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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也要有人懂:一起来读毛泽东(四)

韩毓海 来源:《经济导刊》2016年06期 2016.06.01 09:39:01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真理与中国长期改革、革命的思想紧密结合起来,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提供了真理之道,而且为这种真理和大道在现代中国的运行,创造了“时势”,正如为鱼跃创造了水,为龙兴创造了风和云

 

父老与“子弟兵”

在毛泽东之前,近代湖南产生的最伟大人物是邵阳人魏源。

魏源是改革家,他力图推动世界上最古老的王朝实行改革,但那场改革失败了。他呕心沥血所做之《海国图志》,不但没有唤醒沉睡的中国,反而成为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日本入侵中国的参考书。

毛泽东与魏源在战略思想上是相通的,基于近代中国的处境,他们发明了以弱胜强的战略战术,这就包括诱敌深入、防御战中的进攻战、集中优势兵力以歼灭敌人,以及“打到敌人后方去”等等。魏源的战略思想不为当时所用,这是中华民族的大悲剧,而他的思想最终却在毛泽东手里发扬光大,并形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宏图战略,这则是中华民族之大幸。

在战略方面,毛泽东从魏源那里汲取了很多,而毛泽东与魏源对中国士大夫阶级痼疾的诊断也是一致的。魏源的名言是:“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强,无不富强之王道”,儒家和士大夫阶级空谈了几千年王道,但却使王道脱离了富强。这是历史的大悲剧。而毛泽东则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实现“王道”与“富强”的统一,从而使王道建立在了富强的基础上——毛泽东推行的”王道“朗朗上口,可歌可泣,被称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毛泽东更把这种”王道“建立在一支前所未有的军队的基础上,而这支军队叫中国工农红军。

以军队推行王道,以王道节制军队,这是毛泽东的发明。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1千人,到达位于湘赣边境罗霄山脉的井冈山,这支军队原本号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但由于人数实在太少,于是,经过在永新县的三湾村整编之后,改叫了第一师。

毛泽东是在井冈山起家,但他依靠的却是一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军队,这支军队后来被称为“人民子弟兵”。当秋收起义部队在永新县三湾村进行整编时,毛泽东又为这支军队创造了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即以党的组织和士兵委员会来打破旧军队的科层制。所谓“群众路线”,其实就是从“官兵一致”中发展出来的。

“巍巍井冈山八一军旗红,开天辟地头一回,人民有了子弟兵。从无到有靠什么,伟大的共产党,伟大的毛泽东”。正像这首歌里唱到的那样:从无到有,靠的是共产党,靠的是毛泽东,那么,共产党和毛泽东又靠的是什么呢?

毛泽东靠的是“父老乡亲”,是数千年中国文明的精髓。而“人民子弟兵”这个名称的精髓,就深深地植根于中国历史上的军事制度之中。因为“子弟”这种说法,所面对的是“父老”,刘邦入咸阳,曾经“与父老约法三章”,而项羽兵败垓下,也曾经说了这样一句话:“无颜面见江东父老”。“父老”就是中国乡村共同体里的“贤人”,在墨家学说里,他们也被称为“侠”,在普通老百姓眼里,他们便是立足乡村共同体扶危济困、替基层百姓打抱不平的“好汉”。

1973年1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经这样说:鲁迅是“圣人”,而我只是“贤人”。正是由于有了“贤人”的存在,中国基层乡村的治理理想是思想教育,它主张待共同体的成员如“学生”、如“子弟”,而不是如“百姓”,大而言之,它昭示着中国两条政治路线的分野,一条“胥吏”对“百姓”,一条“贤人”对“子弟”、“老师”对“学生”,而只有后一条线,即只有以百姓为“父老”,方才能够带出了“子弟兵”,只有“老师”对“学生”,才能培养真君子。

