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胜开局 筑梦中国
2016 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为更好传递两会声音，本刊特集中展示中国中信集团以及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的部分两会代表、委员，两会期间关于改革发展等热点话题的发言。其中，针对国有企业供给侧改革、压缩过剩产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改革中的关键问题以及激发大企业“双创”活力等话题，常振明委员、杨凯生委员、汪晖委员、张树华委员、任沁新代表分别发表了各自的建设性意见。
国有企业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怎么做
文/常振明*
供给侧存在着结构性问题，在企业中尤其是国有企业中比较突出，比如在钢铁、能源、建材等行业供需不对称、产能过剩，库存量很高。2015年我国生产的粗钢产量为8.04亿吨，相当于全球钢产量的一半，所以钢铁价格持续下跌，许多企业整体亏损严重。这些行业的特点是投资大、企业负债率高，与其他企业相比，国有企业更容易通过高负债寻求高速发展。因此，国有企业面临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低成本、补短板的任务十分艰巨。
重要的是转变国有企业的机制和商业模式
如何在国有企业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一个大型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在微观上，我认为转变企业的商业模式非常重要。大家都知道，企业的商业模式是一个企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过去关注的是如何提高产能，进行大规模生产，提高产量。因为这样做可以减少单位生产成本，增加竞争力。而现在则需要通过技术革新等来增加产品的质量、增加产品的品种、增加产品的附加值，提高经济效益。需要采用小批量灵活的生产方式来满足不同客户和市场的需要。而企业商业模式的转变直接涉及国有企业体制机制的改革。
现在互联网技术、大数据技术为企业转变商业模式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和手段。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也是从供给侧入手解决农业发展问题。当时，通过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投入不变、人力减少的情况下，使农业生产大幅提升。今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解决的问题正好相反，是如何去产能。我认为必须用改革的方法来推进结构性调整。
国企改革须采用“一司一策”
一年来，国有企业的改革积极推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顶层设计方面，一是实践方面。
顶层设计方面。2015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并先后出台了11个配套文件，各级国资委又出台了一系列指导性文件，进行了一些国有企业改革的试点。这些指导意见和文件明确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和原则，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是相贯相通的。
我也看到很多网上的评论说国有企业改革雷声大雨点小，这么多文件出来了，动静不大。我作为一个国有企业改革的执行者，我认为，在实践中，国有企业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时间。整体来看，每个国有企业的情况千差万别，国有企业所处的历史不同、所处的行业不同、他们面对的外部竞争环境不同、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不同、每个企业长期形成的商业模式也各不相同。国有企业的改革要“一司一策”，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大方向和原则，每个企业根据自己的情况制定自己的改革方案，制定自己的战略，确定未来的商业模式。
对国企需要按功能界定分类，国企分成商业类、公益类两大类。中央下发了《指导意见》，全国17个省级国资委，还有40多家央企，都根据自己的情况制定了改革方案。2015年国企改制和重组的步伐在加快，南车和北车、国家核电和中电投、中远和中海运、五矿和中冶等12家央企正在重组合并，说明国有企业的改革正在按照日程稳妥有序地推进。
实践中，“一司一策”中每个企业都根据自己的不同情况、困难和难点制定自己的改革方案，国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将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使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有利于激发企业和企业的员工创新的热情，最终给全社会和人民带来实惠。我相信国有企业一定能够实现既定的改革目标，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编辑 季节）
