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6日，中美340亿美元的商品互相加征关税，中美贸易战就这样开始了。

实际上，美欧、美加、美墨贸易战早在6月份就已经开始。美国从6月1日开始正式对欧盟、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钢铝产品分别征收25%和10%的关税。6月5日，墨西哥正式宣布对来自美国的某些种类钢材、猪肉、农产品和威士忌征收15%-25%的关税，清单涉及接近30亿美元商品。欧盟对美国钢铝产品出口总价值为64亿欧元，从6月22日起，欧盟对自美国进口的价值28亿欧元的产品加征关税，对剩余36亿欧元加征关税将在日后实施。

加拿大于7月1日对约126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这是加拿大自二战以来最猛烈的贸易报复行动。

这样，墨西哥30亿美元+欧盟28亿欧元+加拿大126亿美元，总共约189亿美元，这个规模和中美贸易战是没法比的。所以中美贸易战还是贸易战主战场。

此时此刻，美国打的贸易战是340亿+189亿=529亿美元，中国是340亿美元。其他如土耳其，印度，俄罗斯也在征收美国商品关税，只不过金额不高。当然，特朗普威胁要对所有欧盟出口的汽车征收20％的关税，欧洲目前最关心的也是这件事。2017年，欧盟向美国出口了374亿欧元(436亿美元)的汽车，另外还有价值62亿欧元的汽车是通过其他渠道进入美国，也就是500亿美元的规模。不过按照种种迹象，欧洲可能会妥协。

中美贸易战对中国的最坏影响是什么

早在2017年1月，美国就恐吓说要打贸易战，当时国内的兴业证券和美国投行摩根士丹利都对贸易战的损失做了测算。

摩根士丹利的测算：假设美国对中国商品全部征收15%、30%、45%三种税率，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将分别下降21%、46%、72%；中国的总出口将下降4%、8%、13%。

兴业证券的测算也类似：假设美国对中国全部商品征收15%、30%、45%三种税率，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将会分别下降21%，46.5%，72%；对出口整体的拖累效应分别为3.9%，8.6%，13.3%。

兴业证券进一步推算，如果美国对中国全部出口商品征收30%的税率，考虑间接影响，贸易战对中国GDP的影响是-0.64%；对中国工业增加值的影响是-1.39%；对中国就业人数的影响是-0.55%。

同一时期，中金公司进行了推算：假如美国对中国所有商品全面征收5%的关税，将直接影响中国GDP增速至少0.07个百分点。

这是一年多以前的推算。最新的推算是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金融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骏牵头进行的研究，在充分考虑对相关行业的第二轮、第三轮影响的情况下，500亿美元贸易战会让中国经济增速放缓0.2个百分点。[1]

综合不同时期不同机构对中美贸易战对中国经济影响做的三种不同的测算：

中美全面征收关税，30%的税率，GDP下滑0.64%；

中美全面征收关税，5%的税率，GDP下滑至少0.07%；

中美对5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25%的税率，GDP增速下滑0.2%。

另外，招商证券，华创证券，摩根大通的推算与上述结果差不多。

关于贸易战对世界经济的影响，2018年6月摩根大通推算了三种场景：

第一种是美国将所有进口商品关税提高10个百分点，其他国家不实施报复，全球GDP增速未来1-2年间将下滑约0.2个百分点。

第二种情景是，美国对所有进口商品关税提高10个百分点，美国关税打击的国家也将美国商品关税提高10个百分点，全球GDP增长将下降约0.4个百分点。

第三种最坏的情景是，全球整体将关税提高10个百分点，也就是全球贸易战的情况，这将导致未来两年全球GDP增长至少下降1.4个百分点。当然这不太可能发生。

中美贸易战对美国经济影响会有多大？

2018年5月，标准普尔的测算结果是：美国向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税25%，中国进行对等反击，那么美国经济增速将下滑0.1%；如果中美相互对1500亿美元商品征税25%，那么美国经济增速将下滑0.6%。

总之，中美所有的专业机构基本上都认为，即使在中国出口美国商品被全部征收关税的情况下，再考虑间接影响，对两国的经济增速的影响最坏也在1%以内。

知道了中美贸易战的极限伤害值，我们心里大体就有底了。2017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6.62万亿元，出口为15.33万亿元。同年我国居民还花了13.37万亿元买了16.94亿平米的商品房，当然这13.37万亿大部分来自住房贷款。也就是说，消费已经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拉动因素。

中美贸易战的最坏后果会出现吗

所谓的最坏结果，是各个机构估计的，美国对中国所有出口美国的全部商品征收高额关税。但是目前的情况表明，这种事情不会发生。

第一是关税豁免。

美国人在7月6日开征340亿美元商品的时候，同时通过USTR（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了一条消息，暴露了他们的动机，那就是让美国企业可以提出申请，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进行关税豁免，豁免期为一年。[2]

USTR判定的方法有三个：（1）“该产品是否在中国之外有可替代的货源”；（2）“关税是否会严重损害提出申请的美国企业或美国的利益”；（3）“该产品是否对中国的相关工业计划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比如‘中国制造2025’”。

也就是说，即使是对这340亿美元，也并不是全部征收25%的关税，会有很多企业提出进口关税豁免，这个申请是以产品为维度的，如果某种产品有企业提出要豁免进口关税，那么这家企业申请成功之后，其他企业无需申请，进口这项中国产品也可以豁免进口关税。

第二是税率下降。

美国人在7月6日征收340亿美元商品关税，在这之后大概两个星期，也会开始对剩下的160亿美元商品征收25%的关税。另外由于中国已经宣布对这500亿美元商品进行对等报复，因此美国人7月10日宣布了对中国2000亿美元出口美国的商品的加征关税清单。而美国这一波宣布征收的关税税率，不像第一波一样是25%，而是10%。从第一个500亿美元的25%+豁免补丁，下降到第二波2000亿美元的10%，可见美国人也是有意识控制的。这也显示中国体量的巨大对美国造成的反威胁。

按照上面兴业证券和摩根士丹利的推算，在中国出口美国商品被全部征收30%关税的情况下，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为0.64个百分点。而目前实际的走向，大大低于各个机构的最坏情况估计。

为什么美国人要控制贸易战规模

从美国人的角度来讲，跟中国博弈其实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中国的体量太大，而且和美国经济交织很深，如果下手很轻，中国没啥感觉，如果下手很重，自己又会被大大波及。

2017年我国出口金额最多的企业，是郑州富士康，金额高达281亿美元。因为郑州目前是全球最大的苹果手机生产基地，2017年郑州生产了1.04亿台手机，几乎占了苹果公司全球销量的将近一半。郑州的崛起得益于当年深圳的“腾笼换鸟”，取代深圳成为富士康最大的生产基地。

      表1  2017年我国出口金额最高的10家企业

    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表1中有5家台企，美国企业和韩国企业各1家，大陆企业3家（华为+华为终端+苏州得尔达物流）。华为和华为终端基本是进不了美国的，因此中国出口美国的企业，可以说是以外资企业为主，这让美国感到两难。

郑州市富士康让手机成为河南省最大的出口产品，和苹果手机紧密捆绑。苹果公司是美国市值最高的企业，其2017年11月10日的市值高达8980亿美元，遥遥领先美国的各种互联网企业、金融机构和能源公司。苹果的各种电子设备，可以说基本是在中国生产的。那么美国是否要对中国出口美国的苹果产品征税呢? 如果征税25%，那么成本必然会转嫁到苹果身上，苹果会面临抉择，如果通过涨价来抵消成本上升，那么必然会导致丧失部分现有的市场份额、让给三星和华为，如果不涨价，必然导致利润下降，等于征中国税却打到苹果身上。

苹果能不能搬厂

苹果能不能搬厂？当然可以搬，但是这是耗费很大时间和成本的艰巨任务。中国制造是经过长期的积累而成的，你要搬的不是年产1000万手机的工厂，而是数亿台电子设备的产能。

（1）、搬迁是需要巨额投资的。分析两个简单的数字：2016年3月鸿海发布一个公告称：将实施对鸿富锦精密电子(郑州)有限公司15亿美元的投资计划，用于手机领域的投资。据公告显示，到2016年3月，富士康累计对大陆的实际投资金额超过67亿美元。由此可了解，要建设新手机工厂，尤其是具备中国这样的天量产能，投资是数十亿美元的规模，试问，富士康会立即投入这么大去搬迁工厂，只为了苹果分担关税成本，并且让自己在中国的天量资产就此被闲置浪费吗？

（2）、跨国投资建厂的时间单位是年，不是月。且不考虑富士康为苹果承担投资成本的意愿问题。即使富士康对投资建新工厂有100%的配合度，投资建立新工厂是需要时间周期的。首先要选址，选在哪个国家、哪个城市，需要了解当地的土地、水电、基础设施、税收、法律法规等必要的投资环境，同时还要和当地政府协调报批招工、外资投资程序等问题，这个时间通常要一两年。

以富士康美国工厂为例子。2017年7月2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富士康集团总裁郭台铭在白宫宣布，富士康计划在威斯康星州建设一家新工厂。2018年6月28日，特朗普和郭台铭正式在威斯康星州开工奠基，特朗普吹捧富士康美国工厂是世界第八大奇迹。仅仅从正式宣布到建厂奠基要费一年的时间，而在2017年7月，正式宣布之前的接触、考察和各种商谈至少也要一年以上，要有两年的时间，工厂才能进入建设期。以郑州富士康为例。富士康2010年在郑州投资建厂，一年后才建好并开始生产，投产后还要花费时间进行量产爬坡。当年富士康为了在郑州建厂，从深圳富士康调集了大批生产线管理、品质和工艺管控的熟练工人、班组长和工程师到郑州支援，这还导致不少不愿调动的深圳富士康的员工离职。经过了几年的时间，苹果才逐渐将手机产能大部分移置到郑州，成为全球iPhone主要生产基地。如果要跨国搬迁建厂，那么很难把大量中国工厂的员工和工程师调集到新工厂支援和指导，因此建厂生产会更缺乏合格的管理、品质和工艺人才，导致量产优良率和产能爬坡期时间更长。

在持续数年的搬迁时间中，苹果如果被征收关税，无疑会持续加大各方面损失和成本；通过涨价对冲损失，那么其份额将被华为、三星等高端手机蚕食。这几年苹果手机在中国市场的份额已经受到中国国产手机的竞争不断下滑。

（3）、苹果跨国搬迁是否值得。苹果之所以选择中国作为主要生产基地，是因为中国在各方面是最佳投资选择，就好比NBA的全明星球员，你把工厂搬迁了，相当于全明星球员被普通球员（越南？印度？）替代，而普通球员的能力显然是不如全明星的。

显然搬迁之后，无疑会在生产效率，政府支持，基础设施，员工素质（受教育水平、罢工、管理服从度），供应链响应，社会治安和稳定等各个环节损失利润。印度的各种罢工和生产效率先不谈，越南2012年的骚乱就是例子，当时大量台资和大陆投资工厂被砸。富士康在越南生产一部分可以，全部搬到越南就要考虑投资环境的风险。

另外是供应链问题。苹果2018年的全球200大供应商的778家工厂，有356家在中国大陆。即使富士康耗费巨资搬厂，那么供应链的几百家工厂呢？它们不可能全部跟随苹果搬迁，因为这些厂家的客户不只有苹果，还有三星、华为、小米、OPPO、 VIVO等全球主要手机厂家作为客户。即使代工厂搬迁了，他们直接出口到搬迁目的国就好了。若苹果独自远离全球主要供应链，将增加自己的成本、降低生产效率，是对竞争力的极大伤害。为什么这么说？消费电子产品的竞争激烈性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像华为、小米，OV等中国厂家，一款旗舰手机的热度基本上就是半年左右，像苹果这样的手机，一款手机的热度也就是一年，因此在供应链和生产效率上的时间损失，导致的最终损失会是非常惊人的。

三星搬迁的案例

全球大型电子品牌大多都是以中国作为主要生产基地，而有一个例外是三星。三星的全球最大手机生产基地，逐渐从中国迁到了越南。2008年三星开始在越南北宁省建厂，2009年第一座手机工厂建成投产。2013年三星下定决心从中国搬迁手机代工厂，开始在太原省兴建第二座手机工厂，2014年建成投产。到2015年，越南超过中国成为三星全球最大的手机制造基地。表2是韩国历年对越南的投资金额，其实主要是来自三星，尤其是2013年开始投资额突然放大，显示三星已经下定决心以越南为全球主要手机生产基地。

                   表2 韩国历年对越南的直接投资 （单位：10亿美元）

        资料来源：GSO and FIA

如图1所示，到2016年，三星电子在东南亚，日本和印度的员工数量已经达到了13.4万人，而中国员工只有3.7万人了。当然三星在中国的工厂除了继续生产手机例如惠州三星外，还有比较高端的半导体存储器工厂，如西安三星等。

图1  三星公司在世界各地雇工数量

三星在印度布局，2018年投资7.17亿美元，把印度工厂由年产量6800万部提高到1.2亿部，印度成为三星手机全球第二大生产基地。印度三星大约70%的产量是供应印度市场。

三星完成从中国到越南的大搬迁，2009年三星第一家工厂建成，到2015年两家工厂达到大规模生产，前后共计7年时间，仍没有全部搬迁完。

而且，三星手机主要产能从中国迁越南后，表现并不好，不仅中国市场完全丧失份额（降到了1%以下），而且三星电子从2013年的手机占利润来源70%的手机公司，到2017年变成一家半导体占利润来源70%的半导体公司，手机业务对三星的重要性大大下降，反而半导体成了核心业务。2016年是三星手机营收额的历史顶峰，之后三星手机营收一路下坡，到2017年也没有能恢复到2013年的巅峰水平。

因此，苹果这样的公司，即使被征收关税，是否从中国转移生产基地，会是很犹豫的。美国人公布的500亿美元和2000亿美元名单里都没有苹果手机在列，这也是美国人的难题。

全面贸易战对中美双方都是伤害

美国如果全方位平推贸易战，的确会对中国造成一定损失。假设在中美全面贸易战的情况下，中国损失了1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速，就是损失8000多亿人民币，但也影响不了中国经济总体快速增长的大局。

目前美国人对贸易战规模明显是控制的。他们已经公布了2000亿美元的关税税率降到了10%，美国人很清楚，中国体量太大，下手越重自己也伤的越重，而且也动摇不了双方的国本。

中国的反制手段也很多。先仅说防守的手段。例如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从2018年5月以来，从6.3左右贬值到6.6678（7月12日汇率），已经是5%的幅度，这可以大大对冲美国威胁2000亿美元商品征收10%关税的影响。

图2  美元兑人民币汇率走势：2018.03-2018.07

当然，人民币不应该短时间内大幅度贬值，要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合理波动，否则对企业经营预期和风险管理会有很大影响，例如在上市公司财务报表中，汇兑损失已经是一个大项。

美国如果将全面进攻转为精确打击怎么应对

从中兴事件和贸易战两起事件来看，很明显，中兴事件对中国人的心理影响和震撼更大。中兴受到的损失也远远大于美方芯片供应商的损失。根据路透社报道，2017年，中兴从211家美国公司购买了约23亿美元的零部件，占其营收的大约15%。2017年中兴的营收是1088.2亿元人民币，其中税收至少100亿，员工薪酬大约170亿，研发支出130亿，这三项共计约400亿元人民币，这个损失比美国公司23亿美元营收的损失大很多。

目前看，美国继续打击中兴的可能性在降低。但是，我国的华为、海康威视、中国电科等电子信息产业公司，如果被美国继续精确打击怎么办？

即使美国从全面贸易战变更为全面技术战，搞全面平推也是不可能的。2017年中国进口了2601亿美元的集成电路，而同年全球集成电路销售额大约3401亿美元（世界半导体贸易统计协会2017年11月28日报告），也就是说，中国进口了全球集成电路的76.5%。因此美国人不可能全面对华禁售集成电路，否则苹果、戴尔、惠普等公司将会全面瘫痪，自己最大的优势产业也搞没了。但是，像对中兴一样搞定点清除是可能的，比如对华为下手这种情况下我国也是有反制手段的。

在美方占技术优势的领域，利用市场优势定点打击美方优势企业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集成电路市场，面对这个最大客户，非垄断性的美国半导体企业会处于弱势地位。从表3可以看出，2017年全球十强的营收中，美光世界第四，高通世界第六。

         表3   世界前10名半导体公司市场份额排名 （单位：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IHS Makit 

中国市场占了高通营收的65%。在2015年已经惩罚过高通一次，罚款10亿美元，美国随之在2016年罚款中兴8.9亿美元。高通在今年4月发布公告，已经和恩智浦签署协议，将收购截止日期从4月25日延期到7月25日，如果高通不能按期完成收购，将要赔偿20亿美元，这不是一笔小数目。当然高通还有机会进一步延长收购截止日期，但需要恩智浦同意。

另外一个是美光公司。2017年存储器已经占到全球集成电路市场的30%，在这个广阔的市场里，美光是美国的独苗，也是全球营收第四的集成电路企业。中国目前在对美光进行反垄断调查。美光在存储器领域，技术上和规模上不如三星和海力士，后面还有日本东芝，在这样一个市场格局里，美光如果被中国市场打击，受到的影响将是致命的。

全球消费电子品牌就是中美韩，韩国人用自己的存储器，美国人用东芝和美光，中国人则都用。如果美光被中国市场排除在外，那么美光只能获取一部分苹果的份额。由于存储器是研发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如果营收大幅下滑，那么将无力投入研发和新一代生产线建设，美光的生存就是一个问题。

实际上，只要中国愿意，是可以反复折腾高通和美光这类半导体公司。除了前面的不批准高通收购恩智浦，还可以进行反垄断调查，比如说高通收的专利费太高，可要求其降到0.5%，65%的客户在中国的高通，其实没有太多办法。再比如宣布1-2年后将对使用高通处理器的手机征税5%，并且逐年升高，逼迫国产手机自研或者选用紫光展锐等的芯片。美光更不用讲了，该公司本来就在同行业处于弱势地位，要处理美光，反垄断调查就是一个利器。另外我国长江存储两年后将开始大量生产，刚好可以填补市场份额。由于存储器占全球集成电路产业30%，如果美光破产的话，美国将丧失在集成电路产业30%的市场，这对美国集成电路产业的打击是巨大的。

除了美光和高通以外，中国还可以从欧系、日系、韩系、台系和国产同类集成电路厂家的领域，挑出几个领域来，单独对这几个领域的美系公司进行进口限制，优先采购非美系产品。由于中国市场在集成电路领域的体量，这些领域的美系公司将会丧失最高70%以上的销售额，相当一部分会破产，而其竞争对手则相当于受到扶持。

半导体产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必须不断保持高强度的研发投入和资本投入。如果一家公司损失了主要市场，那么就会逐渐落伍丧失竞争力。

选择美国无技术垄断优势的战场错位打击

美国人在集成电路领域是超强，但是中国可以利用自己的市场优势进行反击，但是这个反击力度还是不够。你打击了美光、高通或其他中小型美国芯片公司，但如果美国人把你的高科技旗帜华为、A股市值最高的电子公司海康威视之类搞掉，这个损失是不能承受之重。

我们如何对美国的产业升级主力企业进行打击呢？

现在全世界有两大产业：汽车和电子领域。美国人在电子半导体领域很强，但在汽车部分无法构成垄断，中国在汽车领域对美系汽车进行排挤也是一个选择。

电动汽车是未来。作为美国电动汽车代表的特斯拉现在巨额亏损，不断传出各种负面消息。而中国市场是特斯拉全球增速最快的市场之一，也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市场。特斯拉2016年总营收为70亿美元，其中美国市场营收42亿美元，中国市场营收10.6亿美元；2017年总营收为117.6亿美元，其中美国市场营收62.2亿美元，中国市场营收20.3亿美元。一年的时间，特斯拉在中国市场销售额翻倍。在之前，特斯拉2014、2015年在中国营收分别是4.8亿和3.2亿美元。

由于7月6日中国进行的关税报复里面包含美国进口汽车，特斯拉没有中国工厂，因此特斯拉全线涨价，最低配车型涨价14万人民币，最高配涨价25万元。这无疑对特斯拉是个打击。 

我们可以引入特斯拉的劲敌宝马入华。

在中高端电动车领域，宝马可以说是特斯拉最大的竞争对手。

我国上汽荣威新能源车增速极快，单看5月的销量，已经逼近比亚迪新能源车的70%。看中国电动汽车产业能不能做强，一定要看上汽和吉利两个汽车行业主力部队的表现。遗憾的是这两家企业在电动汽车领域目前和特斯拉不在一个竞争层面上。

根据2018年7月10日官方信息，长城和宝马以50:50的股比成立了一家全新的合资公司“光束汽车有限公司”，双方各持股50%，投资总额为51亿元。合资公司落户江苏，标准年产能计划为16万辆。这家公司前期生产电动汽车，第一款产品将于2021年推出，使用合资公司的全新品牌。

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不只是中国在搞，美国也在搞，如果美国人精确打击中国产业升级的核心企业，那么中国也可以反向对美国的核心企业进行打击。汽车产业又是规模巨大的核心产业，因此通过各种手段打击美国汽车产业升级的主力部队，也是一个选择。 

为什么说特斯拉是美国汽车产业升级的主力军？

2017年全球汽车公司市值前五名：丰田，戴姆勒，大众，宝马，特斯拉。特斯拉是美国市值最高的汽车公司，虽然在财务上有各种负面消息，但是无可否认它在电动汽车技术和品牌上领先地位。打击特斯拉还有更多办法，比方说，宣布某款特斯拉的车型没有国产补贴。在中国市场销售的电动汽车，基本全部是中国的国产锂电池，其背后的原因是2016年7月，中国通过调整补贴名录的方式，限定使用国产电池才能拿到政府补贴，日韩动力电池企业在华业务受到毁灭性打击，当然他们还是可以坚持，因为我国对电动车的补贴到2020年就会取消了。

再比如电池供应。特斯拉的电池绑定松下作为唯一供应商和技术合作伙伴，电池是电动汽车的核心部件，占成本30%-40%，这个部分不降价，整车降成本是不可能的。不管是松下电池，还是和松下合作的超级电池工厂，都不看好其降成本能力。

就像美国电子领域的领军企业苹果最终选择中国公司供应电池一样，美国电动汽车领域的领军企业特斯拉，如果长期不和中国公司合作，那么就无法借助全球成本和品质控制力最为平衡的中国的力量。

以上举例特斯拉只是一个例子，美国也是要搞产业升级的，搞产业升级也是需要资金的，美国搞产业升级也同样是几十个龙头科技企业。美国可以利用自己在半导体领域的垄断优势打击中兴，也可以打击其他中国企业，中国有没有打击这些企业的能力？当然有。比方说，那些中国市场占了营收比例超过50%的企业，典型的如高通；把那些美系企业在行业处于弱势地位，处于份额下滑状态的领域挑出来，典型的如美光；把企业处于长期亏损，财务处于紧张状态的企业挑出来，例如特斯拉；把某些关键设备和原材料依赖中国进口的行业挑出来，最为典型的是中国的稀土资源，中国几乎是全球17种主要稀土资源生产的垄断者。

如何反击美国的定点清除

第一，对方制裁我国优秀企业，自己也会受损失，例如中兴每年会购买23亿美元的美国芯片。当然单看这方面，中国的损失远比美国大。

第二，中国对美国非垄断和弱势龙头科技企业进行反报复，例如反垄断调查、取消补贴、关税、扶持其主要竞争对手等等。

第三，中国是全产业链国家，打击了中国的某个企业，必然有另外的中国企业受益。例如打击中兴，但中国的各个芯片厂家却是受益者，因此可以进一步扶持这些受益者。

中兴等中国公司明年采购美系芯片的比例一定会下降，最近从英飞凌等芯片公司已经传出，中国各个主要电子公司都在寻求提高对非美系芯片的采购比例。

总之，不管是贸易战的现状，还是对美国精确打击行为的推演，中国手里都是有很多牌可打，不仅是经济上的反击措施。

中兴事件暴露了中国的弱点，那就是集成电路领域。虽然所有类型芯片都有布局，但是很多达不到有足够商业竞争力的地步，甚至还只是在研发中。但是美国企业也是有弱点的。美国政府可以对中兴进行不对称打击，中国政府同样可以对美系企业进行打击。不能把美国想象成一个没有弱点的超级强手，这个是不符合事实的。

我们更应该关心的，还是我国的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情况。从历史上看，每当中国遭到打击和封锁，都会带来某个领域的大发展，1996年的台海美国人就这么搞过，现在中国军工就远不是20年前能比的了。我国集成电路产业会在此次打击下有多大程度的发展，我们会持续加以关注。