这种治理依靠的是文化和信仰,它所针对的是共同体成员的“心”,而不是“身”,所以,它主张用做学问的方式搞治理,主张读书与治理不可分为两事,这便是“一边打仗、一边生产,一边读书”,这便是“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这便是“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二事”。极而言之,它强调政治工作的办法与搞学问无异,根本上均在于“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因此,毛泽东提倡用开会和思想教育的方式解决群众问题,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造成“必也使其无讼乎”这样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毛泽东书里写到的那些鲜活的主张、那些古老而年青的语句,以及共产党当年在井冈山、陕甘宁、太行山的实践表明:宋明儒学的最大贡献,便是使读书人深入基层,从基层出发重新组织社会。而继承了儒家思想这一精华的,就是毛泽东。1930年,正在遭受王明路线迫害的毛泽东,在江西苏区写下了《反对本本主义》,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论断,这篇文章的最后部分,详细地阐述了调查研究的办法,说明了怎样以做学问的方式搞治理。

日本思想家宫崎市定的名言是:以为毛泽东凭一个人的天才就改变了中国,这是因为人们不了解毛泽东是站在了中国多少圣贤的肩膀上。毛泽东的伟大,不过是他使得“中国道路”得以延续,并发扬光大。他说:“近代以来的中国道路,既不落后于西方,当然也没有超越西方,因为中国只是走在自己的道路上。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必然还是如此”。

 “人民子弟兵”制度,就是从浏阳河畔永新县的三湾村走出来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其实便是以朱子语录治军的典范。尤其是他指出,宋儒的缺点,便是将学问与读书考试相结合,从而堕入“小廉曲谨,以持当躬”,而惟有将学问与保家卫国相结合,只有知识和知识分子与人民相结合,方才可以上马杀敌,下马读书,朝出鏖兵,暮归讲道,方才足以“任大事”、成大事。以理学治军,这就是以王道治军。“军队是所大学校”。毛泽东不仅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而且,他更振奋了中华民族的武德。

在毛泽东的革命兴起之前,中华文明的武德,差不多已经失落了近千年了。春秋时代,军人以贵族为主,自然是很被尊重的,故而有“武士”和“武德”之说。而军人、武士被尊重,并不是因为他掌握暴力,而是因为他有能力制止暴力。“武德”的解释来自楚庄王,他提出“武”的字义便是“止戈”。

看看《商君书》最重要的篇章《农战》,便知我国历史上最健康的尚武时代,便是秦,“又战斗来又生产,三五九旅是模范”,有这样的民风、这样的制度,自然便有天下无敌的军队。

唐代建国,府兵制是基础,其核心是选拔品质优秀的农家子入伍,故每次征兵,都是在基层选拔积极分子的仪式,每次退伍,又起到了在基层壮大积极分子的作用。可惜武后以来,国家不再重视军队,实质上便是更不重视基层,因为国家重视“文辞进士科”,从而轻视边疆、重视中原,从而轻武重文,漠视武德,结果铸成安史之乱,这哪里是偶然的呢?

北宋以来,直到国民党统治时代,“拉壮丁”就等于征兵。李华的《吊古战场文》是唐代的好文章,其中哭天抢地的悲叹,不过凝结为后世两句俗语“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而已,可见中国之积弱,又哪里是一朝造成的呢?

当兵光荣、光荣者方能当兵,这是共产党在中国所造成的新气象,而一切不抱偏见者,便不能不承认这种事实:共产党的一个伟业,就是结束了落后挨打,毛泽东的一个成就,就是振奋了中华民族的武德。“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就是“武德”的体现。以人民战争之汪洋大海,制止了帝国主义旷日持久的暴力,划分出三个世界的蓝图。

“好八连,天下传。为什么?意志坚”,“拒腐蚀,永不沾”,“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这是晚年的毛泽东夜不成眠,写给人民军队、普通战士的诗,其中讲解的,也就是武德。