完善压缩过剩产能的措施和办法
文/杨凯生*
去产能、去杠杆，不仅是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也事关“十三五”规划的全面落实。为了把压缩过剩产能的工作做好，我们要认清与前些年相比目前压缩过剩产能有什么新的情况和困难需要重视和解决。
首先，我们所面临的宏观经济形势有所不同。长期以来，我们往往是在经济比较热、增长速度比较快的时候，更重视对过剩产能的压缩，而在经济偏冷、发展速度下滑的关头，往往较多强调要稳增长、保就业。其好处是尽可能减小结构调整和产能压缩对各方面带来的冲击。但这种纠结带来的问题是，市场一直无法真正出清，一些过剩的产能不仅难以有效压降，甚至还不断有所增加，导致结构性矛盾越来越突出。今年与以往不同的是，中央是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形势下，果断地将压缩过剩产能作为当前的重点任务更加突出提出来，这反映了党中央、国务院对产能过剩这一影响和妨碍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痼疾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压缩过剩产能可能带来的风险和困难有了更大的应对勇气和决心。
其次，所面临的社会环境有了很大变化。与上世纪90年代集中实施的企业改制、转型、一批企业破产关闭的情况相比，现在的环境已经不同。当时所涉及的企业主要是国有独资企业，涉及的人员主要是国企职工，企业的负债也主要来自国有独资银行。在那样的条件下，企业关停并转和职工安置所需的成本，不管用何种方式分摊、由谁负责，实质就是财政是从左口袋掏钱还是右口袋掏钱的问题，是今天付钱还是明天算账的问题。因此当时可以设计出一系列特殊的政策安排，例如企业即便是已经抵押给银行的资产，变现后也要先用来安置职工，银行要放弃优先受偿权；国家成立的四大资产管理公司要按账面原值收购银行剥离的不良贷款，而相关损失最终都是由国家财政承担；同时，对部分经营存在困难但仍具有一定市场前景的企业实施债转股，将银行对这些企业的债权转为股权，等等。当时，这一系列时间换空间的政策设计之所以能够成功，很重要的一点是那时企业和银行产权结构是单一的，政府能够通过行政手段来解决和处理这些问题。但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市场化程度已经明显提高。国有独资企业数量已经不多，需要压缩的过剩产能也不仅仅是表现在国有企业中，几家大银行尽管还是国家控股，但已在海内外上市，中小银行的股权结构则更加多元化，因此，当年的一些行政化政策措施现在已经无法再简单施用。如何在当前情况下做好压缩过剩产能的工作，需要进一步细化措施和方法。
建议首先算清压降过剩产能的成本账。各地究竟有多少企业属于产能过剩行业，它们的净资产还有多大，资产转让变现前景如何，它们在银行的贷款情况怎样，资产抵押情况如何，所牵连的上下游涉及面有多大，各类职工安置费用需要多少，当地新增就业岗位的容量还有多大，等等。
同时，还要考虑清楚哪些需通过财政渠道解决，哪些应该由其它股东负责；需财政解决的，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应该如何合理分担，以什么形式分担；哪些要通过社保渠道解决，社保渠道承受能力如何；究竟有多少贷款本息已经确实难以偿还银行，相关银行核销不良贷款的财务能力究竟有多大，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银行风险的底线在哪里，等等。
只有把这些账算细了、搞准了，才能分清各类市场主体的责任，才能把有关工作任务真正落实，才能做到既坚决把过剩产能压下来，又切实保证社会安定平稳。
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一定要坚持依法办事，一定要坚持市场化的改革取向。要努力避免一些阶段性措施所可能带来的机制性问题，防止给今后经济社会发展增加新的困难和障碍。（编辑 宋斌斌）
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一些思考
文/汪晖*
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重申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工程的目标，“十三五”规划又明确提出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构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的问题。创新工程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要求加强思想理论工作平台和学科建设，另一方面强调深入治国理政新思想新战略的研究阐释，前者表现为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后者落实为建设50-100家国家高端智库。