                                            （编辑  苏歌）

20年前我在西部地区参加扶贫项目和支教工作，干了很长一段时期，对“三农”问题的严重性有切身体会。当时我参加的一项研究发现，农民工的工资太低，同时又常常被一再拖欠。其根本原因不一定是包工头多么黑心，或者基层组织可能被港台商人或韩日商人收买，主要原因还是在国际产业分工和国际贸易格局。那时东南沿海地区的加工业，主要是做玩具、运动鞋、衬衣之类产品，向欧美等市场出口，而大陆代工厂从这些产品的市值中得到的份额实在可怜。比如说一双耐克鞋在美国卖143美元，大陆厂只能拿到3美元，而且这批货物到美国后，在没有上市之前，大陆厂还拿不到这3美元货款，产品要在美国的商场卖掉其中的70%，才能够得到回款。而这3美元中还要支付中间商费用、税费等等，在一线干活的农民工，每双鞋能拿到3美分就不错了。从这项研究可以发现，“农民穷、农村难、农业很危险”的背后，不只是我们自己的农业和农村政策的问题，更要从国际视角来进行观察。

乡村振兴战略的“七个坚持”

看到十九大报告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我发自内心地感到，我们终于盼到了这一天。我多年前做扶贫项目基本是在“老少边穷”地区，甚至一年有一大半时间都在下面。那个年代资金少、项目少、投资少、基础设施也差，西藏、新疆、青海、云南、贵州、四川等地区的农村，经济基础差，当地农民要提高收入确实非常难。我在做农村教育时的想法是，只要当地孩子们能上学，把他们培养成才，就能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个人也能成长。但后来发现，贫困地区家庭要培养一个孩子上高中、大学，家里的经济负担是很重的，越是贫困地区家庭负担越重。但因为家乡的发展落后，孩子上了大学不愿回来，培养出的人才反而是“孔雀东南飞”，一去不复返。

我还参加过农村的健康项目。如果农民的收入低，教育带动农村本地发展的作用不显著，那么在农村每个人至少应该保持比较健康的状态。我自己还摸索了一些所谓“模式”，但都是在试验阶段和个案层面的。我们在“点”上积累的经验，怎么变成“线”，“线”又怎么变成“面”？直到今天还是挑战。那时候有一些很成功的案例。农民一年有很多现金收入都搭在吃药、看病、吊盐水上，我的目标是在保障基本医疗服务的同时，减少农民在医药方面的开支，这样至少生活质量有保障。但这样一种“点”上的成功个案和好的经验，也很容易被某种政策选择、或因资本进入农村医疗领域而被完全冲掉。

今天党中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其中讲的“几个坚持”是特别精准和到位的。我认为乡村振兴战略实际上是“后2020战略”，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到在2020年基本完成“精准扶贫”以后，将要长期实施的工作。习近平同志在报告中明确提出了“七个坚持”：第一是坚持党管农村工作，第二是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第三是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第四坚持乡村全面振兴，振兴不只是指经济，至少是“五位一体”的。第五也特别重要，就是坚持城乡融合发展，不是离开城镇化谈农村的振兴。第六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最后是坚持因地制宜、循序渐进。

在“七个坚持”精神的指导下，中央也给出一个时间表，就是“确保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1] 与此同步的是，到2020年，我们要基本形成乡村振兴战略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到2035年，在国家实现全面现代化的同时，乡村振兴战略真正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然后，当整个民族伟大复兴、两个百年梦实现的时候，乡村实现全面振兴。

需要认真处理几对关系

当年的“三农问题”用新的表述叫做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格局。这是美好愿景和目标蓝图，在实施过程中有几对关系是绕不开、或者说是不得不认真处理的。

第一，农民与土地的关系。这次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和同时召开的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上，萨米尔·阿明提出了两点值得注意的问题，一个是农村的金融风险问题，一个是我们农村土地的性质问题。我认为这里首要的是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或者农民的主体地位问题。   

第二，农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关系。目前城乡还处于一个“两元”或“分隔”的状态，或者说不匹配和严重不平衡的状态。这样的状态将拖累中国的发展、腾飞和复兴。中国的“农”和“城”之间的不平衡到什么程度？现在我们国家农业产值只占GDP的不到10%了，但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却仍占30%以上，农村总人口占到44%，而这44%的人口还没有算上城镇中的2.8亿农民工。因为这么多农民工并没有城镇户口，因此城市的福利、保障、医疗他们并没有享受到，还有如此大的一个落差。因此处理好振兴农村与城镇化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东南与西北的关系。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发达，西北内地欠发达或不发达；西北内地不只是经济不发达，还存在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在如此大的区域，如此重要的国家认同还没有彻底完成，甚至在某些领域是倒退。

第四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刚才我举的生产耐克鞋和玩具只是一个小例子，今天的中美贸易战，或者背后的金融战，以及在安全层面的问题，包括国际上对中国2025创新的遏制。我们要迎接来自国际的挑战，化解种种矛盾，推进和实现农村的振兴是一个关键。做得不好，“三农”问题会拖我们国家腾飞和复兴的后腿；做得好，农村市场打开，农民需求提升，就可以极大地扩大国内需求。我们的中心城市特别是东南地区，已经形成巨大的经济体，其制造业已经创下很多世界纪录。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和市场潜力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国内市场的扩张将足以抵御出口受阻的潜在风险。

第五，代际之间的关系。中国第一代农民工，是挖过地、种过田的公社社员，所以只要有现金收入就能够满足；那么差的工资、那么差的生活条件、那么恶劣的雇佣关系，只要到年终有现金寄回去就可以了。现在2.8亿农民工有些已经步入老年，他们的养老问题怎么办？新一代的农民工愿不愿意回乡在振兴乡村中发挥作用，如果就业机会不足，是不是就在城里住着？

第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一般情况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当市场失灵时，要发挥政府的重要作用。其实还有“第三维”，就是要发挥社会或者社区的作用。乡村振兴战略不仅是经济层面的概念，而是“五位一体”的全面振兴，包括社会的、生态的、文化的，也包括农村基层政权和基层组织的建设等。而在这个“三维”的结构中，市场不能解决的，政府也不用大包大揽，传统的社区可以发挥作用。我们的党和基层党组织本身就是我们的特点和优势，这个“三维”结构来恰好可以破解“政府与市场”非此即彼的二元选择论。

比如社区的重建，我曾经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做过关于“公共性的寻求”或者农村社区重建的调查。我发现，其实不论是民族地区还是发达地区，城市地区还是农村地区，其中有三个最重要的东西。第一就是认同。一个社区不仅仅是行政意义和地理意义上划在一块，而是身处其中的人们，大家有一个基本认同感。第二，只要在自己的社区就有安全感。这个“安全”不是由保安或公安武警提供的行政手段、技术手段，而是在我的社区里大家互相关照的安全。第三就叫凝聚力。同一社区的人们，平时可以不相往来、个人自扫门前雪，但是遇到洪水、地震等天灾、遇到外敌入侵，我们就能扶老携幼，就能互助，社区有亲情。

乡村振兴战略要解决主体地位问题

我们要从我们的实践中发展自己的理论，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研究大有改进的余地。我们的实践干得很好，但是自己的故事讲得并不很好；我们曾经有过一些好的理论，但没有坚持下来。例如20世纪90年代初就有学者提出，我们为什么不研究乡镇企业？为什么不研究党支部？为什么不研究居委会呢？而非要用西方的概念。这是我们自己土生土长出来的制度和行之有效的管理方式。但是如果只是停留在描述层面，这些概念也只是描述了一个现象。第二类问题，就是愿景和目标类的概念现在也很多，要致富、要振兴、要团结、要和谐、要互利共赢，这些都是目标愿景性的。当然现在跨学科已经是个优势，要处理复杂性风险和不确定性，但是我觉得理论和学术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些分析性的概念。如果没有自己的分析性概念成为理论的支撑，那“中国学派”其实只是用西方概念、西方理论来处理中国现象。

农村振兴也是如此，乡村振兴如果从经验层面来看，当然包括生态环境、社会建设、乡村组织、经济层面以及农民富裕等等，但强调主体地位就不应当只是富裕。如果只是富裕，只是要解决收入水平、人均GDP水平、慈善水平和福利保障水平，而不是主人翁地位和主体地位水平，那么福利就会成为一个无底洞。如果自己不是主人的话，那么再多的福利大家也不会珍惜的。一旦“我”是社会的主人，哪怕有困难，哪怕有风险，人民也会同舟共济，同甘共苦。

                                             （编辑  杨利红）

研究中美关系现在面临的巨大困难、问题和挑战，非常有必要，展现了在中美博弈这个重大的世界历史事件当中某一重要的维度。这个维度，简单地说，即战术层面的问题。毛主席说过，战术上要重视敌人，战略上要藐视敌人。说“敌人”未必妥当，但对方已明确把中国定为“对手”了。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战略这个维度同样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

    如何在战略意义上正视当下的美国、中美关系和世界体系？我们应该认识到，无论美国现在还很强大，它在若干领域中仍然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作用，但就世界历史和世界体系演化的大势而言，美国所主导的世界体系正处在加速失效、进而失序的过程之中。这是我对世界历史格局的大的判断。

支撑美国霸权的三个核心支柱已经动摇

过往支撑美国霸权（在葛兰西[1]意义）的三个最核心的支柱是：第一，通过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情报、信息维度的共同作用所构成的美国整体国家利益的实现与延展机制；第二，通过高校、科研院所提供的对于其整体国家利益的知识解释和知识支撑体系；第三，针对其发展模式与经济政治制度的意识形态辩护和神化机制。

在当下，我们一方面要看到，美国的这三个核心支柱还都具有非常强大的力量，同时也要认清，这三个支撑其主导世界体系的支柱都已经发生了严重的、乃至根本性的动摇。这种根本性的动摇有许多表征，要认清其本质，首先要对在美国的资本和属于美国的资本——进而对在美国的资本与美国的整体国家实力进行区分。当我们提到中国和美国差距的时候，往往是把在美国的资本所呈现的情态——如科技水平，和中国相对应的形态来进行类比，然后以此导出中美之间存在巨大差距的结论。

资本力量与最强势主权国家的联盟

我想指出，实际问题远比这种简单类比所呈现的情况更为复杂。事实上，自16世纪以来，整个东西方的战略性攻守之势发生根本转变后，世界体系最核心的运作机制，就建立在资本力量（特别是金融资本）与最强势的主权国家的联盟基础上。这种“联盟-合作”的关系，恰恰意味着跨国资本（特别是跨国金融资本）并不从属于与之合作的主权国家。当资本所选择合作的主权国家自身发生了不可避免的衰落之后，它会选择新的宿主。

从16世纪以来的第一代荷兰霸权，到第二代的英国霸权，到第三代的美国霸权，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样一种资本选择宿主与其合作，从而获得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运作机制。

    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可以非常确定地说，跟美国合作的一些跨国资本，特别是当下世界最强大的互联网-金融资本，有的已筹谋换一个宿主，选择新的战略合作对象。其核心原因在于，本来美国可以通过全球范围内汲取超额利润来平复国内的阶级矛盾和各种社会矛盾，维系相对稳定缓和的国内环境。但伴随着美国在世界范围汲取超额利润的能力下降，国内各类矛盾难以平复，不断地呈现出激化的态势，进一步促使原来选择与其结盟的资本集团更大规模、更大力度地转移撤退。

    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们可以发现，美国股市早已远远超过危机前高点的水平，如果以此作为美国的国家财富衡量指标，似乎早已经从危机中走出来而呈现欣欣向荣之势。但是如果对美国的基层民众情况有所了解的话，就会发现这10年来民众的生活水平出现了明显的下降，他们的被剥夺感、丧失感极为强烈。美国的底层群众深感在过去10年中，整体国家财富的增长主要被互联网-金融集团所汲取。它们没有为了长期发展而进行更多的针对中下层民众的安抚（收买）与利益输送，事实上它们已经做好准备（或已经在实施）撤离美国，因而不想再为维持美国社会的稳定发展支付更多的对价。

由于美国建国历史较短，且成员来源复杂，故而在确立自我价值体系的过程中，相较于一般性的历史-文化因素，对于政治共同体的认同被赋予了无与伦比的重要性。这种政治认同的核心，在于这样一种理念：即美国的成员，无论其出身于何种族群，都因认同美国这一政治共同体而放弃原有身份，成为美利坚民族的一员。在此意义上，政治国家认同在时间上与理念上均优先于民族身份认同，这正是美国被称作“各民族的熔炉”的要旨所在，也是美国对于政治共同体的创建史乃至政治共同体的缔造者的绝对神圣化态度的思想根源。这一政治认同的优先地位对于美国而言，可谓短处、长处俱在于此。一方面，它可以使得具有极为不同的历史、文化、族群背景的共同体成员绕开上述差异，通过对现实存在的政治体的认同达成基本共识。这种共识伴随着政治体的不断成长、壮大、扩张而进一步得到强化，而这种强化的价值认同又会促进政治体的稳固与发展，从而构成一种良性的循环；另一方面，由于对共同体的认同始终伴随着现实政治体的扩张，一旦这种扩张停滞，在政治共同体与政治认同间的循环将由良性转化为恶性，政治体的虚弱会引致政治认同的降低，这一趋势同样会自我强化。这与具有悠久历史-文明的国族在危急存亡之际，反而特能凝聚人心、激发志士仁人为之献身的情状恰好相反。

由美国的衰落引发的几个问题

    最近“中兴事件”爆发，一方面对于中兴乃至跟中兴类似的中国企业来说，确实陷入了巨大的困难和危机。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暴露出美国现在陷入到了何等虚弱的状态。哪怕是在芯片领域，以英特尔和高通为代表的资本，事实上在过去的30年当中，几乎汲取了这个领域当中全球利润的70%-80%，美国政府都可以如此蛮横粗暴地干涉基本的商业规则，而不顾这种行为会根本性地破坏“以美国为核心的科技生态圈”的互信基础。这是帝国主义在用它自己的行动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上政治教育课。我看这件事情不是坏得很，而是好得很，我们就需要这样的反面教员来帮助我们不断地提高认知。

    如果用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来解释，任何一个“合格”的霸权（Hegemony），必须在领导社会发展过程中，将自己表现为普遍利益承担者并获得从属群体的认可。因而霸权不只是简单的支配，更意味着通过从属群体的认同而额外获得的权力。这种“通过从属群体的认同而额外获得的权力”，远比“软实力”概念更能反映意识形态认同与现实权力间错综复杂的交互作用。而美国现在的种种做法，事实上是全面放弃霸权拥有者所应承担的责任，转而利用其在世界体系中的特殊地位，绑架包括其长期战略盟友在内的其它国家，以维系其自身利益。这种讹诈勒索式的关系，恰恰是其丧失合格的霸权属性、陷入加速衰退过程的典型表现。这会进一步加深跨国资本、特别是互联网-金融集团对于美国之国家实力是否足以维系这个集团并与其结成同盟的猜忌，进而加速其撤离美国的进程。

从战略的角度，我可以做一个大胆的推测：美国的衰落，乃至“美国世纪”的终结，是不可避免的，更是现实发生着的。如果现在还看不到这一点，那确实意味着思维还停留在旧的世界想象中，而没有进入新时代。

    由美国的衰落，引出我想讨论的第二个问题：美国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它作为超级大国所积累的各种资源，以及它在各国进行的布局会随之失效。就俄罗斯而论，尽管其GDP不过相当于我国广东省的水平，但凭借着曾经的超级大国的底蕴，它仍然可以完成诸多远远超过其当下的经济当量的重大国际战略任务，包括对其老对手美国的现实政治生态的深度介入与干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必须要从战略的角度考虑，谁会是美国的“超级大国实力”（在更具戏剧性的意义上可以用“超级大国遗产”一词）的继承者。一种很大的可能是，它会被超大型跨国资本、特别是国际互联网-金融集团以种种方式接收，转为其所用。

    这就引出第三个问题。从16世纪以来，主权国家和资本——最强的主权国家和最强大的资本结成同盟，这是建立一种有效世界体系的惯例。伴随美国的衰落，很可能被跨国资本选作下一个宿主或合作对象的会是中国。这里会引发一个更重大的问题，它关涉到怎么样驾驭资本，特别是这个时代最为强大的国际互联网-金融资本。在我看来，这个问题的挑战性、艰巨性，远远超越和作为主权国家的美国所进行的博弈斗争。

“中国道路”是一种全新的发展道路

在美国的资本，并不意味着就是属于美国的资本，这个论断事实上对于中国也同样有效。以BATJ[2] 为代表的互联网巨头，是中国当下最有影响力、最强大，也最有活力的资本形态。同样，不能因为它们注册在中国、主要经济活动发生在中国、主要利润源自中国，就认为它们天然就是属于中国的资本。如何用政治逻辑去统摄驾驭资本逻辑，是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真正重大的考验。如果中国真的在超级跨国资本集团的支持和同盟关系之下成为世界最强国，进而上升为新的世界体系的主导者，这无非是 “旧体系”换了“新主人”。若以民族国家而论，或者也可以说这是伟大复兴了，但恐怕还达不到毛主席所说的“中国应为人类做出较大贡献”的期许。真正要实现这种“较大贡献”，我相信“中国道路”应为人类提供一种有别于过往带有压迫-支配性质的世界体系以及世界想象，是一种全新的发展道路：在沦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被欺凌压迫剥夺的受害者，以及成为这一体系中进行侵凌、压迫、剥夺的列强这两种貌似非此即彼的命运之外，人类还可以拥有一种完全不同的、值得追求的前途和道路。这种新的世界可能性，需要同时激发共产党的政治主体性和人民的政治主体性，通过互为师生、互相成就的“师生辩证法”，共同探索与实践驾驭资本为人民所用的“大道”。

                                           （编辑  杨利红）

共产党为什么要自我革命

最近两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至少五次重大的公开场合提到了“党的自我革命”。

作为执政党，共产党需要自我革命，这不是一个新问题。十月革命之前，这个问题就已经是热门话题。当时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以及欧洲的那些社会党人就争论过这件事。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和托洛茨基等人也在议论这件事。一直到毛泽东去世之前，这是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重要的话题之一。

执政的共产党为什么需要自我革命呢？原因就是，一个为广大劳动者而奋斗牺牲的革命政党，夺取政权后可能会忘了“初心”，逐渐变成为少数人的利益、甚至为个人私利而谋取权力的党。也就是说党会变质，从人民公仆蜕化为“当官做老爷”了。比如在大学里，我们问申请入党的学生，为什么要入党？有人回答是因为要考公务员。入党是为了考公务员，是想当人民公仆还是想当官做老爷？如果是奔着当官去，将来就会变成官僚主义者，变成法条主义或程序主义者，变成喜欢高高在上、作威作福的这样一批人。基于这样一个原因，我们共产党需要自我革命。

20世纪60年代初，我们党曾经非常努力地想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经验不多，教训不少。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淡化了这个问题，将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推动经济体制向市场化方向转轨。但是在中国富起来的同时，我们党却空前地脆弱了、腐败了。面对这个事实，给人的感觉就是中国人站起来了、富起来了，但是确实还没有强起来。

党的自我革命，首先是要提出能够让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们“不忘初心”的办法。作为一个学者，我想提出以下的观念或者说理论的体系。我们的党怎么样才能不忘初心，怎么样才能保持住自己为广大劳动者服务的基本性质呢？当年毛泽东在窑洞里跟黄炎培曾经特别有信心地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后来我们把它叫做人民民主，再后来把它归结为人民当家作主。

党应该怎样进行自我革命

首先，我们讲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是“五位一体”，但是除了政治建设以外的其他建设还都要讲政治。在我看来，今天所讲的政治，就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有人认为这三者之间是有机的统一，没有矛盾、没有张力。如果是这样的话，只强调依法治国是不是就可以了？显然是不可以的，甚至把三者的次序颠倒都不可以。第一是党的领导，第二是人民当家作主，最后是依法治国。

党凭什么能领导呢？是因为党和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不是鱼和水的关系，也不是水和船的关系。血肉的关系，就是党和群众紧紧地贴在一起，感受老百姓想要什么，这样的党就不会变质。我想正是这种联系，才是党的领导正当性的唯一来源。

怎么才能有血肉和骨肉般的联系呢？就在于党不仅仅是一个科层体系，而且必须是一个扁平组织，并且主要是一个扁平组织。中国共产党有近9000万党员，只有不到1000万人在科层体系里工作，还有8000多万党员在非科层体系工作。全社会中几乎每10个成年人里就有一名共产党员。扁平组织的目的是什么？是要为家家户户排忧解难，组织群众自治、自助，组织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解决人民种种关心的具体事。这样我们就能够实现人人起来负责，人人起来监督。

如何保障党员和广大群众的紧密联系，这首先是一个组织路线问题。凡是要提拔进入科层体系的党的官员，他必须有在基层组织人民的经验，必须从基层干起。而且凡是要提拔的对象，不仅要去党校学习，还必须“回炉”，回到基层社区去组织人民，做到“不下放就不提拔”。这样的话，我们就把组织上对干部表现的考评和群众工作结合在一起，，把党的监察工作与群众工作结合在一起了。

以上实践的结果，我们党自上而下的权力结构就会出现一个革命性的变化。党的基层工作重心要落在居民场所，从追求办大事为主，变成广大基层党员组织群众办小事，为家家户户排忧解难。这样的话，我们的党就是8000万加1000万，真的就有9000万名党员。每一个党员在自己的居住区里为人民服务，感受到自己的光荣。党员的党费主要用在每一个党员所居住的社区里。如果出现这样的局面，我们党就完成了再造，我们的党就会跟群众有骨肉联系、血肉联系。我相信，这样的党就很难腐败了。

                                             （编辑  杨利红）

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改;共产党人的信仰，永远不变;共产党人对百姓的恩情，永远不忘。这就是习仲勋。

1962年9月，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身为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仲勋因“小说《刘志丹》问题”遭诬陷，被审查、关押、监护前后长达16年之久，其间两次下放洛阳，先后在洛阳矿山机器厂和洛阳耐火材料厂度过了人生中不同寻常的四年。

让我们满怀敬仰地走进习仲勋特殊的工厂岁月，感受一代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信仰，感受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赤子情怀。

永远不改的初心

已改制为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的原洛阳矿山机器厂（以下简称洛矿），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兴建的156个重点项目之一，是见证了中国装备制造业磨砺成长的共和国长子，珍藏着许多光荣的记忆。

据洛矿厂志记载：1965年12月，根据上级安排，时年52岁的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挂职下放，任洛矿副厂长。

从国务院副总理到工厂副厂长，这样的人生落差不可谓不大，但人们从习仲勋脸上却看不到一丝的沮丧和消沉。他到洛矿工作，用他的话说叫上了一年的“工业大学”。

进厂后，习仲勋就向厂党委提出直接参加生产劳动的请求。厂党委领导理解他的心情，当即表示同意，安排他在二金工车间电控组每天参加半天生产劳动，并把此处作为他的“联系点”。

当时，二金工电控组负责的是专门安装大型起重机、矿山设备等工作，赵发劳是当时的组长。赵发劳说，虽然厂里给习老配了办公室，但他一直没待过，每天总是提前到车间上班。遇到不懂的问题就问师傅们，师傅们一说他就会了。组里有意安排让他干点轻松的、干净的工作，但只要习仲勋发现自己和其他工人干得不一样，就对赵发劳说：“赵师傅，你不要这样照顾我，我来这儿就是为了向工人学习，你要像对待其他同志一样对待我、要求我，你要是有意照顾我，我可就学不到什么东西了。”赵发劳听了很感动，以后分活时便把他与其他同志一样对待了。习仲勋不仅参加组里的生产劳动，还非要和工人一样站队，每天准时参加早班前会。晚上的政治学习，他也主动参加。

1965年，闻名全国的“洛矿二金工刘玉华姑娘组”的组长刘玉华，就在习仲勋所在车间西跨的中部机床上工作。问及习仲勋在二金工的情况，操着东北口音的刘玉华依然保持着她当年的爽朗，“记得，记得，咋会不记得！去食堂吃饭时，我和工友们都要经过习老工作的地方。习老总爱叫我小刘，看我整天满身油乎乎、脏兮兮的，还问我累不累？有一次单位搞联欢，习老鼓励我出个节目，演出时他坐在第三排，还给我鼓掌，回来说你演的挺好，谁说你不会演。”刘玉华还回忆，刚开始大家都觉得习老是国家副总理，也是厂里的副厂长，不敢跟习老多说话。后来工作一段时间后，大家也就慢慢都熟悉了，说话也就多起来。让刘玉华难忘的还有一件事情：习仲勋第一天来上班时，穿着呢子大衣，后来他看厂里工人们整天都穿着工作服干活，以后就不再穿那件大衣了。

“感觉这个人，很朴素、很实在、很踏实，什么事情都要考虑群众。”洛矿原厂长刘健先在回忆习仲勋时这样说到。原二金工装配组张振起回忆说，有一年春节过后，厂里领导要走访、慰问工人，习仲勋主动到班组里几个工人家里走访。在厂里，工人们都不叫他“习总理”，而是称他为“老革命”。

当工人们知道习仲勋来洛矿前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时，便好奇地问他在国务院是怎么开展工作的。习老告诉大家，他有很多秘书，有负责工业的、有负责计划的、有负责财务的，每一名分管秘书都要向他报告工作。他这样的通俗描述，化解了工人们心头的一个大疑惑。

