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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路对未来世界治理的影响

本刊编辑部 来源:《经济导刊》2016年02期 2016.06.10 10:56:06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青年学会在2015年12月召开座谈会,主题是“全球治理格局的变化与中国道路的未来”。主要讨论中国在国际秩序和中国内部的治理面临一系列新问题、新挑战的条件下,如何发现新问题,如何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新思路。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青年学会在201512月召开座谈会,主题是“全球治理格局的变化与中国道路的未来”。主要讨论中国在国际秩序和中国内部的治理面临一系列新问题、新挑战的条件下,如何发现新问题,如何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新思路。

破除制度迷信 坚持实事求是

现在从上到下都说体制改革就是要“啃骨头”,就是要“改体制”。实际上,体制问题有可能掩盖的是政策、方向、道路和领导人能力等方面的问题。潘维[1]教授认为,言必谈制度是一种“制度迷信”。对此,他提出了三点批评:

    第一,制度迷信颠倒了因果关系。制度是长出来的还是设计出来的?制度迷信者往往将制度视为几个“聪明人”在顶层设计时就冒出来的,这显然颠倒了因果关系。

    第二,制度迷信导致了教条主义。对某一种体制的崇拜,实际上有可能在本地 “水土不服”,由此导致了某种意义上的教条主义。

    第三,制度迷信掩盖了一个真理——即制度越简单越有效。复杂的制度往往是拿一个制度去堵另一个制度的漏洞,越是叠床架屋,制度所带来的漏洞就越多。拿一个制度去覆盖一个制度,只会导致更多的制度漏洞,活人很容易绕过死制度。所以,根本的问题是人的问题,而不是制度的问题。我们需要反思大家口口声声所说的要“改革制度”这件事情。

潘维还分析了历史上王莽改制的例子,并特别强调,现在这个时候就有类似“王莽改制”那样的危险性,不谈政策,不讲实事求是,不解决老百姓具体的实际问题,而是天天在那儿空谈理想制度的实现,这叫做历史唯心主义。

全球治理模式的变化

    目前中国道路面临新的治理格局,包括世界格局的变化,黄平[2]所长认为有必要重温毛主席所说的四句话。

    第一句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理论基础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仍然是最基本的东西。

    第二句是“我们应该相信群众,我们应该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原则。离开这两条根本原则,什么事也干不成。

第三句是,“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第四句是,“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事业要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这句话在今天显得尤为重要。

    黄平指出,全球化不应该是一个客观的描述,其实它背后也具有张力和多重可能。比如说,一种是美国主导或者西方式的单向的全球化;另一种是各国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国家,以及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大国能够参与进来,甚至参与游戏规则的制定,现在称为“治理模式和治理规则的制订的全球化”。

    黄平认为,全球化不仅是经济意义上的,包括资本、信息、劳动商品的流动,甚至是劳动者的流动,它也包括整个治理结构的超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以国家为基本单位设计的,全球治理模式的改变中最重要就是非国家行为体成了主要的行为者。比如说跨国公司,上个世纪80年代,全球排在最前面的10个跨国公司,其资本总和已经达到联合国倒着数的那100个国家资产的10倍以上。这也是为什么现在达沃斯论坛那么有影响力,而联合国却越来越像一个俱乐部的原因。联合国以国家为单位来参与,而达沃斯论坛是以大公司为主导,小的公司、组织也有很多参与,还有微型的社会组织、社会团体甚至是个人。这是一种全球治理格局甚至治理模式的变化,而在这样的变化中,一个最重要的、客观趋势的变化,就是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的崛起。而这样一个非西方的崛起不止是一个国家的崛起,它是一个区域、甚至是整个非西方世界的崛起。在冷战格局的时代,曾经出现日本在资本主义体系下的发展,“四小龙”的发展,以及中国刚开始的改革开放(那时还只不过是沿海一些特区)。现在整个非西方世界,正在用一种非资本主义的方式崛起,或者说很大程度上以非资本主义方式崛起,这是三五百年来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所以说,中国近代是“三个三十年”,改革以来的三十年;建国以来从1949年到1979年的三十年;还有从1919年到1949年的三十年。我们不能只看到我们眼下这三十年的成就,还要看到资本主义兴起以来的三百年的变化,以及中国至少自秦汉大一统以来的三千年的变化。治理格局变化下的中国道路,它的意义在方法论和认识论范畴中,不止是道德和价值层面去评价好不好、有没有、该不该的问题,而是在认识的、分析的层面把这样一个非国家的现象、全球化的现象和非西方的现象变成一个分析的范式。

    黄平特别强调,用所谓社会科学的概念框架和方法论框架来分析下一步的治理模式,就不止是一个现代化的问题。现代化是一个西方和以当时英国模式为蓝本的线性发展路径,但当今整个全球治理格局的变化、以及在这个变化下的中国道路所蕴含的意义则要丰富得多。

