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甲午战争的大历史总结

今年是甲午战争120年，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惨痛的一页。它深刻地影响了中日两国的国运和东亚的格局，其影响至今仍未消退。

甲午战败是中华民族猛醒的起点。此后的一个多世纪，我们这个民族饱经苦难，同时也焕发了伟大的革命精神与自强精神，终能冲出历史的低谷，以全新的面貌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6月9日，习近平主席在两院院士大会上提到甲午对中国近代史的特殊的意义。他指出，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我们就必须坚定不移贯彻科教兴国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定不移走科技强国之路。[1]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落后必然挨打。综合国力不仅要有GDP，更是国家的人才、战略管理能力、组织动员能力和科技能力的较量。我们希望和平发展的环境，但不能对现实的挑战熟视无睹。居安思危，是国家根本的生存之道。

——编者按

  关于甲午战争的大历史总结

 张文木* 

内容提要：从地缘政治看，黄海乃至东海主导权的归属，决定着东亚的格局。甲午战后，日本力图肢解中国以构建亚洲霸权，迷信武力，不知节制和量力而行，最终导致国家的毁灭。今天日本还有人想走“大东亚”的老路，中国必须正面应对这一挑战。

关键词：甲午战争  日本  东亚  军国主义  文化战略

从大历史角度看日本的胜败

120年前的“甲午战争”，对后来的远东政治影响是深远的。我们只有将这场战争及其后果，放到大的历史进程中给予辩证的总结，才能得到较为科学的结论。

 　　从甲午战争本身看，日本当然赢了。但把它放在大历史中看，日本又败了，因为它最终在太平洋战争中失败了。在太平洋战争失败前，日本在甲午战争时所具有的所有优势要素不仅不变，甚至还更为强化，同样的优势使日本在1895年打败了中国、1905年又打败了俄国，而到1945年却被中国联合美国和苏联所打败。

 　　中国有个说法叫“过错”，有些正确的事若不知节制、做过了头，也就错了。会开车的人栽在高速路上，会游泳的人栽在水里，优点的过度使用就变成缺点。真正有本事的人都懂得节制，轻易不出手，最后往往都很成功。从这个视角看，19世纪末日本当时的许多“优点”，若放到大历史中看，后来反而变成导致日本失败的缺点。

 　　1937年4月5日，毛泽东在《祭黄帝陵》一文中说：“琉台不守，三韩为墟。”[2] 这句话讲到了东北亚地缘政治的特点：如果琉球和台湾不保，那么朝鲜半岛就完了；继而引申：半岛不存，中国危矣。从1644年李自成失败说明，谁控制了中国东北，谁也就扼住了中国的咽喉。到清朝时，近海问题成了大陆问题的沿伸。甲午海战说明：谁控制黄海，谁就能控制朝鲜半岛；谁控制朝鲜半岛，谁就控制了中国东北。

由此而论，黄海乃至东海主导权的归属，决定着东亚的格局。[3] 在19世纪末的那次中日海上较量中，日本赢了中国，不久后还赢了沙俄。这是日本在1895年打败中国的地缘政治原因。

但是，日本一旦挑战中国，仅从地缘政治上看，就是一场不可能调和、且不可能最终胜利的战争。

 　　一般来说，大陆版图与其周边岛国存在具有反向排斥的性质：只要大陆版图是完整的，这时的岛国就是边缘化的；反之，只要大陆版图是破碎的，岛国就会被大陆破碎国家簇拥为地区的中心。这不是一个文化问题，而是一个简单的几何力学问题。例如，英国是岛国，英国在欧洲继而世界的主导权是以欧洲大陆板块破碎来维持的。欧洲破碎，英国才有可能在德、法、俄等诸国之间纵横捭阖，用“均势”的方法操纵欧洲。日本也明白这个道理，知道自己在亚洲的主导权一定要以中国破碎为前提。如果中国是统一的，那日本在亚洲地缘政治上的地位也必然是边缘的。明乎此，就明白了自甲午战争后，为什么日本一直都在肢解中国，以图构建其在整个亚洲的主导权。

 　　日本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天大目标的牵引下发动了甲午战争，但由于这个肢解中国大版图的目标和工作量如此庞大，以至仅靠日本无法实现，而日本却硬要一味蛮干，其结果必然是在赢得首场战役的同时，日本就不得不面对必将输掉整个战争的结局。