平时与习仲勋一起工作，大家都很随意。他家有香烟，大家也都不客气，他也让大家随便抽。但有一次，他拿着一包香烟对大家说，这次我不能给你们每人分一根了，这是印度总理送给周总理的烟，总理又托人带给我，只有一盒，你们几个合伙抽一根吧。当时香烟是什么牌子，我们也记不得了，就觉得抽完烟后，满屋子都是香味。张振起现在回忆起来脸上还洋溢着幸福和自豪感。

习仲勋在劳动时经常和小组的工人师傅们谈心，嘘寒问暖，问是哪里人，家里生活咋样，听说谁家有了困难，他都想办法给予帮助。一次，习老在和赵发劳谈心时了解到，赵发劳全家四口人，住在租赁的民房，生活不宽裕，他流露出十分关切的神情，当晚就带了包糖果去赵家探望。后来，习老还拿出100元帮助赵发劳家克服困难。在当时，这100元可不是小数字，是赵发劳月工资的好几倍。习仲勋和厂保卫科干部杜道杰经常拉家常，一来二去慢慢就熟了。在交往中，他发现杜道杰收入少，家里生活很拮据，多次掏出10元、20元钱接济杜道杰。杜道杰开始说啥也不要，习仲勋说：“就当是你借我的，啥时候你有了再还我。”杜道杰清楚地记得，有一年8月份的一个星期天，他去习仲勋宿舍串门，习仲勋突然对他说：“杜道杰，我去你家吧。”杜道杰家在老城北的乡下，习仲勋和他一起步行15华里土路来到他家。“吃着刚煮熟的玉米棒子，习厂长和我父亲很亲切地聊家常。”杜道杰说，前年他回吕祖庙的时候还听到村里的人在谈论往事，说习仲勋副总理就从这条路走过，大家提起此事都很自豪。

王文良是与习仲勋相识多年的“忘年交小朋友”。一天，王文良在玉米地里封大粪，习仲勋正好从田边路过，并笑呵呵地伸出手来要跟他握手。王文良急忙摆手：“习伯伯，我刚刚在给玉米封大粪，手脏！”“我就要握封大粪的手，劳动人民的手怎么会脏？”习仲勋笑着握住他的手，问了家里最近的情况，鼓励王文良在劳动中坚持学习。提及此事，王文良至今还是很激动。“习老对基层群众和劳动人民是有很真挚的感情的。”

1975年5月,习仲勋在北京被解除监护,虽然人“解放”了，但还没有结论，于是他再次来到洛阳“疗养休息”。这次，习仲勋是和爱人齐心、女儿桥桥一起到洛阳耐火材料厂的，不久女儿安安也从山西太原北郊区医院调到洛耐医院当医生，和父母住在一起，长达8年家人不能团聚的生活从此结束。让习仲勋舒心的是，在特殊的政治历史环境中，在洛阳他能够和工人朋友以及群众在一起。

习远平在《父亲往事——忆我的父亲习仲勋》中记述：工人们常来串门，谁家来客，我家里准多一份好吃的；我家里改善伙食，也短不了端给左邻右舍。至于厂里热气腾腾的大澡堂子，工人们喧哗嬉闹的声浪，更是我一生最难忘的场景。当时，父亲有了一个泡澡的“癖好”，每天早晨9点，大澡堂子刚换上新水，他就下水泡着。我至今记得，父亲那时是最快活的，额上挂满汗珠和水雾，身子泡得红红的，脸上洋溢着发自心底的笑，大声与工友们说着工厂、家庭，还有国家的事。回想起来，父亲的泡澡“癖好”其实是与人民“泡”在一起的“癖好”，是与人民坦诚相见、交流无碍的“癖好”。

当年曾与习仲勋交往的洛耐厂老职工、老邻居谈到，冬天，洛耐厂煤气站出现供气量减小的情况，习仲勋记在心上，他急切地建议厂领导：“既要解决好生产上的问题，也要把群众生活搞好。” 

1975年驻马店等地发生特大水灾。洛耐厂很多职工的老家都在这一地区，习仲勋提醒工厂的负责人，这个时候组织上应该到灾区慰问一下职工老家的亲人们，看看他们的房屋倒塌没有，家里有没有吃的，涉及职工利益的事情要考虑得多一些。于是，洛耐厂领导带着面粉、帐篷和钱，及时前往灾区进行慰问。看到厂里这么关心自己的老家，来自受灾地区的职工个个心里热乎乎的。 

1961年，习老带领中央工作组(中南组)到长葛县搞调查时，结识了洛耐厂的一位职工。时隔14年后，这位职工在长葛农村的母亲生病，因买不到庆大霉素，一时急得不知如何是好。习仲勋听说后，经多方打听，很快通过熟人买到了庆大霉素，亲自把药交给了这位职工，并且分文不收，让这位职工非常感动。

永远不变的信仰

2013年习仲勋诞辰100周年时，曾在习仲勋身边工作过的杨屏，在《快乐老人报》发表文章《习仲勋忘年交讲述习家感人父子情》。文中写到，1975年习仲勋解除监护后在洛阳耐火材料厂“疗养休息”。6月15日，是习近平23岁生日，习仲勋当晚拉着杨屏泣不成声：“今天是你近平哥哥的生日，你来陪我喝点酒，给他过个生日。”“你爸爸比我好哇，把你照顾得这么好。我也是当爸爸的，因为我，你近平哥哥可是九死一生啊!”

身陷磨难，习仲勋承受着常人难以承受的苦痛。但逆境中，他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不移，对党和革命事业的忠诚不变，展现出一代共产党人的革命风骨。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破四旧”潮流涌向全国，各地红卫兵竞相效仿。一天，红卫兵们来到洛阳上海市场百货大楼，不顾商店职工的劝阻，把大批烟酒等商品抛到街上，砸毁烧掉，围观群众议论纷纷。对这场迅速波及全国的“文革”运动，习仲勋从一开始就感到困惑和不解。当时，在洛矿厂下放的习仲勋正在街上，眼前的混乱局面令他十分震惊。他强忍着满腔怒火，劝阻红卫兵说：“同学们，这些商品是国家财产，是人民血汗，不能这样毁坏!”

习仲勋以为，经他这么一说，红卫兵就会罢手，谁知，热衷于造反的红卫兵根本不听，并质问他：“你是什么人?是干什么的?!”又说：“扫除四旧，谁敢反对?”

“这不是四旧。这是人民的财产。你们在哪里毁坏都是犯法的!”正当习仲勋和他们正面讲道理的时候，他的秘书范民新闻讯赶来，硬把他拉走了。当时，习仲勋非常气愤，而最使他痛心的是竟回答不出自己是什么人，是干什么的!曾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的他，面对国家财产遭受如此损失，心情怎能平静下来!于是他便去找洛矿党委副书记赵祥庆，赵以无可奈何的表示作了回答。他又坐下来，给洛阳市委第一书记吕英写信。写了废，废了写，终于没有写成。因为他意识到吕英也管不了。夜深了，习仲勋仍然气愤难平。他不相信，也不明白，一群青年娃娃这样胡闹，从首都闹到全国各地，为什么就没人出来制止!为什么就制止不了!这在全国会造成多大损失啊!

齐心的回忆文章《我与习仲勋》中这样记录：1966年冬天的一天，西安来的红卫兵冲进工厂，把正在与工人们谈话的仲勋围了起来，要拉他到西安批斗。工人们见状，想保护仲勋，就把仲勋围了起来。为了防止武斗，仲勋对工人们讲：“你们打伤了红卫兵是我的责任，红卫兵打伤了你们也是我的责任。”然后，又对红卫兵们说：“要走就快走。”于是，仲勋被带到西安批斗。后来，还是周恩来总理派飞机把习仲勋从西安接回北京，采取特殊保护方式，交给北京卫戍区监护，直到他1975年再次来到洛阳。

1972年，洛矿原厂长刘健先平反。再次回到洛阳的习仲勋特意到刘健先家探望，他握住刘健先的手说：“健先，你受苦了！”提及这段往事，已是满头银发的刘健先遗孀郑淑萍热泪盈眶。

这时的习仲勋已经年过花甲，况且在单间牢房里被关押了近8年，因此恢复身体健康是他所面临的第一道关口。他坚持每天两次转圈散步。转圈时开始从1数到1万，然后再退着走，从1万数到1。习仲勋常说：“我为了要为党和人民再做工作，就要走，就要退，锻炼毅力，也锻炼身体，我对共产党是有充分信心的，我认为党中央对我总会有个正确结论的。”

1976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对于中国来说可谓灾难深重。这一年的日历刚刚掀开，人民衷心敬仰的周恩来总理阖然长逝。习仲勋在国务院协助周恩来总理工作长达10年。噩耗传来，习仲勋极度悲痛。给习仲勋理发的上海理发店理发师傅丁宏如说，周总理逝世后，习老边哭边打腿，腿都打肿了。

习仲勋的邻居们都说，那些日子，习仲勋仍天天在洛阳郊区南村水库散步，和工人、农民们在一起，了解群众所思所想，更加为国家的前途担忧、思考。邻居们发现习仲勋抽烟抽得很厉害。习仲勋笑着说，我现在混大了，在北京天天有人管，每天只能抽几支，现在没人管，想抽多少是多少。人们不知道，他的心中是多么的痛苦。洛矿厂二金工原装配跨团支部书记张庭琛回忆，自己负了工伤，坐在轮椅上，一次在南山桃园碰见习仲勋。“当时我很激动，习老离开洛矿到耐火厂都好多年了，还依然认识我。他拉着我的手对我说‘你要保重身体，还年轻，以后能看到国家的兴旺！’”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人们兴高采烈地奔走相告。“习伯伯邀请我和父亲到他家吃饭。很少动手做饭的习伯伯亲自下厨，操刀掌勺，一边切菜，一边唱着：‘锵锵齐锵齐锵锵齐’，特别开心。”习仲勋当年的“忘年交小朋友”王文良回忆说。

长期笼罩在习仲勋心头的阴霾，在久经磨难以后，终于迎来了第一束希望的曙光。1976年11月15日，习仲勋致信中央领导人，热烈庆贺中共中央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表达了“决心养好身体”、“力争为人民多做一些工作”的愿望。最后，他署名为“一个仍未恢复组织生活的毛主席的党员习仲勋”。

洛耐厂志等文献资料记载，1978年2月中旬，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中共河南省委，速将在洛阳的习仲勋接回省委并护送进京。河南省委迅即派省委组织部和保卫处有关人员于当天晚上赶赴洛阳。1978年2月22日晚，习仲勋乘坐火车离开下放地洛阳，途经郑州返回北京。

1978年4月5日，时隔16年重新“出山”的开国元勋， 以一个老战士的姿态，南下广东，任广东省委书记，写下了改革开放的壮阔篇章。

1979年8月4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组织部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报告中说：《刘志丹》（送审样书）不是反党小说，而是一部比较好的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描写革命斗争的历史书。习仲勋等同志关心这部小说的创作，对如何改好这部小说发表过意见，是完全正当的，根本谈不上什么反党阴谋集团活动。“所谓利用写《刘志丹》小说进行反党集团一案，是康生制造的一起大错案”。

历史是最无情的，也是最公正的，一个大写的共产党人将永远定格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

永远不忘的恩情

杜道杰家里珍藏着一台上海牌缝纫机。说起缝纫机的来历，杜道杰满怀深情。

那是1966年9月份，他爱人给女儿看病，住在厂招待所，习仲勋经常过来看他女儿，说跟她很有缘。一天晚上，习仲勋拿了一条叠好的秋裤过来，让他爱人帮忙缝补一下。他爱人抻开裤子一看，那是一条针织棉的白色秋裤，一条腿的膝盖以下烂了好几个大窟窿。他们没想到，这么大个领导生活竟如此简朴。随后他爱人就用老家的粗棉布按照原来的尺寸又做了一条新秋裤。习仲勋见到新秋裤，既意外又感激，笑着说：“你这缝纫活儿做的真好啊！”杜道杰爱人说：“这是我手缝的，我家没有缝纫机。” 

“没曾想几个月后，有人通知我到洛阳站提货。原来是习老让家人把他家的缝纫机从北京寄来了。收到这台缝纫机，我和爱人感动得都哭了。那时候全洛阳市也没几家有缝纫机，太贵重了。”杜道杰说。如今，这台上海牌缝纫机已在杜道杰家度过了近半个世纪，却依然光洁如新。

齐心在《我与习仲勋》一文中，对特殊时期来自工农朋友们的关爱是这样描述的：“在和工人同志的交往中，我们也是深受感动的。当人们发现我们的子女因往返看父亲缺少路费时，耐火厂的老工人师傅们便默默地拿出自己微薄的工资，借钱给我们。矿山机器厂的老工人宋福堂，曾请我到他家里去吃鲜美的猪肉韭菜饺子，还捧出山东老家的大花生招待我，在那个时候，再没有什么比这更温暖的了。如今，每当我回想起那些曾视我们如亲人的工农朋友们，心底里总是充满了感激之情。”

为他们所敬仰的“老师傅”、“老革命”所做的一切，在这些工人们看来都是应该的，况且都是些不足挂齿的小事，被采访的老师傅们都不愿多提起。但正是这些不足挂齿的小事，被习仲勋及家人念念不忘。

习远平在《父亲往事——忆我的父亲习仲勋》中说，父亲曾说：“我的一生，是为党为人民工作的一生，个人是渺小的，个人没什么东西要写，让历史、后人去评说吧，我什么也不写！”

表示“什么也不写”的习仲勋，对他曾经工作和生活过的工厂则很“慷慨”。

1986年洛矿建厂30年之际，习仲勋亲笔为洛矿题词：“同心同德、团结奋斗、坚持改革、开拓前进。”同时，他还写下了回忆文章——《我在洛阳矿山机器厂的一年》。习仲勋在回忆文章中说：“在洛矿的一年，也是我在生活征途中度过的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我要时刻珍惜它，借以砥砺自己。在洛矿的一年，实际上是上了一年的工业大学。我走出厂部，直接下到车间，与工人在一起，参加生产劳动，与工程师、技术员打交道，学习求教，这使我的眼界大开，增长了许多工业生产和管理方面的知识。通过与工人的共同劳动和交往，更使我亲身感受到工人阶级的高尚品质和优良作风。”

1985年12月10日，习仲勋为洛耐题词：“牢记历史经验，加强团结向前看，为建设两个文明而奋斗!”同一天，他还牵挂着老邻居李金海的子女——李冬、李莉、李明小朋友，为他们写下寄语：“勤奋学习，健康成长，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一代新人。”

2011年，习远平来到洛阳，见到当年帮助父亲的洛耐老人，他用最原始、最热烈的方式，双手合十向老师傅表达敬意，他紧紧抱着李金海不放。

习仲勋曾多次邀请老职工到家里做客。仅李金海就曾四次到北京看望习仲勋，习仲勋和家人热情接待，陪着吃饭，并留他在家里住了一晚。李金海拿着齐心用铅笔写的清单说，1985年12月中旬，他到北京看望习老的第二天，习老交代他，走时给捎点挂历。名单上面的人，有村民，有医生，有理发师，有工人，有习老昔日的邻居，由习老口述，齐心写下名字和份数。这份发黄的名单上写着：“李金海2、丁根喜2、理发师傅1、小曹1、郭永泰1、王老1（季家河村）、赵郁仁1、朱少敏1、韩宗斌1”。一幅幅珍贵的挂历，凝结着习仲勋及家人感恩的情愫，凝结着一代共产党人对百姓的一片深情。

2009年3月31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到中信重工（原洛阳矿山机器厂）视察。历经多年的建设与发展，昔日的洛矿已成长为中国最大的重型装备企业之一，国家级创新型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A股上市公司，国家级企业首批“双创”示范基地，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矿业装备供应商和服务商，国内最大的特种机器人研发与产业化基地。

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先后视察了公司的技术中心、重装厂和“新重机”工程重型锻造工部及矿山厂装配现场，瞻仰了焦裕禄铜像，参观了焦裕禄纪念室，并特意和曾经帮助过习仲勋的老人见面座谈。对于去世的老人，则请家人代表来参加座谈会。习近平与习仲勋的对门邻居原代厂长夫人郑淑萍、原习老所在车间二金工“姑娘组”组长刘玉华、习老下车间劳动时所拜师傅宋福堂的女儿宋金香、习老所在二金工装配跨组长张振起、与习老相识多年的杜道杰合影留念。

陪同习近平见面座谈的时任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告诉大家，习主席这次来河南考察工作，从一开始就想着一件事情，一定要到习老当年生活和工作的地方来看一看，特别是要看看企业现在的变化，再一个也要看看习老当年一起工作生活的朋友，特别是工人师傅。今天来洛矿，是对习老当年的一种怀念，也是对当年一起工作的朋友们和师傅们的一种感谢，同时也是告诉我们，党怎样依靠工人阶级，在新的时期充分发挥作用，我们非常感谢习主席对我们的关心。

提起那次见面座谈，刘玉华拿出座谈后补记的详细记录，习主席跟大家讲话就像拉家常似的：“老人是特殊时期来的，来了以后你们关心他，与工人朋友在一起是最愉快的一个时期。所以他经常回忆这一段，津津乐道，对我产生的印象深刻。他经常讲到，要联系群众，要从工人阶级身上吸取最宝贵的品质，来影响我们、改造我们，这些思想至今对我都很有启发很有教育。厂子到今天这一步，我看了以后，我也看了很多企业，我觉得这样的企业，才是代表了当今中国的制造业水平，很不容易。我父亲如果知道这个消息，他也会很欣慰。大家现在身体这么好，生活的也还好，他也会很高兴。”

2013年10月15日是习仲勋诞辰100周年纪念日。纪念日前夕，洛矿厂、洛耐厂主要领导同时接到省委办公厅通知，受习仲勋家人特邀，赴京参加纪念习仲勋同志诞辰1O0周年座谈会。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为亲属参加座谈会。洛矿厂、洛耐厂主要领导怀着无比崇敬和沉痛的心情，与各界人士一道参加座谈会，深切缅怀习仲勋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建立的不朽功勋，追思和学习他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不懈奋斗的崇高品质和始终不渝的革命精神。

习仲勋永远不改的初心，永远不变的信仰，永远不忘的恩情，烙印在每个洛矿人、每个洛耐人的心中，永远激励着干部员工勇往直前，为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流企业而不懈奋斗。

在改革开放进入第四十个年头的时候，十八大开启的新时代翻开了新篇章。于是，学界有人主张，新的时代将产生新思维、新理念，需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解决中国问题、以中国视角来观察和研究世界的学术探讨和研究，这种新时代的理论述求，催生了中国学派发展的必然性。

中信集团原董事长、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在几年前就提出“发展中国学派”，此后他做了大量的推动工作。日前，《华夏时报》总编辑水皮对孔丹进行了深度专访，探讨“发展中国学派”所蕴含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紧跟新时代节奏——举起发展中国学派的旗帜

水皮：我注意到前不久网上流传清华大学许章润教授在天则所的一次讲演中，指责汪晖教授、强世功教授，还指责了您，特别提出“孔丹们”已经形成了体系。用“孔丹们”这样的话语，不管是出于什么用意，说明您做的工作是有成效的，得到了社会的关注，而且已经成为复数，变成“孔丹们”了，这个“们”很重要，你要建立学派队伍，就不可能是一个人的事情。

孔丹：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简称“中信基金会”）学者中的政治色谱比较宽，不希望太偏激。多数人比较持重，也接受“实事求是”这个宗旨。我一直希望不要强调我们是“左”还是“右”，而是研究实际问题。仍有人很激烈地评价我们、攻击我们，说我们已成为某种体系。

水皮：前两年您提出“践行中国道路”，由此我对您进行了专访，现在您又提出“发展中国学派”，这是否与中国学派的发展取得一定成效有关？也与当前新时代中国特色的发展背景有关？

孔丹：最近我参加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项目评审会，人民大学党委书记靳诺在发言中说，要推动“人大学派的发展”，这就显得有相当自信心了。过去西方称谓的一些学派，比如所谓的“奥地利学派”，那可不是某一个学校的学派。

水皮：人大是以全校学术之力打造一个智库品牌的大学。

孔丹：是的。在中信基金会成立的时候，我们提出的宗旨是三句话：坚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中国学派”并不是我发明的，潘维、王绍光等学者都提出来过。从人大“将来要推动人大学派的发展”这个说法来看，他们人大也有这个意识。这次评审会上有很多关于“中国体系”、“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特色”、“中国话语体系”这样的表达。以前大家不会这样表述，那时还没形成这样的氛围。现在官方话语体系里也还没有“中国学派”正式的表述。

水皮：你是从企业家跨界过来的，可能跟学界、理论界学者固守一些理论体系或理论框架不一样，你是不带任何条条框框地进入智库研究领域。在一定程度上，你倡导的中国学派是没有什么先决条件的，例如说，所谓的门户之见吧，应该是一个比较开放的体系？

孔丹：是的。说到这一点就会让我有所回顾——中信基金会的成立，确实是根据中央领导的指示精神成立的。很明显，这是一种探索，中央管理的国有企业参与到学术理论的探讨和舆论工作中来也是不曾有过的。

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基金会？应该说，我自己有一种家国情怀，中信集团也有这样的战略自觉，这是很重要的前提。我们也是心系庙堂，因为我们做的事和庙堂有关系。但是我们参与的理论战线和舆论战线工作属于另外一个领域。

当年我们提出了发展“中国学派”这个提法，我担心外界有很突兀的感觉，所以它只是个提法，没有再特别加以深入探讨。今天我们重点谈谈这个问题，你的视野很开阔，没有强烈的门户之见，这很重要。在现在这样一个氛围下，最好是采取开放性的讨论，只要是从实际出发，大家容易找到一些共同的立场。

现在官方虽然没用“中国学派”这个词，但官方一些机构和媒体是了解到“中国学派”这个概念的，并没有阻止这样的说法。十九大期间，《人民日报》理论版曾经组织过中国学派专栏讨论，刊登过潘维、白钢、鄢一龙等几位学者谈中国学派的文章。也就是说，《人民日报》已经在做讨论和宣传工作，参与讨论的学者都是我们基金会的研究员。

水皮：不可能阻止这样的说法。

孔丹：《经济导刊》将对中国学派的讨论安排了专栏研讨，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还是开放的。习总书记5月2日到北京大学考察，听到学校近年来推动一流大学建设取得显著成绩时，他说，什么是一流？要在中国特色下去评价，过去讲，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先是要让国家达到一流水平，其他都将服务于国家一流。这个说法归纳起来就是“国家一流，学术才能一流”。我觉得这说法很深刻。我知道在学者里边有一种比较狭隘的想法：学术一流，国家才能一流。没错，在学术的发展和国家的发展中间，的确有一种互动。但现在习总书记所要表达的是，中国走出了自己的路，我们要有自信，要把学术研究建立在国家发展成就的基础上，做到知行合一。

水皮：特别是改革开放的这40年。

孔丹：中国道路是艰难曲折走出来的，不是说空话说出来的。 我们国家走过的道路虽然非常艰难，但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形”了。我个人比较喜欢用“中国道路”，不太喜欢用“中国模式”。如果要提炼出相对稳定的结构和要素，用“模式”也无可厚非。但“中国道路”，从领袖到执政党，到国际社会，到中国人民，都比较容易接受。现在已经不再是提出“中国道路”大家就觉得很出奇的时代了，社会在变化。所以说国家一流，学术才能一流。意思是说，中国的实践走出来了“中国道路”，我们的国家达到了那个水平，所以学术就应具有一流国家的那种能力和水平。假若没有国家能力，就达不到国家的整体学术水平居于一流。

近日我参加中国企业改革发展论坛，我在论坛发言中说，现在有一些流行思维，一说到企业改革，就是“国进民退”、“国退民进”，我觉得必须改变对这种伪命题的认识。如果说要否定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可能已达到全国就业率的80%到90%，全国创新专利的70%，全国税收的60%，这个分量否定得了吗？在这个会上，宝钢原董事长，现任统战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徐乐江说，他长期在国企工作，现在到了工商联，才知道中国有2700万家民营企业。我听了也很震惊，2700万家，这样的分量反映了社会的进步。我在会上说，不要再提“国进民退”、“国退民进”了，我们追求的是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国际一流企业，这既是国有企业的梦，也是民营企业的梦，是我们所有中国企业的梦。可能我说得比较浪漫，但会场反应却非常强烈。

水皮：用传统思维、用意识形态思维很容易把国有与民营对立起来，是吧？

孔丹：是的。所以，现在我们要推动“中国学派”研究能够有阶段性的进展，我们是把它视为一种使命。

水皮：如果概而言之，“中国学派”的内涵究竟是什么？

孔丹：我们曾经说，“中国学派”应当来自中国深厚的历史和文化，立足于中国本土的实践基础，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求和视野出发，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这样一些学术的成果或者叫做学术者的团体。那么很重要的一点，它不是只研究中国的学派，那个叫“中国学”，它也要进行世界性研究，但要具有中国视角，以中国为立脚点、为出发点，为归宿。

