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媒介化政治的忧思

王维佳

2015-06-19 09:24:34

本文摘编自作者今年5、6月间以“媒体化政治”为主题的三次讲座,分别是在中组部司局级干部培训班上的授课,以及受邀赴司法部和外交...

今天要与诸位讨论的问题,简单来概括就是“宣传媒体化”和“行政公关化”。具体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政治生态,有越来越多媒体逻辑和公关逻辑的介入,从危机应对到舆情调查,从国家形象到城市品牌,从政府公关到新闻发布,这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热词,也是近年来,尤其是奥运年之后,各级政府宣传工作的重点。当我们的行政部门日复一日地疲于应付舆论的挑战,或者乐此不疲地在商业媒体中拓展影响的时候,最好也应该冷静地反思一下这些势不可挡的媒体思维、公关行动,到底给我们的行政司法过程,给中国的政治生态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提到行政工作与媒体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曾经引发争议的小例子可以与大家分享。2012年,在微博的影响力达到顶峰的时候,有一个叫杨锦麟的电视主持人,也是微博大V,去杭州参加活动。他下飞机后叫出租车,据说被司机多收了钱,于是立刻发微博吐槽。由于粉丝量众多,这条微博成了一个热门话题。令人没想到的是,当天晚些时候,杨锦麟的微博又有一条更新,说杭州市的某副市长亲自给他打电话,郑重向他道歉,并表示要立即协调处理。而且,杭州市的市委书记也对此事做了专门批示。

著名媒体人在微博上的几句牢骚,能惊动拥有近一千万人口大城市的主要领导,让他们放下手边关系民生安危的其他任务,专门问候和处理,如何去解读这样的现象?我用一句话来概括,不知道是不是恰当,那就是我们似乎进入了一个“媒体挟持行政资源的年代”。

有这么严重吗?如果说市长道歉和市委书记专门批示还不算对行政资源的挟持,那么可以看看很多更敏感的领域,比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领域、公共卫生领域,以及环境、治安、市政交通等领域,由于这些工作关切着城市中产的生活质量和安危,容易产生大范围恐慌,所以一旦出现危机事件,不管是真问题还是假新闻,都会牵动整个行政系统的力量和资源,几乎到了防不胜防的程度。当然,媒体舆论监督对于行政权力的正常运行和危机预警会有积极作用。然而,现在政府部门普遍面临的挑战是,真相还未确证、问题还未查清、处理方案还未讨论,就要面临媒体舆论给出的“结论”和接连不断的责问、审判。有一位长期从事公共关系培训的朋友对政府危机应对的时间压力有这样一段总结:“十几年前的培训班讲的是三天内给媒体交待,奥运会那年说六小时给媒体回应,现在是四十五分钟就要进入全面公开与互动状态”。

可以想见,在这样的压力下,媒体公关技巧和危机应急自然会代替调查协商成为公共事件中政府部门的第一要务。我自己所了解的情况,有些地级城市的领导班子,会因为一个环境污染的传言和媒体的后续报道,放下手中所有的政务,全面动员,第一时间赶赴事发地点,不计成本地参与“战斗”,甚至很多新闻通稿都是市委书记点灯熬夜、亲手拟定的。为了应对媒体,真正留给行政干部调查协商的时间和精力越来越稀少。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一般对媒体的认识都建立在规范性的职业伦理和社会功能角度上,比如,社会公器、舆论监督者、民意代表等等。然而,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网络传播,都有其自身的经济运营机制,在商业化程度如此之高,市场竞争如此激烈的情况下,我们凭什么相信行业伦理能够规范媒体和媒体人,让他们从公共利益的角度,而不是吸引眼球以获利的角度来行使权力呢?退一步说,杨锦麟们利用网络舆论监督市政运行,这或许有积极意义吧,但是真正的问题在于,如果政府行为如此紧跟媒体的注意力,将对公众利益形成什么影响呢?

正是在这样的压力下,政府部门在舆情监测和危机应对上付出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舆情监测行业、数据分析行业和公共关系培训行业都因此成了暴利行业。可以想见,杭州市副市长能够很快获知媒体人的遭遇,也许就是政府斥资搭建的舆情监测平台发挥了作用。更极端的现象是,有些网络营销公司和舆情调查公司已经逐渐勾连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上下游通吃,一边鼓动谣言、发动水军,借机营销;一边为政府提供监测服务和联系删帖服务。而在行政系统内部,那些掌管网络信息的部门由此也获得了巨大的权力,成了其他部门于公于私争相公关的对象。由此,一个制度性的舆论商品化态势逐渐形成,它对公共资源的损耗已经到了十分惊人的程度。

所谓“媒体挟持行政资源”,还不过是一个行政资源浪费的问题,而我今天想讲的,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我们整个行政司法体系的运行逻辑已经逐渐媒体化和公共关系化了。一个简单的现象,就是近几年来政府公共关系培训的火爆。这些培训有理论也有实践,既有案例传授,也会安排在摄像机前的出镜练习,还有演播室和新闻发布现场的亲身体验。我身在北京高校,对这项业务的蓬勃发展有切身感知。诸位来自部委机关,我想几乎没有哪位还没被媒体公关课程轮训过吧。绝大多数这样的培训课程,和我今天讲授的立意刚好相反,他们不是反思媒体化、公关化的问题,而是教给公务人员如何进一步把行政工作媒体化和公关化。有意味的是,他们又总是将亲近媒体的行为贴上“虚心接受公众监督”和“执政透明”的标签。这套思维教给你们什么呢?一个潜在的逻辑就是“媒体受众”等于“人民群众”,面向媒体就是面向群众,官员执政的要义就是要学会怎么应对和迎合媒体,处理好公共关系。正所谓官员要“牵着媒体的手,不离不弃往前走”,政府机构的“形象可塑造、声誉可管理、神秘不是福、沟通要改进”。当然,公共关系培训本身不是根源问题,根源问题在于政府部门爆发了如此大量的培训需求,在于把执政面向的对象从“群众”变成了“媒体”。这或许体现了如今政治生态中无法扎根基层民主,只会注重表面文章的精英化趋势。

媒体应急公关,多少还带有一定的被动性,似乎是一个跟随学习新潮流的过程,然而在当今很多地方政府那里,已经不是简单的应急公关,而是试图把整个执政行为媒体化。这一点最集中地体现在地方外宣系统的各种城市品牌营销和新闻策划上。我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成都的宣传体系。无论是危机应对机制还是城市品牌营销,成都的外宣思维和外宣组织可能都走在全国前列。然而他们宣传体系的内部构造直到2012年底李春城落马才浮出水面。随着李被查办,他主政成都时的宣传部长何华章和成都城市形象顾问樊剑修也先后被调查。前者曾经是著名媒体人,《成都商报》的创办者,媒体运营的高手,后被李春城提拔为成都市委宣传部长并在汶川地震后担任城市形象提升协调小组组长。李到省里任职后,何华章又调任遂宁市委书记,最后在这一位置上落马。

让商业媒体创办人担当宣传部长,不知全国是不是只有成都这个特例。这也反映了执政者对宣传的不同理解。而更需引起注意的,是我刚刚提到的“城市形象提升协调小组”,这一机制的成立是一种全新宣传思维的体现。2008年汶川地震后,借着在中外媒体中高曝光率的机遇,成都市委宣传部引进了近十位来自成都传媒集团,具有丰富新闻从业经验的“中层干部”成立这一小组。而在这一临时机构里,除了新闻从业者以及成都市委宣传部工作人员之外,还包括投促委,房管局、旅游局、成都文旅集团等市政府各经济部门以及知名公关公司、文化公司的专业人员。至少有几百名政府工作人员和各路专业人士在参与协调小组的工作,规模相当庞大。这其中,一家名为“阿佩克思达彼思整合营销传播公司”的公关公司扮演着重要角色。而这家公司的董事长正是刚才提到的,随李春城落马而被调查的成都城市形象顾问樊剑修。他一手操办了“成都震后城市形象提升”、“熊猫故乡”海外营销、伦敦奥运成都主题推广和“成都全球招募熊猫守护使”等众多城市品牌营销案例,是成都外宣项目运营的核心干将。何华章、樊剑修的一路发达,以及他们随李春城落马而接受调查的事实,简直成为一个地方城市“宣传媒体化”、“执政公关化”的经典案例。有报纸在总结李春城执政历程的时候就用“左手施展改革,右手文宣造势”来概括,可见品牌营销、外宣策划已经多么深刻地与执政过程融为一体。我一直奇怪,为什么这个经典案例会被媒体研究者忽视,直到现在还在总结成都外宣的成功经验,而没有梳理贪腐案件背后展现出的重要问题,这真值得反思。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2014-),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副教授(2011-2014)。主要研究领域:传媒与当代中国政治,战略传播与国际传播。

 

新自由主义与“赛博迷思”在理念构想上都强调脱离社会历史条件的机会平等主张、去中心化、建立在原子化个体基础上的自由至上主义、社...

