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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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一带一路文明圈(下)

李希光 来源:《经济导刊》2016年02期 2016.06.10 11:05:32
“丝绸之路”不仅是商业通道,而且是人类社会交往的平台,多民族、多种族、多宗教、多文化在此交汇融合, “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经济带”,也是一条“文化带”。

“丝绸之路”不仅是商业通道,而且是人类社会交往的平台,多民族、多种族、多宗教、多文化在此交汇融合, “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经济带”,也是一条“文化带”。

破解美国对中国的“围墙”

 建设“一带一路”文明圈,首先是要破解美国对中国的政治、思想和文化围堵。中国在“一带一路”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没有自己的政治和文化势力范围。一方面,中国在“一带一路”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没有自己的军事盟国,在海外也没有军事基地(唐朝在西域设有安西四镇),保护“一带一路”的安全畅通。而美国则依赖军队和在全球设立的900多个军事基地来保护美元的国际地位。军费仅有美国六分之一的中国,怎样在占全球陆地面积三分之二的“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捍卫自己在公路、铁路、电站和其他基础设施中数以千亿美元计的投资呢?另一方面,在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方面,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已经失去了几千年来与日本、朝鲜、越南、泰国、缅甸那种“中国—边地”的二级文化结构;而美国在思想上和意识形态上却与中国的大多数周边国家形成了“美国—边缘”的二级文化结构。

目前美国对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间组织的兴趣越来越小,并且早已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国把重点转向联盟建设,包括军事同盟(如美日同盟)、经济同盟(如TPP)和政治同盟(“民主国家”同盟)。为巩固其全球领导地位,美国通过“颜色革命”等手段,加快蚕食前苏联解体后的欧亚大陆碎片化区域,许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是美国的盟友或驻有美军基地,在政治、外交、军事、经济战略上对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形成巨大障碍。美国领导的政治同盟是建立在二元对立的世界观上的,它把世界简单地分为“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而这两者之间是不平等的,被划分为“我类”和“异类”。

中国要以一个文化强国姿态崛起

中国最终在“一带一路”上的崛起,必须是以一个文化强国的姿态崛起。历史上,每一个帝国崛起都有与它崛起相关的全球化地带和文化影响圈——治理的最远边疆、交通运输所能到达的最边远地区、宗教文化所能影响的最远边地、贸易所达的最远国家。

中国历史上有过两次伟大的崛起:汉朝和唐朝。在汉朝,张骞通西域,到大夏寻求恢复与月氏的军事联盟,波斯王子安世高来中国传播佛教。随后,东晋派出中国第一位高僧法显去“西天极乐世界”——白沙瓦和塔克西拉学经;北魏又派出使臣谷魏龙,经过罕萨,出使撒马尔罕。到了唐朝,更多的唐朝高僧经过瓦罕走廊、喀喇昆仑,沿着印度河来到斯瓦特、白沙瓦和塔克西拉,求取佛教真经。

中国与周边国家将建立一种新型关系

“东西双向开放”战略标志着中国与周边国家和更远的国家将建立一种新型的关系。从辛亥革命以来被动性地融入世界秩序,转入今天主动布局,中国将自身发展与塑造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结合在一起。“东西双向开放”下建设“文化强国”的目标,不仅是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形成一个地缘政治合作体、地缘经济合作体,更大的目标是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形成命运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

多个国家民族血脉相通的文化圈

“一带一路”的枢纽地带是“中巴经济走廊”。围绕“中巴经济走廊”画一个圆圈,那里曾经是西方崛起之前的古代世界,是古代中华影响世界的地方,也是世界影响中华的地方。如果把伊犁或克拉玛依算作“中巴经济走廊”的北部起点,围绕着从克拉玛依、伊犁、经喀什、到瓜达尔港的“中巴经济走廊”所贯穿的地球最高的五大山脉(天山、帕米尔、兴都库什、喀喇昆仑和喜马拉雅)和这个地区发源的大河(阿姆河、印度河)画一个圆圈,那么在这个圆圈里,我们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多个国家民族血脉相通的文化圈:多个国家与中国语言相通的文化圈,多个国家与中国共享信仰的文化圈,多个国家与中国有共同文化遗产的文化圈,多个国家与中国山水相连的文化圈,多个国家与中国有山口、走廊、道路、口岸相通的文化圈,多个国家在经济上与中国高度互补的文化圈。直到近代,这里的很多国家在历史上形成与中国有朝贡关系的文化圈。今天,这里的很多地方还是一个未开发、原生态、世外桃源型的文化圈,如巴基斯坦的北部山区。