水皮：它是以中国的视角观察、总结、提炼中国的发展道路，并在其中提炼一些规律。

孔丹：对。而且，我认为还可以再扩展、延伸一下。最近习总书记有一个重要的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哪里来的。我在十九大之后有一个表达与总书记的这个论述非常暗合。我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凭空而来的，是从实践中来的。习总书记非常明确的表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实践中得来的。其思想、理论和实践的源头，则可追溯到更远。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70年的持续探索中得来的，是在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主义革命97年的实践中得来的，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17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得来的，是对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宝贵成果。得到这个成果极不容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仅是经济的一个进程，也不仅仅是我们的国家建设，而是我们整个民族走到现在这个阶段源远流长的历程。

水皮：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诞生后在中国传播的这段历史。

孔丹：当然。习总书记还有一个表述，他引用了邓小平的一段话——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并推算出来是一千年，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可能要持续几百年、甚至一千年。他还指出，今天在中国，社会主义得到了发扬光大。在最近纪念马克思诞辰二百年时，他又很明确地说，现在马克思主义最好的继承者是我们中国。

谈到“中国学派”这个问题，我认为应该视野更开阔。在今年两会上，习总书记再次担任国家主席时发表演讲说，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创造精神的人民，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奋斗精神的人民，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团结精神的人民，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梦想精神的人民。然后他从发明创造说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从产生了老子、孔子、庄子、孟子、墨子、孙子、韩非子等闻名于世的伟大思想巨匠，发明了造纸术、火药、印刷术、指南针等深刻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伟大科技成果，创作了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伟大文艺作品，传承了格萨尔王、玛纳斯、江格尔等震撼人心的伟大史诗，一路说到建设了万里长城、都江堰、大运河、故宫、布达拉宫伟大工程。他说，今天，中国人民的创造精神正在前所未有地迸发出来。这些提法让我感到很震撼。

从学术角度来说，为什么过去很多人只承认西方的学术体系是科学体系？中国的诸子百家难道不是我们古代的中国学派？那个时候可以有亚里士多德，有西方的各种学者，后来更有文艺复兴时期一些学者，形成西方的学术世界，形成他们对社会的认识。而中国的学术从先秦诸子百家，一直延续到王阳明的心学，这些绵延数千年的中国学术史，我们应该看得很清楚。

习总书记讲话中有一个特色，他引用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经典，也引用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这说明，他的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中国的实践，中国的历史文化传承，他公开地举起这个传承的大旗。他说，中国人民具有伟大梦想精神，然后就如数家珍地从夸父追日、精卫填海，引述到愚公移山等我国古代神话，让我觉得我们这个领袖真正是中国本土生长出来的世界级的领袖，他不是简单地囿于西方理论、也不是简单地囿于我们自己的传统学说。

水皮：不是西方输入移栽的。在传统学说上也是推陈出新的。

孔丹：所以我们“四个自信”里，文化自信不是来自于空洞的信心，我们有伟大的传统文化，要以中国视角去认识世界，认识历史，认识社会的方法论。老子和孔子他们的角度不一样，但他们是中国本土特色的。甚至于后来传进中国的佛教，也已被中国化了，也变成禅宗这样的中国特色的佛教。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灵魂，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党，其实马克思主义到了中国，中国的继承和传播也是中国特色的，中国共产党不断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用鲜活丰富的当代中国实践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今年，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活动的规模超出以往任何时候，这说明中国是马克思主义真正的继承者，同时也是真正的发扬者。我认为，近现代以来，毛泽东是真正的中国学派的开创者。毛主席是伟大的哲学家、伟大的战略学家、伟大的军事家，他在国家建设中对经济学方面也有很多深刻的认识，他也是文学的领袖和大家。

邓小平同志推动思想解放，推动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极具中国特色的一个表达，而不是所谓西方哲学上的表达方式，出自于中国传统的成语。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邓小平同志用“小康社会”来表达。那么，我认为，邓小平是中国学派的推动者，他推动的思想解放为我们改革开放后的思想发展、理论发展和学术发展创造了条件。如果禁锢在文革曾经那样一种精神枷锁里面，就不可能有后来的改革和发展，但没有实践的发展也就不可能有思想的发展。

我认为，习近平是新时代中国学派的引领者，他自己就首当其冲地站在理论的最前线、思想的最前线。十九大明确地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而且它已经在各个方面都在展开。

学派是有学术性的，它不是一般的思想，也不是一般的意识形态，它要讲学问，没有学问就不能叫学派。学者们说起来头头是道，是因为他们有自己的理论分析框架。我不是学者，只是一个企业家，但是我愿意给中国学派铺路搭桥、搭建平台。中信基金会的功能有三个。

一是研究问题的平台。我们的学者中很多人都是各有各的依托机构，来自社科院的有七八个都是所长。北大、清华很多教授都有依托。但是他们喜欢我们这个平台，我们这个平台的特点是可以互动、跨界。跨学界、商界、政界、军界，还有跨学科。可从不同学科不同侧面来认识某个问题。我们提出发展中国学派，应该说绝大多数人都感到这是一个好的提法，这个旗子要举。

二是正面发声的窗口。我们有学术研究和学术媒体，例如《经济导刊》杂志，我们力求使其有一定的学术性，但不是学术化。

三是建言献策的渠道。建言献策要有渠道，有载体。我们将一些有价值的建议和动态分析编辑呈报。我们的宗旨里提到要发展中国学派，这也是我个人的努力方向，是我孜孜以求的事。正在往这个方向推动，但最终的目的还不在于形式，而是在于我们中国的学者们，能不能够有真正的建树。如果没有在以往基础上的提升、创新，叫中国学派就站不住脚，无论个人还是作为一个整体，若没有学术上的规范性，仅仅是一些思想的火花，这不能叫学派。

学者需要有一种可以与其他国家的学术界进行交流的能力。现在的问题是，学术界仍在用西方的话语体系，这个话语体系要转化不是很容易的事，我们必须有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要能够跟国际上的话语体系沟通。

还有的学者提出，中国学派一定是能上高等院校讲堂的，要能够宣示出来，要能够做教材。这也是一个角度。因为要做教材，就要有教材所需要的结构和规范。

还有学者提出，中国学派不是只有中国人才可以参与的学派。我觉得这提法也很有见解。外国人也可以加入中国学派，我觉得这挺好。为什么一个外国人就不可以以中国的努力、中国的视角、中国的立足点、中国为皈依来研究世界，成为一个中国学派？还有的人说，中国学派不可能是个别人、单个人，它要构成一个整体。这也是一种视角。所以，现在要给中国学派下一个定义的话，还真是有挑战性。

我以为，中国学派现在推出“此其时也”。我认为，践行中国道路是实践在前，而中国学派就是在这条路上走出来的。毛泽东是近现代中国学派的首创者，他并不拒绝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来自西方，这是一大特点。中国学派并不是拒绝外面好的东西，而是要创造性地理解和吸收，不是教条式的顶礼膜拜。

中国学派的构建要能够有一定的普及性，形成理论成果要有学术性，而不是追求学术化。要能让更多的大众了解中国社会道路，探索理论和实践。中国学派研究要站得住脚，就是要进行理论创新，体现出理论自信，应当来自中国深厚的历史和文化，立足于中国本土的实践基础，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求和视野出发，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

推动和实现思想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话语创新。中国学派并不是只研究中国的学派，而是要进行世界性的研究，以中国为立脚点、为出发点、为归宿。这几句话是我以往的表达，我们所谈的中国学派，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内涵。

王绍光教授认为，中国学派，应当用中国人的视角来解读世界，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就是你站在哪里看这个世界。王湘穗认为，中国学派应当体现出中华文明的主体性，我觉得也是应该的。中华文明的主体性，那就正是习总书记所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来源。汪晖教授觉得在世界范围构建中国学派理论体系的任务日益迫切，另外他提出中国学派要进入大学课本才行。他还发现在海外跟人家沟通的时候，中国的宣示不够。黄平提过学术要有“三自”：学术自觉、学术自信，学术自强。

水皮：能不能这么说，习近平思想是十九大时提出来，就是中国学派的一个代表，一个旗帜，集大成者。是吧？那么中国学派是立足中国，从中国这个视角来研究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对我们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一种切实可行的理念和路线选择，形成中国学派的学术成果。这是对中国成功经验的一种总结和提炼。这是不是还有一个需要为世界所接受的过程？如果大家不能接受你，或者你也不能接受别人的现代文明，甚至还形成了冲突，那就不是我们的本意了，因此还有一个互相融合的问题？

孔丹：对，你说的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说，在形成自己的中国学派的过程中，可以区别于西方的或者区别于在他们的实践道路基础上形成的学派，这是中国学派存在的一个基本要求。同时应该可以交流、沟通，而且能够使世界接受和认同。

水皮：对。习主席的《治国理政》那本书，被翻译成了很多国家的文字。而且也的确有很多国家的政治家或者说是企业家在学习。你看扎克伯格，美国Facebook创始人，他办公桌上就有一本习近平的《治国理政》。有很多外国人也在关注习近平的思想——究竟他是怎么看中国的，他又是怎么看世界的。因为你要跟中国的企业，要跟中国这个国家打交道，就必须深刻理解这个国家的主体所奉行的那种指导思想，包括习主席的治国理政的一些具体的做法。而且，中国这么成功，很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希望找到类似中国这样能够保持40年高速增长的政策选择或路径选择。所以我的问题是，中国学派的影响、方向会体现在哪些方面？中国学派的研究方向或者研究成果会不会有这种很具体的应用的方向？

孔丹：先说说能不能够被认同。我有一个北京四中的同学，他已经入籍美国，搞科技工作。我曾问他，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一个理念能不能够接受？他非常明确地说，不能接受。我不相信这个世界可以有人类命运共同体，我所看到的人类，没有共同命运。他说，我在现实中看到，有一些人种，有一些种族懒惰，不努力，所以他们与其他人类没有共同命运。

还有一点，我们向国际社会推出我们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主张大家互利共赢，不要零和博弈。这对于西方传统政治概念里的那种丛林法则，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前两年，基辛格在中信出版社出版了《世界秩序》一书，为此我们举办了论坛，陪基辛格吃中饭时，我说，你们美国追求的利益诉求是排他性的，这对我们中国人来讲，是不可接受的诉求。他没有正面回答，他说，你说的问题是一个问题。现在中美的矛盾冲突中，你可以看出，美国在理念上跟我们的理念冲突太大了。

中美贸易冲突背后——不同理念与实践方式的博弈

水皮：你是否认为现在中美的贸易冲突背后就是价值观的一种冲突？

孔丹：应该包含。美国人认为中国发展到今天，从采用所谓韬光养晦，到采取的战略策略等，都认定“你是偷了我们的”。

水皮：你偷了我们美国的，就伤害了我们。

孔丹：这种认识差距很大。从全球化供应链的概念和现实来上看，我们对美国的经济增长，对美国人民的福祉，我们是做了贡献的。

我们有一个学者在年会发言中把苹果公司在中国的利润画了一个饼图。从中可以看到，绝大部分的利润被美国、韩国、日本拿走了。留给我们的是微乎其微的盈利。大量的我们所谓出口顺差里面，有相当部分是美国在中国设厂装配了以后将产品出口的。这都是双方可以去面对理论的事情。但是它不相信我们主张的区域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它认为这个命运共同体根本不存在。

水皮：特朗普也不相信。

孔丹：特朗普不相信，其他国家的领导人相信不相信？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意义不同寻常了。我们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也好，区域命运共同体也好，我们有自己的路径，我们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因为“一带一路”我们从来不说它是战略，——战略是你自己的，建议是给大家的，关键是你愿不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世界也都确实普遍地认为，我们在重塑全球治理格局，但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你这样做是在争取一个……

水皮：领导权。

孔丹：Dominant power，比一般的主导权还厉害，它属于予取予夺的领导权，而不是说我有领导权，但我这件事情，我这个领导要跟你们商量完了我再来执行领导。其实质就是，谁是做到予取予舍的那个霸主，这样的一个领导权。它要保持这样的地位，必须维持这样的现状，就把中国看成它的一个……

水皮：替代者？

孔丹：它首先看到你是挑战者，是要威胁它，取代它。取代在后，挑战在前。这个全球化，它推崇的是美国式的全球化。现在它认为这个全球化不好的时候，它就认为是中国式的全球化，所以它认为，你主张的和它的不一样。

水皮：在这个程度上它把中国放到对立面。

孔丹：我倒觉得我们整个人类的实践现在到了一个高度敏感的时期了。近现代以来，战后这么多年，虽然没有世界大战，但是局部战争不停，但我们确实看到，中东一些国家被毁灭了，人民生灵涂炭，这都现实得很。这些都是西方式的全球治理造成的现状。

水皮：所以它现在面临挑战。

孔丹：它应该面临挑战。难道说，他们造成的这样一种态势，就一定要继续维持下去？所以，回想毛主席当年提出“三个世界”理论的时候，毛主席是非常伟大的，他看到我们的诉求与那些贫穷的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诉求是一致的，所以他说是那些国家把中国抬进联合国里。

水皮：这非常形象。

孔丹：现在这样走下去，他就一个个地去撕毁原来的协议，我看再往下，WTO他们也不再接受的了。联合国也不接受了。

水皮：换个角度看，就是美国现在Hold不住了。一定程度上美国它要把这种Hold的忧郁瞄准了中国，因为中国是这么大的一个经济体量，巨无霸的崛起。

孔丹：有一点西方的、特别美式的秩序和理念的礼崩乐坏的味道出来了，这很有意思。福山他话说的也太快了，然后他收的也太快了，虽然他当时不相信我们的道路，但也说明这是现实变化的急剧造成了他这种认识误区。所以中国学派的形成、发展有非常深厚的现实基础。

我总是在感慨，毛主席和他们那一代领导集体在延安13年，在困顿的生活下，穿着那样褴褛的衣衫，居住在简陋的窑洞里，外界形容这么一群像伙夫一样的中央五大书记做了一盘大菜——不但有实践上的能力，还有强大的思想能力，给全中国带来翻天覆地的变革，他坐在窑洞里可以那样投入地去写《实践论》、《矛盾论》。

陈元跟我讲过，陈云同志曾告诉他，毛主席还有几篇哲学著作，都是在窑洞里写的，《论持久战》其实是一个最典型的哲学实用范本，把战争过程描述成那样一种矛盾的转化。《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也是哲学著作。所以在哲学这个领域，毛主席的成就非常伟大，恐怕到今天还没有被超越。所以我说他是开创者。邓小平同志并非一定是要在思想领域有直接成就的人，但是他推动了思想解放，使我们的思想和学术活跃了起来，走向了多元化。我把习近平称作引领者，他有很多表述都带有学术性，有一些是以政策、策略、决策体现出来的，是实践的具体的活动，但其中体现了很多思想，成为很重要的思想和学术的重大背景。在这种情况下，固守西方的所谓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很是悲哀。

水皮：的确解释不通。如果从新自由主义的角度出发，不管套用什么样的西方经济学理论，都无法解释特朗普现在的所作所为。若从自由贸易的角度来看，都是倒行逆施。大家都关注到一个很明显的现实，在全球范围，中美两个国家的角色正在倒换。过去美国是全球化的倡导者，现在是中国在扛全球化大旗。中美贸易就是一个比较敏感的冲突点。世界其实都非常关注中美贸易冲突下一步怎么走，从中也能够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和习主席的智慧，以及中国与人为善的传统秉性，如何化解眼前的冲突。如果处理得好，可能真是一个历史转折点。中美贸易冲突，早晚要摊牌，他不是特朗普也会是另外一个“普”，因为它的确面临着这么一个巨大的经济主体在崛起，面临着话语权越来越加速转换的历史现实。我不知道从中国学派的角度来看，在这方面有没有比较多的关注，或者说也能做一些预判？

孔丹：我们的研究是问题导向式的。我刚才说了，我们有三个功能：研究问题的平台、正面发声的窗口、建言献策的渠道。因此，我们首先要对关注的问题进行探讨。中美关系是最近我们探讨研究的几个专题之一。这就需要了解几方面情况：我们自己的情况，美国的情况以及西方的情况。一段时期以来，美国朝野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达成共识：把中国看作是对手“rival”。这和以前说competitor是有区别的，虽然没说中国是enemy。但它进行了这样一个排序：中国、俄罗斯、恐怖主义。这对于西方来讲，可能觉得顺理成章。他们觉得中国的成长，带动了一些相对落后国家的成长，是对原有秩序的挑战。这是现实与理念的冲突。我们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共赢经济理念，以及正在推动的“一带一路”实践，与美国形成了一些冲突。

可以看到，针对美国对我们采取的单边措施，我们采取了强硬的反制，我们表达的理念是不想打，但我们不怕打，而且可以奉陪到底。另外一方面，大门开着，我们可以谈。而且，针对其单边主义，我们加大了开放力度，这并非因为受美国逼迫，我们才开放，而是因为我们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追求，我们还将有更大程度的开放，甚至我们会遇到一些国际上的风险，比如金融开放期间，国际上一些金融风险的外溢效应，对我们中国产生的影响。中国正是用这样一种态度来应对的。但同时也可以看到，在这次博鳌会议上，习近平发表演讲以后，就到海上进行了中国海军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演，而且提出，建设世界一流的海军是我们的迫切任务。在认识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希望大家能够“把握全局，抓住根本”——我提出这八个字。

什么叫全局？它不是单项的一个动作，不是一个单项的安排，是习总书记在弹钢琴。对他弹钢琴我有一个说法，叫曲调高难，节奏迅疾，就是节奏非常快。这样的实践，表现出来，就是从博鳌会议演讲海南的开放，然后是强大海军的军演——要有这个来保障我们的政策。我们的理念推行不会一帆风顺，正如他自己说的，我们不可能敲锣打鼓抬着轿子，吹着喇叭就进了新时代。他这话说得多好，我们也不可能在人家的欢呼声中就进入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存在一个博弈的过程。这个博弈不是西方式的战略思维下的马基雅弗利主义式的博弈。他们认为的博弈是，你强大了，你成长了，你崛起了，你和我之间就进入了修昔底德陷阱这样一个状态。对他们这样的思维，我们是坚决反对的。我认为他们提出的所谓很多陷阱是他们制造的话语体系。我们跟它的博弈，就是我们的理念和我们的实践这样一种方式。推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路径并不会一帆风顺的，它们那种理念早晚要在实践中受挫的。

水皮：说到受挫，作为企业家，在中兴通讯这个事情上针尖对麦芒的趋势，你是如何判断？

孔丹：《经济导刊》今年第四期发表了李若谷的一篇文章《不只是贸易战》。他说，美国希望通过贸易冲突这样一个博弈来阻止或减缓中国成长的步伐。因此中国制造2025是它的主攻方向，而不是贸易顺差。

水皮：对，这个我同意。贸易顺差那点钱不算什么。

孔丹：美国可是在意啊，它可以单边主义地提出要求，但是实际上它主攻的方向或它认为中国的命门就是在技术上的差距，我们在芯片技术上跟它存在较大的差距，我们可能在航空发动机，新材料，很多高端的数控机床等等方面的技术差距还是很大的。为了缩小这个差距，我们肯定要在一些领域做出一些努力。在目前的全球供应链，它获取的价值最多，但是它试图采取切断供应链的方式制约我们。

有些美国人非常敏感，他们曾侧面问我们学者几个问题：如果美国切断供给，中国会发生什么？关于林毅夫和张维迎产业政策之争，你们同意哪一方的意见？在今后的产业发展中，中国政府会起什么作用？市场将起什么作用？你看他们敏锐到什么程度了。

整体来看，我们在全球供应链里处于相对中低端，这是现实，但这在当下供应链运行中是隐性存在的，中美贸易战把它显性化了，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最近有一些意见和争论，是关于政府和市场在经济和技术发展中的作用的。其实西方也不是单纯的市场的作用，前一段有一个美联储的专家写了一本专著，专门谈西方国家的产业政策和政府指导的问题。我认为，经济的发展，一个是政府的作用，另一个是市场的作用，市场和政府的共同作用，是中国奇迹的一个根本依托。当然中国的产业政策也有很多的失误，但是它和要不要产业政策不是一回事。

水皮：日本有通产省产业政策室，指导性就特别强。其实美国也一样，它不过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政策引导投资。

孔丹：他们的政策引导可能更多的是对着科研,对着大学的研究基金，不像我们相对来讲直接对着企业更多一些。

水皮：我们简单粗糙一点，有时候产业基金就成了政府的先导基金，就是政府直接出面干。

孔丹：也可能这个问题大家有不同的看法，但我认为在抉择上，就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如果需要，我们就只能用更简单明了和路径相对短一点的办法。

我们处在特定的环境。比如说全球供应链，全球分工，一个小一点的国家可能卖一些资源就可以，或者做做它的擅长，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是不可能的。所以政府有效的参与一定是一件好事，一定要市场机制能发挥作用，市场主体有动力，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市场机制没有发挥作用，微观主体就没有活力。宏观调控无度，该调的没调，不该调的调了，这个情况始终存在。

所以我有一些思考。市场和政府，有一种结合是好的结合，有一种结合是坏的结合，就像有好的市场经济，也有坏的市场经济，不要以为市场经济都是好的，看现实就知道了。一个无序的市场经济，一个缺少监管的市场经济，一个对于假冒伪劣没有强有力的制止能力、打击能力的，不能鼓励保护创新的市场经济，这个市场，它就是带有坏成分的市场经济。还有那种资本唯利是图，追逐利润达到了像2015年股市那样的情况，也是坏市场经济，或是市场经济的坏的方面，它需要政府来抑制它。然后政府又不要在抑制中把市场经济的活力、动力、激励作用给灭掉，因为那就成了一个坏的市场和政府的结合了。

中国的改革非常艰难，非常曲折，但我们方向性一直保持得很好。没有像前苏联那样改旗易帜采用美国人建议的休克疗法那样的改革路径，我们在走自己的路。美国跟我们的博弈既是历史性的博弈，也是最基本的观念的对撞，他们那套东西，最后是要吃亏受挫的，中间可能在一个时期内，他们可能占上风，然而由于坏市场经济理念的互相渗透，它们一样会受害，这是对谁也没有好处的结果。

水皮：现在它们只有往后退了。

孔丹：但有一点很重要，它们对我们有极大的提示，对决策层，对我们全体人民，是一次反动员，这个效果很大。

水皮：也是一种清醒剂。

孔丹：它们想不到的，根本想不到。

水皮：它们认为这个就是我们的软肋，它们真要那么干，就有可能鱼死网破，两败俱伤，但做生意应该避免这种结果。所以我们硬一硬，它就往后退一下。

孔丹：另外，我们只要在军事上面保持了非对称均衡，再困难我们也可以应对，这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一个经验。所以既然习总书记提到了，我们历史上勒着裤腰带，也搞出了“两弹一星”，他主张我们继续扩大开放，同时我们要自主研发很多东西。像有些关键技术、核心技术、前沿领先技术，国之重器，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美国既然这样来，我们看懂了。他告诉中国，哪些事情是我们的命门，哪些地方是我们的要害。哪些地方它们打我们的时候我们会受到很大的损害，我们将以中国式的努力来应对。这个事情是美国确实没法儿理解。中国造就中国奇迹的发展方式，西方整体都不能理解。

按照西方的观点，认为我们的发展是偷来的。其实它过去是抢来的，它在殖民主义时期就是抢。现在不能这么明目张胆地抢了，它就用全球供应链理论，用技术优势来获取。我们都没说过它欺负我们，但它现在却说我们是偷来的。以这样的理念它当然理解不了中国奇迹，理解不了中国道路。我们现在的实力还不行，还需要进行总结。中国共产党最大的特点是有强大的学习功能和纠错功能。十八大以前，我们在经济、政治、社会各方面，虽然有很大进步，但也有很尖锐的挑战。党内腐败一度到了形成对共产党巨大挑战的地步，但这几年我们扳回来了，矫正了。这就是纠错，重大的纠错。这就是我们的能力。

水皮：有一种自我净化的能力。

孔丹：自我净化，自我革命。这样的一种能力让我们产生中国式的努力，这是西方难以理解，难以预料的。中国原来要20年完成的事情，现在被逼可能只用10年就完成了，我们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想让我们投降，让我们在技术薄弱环节的追赶上停止脚步，要我们放弃对这些产业的支持。我们中国岂能束手就擒？中国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表现为举国体制。在计划经济时期，搞出了“两弹一星”，可以说是中国举国体制的1.0版；四十年的改革开放，造就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以说是中国举国体制的2.0版；今天我们面临的巨大挑战，我相信会催生出中国举国体制的3.0版。

所以我说，所有的实践都是学术的老师，很重要的是，我们的学术应该更有出息一点儿，能够成长得好一点，能够对实践起到一定的先导作用？这是我的期望。真正的学术分析架构，方法论，研究的问题无论是历史的还是现实的，只有做出好的学问，才真正能够指导实践。

我们的学者要有这样的胸怀也不容易，要有经世致用的学问也非常不容易，这是很大的学问。

水皮：你刚才说习主席“弹钢琴”，这比喻非常形象。我觉得弹的钢琴里面有一曲跟朝鲜有关的乐章，弹得相当不错，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朝鲜的现状，包括它现在的经济转型。中国经验在朝鲜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它会对区域政治，包括全球政治格局构成怎样的一种影响？

