼宁一篇著名的文章《美国最后终于迎来了与中国的“斯普特尼克时刻”》；第三个是美国司法部长巴尔在国会就所谓“华为威胁美国家安全”的证词。

斯普特尼克时刻与美国国家科技政策

1957年，苏联斯普特尼克一号人造卫星上天，震惊了美国。这就意味着“这个国家的冷战对手已经在太空探索上打败了美国；更意味着美国已失去了二战以来赖以奠定其国际霸主地位的科学和技术上的优势。”美国感觉，“斯普特尼克制造了一种几近疯狂的氛围。似乎现在天空中有一双眼睛在随时俯视美国，也许炸弹最终会从外太空发射下来，攻击这个既没有科学能力、也没有技术能力保护自己的国家！” 斯普特尼克危机“比起美国历史上任何一个事件，都更使美国民众和政策制定者认定，必须联合盟友在科技上进一步封锁和打压苏联，同时必须重视创立支持科学和教育的政策，目的是保持美国在科学、技术和军事方面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的地位。”

自那一时刻始，不到十年时间：美国拉拢盟友，强化以“巴统”为核心对苏联科技封锁，美国启动“长臂管辖”打压与苏联进行任何科技贸易的国家与企业。在苏联外围编织了一堵密不透风的科技封锁“高墙”，切断了苏联与西方国家之间科技交流的可能性，迫使苏联走上了关起门来搞科技的道路。最后，致使其科技发展因缺乏“组合式创新”而迟滞，逐渐落后于欧美。

与此同时，艾森豪威尔总统任命了自己的科学顾问，相继在政府最高层面成立了国家科技政策决策咨询和协调机构，包括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PSAC）现改为总统科学技术顾问委员会（PCAST）、白宫科学技术办公室（OST）现改为白宫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OSTP），联邦科学技术委员会（FCCSET）现改为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NSTC）。成立了国家宇航局（NASA），负责制定和推动国家空间发展计划。国防部成立了高级研究计划署（DARPA），目的是确保开展先进的研究与发展（R&D），“防止出现像斯普特尼克这样出乎意料的技术震惊，发展更具巨大技术回报潜力的高风险研究思路。”同时改革组建了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其前身为国家心理卫生以及国家心脏研究所等，能源部（前身为海军研究办公室和原子能委员会），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和农业部。近700个联邦实验室中的大部分也在此时期建立。国会通过《国家防卫教育法案》，奠定了美国大学STEM学科教育基本框架。1960年，美国培养出6千名科学和工程学博士，到1971年已经超过1.8万名。国家在Ｒ＆Ｄ方面投资大幅增长。十多年间，国会给NSF的拨款从350万美元增长至1968年的５亿美元。总资金则从1957年的不到40亿美元，猛增到1967年的近400亿美元，包括阿波罗登月计划等大科学工程项目也在这一时期启动。

在美国国家主导下，美国科技发展步入“黄金十年”，产生了包括卫星、激光、宇宙飞船、核武器、洲际导弹、喷气式飞机、计算机、互联网最早雏形（ARPANET)等重大科技成果，涌现了38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更为重要的是，此时形成了美国国家科技发展的基本框架，并以此重拾对前苏联的科技竞争优势，巩固了美国全球科技霸主地位。

回顾历史，1957年成为美国科学政策历史的一个里程碑。此后，美国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成为后来半个多世纪国家科学政策的基础。因而，苏联卫星的发射成为驱动美国现代科学史上的第一个“斯普特尼克时刻”。

中国为什么能够成为美国的“斯普特尼克时刻”

自从第一次“斯普特尼克时刻”出现后，美国政界与科技界就一直警惕第二个“斯普特尼克时刻”什么时候会出现。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政府资助科学的热情减退，对支持科学技术的承诺减少，对科学技术的关注点由满足国家安全需要，更多转向满足人口老龄化以及治疗疾病方面的需求。特别是“9·11事件”之后，美国政府虽然对科技发展有所重视，但科技发展的重心“未能转向应对以国家为主体的竞争性行为”。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中国加入全球化进程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科技发展非常迅速，随之而来的“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有一些美国国内人士也不时表达对中国科技发展的担心，认为如果不早些遏制中国科技发展，“长此以往，美国必将遭遇当年与前苏联一样意外的‘斯普特尼克时刻’”。在一段时期内，中国在经济与科技发展上并没有达到美国人“安全焦虑所能承受的限度”。一直到2017年，一方面，中国经济总量达到82.17万亿元，相对于美国GDP的比例从2010年的40.54%升至2017年的61.65%，超过了美国所谓的“60%”容忍度上限。另一方面，中国科技发展的积累终于发生了质变。2017年，中国国内研发支出居世界第二，但只有美国的一半。

不过，从2000年至2018年，中国国内R&D支出增长了20多倍，年均复合增速达到21.3%。同期美国国内R&D支出增长不到2倍，年均复合增速仅为4.1%。如果按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到2024年前后，中国研发投入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还有一些数据也很惊人。比如说论文的高引率。在国际名刊上高引论文始终是一个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的标志。根据2019年的数据，我国材料科学的论文高引率排世界第一，工程技术、计算机科学、数学、物理学、化学、药学与毒物学、农业科学、环境与生态学都排世界第二。近10年来才逐步兴起的信息安全技术，美国和日本专利的授权占主要份额，但中国已经排列第三，而且发展势头比它们快。从发明专利授权数量看，我国在2016年就已经超过美国了，成为世界第一。

国际科学界在讨论一个问题，下一个世界科学中心会是谁？日本科学史学家汤浅光朝认为，当一个国家的科学成果数量占世界科学成果总量的25%，这个国家就可以称之为世界科学中心。他依此将历史上的世界科学中心转移分为5个阶段：先是意大利，后是英国，再是法国，再是德国。平均70-80年一个周期，美国是1920年以后才成为世界科学中心。按此推断，2000年前后，美国的世界科技中心地位将受到新兴势力的挑战，这一角色正是中国。这一结论加深了美国对中国科技发展速度的恐惧。正如罗伯特·曼宁在《外交政策》发表的文章中所言：“过去一段时期，我在研究全球创新时，越是看中国作为一个科技强国的惊人崛起，越是有一个难解的问题不断跳出来。为什么美国在与中国竞争时，没有发生与前苏联那样的‘斯普特尼克’呢？……一直到担心被中国超越的生存恐惧终于催生了改变的动力。下一个‘斯普特尼克’时刻终于到来了！”

“华为事件”在美国当代科技史上承担的角色，相当于苏联当年的斯普特尼克卫星发射。特朗普政府司法部长巴尔在美国国会作证时所表达的对华为的恐惧，与当年美国人表达对苏联人造卫星上天的恐惧几乎是一致的。他认为，“5G技术处在正在形成的未来技术和工业世界的中心，本质上，通信网络不再仅仅用于通信， 它们正在演变成下一代互联网、工业互联网以及依赖于这一基础设施的下一代工业系统的中枢神经系统。”“据估计，到2025年，以5G为动力的工业互联网可能创造23万亿美元的新经济机会，如果中国继续在5G领域独占鳌头，他们将能够主导一系列5G平台并与之交织的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任正非领导的企业是一个工业帝国、科技帝国，5G一路领先，5G是核心，未来技术的中心和工业世界的中心。然而，华为把所有技术都打了个包。”

“自19世纪超越了英国之后，美国就在全世界的技术领域、工业领域中一骑绝尘，而华为却可能颠覆这一切，这是美国承受不了的，是美国人民难以接受的。”“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如果工业互联网依赖于中国的技术，中国将有能力切断各国与其消费者和工业所依赖的技术和装备之间的联系，与我们将屈服于中国主导权这个前所未有的杠杆影响相比，美国今天使用的经济制裁力量将显得苍白无力。”“未来5年内，5G全球版图和应用主导地位格局将形成。问题是，在这个时间窗内，美国和我们的盟国是否能够与华为展开足够的竞争，以保持和占领足够的市场份额”。

巴尔的看法代表了美国现在的主流观点。在他们看来，中国科技的跨越式发展，尤其是华为5G技术的横空出世以及在未来经济与科技发展中担当的角色，就相当于当年苏联卫星发射。因此，中国“斯普特尼克时刻”被美国确认了。

如何造就更多的中国“斯普特尼克时刻”