游击队战士与数字化巫师

20131月,年仅26岁的程序员,网络积极行动主义的倡导者阿伦·斯沃茨(Aaron Swartz)面对美国联邦检察官多达11项的重罪指控和可能长达35年的监禁,在纽约的寓所中自杀身亡。两年前,这位年轻而富有理想的网络专家,带着信息共享和开放存取的理念,从商业数据库JSTOR非法下载了大量学术期刊文章,随即被警察拘捕和起诉。然而,斯沃茨的行动绝不是一起有关盗版的简单案件,他的行为并非出于私利,也没有因为公开发放盗取的文章而给商业公司带来任何损失。斯沃茨的“犯罪举动”和随后的自杀身亡更像是以实际行动践行他在2008年写下的“开放存取游击队宣言(Guerilla Open Access Manifesto)”,宣言的主旨是号召每一个网民行动起来,阻止商人和政客把网络私有化,让知识和信息被社会公众所共享:“大公司利欲熏心……它们收买政治家支持它们,通过法案让它们拥有专属的权力决定谁可以复制信息……我们要夺回信息,无论它们被存在何处,制作我们的副本并和全世界分享。我们要获得版权到期的东西并将它们归档,我们要买下秘密的资料库并将它们放到网上。我们要下载科学期刊并将它们上传到文件分享网络。我们要为游击队开放访问而战。”

对于国内的新媒体研究者和传播学专业学生来说,阿伦·斯沃茨的故事和他关于“著佐权(Copyleft)”[1]和“点共产主义(Dot-Communism)”[2]的理念可能都相当陌生。然而,如果我们要提起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提起凯文·凯利的“失控”,提起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则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些摇滚歌星一般的学术名人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股“数字化崇拜”的浪潮,他们的“名著”一版再版,纷纷成为时髦的畅销书,即使在本该严肃辩证思考社会问题的高校学者和研究生中也被奉为经典。

同样是希冀凭借互联网和数字化达成人类的大同,斯沃茨只能面对国家机器的惩罚,走向终结生命的人生悲剧,而那些畅想“赛博空间”美好新时代的未来学家们却广受追捧,他们虽然总以挑战旧制度、旧时代和旧思维的“草根”革命家面目出现,然而却与世界各国政界、商界、学界的精英一拍即合、频繁互动。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截然相反的境遇呢?

通过斯沃茨撰写的“宣言”,我们可以看出,他眼中的互联网并不是一个脱离真实社会权力关系的“赛博空间”。在斯沃茨看来,信息和知识在全社会的分享和自由流通,依靠的不是信息技术本身,而是打破信息私有权藩篱的社会运动。正因为如此,这些宣言和行动常常被学者称作“点共产主义(Dot-Communism)”。可以说,斯沃茨的观念并不是数字化时代的新产物,而是现代社会人类为争取分配正义而挑战强权的传统延续。虽然战斗的场所从原野丛林变成了信息网络,但斯沃茨还可称得上是一名实实在在的游击队战士。然而,那些描绘未来信息社会生存美景的数字化巫师们有关“赛博空间”的讨论,更像是奥古斯都笔下超越尘世的“上帝之城”,似乎信息传播技术凭借其本身的特性就能够创造出一个民主平等、互联互通的美好新世界。

本文将这些数字化巫师有关网络世界政治图景的畅想称作“赛博迷思”(Cybermyth),同时,通过考察“赛博迷思”与全球化时代统治阶级和统治策略的关系,我将一种与互联网技术密切相关的政治方案命名为“点新自由主义”(Dot-Neoliberalism)。本文将考察这些观念的历史,并解析它的政治内核与政治影响。

反主流文化与“赛博迷思”的兴起

“赛博迷思”的基础,是其构造出来的一个想象的社会政治系统,即“赛博空间(Cyberspace)”。这个词汇衍生于诺伯特·维纳(N. Wiener)提出的“控制论(Cybernetics)”。维纳是一名常年为美国军方服务的科学家,他从事的主要科研项目是设法让导弹顺利地跟踪和击落敌机。在这些研究过程中萌生的思想形成了两部重要著作:《控制论》和《人有人的用处》。它们奠定了维纳日后在“赛博迷思”建构者中的精神导师地位。

在维纳的理论中,控制论系统通过各个组成部分的信息交换和反馈,不断调整自身的运行方式,完成系统的自我调节和自我控制,从而形成无需外部规划和干预的自发秩序。在维纳看来,这样的原理不仅存在于防空导弹系统中,而应该构成一种万事万物的自然法则:如果将人类社会、生物体和自动化机器都看作一个控制系统,那么它们就不存在本质区别。也就是说,一旦达成了自我调节,人类社会也一样会出现自动化系统般的和谐、平等和民主的秩序,成为一个生生不息的去中心化系统。

反主流文化运动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群美国青年学生在反主流运动中紧紧抓住了“控制论”的核心理念,希望凭借创新性的个人化技术和排除了工业化、技术官僚化的点对点社区交往构造一个新的社会系统。这些观念与近30年来有关互联网政治的主流判断有着明显的近似性,今天我们所熟知的很多数字化预言家也都产生于这个反叛青年群体。由此可见,“赛博迷思”的思想基础早在计算机网络普及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它是社会发展史的产物,而不是新媒体技术的产物。回顾那段风云变幻的历史,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关于“赛博空间”的一整套政治方案和路线图[3]

20世纪中期的美国民众,在二战和冷战的交互历程中,体验着3种文化心理上的巨大压力:首先是冷战宣传下的共产主义威慑,其次是对随时可能爆发的核战争的恐惧,最后还有战后快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带来的集中化、理性化和技术官僚主义的束缚。这3种心理威胁在青年群体的文化中被抽象成了一种对工业主义时代的等级制、集权、国家体系的整体反感。青年人中一种逃离丑陋现实的乌托邦主义呼之欲出。美国六十年代的学生运动就是这种文化氛围和舆论状况的直接结果。

值得说明的是,当时的反主流学生运动并不具有完全一致的政治方案,其中至少有两种差异显著的力量:一是常常以“3M”(马克思、毛泽东、马尔库塞)为精神领袖的“新左翼”运动,他们希望凭借批评理论和社会运动这两种武器对现实社会权力关系进行整体重建,具有显著的激进性和现实干预意识;二是试图摆脱现实社会束缚,通过超验的手段重建精神家园的“自由主义革命”和“新公社运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垮掉派”文学、禅宗佛教、迷幻药服用者,以及那些返土归田、试图构建新型社群的公社主义者。当同龄人在创办政党和进行反越战游行时,这些嬉皮士们则选择远离政治,转而拥抱技术和意识转变,并将这些作为社会变革的主要来源[4]。在这一群体中产生了日后关于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政治的一整套主流观念。

1967年到1970年,数以万计的年轻人开始在山上和树林中建立自己的公社。这些返土归田的嬉皮士们利用无线电、二极管、继电器、投影仪、镁光灯和迷幻药等小规模技术创造一种逃离大都市工业化、商业化和技术官僚化的新型社区,体验一种世外桃源般的平等和自由交往。他们大量阅读诺伯特·维纳、巴克敏斯特·富勒(R. B. Fuller)及马歇尔·麦克卢汉(M. McLuhan)的著作。这3位学者的共同之处是将人类生活世界与通过媒介技术构造的信息通讯系统进行类比,试图借用科技发展构造一个互联互通、自由平等的地球村。参与公社运动的年轻人希望利用这些读物中提供的愿景,构造一个类似于开放信息系统一样的新型传播网络,并将这种开放网络的交往状态看作是自然的和普世的。