2014年暑期,在我带学生去阿姆河和帕米尔上课前,曾经在家里的旧书箱里,翻出一本苏联时代的小说《朱拉》,这本小说写的是上世纪20年代帕米尔高原古商道上的故事。小说中写道,吉尔吉斯的老族长取出他用红宝石从喀什商人手中换来的《禹贡》寻求占卜。《禹贡》这部2000多年前的经典讲的是最古老的地缘政治、周边外交和软实力外交:天子所在都城外500里称“甸服”,靠征税治理;“甸服”外五百里称“侯服”,即内臣,靠分封诸侯实行政治控制;“侯服”外五百为边疆地区,称“绥服”,即外臣,为少数民族边疆地区,靠教化和军事控制;“绥服”外500里称“要服”,即朝贡国家,为周边国家,靠政治、军事和文化同盟治理;“要服”外500里,为“荒服”,为蛮荒之地,古称戎狄蛮夷,让其放任自流的地方。包括中国、巴基斯坦、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坦、伊朗、哈萨克斯坦、伊朗、土库曼斯坦在内的“古丝绸之路”文明圈应该属于《禹贡》里所描绘的“绥服”和“要服”地区,中国跟这个地区的关系维持需要文化影响和政治军事结盟。

我带学生去阿姆河、天山西段、瓦罕走廊、帕米尔高原和喀喇昆仑山上课,发现帕米尔高原绝不是“荒服”之地。帕米尔高原不仅是天山、兴都库什山、昆仑山和喜马拉雅山的汇聚之处,更是“丝绸之路”上的中亚、西亚、南亚文化的交通要道和十字路口。例如,古丝绸之路上的“河中地区”的母亲河阿姆河就发源于帕米尔高原。两千多年来,该地区孕育了多个中亚王朝和汗国,如阿契美尼德、大夏、萨珊、萨曼、花剌子模、察合台、帖木儿、布哈拉和浩罕等。

建设“一带一路”文明圈,等于重塑中国的地缘政治与地缘文明圈。“丝绸之路”不仅是商业通道,而且是人类社会交往的平台,多民族、多种族、多宗教、多文化在此交汇融合。

建设“一带一路”价值共同体

“一带一路”文明圈的特点是多样、共存、包容、共赢。2500多年来,贯通亚欧大陆的“丝绸之路”文化是基于沙漠、绿洲、草原、游牧、高原为生活基础的特色文化,“丝绸之路”上的那些古老民族、文化、宗教,今天还存在。至今伊朗还有2万多拜火教信徒,伊朗议会里还保持着拜火教信徒的席位。“丝绸之路”文化崇尚自然、天人合一、热爱生活,比如北方草原图瓦人和蒙古人的呼麦、突厥人的沙漠绿洲歌舞等。

自古以来,“丝绸之路”文化是多国共同维护、扶植的文化。例如,从伊斯坦布尔、大马士革、伊斯法罕、希瓦、布哈拉、撒马尔罕、安集延、奥什、喀什、和田、敦煌、到西安,就是一条长达几千公里的商道文化和商旅客栈文化。欧亚陆路的衰败并不完全是开通“海上丝绸之路”所导致的。19世纪后半叶开始,由于英国与沙俄在中亚、西亚、南亚展开大国博弈,大国为了自身的利益,重新划分边界,在传统“丝绸之路”的通道上,设置了人为的障碍。例如,英俄对“瓦罕走廊”边界的划分,就阻隔了2000多年来中国、印度、阿富汗、中亚和西亚的最大通道。

有人提出疑问,中国文化的主要元素儒教和佛教都是无神论,如何与信奉一神教的国家建成文化和价值共同体?中华文化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化,这是因为其核心是中正平和,崇尚自然,追求和谐,不走极端,不搞民族斗争和宗教战争,这是唯一能够团结“丝绸之路”不同文明、民族和宗教信仰的文化。

通过“一带一路”文明圈建设文化强国,不是宣传“中国中心论”。“一带一路”沿线很多国家都为自己民族的文化、宗教、建筑、艺术、历史、领袖和社会制度感到骄傲。但是,中国要清晰、独到地表述中国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要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看到“中国价值”和“中国梦”,而不是狭隘地局限在中国。中国在“一带一路”倡导的“中国价值”和“中国梦”应该是每个人都想实现和都能实现的。中国需要设计一个能给人留下深刻记忆的“核心价值”,便于在“一带一路”国家中传播。

中国的丝路文化价值用汉字“和”、“仁”两个字概括,更容易被“一带一路”国家理解和记住。“和”可以概括个人世界观、家庭观、社会观、国家观和天下观最美好的一面,如和美、和睦、和谐、温和、祥和、和气等。“仁”是人与人之间、邻里间、民族间、宗教间、国家最为高尚的价值观,如仁义、仁爱、仁政、一视同仁、宽仁大度、大仁大义等。“和”和“仁”不仅很好地表达了习近平同志有关新型国际关系的合作共赢的义利观,更可以创新性地翻译成简单易懂、朗朗上口的英文句子,便于对外传播。“和”根据其文字结构和字面意义,可以翻译成“Eat and let eat”(自己吃,也让别人吃);“仁”根据其文字结构和字面意义,可以翻译成“Live and let live”(自己活,也让别人活)。“和”与“仁”深刻地表达了从周恩来所提倡的“和平共处原则”和习近平提出的“命运共同体”理念。各国之间必须坚持合作共存、相互关爱、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共享发展成果,让“一带一路”成为沿途发展中国家共同富裕、共同繁荣的康庄大道。