    如何造就更多的中国“斯普特尼克时刻”，就是说，中国科技发展尤其是前沿科技发展，应该有更多能让美国人或者世界各国“感到意外的时候”。

    第一，要对中美在科技领域的关系有更清醒的认识。实际上，美国与前苏联的“斯普特尼克时刻”，不仅仅是改变美国科技政策与政策科技行为的“时刻”，也是美苏之间科技脱钩的“时刻”，还是两个超级大国正式迈入“科技战”的“时刻”。所以“斯普特尼克时刻”的含义很多。现在，以华为在5G通信领域一举超越美国在该领域的长期独占优势为标志，美国确认了与中国的“斯普特尼克时刻”，也随之启动了与中国科技及高科技产业强行脱钩的“准备”，同时对我国主动发起“科技战”。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既然美国已经确认了与中国的“斯普特尼克时刻”，那一定会把与中国的科技竞争放在其国内政策的优先位置，就一定会把打压中国的高科技发展作为其长期战略。中美在科技领域的关系不会因为美国领导人更替而更改其大方向。这一点，必须成为筹划发展我国未来科技事业的基本考虑。所以国家提出，必须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发展战略的基点，这是非常正确的选择。

第二，必须真正把中兴与华为事件做成中国的“斯普特尼克契机”。比尔·盖茨首先提出了“斯普特尼克契机”这一概念。他的意思是，在大国竞争时代，科技发展往往遵循“挑战-应战”模式得以往前推进。苏联的斯普特尼克，给予其竞争对手美国以深深的刺激，并由此最终造成了美国半个多世纪科技繁荣，实际上是造就了美国科技史上的一次契机，而美国科技发展需要更多“斯普特尼克契机”，即意外震撼所带来的机会。华为的5G给美国带来相当于苏联发射卫星造成的震撼。但我们反过来想，美国打压中兴和华为何尝不是让我们也非常震撼？！因为此前，我们都相信，在全球一体化背景下，我们可以用市场换技术，可以通过交流合作发展技术。但中兴和华为事件的出现颠覆了我们的习惯性认知。因此，我们要把中兴与华为事件看作21世纪西方强加给我国科技界的奇耻大辱，并将其当作中国科技发展的一次“斯普特尼克契机”，真正实现国家科技发展的自立自强！自主创新这口气一定要争，这场仗一定要打赢，我们必须识得破发达国家的伎俩，一些我们还不会做的高技术产品，我们急需的时候对方就封锁或者漫天要价，一旦我们取得突破就降低甚至低价倾销，不择手段打压我们产业技术进步的努力。由此，我们必须要有很强的战略定力。在坚持自主创新上不能心猿意马、三心二意。

第三，真正发挥好国家在推动科技发展中无可替代的作用。《超越斯普特尼克》这本书中说，“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科学和技术的进步推动着社会许多方面的发展。……然而，公众一般认为，这种进步是由市场甚至好运气带来的。他们没有意识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及应对苏联发射斯普特尼克，国家通过实施政策而支持科学所持续尽责的结果”。国家在科技中的作用一定要有充分的认识。关键是尽快形成新型举国体制，当前的问题是不能再在“市场还是政府”上纠结，不能再在“谁是创新主体”上纠结。总体上讲，在“抓基础、管长远，抓关键、补短板，抓前沿、布新局”上，都需要政府宏观统筹与协调，都需要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发挥主力部队作用，都需要国企和民营科技力量发挥在应用研究中的生力军作用，都需要风险投资和企业发挥其在推进成果转化中的主体作用，都需要应用市场“激励相容”机制来调动科技创新链的道路上各主体的积极性。

在1957、1958年美国曾经有过短暂的争论，政府到底在推动科技发展上扮演什么角色。但后来艾森豪威尔政府果断地中断了这个争论。因为他知道，这种争论除了浪费时间，并不能带来什么好的结果。今天在中国，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必须倾举国之力，打赢科技创新这场战争。

   （编辑 季节）

   2012年马云和马化腾到我的办公室，沟通组建互联网保险公司问题。当时互联网保险的运行模式仅仅是一些初步的概念。由于互联网金融的特点是无分支机构、无经营网点、无业务柜台、在线完成所有e流程，批示这样一家保险公司是没有先例的。

    最初的几家保险和银行的互联网金融机构是试点性质，相应的监管也在探索，希望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监管方式。监管的目的是在不发生大的风险、特别是系统性风险的前提下，促使互联网金融在审慎监管的框架下规范运行。显然这是一个极为艰巨的任务。

互联网金融呈现两类风险叠加的特征

    互联网金融不同于以物理形态存在的传统金融活动，而是以网络的形态运行。互联网金融作为金融与互联网两个高风险行业融合与创新的产物，既具有传统金融的风险，同时还具有互联网特有的风险，呈现两类风险叠加的特征，由此，防范互联网金融风险的难度可想而知。

    从风险角度看，最担心的是互联网金融以种种形式不断突破一系列风险底线，这也是监管底线。从互联网金融的技术特征看，加强互联网金融监管面临若干新的挑战，主要是风险追踪处置难度和信息安全风险防范难度加大。

    互联网金融的敏感数据往往都在网络云端集中储存，可能受到高技术支撑的网络攻击。实现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既需要各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也需要金融监管部门与网络安全监管部门的协调，目前这一机制正在完善过程中。

    关于互联网金融的市场活力与监管的平衡

    市场活力与监管的平衡，这两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当前互联网金融仍处于发育、成长阶段，尽管已经获得了高速的发展。促进互联网金融这一新生事物健康发展，既要尊重市场选择，又要防范风险。因此，互联网金融监管工作总体上应本着积极支持和坚持监管的原则，但是必须始终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这一底线。

    从国外的情况看，许多金融规则都是在经历了一系列大的风险之后，不断制定和完善，因为这些风险规则是守住整个经济体系不发生混乱，能够持续健康发展的一道门槛，不可偏废。说它是血的教训也不过分，只要我们看一看过去的若干次金融危机就可以一目了然。

对于互联网金融的风险防范，一是要不断完善互联网金融监管体系；二是要推进互联网金融与互联网网络的协调发展和协同监管；三是要注重防范互联网金融中远期风险；四是要不断提升实时在线监管的技术水准。

关于金融科技

    金融科技也要本着促进发展和防范风险并进的思路推进。随着金融科技拓展、人工智能引入金融业，促使互联网金融的高科技能量不断提升，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的智能化产品日新月异。与此同时，金融监管也不断受到挑战。监管机构需要具备科技含量更高的监管手段，防止出现新一轮的监管真空。

    关于系统性风险

    由于种种原因，最近社会上对互联网金融产生的若干新的疑虑和担心，对于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和风险隐患存在一系列不同看法，有些观点很尖锐，甚至针锋相对，包括对系统性风险的提法亦出现非议。长期以来，不发生系统性风险是金融监管的一条铁定的底线，这是监管工作的出发点，各项监管策略和方法都是围绕这一点推进的。   

    系统性风险在金融领域是指市场风险，通常是指由于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局势等原因对金融市场（主要是证券市场）产生连锁性的严重冲击，致使投资者的利益遭受断崖式损失，以至对国家整体经济造成全局性危害。任何国家只要有金融市场存在，就不能排除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在我们经历的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的过程中，系统性风险造成的严重后果是很清晰的。   

利用资产证券化的资产包循环放贷引发的问题

    监管部门的一些专家强调，如果循环放贷的次数和数量过频过大，通常会直接影响整体金融秩序。监管机构对此高度关注，人民银行在2016、2017年发了几个文件，有关部门正在根据国情和市场现状，为稳定金融市场强化监管力度。在2020年底举行的财新峰会等会议中，周小川、尚福林、楼继伟等提及金融监管仍需加强，一些新业态应遵循金融业的基本规律，既要提高市场效率，同时不可忽略风险防范。这实际上是把握监管力度和尺度的问题。   

关于市场活力与监管的平衡

    作为经营者，主要是从企业发展和企业利益角度看待监管，更多的是把监管看成一种不情愿的束缚，这是可以理解的。多数经营者期望监管的力度和尺度尽可能宽松。然而一个好的、强的企业实际上是希望监管的，因为监管能对问题企业加以更多的限制，为好企业营造更多的发展机会。当然前提是监管要公平、公正、有效，达成市场活力与监管环境的平衡，促使企业健康发展。