为什么日本的东亚霸权战略必败

第一，与当时的中国相比，日本以制海权见长，但海权控制的不仅仅是一串岛链，而是沿这串岛链拉出的圆周半径。岛链线越长，需要巩固这些战果的作战半径面就越大。如果不能控制圆周半径内的对手，那最终就不能消化其中的战果。甲午战后，日本最大的战略败笔就是占领台湾，因为这意味着日本的国防线被拉到它能力可承受的极限之外。占领台湾后，日本还要控制以台湾为圆心的半径范围：东至北马里亚纳群岛，西至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南至菲律宾等南海国家。入侵中国，已经力不从心；占领北马里亚纳和菲律宾，日本就要与当时最强大的海权国家美英两国作战。日本就是这样被甲午战争的胜利诱入一个无解的战略悖论之中，1945年的惨败是其必然的结局。从这个意义上说，1945年日本失败的种因预埋于1895年的日本甲午胜利。

 　　第二，上面所说的，还只是日本毁灭的地缘政治原因。导致日本毁灭还有认识论偏差及由此导致的制度偏差的原因。

 　　1895年对华战争和1905年对俄战争的胜利，都是日本在打不动的时候及时谈判停战并获得相对利益；如果陷入持久战，日本未必能赢。这说明，这时的日本军人是讲政治、懂政治的，知道适可而止。

 　　1942年10月，毛泽东曾说：“像希特勒这样法西斯国家的政治生命和军事生命，从它出生的一天起，就是建立在进攻上面的，进攻一完结，它的生命也就完结了。”[4]  日本也是如此。由于国土面积狭小，日本的进攻能力与防御能力始终是捆绑在一起的：一旦失去攻势或进攻失败，那就是全局性的失败。正因此，日本军事理论始终保持强烈的进攻意识——这也是当时日本军事思想优于中俄并因此取得成功的地方。但凡事过了就错。两场战争的胜利大大骄纵了日本，并百倍地固化了其进攻优先的意识；日本人开始目空一切，原来受政治节制的军事优先观念变为排斥政治的单纯军事主义的观念，认为只要仗打得赢，其他一切都好说。

　　刀子一旦失去节制，如果它还锋利的话，其结果是可怕的。战略是要有哲学指导的，其要义在于合理的节制，其最终目标是有方向的和平。1905年之后，日本陆军大学的学员已不懂什么叫节制与和平，他们都钻到战役学层面并日益失去了全局观。直到太平洋战争前期，日本一连串的军事胜利，埋藏着很快就要出现的战略上的惨败。这种不知节制的观念和优秀的战役指挥，使日本的胜利来得过于容易，以至使其战线拉得过长。日本国运衰落的重要节点就是东条英机上台。此人身上集中了由陆大过度强化优点而产生的形而上学认识论的缺点（单纯军事主义）。20世纪20年代起，日本少壮派军人的一系列粗暴干政行动，使真正的政治家们被迫退出决策圈，政治成了军事的附属。军人一味蛮干给国家抱回来的成堆战果，使政府在政治上难以消化，最后日本硬是被“噎”死了。

太平洋战争期间曾任蒋介石政府政治顾问的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评论说：“日本的侵略方法是硬干，而且越干越难，他们不是步步积累，越做越容易。”[5]  侵华战争的持续胜利使日本的战线迅速拉长，这将导致日本在中国之外又增加美国这样一个重要对手，这就迅速拉升了日本的资源消耗。据统计，1931年日本军费占国民总产值的比例是3.76%，1937年已占14%；1942年日本对美宣战，军费已占国民总产值34.6%；1943年达46.7%，1944年迅速冲至98.5%。[6] 到了这个地步，全面失败已不可避免。总之，军人太能打仗且不受政治约束，“会打仗”的优点不受节制地使用，就转化成了毁灭国家的致命缺点。

 　 与此相反，1943年前后中国在战役层面还是输多赢少，但在战略层面中国却成了参加开罗会议的重要成员了。这是因为中国的战略有哲学思想。相比眼前的成败，哲学家更看重成败因素的转化。败中蕴藏着赢的因素，赢中也孕育着败的种子。 　

 　　第三，正确地总结甲午战争，不仅要看到对手的优点，也要发现对手的缺点。

 　　战略解决的是衣食住行问题，因此，搞战略要有“居家过日子”的经验；不然看似很“猛”，实则不行。当年的东条英机和今天的小布什、拉姆斯菲尔德等都是这样的人物：他们打出的战果超过了他们的消化力，所以国家生生让他们的莽撞给“撑”死了。蒋介石较早看到日本人这一短板，他在1938年1月15日的日记写道：“日本无政治家，无领袖，其国之危，亦可惜哉”。[7] 同年10月日本占领广州武汉，蒋在11月11日的日记中说：“倭人气量短窄，事尚彻底，非生即死，决无对弱者中途妥协与让步之理。” [8]