不久,原本分散的公社运动就有了自己传播网络的核心与领袖。通过几名最为活跃的记者和创业家搭建的交流平台,各种反主流艺术家、作家、技术群体和波西米亚群体之间形成了频繁的互动和相互影响。在这些人际关系的桥梁中,反主流文化群体与计算机科学家之间的融合对未来“赛博空间”的建构产生了基础性的意义。当集纳了信息技术发烧友和大量研发人员的“增益研究中心”(Augmentation Research Center)、“帕罗奥图研究中心”(Xerox PARC)、“人民计算机公司”(People's Computer Company)和“一资源”(Resource One)等科学家群体被日益壮大的反主流文化运动所吸引时,受公司和政府资助的计算机技术研究便顺理成章地与一种互联互通的“赛博空间”政治构想结合在一起了。正像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概括的那样,“互联网在20世纪最后30年间的创造和发展,是军事策略、大型科学组织、科技企业,以及反传统文化的创新所衍生的独特混合体”[5]。计算机网络从诞生之日起就不仅是一种通讯技术方式,而被附着了特别的文化政治内涵。它不仅被当作改造社会的神奇工具,还催生了一套改造社会的政治纲领。

反主流运动最终融入主流

20世纪70年代末,以新公社主义运动为代表的反主流文化运动已经渐渐解体。那种在社会系统之外创造一个自给自足的独立社群的理想已经被看作是不切实际的空想。由于网络通讯技术的发展,公社运动者们却从高山和树丛中走向了一个虚拟的网络世界,重新找到了自己新的栖息地,让控制论理想和新公社之梦再度复兴。

随着“使用者网络”(Usenet)、“惠多网”(Fidonet)和WELLWhole Earth Lectronic Link)等电子交谈系统、公告牌系统和其他网络通讯工具的出现,计算机技术发烧友、反主流文化群体和新闻记者群体在数字社交平台上深度融合,并不断展示一种先进的和充满诱惑的新型交往方式。由此,我们今天所熟悉的“虚拟社区”、“赛博空间”等关于互联网政治的主流阐释逐渐形成了。“平等”、“开放”、“言论自由”、“多样性”、“草根民主”、“去中心化”、“自主创新”、“无国界”和“世界大同”,这些有关互联网的“赛博迷思”开始成为说明一个新时代和预言未来社会状态的主流政治语汇。它们已成为全球化背景下各国政治精英、跨国企业领袖们念兹在兹的时髦辞藻。原本那些迷恋于新公社运动、迷幻药、控制论和麦克卢汉著作的“垮掉一代”中,则产生了一大批穿着考究、腰缠万贯、引领美国和世界经济发展的信息产业大亨和数字化预言家。他们进入了一个由政治经济精英把持的主流社会,并成为其中光鲜亮丽的英雄人物受到全世界的追捧。这种看似不合逻辑的转变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

“新自由主义”的官方祭祀

“赛博迷思”如何能从反主流文化变为一套如此主流和深入人心的政治方案,我们必须回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经济变革逻辑中来寻找答案。这段时间,不仅见证了计算机技术逐渐成熟并开始成为个人联网工具的技术发展史,更见证了一场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变革和意识形态变革。如今被称为新自由主义转型或者“里根/撒切尔革命”的“政治经济改造工程”与一场以数字通讯技术和网络化为特征的“新经济”热潮几乎同时来临。这两场相互关联的“革命运动”要想说明自身的合法性,就需要构建新的理论体系,而数字互联网技术的本质特性及其对未来的政治许诺,正是这个理论体系中的一项核心命题。

市场乌托邦与数字乌托邦的高度契合

实际上,从20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开始,由于低成本的德国和日本生产者加入到全球制造业市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制造业大国就进入了生产过剩导致的利润率长期下降,经济增长逐渐衰退的过程中[6]。为了挽救资本力量,20世纪最后的二十年中,欧美的权力精英们开始了一场席卷文化、政治、经济等多个领域的社会改造工程。具体来说,这项改造工程凭借对资本解除管制、国家从社会福利供给中退出、公共部门私有化、挫败工会等劳工群体的抵抗力量,以及利用高等教育、社会科学研究、政府决策咨询和大众媒体宣传塑造一种有利于以上经济调整的自由市场理念得以完成。

这种通常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理念的基本内涵是在个人财产权、自由市场、自由贸易的制度框架内,将市场交易的频率和达成率最大化,尽可能解除政府对资本的限制性措施和干预政策,把一切人类行为都纳入市场领域,充分释放个体企业的自由和技能,并借此带来社会自由度的提升和福祉的增加[7]

如果我们仔细审视新自由主义所构筑的市场乌托邦,会发现它与试图构建数字乌托邦的“赛博迷思”在理念构想上有着众多吻合之处,例如,脱离社会历史条件的机会平等主张、去中心化的控制论逻辑、建立在原子化个体基础上的自由至上主义、社会运行的自发秩序原理、不设限制的自由交易等等。从实际历史进程来看,推行新自由主义方案的保守派精英也确实极大地调用了“赛博迷思”的各种理念,并将其包装成一套诱人的新技术奇观。在这个意义上,有关新媒体技术政治意义的正面塑造已经成为新自由主义政策重要的合法性来源。也因此,本文将其冠以“点新自由主义”之名。

关于“赛博迷思”与“新自由主义”高度契合的另一个重要证明,是原本在政治坐标上距离最为遥远,彼此蔑视的保守派精英和新公社主义者,如今竟然围绕互联网政治和新经济议题成为彼此捧场的亲密战友。

“全球商业网络”与《连线》杂志

那种亲密关系的建立,集中体现在两个推广新经济和“赛博迷思”的重要社交/媒体平台当中。一个是为跨国企业家和政客提供咨询服务的“全球商业网络”(Global Business Network);另一个则是在20世纪90年代聚焦数字化和新经济变革,蜚声国际知识界的期刊《连线》杂志(Wired)。

20世纪80年代末,在原公社运动领袖的促成下,“全球商业网络”成立并开始频繁活动。这个组织的主要参与者包括壳牌公司、沃尔沃、AT&T、施乐、IBM、南方贝尔等跨国企业的高管,服务于美国军方的顶尖智库,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防部的官员,以及一群热心“赛博迷思”的人类学家、生物学家、新媒体工程技术人员。可以看出,这是一个不折不扣地把资本精英、政治精英和倡导新经济的知识精英结合在一起的人际网络。这个组织的主要功能是向企业家和政客提供网络新经济的理念,帮助他们开拓和适应后福特主义的经济变革。

在“全球商业网络”的运作中,“赛博迷思”的制造者们以理论导师的面目出现,这些曾经的反叛青年没有丝毫迟疑地将反对等级制的乌托邦思想转换成了促进弹性契约、扁平化管理和生产灵活性的后福特主义经济理论。在这个过程中,反主流文化有关网络传播的各种观点与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方案达成了高度契合,此时,这群迅速主流化的知识分子已经完全丧失了原本对工业、军事和保守派力量的反感态度。

另一个集纳了以上各个群体的有代表性的人际平台是大胆预言数字化生存的《连线》杂志。这个著名期刊中最重要的几位编辑作者将数字乌托邦的构想与解除政府管制、经济自由化和促进全球市场的新自由主义方案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连线》影响最大的那个年代里,他们不遗余力地将奉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保守派学者、政客和走在后福特主义经济发展前沿的跨国企业高管、工程师描绘成反主流文化革命的先锋和未来社会的先驱。

编辑尼葛洛庞帝在一篇写给共和党领袖金里奇的信中这样说道:“当我们从一个原子世界转向比特货币世界之时,我们需要像您这样的领袖对历史做出解释……全球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需要两党的通力合作,来帮助(也可以理解为迫使)其他国家放松对他们的电信产业的管制并使之私有化。当你走遍世界去传播信息时代的福音时,人们会洗耳聆听”[8]。实际上以《连线》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群体在整个九十年代一直借用数字乌托邦的理念和反叛文化的论调,充当着新自由主义官方祭祀的角色,是权力精英推动新经济改革的重要“喉舌”。投资这份杂志和诸如MIT媒体实验室等相关组织的机构,主要也都是实力雄厚的跨国集团,其中包括众多在国际电信业呼风唤雨,而又急待政府解除管制门槛的企业。除了电信企业,为“赛博迷思”制造提供有力财务支持的还包括跨国的生物化学企业。正像菲德尔(B.J. Feder)所发现的,孟山都、杜邦、国际纸业、宝洁、联合利华等重要公司,都为制造迷思的培训和宣传工作提供了持续支援[9]

