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7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邀请部分中央企业的领导，以及来自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专家和部分经济学家，学习《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他们是：王晓初（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董事长）、傅成玉（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原董事长）、马之庚（中国兵工学会原理事长，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原总经理）、李军（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理事长，中国民航总局原副局长，中国东方航空集团原党组书记）、赵小刚（中国南车集团公司原董事长）、彭华岗（国资委副秘书长）、史正富（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刘纪鹏（中国政法大学金融资本研究院院长）、夏小林（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路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高宇宁（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等。大家围绕《指导意见》中 “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实行混合所有制、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等方面内容，进行了热烈讨论。本文是这次讨论的观点综述。

到会的央企领导，均来自国家战略性行业，讨论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对“混合所有制”的理解；“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职能及其与现大型综合类企业集团的关系；企业的治理机构和党组织的作用：正确理解加强监管和给企业应有的经营权等方面。应该说，这些意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前国企在体制机制中存在的一些实际问题，和企业领导们的真实想法。这是对全面深入地理解国企的成就和面临的问题，增加对国企的理解，富有实际意义的探讨。

肯定了国有企业的政治经济地位

到会专家一致认为，《指导意见》明确肯定了国有企业的政治和经济地位，正面回答了“国有企业还要不要”的问题。《指导意见》基本肯定了30多年来国有经济改革的成果，指出了国企当前面临的体制机制问题和下一步发展的方向，对此，企业领导们心服口服。

关于国有资本运营。文件区分了国有经济的实体企业经营和国有资本运营两个层面，提出“以管资本为主推进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职能转变”，这和增强企业活力是相辅相成的关系。通过国有资本的投资和运营，更有利于国有经济结构的优化，有利于为全民所有资本带来更大的利益。

大家认为，前30年的国企改革，可以说80%的共性问题已经基本解决。现在改革面对的，更多是不同行业国企的个性问题，不同行业所面临问题的性质与程度不一样。《指导意见》涵盖了国企改革的所有基本问题，并提出了深化改革的原则意见；并坚持了“问题导向”，不同行业不同对待（不设时间表，不一刀切）。指导意见体现出重要的方法论。

关于分类推进改革

《指导意见》将国有企业分为“商业”和“公益”两大类，“商业类”又分为“充分竞争”类（商业一类）和“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承担国家重大专项”（商业二类）。而各行业各有其技术特点，面临的问题和管理的要求有所不同。而国企体制在不同行业的运作中，又显示出它的共性。

按照《指导意见》，商业二类包括铁路、民航、电信、电力、石油、天然气、军工等领域，这些领域国有资本要保持控股地位，支持非国有资本进入，在非自然垄断行业放开竞争性业务。来自企业的负责人指出，每家企业的内部也存在资本运作问题，内部也应有分类。比如在通信行业，基础类通信业务的效益很低，但它涉及国家安全，固定网络的基础设施必须保持运行，按国家要求进行管制。通信中的增值业务，特别是互联网平台业务，应该更加开放。企业集团层应有权进行下一层面的资本运作。对部分企业，国家可以实行相对控股。

至于商业一类，主要通过资本放大方式，使企业能够理顺政企关系，按照经济规律运营。有专家指出：在商业一类国企的一些子公司，以及属于充分竞争领域、但又具有战略意义的行业（冶金、重要装备、电子产品制造、重点流通企业等）中，不少企业的技术含量很高（或高新技术企业），并承担军工配套任务，而且面临跨国公司强势竞争。这些细分行业的国企，同样需要保持国有资本控股，不宜大幅引入私营资本，特别要吸取历史教训，不宜让外资控股。

关于混合所有制

1990年代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国企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方向。自中共十五大以来，中央有关国企改革的文件中一直有“混合所有制”的提法。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提出“国有、集体、非公资本交叉持股，是实现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形式”。

《指导意见》的基本精神，是要通过混合所有制，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放大国有资本的功能。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要双向交叉持股，扩大国有经济的影响力和控制力，而不是像有些人想象的成为“新一轮私有化”、“侵吞国有资产的盛宴”。

有专家指出，对民营企业不要过于理想化，要全面看。国有企业引入民营股份，不能选择那些技术、管理经营能力都不如自己的民营企业，否则难以达到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结构升级的目的；更不能寄希望于外资企业，要防止外资乘我国经济减速之机进入我国产业主导地位。

按照文件精神，可鼓励国有资本入股非公企业，并鼓励国有企业按“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在一些有条件的竞争性领域，与非国有制企业一起发展，不要硬性划分不能进入的领域。让国有经济发挥自身技术管理优势，也是当前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迫切需要。

前一段时间，由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文件体系尚未构建完备，一些地方制定本地国企改革的文件，还是以“卖”为主。例如，某市要把市属所有国企都卖掉，某市提出“国企从一般竞争领域退出”，这是不符合中央规定的，应该纠正。

企业治理机构：董事会和党组的关系

一些国企领导指出：大多数国有企业通过股份制改革和上市，经营管理机制已经有了本质性的变化（尽管流通股很少），因为它要受到市场体系的监管。但是当前国有企业的治理机制（组织体系）还不理想。企业受到诸多牵制，监管部门职能错位，治理结构不完善，是今天影响国有企业活力的重要原因。活力不强，就难以增强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

对国有企业内治理机构和管理机制问题，企业领导们根据切身经验，认为主要有以下问题：

第一，企业治理机构，包括党委会、股东会、董事会，以及经理班子。几套班子开会多，效率低；董事长和总经理之间的协调、几套班子的协调，以及上市公司的外部董事和董事会的协调，耗费大量精力。重要决策事项要和董事一个个沟通，决策效率太低。

第二，中国国企的最大特色是党的领导，必须解决好党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地位、党委怎样和董事会结合（融合）的问题。企业法规定企业要支持党组织依法开展活动，但需要明确规则。很多企业领导提出：不宜在董事会上再加一层党组。多数企业的董事长兼党委书记，这已经体现了“党要管干部，管人才，参与重大决策”的原则。建议大企业党委的常委，全部参加董事会，做党建工作必须懂企业经营管理；董事长、党委书记、纪委书记应按公务员待遇，其余成员均为市场化聘用。

第三，也有人根据切身经验认为：目前董事会仅负责制定企业发展战略，但没有选人权、考核权、分配权，惟有监督权。决策过程太长，工资总额控制过严，成本的考核缺乏行业针对性。

第四，一个重要问题是，现行国资监督管理体制使企业研发活动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这不利于创新。例如，通讯类是技术性很强的行业，国有企业采用新技术的速度不如民营企业，原因是现有内部考核规定不符合技术创新的客观要求。传统考核主要看程序是否违规，至于新项目投资是否有技术创新则不管。对企业创新项目的审计只盯住亏损的项目查是否违规，一个项目失败就否定了其余9个项目的成绩。新技术的应用如果没有足够的激励机制（期权、股权），也就吸引不了人才。

第五，多年来，各种文件都说要加强监管，但监管机构多，效果不大。西方对企业绩效的评价主要通过公开透明的市场，而我们的管理是多头监管，而且主要通过内部自上而下的控制体系（纪委、国资委、计划审批、税务）。其监管考核的标准，不符合企业运作规律，缺乏对企业客观条件的考量。

最后，希望在《公司法》框架下，让企业治理机制有选择的空间。

有人指出：西方各国，在他们的公司法框架下，治理结构都是根据企业自身情况，治理方式丰富多彩的。据1990年代的资料，国外60％的大企业是董事长兼CEO，总裁和副董事长实际上起着CEO助理的作用。欧洲公司没有董事会，但有监事会，总经理退休之前就去当监事会主席。日本川崎的社长（相当于总经理），退休前当了会长（董事长），会长也是荣誉职务。企业内部决策权的配置取决于人的能力和信用，也是依照企业自身经验不断地调整。国内部分民营企业也有实行CEO制的。我们的指导文件，应该允许在总的原则下，给企业一定的选择空间。

关于资本运营公司

专家们提出：根据《指导意见》，如果成立新的资本运营公司，它和国资委是什么关系，和现有企业集团是什么关系？如何避免这一新机构成为新一层“婆婆”？或者下层集团企业再形成若干资本运营公司？

有人认为：从国有资产统一监管的角度出发，将监管职能和出资人职能分离、设立资本运营公司这一层，不可避免；它作为企业集团的“源”出资人代表，不应上市。

另一种意见认为：国有资本三层管理运营有必要，但不一定要新成立运营公司。因为现有不少大企业集团已经具有资本运营的功能，只需给予确认和规范即可。现有中央企业大体有两类情况：一是多元化控股企业集团，涵盖多种产业（包括金融和实业），对下属企业主要实行战略管控，通过资本运作对自身产业组合进行动态调整；其集团总部就是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当然，不同集团对所属子公司的管控程度可能有所不同。另一类是有自己的核心产业、承担国家战略任务的专业性控股集团，像中石油、中石化、宝钢等，不但是战略控股，也进行企业运营。这两类企业，不同程度地具有资本运营公司的功能，国资委对其控股并上市，集团对下面的子公司也要通过持股，保持不同程度的控制能力。

最后，可以成立新的国有资产运营公司（投资型），对其它规模较小的国企履行出资人职责，实行产业多元化经营，在这个基础上对管理层实行市场化激励机制。

有专家指出：现代西方企业的产权制度，实际上是资本所有权和资本经营权分离、资本经营权又分为企业所有权和企业经营权，这也是三层的概念。从私人资本向社会化资本演进，相应地企业股权分散化，这是历史的必然趋势。例如美国的花旗银行、GE有很多股东，但在公司的股东花名册上看不到终级股东，只有大股东即资本经营层，如哈佛大学基金会、养老金基金会等。这些社会基金规模达数百亿美元，是多家上市公司股东，其中有不少一流的大公司。这对我们国企改革是有参考和借鉴意义的。

员工持股不应放进产权改革的范畴

企业领导们普遍不同意在大企业实行员工持股。1990年代，地方中小国企大部分实现了员工持股，现在回头看这些企业，有不少是失败的，留下了后遗症。因为当时没有设计退出机制，员工拿了股票要变现，好多民企大量收购，最后变成私营企业。国有中小企业这么做影响不大，但大企业要谨慎。

员工持股的概念在1980年代美国就提出了。当时美国一个钢厂要破产，工会出面组织大家，说服银行和政府，由员工集资把工厂买下来，企业就做活了。此事影响很大，成为哈佛的一个案例。但它没有阻止美国制造业的衰退，只是昙花一现，不具有普遍性。

在一些刚起步、规模不大、风险较高的高科技型企业，可以搞员工持股（或知识产权折股）。成熟的大型企业员工持股很少。GE是奖励股权，鼓励高管持有，这不是硬性规定，但这是义务，大家一般都自觉执行，到二级市场自己买。

我们过去山西的票号，曾经实行“身股制”，从大领班到小伙计，按级别持有不同比例的公司股份，也就是分润制。

总之，不同行业各有特点，应该根据实际情况掌握，大型企业不一定搞。特别是要注意，不要通过员工持股给私吞国有资产开后门。

背景链接：

电信行业：

近30年来，我国电信行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和改革开放初期的情况有天壤之别。现电话普及率达到百人百部以上，互联网上网人数几占总人口一半。这是90年代中期以来国家不断加大电信基础设施建设和电信技术投入，不断缩小和国际先进水平的成果。根据工信部数据，2014年全国电信业务总量达1.8万亿元（同比增长16.1%），全国信息消费规模达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光纤宽带用户占比达34.1%，4G用户超过9700万户。

我国电信管理体制改革，围绕政企分开和产业重组两条主线展开。1980年代实现邮电分营，1990年代成立了中国联通、中国吉通、中国网通、中国铁通等产权多元化电信企业。1999年，原中国电信总局拆分，成立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寻呼和中国卫星通信四大电信企业。此后几经组合，形成今天的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移动三足鼎立的局面。目前三大电信公司，流通股约占25%，其余为国家控股。

近20年，随着移动通信业务和互联网技术的引入，新型的经营增值电信业务的民营企业层出不穷，以互联网为载体的电子商务等新型业态迅猛发展。网络也把人们引入充满不确定性的虚拟空间，“制信息权”问题已进入到国家战略层面。从这个意义看，国有核心通信企业所承担的公共责任是很繁重的。

民航运输业：

民航是国家基础交通运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突出特点是高速度、跨区域，资金技术高度密集，规模效益明显，国际化程度高。中央企业集经济责任、政治责任、社会责任于一身，承担国家安全和救灾，维稳，反恐等重大任务，战略地位突出。现国航，东航，南航三大集团业务量占全行业的76.3%。

1978年以来，我国民航运输业年均增长16.6%，“十二五”期间约10%（受经济增速减缓和高铁分流的双重影响），发展速度是世界民航发展速度的两倍。2014年民航完成运输总周转量748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9亿人次，占全球民航客流量33亿人的12%。从2005年起，我国民航运输量就稳居世界第二位。

近5年来我国没有发生一起航空运输事故，全世界民航事故率是每600万飞行小时一次，我国已经连续3000多万小时没有发生事故，中国民航的安全性排在世界前列。

从1980年代起，中国民航先后进行了政企分开，空域管理、机场、信息管理和油料供应、航空运输公司分立，精简民航管理机构，在航空运输领域引入竞争等改革步骤，成立了六大国有民航公司和部分省级民航公司。2002年国有民航运输企业整合为三大航空公司（国际、东方、南方），降低了民营资本进入门槛，出现了民营航空运输企业。近期正在酝酿在航油、航材、航信等服务保障领域开放市场。

民航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是客运航班正点率低。二是货运领域的国际竞争力低，货运力量分散，导致运营成本缺乏竞争力，大部分国内市场被国外物流公司占据。空域管理体制的改革正在讨论中。

军工行业：

军工（国防科技工业）是服务于国防采购的一组制造业的总称。作为“国之重器”，任何国家的军工行业都受国家的严格控制，同时它又植根于国家整体工业的基础之上。军工是各大国争夺技术制高点的重要领域从国家安全战略着眼，国家必须保有一个有限规模的军工产能，并保持对国家整体工业的掌控和动员能力。

军工和国家整体工业体系是有机联系、相辅相成的，军工有其特立性、特殊性的一面，但过于封闭则造成资源利用的浪费。“军民融合”不仅有利于军工技术成果向民用工业扩散，也有利于“民技军用”，并引进竞争机制，提高军工效率。扩大军工准入门槛，是近期军工改革的一个重点。多数武器装备结构复杂，越是上游基础零部件，军民通用性就越明显，越有条件利用民用工业能力。1998年军工集团改组为十大集团，也是为了加强军工系统内部的竞争机制。

我国国防科技工业于新中国的前三个五年计划基本成形，当时以六个工业部为基础架构，形成专为国防服务的相对封闭的体系。改革开放后，为适应国家战略转型，在对军工系统进行大幅调整的同时推动“军转民”，加入经济建设主战场。其中，电子、船舶工业转型最早，成就显著。六机部改为“中船总”后，积极开拓国际市场，抓紧技术改造，争取海外订单，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如今已成为世界第一造船大国，国有军工造船厂至今占有全国造船工业总量的60％左右。当前各军工企业营业收入中民品生产都占到３／４以上。

编者按：共和国从建立到今天取得的辉煌成就，举世瞩目。然而，中国政府却总是受到无端的指责与诟病，大到贪污腐败，小到中国游客在国外随地吐痰，只要是出现了不好的东西，一定有人会跳出来指摘“政府干嘛去了”，问题根源就在于“体制”；而与此同时，西方制度和民主则成了包治百病的“良方”。事实却是，没有实行西方制度的中国在飞速发展，“民主”的西方国家却在停滞不前。这反映出一个重要问题：目前中国社会主义亟须理论创新，亟需建立自己的有解释力的话语体系。

伟大的理论源于伟大的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是党和人民将近一个世纪不断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如何创新我们的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不走“老路”和“邪路”的中国道路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在《经济导刊》举办的“问题中国，进步中国”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就这些问题展开研讨。本期摘要刊登三位与会者的发言。

潘维：话语系统的进步和体制的再认识

我谈三个问题。

第一，关于意识形态。

我国当前的民间意识形态出现了很强的西化倾向，表现为对西方政治、经济与社会思想的全盘接受。这有两方面原因，首先是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严重落后于现实的发展状况。其次是因为迄今为止我国依然是落后国家，7000美元的人均收入仅仅是发达国家的六分之一,甚至七分之一。

在“21世纪理事会”于北京召开的会议上，与我同组的福山认为，对中国政权合法性的挑战主要不是来自于西式的选举政治，而是来自于中共意识形态话语系统陈旧，落后于现实，落后于世界的发展。

葛兰西和列宁都表达过类似的想法：资产阶级的统治严重依赖一套话语系统；推翻其统治首先要击破这个话语系统的霸权。这个观点让世界上所有的政治学家都对话语系统的进步很敏感，重视意识形态的创新。

由于表达我国意识形态的官方话语系统严重滞后于现实，越来越无法获得青年一代人的接受。在大学必修的公共政治课上，教师为了保持学生出勤率和喝彩，越来越倾向于公开质疑官方意识形态。

因此，我们确实需要立足中国的现实，重新审视我们的意识形态和表达这套意识形态的话语系统。我认为主要包含以下几项核心内容的创新。

第一，要简明真实地叙述马克思的基本观点，讲授《共产党宣言》，不能再断章取义，量体裁衣。全世界的大学都讲授马克思主义，却同我国官方所称的马克思主义不同。在全球化的时代，断章取义马克思的思想反而会损害政府的信誉。

第二，要考虑按照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重新定义社会主义，不能按照失败的原苏联的模式做狭隘定义。拒绝资本利益至上，要求社会利益至上，以平等求团结的思想是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而且自古至今都有。比如《礼记》中的《礼运篇》，宋代以社区为基础扶危救困的祠堂和祠堂田。今天的累进税、遗产税、不动产税，以及男女平等、种族平等、民族平等观念，都是以平等求团结的思想和实践，是当代社会主义思想的成果。

第三，要考虑重新定义我国的社会核心价值观。首先，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功能是凝聚贫富尊卑，让大家认同社会团结。其次，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表达应当简洁，单一“核心”体现社会团结。再次，社会核心价值观应当立足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否则就站不住脚。因为我们的社会与国家是“家国同构”，从小家到大家，所以历朝历代都强调“以孝治天下”，所以读书人要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分远近亲疏的“大家庭”，小到社区，大到国家，还可以扩展到全世界。亲兄弟明算账，但我们的“大家庭”里不仅有市场，还有一家人互帮互助的义务，还有大家长照顾所有子女的责任，手心手背都是肉。“大家庭”继承了中国历朝历代“以孝治天下”的政治传统，更发扬了现代社会主义的精神。

第四，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党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其基本任务是无私地带领中华民族走向复兴，走向社会主义。我们不是挂羊头卖狗肉，我们在努力实践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本土化的世界楷模，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创新的实践。

第二，关于“体制”。

冷战后兴起了“制度决定论”，或称制度主义，企图说明西式政治体制优越，能解决所有国家存在的所有重大问题，号称一个仅包含民主、法治两个制度概念的药方能包治百病。

制度决定论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而是历史唯心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制度来自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历史唯心主义认为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来自“顶层设计”的政治制度。

中华体制非常特殊，与西方世界流行的政体不一样，因为中国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很特殊，同时中国的社会构成和历史经历很特殊。对西方主导的“世界主流”思想舆论而言，中国不像其他欠发达国家那样模仿西制，这一现实是令他们难以接受的。中国不采用西制，不仅意味着西方没能完全统治世界，而且意味着西方制度文明遭遇了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的严峻挑战，遑论这个大国还有可能在几十年后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在这个流行制度决定论的时代，所谓“一党专制”的“威权”政体下发生了经济奇迹，令人非常烦恼。于是，中国奇迹与对中国政体的围剿同时发生。国内外的西化派群起围攻中国现行体制，把一切坏现象都归结为“体制问题”，寄希望于中国进行“根本的”体制改革。然而，如果一切坏的、落后的现象来自“体制”，中国奇迹归结于什么？

与神的世界不同，人的世界没有完美的政府体制。每种现存政体都有其优势和缺陷，更有其存在的原因。不顾及地理条件和历史经历的差异，不顾及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差异，制度决定论不仅属于唯心主义，还是文化偏见和种族主义在今天的主要载体。

人类不可能有永动机式的、一劳永逸、包治百病的政府制度。制度不可能自动保障国家兴衰。活人很容易绕过死制度，制度会被由俭入奢的人腐蚀而失效。秦立郡县、隋立科举、民国立宪政，这三大重要制度被后代继承，但三个创制朝代却都短命，分别仅存活了14、37和38年。罗马制度再好也阻止不了罗马帝国的衰落。美国制度再好也没能阻止19世纪的大内战和21世纪走向衰败。换言之，建“治本制度”的思想不仅懒惰而且肤浅。

我们要警惕唯心主义的制度决定论，不能陷入别人或自己的制度陷阱。今天很多人声称国家治理的结果来自好制度或坏制度，体制落后被说成是社会弊端的总根子，体制变革则被说成一切成就或动力的来源。西方体制被说成是“好东西”，千方百计塞给欠发达国家。世界上有免费送的“好东西”吗？好东西，比如高科技，要高价才能转让，甚至高价也不肯转让，还要禁运。千方百计要对方接受，甚至用飞机导弹不惜杀上百万人也要强迫对方接受的东西，能是“好东西”？通过引发社会动荡来实现分而治之，有助于维持西方统治世界的地位。有政治稳定不一定有经济发展，但没有政治稳定就肯定没有经济发展。

国家出了问题，不应像王莽（公元前45年—公元23年）那样照经书里的抽象概念“改制”，而应针对问题检讨大政方针、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毛泽东说，“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国家兴衰不取决于政制，取决于政策。在当代中国话语里，决定国家兴衰的政策分为四种：大政方针、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抗战时延安胜过西安，我们归结为三条“延安经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我国政体没有根本变化，但有了改革开放政策就有了21世纪的中国发展奇迹。近四十年前，我国的大政方针从“无产阶级专政”变为“改革开放”；政治路线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思想路线从“无产阶级革命”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任用干部的组织路线标准从能办批判会的本领变为能发展经济的本领。政体未变，我国出现了崭新的局面。

我并非看不到国家出现的问题，但我旗帜鲜明地反对把问题归结为“体制”，归结为所谓“威权”体制，归结为所谓“一党专制”。是政策而非体制决定成败。

体制决定论不对，但“拆”体制就是大问题了。“拆”体制解决不了问题还会导致天下大乱。拆易建难，拆故宫与建白宫是两码事。即便在北京建了白宫，也是假白宫，甚至伪白宫——白宫的附庸。法国热衷改制，英国和美国却以不改制而自豪。制度保守主义比制度改革主义深刻得多。西汉末王莽照着抽象的书本概念义无反顾地大搞“改制”，他的悲惨下场成了千古笑料。

古今中外的所有国家都需要为解决新问题而不断调整政策，在政策调整中走向进步和文明。这个看法引发了我要讨论的最后一个问题——政策。

第三，关于大政方针。

我们在讨论社会治理时，首先需要警惕神秘主义。比如说同人均GDP水平挂钩的所谓“深水区”论，完全没有历史和逻辑根据。再比如社会变迁的“利益多元化”论，也完全没有历史和逻辑根据。人类利益从来都是多元的，多元的利益未必导致社会不稳定。还有所谓“转型论”，往哪里转？我们的体制、道路、目标是非常成熟和清楚的。