西方主导的治理核心

     过去大约五百年来,西方主导的整个全球治理格局正面临新的变化。回过头来看,过往这五百多年来西方的全球治理模式是什么?它所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失败在什么地方?不公平、不合理的地方在哪里?对这些问题有各种各样的看法,强世功[3]教授认为,全球西方主导的五百年治理的核心由两个概念构成。

    第一个概念是,全世界范围的国家,都要在西方文明的导向下变成现代西方意义上的国家。这是西方治理的第一个要素。与此要素相对应的第二个概念就是资本。换句话说,这两个概念构成了过往五百年治理的最主要的特性,其他都是附带的。但是,至今的全部问题是这两个概念本身是相互矛盾的。一方面,我们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不断地在摧毁民族国家、主权国家。而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看到现在这样一个格局:尤其是从20世纪70年代跨国公司兴起以后,资本已经形成全球一体化的格局。面对一个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资本要实现全球的一体化,就必须要摧毁这些主权国家。这就是我们所面对的新的全球问题。今天的问题不是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问题,而是如何面对失败国家的问题。如果失败国家处在宗教地区,马上就会变成不稳定因素。换句话说,如果不能解决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内在的矛盾,任何一种治理方式都不可能获得理想的成果。

    如何理解这两个内在的矛盾,即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强教授认为,这是两个现象的矛盾。金钱、利益或者说资本和所谓的道德、政治、宗教信仰之间,究竟哪一个在价值上有所体现?这个矛盾从古至今就存在。古代的传统无论从什么意义上讲,一定是政治、道德优先于利益、经济,而资本主义西方兴起后,则是把这个秩序倒过来了。倒过来以后,资本主义就特别容易摧毁民族国家的政治、道德,甚至一切东西。资本主义兴起的这五百年的历史,就是资本和民族国家矛盾的历史,实际上也是资本摧毁道德、摧毁宗教,甚至摧毁一切的历史。在这样一个全球的背景下,可以说今天中国的存在,已经成为资本和政治进行斗争的最后一个战场。所以我们看到,冷战结束以后,中国的全部问题表现为政治与资本的角力。资本控制政治,还是政治反过来控制资本,这个问题要从全球的历史范围来看。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今天面临的问题很关键。中国能不能成功,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全球的问题。换句话说,要是中国失败了,那就是资本主义的治理模式取得了全部的胜利。

    为什么中国变得如此重要?强世功教授指出,中国社会主义政治高于资本并控制资本,但是中国的利益不仅仅是社会主义。中国有五千年的传统,虽然历史上有高度商业化的市场经济,但中国社会是资本一直从属于政治,道德高于资本。这就是中国有那么发达的商业,但并没有变成西方资本主义的原因。如果从漫长的历史角度来理解社会主义,中国这样一个政治体制,是借着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借壳上市”。所以今天中国和西方的斗争,不是简单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国几千年来处理政治和资本关系的模式和西方的政治模式有所不同。中国的模式,我们现在的模式,核心在于资本要从属于政治的目标,道德的目标;社会的目标要高于资本的利益目标。如果中国要参与全球治理的话,这样一种模式能不能在中国取胜,甚至能不能作为一种范式在中国、在国际范围内取胜,就变得至关重要。

    “一带一路”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一个切入点,“一带一路”的治理模式和西方的资本模式相比,究竟谁能成功?这意味着中国的国家治理模式能否在全球范围内成功,很快就和“一带一路”能否成功划分到一起了。如果中国在“一带一路”不成功,那就证明中国要抵抗资本的模式也将是很难的,换句话说,中国不可能成为一个全球意义的模式。所以,中国今天的模式绝对不只是中国的问题,还涉及到此模式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处理问题。

中国道路对未来世界格局的影响

    2015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全球治理格局和全球治理体制进行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习总书记的讲话中提出,一个是“谋求制度性话语权”,还有一个是“建构广泛的利益共同体”。这可能就是中央对未来全球治理的定位,它的方向是谋求制度性话语权,提升制度性话语权,它的重点是建构广泛的利益共同体。

就全球治理而言,中国的看法和西方的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对于中国的期待这两者之间是有错位的。西方的发达国家也好、发展中国家也好,实际上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期待就是中国多出资金、多做事。它们并不希望中国成为世界霸主,西方发达国家不希望中国挑战西方在全球现有的主导的地位。而发展中国家的态度则是随大流,但是它们希望中国的发展经验能给它们带来一些新的启发;希望中国能帮助它们解决一些现实问题;同时希望中国承担更多的责任。全球治理归根结底要服务“两个一百年”的目标,参与全球治理的目的,归根结底是要为中国国内的发展,同时又为持续发展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和世界和平。汪卫华[4]教授就此总结说,就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而言,如果说美国的影响力可以用“新干预主义”来标识的话,中国现阶段的作为则可称之为“多重的双边主义”。