智库建设与基础研究脱节问题
我在这里结合大学和学科发展来谈谈重视基础研究和基础研究创新的问题。随着国内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发展，也由于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和国际问题的复杂性，我国建设高水平的智库是不可避免的任务。近几年，国内智库的建立已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和广泛的现象，但由于一窝蜂上马，目前智库建设与基础研究脱节的现象十分普遍，而重点高校重视智库建设甚于基础研究的情况也多有表现。我认为忽视基础研究的持续建设，对于建立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十分不利，也必将成为对策性研究的瓶颈。
基础研究创新中的问题
没有基础理论的创新，将无法形成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新领域、新范式和新方法。基础研究的创新是奠基于基础学科和体现学者们长期研究的产物，尤其需要处理好传承和创新的关系。在基础研究方面，现在主要的问题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改革时期的普遍现象，即在缺乏长期积累的基础上的大规模范式移植，许多新的概念、理论和方法未经检验，也未及与历史和经验研究结合，就已成为新学科的基础范式。在许多社会科学领域，创新几乎就等于移植。如果我们看这二十年来的博士论文，即便在中国历史研究领域，许多命题和框架也是对国外中国研究范式的套用。当然套用也是学习的过程，不能说没有积极的方面，但学术创新不可能建立在简单套用的前提下，更不用说美国区域研究的若干范式是在冷战条件下形成的，如果没有高度的自觉和学术批判能力，简单套用的结果是不难想象的。另一个方面是学科老化。一些传统学科积累深厚，但研究课题重复、琐碎，难以吸引杰出人才，无法形成创新。这些学科的常规研究仍然在持续，每年生产大量的硕士生、博士生，但其成果难以构成新思想的地基，也难以出现真正杰出的、具有顽强创造力的人才。由于学科和学位制度的限制，多年来倡导的跨学科对话和研究难以落到实处。在高等院校，即便同一个学院的不同学科之间也常常难以形成富有成效的对话和碰撞，无法在科技整合的平台上促进传统学科的发展。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问题
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尤其需要改变两个偏向：
第一个偏向是自我中心的学科分布和学术格局。所谓自我中心，主要是指我们的研究主要是以中国为中心的，能够在国内和国际拥有发言权和获得承认的学者大多是中国历史、中国哲学、中国文学等领域的学人，而在世界历史领域，在国际学术领域获得广泛承认的学人较少涌现，像季羡林等学者那样在国内外都拥有很高学术地位的中国研究学者近乎绝迹。中国的学术研究以中国自身为对象，这是很自然的，但如果中国学术领域在其他区域、其他文化的研究中没有自己的独特建树、没有获得广泛承认的学者，对中国自身的理解也会是片面的。自我中心倾向的另一个表现是：许多外国研究实际上是中外关系研究，如有关“东南亚华人”的研究、“中国在非洲”的研究等等，这些研究本身很重要，弥足珍贵，但相对而言，对对象国的历史和现实的独立研究反而较少受到重视。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第二个偏向是主要以发达国家——主要是美国、西欧和日本等为中心，尤其是以英语国家为中心，对于非西方地区的研究却处于较低水平。一定程度上，这与三十年来留学生的分布有关。发达国家可以提供奖学金，吸纳大量留学生、访问学者，而非洲、拉美和亚洲的许多国家无力提供相应的资助，国家也未在这方面提供更多的支持。现在常常谈软实力，其实这才是软实力的关键所在。实际上，在中国研究范围内，边疆民族区域研究也处于落后状态，相反，这些领域也恰恰是19世纪以降西方东方学和日本亚细亚研究的重要学科对象，积累深厚，其范式和问题对中国的相关研究影响也很大。对于亚非拉国家和中国民族区域的语言、宗教、文化、历史的研究尤其滞后，在高考和研究生招生中，一流人才很难流入这些研究领域。没有国家支持和大学引导，这些领域的发展是较为困难的。
清华大学投入很大精力和资源，创立了发展中国家博士培养计划，吸引相关语种专业的本科生、硕士生进入哲学社会科学相关学科的专业研究，专门培养研究诸如巴西、巴基斯坦、缅甸、印尼、印度、阿拉伯国家等非西方地区的研究人才。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筚路蓝缕的计划，它重视基础研究，而不是基于建立智库。但困难也是明显的，在相关领域，我们没有学术积累，没有精通相关领域的语言、文化和历史的良好师资。清华的方法是与国外机构合作培养，广泛利用世界各国在相关领域的学术资源。由于相关领域人才匮乏，这些多年训练而成的学子，毕业之后也极易被国家机构和跨国公司吸纳。如果没有一定的支持和引导，这些人才就不能为奠定相关的学科发展提供人才资源。
基础研究需要长期积累，不能只注重短期效应。这一点尤其需要重视。伴随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对于更为全面和广泛的学科分布的要求大大提高。现在政府倡导的“一带一路”计划，也有许多相关课题和智库研究围绕这一计划而建立，但真正通晓这些地区的语言、文化、宗教、风俗、历史和现实状况的学术人才极为匮乏。没有相应领域的基础研究和基础学科的长期建设，高水平的智库建设也是会落空的。