    金融业务监管者必须有很高的素质，相关要求很严谨，特别是监管者不能与市场行为参与者有利益关系。市场行为主要是指金融业务的经营者和投资者，包括各种理财方式。如果监管者的亲朋好友或家人正在做某只或多只股票的多投或空投、参与某基金或信托产品的投资，这一监管者即可能与上述人员有某种利益关系。由此可能促使这位监管者的决策行为和工作态度出现不应有的偏差。

    实际上，许多国家的市场监管领域都有类似的情况，这是值得警惕的。在实际中，只能说存在这种道德风险的可能，这种行为显然是很难确认、也很难束缚的。因此对监管者也需要深层次的制度约束，这是一个潜在的监管难题。

总体看，互联网金融对社会进步的促进作用是众所周知的，但其正常发展离不开市场监管，只有在审慎的、日益完善的监管框架下，才可能充分发挥互联网金融应有的作用。如果失去了这种监管，那么互联网金融就可能直接干扰经济的正常运行，甚至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副作用可能也是相当明显的。

（编辑  碣石）

我这里就数字经济社会的安全问题谈几个观点。

如何保护数据隐私和安全

    大家特别关切蚂蚁集团的上市。在上市前两天，被按了暂停键，蚂蚁集团几个高管被四个主管部门约谈，后来第二天就宣布暂缓上市。

    蚂蚁集团被暂缓上市以前的市场估值很高，总的估值是2.1万亿人民币，其中上海预定的价格是68.8元，H股预定的价格是80元，它的上市融资，按当时的汇率折美元是344.5亿美元，这比中国的任何一个IPO都要多，比全球最大的IPO，沙特的阿美200多亿美元还要多。

    我分析了一下资本市场对蚂蚁集团的估值里面三个要素。

    第一个要素是蚂蚁的算力要素。蚂蚁集团确实在算力方面有它的优越性，它能够把一些数据真正地变成资源、变成价值，所以这是它的本事。

    第二个要素就是监管政策缓进的要素。我看到我们对外宣称的原因是说监管政策环境发生了变化。我也看了很多的报道，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现在网络小贷法规正在征求意见讨论中，未来网络小贷出台办法规定的杠杆率应该是16倍左右。但是蚂蚁集团通过花呗，通过联合贷款，通过其他各种方式，它现在实际的杠杆率达到了48倍。如果说蚂蚁现在按48倍来上市，上市一段时间以后，网络小贷办法正式出台后，按监管要求，杠杆率只剩16倍了，它的资产、盈利就将大幅度缩水，这样它的市场估值就会大幅度下降。

    我认为中国在关于网络业务、关于网贷、关于数字金融方面的监管还是比较宽松，也存在监管的空白。

    第三个要素就是数据资源。今年中央已经把数据列为生产要素之一了，蚂蚁集团显然占有了很多很多的数据资源要素。

    我们可以把数据分为：具有社会属性的公共数据；具有所有权属性的著作数据；具有隐私属性的个人数据。公共数据的价值在于真实，著作数据的价值在于归属，个人数据的价值在于安全。

    近10年来，随着互联网经济和大数据技术应用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信息被纳入各种各样的数据库。这一方面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大的便利，另一方面也产生了技术性数据孤岛的问题。

    万物互联意味着数据的集合，但集合不能够自动解决数据孤岛的问题，甚至会形成数据垄断。例如，互联网电商平台，移动通信运营商，连锁商场、连锁超市、连锁酒店，品牌房地产商和物业管理企业，航空公司、高铁公司、物流公司，学校医院等等都拥有大量的个人数据，而且形成数据孤岛。在这些海量的数据中，部分属于公共数据，更多的属于个人数据。技术性的数据孤岛，当然可以成为数据占有者的资源优势和竞争优势，但站在国家的立场，这种数据垄断是有可能妨碍公共数据发挥应有的社会价值，也有可能因为商业利益或者因为安全疏漏发生侵犯个人隐私的问题。

    我们国家很多法律，包括《网络安全法》、《民法准则》、《电子商务法》都对这些个人信息保护做了原则性的规定。但一些具体的法律规范有待进一步明确。例如对于公共数据的界定、归属和管理，对个人隐私数据的界定和商业利用，缺乏细致明确的法律规范。2020年2月，人民银行发布的《个人金融信息保护技术规范》，最近出台的《个人信息安全规范》《个人金融信息数据保护试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制定了个人数据保护的具体规定。不过落实到位还需要一个过程。我们在这方面管理的幅度、监管的幅度、要求的严格程度，跟西方国家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在西方国家，保护隐私不仅仅见于法律，而且成为公民的自觉意识和行为规范。欧盟的《数据保护通用条例》于2018年5月正式生效，被称为最严格的个人数据保护法律。条例强调，数据所有者对隐私数据有不可动摇的权利，规定数据保护范围涵盖所有直接或间接与自然人相关的个人数据（姓名、身份证号）和敏感数据（种族民族、政治观点、宗教信仰、健康和性生活等）、数据处理范围涵盖了数据的收集、注册、系统化、存储、调整、使用、披露、传播、提供或者汇集的任何行为。条例订立了新的原则。一是隐私默认，企业收集及处理数据，必须得到数据所有者明确主动的同意；二是数据最小化，限定于约定范围收集和处理数据，不得无故收集或者用作他用；三是数据遗忘权，数据所有者有权要求数据占有者删除涉及本人的所有数据。我个人认为，我国立法和执法的焦点在于：如何平衡数据所有者的权利与数据占有者的利益，如何协调数字经济社会的宏观稳定和微观动力，如何培育公民的自觉意识，并形成企业的行为规范。中国的国情与西方国家不同，不宜照搬欧盟《数据保护通用条例》的具体条文。但应该强调数据所有者对隐私数据的基本权利，同时借鉴条例提出关于隐私默认、数据最小化、数据遗忘权的原则。

    如何在实现数据共享的同时，保护数据隐私，在提升数据资源价值的同时保护数据安全？一些科研机构正在探讨技术创新保护数据安全的可行路径和解决方案。例如，同盾科技融合运用大数据、AI和密码学技术，开发“知识联邦”系统。这个系统基于数据安全协议，可以利用多个参与方的数据，将散落在不同局域的数据联合起来转换成有价值的知识，同时可以保护数据隐私，实现数据可用不可见，形成一个支持安全多方检索、安全多方计算、安全多方学习、安全多方推理的智能化应用框架。

如何摆脱数字技术的依赖

    我国是数据资源大国和数字化市场大国，却是软件弱国。从已经普及的电脑、手机到正在深度研发的人工智能、区块链，操作系统、源代码和算法程序的知识产权大多数是美国和日本控制的。

    目前我们中国的区块链代码贡献量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一；我国的区块链专利的申请数量达到2002个，高于美国1076个，居全球首位。但是在区块链底层的核心算法等高强度的技术领域，中国仍然存在明显的差距。

    在区块链底层技术上，作为一种技术集成创新，区块链的数据库、P2P对等网络、密码学算法等基础组件技术相对成熟，但集成程度不够高，共识机制、智能合约等新技术还有待完善，据分析区块链技术发展成熟还需要5-10年。

    我们对国外的操作系统和开源程序的广泛应用，势必导致技术依赖风险。2019年11月，美国跟日本达成《数据协定》，原则上禁止国家强迫企业公开源代码和算法。2020年6月12日，被美国商务部列入管制名单的哈工大、哈工程等高校的师生发现，学校购买的来自美国的正版软件MATLAB--—理工科研必备数学软件，被取消激活。

    数字技术的平等是数字经济平等竞争的基石。即使是大国，经济上的闭环运行一般只会降低经济资源配置的效率，增加经济运行的总体成本，并影响国民消费的品质。但如果在关键技术领域受制于人，一旦遭遇大面积封锁，就可能造成经济失速、全球化进程受阻。因此，不仅在高端芯片、航空发动机等硬件制造领域，而且在操作系统，核心数字技术等软件开发领域，我国只有补齐短板，才有可能与西方发达国家建立平等互利的关系。   

    首先是在核心硬件领域，我国大型银行的数据中心多年来一直依赖IBM的大型主机，同时大量使用非自主品牌的数据库和存储设备。重要机构应该加快推进IOE替代（IBM服务器，oracle甲骨文数据库，EMG高端存储）。