1928年4月下旬,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的残余部队来到井冈山,与毛泽东的队伍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为军长,毛泽东为党代表。在庆祝两军会师的大会上,毛泽东发表讲话,首次宣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井冈山方圆八百里,却只有八个村子,缺吃少穿,饥饿从一开始就伴随着革命,缺医少药,受伤便等于死亡。毛泽东在1928年10月所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这样写到:井冈山根据地的困难,“有时真是到了极度。红军一面要打仗,一面又要筹饷。每天除粮食外的五分钱伙食费都感到缺乏。

在井冈山,红军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境,战胜了数倍于己的敌人,而当红军撤离井冈山时,由原来的1000人,发展到了1万余人。毫无疑问,这是人类军事史上的奇迹,造成这一奇迹的,就是毛泽东“人民子弟兵”的建军思想,它最终凝结为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192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宣布,“工农革命军”定名为中国工农红军,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第四军,从此被称为“红四军”。这一年的年底,彭德怀、滕代远率领平江起义的部队来到井冈山,加入了红四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十大元帅中,有五位出自红四军,他们是:朱德、林彪、彭德怀、陈毅和罗荣桓。

1929年1月1日,蒋介石发兵3万围剿井冈山,毛泽东、朱德率3600名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希冀以此“调虎离山”。毛泽东为红军选择的第二个落脚点是闽西,而像井冈山一样,那里同样是客家人的聚居地。

1929年3月,毛泽东指挥红军进入闽西长汀,在占领长汀之后,红军夺取了一个拥有新式缝纫机的军服厂,从那时起,衣衫褴褛、饥寒交迫的中国工农红军,终于第一次穿上了统一的军装。同年5月,毛泽东指挥红军再占龙岩、永定,开辟了闽西红色根据地。

红军进入龙岩时,当地客家百姓涌上街头,想看看传说中的“朱毛”是什么样子,结果,他们看到的是一支衣衫褴褛但斗志昂扬的军队,这支队伍当时只有一匹马,那匹马上驮着的却是个正在打摆子的小兵,而牵马的马夫则是军长朱德。

从1929年3月到1934年10月,红旗一直在闽西的红土地上飘扬,闽西根据地存在了5年,它是除陕甘宁外,共产党经营时间最长的红区。

从井冈山下来的红军能够迅速地占领闽西,并站住脚跟,除了后来广为人知的闽西共产党人张鼎承、邓子恢的呼应外,与又一位当地“父老”的帮助最有关系,这个人叫做傅柏翠。他的传奇,与广东海陆丰澎湃的故事极为类似。

傅柏翠,1896年9月出生,小毛泽东三岁,1917毕业于东京法政大学。留日期间,傅柏翠参加了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回国后,傅柏翠成为福建第一个开业律师,他劝说父亲把田地分给农民,并替穷苦人打官司,与官府衙门相对抗,在故乡上杭乃至整个闽西,傅柏翠一时颂声四起。由于军阀混战,为保卫乡里,傅柏翠号召组织成立了一千多人的农民自卫团,老百姓敬他、爱他,称他为“闽西百姓的王”。年青的傅柏翠被闽西百姓视为“父老”,而他组织的农民自卫团,则是一支闽西子弟兵。

像澎湃一样,傅柏翠背叛了自己所属的阶级,1927年7月,当共产党到处被屠杀的关头,傅柏翠向福建特委书记罗明提出申请,毅然加入共产党,他参加革命,毫无功利的目的,纯粹出自信仰。

1927年9月,傅柏翠率部迎接南昌起义的残部入闵,因此结识了周恩来和陈毅,1928年8月,傅柏翠发动上杭农民暴动,创立了红七军,1929年底,他再次张开怀抱,迎接井冈山下来的毛泽东和走投无路的红四军进入闽西故乡。

