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本市场不很规范、市场法制环境不很完善的时候，贸然搞“私有化”，真的只会让少数人暴富。必须旗帜鲜明的反对各种私有化、“去国有企业”等错误观点。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国企负债的狂飙，正成为当前中国经济主要风险之一，“长此下去必将掏空国家”。不负责任的负债以及堆积的债务风险是国企改革的燃眉之急。
国企，私企，谁更有效率？
人们喜欢这么问。我并不否认，在这个世界上，私营企业的经营效率的确普遍都高于国企。书本上也是这么说的。但真理往前走一步就是谬误。
中国有很多经济学家说，只有私营企业才有效率，所以企业都应该尽量私有化，这种论调这些年几乎成为一种时髦，你不跟着这么说，就会显得你是一个社会科学方面的“文盲”。
但你也必须知道，在市场不成熟的时候，私有化最可能的结果是什么？讲讲俄罗斯国企私有化的故事吧。
对俄罗斯的私有化，我们都知道，其结果是很多官僚摇身一变成了大资本家，但具体操作过程是什么样的，国内却很少有人讲清楚。而清楚理解这个过程，我们才会明白时髦论调的问题出在哪里。
打个比方，伊万是某个州的行政长官，这个州响应总统的号召，要把州内最大的油田私有化。伊万的私有化，分三步：
第一步，为公平起见，先把油田的1万份股票平分给1万个居民。这时，每份股票价值100卢布，每位居民都感觉很公平。
第二步，伊万命令警察局局长，不准外州的人来收购本州股票，以免抬高股票价格。然后，又让人在市场上散布消息说，油田储量被严重造假。同时，还出具了当地石油勘测部门的鉴定结果。于是，油田股票严重贬值，只值10卢布，够买一瓶伏特加。
第三步，伊万找银行行长商量，借我10万卢布。于是，伊万10万元就收购了原本价值100万的油田。他再把10%的股权，即1000股以100元股价卖给美国或者英国的石油公司，归还了银行的10万贷款。
三步之后，伊万空手套白狼，掌控了油田90%的股权。大家都感觉很不错：警察局长和银行行长自然拿到了好处，而居民也认为，油田本来就和自己没关系，私有化后，还用它的股票还换了一瓶伏特加。真不赖！
这就是俄罗斯国企私有化的“迷你版”，行政长官瞬间就成了国家最优质企业的控股股东。而且，他们的手段都非常“市场化”，股权是拿银行的钱买的，而且银行的钱也还了，并不是完全的“违法强占”。
问题在于，他们其实在操作金融市场，警察局长、银行和石油勘测机构都是操纵的工具。这是一个很不成熟的金融市场，法制奇缺，规则含混，一切都是权力说了算。俄罗斯人幸运之处在于，这个国家出了普京这样的强硬人物。普京用更强硬的手段再把国有资产夺了回来。当全民高福利有了经济基础，普京便具备了成为硬汉领袖的前提条件。
说了这么多，想必你已经看出：在资本市场不很规范、市场法制环境不很完善的时候，贸然搞“私有化”，真的只会让少数人暴富。你、我，绝对不是这个“少数”，他们只会是那些豪门阔少和官场衙内。
回到开头的问题，我们如何来判断一个国企的管理是有效率的，换句话说，就是如何确定国有企业管理者的业绩，这个问题，一些监管部门可能都没有搞清楚，或者搞清楚了却“顾左右而言他”。
判断“效率”，目前最常见、也最可量化的标准是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在一些地方，对国企负责人的考核体系看起来已相当完备，光考核方式就有好几种，包括了年度经营考核、任期经营考核，还有具体奖惩制度等。从理论上说，国企的考核早已比很多私营企业还严。
但问题在于，我们设置的评判标准或许还值得商榷。比如，评判“保值增值”重要指标之一是净资产收益率（ROE），另一个叫法是“股东权益报酬率”。
国企的股东是国民，那这就等于以“国民权益收益率”作为了考核指标。这简直太棒了，国民听了一定会很高兴。
但只要稍微有一点财务常识，你就知道这个指标有问题。特别是在目前的金融体系之下，这可以说是个“坏指标”。为什么？必须先弄清另一个财务指标再说。
考察企业经营效率，另外一个指标是总资产收益率（ROA）。ROE和ROA都是一个比率，简化地理解，他们的分子相同，分母不同。如果企业是一家100%国有的企业，那么前者是净利润与股东权益（国有股权，不包括负债）的百分比，后者则是净利润与公司全部资产（国有股权加上负债）的百分比。
数学和逻辑的常识会告诉你：如果企业拼命负债，它便很容易提高它的ROE。因为借来的钱通过扩大生产经营，也可以创造利润，把分子做大了，但借的钱却不会出现在ROE的分母中。
但ROA就不一样了，负债必须算在ROA的分母里。也就是说，企业从银行借钱时，必须考虑债务的使用效率，不能随便乱借钱铺摊子。只有在借钱的使用效率较高，导致ROA值整体变大的时候，企业才倾向于借钱。
遗憾的是，在现实中，很多国企的考核指标都是ROE，而不是ROA。这种考核方式引发的结果不言而喻：企业会拼命从银行贷款，做大利润的盘子和ROE的值。同时，利润做大了，留存收益就可能变多，当留存收益转化为股本，国有股权就真的“做大做强”了。国企老总胸前会带上大红花。
但这个“激励机制”的负效应也有目共睹，就是债务风险。国企负债的狂飙，正成为当前中国经济主要风险之一。
去年，财政部的一项统计显示：截止2013年，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104.1万亿元，负债总额67.1万亿元。按此计算，平均资产负债率为64.5%。
央行一位副司长去年曾经透露，2012年，我国非金融类企业部门的杠杆率为106%，2013年进一步增至109.6%，比不少主要经济大国都高（如图）。而中国的间接融资总量中，国企一直是大头，杠杆也主要是国企的“功劳”。
要知道，1990年代国企大改革的直接诱因就是国企债台高筑，举步维艰。
忠言逆于耳而利于行。前不久，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邵秉仁在2015博鳌亚洲论坛上的批评就很尖锐。“央企他们资产负债率，他们的资金回报率，各项指标老实讲与民营资本没法相比，如果长此下去必将掏空国家。”
目前，我国央企领导人的主要考核依据是《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其规定业绩考核系数的计算基数主要是：企业资产总额、利税总额、净资产收益率、经济增加值、营业收入、职工平均人数、技术投入比率等。仔细分析，这些指标对“量”的考核超过了“质”。要拿到高分，从银行借钱是最立竿见影的办法。
考核标准貌似“小问题”，不如讨论所有制问题“高大上”，其实不然。解决这样的“小问题”带来的改革“溢出效应”或许超出想象。比方说，当国企不再不顾收益地借钱，那么国企群体对中小企业融资的“挤出效应”必然有所缓解。业绩压力巨大的银行客户经理们，自然会追着那些资质还算过得去的中小企业贷款。
警惕“私有化陷阱”，扎扎实实解决一个个具体的“小问题”，才能够真正把国企改革推向深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