“数字化巫师”被主流征用与驯化

如今,当我们面对欧美劳工组织被不断挫败、世界范围内大批工人失业下岗、医疗教育等社会福利体系全面瓦解、发展中国家广泛的农民破产、主要发达国家贫富分化愈发严重、世界范围内陷入金融危机等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后遗症时,很难说这其中没有鼓吹弹性新经济的“数字化巫师”们的“功劳”。

“赛博迷思”的建构历程与信息技术革命的历程基本相同,即都经历了一个先是自发出现,而后又被主流征用和驯化的过程。正像曼纽尔·卡斯特所说:于70年代群集于美国,以及某种程度上群集于加州的信息技术革命,受到复杂的文化、制度、经济因素的影响,不能被说成是资本权力为应对经济危机而促成的结果。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也就是“里根/撒切尔革命”真正开始的年代,资本主义则有效地开掘和利用了信息技术革命的成果和相关政治理念,并引导和决定了新技术的发展方向[10]。同样的命运,从反主流青年们被有效地包装成新自由主义大祭司的过程中展现无遗。“赛博迷思”的各种理念之所以能够被推崇成为主流,一个重要的条件是,诞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反主流文化本身,已经蕴含了符合新自由主义诡辩术的各种思想基因。

网络新经济与数字乌托邦

凭什么曾经的反主流文化斗士被社会的政治经济精英所接纳和推崇?这些网络新经济的代言人如何调用“反主流”的话语配合保守派政客推进改革?这个群体如何自由市场奇迹和未来信息技术奇观联系在一起的努力。概括来说,这些努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宏观上构造一个通过传播科技达成的全球大同盛世;二是微观上构造一个分布式、分散化、充满弹性的高效率“柔性工厂”;三是将数字化的未来塑造成一项巨大的“信用”来支撑信息资本主义经济的转型和发展。

全球“大同盛世”的自由市场体系

在全球市场层面,20世纪最后的25年时间里,解除管制和自由化经济政策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席卷了各个国家,无论这些国家处于经济发展的何种阶段,也无论这些国家的社会大众是否会成为全球自由市场的受损者,进入一个统一规则的跨国市场体系似乎成为唯一的发展路径。为了加强这一过程的合法性,从数字乌托邦的角度把“平的世界”叙述成一个必然趋势,把加入新自由主义全球架构叙述成一个从黑暗走向光明的路径,就成了很多理论家的历史使命。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者可算是纽约时报的著名评论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 L. Friedman)了。在他所总结的“碾平世界的十大因素”中,个人电脑的风行、操作系统和浏览器的发明、互联网通讯标准的建立、网络信息共享平台的搭建、数字搜索引擎的出现等等这些网络科技因素与柏林墙的倒塌、离岸经营和销售网络的创立、全球物流供应链的打造等政治经济因素成功地汇聚在一起,许诺着一个不可逆转的全球统一市场图景[11]。在其中,数字通讯技术既是全球网络的基础,也是继续迈向开放大同世界的依托。

实际上,像弗里德曼这种关于信息革命和全球自由市场的召唤早在新自由主义革命的初期就已经上演了。上世纪80年代,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A. Toffler)和他预言信息革命的著作《第三次浪潮》成功地在发展中国家知识界得到普及。在当时的中国,托夫勒的名字甚至频繁出现在北京街头书摊小贩的吆喝声中[12],而这位四处推广信息技术革命的未来学家还曾经走进中南海,受到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亲自接见,从而登上了《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13]。由此可见,除了债务危机、贸易制裁、制度改造,甚至发动战争这样的“硬手段”,勾画一个全球自由市场和网络信息时代的美好未来,已经成为在发展中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方案的重要“软力量”。

充满弹性的“柔性工厂”与“创意产业”

新自由主义的变革工程涉及的不仅是全球市场体系的搭建,还有微观层面的生产方式变革和企业组织变革。这些变革的总体逻辑是借助信息科技提供的便捷,增加生产、管理和营销方面的弹性。其具体做法是通过劳动契约的短期化、企业管理层级的扁平化、工作任务的分散化和外包化等手段,将市场的不确定性风险尽量多地从资本一方转移到劳动力一方。对于占现代社会大多数的雇员群体来说,任务导向的工作、低稳定性的契约、灵活的劳动时间和地点、低福利保障的生存状态成为信息时代的一种生活常态。当然,我们知道这种结果的实现并不是信息科技和生产方式自发调整的结果,它的前提是“里根/撒切尔时代”以来国家和资本力量对劳工群体抵抗的持续打压,有时甚至不惜使用暴力。最终,二战后形成的“国家-资本-工会”的稳定三角关系被强力破坏,后福特式的网络化新经济登上历史舞台。

在这种生产关系和企业管理方式变革的过程中,数字化巫师们的鼓吹起到了鸣锣开道的重要作用。他们相关阐述的狡猾之处在于,把越来越缺乏稳定性的劳动关系叙述成充满创新潜力和个人成功机遇,没有等级制和威权管理的网络化自由经济。凯文·凯利的名著《失控》极有代表性。在这本书中,凯利把新公社主义者的乡村伊甸园之梦变成了对信息科技、后福特主义生产实践的赞美[14]。凯利详细阐述了“新兴网络经济”应该具有的特征,所谓分布式、分散化、灵活制造、协同进化的观点,与后福特主义劳动关系改造的题中之义是完全吻合的。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一种网络经济不仅有收益递增的经济理性,还被赋予了个人实现和民主参与的积极政治内涵。

几乎是同样的逻辑,近些年来颇为流行的“创意产业”研究,也同样将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劳动分工和“去中心化”的、生机勃勃的新型产业形态连结在一起。在这些创意产业研究专家的叙述中,未来理想的知识生产是资本力量构筑一个创意和交易的数字互联网平台,个人化的信息生产者成为这个平台上的主角,他们充分发挥创造性的才能,相互协同,创造出传统生产方式无法企及的各种信息产品。在他们看来,以数字化为基础的创意产业实现了在商业世界里将文化生产带回原始的、个人化的、分散化的创意艺术的转变[15]。近年来,又有美国的明星学者理查德·佛罗里达(R. Florida),沿着“创意产业”的思路,带着“反主流文化”的思想遗产,构造了一个“创意阶层”(Creative Class)的概念。他将那些没有固定劳动合同和社会保障的知识劳工形容成新经济时代放荡不羁、标新立异、充满才智和创造力的游吟诗人,认为他们是网络化经济时代的新财富创造者和新生活引领者[16]

有关“创意产业”和“创意阶层”的论述至少有两点让我吃惊不已:一是这些学人居然完全忽视消费社会已经形成的对文化产品进行筛选的市场逻辑,如此轻易地将“自由”、“民主”、“多样化”的帽子扣在眼球和利润主导的文化生产链条上。二是在世界范围内遭遇经济危机,年轻人就业困难,中产阶级大量失业,职业阶层面临巨大经济压力和社会心理压力,甚至频繁出现街头政治的背景下,这样的奇谈怪论竟然还能堂而皇之地成为各国政策制定者和知识精英不断推崇的“新知”。例如,佛罗里达《创意阶层的崛起》一书一经出版,立刻吸引了《连线》、《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等众多主流媒体的关注和各国政客、知识界的追捧,被当作预言未来社会经济形态的扛鼎之作。而互联网金融泡沫破裂后在美国已经失宠的未来学家们,如今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广受追捧的文化偶像。

新媒体技术成为资本投机的“新噱头”