傅柏翠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学都有极为精深的了解,毛泽东能够在闽西这种地方遇到博古通今的傅柏翠,自然大喜过望,他们立即互相引之为至交和知音,从此,擅长词赋的毛泽东与傅柏翠经常在一起互相唱和,谈古论今。毛泽东一直尊称他为“闽西傅先生”,且终生没有改口。毛泽东找到了无所不谈的知音。正像刘邦当年入咸阳与当地“父老”约法三章一样,入闵之初,毛、傅二人,互相酬唱,毛泽东诗兴大发,他写下了如下意气风发的诗句:

红旗越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在闽西,井冈山下来的红四军改编为纵队,第一纵队司令林彪,第三纵队司令伍中豪,而第四纵队司令则是傅柏翠。1930年2月,毛泽东率红军离开闽西进军赣南,而傅柏翠则留守闽西,毛泽东带走的是闽西子弟兵,在行军途中,毛泽东想起了傅柏翠,他写下的《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原词起首二句原本是:

“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无柏翠。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1957年,在人们的反复建议下,毛泽东方才将“雪里行军无柏翠”一句,改为了“雪里行军情更迫”。毛与傅的友谊,由此可见一斑。闽西上杭这个地方,出了两位姓傅的“父老”,他们对红军的成长与发展举足轻重,一位是傅柏翠,而一位,则是被习近平总书记称为“基督医生”的红军医院院长傅连瞕。

那个时候,毛泽东结交的是绿林、侠客和父老,而在这些人背后,站起来的则是成千上万的子弟兵。1929年,闽西再次成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而毛泽东的建军思想,就诞生在闽西这块英雄的红土地上。

 

古田与“星星之火”

在创立红军时,毛泽东运用了中国传统思想的精华,而随后,他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来塑造这支军队。毛泽东希望红军成为一支有思想、会思考的军队,这就是所谓“思想上建军”。

所谓“有思想、会思考”,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善于总结战争的规律。毛泽东认为,红军应该通过具体的战役,以总结战争的规律性。能够把战役、战术这种“看得见”的东西,通过思考上升为“战略”这种“看不见”的东西。第二,红军应该了解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第三,红军应该了解世界发展的规律。第四,红军应该善于运用上述三种规律来分析当前面临的形势。

毛泽东说,党就是红军的“首脑部”。他说,党在军队里的工作,就是研究和思考战争的规律、中国发展的规律和世界发展的规律。因此,所谓“思想上建军”,这表现在组织上,也就体现为党对军队的领导。

红四军是从失败中走出来的,部队四处转战,连停留整训的时间都没有,自然无暇思考毛泽东提出的那些“大问题”,而毛泽东认为,这就不免使红军陷入了“游击主义”和“流寇主义”。

在当时的红军领袖们看来,红军的任务就是埋头打仗,是以打仗来扩大红军的影响力,对于红军斗争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则非常茫然——而这就是毛泽东所谓的“纯粹军事思想”的统治。毛泽东的特殊性在于,他是军人中的思想家,是思想家中的战略家,把战争升华为哲学,这是毛泽东的创造。在毛泽东看来,由于不掌握战争的规律、社会发展的规律,红军的领袖们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只是一些“经验主义者”。让当时的红军理解毛泽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毛泽东在红军中的地位并非从一开始就是非常稳固的,毛泽东的战友们当然也不都是善于思考、能谈古论今的傅柏翠,他们并不是与毛泽东在各方面都有着共同语言。当年红四军的江华这样说:“那时毛泽东对于干部要求高,要求严,批评人也是很严厉的。对一些营团级负责干部的缺点错误,他也毫不留情地当面批评、训斥,常常使人难以接受,下不来台,因而有些同志对他是很有意见的。”

这表明,毛泽东只是被人怕,而不是被人理解、被人懂。

伟大也要有人懂,毛泽东往往是孤独的——而这正是他一生的悲剧。在闽西,毛泽东与他的战友们之间的分歧,围绕着前敌委员会这个组织,终于爆发了。

毛泽东非常重视红军“总前委”的建设,这个机构是一个统摄政治、军事、社会和经济为一体的领导机构,在它的领导下,方才能够凸显红军的工作不仅仅是纯粹军事性的,而是政治性的。毛泽东认为,“总前委”应该体现的,正是党对红军的领导,它的任务,就是为红军制订正确的思想路线。