社会稳定与否与社会治理的质量有关系。治理国家的主体是政府，治理社会的主体不能没有社会。社会组织成各种社区和会社，有了社会组织才可能有社会治理。古今中外没有任何官僚科层系统能够单独治国。

我国依然有很多落后现象，其根子是相对的贫穷。我国而今不到7千美元的人均GDP仅是发达国家4-5万美元的六分之一乃至七分之一。因此，所有欠发达国家的所有落后现象我国都有，落后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是根本原因。高速发展经济，每十年翻一番，是我国解决落后问题的根本，是在人民共和国百年诞辰时实现“现代化”的根本，是中华复兴大业的根本。

然而，在30多年改革开放之后，我国需要回答以下的六大新问题。

（1）为什么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的“正确关系”总也说不清？

（2）为什么群众生活质量越来越高，群众的生活却越来越艰难？

（3）为什么经济发展水平越来越高，劳动大众的文明素质却越来越低？

（4）为什么政府官员的学位越来越高，政府的质量却越来越低——拿百姓的钱不当钱，胡作非为、奢侈浪费、贪污腐败？

（5）为什么我国建设事业突飞猛进，但群众与党和政府却日渐离心离德？

（6）为什么我国经济水准与发达国家相距甚远，却骤然失去高速发展动力？

在经济政策上强调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的抽象两分，却忽略了第三方，即百姓的要求。忽略了经济是“经世济民”就说不清市场与政府的“两分”关系。在公共政策上，我们与医疗和教育均等化的世界文明进步趋势背道而驰，“一流”的大学和医院越来越多，生活起点的公平却越来越少，生命终点的公正也越来越少，10亿人养2亿小孩、送2亿老人的生活就越来越艰难。在社会政策上我们强调个人主义的“以人为本”而非传统的“以民为本”；还强调行政体系机械的网格化“覆盖”而非把群众组织起来“参与”。人民没有了自己的、有机的自然社区组织，还被行政“覆盖”，人民当家作主也就成了空中楼阁。从此，群众变成了以钱为本的“屌丝”，不仅成为“治理对象”，还成为无法治理的一盘散沙。

人民在自己居住和工作的社区无法当家作主，导致了四个严重后果。（1）有组织的科层体系面对无组织、无权力的群众，政府官员就胆大妄为甚至贪污腐败。（2）日常生活里缺少自组织、缺少公正，群众就被迫个人自保，自私自利，彼此占彼此和公家的小便宜。于是，公德沦丧，人人不满。（3）现代化惠及的人越来越少，文化和体育日渐属于少数人，高素质属于少数人，群众就不再信任政府，不再与政府同心同德，对各种反党言论听之任之。（4）群众的“小事”办不好，转而无赖化，同情和效仿“钉子户”，就让政府疲于维稳，让建设“大事”办不成。

出现六大新问题的核心其实只有一个：共产党搞革命需要“人民”，但搞建设是否只需要亲近资本？搞建设还需要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组织起来才会有的“人民”，依靠人民的权力和维护人民的权益吗？

载舟覆舟，广大群众支持共产党执政，不是因为抽象的利益，不是因为过去获得的和将来可能获得的利益，而是因为具体的、眼下的利益。改革政策如果仅惠及少数人，要啃的“骨头”就越来越硬，路也就会越走越窄。

在今天全球的激烈竞争中，若要北京不被华盛顿吞噬，我们仍需延安战胜西安的法宝，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张维为：对中国民主和西方民主的看法

现在在国际上，仍然是西方主导着民主话语体系，我们应该进行一种新的民主话语建构。最近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和牛津大学的中国中心搞了一次中国模式研讨会，我在会上的发言就是有关这个问题的。

我先从一个小故事讲起。今年3月我去德国柏林，晚上看电视看到BBC播出一个叫“自由2014年”的节目，一个加拿大退役宇航员，拿着一张冷战时期从外空拍的柏林夜景的照片，对观众说，明亮的地方是西柏林，黯淡的地方是东柏林，这说明了什么？一个是自由的、繁荣的、民主的发达国家，另一个是落后的、封闭的、专制的国家。所以说，现在西方的主流话语还是这种“民主还是专制”的话语，而“民主”又是西方一家界定的程序民主、形式民主，基本上就是多党制加一人一票。

我们去德国，大家都感觉柏林明显比上海落后很多，我们各个省会的机场都比柏林的机场漂亮，德国的城市也空空荡荡，夜景恐怕比上海要落后20年。如果一定要用那位宇航员这么简单粗糙的逻辑的话，那今天中国一定是繁荣富强的民主国家，德国一定是落后封闭的专制国家。换句话说，这种民主与专制的范式是一种冷战思维的后遗症，已经不能说明今天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我们这个世界太精彩了，我们可以随意找出50、100个例子来证明，西方制度没有搞好，采用西方民主制度而失败的国家太多了。

所以，我们要谈民主问题，首先要突破民主与专制这个分析框架。这不是特别难，我很早以前就提出过：如果一定要把世界上的国家分成两类的话，那么只能是良政和劣政。良政可以是西方的制度，也可以是非西方的制度，例如新加坡的治理。中国虽然有很多问题，但是总体上要比可比的发展中国家好很多，比转型经济国家也好，甚至与一些发达国家比也不差。同样，劣政也可以是西方的制度，西方制度下没有治理好的国家太多了，非西方国家采用西方政治模式的结果基本上是两种：从希望到失望，或从希望到绝望，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实际上，我的这个观点开始越来越获得接受。

那么，良政善治和民主是什么关系？中西方民主最大的差别是，西方把民主定位在一种形式民主和程序民主，认为由此会自动地产生正义。但这种看法是相当荒谬的。中国的定位则是实质民主，即民主首先要达到特定的目标，我们是在追求良政，追求实质民主的过程中来探索最好的民主形式。

邓小平在1980年有关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要建立比西方更高的、更切实的民主，其核心就是要能够体现绝大多数人的意志和整体利益，而不是空谈的形式民主。实际上中国在这方面做了不少探索，这是可以跟老百姓说清楚的，中国这个民主模式是可以跟西方民主模式竞争的。

我们可以举出很多例子说明西方模式的不成功。金融危机对美国的创伤超过文革对中国的创伤。从经济方面看，斯蒂格利茨认为现在美国的中等收入水平低于25年前（1989年）的水平，大部分家庭的资产也贬值了，这对西方社会造成了巨大心理冲击。另外，“颜色革命”的负面例子接连出现，这些都可以说明问题。这也意味着现在是我们建构中国话语权的大好时机。

邓小平讲政治体制质量的三条标准：一是能不能保持政治稳定；二是人民生活水平能不能提高，人民能不能团结；三是能不能保障生产力的持续发展。中国是从这样的目标出发，从实现实质民主的目的出发，来探索民主的具体形式。十八大报告也明确提出，我们主要的民主表现形式是协商民主，这是有道理的，它表明中国民主有自己的文化基因，这是大量实践后的合理产物。

中国是一个超大型的国家，13亿人口。在任何一个小国家里，如果一个决定10%的人不同意，90%的人同意，那这个决定一定是非常好的决定；而在中国，10%的人不同意也有1.3亿人，所以还是要协商，尽量把他们的反对程度降低一点。正是在这个实践过程中，协商民主的传统逐渐形成了。

曾经有美国学者对我说，你们人民代表的选举很不民主。我告诉他，我们的选举制度是有改进的余地，但是美国的国会代表选举也要好好改革。美国今天的参选比率一般不超过55%，而当选者大都是微弱多数当选，比如52%就当选了；这意味着那100个人当中，只有55个人参加投票，52%的当选率意味着当选者只获得了20几个人的赞成票，这也叫民主，岂不是天大的笑话。实际上，这无非是你自己给自己定了一个程序，认为这就叫民主。坦率地讲，中美双方在民主程序方面，都有很多改进的余地。但是从实质民主，也就是民主的实质内容来看，美国国会对美国老百姓问题的回应，远远不如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对老百姓的回应。高度组织起来的利益集团已经完全绑架了美国国会讨论的议题。事实上，西方民主在西方国家内部已经遇到了巨大的困难：第一个困难就是金钱政治。美国现在的公司捐款和个人捐款都取消了上额限制，这种金钱政治甚至连一些右翼政客都开始担心。另一个困难是治理失灵，也就是福山讲的否决政治，共和党否决民主党，民主党否决共和党，其结果就没法真正地进行有效的国家治理，美国的整体国力也因此走衰。第三个困难就是腐败问题。这里我顺便讲讲德国柏林机场，自2006年投资12亿欧元，至今尚未建成，但今天的预算已经是42亿欧元了，现在的柏林机场还非常原始，像我们一个地级市的机场。为什么没有建成？各种各样的腐败，各种各样的官司。

所以，中国的民主探索可以概括为从实质民主出发来探索形式民主，包括协商民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选贤任能制度，组织制度，这些都是富有成效的探索与创新。十八大形成的新一代领导团队，连西方也认为确实相当优秀，一般的西方政客远远比不上这些经过实践锻炼的领导人。我们国家新型的民主集中制，是真的民主决策。一个五年计划制定基本上要一年半左右的时间，上上下下无数次的咨询、磋商，最后拿出的东西就具有很强的可行性。而美国则是小圈子决定，然后出售给公民。我们的决策做得比较好，执行过程中还要强调因地制宜，这在中国已经形成的一套传统。当然，我们的基层民主，包括村民委员会等等基层选举，不是很成功。恐怕政治文化中也有一个比较优势，英美主要族群的自治传统比较强，中国则是考核选拔的传统比较强。只要我们发挥好自己的比较优势，我们就可以把事情做得更好。

所以，尽管中国现有的制度还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它已经可以跟西方的制度，包括跟美国制度相竞争；因为美国制度在过去几十年间没有提高，大部分老百姓的生活水平，甚至出现了下降。西方是形式民主决定论，我觉得这是简陋的、粗糙的、低智商的；而我们的目标则是实质民主，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实现实质民主的具体形式，这个过程是不断展开的，这条道路越走越宽广。

我的新书《中国超越》里谈到了几个对美国的超越。其中经济总量的超越不用多说，还有一个是中产阶级人数的超越。我估计十年之后，我们的中产阶级人数将是美国人口的两倍。还有一个我称之为政治制度的超越，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儒家执政集团传统的延续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是代表尽可能广泛的人群，而不代表特定的利益群体。直白地讲，就是美国最富的20个人、30个人、50个人可以左右白宫，而中国最富的100个人是不可能左右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从所有的社会民意调查（包括皮尤中心和零点公司所做的民意调查）看，中国中央政府的威信一直是非常高的，最低也是百分之七八十以上，这跟西方国家完全不一样。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传统，多数地方上的危机和问题，甚至不用中央政府出面，一个省委书记甚至县委书记出面就解决了。

关于今天我们讲的话语体系问题。我们要逐步调整和完善共产党自己的话语体系，从而实现社会主义话语与中国文化传统的有机结合。在我看来，平等是我们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东西，不患寡而患不均，这与社会主义传统是吻合的，所以中国的大部分群众也很容易接受社会主义。还有就是爱国主义，现在西方想污名中国人的爱国主义，但这是徒劳之举。爱国主义一定是大多数中国人的价值选择，西方或者自由派挑战这个东西是愚蠢的，因为中国人的爱国主义不是简单的西方狭隘的爱国主义，而是爱一个文明，唐诗、宋词，黄山、峨眉山，都是爱国主义的一部分，这远远超过西方的范畴。

中国是有很多问题，但总的思路应该是在总体肯定的基础上谋求改进，而不是彻底否定。以腐败问题为例，要有全球的国际比较。西方是合法化的腐败，我们现在最多的是官员腐败，特别是在招商引资中的官员腐败。政府参与经济活动在中国有数千年的传统，老百姓对政府的期待跟一般国家是不一样的。在上海，菜市场价格稍微涨一点，老百姓就开骂了，政府怎么不来管管呢？而西方则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与西方通过社会中介来实现经济发展的模式比较，中国通过地方政府谋求经济发展的模式，虽不完美，但交易成本相对更低。在西方，企业需要付出很大的交易成本，支付各种社会中介组织、游说组织，其中不少情况属于“腐败合法化”。中国需要自己想办法解套，我们不应该盲目照搬西方的做法，而应该结合中国的传统进行制度创新，从而更好地解决腐败问题。

曹锦清：从“西学东渐”到“再造语词”

关于问题中国，我想谈两点。第一点是“名实”问题。社会大转型时期会出现“名实的分离”，名找不到实，实找不到名。老子在《道德经》的开篇就讲，“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孔子提出“必也正名乎”，因为那个时代出现了“名实相怨”社会现象。名与实的关系在先秦诸子的辩论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诸子百家中的名家专门研究这个问题。

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带来了新名词大爆炸。据有人研究，白话文当中运用较多的术语大概有627个属于译语，我们的政治、经济、哲学、法学等学科的关键词，概无例外的源自英语、法语、德语的翻译，许多还是借道日本转运而来。共产党、进步、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等词皆属此类。在中西交汇之初，我们还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后来发现在“体”与“用”的关系上不得不继续让步。1905年，晚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它针对的是整个教育体系，以及支撑这种教育体系的知识分类体系。就此而言，1905年以后我们就开始全盘西化了。现在想在我们的高等学校里设立国学成为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传统的国学是按照价值高低来分类的，共有经、史、子、集四大类。西学则是按照学科来分类的，二者无法互嵌。我们的“新学”是按照西方的知识分类和学科分类来组建的，把中国的经典看成是资料、材料或史料，根据西学的分类系统加以重新梳理，由此形成了中国哲学史、中国经济学史和中国法学史等。这实际上是以“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当我们讨论现代和传统的关系时，并没有跳出西体中用的框架，这一点千万要重视。

这些西方语词被引进以后，不仅成为分析和认识中国的工具，还要执行价值规定的功能，以西方为标准，把中国经验作为改造的对象，罢免了中国经验申诉自己存在理由的合法性。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做的相对比较好。他坚持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强调中国经验的重要性。在《矛盾论》中，毛泽东突出的是矛盾的特殊性，而不是矛盾的普遍性。1938年，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42年，提出研究中共党史要“以中国为中心，研究中国问题”。

我们当前面临的悖论是，不借助于译语，完全依赖中国的传统语言根本无法有效思考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但利用这些语言，又往往会让我们胡乱思考，进而乱开药方。

第二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这两大核心概念的变动直接关系到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中共十四大指出，邓小平理论的核心是解释了“什么叫社会主义”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理论，想要回答“如何建设党”及“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从而实现党的第二次建设。在当代中国共产党的官方意识形态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三个核心观念。

先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原来的历史观，我们次第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最终将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出有其理论贡献，它指出我们过去高估了自己所处的发展阶段，执行了一系列“极左”政策。初级阶段中心任务就是发展经济。这个结论有它的道理，但是没有回答和原有史观的关系，实际上，它对原有的史观根据实用主义原则进行了调整。但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没有回答社会主义有没有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共产党是否将继续引领中华民族通向共产主义。

再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邓小平看来，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的手段，与社会性质无涉，公有制和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两大核心。但是有人提出，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市场经济根本无法兼容，只有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才能兼容。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概念被提出以后，相关单位才组织人员来研究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能否兼容的问题。但实际上，这个问题根本没有得到明确回答。

1996年以后，中央明确接受了苏南模式的失败和温州模式的胜利，集体所有制企业全面改制。现在的很多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相当一部分是从原来乡镇集体企业转化而来的。有人说，我们明明在搞资本主义，为什么还要讲社会主义。这种情况引起了极大的思想混乱。如果承认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兼容，那么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必然就会演变成公有制向私有制的转轨。现在的国有企业和原来的国营企业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在国有企业里，劳动者是被雇佣的，比如江南造船厂现有各类职工3万人，其中2.4万人是农民工。在一些所谓的乡镇集体企业里，只有村集体才拥有对利润的追溯权，庞大的底层员工不过是打工者。有人说全国还有200多个村在实行集体经济，我去过其中的十多个，概无例外的都有个别德才兼备的人在支撑着村集体经济，一旦这些人不在了呢？恐怕这些集体经济难以避免被瓦解的命运。市场经济具有多重效应，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我们只能够用政策来消除市场经济过度的负面效应，但无法解决贫富分化问题。

最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一种稳定且有效的经济形态，如果拒绝回答社会主义是否存在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最终是否通向共产主义，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什么？

总之，如果共产党要长期执政，就必须保留社会主义和共产党这两个概念。现在的问题是，语词令人想到“封闭僵化的老路”，实践令人想到“改旗易帜的邪路”。新自由主义承认改旗易帜，但不接受“邪路”一说，党内有一部分人也认同这个观点。“左翼”承认“老路”指的是社会主义，但不承认这条道路是封闭僵化的。现在，“左翼”和“右翼”有结合的趋势，他们在民主选举上寻找到了结合点。

我建议，一个进步的中国需要在语词方面对这两个概念进行重新解释。要让百姓觉得，我们现在是这样的社会主义，是这样的共产党，并且觉得是可以接受的，那么党执政的合法性也就有了，而且可以有效应对来自“左”和“右”的过度攻击。如果说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是1.0版本，邓小平时代的是2.0版本。我们当前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建立社会主义的3.0版本。李玲提出了“计算社会主义”，崔之元提出了“共有资源的增值部分让集体或者全民来分享”。

除了对语词进行再定义，传统文化里有很多语词可以被重新利用，这就是古为今用。我们可以用传统的语言，但内容必须是当代的。小康、大同、和而不同、中庸和人民等概念都值得重视。“人民”这个概念奠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却成为毛泽东时代的核心价值观念，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政府、人民政协、人民检察院、人民内部矛盾和为人民服务等。马克思的著作里只有阶级没有人民，列宁谈到过民族但没有谈人民。虽然市场经济把谁是“人民”也高度模糊起来，但这个概念仍然是可以用的。

新中国65年的巨大发展以及在21世纪的快速崛起，深深吸引了整个世界，同时也深刻改变了世界。在2004-2010年短短7年时间里，中国经济总量先后超过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成为世界第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率先于世界各国走出了危机，在2009年实现复苏，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不用很长时间，中国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

然而，由于中国的发展和改革没有依据西方主流理论所提供的方式进行，多年来，国外学界不断预言，中国的经济发展注定不可持续，崩溃很快就将到来…… 在国内，中国发展模式的优劣同样是一个激烈争论的话题。尤其近年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形势下，中国经济也遇到了困难，增速放缓，国内外“中国崩溃”的论调更为高昂。不少人为中国经济开出药方，主张完全市场化、彻底私有化，与日渐呈现颓势的西方体制全面接轨。

中国经济问题关涉什么样的政治问题？未来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需要什么样的制度保证？是坚持中国成功而独特的发展道路，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还是借“深化改革”的名头皈依市场原教旨主义，将中国引向西化和分化？在2014年7月5-6日“问题中国，进步中国”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就此展开了热议。

本期摘要刊登四位与会者的发言。

李若谷：中国与西方之间是道路之争

关于中国的经济、政治制度，我讲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中西方力量对比。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总量上看，中国1978年占世界GDP的比重是2.8%，排在第15位；美国是25.8%，排名世界第一。到了2013年，中国已经占到世界GDP的12.5%，排名第二；美国下降了3个百分点，占22%。世界银行估计，按PPP计算，中国今年经济总量会超过美国。这个我们不太相信，这种计算方法我们就不同意。

我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已经不是问题。现在普遍预计在2019-2022年之间，中国的GDP将超过美国。但人均要赶上美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1937年日本的工业实力排名世界第六，它用了30年的时间超过了英、法、德、苏，成为世界第二。中国从世界第六到第二仅仅用了不到10年时间。从GDP看，1978-2013年中国年均增长9.8%。从经济发展史看，能够连续五年保持10%以上增长的世界经济体，只有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和70年代的新加坡。而有13亿人口的中国连续30年保持近10%的增长速度，这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从人均GDP看，中美的差距大幅缩小。1980年中国人均GDP是300美元，仅占美国的2.4%；到了2013年中国人均6700美元，已经是美国的12.8%了。从产业发展看，中国已经成为第一大制造业国家。2010年制造业总额占世界的比例是19.8%，超过了美国的19.4%。当然，在质量和层次上中国和美国还有非常大的差距。

这打破了美国连续120年独占制造业鳌头的局面。在500多种工业品中，中国有220种位居世界第一。从进出口总额来看，中国已经成为第一大货物贸易国。贸易额从1978年的206亿美元达到今天的4.16万亿美元。这是200倍的增幅。外汇储备从1978年的1.67亿美元达到4万亿美元，2万多倍。城镇化进程，1980年中国的城镇化率是19.4%，预计到2020年能够达到60%，2030年达到70%。从国际上看，城市化从26%到70%多，英国用了90年，法国用了120年，中国只需要50年。

中西方软实力对比也有了很大变化。一个最主要的变化，我认为是华盛顿共识的失败。苏东剧变后形成了华盛顿共识，美国以所谓的“良治”来统治世界，在整个非洲、拉丁美洲都实行所谓华盛顿共识。但这并未给这些地区和国家带来繁荣和发展，反而使有些国家发生倒退。中国的实践主要是靠摸着石头过河，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现在发达国家已经开始反思，而原来它们都是诋毁中国发展的。20世纪90年代，我和世界银行的人一起讨论的时候，他们说，你们的改革没希望，不承认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

第二个变化是，承认中国道路取得了成功,20世纪90年代我去越南时，越南人不承认他们的革新开放是跟我们学的。到了2010年我再去时，他们承认全是学我们的。我跟基辛格谈过，像他这样在美国比较有战略思维的人士已经承认中国成功了。当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部有位女经济学家，是个犹太裔美国人，她退休时，我们请她来中国访问。回到北京后她跟我说，将来你们对我们美国人一定要好一点啊。特别是你们的子女，对我们美国人的子女要好一点。我说为什么？她说，我这一圈转下来，发现中国超过美国只是时间问题了。你们以后一定要对我们好一点，不要欺负我们。

美国有真知灼见的人已经看到，中国的发展势头不可阻挡，所以在2008年就有美国学者提出“中美共治”。尽管我们不接受中美共治这个观点，但这证明美国学界有人开始认识到，没有中美共同努力，美国要想独自处理世界上的事务是困难的。

第二个问题，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成功的根本原因。我写了一本书，《制度适宜与经济发展》，我把中国成功的原因归纳为7个方面。首先一条是思想解放。中国如果还是墨守成规，搞“两个凡是”，就不会有今天的成果。我们不是教条地以西方，包括马克思的，书本理论作为改革开放发展的模式，而是在实践中摸索。只要是符合中国发展的，就是邓小平说的三个有利于——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符合的我们就去做，不符合的我们就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思想解放是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就最重要的理论思想基础。

第二条是坚持“发展是硬道理”。无论是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还是习近平，这四代领导人都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务。我走过世界上将近120个国家，非洲54个国家，我去了42个，绝大多数的总统、总理我都见过，还有部长们，他们都对中国扭住发展这个主题不放松有深刻的领会，说中国成功就在于坚持发展。