数字化巫师们构造的网络新世界,不仅为新自由主义的权力结构调整铺平了道路,还为已经松绑的资本在信息技术领域的投机创造了舆论环境。20世纪的最后几年,见证了一个互联网投资的狂潮,人们不断地把赌注压在与数字网络业务相关的公司上。1999年,几位研究生发表了一篇题为《.com的增值效益》的研究报告,发现无论公司的业务是否改变,也无论其业务是否与互联网业务相关,只要是改变了名称使之包含“.com”、“.net”或者“Internet”字样,其股价市值都将有大幅提升[17]

这是一段疯狂的时期,而投资者的疯狂离不开“赛博迷思”建构者的鼓噪,他们除了许诺一个互联互通的网络信息社会之外,还对互联网经济进行直接追捧。《连线》杂志的编辑就曾经预言,由于网络化新经济的发展,2020年美国平均家庭收入将超过15万美元,道琼斯指数将会在5万点到10万点之间[18]。然而,从千禧年开始,推动网络产业繁荣的股票市场突然暴跌,绝大多数网络公司一夜之间不复存在。我们由此见证了互联网经济泡沫的破裂,这也预示了货币主义经济政策的无解危机。这种经济运行逻辑只能寻找一个又一个新的“迷思”,制造新的泡沫,才能维持运转,无论这些新的投机领地是生物科技、新能源还是房地产开发。在这个意义上,“赛博迷思”实际上为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供给学派经济政策和金融的放开管制寻找了第一个有力支柱,为跨国精英推动的全球经济转轨立下了汗马功劳。

不可否认,这些传播通讯技术的发展仍然具有解放生产力和促进社会沟通的潜在能量。然而技术的发展总是无法脱离具体的历史情境和权力关系。在传播领域,从铁路、航运、海底电缆、无线电报、电话再到今天的互联网,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不仅本身成为资本投机的噱头,而且承担着支撑“未来”的重要使命[19]。如果我们把目光转移到传播技术发展的历史上,就会很容易地发现,每一次鼓噪新技术的过程,也是资本在这个新兴领域投机套利的过程。知识分子给传播技术赋予的神奇魔力和美好未来,从工业革命开始就起着不断为资本开疆拓土的功能。“未来”是被资本许诺永远不会最终交割的巨大信用。资本不断裹挟人们的获利期待,在每一代新技术上下注,鼓噪每一代新技术的发展将带来革命性变化。

“赛博迷思”的政治学

本文的阐释并非暗示这些知识分子在违心地迎合精英群体的意志,以求成为资本力量的附庸,更不是要告诉读者这些曾经的反叛青年与权力精英一起策划了一场经济转轨的阴谋。“赛博迷思”参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改造,并不是简单地被胁迫的结果。这套对信息技术和网络传播的政治预言,早在新自由主义转轨之前的六十年代学生运动中就已经存在了。他们之所以在20世纪晚期受到推崇,更主要的原因是其意识形态的逻辑符合了经济转型的需要。

概括来说,“赛博迷思”的意识形态刚好可以在自然、必然、应然3个重要方面为新自由主义观念提供有力支持。所谓自然,是将经济权力调整的人为工程讲述成一个符合自然规律的过程;所谓必然,是指除了网络新经济和弹性生产的改造之外,不存在另类的经济发展途径;所谓应然,是指“赛博空间”具有前文所说的“平等”、“开放”、“言论自由”、“多样性”等众多政治正确性,因此应该成为各个社会必须加入的普世共同体。受篇幅限制,我虽然不能完整地展开对这套理念的论述,但是有必要对“赛博迷思”中最重要的几个特点进行概括,以展现它对新自由主义方案的独特价值。

特点一:“生物隐喻”

将新媒体技术、人类社会生活和自然生物世界进行类比,暗示信息化技术和网络传播可以缝合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沟壑,达到一种天人合一的存在状态。这种颇具原始宗教般神秘性的观念在“点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中占有一个核心地位。作为一名虔诚基督徒的凯文·凯利在他的名著《失控》中,最清晰地概括了这种观念:“造化所生的自然王国和人类建造的人造国度正在融为一体。机器,正在生物化;而生物,正在工程化”[20],“技术人员可以归纳和总结出生命体和机器之间的逻辑规律,并一一应用于建造极度复杂的系统;他们正在如魔法师一般召唤出制造物和生命体并存的新奇装置”[21]。在随后的文章中,凯利干脆声称“上帝是机器”,“世界不仅像一台电脑,它就是一台电脑”[22]。当然,这些论述的目的不简单地指向机器与生物的近似性,《失控》的主体部分实际上是在阐述人类社会的经济形态和交往形态,如何因为数字化和网络化的出现而走向与自然的融合。

将机械系统、生物系统和人类社会系统相互等同的观点在几十年前维纳的控制论思想和麦克卢汉关于“媒介是人的延伸”的思想中就已经有了种子。对于新自由主义方案来说,这种“生物隐喻”具有双重价值,一是创造了一种脱离真实社会的复杂和苦难,充满科幻魅力的乌托邦世界,它暗示走向网络新经济,就意味着重归自然;二是它可以将一个人为的权力攫取过程美化成一个自然进化过程,把充满辛酸血泪的自由化经济改造,描绘成在一个文明和谐的“平的世界”中实现“同一个梦想”的过程。

不出所料,“生物隐喻”的观念刚一登台就立刻受到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关注和效仿,在《生物经济学:资本主义的必然性》一书中,迈克尔·罗斯柴尔德(M. Rothschild)提出“资本主义是人类经济事务的必然天性。对一个自然现象评头品足无异于浪费时间和精力”[23]。在另一本名著《自私的基因》中,理查德·道金斯(R. Dawkins)利用各种生物现象来佐证“欲望加利润”的资产阶级文化是一种求生和竞争的自然状态使然[24]。“生物隐喻”对于新自由主义观念塑造的启发性由此可见一斑。

特点二:“历史终结”

这是一个冷战结束之后知识分子们耳熟能详的说法。柏林墙刚刚被拆除,弗朗西斯·福山(F. Fukuyama)就在自己的著作中迫不及待地宣布:“我们所见证的不仅仅是冷战的结束和战后特殊历史时期的消逝,而是历史的终结,即人类意识形态进化的终结点,西方的自由民主作为人类最终的政治组织方式自此得以普世化”[25]。这样的论调与资本全球市场开拓的最终目标暗暗吻合,那就是要构建一个没有政治边界的、权力结构永远固定的“帝国”[26]。在文化上,这催生了两项紧迫的事业:一是将“帝国”状态叙述成历史进化到达终点的“必然王国”;二是许诺一个与以往任何时代相互决裂的“光明盛世”。

数字乌托邦所能够提供的技术奇观和大同愿景自然成为论证“历史终结”的最佳途径。这其中最重要的阐述是利用“比特”代替“原子”的想象,表明一个社会形态的必然趋势,以及数字新时代与既往历史的根本决裂。正像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中所讲的:“从原子到比特的变化是不可避免也不会被终止的”[27],“就像一种自然趋势一样,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无法被拒绝和阻断。去中心化、全球化、和谐性和向社会赋权这四个强大的特质一定会让它取得最终的胜利”[28]。与尼葛洛庞帝一样,那些最有代表性的“赛博迷思”阐释者几乎都带有一种宗教般的末世论情节。这些说辞“展示了一种建立在资本主义大获全胜和无比优越性的基础上的新历史(或者是一种非历史),并借由传播和信息的新技术发起了一场进入赛博空间(以及其他一切形式的空间)的无冲突的冒险历程”[29]

需要补充的是,这种数字末世情节不仅在时间上将新自由主义方案塑造成一个历史发展的终点,而且在空间上宣称数字技术将导致“地理终结”和“距离之死”。从数字技术的本质特点来看,这样的推论很容易理解,“地球村”的比喻也早已为人熟知。然而讽刺的是,当分散在暗黑星球上的全球都市亮点和那些游走在信息网络上的跨国精英、中产阶级知识劳工体验着时间和空间的双重消亡时,也正是数字鸿沟、文化认同鸿沟、阶级鸿沟和“发达/欠发达”的地理鸿沟越发显著的时代。在这里,“赛博迷思”的抽象性和空想性刚好可以让人们尽可能地将全球化的丑陋一面忽视掉,使一个充斥着权力支配和不平等的“帝国”看上去像是“同一个世界”。