    在核心软件领域，现在国产的操作系统已有突破。但是像大银行的操作系统、服务器和桌面操作系统基本上还是Window，这是一个我们如何加快替代的领域。

    第二个是企业管理软件。企业管理软件包括技术、人力资源、财务等。现在最好的企业管理软件是德国的SAP系统。SAP系统在中国国有企业里的占有率达一半以上。现在中国也有一些企业正在创建的SAP系统，例如博科，国产替代工作正在进行过程中。还有实时操作系统，它的响应速度特别快，可以达到微秒级，比如说在高铁、在国防、在互联网中可以发挥很大的优势。在核心软件领域，国产替代的进程要进一步加快。

如何保护万物互联的安全性

    据测算，到2019年，中国物联网的规模是30亿元，到2025年我国物联网营业规模会达到70亿元。需要注意的是，在这样一个数字链接的社会中，人跟人之间、人和物之间、物跟物之间的空间距离和时间距离已趋近于零，这会提供更加广泛的便捷性，也会带来更加直接的危险性，构成重大的安全挑战。

    这里说一个故事，大概一周以前，杭州举行了国际软件博览会。博览会上举行了一个补天杯的破解大会。这个破解大会有好几个团队，叫白帽黑客，就是允许参加比赛的黑客来攻击系统。他们攻破了很多系统，我这里举两个例子。

第一就是最新刚刚上市的iPone12，他们破解了，用大概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破解。破解以后，机主所有的银行账户、所有的密码全部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并且手机所有者所有的行动轨迹也看得清清楚楚，这将对我们整个金融安全是很大的一个挑战。

    第二个就是智能家居系统，他们通过某一个品牌的智能音箱进入了你的家庭系统，进入了你的电脑，然后他可以控制你家里所有的设备，而且可以把你实验状态下的无人驾驶汽车开走。

    这表明，在万物互联的时代，安全问题是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这里有很多挑战，但也有很多机遇，我感觉在这方面，社会公众好像更关注便捷性和企业竞争力。我们怎么样从系统性的金融安全方面思考，保证我们这些软件系统和硬件系统的安全。在这方面，我们做得还不够，这些问题我们希望能够有措施很好地解决。

    （编辑  季节）

2019年，我先后赴贵阳、杭州、重庆、成都和北京，就金融大数据的发展和规制进行调研，并与政府有关部门、金融科技公司、头部大数据分析公司、网上银行等进行座谈，就大数据技术与金融结合问题做了一些思考。

大数据金融战略在数字经济时代应被提上日程

当前，以数字化经济和数字化金融引领的浪潮，为方兴未艾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了新机遇。世界各国纷纷通过修法立法的方式保障数字经济的发展成果，并进一步为其提供指引。如，2016年英国全面修改数字经济法并最终通过《数字经济法（2017）》，这是一个促进性的法律，旨在推动英国发展成为全球最先进的数字经济国家。

经济和金融的数字化已成为塑造国家竞争力的重要举措。发展数字经济和数字金融，对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意义重大。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实体经济的血脉，在数字经济时代，大数据金融战略应当被提上日程。

以5G、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技术构成了当今金融科技的几个主要要素。我认为，大数据技术是其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中之重。金融数据是对过去的描述，而金融大数据是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分析和应用。其中，算法和模型等底层技术和行业规制是核心竞争力。一方面，底层技术的绝对优势和完善的监管规制决定着未来谁是引领数字经济时代的主体；另一方面，由于大数据的高延展性，金融风险的传递和感染速度会随之加快，易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这对传统的监管理念和模式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从监管者的角度看，金融与技术结合的本质还是金融，创新值得鼓励，但创新的前提必须是安全可控、金融消费者权益得到有效保障，创新应以服务实体经济、满足人们对金融服务的有效需求为本。

大数据催生了一些金融新场景

金融普惠性得到进一步提升

随着大数据等技术在金融机构的逐步渗透，金融机构信息来源更加广泛、信息处理能力更加高效、风险控制更加精准、服务和产品运营成本趋于零边际，使得金融机构在更大范围内开展服务成为可能，进而更好地为小微企业、“三农”、低收入人群等“长尾客群”提供必要的金融服务和产品。如，某金融服务公司推出的一款消费贷款产品中，70%的客户是传统银行的“白户”，且其贷款不良率低于传统银行。

To C端转向To B端成为趋势

大数据等技术在金融领域的业务正在由To C端向To B端的技术输出和解决方案服务发展。目前，已有部分金融科技公司和互联网技术公司正在利用在数据、模型和技术等方面的优势，为工、农、中、建、交以及各种类型的商业银行“量身定做”风控和反欺诈模型。

实现了传统银行服务场景的无缝对接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对传统银行业产生了颠覆性变化。如，银行通过人脸识别、指纹识别、活体检测等新型身份验证方式，能够提高验证效率及验证结果的稳定性，提高账户冒用难度；信贷业务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通过信贷平台高效分享信息，实施新型放贷业务；清算、结算等精细的传统业务也正在被人工智能取代。

线上金融机构经营模式日趋成熟

以网上银行为例。经过近几年的发展，网上银行的业务模式和交易方式不断创新，金融交易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得到有效提升和保障。与传统银行相比，网上银行基本实现了“无分支机构、无客户经理、无现金业务、无原生客群、无自有场景、无特殊数据”的“六无”经营模式，基本实现了“秒审”“秒贷”。而上述“六无”中的要素往往被传统银行视为重要资源。

优化宏观审慎监管

大数据的理念和技术手段能够帮助金融监管当局从体量巨大、类型庞杂且彼此关联的微观金融数据中提取系统性风险信息，将未来诸多的不确定性锁定为确定，实现对系统性风险的预测和审慎监管，从而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

促进“两链”协同，加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金融机构应用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搭建开放性底层平台，并根据产业链发展的需要构建数字化平台，实现了产业链和数据链的协同。数字化平台连接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掌握真实的交易信息，并与各类金融机构合作，为供应链上的各类企业提供融资、贸易、资产交易等金融服务，从而促进供应链产业协同发展，加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大数据视野下的金融发展和监管困局

大数据的资产属性和产权归属问题

大数据的资产属性和产权归属是我们在发展数字经济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虽然人们对于大数据价值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但在法律层面还未对大数据进行资产的赋权。不确定的大数据产权给各参与主体在数据的采集、存储、共享、使用和交易等环节带来了不可控的风险成本，也为部分企业“钻法律政策空子”“打擦边球”制造了灰色地带。金融数据是数据中的一个较为敏感的数据集合，应用价值更大，应用场景更为广泛，其资产属性和产权归属亟需在法律层面明确。

金融信息与技术安全问题

一是金融信息安全。在设计之初，部分金融大数据基础平台主要考虑在可信的内部网络中使用，但在安全防范方面有所欠缺。金融信息平台上的信息、交易、账户、账户资金等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安全隐患。

二是金融科技自身安全。大数据等技术的“公平性”还有待商榷。部分技术本身发展还不够成熟，存在算法“不可解释性”、对数据依赖度高等问题，可能导致结果偏离预期、算法歧视和系统异常等风险。

三是金融科技应用风险。大数据等技术本身是中性的，但存在被不当使用甚至恶意使用的现象，可能导致扩大违法违规行为危害的风险，如“大数据杀熟”等问题已在银行和保险业出现。

四是隐私泄露风险。由于个人隐私的法律边界不清晰，目前，我国数据泄露事件数量持续增长，尤其是“爬虫”“爬媒”等技术的滥用，使得金融消费者权益无法得到保障。

金融底层技术创新能力有待提升

我国大数据等技术对算法和模型等底层技术的研发还处在起步阶段。调研发现，服务于金融领域的大数据公司的商业模式和算法模型较为单一，应用场景还有局限性。只有少数头部企业在大数据领域的应用创新和专利申请方面有所成就，但在底层技术创新方面还未有重大突破。

“信息孤岛”问题普遍存在

缺乏有效的共享机制。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通过行政力量介入，贵州省在全国率先建立了数据调度机制，实现跨层级、跨地域、跨部门的数据高效调度管理。尽管有行政力量的介入，但金融部门之间的“信息孤岛”问题还未得到有效的解决。