各种学术资源围绕人才培养进行布局
“十三五”规划提出要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政府工作报告》的用语如供给侧改革等等，到各社会科学学科的基本理论范式，“政治经济学”的“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特征均很匮乏。就此而言，这个目标有意义。政治经济学在19世纪欧洲形成的时候，不是指一个专门学科，而是哲学社会科学的总体，它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历史的发展和自然科学方法的推广而产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在马克思所进行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展开的，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也是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19世纪和20世纪的政治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传统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值得思考。如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是对中国自身发展的解释，就只是辩护性的知识；如果不能对人类普遍的历史现象—尤其是对金融化资本主义和互联网经济时代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做出系统解释，就构不成真正的理论和学科。因此，提出这个目标的同时，尤其需要处理好独特性和普遍性的关系，前者针对的是生搬硬套和随意移植的现象，后者则是立足于中国经验，探索全部人类现象的努力。没有各基础学科领域的发展，这个目标势必沦为空洞的命题，而产生的是一大堆没有实质意义的论文、著作，尤其是投入巨大、产出有限的所谓项目。
基础学科和基础理论的建设是通过长期积累和相互碰撞才能产生的，高度依赖研究者个人的创造性劳动。现在资源多了，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到各地方、各高校的项目，科研成果评估、职称提拔、工作录用等等均参照申请项目的情况。但从项目议题的设置到项目成果的评估，很难贴近学术研究的具体脉络，造成很大的浪费。基础研究需要注重常规研究条件的改善，从时间配置、学科整合、常规性研究资助、图书及网络资源条件、自由宽松的学术氛围，到跨学科、跨文化、跨国际的对话、讨论和独立研究，充分尊重研究者的意志和相关学科的规律，在学科积累的基础上形成新的整合和理论创新。
由上所述，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发展依赖于一批高水平的杰出人才，各种资源应该围绕人才的养成而重新布局。为此，不能用行政方式管理学术研究，不能用管理官员的方式管理学者，不能用短期的政府目标改变基础研究的长期格局。现在将适用于官员的出国规章制度、报销制度和项目设置制度用于学术管理，已经给正常的学术研究造成了障碍，是完全错误的，应予及时纠正。（编辑 宋斌斌）
“双创”助推国有企业改革发展
文/任沁新*
通过学习政府工作报告，我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有了更深的感悟。李克强总理在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持续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自从李克强总理去年“两会”时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以来，在一系列“双创”新政策以及互联网新技术的推动下，全国范围内创新创业的活力得到激发，不仅小微企业，很多大企业也纷纷加入创新创业的行列，引入众创、众包、众扶、众筹等平台，触发了生产方式、管理方式的变革，汇聚形成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结合自身特性 探索和实践“双创”