特点三:“法外之地”

“赛博迷思”最重要的意识形态构造物就是一个脱离真实社会权力关系,存在于虚拟数字世界中的“赛博空间”。这个词汇来源于威廉·吉布森(W. Gibson1984年的数字科幻小说。但是它的思想基因早在反主流文化运动时期就已经奠定了。当时新公社主义者的文化偶像巴克敏斯特·富勒曾经提出了一个“法外之地”(Outlaw Area)的概念,用以概括一种超越于尘世之外,摆脱了日常生活规则束缚,自由平等、无拘无束的新政治领地[30]。这种想法被反主流的嬉皮士们发挥成了一个充满超验主义色彩的乌托邦。例如,在《反主流文化的形成》这本名著中,罗扎克(T. Roszak)提出反主流文化运动的首要任务就是宣告一个新天堂和新地球的诞生,在新天地中依靠年轻人的力量对抗工业时代的技术官僚体系[31]。如此一来,政治问题变得极为简单,那就是社员群体与外部社会的二元对立,用今天的时髦政治语汇来说,就是市民社会与威权力量的二元对立。

在数字化时代,计算机网络所形成的虚拟社会似乎把这些乌托邦设想变成了现实,这让“赛博迷思”的建构者们围绕着互联网的技术本质特征展开了一系列有关网络社会和公民政治的联想。这些联想的核心逻辑是将“赛博空间”视为一个平行于真实社会空间,代表着民主希望的新政治领地,它必将由内而外地塑造一个自由平等的世界。

“赛博空间”对新自由主义的第一项重要功能在于它将再分配问题系统性地排除在政治运动的视野之外。审视“赛博迷思”建构者们的著述,我们不难发现,其中多数内容都是抽象的传播科技特性和未来网络经济景观,在欢愉而简洁的乌托邦叙述中,几乎完全没有关于产业状况、所有权问题、网民社会经济背景等真实社会问题的讨论。特别有意味的是,流行的数字化巫师们不仅不反对信息的私有化和垄断等这些直接危害网络公共性的因素,甚至本身就是传播资源不平等分配的积极推动者。

其实,空想乌托邦的基因早在反主流文化的公社运动中就已经十分明显。特纳曾经指出,当时的新公社主义者与新左翼截然不同,他们往往对越南战争、妇女解放、种族平权、贫困现象等真实社会问题系统性地忽视[32]。可以理解,当这一群体已经找到了解决所有问题的新媒体技术这把金钥匙,也就不必费力关注其他的革命路径了。更何况,冷战宣传早已经将社会主义要求分配正义的方案描绘成了走向集权的道路。问题是,这种只要与开放的“网络/市场”接驳,无论社会经济地位如何都可以平等参与的幻象,正是新自由主义拓展领地时必备的宣传理念。它把一个政治经济意义上十分复杂的平等和正义问题,替换成了一个简单而抽象的机会平等的假象,让自由自在、温情脉脉的小资文化彻底占据大众传播的主流,将那些质问传播权力本身分配不公的声音排除在外。

特点四:“威权民粹主义”

我在此将“赛博空间”的另一项新自由主义政治功能放在最后单独论述,是因为它对今日之政治舆论现状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斯图亚特·霍尔(S. Hall)在分析英国撒切尔政府推行改革的舆论策略时使用了“威权民粹主义”(Authoritarian Populism)这个词汇[33]。杰索普(B. Jessop)、博耐特(K. Bonnett)等人后来也对这个概念做了进一步阐释[34]。他们发现撒切尔的政策虽然明显是从工人阶级群体中攫取权力,损害工人的利益,但她却总是策略性地站在工人的角度说话,和他们一起抱怨官僚主义、鼓动草根的造反活动,并许诺一种真正的平等和民主。在这种被霍尔称作霸权性文化实践的过程中,威权力量被塑造成亲民的和有代表性的,权力精英的利益被塑造成公众的普遍利益,从而为新自由主义改革营造了最为有利的舆论氛围。

这种思路对于我们理解“赛博空间”的现实政治意义有着重要的启发。在“赛博迷思”的政治神话里,内部无差异的“网民群体”一方面构筑了一个平等理性交往的“网上公共领域”;另一方面不断与外部等级制社会的强权压制作斗争。他们往往被塑造成网络监控和审查制度下受到迫害的悲情英雄,承担着击溃外部强权,实现人类社会民主大业,最终打造一个让历史终结的“平坦世界”的使命。这套“互联网公共领域”的说辞反复调用“网民”、“草根”、“民意”这样的词汇,实际上掩盖了网民内部社会经济地位和传播资源占有方面的巨大差异,而且将网络舆论本身可能出现的集权和非理性因素排除在考量之外[35]。在这一点上,它与法西斯主义对“民意”的煽动和调用非常相似。特别有意味的是,“赛博迷思”的建构者们还尤其注重召唤年轻的一代,苦心孤诣地将变革希望寄托在这些“新人”身上。例如,尼葛洛庞帝曾说:“当政客们甩不掉历史包袱的时候,新的一代人从数字化景观中脱颖而出,他们不带陈旧的偏见,摆脱了地理的局限……让数字技术成为推动人们进入更伟大的世界和谐的一股自然力量”[36]

之所以说以上这些观念构造具有“威权民粹主义”的特征,是因为塑造“网民群体”民主代表性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帝国”在全球化的地方领地中寻找生机勃勃的代理人的过程。在那些资本并未完全掌权的国家中,当网民被等同于公民,甚至人民的时候,他们就成为对抗“帝国”中这些“另类政治体”的关键力量。

正因为如此,一种亲近年轻网民和政治异见分子的“皮格马利翁效应”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变得尤其显著。而承担“雕刻师”角色的往往是著名学者和都市媒体。例如,有分析中国互联网民主力量的学者指出:“在当今中国,平凡的网民等于无畏的、有见识的、激情的以及不容易受骗的人”,他们最终将发起“文化革命”、“社会革命”等“草根民主实践”,达到改造中国政治的目的[37]。在中国都市知识阶层中有很大影响力的《南方都市报》,在其“年度综述”中称:“网络公民的崛起,是无数次智力较量的结果……网民的每一次闹腾、愤怒、哂笑,都在为自己的生活作辩解”,总之,“谁都别想蒙网民”[38]。在知识分子看来,在中国这个“特殊社会”中,“由于互联网的交互特性,各种公共论坛应运而生,公众第一次拥有了对公共事务进行评论、交换意见、形成舆论的场所”。此时,对互联网民主潜力仅有的限制,来自于中国政府的网络监控、互联网的低普及率和中国社会较低的公民文化素质[39]。这些叙述常常让我不禁想起哈维尔(V. Havel)关于地下政治团体的鼓噪和一整套颜色革命的文化动员方案[40]。在这个意义上,新自由主义的文化策略实际上基本继承了文化冷战的方式,只不过是在新的时代找到了新媒体技术这种更高效的工具。

当然,在这场政治动员和主体塑造的过程中发挥作用的,绝不仅仅是知识分子和媒体,真正的权力精英也常常亲自出场。他们的言行切实让人体会到“威权民粹主义”这个词汇表面上的矛盾特质。因为,你很难相信亲切接见各国网络政治异见分子,推崇网民挑战强权精神的民主旗手,同时也是在世界范围内追逼斯诺登、阿桑奇和斯沃茨的猎手;你同样无法相信,走遍世界各地宣传网络带来民主与开放的政治领袖,同时也是搭建了恐怖的全球网络监控系统的幕后黑手;你可能还无法相信,那些倡导信息高速公路、预言数字化生存的导师,同时也是放开资本束缚,让商业大亨垄断信息基础设施和信息本身的政策推动者。在前南斯拉夫、在委内瑞拉、在古巴、在伊朗、在摩尔多瓦、格鲁吉亚、乌克兰等东欧国家,注资颠覆政权的社会运动,甚至直接投放社交媒体养成异见团体,这些事件早已是被媒体不断报道的公开秘密了。“赛博迷思”的魅影不断逡巡在这些真实世界里不断上演的故事中,将数字乌托邦的愿景廉价地倾销到全球化的边缘地带。