“和”与“仁”还意味着,大国要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反对大国为一己之私、到别的国家或地区以各种借口制造对抗、冲突、流血和战争。例如,美国强行把“美式制度”移植到阿富汗。但是,这个政权运行得并不成功,政府领导人不敢远离喀布尔,最近连续两个阿富汗的大城市被塔利班占领。阿富汗的知识分子分析认为,西方的政治体制并不适合阿富汗的“部落文化”,总统一定要任命各省省长,而老百姓听部落酋长的。结果总统和酋长互不承认,老百姓更多的是跟着酋长走,而酋长跟塔利班又是分不开的。结果,美国打了14年战争,阿富汗政府也成立了多年,但是塔利班仍然控制着这个国家近70%的人口和70%的土地。

在阿富汗问题上,美国应该好好学一下古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及其后人是如何征服阿富汗的。亚历山大征服了北印度的塔克西拉,不仅没有屠城,还拥护当地国王继续统治。印度阿育王在印度普及了佛教,亚历山大的希腊军团和希腊后裔不仅没有破坏当地的佛教文化,还在其建立的希腊化的大夏王国及其后来的贵霜帝国,由国家资助佛教,并让希腊的工匠艺人按照希腊神像方式大修佛像。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佛像,被称为犍陀罗佛像。在贵霜帝国时代,希腊化的犍陀罗艺术还影响到了新疆。今天我们在楼兰、尼雅、丹丹乌里克看到的文物多是希腊化的贵霜帝国的一部分。成吉思汗征服中亚和西亚时,杀人如麻,但他依然能够包容所有的宗教,允许他的子孙和子民信奉各种宗教,从佛教、儒教、道教,到伊斯兰教、基督教。成吉思汗大军虽然把巴格达屠城,但是留下了伊斯兰教。成吉思汗还邀请长春真人丘处机从青岛出发,绕道漠北,来到中亚阿富汗兴都库什雪山里讲道。

现在我们要强调的是“一带一路”文明的共同性和多样性。由于“一带一路”在地理上夹在多种文明体系中间,“一带一路”文明圈是独特的跨多种文化的文明体系。中国的新疆地区既是中亚的一部分,甚至跟西亚的伊朗有着密切的文化和血缘关系(塔吉克族),同时又是一个东亚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新疆的多个少数民族是突厥语系,但是又属于不同民族;既有共享文化,也有不同文化;语言上既有相通处,也有不相通处。比如乌兹别克人可以懂得维吾尔95%的语言,但是哈萨克斯坦只能懂得维吾尔40%的语言。塔吉克人如果跟维族人不住在一块儿,就基本听不懂维语。吉尔吉斯是突厥语系,但在文化、历史上跟维族和乌兹别克又存在严重的文化差异和民族矛盾。

因此,建设“一带一路”文明圈是多样性文明的回归,而不是追求单一文化认同,这就需要一个更具有包容性和普通性的意识形态支撑,即政治和文化上的多极化,尊重历史和传统。汪晖说得很好,就是在今天的世界上,很多重重矛盾就来源于压抑认同的内在多样性,或者以某种认同的单一性撕裂由多样性构成的社会,从而破坏了社会的共同性基础。比如用“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把世界简单粗暴地撕扯成二元对立的单一认同社会,否定历史的地缘和文化的共同性。

中国在漫长历史时期所形成的“家、国、天下”多元一体的复杂国家概念与欧洲的“民主国家”概念相比,不是西方民主国家意义上的同质性的排他性的平等,而是如费孝通所讲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意义上的平等,保持差异,又能保持统一。以公民社会和文化的同质性为基础的西方国家,同中国这样一个以多样性、异质性、复杂性为特征的文明国家相比,中华文明能够包容儒教、佛教、伊斯兰教,让三者共存、共生和共赢的一个国家。这就是文化共生。

很多人认为最艰巨的挑战就是中国与伊斯兰国家怎么做到民心相通。伊斯兰文化是共建“一带一路”不可忽视的重要存在,陆路上西安以西就逐渐进入了伊斯兰文化占主流的内亚地带,从阿富汗、巴基斯坦到中亚五国,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直到土耳其,穆斯林均占各国人口的90%以上。伊斯兰文化地带是“一带一路”建设必经的枢纽地区,也是中国需要处理复杂因素的地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如何实现中国同伊斯兰国家的民心沟通,如何让这些国家理解中国的政策文化。如果处理不好与伊斯兰国家在文化上相通的正确认知,就会导致国家间的不理解、不信任、不合作,甚至发生暴力冲突。

我们要自觉防止在“一带一路”上搞“新殖民主义文化”,引发新的文明冲突。“一带一路”的核心区是伊斯兰文明带,美国、英国、法国都曾经在这个地区用西方二元对立的排他性文化进行长期经营,从塔利班、基地组织、“阿拉伯之春”到伊斯兰国,今天的伊斯兰世界与西方国家的文化对立表现为“恐战”与“反恐”的伊斯兰与西方国家的军事战争。中国要慎用西方黑白分明、敌我分明的一神教思想意识形态,避免重蹈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与伊斯兰世界的文明冲突。

(编辑 季节)



¨ 本文根据作者在2015124日的“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上的演讲录音整理,演讲标题为《如何理解一带一路》,本刊有删节。

* 李希光,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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