在谈到中国道路对未来世界格局的影响时,汪卫华教授总结了四个方面。

首先,中国不是为了治理全球而参与全球治理,而是为了中国的发展参与全球治理。这个目的很清晰。

其次,今天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不是像当年英国那样向全世界推广自由贸易,以及像美国那样在世界范围内推广“民主”这种带有理念性的东西。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是非常实际的,它不是一个理念主导式的,所以它的身段是可以放得很低的。但这样就带来一个问题,我们的核心词叫“话语权”,可是当你连话语都提不出来的时候,哪儿来的话语权呢。

再次,中国现在所谋求“制度性话语权”,实际上就是如何有效地影响全球治理各个具体领域的议程设定。话语权不是话事权,话事权是最后你说了算,而美国追求的就是话事权。但是,中国不去追求这种话事权。习总书记的讲话里提到,各国可以在一起广泛地进行商量。所以,制度性话语权的核心就是议程设置,比如G20峰会,本来是一个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机构。2015年轮到中国当G20的主席国时,我们发现从澳大利亚开始, G20峰会朝着投资、基础设施投资方向侧重,土耳其也有这个意图。而中国现在在世界上最耀眼的东西就是我们的发展经验,那么这个发展经验能否借助于G20峰会这个多边的框架,放到世界各国议事日程当中,成为大家共同关心的话题,这才是所谓的制度性话语权,而不是我们要去替代美国“民主”之类理念性的东西。

    最后,中国对于多边框架的理解是很现实的,并没有打算建立一个机构、一个组织。我们今天经常使用“多边框架”这个词,但是我们不把它作为一个制度来理解,也不把它作为一个机构理解,这是很耐人寻味的。中国有一系列“一加多”的框架,其中大概有六个比较成形的:中国和东盟的关系,这是战略伙伴关系,是“一加十”的关系;中国和欧洲的峰会;中阿合作论坛;中非合作论坛;中国和中东欧国家“一加十六”的合作机制;中国和拉共体的论坛。另外,2014年习总书记在南太平洋和8个国家在斐济进行集体会谈,未来很可能还会有一个中国和南太平洋的“一加多”的论坛。实际上,这六个到七个“一加多”的对话合作的平台,加上中国占据主导地位的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五国”这两个事实上的多边机制,基本上已经覆盖了世界上除了北美之外的所有地区。这样一个很务实的做法表明,多边框架是适合维持现状的,而双边方式、双边关系、双边外交的关系是适合解决问题的。这一点在中国的外交经验和其他国家的经验中都可以得到印证。

    对于上述四个方面的主要特点,汪卫华教授给其戴了“一顶帽子”,名曰“多层的双边主义”。为什么要戴这个“帽子”呢?汪卫华给出了一个简单的回答,现在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全球治理话语权全是在“多边主义”的框架下展开的,没有办法帮助我们理解中国是如何参与全球治理的。

建立正确的分析框架 为中国道路及全球治理破题破局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强调,没有一个正确的分析框架,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对潘维老师所提到的王莽改制,孔丹认为,王莽所谓的“顶层设计”是脱离实际的,所以他失败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制度迷信”确实是历史唯心主义。

眼下有相当一部分具有一定学术地位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认为,改革就是市场化。他们甚至直截了当地说,三十多年的改革就是市场化的改革,谁反对市场化的改革就是反对改革。对此孔丹表示,“我也是改革的一个积极参与者,我反对所谓改革就是市场化的说法。”

    对于世界格局变化中国如何应对的问题,以及政治和资本的关系问题,孔丹着重指出,中国共产党是“骑在资本的马上”,而有些人都在提“骑在市场的马上”,而且想把这匹马驯服,这是非常艰难的。市场和资本的内在本质是和我们的社会主义存在内在矛盾的,要把分寸把握好,把握不好就不是“骑马”,而是“马踏人翻”。现在很多严重的问题都不是今天才出现的,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孔丹表示,比较赞成汪卫华的意见,中国是为了自己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参与全球治理,不是像西方或美国那样是为了治理全球而参与全球治理。我们习总书记在联合国的讲话中有一句话很令人震撼,他说,中国在联合国这一票永远属于发展中国家。中国是站在第三世界角度去拥抱全球化的,正因为要发展,所以才需要融入全球化。如果能够封闭地独善其身,那我们何必还要参与全球化呢?

对于所谓分析框架,孔丹认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学术问题,不能脱离实际。他希望年轻的后进者在分析问题、做交流的时候,要对分析框架给予高度的重视,否则就可能会南辕北辙。

    孔丹特别提到,看法、观点乃至理论都要和现实连接起来,付诸实践,叫“破局”。现在对全球治理格局变化问题的讨论,可称之为“破题”,仍需要通过实践来“破局”。“一带一路”就是“破局”的要点。

(编辑  迟晨光)

   



[1] 潘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2] 黄平,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

[3] 强世功,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4] 汪卫华,上海外国语大学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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