第三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先讲个小插曲，我和发展中国家的朋友交谈时跟他们讲，你们搞西方那一套，我们不能搞。有一次在刚果共和国，一个西方记者非常不客气地问我，为什么中国不支持民主，一定要支持独裁？我问他，刚果有议会，算不算实行民主呢？你知道它的议会在哪儿办公吗？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援建的议会大厦(原名人民宫)里办公。如果中国不支持民主，刚果共和国的议会连个办公地点都没有。法国在这里殖民了一百年左右的时间，也没留下一个可供“民主”运作的建筑。究竟是中国不支持民主，还是你们西方不支持民主？

中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我对近平同志主政以来惩治腐败坚决支持，因为共产党如果垮了中国就垮了，而腐败正是搞垮我们党的主要隐患。如果再不治理，我们就没有资格再领导人民了。党的领导是我们取得胜利、取得今天这么大成就的关键因素。现在很多人鼓吹西方民主，要取消共产党的领导，搞两党制、多党制，这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我有一次跟基辛格谈，我说你们一个党在台上，一个党在台下，互相拆台，什么事也干不成，还怎么发展。他承认，美国这个体制已经遇到了严重的问题。西方议会民主初期是有进步意义的，但到后来一成不变，不与时俱进，那就不行了。

西方国家已经把民主给极端化了。西方所谓的民主，就是个人利益的无限制的实现。我有一次跟一拨西方人辩论民主，我说，你们查过《大英百科全书》吗？你们以为一人一票就叫民主，这只是程序上的民主。你去查查《大英百科全书》，对民主的解释是多数统治，rule by the majority。你们的选举参选率只有40%，就算80%的人都选你，也只有32%的得票率，你凭什么说你是民主？

他们被我问得哑口无言，恐怕他们谁也没查过《大英百科全书》，民主被他们推向极端了。现在中国也要注意这个问题，就是在强调保护群众利益的同时，还要强调教育群众的问题。不强调教育群众，群众可能会走向个人利益至上。在这方面，我们做得有缺陷，应该保护群众利益，也应该教育群众。

第四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发生过多次争论，到底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我认为，以公有制为基础、多种所有制共存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取得成功的一个根本保证，也是我们必须坚持的。

第五是调动了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这是我们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当然这里面也有弊病，地方上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问题总是会有的，有问题可以不断地解决，解决了就发展了。

第六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利用自己的金融体系，进行了原始积累。这个积累到今天也没有完成，所以现在很多人说要搞消费拉动增长，不要搞投资了，我认为这是不恰当的。什么时候消费能够拉动增长？就是你可以借钱花了。也许中国永远也到不了这一步。我们13亿人，最高人口可能达到16亿，16亿人借钱消费，全世界也供不起。中国的消费不能像西方国家那样扩张，尤其不能像美国那样占到GDP的70%。推动消费是西方别有用心者一个非常恶毒的战略误导，但是我们很多经济学家却跟着跑。拉美一些国家就是超前消费的例子，都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我们自己头脑不能不清醒，必须继续利用我们的金融体系完成原始积累。我们的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还差得远，远没有到可以让消费发挥更大作用的时候。

第七个方面是坚持与时俱进的制度设计，不墨守成规。邓小平讲“三个有利于”，这就是与时俱进的制度设计，也就是我说的“制度适宜”。实际上还是马克思主义，上层建筑要不断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以上七条是中国成功的内部原因，还有一些外部原因。比如说，我们赶上了全球化大发展的阶段，很多国家产业转移，我们正好承接了这些产业。现在美国着急了，连袜子都要拿回去生产。奥巴马喊出的口号是，再工业化，把制造业拉回美国。所以，一个是产业转移，再一个是外资的流入，还有国际关系的缓和，这些对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都是极大的利好。

第三个问题，中国制度的优与劣。中国制度的优势，我觉得是渐进性、灵活性和不对称性。那么它的劣处，就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始终处理得不好。改革开放后，我们让市场发挥更多的作用，实行双轨制。这带来了一些问题，腐败也出现了。可是后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太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太弱，始终没有把这个关系处理好。我们的成功，是让这两只手同时发挥各自应有的作用。不成功之处，是政府这只手管得太宽，把国营企业给管死了。

企业经营，还是得给它一个指标。国有资产保值升值的目标都达到了，你管它那么多干吗？谁是市场主体啊？企业是市场主体，是纳税人。现在倒过来了，纳税人不能自主活动。这个制度安排需要调整。公司有公司法，银行有银行法，上市公司有上市公司的法，要按法律办。当然，企业也有社会责任，不能只是市场经济中的“弄潮儿”。

由于对经济管得太多，造成创新不足。缺乏创新是我们经济、社会发展中一个巨大的问题。为什么老是不能创新？因为关卡太多。每年科技投入几千亿，都到哪儿去了？科技投入没有评价机制，结果花了很多钱，创新效果却不理想。科技投入没有投到点儿上，这个机制有问题。邓小平讲教育是最大的失败，我们的学生缺乏创新能力，这也许是最大的问题。

然而，不能因为出了问题，我们就对自己的理念、道路产生动摇，还是得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党的领导。腐败的问题确实严重。其实西方一样有腐败，但它法制健全，只要不违法就可以。例如，美国到了4月初，所有的人都让律师给填报税表，律师一填表，少交不少税，付给律师一定报酬，这称为合法避税。我跟一个美国律师辩论过，我说你们也未必不腐败，只不过你是法制化了，他没有否认。

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是道路之争。我们自己可能看不到，人家已经看到了。人家觉得这个道路之争已经到了关键点，如果再不打压中国，可能中国道路就会形成未来世界的样板。所以人家把航母派来了，强化在亚太的同盟关系，就是要遏制中国的发展，遏制中国思想理念的传播。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之后，美国有人总结，是在错误时间、错误地点、与错误的敌人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我看现在美国是在错误时间、错误地区、与错误的对手搞一场错误的“再平衡”。

我到过很多发展中国家，它们都是“向东看”，向中国学习。如果我们自己不把中国经验总结好、发扬好，那我们将是中华民族的罪人。中国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努力，经济总量终于在世界上居于第二位，很快就到第一的位置，如果我们还不总结经验，让它理论化、系统化，能够传播，那我们将愧对历史。所以我就不畏艰难写了那本书，虽然不出色，但是我努力了。中国这条道路已经成功在即，如果我们再向前推进一步，可能就成功了。而如果我们稍有不慎滑下来，就有可能失败。

王绍光：有计划是中国一个重要的体制优势

我讲的题目是五年计划，或者用现在说法叫五年规划，它是中国制度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过去60多年的历史里，有一样东西如影随形，那就是五年计划。这些年我们对计划讲得比较少了，但实际上一直有争论，比如张维迎教授就一直讲，不要有那么多的计划，计划都是失败的。世界上今天仍坚持制定五年计划的国家不多；像中国这样，依然花很大气力制定五年计划的国家更少。按照张教授的逻辑，中国应该是最失败的国家之一。但我们都知道，现实并非如此。

全世界有一个非常奇怪的国家，就是中国。中国一般的书店都卖哈耶克的书，这在全世界是极少有的。即使是在美国，哈耶克的书恐怕也是在非常少的书店里的犄角旮旯放着一本，但在中国却卖得非常多。他最有名的一本书叫《致命的自负》，说社会主义者都有一种致命的自负，打算对整个社会实行计划，断言人类不可能全面、准确、及时地把握现实和未来的所有细节，这个论断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他以这个论断来反对计划是站不住的。他说不能全面了解所有细节，那是不是可以部分了解？不能事无巨细全面规划，那能不能对经济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进行规划？他的观点有一个逻辑上的跳跃，我觉得这恰恰是他的一种“致命的自负”。只要现实与未来在一定程度上是可知的，计划便是可能的；只要计划是可能的，就有必要制定计划，明确努力方向，力争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尽量扩大人民的福祉。

中国的领导人从来没有像哈耶克说的那样，希望对人类社会进行全面的规划。中国领导人一直认为，人类认识世界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毛泽东《实践论》讲的那个认识的过程是一步一步的，没有那种全面的计划。陈云在20世纪50年代就讲，“事无大小，统统计划是不行的。应该是大的方面计划，小的方面自由。”这种话他说了很多次，改革开放以前讲，改革开放以后也讲。

毛泽东在这方面是逻辑的辩证思维。国史学会编的《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里，这种评论非常多。他激烈批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苏联教科书说，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完全自觉地掌握和利用”经济规律，毛泽东批评道：这是“把事情说得太容易了……教科书没有讲人们认识规律要有一个过程，先锋队也不例外。”他还明确指出，“不能说这些计划都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实际上是，有些计划合乎规律，或者基本上合乎规律；有些计划不合乎规律，或者基本上不合乎规律。”毛泽东认为，“有不平衡，有比例失调，才能促使我们更好地认识规律。出了一点毛病，就以为不得了，痛哭流涕，如丧考妣，这完全不是唯物主义者应有的态度。”

所以，放在中国的语境中来讲，哈耶克式的批评是无的放矢。中国即使在计划经济年代，也没有那种全面的计划。苏联的计划是比较全面的，它的国家计委管的物资可能达到几千项。但中国当时有三类各级政府分管的物资，国家计委和各部委管的物资在改革开放前从未超过700种，其他是由地方政府分配的三类物资。

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不能说与计划无关。图1把中国放在全世界各个经济体当中来做长时段的观察。从公元1年到公元2008年，中国占全世界GDP的比重曾高达三分之一，但到解放前降到了历史最低点。中国的伟大复兴是从1949年开始的，从图1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图1

尽管存在各种问题，苏联的计划经济总体而言也是成功的。从图1也可以看到，十月革命以前，俄国在整个世界经济中的份额非常之小。革命以后，苏联的份额是扩大的，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转型后，它的份额缩小得非常快。现在国内对苏联的评价基本上是负面的。牛津大学一位教授在2009年出版了一本书，是西方关于苏联计划方面研究最新的一本书。他认为，西方老是拿苏联跟西方发达国家比，这完全不对。因为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经济水平跟中东、亚洲和拉丁美洲差不多，而不是跟西方差不多。如果跟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比较的话，苏联的发展是极好的（extremely good），不是一般的好，是非常非常好。虽然1980年以后苏联的发展放慢了，但即使把这个情况考虑进去，苏联的经济表现也是非常好的。尤其是战前的头三个五年计划期间，GDP增长达到百分之五点多，这在人类历史上到那个时候为止是从来没有过的。所以他认为，这样一个纪录，如果说苏联计划体制没有产生作用的话，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图注：Robert C.Allen所著Farm to Factory

谈到计划经济，大家往往会引用科尔奈的一本书，叫《短缺经济学》。这本书20世纪80年代初在国内热卖，火得不得了。当时中国确实也短缺，苏东一些国家也出现短缺。但短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些国家都试图保障人们的基本需求，就是使用票证来保障基本需求。我做了一个计算，用联合国的数据来看1980年的情况（即社会主义国家转型前）。可以做两个排序，一个是人均GDP排序，一个是HDI（人类发展指数）排序。这两个排序是不完全一样的，人均收入高的地方，人类发展指数不一定高，比如沙特阿拉伯、海湾国家都是这样。然后我计算这两个排序之差，来说明在收入一定的情况下，某种制度更容易保障人民的基本需求；之差越大，就说明这个制度的优势越大。

这样一排序就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情况：全世界135个国家，排在最前面的除了汤加王国以外，大部分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即使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实行计划的国家。比如芬兰、法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在1980年的时候都是实行国民经济计划。这些国家不管有其他什么问题，在保障人的基本需求方面的表现是非常好的。这个结果在我们的主流叙事里基本上是看不见的。大家看表1(截取前35个国家)，135个国家排下来，社会主义国家基本都排在上面。资本主义国家很多都在下边，就是因为它们人均收入还不错，但在保障人的基本需求方面表现并不好。

数据来源：UNDP，“2010 Report Hybrid-HDI data of trends analysis”，http://hdr.undp.org/en/media/2010_Hybrid-HDI-data.xls

谷歌已经把全世界3500万册书扫描到它的数据库里，通过搜索谷歌数据库中的关键词five-year plan（五年计划）的出现频率可以清晰地看到（见图2），计划体制在人类社会史上经历了一个兴衰的过程。从1928年苏联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兴；这中间除了二战期间下落，之后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都是兴的过程；80年代以后又开始衰。

图2 英文“五年计划”一词在Google Books Ngrams中出现的频率

计划理念不吃香以后是什么情况？图3显示人均GDP在转型国家的变化情况。在28个苏东转型国家中，只有5个勉强在10年之内人均GDP恢复到转型前水平。有17个国家花费了10-20年，人均GDP才恢复到转型前水平，荒废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更糟糕的是，直到转型的第21年（即2010年），仍有6个国家的人均GDP尚未恢复到转型前水平。比如乌克兰，2010年的人均GDP只相当于转型前的3/4，即使一切顺利，也许还要10年或更长的时间才能恢复到1989年的水平。对这些国家而言，转型的代价是，它们经受了比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严重很多倍的经济衰败，这在人类历史上恐怕也是极为罕见的。不仅如此，在不少转型国家，犯罪横行，不平等急剧扩大，并且出现了人类在和平年代鲜见的预期寿命大幅下降，成百万人过早逝去。与之相比，中国的表现堪称绚丽。1989年，中国的人均GDP大大低于所有这28个国家；到2010年，中国的人均GDP已超过其中半数国家。

图3 转型国家人均GDP变化情况：1989-2010年（1990 年国际元计算）

数据来源：Bolt, J. and J. L. van Zanden (2013). The First Update of the Maddison Project; Re-Estimating Growth Before 1820. Maddison Project Working Paper 4. http://www.ggdc.net/maddison/maddison-project/home.htm

中国在过去60多年里走过了三个阶段，我称之为匮乏阶段、温饱阶段和小康阶段。从1949年到1978年是匮乏阶段，中国的人均GDP按PPP（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编者注）计算，在1978年刚刚达到1000美元。然后从1978年到2002年是温饱阶段，2002年十六大前后达到4000美元。4000美元以后是小康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因为需求不一样，中国的计划或者规划，起到了不同的作用。

第一个阶段是匮乏阶段，即使平均分配，人均GDP也仅够人的生存，要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当时实行指令性计划，在很大意义上说是必须的。今天很多人恐怕难以理解，但我认为可以这么评价。第二个阶段是温饱阶段，从1978年到2002年前后。这个时候按联合国的标准，中国还有6亿贫困人口，需要满足这部分人的基本需求。另一方面就是邓小平讲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需要满足一部分人的欲望。所以这时候实行的是“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市场”，官方在提法上也是这么说的，一直持续到1992年前后。2002年以后是小康阶段，人均GDP可以满足中国人的基本需求了。这时候要扩大公共消费，满足大多数人的欲望，而不是少数人的欲望。这时候实行“计划+市场”，也就是“规划+市场”，我觉得是必要的。

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现在仍然有计划或有规划，尤其是中长期规划。这仍然是中国一个重要的体制优势。在这方面，有些外国人看得比我们还清楚。我在这里提三位美国人，一位是一家大公司的中华区主席麦健陆（James McGregor），他在中国已将近30年。另外一位是学者夏伟(Orville Schell)，前不久刚从伯克利大学新闻学院院长的位置上辞职，在美国中国学研究方面非常有名。第三位是200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恩格尔(Robert Engle)。他们三人都讲到，中国有计划、有规划，这是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特点。他们一致表示遗憾的是：在中国为下一代制定五年规划时，美国人却只是在规划下一次选举。

迄今为止，中国已经实施了十二个五年计划（规划），其中三个是在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制定与实施的。虽然2008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也拖累了中国经济，但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仍以领跑他国的速度持续增长，当之无愧地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复苏的火车头。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中国有计划的这种制度优势，我们必须要把它讲清楚，不然就会被一些人当作垃圾给抛掉。这就是我为什么要重新回来讲计划的原因。

温铁军：把中国自身的经验认真总结出来，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从大历史的角度分析，整个人类世界仍然处在资本主义文明这个历史时期。美国已完成升级，是处在金融资本阶段的第一大国，我们则总体上是处在产业资本阶段的第一大国。因此，新型大国关系是两个分别处于不同阶段的第一大国之间的新型关系。处在金融资本阶段的国家和我们之间既有对抗性，又有互补性；对抗性是因为，它一定要在虚拟金融资本的流动性扩张上借助软实力推进“去国家化”，才能形成长期竞争优势。

我们看得很清楚，量化宽松造成两个直接结果。第一个是，量化宽松所形成的大量的货币增量超过绝对比重地流向了与世界实体经济最相关的两大市场，一个是原材料市场，一个是能源市场。这导致两大市场价格高企，所有的实体经济只要进口原材料和进口能源，就会形成国内通胀。因此，中国的国内通胀是不可能靠本国的宏观调控来压抑的，因为是输入性通胀。第二个结果是，当大量的流动性被制造出来后，不是只在美国待着，一定是去战略性地攻城掠地。因此，中国现在21大类产业中的2/3是外资为主控制，这是大量制造流动性的必然结果。更何况，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在量化宽松的同时是维持零利率的，所以超级量宽很大程度上是零利率地大量制造流动性，这使得西方跨国公司的投资打遍天下无敌手。而在国内，输入性通胀一定是高利率的，因此我们的资金成本一定高于西方金融的投资成本。所以我们不得不壁垒——高筑墙缓称王。那为什么要搞上海自贸区、温州金融自由试验区？很大程度上是地方部门及相关利益集团要对接低利率的外部资本。

目前财经部门一般都主张金融应该市场化。从利率市场化入手，逐渐推进金融市场化，推进外汇和资本市场的全面开放。在这种观点的主导下，有两个情况值得我们关注。一个是，由于我们与发达国家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因此不可能按照同一个规则来竞争。第二个是关于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编者注）。我们知道，TPP的真实内含是要求各个国家取消自己的金融边界。这个取消恰恰有利于金融资本主导国家以大量的量宽政策制造出流动性，对其他实体经济国家实现货币化和资本化的收益占有。因此，中国现在不被纳入TPP的主要原因是，我们自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后，以所谓Capital control（资本控制）作为主要政策，至今仍然是一个货币不能自由兑换、资本市场不允许外资自由流动的国家。当然，这并不一定是我们的缺点。

客观看，1999年欧盟发行欧元，接着发生科索沃战争的时候，我们就曾向中央建议，美元和欧元在金融资本阶段具有对抗性的主要矛盾方面发生冲突的时候，中国最好的方式是作壁上观。不要急于介入国际金融资本之间的对抗性矛盾冲突。不过，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早晚会殃及我们。我在1991年苏东解体后对7个实体经济崩溃的国家进行考察时也曾明确提出，苏东国家的主要问题不是主义对错的问题，而是没有从实体经济进入货币经济。现在来看，十几年、二十几年来的发展过程，在很大程度上验证了我们过去的很多提法。

从国内情况来看，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发生后，我们在政策圈内部的讨论很清楚，就是中国当时唯一能够采取的只有“罗斯福新政”。1998年的所谓“朱镕基新政”，或者铁腕调控，很大程度上是两手，一手是4500万国企工人下岗，国企大规模破产倒闭；另一手是大规模启动国债投资。从1998年到现在，已经历经了15年投资拉动性增长，这对中国当前的很多问题都具有基础性的作用。你想，当经济基础的整个发展过程是以投资拉动，并且是国债主导的投资拉动的，对应的上层建筑会发生什么变化？

中国今天的很多问题，无外乎是15年来以投资拉动增长所派生的问题。1998、1999年林毅夫就明确提出，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双重过剩条件下的恶性循环”，也就是生产过剩的同时劳动力过剩。当然后来劳动力又短缺了。

大家都清楚，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的一般内生性矛盾。当西方遭遇生产过剩的时候会怎么样？靠战争解决问题。我们遭遇生产过剩的时候当然不能靠战争，于是就把庞大的过剩工业生产能力转向基本建设，用基本建设扩大实体资产的总规模，同时也为货币增发创造了基础。也就是说，实体经济总量越扩张就越可以增加货币总量，因为货币总量相对于实体经济总量是个百分比是否合理的问题。因此，中国经济并没有因为1998年遇到严重的坏帐危机而垮掉，相反，因为有这套政策而有效地化解了危机。

所以，林毅夫从世行回来以后说，中国还有20年8%高增长的潜力。他之所以这样认为，在于中国还有20年的投资空间，也就是还有大量的对内基本建设改造做投资的可能。我记得很清楚，新农村建设的政策建议也是林毅夫在1999年提出的。

这十几年来的基本建设投资，有效缓解了三大差别中的两大差别。第一大差别是区域差别。我算了一下，我们大概用了8万多亿元，投资于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和中部崛起。这三个计划导致现在西部各省GDP是红灯区，而东部沿海地区进入蓝灯区。这也就是说，区域差别相对缓解。这件事是我们的举国体制优势，可是没有学者去认真研究，也没有宣传部门、媒体去宣传它。

第二大差别是城乡差别。自2005年中国开始加大新农村建设投资以来，8年左右的时间已经投入8万多亿元。现在农村的开支是财政开支中的最大项，每年一万多亿，主要定向是解决农村的两大问题，第一是基础设施，第二是社会伞（Social  umbrella）。这两项都是大规模投资的，这也就是说，城乡之间的再平衡，我们用了8年左右的时间，基本上得到有效缓解。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在下一轮继续维持投资拉动增长中能否有效缓解第三大差别，也就是贫富差别。当然，它还包括一系列的财政税收等其他宏观政策和社会政策的配套。

总的来说，我们的理论界、媒体应该好好宣传中国是如何在遭遇资本主义一般内生性矛盾、生产过剩大危机的条件下，没有走西方道路，走的是自己缓解三大差别的道路。我们做成了，这一点在任何西方体制条件下都是做不到的，却没有人把它作为一个经验拿出来。

这几年我在海外讲这些实际情况，没有遭遇过任何挑战。我一年中有1/3时间在海外讲，可以说是外战不败。包括讲2009年中国沿海地区6万家企业倒闭，2500万打工者失业，我问外国人，你们知道我们是怎么挺过来的吗？没有人知道。我们的新农村建设，每一万亿投资投到农村基层能带动1000万就业，因此我们就在这个阶段出现了就业的劳动力的卖方市场。而且我们中央一个政策，把13%的出口退税转化成对农民的折扣率——农民消费国家出口不了的商品，能得到13%的折扣率，这立刻促使农民在一年之内把彩电买回家。中国现在农村每百户人家彩电拥有率104台，你们哪儿有？中国99%的农户通电，你们哪儿有？中国98%的农村通车，你们哪儿有？我们五通进村了——通路、通电、通水、通电话、通宽带，五通进村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成千上万中小企业在农村地区获得广泛发展，你们谁能说我们不是市场经济？

所有这些事实，我们不必非得按原来老的理论体系去争论，只要把中国自身的经验认真总结归纳出来，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不仅在理论上立于不败之地，在舆论宣传上，我们也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为什么不做这件事情？

我还从应对危机的角度给外国人讲。我问，你们20世纪30年代遭遇大危机，你们怎么着了？打世界大战，导致全世界上亿人口死亡。那你们说，西方应对危机的方式和中国相比，谁更人道，谁更人权，谁更代表人类发展方向？再往下多讲一点就更清楚了。中国通过大规模的基本建设投资，使实体资产总规模现在上升到600万亿，而金融资产只有150万亿，请问健康不健康？我们的债务资产40-50万亿；40万亿的债务资产对应750万亿的实体资产和金融资产，请问是大是小？占比不到10%，大概7%左右，中国的债务是严重还是不严重？所有这些事情，海外交流的任何场合都可以拿出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挑战。我自己不仅是对海外的学术界讲，还对海外大投行讲，结果没有谁能挑战我。所以我就不明白，我们的理论界到底在讨论什么？