金融监管部门的智能分析能力和监管能力受到挑战和考验

在互联网时代，传统的监管理念和模式构成了大数据等技术发展的主要矛盾。监管部门对于金融新业态的管理意识滞后，在监管缺位的情况下，一些新业态在发展的中后期容易异化，如P2P以及相近似的业务。

大数据视野下的金融发展和监管建议

各国纷纷通过立法立规来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进程中，一个重要的趋势就是对金融科技新业态一般采取规制性的做法，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规制性的做法不是立法，而是相当于行业的指引，或者是一个部门规章，目的是给一些合法合规的金融科技公司留有发展的空间。发达国家在立法上的智慧和技巧值得我们借鉴。

对于当前在乱象中发展的金融新业态，在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前提下，我们的监管既要体现包容性和适度性，也要避免治理乱象时的“法律真空”和“无法可依”。一方面，不能任由新业态野蛮自由生长；另一方面，在法律缺位的情况下，最好不搞“一刀切”政策，否则可能会给大数据分析行业带来重创。

大数据视野下的金融监管着力点

经调研验证，应用场景和行为脱敏应当成为未来监管的主要方向。根据行为监管的理念，对大数据等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各种应用场景要有清晰的画像，明确应用边界，以便规范发展，杜绝乱象。同时，要对金融新业态引入智能合约监管。

另外，要严格禁止非持牌机构以任何形式直接从事金融业务。大数据分析公司或互联网机构与持牌金融机构合作时，若合作各方均触及金融业务，则必须持牌。需要压实持牌机构与第三方机构合作的各项责任，并对与持牌金融机构以外包业务形式合作的第三方大数据分析公司制定准入门槛。

强化金融信息保护，明确金融数据使用规则

首先，需要明确个人信息保护范围和边界。在理清和界定个人信息边界的前提下，明确并细化必要性原则、比例原则和正当程序原则，监管部门必须在“授权、脱敏、最小介入和机器使用”等核心问题上出台可操作性的指引。

其次，在个人信息保护的基础上，对金融信息进行分层处理，必须明确金融信息的定义和范围。其中，处理好金融数据、敏感数据、重大数据的关系最为值得关切。要严格依法保护重大、敏感的核心信息，若出现泄露则建议直接入刑。对次要或不敏感的金融信息进行分类分层规制。

另外，在实现金融数据“爬虫”“爬媒”技术合法合规方面，关键在于就“爬什么”“如何爬”以及“如何用”这三个问题做出规范。

同时，建立起数据的控制者和处理者之间的“防火墙”。区分数据控制者和数据处理者，要求分包时必须签订书面合同。侵害个人信息时，数据控制者和处理者承担连带责任。

此外，立法应进一步提高罚款限额，可借鉴国外经验，加大违法成本。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规定的处罚措施十分严厉：针对第一类侵权行为，处以1000万欧元或企业上财政年度全球营业总额2%罚款（采用孰高原则）；针对第二类侵权行为，处以2000万欧元或企业上财政年度全球营业总额4%的罚款（采用孰高原则）。

用法律、制度和市场机制的刚性确保“技术向善”和“技术中立”

一是加快针对金融数据、征信数据、商业信用数据、政府数据和社会信用数据这五大类数据的法律规则研究，避免在乱象中存在立法真空。

二是明确一个统一的监管部门和职能安排，对金融大数据等新技术进行全面监管。若新技术的应用涉及相关专业领域，可通过部际联席会议或联合公告的形式增强监管部门的融合性及协调性。

三是在行业内积极倡导负责任创新等理念。用技术手段解决“技术中性”的问题，加强制度建设。同时，形成市场监督机制。

四是构建金融数据共享机制，编制金融数据共享规划纲要。借鉴欧盟经验，通过数据共享的制度安排来解决市场发展和权益保护的矛盾。在传统金融信用信息基础库建设的基础上，构建由政府、银行、监管当局和征信机构组成的半封闭化的金融数据共享环境，探索打破“数据孤岛”，逐步建立金融数据流转、共享的程序规范和技术标准。

强化监管能力的学习，加大力度引进领军人才，加强底层技术研究

一是通过新技术、新业态的发展倒逼金融领域监管理念变革和思路创新。对金融科技领域的监管主体予以适当的创新空间和激励机制，探索沙盒监管模式。

二是创新人力资源管理和机制，引进一批行业领军人才。加强与院校、科研单位的合作，构建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金融科技交流合作基地。同时，着力于现有队伍的培训和未来科技人才的培养也是当务之急。

三是在安全合规的前提下，加强与第三方大数据分析公司的合作，共同克服技术难点，合力创新金融的底层逻辑和技术。

（编辑  季节）

我从四个方面谈谈我对后疫情及新经济时代的健康产业发展方面的基本认识。

健康产业发展的基本情况和凸显的矛盾

    如果做一个基本判断，可以说，中国在主要的大国中已经率先开启了后疫情时代，也就是从基本控制疫情到完全战胜新冠病毒，使社会继续保持发展。这个阶段是从武汉解封开始划分出来的。虽然现在国内还有一些零星的疫情在不断地困扰社会生活，但是我们毕竟已有相当大的把握进行决定性的局面控制。做到基本控制后，到什么时候可以像消灭天花的威胁一样消灭新冠病毒的威胁，现在还是未知之数，然而其中的趋势还是可以预测的。如果从谨慎乐观的视角看，2022年，防病的疫苗应该可以得到较普遍的应用，从治病的一些有效药物和护理经验的水平提升来说，可以把死亡率进一步压低。在后疫情时代，我国要义无反顾地拥抱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时代，要使得科技创新成为整个防控疫情和经济社会推进现代化的支撑。

    在这个背景之下，健康产业的强烈的社会需求会进一步凸显，它的发展方兴未艾。另外，相关的矛盾正明显地在现实生活中凸显出来。一方面，不期而至的疫情大大强化了社会成员的生命健康意识，由此激发的关于健康的需求客观地需要和产业对接。另外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发展，国人的需求水平升级，从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视角看，明显表现在消费的热点和重点，已经从最初重点解决基本的“吃穿用”，升级为大众越来越多的“住行学”需求，即需要解决住房、出行以及人力资本培育方面的学习培训，再进而升级为现在的“医养娱”，即需要更高水平的医疗，更好的养生、养老，还有生活中需要更有艺术情趣和更好的娱乐等。

中央对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判断是，我们要通过打造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人民对美好生活的不断提高的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得到化解。在实际生活中，这一矛盾的紧迫性，更多地体现在要解决健康产业领域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和有效供给的不充分问题。

    所谓不充分将永远存在，关键是中国现在突出的矛盾和挑战，是由结构的不平衡作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引出的。例如健康产业，并不能够覆盖所有健康方面的有效供给，当然有些是非产业的部分，在市场经济环境之下，“托底”的非市场部分如果能够把非市场部分托到位，那么在“托底”以上部分的产业发展，是不容回避的重大问题。

健康产业的发展格局和短缺性

我认为，健康产业是当下中国不多的短缺领域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总体上已告别了短缺经济时代，但仍可看到供需现象上的一些纠结。例如，中国老百姓所要求的“医养娱”，首先这个医疗有一个前端的预防（防病）和疾病早期发现这种迫切要求，所以近些年来“体检”产业得到很大发展，早已出现产业化的特征，但仍供不应求。据我观察，其实在这个领域也有“寡头垄断”现象，有几个已成名的体检系统，现场看到的就是拥堵、短缺，在网上预约得等20天甚至一个月。医院体检的供给能力虽然在提升，但跟不上社会需求，而且体检还主要是在城镇区域发展。其实，农村区域并不是没有这种需求，主要是有效供给还没有发展到那个层面。我国14亿人，现在能够到慈铭、爱康等体检机构去接受系统体检的还是少数，以后还要给更多的人提供这样的条件。