中信重工对大企业“双创”做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公司利用创客空间模式，结合自身特点搭建了四个层面的创客团队：一是聘任18名首席技术专家牵头组建了18个技术创客团队；二是聘任了5名大工匠，以此为引领建立了22个工人创客群；三是在海外建立了两个以行业知名国际专家为核心的国际化创客团队；四是通过协作开发平台、远程服务平台、标准服务平台、人才培养平台等，集聚了一批社会创客群。“双创”活动创出了品牌。创客团队紧贴《中国制造2025》和“一带一路”战略需求确定课题，开展攻关，创出了中国制造的金字品牌。在2015年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中信重工两项创新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一项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创出了效益。矿物加工核心装备技术创新团队开发出九大主机设备，近两年海外订货近40亿元。余热发电技术创新团队研发的“纯低温双压余热发电技术”，已从水泥行业拓展应用到干熄焦余热发电、烧结机余热发电等新领域，累计新增合同总额70多亿元，新增利税10多亿元。5个大工匠工作室创客团队2015年取得技术创新成果98项，创效1586万元。社会创客群依托公司“双创”平台和创新项目合作开发的新产品新技术，实现经济规模超过100亿元；创出了团队。创客团队直接参与者超过800人，影响带动了1000名技术人员和4000名一线工人，使研发、工艺、制造各环节融为一体，有效解决了全价值链的创新问题；创出了机制。在国有大型企业，通过这种形式来做“双创”，使得人才培养、选拔和激励形成完整机制；创出了活力。2013年以来，公司新产品贡献率达到70%，成套订货占新增订单比例达到60%，出口产品占比达到50％，利润等主要经营指标持续保持行业领先。中信重工入选全国首批5个“双创”示范基地备选名单。
“双创”是国有大企业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
通过近年来的双创实践，我们越来越体会到，双创绝不仅仅是中小微企业的事，更是国有大企业转型升级的必需。正如李克强总理考察中信重工“双创”工作时指出的：“你们以开展创客群活动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促进了企业转型升级。你们的实践证明，双创不仅是小企业或者小微企业的生存发展之路，也是大企业的繁荣兴盛之道。”
自主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尤其是国有大企业搞“双创”，更侧重“创新”，其中又以技术创新为核心，围绕国家战略和国家重大装备进行，同时与市场对接，满足需求、创造需求，能够源源不断地产生创新的成果，并通过有效方式实现成果的转化，对推进供给侧改革、提升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在推动“双创”中，国有大企业还承担着平台作用，为中国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依托大企业人才、技术、品牌、市场等优势资源搭建“双创”平台，吸引企业内部员工和外部创业者立足该平台创业更容易成功，对推动产业发展的作用更为明显。
技术创新和生产活动面对不同机制
对于国有大企业而言，从事“双创”目前面临最大的问题不是资源，是机制。
首先，从“创新”方面来看：创新活动和生产活动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活动。从性质上说，创新是智力活动，生产是按照既定技术和管理规范进行的日常性的创造价值的活动；从流程上讲，技术创新要的是创意性，而生产要的是标准化、流程化和严格的质量管理。技术创新主要靠人的智慧，生产活动则是操作者、机器设备（工具）与管理诸要素的结合，目前的趋势是人参与的越少越好；在成本控制上，技术创新往往需要持续的投入，而生产活动必须注重控制成本；在机制上，创新活动尤其是高新技术领域，需要的是试错机制、容错机制和激励机制，而生产活动就是控制缺陷和惩罚机制，因此两种机制是完全不同的。
其次，从“创业”方面来看：国有企业要推动和参与社会性创业，现有制度设计存在诸多不适应，必须深化企业改革，将内部创业创新平台纳入企业治理体系，给予内部创业创新项目全方位支持；建立科学合理的激励约束机制，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将内部创业团队与国有企业利益捆绑起来，通过股权、期权、分红等激励方式，调动企业内部人员创业积极性和吸纳社会创业人才；也要通过制度建立“防火墙”，防止对企业主营业务造成影响。同时要改革国有企业人事制度，出台企业内部人员离岗创业政策。
多管齐下激活“双创”活力
作为“双创”的践行者，中信重工将按照李克强总理的嘱托和期望，从三个方面深化“双创”工作：
一是抓住互联网时代的机遇，大力发展社会创客群，辐射带动社会创新创业，正像李总理在视察中信重工时说的:“希望我们工人创客群，我们的技术创客群，以及我们向社会招募的创客群，并且通过互联网+发展起来，把我们的品牌，把中国的装备，通过你们走向世界，不仅是在世界上显示竞争力，而且能够打出我们的金字招牌。”
二是设立创新基金，携手基金、信托和众筹平台，对有创意、有技术、有需求的个体性创新项目给予创业基金支持，调动有个性的创业型员工走社会化创新创业之路。
三是以国家建设“双创”示范基地为契机，加快建设中信重工“双创”基地，通过创新投资机制、运作机制和激励机制，打造以中信重工为核心、高校院所参与、辐射带动其他创业主体成长发展的产业创新生态群落。
为激发大企业“双创”活力，增强实体经济发展新动能，从激活企业创新机制的角度，提出几点建议:
第一，建立科学的企业绩效评价体系和考核机制，更加注重自主创新的评价，鼓励国有企业在“双创”中发挥更大作用,开发更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成果。