接下来就更简单了。如果说，我们现在的政府是一个无限责任政府，那这个无限责任政府相对于西方的有限责任政府，它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应该是对应的。西方是有限责任政府，因此它的公司就是有限责任公司。西方制度有它的优势，我们可以借鉴。但是西方的有限责任政府可以关门。对我们来说，如果你是无限责任政府，那你对应的企业是无限责任公司。什么是无限责任公司呢？全民所有制。我曾经很多次问西方人，中国的中国工商银行会不会破产？他说会，为什么不会呢？我说对不起，它不会，因为它是全民所有。它70%的资产是政府注资，那怎么可能破产呢？全民所有制，破谁的产，破全民的产？能破全体中国人民的产吗？因此我们的体制叫做，无限责任公司的经济基础支撑无限责任政府的上层建筑。

我前面说，美国处在金融资本阶段，我们处在实体资本阶段，不同阶段适用的制度不同，因此不必一定对立。我们看，金融资本阶段的金融资本的信用本源是什么，其中最重要的既不是黄金储备，也不是生产多少商品，而是国家政治强权。当我拿ICBC来说话时，它当然有储户利益，也有投资人的利益，这是一般的考虑。但对于金融资本的信用本源来说，它其实是国家的政治主权，或者叫做国家政治强权决定金融资本的信用体系到底有多大的信用。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它不可能倒，因为它是国家政治强权对金融体系的信用赋权。

3月29-30日，《经济导刊》杂志社举行“中国媒体现状检讨”研讨会，来自海内外的17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

近年来，国内一些媒体制造假新闻、新闻敲诈案件不断被曝光，引起社会各界强烈质疑。作为社会公器的新闻媒体在相当程度上公权私用，非但不能很好地服务社会，传播积极向上的正能量，反而腐蚀社会道德、败坏社会风气，严重损失了社会公信力。正如前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邬书林所言：媒体的种种不良不法行为，“毒化了整个社会环境、社会风气、社会秩序，违背了新闻出版工作最基本的职业道德，损害了新闻队伍的形象。”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个时期以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和市场改革不断深入，新闻和舆论自由度加大，一些媒体在西方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的影响下，政治标准和价值取向出现了严重偏差。有的媒体沦为国内国际资本的代言人，不再坚持新闻的人民性。更有一些人利用手中的新闻话语权，以及新兴媒体的便利和监管上的漏洞，与国外敌对舆论相互呼应，借用“普世价值”的名头，抹黑我们党、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

在错误的舆论导向下，一些民众思想认识不清，盲目跟风，对我国发生的事情用西方价值观念来评判，新闻和舆论场上各种非社会主义思潮泛滥。以今年2月东莞扫黄为例，竟然出现了一些媒体和网民是非不分、无视司法，“笑贫不笑娼”的咄咄怪事！毋庸讳言，这样的媒体已经成为污染我国新闻和舆论环境的重度“雾霾”，成为破坏社会安定的“最大变数”。

舆论斗争事关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存亡。如果不能坚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占据价值体系的制高点，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就会失去自己的精神独立性。没有自己的精神独立性，政治、思想、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独立性就会被釜底抽薪。

怎样认识当前中国媒体的现状、舆论斗争形势、媒体及舆论监管方面存在的问题？怎样认识新闻和舆论乱象背后知识界的思想斗争以及背后各种不同的国内外势力？出席研讨会的专家学者就这些问题展开研讨，从媒体和新闻学，同时从政治、经济、社会学的视角对问题的表象和实质进行了分析。

本刊将连续摘要刊登部分与会者的发言。

熊蕾 ：中国媒体的问题不是单方面造成的

今天中国媒体有很多人玩世不恭，要不就是和当权者掐着干。你让我往东我非得往西，哪怕我不得不顺着你的意思评论，我在自己的博客上也得把你讽刺挖苦一通。某些媒体毁人的本事真不小，甚至还有把人逼疯的本事。有人说，中国媒体已经沦陷为西方的工具了。可能还不能说是沦陷，但是离心离德的情况非常严重，或者说是貌合神离。

这有媒体自身的原因，也有社会大环境的原因。甚至有些相当一级政府的领导人在追逐私利，你要媒体保持社会良心，我觉得很困难。不排除有些从业人员还有这份良心，但是社会大环境有很多这样的情况，让有这份良心的人非常难。有的媒体人自发对一些公众关心的、关系国民健康和生态安全的热点问题去进行实事求是的采访调查，结果遭到封杀，甚至被解雇。人家记者是有一腔报国心的，并不是为了私利，结果遭到这样的待遇。这让媒体怎么能做一些正常的事情？所以我觉得，现在媒体的很多问题，跟大环境、跟政策导向有很大关系。

媒体自身的素质也值得检讨。不光是媒体，整个中国知识界一批人在宣扬“普世价值”。可是宣扬“普世价值”这么起劲的人，却有一点就是不跟美国接轨。美国的知识精英对国家利益的认同度非常高，而这些中国知识精英认同度非常低。看到有人对国家利益认同，他居然能说出“爱国贼”这样的话，恶骂你。但是美国从媒体到科研人员，跟中国同行们完全不一样。

又比如美国孟山都公司，我最近查看了英文维基百科，发现它确实底儿潮。从1943年就开始和美国政府合作，参与过“曼哈顿计划”。此后它给美国政府做了很多事，落叶剂（“橙剂”）、滴滴涕，都是孟山都参与或主打的产品。后来滴滴涕遭禁，又因为“橙剂”赔偿越战老兵上千万美元，要是一个中国企业早就撑不住了，它还能撑到现在，而且越撑越好。如果没有美国政府撑着它能行吗？这样背景的一个公司，中国不少人还跟着它跑，有人揭露还遭到封杀。孟山都在美国都很难做到的事，在中国却畅通无阻。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孟山都对美国国家利益的认同度这么高，和美国政府的合作这么密切，中国媒体却不说。美国媒体不说的，中国媒体也就不会说。

再比如美国的一些政治明星，这个国务卿、那个国务卿，这些人对中国是什么态度？！可是中国媒体肉麻吹捧的大有人在，成版成版说谁谁谁多了不起，谁谁谁器重他了，比你的民族英雄还英雄。这些人不用花钱就在中国“买”了这么多版面，做了这样的宣传，咱这不是冤大头吗？中国一些媒体就能干出这样的事来，然后也没有人说这有什么不正确。而另一方面，有见解、有分析能力的媒体却有可能会被灭掉。新华社有一位记者写了很多文章，指出中国金融对外资开的口子太大，给国家和老百姓带来风险，结果文章被禁止发表，哪怕在内参上都不能发，就能这样封杀。所以我认为，中国媒体的现状不是媒体单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李希光 ：中国今天舆论的背后是什么？

我刚从巴基斯坦回来。在伊斯兰堡，巴基斯坦前国家计委主任谢立克请我到他家喝茶。他谈了对中国的一个观感：西方正通过影响或收买中国某些精英，来搞垮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进而搞垮中国的国家认同。他还说，巴基斯坦之所以今天这么乱，发展不起来，主要是没有一个统一强大的意识形态来实现国家认同。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当前舆论界存在的问题不是简单的媒体问题，更不是记者的问题。问题出在几个方面：

第一，国内官方主流媒体的标准出现问题。纵观中国今天的舆论景观，首先，传统的新闻界，特别是有影响的官方主流媒体，在新闻标准和政治标准上出了偏差。过去几年来，每当国内外一些重大事件发生，几乎没有自己的议程设置、新闻立场、新闻语境、新闻语言和政治正确性标准。他们使用的语言、语境，特别是判别是非的政治标准，基本不再是中国共产党最高层所讲的政治标准了，而是照搬西方媒体的观点、立场、语境和语言文字。有的时候，我们在收听国内某广播电台的新闻广播时，还以为是在收听美国之音呢。其中不排除有媒体人在新闻采写编辑中为了图省事，直接从外媒翻译过来当成自采的新闻用。近年来，《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等办了中文网络版，所刊载的专栏和评论多是国内“公知”的文字。但官方媒体不知就里，还当成西方的主流观点，转载到中国的官方媒体和网站上。其实，西方媒体中文网的很多东西在其母语版上是看不到的。

第二，传统主流舆论场“八股”照旧，新兴媒体舆论场“八卦”充斥。中国的新闻界，官媒的“八股新闻”内容空洞，语言文字老套，在塑造社会舆论方面很少建树。在当今网络时代，新闻界最盛行的是以丑闻、秘闻、绯闻和传闻为主要内容和报道焦点的“八卦新闻”。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八卦新闻”是有强烈主观选择性的，特别是涉及政治人物、国企传闻的报道，都是为某个政治或经济集团的政治议程或经济议程服务的。

第三，新兴主流媒体操纵议程设置。“议程设置”是传播学的一个概念，意思是，通过炒作，让你在媒体和网络上看到某个人出事儿了，使你一想到这个人，就想到这个事儿，想不到这个人还做过其他的好事。这种议程设置的短期目标，对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来讲，就是让你不停地道歉，不断地认错，不断地讲自己现在做错了什么，过去做错了什么，正在做错什么，让你的政权毫无合法性可言——无论是历史问题还是现实问题；你就是一个不断道歉认错，但就是不愿下台的政党。这种议程设置的长期政治目标，是颠覆执政党的政权合法性。现在有的宣传干部常常内疚地说，“我在党的宣传部门工作”，让人觉得给共产党做事是件不光彩的事情。

当前国内舆论界主流话语的议程设置，在经济领域的目标主要是：一要国企私有化，要求国企对国际资本放开；二是恨不得农民的土地也要华尔街资本进来抢购；三是高铁和铁路。当年媒体和网络一哄而起，猛烈炒作温州动车事故，攻击高铁和铁路部门。事实上，温州当时还没有铺设高速铁路轨道，高铁是2013年7月1日通车的。但是一些公知和媒体联手制造了一个耸人听闻的说法：“高铁是杀人列车”。严格讲，铺在专用铁轨上的“高铁”是世界最安全的交通工具，比汽车、飞机和其他国家的火车和铁路都安全。但问题是，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政府的一些人胆怯了。据报道，美国前任驻华大使骆家辉在离任前，带着一帮华尔街的投资者到新疆考察南疆战略铁路的投资建设。由此可见，网络和媒体大肆炒作“温州高铁”事故，正是为了实现“华尔街化中国铁路”的重大议程设置。说到这再补充一句，前面谈到的巴基斯坦的谢立克先生还跟我说，美国正在通过联手中国的富人来搞垮中国的意识形态和国家认同，最终达到分化中国的目的。

第四，舆论背后的力量。今天国内这种舆论环境的形成，是其背后四种力量互动的结果。第一种力量是资本集团；第二种力量是政策部门（包括经济部门、宣传部门、网络管理部门）；第三种力量是思想界、教育界和智库；第四种力量是媒体本身。

千万不要小看智库和思想界对中国舆论形成的影响。特别是西方各种财团、智库、非政府组织和基金会，通过与中国大学联手合办智库、合作办学，以及安排访问学者、开办系列讲座、举办年会论坛等等，在知识分子中培植代理人。在中国和世界重大事件发生时，抢在第一时间安排美国学者前来演讲、开座谈会，主导相关事件的学术思路和议程设置，直接影响中国知识界的独立判断，甚至影响政策部门对事件的研判和决策。

今天中国顶尖级大学的教授要想根据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创建一个研究中心十分艰难，这和十多年前很不一样。今天有的知名大学给开办智库设置了极高的资金门槛，达千万元以上，而政府很难出这个钱。那么，一些境外财团、基金会就趁虚而入，出资帮你设立智库。拿了人家的钱，你的研究中心开研讨会、撰写研究报告、提出政策建议，都会在无形中考虑出资方的政治和经济诉求。比如，智库出资方如果对投资中国高铁有兴趣，研究中心就会写一份相关政策建议，召开研讨会，邀请政府领导来致辞甚至演讲，同时请媒体现场采访。媒体通过渲染性的报道，就形成了一个政策议题。一旦有机会在国务院有关部门的办公会或通过两会代表委员变成两会上的议题，就有可能成为国家政策，境外资本集团的目标可能就这样在中国得到实现。“温州动车”事件给我们的教训是，今天很多引起关注的事件发生后，政府部门常常是“新闻判断”高于“科学判断”，以媒体的新闻“价值”来研判事情的真实性。因此需要指出，在今天的舆论乱象中，政府要坚持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而不是“决策的新闻化”。

最后，要警惕“网络舆情报告”和“微博问政”导致政府陷入他人的“议题陷阱”。现在有不少机构都在向中央和地方党政部门报送所谓“网络舆情”报告。有的官媒舆情部门还在全国各地县设立通讯员，任务就是动员当地党政部门订阅他们按照某种政治或经济议程、有选择性地编写的“网络舆情报告”。有的通讯员甚至带有威胁性地暗示说，“你们县每年花几万元订阅我们的舆情报告，我们保证帮你们铲事儿，保证你们不会发生舆情事件。”

近几年来，有的政府部门和领导用开办“官方微博”的办法来应对“舆情事件”。其实，微博问政非明智之举。有人说，开办微博只有两个作用，要么去骂别人，要么等着别人来骂你。官微开办后，政府的相关领导就再也睡不成一个踏实觉了，每天都被微博上可能出现的问题牵心挂肚。时时刻刻要看看大V们在官微上说了啥、大V的粉丝们跟帖说了啥。结果大V和他们的粉丝们在围观和围攻什么，党和政府就得去关注什么。按照议程设置理论，不管你站在什么立场上，你只要关心别人提出的问题，你就被人牵着鼻子走了。有一种势力就是通过威逼政府开设“官微”达到议程设置的目的。

怎么面对微博最好呢？最好是釜底抽薪。各级政府的领导和干部都不要去看某些机构编写的网络舆情，也不要去看微博；重新回到群众路线上来，走到网络之外的群众中去，了解没有被网上的资本力量操纵和窜改的社情民意。这样一来，党和政府就能专心致志地思考、制定和实施自己的发展战略，而那些试图靠微博来改变党和政府正确决策的境内外政治、经济势力，就没有市场了。

李北方 ：保障人民“被听到的权利”是党和国家的责任

伦敦的海德公园有个“演讲角”。世界各地的“演讲角”很多，这个最有名，已经成了著名的景点。演讲的人各种各样，内容五花八门，传教的也不少，听众以游客为主。去那里看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言论自由。

这当然只是言论自由的一种模式，但它是印刷资本主义兴起之前的模式，是18世纪的公共领域的遗迹。这种模式隐含的逻辑大体是这样的：每个人都有表达的自由，思想的场域也是个自由市场，经过沟通、辩论、交锋，真理可以胜出，共识可以达成。

这种对言论自由的理解方式在今天仍然很有影响力。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有不少人为新媒体的发展鼓与呼，说微博给每个人提供了发言的平台。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推动了自媒体时代的到来，每个人都成了记者，好像技术的发展会自动带来更多的言论自由。

然而，这种理解方式在当今的条件下，显而易见是错误的，可以说在报纸兴起之后就已经过时了。因为在以“演讲角”、咖啡馆闲谈为主要传播方式的时代，每个人在传播观点的能力上大体是平等的。当然绝对的平等不可能，嗓门大的、表达能力强的就有更多人围着听，但差距也不会太大。这也就是说，每个人既享有表达的权利，同时还享有大体平等的“被听到的权利”。这两者是一个事物的两面，对确保言论自由而言，缺一不可。

进入印刷资本主义时代，个人在传播观点的能力方面差距就拉大了。媒体为言论的发表设置了一定的门槛，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出书的门槛就更高了。一直到今天，对很多人来说，名字被印成铅字还是件了不起的事情。言论被媒体发表，其所能到达的范围就比口头表达广多了，影响力也大多了。于是，随着传播技术手段的革新，“被听到的权利”就变得极度不平等起来。到了电视大规模发展起来之后，这种情况就愈发明显了。

媒体为言论发表设置门槛是有一定道理的，这不难理解。这种设限以专业主义的面目出现，但决不会停留在以客观为特征的专业主义。很多力量会借专业主义的掩护向媒体渗透，攫取“第四权力”，所以大众媒体在兴起之后很快就出现了“再封建化”的状况。在市场条件下，对媒体渗透最深的是资本。一方面，媒体的生存依赖资本的资助；另一方面，资本的意识形态生产能力强，对媒体从业者的思想的控制能力也强。所以，市场条件下的大众媒体虽然以专业主义、公共平台为标榜，但绝不是，也绝不可能是公共的。一部分声音会经由媒体放大，一部分声音则会被媒体遮蔽。

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没有改变这种现状，只是让问题变得更加隐蔽化了，以平等权利被推进的表象更巧妙地掩盖权利不平等的事实。中国网民据说有六七亿了，而在网民群体中，表面看每个人都有在网上自由表达的权利，但是“被听到的权利”的差距就太大了。有多种力量介入了这种差距拉大的过程。以微博为例，每个新注册的用户都会被系统自动添加一些关注对象，或者经常收到系统对一些所谓大V的推荐。薛蛮子就是这样被打造成舆论领袖的，而他把舆论往什么样的方向引导，也是清清楚楚的。大V和草根用户都在微博上发言，在这方面的确是平等的，但实际影响却天差地别。用薛蛮子自己的话说，他每天评论转发微博的感觉就像皇上批奏折似的。草根用户呢？喊破嗓子都没人会理睬。

媒体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最大的功能是议程设置。近年来我们已经多次看到媒体提出的要求最后通过国家政策得到落实，这意味着被国家权力支配的大量资源，最终流向了媒体所要求的方向。细分析可以看到议程设置的路线图：先由新媒体挑起话题，并集中炒作，然后纸媒体和电视跟进报道；这些报道再回到新媒体上进一步发酵，直至成为政府不得不面对的议题。

媒体越重要，媒体的公共性就越重要。媒体的公共性来自于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心声的呈现。不能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媒体，无论表面上装作如何客观、公正、职业，都只能是一种欺骗性的伪装。

我国的媒体在整体上很让人失望。从如今的媒体生态看，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市场化取向的媒体。这一类媒体有各种类型的形式，已经形成了集团军的模式，包括国家名义上控制的一些报纸杂志（比如所谓的“南方系”和多数的都市报），也包括绝大部分新媒体（主要是四大门户网站）。这些媒体几乎完全沦为资本的代言人，或者更准确地说，主要是外资势力的代言人。它们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对立的，而且它们也形成了一整套制造话题、炒作话题的机制，薛蛮子便是其中的一个环节。

另一部分是市场化取向不那么强的媒体，也就是国家控制程度还比较高的那些，姑且称之为体制化取向的媒体。老实说，这些媒体过于死板，对人民群众缺乏感召力，对有害于人民群众利益的声音缺乏战斗力。国家为了实现宣传目的而向这些媒体的大量投入，没有起到多大作用。

在这样的媒体现状下，人民群众“被听到的权利”几乎被剥夺得干干净净。

宣传部门应该说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已经有所改进，比如近期媒体上开展的“走基层”活动。但是表现形式需要推敲，质量亟需提高。这里需要遵循的是真正的群众路线精神，首先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在倾听人民群众声音的前提下，拿出真正符合人民群众利益的表述；并将其源源不断地输入公共空间，与其他声音一起构成完整的舆论生态，一起完成议程设置。

坚持以18世纪的视角看待言论自由的那些人认为，国家是言论自由的敌人。他们以此反对国家对媒体的任何介入，并将媒体完全开放视为应该推进的改革方向。这种观点表达是资本扩展领地的诉求，是不可取的。根据正统的媒体观念，媒体是党和国家的喉舌。但随着社会不可逆转地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前进，这种观念的局限性也是明显的，是不能达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标准的。

美国学者欧文•费斯提出，国家有责任介入言论自由领域，培育全面、公开的辩论。国家的责任是“试图通过确保把各方的意见都呈现给公众，来为集体性的自治建立根本性的前提条件”。其手段不限于简单地增强弱势群体的势力，甚至可以为了听到另一些声音而压低某一些声音。在这个意义上，国家不一定是言论自由的敌人，更可能是朋友。

费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也这么认为。所以，党管媒体的原则应该理直气壮地坚持，党和国家对媒体要进行干预，这些没什么不对。问题在于，要对管理和干预的方式进行改革创新。扶植能够自觉站在人民群众立场上讲话的媒体，向这样的媒体开放言论空间，以此监督资本权力的僭越，也监督不符合党的宗旨的政府权力的僭越。唯此，才能保障人民群众的“被听到的权利”。这正是党和国家的基本责任，也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应有的组成部分。

刘瑞生 ：人家对准你的下一代，你怎么应对？

我的研究领域是新媒体，主要是网络舆情、网络传播。当前中国的网络舆论是什么特点？很多人很幼稚地期待网络舆论是自由民主的，是代表民意的，但其实不是这样。例如新浪微博这样庞大的舆论场，真正主导其导向、影响力最大的是少数意见领袖。这说明，舆论导向完全为少数人所操控，而其最深层次的影响是政治倾向。在诸多微博舆论热点事件中，最活跃的意见领袖，八九成都是具有一定自由化倾向的“公知”。特别典型的是2013年初的“南周事件”，非常明显，这些有影响的意见领袖几乎全都参与其中，甚至是有组织的。西方媒体甚至称“南周事件”是给新一届中央领导施压、在规模和参与方式上都有所突破的“2013年第一社会公共事件”。总之，在资本、技术和政治多种力量的博弈下，网络舆论安全已经成为当前影响中国政治稳定的“最大变量”。

在这种背景下，从去年七八月开始，有关部门部署打击传播网络谣言的大V。今年2月，中央专门成立了网络安全与信息化领导小组。这说明中央领导集体已经高度重视网络舆论安全，是有担当的。以前有人可能还把网络意见领袖视为有影响力的时代宠儿，甚至给他们营造形象。即使他们经常发表“出格言论”，也认为要以团结为主，不敢斗争。但这样没有边界的纵容，反而把网络舆论阵地的制高点拱手相让。下面讲几个方面的意见：

第一，社会转型期媒体的根本变化。在社会发展转型期，媒体风险性作用很大，特别是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东南亚国家发生动乱时，媒体是一个极高的风险性因素。亨廷顿曾说，对于发展中国家，“宁可有秩序而无自由，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中国在过去30多年中，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发生了急剧变化，大众传媒也发生了急剧转型。首先是从事业单位变成了企业，是商业化主导，这就极易被资本和经济利益所影响。第二是功能变了，以前的功能是宣传喉舌，现在媒体的功能极大丰富。第三是媒体的类型转变。从新闻和舆论影响力来看，传统媒体式微是个全球现象，现在影响力最大的是新媒体。在这样一个媒体格局已经完全改变的时代，怎么来打造社会主义媒体？社会主义媒体怎么来影响舆论？其实，只要有媒体就有一定会有控制。美国很讲究控制媒体、影响舆论的手段，这方面我们应该学习并超越美国。

第二，当前媒体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意识形态安全和舆论安全问题。在全球开放传播的媒介环境下，美国早就把“网络意识形态”上升为它的一个重要战略。那我们在战略上怎么应对？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应对不足。