最后,我们可能禁不住回想起本文开头关于“游击队战士”和“数字化巫师”的比喻。在一个互联网和数字化的时代,也许民主的真正希望就寄托在阿伦•斯沃茨们的思想和行动上。只有从空洞的新媒体技术特性和“网民/公民”的教条中返回真实社会,正视那些限制正义实现的权力结构和资源分配问题,找到民主真正的敌人,并用游击战的方式夺回民主的阵地,我们才能做自己的主人。为此,我们需要斯沃茨这样的战士,我们也需要“点共产主义”这样的“反乌托邦”。

(编辑 萧枫)


[1]“著佐权”(Copyleft)是号召软件开源和信息共享的自由软件运动。一旦软件的许可协议中增加“著佐权”条款之后,用户就可以自由使用、散布和改编这种信息产品,而且改编后的作品也必须要以同等的授权方式发布。

[2]“点共产主义”(Dot-Communism)的概念较早来源于伊本·莫格林(E. Moglen)的“点共产主义宣言”。这种理念将自由、共享、开源等自由软件运动的理念与民主和权力再分配的社会公正问题联系在一起。它提出信息自由是民主和自由社会的基础,应该打破资本垄断,让信息技术和信息产品被大众所掌握。

[3]在这方面,弗雷德•特纳(F. Turner)写作的《数字乌托邦:从反主流文化到赛博文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启发和考察线索。参见,【美】弗雷德•特纳《数字乌托邦:从反主流文化到赛博文化》,张行舟等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年版。

[4]弗雷德•特纳《数字乌托邦:从反主流文化到赛博文化》,张行舟等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年版,第8页。

[5]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41页。

[6]罗伯特·布伦纳《全球动荡的经济学》,郑吉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3页。

[7]参见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24页。

[8]转引自文森特•莫斯可《数字化崇拜:迷思、权力与赛博空间》,黄典林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7-68页。

[9] Feder, B. J., Plotting Corporate Futures: Biotechnology Examines What Could Go Wrong. New York Times, 1999 June 24.

[10]参见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55页。

[11]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何帆等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年版。

[12]吴锦才:“请听北京街头书摊小贩吆喝声‘李泽厚、弗洛伊德、托夫勒……’”,《人民日报》1986.12.14,第3版。

[13]张亮:“赵紫阳接见托夫勒”,《人民日报》,1988.09.14,第1版。

[14]弗雷德•特纳:《数字乌托邦:从反主流文化到赛博文化》,张行舟等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年版,第216页。

[15]王维佳:“‘去中心化’和‘文化多样性’的背后:创意产业的影响及其实质”,《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16]理查德·佛罗里达:《创意阶层的崛起》,司徒爱勤译,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

[17]文森特·莫斯可:《数字化崇拜:迷思、权力与赛博空间》,黄典林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3页。

[18]同上,第3页。

[19]王维佳:“互联网政治的现实与未来”,《上海传媒发展报告201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20]凯文·凯利:《失控:全人类的最终命运和结局》,东西文库译,新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

[21]同上。

[22]Kevin Kelly, God is the Machine, Wired, 2002 December: 180-185.

[23] 转引自弗雷德•特纳:《数字乌托邦:从反主流文化到赛博文化》,张行舟等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年版,第210页。

[24] Dawkins, Richard. The selfish gen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25] Fukuyama, Francis. The End of History, in G. Tuathail, S. Dalby, P. Routledge (eds.), The geopolitics reader,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107.同时参见Fukuyama, Francis.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Avon Books. 1992.

[26]麦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27] Negroponte, Nicholas. Being digital. Random House LLC, 1996: 4.

[28]同上,第229页。

[29]文森特•莫斯可:《数字化崇拜:迷思、权力与赛博空间》,黄典林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3页。

[30] Tomkins, Calvin. In the Outlaw Area. New Yorker, January 8, 1966: 35.

[31]Roszak, Theodore. The Making of a Counter Culture: Reflections on the Technocratic Society and Its Youthful

Opposition. NY: Doubleday, 1969: 208, 50, 240.

[32]弗雷德•特纳:《数字乌托邦:从反主流文化到赛博文化》,张行舟等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年版,第96101页。

[33] Hall, Stuart, The Hard Road to Renewal: Thatcherism and the Crisis of the Left, London: Verso 1988: 123-146.

[34] Jessop, Bob, et al. "Authoritarian populism, two nations, and Thatcherism."New Left Review 147 (1984): 32-60.

[35]王维佳、杨丽娟:“‘吴英案’与微博知识分子的‘党性’”,《开放时代》,2012年第5期,第48-62页。

[36] Negroponte, Nicholas. Being digital. Random House LLC, 1996: 230.

[37] Yang, Guobin. The power of the Internet in China: Citizen activism onlin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 217, 209-226.

[38] 胡传吉:“谁都别想蒙网民”,《南方都市报》,2008113日。

[39]参见胡泳:《众生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30页。

[40] Havel, Vaclav.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Routledge Revivals): Citizens Against the State in Central-eastern Europe. Routledge, 2009.

 

 

对舆论进行管理和调控,一直是现代社会治理中富有争议的问题。大众媒体在公众舆论和思想塑造方面具有强大影响力,舆论管控的核心任务是如何限制和规训媒体权力、特别是商业媒体的权力。在西方政治思想领域,这是社会文化共识、公民教养等共和主义诉求与个人权利至上、自由竞争市场等民粹主义思想之间的矛盾。从19世纪晚期开始,随着新闻业成为一个成熟产业,新闻操作也树立了自己的行业伦理和自律规范,完成了专业主义转型,对媒体进行社会管理的争议因此进一步复杂化。

在发展中国家,情况则有所不同。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在民族解放、去殖民化的历史中,树立现代国族意识和防止外部文化殖民成为新兴民族国家发展传媒事业的一项重要诉求。这带来了两方面影响:其一,政党政治主导的媒体通常在大众传播中扮演重要角色;其二,面对国际传播力量不平衡的实际状况,对媒体的管控多了文化主权和舆论安全的考虑。因此,文化多样性和自主性等理念常常成为“第三世界国家”治理大众传播的合法性来源,这充分展现了启蒙思想内部的矛盾性。正如不能把成熟市场新闻业简单地冠以“自由”之名一样,也不能把对媒体舆论的管控简单地冠以“专制”之名。认真地分析传播治理模式生成的本土历史背景和政治思想源流,才是理解媒体行业社会调控方式的稳妥路径。

具体到中国的现实,虽然“党管媒体”的政治语汇并没有被替换,但历经近百年的历史,在政治目标和社会环境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党和媒体的关系也在不断地调整。在媒体行业高度市场化的消费社会中,如何理解“把政治方向摆在第一位,牢牢坚持党性原则”、“坚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这样刚性的政治约束要求?这些传播治理理念的缘起、发展和现实中面对的影响、挑战,都是非常值得认真分析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的宣传理念中,“党性原则”和“群众路线”是两个最常被提及,也是最为核心的概念。这两项要求的统一,或许是新闻业“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基本合法性所在。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宣传工作是最为核心的任务,媒体传播被要求为整个革命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来看待。此时,党的宣传事业整体规模十分有限,政治家所办的报纸,目标和职能都十分清晰,思想和舆论的统合力基本算不上一个问题。相比之下,如何了解基层、发动群众、塑造共产主义理念中的革命主体,才是宣传工作最重要、最明确的目的。在传播实践中,从事新闻工作的知识分子面向劳工、走向基层、服务大众,与社会底层相结合,由此形成的“群众路线”传统是党办媒体中最重要的政治特色。

在这段时期,《每周评论》、《新青年》、《共产党》月刊、《劳动界》、《劳动音》、《劳动者》等刊物都开始大量关注劳工问题,他们不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工人传播共产主义理念,而且展开与工人生存状况和抵抗运动相关的调查,更可贵的是,这些媒体都开辟专栏让工人发表自己的作品,表达自己的思想。在农村,沿着同样的方式,中国共产党负责组织农民运动的机构主办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批农民报刊,宣传农民革命的墙报、传单、标语、漫画等宣传品更是到处可见。[1]