医疗适度产业化的探索，提到“治病”概念下的“医改”，那就更令人纠结了。医改是全世界的难题，在中国到底如何把它处理好，虽已有几十年的探索，也总结了很多模式或经验，但现在还没有成熟的模式，还要继续探索，要继续解决现在大家看到的“就医难”、“ 看病贵”等问题。中国高水平医疗的短缺情况是毋庸讳言的：老百姓看病的时候碰到的基本情况就是，口碑好的医疗机构要排长队，不得已要找“黄牛”去解决挂号的问题。由此产生相关治理上面的挑战——怎么样能够减少一些没有挂号经验的人被这种“黄牛”的盘剥。有条件的人到国外去寻求就医。国内也有一些“强制替代”，在挂号的场合会有很多人游说，你这边号排不上，干脆到我们医院去，我们那里有什么神医，有什么特别的解决办法，有什么妙方诀窍……网上更是有很多的骗子。这些现象都表明高质量医疗资源的短缺。从适应社会需求和民众诉求的优化要领来看，我认为值得进一步去探讨：

    第一，发展健康产业的前提是要有一个非市场机制为主的托底，政府要牵头把它做好。即使最弱势的群体也应该有基本医疗保障，在托底这个基础上，则要有健康适度的医养的市场化。有的同志主张，整个医疗系统应该由国家包起来，国家可以把别的事情减少一点，出钱把整个医疗服务系统改为全民免费医疗，那就是美好生活。这个主张恐怕过于简单化了。这里还不是简单的国家有多少公共资源可用的问题，而是涉及这个系统和机制是不是健康和可持续的问题。比如曾经报道的神木的全民免费医疗，据我了解，它确实有某种公共服务升级的引领意义和作用，但是后面跟着的小病大养、住院不肯出院等等问题怎么解决？如果把这类矛盾放大到全国，这个机制就不是好的机制，在肯定它有可取之处的同时，还必须考虑这个机制的可持续问题。所以，还是要有适度的医养市场化。在产业概念上，它要有一种权责利的机制来约束，又有激励又有约束，还是要跟市场兼容和对接。

    第二，要处理好有节制和低比重的医养官场化。我认为，任何经济体在医养方面都不可能没有一些官场化。你看看英国首相、美国总统得了病，得到的是什么医疗待遇？那就是官场的配套条件，得承认还必须有这样的条件。但在中国要解决的是怎么样合理节制，有些体制内的同志退下来以后，直率地抨击过多医疗资源用到了政府内部高端人员的医护上面，这个事情怎么处理好？并不是完全取消官场化，但是它需要有节制，需要有合理的低比重。

    第三，要推进有内生动力的医养健康产业的专业化和高水平化。不必讳言，既然对接市场机制，就有一定的竞争，竞争会产生内在的动力，让大家在提高专业化水平方面去对接最高水准。我们现在面对的是全球化的情况，国外的信息也是一种很好的引领，我们自己内部应该有一种健康向上的机制，所有的医护人员在医疗和护理方面，还有养生养老产业的从业人员在服务方面，如何提高专业化水平的内在动机，以及这种动机的可持续。

    第四，积极促进医养和健康产业的发展，一定要对接到中国必须走通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或者理解为城乡要一体化、互补化。从实际的客观条件看，也有这样的物质上的一些必要性。我们现在很多的医疗、养生场景并不限于城镇区域，特别是康养，很多是在农村区域，在生态环境比较好的地方，可以很好对接。

    让健康产业发展插上高新科技和数字经济的翅膀

最近我听到一些案例。一个是5G应用场景之一的远程医疗高端手术，现在已经有具体的案例，是相当成功的，时延仅1毫秒，那等于同步可以做。在几千公里之外，由高水平的医生完成偏远地区过去完全不可能做的手术，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进步。另外，有大数据分析支持的医养专业水平，提升了很多现在有可能的对于特定疾病、特定人群所形成的特定方案。在大数据的基础之上，锁定具体到这个人的基于一系列数据分析以后的所谓最佳方案，或者至少是次优方案，这当然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医疗水平的提升，是由数据分析支持达到的新的境界。还有，就是可能有突破性的植入芯片的医疗、康复、养护的新模式和新境界。比如原来有些残疾人，现在用这种植入芯片等方式，恢复他的一些功能，造福这些人群，现在这种最新科技的贡献，当然就非常值得称道。

    第一个视角，“两新一重”的建设。我觉得支撑这种最新进展的科技手段，一定要连接到中央现在特别强调的有效投融资之中。“两新一重”的建设和健康产业数字化的结合，是从新基建入手，将会使我们国家的数字中心、人工智能中心、5G、产业互联网等等的硬件支撑迈上新的台阶，进而可以使我们的研发和运行进步更快。不必讳言，数字经济时代是硅谷引领潮流的，虽然我们现在有一些数字经济的头部企业做得有声有色，但是原创技术是跟随人家的。如果我们的新基建做得好，在若干年内有可能在中国支持研发投入的情况下跟上来，技术、软件原创的一些东西，也可能在中国出现。这是特别值得我们去努力争取的。新基建就是一个底座，是一个基础设施的体系，从而支撑我们在数字经济时代站上几个制高点。当然，它也要支持整个全局中的数字经济体系的运行。

    第二个视角，就是新型城镇化，这可以使我们的医养小镇、医养园区、健康产业开发区等等得到蓬勃发展。所谓“城乡一体化”，意味着不是只把眼光全都聚焦到大城市和中心城市，也可以在中小城镇及周边乡村的范围和视野之内，做很多连片开发或者综合开发的事情，以中心区对接乡村这个腹地，在这个方面可以相得益彰。

    第三个视角，就是传统基建的架桥修路、各种公用设施、水系整治、绿化带建设等等。与健康产业、医养区域的共同开发，这将形成良性互动和综合配套。包括政策性融资，在健康产业发展中也不可或缺。我认为，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PPP机制创新，有浓厚的政策色彩，它做的事情，过去一直是政府牵头的准公共产品概念之下的相关基础设施，但是因为多少可以跟市场兼容和对接，就打开了这个新天地，政府少出钱，更多的资金由体制外的非政府企业主体调动积极性以后来筹集，是以伙伴关系的方式形成政府、企业和专业机构“1+1+1>3”的这种绩效提升机制，既是融资模式创新，又是管理模式创新，融合在一起就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取向的治理模式创新。

显然PPP机制是要跟产业政策、技术经济政策有机结合的。我们很多的产业政策、技术经济政策引导的重点，要体现在PPP的项目建设中。这在中国推进现代化过程中，就是我们作为新供给经济学研究团队特别看重的“守正出奇”，这个概念我觉得跟中央所说的“守正创新”是对接的。要守市场经济之正，还要知道市场有缺陷、有失灵的部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要在常规发展的市场经济资源配置机制上面，合理地加上创新出奇、支撑超常规发展这样的特色，和我们由此形成的追赶发达经济体的可持续的势头。现在我国的经济增长调整到中高速，在大的经济体里仍然是高速增长，如果我们能在5%-6%的中高速区间运行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将继续明显缩小和美国的距离，而且最终先在总量上超过它。美国经济增长最理想的速度充其量接近3%，这已经被大量经验数据证明。我们如处理得好，“新常态”仍在中高速的平台上，关键就是要质量提升。而守正出奇主要是通过结构优化，在保障中高速的状态下，形成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数字经济将起到创新的龙头作用，一定要跟上硅谷开启的这个潮流，紧抓不放。如果说高端芯片是我们在数字经济领域发展中被“卡脖子”的方面，那么现在看得非常清楚，只有“华山一条路”，必须以“新型举国体制”来攻关。要丢掉一切幻想，不管是五年还是六年还是八年，这个关口是一定要攻破的。

    健康产业发展和需求侧改革相联结

2020年12月1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要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注重需求侧改革，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提升国民经济体系的整体效能。我的理解，中央提出的“需求侧改革”，是和我们继续扩大内需、释放需求潜力、注重内循环为主体相关制度安排的优化变革，它的关键就在于 “打通堵点”。这绝不是有人臆想的所谓风向变了。基本精神是要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把需求侧改革也体现在中央所要求的系统性思维里，在新的统筹协调高质量发展时期，要更多注重以系统论思维来指导我们的全局工作。

我觉得，需求侧改革和健康产业发展密切相关的内容，还是要以消除堵点为关键来考虑，至少有如下三个角度，就是消费、投资、出口，形成一个“三驾马车”动力机制。对这个已经结构化的“三驾马车”的认知、处理必须延伸，在供给侧处理好、解决好更复杂的整个供给体系结构优化的问题。