1928年6月4日,上海中央在给红四军的信中指定:由毛泽东、朱德,再加一工人、一农民的代表以及前委所在地方党部书记谭震林,五人组成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为书记,统辖红四军和湘赣地方党政工作。但6月下旬,中央再来指示,任命杨开明为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毛泽东回到红四军担任政治部主任,只负责军队的工作,根据地的党政工作就不必再管了。1929年5月,中央再次指示,红四军成立临时军委,刘安恭为军委书记,这样,就出现了在军队中“前委”与“军委”、“特委”互相掣肘的问题。“前敌委员会”其实在党、军队和根据地都已经成为了摆设。1929年6月8日,在白砂召开的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撂了挑子。他在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提出:总前委不“议政”,不研究思想路线、不思考“大问题”,以至于党在军队里成了纯粹的摆设,成了部队的附庸和鸡肋,自己不能担负这种不死不活的责任,他要求马上更换书记,让他离开前委。

当天夜里,林彪派江华给毛泽东送来一封急信,心机很重的林彪,坚决不赞成毛泽东离开前委,林彪认为,如果毛泽东自己撂了挑子,这就等于授人以柄。毛泽东看了这封信之后,没有表态。6月14日,毛泽东给林彪复信,他告诫林彪:不要把个人的得失放在头里,而要把思想和政治的问题放在心上。自己要争的是思想上的是非,而不是个人的权力。他还告诫林彪说,要学会多思考些“大事”,不要纠缠于个人得失这种“小事”。林彪自己却总喜欢说——他是“毛主席的好学生”。而毛泽东毕生对这个“好学生”的最大不满,就在于林彪关键时刻总是“想法”太多,把个人权位的得失,置于了思想路线的思考之上。

当时的红四军将领,对于毛泽东所强调的战争的规律、社会发展的规律和世界历史的规律这种大问题,既缺乏理解,也不感兴趣。于是,在他们看来,毛泽东强调党对军队的领导,无非就是为了树立自己的“家长制”权威。

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在龙岩公民小学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会议由陈毅主持,会议逐条批驳了毛泽东对于红四军中存在问题的批评,并认为毛泽东存在着严重的“家长制”作风,毛泽东想把自己的意志凌驾在红四军之上。

大会最终选举陈毅、朱德、毛泽东、林彪、傅柏翠、伍中豪等13人为新的前敌委员会委员,选举陈毅为前敌委员会书记,会议决定:毛泽东离开红四军的领导岗位,到闽西休养,并指导地方工作。毛泽东第一次被从红军的领导岗位上赶下来,这件事就发生在闽西的龙岩。

正是陈毅主持召开的红四军七大,撤销了毛泽东总前委书记的职务。林彪的预见变成了事实。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病倒了,他发了疟疾。不过,病中的毛泽东却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消极落魄,他写了一块匾额,挂在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屋门上,命之曰:饶丰书房。病中的毛泽东四处找书读,而且还找到了一本《模范英语读本》,于是,毛泽东经常在自己的“书房”里念英语,跟随毛泽东一起来到永定的湖南老乡曾志,曾经读过教会学校,她总是被毛泽东充满湖南口音的英语发音逗得忍俊不止,而毛泽东则毫不以为意,继续他大声的朗读,旁若无人。毛泽东一生嗜书如命,对他而言,有书足矣。

1929年9月,红军攻克上杭,在朱德主持下,红四军在上杭县城太忠庙召开了第八次代表大会,当时的毛泽东正发疟疾,全身浮肿,写信向大会请假,而红四军八大代表却以为他是在闹情绪,他的假条没有得到批准,于是,重病的毛泽东被担架抬到了会场。当时的毛泽东,境遇甚是可怜。