二是商业化转型对媒体的社会责任和职业伦理道德产生了巨大影响。纵观世界，根本没有理想化的媒体，皮尤中心的调查显示，近30年来美国大众传媒的公信力在急剧下降。西方早就有学者认为，全球媒体都在走向垄断，所谓“穷民主，富媒介”，大媒体是为资本代言的。那么中国媒体的市场化、产业化也必然会受到这种影响。

三是意见领袖问题。以西方向我们兜售的所谓“普世价值”为例，其实西方的学术书籍很少使用“普世价值”这个词，也就是一些西方政客在那讲。严格说它不是一个学术概念，可为什么到了中国就变成一个甚嚣尘上的“思潮”了？而且它也不是西方学者推介的，恰恰是国内一部分知识分子和“意见领袖”有意包装并推销的；其用意并不是为了学术争鸣，而在于为改变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进行舆论造势。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在学术、理论、宣传上去全面应对，反而正中其下怀，助长了其影响。这说明，近年思想领域中由意见领袖所引起的一些争论，其实不是学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但我们却每每在议程设置上滞后，被动地被意见领袖“牵”着走。这种情况令人担忧。

四是新媒体的影响。新媒体是在市场化环境中产生的，包括各大网站。在管理上，宣传部门能管的只是一小部分。一直讲党管媒体，现在在市场框架内，党的宣传部门怎么去管新媒体产业？现在最主流的传播方式已经不是大众传播了，微博、微信活跃起来，占据了我们更多的获取信息的时间。这意味着，信息的传播、我们意识形态的构建，正急剧转向另外一种传播方式。尤其对于青少年，影响极大。美国之音去年3月专门制作了一部8集系列网络视频专题片，在它的中文网站播放，就叫《中美网络博弈：下一代的新冷战》。可见美国已经把“冷战”对准中国的下一代，那你怎么应对？

五是正面话语权缺失，造成政府的公信力缺失。在国际上有话语权的是西方媒体；在传播影响力最大的新媒体领域，有话语权的是商业媒体和海外中文网站；在舆论领域，影响力最大的是微传播。大量的攻击中国政治体制、妖魔化中国社会、历史虚无主义的信息，在西方媒体、商业媒体、海外网络和微传播社交网络中比比皆是；在网络上，爱党爱国的人士及其声音往往受到谩骂和攻击。这里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的话语权和公信力缺失，最终影响党的公信力。

六是在市场化和新媒体化的大背景下，主流媒体分化的问题严重。市场化导致主流媒体去创收，以经济利益为导向；媒体的政治分化则进一步引发人们对党内存在不同政治态度的猜疑。为什么有些媒体被西方称为“中国最自由的媒体”？为什么有些鼓吹普世价值、颂扬西方资本主义宪政和歪曲中共党史的媒体能够长期存在？网络自由主义不过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自由主义思潮的一种延伸而已，根子还在于政治立场的分歧。

第三，如何评估这些问题。不同立场和政治倾向的媒体，影响有多大？怎么评估它的风险性，怎么应对？我们要坚持党管媒体的原则，但到底管什么，怎么管？在新传播环境下，目前这个问题似乎不够清晰。在媒体管理上，表面上管得很多很严，但更多是治标，真正的政治性问题，其实管得很不够。美国在重大政治问题上管控比我们严得多，媒体并不真正自由，例如在微博上记者是不能随便攻击甚至嘲笑总统的。

我们要辩证地看社会主义媒体的发展。在现代媒体建设中，我们经验不多，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国内一些知识分子把西方媒体作为参照物，但西方媒体发展了几百年，媒体一定程度的自由、权利和专业化水平并不是天然就存在的。它是一个很复杂的社会博弈和演进的过程，所以不能简单用西方媒体来比照中国媒体。但是，我们的媒体一定要超越西方媒体，以满足公众日益高涨的言论表达和舆论监督的权利诉求，这个任务很紧迫。

很多人认为，传媒学界是一个西化程度比较高的领域。其中一个原因是，新闻学理论研究难以深入。很多关键问题，如党性与人民性、新闻自由、新闻法、舆论监督等问题，研究得不深入。还有的人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其实是拿马克思主张的新闻出版自由“反观”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体制，然后把美国的很多东西给神化。实际上，在西方并没有“新闻自由”这个概念，更多是一些具体的，如表达自由、言论自由等。

最后是几点建议。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必须重建并打造一个升级版的社会主义媒体。不仅仅有喉舌功能，还要有信息传递功能，并充分发挥上下沟通的功能。乔良和王湘穗写《超限战》，我们现在的媒体战也是超限战，不能用常规思路。特别不能迷信舆情，被一些舆情的假象牵着走；目前中国舆情调查的水平其实是很低的。我们需要建立真正的舆情机构，调查真正的舆情，发现舆情中的真正问题。这也是不能忽视的工作。

党管媒体问题，中国共产党是在不断应对艰难挑战中成长壮大的，对于当前媒体变化带来的挑战，我们应该相信，通过改变观念、调整机制，是可以提高管理水平的。抓好意识形态一定要有高度的政治智慧和有效的方式。

我们自己要设置议程。这么多年来，在意识形态斗争中，我们往往是被人牵着鼻子走，非常被动。人家设置一个议程，我们就跟着辩论；还没辩论清楚，人家转移了，又一个议程出来了。我们今后别上这个套，甩开他，自己说自己的话。就像张维为老师说的，做一种辩争。谁说得更好，谁的话能取信于人，让人相信你说的有道理。目前来说，战略上的话语主动权是最重要的。

编者按：近两年，伴随网络商务的发展，我国互联网金融异军突起、迅速发展壮大，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已经不容忽视。互联网金融在全世界都是新生事物，正处在不断的变动发展中。我们必须不断深化认识新金融的运行特点、竞争方式、发展路径和监管规律，既不排斥新技术带来的变化，也不忽视其中的风险和隐患。这无疑是摆在经济学界和管理部门面前的重大前沿课题，而且任务紧迫。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青年学会于7月4日组织了“大数据时代的互联网金融与安全”研讨会，请到两位资深金融专家——北京市金融工作局党组书记霍学文和微众银行总经理曹彤，作了专题演讲，并进行了热烈讨论。本文是研讨会纪要。

霍学文*：大数据、互联网金融和监管

互联网时代的特点

当今互联网已经成为世界的底层物质和技术结构。我们生活在网络时代，如果仅仅把互联网当成一个工具或一种技术，是大错特错。对于这次股票市场的急跌，我个人的看法，是由于监管机构没有数据全貌。监管机构能够看到交易所的数据、证券公司的数据，至多能加上融资融券的数据，但这些仅相当于整个场外配资和场内融资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数据不全就无法知道资金流向，无法实时监控。索罗斯之所以能够搞垮英镑、冲撞亚洲货币体系，其原因在于相关方没有数据，不知道他干了什么，当知道的时候，已造成事实影响了。这次股市的情况其实是一个多重机制——做空机制、场内融资融券的机制、场外配资的机制、伞形信托的机制、媒体互动的机制，这使得政府现有的监管措施仅能起到有限的作用。这次危机对我们研究这个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参照。

互联网已经不再是技术，不再是工具，更不是简单的平台。它所构造的是一种新的金融生态，一定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待和认识互联网。

从技术到消费、金融、产业、经济，互联网已经改造了多个领域，未来一定会改造我们的社会。我在《新金融 新生态》一书中归纳了互联网金融的特点：“一个网络，两种形态，三个属性，四维空间，五个竞争力，六个未来的趋势，七个公式，八方共治。”

一个网络就是互联网。两种金融形态是传统金融和互联网金融，传统不是落后，但是传统金融只有经过大数据化改造，才能够与互联网金融走在同一个竞争的起跑线上。现在起跑线不对称，由于传统金融所拥有的高楼大厦、众多雇员、网点和设备，使得它单位业务所消耗的成本远远高于互联网金融企业。在传统金融（例如银行）还没打平成本的时候，互联网金融可能已经大大盈利了。

三个属性指互联网的金融属性，平台关系属性，市场属性。

四维空间，指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社交方式。例如，微信侵入金融业，微信里有一个工具是微信零钱，零钱是用户的钱，但不在银行账户里，是用户名下存在于微信系统内的一个虚账账户资产，实际上它是无卡支付时代的开始。一旦微信红包或者微信零钱的机制拓展其功能，传统银行卡就首当其冲受到威胁——银行卡的便捷程度远不如微信零钱。同时我们也会看到，互联网金融的社交方式替代了很多银行从业人员的功能。这种替代实际上刚刚开始，未来会逐渐形成基于社交的、自动化的金融业务，这个改变非常深刻。换句话说，我们过往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在互联网金融时代都深深地改变了。

大数据金融的内涵

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说，数是万物的本原。管理界以前认为，由于中国的管理没有像西方那样实现数字化，因此西方经济比中国经济走得快，至少在微观层面发展得更充分。大数据时代，这种情况将发生很大变化。由于中国人迅速接受、采纳并应用互联网，使得“数”或者“大数据”在无形当中走到了前面。大数据对世界最大的改变就是一切皆可量化。有人说结构化数据可量化，非结构化数据不可量化。现在发现，只要对非结构化数据进行赋值就可以量化。起初赋值的过程是人工的，现在可以设定互联网算法的机制，实施自动赋值，像现在高频交易一样，任何一个指令都能转化成算法，然后进入到程序。

在大数据情况下，银行是大数据集成商。我在蒙特利尔银行待了三个月，深刻地感到它是一艘经过大数据改造后的航母。在传统银行中，业务员可以拉走客户，而蒙特利尔银行的业务员所做的是客户关系管理——客户固化在银行的数据库里，无论哪个业务员跟客户洽谈，都只是维护银行的客户关系，客户不属于任何人，业务员要按照银行的要求录入与客户的谈话记录。同时，客户的价值必须分享——开发客户的绩效奖励占50%，另外50%则是分享客户所获得的绩效。这种机制促使业务员分享客户，共同做业务；需要时聚集个部门业务员共同给一个客户做方案。

如果我们的银行能够把所有的客户的底层数据打通，就能真正做到客户是银行的。人们现在去银行办业务，每办一种业务就需要填一次单，实际上银行已经有这个数据，为什么不能打通？因为业务分管所限。另外，过往银行的技术部门是为业务部门服务，若银行大数据化，就会变为技术部门主导业务部门，业务部门要根据大数据计算的结果，开发客户、服务客户。这涉及银行内部结构的转变，要实现还比较难。

证券公司已经是动态大数据服务商。2000年证监会决定，支持开展网上证券交易。从那时开始，股票交易所、证券公司开始互联网化，所以现在证券市场受互联网的冲击最小，从互联网获益最大。

保险公司是生命周期的大数据，它管着人们从出生到死亡的所有财富，应该是未来所有金融机构里面最具竞争力，也是最有长久存在价值的。但保险公司现在似乎是互联网化最弱的一个环节。保险行业互联网化改造能够大大增加消费者的福利，而且会带来全球保险业的改变。

互联网时代，所有金融机构未来的核心资产将是大数据，不再是固定资产，且所有的固定资产未来都不会带来高收益的资产。这样的变化是对银行经营风格、经营模式根本性的转变。

银行的核心功能是支付结算功能。但是全世界的银行——不论是中国还是美国，更多地集中在发展存款、发展贷款，没有在支付功能上用功，所以第三方支付发展起来了。银行8点半上班，4点半准时下班，4点半后人们的业务活动找谁？第三方支付。如果没有第三方支付的发展，中国的互联网金融不会这么快发展起来，它本来是在堤坝上开了一个小洞，但是由于它确实满足了大家的需求，连通了储蓄者和投资者，两者可以不通过中介机构进行直连。这完全是银行的疏忽，导致银行在未来竞争中的劣势。

金融机构的一个核心要素是账户。如果允许微信零钱不断发展，那微信就成了每个人的账户，未来的前景不容小觑。而未来的监管将变成大数据监管。传统金融和互联网金融有很多形态，两者是共存的关系，但是在生态的演进上存在着差异。比如传统金融的区隔、静态、模块化的特点，它要变革一个产品非常难，而互联网金融要变革一个产品非常快。因为传统金融有牌照、有必备的决策流程，投资项目必须有研究报告，上经理（行长）办公会、董事会、甚至股东大会，之后还要招投标，招投标通常耗时三个月。等这个流程走完，互联网企业早已干成了。传统金融与互联网金融存在诸多不匹配，这为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提供了足够充裕的时间。

大数据监管和互联网金融安全

大数据监管有以下几种模式：主动监管；精准监管；动态监管；日常监管；协同监管；社会共治。

关于大数据监管模式。如果我们现在依然采取被动监管（即出了问题再管），或者说有了底线报上来再管，这个决策流程太长，而互联网时代所有的信息传输速度都极其快捷。例如昨天证监会开会，今天证券业协会发出公告，但公告还没发布，几乎全网已经在传播，大家马上开始解读。这和传统的信息传导机制完全不一样，互联网信息传播几乎做到实时，所以政府监管模式，必须适应互联网时代做到实时监管，才能够做到主动。

所谓精准监管，必须利用大数据和全息可视化进行监管。集成部门数据形成大数据只是基础性的，必须把它转为可视化的，这样我们才能够看到市场变化的全貌。

此外，监管必须是全息的。互联网时代，社交媒体在发布信息，对社交媒体（互联网股吧、自媒体等）披露证券市场的信息没有规定限制，也没有纳入监管层的监测范围，但这些信息都在发挥作用。换句话说，互联网时代，信息维度已经由平面概念变成了多维概念，要想监管好市场，要想发挥好互联网金融的功能，就必须把监管变成全息监管，所有能集成的信息必须集成，然后大数据全息化可视化，这能成就一个新的监管模式。

互联网金融在大数据时代存在哪些风险？以P2P为例，一是欺诈风险。二是市场风险，股市过快上涨、过快下跌，这是以往没见过的。三是操作风险，例如光大的乌龙指事件。四是信用风险，传统银行贷款必须拿房做抵押，而互联网金融是信用贷款。

但在今天，每一台设备经过计算机的算法，都被赋于了这个设备在全球唯一的身份，这叫设备指纹。即使你不用实名，认为自己是保密的，但在互联网上你所用的设备已被监测。透过设备指纹，可以把一个人运用的所有设备——PC、平板电脑、智能终端等等可上网的设备全部连接起来，连成一张个人在互联网上的数据画像，这样个人信用就被自动监测到了。

所以互联网金融跟传统银行竞争，必须抛开抵押贷款，变成信用贷款。在互联网上，当每一个人知道自己的终端被监测之后，都将自动遵守信用。未来我们会是一个非常守信用的社会，因为网上的记录根本抹不去。现在个人可以修改自己档案里的东西，未来在互联网上则根本无法更改，因为你不知道哪里存着你的真消息。互联网有容错技术，一个人可以造很多假，但是这些信息相互印证，会让真的信息自动呈现。在众多可监测信息源的情况下，造假将越来越难。

我们开发了一个大数据监测预警平台，现在已经投入使用，专门监测非法集资。我们发现，电视台做广告成为非法集资最重要的来源，那些被打过的非法集资，没在电视台做过广告的太少了。非法集资来钱太快，数额巨大，打击它又很难，这是法律监管机制造成的。公安局抓人，检察院检察，法院要起诉、审判。过去法院是合议庭制，大家商议后出结果；现在是主审法官负责制，且终身负责，因此法官越少判出错越少。法院判得少，检察院就无法批捕，公安局也会不抓或少抓。法治社会不是有法就行，法的漏洞多，又太宽松。例如一家保险公司某营业部的业务人员，公然推销非法集资产品，老百姓多次上访要求抓人，保监会说保险法没有赋予我们相应的监管职责；保险公司说它只能监管业务人员卖本公司的产品。最近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运用大数据加强对市场主体服务和监管的若干意见》，看到了希望。

如果不用大数据监管，在互联网时代，这些非法金融活动会让合法的金融秩序很难有效存在，或者说会动摇我们的证券基础。如果我们不进行大数据的监管和风控，今天这样的股市异动还将会重演多次。所以大数据的风险管理、风险控制以及监管应该成为我们未来监管的主要手段。

讨论：

问：大数据技术有没有权限？

答：有权限。在大数据情况下，大家面对权限是一样的，但是企业的管理有层级。即使去中心化，企业仍有人管。平等是指在互联网上，不是在机构体系内部。并非像人们所担心的，互联网一旦去中心化之后就没有政府了；政府和监管依然会存在，只不过是以另外的形态存在。

有一个问题值得思考，就是互联网上如何划定人的边界，国土的边界，这些边界可能具有法律和政治上的意义。例如我在美国收了国内的微信红包，这个是人民币进到美国，还是依然在中国？我们会在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过程中，遇到很多稀奇古怪的、以现在的法律体系解释不了的问题。这些确实需要学者去划定边界，因为它跟我们未来的发展还是很相关的。

问：中国互联网金融能带来哪些具有普遍意义的机制创新，它是否具有引领国际潮流的可能性？

答：中国现在发展了很多类型的具有金融要素的交易所，很有生命力。比如，香港作为亚洲金融中心，主要是权益交易中心，如果深圳能够借互联网金融成长为债权交易中心，很可能改变深圳和香港的关系。

我们在传统金融领域很难超越西方。但是互联网金融提供了机会。我们有三大优势，第一是中文环境优势；第二是人数优势；第三，中国的传统金融覆盖不了80%的中小企业和中小客户。问题是这个机会到来的时候，我们如何把握、如何运用。这三五年的时间就会决定未来的格局。

问：互联网新技术的应用，是否对现有国际金融资本形成冲击？对我国金融发展的意义？

答：互联网既不属于金融资本，也不属于产业资本，互联网技术谁用就是谁的。但互联网是美国人发明的，他们保有核心技术，在全球金融竞争中掌握着主动权。目前国内外互联网基础设施在同一个平台，根服务器依然在美国（1个主根服务器在美国，12个辅根服务器里9个在美国，其余的分别在英国、瑞典、日本）。我们有必要建设第三条基于互联网的、中国人可控的金融大通道（包括硬件和软件）、资金清算系统。这应该上升到国家战略。

只要不发生极端情况，我们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可能超越欧美。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我们在国内把业务做到国外，人民币结算实际上也国际化了。互联网打破了疆界。无需美国政府承认人民币，互联网上就可以使用。如果允许我们的大金融机构（包括传统金融机构和互联网金融机构）成为国际化、互联网化的节点，那么中国未来在金融领域的话语权就不断上升。但这个过程会对传统金融业产生极大的影响，蜕变过程是痛苦的。

问：如果在中国形成另一个金融中心，需要什么条件？

答：在互联网上，所有人都通过链接跟其他人达成合作和达成交易。互联网是去中心化的，但它不是没有中心，互联网的中心是规则。谁建立规则谁就建立了中心。因此，我们怎么样建立互联网上的规则、标准化体系、基础设施体系，这一切对互联网的发展，至关重要。

问：在大数据时代，信息所有权的归属？怎样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它对实体经济有什么影响？

答：在淘宝上，所有的个人数据都是隐私，但经过集合处理、剔除隐私信息之后的集成信息是公众信息。所以大数据时代，小数据（个人隐私），经授权才能被运用，这是法律财产权问题。

互联网对城市、对生活、对经济来说，最大限度地改变了三件事：第一，改变了人与人沟通、交往、联络的方式。第二，改变了资源的利用方式，过往人类发生纠纷的最大问题是资源的所有权，互联网时代，最重要的权力则是组织权。例如全世界最大的出租汽车公司是Uber，全世界最大的旅馆是Airbnb，全世界最大的媒体制造商是facebook，互联网时代人人都是信息的提供者，资源的所有者，那么，资源的组织者变成最重要的人。在全世界的金融竞争中，金融资源的组织者将越来越重要。所以那些创新度极强的小公司，看着不起眼，但是他们一旦成为资源的组织者就势不可当。所以互联网对城市的改变就是，哪个城市造就的互联网上的资源组织者越多，那个城市就将是中心，就将是价值链的创造者。研究互联网企业一个重要的方向，应该是研究资源的组织。

曹彤*：互联网金融的基础设施建设                           

目前我国金融改革有三个主题：一是宏观金融利率，汇率和资本项管制改革，目前推进的速度很快。二是中观金融——金融市场的体系建设，平衡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平衡政府和市场。三是微观金融，主要涉及公平与效率——怎样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解决融资双方的对接。

在这三个主题当中，互联网金融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我国金融改革真正遇到互联网不过5年，互联网金融对于促进整体的金融业改革是在发挥正面作用。当然也在累积一些负面的、潜在的风险。

例如宏观金融的“三率”改革。互联网金融出现以前，市场分资金市场和信贷市场，民间市场潜在下面，但又是真实存在，货币政策的传导，很难触达到民间市场。互联网金融使民间市场显性化，这有好的一面，也提出了新的挑战。例如，公开市场操作作为宏观金融调控的主要工具，其在民间市场上的效力需要评估。另外，互联网金融的出现也模糊了过去通常理解的直接融资（上市）和间接融资（贷款）的划分法。互联网金融属于直接融资，但是因为互联网金融同时也在创造自己的流动性，甚至创造自己的货币，所以它又带有间接融资的特点，很难界定它的属性。对它的调控也是很大的挑战。

从中观看，由于互联网金融的出现，我国金融市场的建设不必再走两百多年来以金融交易所为核心的欧美老路。事实上，现在也出现很多中心式的金融市场，像众筹、P2P、商品信息中介等一些包含金融要素的信息媒介，正在演变成新型的交易所。这些交易所也在聚合资源，产生新的聚合效应，老的交易模式在被解构，新的在生成。

从微观金融看，因为互联网的属性天生接近C端，它是解决融资难非常好的手段和方式，但是它不一定能解决融资贵的问题。因为宏观政策传导不到民间市场，融资就无法降低成本。

总体而言，互联网金融为中国提供了一次跨越欧美，以全新模式成为金融大国的历史性机遇。互联网金融的出现使得很多东西发生量变甚至质变。我国货币存量已经是全球第一，当海量货币和互联网金融模式融合、发生某种形式的裂变时，其结果难以想象。若微观金融主体、中观金融市场、宏观金融调控都互联网化后，它的聚合效应也很难用传统的概念衡量。在此背景下，有可能出现全新的金融理论、金融模式、金融路径、甚至全新的金融标准，有可能创造一个新的金融时代。

目前互联网金融发展的主要难点，有三条比较突出。一是微观主体的法律地位。一些类金融机构和准金融市场，其法律地位如不能最终得到确认，会使得金融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变得模糊。二是互联网金融的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在互联网金融风起云涌的画面中，主要是企业和产品层面，基础设施的创新还没有得到突破。三是金融监管问题。以上问题，核心都要回到对互联网金融的认识：这是传统金融的量变演绎，还是一个几次迭代发生质变的新物种？这是确立监管理念和监管框架的分水岭。如果是前者，那么我国现在“一行三会”的监管架构可以保持不变；如果是后者，就可能出现很大的结构改变。

其中，互联网金融的基础设施建设是核心问题。它的逻辑是：金融主体的发展和创新，包括法律地位的确认，取决于监管的态度和政策；在风险不可控的情况下，监管层不可能无限制地鼓励没有经过法律认可的金融主体不断快速地发展，即使这个金融主体具有创新能力；而基础设施建设如果不突破的话，那么对风险的总体可控，就非常困难。