第二，鼓励和支持国企建立创业投资公司或创业投资基金，并研究改进创业投资企业国有资产监管制度，在遵循企业国有资产监管制度的一般要求和规定的同时，又符合创业投资的特点。
第三，研究科技人员股权和分红权激励等措施，形成相关实施意见，建立创新成果利益合理分享机制，充分激发创新活力。
第四，建立“双创”利益共同体，对“双创”项目，允许国有企业投入一定比例的引导资金或扶持资金，与发起人、核心技术团队、社会资金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共同体。对于国有企业出于创新、创业目的在资金、资产和资源上的投入，应建立必要的风险免责机制，形成激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创新文化。
第五，在确保国有利益的前提下，进一步授予国有企事业单位科技成果处置权，使其可自主决定成果转让、评估、投资、入股，以提高“双创”成果转化率。 （编辑 宋斌斌）
凝心聚力 推进改革与发展
文/张树华*
从全局的角度推进非首都功能疏解
2015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对北京市提出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四个中心”定位，并分别将“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缓解‘大城市病’等突出问题”、“优化首都核心功能”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近期（2017年）、中期（2020年）、长期（2030年）目标之一。
2016年2月，国家发改委印发《“十三五”时期京津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强调， 2020年首都“大城市病”问题得到缓解。
京津冀协同发展、疏解非首都功能的目标不只是北京市行政机关搬出中心城区。一些媒体担心，这是否不能缓解北京“大城市病”，反而会又一次浪费资源、摊大饼、瞎折腾。
为保证中央战略规划的顺利实施，我们建议：
1.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中央部门和军队服务机构应带头。除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国家机关外，应严格按照与全国政治中心定位的关联度，确定中央附属机构是否搬迁的标准。可考虑尽量将央企总部、中央机关直属事业单位搬出中心城区。同时，应突出行政副中心定位的单一性，控制好通州发展边界和规模，谨防通州成为城市“摊大饼”的一部分。在疏解非首都功能单位的同时，应考虑重新调整和布局首都核心功能区内部的布局。
2.推进职住一体、同时疏解教育和医疗资源，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保证北京市行政机关顺利搬迁的关键。人口疏散地应将职住一体化建设放在首位，确保迁出地与迁入地公共服务均等化。北京市政府要把解决疏散地的住房问题作为头等大事，鉴于目前通州的发展已过度依赖房地产的现状，解决职住一体问题要尽量避免“圈地盖楼”的老办法，探索利用购房补贴、集资购买等方式盘活周边存量房。同时，要实现教育和医疗资源的均等化配套。迁出多少人，就要按比例迁出中心城区的幼儿园、中小学、医院等公共服务资源。要以迁入迁出地无差别的公共服务引人、稳人。专家呼吁，目前为缓解北京“大城市病”，应从东、西城和海淀等教育资源过度集中的中心区，按比例迁出部分中小学校和医院。这样即能解决教育资源平衡的问题，也有利于解决由于中小学过度集中中心城区，常常造成的交通拥堵和超高的人流车流等问题。
3.立足长远、在全国范围内重新规划调整和布局在京企业总部和高校。转移北京市的产业资源、教育文化资源，承接地不能局限于津冀两地，更不能局限于搬到京郊，这样会浪费更多的土地和空间资源。要综合考虑产业性质、国家东中西部发展、全国高等教育资源分布等多种因素，以实施“十三五”规划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为契机，优化全国产业和高校布局，助推“一带一路”、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
以高校为例，建国后30年，国家几次全国性调整高校布局，为中西部的科教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近些年北京等大都市却利用虹吸效应，集中了越来越多的高校。目前，在京高校达90多所，在校生规模高达百万，吸纳了全国大量的教育资源、优质生源。由于在京大学生就业意向往往倾向于留京，滞留北京的毕业生也就越来越多。与之对照的则是，深圳、东莞、海南等沿海地区及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资源、高素质人才资源仍然短缺匮乏。以建设通州、昌平、房山等大学城的方式迁移北京城区高校，不过是缓解“大城市病”的权宜之计，长期来看，既无益于减少人口存量、控制人口增量，也不利于国家教育事业良性发展。因此，两全之策可考虑，北京以“城内不留大学，郊区不留非名牌大学”为目标迁移高校，同时，综合平衡全国教育资源分布，吸收建国初期“三线建设”的有益经验，对在京高校进行跨京津冀地区乃至在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调整。在京的农业、林业、矿业、石油等专业类高校可以迁往相应的产业地区。