此时的红四军正值大胜之后,但是,对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是什么、红军究竟该往何处去、如何发展,则莫衷一是,会场里的“骄兵悍将”们吵成一团,前敌委员会也拿不出一个行动方案,甚至连朱德也控制不了局面。毛泽东关于红军即将陷入经验主义和纯军事主义的预言,终于成为了现实。面对队伍中的乱象,朱德终于开始理解毛泽东关于在军队中进行党的建设的主张。

1929年10月11日,农历重阳节,临江楼庭院里黄菊盛开,楼下的汀江霜花一片,大病初愈的毛泽东登高望远,触景生情,写下了著名的《采桑子·重阳》: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

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这一年的九月,以李立三和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听取了专程来上海汇报工作的陈毅的报告,陈毅如实地汇报了红四军内部的争论。中央给红四军前委写了一封指示信,这就是著名的“中央九月来信”,信中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党对军队领导的思想,指示红四军按照中央的要求,正确对待毛泽东,正确理解毛泽东对红军存在问题的批评。陈毅回到闽西后,立即召开了红四军前委会议,会议决定,由陈毅亲自前往毛泽东的住地,请他回到红四军复职。

11月26日,毛泽东在陈毅的陪同下,回到红四军。11月2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针对部队所存在的松散情况,大家一致认为,红四军此时如果不加以整顿和训练,如果不通过整训统一思想,那么这个队伍就没有办法带下去了。毛泽东当天夜里立即给中央回信,信中说:目前唯一的问题是党员的理论水平太低,连政治常识都不具备。他给中央提出的要求是:请迅速把党的机关刊物寄来,并请代买一批理论书籍,当务之急,是必须加强对于党员的教育。红军必须一边打仗,一边学习、读书和思考。

1929年12月18日,经毛泽东提议,在上杭古田镇的和声小学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毛泽东选择这里作为开会的地点的用意就是:要把红军办成一所“大学校”,这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

古田会议,是人民军队历史上第一次学术会议、思想会议,会议第一次在红军中广泛地讨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研究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规律问题、党和军队的思想路线问题。“胜利从古田走来”,这就是因为思想从古田走来,“枪杆子”与“笔杆子”的结合,就是从古田走来。

会议开了十多天。在红军内部,第一次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毛泽东在会议上历数了红四军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这包括:缺乏战略思考,陷入了单纯的游击主义,没有建设根据地的思想,而把自己等同于流寇,不了解社会和历史,仅凭单纯的军事观点办事。而这些错误思想的实质就是经验主义,在红四军中,就充满了这种非马克思主义、非无产阶级的思想。简而言之,在毛泽东看来,如果红军是一支不讲政治、没有思想的军队。这样的队伍,是走不远的。

毛泽东提出,战争的规律、社会的规律、世界发展的历史规律——这些问题,在红军队伍里必须经常讨论,不仅军队的高级干部要讨论,连、排、班一级也要讨论。为了经常性的讨论这样的问题,就必须把党的支部建在连上,把党的小组,建立在排和班上。

古田会议重新选举了前敌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书记,朱德、伍中豪、林彪和罗荣桓都当选了前敌委员会委员。古田会议结束后,心细的林彪给毛泽东送来了一张贺年片,敏锐好学的他身体力行,按照毛泽东的要求,立即就开始思考“大问题”了。林彪给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的“大问题”,例如:怎样从世界形势出发思考中国革命的前途?如何看待中国目前的形势?什么是红军应该采取的战略?中国革命和红军的前途如何?后来的林彪以在军中一贯“突出政治”、“突出毛泽东思想”而著名。

1930年1月5日,毛泽东给林彪回了一封长信。对林彪所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回答。1948年12月,中国革命即将胜利的时刻,林彪向党中央提出,希望公开刊发这封闽西时代的通信,毛泽东同意了林彪的意见。