现在互联网金融的基础设施建设，从大的项目看，目前还非常滞后。

第一是身份识别，这是互联网金融识别的第一要务。但目前从技术到监管政策，再到各方软件的应用，都还没有取得根本的突破。目前主要有人脸识别、指纹识别、声波识别、Ukey等方案。在实践中，一些比较成熟的技术可以推广，但如果推广，就将涉及整个行业结构的改变。

第二是账户的开立。这涉及技术的安全性、现有架构的稳定性，以及反洗钱等问题。目前线上开立账户已经在局部开展，比如证券的开户已经在线化了。一部分险种也可以在线消费。现在核心问题还在银行体系，如何突破在线开户问题。

第三是风险识别。互联网世界的风险识别，和我们线下几十年积累的做法、模式，完全不同。线下可以与客户多次见面，可以通过多种方式现场获取信息，但是在线方式跟客户接触的机会非常少，必须一瞬间迅速地完成对信息的捕捉和判定，才能发生交易。所以如何产生基于互联网世界的征信、交叉验证等模型，在实践中没有真正落实。

第四是信用评级。我们现在的信用评级明显滞后于线上业务的发展，大部分都是线下。其实线下业务的评级发展也不快，绝大部分债权包括非标都没有纳入用评级，包括风险增信，资产证券化的技术，流动性的安排等等，这都是互联网金融非常重要的基础设施。在没有基础设施的生长条件下、且快速奔跑的互联网企业和产品，其创新有一定的潜在风险。

基础设施建设中，一个很重要的命题是：究竟谁是这个设施建设的主体，是市场还是政府？现在没有标准答案，只是要看如何能够符合它的发展规律。另外，例如在线的身份识别，存在多种模式选择，应该把哪一个作为政府认可的标准模式？是在市场试错中产生，还是通过主观判断决定？这个非常重要。

此外，基础设施建设是单一主体还是多元组合？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由谁承担？线下金融中，银行间的清算与二维支付体系，严格意义上都是国家买单，人民银行牵头，大银行出一部分钱，就搞出来了。这相当于政府承担了社会公用的成本。那么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由谁承担？我个人认为，因为互联网世界的生态太复杂，而且交易海量，所以应该由市场多元主体自由组合，分摊成本，在反复试错中，最后找到基础设施建设的最大的公约数。

与其并行的是监管的角色。实际上，我国互联网金融的监管观点非常开放。今天中国互联网金融在应用层面能走在世界前列，与现在的监管政策有相当大的关系。当然，往下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存在监管分寸把握的问题。基础设施投资期较长，见效慢，且投资的成本和收入往往不匹配，时间上存在错位——收入在未来，成本是当期的；收入具有不确定性。假如建设标准没有变成行业共识，就是投资失败，所以对于投资者也是很大的考验。这也是目前在产品层面的创新风起云涌，但基础设施上的创新却寥寥无几的原因。

所以，总体上是否应该并行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和市场发展，前者更应该成为政策支持的一方面。

另外是监管理念。我们国家的金融监管，上世纪90年代主要是学习， 2000年以后，基本上用巴塞尔协议。这两三年互联网金融的出现，对此提出了新的挑战。互联网金融最大的特点是模式迭代很快，任何一个监管规则确定以后，都可能是对现有的一些创新的极大鼓励，也可能是对于圈外其它模式的简单否定。所以，是否可以考虑一种跟随创新的监管理念，尽量减少事前指定的行业模式。行业内每半年或一年总有新东西出来，如果都套用既有规则，有时候很难操作。

关于基础设施建设和行业监管规则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监管层应该对行业内通过试错产生的、大家通认的模式或惯例给予一定的认同，两者保持一定的关联度。否则，创新之后形成行业惯例，却出台政策否定这种创新，没有人能承受这个试错的不确定性。一旦预期形成，没有人敢在这个领域做太多的尝试，它的连带的负面效应就比较难以处置。

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我们不能成功的跨越基础设施建设的话，互联网金融将很难成为承载重大社会使命和国家金融战略的载体。

讨论：

问：对传统银行发展前景的预判？你们在业务方面的特性是什么？

答：好的互联网金融模式不会纠结于客户和业务是谁的。比如淘宝平台，它自己不开店，它是没有小我的。我认为传统银行最大的挑战就是怎么突破小我。如果总是想着我的业务、我的客户，就跳不出去。这是一种自我革命。

银行网点的空心化已成趋势。银行网点有三个功能：开户、重要业务（如挂失、读卡业务）、现金。这三条现在都被互联网化了。现在很多消费可以通过手机支付，不用现金，现金的需求量下降。开户的业务如果能慢慢搬到网上，也无需去网点了。

另一个趋势是商业网点的金融化。自从允许淘宝卖基金开始，就等于允许所有的网点（不管是互联网网点还是线下的网点）只要跟互联网接通就可以售卖理财产品，像星巴克、苏宁。当然也有资格限制。所以银行网点面临两头的挤压。在这种情况下，小企业并非战胜不了大的金融机构。

问：企业、金融机构、众筹、P2P如何跟你们这个平台进行对接？

答：我们是平台，但主要业务也是银行老三样——存贷汇。对于贷款来说，就是连接有贷款需要的人和能够出钱的人。P2P也是类似的做法，连接的是社会资金和社会需要资金的人。理财方面连接的是想买理财的人和产品的供给方。机构之间对接的技术性问题并不难，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不是对接的问题，而是模式问题。做平台，别人为什么要加入这个平台，即在合作意愿上的问题，这是最大的问题。

问：如何加强保险公司的互联网化？

答：首先，所有的金融机构都必须进行底层的大数据改造，如果改造不好，没有办法跟电商竞争。保险主要是三件事，一是筹集保费，如果电商能卖保单，就不需要那么多营业员；二是保险清算，现在保险公司雇很多人算保单，监管机构也要算、批，但是这一切都可以由大数据代替，由计算机完成。三是保险的资产管理，如果保险的资产可以交由银行、基金公司等管理，那么保险公司的存在价值是什么？所以互联网对保险业的改造将是非常大的。另外保险机构需要做一个重大决策，即由技术部门驱动业务，这是互联网的特点。但这个转变不论在银行还是在保险公司，都需要克服不少障碍。

* 霍学文，北京市金融工作局党组书记。

* 曹彤，深圳前海微众银行行长。

2015年8月15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青年学会在京举行“抗战胜利70周年：启示与思考”的座谈会。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资深外交官丁原洪大使等嘉宾，中信青年学会部分学者参会。与会学者围绕抗战胜利70周年的话题，从多个角度进行了深入探讨。

孔丹理事长在致辞中指出，研究历史跟研究现实一样，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同样的史实，角度、立场、利益诉求不同，结论也就不一样。只有确立正确的立场和正确的方法论，我们的研究才能为国家、民族指明正确的前进方向。陈云同志提出“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这就是唯物论；“交换、比较、反复”是辩证法。我们的研究应坚持这样的观点和方法。中国共产党的生长发展，不是一帆风顺，道路不是笔直又笔直，思想不是纯粹又纯粹。共产党就是在曲折的斗争中、在失败的教训中学习和成长。失败的教训比成功的经验更宝贵。

抗战胜利的深远影响

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坚实基础

孔丹认为，抗战开始前，中国共产党只有几万军队，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我们的正规军已经超过100万。对中国共产党抗战真正的价值在于，中国共产党在此期间学习、提高，然后形成了夺取政权的实力，形成了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如毛主席写的《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毛泽东是中国学派的创始人，实践性是毛泽东思想的最高点，它能解决问题，能打胜仗，能够夺取政权，能从弱小变成强大。

张晓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认为，抗日战争奠定了新中国的基础。在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从未停止内战，从未真正结束军阀割据的状态。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攘外”指日本；“安内”针对的不仅是共产党的，还有宁派、粤派、西北军、东北军等所有与蒋介石作对的力量。蒋介石要加强的是个人集权，重庆政府是军事管控政权。相比之下，四十年代初的延安政权，无论国际观瞻还是国内舆论，都是形象光明，与国民党统治区的黑暗形象恰成对照。1945年抗战即将胜利时，毛泽东发表了《两个中国之命运》著名演讲，指出：中国或者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也就是新中国；或者建立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分裂、贫弱的旧中国。而抗战给中国提供了走向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光明前景。

武廉洁（民营企业家）认为，从1931年开始的14年抗日战争史，是中国共产党国际战略的奠基期，也是中国特色国际战略的建立期。我们多年来在对外工作中坚持和发展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三个世界”等思想、方针、政策、策略，都能在抗战中找到萌芽和雏形。反共反华势力不怕我们的国际战略西方化、附庸化，就怕我们中国化、自主化、毛泽东邓小平化。习主席提出了以建立合作共赢为核心的一系列新思想和建立两个共同体、“一带一路”、等一系列战略举措。中国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活动，有助于在新时期促成多极化国际统一战线的形成。

塑造、建立起新的国际和地区秩序

贾晋京（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认为，反法西斯战争从三方面构建起战后国际秩序。一是为战后国际政府秩序提供法理基础，最直接体现就是《联合国宪章》的第一句：“为免今世人类再遭惨不堪言之战争祸乱。”各国要通过谈判而不是打仗来解决问题。日本安倍政府采用错误的历史叙述所进行的一系列动作，意在逃避甚至篡改战后国际秩序的法理基础，要予以揭露和批判。二是为战后国际贸易秩序提供制度基础，使世界不同国家有一个统一的贸易环境。现在是全球性价值链时代，大量的产品的生产是跨国的。现在美国搞的TTP，TTIP，这是针对一些国家专门设定的有针对性的规则，这将导致世界回到二战前那种破碎化的贸易环境状态。三是战后国际货币秩序的运行基础，建立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基础之上的货币规则1973年被美国废止，货币变成了信用货币。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试图维持一种没有经济活动支撑的货币价值，比如阻碍亚投行和国际货币机构改革等，企图篡改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经济运行秩序基础，这是我们今天需要注意和反思的。     

支振锋（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重点从法治角度谈到中国抗战胜利对国际秩序、法制和机制建设的贡献。第一个贡献是重塑秩序。这里体现在两个核心文件。一个是《联合国家宣言》，另外一个是《联合国宪章》。1840年以来，中国无战不败，在国际体系里不断被边缘化。日本侵华从1931年“9·18”到1941年，中国实际上是孤军奋战。美英召开大西洋会议，美英苏三国的莫斯科会议等重要国际议程统统没有关注中国，也没有中国参与。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年1月1日在华盛顿签署的《联合国家宣言》，是由美英苏中四国签署，再由其他22个国家按英文字母来签署，这里包含了对战后国际关系秩序的设想。此后，与中国相关的一些重要议程，如1943年底的开罗会议和《开罗宣言》、1945年7月的《波茨坦公告》，都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的意志和利益。1945年，中国成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和常任理事国。

第二是恢复正义。二战结束后，如何处置轴心国的战争罪犯？根据波茨坦公告第10条，对战犯将进行法律裁判，包括了纽伦堡审判、东京审判，以及1956年中国的沈阳审判和太原审判，这有别于之前以牙还牙、以暴制暴的战争处理方式。它从法律上宣告了日本对华战争的侵略性质，使它日后无从翻案。这是正义的进步。

第三是重建和发展国际法治。从以前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然后到联合国不以武力相威胁的新原则的确立。

第四个就是人权文明。日本当时为永久地霸占中国东北，向中国东北不断移民。战后遣返这些日本侨民时，中国在经济凋敝、物资极度匮乏情况下，仍提供了大量食品、药品、燃料等物资，还有1.3万节火车皮，这是真正的彰显人道主义。相比当时美国和苏联各收容的数万日俘都被送去做苦役，中国彰显了更为珍贵的人道主义。

当前美日战略动向值得关注

丁原洪大使认为，中央隆重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主题是“铭记历史，维护和平”。因为当前现实确实值得深思，日本现在千方百计地否认、粉饰对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侵略和殖民统治。最近安倍的讲话完全没有诚意，他虽然用了“道歉”、“殖民统治”、“侵略”等词，但都是用第三人称叙述，他不甘心情愿承认侵略中国这段历史。我们要居安思危，要有忧患意识。因为虽然现在我们力量比过去强大多了，但安全遇到的威胁仍然相当严峻。根据马列主义的观点，只要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存在一天，就存在着发生战争的威胁。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二次大战后，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叙利亚战争，战争一个接着一个。当前，日本安倍上台后，解禁集体自卫权，推行新安保法案，更改日本自卫队性质，进行扩军备战，在东海挑起事端，扰乱南海局势。前不久，日本政府居然把以武士道精神作支撑的“神风特攻队”事迹申请世界文化遗产，说明他本身没想承认日本侵略的事实。安倍在前不久召开的7国首脑会议上，还想把欧洲拉到自己一边。所以这些动向值得我们警惕。日本正在走上一条很危险的政治道路。

美国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日本和德国对二战罪行的态度截然相反，美国难脱干系。当年美国出于自己利益考虑，根本就没有清算日本在亚洲地区所犯的罪行。1971年，美国不顾中国政府反对，把包括钓鱼岛在内的琉球群岛的行政管辖权交给日本。这恰恰发生在基辛格访华前，表明美国已经把这个作为牵制中国和日本的一张牌。此后，美国又支持日本通过相关事态法，实际上默认日本插手台湾事务。最近几年特别是奥巴马上任以后美国推行所谓的“亚太再平衡”，明显是冲着中国来的。去年奥巴马在澳大利亚参加20国峰会时称，美国在欧洲有乌克兰问题，中东有“伊斯兰国”问题，但不会影响我们把主要注意力放到亚太地区。为此，美国将60%空军和海军力量集中在亚太地区。另外就是加强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军事同盟。最近美国刚刚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认为对它的安全威胁就是四个对象——中国、俄罗斯、北朝鲜、伊斯兰国。经济上，美国千方百计要达成所谓TPP，把中国排除在外。最近闹得最厉害的就是网络攻击问题。9月3日中国举行阅兵仪式，美国叫所有欧洲国家都不要来，韩国想来也不让。种种情况说明，美国实际上把我们作为主要对手。去年台湾所谓的“太阳花运动”和香港的“占中事件”，背后都是美国。

美国想长期独霸世界，而中国要实现民族复兴，两者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现在的战争形式，已经不光是军事上的常规战争，还包括网络战争、太空战争、金融战争等。最近美国在对华政策上发生了争论。他们原先希望所谓对华接触政策设想两大目的：一是通过经济上的自由化，促使中国政治自由化，没想到中国仍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二是中国成为美国主导下的世界秩序的可靠伙伴或利益攸关方，但这一目标同样没有实现。所以，美国今后要对中国加强施压，牵制中国。他们认为，由于在历史、意识形态、战略文化及国内政治等方面存在深刻分歧，所以美中两国对未来亚洲的形势有着截然不同的、而且是互不相容的观点。美国学者皮耶奇讲得更有坦白，他说美国没有一个决策者能够容忍让“中国梦”成为现实。

未来需要注意的问题

首先要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做好应对压力和挑战准备。丁大使认为，我们应尽力争取与美国建立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避免对抗。但历史的经验表明，有良好愿望并不能得到和平，和平是要经过斗争得来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一定要实现的，这一点中国人民有充分的信心。   

程亚文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西方的危机已经蔓延到政治、安全领域。日本全面全面加速再军事化步伐。不过，今天的中国已不是70年前的中国，今天相对有秩序的亚洲与此前混乱的亚洲也不一样。中国一定是要强化自身实力，强化实力的核心是强化战略能力。同时要在坚持独立自强的前提下实行开放、面向世界。

第二，意识形态话语权亟待加强。石海明（国防科技大学）认为，当前抗战史叙述面临几个问题：一是娱乐化。比如说在冉庄地道战那个地方，甚至给游客穿上日军的衣服，演起鬼子进村的戏码，调侃、娱乐化的宣传在景区也是随处可见，太不像样。二是遗忘化。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的很多有重要纪念意义的遗址被遗忘了，如河北涉县129师师部遗址、黄杨洞八路军遗址等。关于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的怀疑和否定，不仅在舆论场流行，甚至在部队基层官兵中也存在糊涂认识，以致于网络上一则纯属捏造的荒唐说法“共产党军队在抗战期间总共打死日军851人”疯传一时。

第三，防范新形势下的技术突袭。柴卫东通过分析二战技术遗产，以及战后军事技术发展，指出中国应居危思危，防止技术突袭的威胁。他认为，技术和战争有互动关系。现在科学技术很多来源军事技术。比如移动电话是英国1960年为军事目的开发的；互联网是美国为保证战时全军统一指挥研制的。火箭、原子弹更是如此。二战期间，美国的航空、潜艇、核武器、电子高度发达；苏联是航空和坦克；英国是航空、雷达、密码；德国是航空、潜艇、导弹、生物武器；日本是航空、潜艇、生物化学武器。二战结束后，美国为独占日本和德国的生物武器，窃取技术成果，不惜与战犯共谋。美国认为日本的细菌战经验对美国的细菌战有重要价值，远比追究731部队石井四郎的战争犯罪更为重要。因此不惜与石井四郎进行交易，将日本细菌战的相关资料弄到美国。除与日本人交易外，美国还把纳粹德国的杰出人才笼到美国，包括克劳布等纳粹首席细菌战专家。美国军方一个重要人物曾经讲过，我们可以发明一类生物战剂作为战略武器，针对特定人口，发挥长期作用，使目标人群绝育，致癌或体质退化。生物武器走到今天，它的投放方式和杀伤规模可能超出人的想象。克劳塞维茨曾认为，战略突袭的理论意义大于实际价值，因为在旧有的技术装备条件下，战略突袭可以被侦查到。但在二战期间，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战略突袭变成新常态。科学技术成为第一杀伤力，第一毁灭力。当前，这种可能性进一步增大。在新技术提供的新威胁面前，如何避免被敌对国技术突袭，我们必须居危思危。

（编辑 田文林）

一、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

《经济导刊》：在中国的经济结构中，国有企业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一家国有大型综合性企业集团的董事长，您如何理解国有企业的战略定位？

常振明：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中国经济结构有清晰的阐述，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是根据我国国情，经过多年实践总结出来的，并在国家宪法中予以明确宣示。

在我国经济结构中，国有企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研究国有企业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十八大提出，我们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对国有企业的研究，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的具体化，其内涵将根据国情和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完善。我认为对国有企业的研究需要更加深入，目前的研究还非常不够。

《经济导刊》：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一个最基本的构成，但目前社会上有些人对国企认识上有偏见，或是误区。您认为存在哪些偏见？

常振明：上世纪90年代末，国企改革刚刚启动时，一提到国企，人们的印象多为效率低下，人浮于事，一个人干、一个人看、一个人在捣乱，等等。现在提到国企，这种印象又变为行业垄断，不公平竞争，与民争利，国进民退等。社会上的确存在不少对国有企业的偏见，或者叫认识上的误区。

有些社会舆论经常提到“国进民退”问题。我理解，国企与民企都是市场竞争的参与者，国企与民企之间的并购是市场竞争中企业间正常的商业行为，作为理性的市场参与者，绝大多数的并购双方在并购时应该都实现了各自利益的最大化。一段时期内国企与民企占比的变化某种程度上反映的是各类企业应对宏观经济环境变化的结果，而这种应变能力恰恰是商业竞争中非常重要的一种能力。现在有些人将国企对民企的一些商业并购行为政治化，认为是政府“国进民退”的政策取向。我认为这是偏激的看法。

现在还有人提出，国企应退出竞争性领域和盈利的领域。我觉得，这是一个必须纠正的偏见。国企说到底还是企业，既然是企业就要生存，就要赚钱。国企与其他所有制企业一样，都是市场竞争的参与者，只是说在竞争的过程中，可以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实施宏观调控等措施使得竞争更加公平，但实现这样的公平，并不是要让国企退出、消亡，更不应该成为歧视国企的借口。另外，说国有企业是“与民争利”不符合逻辑，从概念上更难以说通。国有企业的基本属性是公有制，国企的发展和利益本质上应属于全社会人民所有，怎么会在人民的对立面？

再比如，有些人认为国企领导人员不是企业家，不是职业经理人，是政府官员。我认为，这样的认识也是片面的，职业经理人要具备的道德能力标准，难道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就不需要具备这些条件吗？国企也是企业，国企管理人员首先必须是企业家，是职业经理人。与其他所有制企业一样，如果我们的管理人员没有企业家精神，企业不可能搞好。我不否认有些国企多少存在一些问题，但很多优秀的国企经营管理水平并不比其他所有制的优秀企业差，这些年国企的改革发展全社会是有目共睹的。我觉得我们要用实践消除误区，也要从理论上克服偏见。

二、厘清不同国企的功能和作用

《经济导刊》：从国有企业功能的角度看，您认为国有企业应分为几种？

常振明：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发展不一样，自1956年完成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之后，中国基本上就不存在纯粹的私营企业，都转为国企了。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绝大部分企业都可以被认为是国企，所以，与西方国家基本经济制度不同，中国的企业是在公有制基础上演变而来的。

西方国家的经济结构以私有制为基础，国有资本一般不按照公司法设立企业。在西方国家一提到企业，就是私有企业或民营企业，国有企业一般作为特殊目的的公司为公众提供产品或服务。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参与全球市场竞争逐渐深入，我国国有企业的概念越来越被西方的经济界和学者所关注，也引起了许多争论。比如国企与民企竞争的不平等性、对一些行业经营的垄断等等。因此，对国有企业进行分类，厘清各类国企的功能和作用非常有必要。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准确界定不同国企的功能，提到了两类国有企业：一类是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国企，如公共交通领域的国企；另一类是自然垄断类型的国企，如军工、石油、电信、电网等行业的国企。我认为，还有一类是商业性国企，业务涉足竞争性领域，直接参与市场竞争。中信集团就属于商业性国企，业务涉及诸多行业，应定义为在市场经济中参与市场竞争的商业性国有企业。一些央企和地方国有企业也属这个类型。

当然，对不同类型的国企应采取何种治理模式，有待于我们在今后的实践中去探索，不断丰富这一领域的理论认识。比如，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的国企能否追求利润？应如何考核行业的自然垄断国企？什么样的企业就可定义为混合所有制企业？已上市的国企如何提高透明度？国企如何承担平抑社会分配不公的责任？等等。

《经济导刊》：对国有企业进行分类，您认为有什么意义？

常振明：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经历了一个计划经济时期，西方国家是没有经历过这个阶段的，而我们也没有经历过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从西方的角度看，我国的国有企业确实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在市场经济中对国有企业的发展和公司治理等等，我们都需进行深入的研究。对国有企业进行科学分类，有利于明确各类国企的功能定位，进而寻找到符合各类国企特点的公司治理制度。目前理论探讨尚显不足，可能还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

为什么这样说？十几年前国企改革时就明确提出建立以“产权清晰、权责明确、风险可控、效益良好”为目的的公司治理模式，经过这些年实践，现在的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模式仍有不同，尚未定型。比如国资委管辖的国有企业，有的采取总经理负责制，其中党委书记与总经理分设；有的采取董事会制度，像金融企业基本是董事会制度，有独立董事，有监事会，监事会制度是来自欧洲一些国家的公司治理方式。此外还有专职董事制度，专职董事就是股东派来的董事，常驻企业。到底哪种方式更适合还需探讨，我估计若干年后也不一定有统一的结论。中国要实行哪种模式，应研究和比较各类制度的优缺点是什么，每种治理模式下各岗位的权责是什么，各类国企更适合哪种模式；同时借鉴国外的一些企业管理经验，逐步走向规范化，最后形成中国特色的、科学的、规范化的公司治理模式。