 　　到今天，日本人思维的“一根筋”特征更加明显。看他们今天还在为其发动太平洋战争翻案，还说他们搞的慰安妇制度是“合理”的。这不是“二百五”是什么? 如果日本能学德国人的样子，向亚洲人民下跪谢罪，那才是日本真正强大的开始。但是，德国有康德和黑格尔，日本没有。日本自明治之后就有一种与“大日本”理论相对的“小日本”理论，认为日本没必要争夺亚洲主导权，做个瑞士那样的国家更适合日本国情，但这种理论在日本不居主流。而那种不知节制和量力而行的认识（这正是日本军事认识论的短板所在）则被日本军人奉为宝典，至今仍不放弃对“靖国神社”的参拜、以及始于明治延续至今的扩张情结。这样的国家，焉有不败之理。

政治统帅军事，党指挥枪

 　　战略是刀尖上的哲学，是如何有效地节制暴力的学问。知兵者不轻言战争。而身为东方人的日本人至今仍未领悟到这一东方智慧。

 　　由于日本在1895年和1905年两次对外战争的胜利，上述日本单纯军事化的观念对同期亚洲、尤其是对同期中国（特别是国民党）的军事思想形成了很大的影响，当时中国人以赴日学兵为最贵。那么，我们中国人是如何既能学习日本军事理论的长处，又能免受其害的呢？

　　这应当感谢我们的毛泽东同志。

20世纪初，中国有相当多的军人接受日本“军事优先”的思想，认为军人只是一种职业，只管打仗，至于政治，那只是政客们和政府的事。中国旧式军人的单纯军事化观点，也严重影响着早期红军的观念。

1929年6月14日，毛泽东致信林彪：“红四军中向来有一些同志偏于军事观点，同站在政治观点即群众观点上的人意见不合。他们在军事失败的时候，什么都可以取消，只要枪杆子保存就够了；他们在游击工作中单纯地发展军事影响而不去发展政治影响。”[9] 1929年12月，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古田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报告做出决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和任务，提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强调必须从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党的建设，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在红军中健全党的各级组织。决议指出：“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

古田会议确立的“党指挥枪”的原则，从此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的生命线。1938年3月5日，毛泽东为抗大题词的第一条就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10]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注入了政治灵魂，“刀把子”有了明确的政治指向。这便与当时充斥中国乃至东亚的、主要源于近代日本和德国的、服务于垄断资本的资产阶级军事思想分道扬镳。从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成为中共领导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重要保障力量。

 　　比较日本在甲午之战中的“胜利”和太平洋战争中毁灭的两段历史，再看看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的胜利，我们就不能不承认，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提出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支部建在连上的思想，是中国近现代军事思想变革中的划时代事件。自此始，未来中国发展出现日本式的自毁隐患基本被消除。有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再加上中国人民选择的社会主义制度，日本在甲午战争后赢得的对中国的竞争优势由此不复存在。

甲午战争是中国进步的历史契机

1895年的战败对中国——对1905年后的俄国也是一样——影响也并非全是负面的。它使中国加深了半殖民地化的同时，也强行终结了中国的封建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国没有了退路，必须向前并要有新的选择。道路危机反倒促成了中国人的文化自觉。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中国人苦苦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都想过了、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最后，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11]

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并不是少数人的一时冲动，而是中国人民在近现代反复试错之后形成的共识。同样的道理，我们今天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经过包括制度改革在内的各式改革反复尝试后形成的全党的共识。

　　甲午战败，同时也开启了中国人民开放学习的历史进程。我们并不排斥西方制度中的优秀内容。我们近代也尝试过各种制度选择，包括照搬西方政治制度，但是发现它们不适合中国国情。袁世凯曾想回到王朝老路，但哪怕是形式上的复旧，当时的中国人也不答应。那么往前走什么路呢？蒋介石选择了依附于西方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道路，但解决不了中国工农的极端贫穷问题，人民推翻了他并最终选择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道路。

这可能就是国家发展进程中的后发优势。有人在甲午战争失败中只看到中国人落后的一面，但也要看到中国人穷则思变、实现跨越式进步的另一面。不然就不能解释“落后”的中国人怎么就选择了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而“先进”的日本人却选择了在当时已经落后的、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军国主义制度，并参与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战争。1913年，列宁说“先进的亚洲和落后的欧洲”，[12] 他认为当时的中国已属于前者，日本则属于后者。