毛泽东为这封信重新拟了一个标题:“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这封信中,毛泽东首先分析了中国与世界的形势。毛泽东说,世界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帝国主义之间有矛盾,正是这种矛盾,为苏联这个红色政权的存在提供了可能性。那么,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呢?毛泽东说,这也是由于中国与世界发展的不平衡,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有不同的代理人,于是,“全世界只有中国存在着统治阶级内部长期互相混战这种怪事”。正是这种不平衡性,决定了中国的红色政权可能存在。这就是所谓“东方不亮西方亮,灭了南方有北方。”而只有建立红色根据地,“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

其次,关于红军的战略。毛泽东说,正是“不平衡”的特点决定了,红军不可能立即取得全国的胜利,但是,红军却能够取得局部性的、“区域性”的胜利,能够取得武装割据和根据地的胜利。也正是“不平衡”的特点决定了,红军不可能理解消灭强大的敌人,但却可以集中力量,消灭强大敌人的一部分,即尽可能地消灭“大一点的”的敌人。

于是,在这封党内通信中,毛泽东简明地概括了他的军事思想,并与“游击主义”划开了鲜明的距离。毛泽东认为,当前红军的战略应该是“防御中的进攻”,红军的战斗,既不是克大敌,也不是求小胜,而是在保存自己的前提下,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红军应该采取的方法是:“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以歼灭敌人”。

尽管人们往往把毛泽东说成是“游击战的大师,”但毛泽东在这篇文章里明确地表示:他的军事思想绝不是“分兵”和“游击”:“兵力集中的积极的理由是:集中了才能消灭大一点的敌人,才能占领城镇。消灭了大一点的敌人,占领了城镇,才能发动大范围的群众,建立几个县联在一块的政权。这样才能耸动远近的视听(所谓扩大政治影响),才能于促进革命高潮发生实际的效力。例如我们前年干的湘赣边界政权,去年干的闽西政权,都是这种兵力集中政策的结果。”

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就是贯彻了毛泽东的这种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的思想。而1948年,毛泽东之所以坚持率先进行辽沈战役,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在当时的全国范围内,只有在东北地区,解放军的兵力超过了国民党军的兵力,而集中优势兵力拿下东北,其政治影响,要大于军事影响。这就是在辽沈战役结束后,林彪要求公开发表毛泽东这封旧信的原因。

第三,关于革命和红军的前途。这种“不平衡”,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前途既不是“速胜论”,也不是“失败论”所能概括的,中国革命的胜利早晚要到来,但是,却不会在一天到来,而争取革命的胜利,必须既满怀理想,又有进行持久战的准备。

这篇高度理论化的文章,以一种诗情澎湃的语言作为结尾,可见毛泽东当时感慨万千:“所谓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释,这点是许多同志的共同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文章,饱含深情,文采飞扬,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和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出发,对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进行了高屋建瓴的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红军斗争的正确战术。

这篇文章,是《古田会议决议》的浓缩版,但是,对当时毛泽东的战友们来说,能够理解他深邃的视野和理论却不是件容易的事。

红四军内部的争论告一段落了,但在当时的整个党和红军中,很长时期却依然缺乏对毛泽东提出的那些问题的理解和认识,而这些问题就是:对世界发展的规律、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革命战争的规律的认识,历史证明,要认识这些问题,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随后在中央苏区进行的斗争与争论,就是古田争论的深入和放大版。而那场争论,则是通过遵义会议才得以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说,古田会议是遵义会议的基础,它为遵义会议准备了一种方式,通过这种方式,红军内部思想路线和战略战术分歧的方才能够得以正确处理。

古田会议结束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红四军立即开赴闽北,矛头指向赣南,以打破赣军对闽西根据地的围剿。

行军途中,恰逢元旦,毛泽东在马背上吟成《如梦令·元旦》一首:

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山下山下,风卷红旗如画。

(编辑  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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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4月22日,由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牵头,邀请行业内部分重点企业领导人和管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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