此外，对国企进行科学分类，对于更好地应对国际竞争也是有利的。

准确区分各类国企有利于国际竞争

《经济导刊》：如何理解区分国企类型有利于更好地应对国际竞争？

常振明：对国有企业进行分类，是适应国际竞争的需要，现在已是迫在眉睫。美国的政策近年来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提出自由经济和自由贸易要向公平经济和公平贸易转变。所谓的公平贸易很大程度上是针对中国，特别是针对中国国有企业提出来的。

《经济导刊》：您指的是美国还是全球市场？

常振明：全球市场，以美国为主导，这是极其重要的变化。在国际秩序中，过去我们对外开放，走出去就是走向自由贸易，反对关税壁垒和其他壁垒。现在人家说要设置壁垒不是妨碍自由贸易，而是为了实现贸易公平。

《经济导刊》：游戏规则发生了变化？

常振明：正在发生变化。西方国家舆论认为，以中国为代表，政府给国企的补贴方式造成了不公平竞争，由此需要改变贸易规则，这是一种很明确的战略。所谓TPP，即跨太平洋贸易协定，是在WTO之外的贸易协定，实际上是西方国家想单独搞一个贸易组织，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就是公平贸易的提出。他们说中国利用国有企业的优势和他们进行不公平竞争。因此，区分不同类型的国有企业，实行混合所有制，也是应对国际竞争的需要。

《经济导刊》：您认为这既是战略问题，又是策略问题？

常振明：更主要的是战略问题。西方认为你是国有企业，进行的是不公平竞争，因为国家给了很多优惠，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我们的很多国有企业都是在市场竞争中发展起来的。在公司注册问题上中国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的公司注册都是按照公司法，而西方国家不能想象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怎么能去注册一家公司，他们是不能这样做的。但在中国，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私有企业，只要有钱就可以注册一家公司，政府当然也可以。所以我们的国企与西方理解的国企有很大区别。我们现在区分不同性质的国有企业，就是要说明我国大多数国企属于商业性国企，国家并未给予过特殊的政策。

现在我们在国外做生意已明显感觉到压力很大了，很多商业行为受到国企身份的限制。例如，中信集团目前仅持有中信证券约20%的股份，中信证券又是沪港两地上市的公众公司，去年中信证券收购了里昂证券，里昂证券在美国有一家公司，需要美国政府批准才能继续运作，但他们很长一段时间未批准。理由是中信证券大股东是中信集团，中信集团的股东是财政部，这个逻辑最后被推导为里昂证券美国公司被中国财政部控股了。我专门为此事去美国谈判。在去年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时，汪洋副总理也把此事作为一个题目去谈。通过这个例子，我想说，为了应对国际竞争，为了我国国有企业“走出去”的需要，我们应该把国有企业有关概念理顺，准确区分不同性质的国有企业，这样有利于说清楚商业性国企在国际竞争中的商业属性，从而打破所谓公平贸易的封锁和壁垒，更好地应对国际竞争。

《经济导刊》：国外说的政府不支持也只是做表面文章，比如美联储的国务委员会，其实就是企业的代表，政府做什么决策企业也是知道的。

常振明：各国政府对经济干预的方式都有所不同。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制度不一样，应该慢慢让其他国家了解我们的制度特征和企业竞争的真实背景，我们也应该对他们的制度有所了解。其实，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不对本国经济进行指导和必要的干预。据我所知，日本的海外协力基金对其本国企业的支持力度就很大。

三、要对国有资本管理进行探索和实践

《经济导刊》：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中信已率先走出了这一步。您能否结合中信经验，对中国未来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该怎么做，包括管理权属、经营范围、公司规模等，谈谈您个人的看法？

常振明：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模式。将来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究竟采用什么样的模式，需要在运行中不断地摸索，在实践中总结一些经验。中信本身是一个控股公司，在市场竞争中发展起来了很多子公司，分布在不同行业，其中有一些子公司也上市了。中信对子公司的管理是以业绩为导向，对子公司管理层的管理和考核，也是按照国有企业的人事制度体系进行的。

三中全会的报告中提到要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更好地发挥企业家的作用，深化国企内部管理人员能上能下的制度改革。这里面就涉及到三种提法：第一种称职业经理人，第二种称企业家，第三种称国企管理人员。这三种人之间有什么区别？国企管理人员、职业经理人是不是企业家？国企管理人员是不是职业经理人？是不是国企管理人员就不能是企业家，而只有民营企业管理人员才是企业家？这些概念需要在实践中厘清。

资本管理最主要的特点是价值管理

《经济导刊》：中信集团作为国有资产管理中心，是否也参与资本经营？

常振明：什么是资产经营？什么是资本经营？中信作为控股公司就带有资本经营的特点，但同时对资产的管理是有专业性要求的，所以不能简单定义。现在是概念盛行的时候，不搞清楚是有风险的。

关于管资本和管资产的定义，大家理解不一样。我个人认为，管资产就是什么都得管。比如我们有一千亿的资本金，一万亿的资产，如果是管资产的话，对每一项资产都要管，企业每一个决策都要过问。那什么是管资本呢？最重要的是对资本金投入的价值，或者说对投资的企业的价值进行管理。政府层面应主要关注国家投入企业多少资金，是不是保值增值了，增值是快还是慢。现在说国企的经济责任是保值增值，说的就是资本。国有资产管理以“管资本”为主，就是要将企业运营、投资等决策权交给企业管理者，赋予企业管理者更多权力和责任。

此外，对管资本和管资产，我理解还需看具体的实践，灵活处理。有些国有企业越做价值越低，但是变成混合所有制后，有些项目交给民营企业运作，国有资本的价值就会高得多。比如中信投资的一个公司，投入2个亿，如果中信自己做这个项目，由于人才支持、产业链协同、体制机制等方面不能配套，可能价值就萎缩了；如果交给行业内专业的民营企业去经营，资产价值就会大幅提升。中信原来占100%的股份，可能这100%的国有股份就值2个亿，但卖掉50%的股份后，剩下的50%的国有股份可能将来值10个亿。

《经济导刊》：您说的这个很有意思，这种模式好像是充分发挥了私营经济和国有经济各自的优势。

常振明：其实中信就是这么发展起来的。在中信的实践中，有一类项目需要直接去参与资产的经营，这是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必不可少的路径；还有一类项目是和其他的经济成份组成混合所有制企业，我们的侧重点在资本的保值增值，把管理的职能交给混合所有制实体来实施。中信的实践就是这样的，面对几十家下属子公司，会有不同的经营方式，但我们主要经营的是它的资本，下属子公司来经营它的资产。

中信刚成立时，国家一共投入2.5亿元现金，2013年底合并净资产已达到2722亿元。据我了解，国家对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投入都有几千亿元。中信本身只有这么点资本金，因此投资到下属子公司的资金也很少。上世纪90年代，母公司中信集团的注册资本一直比中信银行的注册资本少，所以监管部门认为中信集团是借钱投资，违反规定。对中信证券的投入，只是对当时中信集团五个下属公司的证券营业部进行整合，注册资本只有三个亿。现在中信集团持中信证券约21亿股的股票，市值约为200多亿。中信集团是慢慢滚动发展起来的，对许多子公司的原始投入都很少。当然这中间也会发生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高负债率问题。

四、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提高国有企业效率

《经济导刊》：国有企业目前在公共产品领域的投入现状是什么？有没有可能从竞争性的领域退出来一些，更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

常振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有企业要加大对公共产品的投入，但没有提具体操作的方案，这需要我们今后在实践中探索。对自然垄断领域的国企和在竞争性领域的国企，考核标准应该有区别。因为自然垄断企业在这个行业中利用了国家提供的条件，或者说是国家所给予的特殊优惠。而在完全竞争领域，国企应以盈利、以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为目的。这个定位和区分其实是难点，现在即使国资委所管的企业，也有不同的管理方法、管理制度，需要在摸索中研究一套比较系统的、对不同类型国企进行管理的理论和制度。

对于商业性国企而言，我认为所谓从竞争性的领域“退出”，就是实行混合所有制。目前在高度竞争的领域，像中信证券，我们现在仅持有约20%的股份，应该说它已经是混合所有制了。我理解，国家的投资预算以及国有企业将上缴的30%利润再投资，肯定要倾斜于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领域。

《经济导刊》：那么，在公共产品的这些领域里，是不是应该更多的由国企参与？

常振明：一定是由国企来做，而且我觉得这类企业不应该以盈利为目的，因为以盈利为目的必然要和老百姓的利益发生冲突。假设地铁运营企业希望涨价，如果涨价权在企业手里，又是以盈利为目的的话，那企业管理者一定会有涨价的冲动。

《经济导刊》：国有企业进入公共领域，怎么才能保证其机制有效率呢？

常振明：这需要一个比较科学的规划。以北京的地铁运营为例，现在北京地铁执行的是一票到底的价格，票价2元钱，仅这一项，北京市财政每年要补贴上百亿元。如果这样补贴下去，等于说北京市政府修建地铁越多就要补贴得越多，就会越来越没有动力去修更多的地铁，民营企业也不愿意来投资。如果能够设计出一套比较完善的制度，吸收民间资本，让企业可以也有动力去投资地铁，就会使北京市的补贴压力逐渐减小。这种制度是可以设计出来的，也有成功的先例，国际上有很多经验可以参照。

《经济导刊》：如果纯粹从公司的角度来经营非盈利性项目，可以由国家设立这个项目，谁来承担这个项目，国家就给谁项目补贴。至于谁来做，私营企业可以，国企做也可以，它们相互之间进行竞争，这种形式有没有可能实现？

常振明：这方面世界上有很多比较成熟的经验，比如日本、英国、德国、香港，包括投资地铁、公共设施项目，都有一些好办法。香港有两条隧道就是中信建的，东隧和西隧，连接九龙到港岛，这两条隧道都是中信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投资的。目前我们还有大概6至7年的经营权，政府和企业之间有个协议，项目运行得一直很好。

五、中信的实践与鲜明特点

《经济导刊》：一般认为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所有权问题、激励问题。国有企业对干部的考核是老大难问题。很多国有企业领导层压力很大，领导更换较频繁。但是我们看到，中信在这方面一直做得比较好，比如领导层相对比较稳定，长期以来，企业发展的速度也比较稳健，现在净资产也比较健康。在这方面，中信有自己的优势和特点。我们很想了解一下，中信对干部的考核激励有何特点？

常振明： 我们曾经系统总结过中信的鲜明特点，一共有9个方面：一是勇于创新，成为一些行业的创建者和市场引领者；二是金融与实业并举，形成独特的综合优势；三是在竞争中求发展，市场化程度较高；四是诚实守信，形成了在国内外具有影响力的品牌；五是国际化程度高，善于利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建立了广泛的海外联系；六是具有较强的融资和资本运作能力；七是在发展中形成了雄厚的客户基础；八是聚集和培养了一批具有丰富实践经验和创新精神的专业人才；九是形成了以“诚信、创新、凝聚、融合、奉献、卓越”为核心价值观的企业文化。

在这些特点中，在竞争中发展壮大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也就是说中信的市场化程度比较高。1979年成立时，中信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希望能够在计划经济体制内走出一条市场化的道路，按经济规律办事。因此，我们在经营管理中一直实行与绩效挂钩的考核机制和考核办法，这一机制在中信发展壮大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实行以绩效为基础的市场化考核机制

《经济导刊》：中信具有很强的锐意进取的创新精神，同时形成自身发展的鲜明特色。中信是如何兼顾竞争性与稳定性，短期性和长期性，直接性和间接性，以及区域性经营差别的呢？中信市场化的考核机制和办法是否可以推广到一般性国有企业？有些国有企业更换领导比中信频繁得多，考核也比中信严格，但是企业的经营情况又不是太好。

常振明：关于考核的问题，我认为报酬与业绩挂钩是基础。我当过建行的行长，在银行绩效考核有很大难度，而中信集团内考核难度更大。中信是综合性的企业集团，仅金融业务就包括银行、证券、保险、信托、资产管理等等，在制造业，我们也有五六家企业是世界上同类型企业中最大的。

对银行的考核，各分行、支行的业务都是一样的，其考核的难点在于地区不同所带来的差异。比如上海分行的行长和广西分行的行长，干的都是一样的工作，且经济落后地区可能更辛苦，但在绩效考核的时候，上海分行行长肯定挣钱更多，因为地区存在差异，上海分行的业绩肯定更好。

中信内部除地区差异外，不同行业之间差异更大，比如金融业与非金融业之间的差距，有的制造类企业已经成为该行业内全世界最大的企业了，对集团的贡献也很大，但是这些企业部门总经理的工资水平可能和证券公司的普通员工差不多。

考虑到行业差异，中信的考核体系第一个原则是以业绩为主进行考核。根据企业的性质和所在行业的特点，制定出比较规范的方案，包括几个维度，既自己跟自己比，看业绩是增了还是减了；也要和同行业比，看在同行业中的位置。与同行业比较是我们考核的方向，将来与同业比较在考核中的比重会加大。

第二个原则，在同行业中，我们希望员工的报酬处于中上水平。现在有的行业已经迈向国际化了，所以我们也在考虑，是不是鼓励它们实行国际化标准，但是每往前走一步，都会面临一些很具体的矛盾。比如中信证券，与国内同业相比，它的员工待遇不能说是最高，应是靠前的，但如与国际上的证券公司相比，中信证券又有差距。我们把握基本的原则，以国内同行业水平比较为主，但要参考国际水平。比如外国投行工资奖金约占公司净收入的55%-65%，中信证券现在约占30%-40%。如高于这个标准，我们要进行限制，这是我们给出的指导原则。因为我们还要从整个集团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中信信托现在信托资产有8千多亿，中信信托董事长是中国信托业协会主席，这是一家只有400多人的团队，2013年的净利润已达30多亿，人均净利润是800多万。但我们对中信信托员工报酬也设定了一个标准进行限制，不能超过这个标准。

现在经常有民营企业到中信信托高薪挖人，但是中信信托的员工并不都愿意离开，毕竟中信的品牌市场认可度高，开展业务相对较容易。虽然员工到民营企业的收入会比现在高，但对他们来说，民营企业没有中信稳定，在中信工作也有成就感。所谓的激励，薪酬只是一个方面，除此之外还包括成就感等其他内容。总之考核和激励政策的目的是保持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

协同是中信集团商业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经济导刊》：在内部协同上，中信这两年力度明显加大了，中信是如何在金融监管、风险控制上进行创新、加强协同，以体现出集团较强的综合服务能力呢？

常振明：中信业务门类多、客户资源丰富，具有独特的综合优势。为了发挥综合优势和协同效应，我们按照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成立了专门的内部协调部门即业务协同部。由业务协同部牵头，集团与很多地方政府、国内外大型企业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为子公司寻求合作机遇，推动项目落地；定期组织子公司交流信息，推动子公司之间开展合作，为客户提供全方位服务。总体看，这几年协同机制大大加强了。

协同就是齐心协力，合作共赢。真正的协同实际上来自于企业自己的意愿，靠硬推是推不动的。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内部子公司之间已经有很强的共识，协同已成为共同的经营理念。因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这么做大家才有机会。中信从王军董事长、孔丹董事长开始，一直都强调协同，讲了十几年，大家发现协同确实能实现互利，对大家都有好处。比如中信银行需要客户，而中信地产各地有很多客户可以共享；中信出版社想开一家书店，而中信银行为吸引客户想在营业场所摆一些书，那就摆中信出版的书，这就找到了协同点。这些互相合作的案例很多，但一定要来自企业自身的需求。

《经济导刊》：协同一个是企业愿意，另一个还要高层领导的重视。

常振明：应该说，中信集团的领导层越来越看重协同效应。协同实质是文化问题，也是集团商业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上升到经营哲学的高度去认识。

探索综合性企业集团管控模式

《经济导刊》：中信有这么多的领域，这么多子公司，从理论上讲，子公司多了以后，肯定能够分散一部分风险；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业务领域广、结构复杂的综合性企业集团，对管理要求很高，在企业管理与风险控制方面中信是否有创新？

常振明：这是我们一直要面对的问题。上世纪60、70年代，美国的GE等很多公司都是综合性公司；80年代以后，投资者不太认可综合性公司，认为综合性公司风险管理有问题，专业性公司更能够规范经营。在投资银行的分析报告里，对各种专业性公司有很多分析，但却鲜见对综合性公司的分析。从80年代到现在的30多年时间里，一直处于这种状态。最近有所变化。2013年初《经济学人》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认为综合类公司在发展中国家是非常有效的。

投资与贷款不同，假定银行贷款100笔，利差是2%，每笔1个亿，共100亿，如果有3家不还款，那就是3个亿，银行就要赔钱了。但假如进行投资，投资10个项目其中有两个成功了，可能就会赚钱，能把所有的投资都收回，“东方不亮西方亮”。

中信这样的综合性企业有着很多优势。在传统的制造行业，我们也有很强的技术优势，有几个国家级实验室设在我们企业里，如中信重工、中信特钢、戴卡轮毂等。从矿山开采矿石，做成球团到炼钢，再做成汽车零部件等，中信基本覆盖汽车制造所有环节，这样的能力全国可能只有中信一家可以实现，从材料至每一道工序都是我们制造。中信也有一些企业分布在一些关联度不是很高的行业中，经过多年发展，这些企业逐步成为所在行业的佼佼者和领先者。中信还在采用综合经营的管理模式，我们讲这就是中国特色、中信特点的企业发展模式。

前不久我在中信召开的务虚会上讲到，中信从成立之初就想借鉴国外的管理经验，但到底采用哪种模式？研究过日本商社，由西方国家控股的皇冠公司，新加坡的淡马锡公司及GE公司，但都不一样。我们的金融业较大，风险管理始终是中信要面临的挑战。我们一直想学习别人，但始终没有找到可以拿来用的模式。最后还要依靠我们自己，摸索适合我们自己经营特点的模式。

培养具备解决问题能力的人才

《经济导刊》：中信的业务涉及的领域这么多，对集团里的人才要求可能也比较高。现在中国高校培养的学生，您认为培养哪些能力是比较需要的？

常振明：你要当企业家，就必须要具备企业家应该具备的创业能力、创新能力及解决问题的能力。从培养的人才来看，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解决问题的能力。

服务国家“走出去”战略

《经济导刊》：中信30多年前就把向海外发展作为重要的目标，现在如何考虑？

常振明：中信成立之初，计划经济时期国内项目配套人民币资金都是对应的，那时中信本身没有资金，资金只有到国外市场去借。中信走出去的历史比较早，上世纪80年代，中信就开始在海外筹资。

当时，中信集团的海外投资主要投向国内短缺的大量依靠进口的资源，荣毅仁老董事长就给国务院写报告，希望到国外投资国内短缺的资源领域。现在我们到海外的绝大多数投资仍在资源行业，在大量依靠进口的资源领域，希望在海外建立生产基地。

我们亦大力支持下属企业到海外投资，提升他们的技术档次。比如中信戴卡轮毂，每年汽车轮毂的供应量大概占全世界的15%，在全国有不少工厂。他们为提升品牌价值和技术水平，从轮毂生产延伸到汽车铝产品加工，包括汽车发动机里用到铝的部件，所以就收购了德国的KSM公司。

近年来，我们的子公司中信建设的国际工程承包业务发展迅速，在世界上很多国家树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我们在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伊朗、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委内瑞拉等国都有很多基础设施、住房和工业建设项目。这些项目带动了国内产品、技术及管理的输出，也给所在国带来了实惠。我们亦准备在一些比较熟悉的国家，利用中信集团综合性企业的优势，拓展项目投资的潜力。

六、中信集团在践行中国梦中的角色和作用

《经济导刊》：国有企业是践行中国梦的重要力量，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阶段，中信这样的国企应该履行什么样的责任和使命？

常振明：中信的成长和发展与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紧密相连。改革开放初期，中信承担了改革试点和开放窗口这样一种历史使命。中信通过引进国外资金，引进先进技术，引进先进管理经验，在计划经济中探索一条走市场经济的道路，服务国家经济建设。

在国家新一轮经济建设中，我们要从实现中国梦的历史高度来规划自身的发展愿景，深入思考中信要做什么、中信在践行中国梦中的定位和角色，这是使命所在、责任所在。党的十八大后，中信对自身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阶段的角色和作用进行了概括，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2）实现金融业务和实业投资业务相互促进发展，服务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3）适应国家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形势，积极探索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新经验；（4）服务国家“走出去”战略；（5）培养经济建设急需的优秀人才；（6）进一步扩大与港澳台工商界的交流，促进香港澳门繁荣稳定和两岸交流；（7）履行好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

中信在历史上创造了许多先行尝试的案例，比如国内第一家企业在海外发行债券，第一个建立中外合资企业，第一家涉足房地产业务，成立国内第一家租赁公司、第一家国际经济咨询公司和第一家在香港上市的红筹公司，第一家在海外大规模投资，第一家在海外收购商业银行，第一家进入国际卫星发射市场，等等。在当前新一轮改革中，中信从战略上应先行先试，“等”的态度很难生存下去。面对激烈的国际国内市场竞争，中信必须勇于探索，开拓创新，在践行中国梦中实现自身的价值追求。

2014年11月14日，《经济导刊》杂志社邀请《21世纪资本论》作者，法国巴黎经济学院教授托马斯·皮凯蒂参加《经济导刊》杂志社、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学院、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老龄经济和人口研究中心、美国东西方中心联合举办的《公平和发展：资本和人本》论坛，在论坛上，皮凯蒂进行了题为“21世纪资本论”的精彩演讲，引发到会30多个国家的专家学者、政府官员、新闻媒体的关注和热议，本刊将其演讲内容进行辑录摘编，与读者分享。

分析财富问题需要足够数据

今天来到这里感到非常荣幸，很抱歉我不能讲中文，希望你们可以理解我。我非常高兴中国的公众可以看到我写的《21世纪资本论》中文版。这本书在美国和欧洲取得了成功。我的书引发了大家对于财富和收入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各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方式来处理收入不公平、资本的累计、以及私营经济如何更好地服务于公共利益等问题，这个话题不仅在中国，在世界各地也都引起了争论。

这本书当中载有关于西方收入的历史，人们一直在争论这种不平等性是否会一直持续下去，但是在很长时间内这种争论是缺乏数据支持的。在19世纪有很多的书籍，包括卡尔·马克思等人都写了很多关于不平等问题的书籍，但当时鲜有大量的信息和数据的支持。在20世纪，经济学家开始收集历史的数据，包括英联邦国家、美国和法国，50年代，美国的经济学家开始收集关于国民收入情况的数据，美国是最早计算GDP的国家，之后经济学家经常采集所得税数据，以便计算国民收入进入不同的社会群体所占的比例。在这样的背景下，50年代、60年代不断出现层出不穷的理论争议，在发展过程当中，不平等性也出现破浪式的逐渐下降或者上升的情况。这本书比以前的数据更丰富、更广泛，我们现在有广泛的网络，从很多不同的国家和不同年份获取了大量数据。我与其他30多名学者一同收集了不同国家的历史数据，研究跨度为三个世纪，最早回溯到18世纪。我的研究结合了20个国家有关分配的庞大数据库，用15年时间进行研究，得出不同的结论。马克思相信不平等性会一直存在下去，我通过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在采取相应制度设计下，它是可以下降的。我希望能通过我的研究为未来提供一些结论性的建议。平等性要求我们选择一种制度，有很多的机制是可以在平等性问题上产生作用的，给我们的平等性带来不同的动态发展。