    首先，从需求侧的视角来看，在与健康产业相关的改革中，率先是要消除医疗保健、养生养老相关的消费需求的堵点，一大突出问题是解除老百姓的后顾之忧而降低预防性储蓄倾向。这方面的制度建设，涉及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的社会保障体系，要托好底，而且使中产阶层也减少焦虑，使老百姓在收入增长的过程中，当期更敢花钱，提高边际消费倾向。这将涉及对消除堵点非常重要的相关制度安排。当然，还要同时有托底的事情，抚恤、救济、弱势群体的低保等，都是在托底这个层面首先要解决好的。

    第二，消除和健康产业发展相关的投资需求的堵点，对接有效投融资的机制创新和制度建设。中信在城市运营建设中提出“规划先行、多规合一”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导思想，我也高度认同。因为要看清楚在国土开发、不动产开发这个领域里，绝对不是可以依靠微观的、基层的主体以试错来形成所谓的结构优化。现代经济反复证明，国土开发、不动产开发一旦布局错了，你要再纠错成本极高，甚至基本不可能。所谓政府更好发挥作用，就要首先体现在中国能不能在全球形成更高水平的“规划先行、多规合一”这种要政府牵头来做的顶层设计。现已形成的很多概念，显然都对此无法回避。比如说“海绵城市”建设、“智慧城市”建设，还有“综合管廊”等国家建设项目，它们需要标准化的系统，需要有关方面使之对接到可操作层面。我曾经建议，现在国家管理部门应该做出一种硬性的规定，根据专业化标准体系，所有新建的区域，必须按照“综合管廊”要求来做，虽然投资可能要增加很大一部分，但这是国家长远发展、现代化高质量发展中必须规定下来的事情。据我所知，目前有关管理部门尚未有清晰的态度。“海绵城市”也是这个道理。“海绵城市”实际上与“综合管廊”是必然联系在一起的，表面看主要都是在地下的体系，它既需要是“海绵城市”的，又需要是“综合管廊”的，必须是以“规划先行、多规合一”来解决的问题。把这个事情解决好了，堵点消除了，有效投融资的需求会非常明显地涌现出来。

还有PPP的规范化。2014年以后，李克强总理多次督办，两大部门已经把这个事情推到了高潮，以后又合乎逻辑地往下稳一稳，现在特别迫切地需要把PPP推到新一轮更健康发展的状态。所谓PPP的规范化，就是法治化、专业化、阳光化。不过，关于PPP的立法一再拖期，已经说了几年的“条例”也仍没有出台。这也是我们必须解决好的，至少要有一个较为规范的法治化环境，才能解除企业这方面的很多疑虑。可以看到，一些地方政府失信，也是企业在投资中顾虑重重的一个现实问题。

    我们已经有PPP这方面非常好的运作。我曾专门调研过中信城市运营在汕头做的168平方公里连片开发，这种大手笔在中国太宝贵了，我认为一定要配上法治化、专业化和阳光化这些机制，使我们投融资的有效需求消除堵点。

第三，在外贸方面，我们要消除与医养和健康产业相关的外贸出口需求的堵点，使双循环更好地相互促进，以机制创新和制度建设落实到运行层面。比如涉及外向型的医养园区的规划，博鳌将要建设的外交医养园区，可以把它嵌入打造全球最大体量的海南自由贸易港，这是一个很好的结合。如果规划得好，这方面的双循环需求的互动就会跟着活跃起来。还有在出口方面的信息服务，行业协会和贸易商会穿针引线的协调机制等等，我们已有一些初步的经验，但是一定还要把它进一步总结好，并把这些经验推广好、运用好。

（编辑 季节） 

2016年2月，我从国家部委直属单位调往宁夏灵武市任职，离开了熟悉的北京到西部“体制内创业”。对我来讲，那一年充满了新变化和新期待，也有不适应。我发现在新环境下“不紧张、不焦虑”的办法，是尽快熟悉地域政情、社情、文化历史，把工作推起来。到岗后，我的所有业余时间都在看县志、去档案馆、去博物馆，以及和当地“活地图”式的人物交朋友。  

因“解谜”而相识的缘分

　　灵武市博物馆刘宏安馆长是一张“活地图”。他说，县委首任班子都是解放军十九兵团的部队领导。我知道：共和国建政初期的许多地方党委、政府，都是部队干部参与组建的。刘馆长指着名单说：“你看这里有魏巍，不知道是不是参加抗美援朝的著名军旅作家魏巍？”对这个疑惑，他一直没有得到证实。

　　《谁是最可爱的人》这篇文章是我小时候就熟读的，难道我现在就站在魏巍前辈曾经工作过的地方？我迫不及待地想破解这个“谜”，于是把那张名单用手机拍下来到处打听，可是问了一圈人，都没有结果。谁知答案就在身边！家人告诉我，二姑韩英曾经说：她在北京八一学校念书时有一位同班同学叫魏欣，是作家魏巍的大女儿，得到这个信息的当天我就向魏欣阿姨求证，魏欣对我讲述了那段历史：“我父亲1949年4月被任命为解放军十九兵团骑兵团政委，十九兵团进军大西北，骑兵团干部参加组建灵武县委、县政府，县委书记李健和其他几位常委都是军队领导。”一句话，名单上的魏巍正是参加抗美援朝的军旅作家——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的作者。

　　魏巍的二女儿魏平阿姨出生在银川，她一见到我就激动地说：“在整理父亲遗物时，我发现一本剪报，是《沈阳日报》连载你爸爸写你爷爷的纪实文学《隐形将军》，我父亲是你爸爸的读者。太巧了，好像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在牵引我们两家的几代人，谁会想到60多年后，你会继承我父亲当年的岗位！”我和魏巍前辈一家人以前从未见过面，因为“解谜”而相识相知，我们的缘分是那么深，心理距离是如此地近。

谁是灵武最可爱的人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人为你负重前行！”

　　在《谁是最可爱的人》文章中，魏巍前辈曾经憧憬未来有这样一副画面：“亲爱的朋友们，当你坐上早晨第一列电车驰向工厂的时候，当你扛上犁耙走向田野的时候，当你喝完一杯豆浆、提着书包走向学校的时候，当你坐到办公桌前开始这一天工作的时候，当你往孩子口里塞苹果的时候，当你和爱人一起散步的时候……朋友，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你也许很惊讶地说：‘这是很平常的呀！’可是，从朝鲜归来的人，会知道你正生活在幸福中。请你意识到这是一种幸福吧，因为只有你意识到这一点，你才能更深刻了解我们的战士在朝鲜奋不顾身的原因。”

　　很多人曾经问：魏巍笔下“最可爱的人”到底为了什么而流血牺牲？我看到现在的灵武：在宽阔的灵州大道上，阳光洒在耀眼的金叶榆上，孩子们放学回家；足球少年奔驰在草坪上；白土岗乡万头奶牛牧场正在成为全产业链乳品加工亿级产业；90后们正成为生态建设大军的新主力，用无人机测绘地貌、用打坑机代替人工造林治沙。一代代干部群众砥砺奋进，把灵武市建设成全国工业百强县第59位。

　　眼前这一切和中国大地上亿万人民的现实生活画面，不就是“最可爱的人”用自己的生命“保家卫国”所换来的吗？魏平阿姨说：“我们全家都对灵武有着深厚的感情，因为那里是我们的父亲工作战斗过的地方。我们感动于我们的父辈艰苦创业的地方，一代代人的艰苦奋斗，矗立起如此美丽的城市。感动于有着你们这样满怀理想和热血的年轻人，在父辈创业的地方坚定前行，继承着他们的理想，实现着他们未竟的事业。明年清明我要告诉我父亲，告慰他的在天之灵”。

军人后代，热血难凉，干事创业我很想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在灵武任职期间，除了提高政治能力，我花精力最多的领域是：互联网+文旅产业发展、宣传思想工作和提升城市文明程度。

推进旅游产业期间，我们将发展体育旅游作为新的增长方向。体育总局领导说：“如果灵武市能发展航空小镇，就有潜力成为国内热气球旅行目的地，今后国人不必都去国外体验热气球了。”经过集体决策，我们用一系列合作项目为产业发展打下基础，而在活动经营和宣传上，我们尽最大努力控制政府投入成本，有的项目第一年就收回了成本。比如：我们以“乘热气球，观大漠星空，学劳模精神”为主题举办了我国首届热气球自由飞行活动。在白芨滩国家沙漠公园上空，30多只动漫热气球飞越一条“绿色长城”，“长城”外是苍茫而无生气的毛乌素沙漠，“长城”内有翡翠湖、金叶绿树的美丽家园，两相对比给人带来了极强的冲击力。在北上广的很多朋友看到这个画面后，他们问我是不是在灵武工作？我说：“你能想到这里曾经是沙漠腹地么？当年‘天上无飞鸟，地上无寸草。黄沙漫天舞，沙丘比房高。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朋友问：“看到了沙漠和绿洲，可是，劳模是谁？”