齐心合力抓好改革关键问题
2015年下半年以来，国内证券市场的动荡（股灾，涉及1.4亿股民），以及2016年年初以来各地楼市暴涨，股市、楼市、汇市连同通常意义上的市场（消费、旅游、服务等市场），“四市”一起闹心，造成社会中弥漫着焦虑、不安等情绪。有关部门应及时准确把握社会心理和民众诉求的变化，密切关注干部群众的情绪导向，及时正确引导舆论，有效调动社会绝大多数人的积极性，激发更多的正能量，齐心合力推进良性改革落地，促发展，安民惠民。
第一，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革促发展，通过有效改革，切实把经济工作搞好，缓解居民就业和百姓生活的压力。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仍未得到有效缓解。历史经验证明，只有抓好经济工作，才能充分体现政治、文化、社会和党建等各方面工作的正面价值和积极意义。当前应集中全党智慧打好经济转型升级、爬坡过坎这场硬仗，特别是抓好实体经济的发展，不断提振人民群众对经济发展的信心。
第二，扎扎实实做好民生工作、筑好民心工程。从国际上看，任何一国的政治家搞改革不能只遵循政治的逻辑或只有经济的考量，不能回避绝大多数民众的诉求。民为邦本，民心是治国安邦最大的政治。党中央“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共享发展理念，体现了党一直以来坚持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价值追求。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较为突出的问题是，老百姓面临就医难、上学难、住房难、养老难等难题。老百姓对日常生活中商品服务质次价高、食品药品不安全、旅游天价消费等问题反映强烈。
民生工作关系到人心向背，当前的工作要扎扎实实为百姓做出真成绩，出实招、干实事、谋实效。多开展一些民心工程，营造良好的居住环境、消费环境、旅游环境，让老百姓吃得放心、买的用的安心，玩得开心、活得舒心，少一些焦虑紧张、多一些获得感、幸福感。
第三，切实做好各类改革方案、政府发展计划等的衔接。习近平总书记3月5日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保持锐意创新的勇气、敢为人先的锐气、蓬勃向上的朝气，着力加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各项措施系统集成。要做好各类改革意见与政府工作和“十三五”规划以及各部门规划的衔接。
第四，上下合力，使好的改革措施落地。改革要甩开膀子干，而不只是关在办公室里写。过去改革讲究各地先行先试，鼓励基层部门摸石头过河，现在则强调“顶层设计”，要求各地不能抢跑。要避免改革用力不在实际上，出台的改革构想、方案和意见再多，顶层设计再好，均需要落实。据称，有的部门平均10多天就出台一份新文件。360多项改革文件，各地还要出台配套文件落实，有时基层干部看都来不及，根本无法好好消化。这样到头来只能是败坏改革声誉，浪费大好的改革时机。
第五，改革必须回应社会关切、着力解决问题，关键是抓好落实。习近平总书记3月5日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改革贵在行动重在落实，改革大局方针已定，现在的关键是行动，是落实。韩正3月6日在《人民日报》写道，不针对问题不解决问题的所有工作都是官僚主义，不解决问题的任何改革都是形式主义的表现。
中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社会和科技进步迅速，改革一定要切合实际，切忌一刀切。近两年，各地（全球范围内）网络约车，方便快捷，节约资源，深受广大乘客的喜爱。各地都有发展，但某部门却要发文规范，说是非法。遭到包括网民在内的社会民众调侃。公务用车货币化改革，其中不乏民粹化影响。到头来不仅没有节省支出，还影响了行政效率。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第六，改革需要大勇气、更需要大智慧，否则难以实现改革的目标。改革的成效应该体现在人民群众不断增强的获得感上。搞改革，不能在自己的圈子里兜来兜去。有的政出多门，有的朝令夕改，有的不得要领，结果遭到了民众的吐槽，值得反思。
政策制定要查实情，解民意，切实注重真问题，把握好主题，回应社会关切，为民众之所需，解民众之所困。切忌改革泛化、庸俗化、民粹化。不要辜负了老百姓对改革的真诚支持，对改善生活的热切期待。
第七，千方百计调动干部积极性，带动全社会积极向上。当前社会思想多元，搞改革很难。习近平同志比喻说，好吃的肉都没了，只剩下难啃的骨头了。因此，目前迫切需要凝心聚力，齐心合力，攻坚克难。
宏伟蓝图已定，今后需要的是脚踏实地、精耕细作。从严治党要充分相信基层、相信干部主体，要把严格管理干部和热情关心干部结合起来，支持作风正派、敢做敢为、锐意进取的干部，最大限度调动广大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励各级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带领群众干事创业。（编辑 宋斌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