这本书结合了两种不同的数据，一是财富和收入不同的历史数据，二是财政数据。目的就是让大家从关注不断增加的收入不平等，转移到更加关注不断增加的资本和财富的不平等，这两个现象相互关联，相辅相成，收入不平等造成财富不平等，反之亦然。长期看来，更重要的主题应当是财富分配的不平等，这是我希望传达的一个理念。

这本书所使用的是世界收入数据库，所有国家都包含在这个数据库当中，当然还有一些国家现在还没有进入数据库当中，例如中国的数据信息就不在其中。而本书出版的成功之处在于，越来越多的国家政府主动向我们提供各种数据，所以现在我们要扩展，让巴西和墨西哥都加入进来，当然更希望中国加入进来，这是不断完善的过程，是我们写这本书的快照，之后我们会进一步增加更多国家的数据。我们的持续研究有这个需求，我们试图从大数据的角度，从21世纪来看待资本，我们需要更多的数据才能得出结论。

我们的研究特点就是使用了很多的数据，有很多不同的方式解读历史。

关注导致国家分化的力量

我们可以举例分析，例如从美国的数据库我们得到了什么启示。我们从美国国民收入最高的群体当中得到的数据，究竟这些数据有怎样的意义，希望利用很多不同国家历史的收入数据，主要是所得税数据。税收是一种重要的信息来源，可以借此了解我们的统计和社会各个类别的数据，如果你不了解所得税，对于收入是一无所知的。

最初的所得税数据来源于美国。1913年美国建立了所得税制度，法国、英国、德国和日本都要比美国晚几年建立。对于财富可以追溯到更远，财富的登记远远早于税收，有很多的房地产等级就非常早，18、19世纪就已经有房产税了。

关于收入所得税，当时美国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开始收集关于国民收入的数据情况，来自于美国的数据表明，10%首富占国民收入百分比的曲线反映出收入的不平等性，1930年到1948年期间收入差距开始逐渐缩小，从50%降低到30%左右，在总的收入不平等性方面出现迅速的下降。

20世纪50、60年代，人们对经济发展比较乐观，当时的研究结论普遍认为，收入差距会随着经济发展自然地降下来，这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可能是好消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增长也会带来一定的平等。但是后来的研究发现，这个阶段收入差距的减小与二战的冲击度有关，而收入差距的减少并不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

50-70年代有一个平缓的阶段。前10%所占的比例非常稳定，这意味着绝大多数人都可以从社会的增长当中受益，但是从1980年开始不平等性迅速增加，出现很多关于商业周期、市场繁荣所产生的不平等现象，2000年和2010年左右两次股灾也导致不平等性的下降，恢复之后，这种不平等性又开始迅速的提升。通过美国的数据可以看到，2012和2013年基本回到了2007年之前的不平等性，这种趋势一直在继续。金融危机不会影响收入不平等的趋势，但是不平等本身会造成金融危机。不平等性迅速增加之后，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中产阶级收入的停滞，他们在国民收入所占的比例会下降，10%的首富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将迅速增加，限制了中产阶级收入的增加，在美国每年增长10%，在中国却可能要翻倍。1980-2010年之间，美国GDP平均增长1.5%，这对于其他人口不是一件好事情，富有的人增长速度太快。有很多人认为，正是由于收入不平等导致大家收入的停滞，导致金融系统更为脆弱。

2000年，美国的高收入阶层水平已占到国民收入的45%~50%，这一变化幅度令人印象深刻。很多人担忧，这一趋势是否会持续下去？这涉及到全球化背景下各国财富和资源的配置与平衡。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强有力的趋势。如果国民收入大量分配在10%的人口中，可能就会出现问题。欧洲的收入差距增长要比美国慢得多，这个趋势并不明显。

在美国，人们获得技能的机会是不平等的，美国受到良好教育的人可以有机会获得更高的收入，而要进入好大学，父母要有财富能力，这进一步导致了收入差距的加大。而在美国底层，上好大学的教育机会是有限的，获得良好的教育是让穷人缩短与富人收入差距的一种方法。在中国也存在这种问题，教育可以提升人们的劳动效率，要减少不平等现象并不仅是依靠累进税，虽然累进所得税是很重要的，但投资于教育更重要。要把知识和技能传播给社会底层人民，最终减少贫富差距。对于新兴市场国家这一点更重要，一定要尽可能地把知识和技能传播给社会各阶层，这需要有非常强大的教育包容性机制，使普通人具有学习知识和技能的机会，而不是精英阶层才能得到好的教育机会。

在不平等的背后还有一个因素，美国失控时期高管的收入远远不成比例，而美国经济增长大部分是资本获益，也就是集中于10%的人，很多金融大公司的高级管理者在收入上将其他人远远甩在了身后。如何解释这个变化呢？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这些高级管理者的技能和生产力较其他工人有了突飞猛进的增长。而另一个解释是，这些高级管理者拥有制定自己薪酬的权力。第二种解释在我看来，更加切合客观实际状况。如果美国一个管理人员的工资每年从100万增加到了1000万，实际上并没有反映出生产效率的增长，背后则是非常复杂的原因，比如信息的不对称和不完美，以及这些管理者处在权力的位置上。在20世纪70年代，如果这些高管的纳税水平过高，他们就难以说服股东和董事给自己再涨工资，因为如果薪金上涨，其中大部分也会上交给国家。但随后美国税率开始下降，成为企业高管薪酬增加的主要原因之一。

有些国家出了问题总是指责是别国的责任，美国是典型的例子，美国人和欧洲人互相指责，例如国际收支不平衡是贸易问题，是日本的问题；中国的问题导致了金融危机，导致了国际金融系统的脆弱性。其实美国国内的不平衡更加严重，50%的国民收入都来自于前10%的收入者，国内的不平衡远远大于国际贸易收支不平衡。

还有一个因素跟财富有关，我们希望把注意力转移到财富的不平等，把注意力转移到财富分配的趋势。资本收入比的本身不是什么不平等的指标，只是本国拥有多少资本，是每年GDP或者总输出的几倍，我的定义是，任何一个家庭可能拥有的资产包括房产、经济资产和各种资产减去所有的债务。这些国家的历史不同，有时候不妨进行一下对比研究，衡量这些国家资产的总和。一战之前财富和国民收入比居高不下，一战之后下跌了，原因是资本遭到了战争的破坏，为了给战争融资，很多私人储蓄在这段时间变成了公债，公债继而被战争破坏，剩下的私人财富没有多少。一战之后，通过了一些新的政策，包括外汇监管政策以及租金管制政策就产生了很大的改变。资本的积累需要很长的时间。

这一结构变化可以用三个因素解释，它们互相补充和强化，使得振幅非常显著。长期来看，最重要的因素是增长放缓，特别是人口增长放缓，加上高储蓄率的影响，会自动导致长期资本/收入比结构性提高。但不容忽视的是，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的渐进式私有化以及将公共财富转移到私人手中的过程，其次，影响房地产和股票价格的长期赶超现象也在80年代至90年代加速。

有些人认为我对资本的解读过于悲观，我本人没有那么悲观，有更多的资本和资本收入对一个国家来说是一件好事，问题在于如何能使获得资本的机会相对平等。积累资本远远胜过积累国债和债务，欧洲的私人财富或者私人资本的增长率已经远远超过公债的增长率，欧洲国家正在变得财富越来越多，虽然他们也有很多的困难，特别是债台高筑。法国有不少人都认为中国的银行或者卡塔尔的酋长拥有一切的东西，以前觉得全世界是属于他们的，他们拥有整个世界，现在他们怕欠债，实际上这个问题没有那么严重，富裕的国家还是有很多私有财富的，富裕的国家比他们想象中要富裕很多，帝国主义的财富问题在欧洲尤其严重。

新型的世袭资本主义出现

世袭制资本主义的回归就意味着资本收入占的比例比较高。图1展示了一些国家的资本/收入比在较短时期内年度序列数据的不断变化，表明全球8个最发达国家私人资本与国民财富的比例变化轨迹。总体的变化趋势很清晰：在把泡沫因素排除后，我们看到的是1970年以来，私人资本在发达国家强劲的回归，或者说，出现了新型的世袭资本主义。

我们这里指的财富主要是可以在市场上出售的资产，包括房地产、 金融资产减去金融负债等。这本身不是一件坏事，使更多的人有机会获得资本当然是一件好事，财富收入比正在回到很高的水准。意大利和日本等增长比较慢的国家，与美国不同，特别是欧洲部分国家和日本的人口增长已经是负的。这对于中国的未来很值得参考，因为经济增长缓慢，人口增长缓慢，就意味着财富的积累将变成更加重要的因素。财富的集中度，资本回报率和经济增长率的差别会变成严重的问题。

资本收入占国民整体财富的比率不断增长，会导致社会不平等现象进一步加剧，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获得其同样的资本存量，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获得股票市场的资产，或者拥有房产。在资本收入比率增长的情况下，就会进一步扩大贫富差距。我们不能仅仅关注人力资本的情况，也要关注资本的问题。财富不平等现象与100年以前相比正在加剧，过去十几年资本占财富的比重不断增加，加剧了整个社会的不平等，不仅是美国，欧洲和日本也是如此。特别是在低收入水平的国家，资本在财富总量占比的水平正在不断增加。

发达国家的私人资本在1970年相当于2-3.5倍的国民收入，在2010年相当于4-7年的国民收入

图1  1970-2010年发达国家的私人资本状况

中国公共资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很高

对于中国的财富不平等情况，由于缺乏历史经济数据，我只能进行非正式的讨论。据我所知，目前中国可能是全球唯一一个没有定期公布所得税情况的国家。中国比较大的问题是所得税数据很难获得，我觉得这是中国需要重视的问题。由此我们只能拿家庭的经济状况进行调研，就是将他们自我提供的信息拿来作为我们分析的依据。我们不知道在每一个收入阶层当中，所得税的总收入每年的变动是怎么样的，比如说，100-200万美元之间总财富的人每年的变动怎么样，200-300万之间、300-500万之间或者财富阶层的所得税变动。目前中国正在大力打击腐败，这可能是更系统的做法，如果公布地方所得税的数据，再细分每一个收入阶段，也许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目前阶段我们无法把中国所得税相关的数据拿来和其他国家进行比较，CIR是资本收入比快速的上升，资本包括房产、经济、金融资产、个人和家庭的资产，我在欧洲分析过，中国最近的财富或者资本收入比前几年有所上升，主要是房价上升。中国与其他国家比较大的区别是，公共资本在国民总财富占的比率大约是30-40%之间，这个比率中国是很高的，而且中国正准备要颁布一些公共资产的报表，这是以前所没有的。而在欧洲的一些富裕国家，这个数字为0%~10%，有些国家甚至是负数，公债超过公共资产。因为中国有很多国有企业，虽然政府的资产的比例正在下降，但是国有资本在中国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中信集团就归政府拥有，以前政府拥有100%资本，最近中信到香港整体上市后，政府拥有78%的股权，这将是缓慢的改革为混合制的过程。中国公共资产所占的比例更高，税收与经济总量的比例是20%。如果比较中国监管资本和西方监管资本的方式，就会发现中国的特点是国有资本比例更高，税收种类更少；西方则相反，这两种方式都值得学习和借鉴。中国需要获得更多的公共收入才能管理好教育和养老金等社会性支付，还要开征房地产税和遗产税等。然而，西方国家可能需要更多的公共资产，公共财富的增加可以成为控制不平等差距的方式之一，毕竟公债超过公共资产这种现状并不是很理想。我想中国政府和西方国家可以通过比较研究在多种方式中找到一个平衡点。

说到财富的不平等问题，我们很难把中国的财富不平等性和其他国家进行比较，但是家庭经济调查初步的数据给我一种印象，那就是最近15年不平等的现象开始上升，不平等的差距已经非常明显，正处于与欧盟和瑞典差不多的水准，最近上升到接近美国的水准，相比其他国家，中国更需要透明度，如果能对遗产和财富进行累进式的税收制度，可以让所有的群体从经济增长当中分一杯羹。 

国民财富私有化让个人财富卷土重来

通过从20世纪70年代到最近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私有资本占国民收入比重分布的情况。如果一个国家累积了很多的财富，而在其人口增长有限，经济增长也很有限的情况下，财富会流向什么地方呢？可能有一种预测是流向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另外还有一种现象背后的因素就是把公共资本转移为私人资本。

公共资本是各种资产减去公债，比如意大利公共资本是负的，也就是说公债是超过公共资产的，如果将意大利所有的学校、医院、金融资产总加起来，全部卖出去也还是无法偿还整个国债，这就是意大利目前的情况。当然我并不建议这些地方把所有公共的楼房进行私有化，连孩子上学的教室都需要付房租，我不建议这样做，但已经有了这样的趋势。每年公债的利息很大，而且公债超过公共资产的规模，国家已经开始对公共楼房私人业主支付房租了。在法国等欧洲国家，对本国境内要付的利息超过对大学和高等教育投资，比如前者是6%，高等教育的开支不到1%，这是很严重的失衡现象。中国目前还没有这个现象，因为公共资本占的比例更高。如果公共资本占的比率接近为零就很危险了，意大利已经是负的了，其他国家也是接近为零的，比如美国、德国、法国、英国等国家，因为公共资产接近公债的总量，一般公共资产被看作是GDP的100%左右，公债是GDP总量的80%左右，虽然是正的，但区别不是很大。如今欧洲私人财富的规模是巨大的，但公共资产却非常有限。

在这段期间，可以看到公共资本在下降，私人资本在上升。私人资本卷土重来的部分原因是国民财富的私有化。意大利的案例尤其能说明这个问题，其公共资本在20世纪70年代是有盈余的，从1970年到2010年，公共资本的降幅与国民收入相当，同时期私人资本则从1970年相当于2.5的国民收入提高到2010年的7，成为公共资本最低的，政府对一部分的公共资产进行私有化，直接卖到意大利私人居民的手中，从70年代开始，公共资本是100%左右，然而私人资本是300-400%，所以政府拥有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资产，也就是中国现在的水准。这将使我们看到资本主义的组织方式有很多种，包括美国、欧洲的组织方式及历史上的表现，从1970年到现在都值得我们研究，包括未来的发展趋势，我们首先要了解这个历史背景才能了解这些趋势。

同时我们要注意到，公共部门资本向私人部门的转移并不局限于1970年之后的发达国家，实际情况要广泛的多，所有大洲都出现了相同的趋势。如果从全球范围来看，最近数十年乃至全部资本历史最广泛的私有化运动发生在前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现有的估计数据显示，在21世纪初的十年中，俄罗斯和前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私有化财富约为4年的国民收入总和，而净公共资本极少。由于资本所有权从政府转移到了私人手中，致使一些人暴富，而更多的人陷入贫困。

资产收益的不平等

许多经济学模型都在假设，资本收益不受资本所有权的影响，即无论资本拥有着的财富大小，资本收益都是相同的，但是这一点有待推敲。完全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富裕者的平均资本收益率往往会高于那些财富规模不大的人，这背后存在若干原因，其中最为明显的解释就是，一个拥有1千万欧元的人肯定要比拥有10万欧元的人更有能力聘请到优秀的理财师或者财务顾问，他们就可进行更加好的投资选择，那么在资产管理中就可能出现“规模效应”，资产管理规模越大，平均收益率就越高。假若投资者的收益丰厚，他就比那些普通人更愿意承担风险。事实上，从全球范围看，最富阶层的资产在过去几十年的增长速度都是非常快的，其增速要远远高于社会总财富的平均增速。

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可以获得财产和财富，但现在很多人无法获得房地产和物产，在中国，只有劳动力的收入。有人从家庭财产中获利，比如在北京和上海买一套公寓很不容易，必须有很高的劳动力收入，但并不是有更多的人可以获得财产，更多的拥有者是企业家和非常有钱的富人。当然我们不想让最富的人占的比例太大，我们希望中产阶级在占有整个国家的房地产和物产中的比例比较大。

全球顶级富豪的财富增长率

目前，顶级富豪的排行榜能够反映出一些财富增速情况。这些富豪财富的增长速度要快于全球经济平均增长的比率。从1987-2013年的世界最顶尖亿万富翁的财富，比平均财富增长率大了3-4倍，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两倍，其中前45名富豪的平均财富同期从30亿美元增加到350亿美元。这种趋势并不能永久持续下去，否则到21世纪末，全球财富中的很大一部分将集中在超级富豪手中。

世界财富人物有很高的流动性，最高端的精英阶层并不永远是那些人。最顶尖的人平均财富是多少很有研究价值，福布斯亿万富翁中，美国的、日本的亿万富翁很有名，现在还有墨西哥、中国的，这是好的现象，因为有流动性。最顶尖的富豪财富增长率超过了平均30倍。有人会说，其中有很多是创业者，但这种说法并不能解释这种差距的存在。而这种机制会自动导致资本分配的两极化，导致全球财富的分布处于高位群体的财富增长远快于低位群体，那么贫富差距自然会无限制扩大，在新的全球经济环境中，这种贫富悬殊或许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不断加大。在未来的五六十年，这些人的比例在国民财富当中的上升速度，情况会有很多种，我们不能真正预测到底未来会怎么样。如果看杂志了解财富恐怕有点令人悲哀了，最好是可以看到官方的统计数字，但我们找不到这样的信息，只能从杂志上看。西方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多年以来一直反对国际信息的传播，或者是跨境的传播，我希望中国在这方面做出更多的贡献，进行信息的公开交流。

金融管制放松将带来资本收益的不平等

现在有一种解释，认为最富的人增长速度更快是由于金融放松了管制。金融混业经营后，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资产组合，比如说银行可以移动几百万，几千万去做衍生金融产品。关于回报率相对经济增长率，大家并不是获得同样的资本回报率。仅局限于传统的银行信贷业务，例如去中国银行存款，不可能有这样大的财富增长。从美国著名大学的基金增长情况看，大学基金非常透明，有很好的数据，它们不断地发布金融财务的报表，当然从福布斯那里得不到这些大学的基金赚了多少钱的数据。但是我们观察各高校基金的投资策略，就会发现所有的高校基金都重视多元化投资策略，关键在于投资组合中的精巧设计和规模效应。中国政府买了不少美国国债，我不知道为什么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并不这么做，它们的资产投资有很多金融的衍生品，比如私募基金等等，过去几十年一直这么做。小的大学每年财富增长率是6%，最有名的大学增长是10%。哈佛大学每年是0.3%的行政管理费，在三四百亿美元中，每年拿出1亿美元支付给金融顾问或者理财顾问，有1亿美元就已经相当不错了，越是名牌大学回报率越高，这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可以解释为什么在金融回报方面差别如此大。

在美国有这样的看法，中国可能也有这样的看法，亿万富翁慷慨激昂，把他们的钱捐给教育或者卫生机构，因此我们恐怕不应该给他们增税，等着他们捐钱就行了，这恐怕有点夸张。哈佛大学每年发布的信息显示，捐赠每年不到基金的0.5%，根据他们10.2%年的回报率来说，0.5%太少了，对有的人来说它的捐款非常有用，但比起10%来说是小巫见大巫了。

税收创新对现代再分配中的作用

最有效和合理的解决方法就是要更透明的个人所得税，我们可以调整政策。20世纪在税收方面的一个创新就是累进所得税的发明和创新，这一制度在消弭收入不平等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目前却遭到国际税收竞争的严重威胁。累进遗产税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它是20世纪第二大财政创新，在近几十年也遭到挑战。

抵消不平等性当然还有很多方法，如何分布财富，通货膨胀对于重新分配财富很有用，通货膨胀使有的人从中受益，有的人从中亏本。应该用正确的观点来看，比如通货膨胀应该如何保护穷人，保护中产阶级，有时候还可以通过司法系统来更好地调整财富不平等和收入不平等。在俄罗斯就有这样的情况，有很多寡头政治家控制金融，如果有可能可以把他们送进监狱，通过这种方法来进行调节，但这种策略效率并不是很高，中国恐怕不想走俄罗斯的道路。在伦敦、巴黎到处买房子，俄罗斯的寡头靠着从俄国收红利来生存，这是一场恶梦，中国不想这么做，我们要认识到这种情况我们不希望发生，但它们仍然有可能发生，因此要有更强的财务金融的透明度，建立起透明的关于资产财富收入的税收制度。

看看西方税收的历史情况，永远会有很多令人惊奇的地方，它并不是很平静的历史。最高的所得税在美国，还有英国、德国、法国。100年以前，大家说我们永远不会有累进税，很多人也怀疑个人所得税会不会发展起来，然而很快它们已飙升到很高，特别是美国，1980年，所得税高达到80%多。当然这只是涉及每年超过几百万人。如果100万人征收80%的所得税，并不会打败或者消灭美国的资本主义。

遗产继承税的征收中国未来也会考虑。我并不能说40%左右的遗产税就是正确的，是中国应该采取的数字和水平。中国开始征收遗产税的时候可能会保持在较低的水平，5%或者10%，慢慢的进行提升。所有发达国家在税收方面过去的比例都曾经很高，但并没有打败、破坏和消灭资本主义，我们应该用更加平衡的做法，不能把所有的税收都放在劳动收入方面，要很好的管理。如果劳动收入达到100万元，税会很高，如果通过你的父母继承100万元，那么付的税就要少得多。中国恐怕要考虑较少的征收遗产收所得税，主要目的显然不是要提高附加收入，而是要减少这类收入和巨额遗产，也是一个让大家共同变得更加富足的办法。遗产税和所得税之间要获得更好的平衡。

每年征收财产税也是非常重要的，建立更好的知识产权，通过每年最低的税收标准，根据财产和物产的价值，通过法制原则建立起经济发展模式。美国、英国征收很高的财产税，税收收入很高，中国可以比这些国家做得更好，因为中国可以从他们的经验中学习。中国已经学到了很多的东西，从其他国家的错误中用中国的方式走向共产主义，同样也可以学到其他西方国家的很多经验，建立更好的财产税体系。

西方国家也面临限制因素，目前在美国、法国、英国采用的财产税都是200年以前创立的，基本是以房地产税和土地税为基础，那时候的财产就是这些，很少有金融资产和金融债务。这就是一个问题，现在美国出现的金融资产财产比房地产的价值高得多，有时候金融财产达到几百万、上千万，更重要的是要对净财富收税，包括财务金融的资产和债务，让它们累进式的从零税率逐渐征取，有时候征了税之后财富就比较少了，收入少的时候就不用付税。如果中国未来考虑引入累进税，很重视累进过程，而不是采用19世纪旧的税收制度来管理和运作，相信中国会找到自己的解决方案，肯定要比西方做得更好。

每个国家都有民族主义，不光在中国，在法国和美国大家都觉得自己的国家是独特的，不需要从其他国家学东西，这是错误的。其实有不同的方法，可以从其他国家的历史中学到东西，各国对税收制度的探索和创新都值得我们仔细研究和借鉴。

我写这本书和我的讲演都是想做出这样的贡献，我向大家提供了很多技术的统计数字和资料，同样也包括很多历史上的参考资料，以及有关不同国家、不同历史阶段、不同收入和财富的人群如何从国民经济增长中获得利益的信息，讲了很多生动的故事，包括人们的生活，巴尔扎克和其他的人物产生的影响，我们谈的就是人的生活，对于很多人来说都非常重要的。

（杨利红翻译、季节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