孔丹：我由衷地钦佩金正恩，一个三十多岁的国家领导人，具有一种国家战略的谋划能力和实施能力，成为世界级的领袖了。过去我们说李光耀具有这种能力，就是小国大外交。

水皮：对，小国大外交。

孔丹：金正恩可能吸取了他父辈祖辈的一些经验和教训，在核武、核试和射导这个问题上，看来他具有非常清晰的战略谋划。虽然在这个过程中间，有很多非理性的言论，但最后事实是目前这样的情况。那么，我们看叙利亚、伊拉克，结果怎样？

水皮：相比之下差得远了。

孔丹：所以在这样一个全球利益关切的焦点地区，最后他能做出这样一个调整，如果没有超出一般人意料的政治智慧，把握进程的节奏感，结果将很难想象。当然这其中，还有我们中国跟他的呼应，表现出中国的这个乐章弹得非常地协调。当然前面的路可能还会很艰难。

习总书记说，我们不照抄别人的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中国是个大国，我们走自己的道路，其他国家各有各的道路。这体现出在中国特色里面中国的普适价值观。原来有一段时期我批评的“普适价值”，不是真正的普适价值，那是美国式的价值观，是把美国的价值观作为普适价值强加于我们。日本曾经有一段时期搞价值观外交，好厉害，围着我们转圈。但现在，我们有中国特色价值观，但我们并没有否定西方在它们自己的实践和道路基础上形成的理论架构，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理论特色。

既然讲人类命运共同体，就一定有人类共同价值观。批评普适价值是批评那个伪普适，因为你不能拿你特殊的东西，就说这是人类共同的价值。

中信现任董事长常振明在“一带一路”的一个会上发表演讲，说中国自己的经验是“要想富先修路”。他说，三四十年前我们同样贫穷，现在看我们的发展，有很强的示范作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做好了以后，大家都有好处，都有利益。这具有普遍意义价值观就渗透在里面。所以，相信金正恩能有这样的能力看到他自己民族的未来命运，他要把新的历史时点定位在什么地方，我觉得中国将是一个可以参照的，可以吸取的范本。如果朝鲜半岛的危机能够加以解决，并与我们中国这样的好邻居一起，把大家的命运都改变，那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待续）

                                 （编辑  季节）

内容提要：本文旨在建立一个在不断加剧的经济全球化、生产碎片化背景下，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包含产品贸易、服务贸易和无形资产贸易的一体化国际贸易统计测度框架，用于分析国际贸易不平衡问题，并讨论了5种无形资产贸易模式。根据这个分析框架，即使不考虑美国企业在外包活动中得到的无形资产收益，美国2016年的贸易逆差也应从7500亿美元减少到约3960亿美元左右。本文认为，讨论当代国际收支平衡问题和相应的政策措施时，必须把21世纪所有不同类别的贸易活动包括在内，这对于解决无形资产贸易的既得利益者和社会其它群体之间的收入再分配是重要的措施。此外，国际社会应合作遏制无形资产贸易收益的跨国避税。

    关键词：   无形资产贸易  全球价值链  国际贸易  贸易失衡

重新构架真实的国际贸易分析框架

贸易失衡现在已经成为工业化国家反国际化思潮的主要论点。中国对美贸易巨大顺差（美方数据2017年已达3750亿美元）成为美国2018年3月向中国发起多产品、高关税为主的贸易战的主要论点。[1]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位置需要放到多边贸易而不是双边贸易的框架下来讨论顺差或者逆差。另一方面，由于全球化下全球生产持续的细分和碎片化，以及全球价值链中知识与服务贸易不断深化，使得无形资产贸易的形式和渠道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其中包括一系列的知识产权，如专利、专有知识、商标、产权、品牌和商业秘密等等，和由此产生的跨境价值流动。因此，我们需要重新构架国际贸易统计分析框架，更全面和真实地反映当前国与国之间复杂的国际贸易关系。

目前国际贸易统计框架严重滞后于现在的贸易现状，无法反映现在真实的完整国际贸易图景。这一方面是由于数据收集上的困难，另一方面是由于缺少一个完整的包含产品和无形资产贸易的国际贸易框架。据本文作者所知，Reindorf and Slaughter (2009) 是唯一的一项关于无形资产贸易的前沿研究，囊括了一系列有深度的前沿研究，包括Carol Robbins的测度知识产权供给和应用的收益，Francisco Moris 的研发的进出口新数据和方法论问题。研究发现，在供应链贸易中，研发服务和FDI流动有互补关系。一个间接相关的研究是Gusvenen等(2018)关于美国跨国公司利润转移的文章，他们发现，考虑了利润转移后，美国企业研发密集产业的生产率增长特别大。这一现象极有可能是由于无形资产的利润转移。然而，无形资产贸易并没有在理论和实践中的贸易测算得到完整而系统讨论。

虽然全球价值链的文献把无形资产放在研究的核心位置，这些文献基本都关注全球价值链的治理，而无形资产则是影响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权利关系的重要影响因素。全球价值链的治理通常被认为是由知识交换与贸易端，而非制造端的企业主导，且其类型多种多样（包括等级制，如大多数FDI，以及外包和正常交易）（Gereffi et al. 2005；Mudambi 2008）。

本文旨在综合技术、国际贸易、国际商务和全球价值链文献，并且提出一种适应于全球产品和不断增长的无形资产贸易背景的涵盖无形资产贸易和产品贸易的全球贸易框架，提出一个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国际贸易统计框架。完整的全球价值链包括知识创造、资源获取、零部件生产、组装整合、品牌经营、营销和售后服务。无形资产也是一个国家的资源禀赋，虽然不是自然禀赋，但是是被创造的禀赋。无形资产不仅仅通过制造品进入国际贸易，还通过各种专门的渠道进行交易。所以，真实的国际贸易图景应当用一个综合的包括产品、服务与无形资产在内的分析框架来描绘。

国际贸易理论不支撑对无形资产贸易的考量

经典的贸易理论从亚当·斯密开始。他的《国富论》(Smith, 1776) 提出了“剩余出路”论，认为贸易是为国内过剩产值提供出路，同时让生产可能性边界回到原来的满负荷状态。之后，李嘉图提出“比较优势理论”(Ricardo, 1817)，国家在某些产品生产上存在比较优势，通过专业化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国家参与贸易时能够从资源优化配置和福利效应中获益。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价格理论”基于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通过贸易各方的要素禀赋来预测产品贸易的模式和规律。这个模型认为国家出口的产品主要是利用国内过剩或者廉价的生产要素生产的，同时进口需要利用国内稀缺要素生产的产品(Leamer, 1995)。

弗农提出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Vernon, 1966)。这一理论认为先创新的国家更有可能拥有科技上的比较优势。在产品生命周期早期，所有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来自于发明产品的地区。然而，当技术不断成熟和渗透，它会成为一种标准并扩散到不那么发达的国家。根据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产品的进出口是基于生产的整体比较成本。在产品生命周期的晚期，其生产会逐渐离开发明地，甚至成为发明地的进口产品。

1970年代以来，以运输成本大幅下降为标志，生产过程变得越来越细分和专业化。生产网络/价值链从本地/国家分布变为全球分布。这就形成了产业内贸易。由此，新贸易理论 (如Krugman, 1979; 1981; 1991;Lancaster, 1980; Balassa, 1986; Melitz, 2003) 出现，用规模经济、垄断竞争和网络效应来解释产业内贸易。

进入新世纪后，技术进步和电子化以及跨国公司的商业模式创新导致外包和工序贸易变成了一种新的趋势。这种变化甚至被看成一种新的工业革命(Blinder, 2006)。工序贸易的研究探讨了离岸经济和外包的动机和收益，以及产业组织的演变(Grossman & Rossi-Hansberg, 2008 and 2012; Rodriguez-Clare,2010; Baldwin and Venables, 2013; Baldwin and Robert-Nicoud, 2014)。这些研究发现，跨国公司的存在创造了总部服务贸易。而这些服务往往是无形资产，如研发、技术、设计和营销服务。通过FDI或者外包实现的离岸经济也是重要的“出口”无形资产的模式，不过仅仅是多种模式中的一部分(Markusena, and Venables, (2000)。

以上各种贸易理论的发展揭示了贸易模式的演变和国际贸易的动机和影响。然而，这些理论基本都是产品贸易理论。古典和新古典的贸易理论假设一个国家生产所有的生产要素并且一个产品的生产过程都在同一个国家进行。现实中，国家应该国际化分工生产不同的产品。新国际贸易理论考虑了国际化生产的碎片化，但它仍然主要考虑产品的国际贸易，特别是与产品生产相关的工序和零部件贸易。而无形资产仍然没有被当作重要的因素纳入考量。无形资产贸易的渠道和模式仍然没有被完整和系统的讨论。

全球价值链与微笑曲线

全球价值链构建了一个跨国或者跨地区不同公司实现不同的工序和商业功能的生产架构(Grossman和Rossi-Hansberg，2012)。这个架构是“生产性的（价值增长的）通向并且支持最终使用的顺序” (Sturgeon 2001)。微笑曲线提出了一种不同的解构国际贸易的方法。有些国家专业化生产 “知识与研发”，而另一些国家专业化于“制造业或者品牌营销”。因此，一个产品的增加值不再是完全属于某一个国家，而是整条价值链上的参与者都可以分一杯羹。在为最终产品贡献价值的生产工序的链条上（即产品的价值链），一般的工序链条开始于基础和应用研究与设计。这些研究与设计活动往往会带来新的想法、技术、新产品设计和新的生产工艺。这个工序链条下一环节是商业化这些研究成果，如专利和知识产权（想法、论文、知识等）；再下一环节是资源的获取和材料的生产（包括农业产品），零部件的生产和产品的组装，以及最后环节的营销、广告、品牌管理、物流、商业服务和售后服务。另外，价值链在文献中的定义是超出中间品贸易的，它强调在不同环节上领先企业与供应商之间的权力架构 (Milberg，2004)。

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信息扩散和技术交流，使国际生产变得细分和碎片化。单个国家不再负责整个生产流程，而是负责某一个有比较优势的生产工序，更趋向国际分工和国际供应链。从不断增长的中间品国际贸易可以看出，一个产品的生产与价值创造往往分布在多个国家。这种全球化生产被称为全球价值链。

在全球价值链里，某个国家往往专业化于产品或者服务价值创造的一个细分环节。有些国家专注于通过R&D生产“想法”和新的技术。而另一些国家主要负责资源开采和初级产品生产。还有一些国家专业化于制造中间品或者组装。也有一些国家专攻营销、品牌、售后服务和商业服务。一个国家可以在全球价值链上聚集于一个或者多个工序专业化生产，特别是那些从事R&D的国家也有可能同时从事同一产品的营销和品牌，例如苹果手机。在全球价值链支配下，国际贸易从（经典的）产品贸易扩展成为一系列产品、服务与知识的贸易。如果出口产品的创造与生产是在同一个国家完成，并且使用的中间品和服务也是这个国家生产的，那么这个简单的一国版价值链的情况就是传统的国际贸易分工。

根据宏碁集团创始人施振荣的研究，价值链不同环节的增加值创造受到多个因素的影响（如劳动力与资本密集度、隐性知识、竞争）。在很多制造业产业，价值链的两端——开端的创意设计、研发和末端的营销、品牌化——比中间的制造环节创造了更多的增加值。换句话说，全球价值链两端的每单位劳动力增加值比中间环节更高（如图1）。在全球价值链中，一个企业（或者一个国家的平均值）提高获取价值的能力，取决于价值链治理（Gereffi et al.2005; Mudambi 2008;Kaplinsky, 2000）。

需要注意的是，增加值总量的微笑曲线会比单位劳动力增加值的曲线更加平缓。小众市场中的定制产品，微笑曲线会更陡峭；而大众市场产品的增加值总量的微笑曲线则更平缓，而单位劳动力的增加值会依旧陡峭。

图1  全球价值链微笑曲线。 资料来源：Shih（1992）

无形资产贸易和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国际贸易整体框架

许多国家专业化从事价值链中一个或者某几个环节。因此，一个产品的增加值并不是完全属于一个国家，而是分布于全球价值链上的不同国家。在单一国家价值链的情况下，整个产品除了出口目的地国家的销售利润外的所有增加值都由一个国家获得。根据Constantinescu et al.(2018) 和世界银行et al. (2017)，在2014年，约三分之二的国际贸易在到达最终消费国之前涉及到超过两次的跨境生产。

由于全球研发资源高度集中于少数几个工业化国家，这些工业化国家在有商业价值的新知识创造方面仍占据优势。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统计，截至2017年，世界排名前25位的创新国家除中国外全部都是发达国家，而中国是在2017年第一次进入这个排行榜。与此同时，有的发达国家拥有强大的国际化的商业服务产业，比如英国；还有一些国家则发展出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声誉的品牌，如法国、德国、日本和意大利。基于上述优势，发达国家更倾向于出口知识（创意、技术、商业模式、营销、品牌管理、商业服务和一些售后服务）和知识密集零部件，同时进口制造品。与此相反，发展中国家更倾向于出口制造品，而进口知识密集产品、服务，或者通过各种知识贸易获得知识本身。在增加值的分配方面，大部分产品的增加值分布符合微笑曲线，特别是单位劳动力增加值微笑曲线。然而，无形资产在全球价值链上获得的价值占比更加高于实物资产，并且逐年递增。2014年无形资产的收入占全球所有制造业产品的32%，几乎是有形资产的两倍。

Corradoet al.（2012））关于发达国家无形资产和增长的文章中使用了一个两部门模型：一个上游知识生产部门和一个下游知识应用部门。上游部门利用免费的基础知识（概念和想法）生产“完成的”创意和商业知识，下游部门将上游部门创造的知识实现为产品或服务。换言之，一个部门从事“创新”，另一个从事“创新产品”。Corrado et al. （2012）认为，常规的GDP及其增长的统计是不包含针对创新的投入的，只有这种创新进行投资并资本化之后，GDP才会同时反映两个部门的生产。创新投入资本化形成了无形资产，无形资产代表了一种非常重要的经济增长资源和价值创造驱动因素。

基于Corrado et al. （2012） 和Haskel 、Westlake（2017）揭示的无形资产（知识以及其他形式的无形资产）的重要作用认知方式，本文提出一个全球价值链视角的国际贸易模型，即同时包含产品和知识（包括技术、管理、营销知识）的国际贸易。我们从一个简单的两国家两部门模型开始。国家A出口知识、进口制造品，国家B出口制造品、进口知识；国际贸易是价值链上无形资产贸易和产品贸易的结合，而贸易平衡是包括无形资产贸易和产品贸易在内的平衡。

无形资产贸易会以复杂的方式出现。一般来说，无形资产（知识与品牌）的贸易有5种形式：授权、直接投资、外包、合作/联盟和提供咨询服务。这些方式在价值链上正以不同方式获取增加值（总结如表1）。

表1：知识贸易的不同形式和收益获取方式

授权是一种常见的无形资产贸易方式。这种贸易方式适用于多种无形资产，包括技术专利、商业模式、无专利的技术窍门和品牌等。在获得授权费后，知识产权的所有者可以向其他单位授予知识产权的使用权（如专利、商标、工业流程和设计等机密和特许经销权），也可以通过许可协议授权其使用原版（如书籍文章、计算机软件、影像作品和音像作品的版权）以及相关权利（如现场表演、视频、有线电视和卫星广播）。除了直接授权外，有时也会出现公司间交叉授权，允许彼此使用对方的特定专利技术。这种交叉授权多用于电子产业，因为生产电子最终产品需要的众多专利往往属于不同的公司或组织。2016年，全球专利支出达到22385亿美元。当年中国支付了130.4亿美元用于购买外国的专利授权，收入了10.8亿美元的专利授权费。相比之下，同年美国支付了443.9亿美元的外国专利费用 ，同时收入了1244.2亿美元的专利授权费（如图3）。

图2 知识产权的收入和支出

资料来源：IMF，收支平衡表年鉴，2017.

图3 中国、美国和英国知识产权费收支

资料来源：WTO

外商直接投资。在许多情况下，尤其一个公司拥有知识产权的情况下，公司可能会利用知识产权结合物质资本（包括金融资本、机器设备和营销知识）以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在外国成立公司或者制造/服务单位。这种外商直接投资既可以是全资子公司的形式，也可以是与当地合作伙伴成立合资机构。知识产权所有者的商业/金融能力越强，则越有可能以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而不是专利授权的方式获取知识产权的价值。一般来说，知识产权所有者中，若其是商业机构，将比学术研究机构更有可能采取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常见的案例包括西门子、大众、梅赛德斯奔驰、通用汽车、通用电气在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成立的合资或独资子公司。

知识产权所有者通过几种方式从合资企业中获得知识产权投资的回报，例如分红，企业增长带来的资产增值，以及利用转移支付在别处获得的利润。在2016年，美国最好的互联网科技企业中，亚马逊从网络服务中获得了122亿美元，其中海外市场运营获得了440亿美元，eBay从国际市场运营中获得了51亿美元，谷歌获得了474亿美元。[2] 2016年同年，美国电子信息类企业的英国分支机构的利润为：微软12亿美元，英特尔55.4亿美元，Cisco 117.8亿美元。[3]

Guvenen等（2018）定义离岸利润转移是“跨国公司把本该归为美国母公司的利润归集到其他国家分公司名下的行为。而这些利润转移被记录在初次收入账户下，列为不影响GDP的美国海外资产收益”。他们建立了一种新的考虑利润转移的增加值测算方法，并且发现“考虑利润转移的影响后，总生产率增长率1994--2004年每年提高了0.09%，2004--2008年每年提高了0.24%，2008年后降低了0.09%”。利润转移带来的影响在研发密集产业尤为突出，表明极有可能是研发带来的无形资产帮助了利润转移。在2000年代，考虑利润转移后的研发密集产业的增加值增加了8%之多。

    图4 美国跨国企业直接投资收入：股息和提款

    资料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

图4是美国跨国企业2008年到2016年间的股息和提款。股息和提款及其再投资收益是两种主要的资产投资收入。股息和提款是分配给企业所有者所投入的资产的收入。美国股东或者所有者获得的股息和提款值从2008年的172亿美元减少到2016年的120亿美元。这部分美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收入相比美国的OFDI总量来说非常小，相比美国的知识产权和商业服务收入也非常小。美国OFDI令人意外的低收益的原因可能就是美国跨国公司出于再投资或者避税等缘故，并未全部转回美国本土。

在投资所在国，如中国2015年，除港澳台的外商投资企业利润达到9957亿元人民币，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利润5948亿元人民币。表2列出了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008年到2015年的利润。近半数的外资企业在年报中称它们经营亏损。根据中国国家税务局的报告，三分之一的外资企业亏损是经营问题，而其他则是由于非正常原因，如转移支付。

表2. 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亿元）

数据来源：中国宏观经济信息网。

注：1.港澳台企业指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2.规模以上企业为年收入2000万人民币以上的企业。

外包。近年，外包日益成为广泛应用的国际生产方式。有些技术和设计所有者选择向一个或者多个供应商外包产品制造环节。同时，这些所有者通过投资运营研发设计活动来控制价值链。比如，苹果公司拥有专利和设计等知识产权，并控制品牌和营销渠道。2017年世界知识产权报告称，苹果手机价值链中，苹果公司获得了苹果手机售价中42%的收入，其余22%为材料费用，15%为配送零售费用，5%为知识产权授权费，5%为其他；而只有1%是中国劳动力支出。类似的，华为和三星分别获得了各自手机42%和34%的价值链增加值。

外包不仅仅出现在技术密集型的电子产业，也出现在其他产业。比如，在咖啡价值链上，知识产权包括农民拥有的农业生产技术和商标、技术窍门、加工与交易中的贸易机密，以及烘焙调味中的工业设计和窍门。在这个全球价值链中，品牌被越来越多地当成差异化工具。 

外包在服务产业中也非常普遍，特别是那些专业或商业服务可以拆分、并且远程服务在数字技术条件下变得切实可行的产业。比如，在商业服务产业，跨国公司拥有品牌和流程设计知识产权，同时将会计部门业务外包给印度和东南亚的承包商。

在这个模型里，知识产权的价值是最终产品价值去除总成本和外包成本后的净利润。知识产权的所有者可以不通过直接投资就在全球价值链的不同环节获得专利、设计、品牌、贸易机密和技术窍门的价值。这些所有者可以是价值链的控制者（如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或者参与者（包括发达和不发达国家的企业）。

需要注意的是，通过外包获得的知识产权的价值不仅仅发生于发包与承接业务国家。因为最终产品是全球销售的，而知识产权的价值被包含于最终产品之中，无论是否通过承接国家，这些产品既出口到外包承接国家也出口到世界各地。如果最终产品是通过全球子公司销售的话，出售国家的收入表现为返还到母公司/总部的分红。比如，苹果公司美国部分无形资产产出价值的收入既包括苹果手机产品中包含的知识产权出口到中国的，也包括出口到世界各地的。所以，这部分收入应当从世界各地以分红的形式转移回美国总部。然而，这部分是母国监管难度非常大的。跨国公司有充分理由不转移这部分利润回母国。

合作。知识产权的所有者可以与其他公司和机构形成合作或者联盟。相应的，价值获取的方式为根据无形资产在联盟总资产中的占比获得最终产品增加值的一定分成。这种方式不同于外商直接投资且不需要股权投资。这种贸易方式有几种不同形式。比如，供应方可以授权专利、但并不把它转变为股权或者授权费，相反，知识产权所有者获得事先约定好比例的产品销售收入的分成。另一种常见模式是所有参与方建立一个平台，共同进行研发活动，如果研发成功，这个平台会继续进行生产和商业化。这种方式可能需要双方或者多方合作。一个例子是Sematech，它是一个美国半导体技术平台，包括美国的公司，后来还包括一些其他国家公司（Walsh et al., 2016）。另一个例子是中国的3G开放平台，它包括了大唐、华为、中兴、西门子和一些小型美国公司（Mu和Lee, 2005）。

咨询服务是一种通过培训、咨询、售后服务、安装和运行维护等活动向个人和组织知识转移的方式。知识产权由所有的接收者分享（尽管所有者仍然持有知识产权）。知识产权的价值是通过咨询费用或其它服务收费实现。

IMF定义服务收益为无形资产产品可同时生产、转移和消费的经济产出。2016年，服务的国际支出已经达到37770亿美元之多。中国支付了4526亿美元用于进口服务，同时收入了2084亿美元出口服务费。相比之下，美国支付了5047亿美元的服务进口费，同时收入了7524亿美元出口服务费。图5是中美商业服务进出口。图6是美国、英国和中国的商业服务贸易净收支。对比中美两国的保险、金融服务以及信息通信技术服务也呈现类似的关系。相比于其他形式的知识产权价值获得方式，咨询服务获取的价值比较低，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这种形式的知识产权的独特性和不可复制性更差。

图5  中美商业服务进出口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世界一体化贸易解决方案（World Integrated Trade Solution）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知识的公共品属性，无形资产的贸易也会在全球价值链上，在行业、集群和地区产生外部性和溢出效应。一般来说，这种溢出和外部性对当地经济是正向的，但是测量起来很困难。

图6：中国、美国和英国的商业服务贸易

数据来源：WTO

一体化的测量统计框架

如果我们同时考虑产品和无形资产贸易，并且假设无形资产贸易在本文提到的所有方式中都会发生，国家贸易关系不再是线性的2×2模型，而是“蜘蛛”或者“蛇形”等网络模型。我们必须用更复杂的网络模型来考察贸易，这使得追踪无论是无形资产还是有形资产的贸易流都颇具挑战，因为这些贸易流交织成了一个多环节、多边贸易网络（如图7所示）。

图7 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国际贸易网络模型

无论网络模型如何复杂，如果我们只考察两国，A和B之间的贸易关系，那么国家A向国家B的出口应当包括：

（1） 记录在国际收支平衡表经常账户下“贸易平衡表”中的产品出口；

（2） 经常账户下资本项目中无形资产授权产生的授权费用；

（3） 经常账户下资本项目中知识产权或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的收益；

（4） 经常账户下无形资产形成的资本和对外投资获得的资本项目收益；

（5） 记录在公司出口或者海外销售中的无形资产通过外包、合作/联盟产生的增加值（技术、管理资本和品牌）。

相应的，国家A从国家B的进口应当包括1）产品进口，2）知识产权支出，3）无形资产密集的服务支出，以及4）跨国企业子公司对母公司的资金转移（详见表3）。

表3. 包括无形资产贸易的贸易价值流动

跟踪记录表3中第四、五项贸易收入是最具挑战的。基于避税等各种考虑，跨国公司有可能会转移价值到低税率的国家。基于战略的考虑，跨国公司有可能会把收入直接投资到第三国家。因此，跨国公司母国很难跟踪监管这些经济活动。第五项贸易收入从理论上是可以观察到的，而实际上却很难，监管成本很高。这需要我们跟踪全球价值链的每一种货物，基于每一步生产所需的复杂的投入品计算增加值。同时，在很多情况下，一个强势的知识产权所有者会根据知识产权、产业、市场、合作伙伴和目标市场的特点，利用各种方法来获得知识产权的收益。这就使得跟踪和记录知识产权收益更加困难。即便如此，本文的分析框架在传统的国际贸易基础上考虑了无形资产贸易，从宏观上有助于理解更完整的21世纪的国际贸易图景。产品贸易的平衡不再是一个好的测量贸易关系的指标，甚至包括服务贸易在内也远远不够。无形资产贸易的多样化应当也被考虑进来。一个可能的解决办法是利用数字技术（如物联网和大数据）和全球价值链上公司的可靠的自陈系统来构建新的测量框架。而这个新框架和数据收集工作成功的重要前提条件是通过国际合作达成一个统一标准和可行的实施方案。