画面中的“绿色长城”是几代白芨滩人建设出来的，其中离不开治沙英雄王有德的贡献。走进灵武特别是林场，当地干部群众都称他“王劳模”或者“老局长”。我和央视多次策划白芨滩人沙漠变绿洲的故事，经常去林场看“王劳模”。有位中央媒体记者笑着对我说，王劳模真是“宝藏大叔”！我是搞管理工作的，和他交流多了，感觉自己也真是“捡”到了一块“宝”。“王劳模”的组织领导经验、改革创业经历让我获益良多：

　　首先，但凡能做出一番大事业，都离不开团结好、使用好人才。“王劳模”能力突出，但他不是靠单打独斗，在他的带领下，林场还涌现出一大批劳模和先进人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但如果在沙区生活和工作几年，你会更现实地感到，治沙极其枯燥、寂寞和辛苦。当年，治沙是个缺人手的事业，“王劳模”说，人都留不住，还谈什么治沙。为了能留住人、用好人，他激励干部群众，其总结的经验对组织部门和人力资源管理者也有启发。

其次，改革要让群众得实惠。只有真心维护群众利益，让职工早日脱贫，才能更好地体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当年全国大部分林场濒临破产，职工吃苦咸水、住土坯房、没电，孩子上不了学，仅仅鼓励职工发扬吃苦精神治沙，很难成功，也不现实。“王劳模”通过承包制和多种经营让职工先富起来，林场富了，才有资金搞治沙。

第三，改革需要讲科学。对领导干部来讲，不仅要懂林业技术，而且要掌握系统思维和系统治理方法，这属于宏观规划能力。在“王劳模”的带领下，白芨滩林场逐渐摸索出了“五位一体”模式，把生态治理（治沙）和经营效益（治穷）结合起来，简单来讲，就是造防风固沙林+大型骨干林带+引水造田+种苗圃果园+田间空地搞养殖业，从建设一个固沙防沙小环境，到形成更大的沙区经济循环发展模式，这种模式被推广到全国林场借鉴应用。作为全国治沙代表，“王劳模”被授予“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

白芨滩三代人创造了“人进沙退”的奇迹：防风固沙60多万亩，控制流沙近百万亩，阻止了毛乌素沙漠向南移动和向西扩张。 　 

           争做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我在工作中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在中国成就事业，一旦组织上了规模，就不能仅靠业务强，而要更多地依靠创造组织文化、激发组织活力、凝聚人心、善用人才，与时俱进地改革经营管理方法。现在的年轻人长期坐在教室里很容易水土不服，不如让他们来白芨滩看看，如何在自然条件和生存条件极端恶劣的沙漠里建造一座林场。

革命战争年代，为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而献身的先烈先辈，是我们永远不能忘却的最可爱的人。和平年代，各行各业的劳动模范和无数百折不挠的创业者、爱岗敬业的建设者，是我们新长征路上的好同志、好战友，也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也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我们需要更多的建设者和优秀集体成为“新时代最可爱的人”。回望来时路，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先辈。感受着身边年轻干部们干事创业的激情，我想对先辈和先烈们的在天之灵说：年轻一代正继承着你们的事业，努力创建更美好的未来，迎接建党百年的盛世，慰您所愿！

（编辑  宋斌斌）

2020年全球发生的公共卫生事件带来了空前危机，其规模已与上世纪大萧条规模相当。这种情况下，不可避免地经常会听到有关居民生活水平和消费末日危机的预言。鉴于此，为了能够在当前危机中清醒地评估我们的未来，应该看看大萧条以来近百年的经济转型过程。毕竟，尽管世界经济经历了世界大战、地缘政治冲突和经济危机，却依然呈现出人民富裕程度和技术发展的高增长率。此外，世界经济发展的蓝图，在很大程度上被危机时期的重要经济学家凯恩斯所预见。这位经济学家被认为是世界经济摆脱大萧条和建立战后新世界经济体系的主要战略思想家。

凯恩斯在他的《子孙后代的经济机遇》（1930年）一书中，描述了后代消费者经济正向为大幅提高居民福利的这一命题转型。凯恩斯这部著作有价值之处，首先是作为长期预测的一个典范，表现在上世纪最严重的经济大萧条中实现发达国家人口福利的增长。尽管处于高失业率和生活水平下降的经济形势中的同代人都已感到绝望，但凯恩斯还是勇于提出，目前我们只是在“经受经济悲观主义的攻击”，而那些急于认为生活水平快速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的想法是错误的。

凯恩斯在书中写道：“假设我们还正处在这样的一个时期，即现今悲观主义所表现出的两种现象已成为明显谬误的时期：革命者的悲观主义认为一切都很糟糕，只有利用暴力手段才能拯救我们，而反对派的悲观主义者则认为社会经济的平衡已经很脆弱，无法承受冒险的实验行为。”

凯恩斯的乐观主义是基于劳动技术设备增多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论点，正如他所说：“为了实现农业、采矿及加工产业所有部门的正常运作，我们需要减少四倍的人力。”

结果，根据凯恩斯的说法，“再过100年，发达国家的居民生活水平将比现在（1930年）的水平提高4-8倍。”按照我们的当前数据，可以说凯恩斯的预测是正确的。根据经济发展合作组织的统计，从1930年到2020年，发达国家（以美国为例）的人均GDP增长了约5倍。在这100年中，有关预测准确性的追踪调查都没能改变凯恩斯的结论：在最有可能发生的所有情形中，发达国家的居民福利增长幅度都应该在凯恩斯给定的区间内。但凯恩斯的另一个论点或许更为重要。如果在发达国家，达到了能够保障所有人口实际需求的水平，那么伴随这样的发展进程会发生什么？凯恩斯认为，由于经济的发展，发达国家的居民每天只需工作3个小时，或者每周工作15个小时，空余出大部分的时间用于休闲。很多现代经济学家开始批评这种“闲暇时代”。 最终事实表明，发达国家人们正常工作的多数情况是，收入越多，而本就相对少于高收入人群的空闲时间也就越少。

相对于凯恩斯这种有失偏颇的观念，取而代之的是对既会工作又可休闲的现代世界的选择。然而，很多当代经济学家错过了凯恩斯更深层次的结论，这也是凯恩斯在自己另一本著作中所写到并为之捍卫的理念，即随着居民福祉的增长，经济本质、经济发展和经济科学都将会随之发生变化。

所有这些领域的发展规划都将越来越注重确保人类的生活质量。正如凯恩斯所指出的：“有一些人，不会为了生存而变卖那些使生活变得更美好的艺术品，并且当这种能丰富我们生活的艺术品出现在面前时，能够将它们留在我们身边。”凯恩斯认为，这种“经济人文”也将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富裕的增长将导致道德和社会生活准则的转化。“当财富的积累不再是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之一时，大量的道德规范都会转变……因此，我觉得，我们应该回到宗教和传统美德的最为清晰和明确的原则上：贪婪-罪恶，等同于把金钱直接献给了罪恶的增长，而迷恋金钱的行为则更是令人作呕。我们的目标是获得更多的钱，但一定是正当合理的收入。”

可以与凯恩斯进行理论比较，对近一百年来发达国家的变化进行对比，不过，需要注意凯恩斯结论的切实意义：对于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全部经济机器来说，凯恩斯关于人类生活质量和准则的问题已成为越来越重要的问题，同时也成为人类生活方向的参照。随着国家繁荣水平和发展水平的提高，服务领域的份额越来越大，因此，在刚过去的十多年中人力资源的发展相当活跃。

或许，当前的危机会有助于世界经济转向“人力资本”的优先发展——首先便是医疗保健和教育。凯恩斯的乐观主义和精神遗产给我们带来希望，理由不仅在于战胜危机和消费者福利的增长，还在于世界经济发展中“道德密码”的转化。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