今天看来，如果日本不想放弃其“大东亚”梦想，中日之间乃至日本与亚洲国家之间的矛盾就是不可调和的。欧洲碎片化产生的无尽内耗最终导致两次世界大战；亚洲大陆如果碎片化，可能因为其汪洋大海般的小农业生产方式的存在，其结果可能比欧洲更惨。今天日本又开始向中国叫板，还有人想步“大东亚”后尘，走法西斯的老路，再次将中国逼到一个历史关口。要战胜这种挑战，我们就必须始终坚持包括台海统一在内的中国统一；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这些都是我们战胜日本法西斯的关键点。

人民而非“精英”是决定历史的根本力量，这是毛泽东留给我们的经验。日本法西斯军人多来自军校，蒋介石手下的将军多是海归精英，但最终赢得胜利的还是毛泽东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队伍。我们虽然在甲午战争中失败了，但我们没有沉沦，我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历尽艰苦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中华民族在当代世界屹立不倒且获勃勃生机的重要前提。

国民性的塑造和文化战略

 　　总结甲午战争的成败经验，不能忽略两国在国民性塑造问题上的较量。

 　　学术为政治服务，这一点在近代日本表现得极为充分。近代日本“学术”及其“研究成果”，有明显的为侵华战争作准备和服务的“笔部队”性质。1937年，日本向中国战场派出了一支由文学家组成的部队，为侵华战争摇旗呐喊。[13] 早在1934年，日本陆军省新闻班发行了一本题为《国防的本意和强化的提倡》的小册子，提出“思想战”的概念，强调“作为战争手段的经济战、政略战、思想战，都具有与武力战相匹配敌的重要作用”；日本学者杉山平助在《论支那人》一文中将日本对华“笔战”的作用概括为：“军人用刀剑刺支那人，我们文化人就是要用笔把他们的灵魂挖出来。”[14]

 　　1941年，在中国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刻，日本人“邀请”梅兰芳出场唱花旦。他们知道，使对手国家中的男性心理在不知不觉中普遍雌化（这种现象目前在东南亚曾经的殖民地国家普遍存在），是击败这个国家的重要手段。梅兰芳拒绝与日本人合作，决定“蓄须明志”，“息影舞台”，以此激励中国男儿英勇杀敌，誓死报国。梅兰芳一生的艺术实践告诉我们：艺术品质的高下不仅仅在于技巧，更在于气节。

 　　文化斗争并不都是一个牧歌式的过程，在许多时候它还带着血腥。香港李小龙“早逝”后，其表现出的大无畏的民族气节便在香港武术界日渐式微，此后香港武功片几乎被缺乏民族气节的艺人所丑化。即使在香港回归祖国后，这些“武者”又转行为宣传对殖民主义无害的普世理念的环保人士。老子说“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没有政治指向的“道德”，犹如天边的彩虹，对被压迫者好看不中用，对压迫者即中用又看好。

历史上注重战略能力的国家，都将国民性塑造问题当作战略问题来看待。不然就不能解释今天为什么有些人大力推崇《色戒》、《霸王别姬》等电影作品；一些带有民族自虐性的影视作品如《金陵十三钗》等在文化舞台上大行其道。道理很简单，这样的作品和形象符合西方强权的需要。

西方文艺作品，如果说有为殖民地人民塑造正面形象的话，最多也就是甘地、曼德拉式的，因为他们已经经过对殖民主义的无害化处理，其共同点就是用坐牢、绝食等和平方式争取自由。树立他们的普世形象是为了弱化殖民地人民的反抗精神，便于殖民统治。

　　这样的“文化战”对华人世界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前几年曾有艺人身披日本军旗拍时装照，这两年更有艺人“一身兼二任”：刚演完大义凛然的革命者，转身又去扮演被美化了的汉奸。他们已经不清楚艺术在任何国家都是有底线的，那就是爱国主义。

古今中外不乏以意识形态为武器而致敌于死地的成功案例。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1991年曾在美国休斯敦说，就在西方与苏联的斗争陷入困境的时候，因戈尔巴乔夫的上台而使形势好转。[15]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迅速在戈氏推行的“公开性”和“壮士断腕”式的市场化“改革”中分崩离析。苏联解体之际，学问家那么多，却不能保家卫国；国破家亡时，“竟无一人是男儿”！中国的北宋也是这样：学术一派繁荣，皇帝却被金人虏去做苦力。学问既不能保家也不能卫国，那要这样的学问、这样的书生，还有何用呢？

世界是斗争的，毛泽东说过，不斗争就不能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