以美国总体贸易收支为例，表4列出了详细的产品和无形资产贸易项目。知识产权净收支的数据来自于IMF。商业服务数据来自于世界一体化贸易解决方案。美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和外商直接投资（FDI）来自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由于交通运输服务可能包含较少的无形资产贸易，最终无形资产贸易中只计算了保险与金融服务和计算机、通讯和其他服务贸易。由于FDI中包含的无形资产净收益并没有统计数据测度，我使用几种不同的测度来近似代表它。其中，我假设美国无形资产平均净收益为对外投资总额的2%或者3%。另一方面，其他国家对美国直接投资中也包含了美国的无形资产进口。由于美国在许多行业无形资产都处于领先地位，为了剔除与无形资产贸易无关的FDI，我仅仅计算美国无形资产密集产业的FDI，即：（1）制造业，（2）信息产业，（3）专业、科技服务业；然后以这些产业FDI总额的2%或者3% 来近似估计其他国家对美国FDI的无形资产平均净收益。当然，这是一个假设的比例，而且可能如Guvenen等（2018）发现的，不同产业这一比例差异非常大。另一种对无形资产通过FDI进行贸易的净收益的估计，是美国OFDI和FDI未经成本现价调整的收入（见表4）。最后，无形资产贸易收入中的外包收入，由于难以追踪且没有比较完整的数据，我仅收录了一家跨国公司（苹果公司）的公开年报数据和在WIPO （2017）发表的严谨的研究数据为例。

根据表4，考虑了无形资产贸易收入后，2016年美国的贸易净收支（包括产品、知识产权、保险和金融服务、计算机通讯和其他服务，以2%收益率计算的OFDI存量净收益和以2%收益率计算的无形资产密集行业FDI存量净收益，以及苹果公司的非美国部分收入）为3963.8亿美元逆差，比 7499.3亿美元仅以产品贸易计算的逆差减少了近一半；2015年美国贸易净收支为3971.5亿美元逆差，而不是7625.7亿美元。需要注意的是，以上计算并未考虑除了苹果公司外的通过外包活动产生的无形资产贸易。并且，以上计算假设OFDI和FDI包含的知识产权收益为存量总额的2%。如果知识产权收益率上升到OFDI和FDI存量总额的3%，美国贸易逆差2016年会减少到3622.1亿美元，2015年减少到3635.4亿美元。

国际贸易不平衡和新的政策工具

本文整合了技术、国际贸易和全球价值链的相关文献，并基于当下全球化、生产活动碎片化和无形资产贸易增长的新的发展，设计出一套整合了产品贸易和无形资产贸易的国际贸易分析框架。同时，把这个框架应用于美国贸易收支计算，在考虑无形资产贸易要素后， 2016年美国逆差为3963.8亿美元，比仅以产品贸易计算的7499.3亿美元逆差减少了近一半；2015年美国贸易净收支为3971.5亿美元逆差，而不是7625.7亿美元。如果我们进一步加入除苹果公司外的包含在外包中的无形资产贸易，美国的贸易逆差应当更小。

因而，国际贸易不平衡与相应的政策措施，应当基于完整的包括21世纪以来多种贸易活动在内的统计框架来讨论。

本文的贸易统计框架提供了一种帮助我们理解适应新变化的更广的贸易图景的方法。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法是整合数字技术和可靠的公司自申报系统。比如，我们可以用物联网技术链接各种投入和产出，然后用大数据技术对比不同来源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以及填补中间的数据空白。而国际合作是建立标准和执行对于新框架的使用和数据收集的可行性和可靠性的重要保障。

这项研究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第一，可以更好地测度全球化。全球化不应当仅仅根据产品、投资和服务的互动和一体化来测度，还应该包含追踪和测度更加复杂的无形资产的流动。

第二，针对构建更包容的全球化政策做出贡献。近年，全球化被认为是导致发达国家不平等问题的罪魁祸首。在一些主流的工业化国家出现反全球化浪潮，产品的国际贸易成为攻击对象，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在不断抬头。本文的研究表明，全球经济失衡并不像商品贸易所表现出来的那么严重。实际上，工业化国家有巨大的无形资产顺差。但问题是，无形资产贸易带来的巨大收益集中在少数的所有者和一小部分创造这些无形资产的研究技术人员手里。所以，对于工业化国家来说，从无形资产贸易获得巨大利益的少部分人与社会其他人群之间的再分配，是减少不平等的重要措施，例如应当禁止跨境避税行为。

最后，本研究可帮助我们重新认识贸易不平衡问题。我们要从整体的角度，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来思考国际贸易的问题。解决工业化国家（如美国）和发展中国家（如中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问题的政策工具，应当是基于真实的完整的贸易活动。根据本文的分析，中美真实的贸易逆差比大众认知的3570亿美元低很多。因此，减少逆差的谈判基础应当考虑到这个问题。同时，无形资产出口应当被当作一种政策工具纳入两国政府的考量，而不仅仅是高技术产品的出口。

未来的研究应当进一步发展基于全球价值链网络的贸易模型，建立必要的数据收集系统、标准和国际数据库，客观全面分析各个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位置如何影响他们获取和分享增加值的能力，分享此次工业革命如何快速的改变全球价值链的形态和国家所处的位置，在这次工业革命如何影响国家间的价值分配、收入分配、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升级，哪些政策制度对于无形资产和产品整体贸易框架的健康运行是必要的。最后还要分析知识产权保护的角色和确保可靠的、有益的数据产生和分享所需的监管。

                                           （编辑  迟晨光）

6月1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联合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一带一路”研究中心等单位承办的中国社会科学论坛在北京举行。此次论坛以“‘一带一路’高端人文对话”为主题，来自中国、俄罗斯以及哈萨克斯坦、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等中亚和高加索国家的中外专家学者围绕“人文交流前沿问题”、“文明的包容与互鉴”、“民间外交与民心相通”、“国家形象与社会舆论”等议题，积极为“一带一路”人文交流和软力量的建设建言献策，达成了共识。

人文交流合作的意义：助力“一带一路”软力量建设

与会专家学者对人文交流合作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形成了普遍共识。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局长、丝绸之路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镭在开幕致辞中表示，中国和高加索、中亚国家的友好交往源远流长，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历史文献中，就有关于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的记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为发展中国和中亚高加索国家关系揭开了新的篇章，带来新的机遇。今天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合作、相互促进的程度空前加深，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在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需要不断增进各国之间的相互了解，深化民众之间的心灵沟通，筑牢友好合作的社会根基。王镭认为，当前中国和中亚高加索国家已建立起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人文交流合作机制，各类文化年、旅游年、艺术节、体育赛事、青年交流、智库对话等人文交流活动精彩纷呈。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是人文合作的重要内容，深入开展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交流有利于各国之间互学互鉴，实现互利共赢。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指出，当今世界处于西方话语体系之下太久，受到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的影响太大，让一种新的合作理念和合作方式得到广泛认同绝非易事。“一带一路”建设不遵循单一的模式，可以根据合作对象的国情，灵活选择和创新各种模式。不是中国认为对合作方有好处的项目就是好项目，好项目应该得到所在国政府、社会和人民的广泛认同。这就需要我们深入了解对方，理解对方的国情、社情、民情，知道对方的所思、所愿、所忧。孔丹强调，中国真诚希望“一带一路”成为幸福繁荣之路、和平友谊之路、绿色生态之路、通往人类命运共同体之路。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5周年。5年来，“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广泛的国际认同，被写入联合国大会决议，已经开始取得大量收获，对促进沿线各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未来5年“一带一路”建设将进入加速期，这需要各国及时消除各种误解和障碍，加深相互的理解和认知。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原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在题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文化战略问题》的演讲中提出，从几千年有记录的世界史来看，一切世界的变局首先都是从文化交流或碰撞开始的。中国的西域开拓、西行取经，西方的传教士和西学东渐，都是把文化作为走向世界的首选工具。共建“一带一路”是相关地域的不同民族、不同制度、不同文明、不同宗教信仰、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的大合作，没有一定的文化交流合作、文化认同和文化价值的包容，是不可能做到民心相通的，更不可能有广泛的社会共识。因此，要以文化交流为先导，从情感上进行沟通，让不同文明的优良精神成果互鉴互学，争取更多的理解和认同。要以文化传播为手段，介绍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启发处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民族和人民增强现代意识，追求美好的生活和今生今世的幸福，启发人们变革社会的决心，与我们一起创造以人为本的新文明。要以传播人类创造的知识为重点，引导人们树立新思想、新观念、新理想，并自觉为之奋斗。这些工作比协议和项目更为重要，它能改变的不是具体的物质条件，而是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所以，应当制订推进“一带一路”开放格局的文化建设指导方针，长期稳定地深化“一带一路”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发展，形成共建、共享、共荣的思想基础；消除文化差异和文明隔阂所形成的阻力，用人类文明进步的思想旗帜引领“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

十二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蓝迪国际智库专家委员会主席赵白鸽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精神层面体现了人文对话的重要意义。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在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于同一个时空里，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文对话应该成为“一带一路”中一个最重要的基础；如果没有人文对话，有再多基础设施，有再多GDP，也是与以人为本的精神相违背的。

    亚美尼亚驻华大使马纳萨良认为，有文化的交流才有经济的交流，有经济的交流才有政治上的互信。“一带一路”不仅是经济合作之路，也是文明互鉴之路。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是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如果各个国家都能在人文对话过程中真正理解和弘扬“丝路精神”，经贸合作必将迈上新的台阶，人类历史也必将翻开新的篇章。

   “目前世界上对‘一带一路’的解释更多来自政治和经济方面，对人文交流合作方面的理解亟待加深。”阿塞拜疆驻华大使杰纳利表示，深入了解“一带一路”就会发现，它是人与人的心心相通之路，是通往人类命运共同体之路。作为多宗教和多民族的国家，阿塞拜疆对人文交流合作极为重视，阿塞拜疆举办的巴库全球论坛已成为不同文化交流对话的国际平台。他期望阿塞拜疆未来能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带来的机遇，进一步推动与不同国家之间的人文交流合作。

在白俄罗斯科学院历史所所长丹尼洛维奇看来，“一带一路”建设远不仅仅是关于欧亚经济转型和建设的倡议，也开启了欧亚人文合作交流的新起点。处于东西方交界处的白俄罗斯将发挥区位优势，不仅能够发挥物流与客流中转站的作用，还能够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促进欧亚文明展开深入密切的互动。

      人文交流合作的原则：不同文化要相互欣赏、相互理解、相互尊重

鉴于人文交流合作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与会专家学者普遍认为，真正要建成“一带一路”，必须在沿线国家民众中形成一个相互欣赏、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格局。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都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上合组织人文交流合作的宝贵经验值得借鉴。上合组织副秘书长王开文介绍，尊重多样文明是“上海精神”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上海精神”的引领下，成员国在教育、文化、旅游等多领域开展了大量活动。例如，“上合组织——我们共同的家园”项目举办的文化日活动、为所有成员国青年音乐家提供舞台的“九个美妙乐章”钢琴演奏会、已举办多届的上合马拉松等活动，不仅扩大了上合的国际影响力，更为关键的是让上合国家的人民走到一起，相互加深对彼此的了解，“让上合国家的人民更亲、更近、更和谐”。

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认为，要把欧亚大陆人文之路走通，必须要面对不同文明如何交流、交融的问题，尤其是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如何共存、共生、共荣的问题。首先，文化交流要做到相互尊重。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源远流长，都拥有辉煌的历史。双方在历史上和平相处、相互尊重，没有发生过严重的冲突，这对今天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其次，文化交流要做到相互学习。中华文化的许多财富都与学习借鉴伊斯兰文明有关；而伊斯兰文明的历史也是学习的历史。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曾对弟子说：“你们求学吧！哪怕去遥远的中国。”今天我们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尤其要发扬这种相互学习的好传统。最后，文化交流要做到相互包容。不同文明有不同的历史，必然有不同习俗、不同礼仪。文化交融不是要改变各自的礼仪，而是要相互包容。中华文明是开放的、包容的，公元7世纪伊斯兰文明就传入中国，在中华大地开花结果。中华文明是多元一体的，其中就包括了伊斯兰文化。伊斯兰文明也是开放的、包容的，我们到中亚、西亚、南亚、高加索地区去走走，就会发现那里人民对中国人的友情会让我们永远难忘。革命音乐家冼星海就葬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在冼星海人生的最后岁月里哈萨克斯坦人民给予了他无私的爱和保护。今天，文化和信仰的不同，同样没有阻碍中国人在中亚、西亚、南亚、高加索地区求学、投资、经商。这种相互包容的文化交流，是我们今天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特别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非常好的人文保证。

阿塞拜疆国家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伊利哈姆认为，此前阿塞拜疆对外人文交流合作的经验，主要来自于与文化相近的民族和国家之间交往的实践。然而，“一带一路”是世界性的倡议，包括阿塞拜疆在内的沿线国家，必须要学习与相对陌生的文化打交道，必须思考如何对待多样性文化。或许，我们暂时没有熟练地掌握他者的语言或了解对方的传统文化，但这正是对不同文化对话愿望的考验。在苏格拉底那里，对话是将社会不同阶层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方式。对话同样也是不同文化之间正面互动的开始。当我们去研究和了解其他文明的历史文化和哲学思想的时候，要以包容和开放的姿态去领会、去学习，更要持尊重的态度对待这些历经多年传承下来的文明成果。

俄罗斯莫斯科高等经济学院教授叶卡捷琳娜认为，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与俄罗斯提出的“欧亚经济联盟”之所以能够走向对接，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丝路精神与俄罗斯的“大欧亚观”存在契合之处。大欧亚观的一个核心要素是，要平等对待所有的文化和文明。这种精神在近期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签署的一些相关文件中，以及在青岛举办的上合峰会中都得到了体现。世界上的文明并不存在优劣之分，历史的发展也并非直线型演进，所有的文明都为世界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在题为《异质文明间的包容和互鉴与世界人民的大团结》的发言中，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李希光表示，长期以来，西方国家把自己的文明当成一种资格，以裁判者和世界文明领导者自居，自以为可以居高临下地对“半蒙昧”和“半野蛮”的东方国家的事情进行干预。西方现代人文主义的基础是民族国家和对抗性的西式民主制度，而中国文明讲的是天文、地文、人文，或者是天道、地道、人道。古老的中华文明，代表着异质文明间的包容。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客观上是要打破西方主导的实质上宣扬文明冲突论、中国威胁论和伊斯兰恐惧症的旧世界秩序，建立一个基于文明互鉴和包容基础上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建的文明新秩序。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文明互鉴将重塑现代性，人类命运共同体代表了现代化文明的发展新方向和新标准。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张文木从世界观的高度分析了“一带一路”所蕴含的独特魅力。他说，中国共产党创造了坦赞铁路模式，其特点是不以牟利为目的，而是真诚帮助别国，与别国共同分享发展成果。坦赞铁路的修建代表一个新世界观的出现。习近平主席2013年3月考察坦赞铁路，当年9月和10月分别提出“一带”和“一路”。“一带一路”和中国共产党的实践紧密结合，也和坦赞铁路这个实践是紧密结合的，这是一个与以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世界观完全不同的新世界观，是包容、共享、共同发展、南北平衡的世界观，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世界观。

    人文交流合作的成果：助推欧亚地区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示范区

正是在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的指引下，一副精彩纷呈的人文交流画卷正在广袤的欧亚大陆上徐徐展开。

“欧亚地区不仅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首倡地，更是共建‘一带一路’的示范区。”中国外交部欧亚司参赞吉树民表示。他在谈到民心相通的成效时表示，中国同欧亚地区国家的人员往来每年有数百万人次，其中中国是俄罗斯入境游的最大客源国，也是俄罗斯游客的第三大目的地国。在机制建设方面，白俄罗斯、乌克兰、阿塞拜疆、亚美尼亚等多个地区国家对中国公民实施了签证便利化措施，中国公民赴哈萨克斯坦也启动了团体游。旅游的不断热络和升温，带动了双向的民间交往，同时欧亚地区的中国热、汉语热也正在不断助推双方的人文交流同步升温。除此之外，中国同欧亚地区国家互办电影周、互办展览、文艺演出，青少年和媒体层面的交流也日益频繁。国之交在于民相亲，紧密的民间交流，亲密的民间情感，将为我们的合作提供越来越强大、持续的动力。

多国驻华大使的观点与吉树民形成呼应。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表示，近年来俄中在体育、艺术、教育、媒体、旅游等多领域的人文交流合作取得了丰硕成果。例如，不久前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共同观看的中俄青少年冰球友谊赛、筹备2022年中国冬奥会合作等诸多体育合作项目稳步推进；2017年，俄中第一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联合大学——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正式创建；实施团队游免签政策以来，赴俄中国游客快速增长，热门旅游目的地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延伸至西伯利亚等更广大地区。

哈萨克斯坦驻华大使努雷舍夫介绍，目前有超过1.4万名哈萨克斯坦学生在中国留学，中国创建了四个哈萨克斯坦中心。哈萨克斯坦青年歌手迪玛希在中国家喻户晓，哈中还首次合作拍摄了讲述中国音乐家冼星海与哈萨克斯坦音乐家拜卡达莫夫患难之谊的电影《音乐家》。有关哈萨克斯坦历史、文学等方面书籍的中文译介工作也取得了积极进展。

亚美尼亚驻华大使马纳萨良说，北京外国语大学和大连外国语大学已开设亚美尼亚语课程，而孔子学院也在亚美尼亚蓬勃发展。中国的语言和文化在亚美尼亚越来越受欢迎，年轻一代会说汉语已不再是新鲜事。

“一带一路”带来的不仅有文化艺术交流，更有思想学术的碰撞。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院长张树华表示，“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让新时代国际上对中国学的关注上升到新的高度。近年来中国学出现了六大变化。一是学科的外延在扩大，由专注于语言、历史、文化等领域的传统汉学研究，扩大到当代中国道路以及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农村发展、环境保护等重要现实问题的研究。二是研究主体的范围在扩大，不仅德国、意大利、法国、美国等欧美国家，包括瑞典、阿根廷、土耳其、古巴等各大洲的国家都在研究中国。三是中国学的学科地位在上升，由过去单纯的地区性研究，扩展为涵盖史学、文学、法学、传播学等各个学科，中国学已在西方大学里成为专业学科。一些其他领域的学者比如克鲁格曼、福山等人都在关注和研究中国。四是中国学研究的问题性和思想性不断增强，由过去学院派研究文字、语言、历史等，逐渐地注重现实情况的研究。五是中国学的应用性不断提高，其成果由过去大学课堂或学者们的讨论，逐渐成为政府制定政策的依据和商界决策的参考。六是国外中国学和中国本土学术界的对话和交流愈发频繁。

以中乌联合考古为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朱岩石谈到了“一带一路”学术交流合作的具体进展。丝绸之路上的古代城市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对象，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是处于这条古代交通要道上的重要国家。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乌兹别克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共同签署了考古发掘研究合作协议，开始了中乌联合考古队在乌兹别克费尔干纳盆地的联合考古工作，至今已持续工作8年，“不但极大地促进了中乌联合丝绸之路考古研究的发展，也促进了中乌两国学术界和民间的友好往来”。

人文交流合作的建议：以精耕细作方式不断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一带一路”要行稳致远，人文领域的合作更需要精耕细作，民心交融更需绵绵用力、久久为功。

 智库如何更好发挥在人文对话中的作用，引发与会专家学者热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原所长裴长洪认为，可以从三方面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智库合作。第一，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项目进行更加深入的案例研究。当前关于海外园区、中欧班列、货币结算、金融支持等方面的具体研究还浮于表面，智库需要克服障碍，深入田野，真正生产出有深度的研究成果。第二，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如何进行语言教育体系的对接进行研究。语言是人文交流合作的基础和前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语种众多，当前我国外语教学还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求。第三，智库应对“一带一路”建设五年来的实践进行全面系统总结，梳理早期收获的经验和规律，研究今后应该避免的问题。“沿线国家的智库应该在这方面开展合作，共同书写出‘一带一路’政治经济学。”

赵白鸽建议，智库要加强对各国文化的研究、学习和借鉴。例如俄罗斯文化，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安娜·卡列尼娜》以及《静静的顿河》等优秀文学作品曾经对一代中国人产生了极大影响。今天我们在研究俄罗斯经济、政治发展的同时不能忽视对俄罗斯文化的研究。再如，在哈萨克斯坦，多种宗教和文化能够和谐共处，对待西方文化又能够做到“以我为主”的选择性吸收，有许多经验和观点值得学习和借鉴。

如何开辟“一带一路”人文交流合作新空间，也成为与会专家学者关心的话题。北京中医药大学校长徐安龙认为，目前我国政府支持的“一带一路”人文交流项目大多限于狭义上的文化项目，中医并没有被纳入其中，这导致中医文化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传播往往陷入资金不足的窘境。徐安龙讲述了中医在德国、俄罗斯、美国从非法走向合法的几个案例后说，中医不仅是医学，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传递了中国人如何热爱生命、如何看待与自然的关系等文化哲学理念。中医“走出去”应该成为中国对外人文交流的新途径。国家在孔子学院的建设上投入了大量资源，希望未来能投入一部分资源用于建设中医“走出去”的试验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布局设点。

中国人民大学文艺复兴研究院院长丁方提出了打造“一带一路”国际文旅研习新型产业的建议。他表示，“一带一路”自古以来既是贸易通衢，也是传道之途。雅思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五大精神文化体系的思想，在“一带一路”上往返传播交流，留下了丰富的精神文化遗产。要通过“一带一路”文化遗产的保存、修复、转移、创化，使其转变为文旅研习产业的内容，成为沿线各国民心相通的载体。“可以用‘艺术+科技’的方法构建新型情景体验式智慧博物馆，及其他各种衍变体，直达乡村甚至家庭。”

 创新我国对外人文交流合作工作机制，也是推进“一带一路”人文交流合作的重要方面。“要用新思维推动文化‘走出去’合作发展，形成强大的文化场。”柳斌杰认为，要转变过去文化“走出去”一靠政府、二靠文化中心、三靠孔子学院的传统思路，要支持一切有能力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合作的机构、单位、学校、企业，开展“一带一路”上的文化建设，提高政府资金使用效率，支持在当地培养人、出成果，激活当地的文化资源和文化市场。

 柳斌杰还对我国“一带一路”文化建设提出了四点建议。第一，文化生产和传播的基础设施的改造和建设。“一带一路”沿线多数国家文化设施和设备不能适应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首先要进行基础设施、设备、平台、渠道的建设和升级改造，以支持现代文化的生产和传播。目前我国在艺术创造、印刷复制、广播通信、数字传播、互联网平台等方面具有比较先进的技术装备和研发能力，应当有重点地帮助部分沿线国家提升文化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能力，造福当地人民。第二，文化内容的制造能力的提升和引导。在一些国家，由于文化霸权和文化殖民的结果，普世价值、西方中心、宗教至上、文明优越等还有很大市场，压抑了国民的文化创造力，减弱了本土文化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我们可以通过办中心、开学堂、留学生培养等方式，发现和培养优秀的民族文化人才；通过举办展览和传媒渠道介绍中国文化的发展，讲好中国的故事，同时也可激活当地的文化精神，在内容上实现突破。第三，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产品市场。人民群众直接感受的是优秀的文化产品，他们是通过文化产品的消费来吸收文化营养的，我们“走出去”的文化产品或在当地合作生产的本土文化产品，都要把丰富有趣、健康向上、科学先进、形式完美、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文化产品供应放在重要的位置，绝不能把假冒伪劣产品、文化垃圾弄出去。文化形象是民族形象和国家形象的第一道风景，要用文化品牌为国家增光添彩。第四，着眼于长期的竞争发展。“一带一路”是多样文明交汇、交融、交锋的复杂地区，各民族文化、各大宗教流派，以及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文化在这里都有精彩的表演，而且还会有长期的较量，所以我们不能指望轻而易举就生出新文化的力量。要以文化自信为定力，长期坚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在竞争中改变和发展“一带一路”的文化格局。

                                                （编辑  王蕴）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数千年的人类文明史波澜壮阔，五百年的社会主义探索跌宕起伏，一百多年的科学社会主义历程惊天动地。

从经典社会主义走向共同体社会主义

人类社会共同体需要处理三个基本的问题：共同体内部成员的协调；共同体与大自然的关系；不同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对于这些基本问题的处理，构成人类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共同体形态，以及不同文明的共同体形态。

什么是人类进入共同体的标志？应当是出现劳动的协作。集体协作而不是个体间的生存斗争，成为文明的开端；人类意识也只有在集体生活中才得以显现。共同体中既有协作又有斗争，阶级（阶层）斗争、群体间斗争，推动了共同体的进化。