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群众路线”凭借组织工作的完善而得到进一步发展。编辑和记者不但被要求走向基层去采访,还被要求到基层参加生产劳动,并加强自己的“思想改造”。更引人注目的是,当时共产党报刊普遍实行通讯员制度,数以万计遍布基层的报纸通讯员为党办的这些新闻媒体提供了大量群众新闻,打破了新闻职业的分工边界,推动了新闻的大众化。这种所谓“群众办报”的理念,“把专业的新闻工作者与非专业的新闻工作者结合起来”,[2]相比新闻专业主义,显然更具有民主进步色彩。

除了延续“群众路线”的传统,延安时期还有很多重要的形势变化,它们是媒体“党性原则”得以树立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在延安知识分子和文化干部的队伍空前壮大,思想工作的复杂性非建党初期可比;另一方面,革命斗争的外部环境让统一思想、大局意识、纪律原则成为一种客观需要。这些新的变化要求将作为“文化干部”的新闻工作者,从思想到行动紧紧纳入到党的纪律和党的组织中。

在抗战时期的解放区,一种以党的组织系统为依托,并接受党的领导的宣传管理体系逐步建立起来。共产党的各级党委一般都设有党报委员会,统管一定范围内的传播活动。同级党委的宣传部负责人对党报负直接领导责任,并要经常向上级有关部门汇报情况。当时报纸杂志必须送上级党的宣传部审查。新闻工作者“一切要依照党的意志办事,一言一动,一字一句,都要顾及到党的影响;要忠实于党的总路线、总方向、而且要与党的领导机关的意志息息相通;要与整个党的集体呼吸相关”。[3]这种以“党性原则”为核心的宣传管理体系一直延续到建国之后,甚至在媒体市场化、职业化高度发达的今天,仍然要求新闻宣传领域中不可动摇的政治要求。

通过对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思想产生历史过程的简单梳理,[4]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两个问题:首先,仅用“党性原则”和“党管媒体”来概括中国共产党的宣传理念是有失偏颇的,“群众路线”是这个革命政党宣传理念中更原始、也更根本的核心部分,这是传播领域“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灵魂所在。其次,在很大程度上,“党性原则”这一政治要求具有工具性质,如何更好地说明和印证自身,我们党在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有非常宝贵的经验,这就是必须和“群众路线”的传统结合在一起。离开了“群众路线”这个灵魂,媒体行政管理体系的活力和效率都很难保证。历经近百年的变革,从革命、建国,社会主义建设走向改革、发展,中国的时代背景、党的使命、社会结构、媒体性质、传播方式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群众路线”和“党性原则”仍然是当前中国传媒治理理念中最核心的政治语汇。十八大之后,中央领导在多次会议中强调媒体舆论的重要性,而且反复使用了“舆论战场”、“舆论斗争”这样的词汇。而针对新闻媒体管理,又再次强调“旗帜、导向、中心、大局”这些似乎与后现代媒体消费文化针锋相对的理念。从这些重要讲话中,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执政核心对舆论环境的高度警惕和对新闻宣传工作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可以意识到当前中国共产党在媒体传播领域正面临很多复杂待解的问题。

首先,从媒体行业的生态看,通行了几十年的市场化、产业化发展路径已经让大众传播业的性质发生了转变。无论是“党媒”还是其他类型的媒体,都渗透了大量商业化和资本化的元素,产业属性自然包含着逐利性的本质。在市场化过程中,知识分子还来不及把“新闻商品化”的问题讨论清楚,“群众”就已经转变为“受众”,而“受众”又进一步被市场营销的规律细分和筛选。“眼球经济”这个看上去“政治脱敏”的指挥棒,让新闻媒体从议程到风格、从题材到立场都逐渐转向有利可图的一面。“数量众多”、“消费能力较强”,这两个标准的公约数就是“眼球”最值钱的都市中产阶级以上群体。以这个群体的需求为圭臬,别说达不到“群众路线”所要求的民主标准,连面向普罗大众的公共服务功能都很难实现。中国共产党革命和建国历史中最倚重的群体,逐渐成为被包括党媒在内的大众媒体忽视和抛弃的群体,这自然是媒体市场化改革一个非常严重的政治后果。当年“群众路线”得以立足的制度基础正在逐渐被消解,可想而知,依附于此基础上的“党性原则”也将遭遇严峻的挑战。

其次,“群众路线”和“党性原则”的新闻宣传理念源自20世纪革命建国的历史,它们紧紧依附着“平等解放”、“独立自主”、“阶级革命”等宏大叙事。在中国,这些进步主义政治理念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逐渐淡化。彼时虽然还没有大规模的媒体市场化改革,但是借由否定文革而否定革命现代性叙事,借由文化的逐步商品化而构造中产阶级文化的进程已经开启。知识分子迫切希望创造新的政治话语,并借此把自己塑造成“现代化”的引领者。在这样的背景下,党媒内部的一些文化干部对“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质疑就不难理解了。在他们心目中,“党性”已经伴随革命年代的消失而消失,它已不再代表“人民性”的,只有他们自己——一个充满“现代气息”的知识群体,才是人民性的真正代表。

如今,在商业媒体塑造的,充斥着后现代消费文化的“小时代”中,进步主义政治的基石进一步被瓦解、抵抗和嘲弄。在都市舆论场中,任何侵犯“消费者主权”和“文化自主选择”的理念和行动都会招致敌意。在这个背景下,国家和政党从“公共”、“教化”出发进行舆论干预会被轻易地贴上“专制”的标签。与此同时,“小时代”的文化缔造者,那些自诩为公共知识人的都市中产阶级,则努力借此机会把自己塑造成民众的代表。

那么,脱离了国家、政党管制的媒体权力何以能够承担社会责任?这些知识分子给出的回答,是源自美国的“专业主义”。在媒体商业化运营的前提下,“专业主义”已成为媒体权力掌控者获得更多独立性的金字招牌。如今,“专业主义”已经广泛渗透进中国新闻教育和新闻实践中,正在逐步对“群众路线”和“党性原则”的彻底替换。

由此可见,政治现象和政治后果的出现,其出发点不一定是政治性的。作为一种政治表象,媒体舆论环境的变化是发展理念、制度结构、经营模式、人员队伍、文化心态等多方面因素作用的结果。它既不能单纯地归结为原则动摇、思想混乱、“别有用心”,也很难仅仅凭借理念、手段上的改造得到解决。在不断强调“党性原则”底线的同时,更应当重视和解决的问题,是当前政治经济发展格局对“群众路线”这个新闻宣传理念的灵魂的钳制。对媒体融合、文化产业发展、市场化改造等关键政策的讨论,有必要纳入复杂政治后果的考量。怎么样把对媒体内容的政治要求和对媒体产业的政策管理协调统一起来,这是真正稳定传播治理格局的关键所在。

需要强调的是,即使当前的新闻宣传管理面临很多棘手的制度基础问题,也不应当忽视中国共产党强调“党管媒体”的重要政治意义。在我们的时代,对媒体权力进行正当性约束已经成为一个极为重要的公共问题。近几年来,欧美各国传统民主体制的运转都频繁遇到媒体力量的冲击,形象公关和危机应对代替了审慎的政治调研和理论辩论,被消费文化塑造的“受众”代替了具有公共意识的选民,市场细分和无限过滤的定制化信息带来了政治意见极化的现象。这些“媒体失控”的现象反映了媒体权力脱离社会公意和政治正当性的危险后果。欧美一些国家大选中的极端化现象,正是这一进程的生动表现。

与欧美相比,中国的媒体舆论环境当然也面临很多类似的问题和困境。然而,在媒体市场化发展如此汹涌澎湃的时代,仍然能够强调政治导向、党的领导、党性原则,这也显示出中国政治体系和传播体系引人注目的特点。只不过,让“党性原则”获得合法性的关键,是“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是怎样为“党性原则”找回“群众路线”这个灵魂和活力源泉。要实现这一目标,政治意识的强调和对媒体管理者的规训远远不够,逐步通过政策来改造媒体制度环境才是最重要的途径。

 

(编辑  季节)



* 王维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1]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2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151页。

[2] 郑保卫,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4168

[3] 博古, 党与党报.[N].延安解放日报社论。1942-9-22

[4] 对以上这段历史的梳理,请参见作者的专注《作为劳动的传播:中国新闻记者劳动状况研究》,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

王维佳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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