资本主义共同体是不平衡的共同体，财产私有制造就了生产与需求的分化、资产阶级与劳动阶级的分化、金融资本与实体经济的分化。资本主义追逐利润和无限积累的特性，日益超越该体系自身能够容纳的边界，使资本主义变成极少数人的盛宴，产生总体性危机。

中国的共同体社会主义

五百年的社会主义运动，本身就是对平等的共同体的不懈追索。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使得社会主义真正具有了现实性。将社会主义从设想转变为实践的第一步，是以苏联为代表的经典社会主义探索。它试图造就一个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全面共同体，旨在通过消灭资本对劳动的雇佣与剥削，解放劳动者，建设一个劳动者为主人翁的共同体。但另一方面，这种共同体是以科层协调力量为中心的共同体构建模式，强大的国家、集体的力量压制了个体的主动性、创造性以及自发的协调机制，也无法抑制其内部官僚特权阶层的生长和共同体的分化。

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社会主义，属于经典社会主义的范畴，不过它试图超越苏联模式，尝试能够将自下而上的协调与国家权力中心的协调结合起来，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苏联模式的僵化问题，但没有能够摆脱二种力量冲突带来的困境，表现为“一收就死，一放就私”的循环。。

如何破解经典社会主义共同体的悖论，实现联合起来的共同体与自由个体的有机结合？这些问题关系到我们对“要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这个根本命题的回答。我们需要深度理解马克思说的联合起来的个人含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引入了市场经济体制，吸收资本主义的合理因素，而非转向资本主义。中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经济增长奇迹和减贫奇迹。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人民的福利水平没有随经济增长得到相应的提高，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扩大，自然环境被破坏，腐败问题严重，道德水平滑坡等等。这些现象的背后，究其根本是资本逻辑在各个领域的影响力增强，在一定程度上冲击或消解了社会主义共同体。

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逐步迈向社会主义中高级阶段，即新社会主义。新社会主义是什么？它既超越了资本主义，又超越了经典社会主义，并不是替代资本主义，而是在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基础上吸纳资本主义合理因素，实现能够驾驭资本的共同体社会主义。

共同体社会主义是社会本位、集体本位。社会主义是大家一起建设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共同体，有活一起干，有饭一起吃，有困难一起分担；每个成员都是共同体的主人翁，弱者在中间感到安全和温暖，强者在其中实现更真实的人生价值。

共同体社会主义是基于个体分工与集体意识的有机共同体，它给予人性中的个体性与集体性平等的尊重，人民主体性地位是通过个体主体性与共同体主体性的辩证互动来实现的。   

共同体社会主义的生产力体系是共生经济体。随着全球化与信息化的程度加深，生产力社会化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不同主体之间的分工协作日益呈现出跨组织、跨地域与跨国家的特征。

共同体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是财产共有制，共有产权、混合产权、开放产权等公私交融，劳动和资本共赢。产权创新推动平台经济的社会化，让劳动者、消费者和股东共享平台收益。全民共同拥有公共物品的使用权并享有收益权。共同体社会主义实行共享分配、按要素贡献分配与基本消费按需分配相结合、效率与公平相结合，通过再分配杠杆缩小收入、财富与福利的差距。

共同体社会主义的资源配置方式是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协同机制。根据公共品、混合品与私人品的性质不同，实现市场、信息、计划机制相结合，即以价格为导向的自发调控、以数据为基础的前瞻性调控和基于分散信息与国家战略导向的自觉调控。发挥“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的复合优势。

共同体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是共治政治。广大的社会成员只有通过一个政治实体作为中介，才能实现作为整体的人民的自我治理。这一政治实体代表人民的整体利益推进共同体建设，最终实现人民利益的表达。在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承担着作为共同体领导力量的使命。党的领导与人民民主是双向塑造的辩证关系。通过党的领导，人民才被组织起来，才有了集体意志，才获得改变自身命运的主体性。

党领导的正当性根源于人民民主，党始终要做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来自人民”首先指保持权力的开放性、吸收人民中的先进分子，其次指深入群众、集中人民的意志与智慧上升为公共决策，“依靠人民”即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党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宗旨。需要有相应的制度安排，避免党蜕变为自我服务的利益集团。

共同体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是“自在、平等、觉悟”。它不同于空洞的、只承认少数人优势地位的“自由、平等、博爱、正义”的资本主义价值观。

自在、平等、觉悟是真正的共同体的三位一体的价值观。从全球范围看，共同体社会主义就是习近平主席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为人类谋大同，在全球层面追求真实共同体的理想。

     　　        平等与觉悟：社会主义文明的核心品质

何为社会主义道体

如果说文明是人类共同体的创造性实践以及各种成果（器物、制度、组织、精神），① 道体就是文明的根本，是决定文明自身的本质和特性的内核。不同文明的差异在于其道体所对应的核心品质的差别。

近代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以及社会主义的文明，是对资本逻辑和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和扬弃。植根于私有制的资本逻辑的自我实现，是资本主义道体的核心所在。而社会主义的逻辑作为资本逻辑的否定者与超越者，也伴随着全部文明史而存在、生长。

社会主义道体最核心的品质，在于平等与觉悟。最根本的平等在于一切人都是有觉悟性的，最根本的觉悟则在于体现一切人是平等的。社会主义文明，意味着平等与觉悟的互为条件、相对圆满地实现。

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国有企业

资本主义文明的平等要素，突出地体现为等价物意义上的平等，其本质是同质与物化。社会主义意义上的平等是富于觉悟的，这种觉悟的平等不但能如实地承认个体间的差异，更能构成一种充分尊重个体差异又超越个体差异之绝对性的共同体。生产资料公有制正是这种平等品质在经济领域极重要的体现形式。

从某种意义上说，国有企业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特征并不能够保证它的社会主义属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生产资料公有制不是社会主义的核心特征，而是说，单纯经济意义上的公有制还不足以保证社会主义的性质。当下的中国社会，公有制经济成分丝毫不应被弱化，而要大大加强才是。以北欧国家为参照，公有制成分在其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比当下的中国要高得多。

尽管国有企业本身并不等同于社会主义企业，但是国有企业的存在是社会主义原则在生产资料领域的体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企业有两重含义：第一，其生产资料是公有的，因而能够保证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经济地位的平等，即人与物关系的平等；第二，企业的员工和管理者作为企业的主人翁参与到企业的决策、管理、运行、经营的方方面面，因而不存在依附性、压迫性的人和人的关系，在人和人的关系上同样是平等的。而人和人关系的真正平等，必然意味着平等与觉悟这两种品质的有机结合。

在高度竞争性的市场环境中，社会主义企业的整体性优势在于：它能够激发员工高度的主人翁意识和主体能动性，让自己的成员都焕发出高度的觉悟。因此，真正有内在合理性的国有企业改革方向在于，探索建立一种能够更好地发挥全体员工的主人翁意识和主体性的完整机制，以有效激发参与者的觉悟，并且让被激发的觉悟有效地贯彻体现到企业运行的方方面面。

重建中国社会主义的道统与政统

在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中国社会主义”，不仅是从历史中走来，更是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重建中国社会主义的道统与政统，也正是为了以一种清明的自觉和坚定的自信，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更加广阔的新境地。

从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说起

当下的学界、政界以及其他社会各界，关于一些重大的基础理论问题，却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思想认识上的迷惑乃至混乱。比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是什么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儒家传统是什么关系？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如何更好地相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何在？……

这些基础理论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关系到人们是否能够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渊源和走向，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建设与合法性论证的有效性，关系到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是否能够凝聚共识，团结一致向前看。特别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与本质，争议与分歧并没有终结。不过，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也清醒地认识到，有些重大的基础理论问题仍需要好好研究。

中国的社会主义道统

中国社会主义之所以可能上升到“道统”层次，是因为中国自身即有社会主义的道统。中国的社会主义道统，强调的正是一以贯之的中国之道，也就是“社会主义”。

中国的社会主义道统，首先是新中国的建立所立足的社会主义价值基础，是源自西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本土实际国情相结合的产物，是一种承自科学社会主义的现代社会主义；其次，它是贯穿中国数千年历史文明传统的价值追求，是从古典传统的儒家社会主义到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传承和一以贯之的大道，是具体历史中与时俱进的思想理论创新。

从君主政治到民主政治，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新中国以社会主义立国，实现了政道的变革，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开启了现代社会主义的道统和政统。

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政统

新中国的政统，简而言之就是社会主义民主，也就是“人民民主”。中国共产党早在革命时期就开始了民主的探索，其中一个重要的经验就是调动和发挥基层群众和士兵的主体性、能动性和创造性，比如“支部建在连上”。在抗日根据地实行的“三三制”民主探索，① 开启了“人民民主”的先河。

新中国建立后，国家的发展逻辑也是如此。对于人民民主，必须与群众路线联系起来才能理解：“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② 群众路线既是方法论，又是认识论，是保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处理好党和人民群众关系的根本法则。先做群众的学生，然后才能做人民群众的先生，这其中蕴含着社会主义政治哲学的基本逻辑。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要相信和依靠群众，一切理论、战略、方针、政策都要从群众的实践中来；同时也要通过先锋队组织的领导和教育，使人民群众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改造主观世界，成为“社会主义的人”。

中国社会主义政统建设

充分开发民主集中制的政治功能。民主集中制不仅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组织原则。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集中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二者相互依存、不可分离。善于在政治实践中辩证地把握二者关系，正是政治艺术的表现。 

群众路线是重建政治性的根本要求。政治性就是共产党的“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其中的关键在于，决不能离开人民性而只谈党性，党如果失去人民拥护，就失去了根基。群众路线是连接党性和人民性的关键，是处理好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关系的关键，是中国共产党保持自身政治性的根本要求。看到“政治性”、“人民性”、“先进性”之间的内在联系，只有真正地走群众路线，才能避免两种极端：要么把群众看作抽象完美的道德集合体，要么把党视为高高在上的全知全能者。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是中国社会主义政统建设的重要内容。加强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就是要超越西方的“宪政”话语。置身于中国悠久的文明传统和近现代革命传统的“文明-情境”中，我们应该发展出足以超越西方“宪政”话语的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和法治体系。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在接纳了自由、权利、平等、民主等价值观的同时，应力避仅仅使其停留在法律形式层面。新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也应服务于塑造更好的人和建设更好的社会，而非“为法治而法治”。在这一理论指导下，中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将可以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更佳的可能，作出更大的贡献。

                                             （编辑  宋斌斌）

中联重科是一个深受中华传统文化影响的企业。26年来，中联重科变化很大，主营业务从工程机械占100%，变为工程机械、农业机械等装备制造和金融服务联动发展的格局。员工和管理团队，由100%的中国人变为有50个国籍员工融合的大家庭。我们从零起步学习经营，以中华传统文化为基石，探索商道的原则和路径。企业管理从最初的“拿来主义”，逐步过渡到具有自身管理和文化特点的体系。我们把企业的价值理念浓缩为八个字“至诚无息，博厚悠远”。这八个字来源于《中庸》，我们相信从儒家思想中能寻得企业的长远之道，并将所悟所得与经营管理实践相结合，以“诚信、执着、包容、担当”作为企业文化体系构建的核心支点。

随着企业国际化的加速，我们与国外企业的交流越来越多，尤其是近十年来，中联重科先后进行了5起跨国并购，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中西方企业管理上的差异。这种差异，既有母体文化的差异，也有价值观念的差异，还有管理实践的差异。

结合企业发展的实践，我将从中西方企业管理思想差异的来源、表现、会通三个方面谈如何在中西方不同的管理思想之间求同存异、化异为新，融合发展。

中西方企业管理思想差异的来源

中国的管理思想其实和中国的历史一样悠久，但企业管理作为一个系统学科则滥觞于西方。由于中西方管理思想受母文化影响的不同，起点和脉络不同，二者必然存在差异。差异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看。

属性的来源决定差异

中国的企业管理思想源于传统文化中的治国安邦之道。尤其是儒家“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着眼于经世济民，着眼于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深具家国情怀。中国企业无论是近代的发端，还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的快速发展，都身负实业报国的理想责任；现在无论是公有还是私营，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企业。此外，儒商也是受到中国社会高度认同和尊崇的。所以，中国的企业管理思想一开始就具有更强烈的社会属性。

西方的企业管理思想更多产生于近代的社会化大生产，是在相对较强的逐利发展过程中，对企业实践经验的总结提升。无论是“科学管理之父”泰勒、“过程管理之父”法约尔还是“现代管理学之父”德鲁克，自身都是企业管理者，其管理理论源自企业，服务企业。因此，西方的企业管理思想一开始就更具强烈的经济属性。

人性的认知决定差异

管理的主体和客体都是人，对人性认知的不同，也决定着管理思想的差异。儒家思想无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具有代表性的“性善论”也成为中国人对人性的主流认识。比如孟子讲：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也就是说，人性中“仁、义、礼、智”这些善的品质都是与生俱来的。

在西方文化中，对人性的认识是多元化的，但对基督教的信奉，使“原罪说”成了普遍认识，以奥古斯丁、路德、加尔文为代表的性恶论占据主流地位。他们把人的欲望说成人的本性，认为人的本性是邪恶的，必须加以限制和改造。因此，中西方对人性本源的认知不同，直接决定了管理思想和方法的差异。

中西方企业管理思想差异的表现

德鲁克曾经说“管理以文化为转移”。不一样的文化土壤必然会培育出不一样的管理模式。管理者都要顺应这种文化基因来进行管理，否则就达不到管理目的，甚至遭遇失败。西方企业的管理思想，源于古希腊文明，在近现代逐步形成科学的管理理论，注重逻辑、崇尚实证，追求标准化、制度化。中国的企业管理思想，源于中华传统文明，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更关注人的因素。中西方企业管理思想差异的表现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管理机制上，西方企业重视外在制约，中国企业更强调内在自律。西方企业以及其他社会组织，都隐含着“人性本恶”的假设。因此，在管理机制上，主要通过相互制约，把权力限制在制度和流程的框架内。

相对而言，中国的“人性本善”论，使得企业更强调自律，注重道德的示范和引领，强调先“修己”，再“安人”，通过教化和修身来达成管理目标。比如，中联重科整体实行同样的“信任管理”，但中西有别。在收购的西方企业如意大利CIFA公司，是基于对其流程化、标准化的信任。收购10年，总部没有向该企业派驻中方人员，但CIFA公司能够做到运行顺畅规范、有效协同。而在国内，信任管理是建立在人的基础之上，明确责、权、利，激励员工的积极性，强化员工的责任感。公司每年都要组织高中层管理干部进行封闭式学习约2周，谈的是思想，谈的是人生观、价值观、个人行为准则，我们称之为“淬炼”。通过淬炼，完成从他律到自律的转变。

其次，在管理路径上，西方企业强调对事，中国企业强调对人。西方企业所蕴含的管理思想更重视制度、规章和流程，重视对事进行规划、执行、考核和奖惩，更强调“对事不对人”。而中国企业更注重人的主观能动性，往往强调“先做人、后做事”，因才器使，然后授权赋能。比如，中联重科特别强调人的作用，在传承、创新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元、二维、三公、四德、五常、六勤、七能、八品”的文化价值体系。其中“二维”就是“德”和“才”，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识人用人原则。

第三，在管理基础上，西方企业强调契约精神，中国企业更注重和谐。契约精神根植于西方传统商业之中，也是西方法治、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西方企业在经营管理中坚守契约精神，契约不仅确立了人与人、人与企业、人与社会的相互责任和义务，同时也清晰划出相互关系的边界。契约高于人际关系，形成牢固的相互依存又彼此独立的市场关系。

和谐既是事业追求的终极目标，也是事业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在管理的基础上，中国企业更注重和谐。和谐关系在企业管理中居于重要地位。中国企业往往有“家”的文化，这个家既是小家，也是国家，都以“和谐”为终极指向，实现企业整体进步、人的全面发展。

第四，在管理战略上，西方企业注重长远建构，中国企业更注重顺应时势。相对而言，西方企业眼光长远、重视积淀、遵循程序、执行标准，注重产品质量和品牌声誉。企业的长期稳定又让企业哲学、企业文化得以传承。欧洲有许多历史悠久的家族企业，虽然增长不快，但很多都是行业的隐形冠军。

“审时度势、待时而动”则是中国企业普遍追求的成功之道。中国企业往往有强烈的创新动力，主动营造和抓取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机遇，并针对外部形势变化，迅速调整经营管理。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一大批中国企业和企业家紧跟国家政策、紧抓市场机遇，迅速成长，从中国走向世界。

中西方企业管理思想的会通

管理，从来都没有标准答案、没有固定模式；管理思想也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在中国企业国际化不断深化的进程中，我们需要正视中西差异，让不同的管理思想在吸引与碰撞中相互渗透，以实现会通，进而指导企业发展的实践。中联重科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也有一些心得体会。

哲学+科学——道与术的并举

中国传统哲学智慧，特别是儒家思想“开放包容、实事求是、经世致用、与时俱进”的四大特质，明确地告诉我们，企业应当遵从什么样的原则、担当什么样的使命、追求什么样的境界、拥有什么样的胸怀。这应当是中国企业从儒家思想中汲取的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从另一方面看，现代企业要在市场中生存发展，要提高效率和效益，不仅需要道德水平和思想修养达到一定的境界，也需要管理科学、管理工具的支撑。

因此，中西方企业管理思想的会通，首先在于把中国的传统哲学与西方的管理科学相结合，实现“道”与“术”的并举，完成传统文化在市场经济中的价值转化。

伦理+市场——义与利的兼顾

在市场中追求利润是企业的天性。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时，社会伦理也需要得到全面建立和维护。总体来看，西方企业更适应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自我调节，相信市场会自动趋向和谐、有序、均衡的状态。然而，市场会常常失灵，周期性经济危机不可避免，我们看到的现实是经济利益和社会伦理不可能通过市场的自然发展得以协调处理。

相对而言，中国儒家思想更强调伦理道德，反对投机取巧、为富不仁，提倡“君子爱财、取之以道”，当利益与伦理道义发生冲突时，甚至要舍利取义。中国社会一直推崇的儒商，其价值在于传承了儒家思想，平衡了企业的义利关系。

因此，中西方企业管理思想的会通，在于伦理与市场的会通，使得企业管理者既顺应市场规律，让市场“无形的手”自我调节，又符合社会伦理要求。对于一个企业而言，管理者不但要创造效益，更有责任和义务培养造就有思想、有情义、有担当的人，成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的伦理体系的建造者和守护者。

忠恕+制度——仁与法的贯通

儒家仁学一以贯之的践行之道即是“忠恕”。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之道蕴含了个人的道德标准、人际关系的理想状态、人与人如何在精神层面沟通以及世界多样性的解释，是传统文化的“富矿”。

对于企业而言，“忠恕”之道即是企业的管理要成为各方普遍认可的合理行为，因此企业利益要符合国家和社会利益，要善待员工，重视人际关系的协调，追求各利益相关方的和谐。这对于现代社会生态平衡机制十分重要。

相对而言，中国还需要补上“制度治企”这一课。而这正是西方企业管理思想的核心优势之一。让西方企业崇尚的法治、契约精神与中国企业的人本、忠恕之道会通，实现仁与法的贯通，以形成中西结合的管理理念和实践方法。

今天的中国正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的企业从未如此受到世界关注，中西方企业管理思想的融合会通是大势所趋。我们看到，无论是同仁堂的“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还是海尔的“真诚到永远”、华为的“奋斗者”文化、联想的“以产业报国为己任”，都深刻地打上了中国儒家文化的烙印，也正吸纳世界优秀的管理思想，博采众长，自成一家。

因此，我们不应只是儒家主流思想的传承者，更应该拥有一颗不断向世界学习的进取之心，来实现跨文化融合发展。我们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让中国主流文化伴随着中国产能、技术、品牌一起走出去，与世界和谐互动交流，以进一步展示中国文化的魅力，让世界更全面地认识一个进入新时代的中国。

                               （编辑  杨利红）

编者按：本文所报道的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有限公司，是我国在集成电路制造设备领域的一个杰出企业。中微多年专攻等离子刻蚀设备的研制，紧跟国际技术前进步伐，现已跻身国际一流行列，在我国半导体设备行业尤其突出。中微在长期坚持自主研发的基础上，不仅拥有多项国际发明专利，而且严格遵守和熟练运用知识产权有关法规，从容应对挑战，从而在高技术产业领域的国际竞争中处处主动。他们的经验在今天新的全球化条件下，尤其值得关注。

前不久，台湾积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积电”）为其领跑全球的7纳米生产线确定了5家刻蚀设备供应商，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微”）赫然在列。

2017年初，在美国总统科学技术咨询委员会向总统提交的报告《确保美国半导体的长期领导地位》中，中微是唯一被提及的中国企业。此前，美国商务部在实地考察了中微和中芯国际后，于2015年2月9日公告放弃“限制对华出口刻蚀设备”并通报“瓦森纳协议”。这一事件标志着西方国家在集成电路高端装备领域的垄断和对华封锁首次被打破。

中微是一家什么样的企业？它凭什么能突破“瓦森纳协议”对华出口刻蚀机的限制，并与世界顶级刻蚀机公司共同成为台积电的供应商？它给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带来了怎样的改变？中微创办于2004年，有三大产品：芯片制造前道等离子体刻蚀设备（D-RIE）、硅通孔刻蚀设备（TSV）和金属有机物化学气相沉积设备（MOCVD）。这三大产品在各自的细分领域都位居世界前三强。

目前，中微是国内半导体和集成电路制造装备产业的领先企业,国内仅有的一家能够在国际市场上持续地和批量地销售极大规模集成电路高端制造装备的企业。

开启新征程

2004年一批资深留学生在上海市政府的推动下，在上海浦东创立了中微，其领军人物是公司董事长尹志尧。上世纪80年代，尹志尧留学美国。1984年，他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获博士学位。随后进入英特尔工作，负责电浆刻蚀业务。而后，他又先后到美国科林研发和全球最大的芯片设备生产企业美国应用材料工作。他在美国应用材料曾任总公司副总裁及刻蚀产品部总经理。

尹志尧在美国硅谷闯荡之日，也正是中国半导体产业蜕变之时。

1983年5月，国务院成立电子计算机和大规模集成电路领导小组，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任组长，第二年改组为电子振兴领导小组，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鹏任组长。同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抓紧研制重大技术装备的决定》，对我国重大技术装备发展产生影响。其中，“制造大规模集成电路的成套设备”被列为重点突破的十大技术装备之一。

2000年6月，在倪光南等一批老专家的推动下，国务院接连发布进一步完善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政策有关问题文件，扶持半导体行业的发展。从那一年起，一批批海外学子回国创业。2000年4月，由张汝京领衔的中芯国际在上海浦东新区成立，这标志着中国半导体产业开始书写新的篇章。

尹志尧回国创业与一个人有很大的关系，这个人就是上海集成电路产业的奠基人——江上舟，两人中学时是北京四中的校友。为了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江上舟曾鼓动张汝京等一大批硅谷华人回国创业，尹志尧就是其中一位。

在一次世界半导体设备展上，尹志尧偶遇时任上海经委副主任江上舟。江上舟仔细观看了美国应用材料的设备后说：“看来刻蚀机比原子弹还复杂，外国人用它来卡我们的脖子，我们能不能自己把它造出来？”江上舟鼓励尹志尧：“我是个癌症病人，只剩下半条命，哪怕豁出命去，也要为国家造出刻蚀机。我们一起干吧！”

2004年8月，时年60岁的尹志尧决定回国创业。他说：“我给外国人做了几十年嫁衣了，是时候报效祖国了。”与此同时，他还说服并带回了18位在硅谷主流半导体设备公司或研究机构工作多年的资深华裔工程师，后来有15位与尹志尧一起创建了中微公司。从此，尹志尧和他的团队开启了驰骋中国半导体和芯片装备产业的新征程。

在半导体行业工作了20多年，尹志尧个人拥有60多项技术专利，被称为“硅谷最成功的华人之一”。没有带回任何图纸和技术资料，尹志尧及其团队近乎赤手空拳回国创业。

在美国，尹志尧每年有2亿美元的研发经费。回国创业时，上海市政府支持了5000万元启动资金，另外他们还自筹了150万美金。但这点钱对于一个像中微这样的企业，是远远不够的，很快钱就花光了。缺钱，成了尹志尧面临的头号难题。为了筹资，他跑遍所有可能注资的机构和企业，但资金缺位还是很大。此时，江上舟给他送来了个好消息——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陈元同意见他。当陈元得知他们要做的是刻蚀机时，兴奋地说：这东西，我做梦都想做，一定要支持。结果，中微从国开行拿到5000万美元的无息贷款。此后，中微的发展步入了快车道。

芯片制作有三个主要设备：光刻机、刻蚀机和薄膜沉积设备。“当时，我们选做两个，即刻蚀机和薄膜沉积设备。”中微副总裁兼中国区总经理曹炼生说。2008年，中微自行研发的12英寸刻蚀机卖到了台湾，进入了芯片生产线。

中微成立之初，上海市政府以“科教兴市”重大项目给予了资金支持，之后又通过上海科创投对公司多次投资。2014年底，中微成为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支持的第一批三家企业之一。经过几轮融资，中微注册资本现已超过了2.69亿美元，估值人民币80.9亿元。中微前三大股东分别为公司员工（20.26%）、上海科创投集团（19.97%）和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19.34%），现有员工约600名，其中约1/4来自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等地，是一支相当专业化、国际化的精英队伍。

说起中微的创建和发展，尹志尧总是要特别感谢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江上舟。2011年，当江上舟不幸因病去世时，他专门撰文写道：上舟先生是我们的领路人。

群雄盘踞的半导体装备市场

半导体产业十分庞大，其主要产品包括集成电路（IC）、光电子、分离器和传感器等，其中IC的规模占80%以上，所以，半导体和集成电路这两个概念经常混用。而芯片则是指内含集成电路的硅片，它分为几十个大类、上千个小类。制造一块小小的芯片，涉及50多个学科、数千道工序。从产业链的角度看，半导体及芯片产业主要包括装备、材料、设计、制造、封测五大部分，其中装备和材料属于产业链的上游。在这条产业链上，目前我国企业包括半导体装备制造企业与国外企业相比，差距还是很大的。

据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SEMI) 2018年1月26日公布的数据，2017年全球半导体设备商出货金额达到560亿美元，比起上一年大幅增长接近40%，创下历史新高。

半导体装备是半导体产业发展的基础，也是半导体产业价值链顶端的“皇冠”。目前，全球半导体装备一年销售额560亿美元，市场规模不算很大。但因其技术门槛非常高，它对一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也就成了全球竞争的制高点。

由于全球新建的12英寸晶圆厂在逐渐向中国集中，因此半导体和芯片装备采购额的增长部分，很大程度上来自中国。然而，中国目前半导体和芯片装备制造的能力还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从美国高德纳公司（Gartner Group）2016年的全球十大半导体设备制造商排名看（表1），美国、日本和荷兰3个国家的公司垄断了全部入榜企业，中国公司没有一家入围。

表1  2016年全球前十大晶圆制造设备供应商排名

资料来源：Gartner（4/2017）

在这个排行榜中，世界前三强是美国应用材料（Applied Materials），美国泛林研发（Lam Research），荷兰阿斯麦（ASML）。最后一名是荷兰ASM国际（ASM International），2016年营收为4.97亿美元，这也是入榜的最低门槛。

我们再来看中国半导体设备制造企业的十强（表2）。

表2  2016年中国半导体设备十强单位（按半导体设备销售收入排序）

资料来源：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

2016年中国半导体设备销售收入总计57.33亿元，同比增长21.5%，其中前十强公司实现销售收入总额48.34亿元，同比增长28.5%。据SEMI统计，2016年全球半导体设备出货额412亿美元，中国大约占2%。中国半导体设备十强企业销售收入总额，仅与世界十强的第八名日本尼康大体相当。可见，中国半导体设备制造企业与美国、日本和荷兰的企业相比，差距很大。虽然世界十强的最低门槛并不算很高，但其营收规模也高出中国十强第一名4倍之多。

在市场已被世界群雄分割完毕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如何追赶？

晶圆制造需要上百种装备，如扩散炉、光刻机、刻蚀机、离子注入机、薄膜沉积设备、化学机械抛光机、清洗机等，但其中占设备投资总额比重最大的，第一是光刻机，占20%；第二是刻蚀机，占18-19%；第三是薄膜沉积设备，占15%。这三类装备占晶圆制造企业设备总投资的50%以上。因此，攻克这三类装备是发展我国集成电路产业的“急所”。

中微正是为制造刻蚀机、薄膜沉积设备而生。从2004年诞生到今天，中微终于完成了追赶，进入了世界第一方阵。在刻蚀机这个细分领域，中微已成为世界前三强。

尹志尧在回国时立下的目标，是“用15年时间追赶，用20年时间超越，让中国成为世界主要的芯片生产基地！”

中微用14年完成了这个追赶的目标。

艰难的追赶之路

和国外企业相比，中微是半导体装备制造行业的后来者，因此，追赶行业的标杆企业是他们必须要走的一步。就刻蚀机而言，当今世界主要制造商有3家：美国材料应用、美国科林研发、日本东京电子。他们不仅掌握着刻蚀机制造的前沿技术，而且体量都相当大，美国应用材料为100亿美元规模的企业，美国泛林研发和日本东京电子的营业额也达到50亿-60亿美元规模。这3家企业是中微要追赶的目标企业。

中微能不能追赶上这些企业呢？尹志尧认为，能不能追上，关键在于人。和他一起回国创业中微的团队基本都是来自这几家公司，对这几家公司很了解，而且个个身怀绝技，所以，追赶他们有自己的底气，有一定的先天优势。

那么，中微是怎么追赶的呢？引用曹炼生的一句话，就是“咬住国际先进水平不放松”。但这既需要人才又需要钱，中微的研发团队堪称国际一流，但是巨大的投资从哪里来？众所周知，半导体和集成电路装备制造业是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投资大、回报周期长。比如，仅就研发投入而言，作为行业老大，美国应用材料在过去10年中平均每年的投入超过10亿美元，占营业收入大约10%。中微的研发投入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量级呢？曹炼生说：“我们每年的研发支出差不多是5000万美金，即人民币3亿多”。这只是美国应用材料年均研发投入的1/20。即使是这样，也给中微带来了巨大的压力。2017年，中微的销售收入创历史新高，达到10亿元，以此计算，研发支出占了销售收入的30%。这个比例明显高于美国应用材料，这是追赶必须要付出的代价。

如此之高的研发投入，使中微不得不为钱而与各方周旋。尽管国家的专项资金支持，能够解决一部分研发费用不足的问题，但企业最终还是要靠自己解决资金难题。事实上，中国半导体和集成电路装备制造企业都面临着和中微同样的问题。

“这就又牵扯出另外一个问题，像我们这样的高科技企业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经营模式？我们集成电路装备产业现在有三种模式，即中微、上微、北微3个国内重点企业走的三条不同的道路。” 曹炼生说。

上微，就是上海微电子装备有限公司，它承担了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极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技术与成套工艺专项”的65纳米光刻机研制项目。现在，他们突破的是90纳米的光刻机。尽管在我国这是从0到1的突破，但90纳米的光刻机已不是市场上的主流产品。作为一个企业，要生存下去，就要开发出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于是，上微利用多年积累下来的核心技术，开发了一些其他产品，例如用于封装的光刻机等，在市场上这些产品卖得也不错。有人把上微的这种做法称作“沿途下蛋”。

北微，全称是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由北方微电子和七星电子两家公司重组而成。其研发团队以清华、北大、中科院为背景，产品做得比较多，或者说比较齐全。有人把它誉为中国版的“应用材料公司”，但以它现在的实力和美国应用材料相比，更多的还是对它的一种美誉。

中微和他们走了一条不一样的路。“这14年来，中微就是咬住了国际先进水平，把刻蚀机从当时国际先进水平的65纳米，一直做到现在的7纳米。”曹炼生说。

等离子体刻蚀机是中微的主要产品。从2008年起，在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和上海市政府的研发资金支持下，中微先后成功开发和销售了适用于65/45/28/20/14/10/7纳米工艺制程的一系列等离子体刻蚀设备，陆续覆盖了存储器件和逻辑器件制造中大部分的介质刻蚀和导体刻蚀工艺，始终保持着与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同步。中微生产和销售的500多个刻蚀反应台已经在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40条先进芯片生产线上运行，高质量地生产了6000多万片晶圆。2017年7月，台积电宣布将中微纳入其7纳米工艺设备商采购名单，使中微成为唯一进入台积电7纳米工艺蚀刻设备的大陆本土设备商。

中微的另两款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产品，是硅通孔（TSV）刻蚀和金属有机物化学气相沉积（MOCVD）设备。中微TSV刻蚀设备已经装备了国内所有的集成电路先进封装企业。市场占有率超过50%。同时还远销欧洲，应用于新兴的微电机系统（MEMS）传感器制造。而用于制造蓝光LED 的中微MOCVD设备在最近两年，从几乎为零的国内市场占有率一举实现超过70%的市场占有率，彻底打破了美国维科（Veeco）和德国爱思强（Aixtron）两家供应商长期垄断市场的局面。由于中国的MOCVD市场是全世界最大的市场，占全球份额超过60%，所以，中微实际上已经是全球MOCVD最大的供应商。最近，中微的MOCVD设备正在跨出国门，走向世界。

不懈的努力，使中微得到了社会各界广泛的认可。中微已获得国内外知名奖项达50余次，例如，国家科技发展重大专项（02专项）授予的多种奖项，以及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工博会金奖和行业权威杂志《Semiconductor International》（《半导体国际》）颁发的2009年全球最佳产品奖等。有人预测，在今天半导体设备风云际会的大时代，中微有机会成为新一代的“华为”。这是对中微的赞誉，也是对中微的期盼。

国际维权三大战役

公司的快速发展引起了国际社会及同业竞争对手的广泛关注。特别是美国的竞争对手对中微高度警惕。10多年来，美国应用材料、泛林研发、维科三大半导体设备公司轮番对中微发起了商业机密和专利侵权的法律诉讼，意欲遏制中微的发展。对此，中微有充分的准备，他们在国内外申请了1200多件相关专利，其中绝大部分是发明专利，有力地保护了其自主创新形成的知识产权。

第一场官司是和全世界最大的半导体设备公司美国应用材料打的。2007年10月，应用材料将中微告上了美国法庭，指控中微使用其商业机密开发了设备，要求停止侵权并赔偿。此外，应用材料宣称拥有中微的两项专利，这些专利由目前任职中微的4名前雇员发明，其中包括中微董事长尹志尧，副总裁陈爱华。应用材料表示，当初与4人曾签订过协议，要求其在任职期间所有专利所有权归应用材料。而且即使离开应用材料，一年内申请的专利也全部“假定为其受聘于应用材料期间所发明，所有权归应用材料”。

“法院立案以后就开始取证，取证取了两年，没有找到任何证据，找不到证据就算了，最后以和解而告终。”曹炼生说。

大名鼎鼎的美国应用材料为什么要状告一个弱小的同业新秀中微呢？显然，这更像是一种企业间的商业竞争策略。当时，中微研发的用于制造65纳米至45纳米芯片的刻蚀机，已进入全球主流市场，对应用材料构成了一定程度的挑战，所以，它此时状告中微，实质上就是想遏制住中微快速发展的脚步。

第二次官司是中微的直接竞争对手美国泛林研发在台湾打的。2009年1月，泛林研发声称中微公司型号为Primo D-RIE的等离子体蚀刻机侵害它的台湾专利 TW136706“电浆反应器中之多孔的电浆密封环”和TW126873“于电浆处理室中大量消除未局限电浆之聚焦环配置”。所以，泛林研发将中微告到台湾法院。中微公司以事实回应了泛林研发的指控，并指出泛林所提出的被侵权的专利根本就是无效的专利。台湾智慧财产法院法官在听取双方针对有效性问题的辩论后，基于不需要更进一步的调查关于侵权的争点，驳回了泛林研发的诉讼请求，并认定泛林研发主张遭到侵害的专利是无效的。“泛林研发不服一审判决，于是他们就上诉，结果连着打三次，三审我们全赢。”曹炼生自豪地说。

泛林研发为什么选择在台湾状告中微？说白了，这也是一种竞争策略。“因为我们之间竞争的主要市场就在台湾。”曹炼生说。

针对这场官司，尹志尧说：“健康的竞争是向客户提供更优秀产品的不可缺少的保证。我们欢迎与竞争对手们的公开竞争。当然，当这样的竞争对手试图以没有根据的法律诉讼来阻碍我们进军关键市场时，我们将积极捍卫我们的权力。我们非常高兴法庭驳回了他们的诉讼。”

第三次官司是和美国维科打的。这场官司的起因，还是因为中微MOCVD设备占领市场的速度太快，维科节节败退，有点受不了了。这场官司是从2017年4月份开始的，一直打到今年2月份才以和解的方式结束。

2017年4月，维科在纽约东区的联邦法院对中微MOCVD设备的晶圆承载器 (石墨托盘) 供应商西格里碳素（SGL）展开了专利侵权诉讼, 维科认为，西格里碳素为中微半导体设计的石墨托盘侵犯了其专利, 要求禁止西格里碳素向中微供货，并赔偿巨额损失。

对于维科的专利侵权诉讼，中微的专利部门很清楚，他们讲的那个专利是无效的。中微告诉西格里碳素可以放心供货。但美国法院支持了维科的诉讼请求，禁止了西格里碳素向中微供货。怎么办？中微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于是，2017年7月，中微在福建高院起诉维科精密仪器国际贸易 (上海)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维科上海”) ，指控其TurboDisk EPIK 700型号的MOCVD设备侵犯了中微的晶圆承载器同步锁定的中国专利，申请对维科上海发布永久禁令并赔偿经济损失1亿元以上。

就这样，这场专利互诉战正式拉开帷幕。曹炼生说：“你不是不让石墨托盘出口吗？那我就不让你的东西进口。” 今年年初，中微获悉，美方涉嫌侵犯中微专利权的设备即将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进口，随即向上海海关提出扣留侵权嫌疑货物的申请。上海海关及时启动知识产权海关保护程序，在进口环节开展行政执法，根据权利人申请，暂停涉嫌侵权设备的通关，这批设备货值达3400万元。“这一扣，维科受不了，全世界都知道了它的产品被中国给扣了。”曹炼生说，在此情况下“维科主动打电话给中微说，我们坐下来谈谈吧。一谈，双方都表示愿意撤诉，我们也不扣你的产品，你也不要让人家禁止出口了。”经过谈判，中微与维科、西格里碳素三方最终达成全球范围相互授权的和解协议。

尹志尧说：“竞争对手们基于全球客户的利益应该如何解决好知识产权事宜，这次和解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一路走来，中微一直在努力地践行它的目标：在半导体和集成电路产业中，为国内的制造企业供应能够替代进口的优质低价关键设备；瞄准世界科技前沿，研制能与国际垄断巨头争一席之地的具有国际最先进水平的关键设备。

展望未来，中微透露，他们正在积极筹划公司上市，登陆中国资本市场。这无疑对尹志尧提出的“用20年时间超越”竞争对手的目标有极大的促进作用。目前，全球集成电路产业正在向中国转移，中国把发展集成电路产业视作国家战略，在此大好机遇下，我们期待中微成为一个领先全球的半导体和芯片装备制造的企业。

                                 （编辑  碣石）

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标志，全球资本主义一体化进程已经逆转，经济虚拟化带来的阶级对立日益凸显，资本主义体系内在的危机正在往深度演进。中国经济需要保持其社会主义的特质，为人类探索出一条金融社会主义的新路。

“好”的金融是经济体系的造血器官，而“坏”的金融则会成为经济体系的吸血怪兽。金融社会主义实质就是好的金融。金融的本源是服务实体经济，而不是自我循环；金融应成为普通民众获得合理财产性收入与分担财务风险的工具，而不是成为民众财富的收割机。

金融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它是指在金融这一资本主义特征最为突出的领域，仍然能够应用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既利用金融又能驾驭金融。可以说，能否有效驾驭金融资本，是检验中国共产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执政能力的试金石。

拓展实体经济发展空间，避免经济脱实向虚

中国经济发展总体上走了一条实体经济立国的道路，金融资源绝大部分流入实体经济，支持了中国经济发展。①

然而，今天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脱实向虚”的压力。中国已经由短缺经济转变为过剩经济，实体经济利润率的下降，也促使大量资本涌入虚拟经济去追逐投机暴利。中国经济如果走上虚拟化的道路，面临的问题将比美国更大，因为中国并没有美国搞金融霸权、让全球分担其金融风险的条件。

中国市场空间大，具有产业发展的巨大腾挪空间。西方发达国家产业外流、本国产业空心化的老路不应在中国重演。目前我国东部部分制造业正在向中西部转移，我们可以主动引导这一进程；同时，中国通过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和两洲（非洲与南美洲）战略，形成主要面向南方国家的共同发展与共同繁荣的全球战略，拓展了中国制造业的全球市场空间，中国开发性金融服务业相应为“走出去”的企业和项目服务，增强全球服务能力和全球服务半径。

发展社会主义普惠金融，让人民真正从中得益

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希勒认为金融需要大众化，“要实现全社会的共同繁荣，那么金融必须为社会的每个成员服务，并且其服务必须有相当的深度与广度。”①

普惠金融需要让普通人分享金融资本收益，而不是将金融市场变成一轮又一轮的“割韭菜”机制。凯恩斯曾经告诫，为了公众的利益，普通人进入赌场的门槛很高，而股市也要做同样的安排。② 中国有接近1亿的散户参与炒股，20多年来股市信息和资源高度不对称，弱势群体将不可避免地成为股市的“灾民”。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真正的普惠金融如同上善之水，能够润泽人们的生活，而不是洪灾肆虐。经济生活中充斥着各种算计圈钱的所谓“金融创新”，但是真正能够为老百姓提供普惠式金融服务的创新却太少。草根创业者、贫困大学生如何抵押未来收益开启职业生涯？中产阶级如何分散其财产风险？个体如何共享新技术的收益？这些都需要好的金融创新。

社会主义制度下普惠金融是新的金融共同体。市场经济将个体从集体共同体中抛出，原子化的个体无力抵御现代社会的高风险，真正普惠的金融创新应该是在个人可以自由选择的前提下，重建风险群体共担、收益群体共享的新共同体。

罗伯特·希勒提出建立新金融秩序，以实现大规模的风险共担。① 他说的大规模风险共担的重要前提，是数据时代的到来使风险的识别和评价更加容易。但是问题的另一面是，当这种风险共担机制通过提供对冲机制使得经济体系更稳定的同时，也空前放大了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新的金融共同体不是自组织的金融共同体，而是政治金融共同体，需要政治实体来处置金融风险点，防范道德风险，避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

统筹运营金融资源，服务国家长远发展

金融资本如同河水一样流动，控制得好可以造福社会，控制不好就会造成洪灾。治理的方法就如同大禹治水，既要疏，也要堵，以疏导为主。需要给老百姓提供稳定、持续的财产增值机会。

由于市场的短期、分散性资金与大规模、长周期投资回报之间的不匹配，使得社会的总体资金相对过剩与国家建设资金不足的情况并存，需要通过有效的政策供给引导市场资金服务国家长远发展。

我国具有巨大的公共投资需求缺口。复旦大学教授史正富认为，我国在国家安全、广义生产要素（包括生态、能源、人力、资源、科技等）等领域投资不足，之所以投资不足，是由于这些投资规模大、周期长、高度不确定性及收益的排他性。他提出设立担负国家战略使命的准市场型战略投资基金体系，由央行与国家财政提供引导基金，形成国家战略引领、国家资金带头、多元资本混合的长期投资基金。这种基金在中、短期难有回报，但具有长期的持续稳定的投资回报。

这种将市场优势与社会主义优势结合的制度设计，能够将充裕的投资资金用以进一步提高广义积累率，既为未来的长远发展奠定重要的基础，同时也为短期吸收就业、稳定经济提供条件；既可以有效吸纳居民储蓄，又可以为居民的投资提供一个长期稳定的渠道，让居民共享国家长远发展的红利。

避免住房资产过度金融化，回归其民生品属性

住房是基本的民生用品，甚至不是普通商品，更别说是金融品。当前住房金融化的一个结果就是住房市场空前的非理性繁荣，2006-2015年10年间，我国住宅竣工面积达到了176亿平方米， 相当于每户竣工近44平方米。①2016年全国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40.8平方米，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36.6平方米。② 我国的人均住房面积已经和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难分伯仲。但与此同时，许多低收入群众望楼兴叹，买不起房。

住房金融化也加剧了财富所有者与劳动阶级之间的分化。居民财富中住房占了大部分。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研究表明，住房已经成为发达国家财富的主要组成部分，例如法国与英国两国财富/收入比自1970年不断上升，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住房财富比重的急剧上升。③ 中国的情况有过而无不及，目前中国的居民财富，六成左右都是房产净值。④

这使得社会分化为炒房阶层、自住房阶层和无房阶层。炒房阶层就是所谓的“投机资本家”，在房价暴涨的过程中空手套利；对于自住房阶层，住房对他们的意义是使用价值而非金融价值，房价的涨落对他们如过眼烟云。

一线城市的底层则沦为“无房阶级”。当一座城市的房价已经上涨到依靠劳动收入（无论多高的薪水）都无法购买的时候，房价就已经成为划分资本（特别是投机资本）阶层与劳动者阶层的天然界限，并摧折劳动阶级通过诚实劳动和奋斗过上美好生活的信心。

如何控制房价？仅靠限价为主的政策显然无济于事，房价调控的历史表明，越是严厉的调控政策，越是带来下一轮的报复性增长。治本之策就是落实中央提出的“住房是用来住的，而不是用来炒的”这一根本定位。改变住房的投机品属性，回归其商品和民生品的属性。

首先要在去金融化上下功夫，降低住房资产的流动性。在当代社会任何资产都可以金融化，去金融化，就是降低其流动性，提高住房资产变现的难度。一是通过限售遏制频繁交易，例如2017年的房地产调控中，有的地方规定购买的住房若干年之内不能交易。这种降低住房资产流动性的政策应该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二是加大持有投机房产的成本，征收物业税或房产税，特别对三套房以上者要按照累进税率征收。三是严控住房贷款的杠杆率，比如对于二套房以上的交易提高首付比例，对于三套房以上者必须全款购买。

其次，实施供需总量的调控，使得土地的供给增长与需求增长大体保持平衡，这就不会造成一房难求的状况。许多地方政府通过限制土地供应抬高地价，可谓是反其道而行之。其动机可能是为炒地皮。

真正的供需平衡的计划，是根据需求变化来逐步增加土地供给的方式，根据每年住房刚需以及改善性需求增加量，有序增加土地供给，以避免因为供需失衡而炒作地价、炒作房价的问题。从根本上讲，政府需要管住自己炒地皮的冲动。“土地财政”的职能不是卖地，而是像重庆等地那样为了公共利益运营土地，实施土地收储，按城市发展实际需要将其逐步投入市场，利用土地未来的收益进行城市建设的融资，使得土地的涨价收益落入公共财政的口袋，而不是落入私人开发商和炒房集团的口袋。这才是与市场经济融合的土地运营方式。同时，要通过政府的平准机制，抑制住房价格的爆涨，改变房价单向上涨的预期，让炒房者和乱炒地皮的企业血本无归。

第三，要大力推行租赁转“共有产权”住房制度。租房是支付使用权的租金，而贷款买房则是支付所有权的利息。房客永远是过客，而“房奴”则可以变为房主。劳动者收入增加的速度，无法赶上房价上涨的速度。如果说股市上涨的时候是贪婪，下跌的时候是恐惧，房市则是炒房者的贪婪与刚需群体的恐慌交织在一起，从而推动了房价的暴涨。

租赁转购买制度的根本就在于服务刚需。刚毕业的青年人能够通过这个通道分享租房的资产升值收益，他们既是房客，又是未来的房主。建设大批政策性住房，由政府低价供地，并由政府回购。政策房规模要达到市场占有量的三分之一以上。政府将房子租赁给刚需群体，在租赁期间可以实施“租购同权”，与购房群体享有同等的公共服务，达到若干年限以后，租赁者可以申请按照“共有产权”购买，购房者可以终身使用，可以继承，但是不能自由交易。共有产权实质是限制住房的投机品属性，而充分保障其民生品属性。

设立政府金融市场平准机制

金融市场的本质是非均衡的。由于金融体系内部相互拆借，金融风险很容易演化成系统性风险，一旦触发危机就会对实体经济造成巨大的打击。只有通过政府的强有力干预去除过度杠杆化，才会避免暴涨暴跌和系统性危机。

好的金融市场不能鼓励暴利，而需要建立相应的政府平准机制，抑制波动，避免资金恶意炒作。

新中国成立之初，陈云同志领导的稳定财经的战役就是对平准机制的成功应用。建国初，若干大城市发生通货膨胀，市场投机活动极其严重。为了稳定金融、狙击市场投机活动，陈云同志领导了一场阻击战，商业、银行、财政、税收，四路进兵。商业上由政府逐步抛售热炒商品、打击囤积行为，使市场物价不涨反跌；同时，银行贷款限制借出数目，控制货币投放（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去杠杆”）。几方面力量共同作用压制了投机商的力量，商人最后只得跟着政府调控的意图走，从而平稳了物价。

这段历史对于我们如何驾驭资本有重要启发意义。市场经济的金融战，同样需要国家队。设立国家队的目标不在于盈利，而在于保障大多数人的利益不被少数人收割，保障国家金融体系的稳定、保障国家利益不被境外势力侵袭。作战方式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运用国家的组织力，统一领导，集中发挥力量，有效地压抑投机资本的兴风作浪。

更重要的是，中国必须在全球金融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国际上的金融大鳄经常是以做空主权国家来获利的。1992年索罗斯做空英镑获利丰厚，使得英国蒙受了巨大的损失；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背后同样是国际金融大鳄的金融战。中国如何在这种残酷的金融斗争中保障国家利益，除了设立防火墙之外，同样需要金融的国家队，以对抗金融侵略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编辑  宋斌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